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恐怖部 [book_author]格雷厄姆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0906 [book_dec]在本书中，格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伦敦为背景，刻画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恐怖组织和一个身不由己的小人物。 阿瑟·罗在一次游园会上偶然对上了某组织的暗号，赢得一块蛋糕，谁知蛋糕中竟藏有记录军事机密的胶卷。罗因此被卷入一场又一场离奇事件。为夺回胶卷，敌方间谍对他紧追不舍，威逼利诱、栽赃陷害层出不穷，直到一场爆炸让罗失去记忆。 失忆后的罗被间谍组织改名换姓，软禁于一所精神病院，但医院里一系列离奇之事令他感到恐惧又迷惑，他逃出精神医院，决定亲自弄清所有的真相…… [book_img]Z_9911.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 不幸的人 [book_title]第一章 自由母亲基金会 非经获准不得通行。 ——《小公爵》 [1] 1 每年的游园会上都有某种东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阿瑟·罗吸引过去，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远处乐队的吹奏声和木球敲击椰子的咚咚声的俘虏。然而，这一年没有椰子，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从布卢姆茨伯里住宅区的断垣残壁中也可以看出这点——一个壁炉的凸出部分被炸掉了，留在墙壁中间的那部分看上去就像画在廉价玩具屋上的壁炉，墙壁上还残留着许多镜子和绿色墙纸。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某个拐角处传出扫玻璃碴儿的声音，如同沐浴着海水的卵石海滩发出的懒洋洋的响声。广场倒是被一面面自由国家的国旗和许多彩旗装饰得格外绚丽，从节日那天起，显然有人坚持——让这些旗帜在这儿一直飘扬。 阿瑟·罗凭栏远眺，思绪万千。栏杆倒还没被炸掉。游园会在他的记忆中是无邪的，使他想起了童年，想起了牧师住宅中的花园，身穿白色夏装的姑娘们，花坛中草木的芳香以及某种安全感。他不想嘲笑这些幼稚的、以某种借口而精心设计的赚钱方法。总有一个牧师在主持一种输赢不大的赌博，寻宝游戏后面则站着一位穿着拖到脚后跟的印花裙子的老太太，她那顶宽边软帽在寻宝摊(像儿童乐园那样大小的一块地方，四周立上界桩，标明为寻宝摊的范围)上方神气活现地抖动着。夜幕降临了，由于灯火管制他们不得不早早结束，还有一些体力活，需要泥瓦匠去干。在游园会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棵梧桐树，树下摆着个算命摊，就像一个临时搭成的露天厕所。在这个夏末的星期天下午，一切似乎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宁静献给你，这不是尽人皆知的宁静……”人们好不容易请来的那支人数很少的军乐队，又奏起那支被人遗忘的上次大战中流行的曲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将常常想起那个阳光普照的山坡……”阿瑟·罗听后，泪水涌进了眼眶。 他绕着栏杆，朝自己的厄运走去。一便士硬币顺着一条倾斜的弯道，滚到一块方格板上——硬币并不很多。游园会冷冷清清：只有三个小摊，人们都避开它们。他们如果非得花钱不可，便宁可往方格板上滚硬币，争取赢几个钱，或者在寻宝摊上赢几张储蓄券。阿瑟·罗沿着栏杆往前走，迟疑不决，既像一个不速之客，又像一个多年流放在外的人重返家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到欢迎。 他身材细长，背部佝偻，黑发已经发灰，脸庞瘦削，鼻梁有点弯，嘴巴过于敏感。他的衣服质地很好，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他对衣服并不爱惜。要不是那种仿佛是结过婚的样子，你准会以为他是个单身汉…… “交费，”门口的中年妇女说，“一先令，不过这好像不太公道。你要是再等五分钟，就可以按减价票进来了。我每次看见人们这么晚才来，总觉得应该提醒他们一下才对。” “你想得真周到。” “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受骗——哪怕是为了干好事，你说呢？” “我还是不等了吧。我要马上进去。到底是什么好事？” “为自由母亲们——我指的是所有自由国家的母亲们——募捐 [2] 。” 阿瑟·罗高兴地回想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当时，每年这个时候在牧师住宅的花园里总有一次游园会。花园离特兰平顿路不远，在临时搭成的舞台那边是剑桥郡平坦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一条小溪，溪中游着刺鱼，岸上长着修过枝的树，然后是几个斜坡，上面是石膏采石场。在剑桥郡，这些斜坡被人们称为小山。他每年都怀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心情来参加这些游园会——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似乎熟悉的生活方式即将在那天下午永远改变。乐队在暖和的夕阳下欢奏，铜管乐器发出的声音像烟雾似的颤抖，一些陌生少妇的脸和掌管百货店与邮局的特罗普太太、主日学校教师萨维奇小姐以及老板娘和牧师太太们的脸混在一起。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围着这些小摊转——童装摊、粉红色的毛衣摊、艺术陶器摊，最后见到的是游园会中最好的货摊——白象摊。在白象摊上好像总能找到一枚魔球，它能满足你的三个愿望，让你称心如意。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天晚上回家时，却只带着一本旧的夏洛特·M.永格的《小公爵》，或一本印有玛莎威特茶广告的过时的地图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失望，因为他还带来了铜管乐吹奏的声音、光荣感和一个比今天美好的未来的预感。到了少年时代，兴奋的根源就不同了，他想象着也许能在牧师宅邸中碰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女，他将向她大胆地倾诉衷肠；晚上，草坪上将举行舞会，人们将闻到紫罗兰的气味。不过由于这些梦想从未兑现，所以他还保留着一种无邪的感觉…… 同时，还有兴奋的感觉。他不能相信：当他进门来到梧桐树下那片草地上的时候，竟然什么也不发生。虽然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少女，也不是魔戒，而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抹去这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乐队在演奏，他的心怦怦乱跳，这个消瘦的、饱经世故的人回到了童年。 “过来试试你的运气吧，先生。”牧师说，他的声音显然是联欢会上的男中音。 “但愿我能有些硬币。” “一先令十三次，先生。” 阿瑟·罗投进的一个个便士顺着那条狭窄的斜槽滑下去，他看着它们在方格板上摇摆。 “今天怕不是你的好日子，先生。再来一先令怎么样？就当是做好事，再试一下好吗？” “我想到前面去试试。”他记得母亲总是一路赌下去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她的钱平分给各个赌摊，而把椰子和赢得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在有些摊子上，简直很难发现什么东西，哪怕是送给用人的东西。 在一个有小遮篷的摊子上，放着块蛋糕，旁边围着一小群热情的游客。一位女士在解释：“我们把配给的黄油凑在一起，泰瑟姆先生弄到了小葡萄干。” 她转身对着阿瑟·罗说：“你不想买张票，猜猜这个蛋糕有多重吗？” 他把蛋糕举起，随口说：“三磅五英两。” “猜得真准，你太太一定常教你。” 他从人群里退了出来：“啊，不，我没结婚。” 战争使摆摊人的任务变得格外困难了。一个摊子上摆着大量供军人阅读的企鹅出版社印行的旧书。另一个摊子上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最奇怪不过的旧衣服——多年前的旧衣服：带兜的长裙，有骨撑的花边高领衫。人们把它们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抽屉里翻了出来，最后给了自由母亲。还有上面缀着叮当作响的饰物的女用紧身胸衣。童装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现在毛线实行配给制，旧毛衣在朋友间十分需要。第三个摊子是传统的白象摊，尽管说它是黑的可能更确切，因为许多在印度侨居过的英国家庭都交出了他们收集的乌木象。还有铜烟灰缸，绣花的火柴套——它们已经很久没有放过火柴了——几本放在书店里嫌寒酸的书，两本明信片簿，一套完整的狄更斯香烟画片，一只电镀煮蛋器，一个粉红色的长柄烟斗，几个来自瓦拉纳西 [3] 的雕花别针盒，一张上面有温斯顿·丘吉尔夫人签名的明信片，一盘各国铜币……阿瑟·罗翻阅着旧书，当他看到一本肮脏不堪的《小公爵》时，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他花了六便士买下这本书，继续往前走。他觉得这一天尽管尽善尽美，但似乎有什么在威胁着他：透过为寻宝摊遮阴的梧桐树，他可以望到广场被毁的那部分。仿佛上帝专门领他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显示今昔之别。这些人可能在一场只对他一个人有好处的花费甚大的道德剧中扮演角色…… 当然，他不能不到寻宝摊上去转转，尽管他在知道奖品是什么东西后感到很扫兴。后来，值得看的地方只剩下算命摊了——这是一个算命摊，而不是公厕。一块布帘在入口处晃来晃去，布料子是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一位女士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应该去算个命。你真的应该去。贝莱太太神机妙算，她告诉我儿子……”她又抓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中年妇女，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我刚才正和这位先生说起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和我的儿子。” “你的小儿子？” “是的，他叫杰克。” 罗趁机溜开了。夕阳西下，广场花园渐渐冷落起来了，趁着天还没黑，灯火管制还没开始，警报还没拉响，赶紧收起“宝物”回家吧。一个人在乡村的篱笆后面，在班船客舱里的纸牌上算过那么多次命，可游园会上的这个业余算命人却仍能使他入迷。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候对出海旅行、皮肤黝黑的陌生女人以及带来喜讯的书信半信半疑。有个人曾经拒绝给他算命——当然只是故作姿态，以加深他的印象——然而缄默确实比其他任何预言都更接近真理。 他掀起帘子，摸索着走了进去。 帐篷里面很暗，他很难辨认出贝莱太太。这位太太腰圆体胖，裹着一件像是寡妇穿的旧丧服，或者是一种农民服装。他没想到贝莱太太的声音会这么深沉有力：一种令人信服的声音。他原以为这位喜欢水彩画的女人讲起话来声音是发抖的。 “请坐，请用一枚银币在我手心里画个十字。” “真暗。” 他现在总算勉强把她看清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农民服装，头上裹着一块大头巾，肩上披着一条轻纱，末端甩在背后。他找出一枚银币，在她手心里画了个十字。 “把你的手伸过来。” 他伸出手，她牢牢地抓住，像是说：别想得到什么怜悯。