[book_name]心理学与灵魂 [book_author]奥托·兰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1145 [book_dec]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兰克将目光转向人类历史上最难探讨的主题之一：灵魂。《心理学与灵魂》这本经典之作即是对这一概念之起源、演化与本质的探索。 与20世纪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兰克为灵魂保留了一个位置，而不是将它当成一种幻想而摒弃。在这本书中，兰克将灵魂视作人类个体和社会一种普遍和必要的信仰，认为它在功能上一直没变，虽然在形式上历经千年演变。兰克认为灵魂是在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与不可改变的生物事实的碰撞中产生的，这一碰撞在我们的个人和社会意识中产生火花，并在历史的传承下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源泉。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反映了这种现象，并修正其表达以适应时代。而心理学及其对意识、自我意识和人格的复杂分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兰克在书中还试图表明，群体信仰的表达，使得灵魂的观念获得了最为强大的力量。 [book_img]Z_9887.jpg [book_title]引言　自我认知与人的本性 宗教一旦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就会消亡。而科学就记录宗教的消亡。 奥斯卡·王尔德［1894］ 写一部心理学的发展史，就如同要记载人类灵魂（soul）是如何演变的，这不亚于写一部人类起源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心理学始于亚里士多德（是他最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与梦相关的问题），但在科学心理学之前以及在非科学心理学的范畴，已经有而且一直有研究关注着“灵魂的科学”，现在的所有心理学流派都起源于此。 要想了解心理学就必须了解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灵魂。但其独特性使这一学科处于非常特殊的处境：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灵魂这一概念，必须提供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心理学并不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又坚决拒绝沿袭传统的概念。正如我们长久以来从民俗、宗教、神话等渠道所知道的那样，在科学心理学中“灵魂”并不存在，但研究却在以它存在的方式进行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心理学一方面努力确定其灵魂概念（soul-con-cept）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研究证实灵魂并不存在，选择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种学。 精神分析给予这些在心理学中被忽视的领域以特殊地位，但是精神分析是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启蒙”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首先从它和它所处的环境来认识灵魂概念。本书的任务不是将精神分析或者任何现代心理学应用于人文学科，而是从发展演变的角度了解我们的心理，以及这门学科。心理学是如何从灵魂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多年来发展演变的源头。本书注重的是对灵魂的研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史研究——探讨其发展演变而非发展历史。 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问题。对此，我所做的论述虽然看起来像是在回顾历史，但我仅限于其中最基本的要点。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来说，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灵魂研究到底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是物理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科学）。从亚里士多德为回应柏拉图的哲学灵魂观而提出的最初科学心理学到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各种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流派都最终要归结于这一决定了不同世界观、态度和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 心理学的二元性 为了把握存在于具有不同世界观的心理学各个流派中这一古老争论的意义，我们应首先探讨一下这一基本问题。心理学知识的不同发展阶段揭示，主观和客观取向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视角的问题。实际上，在心理学中存在一种固有的二元性，我称之为关系科学。 我们需要区分心理学的两个领域：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或自我表征）和对他人的认知（了解人的本性）。第一个领域是用自我认知理论研究自我意识；在第二个领域，无论是关于性格、正规教育还是关于心理治疗的一般理论，心理学作为一种方式、工具，或者“技术”，都被用于洞察、控制他人。简言之，我们必须将主观心理学和应用、客观心理学区分开。之后我们将看到这样做是否正确，尤其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客观心理学称为“应用”心理学。虽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来自主观范畴，但它都有客观的倾向性。这里的“应用”意味着有目的地影响他人，就像在原始的巫术中那样，这是基于对人的内心活动的明确假设。 直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后期才有人尝试把心理从内在、主观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反驳柏拉图的哲学灵魂概念就是这种尝试。直到19世纪，作为一门意识科学，心理学才赢得了科学的地位，从笛卡儿主观经验角度研究意识。科学使这种主观观察的研究模式成为感知心理学，或者心理物理学的组成部分，成为“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而将灵魂研究留给了哲学家们。因此，我们应该从笛卡儿开始回顾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灵魂概念演变成了自然哲学中的无意识，而意识现象构成了心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 无论是否合适，精神分析将这两个研究范畴融合在一起。弗洛伊德想把心理学的自我认知从意识扩展到无意识，将难以理解、代表古老灵魂的无意识变成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和客观理解的对象。他扩展了意识的范畴，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在从现实的角度解释无意识的过程中，正如感知心理学对待意识那样，弗洛伊德将灵魂拒之门外。 弗洛伊德承认无意识也就确认了灵魂概念，但是从唯物论角度解释灵魂，他又否认了灵魂。意识不仅仅包含外部世界的信息。弗洛伊德用无意识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超出外部世界的信息，他将之解释为现实的反映，即只是外部世界的一种残留。但是，无意识拥有的不只是过去的现实，它还包含一些不真实的、超感官的、曾归因于灵魂的内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祖先早期的思想和哲学是精神性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灵魂完全是内在的、精神性的和超自然的。灵魂只有在最近科学心理学的包装下，才成为一个外在问题，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代心理学或许是一门科学，但是科学并不能解释它的基底，即灵魂。心灵（psyche）既不是现代神经病学认为的大脑功能，也不是弗洛伊德设想的被升华了的生物欲望。科学心理学可以用同一理论解释本能的人和理智的人。然而，正如布洛伊勒坦言的那样，这种心理学留下一块“很大的空白”[1]，因为大脑只是我们演奏灵魂主旋律的一种乐器，而性冲动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即使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对灵魂有所了解，心理学的大部分——最好、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无法解释，因为灵魂是主观的，需要一门关于自我意识的心理学。 心理学作为投射 关于自我意识的心理学关注的是纯粹的主观现象，这是它的全部价值所在。然而，我们缺少通往内心，即灵魂的途径以及任何内省的动力。内省似乎是非先天的，是后天习得的；先天的、自发的东西似乎就是投射（projection）。尽管——或者因为——它是内心活动和灵魂的基本机制，人们也一直在使用这种机制，但投射还有待于心理学上的解释。稍后，我将讨论我们对投射的内在需求。在此，我只想谈论投射机制在科学心理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早期，科学心理学从感官转向思维的研究——认知心理学。人们设计了联想实验，在一个实验对象身上总结出一种也可以让其他人理解的思维定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实验结果是有效的，但就实验设计和实验实施过程而言，实验者被排除在外。精神分析已经从基于“客观的”联想实验转变到基于主观的自由联想。但即使是这样的精神分析，尽管在临床上是有用的，我们还是看到了相同的取向——非心理的取向。无论怎样，精神分析师揭示患者内心活动的普遍规律时，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将自己包括在内。但在临床实践中，精神分析师感觉被排除在研究结果之外，而且是主观上不参与到结果之中。他越关注患者，就越是这样。正如我从客观的角度把它称为关于关系的科学那样，我们可以把关于人的本性的临床心理学称为主观意义上的关于投射的科学。[2] 因此，就像在道德和教育领域我们总是研究他人那样，我们也需要一个既研究他人又实践于他人的心理学。虽然我们能理解别人可能会改变，但心理学声称是一门主要关于自我认知的学科。自相矛盾的是，它的自我认知是从他人那里获得并进行检验的认知。科学心理学似乎非常习惯于这种无法逃避的事实，认为观察和研究一个对象是必要的，而这个对象却不是自己。这里，逻辑矛盾实际上是情感上的阻抗（resistance）。 日常生活体验充分表明，自我（self）可以充当自我观察的对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这样做的。通过他人研究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无论他人是学生、患者、朋友还是情人，我们都无法避免内在的错误根源。但是，一旦一般规则和模式确立后，科学的意识形态就会导致我们忽略差异性，这在心理学领域最为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界定个体或人格因素，这本身在科学上就是挑战。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受过学校教育的实验者的学术思维过程与普通受试者单纯的自发行为之间的区别，就能认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一个人推断到另一个。心理学家将他本人从对他人的调查结果中摘离出来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大家都有这样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存在着心理学家的心理学和被心理化（psychologized）的心理学。 对自我认知的抗拒 心理学家只有把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投射到研究对象身上，才能把他们自己包括在研究之内。由于未觉察到这一过程，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在心理上从研究对象推断到他人，然后回到我们自己——但实际上我们是从自己投射到他人。人们或许会认为结果或多或少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心理偏向，而不是结果是否一样。这里我们为抗拒自己成为心理学研究对象找到了情感上的理由。在内心深处，我们不想观察自己，不想提升自我认知。首先，寻求自我认知并不是我们本性的原始部分。其次，这样做是痛苦的。最后，这并不受益而常常令人不安。要让自我意识更容易忍受，我们需要假想出自我认知是有益处的。但由于自我认知的妨碍作用太过频繁，我们还是决定利用对他人的认知。 客观的或技术性的心理学始于巫术，并且目前在教育者、护理员和治疗专家所信奉的人性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成功地影响和控制了他人——外在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专注于自我认知的主观心理学缺乏实践价值，并且常常困扰着从根本上说具有投射性的本能自发性。原始朴素的投射倾向是“反心理的”，而后来出现的客观科学心理学仍然是投射，也就是说是主观的，尽管它采取的是对他人心理进行研究的形式。心理学通过假设自我认知是理解他人的前提来解决这种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越能更好地凭直觉理解他人——也许还能客观地了解自己——就越不想通过他们了解自己。以自我为目标的或者是内省的心理学并非以自我认知为目的，它始终主观地存在于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之中，而自我表征本身就是一种阻碍自我认知的投射。心理学也许诞生于带有实用目的的客观学科——影响或者控制人们。不受欢迎的自我认知不请自来，我们到后来才认识到这个副产品的价值。 心理学家的类型 既不是源头也不是终点，而是他人心理的一种副产品的自我认知成就了现代心理学家，他的理想就是寻找自己和所有人的自我认知。讽刺地说，人们似乎不得不找到这种看似无用的自我意识的好处，并决定赋予其功能。最终，它成了一门科学，通过心理学间接地获得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使教育和心理治疗中的这些方法带有科学的色彩。因此，客观心理学的影响要归功于它的主观部分，即它涉及我们个人的自我（ego）的部分；而客观的部分，即对他人的研究，是非科学的，仅仅是出于实用的目的。 专注于自我观察的心理学家是无用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有以教师、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或类似的身份从事心理学实践，我们才称他为科学家；否则，他将只是一个内省的沉思者，思考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实用心理学家会轻蔑地称他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会承认他是一位哲学思想家。总之，只有当我们将自我认知应用于他人时，也就是说，当我们使自我认知服务于实用目的时，我们才认可自我认知。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人们来控制和指导他们，后来又有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理由。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活跃的、对主体和客体的心理学研究，将心理学的主观与客观、技术与纯理论、科学与人文的两个方面以一种全新的组合呈现在我们面前。在精神分析中，我看到的是心理学历史的终曲，而不是一个新时代。在对精神分析的合理性、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激烈争论中，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得以显现：它是物理学还是形而上学？想知道精神分析属于医学还是哲学范畴，就是在问它是研究心理还是灵魂。就像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心理学一样，它显然是两者兼而有之。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它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最初是一种影响他人的实用技术，最终成为灵魂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在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中，精神分析是心理学所有不同派别中的典型。 精神分析的情感优势却是其科学性的弱势。它既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又是心理学与灵魂研究的结合，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离或区分。如果它只是其中之一，那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没有了原创性的内容。但是，它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混合体，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术语和思想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结合了因果思维模式（即将心理法则简化为自然法则来说明事物）和人文模式（即解释心智和了解灵魂结构）。精神分析在这一双重角色上收效甚微，它的失败体现在荣格和阿德勒的不平衡体系中。荣格的种系发生理论将心理因果关系发挥到极致，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只关注结果，只看到结构因素。