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照着他掌心的爱情纹，一条条细小的横纹大概代表儿女满堂，生命线很长…… 他说：“你挺会赶时髦，我指的是你这儿装上了电灯。” 她不理会他说话这么无礼，开口就算命：“先谈谈你的性格，再说说你的过去。根据规定，我不准预言未来。你性格刚毅，富有想象力，对痛苦十分敏感。有时你觉得怀才不遇。你想干一番大事业，不想整天沉溺在空想中。其实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使一个女人得到了幸福。” 他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像是在和他比手劲。她说：“你在一次幸福的婚姻中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不过，你还得再耐心点。现在我要给你算算你的过去。” 他赶紧说：“别算我的过去，请算算我的未来。” 他这样一说好像揿了个按钮，把机器关上了。随之而来的寂静令人纳闷，使他颇感意外。因为他并不想让她住口，虽然怕她会说出什么使他忧伤的事来，即使说得不确切，也会像真事一样使他痛苦。他再次试图缩回手，这次成功了，这只手又成了他自己的。他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贝莱太太说：“听着，这是我的指示：你需要把蛋糕拿到手，你得说它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它果真这么重吗？” “这无所谓。” 他苦苦思索，目不转睛地看着贝莱太太被灯光照着的左手：手掌方方正正的，煞是难看，手指又短又粗，戴满了硕大的镶宝石银戒指。这个指示她是从谁那儿得来的？难道她请示过那些熟悉的神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偏偏挑选他去赢那块蛋糕呢？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而已？她大概已经瞎说了好几个重量——他一边在暗中窃笑，一边想——希望至少能从赢者那里分到一片蛋糕。蛋糕，美味的蛋糕，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你可以走了。”贝莱太太说。 “非常感谢。” 阿瑟·罗想，无论如何，去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她得到的指示也许是可靠的。于是他便回到蛋糕摊。尽管游园会的人快走光了，只有几个帮忙的伙计还在，但蛋糕周围却还围着一小群人。这个蛋糕的确很诱人。他一向喜欢蛋糕，特别是丹迪糕点厂自制的高级蛋糕和带有某种黑啤酒香味的家制棕色水果蛋糕。他对管摊子的太太说：“我要是再花几个钱试试，你不会觉得我嘴馋吧？” “不会的，请吧。” “好，我猜这个蛋糕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他觉察到一种古怪的沉默，好像他们一下午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但没想到会出自他的口。稍后，一个在摊外来回走动的胖女人发出一阵由衷的欢笑。“瞎猜，”她说，“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光棍。” “不，”摊后的太太严厉地打断她的话，“这位先生赢了。他说得一点不差，猜中了。”她讲话的样子颇为神经质，令人纳闷。 “四磅八英两，”那胖女人说，“哼，你小心点吧。它会像铅一样重。” “正相反，它真的是用鸡蛋做的。” 胖女人冷笑着朝衣服摊子走去。 蛋糕递过来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到这种奇怪的沉默。人们全都围上来观看，其中包括三位中年妇女和那位牧师——他已离开了方格板。罗抬起头，瞥见吉卜赛人的帘子掀开着，贝莱太太的目光正盯着他的脸。他宁可听那个在摊外转悠的胖女人的讥笑声，那是正常的，能使人感到轻松。身边这些人却个个神经紧张，好像正在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最主要的仪式。他刚才重新体会到的童年时代的心情仿佛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无邪的感觉消失了。剑桥郡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暮色苍茫，摊主们准备收摊了。那胖女人拿了件胸衣，朝门口走去(物品一概不准包在纸里)。阿瑟·罗说：“谢谢，太感谢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被包围了，他怀疑是否有人会闪开，让他出去。牧师闪到一边，伸出一只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一下。“老朋友，”他说，“老朋友。” 寻宝摊主正在匆匆收拾物品。阿瑟·罗这回没在这儿赢得任何东西。他手里拿着蛋糕和《小公爵》，站在摊前观望。“我们收摊收晚了，太晚了。”那个戴着宽边软帽的老太太埋怨道。 虽然天色已暗，但是还有人感到值得花钱进来。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这里，一个男人下车后，匆匆奔向吉卜赛人的帐篷，犹如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怕马上死掉而赶忙跑进忏悔室一样。这究竟是又一个相信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的人，还是贝莱太太的丈夫赶来把她从这种亵渎神明的仪式中带回家去呢？ 阿瑟·罗这样思索着，觉得很有趣。他几乎没有发现参加寻宝游戏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最后一个顾客也已向门口走去，只剩下他一人和摆摊人一起待在大梧桐树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感到很尴尬，如同餐厅里的最后一位顾客，突然发现侍者沿墙站成一排，都在注视着他似的。 他还没走到门口，刚才那个牧师就开玩笑似的拦住他的去路：“别忙着把奖品带走啊!” “该走了。” “你难道不想为了做件好事而把蛋糕留下吗？在这种慈善游园会上，这样做也差不多是惯例啦!” 在牧师的举止里有某种东西使罗感到不快——一种难以捉摸的教训姿态，仿佛一个仁慈的贤人正在向一个新学童交代校规。“你们这儿肯定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把蛋糕还给我们这些仍留在这儿的人。”他又轻轻捏了捏罗的胳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名叫辛克莱。你瞧，我是来试试有没有本事占别人一点便宜的。”他咯咯一笑。“你看那边的那位女士——弗雷泽夫人——就是弗雷泽的太太。这样一次友好的小买卖能使她有机会拿出一镑钱来，爽爽快快地捐出来。” “我却觉得很不爽快。” “他们那帮人好极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先生……” 罗固执地说：“不让人带走奖品——不能这样办游园会。” “嗯，你到这儿来不见得是为了占便宜吧？”辛克莱先生的话里有话，可能还包含着更难听的意思。 “我不想占便宜。这儿是一镑钱，你拿去吧，可我喜欢这个蛋糕。” 辛克莱先生向其他人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他的动作粗暴，毫不掩饰。 罗说：“你们也想把《小公爵》拿回去吗？这样弗雷泽太太大概可以同样爽快地再拿出一镑钱来。” “实在没必要用这种口气说话。” 这个下午算给糟蹋了，在这种讨厌的龃龉中，铜管乐再也引不起罗的联想了。“再见。”罗说道。 可是人家还不让他走。有一些人出来给辛克莱先生帮腔，寻宝摊的太太也在篷车里凑热闹。她忸怩地笑着说：“我恐怕带来了坏消息。” “你也想要这个蛋糕吧？”罗说。 她的微笑带着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特有的急躁情绪。“我必须把这个蛋糕拿走。你要知道，这里面出了个错，重量搞错了，它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她看看一张字条。“那个胖女人讲得对。这个蛋糕的实际重量是三磅七英两。那位先生猜对了，”她朝蛋糕摊方向指了指，“他赢了。” 他就是那个最后乘着出租车赶到游园会、径直走进贝莱太太帐篷里去的人。他一直藏在蛋糕摊旁的暗处，让那些女士们为他去争输赢，贝莱太太给了他一个更好的提示吗？ 罗说：“这可真怪，难道他真的猜得那么准？” 她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使她猝不及防，就像证人在庭审中被难倒了一样。“噢，他猜得不完全准，但相差不超过三英两。”她似乎又有了把握。“他猜的是三磅十英两。” “要是这样的话，”罗说，“蛋糕还是我的，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猜的是三磅五英两。这儿是我出的一镑钱。再见。” 这一回他真使他们出其不意，他们一言不发，甚至没有感谢他捐了一镑钱。他从人行道上往回望，看见蛋糕摊周围的那群人拥上前去，和那儿的人站在一起。他挥了挥手。栏杆上的一条标语写道：“为自由国家母亲基金会捐款。蒙王室恩准……将举行一次筹款游园会……” 2 阿瑟·罗住在吉尔福德街。空袭一开始，马路中央就挨了炸，两边的房子全遭了殃，可是罗安然无恙。楼房一夜之间成了瓦砾，他却幸存了下来。家家户户的窗上都没有玻璃，而是钉着木板，门关不拢了，夜里只好用东西顶着。他在二楼租了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接受珀维斯太太的照顾，因为这是她的房子。珀维斯太太在那次空袭中也平安无事。罗租的房间家具齐全，用不着他再费神另作安排了。他仿佛是一个在沙漠中露营的人。屋里的书不是买的便宜货，就是从公共图书馆里借的，只有《老古玩店》和《大卫·科波菲尔》除外，他反反复复地阅读这两本书，就像人们读《圣经》一样，他甚至能背出每章的题目和书中的警句。这倒并非由于他喜欢它们，而是因为他在孩提时期就读了这两本书，所以它们不会引起任何有关成年的回忆。屋里的画全是珀维斯太太的，包括一幅风格粗犷的水彩画，画的是日落时分的那不勒斯湾，还有几幅铜版画。屋里还有一帧珀维斯先生从前的照片，穿着一身一九一四年流行的古怪制服。那把难看的扶手椅、那张铺着厚呢台布的桌子和窗台上那几个花盆都是珀维斯太太的，收音机是租来的。只有壁炉台上的那包香烟以及卧室里的牙刷和刮胡刀是属于罗的(肥皂是珀维斯太太的)。在一个卡片盒里，还有他的安眠药，起居室里甚至连一瓶墨水、一件文具也没有——罗从来不写信，报所得税时就上邮局填单。 所以，你也许会说，这个蛋糕和这本书大大丰富了他拥有的财物。 罗到家后，按了按铃，把珀维斯太太找来。 “珀维斯太太，”他说，“我在广场游园会上赢来了这个漂亮的蛋糕。你有没有一个这么大的铁盒子？” “如今这种岁月，这个蛋糕可真算是大的了。”珀维斯太太说。她见了蛋糕垂涎欲滴，并不是战争使她变馋了，而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蛋糕，有几次她还坦率地对罗说过。她又小又瘦，邋里邋遢，丈夫死后，就对自己放任起来，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看见她在吃甜点心，楼梯上能闻到一股点心店里特有的味道，她把黏糊糊的装点心的小纸袋随便扔在角落里。你要是在屋里找不到她，那她准在排队买果味口香糖。“这个蛋糕很重，准有两磅半。”珀维斯太太说。 “有三磅半左右。” “哦？不可能。” “你称称看。” 等她走后，罗往扶手椅里一坐，闭上了眼睛。游园会已经结束，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展现在他眼前。他的本行是新闻记者，但两年前他不干了。俗话说得好：来日方长，何必着急呢。军队不要他，他在民防系统中干了一阵子以后，谁也不要他了，他比往常更加孤单。有些军火厂要人，但他又离不开伦敦，也许要等跟他有关系的每一条街都被炸毁后，他才会毫无牵挂地离开这儿，在特兰平顿 [4] 附近的工厂里找个活儿干干。每次空袭过后，他都要出去看看，但愿又有某个餐厅或商店成了废墟——好比监狱里的铁栅门又开了一扇。 珀维斯太太把蛋糕装在一个大饼干盒里。“三磅半!”她鄙夷地说，“永远也不能相信这些慈善团体。连三磅还不到。” 他睁开眼睛。“奇怪，”他说，“真奇怪。”