自相矛盾的是，荣格既反对又极力拓展（种系发生因果关系）这一科学要素，而阿德勒则忽视作为个体心理学基础的人文要素。精神分析试图兼顾二者，一方面忽视现实，过分强调心灵，另一方面又用现实来解释心灵。 心理学的类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了心理学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紧密的、相互依赖的联系。精神分析很好地展示了心理学的这两个方面。精神分析最初的想法纯粹是治疗性的，而且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它倾向于通过代之以“自身被（他人）理解”来将心理学从强迫性自我觉察中解放出来。被他人理解对治疗有帮助，因为被他人理解实际上是爱的表达，这证明或验证了我们的个体存在（相反，利用心理影响他人似乎是一种敌对行为）。但是，这种非心理的、出于爱的理解破坏了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因为神经症患者在过度自我觉察的折磨下（在别人的帮助下）恢复了他想要逃离的自我认知。在治疗上，精神分析失败了：没有治愈内在的强迫特质，反而培养了自我觉察和心理分析（psychologizing）。从对（他人）人性的认知（出于治疗目的）发展到自我认知（出于研究目的），这个理论只给我们提供了描述心理类型的心理学。这个理论展示了一个人如何渴望再一次像“正常人”一样属于非心理范畴，而这个“正常人”的心理则是科学一直在徒劳寻求的。这个“正常人”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心理，也就是没有内省，没有自我认知，但能理解别人并且有一种内在生命，即灵魂。 作为科学、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方法，心理学的确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诠释了另一个人的灵魂。既然我们不能随意改造（或撵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诠释他。我们的个体心理学是一种反射现象，一种从身边的人回到自我的心理状态的投射反应。简言之，我们不仅按我们的意志解释他人，即我们的敌对行为、控制行为，我们也会从他人的角度重新诠释自己并称之为爱。心理学可以被看作一种相互反射的现象，我们只能从另一个灵魂的镜像反射中瞥见真实自我的幻影。 回到我们的初始问题，即心理学的最初研究对象是某种超自然和超人的东西：灵魂。只有当最初的灵魂概念从意识中淡出后，人才能成为心理学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心理学，就像我们现代科学心理学避免不了是灵魂研究一样。当代心理学的兴趣实际上是对宗教、灵魂信仰的延伸——只要允许，一直是心理学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宗教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普遍的灵魂实体。我们的科学心理学否认灵魂，却通过研究个体的内在生命，即灵魂或自己来追求灵魂信仰。人类从宗教到现代心理学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灵魂信仰个体化过程（individualization）：从集体的灵魂到个体的灵魂，即自己。非科学与科学心理学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想要提出假设而不是去了解灵魂。现代心理学试图通过理解灵魂，去证实类似灵魂的东西的存在，因此默认灵魂是研究对象。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的发展还有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灵魂，也不是人，而是心理本身。理当如此！心理学是通过否认和拒绝它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灵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各个流派的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替代研究对象，来取代失去了的灵魂信仰和它的支持者——人。宗教是对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心理注解，如果没有宗教传统，我们对心理学就会一无所知。同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心理学对灵魂信仰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泛灵论时代，心理学是灵魂的创造物；在宗教时代，它是灵魂的代表；在科学时代，它已经成为关于个体灵魂的一种认识。 我们仍然坚持最初的灵魂信仰，一种对永生的朴素信仰，但我们并不是像泛灵论时代的人们那样有意识地这么做的：我们羞于承认这一点。无意识的核心所进行的活动不是科学的精神分析从生物学角度所做的解释，而是无法从物质即躯体意义上来理解的精神或灵魂的创造。毕竟人类流传下来的普遍心理是灵魂，我们的灵魂信仰——我们内心信仰但在现代心理学中却被置之脑后的那种古老的心理。 这种解释符合人种学的研究发现，但与“现代”世界观却格格不入，因为“原始人”注重的是精神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因果原则在原始思维中只扮演次要角色，主要的角色由各种各样的超自然和天上的力量所扮演。它们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从自我投射到自然的部分。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现实，我们把灵魂在内心埋得越来越深，因为在外部世界没有它的位置。与我们不同的是，原始人承认灵魂，自觉地信仰它，并让这个世界充满灵魂信仰，即他们的灵魂物质。他们让世界变得不那么真实，更像自我。 如今，我们是一群拒绝承认灵魂的真实性的心理学家。我们从因果角度解释灵魂是什么，灵魂在做什么。科学用知识代替了信条，但最终我们的认识却建立在信仰，进一步说是灵魂信仰之上。由此，在我们内心世界和心理中产生了许多怪异和冲突。原始人相信他们的灵魂，把灵魂投射到现实世界，形成了超自然的、巫术的，后来是宗教的世界观。我们现在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方式看待和理解我们自己和环境，我们更多地投射到他人、我们周围的人而不是这个世界。这种向他人的投射以及它在我们自身引发的反应就是客观心理学的本质。 * * * 注释 [1]Bleuler 1921，54ff. [2]Rank 1928，13. [book_title]第一章　灵魂信仰与宗教 上帝所创造的灵魂与自己如此相像，以至于在天上或地上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像上帝的了。 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ehart） 通过研究原始民族，以及文学作品描述的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双重之躯，我开始尝试着了解早期的灵魂信仰。[1]与精神分析的看法不同，我把对肉体灵魂（bodily soul）的原始信仰理解为对永生根深蒂固的信仰。肉体灵魂最初被看成是纯粹物质的第二个自己，当作为肉体的自己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这个不朽的灵魂最初被认为是一个人的影子或镜像。这一事实表明，对我们最早的祖先来说，丧失自己、丧失个人的个体性是无法忍受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最早的灵魂信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死亡的焦虑，而是对死亡和个体性丧失的完全否认，相信灵魂在肉体死亡后可以继续存在。 灵魂产生于死亡这一事实，以及个体对此的否认。我们的内心世界一直存在着死亡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在死后存在着永生的物质灵魂，即另一重自我，借此来否认死亡。我们的原始祖先更担忧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死亡。他们甚至从未承认自己会死亡，但在面对自己的死亡之前必须面对他人的死亡。将他人的经验运用到自己身上，标志着向心理学迈出的第一步，至少是关于人性的直觉心理学的第一步。这样一种心理学显然与逻辑-科学心理学完全相反，后者提升了人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人这一做法的地位，使之成为一种原理。 将我们的主观心理学外推来理解原始灵魂误导了许多现代人种学家，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脱离肉体的灵魂来源于亡灵，即梦中出现的死去的人。这一解释建立在我们的梦概念上，尽管对于原始人来说梦是真实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梦是一个纯粹的主观过程（无论得到解释与否）。而且，死去和活着的他人的游魂——不是我们自己的——首先出现在梦里。梦进一步欺骗了我们，经常出现在梦中的是死去（或不在场）的人，而不是真实的、在场的我们自己。[2] 将看似客观的梦境体验应用于自己是继“自恋”阶段之后的第二个矛盾的灵魂信仰的发展阶段。正如影子（或镜像）让人们产生了对自己的肉体灵魂的信仰一样，真实的梦境体验也让早期人类得出结论：他人的没有关联的灵魂也会一直存在。因此，恼人鬼魂的返回之梦迫使人们接受他人、敌人，尤其是被杀者的永生。随后灵魂在梦中离开身体（再一次以有形的方式，如蛇或鸟，而且是通过嘴里像呼吸那样），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符合出现在我们梦中的他人的灵魂的所作所为。梦是以客观而不是主观的形式出现在自我中的，也就是说，梦起初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种灵魂现象（参见第四章）。 自然死亡之谜 在这里，我们无法说明有哪些迷信、宗教思想甚至心理学上的假设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也不能指出哪些是由承认灵魂不朽导致的。这种曾经属于自我的不朽，也必然适用于他人。这一转折点揭示了焦虑这一重要的心理问题，而此前该问题一直被个体不朽的原始信仰所掩盖。这种焦虑首先表现为一种恐惧，不是对现实和活人的恐惧，而是对死者或被杀者的灵魂以及恶魔的恐惧，认为他们的重现是出于对生命的渴求以及对复仇的渴望。就像永生的自我无法想象死亡那样，这些灵魔同样也有动机活下去（复仇）。没有这个动机，恶魔就会死亡，而自我也不承认自己终有一死。恶魔想要得到自我，想要暴力地夺走它的生命。在原始人的解释中，这表现为一种双重或特别矛盾的心理。 自然死亡更令人费解：似乎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且就像睡着了一样，暗示着一种“过渡现象”，而不是有意地消灭一个活人。在具有负罪感的谋杀犯的梦中，受害者的鬼魂会出现来折磨他。被谋杀的人比自然死亡的人更能证明他们的永生。暴力死亡保证了灵魂的存活。在文明民族落后的民间信仰中，只有被杀者的灵魂才继续活着，不停息地四处游荡。对许多人来说，正是他们遭受暴力的结局赋予了他们“永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神话般的人物，比如基督，以及人类的例子，比如圣女贞德。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原始和古老的祭礼中，人祭被认为是一种特权，是一种赋予被选中者的荣誉。此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于复仇的渴望，会选择（用吃掉、肢解或焚烧的方式）彻底毁灭对方，其目的正是在于剥夺被杀者永生的机会。 显然，这一系列关于永生的信仰和两种死亡（一种通向永生，另一种是真正的死亡）带来了最初的杀戮禁忌。这实际上不是禁令，而是一种不言而喻、出于本性的禁忌。这一禁忌并非源于正义的初始概念，也不是出于保护他人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源于一种受到威胁的直接感受，即一个人的永生受到威胁。受害者无法得到救赎，除非通过杀死凶手为自己复仇，把凶手从集体永生中驱逐出去。我们后来通过禁令和戒律（法律）来维持的正义观源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威胁，即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来自灵魂的。原始的“因果”解释清楚地表明，谋杀者的自然死亡是恶魔复仇行为的结果。这（像大多数因果解释一样）是一种基于灵魂信仰的心理学解释。 也许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所依据的以牙还牙（jus talionis）是源于泛灵论的假设，即谋杀者必然死亡，因为在实施谋杀的过程中，他为自己招来了恶魔的复仇。在杀死别人的时候，他也就杀死了自己——一直存在于灵肉双重之躯的永生灵魂。最后，存在于传统、习俗和法律之中的所有禁忌都是保护个人不受伤害的措施。这种伤害不是死亡的威胁，而是彻底毁灭、丧失永生的威胁。人们安抚邪恶的幽灵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宽恕，至少是为了保持集体的永生。 图腾崇拜作为灵魂信仰 在图腾崇拜中，我们发现了第一个互惠的，因此是“合法”的反对杀戮的契约。不过，与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不同的是，图腾崇拜不仅保护相关各方的生命，而且还提供更多的保障：共同永生。图腾崇拜也代表着发生在对死亡真正意义的逐渐认识和对永生的坚定信仰之间的第一次妥协。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永生信仰创造性的一面，它构成了图腾体系的内容。 图腾崇拜最初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灵魂信仰。[3]出于对永生的信仰，祖先之灵是神圣的禁忌，因为他们令人敬畏，并且人类物种的永恒性依赖于此。这保证了个体的另一种永恒性。根据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说法，图腾会以动物、植物或石头之灵的形式进入女人体内，使她受孕，从而在被赋予了灵魂的胚胎中获得重生。[4]人类的父亲不扮演任何角色。只有死去的人，即鬼魂才能赋予生命以灵魂。父亲在这过程中仍然需要自己的灵魂。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一点，而不是用现实的需要来解释图腾式的婚姻限制条件。原始人严格的异族通婚规则在后来的婚姻习俗中仍然存在，这种习俗把新娘的受孕归因于神灵。 父亲能授孕但并不赋予灵魂，旧时教士们举行的夺去少女贞节的仪式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做法一直在初夜仪式（jus promae noctis）中延续着。在称作“多比之夜”（Tobit nights）[5]的禁欲习俗中，丈夫让死去的人献出他们自由游荡的灵魂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以便得到永生。在获得性快感的同时，他这个活着的人不需要承担生育的责任。将胚胎的灵魂赋予权归于死去的人，或者是说死人的灵魂，其中深奥的意义可能在于试图与死人和平共处。遵守禁欲与其说是为了给鬼魂特权，不如说是为了将他们不可避免的来访从一种威胁转变为让他自己幸存下来的保证。让鬼魂们回来时带着善良而不是邪恶的意图的同时，男人也避免了自己的灵魂进入新生的人。 正如在文化先进民族的原始异族通婚和其后所有婚姻习俗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初的性限制并不是统治者强行施加的。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就法律而言，它们是为自我保护和出于自卫本能所采取的自愿、自发的个人行为。只不过，这种特权并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保留的。将灵魂赋予胚胎的死人与活人一样受益，而活人维护了自己的灵魂，拯救了自己。研究者们将异族通婚追溯到对近亲通婚的恐惧，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点。精神分析学家将对近亲通婚的恐惧解释为对无意识中乱伦愿望的一种防御策略。在原始人中这种愿望并不像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现代儿童中发现的那样明显[6]，而现代儿童则常常以长辈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整个世界。此外，与现在法律和家庭的社会组织结构相比，对于原始人来说，“血耻”（blood shame，近亲通婚）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与现在的完全不同。 灵魂作为近亲通婚习俗的来源 原始部落可以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其成员，无论男女，都被认为是“血亲”，因为他们属于同一图腾。在原始概念中，这意味着来自同一灵魂。维尼修斯巧妙地将这种图腾描述为“雌雄同体”（bisexual）。但我认为它最初是无性的或超性的，因为它与授孕和生育都无关，只赋予胚胎灵魂。在这样一个特定氏族群体中，对婚姻的限制表明了一种隐秘的意图，即确保妇女因死者灵魂而受孕怀胎，后来逐渐统一到一个最高的图腾，从而免除了丈夫的职能。这名男子必须从另一个图腾氏族中选择自己的妻子。他娶了一个受孕于她自己图腾的女人，从而免于被“外族”丈夫授孕的危险。他可以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但不会在授孕的过程中失去灵魂。最终，这个人避免了自己承担图腾的角色，不会牺牲自己的灵魂来赋予胚胎灵魂并丧失自己的永生。近亲通婚及其衍生的异族通婚的概念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作为传统和法律而确立的外部禁令实际上是如何来自纯粹的个人意志的内部自发行为。这种行为与灵魂有关，与外部现实无关。 这样就解开了另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徒劳地寻找答案的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之谜。据说，某些原始部落仍然不知道性关系和怀孕之间的联系。[7]但是，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本应注重现实生活的原始人没有弄懂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从受孕到出生的漫长间隔以及原始人缺乏自我观察，可能推迟了这种认识。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通过理解其深奥的基础来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否认这种联系和信息的背后是有动机的。如果我们对图腾崇拜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理解原始人这种独特的态度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否认与灵魂信仰 由于对性与授孕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原始男性怀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否认这种认识来保留他最初的灵魂信仰——一种体现在封闭的图腾体系中的信仰。如果他亲自赋予孩子生命，不仅（最重要的）灵魂信仰，而且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的宗教和社会制度也会崩溃。在图腾崇拜中，原始时期的男性通过将死者灵魂赋予新生儿来救赎自己的灵魂。正是对性与授孕之间的关系不是不懂而是否认，构成了图腾式灵魂信仰的基础，正如对死亡不是不懂而是否认构成了对肉体灵魂的原始信仰。在图腾崇拜中，对灵魂信仰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信仰会随着对生殖本质的接受而消失，这一点不仅仅对原始人来说非常重要。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我们发现在宗教、社会和科学机构中，人们顽强地对抗理智、理性和知识的共同证据，试图维护灵魂不朽的信念。心理学只是这些努力之中的最新尝试。 在此，我们将探讨心理学如何解释灵魂信仰的早期各个发展阶段。继图腾崇拜之后，母系氏族制度开始出现。巴霍芬的研究显示了这个制度分布的地理范围。在日益明显的关于生殖的事实和摇摇欲坠的灵魂轮回的图腾信仰之间，母系氏族制度以另一种方式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即使在图腾崇拜中也存在着将动物作为灵媒的说法。原始人的这种偏爱表明他们知道生殖的事实，或者至少表明他们承认这个事实，这就像我们的孩子知道动物如何生殖一样。[8]神灵需要动物媒介来授孕，基督教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正如我用古代神话中英雄诞生的传说所证明的那样[9]，动物总是以作为保护、哺育孩子的母亲形象出现，从来不以生父的形式出现（当然，这类传说包括宙斯的传说）。图腾动物将灵魂赋予理论简单地还原为对该理论的自然的、真实的理性解释，这样的说法过于轻率。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例如，伊甸园的蛇），我们讨论的是原始的灵魂动物。它们被象征性地（隐秘地）描绘成雌雄同体，但最终在现实中（公开地）表现为单性体。 许多迹象表明，动物的灵魂意义在早期的文化演进中纯粹是母性的，（我相信）这一点后来体现在母系氏族制度中。为此，我已经从原始概念中找到主要的证据：作为图腾式的灵魂载体的动物后来几乎清一色地以母亲的角色出现，而且只有哺乳动物适合这一角色。 灵魂动物与性象征 这并不是灵魂的首次具身化。小型爬行和穴居动物（如蛇、蟾蜍和老鼠）是常见的灵魂象征，飞行的鸟类也同样是。在赛芒人（Semang）和其他部落的前图腾崇拜灵魂信仰中，鸟是最早的灵魂动物。在这里，鸟必须被杀死才能释放灵魂并赋予胚胎生命（Winthuis1928，175）。后来的图腾动物不能被杀死，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人永生的部分。在性阶段，鸟的隐秘意义转变为一种公开意义，即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后来，图腾动物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以哺乳动物为象征的母亲形象。在澳大利亚，袋鼠扮演了这一角色。这说明父亲的概念与死亡的概念是连在一起的，而妻子-母亲则逐渐代表了纯洁、不朽的灵魂实质。 与哺乳动物的母性意义相比，那种“地上爬行、天上飞”的小巧、快速移动的动物似乎最初就具有赋予生命的能力，能够很容易进入母体。最初只有生殖来自灵魂的说法，不存在父亲生殖的说法。在后来的民间信仰中，这些小动物象征着一个人的灵魂。它在做梦者睡觉时从嘴里溜进去，在他醒来之前再出来。这些小动物最初是灵魂本身，后来当孩子成了灵魂载体后[10]，它们在完全承认人类父系的情况下才成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从最初的精神意义演变为“两性”象征意义，再演变为现实的单性别象征意义，这一过程描述了象征形成的本质。 随着对女性在泛灵论而不是原始时期所扮演角色的探讨，这些灵魂动物和图腾动物的全部意义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女性。她被排除在最早的男性主导的灵魂信仰之外，就好像她没有灵魂一样（正如一些神父所主张的那样）。尽管缺乏对现实的理解，但早期的男性还是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孩子是在子宫里发育的，又是从子宫里出生的。如果这个原始人仅仅满足于观察而不想得出结论，他就不会去思索胚胎是如何进入母亲体内的。考虑到他对怀孕的无知，观察没有让他想到必须有东西进入女性体内才能孕育出孩子。就像树上开花或者是长出果实一样，孩子也会在母亲身体里生长。从伊甸园到德国民间迷信，在所有的传统中都有这种观念，在《荷马史诗》中也有这种观念。它是一个深刻的人类隐喻，但最终沦落为我们的“家谱”（family tree）中低级的寓言。[11] 从分娩到有什么东西首先已经进入子宫，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还是一个人对自己胎儿期的模糊记忆呢？从心理上看，后者是一种回归子宫的本能渴望。[12]假设在泛灵论时期，人们了解生育过程，但否认生育过程是为了保持他们对永生的信仰，这种假设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无论如何，整个图腾式的灵魂信仰原本都是为了保存一个关于灵肉双重之躯的自恋信仰而创造的。除非人类假设有什么东西进入子宫是为了授孕，否则的话这种图腾式的灵魂信仰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从后来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了解到，死者的灵魂被认为生活或居住在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它们看作子宫象征的特定地方。许多仪式和传统习俗都声称一个人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这个地方无疑是子宫。根据后来的信仰，魂灵（soul-spirits）也是从死人灵魂回归的地方而来的。[13]在图腾式灵魂信仰中，我们看到了亡灵，会待在特定的地方等待重生。在后来的流行信仰中，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灵魂栖息在每一条溪流、每一棵树和每一个动物身上。 母亲作为灵魂载体 母系制度的隐秘意义在于，女性本身似乎是灵魂的载体。女人就好像是一件高贵的器皿，保存着灵魂，并将其传递给孩子。这一女性概念是第一个具体的灵魂或者超级图腾的人类代表，具有接受死者的灵魂并为其赋予孩子生命的能力。她作为第一个人类图腾代表的角色，取代了动物作为尘世灵魂的载体，解释了她在母系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这体现在后来的母神崇拜中。原本只是灵魂载体的女性进而被提升成为图腾，后来就变成了每个人的图腾身份。禁止猎杀图腾动物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形式，可以防止失去自己的灵魂和永生。最初，杀死图腾动物是为了获得新生命的灵魂，就像塞芒人对待图腾出现之前的灵魂鸟一样。灵魂鸟变成了死人的鸟，把他们的灵魂带到天上。这个鹳鸟寓言的教义，现在成了童话故事。它传递给孩子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灵魂来自死亡之地。[14] 在母系意识形态中，女性成了灵魂动物，承载着死者的灵魂，直到作为母亲，她将死者灵魂复活。作为妻子和母亲，女人就像曾经的图腾一样神圣——像不可能被伤害或杀死的不朽灵魂那样。从起初是灵媒，然后等同于灵魂，到后来女性直接代表了灵魂。这就是普赛克（Psyche）[15]的含义，也是后来女性灵魂的意识表现，我们以她的名字命名科学守护神。女性作为灵魂代表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各种各样关于民间仙女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发展关乎女性——而且也能解释关于婚姻的教会圣礼。根据这种圣礼，男人和妻子须灵肉合一。 母亲生养孩子，并以她图腾的角色在保持自己的灵魂的同时赋予孩子灵魂，这种新的灵魂学说产生了以母系法则为特征的家庭社会组织。在这个体系中，父亲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被母亲的兄弟取代）。尽管众所周知父亲在生殖上发挥作用，但孩子仍然属于母亲。血耻的概念，即狭义上的近亲通婚或者乱伦，首先出现在这个阶段并禁止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同样，这样做不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而是基于泛灵论。根据这一观点，母亲受到保护，并不是作为父亲的财产，而是作为不可侵犯的灵魂载体，即一个人自身的永生的保障。在与母系制度同时存在的群婚制度下，没有人反对几个兄弟娶同一个女人，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姐妹，因为正如最初的图腾崇拜那样，重要的是灵魂传承，而不是血缘关系。[16]这些观念奠定了后来的习俗和法律的基础，但并不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是源于灵魂。并且，这些观念经常与现实发生冲突。 自我心理学与性心理学 在母系社会中，后来对父亲角色的承认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家庭，我们进入了灵魂信仰的第三个即“人格化”（humanized）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于人们对生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接受。早期人类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他们的血统而是他们的未来问题，不是对生命的开始感到神秘而是对死亡感到神秘。伴随这一神秘感而来的是对具身灵魂朴素而自恋的信仰，相信具身灵魂会在人们睡眠和死亡之后让有形的自己继续存在。在第二个即图腾崇拜阶段，人们继续保持着对灵魂永生的信仰，但放弃了这种朴素的自恋。人类也像在生殖中所观察到的循环那样轮回。第三个即母系氏族阶段接受了人类的性，表现出对作为母亲的女性坚定的灵魂信仰。 最初，女性作为灵魂载体的图腾角色是她在社会中地位上升的原因。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早期的男性允许祖先的灵魂进入胚胎。他放弃了个人永生的信念，代之以集体永生。死亡孕育不朽的灵魂；为了保持这种对自然繁殖的信仰，尽管不是为了最初的个人永生，性被作为通过一个人的孩子（和后代）获得真正永生的次要手段。第一个自我心理学，即灵魂学说或模式，变成了一种集体的性心理学。这是又一次试图通过生物现实来否认死亡，就像人类早先通过灵魂信仰否认死亡一样。 原始图腾崇拜者用至高图腾的精神化身来代表亡灵生命的延续。这种至高图腾从已故者传递给新生儿，再通过死亡传给下一代。与他们严格的社会禁忌（异族通婚等）相反，通过图腾崇拜意识形态，原始人建立了一种可怕的滥交。他们将所有的神灵融合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之中，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灵能赋予所有孩子以灵魂，就像下一阶段主宰世界的母亲所做的一样。 在图腾崇拜阶段的至高神灵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下一阶段出现的上帝。他保持了幽灵的本性，在古代文化的具体化趋势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并在基督教神话中重获古老的精神意义。基督教直接源自图腾崇拜和母系制的隐秘含义，并有意识地将图腾崇拜的泛灵论特征转化为一种宗教教义。作为对图腾崇拜的心理学解读，基督教展示了图腾崇拜是一种灵魂信仰，从而体现了对不朽灵魂的坚定信仰。为了理解精神现象，我们必须对新的发展形式进行比较，因为新的发展形式对以前的阶段做了更清楚和更有意识的详细阐述，让它们在日益增长的心理复杂性中得以保留。 上帝作为不朽的象征 基督教是在罗马父系制的基础上以及犹太种族的繁衍精神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不再强调父亲的角色，而是回归到神灵授孕的阶段，可以得到永生的是个体的灵魂而不是种族或民族的。耶稣是圣灵感孕的结果，而圣灵的象征鸽子符合古老的灵魂鸟的隐秘解释。正常孕育的孩子生下来就带有原罪，经过洗礼获得灵魂，象征着圣灵的感孕；没有洗礼，他们就会丧失灵魂的永生。基督教徒的性观念就来源于这种神秘的灵魂信仰的复兴。教会不得不加强原始的性禁忌，甚至到完全禁欲的极端程度。鉴于灵魂信仰的存在，性对于生殖来说是多余的，因此成为导致原罪的快乐。在图腾崇拜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生命的萌芽和不朽都是源于灵魂，而不是精子或卵子。基督复活了至高无上的图腾之灵，人格化了不朽的灵魂，这使他具有了非人类的特征。作为灵魂，他可以死亡和复活。灵魂则由不朽和短暂的肉体两部分构成，具备死亡和复活的特质。 这种神秘的精神意义解释了基督形象的显著特征，并解释了部分基督教信仰。这种信仰在基督教教义和对《圣经》的注释中有明确的阐述，并在关于基督的传说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这种精神意义强调的是永恒的生命，而不是为死亡做准备的短暂生命；信仰不仅带来永生，而且像泛灵论一样，它也是永生的前提。虽然这个阶段与其他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区别更明显。因为存在着从图腾崇拜直接通向基督教的变化，我们必须回顾从图腾崇拜到罗马文明兴起过程中不同民族社会制度的转变。后图腾时代的母权和罗马国家的父权之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在新的条件下基督教调整、回归传统的思想，母亲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父亲被贬低了，儿子获得了灵魂。 除了图腾崇拜、母亲的神圣化和父权之外，三位一体的基督教还将圣灵的象征身份与圣父、圣子结合在一起。精神（灵魂）的角色曾经（在母系社会中）归属于母亲，之后（在家庭状态中）归属于父亲，现在扩展到儿子。个体的发展应运而生，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我们将它看作母系制和父系统治的产物。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孩子占主导地位的非宗教时代。 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将灵魂信仰从罗马父系国家的物质化和犹太父系家庭具体化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教义宣称：唯有信，才得信。灵魂得救，唯独在乎信，信则永生。罗马人放弃了灵魂信仰，转而统治民众；犹太人将之卖掉，换来一碗红豆汤（《创世记》25：34），目的在于壮大他的部落，保全家族。认为如果人们相信国家和家庭，而不是神话、仪式和教义中所象征的个人不朽的灵魂，他们就会丧失精神上的更高价值。 基督教作为一种儿子宗教 教会所做的一切艰苦斗争都是为了维护古老的、在神秘意义上象征永生的灵魂信仰。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敌对以拟人化的形式表现在魔鬼身上。魔鬼因此代表了不能永生、受到诅咒的灵魂，而与撒旦作战的基督象征着不朽的人类灵魂。在这个阶段，灵魂第一次驻留在儿子身上。他代表着父亲真实灵魂的一部分，根据家庭组织的规则，可以永远回归人间。父系制家族开始于流放后的犹太人，在罗马法中其发展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此时，父亲把他的灵魂延伸到他的孩子身上，因为现在他在儿子身上有了一个合法的部分，他愿意为儿子牺牲一切，以使他自己的名字、地位和荣誉永垂不朽。 在基督教中，宗教的灵魂信仰从一个人奋力拯救自己的灵魂到灵魂因他而得救。但是，这种信仰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中的体现却威胁着它对个人所具有的神秘意义。为了永生，千百年来人们冒险牺牲一切。如果丧失永生信仰，生命本身就显得毫无价值。 过去灵魂总是受到来自内部的巨大危险的威胁，但越来越多的内省最终在现代心理学中确立了理解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因果”动机的科学。正如引言中提到的，这超越了科学，其本质上是解释性和内省性的，也就是心理学性质的。但是，正如国家、家庭和社会作为灵魂信仰的化身从外部威胁我们的灵魂一样，这种心理洞察从内部威胁我们的灵魂。最终，心理学成为灵魂最大的敌人。灵魂被当作对死亡的安慰，并不得不在心理洞察和自我认知面前证明自己的不存在。一方面是“没有灵魂”的科学心理学，另一方面是承载真正灵魂的载体，如果不相信永生，就像在神经症中一样，真正灵魂的载体就会被毁掉。 精神分析的立场 精神分析的出现是为了拯救唯物论时代的人类灵魂。这个时代的人因自我意识而痛苦，并受到丧失对永生信仰及其公开表现形式——宗教的威胁。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以通俗的方式将灵魂符号化或具体化，而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但现实心理学是灵魂的丧钟，灵魂的来源、本质和价值恰恰存在于抽象、高深莫测和深奥难懂的性质之中。 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原以为已失去的灵魂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抵制精神分析试图证明灵魂时所用的科学方法。从本质上讲，这种论证只能是失败的，因为它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的存在不能被证明，就像上帝的存在不能被证明一样。在验证的过程中，灵魂就像炼金术士蒸馏罐里的贵重物质一样蒸发掉了：沉淀下来的不是金子，而是残渣。虽然在治疗中我们仍然能找到拯救灵魂和精神生活的清晰愿望，但是，通过精神分析，人们试图抓住他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在这“没有灵魂参与的心理学”中，他们寻求一种科学无法实现的救赎。