他思忖了一会儿。“让我吃一块吧。”他说。珀维斯太太立刻同意了。蛋糕的味道不错。罗说：“把它放进铁盒里藏起来吧。这种蛋糕放得越久越好吃。” “会走味的。”珀维斯太太说。 “噢，不会的，它是用真鸡蛋做的。”他受不了她切蛋糕时那种垂涎欲滴的样子。“你也吃一块吧，珀维斯太太。”他说。只要别人迫切想得到一样东西，他们就准能在他这里得到满足。看到别人难受，他就会心神不安，就会为他们干任何事情，毫无例外。 3 第二天，一个陌生人住进珀维斯太太的四楼的一间小屋。次日傍晚，罗在光线暗淡的楼梯上碰见了他。那人正压低嗓门，激动地和珀维斯太太说话。她背靠墙站着，脸上露出一副胆战心惊的表情。“总有一天，”那人说，“你会明白的。”他又黑又矮，肩膀宽大而畸形，因为他得过小儿麻痹症。 “噢，先生，”珀维斯太太舒了一口气，对罗说，“这位先生想听听新闻。我对他说，也许，你会给他讲的……” “进来吧。”罗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陌生人进屋——这是他的第一个客人。这时是傍晚，屋里很暗，窗户上钉着的人造纤维板挡住了最后一线日光，仅有的一盏电灯还上了灯罩，以防震碎。那不勒斯湾在墙纸中消失了。收音机调谐板后面的小灯亮着，使人感到甚为亲切，仿佛是一个怕黑暗的孩子夜里在卧室里点的夜明灯。一个故作高兴的声音在说：“晚安，孩子们，晚安。” 屋里有两把小椅子，陌生人挑了一把坐下，伸出手，开始搔头皮，头屑纷纷往下落。你会感到“坐”是他的自然姿势。他坐着的时候，威风凛凛，那个罕见的宽肩膀更加显眼，而他的矮小身材则被掩盖。他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他也不先把烟盒递给罗，而是径自点燃一支烟。粗烟丝的苦味和黑烟随即在整个屋里弥漫。 “来块饼干吗？”罗一边问，一边打开食品柜。他和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认为自己的习惯是人所共有的。他从来没想到别人也许不在下午六点吃饼干。 “你们要蛋糕吗？”珀维斯太太问道，她在门口迟迟不走开。 “我看最好先吃饼干。” “现在的蛋糕，”陌生人说，“简直不值得吃。” “可是这个蛋糕是用真正的鸡蛋做的，是罗先生抽彩赢来的。”珀维斯太太说。她为罗感到骄傲。正好这时，新闻广播开始了——“由约瑟夫·麦克劳德播报。”陌生人靠着椅背听广播，他的动作带着某种高傲的派头，似乎他在听的这些事情的真相只有他一人知道。 “今晚的消息比较令人乐观。”罗说。 “是在哄我们。”陌生人说。 “你们要不要蛋糕？”珀维斯太太问道。 “哦，也许这位先生更想吃块饼干……？” “我很爱吃蛋糕，”陌生人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是块好蛋糕的话。”就好像他的口味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香烟在地上踩灭。 “既然这样，珀维斯太太，去把蛋糕拿来吧，再沏一壶茶。” 陌生人的畸形身躯在椅子里直起，眼睛盯着那个拿进来的蛋糕。他无疑很喜欢这个蛋糕，因为他的视线简直离不开它。他似乎屏住了呼吸，直到蛋糕安全地放到桌上为止。然后他急不可耐地从椅子探出身来。 “刀在哪儿，珀维斯太太？” “哎呀，哎呀，晚上这种时候，”珀维斯太太解释道，“我总是丢三落四的，都得怪警报。” “没关系，”罗说，“用我的刀好了。”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他剩下的最后一件宝贝——一把很大的学生多用刀。他情不自禁地向这个陌生人介绍这把多用刀的各个组成部分——开塞钻，镊子，只要按一下就会自动开关的刀片。“现在只有在一家商店里还能买到这种多用刀，”他说，“那家店离干草市场 [5] 不远。”但陌生人并不理会他说的话，只是迫不及待地瞧着刀插进蛋糕。这时，安在伦敦远郊的警报器像每天晚上一样，开始尖叫。 陌生人的声音说：“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罗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架敌人的轰炸机从泰晤士河口飞来，在他们头顶两英里的高度轰鸣。它的引擎发出不规则的响声，仿佛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珀维斯太太离开他们，拿着铺盖下楼。楼梯上传来了她的脚步声，然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出了门，钻进了她喜爱的防空洞。“像你我这样的人犯不着为那些事情动怒。”陌生人说。 他那畸形的宽肩膀伸进了灯光中。他靠近罗，身子只搭着一个椅子边。“这场战争太愚蠢了，”他说，“为什么你我这些……聪明人必须……”他说，“他们在侈谈民主，对不对？可是你我不会去听那种废话。如果你想要得到民主——我没说你要，而是说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必须到德国去。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突然问道。 “和平。”罗说。 “很好，我们也一样。” “我不认为我要的是你们那种和平。” 但陌生人只顾自己说话，不理会旁人。他说：“我们能给你和平，我们正在争取和平。” “我们指的是谁？” “我的朋友们和我。” “有良心的拒绝服兵役者？” 畸形的肩膀烦躁地扭动着。他说：“人们可能对自己的良心考虑得过多了。”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不表示一下抗议，就让他们把波兰也拿走吗？” “你我对这个世界很了解。”当陌生人往前靠的时候，椅子也随着往前滑了一点，所以他像一架机器似的向罗步步逼近。“我们知道，波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我们应该对谁做出判断？” 椅子的嘎吱声更近了。“正确地说，应该对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政府进行判断……” 罗慢吞吞地说：“战争与任何别的罪行一样，把无辜百姓也卷了进去。不能以主要受害者是某某人做借口……这不是不诚实，便是法官喝醉了……” 陌生人打断了罗。陌生人说的每句话都充满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自信。“你完全错了。唉，即使是杀人犯，有时也能得到宽恕。这类案例我们都知道，不是吗？” “杀人犯……”罗慢慢而痛苦地思索着。他从来没有像这个人那样，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他说：“人们不是常说，只有不作恶，才能有善报吗？” “哼，胡扯，”这个小个子陌生人冷笑了一下，“基督教义。你是聪明人，现在我问你，你难道真的按照这个处世为人的准则去做了？” “没有，”罗说，“没有。” “你当然没有这样做，”陌生人说，“难道我们没有调查过你吗？不过即使没调查过，我也能看出……你很聪明……”“聪明”这个词似乎是进入某个专门小团体的暗号。“我一见你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无能鼠辈。”这时附近广场上突然响起枪声，把他吓了一大跳。枪声震动着房子，同时海滨又传来另一架飞机的嗡嗡声。枪炮声越来越紧，但飞机的响声却一直是那么平稳和死气沉沉。最后，人们又听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的声音掠头而过，近处枪炮齐射，房子震得咯咯直响。飞机扔下的炸弹发着嗡嗡声直冲他们而来，仿佛有意要摧毁这幢无足轻重的楼房。不过，炸弹在半英里外的地方爆炸了，人们觉得地面好像塌了下去。“我刚才说……”陌生人说，可是他忘了刚才到底说了什么，他的自信也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他不过是个吓得半死的畸形人。他说：“真倒霉，今晚我们遇上了轰炸，但愿飞机马上飞走……” 嗡嗡的引擎声重新响起。 “再来块蛋糕吗？”罗问道。他不禁可怜起那人来了。不是勇气，而是孤独，使罗摆脱了恐惧。“少来一点……”他等了一会儿。呼啸声停了，炸弹爆炸了，这次很近，可能就在旁边那条街的尽头。那本《小公爵》被震倒了……他们以为会有一连串炸弹落在他们头上，可是飞机再也没有投弹。 只是到这时，那人才说道：“不，谢谢——我是说，谢谢，再来一点。”那人吃蛋糕时有个怪癖，要把蛋糕全部捏碎，大概是神经紧张的缘故。罗心想，身体畸形的人在战时可真倒霉，他感到自己又萌生了那种要不得的恻隐之心。“你说你们调查了我，但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罗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他觉得陌生人的眼光始终盯着他，宛如一个饿汉透过厚玻璃橱窗盯着餐厅里吃东西的人。屋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又来了一架飞机。如今每天晚上都有喧闹声，都要发生火灾，都会死人，一直要到早晨三四点才能安宁——轰炸机驾驶员的八小时工作这时结束。罗说：“我刚才正向你介绍这把多用刀……”空袭期间，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飞机上，很难顺着一条思路有头有尾地说下去。 陌生人打断罗的话，伸出一只手，握住他的腕部。这只神经质的手瘦得皮包骨头，但胳膊却很粗。“你知道吗？出了个差错，这个蛋糕根本不是给你的。” “明明是我赢的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应该让你赢。弄错人了。” “现在提出这点未免太晚了，对不对？”罗说，“我们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半。” 可是，那个畸形人却不理会罗的话。他说：“他们派我来取回蛋糕。我们会合情合理地付钱的。” “他们是谁？” 但罗知道他们是谁。这很滑稽。他仿佛看见几个无能为力的家伙穿过草地向他走来。其中有那个几乎可以肯定是画水彩画的头戴宽檐软帽的老太太，还有那个主管抽彩的神情怪诞的女人，以及善于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罗淡然一笑，把手抽回来。“你们在玩什么花招？”他问。以前从来没有一次抽彩搞得这么正经。“这块蛋糕现在对你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那人忧郁地望着他。罗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我看，”他说，“这大概是个原则问题。忘了它吧，再喝杯茶。我去拿茶壶。” “别麻烦了，我想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这一点也不麻烦。” 陌生人一边剔着指甲里的头屑，一边说：“那么，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有了。” “既然如此……”陌生人说。又一架飞机朝这儿飞来，伦敦东区的高射机枪随即打响，他听到这些，如坐针毡。“我也许应该再喝杯茶。” 当罗端着茶回到屋里时，陌生人正在倒牛奶，并且又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他把椅子靠近了煤气取暖炉，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朝罗的椅子挥了挥手，好像他才是主人，而且看来已经忘掉了他们俩的交锋。“你出屋的时候，”他说，“我在想，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自由人。我们不为习俗、爱国激情、感伤心理……所束缚，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般人所说的利害关系。我们没有股票，公司垮台与我们无关。我们的这个形象真不错，你说呢？” “你为什么要说我们？” “噢，”畸形人说，“我看不出你有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迹象。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不是吗？”他突然俗不可耐地眨了眨眼睛。 罗呷了一口茶，太烫了，喝不下去……他感到茶的味道很怪，唤起了他的某种痛苦的记忆。他吃了块蛋糕，想把这味道中和掉。他抬起头，看见那人正用焦虑的眼光盯着他，等着他说话。他又慢慢啜了口茶，终于感觉出来了……生活如同一只蝎子，在背上咬了他一口。他的主要感觉是惊讶和愤怒：居然有人对他来这一手。他把杯子扔在地上，站了起来。那人脚上像装了轮子，当即转过身子，背对着罗——宽大的肩膀和长而有力的胳膊都准备好了……这时，炸弹响了。 这次他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墙上出现了一条裂缝，它像条绿色的绸带，缓缓向下滑动，最后，墙塌了。他们甚至连响声也没有听到。 爆炸是件奇特的事，它既像是人对人的严厉报复，又像是一个叫人窘迫的梦。它把你赤身裸体地拋到大街上，或者把你睡在床上或坐在马桶上的样子暴露给邻居。罗的脑袋里嗡嗡直响，他觉得刚才一直是在梦中行走。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爬了起来，只见满地都是平底锅。那个像一辆破旧汽车里扭歪了的发动机的东西原来就是冰箱。他抬起头，发现一张扶手椅高悬在离他头顶三十英尺的地方，北斗七星透过扶手椅在熠熠发光；他往下望，脚下的那幅画着那不勒斯湾的水彩画安然无恙。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找不到一张地图可以帮忙，只好利用星星辨别方向。 三颗照明弹缓缓落下，美极了，如同圣诞树上掉下来的闪光金属片。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自己的影子，他感到自己暴露了，就像一个被探照灯照着的越狱者。空袭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持续不断，你个人的灾难也许早已发生，可空袭并不停止。他们用机枪发射照明弹，其中两颗爆炸了，发出砸碎盘子一样的声音，第三颗掉在拉塞尔广场上。顷刻之后，复归黑暗，一种既使人寒心又给人安慰的黑暗。 罗借着照明弹的亮光搞清了几件事：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地下室的厨房；头顶上那张扶手椅是在二层他自己的房里；正墙和屋顶全没了；那个畸形人躺在扶手椅旁边，一条胳膊软绵绵地往下垂着；那块他还没捏碎的蛋糕正好掉在罗的脚边。民防队员在街上喊道：“这儿有人受伤吗？”罗突然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哪里是开玩笑，这哪里是开玩笑!” “还用得着你说吗？”民防队员从炸得七零八落的街面上俯身对他大声说道。另一架飞机从东南方飞来，在他们俩头顶上呼啸而过，仿佛在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简直像孩子们梦中的巫婆。 [book_title]第二章 私人侦查处 痛苦早已过去， 伤痕仍然很深。 ——《小公爵》 1 奥索太克斯侦査处是伦教历史最悠久的私人侦查处，它仍然在没被炸毁的法院巷的末端开展业务。这个侦查处靠近一家书籍拍卖店，左右两侧是一个小酒店和一个正规书店。那个小酒店在战前是以供应便餐出名的。侦査处设在一栋楼房的五楼上，楼里没有电梯。二楼住着一位公证人，三楼是《合理与自由》月刊的办公室，四楼是一个套间，目前没人住。 阿瑟·罗推开一扇上面标着“侦查处”的房门，可是里面没有人。桌上是一本翻开的电话号码簿，旁边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有一个吃掉一半的香肠卷饼，这个卷饼显然已经在那儿搁了好几个星期。看来，主人是慌慌张张地把这个侦査处拋弃的。它现在如同国王仓皇出逃后的宫殿，游客们看到的杂志还翻在王室几年前逃走时的那一页呢!阿瑟·罗等了一会儿，继续找人。他敲开了另一扇门。 一个秃顶男人赶紧把一个酒瓶放进公文柜里。 罗说：“对不起，那边好像没人。我要找雷尼特先生。” “我就是雷尼特。” “有人介绍我到这里来。” 秃顶男人疑惑地注视着罗，他的一只手按在公文柜上。“谁让你来的？我能问一下吗？” “多年以前的事了。是一个名叫凯泽的人。” “我不记得他了。” “我自己也快记不得了。他不是我的朋友，我是在火车上碰到他的。他告诉我，一些信件使他遇到了麻烦……” “你应该先约个时间。” “对不起，”罗说，“看来你们不想接待委托人。我告辞了。” “噢，噢，”雷尼特先生说，“别发脾气嘛。我是个忙人，做什么事总得有个规矩。你要是说得简单些……”他仿佛是在处理一件不体面的事，一件跟淫书或非法手术有关的事。他以一种鄙视的态度对待这位顾客，似乎不是他想卖，倒是别人急着要买。他径自在桌前坐下，事后才想起说：“请坐。”他在一个抽屉里乱摸了一阵，匆匆把找到的东西又塞了回去，最后他拿出一本便笺，一支铅笔。“讲吧，”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头的？”他让身子往后一仰，用铅笔尖剔着牙齿。他呼吸时，参差不齐的牙齿间发出阵阵轻微的嘘声。他看上去与另外那间屋子一样被抛弃了——他的衣领已经磨损，衬衫不大干净。可是，罗心想，既然有求于人，那就不必挑挑拣拣了。 “你叫什么名字？”雷尼特先生接着问，好像刚想起来似的。“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使劲撕下一张纸，把罗的回答写下来。当他听说罗住在一家旅馆的时候，他抬起头，板着脸说：“你在目前状况下，应该更小心一点。” “我想，”罗说，“也许我最好从头开始讲。” “老兄，”雷尼特先生说，“你可以假设我知道这件事的开头部分，我干这一行已经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每个委托人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实际上跟别的案子一模一样。我只需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其余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我们自己来办就行了。现在开始吧，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头的？妻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冷淡的？” “我还没结婚。”罗说。 雷尼特先生厌恶地瞥了他一眼，罗后悔不该这么回答。“那么是毁约吗，嗯？”雷尼特先生问道，“写过什么信没有？” “跟毁约也没有关系。” “敲诈？” “不是。” “那你何必上我这儿来？”雷尼特先生气冲冲地问。接着他又加上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忙人。”可是谁也不像他这样明摆着闲得没事干。在他的桌上有两个文件格，分别标着“来函”与“待发”的字样。“来函”文件格空着，“待发”文件格中只装着一本仅供男士看的杂志。要是罗还知道别的侦查处，要是他对雷尼特先生的同情没有超过厌恶，那他早就起身走了。雷尼特先生显然很生气，因为他来不及把桌子整理一下。他显然在强忍着不发火，他在强忍着!做出了自我牺牲，显示出一种被迫受挫的高贵气派。 “一个侦探就光是处理离婚和毁约的案子吗？” 雷尼特先生说：“这是一种体面的事务，历来如此。我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你总不见得想让我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拿着显微镜在地上乱爬，到处寻找血迹吧？”他生硬地说，“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类事情，我建议你去找警察。” “听着，”罗说，“你讲点道理吧。你要知道，你能对一个委托人做的事，我也一样能对你做。我会给你酬金的，很高的酬金。放明智一点，把柜子打开，咱们一起喝一杯吧。空袭把人弄得神经紧张极了。得来点什么……” 雷尼特先生回头仔细打量着罗，他的生硬态度慢慢和缓下来了。他伸手摸摸光秃秃的脑袋说：“也许你说得对，大家都人心惶惶，我从来不反对把酒当兴奋剂喝。” “现在谁都需要喝两杯。” “昨晚珀利区的情况糟透了。扔下的炸弹倒不多，可是等呀等的，心都等烦了。我们也吃了苦头，降落伞扔下的薄壳炸弹……” “我住的地方昨天全被炸毁了。” “不至于吧，”雷尼特先生无动于衷地说，同时打开公文柜，把刚才那个瓶子拿出来。“上星期……在珀利区……”他完全像在谈生意，“还不到一百码远……” “咱们俩都该喝两杯了。”罗说。 僵局打破了，雷尼特先生像解冻似的顿时变得坦率起来。“我刚才说的话大概尖刻了一点。我过于激动了。战争使我们这一行简直干不下去。”他解释道，“至于说调解，哎，你简直不相信人性会变得这样忤逆。此外，登记制度当然使事情变得更困难了，人们不敢像往常那样去住旅馆。而你在小汽车里是什么也证实不了的。” “你的事情真够难办的。” “需要坚持，”雷尼特先生说，“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直到停战为止。到那时，就会有一大批离婚、毁约案件找上门来了……”他打量着酒瓶，以一种含含糊糊的乐观精神思量着未来的局面。“请原谅，只好用茶杯了，行吗？”他说，“停战以后，我们这种联系甚广的古老职业将成为一棵摇钱树。”他接着忧郁地补充道，“这只是我对自己的劝慰。” 罗一边听一边想：这个稀奇古怪的世界用不着认真对待。他平时也常常这么考虑的，可是，事实上他总是认真得要命。那些庄严的名词跟雕塑一样恒久不变地固定在他的脑海中，例如“公正”和“惩罚”，尽管它们全都压缩成一个雷尼特先生，或几百个雷尼特先生。不过，如果你相信上帝——还有魔鬼——事情当然就不会这样滑稽可笑了。因为魔鬼——上帝也一贯利用可笑的人、没出息的人、卑微的郊区居民、残废者和脾气古怪的人来为他的目的服务。当上帝利用他们时，你就认为是“高尚”的；而当魔鬼利用他们时，你就说是“狡诈”的。其实，在两种情况下，被利用的人是同样乏味和卑贱的。 “……新秩序。但这个世界不会变。我希望如此。”雷尼特先生说。 “怪事照样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生，”罗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哎，是啊，”雷尼特先生说，“咱们先把杯子倒满，然后再谈正事。真对不起，我没有苏打水。现在告诉我吧，你碰到了什么麻烦事……你可以把我当作你最好的朋友。” “有人想杀死我。当然这种事现在听起来并不严重，因为每天晚上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被杀……可是这使我愤怒。” 雷尼特先生的目光越过杯口，凝视着他：“你刚才说，你还没结婚，对吗？” “这件事和女人没关系，”罗说，“是由一个蛋糕引起的。”他向雷尼特先生描述了游园会的情况，有人如何急切地想要回蛋糕，陌生人的来访……然后是炸弹。“要不是那杯茶有股怪味，”罗说，“我是不会多想的。” “这也许仅仅是你的想象而已。” “不，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味道，是……东莨菪碱 [6] 。”他不大情愿地说了这句话。 “那人死了吗？” “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可是我今天去看时，他已经被接走了。他不过是脑震荡，他的朋友们让他回去。” “医院里会有他的姓名地址的。” “他们留有一个姓名地址，可是我查了伦敦姓名地址录以后，发现那个地址根本不存在。”他抬头望着桌子对面的雷尼特先生，想在他脸上看出一些惊讶的表情，因为，即使在古怪的世界里，这也算得上一个古怪的故事。然而，雷尼特先生却不动声色地说：“这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他把手指插进背心，思考着。“比如说，”他说，“可能是一种骗局。那帮人随时都会想出新的花招。他要把蛋糕从你这儿拿回去，有可能是为了挣一大笔钱。他大概告诉你说，蛋糕里藏着宝贝吧？” “里面藏着东西？” “爱尔兰沿岸西班牙珍宝隐藏地的详图。非常富于浪漫色彩。他需要你给他一个信物作为交换，比方说二十英镑，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然后他才去银行。当然，他会把蛋糕留给你的。” “真叫人纳闷……” “噢，一切都会搞清楚的。”雷尼特先生说。他真了不起，能把什么事都看得那么简单，甚至认为空袭也只局限在珀利区。 “如果你对茶的看法是对的话，”雷尼特先生说，“那么，也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性。