毕竟，只有当精神分析能够维持人类对灵魂的古老虚幻信念，并能提供一个没有心理学的灵魂时，这种方法才会奏效。 * * * 注释 [1]参见Rank 1914。 [2]众所周知，Traum（dream，梦）一词与trügen（deceive，欺骗）一词拥有相同的（原始印欧语系）词干dreug[dhreugh]。在另外一些语言中，“梦”与“睡眠”拥有相同的词干。 [3]维尼修斯（Winthuis 1928）对此给予特别强调。 [4]参见Rank 1911b。有鉴于原始人和孩子之间的差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了这些“相似”的局限性。 [5]这个词来源于《多比传》［Book of Tobit（Tobias），见《旧约次经》］。其中记载，丈夫总是在新婚之夜死去，因为他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失去了灵魂，而不是为了保存灵魂而禁欲。这也是贞节禁忌的深奥含义（参见第二章）。 [6]参见Rank（1926b），尤其是其中对群婚的讨论（408ff）。 [7]参见Reitzenstein 1909。也可参见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9）近期对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观察，这些岛民实行母系制。（讨论如下。） [8]马利诺夫斯基（1927）对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研究报告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观察者的“现实取向”有些过于天真。毫无疑问，这就是原始人的信仰，但这样的信仰不排除他们了解别的事情的可能性。在我们的心灵中，信仰和知识经常共存，无法调和，无法达成和解。 [9]参见Rank 1909，1922b。 [10]参见我对“小动物”的分析（Rank 1924b，16ff），其中对蟾蜍被认为是子宫的象征进行了讨论。 [11]对“家谱”的进一步讨论，参见Rank 1926a。 [12]参见Rank 1924b。 [13]我已把材料汇集在一起（参见Rank 1909，1911a）。 [14]参见我对罗恩格林传说的研究（Rank 1911a），以及关于“天鹅骑士”的灵魂神话。天鹅骑士来自灵魂之地，然后返回到死者之地。 [15]罗马神话中的灵魂女神。爱与美神维纳斯妒忌其美貌，计划把普赛克嫁给世界上最丑恶凶残的野兽，结果其儿子小爱神丘比特爱上了普赛克并和她秘密成婚。——译者注 [16]直到后来，血才被认为是灵魂的载体，正如与魔鬼的契约明确揭示的那样。 [book_title]第二章　性时代与心理学 海伦并没有被潘多拉魔咒所迷惑，仅仅是把自己作为专属财产献给了一个男人。 约翰·巴霍芬 如果我们考察灵魂概念是如何从个人永生的信仰发展而来的，那么就像前一章所描绘的那样，很显然，相比于古代或现代生活，性在原始世界观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性不那么重要。根据人种学家的看法，“没有宗教信仰”的最原始的民族却有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包括非常有规律的性生活。在每个文化阶段，无论多么原始，似乎都存在着某种性限制。因此，至今还没有人能成功地证明为什么在原始人中存在着滥交。 理论是思维进化的产物，20世纪的人们非常重视这一观点，在把人类和动物相比时，只要对人类有利，就会欣然接受这一进化的结果。对包括高等类人猿在内的动物王国的更深入研究表明，许多动物实行一夫一妻制，或者有比我们所认为的滥交更为规范的性生活。[1]关于放纵的性行为的错误假设也不可能源自想要重获某个原始天堂的愿望，因为在现存的任何传说中都没有发现这种幻想。即使是当代的经验也能告诉我们，与原始文化中死板的性禁忌相比，滥交不会给个人带来更大的幸福。因此，这样的禁忌现在也依然存在。 通过观察与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性生活的发展不是从原始的滥交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是恰恰相反的方向，即从过去在生理上遵循发情周期、在心理上遵守灵魂信仰，演变到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从灵魂信仰角度看这一演变是一个新的视角，对此将在下面作简要阐释。 性意义的发现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为了以示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性时代”（sexual era），这是继不被生存竞争和死亡恐惧所主宰的原始世界观之后的演化阶段。正如我曾经想表明的那样，原始世界观建立在对自我永生的纯粹信仰基础上。随着对死亡的逐渐认知，这种信仰得以扩展，即不朽的有形灵魂作为自己的灵肉双重之躯而存在。性意义的发现是伴随着对个体永生痛苦的幻灭而产生的：当我们的祖先不情愿地接受性行为，以生殖来抵消他们的死亡时，他们就承认了死亡。 在原始世界观中，性和生殖是严格分开的。生殖不是来自性交，而是已故者的灵魂进入女人的身体，“仅仅是”永生灵魂的重生。性禁忌与其说是对个体的限制，不如说表达了永生的原始信仰。因此，禁忌不是限制而是保护。这种态度使原始人比我们更有优势来控制性。原始人有无须解释的禁忌，因为禁忌保护了自我，而我们的感觉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限制。犹太-基督教的教义使性对生殖的认同成为一种宗教信条。基于此，现代科学在性与生殖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看到这一谬误教条带来的影响：在生理上是第一位的性，在心理上也必须处于领先地位。但性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既不是来自它的生物生殖功能，也不是来自它在爱情关系中的心理作用，而是来自它与灵魂的关系——以生殖永生取代个体永生。 性的这一角色在古典世界观中达到了顶峰。它在宗教中的神秘意义和在神话中的地位使灵魂和性被描绘为同等重要，直到后来基督教重新将两者分开。但那时性作为快乐来源的心理意义已经同样渗透到生物学和精神领域。当然，这只是概述了我的观点。在意识的不同阶段发生的各种冲突将展示更多的细节，每个阶段都由一个或另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 性的角色 在人类灵魂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永生愿望。这一愿望支配着原始世界观，尽管它后来以性的形式、最终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我们发现在某些原始的仪式和神话中已经开始显现性时代的发端，伴之以因果关系的科学观察。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时期之间的重叠和过渡，但以死亡概念为主导的原始世界观主要是通过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制度来寻求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个人的永生。 古代哲学（在埃及文化中最为明显）揭示了两种世界观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以希腊文化中英雄个体战胜了诸神及他们的道德信条而告终，但同时英雄孤立无援，悲惨死去。罗马帝国主张在社会规约和法律上充分承认性，将性作为生殖永生的途径，就像犹太人一直以来虔诚坚持的那样。基督教反对过度具体化灵魂及其对个人永生信仰的威胁，并试图将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以性为手段的生殖永生（在儿子的神圣化中）和个人灵魂的永生（在宗教仪式和末世论中）。 这两种概念非常接近，因为灵魂在本质上是不朽的，不需要首先通过授孕而赋予孩子。这两条通向永生的道路在圣灵感孕的教义中是统一的。在埃及文化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内容。然而，埃及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这两种倾向的相伴存在，因为灵魂还没有被等同于有形的灵魂，即古埃及人的灵魂（ka）。因此，人死后被做成木乃伊以保证个体的永生。与此同时，宗教崇敬和因生殖永生而引发的女性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轮回转世的观念中体现得最典型，就像在奥西里斯神话和伊希斯崇拜中那样——这些都是基督教的雏形。 我们也可以在此找到乱伦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种通过进入母亲并重生而在自我中将个体与生殖永生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这种在古代为少数人保留的新出现的（性时代的）个人永生，后来因为太过利己主义而被摒弃。个体对永生的主张再次被归入集体（社会）途径，如宗教、道德和受到限制的性（婚姻）。在与魔鬼的契约中，以及包括乱伦仪式在内的魔鬼崇拜中一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孤立的、意志坚强的个体想要获得更多的永生。 个人永生信仰是我们自我意识最深处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我们会从集体的道路中挣脱出来，以个人的方式获得它。宗教的、性的和社会的组织——本书前三章从灵魂信仰的角度来审视——利用集体的途径来弥补丧失的个人永生，但人们还是不断地试图在个人努力中使自我永生。在本书的后三章，我将这一永恒的现象视为个体在梦、生活和工作中表达他们的意志来探讨。就目前而言，我们只希望揭示追求自我永生的个人意志与永生的集体灵魂之间的根本对立，然后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在性方面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探究为什么过去性作为救赎之路是失败的，而且在今天更加如此。 性与焦虑 回顾前性时代对性的不同看法，我们发现性是某种内在事物的象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某种真实的东西（例如与异性的关系）。这一概念与推翻了另一种进化偏见的研究发现相一致：今天的人种学家认识到，原始人的世界观是“魔幻性的”，不像我们的世界观那样真实。也就是说，对早期人类来说，包括宇宙在内的一切真实事物都与自我相联系，并确实被自我所控制；我们创造了一个与自我一致的现实，但却将之描绘为一个外部世界。从广义上讲，这不仅涉及现实的方法层面，更涉及道德层面。我们感到被各种各样的外在限制所束缚，这些限制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禁止，而且也表现为因自我保护而产生并被原始人接受为自身之一部分的那些限制因素（即禁忌）。在前性时代，性的主要特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物上的（生殖）或心理上的（愉悦）。但当男人的灵魂进入他的孩子时，这就意味着性的危险，意味着对永生的威胁。今天我们发现这种原始的焦虑——从根本上说是对死亡的焦虑——在“神经症患者”中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他们执着于自我中心的永生信念的一种表达。而对于这种永生信念，人类从未完全放弃，或许也不能完全放弃。 性阻抗（或焦虑）对个体来说是很自然的。它源自内部（而非外部），是利己主义的而非道德的。它用对永生原始的、前性时代的信仰来表达对死亡的焦虑。就性行为不被接受为获得生殖永生的一种手段而言，它被视为一种自我毁灭。即使在儿童身上，自发性的焦虑和负罪感也证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称之为“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即成年人对性表达的焦虑和负罪感的反应。今天我们知道，没有外部阉割威胁造成这些焦虑反应：它们是自发产生的。它们的起源不为人知，因此就被解释为是“有原因的”（causally），即来自外部影响。然而，我们只能从精神层面来理解它们，不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而是从由此引发的灵魂观角度来理解。 同样，在性时代婚姻使性生活成为可能。性作为通向永生的途径得到承认，并在宗教上得到合法性。从灵魂信仰的角度我们无法解释的是不仅在神经症患者中，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现了性阻抗。不过，我们能看到这种阻抗该如何被克服：具有朴素永生信仰的自我阶段产生了性时代，带来了对生殖永生的认可，把性当作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因此，这种转变也来自灵魂信仰，目的在于竭力去保护正在消失的个人永生信念。 授孕与生殖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悖论，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更多这类变化、逆转和矛盾。尽管宗教、道德律法和科学试图使生殖等同于性，但在原始的前性阶段观察到的生殖和性的最初分离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情感生活中。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意义却在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交替变化。在原始世界观中，授孕是独立于性行为、依赖（死者的）灵魂的。性被认为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种自然的、令人愉悦的活动。性时代摈弃了这种单纯、寻求快感的性行为，导致性沦为通过授孕（生殖）获得生殖永生的一种方式。 在原始时代，性可以具备除生殖之外的任何意义，因为生殖威胁着个人的永生；而在性时代，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殖，因为它保证了生殖永生。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我们对所谓的原始性自由的渴望，是为了重新获得性自由所表达的对永生的朴素信念。但性自由只是原始世界观的一个副产品，原始世界观的核心是将性与授孕、生殖分离开来。今天，“神经症患者”对性自由的渴望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一般自由的向往，尤其是对摆脱婚姻束缚（受控制的生殖）的渴望，尽管一旦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这种自由就会失去意义。因此，丧失肉体上（死亡）的和精神上（永生）的自我都会引起最基本的焦虑。这种焦虑会自动地控制性行为，用负罪感来惩罚每一次的乱性行为。 即使是神经衰弱患者为性功能障碍给出的原因——失去精液会变得虚弱——似乎也呼应了这种对个体永生的原始担忧。原始人就像现代运动员一样，为了不浪费精力而禁欲。在我们考察为了精神意义而有意、自觉接受的性节制和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之前，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人类这种不涉及繁衍和性行为的性驱力。 现在我们发现可以从灵魂信仰角度阐述所谓的“反常”（per-versions），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性冲动中固有的满足倾向。首先，与其在古代，尤其是在古代晚期所扮演的角色相比，性反常行为在原始世界观中非常微不足道。例如，在原始时代，虽然动物授孕被认为是纯精神层面的，然而我们却在埃及人的阿蒙崇拜中发现了对这一灵魂概念的物化——这在性时代是非常典型的现象：赫里奥波里斯的公牛（由在位的法老所代表）使他的妻子怀孕，她因此成为神圣的母牛哈索尔[2]的代表。在克里特-迈锡尼的人身牛头怪和化作公牛的宙斯劫持欧罗巴的希腊神话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动物灵魂载体的性具体化过程。这种宗教祭礼作为神圣的婚礼习俗（hieros gamos）经由亚历山大港进入希腊文化，诺斯替教派把它变为性狂欢。然而，公牛崇拜蕴含的力量概念不是来源于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力量（即神力，mana）。这种力量概念后来转移到上帝、牧师或国王身上，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性与灵魂 经由动物崇拜，我们可直奔献祭动物的主题。吃这些动物具有同样的意思，即得到灵魂力量的神秘物质，这就使男人让女人受孕而不用担心失去自己的力量。就像大多数后来被证明有用或实用的发现和发明那样，现在肉类因能提供营养而被人们认为有益处，但对于原始人来说则是因为肉类有某种魔力而备受珍惜。即使是对于食人族来说，吃人肉喝人血也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只是表达象征意义，基督的肉身仍然象征着个体在集体灵魂中的部分。吃有营养的食物一直是为了摄取灵魂物质。在性时代，这种最初被认为是构成每一种生物的灵魂物质具有了性意义。我们当代吃肉这种习俗变得如此普遍，恐怕只有从食人族的角度看才是“反常行为”。在食人族那里，集体永生体现在社会之中。[3] 在某些诺斯替教派的仪式中，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中世纪的魔鬼崇拜中，吃掉精子发展成了一种精液崇拜。保存精液来防止力量丧失的基本理念已不复存在。在此，将性时代与原始时代区分开来的理念就是确保精液不被“滥用”，即不被用于授孕。这是通过自我受精（吞咽）来完成的，代表着从性永生向个体永生的转变。这种尝试比乱伦（见上文）更激进，诺斯替教派和魔鬼仪式中的精液崇拜就是以这种方式而与乱伦产生密切联系的。我们发现用口腔授孕的方式存在于古代的性意识化灵魂信仰之中，而不存在于原始的灵魂信仰之中。这样的授孕方式源自节省精液的自我授孕，这与呼吸的灵魂意义相关，因为在《圣经》传说中呼吸是一种授孕象征（生命之气息）。然而，在民间传说、童话和儿童信仰中，这些关系的起源，以及它们的持续存在，都可以用灵魂这个朴素的概念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放弃永生教义的坚决抵抗来解释。[4] 在性时代，生育意识形态面临的威胁是如何防止（个人灵魂的）救赎概念（永生）的瓦解。人们是否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对性和授孕之间的联系一无所知，这并不重要。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人们知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后依然坚持灵魂信仰，这在古代确实是这样。在民间传说和成年人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性时代对这种联系的认知和接受，个体才有意识地、故意地追求并坚持这些“反常行为”。