不过，请你注意，我并不相信。他主动上你家去，大概是想抢劫。他很可能从游园会开始就一直在跟踪你。你有没有把钱拿出来过？” “他们想把蛋糕要回时，我给了他们一英镑。” “一个愿意拿出一英镑来换一个蛋糕的人，”雷尼特先生舒了口气说，“肯定是个富翁。小偷一般不投毒，可是那人看来有点神经质。” “那么，蛋糕是怎么回事？” “纯粹是胡扯。他不是真为蛋糕而来的。” “你能再做一种解释吗？你刚才说，可以有很多解释……” “我总是选择最明确的一种。”雷尼特先生说。他伸出手指，上上下下地抚摸着威士忌酒瓶。“蛋糕也可能是真的搞错了，他到你那儿去真的是为了要回蛋糕。也许蛋糕里面藏着一件奖品……” “毒药也只是我的想象吗？” “这是最直接的解释。” 雷尼特先生用沉着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怀疑，罗大为震动。他不满地说：“你当了很长时间的侦探。在你的整个侦探生涯中，你曾经遇到过谋杀案吗？和凶手打过交道吗？” 雷尼特先生的鼻子在杯子上方抽动了一下。“坦率地说，”他说，“没有，我没有遇到过。你知道，生活并不像侦探故事里描绘的那样。凶手是难得碰到的。他们属于特殊的一类。” “这使我很感兴趣。” “他们当中可以被称为绅士的人极少，”雷尼特先生说，“小说里不写他们。你也许可以说他们属于社会的最底层。” “也许，”罗说，“我应该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凶手。” 2 “呵呵。”雷尼特先生淡淡地笑了两声。 “这正是叫我大发雷霆的原因，”罗说，“他们应该马上把我抓起来。他们完全是一帮外行。” “你是内行啰？”雷尼特先生勉强地微笑了一下。 罗说：“是的，我是内行。如果你在动手之前整整盘算了两年，每天夜里都梦到它，最后终于下了决心，从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取出毒药，使自己成了一个……然后你坐在被告席上，试图揣摩出法官在想些什么。你注视着每一个陪审员，猜他们是怎么想的……有个戴夹鼻眼镜的女人老是拿着把伞……在这以后，你就离开被告席，连续等好几个钟头，直到陪审团回来。狱卒努力鼓起你的信心，但你心里明白，如果世上还有什么公正的话，那只能有一种裁决……” “对不起，稍停一下好吗？”雷尼特先生说，“我好像听见我的人回来了……”他在桌后站起身来，快步走出罗所坐椅子后面的那扇门，动作敏捷得惊人。罗照旧坐在那儿，两手夹在膝间，试图控制自己的思绪和语言……“啊，上帝，别让我乱讲，别让我乱开口……”他听见隔壁发出一阵铃响，便循声而去。他看见雷尼特先生在打电话。雷尼特先生用怜悯的目光看看罗，又看看香肠卷饼，似乎它是能伸手拿到的唯一武器。 “你是给警察局，还是给大夫打电话？”罗问。 “给剧院打电话，”雷尼特先生绝望地说，“我刚才想起了我的太太……” “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居然也结婚了，是吗？” “是的。”雷尼特先生面部肌肉抽搐着，他极不愿和罗讲话，因为电话里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他说：“两张……前排的。”他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剧院？” “剧院。” “他们甚至不问你的名字？干吗不明白点!”罗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告诉你，你必须知道全部的事实，否则就不合乎情理。你要是愿意接受我的委托，这些事就得考虑进去。” “考虑进去？” “我的意见是……这些事可能和那件事有联系。这是他们审问我时我发现的道理，每件事都可能和那件事有联系。有一天我独自在霍尔本餐厅吃午饭，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饭。我说，有时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你真该看看他们对陪审员们点头的样子。这是有关系的。”他的手又开始抖动起来。“好像我真的要一个人过日子似的……” 雷尼特先生干咳了一声。 “甚至我妻子喂养小鸟这件事……” “你结婚了？” “我杀死了我的妻子。”他发现很难把事情说得有条有理。人们不该问那些不必要的问题。他并不想故意把雷尼特先生吓一跳。他说：“你不必操心，这些警察局全知道。” “你被无罪开释了？” “我是在陛下大赦期间被羁押的。那次大赦为时很短。你瞧，我没发疯。他们只好找个借口。”他不乐意地说，“他们可怜我，所以我现在还活着。所有报纸都把它称作出自好心的谋杀。”他的手在脸前挥动，仿佛有个蜘蛛网在碍他的事。“可怜她，还是可怜我，他们没说，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知道。” “说实话，我觉得，”雷尼特先生说道，刚说了半句就喘了口气，他和罗之间隔着一张椅子，“我无法接受你的委托……这超出了我的业务范围。” “我可以多给钱，”罗说，“事情总要归结到钱上，不是吗？”在这个积满灰尘的小屋里，面对着碟子、吃了一半的香肠卷饼和破烂的电话号码本，他马上发现雷尼特的贪财心已经被激起来了。他知道他成功了。雷尼特先生没有本事多挣些钱。罗说：“凶手和贵族很像——为了自己的名声，他不得不多破费些。他试图微服私行，但往往暴露身份……” [book_title]第三章 正面出击 事情很难办，因为他没有 一个可靠的同伴和朋友。 ——《小公爵》 1 罗离开奥索太克斯侦查处后，直接来到“自由母亲基金会”。他已经和雷尼特先生签订了一个合同，在四周的时间内，每周付给雷尼特先生五十英镑作为酬金。雷尼特先生解释道，侦查处的开销很大，因为它只雇用最有经验的侦探。罗在离开办公室前见到的那个人显然是个经验丰富的侦探。(雷尼特先生介绍说，那人叫A2，可是不久又说走了嘴，把他叫作琼斯。)琼斯是个矮个儿，乍看并不显眼：瘦削的尖鼻子，戴一顶系有褪色缎带的棕色软帽，穿一身灰色套服，几年前这套衣服很可能是一种颜色完全不同的上衣。口袋里插着铅笔和钢笔。然而，你只要再看他一次，就能发现他的经验很丰富：那双狡黠、闪烁的小眼睛，那两片善于狡辩的薄嘴唇，额头上那些焦虑的皱纹都说明这一点。他曾在无数旅馆的走廊里待过，他曾贿赂过侍女，惹怒过经理。他有受了侮辱不抱怨，受了威胁不在乎，许了诺不兑现的经验。他的这些经验都是二手货，说不出口，见不得人，只好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与这种经验相比，杀个人倒是更正派些。 一场争论随即发生。琼斯没有介入。他手拿棕色旧帽，靠墙站着，仿佛当初站在旅馆门外那样看着，听着。雷尼特先生显然认为，罗让他进行这种侦查，纯属精神失常、想入非非、一时狂热，因此他不让罗本人参加。“我和A2负责办这件事，”他说，“如果这只是个骗局……” 他不相信罗的生命受到过威胁。“当然，”他说，“我们要查阅关于毒品的书籍……但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现什么问题。” “我当时发了脾气。”罗又说了一遍，说他查过了，那人神色慌张。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激动地说：“是同一种毒药。人们也许会说这是自杀……是我设法藏了一些……”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雷尼特先生说，“那么蛋糕准是给错了人。我们只要找到那个应该得到蛋糕的人就行了。这是简单的追查工作。我和琼斯对追查十分在行。我们将从贝莱太太身上着手，是她把蛋糕的分量告诉你的。她为什么要吿诉你呢？因为她在黑暗中把你错当成另一个人了。你和那个人必定有某种相似之处……”雷尼特与琼斯交换了一个眼色，“事情的关键在于找到贝莱太太。这并不难。琼斯会去办的。” “我自己到‘自由母亲基金会’里去找她吧，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我看还是让琼斯来考虑具体做法吧。” “他们会怀疑他是个侦探的。” “不能让当事人自己去调查，绝对不行。” “如果我说的事情无关紧要，”罗说，“他们就会把贝莱太太的地址给我。要是我说的事情全对，他们就会想法杀死我，因为蛋糕虽然已经没有了，可是我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蛋糕，知道有人要得到它。琼斯会有事可干的，他应该留心看着我。” 琼斯局促不安地揉着手中的帽子。为了引起他的雇主注意，他清了清嗓子。雷尼特先生说：“什么事，A2？” “不行，先生。”琼斯说。 “不行？” “违反职业习惯，先生。” “我同意琼斯的看法。”雷尼特先生说。 然而，罗仍旧不顾琼斯的反对，一意孤行。他来到外面那条被炸得不成样子的街道上，皱着眉头，在霍尔本餐厅的废墟中行走着。他在孤独的状况下向别人说出自己的身份，像是要寻求友谊。以前，即使是处在看守的岗位上，这事每次都被发现，就像胆小鬼一样，或迟或早总要露馅的。多变的命运经常捉弄人，谈话采取绕圈子的方式，有些人对名字具有长时间的记忆力，这一切都非同一般。伦敦的商店已经夷为平地，只残留着一些断垣残壁，与庞贝城相仿。他是被毁掉的一部分，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一部分了——在乡下度过的漫长的周末，傍晚时分小巷里传出的笑声，聚集在电线上的燕子，和平，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和平突然结束，世界开始等待新的一年。他像一块石头，在其他石子中移动。他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邪恶的骄傲，不时引起自责。地球的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他像一只金钱豹，置身在这些斑点中，彼此十分和谐，只是他更强有力而已。他在杀人之前从未犯过罪，只是在那以后他才开始习惯于把自己想成是有罪的。这些人竟敢试图杀死他——一个曾经一下子摧毁了美丽、善良和宁静的人。太无礼了。有时，他觉得全世界的罪行都是他一人干的：有时，他看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一只女用手提包，下楼时看到乘电梯上楼的某人的一张脸，报上的一张相片——自豪的心情就会突然消失。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愚蠢，他不想看见这些东西，他要大哭一场，他想忘记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个声音会轻轻地对他说：“你说你是出于怜悯才杀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怜悯自己呢？”真的，为什么不怜悯自己呢？大概是因为杀你所爱的人要比杀你自己容易点吧？ 2 “自由母亲基金会”在海滨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大楼里占用了一间空办公室。他仿佛走进了一个机械化的停尸间，每个楼门都有一个单用电梯。罗不声不响地乘着电梯到楼上去。电梯上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玻璃上结着霜。到了五楼，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人走进电梯，手里拿着个文件夹，上面注着“特急”。他们继续往上，来到八楼。一扇门上标着“为自由国家的母亲们捐款，问讯处”。 他开始相信，不管怎么说，雷尼特先生是对的。坐在打字机旁的那个刻板而能干的中产阶级妇女显然为人清廉，不取报酬。她佩戴着一枚小小的圆徽章，表明自己是义务效劳。“你有什么事？”她精明地问道。他的全部愤怒和骄傲顿时消失殆尽。他设法回想那个陌生人说的话，蛋糕不是给他的。据他现在记忆所及，那句话确实并无恶意。至于那种味道，他半夜醒来时，舌头上不是常常能感到吗？ “什么事？”那妇女紧接着又简洁地问道。 “我到这儿来，”罗说，“是想打听一下贝莱太太的地址。” “这儿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位女士叫这个名字。” “她和游园会有关。” “噢，游园会上的那些人全是自愿帮忙的。我们不能公布志愿者的地址。” “那天显然出了个差错，”罗说，“我得到了一个不该归我的蛋糕……” “我来问一下。”这位刻板的女士说。她走进里屋。罗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明智，他应该把A2带来。然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他在那儿才是唯一不正常的。这位义务效劳的女士站在门口说：“请你进来一下，好吗？”他从打字机旁走过时，匆匆扫了一眼她打的东西。他看见上面打的是：“未亡人克拉布鲁克夫人感谢J.A.史密斯——菲利浦斯太太盛情馈赠的茶叶和鲜花……”随后，他走进里屋。 他从来不习惯滥用感情，只有当意中人无法得到时，爱情才是完美的。屋里这位姑娘头发的颜色和纤巧的身材——你也许会说，这种身材不可能给人造成痛苦——足以使他一进门便迟疑起来。这位姑娘刚开口说话——她稍带一点外国口音——他就着实吃了一惊，如同一个人在聚会上听到自己所爱的女人正操着外国腔对一个外国人说话似的。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不过类似的情况常常发生：他的爱人消失了，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在人群中重新发现她。因此，他只要看见有人和她有一点儿相像之处，他便会跟着那人走进店门，或在街角傻等。 她说：“你是为了那个蛋糕来的吗？” 他仔细地瞧着她：她们之间相似处很少，差异很大，有如天壤之别。他说：“昨晚有一个男人来找过我……我想是这个办公室派他去的。” 他笨嘴拙舌地想找几个合适的词儿，因为，认为这个姑娘和犯罪活动有牵连，就像认为真理也会出错一样荒谬，除非她是一个受害者。“我在你们的游园会上赢得一个蛋糕，不过这中间好像出了差错。” “我不明白。” “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他的来意，一颗炸弹就投下来了。” “他不可能是从我们这儿去的，”她说，“他长得什么样子？” “是个矮个儿，双肩扭曲，是个畸形人。” “这儿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想，要是我能找到贝莱太太的话，也许……”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她是在游园会上帮忙的人之一。” “他们全是自愿服务的，”姑娘解释道，“我想，我们可以通过组织者为你找到她的地址。可是，果真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屋子被一道屏风分隔成两半。他以为屋里就他们两人，谁知姑娘说话时，却从屏风后走出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相貌和那姑娘一般俊俏，她介绍道：“这是我的哥哥，先生你……” “我是罗。” “有人去找过罗先生，打听有关一个蛋糕的事。我不大清楚这件事。他好像是在我们的游园会上赢到那个蛋糕的。” “让我想想，那个人可能是谁。”年轻人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只是有点咬文嚼字，显出他是个外国人。他好像生长在一个旧式家庭里，讲话必须口齿清楚，措辞得当。他这么讲究言辞并不叫人觉得学究气，反倒很可爱。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温存地轻轻搭在妹妹肩上，好像他们是个维多利亚式的标准家庭。“他是你的本国人吗，罗先生？你知道，我们这个办公室里大都是外国人。”他微笑着，把罗当作知心朋友。“健康状况和国籍的原因不允许我们去为你们战斗，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我妹妹和我，按国籍说是奥地利人。” “那个人是英国人。” “他准是个自愿帮忙的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一半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那么，你是想退还一个奖品吗？要退还一个蛋糕？” 罗谨慎地说：“我想了解一些情况。” “啊，罗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会紧紧抓住蛋糕不撒手。”他用了一句俚语，你甚至可以听出来，他在这句俚语的前后轻轻地加上一个带有歉意的引号。 “糟糕的是，”罗说，“蛋糕已经没有了，我的房子昨晚被炸了。” “真遗憾，我的意思是为你的房子被炸而感到遗憾。你现在肯定不会再认为蛋糕有那么重要了吧？” 他们很可爱，显然也很诚实，但他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说话前后不一的地方。 “我要是你的话，”那姑娘说，“就算了。” 罗犹豫不决地打量着他们。但是，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任，自我封闭是最糟糕的监禁。罗在这样的监牢里已经待了一年多时间——没有牢房可换，没有活动场地，也没有新的看守来打破单独禁闭的乏味生活。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认为有必要不顾一切去越狱。他现在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得到自由。这两个人也经历过恐怖，但他们的心理状态没有带上丑恶的伤痕。他说：“其实使我发愁的并不仅仅是那个蛋糕。” 他们坦率而友好地瞧着他，对他很感兴趣。你能感觉到，尽管他们的青春已经所剩无几了，但他们的身上仍然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他们还在期望生活会赐给他们一些除了痛苦、厌烦、怀疑和仇恨以外的东西。小伙子说：“你怎么不坐下来跟我们谈谈呢？”这使他想起了爱听故事的孩子们。他们不可能积累起五十年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太老了。 罗说：“我有这种印象，凡是想得到这块蛋糕的人，都准备……嗯，使用暴力。”他对他们讲了陌生人的来访，那人的急切心情，还有那杯茶的怪味。小伙子的淡蓝色眼睛由于好奇和激动而闪闪发亮。他说：“这事可真吸引人。你认为有谁在幕后操纵吧？或者是……贝莱太太是怎么参与进去的呢？” 他真后悔刚才到雷尼特先生那儿去了一趟：这两个人才是他需要的助手，而不是邋遢的琼斯和他那疑神疑鬼的雇主。 “贝莱太太在游园会上给我算了个命，还把蛋糕的分量告诉了我，但她说的分量不对。” “真有意思。”小伙子兴冲冲地说。 姑娘说：“莫名其妙。”她接下去说的话差不多和雷尼特说的一模一样，“很可能是一场误会。” “误会，”她哥哥说，然后说出了一句带引号的俚语，“胡说八道!”他笑眯眯地对罗说，“我们这个协会，罗先生，包括秘书在内，都是为你效劳的。这真太有意思了。”他伸出手来，“我姓——我们姓希尔夫。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 姑娘默默无言地坐着。罗说：“你妹妹不同意。” “噢，”小伙子说，“她会改变主意的，她到末了总是会同意的。她觉得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不得不帮助我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他一刹那间变得严肃起来了，“她帮助我离开了奥地利。”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长时间抑制住自己的热情。“那是另一码事。我们从贝莱太太开始，好吗？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吗？我们的坚韧不拔的志愿者在隔壁那间屋子里，我把他们叫来帮忙追查。”他开门叫道，“亲爱的德莫迪女士，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叫贝莱太太的志愿者的地址？”他向罗解释道，“难就难在她可能只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而不是一贯给我们帮忙的人。你去问问卡农·托普林。”他向德莫迪女士建议道。 随着小伙子的热情越来越高，整个事件也变得更加离奇了。罗开始以雷尼特先生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德莫迪女士、卡农·托普林…… 他说：“也许，说到底你妹妹是对的。” 但小伙子并不轻易罢休。“她可能对，当然，她可能是对的。然而，要是她对的话，那就太乏味了。我倒宁可认为其中有个大阴谋，除非我们弄清并非如此……” 德莫迪女士在门口探了探头说：“卡农·托普林把地址给我了，是新月公园五号。” “她如果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罗开口说道，这引起了希尔夫小姐的注目。她悄悄向他点点头，似乎是说——现在你算是想对了。 “噢，咱们现在去把那人‘揪出来’。”小伙子说。 “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希尔夫小姐说。 “肯定不会有一千种，安娜。”她哥哥嘲讽道。他问罗：“你记得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说服她吗？”他的热心比她的怀疑更叫人灰心丧气。整个事件成了个游戏，叫人无法认真对待。 “什么也没有了。”罗说。 小伙子站在窗口，向外望着。他说：“到这里来一下，罗先生。你看见下面那个小个子，那个戴旧棕帽的家伙了吗？他是紧跟着你到这儿来的，似乎一直待在那儿……来回走动。他在假装点香烟，可是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买了两份晚报。你看，他从来不正面朝着这儿走。看样子你被跟踪了。” “我认识他，”罗说，“他是个私人侦探，受雇照看我的。” “啊!”小伙子说——甚至他的感叹也带有一点维多利亚式的味道——“你倒认真了。你现在知道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别对我们‘留一手’，好吗？” “有件事我刚才没提。”罗犹豫了一下。 “是吗？”希尔夫赶紧走回来，又把手搭在妹妹的肩上，神情焦急地等待着。“这件事会连累到卡农·托普林吗？” “我觉得蛋糕里藏着东西。” “什么？” “我不知道。他把拿到手的每一块蛋糕都弄碎了。” “可能是习惯。”希尔夫小姐说。 “习惯!”她哥哥取笑她。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你仔细研究过的古老的英国特点之一。” 罗设法向希尔夫小姐解释：“这与我无关。我不想要他们的蛋糕，但是他们打算杀我，我敢肯定他们打算这么做。我知道，大白天讲这事，似乎是无稽之谈。不过，要是你亲眼看见那个讨厌的畸形男人一边冲牛奶、弄碎蛋糕，一边等待、观望的样子……” “你真的相信，”希尔夫小姐说，“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别听她的，”希尔夫说，“为什么就一定不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呢？再也没有罪犯统统出自某个阶层的说法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点。奥地利有很多那样的人，你会说他们不可能……嗯，不可能干出那些我们看见干的事。有教养的人，举止文雅的人，午宴时坐在你旁边的人。” “奥索太克斯侦查处主任雷尼特先生今天告诉我，”罗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凶手。他说这种人极少，他们不是好人。” “嘿，他们现在可不罕见了，”希尔夫说，“我就起码认识六个凶手。一个是内阁大臣，一个是心脏病专家，另一个是银行经理兼保险公司代理人……” “别说了，”希尔夫小姐说，“请你别说了。” “差别在于，”希尔夫说，“如今是付钱去杀人，凡是需要付钱去做的事情，都能叫人肃然起敬。有钱的堕胎郎中可以成为妇科医生，富裕的小偷可以成为银行经理。你的朋友已经落后于形势了。”他继续温和地解释着，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既不显出震惊，也不能使别人震惊。“你的那个旧式凶手可能是出于恐惧、仇恨甚至爱，才去杀人的，罗先生，极少是出于实际利益。这类动机中没有一个是……值得尊敬的。还有的人为了谋取某种地位而杀人——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一旦你得到这个地位，那就谁也没有权利来批评你所采取的手段了。