在性的世界观的背景下，这些反常行为让人们有可能从集体中获得自己的那部分永生。因此，这些做法受到了社会的谴责，个人的负罪感似乎也不可避免地与其性反常行为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些“初期的”性理论和性实践的持续存在源于它们的精神意义，而非力比多上的（libidinal）意义。它们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在接受性的世界观时，它们使人们对个体灵魂的信仰得以持续。考察这些性反常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源于对灵魂的信仰将是非常有趣的。毫无疑问，那些性反常行为也存在于某些古代世界观和与灵魂信仰有关的崇拜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人备受争议的同性恋似乎更容易理解。对希腊人来说，女人作为母亲，在性时代兴盛时扮演着尊贵的角色。然而，鉴于在希腊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灵魂信仰，她的地位超越了她的性角色，因为她受孕于神而不是男性。因此，男人以妓女而不是孩子的母亲来满足他的肉欲，以此来保护自己的灵魂。在恋童癖中，我们看到人们与其说是对性的重视，还不如说是对性的产物——儿子的重视。一个人的自我和灵魂都在儿子的身体里，基于这种观念，基督教通过对圣子的崇拜使之精神化。在希腊语中，恋童癖实际上表示“灵魂的友谊”。成年人想要植入少年身上的正是他自己，或者说是他自己的灵魂。这就是精神分析在所谓的同性恋和自恋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对应着“同性恋”的灵肉双重之躯的消极一面（神经质）。在授孕过程中，一个人尽量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在精神上）去创造他灵魂的鲜活形象——物化自某个（理想化）自我（ego）的灵魂。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恋童上（参见后面的关于普赛克的神话），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希腊人强调的是灵魂，不是性，这使他们在性时代的不同民族中显得与众不同。 意识形态的影响 性时代给我们带来与在原始时代所看到的一样的现象：一个由男性创造的世界或世界观。我称之为“世界观”是因为现在进一步影响我们生活的基本事实变得日渐清晰：民族和个体一样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下，但也被意识形态摧毁（更严重的是被意识形态的缺乏所摧毁）。意识形态表达了生命力，揭示了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基本要素。像一个人的死亡一样，一个民族也会随着它在一定时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逐渐瓦解而走向灭亡。通常，丰富思想的瓦解总是发生在一个民族的真正灭亡之前。不过，其间的间隔通常很长以至于这种联系被忽视了。可以说，没有财富，个体和民族的生命力会不断消耗，而这种生命力在缺乏意识形态养分的情况下就会萎缩。 原始时代的世界观完全是男性化的，只看重男性和他的永生。社会贬低女性，这种情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基于妇女缺乏灵魂（例如，就像坏女人与妓女的主题一样）。从性时代开始，女性对男性创造的世界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埃及，灵魂崇拜（图腾授孕和木乃伊化）与性崇拜（轮回）相互竞争。女性因母权和灵魂赢得了尊重，并在基督教的玛利亚崇拜中达到顶峰。我们发现在魔鬼崇拜中女性在灵魂和永生信仰所达到的顶峰地位开始下降，直至性被否认，不再作为永生的手段；而在女巫崇拜中，女性的地位则降低到被诅咒的地位。 比较一些典型的传说能说明灵魂信仰从古时的性时代到基督教初期的变迁。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朴素的自我时代的视角，以便在许多变化和转变中观察这个原始的基本概念。根据最初的信仰，女人不是受孕于男人而是受孕于某个神灵。死者（祖先）的灵魂将通过这个神灵得以复活。后来，女人扮演了赋予生命者（animator）的角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男人坚决回避这个角色，因为这威胁到了他的个人永生。男人的想法相对简单：否认他作为生育者的角色，一直到不可能否认的程度，那么只好拒绝这个角色。当然，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故意地拒绝或阻碍显然与性无关的授孕。在性时代保持原始的灵魂信仰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导致男性的禁欲。其原因是生育威胁着男性和他的永生。然后女性的角色出现了，变得既重要又复杂。 女性的角色 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些典型的传说，就可以看到这一重大变化和女性对此的影响。在《多比传》中，我们看到一个虽然算不上原始但很古老的关于禁欲之夜的故事。恶魔阿斯摩迪（Asmodi）相继在新婚之夜杀死美丽的萨拉（Sarah）的七个丈夫，直到上帝派来了多比。最后，多比设法通过遵守禁欲的戒律成功地解除了咒语，而其他人因受魔鬼诱惑没能遵守。在后来的版本中，如果一个男人在第一天晚上禁欲，他就会因屈服于恶灵的诅咒而死，这是性时代灵魂功能的逆转。然而，很明显，在这些后来的版本中，女性扮演着对情节发展极其积极的角色，就像多比传说中所暗示的那样。因为在那时，女人也对男人的死负有责任，尽管精神分析学家解释说，她那心怀妒忌的父亲是他们的掘墓人，是他的愿望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他们因在危险的性行为中失去了灵魂而死。父亲想把女儿留给自己也源于灵魂信仰。这样做代表着他想拯救这个孩子的灵魂，尽管是用性的方式，就像普遍的近亲通婚愿望一样。 比起用性时代的方式讲述近亲通婚，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更清楚地保留了隐含其中的灵魂信仰。[5]根据赖岑施泰因的说法[6]，如果父亲没有子嗣，就可以将他的女儿作为儿子来抚养，而且只能将女儿嫁给在交战中战胜她的男人。然后，追求者必须按照通常适用于女性的程序，经历部落的加入仪式。这一想法无疑起源于父亲，他没有儿子，希望自己在女儿身上继续活下去。这在灵魂时代以她成为男性作为象征，在性时代则以乱伦的性交作为象征。在某些原始部落（如马六甲的一些部落、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西里伯斯的阿尔弗尔人），父亲首先与女儿发生性关系。这不仅是为了保存他的灵魂（于她体内），也是为了拯救她未来丈夫的灵魂。于是，那个丈夫娶到的是已经怀孕的妻子。 然而，我们在后来的传说中发现，是女儿自己（而不是她的父亲）提出了各种力量或智慧的考验作为赢得她的条件。所有这些都与在新婚之夜对女儿的性征服有关。在这里，这个在《多比传》故事中被描写为被动的女人角色是主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男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在旧的灵魂信仰中对性的态度。在多比传说中，他因为屈服于性诱惑而死亡。作为生育者，他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在后来的传说中，如果他屈从于禁欲的旧习俗，也就是说，如果他拒绝承认现在以女性为代表的新的性世界观，他就会死去。在这个阶段，女人要求男人具备之前可以使她受孕的神所具有的品质，尤其是力量和勇气。 这里我们处于性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关注如何克服根植于灵魂信仰及其永生信仰中的男性性焦虑。与以日耳曼布伦希尔德为代表的强壮、男性化的女人作战真正需要面对的是男性的性焦虑，而不是女性的反抗。男人的压抑真实地反映在一过程中。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女英雄具有男子气概，她们只有在代表属于男性的性抵制的情况下才会像男性那样去战斗。这也与这一事实有关，即父亲的男性心理将他本人视为女儿的丈夫，因此很难让女儿屈服。无论如何，我们都看到女儿为了无子嗣父亲的利益而具有男性特征。这是建立在灵魂信仰的基础上的，与她生理上的俄狄浦斯角色正好相反。 男性的性阻抗 要理解生活中关于性的心理意义，我们必须把性从性时代的描述方式重新还原为灵魂时代的初始描述方式。正如在战胜强壮的女性时，我们发现男性的性焦虑投射为女性的性阻抗，所以在我看来，男性对月经期女性的禁欲似乎只是利用这一现实来证明他的阻抗是合理的。这没有生物学上的原因；正相反，此时的女性似乎更容易接受性行为和受孕。[7]月经为男人提供了一个很受欢迎的借口，他可以在危险的女人面前焦虑地犹豫着。这同样适用于处女禁忌，弗洛伊德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贞节禁忌”也是如此，即从男性角度对被否认之灵魂的观念进行心理分析（psychologizing）。[8] 虽然对自己灵魂的极度焦虑贯穿于男人的“审判之夜”的传统中，但是女人的主动部分也不能忽视。就像伊甸园里的邪恶之蛇，她鼓励甚至引诱，代表着夏娃和男性的性冲动，这两种含义与蛇作为灵魂动物（赋予生命者）的原始意义相一致。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这在心理上意味着女性的诱惑和性魅力会让男性变得无忧无虑，并拿自己的灵魂冒险。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更深层或许也是更实际的动机可能起到了作用，目的在于让女人不受男人的支配，让男人放弃犹豫。 首先开始的是男性被迫承认他的精神父权，这在我们的民法中得到了验证。这种认识来自他克服了用个人永生来换取生殖永生的阻力，而后者起先由女人、后来由孩子代表。这种阻抗自然不会出现在妻子身上，因为她的孩子实际上保证了她的永生，而丈夫只有通过复杂的个人和社会成就才能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在女性的第一次从男性灵魂信仰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中，她为她的灵魂载体地位被正式承认而战斗。当这种信仰被性世界观所压制时，女人开始获得她有意义的角色。 从生物学和灵魂的角度来看，女人代表着有生殖能力的性别，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抗争。爱尔兰米利安人关于普赛克的神话就是这样的象征。在这个神话中，我们认识到性的灵魂化或精神化开始于古代，只是由教会把这两个领域分开过，然后在中世纪宫廷式爱情中又得到恢复，并在浪漫爱情中达到顶峰。现代科学把对灵魂和性的研究都归入了生物学，这导致了我们不得不用心理学研究今天的爱情。 聪明而又愚笨的英雄 从一开始，认知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双重作用，促进和抑制意识的发展。从《圣经》中的人类堕落（指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意旨而被迫离开伊甸园）到童话故事，所有的传统都表现出对性的认知。这些认知在灵魂时代被男性所抵制，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也受到抵制，被看作一种由死亡实现的诅咒，即永生的丧失。在著名的神话中，普赛克认出伪装成动物（图腾）和灵魂（隐形）的丈夫，这给他的肉身带来了痛苦和死亡。普赛克认识到爱神厄洛斯的精神意义会帮助他达到永生，而认识到他的性意义则会毁掉他们的幸福，使他丧失永生。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典型主题：主人公（英雄）装傻来否认威胁灵魂的性认知。帕西法尔（Parsi-fal）[9]的原型是纯洁的佩罗尼克（Peronnik），他利用“迟钝”——不是对性的无知，而是假装没有经验——逃脱性诱惑，因此赢得了神圣的象征——圣杯。[10]他的继任者罗恩格林隐瞒了他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变为一个谜呈现给女人。[11]后来的传说围绕着这位聪明的英雄展开，他的天才不在于解决性问题，而在于他足够聪明，尽管他了解并明白性，但是他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性对灵魂的威胁。 在这整个错综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典型的发展阶段出现在图兰朵传说中。在这里，不是父亲给女儿的追求者安排艰巨的任务，而是女儿自己违背了她的父亲即图兰（Turan-doht＝图兰的女儿）的意愿，给那些追求者出了难题。她的任务不是测试力量，而是猜谜语（这是对洞察力的考验）。让国王和整个宫廷都非常高兴的是，在许多追求者因这位“残忍”的公主而死之后，隐姓埋名的卡拉夫王子（Prince Kalaf）解开了这个谜。我们注意到这位隐姓埋名的王子同情绝望的公主，答应了她的请求：如果她猜出他的名字和出身，就推迟新婚之夜。这里我们看到男性初夜禁欲的主题——王子抵制住了性感的、试图揭开刺探他的真实身份这一秘密的公主侍女的诱惑。在这个阶段，父亲不再与女儿的追求者竞争[12]，而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反对她。换句话说，男人们联合起来对抗妻子从男性灵魂信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最初努力。图兰朵对抗着丈夫，并按照古老的灵魂信仰来控制她的父亲。与此同时，她通过丈夫反抗父亲，因为性时代的新父权剥夺了她的某些自由，把她作为配偶和情人交给了一个男人（父王，sire），就像她以前被父亲独占一样。 女性的性自由 希腊的海伦传说中包含对应另一个文化阶段的类似主题。人们可能会说，这个传说讲述了两个女儿在婚姻中继续为性自由而斗争的故事。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讨论的那样[13]，我们在海伦这种女性身上看到了所残存的母系氏族妇女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群婚（与兄弟）。后者被摩尔根[14]之后的人种学家认为是性进化的一个普遍阶段，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婚姻（一妻多夫制）的原始形式。[15]海伦传说基本上描述的是一群兄弟与一个女人的婚姻，这在特洛伊的相关传说中仍然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看到狄奥斯库里兄弟（the Dioscuri）[16]，即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ux）向绑架了他们的妹妹海伦的忒修斯复仇；归来的阿伽门农（与他的兄弟墨涅拉俄斯即海伦之夫形影不离）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杀害；尽管类似的传说让其他人（如得伊福玻斯）成为海伦的合法伴侣，但特洛伊兄弟之一帕里斯是海伦法定配偶。在海伦传说的史诗中我们感兴趣的是群婚者之间的公开争斗，而这种争斗源于一种灵魂信仰。在其中，肉体上的父权不发挥任何作用，而新的父权则是在性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让我们把这称为丈夫的权利，因为他使妻子怀孕，他坚持要独占他的妻子；而在母系时代，女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因为她是集体灵魂载体（图腾）的人类代表。这给了她宗教地位和尊贵的社会地位，为此她在性时代与她的父亲-配偶和男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男性经历的重大变化可以简单地概述如下：起初他的角色只是性方面的，授孕只能由合适的灵魂载体（神灵、图腾、上帝）来完成。随着性时代的到来，灵魂的载体变成了人类女性（母亲）。这种母权给了女性在社会和精神（宗教）方面如此巨大的优势，以至于男性不得不为自己的永生做些什么，其天然的基础已经被性认知瓦解了。在母系制度中，他的孩子们并不是生殖替代品，因为他们属于母亲，不知道父亲具体是谁。 在此，我看到了一种可以让男性克服来自灵魂信仰的性阻抗动机，并使男性进入父亲的角色，由他的孩子来确保生殖永生。他必须证明他的父亲身份，这意味着他要独占这个女人。就像整个新秩序的其他部分一样，这只会让女人感到悲哀。因此，她要为自己原有的权利而战。她尤其无法接受她的配偶篡夺并替代神圣之父（sire）。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希腊英雄的战斗都显示为男人的权力斗争。这是一种使他的神圣角色合法化的手段，即使他有时被女人打败（例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17] 例如，最初在神话中，帕里斯保留了他作为神圣父亲角色的一些特点；但在荷马的叙述中，与海伦强壮的配偶墨涅拉俄斯相比，他弱不禁风。在后来的版本中，在帕里斯眼里，最初的诱拐不那么重要了。他像聪明的解谜者一样，拒绝了婚姻女神朱诺，根据古老的灵魂信仰选择了非法授孕对象维纳斯。勒达与天鹅（灵魂之鸟）结合后生下海伦，海伦本人则代表拥有母权的女性所体现的不朽灵魂。围绕着这一灵魂，人类、英雄和神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唐璜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聚焦于基督教文化的系列内容，来了解精神化的灵魂信仰方式如何影响了性时代，并导致其衰落。与大众观点相反，唐璜传说关注的是基督教影响下性的精神意义，而不是肉体意义。[18]在我看来，唐璜以特殊的形式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最后一个典型。在基督教反性主义的影响下，他以古老的灵魂信仰捍卫他对女性的优先占有权。 从这个角度，我们考虑一下唐璜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然后更仔细地审视他本人。就像神圣的赐孕之灵一样，他不与男人竞争。他不会为了赢得女人而杀死男人，就他的本性而言，他超越性竞争对手。他天生的对手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对于那些他无法用魅力征服的人，他就用狡诈的手段征服。以合法情人（丈夫）的名义俘获性快感，是唐璜这个角色经久不衰的优势之一。希腊安菲特律翁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主题。他不是以平等的而是以一个绝对胜者的身份——就像宙斯一样——与那个肉眼凡胎的丈夫较量，因此他必定取得胜利。 合法的情人身份是唐璜这个人物的必要条件。唐璜的突出特点是他不想干掉、排斥或取代丈夫，只想欺骗、偷他的女人。显然，这个角色只是原始灵魂信仰接近末期的形式。在这个时期，意志顽强、能力非凡的人代替了图腾和神灵，有权利和义务用他的灵魂物质使女人怀孕。这种权利原本是一种神圣的习俗，后来变成了轻浮的恶习，所以“英雄”不得不用武力从那个丈夫手中夺回，用诡计从妻子手中夺回。 