要是这个人地位很高，那谁都想拜见你。你想想吧，你们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握过希特勒的手啊。可是当然，卡农·托普林是不会为了恐惧或爱情去杀人的。如果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就会丢掉自己的肥缺。”他对罗笑笑，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天经地义的。 当他离开那个并不能称为监狱的地方，当陛下的旨意立即得到正式贯彻时，罗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互不认识，用的全是假名。这个世界充斥着他不想看见的面孔，充斥着那些一看见别人进了酒吧间就溜掉的人。他们住在最不会被人打听到的地方，住在家具齐全的屋子里。那些参加游园会的人，那些早上去做祷告的人，那些到乡下度周末、玩桥牌赌钱和在食品店赊账买东西的人，对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它并非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虽然你在这个世界的昏暗寂静的走廊中踯躅时，很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从未受过控告的文质彬彬的伪造文件者，或者少年儿童的教唆犯。有的人在上午十点和一些闲得无聊的穿雨衣的人一起去看电影，有的人坐在家里，整个晚上阅读《老古玩店》。他最初相信有人想谋害他时，在吃惊之余，曾经感到十分愤怒。他认为，谋杀行为只是他的个性特征，他逃离的那些历来与世无争的地方的居民是不会杀人的，而贝莱太太、戴软帽的女士以及那个名叫辛克莱的牧师则显然是那些地方的居民。一个凶手只有觉得自己不会被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干掉时，才会感到安全。 可是现在这位阅历甚丰的年轻人却对他说，世界并不能截然分开，这使他十分惊讶。石头底下的昆虫有权感到本身是安全的，因为靴子踩不到它。 希尔夫小姐对他说：“你不要听……”她带着一种仿佛充满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但她不可能同情他。 “当然，”希尔夫轻松地说，“我有点夸大其词了。可是最近几天你还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犯罪活动出现，到处都有可能。他们把犯罪称为有抱负，他们甚至把谋杀说成是最仁慈的事情。” 罗迅速抬头一看，可是那双淡蓝色的理性的眼睛里似乎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的意思。“你指的是普鲁士人？”罗问。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普鲁士人。或者是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激进分子，白色分子……” 希尔夫小姐桌上的电话响了。她说：“是邓伍迪女士。” 希尔夫立即斜着身子凑上去说：“太感谢你的帮助了，邓伍迪女士。毛衣是绝不会嫌多的。噢，你要是不愿意把它们送到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去取……你派司机来？谢谢你。再见。”他苦笑着对罗说：“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以向年老的女慈善家募集毛衣的方式来参加战争，可真算奇怪的了，对不对？但这是有用的，这样做不会被拘留，我是得到许可的。不过，你能理解，你的事使我很兴奋。它似乎给了我一个机会，嗯，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他对妹妹笑笑，温柔地说：“当然，她认为我太浪漫主义。” 奇怪的是她什么也没说。看样子她不仅不同意他，而且认为他全错了，除了募集毛衣外，她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和他合作。在罗看来，她似乎缺乏她哥哥的可爱和自如。她哥哥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变得充满风趣和玩世不恭，但她却陷入了深沉的、痛苦的思索。他认为他们俩的心头还有创伤。他只是这么认为，而她却感觉到了这种创伤。罗看着她，仿佛自己在不幸之中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再三地发出信号，但没有得到答复。 “现在，”希尔夫说，“该干什么？” “算了吧。”希尔夫小姐直接对罗说——终于有了一个答复，但这个答复却是说交谈到此结束。 “不，不，”希尔夫说，“我们不能那样做。现在是战争时期。” “即使暗地里真有名堂的话，”希尔夫小姐说，还是只对着罗，“你怎么知道除了偷盗、贩毒外，还有别的事呢？” “我不知道，”罗说，“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感到愤怒。” “关于那个蛋糕，”希尔夫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里面可能藏着什么情报，你们说呢？” 希尔夫兄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应该认真考虑这个看法。接着希尔夫说：“我和你一起到贝莱太太那儿去。” “你不能离开办公室，威利，”希尔夫小姐说，“我和罗先生一起去吧，你和人家约好了……” “噢，只是和特伦奇定好了时间。安娜，你可以帮我和特伦奇交涉，”他兴高采烈地说，“这件事才是重要的。可能还会出现麻烦呢。” “我们可以带上罗先生的侦探。” “去警告这位夫人吗？侦探在一码外的地方盯着我们。不，”希尔夫说，“我们应该巧妙地甩掉他。摆脱特工人员的跟踪我很在行，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学会了。” “可我不知道你想对特伦奇先生说些什么。” “再拖他一下，就说我们将在月初解决。罗先生，我们在谈业务，请你原谅。” “为什么不让罗先生自己去呢？” 罗想，也许她一直认为事情很蹊跷，也许她为哥哥担心……她说：“你们俩可别上当，威利。” 希尔夫对妹妹的话完全置之不理，径自对罗说：“稍等一会儿，我去给特伦奇留个字条。”他走进屏风后面去了。 他们通过另一扇门，一起离开了办公室。甩掉琼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丝毫没有怀疑他的当事人竟会设法避开他。希尔夫叫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行驶在街上时，罗看到那个可怜的家伙还守在那里，又点燃一支烟，眼睛斜睨着富丽堂皇的入口处，如同一条忠实的猎犬无休止地守候在主人的门外。罗说：“我真想告诉他一声……” “最好别告诉他，”希尔夫说，“我们可以完事后再找他。不会很久的。”汽车开过去，那人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了。他消失在汽车和自行车中，被伦敦街头闲逛的无精打采的人群遮掩了，即使认识他的人也看不见他了。 [book_title]第四章 在贝莱太太家度过的晚上 这儿有恶龙，到处有恶龙， 它们喷着毒液——正如我的小说描写的那样。 ——《小公爵》 贝莱太太的家颇具特色——这意思是说，破旧不堪，未加修理。它位于坎普登山的图莱特坡地上，门前有一个干燥贫瘠、杂草丛生的小花园。一道不厚的荆棘篱笆墙后面有一尊仿佛用整块浮石雕成的雕像，它由于无人照管而表面发灰，出现了道道裂缝。早期维多利亚式门廊中安有电铃，你一按铃，似乎能听到铃声涌进里屋，传入住在里面的那些人耳中。其实，残存的生命现象在过道上是看不见的，女仆前来开门，她雪白的领口和围裙令人吃惊。房子年久失修，女仆倒颇为注意自己的外表，尽管看上去她已经接近老年。她的脸上布满皱纹，但敷了一层粉，神情严峻得像个修女。希尔夫问道：“贝莱太太在家吗？” 年迈的女仆用一种只有在修道院才能学会的机警目光打量他们片刻，然后说道：“你们约好了吗？” “当然，”希尔夫说，“我们刚给她打过电话。我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对不起，”女仆做了解释，“今晚太太有事。” “是吗？” “如果你是圈子里的人……” 一个年纪更老的男人沿着过道走上前来。此人气宇轩昂，满头白发。“晚安，先生，”女仆说，“请您直接进去好吗？”他显然是圈子里的人，因为女仆把他领到右边的一扇门边，他们听见她通报说：“福里斯特医生。”然后她又回来守门。 希尔夫说：“如果你把我的名字向贝莱太太通报一下，或许我们也会变成圈子里的人。我叫希尔夫，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我去问问看。”女仆疑惑地说。 结果极好。贝莱太太亲自来到这间窄小的门厅。她身穿自由式闪光绸上衣，头戴小圆帽，朝他们俩同时伸出双手表示欢迎。“只要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她说。 “我叫希尔夫，是‘自由母亲基金会’的。这位是罗先生。” 罗凝视着她，打算发现一个能认出她来的特征。但他什么也没发现。她那张白皙的大脸仿佛来自一个不属于他们俩的世界。 “尽管你们以前不属于我们的圈子，”她说，“我们对新来者一向是欢迎的。我们不和任何人交恶。” “噢，是这样，是这样。”希尔夫说。 她在前面领路，把他们俩带进客厅。这儿挂满了橙色的帷帘，摆满了蓝色的坐垫，不过，从二十年代起，客厅应该就是这么布置的，以后一直没变。蓝黑色的灯罩使客厅显得很昏暗，如同一家东方咖啡馆。盘子和临时摆上的桌子中有些迹象表明，贝莱太太从瓦拉纳西采购了一些东西来为这次聚会做准备。 客厅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位立即引起了罗的注意——一个个子高大、身材魁梧、长着一头黑发的男人。他一开始不知那人为什么会吸引他，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那人毫无特色。“科斯特先生，”贝莱太太说，“这位是……” “罗先生。”希尔夫报出了名字。彼此互做介绍，循规蹈矩，走走形式。有人奇怪希尔夫怎么会在这儿，和风度翩翩的饕餮之徒福里斯特医生在一起。潘蒂尔小姐是一位肤色黝黑、看上去颇为年轻的中年妇女，她的头发乌黑，眼睛里射出饥饿的目光；纽维先生——弗雷德里克·纽维先生(贝莱夫人强调了这位先生的姓)——趿拉着凉鞋，没穿袜子，长着一头蓬乱的黑发；莫德先生是一个眼睛近视的年轻人，紧紧挨着纽维先生，恭恭敬敬地把面包和黄油递到他手中。至于说科利尔，则显然属于另一阶层，他想尽了办法才钻进这个圈子，别人对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模样，但同时又非常器重他。他的生活圈子要大得多，大家都很感兴趣。他曾经是旅馆的侍者、流浪汉和司炉工，但他也出版过一本书——贝莱太太对罗耳语道。这本书语言粗俗，但诗意盎然，妙趣横生。“他用的那些辞藻，”贝莱太太说，“以前的诗歌中从来没用过。”他和纽维先生似乎有某种龃龉。 神情严峻的女仆用清香淡雅的中国茶招待客人，罗在传杯递盏中搞清了全场的情况。 “罗先生，”贝莱太太问，“你是干什么的？”她刚刚轻声柔气地把科利尔向大家做了介绍，把他称作庶民科利尔，因为他是个演员，不是绅士。 “噢。”罗说，他的目光越过茶杯的上缘，打量着她，试图弄清楚她周围的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想把她当作一个危险角色，但未成功。“我整天坐着思考问题。” 这个回答似乎是对的，也符合事实。贝莱太太立即对他热情相待，并且用一条温暖的玉臂钩住他的胳膊。“我应该把你称作我们的哲学家，”她说，“我们已经有诗人、评论家了……” “科斯特先生是干什么的？” “他做大生意，”贝莱太太说，“在市里工作。我称他为我们的神秘男人。有时我觉得他为人很刻薄。” “潘蒂尔小姐呢？” “她在描绘内心世界方面有特殊的本领。她把内心世界视作五彩缤纷的圆圈，节奏感强烈的改编曲，有时是椭圆形……” 要认为贝莱太太——或者她这个圈子里的人——竟会和犯罪有什么关系，那简直是胡思乱想。如果不是为了希尔夫的话，他准会找个借口离开的。这些人——不管希尔夫会怎么说——和他要调查的事情没有关系。 他不着边际地问了一句：“你们每星期都在这儿聚会吗？” “每星期三，无一例外。当然，由于空袭，我们聚会的时间很短。