仔细观察，唐璜与女性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不太关心性目标（他知道他将有权利获得这些性目标），而更关心上述提及的方法和条件。如果这个女人没有合法的丈夫，就无法吸引他。这个问题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受损的第三者”（wronged third party）那种轻浮诱惑。唐璜的角色不是把一个女人从她丈夫身边夺走，而是抢在他之前得到她。与一位许配给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原本意味着扮演各种各样的图腾角色——赋予生命的神灵的角色，但绝对不是父亲的角色。出于同样原因，唐璜只想“拥有”这个女人一次，而不是永远。对唐璜传说的文学处理，尤其是在浪漫主义者中，是将他诗意地描述为恶魔。他不太被肉体所吸引，更多的是被灵魂所吸引并为之奋斗。 这种描述包含某种古老的灵魂信仰，其基督教化的元素构成了整个唐璜传说的基础。由于某些浪漫主义者的发掘，唐璜的形象在这方面与浮士德有关。在最初的传说中，浮士德是黑魔法之王，而不仅仅是温顺的学生。歌德是浪漫主义的真正先驱，他首先把浮士德塑造成一个追求真理和个性的高尚斗士，将恶魔的部分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诱惑者展现在世人面前。相反，唐璜形象的本质是英雄中的魔鬼，他的人性特质存在于他的奴仆身份和灵肉双重之躯中。[19]这种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唐璜和魔鬼之间的一种同一性。这种关系似乎很明显（除了在一些文学典故中），研究该作品的学者们不会看不出来。没有发现这一点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对魔鬼的意义知之甚少。也许，一旦我们从原始的灵魂信仰及其转变中看到了这种同一性，唐璜的形象就能比宗教更能告诉我们它的本质。 魔鬼的性角色 起初，唐璜的形象与我们所知道的魔鬼并无二致：表现出放荡不羁的生活欲望，尤其在性方面。但他与不朽的灵魂——古老的灵魂信仰——之间同样重要的关系只能通过他的这一性特征来理解：他作为性时代的残存势力，在与新的基督教灵魂信仰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在教会将灵魂从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宣称神灵授孕伴随着灵魂不朽之后，神将灵魂赋予生命刻上了魔鬼淫乱的烙印。因此，魔鬼变成了邪恶的、被禁止的性的人格化形式。由此，对来生的信仰重新确立了，魔鬼得不到永生。 因此，魔鬼象征着注定死亡的性时代的灵魂，就像基督教上帝在重生的儿子身上塑造不朽的自我一样。精神上帝必须具备性时代的一些特质才能生存。因为这些特质与新的观点相冲突，古时的灵魂之神（soul-god）的一些特质（例如，动物性：角、尾巴和爪子）贬值了，成为魔鬼的属性。魔鬼代表堕落的性意识化的灵魂（sexualized soul），它源自基督教永生信仰，正如上帝代表生殖永生的灵魂概念那样。这些角色最终完全颠倒了：亡灵的授孕行为，尽管被认为是纯粹精神上的，在性时代经由对父权的承认而被看成与性相关，直到最后，在基督教中，性授孕被认为仅仅是肉欲的暂时满足，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意义。 我们在唐璜的形象中看到了在灵魂信仰这个阶段。在新的基督教灵魂信仰中，他同时代表了负责授孕的古代神圣英雄和魔鬼受诅咒的性行为。我们必须把女性在这种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前面的主题联系起来。 随着性时代的开始，女人开始反抗她的父亲及其占有，然后是她那要求同样专有权的丈夫。在唐璜的传说中，她与她的情人兼父亲（sire）斗争，虽然她曾经是他的盟友（例如在海伦神话中）。要理解女性态度的这种变化，我们必须了解随基督教逐渐发展而来的两性间的爱情体验。基督教产生于逐渐去精神化的原始社会和古代无神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普通人最终都成为生育之神的世俗代表，每个女人都是灵魂的载体和保护者。换句话说，魂灵的尘世代表——丈夫与妻子——不仅赋予孩子灵魂，而且作为爱的伴侣赋予彼此灵魂。在这里可以找到精神之爱的起源，以及理解它为何出现在（普赛克式的）民间故事中。故事中男女主人公赋予被施了魔法的动物形象的情人，或者没有灵魂的情人以灵魂，只要没有人超越底线去窥视恋人原来的人类形象。 灵魂之爱 在揭示其“真实形态”（true form）的唐璜传说中，女性需要为自己的精神权利得到承认而斗争。因为这个魔鬼似的主人公只追求性快感，不履行他的庄严的生殖角色，他不仅欺骗了孩子，在这个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阶段，也欺骗了女人。在对唐璜的文学描写中，女人复仇的原因不是性的背叛，而是灵魂的背叛。这种被女性视为“耻辱”的背叛，成为男性荣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这种女性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是，在所有有关唐璜的作品中，男主人公通常因初恋而死。他对他的初恋并“不忠诚”，因为他欠她的是他的灵魂。男人执着于旧的信仰，想要逃避授孕的责任，却无法拯救灵魂，因为没有女性化的性意识形态，灵魂就无法存活。 一开始，女人相信男人会永远拥有她；但现在，这种信念不再驱使女人屈服于先拥有她的男人。在有关唐璜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女性第二次尝试从性时代的灵魂信仰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一次不是针对父亲和丈夫（就像在海伦和图兰朵的故事中一样），而是针对不合法的情人。他的角色从精神上转到肉体上，从神圣的转到邪恶的。情人被证明是来自古老灵魂时代的神圣之父在肉欲领域扮演的角色。他的这一精神角色解释了许多三角恋爱中看似难以理解的情况。 一直与我们的社会道德息息相关的这种性关系的转变，源于男人创造的灵魂信仰。女人在这种信仰的逐渐压制和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初，在把自己交给她的凡人丈夫之前，她受孕于神圣的灵魂或其人间的代表。这不仅是女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宗教荣誉。从丈夫坚持这一习俗（以保持他对永生的期望），到女人对这一习俗逐渐加以抗拒，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婚外性的道德评价。当男人的灵魂信仰变得“不合法”时，他就坚持在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中保留对这种信仰的默认特权，而女人和母亲则从这种在精神上空虚的出轨中畏缩。如果早期的特权阶级的男人们（牧师、国王、英雄）只是神圣灵魂的性工具，那么现在处于被贬低的阶级的女人们（女巫、妓女）则成了追求没有灵魂的性快感的工具。 这是从古老的灵魂信仰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彻底的道德和精神上观点的转变。在早期，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女人结婚前通过他们特殊的灵魂力量使其受孕的，另一类是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后来，女性被划分为两种性类别，区别也同样明显：一类是妓女，继续为旧的、被取代的男性灵魂信仰服务；另一类是那些被男性承认为子女母亲的女性，在新的性意识形态下，男性不得不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她们。 随着对唐璜作为一个人格化的魔鬼形象／人世间的魔鬼形象的讨论，我们从原始的灵魂信仰，经由对该信仰的性意识化，进入了当今的心理时代。从原始舞蹈、祭祀到希腊悲剧，在宗教仪式和祭礼中，精神（神圣）过程的人格化代表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在基督的故事中达到了戏剧性和悲剧性表现的顶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戏剧化阶段，我们迎来形式上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发展。唐璜，因其与魔鬼的联系代表被谴责的性意识形态。他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新时代，不仅有一种以人类的名义来代表旧的、传统的灵魂象征的企图，而且还试图使它们人格化——这是为了合理地描述它们，并且以一种我们必须称为心理学的方式解释它们令人费解的品质和行为。用动机来解释遵循了时代的精神，对此剧作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描述，却又无意识地反映了灵魂之来源。 莎士比亚的心理刻画艺术 在第一部唐璜戏剧出现在痴迷巫术的西班牙的时候，进行着宗教改革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莎士比亚身上，我们看到了标志着心理刻画到达顶峰的戏剧传统。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他作品中的艺术性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唐璜一样，早期小说和戏剧中的神话或历史灵魂内容，现在被剧作家充分人格化了。莎士比亚从传统中借鉴了不同灵魂类型的心理特征，并赋予它们人类的形象。由于灵魂意义令人难以理解，莎士比亚帮助我们从心理的角度理解其中的动机。莎士比亚把原始的灵魂主题（后来在人类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表达为某些性格类型，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西方心理学家。科学心理学，尤其是性格分析，仍然在他的作品中有用武之地。 在此为了提供详细的证据，我们需要研究莎士比亚的素材来源、年代和个人经历。[20]我需要明确灵魂信仰从性时代通向心理时代的发展路径。在乔凡尼·菲奥伦蒂诺（Giovanni Fiorentino）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关男性初夜禁欲以及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内容。乔凡尼·菲奥伦蒂诺的小说触及了这一古老的灵魂母题，莎士比亚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威尼斯商人》。[21]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发现因资助了他的养子詹内托（Gianetto）去追求美丽可爱的贝尔蒙特女士（Lady of Belmon-te），自己身陷债务。第一天晚上，贝尔蒙特女士给追求者们下了药，第二天早上就把他们赶走，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产。这个固执的年轻人受美丽的女士的迫使两次不得不禁欲。根据原始的灵魂信仰，这种克制代表着男人的愿望。第三天晚上，由一位女仆提醒，他避开了安眠药，赢得了这位女士。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只有在禁欲之后才会放弃性阻抗，以遵守灵魂信仰的原则。 夏洛克与魔鬼的约定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将男性对灵魂焦虑的“解释”投射到反抗的女性身上，那么在《威尼斯商人》中，这一性主题就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小说式的”盒子选择。这是在以象征的手法保留与原来主题的联系[22]；男主角留下两个盒子没动，只打开了第三个。此外，整个情节，包括交织其中的有关鲍西娅的情节，都作为背景来陪衬夏洛克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夏洛克以人的形象出现，但并没有被赋予灵魂或心智。这使他成为魔鬼的化身。事实上，经过更仔细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情节中备受争议的复杂法律条文实际上是一份与魔鬼签订的正式协议。通过该协议，灵魂被当作金钱来典当。而备受批评的诡辩式结局，并不是由于“天神下凡”（deus ex machina），而是由于“凶神解围”（diabolus exmachina）：魔鬼被骗走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很自然地，想要的不是金钱的回报，而是以鲜血为象征的基督徒的灵魂。不信仰灵魂不朽的这位犹太人，更适合被描写为金钱恶魔，就像亵渎神明的唐璜更适合被描写为性恶魔一样。 和唐璜一样，重要的是这些明显的关系没有被更早地认识到。这表明了传统是如何将作品人格化的，以及莎士比亚是如何塑造他的角色的心理特征的。这种需要作家个人才能的艺术首次出现，当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逐渐衰落的性意识形态被灵魂教义（心理动机）所取代。因此，我们不应对在西班牙和英国剧作家之间找到另一个相似之处而感到惊讶。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对古老的灵魂素材进行了性格学诠释。这些素材在《唐璜》（Don Juan）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那就是复仇，或者是一个在坟墓中得不到安息的被谋杀者的复仇。毫无疑问，这位“石访客”（stone guest）与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思想上均有相同之处。[23] 在《唐璜》中，唐娜·安娜（Donna Anna）为父亲的死复仇，因为他父亲没有儿子去这样做。哈姆雷特并不是没有能力完成同样的任务（虽然他最终完成了），他只是犹豫要不要报仇。传说用神话来讲述这种犹豫，剧作家则从心理上描绘它。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问题的解释没有超出他自己的范围，因为他呈现的是对一个被遗忘已久的灵魂意义扩展的性格分析学和心理学解释。弗洛伊德也没有发现这个灵魂意义，他实际上将之埋没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莎士比亚通过刻画一种犹豫不定（忧郁、神经质）的性格类型，为主题和主人公的塑造提供了这种心理状态。这只能说明他犹豫不决，却并不能解释哈姆雷特为什么犹豫。弗洛伊德在性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为潜在灵魂母题找到了一个原因，并不得不引入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俄狄浦斯神话来进行阐释。但是，鉴于传统用神话的方式来揭示基本灵魂信仰（体现为装傻的主题），剧作家从性格学（基于心理抑制）的角度加以阐述，而精神分析则用性的灵魂意识形态（乱伦的愿望）进行解释。 我们可以从被杀者的幽灵中看到灵魂母题。他的永生是一个诅咒，因为灵魂被束缚在尸体上，不能转世。这唤起了儿子向谋杀父亲的凶手进行血腥复仇的责任，而凶手又反过来将这个儿子交给了为他复仇的人。通常，通过无休止的相互残杀，仇恨进一步导致家庭和部落的灭绝。我们可以在希腊神话（坦塔罗斯的儿子们，Tantalus's sons）、北美印第安人中，以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其他地方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哈姆雷特被推定为血腥复仇者，面临着不断被杀的危险。他拖延复仇至少是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24] 哈姆雷特的形象 我们发现这个主题与更深层次的个人主义有关。传统的传说通过装疯卖傻的神话主题来描绘哈姆雷特的动机。装疯卖傻无疑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主人公宣称自己不适合去完成强加于他的任务。这就像聪明的奥德修斯在与阿特柔斯的儿子们争夺被诱拐的海伦时假装癫狂一样。（海伦对他来说算什么？）就我的意志心理学而言，这根本就是一种拒绝履行责任的表现，一种以无能为借口的不情愿。[25]在戏剧中，哈姆雷特的作者利用扮演傻瓜的传统策略来刻画他的主人公。基于心理上的一致性，莎士比亚从假装的癫狂中构建出一种近乎真实的癫狂，一种神经抑制型的性格类型，表示他现在无法做他以前不会做的事情。当我们关注主人公的意志冲突时，问题就内在化了。剧作家也认为这个问题纯粹是内部的，从哈姆雷特为什么不能复仇的问题转移到他为什么不愿意复仇的问题。在拒绝履行血腥复仇的职责时，我看到了儿子反抗父亲对自己生命和灵魂的控制权。 要从整个发展历史的范围和意义上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永生在性时代是如何变化的。在我称为“英雄诞生的神话”（Rank 1909，1922b）广为流传的传统中，处于母系过渡阶段的父亲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儿子——他拒绝放弃个体永生而去选择生殖永生。在绝望中，他试图杀死婴儿或将其暴露于危险之中（expose the infant）。这种行为与原始灵魂格格不入，但在“文明”民族的英雄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原始灵魂中对精神继承者——他的孩子的任何反抗，都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在灵魂时代的心智状态中，如产翁风俗（couvade），或“男性坐褥育儿”（male childbed）。这种前文明的普遍做法与性时代的婴儿暴露（child-exposure）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我认为父亲在精神层面的反应是自然接受孩子作为部落灵魂之载体。因此，父亲在分娩时变得虚弱（不是像母亲那样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为孩子不再由图腾集体赋予灵魂，而是由父亲赋予灵魂。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交给孩子，会削弱甚至杀死父亲。在父亲的恢复过程中，这种习惯调和了对父亲角色的部分接受与集体的灵魂信仰之间的矛盾。 相比之下，性时代的“父亲”不想被他的儿子击倒或杀死，就像许多传说中所说的那样，而是为保全自己让自己的孩子被杀死或暴露于危险之中，通过儿子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克洛诺斯吞食他的孩子，以及北欧神话中阿尼国王（King Aun）的事迹和其他类似的故事[26]，都与恢复一个人的灵魂物质有关：父亲试图通过吞食他的儿子来实现这一点。从肉体上“摄取”父亲浪费在儿子身上的灵魂物质，到后来成为一种合法最终也是“道德上”的吞噬。在《哈姆雷特》中，这是对死去的父亲的责任，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拒绝为父报仇——像神话中那样通过装傻，在心理上通过意志抑制——儿子想要扯断他们的灵魂纽带，就像父亲为了阻断自己灵魂的延续所做的那样。桀骜不驯的儿子首先想要拥有自己的个体性，但也希望赢得永生。他否认了儿子的角色，也否认了父权的存在（在灵魂时代，父亲们否认这一点）。他又回到了原始的灵魂信仰：他是由神灵而不是由性孕育出来的。 在性时代的许多神话中，这种原始的灵魂观念象征性地体现在母亲的受孕之梦中。这样的梦取代了神的授孕，反映了在这个（母系）过渡时代母亲所扮演的保护性角色。 回到儿子那里：装傻使得对性认知的原始否认起到了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的作用。在故事中，哈姆雷特受到了著名的性考验：他了解性吗，还是他是个傻瓜？他承认性吗？他承认来源于父亲吗？如果是这样，他必须进行血腥复仇。哈姆雷特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对他的考验。当有人偷听时，他没有去碰那个年轻女人（禁欲），但他却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引诱她。在这部戏剧中，哈姆雷特表现出了莎士比亚典型的对女性的排斥。哈姆雷特禁欲并宣扬禁欲（甚至对他的母亲也是如此），同时又假装是一个淫秽的傻瓜。对他来说，性完全是肉体的，没有灵魂的成分在其中。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发展出对神经质性格的研究。这种优柔寡断是子女时代（filial era）出现的一个古老灵魂主题的心理版本，表现为儿子不愿履行父亲所赋予的责任。他想要坚持自己的个体性，而不是为死去的父亲牺牲自己。但作为一个个体，他也必须回归到个人永生的古老信仰中。他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哈姆雷特表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所有神话的儿子主角（son-heroes）中都有体现。这样的英雄（如阿喀琉斯）在某些方面是无懈可击的，而他的灵魂被施了魔法，抵御住了所有的攻击——尤其是来自他父亲的——直到他的人生使命完成。这种肉体上的保护来自母亲（在出生神话中），并体现在母系社会的灵魂意义上。他把自己的灵魂和永生归功于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尽管他的父亲想将之夺回来。母亲作为儿子的盟友（在《哈姆雷特》的第一稿中）站出来，通过将另一个孩子作为儿子的替身来欺骗自私的父亲。通过那个孩子的牺牲（即被暴露），父亲得到了安抚，儿子得救了。故事中，这个替代的孩子是男主人公的双胞胎兄弟，从而让我们认识到主人公灵魂的双重性。如果需要拯救主人公的生命，其中一个灵魂就会防御、保护甚至会死去。 这种双重灵魂——一个终有一死，一个却永生——被北美印第安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这种双重性将个体和集体的灵魂融于一体。令人惊奇的是，个体的起保护作用的灵魂是与集体的图腾灵魂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个体的具身灵魂绑定在一起的。[27]具身的双重灵魂不再像在前泛灵论时代那样能在死亡中存活。它虽然被图腾式的集体灵魂所取代，但仍然被视为一种个体的起保护作用的神灵。 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 传说和戏剧中的哈姆雷特抵挡得住所有的攻击，这种刀枪不入的特质表现在他的（双重）保护神——霍拉旭（Horatio）的身上。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哈姆雷特是被带毒的长剑杀死的——似乎普通武器做不到这一点。就像他的英雄前辈一样，哈姆雷特的保护神一直伴随他直到他完成任务。这一过程考验并证明了他的永生，使他从子女的角色走向了成年人的角色。他的死而复生也证明了他有能力经受住来自冥界的考验。不像他父亲的鬼魂，他作为一个活着的英雄回来要求复仇。这一次是为了他自己，回击对他自己的生命和幸福（由奥菲莉娅代表）的威胁。这是故事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哈姆雷特已经掌握了国王杀人意图的证据，而是因为这是针对他的。哈姆雷特现在可以以自卫的名义报仇了。他把父亲指定的责任变成自己的意志的行为，或者说是自主的行为。 这就是命运和意志、个体化和生殖的问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儿子作为灵魂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的生殖任务与他作为不朽灵魂的守护者的个人生活任务之间的冲突，被诠释为子女时代的类型心理学（type-psychology）特征。重要的不是古老的灵魂主题仍然在作品中萦绕，并且可以用自然神话或性心理学来解释；更确切地说，这是个人在子女时代对这些主题的新定位。由此产生的性格类型学表现出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的转变。 乱伦的主题只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植根于已经从精神（spiritual，母亲）阶段转变为儿子的心理表达方式的内容中。只有在父权中，性意识形态才得以保留。事实上，儿子与被杀害的父亲遗孀的婚姻是性时代永生愿望的表达，这也反映在相应的自然神话中。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那样[28]，古老的冬之神的神话和崇拜是这组传说的基础。冬之神被他的儿子春之神杀死了，春之神想要娶他的母亲即大地。这个有关自然的神话通过将它自己与自然过程的类比，以准科学的方式证明了人类的永生。神话中所出现的乱伦让性回归到为个体的永生服务之中，因为人类作为儿子被母亲再生。在这个传说中，哈姆雷特在前往英格兰之前（意为“死亡之地”［land of the dead］，中世纪德语Engelland则是“天使之地”［angel-land］的意思），告诉他的母亲在他死去一年后举行他的葬礼，并说他会回来参加。（在剧中，经历了海上的磨难后，他出现在墓地，从奥菲莉娅的坟墓中站了起来。） 性格学对女性的贬低 尽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存在着合法性-历史性或心理性欲的（psychosexual）解释，但血腥复仇和乱伦都被否定：前者服务于父亲永生意识形态[29]，后者服务于性时代孩子的意识形态。莎士比亚之前的伊丽莎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深受古罗马悲剧作家塞涅卡模式的影响。塞涅卡的悲剧中充满了乱伦和血腥复仇[30]，但伊丽莎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几乎没有暗示这种内在冲突。莎士比亚以他自己的方式强化了这一具有舞台价值的主题，通过性格类型从心理学角度诠释了古老的理智化和性意识化的灵魂素材。 邪恶的灵魂掠夺者夏洛克变成了一个骗人的小律师；哈姆雷特关注于自己的灵魂，在责任面前犹豫不决；格特鲁德（Ger-trude）失去了母性的尊严，成了一个放荡的情妇。莎士比亚通常描写性格恶劣的女人，把难以解释的灵魂问题心理化。在性时代初期，女性被尊为灵魂的载体，在母系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中的海伦还不算“坏”，但男人们被她的女性魅力所感染，为她而战，为她那不朽的灵魂而战。至于不朽的灵魂，最后以具有母性的女人（包括玛利亚）作为灵魂的承载者来表现。随着教会的兴起和对魔鬼的信仰，女人从灵魂的代表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性的象征，直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她在性格上是恶劣的，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邪恶的男性，比整个人类更能象征卑鄙的情感。他笔下的女人是如此邪恶，以至于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泼妇”（shrew），或格特鲁德来就能理解李尔王或泰门的厌女症。一个例外是那个女儿（奥菲莉娅），尤其是在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戏剧《暴风雨》中，因为没有儿子，需要后代，莎士比亚最终转向了他的女儿。尽管他自己的不幸婚姻生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让他在作品中把女性塑造成堕落的角色，但似乎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位新兴剧作家的国家——英国——是由一位女强人统治的，女王象征着崇高的母权，但也象征着残酷的女性统治。 《哈姆雷特》的出现也许是出于莎士比亚对父亲去世的感受，以及他自己年幼夭折的儿子哈姆雷特留给他的痛苦记忆（参照弗洛伊德），这样的想法与我们把戏剧解释为灵魂信仰的冲突相符。但是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儿子）死亡的细节还不清楚，而且初稿的日期也不确定（暂不考虑托马斯·基德的《哈姆雷特》剧本的初稿）。所有这些来源、人物原型和草稿都使这一素材能引起情感上的集体共鸣，这是像永生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所要求的。 哈姆雷特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和最后一部独白（墓地场景）中所做的思考，堪称文学创作中的丰碑。尽管鬼魂出现了，哈姆雷特却再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来生（“没有一个旅行者从那里回来”这样的表达让人想起了塞涅卡）。然而，与他那个时代富有活力的文艺复兴者（克劳狄斯、福丁布拉斯）不同，他并不极度珍视世俗的生命和那些人活着的方式。随着主题的展开，他既不能体面地活着，也不能光荣地死去，除非他进行了血腥的复仇。这项任务对他来说不是太难，也不是遥不可及。他与问题本身的斗争是由外部强加的，而不是由内部产生的。 哈姆雷特代表了性时代和父系统治的产物，这种类型的儿子（filial type）想要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而不是儿子本身——父亲的复仇者和母亲的配偶。这种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残酷无情发展到捍卫自由和伦理的意识形态，出现在德国宗教改革期间，主要表现在宗教上与永生（放纵）和自由意志这两方面问题的斗争。但我们只对纯粹的精神意识形态感兴趣，这种意识形态总是决定现实，最终迫使儿子——受压迫的无产者——采用被我们认为是个体灵魂信仰最后之表现的心理倾向。 * * * 注释 [1]对此特别杰出的综合性研究，参见Miller 1928。对动物习性的一般性介绍，参见Alverdes 1925。 [2]埃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 [3]我之前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Rank 1922a）。 [4]参见Rank 1911b。接吻似乎也来源于对口腔授孕的灵魂信仰。也许意大利语表达方式donna basata mezza ciavada应该这样来理解：受孕实际上是通过接吻实现的，这之后的性交几乎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5]Rank 1926b，chap.11. [6]Reitzenstein 1923. [7]也许贞节之夜的天数（三至四天，在这期间男子必须禁欲），相当于月经的平均时间。［兰克认为月经与排卵期一致的说法是错误的。——译者注］ [8]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和吉伦（Francis Gillen）将澳大利亚中部一些部落实行的切去阴蒂做法描述为一种巫术仪式，目的在于保证受孕，为发生性关系做好准备。这似乎是夺去少女贞节的替代做法。也许实施割礼的想法也与血的精神意义相关，这就如同通过血统联系建立起灵魂之间的关系那样。因此在灵魂信仰之下，童贞毫无意义。直到性时代童贞才开始受到重视，这时其目的是确保男人可以拥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9]亚瑟王传说中寻找圣杯的英雄。——译者注 [10]参见Junk 1912。 [11]参见Rank 1911a。 [12]在泰尔的阿波洛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re）的拉丁故事中，安提奥卡斯（An-tiochus）国王给他女儿的追求者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变相地描写了他和女儿之间的乱伦关系（参见Rank 1926b）。另一个波斯公主问她的追求者一个问题，涉及她与一个丑陋的巫师的秘密恋情，她把巫师藏在地下密室中，并与他生下了两个孩子（Haxthaus-en 1856，1：326）。在这里，无形的（隐藏的）、动物的（丑陋的）生育后代者与合法的追求者再次形成了对比。 [13]我将以民间史诗的方式讨论这个材料。为此，我从1917年就已开始筹划此事。在民间史诗中可以找到与这些史前关系的相似事件（参见Rank 1917）。 [14]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译者注 [15]参见我对这些相关人种学素材的心理学解释（Rank 1926b，chap.13）。 [16]Rank 1926b，424。 [17]这是男人与即将到来的性时代斗争的一个典型的主题，我们将在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讨论中揭示这一点。 [18]参见Rank 1922a。 [19]参见Rank 1922a。 [20]我希望在本书的稍后部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分析莎士比亚。 [21]参见Simrock 1831。这是《佩科罗内》（Pecorone）第一天的第四个故事，大概源自《罗马故事集》（Gesta Romanorum）。 [22]参见Freud 1913。 [23]我已阐述过这些相似之处（Rank 1922a）。 [24]参见Kohler 1884，1885。 [25]参见Rank 1929c。 [26]阿尼把他的九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地献给了奥丁神（Odin）。每献一个儿子，他自己获得10年的寿命，尽管最后他卧床不起，只能像孩子一样被喂食（[Snorri Sturlu-son 1976]，chap.29）。参见我对其他类似传说的讨论（Rank 1926b）。 [27]参见Lévy-Bruhl 1927，100ff。 [28]从西姆洛克（Simrock）学派（参见Zinzow 1877）到默里（Murray 1927）。 [29]根据巴霍芬（Bachofen 1897）对俄瑞斯忒斯的传说（以及类似的传说）的深入分析，血腥复仇是在母系制的背景下产生的。只是后来，就像许多其他观念一样，它才为父权服务。 [30]参见Rank 1926b，232。特别是塞涅卡的《阿伽门农》中梯厄斯忒斯的鬼魂出现情节，这无疑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鬼魂场景的原型。 [book_title]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啊，我心中藏着两个灵魂！ 这对孪生的两者一个要和另一个离分； 追求肉体快乐的一个紧紧地—— 用所有的感官抓住这个世界； 而另一个高飞在尘嚣之上， 在祖先的灵魂之间穿梭翱翔。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 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宗教的灵魂信仰，从性的永生观念，到这个观念转化为人性化的性格类型和心理解读，我们将此称为投射心理学。这些都是蒙上了心理学色彩的宗教和被性意识化的灵魂。这一古老的灵魂化身以人的性格为伪装，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宗教时代的神和魔鬼，又因中世纪对鬼魂和恶魔的信仰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则是从内省心理学和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我们看到永生信仰经历了从前泛灵论的唯物论到科学心理学的演变，这就如同炼金术发展成为化学，占星术进化到天文学那样。但是，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的发展更为深刻和重要，并引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自然科学也曾经属于人文领域：巴比伦占星术、爱奥尼亚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世纪黑魔法的炼金术。它们揭示了处于意识不同阶段的灵魂信仰：炼金术试图人为制造灵魂（矮人），占星术试图从星相来预测灵魂的命运。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寻求个体不朽的保障，一种是与永恒的世界灵魂建立联系，另一种是有意识地了解灵魂的奥秘。 自然科学从抽象发展到具体、从精神发展到实践，而灵魂信仰起源于一个具体的、有意识的肉体形象，其存在的目的是确保永生，最终在科学心理学中以一种半神秘、半抽象、很难理解的灵魂概念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科学还能让自己依然处在先前的灵魂阶段（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说明这一点）。然而，心理学是反灵魂的，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心理学不能以另一种形式保持对灵魂的信仰，不得不用灵魂意识来摧毁灵魂。 社会的灵魂集体 要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回到我在引言中提到的问题。按个人的方式理解，永生就是自己肉体的继续存在。在灵魂信仰阶段，永生进入了集体宗教体系（图腾崇拜）：宗教（religio）意味着结合或重聚。不同的永生信仰被统一到一个宗教体系中，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灵魂系统中个体被纳入社会群体之中。 如前所述，许多图腾之灵结合成一个至高图腾，这意味着灵魂的乱交或者是灵魂集体主义（soul-communism）。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氏族的所有女性都可以满足她们对灵魂的需求。人们试图保持个人永生信仰的最初努力（就像我在图腾崇拜中看到的那样），最终以集体灵魂的诞生而告终。集体灵魂成了永生的保障，但肉体自我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人（从肉体自我分离出来）的灵魂在其后代中的集体存在。也就是说，在图腾崇拜体系中，个体永生以一种基于社会集体的精神再生形式而存在，而不是基于后来在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殖。 在这个阶段，在子嗣后代、孩子身上继续存在的并不是人们的祖先，他们也没有在图腾崇拜中得到承认。相反，死者的灵魂以各种动物和植物之灵的形式存在，并以这样的形式进入一个氏族年轻一代的灵魂中继续生存。这种以部落统一体表现出来的集体灵魂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相互保障，能够让个体在下一代中得到永生。部落成员对集体永生的共同承诺构成了前性时代严格而牢固的社会纽带。在那个时期，人们不得不放弃对个人永生的原始信仰，转而遵从部落的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诸如北美印第安人之间，以及许多欧洲国家仍沉浸于血腥复仇（仇杀）的那些人之间的深切仇恨。血腥复仇源于（与异族通婚有关的）诱拐妇女或杀害男性氏族成员，通常是因为这个氏族的灵魂承载者被带走，部落灵魂资源受到严重损失而进行的报复。血腥复仇在永生的账目上勾销了这笔债务，或者至少进行了报复。泛灵论时代的社会精神集体主义的特点是小单位（部落和宗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性时代由小的家庭组成的大的国家结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成员之间彼此熟悉的小的灵魂群体的存在呼应了有形的灵魂。有形灵魂最初被认为是可感知的，但在基督教中却具有普遍性和精神性。在性时代，基督教在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组织中重新建立了部落的集体灵魂。在这个世界中，灵魂的观念从祖先转移到儿子，从死者转移到生者。 社会组织几乎没有对个人进行限制，这与后来人们的看法相反。更准确地说，它通过灵魂信仰创造了一种个人保护和自我扩展的形式。这种关注自我的形式以自然的血缘联系构筑社会。禁忌是指个人自愿的牺牲，不是外在的禁止。也就是说，与其说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自我保护。它依赖于公共利益，并与公共利益相一致。道德和法律体现在公共利益中，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利益。性时代的意识形态塑造了集体的法律和道德观念，这些法律和道德观念接受个人作为一个生殖者通过他的后代从集体的角度保障他个人的永生。这种保障在法律上体现为他可以拥有妻子和孩子，在道德上有共同的义务，不破坏其他家庭群体的灵魂资源。性时代的特点在家庭结构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性时代把个体与集体联合起来，以保证他的灵魂安全。这种灵魂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生殖永生的权利得到合法化，作为一种义务被道德化，以保障它不受伤害。这个体和集体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与原始的集体灵魂观相冲突，因为在原始的集体灵魂中，个人对集体永生的贡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仰），而渴望个人永生则是对集体的冒犯（禁忌）。 家庭还是国家 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体的灵魂信仰慢慢、逐渐地向家庭组织转变。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有了“母权”，这是性时代生殖永生信仰首次变得世俗、真实（社会）的体现。以前，所有的妇女都属于代表集体灵魂的最高图腾，而儿童则属于氏族。有了母权，孩子就是其母亲的孩子，尽管他的父亲仍然没有在个人永生中扮演正式角色。灵魂已经在图腾家族中构建起集体永生，而男性灵魂功能的不确定性依然阻碍其获得重要地位。这一点直到性时代才有所不同，那时集体原则被个体原则所取代。 男人只有在国家形成时才能在精神上接受父亲的角色。国家在加强其自身的法律和道德观念的过程中，宣布放弃神性，或者将其交给宗教。随着父权在罗马国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男人的生殖永生得到了保证，因为他拥有他的妻子——甜蜜的灵魂（dul-cisanima），而他们的孩子是他事实上的奴隶。人们在国家中建立了这些权利的保护机制，保留着古老的集体灵魂。国家在法律和道德上，而不是通过宗教来保护集体灵魂。 这个群体从最初的否认父权（即集体永生）发展到建立法定的父权（即个人永生），从一个由灵魂组成的社会，即宗教，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外在的国家宗教的合法群体。这种国家和宗教同时存在（但不是通过彼此而存在）的新社会形式仍然维持着集体灵魂的幻觉，尽管这个强大的国家通过家庭而不是群体来保证个人的生殖永生。 由母权演变而来、对于男性而言的家庭永生，只有在国家保护下才会出现。这是因为国家保护婚姻的权利，同时也象征着前婚姻的集体永生。因此，原本为保护家庭而建立的国家会逐渐削弱和摧毁家庭。 家庭是建立在能够带来繁衍的性，建立在婚姻和继承法所保证的个体永生原则基础上的，而国家和宗教是残存的集体永生原则的保护。国家将其合法化，宗教将其道德化。国家和宗教在婚姻中的共同利益在于婚姻通过宗教约束力保证个人的生殖永生。 犹太教 在所有民族中，犹太人最成功地避免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个人通过孩子获得永生和通过群体获得集体永生之间，或者在宗教和性时代之间也是如此。适应性极强的犹太人最适合性时代的意识形态，为家庭牺牲国家，“像海边的沙子一样繁衍”而存在了几千年，而其他民族则因国家的过度扩张而灭亡。国家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家庭永生，因为家庭永生也代表了古老的集体永生。随着这种情况变得更加虚幻，国家要求个人做出更大的牺牲，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保护国家。相比之下，犹太人的国家则表现在他们的宗教中。其彻底的现世取向排除了来世，专注于家庭的生殖永生。[1]与之完全相反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将犹太人标记为一个注定要在地球上生存的个人主义者（“永恒的犹太人”［亚哈随鲁，“流浪的犹太人”］）。 基督教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宗教中保存了家族的社会集体灵魂，而这在法治国家已经瓦解，它的最高图腾（国王）也已经被剥夺了赋予生命的职责。犹太教极力保持住世俗集体组织的存在和家庭的性基础，基督教重申不朽的灵魂的意义，让永生存在于来世，这个来世具有尘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不同的，不能在历史上或宗教上进行比较。它们代表了灵魂信仰的两个极端——今生与来生。这两个极端通过灵魂的集体转世统一于图腾崇拜中，然后植根于社会团体中。犹太教丧失了世俗的地位，固守着家族性永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视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基督教则成为一种世俗的力量，（在中世纪）受到各国君主的尊崇，这种力量来源于关注来世国度的灵魂永生意识形态。 从人类社会的精神基础以及新兴的国家和宗教的形式，我们回到个体，这些意识形态和制度是由个体也是为个体而创造的。图腾的灵魂集体成为一种集体社会主义，反映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妇女和儿童首先是世俗集体灵魂的代表；世俗的代表和集体的灵魂都体现在氏族及其图腾中。随着对个体生殖永生的接受，性时代的兴起摧毁了代表灵魂集体主义的世俗集体主义。随着母权的出现，具身的集体灵魂概念在母亲和母神的角色中表达出来（大地之母给予万物生命，养育万物）。最后，世俗的个人主义在父权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这种个人主义仍然需要合法的国家和社会来双重保证它的永生，即社会和宗教共同现象中的灵魂集体，以及以婚姻、家庭、继承等具体结果形式体现的个体的性永生。基督教摧毁了这种父系制的社会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试图一只脚踩在这一世的地上，另一只脚踩在正在消失的来世信仰上。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真正继承人的儿子，但这一次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是个人主义的儿子！母亲把作为精神灵魂载体的角色和功能传给了儿子，性时代赋予了儿子这一崇高的角色，因为他（通过母亲）接受了父亲的灵魂，并将其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因此，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儿子极具重大意义。这一意识形态最终将性时代带入了子女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心理上找到了我们自己。 儿子原则和子女时代 性时代个体的“儿子原则”英勇地反抗“父亲原则”的统治，并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这一原则允许个体接受其儿子的角色，即成为灵魂的载体，又保存其父亲在世上的生命。在古代的英雄神话中，儿子必须面对挑战来证明自己的世俗存在是合理的，也就是处理好永生的问题（下界的任务）。通过使儿子成为灵魂的载体，基督教让儿子不经任何奋斗就能永生。在基督教的儿子概念中，灵魂得到了它的第一个个体化身，这不同于母系时期的集体化身和父亲概念中的社会化身。因为基督教在三位一体中包含了另外两个灵魂的概念，所以它提出了图腾信仰，认为灵魂的轮回超越了父亲的生殖永生，进入了儿子的个人精神角色，这就把女性（母亲）的集体精神角色和父亲的性个人主义结合起来。作为灵魂的载体，逐渐成熟为父亲角色的儿子，必须捍卫在他身上彼此对立的精神和性意识形态。 在基督教中，儿子的精神个人主义为个体与群体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自我主义与生殖主义的发展和任务带来了新的冲突，以及新的解决方案。在旧有的集体方案变得越来越没有灵魂和具体之外，出现了不同的趋势和意识形态，用个体灵魂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个人必须做集体不再能做的事，因为他现在不仅是集体的一员，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一个小宇宙，对抗着集体和大宇宙。 在继续探讨心理学中的精神个人主义作为灵魂传说（soul-lore）和科学的有趣表现形式之前，让我们像在前一章那样，用传统的文学象征来总结这整个发展过程。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象征性地表达了灵魂的个人主义，这在唐璜身上表达为性，在哈姆雷特身上表现为心理活动（导致了神经症）。几个世纪以来，传统信仰以这三种形式体现。这里，我们要讨论其中几个重要的主题。 浮士德作为个人创造力的象征 浮士德首先尝试用黑魔法和他那个时代神秘的科学、炼金术和占星术，以及歌德时代的正统科学来寻求永生。经历沮丧和绝望之后，他用自己的灵魂与魔鬼交换来了一个丰富的世俗生活。这一契约象征着主张个人权利，决定让他自己灵魂的命运不依赖集体灵魂，通过牺牲永恒的救赎来换取尘世的幸福。人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终有一死的，一个是不朽的；一个是个体的，一个是集体的。以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崇拜为代表，这两个灵魂既是活在尘世的肉体的生命力（即神力），又是不朽的祖先灵魂，它们具身于保护神。[2] 魔鬼化身为保护神，以个人肉体灵魂的方式代表着（不朽的）集体灵魂。为了换取一个人那部分不朽的灵魂，魔鬼许诺延长尘世的生命（返老还童）并给予性爱的快感，而不是性的永生。特洛伊的海伦代表了性时代人格化的不朽灵魂——浮士德追求不朽灵魂，仿佛在追求一个虚幻的影子。浮士德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将自己与社会和人类重新联系起来，从而赢得了个人的永生，这体现了子女时代的特征。 男性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同样不断地为各种形式的自我和个人主义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象征。他的目标是要取代集体永生，或者性永生和生殖永生。作为集体灵魂的载体，女性仍然是保守的象征。而随着子女时代个人主义的开始，男性则扮演起世俗、转瞬即逝、终有一死的灵魂角色，在不断变化的象征表达中寻求永生。与女性相比，男性灵魂上的自卑感似乎是性时代的产物，它是由母系制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影响造成的。这种自卑感是建立在生殖永生（繁殖）的基础上的，因为在生殖永生中，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男性的作用较小。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男性把自己从自己的角色中分离出来，这一角色被打上了心理自卑的烙印。在信奉个人永生的泛灵论时代，分离具有优势，但它的价值随着对集体灵魂的信仰而下降；后来，在性时代，它被看作劣势。与此同时，女性从转世灵魂授孕的媒介上升为有创造力的灵魂载体，控制着死亡和永生。男性永生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否认之上的。现在，男性发现为了灵魂自己被女性所奴役，只能用自我不朽的创造力来宣告自己的独立。 浪漫主义与心理学 这些趋势和潮流在浪漫主义中达到了顶峰，这是对灵魂问题的一种特定的态度和表达方式。心理学的发展显现出浪漫爱情对其的影响，后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提升了女性灵魂的价值。同时，伴随着宇宙自然灵魂的复兴以及它在民歌（史诗）、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集体表达，心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浪漫主义科学的影响。浪漫爱情衍生了性心理学[3]，浪漫主义科学衍生了自然哲学和人种心理学（ethnopsychology）。[4]在融合了戏剧性格学（characterolo-gy，前面讨论过）和生理（实验）心理学之后，这两种思潮都促进了心理时代的到来。从浪漫主义灵魂的角度这一点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即子女时代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泛灵论）的和母系（性）的灵魂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 在这里，女性成了男性灵魂永生原则的个体代表，这是她在（灵魂时代）母权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性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关于海伦和普赛克的故事，以及民间故事）也是以一个理想形象呈现出来。在浪漫爱情中，她代表着男性更好、“更美丽的灵魂”[5]，这是男性永恒不变、永生的角色，与通过伟大的作品来寻求永生，会变老的、生命短暂的自我截然不同。[6]这种理想化对抗基督教意识形态对女性的道德化，后者将女性与性联系在一起并对她（作为女巫）进行谴责，后来的心理分析把她的角色打上了邪恶的烙印（例如莎士比亚）。浪漫主义把这种道德和心理评价带进了自我情感领域，自我在其中迷失了，就像个体灵魂消失在整个世界灵魂中那样。在浪漫主义科学中，古老的宇宙灵魂变成了“自然的灵魂”。 在部分是文学、部分是哲学并追求永生的浪漫自我中，情感第一次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不是个体表达和实现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在歌德所描绘的渗透和消融一切（“情感即一切”）的灵魂意义上的情感。因此，浪漫主义寻找民间作品和人种心理学，集体灵魂在面对浪漫的个人主义时以这种形式（以及女性）寻求平衡和安慰。浪漫主义探讨神话、民间故事、史诗和歌曲中匿名的集体创作是否以及如何由一个民族创造：这是对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及其命运的一种心理探索。 在象征着尘世转瞬即逝的历史命运的史诗中，以及长久存留在人类记忆里的伟大事迹中，这种对一个民族整体的关注直接显现出来。它间接地发生在象征着其民族精神命运的英雄神话中，也间接发生在他不朽的形象，即众神身上。这些关于众神、英雄和民族的灵魂作品是由个人还是族群集体创作的心理问题等同于一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基督的历史现实问题——灵魂存在的问题。浪漫主义的民族心理学回归到集体灵魂的概念[7]，而自莎士比亚以来，作家的性格心理学则将个体化的精神符号归纳成不同的道德类型：善与恶的灵魂（天使与魔鬼），即永生的和终将死亡的人现在成为善与恶的角色，而不是众神与英雄。 在19世纪发展成为科学心理学之前，心理学认为灵魂对人类来说是可及的，这与宗教教义有所不同。人们要么假定灵魂的存在，即永生信仰，要么否认之，但无法像对上帝的信仰那样去证明。灵魂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无神论科学家，而是来自个人主义的灵魂追寻者，他们被迫在集体灵魂和生殖的性意识形态之外寻找永生，这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代表两者的）宗教、家庭或国家（或者民族）来实现个人永生。 个体化的心理学 威胁来自个体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是随着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不断增长而产生的。个体心理学最初出现在希腊，是对灵魂的伟大倡导者柏拉图的观点的回应。柏拉图的学生和继承者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灵魂看作具有发展变化特征的人。[8]他把心理学——他的灵魂科学和物理学相提并论，而把灵魂问题归入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不可及的上帝概念。他以意志自由（道德）、以上帝（形而上学）的方式保存灵魂，从而开启了科学心理学。自逐渐衰落、包罗万象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尝试之后，中世纪和现代哲学家开始推动他的研究取向。读者可参考第一章对心理学发展的概述；直到19世纪，心理学才具有了现代科学的外表。[9]现在，让我们来概括一下在心理学从灵魂时代发展到声称为精确科学的精神分析过程中，个人自我觉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