纽维先生的太太希望他在空袭开始前回到韦林市。结果不佳，原因大概就在这儿。不能强迫他们，这你是知道的。”她淡然一笑，“我们也不能答应给一个陌生人任何东西。” 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希尔夫仿佛已经和科斯特离开了客厅。贝莱太太说：“噢，这些阴谋分子。科斯特先生老在动鬼主意。” 罗贸然提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有时结果不佳吗？” “我可以说很坏……这当时就能知道。不过，另一些时候结果极佳，简直出乎你的意料。” 另一间屋子里响起电话声。贝莱太太说：“谁这么讨厌？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星期三不能给我打电话。” 年迈的女仆走了进来。她用厌恶的口吻说：“有人打电话找罗先生。” 罗说：“莫名其妙。没人知道……” “劳驾，”贝莱太太说，“快去快回好吗？” 希尔夫在那间屋里和科斯特谈得正热烈。他问：“你的电话？”显得甚为惊讶。罗皱着眉头，一声不响。他们看着他跟女仆走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教堂里惹了点事，现在正被人家带走。背后的声音他什么也听不见，传进他耳朵的只有推开茶杯发出的叮当声。 他想，可能是雷尼特先生，但他是怎样找到我的呢？或者是琼斯吧？他进入一个摆满家具的小餐厅，走到贝莱太太的桌子跟前，拿起了电话。“喂。”他还在纳闷，别人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喂。” 不是雷尼特先生。他一时没听出来是谁。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罗先生吗？” “是的。” “就你一个人吗？” “对。” 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了，仿佛对方在话筒上蒙了一块手绢。他听出来了，心想：她准不知道，谁也不会把她的声音和别的女人的声音混同起来。 “劳驾，请你尽快离开那儿，可以吗？” “你是希尔夫小姐，对不对？” 那声音不耐烦地说：“对，对，不错，是我。” “你想和你哥哥讲话吗？” “请别告诉他，你快离开，快点。” 他诧异了片刻。在贝莱太太这儿待着会有危险的想法是荒谬的。他明白他几乎已经跟雷尼特的想法一致了。然后他又回忆起希尔夫小姐也是同意那些观点的。某种情况使他改变了看法，走向了反面。他说：“那你哥哥呢？” “如果你走了，他也会走的。” 这个故意压低的声音咄咄逼人，使他心烦意乱。他发现自己正徐徐绕着桌子走动，直到正对着门为止。后来他又挪动脚步，背对着窗。“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哥哥呢？” “他会在那儿待得更久的。”这是真的。他很奇怪，墙壁怎么会这么薄。屋里摆满了乱七八糟的家具，叫人很不舒服。要走动，要开展活动，就必须有空间，小姐让他出去是令人信服的。他问：“琼斯——就是那个侦探——还在外面吗？” 沉默良久。她大概走到窗前去了。稍后，那个声音又冲进他的耳朵，而且声音响亮得出乎预料——是她把手绢从话筒上拿开了。“外面谁也没有。” “你能肯定吗？” “是的，谁也没有。” 他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了，非常恼火。琼斯为什么不再监视了？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沿着过道往下走，越走越近。罗说：“我必须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打算趁黑把你逮起来。”电话里的声音说。门忽然打开了。是希尔夫。 他说：“快走。都在等着你呢？是谁呀？” 罗说：“来这里之前你记笔记的时候，我给徳莫迪女士留了句话——要是有人急着见我……” “有人要见你吗？” “有，是琼斯，那个侦探。” “琼斯？”希尔夫问。 “对。” “琼斯有重要消息吗？” “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担心会失去我。嗯，雷尼特先生现在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雷尼特倒是挺认真的。咱们过一会儿直接到他那儿去。” “什么时候？” 希尔夫的眼里射出激动和凶恶的目光。“有些事我们不能错过，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他压低嗓门补充道，“我开始觉得咱们错了。很好玩，而且没危险。” 他伸出手，推心置腹地挽着罗的胳膊，客客气气地劝说道：“罗先生，你要尽可能保持一本正经，不应该笑。她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他们回来时发现房间显然已经另作布置，别有他用了。椅子马马虎虎地围成一个圆圈，每人都露出焦急的神色，但都很有礼貌地克制着。“请坐，罗先生，请坐在科斯特先生旁边。”贝莱太太说，“过一会儿我们将关灯……” 做过噩梦的人知道，碗柜的门会忽然打开，眼前会出现一些十分可怕的东西，简直不晓得是什么…… 贝莱太太又说：“请你坐下，这样我们才好关灯……” 他说：“很抱歉。我要走了。” “哦，你现在不能走，”贝莱太太大声说，“希尔夫先生，他能走吗？” 罗向希尔夫瞥了一眼，但希尔夫并没有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回看了罗一眼。“他当然不应该走，”希尔夫说，“我们俩在这儿等着。我们是为什么来的？”贝莱太太目光一闪，悄悄锁上门，把钥匙塞进上衣里面，握了握他们俩的手。“我们向来要把门锁上，”她说，“为了使科斯特先生满意。” 在梦中你永远也逃不掉：双脚像铅一样沉重，门一直在不知不觉地转动，在这扇不吉利的门跟前你无法离开。生活中也同样。有时逢场作戏比去死还困难。他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她拿不定主意，不想逢场作戏，最后伤透了心，喝下一杯牛奶……他穿过人群，在科斯特左边坐下，有如一个罪犯坐到了他应该坐的地方。他的左边是潘蒂尔小姐。福里斯特医生在贝莱太太的一边，希尔夫在另一边。灯灭之前，他没来得及看清其他人在什么地方。“现在，”贝莱太太说，“咱们大家挽起手来。” 遮掩灯光的帷帘放下来，室内几乎一片漆黑。科斯特的手热烘烘、汗津津的，潘蒂尔小姐的手也是热烘烘的，但没有汗。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第一次招魂术表演，但他并不害怕鬼魂。他希望希尔夫待在他身边，在整个招魂术表演期间他都知道，在身后那间屋子的黑洞洞的空间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试图松开手，但他的双手被人紧紧握着。室内鸦雀无声。他的右眉梢冒出一滴汗珠，滚了下来，他无法伸手去揩汗。汗珠挂在他的眼睑上，弄得他很痒。另一间屋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 乐声不断，旋律柔和，近似人声。是门德尔松的曲子，好似浪涛拍击海边岩洞发出的回声。乐声停顿了片刻，唱针放回原处，旋律重新响起。同样的波涛无休无止地拍击着同一个海边岩洞，一次又一次。他听着音乐，从周围人的呼吸声中感到了他们的情绪：有人焦虑，有人紧张，有人激动，有人屏息静气。潘蒂尔小姐的肺部发出一种奇怪的嘘声，科斯特的呼吸沉重而有规律，但不如黑暗中另一个人那么沉重，罗说不出那人是谁。他一直听着，等着。他能听见背后响起的脚步声并及时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吗？他再也不怀疑那句警告的紧迫性了：“他们打算趁黑把你逮起来。”这就是危险所在。另一个人从前也有过这种紧张心情，他日复一日地审察着自己的惋惜情绪，悔意逐渐增长，达到了足以采取行动的可怕程度。 “喂，”一个声音突然说道，“喂，我听不见。”潘蒂尔小姐的呼吸更为急促，门德尔松波涛似的乐曲从渐弱到停止。远处的一辆出租车鸣着喇叭，震动着空旷的世界。 “讲得响一些。”那个声音说。这是贝莱太太的声音，和以前不同，这是一位被一种意念、一种臆想中的接触麻醉了的贝莱太太的声音。他们坐在一个黑洞洞的狭小空间里，但贝莱太太似乎已逸出这个空间，和神祇接触了。罗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他所等待的不是神祇，而是人的某种动作。贝莱太太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是敌人。他不愿意我们把招魂术施展到底。”某样东西——椅子？桌子？——咯吱响了一声，罗本能地捏紧潘蒂尔小姐的手。不是鬼魂。是人在击鼓，或是撒花，或是模仿孩子的小手在摸脸——这事真可怕，可是他的手被别人抓着。 “这儿有一个敌人，”那个声音说，“他不相信这些，他的动机是罪恶的……”罗能感到科斯特紧紧捏住他的手指。他不知道希尔夫是否还对眼前的事情不以为然，他想向希尔夫呼救，可是理智就像科斯特的手一样把他制止了。接着，又是木板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他想：为什么要举行这个可笑的仪式？他们是否全在这儿？不过他知道周围有许多自己的朋友，可是不知道到底谁是他的朋友。 “阿瑟。” 这不是贝莱太太的声音。她拽着他的两只手。 “阿瑟。” 这呆板而无生气的声音也许真的是从墓地的石板下发出的。 “阿瑟，你为什么要杀死……”这声音渐渐变成呻吟后消失了，他想把自己的手从她手中挣脱出来。他并没有认出那声音：既可能是他妻子的声音，也完全可能是任何别的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消失在无穷的失望、痛苦和责备中。是这个声音认出了他。一道亮光射向天花板，沿着墙向前移。罗叫道：“不，不。” “阿瑟。”那声音轻轻地说。罗忘却了一切，他不再等着听暗中的行动和木板的嘎吱声。他只是哀求：“停止吧，请停止吧。”他感到科斯特从他旁边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拉了拉他的手后又把它松开，并使劲一甩，好像要扔掉一件他不愿抓在手中的东西。甚至潘蒂尔小姐也放开了他，他听见希尔夫说：“没意思，开灯吧。” 灯突然亮了，他感到晃眼。他们手拉手全坐在那里，注视着他：圆圈在他这儿断了。只有贝莱太太好像什么也没看到，她垂着头，双眼紧闭，呼吸沉重。“好了，”希尔夫说，试着笑了笑，“表演得真不错。”可是纽维先生说：“科斯特，快看看科斯特。”罗和其他在座的一起把目光移到旁边的科斯特身上。科斯特趴在桌上，脸贴着法国式油漆桌面，他已经不能对任何事情发生兴趣了。 “去找大夫。”希尔夫说。 “我就是大夫。”福里斯特医生说。他松开自己的两只手，大家全都正襟危坐，如同一群正在做游戏的孩子，不知不觉间相互松了手。他轻声说：“我怕大夫没什么用处了。唯一该做的事是去叫警察。” 贝莱太太已醒了一半，坐在那儿，她的眼神机警，舌头微微外伸。 “一定是他的心脏，”纽维先生说，“受不了这种兴奋。” “我看不是，”福里斯特医生说，“他被谋害了。”他那苍老而高贵的脸俯向死者。一只纤纤细手摸着科斯特身上的血污，好比一只漂亮的昆虫开始吞食腐肉。 “不可能，”纽维先生说，“门是锁着的。” “真遗憾，”福里斯特医生说，“原因很简单：是咱们当中的一个人干的。” “可咱们全都……”希尔夫说，“拉着手……”霎时间，他们都看着罗。 “他刚才把自己的手抽开了。”潘蒂尔小姐说。 福里斯特医生轻声柔气地说：“在警察到来之前，我再也不碰这具尸体了。科斯特是被一把学生用的小刀戳死的……” 罗迅速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小刀不见了。他看见满屋子人的眼睛都注意着这个动作。 “我们必须把贝莱太太从这件事情里解脱出来。”福里斯特医生说，“每次招魂术表演都是极度紧张的，可这一次……”坐在他和希尔夫之间的那个戴着头巾的胖子站了起来。那只摸着科斯特身上污血的纤纤细手又以同样轻柔的动作取出了房门钥匙。“你们其余的人，”福里斯特医生说，“我想最好留在这儿。我去给诺丁山警察局打个电话。我们会一起回来的。” 他和希尔夫走了，其他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看罗，潘蒂尔小姐已经把她的椅子偷偷拉开，离他远远的。所以现在罗是一人坐在死尸旁，似乎他们俩是在聚会上相遇的老朋友。过了一阵子，纽维先生说：“他们要是不赶紧回来的话，我就赶不上火车了。”他摸着跷在腿上的那只穿着凉鞋的脚，又是焦虑，又是恐惧——警报什么时候都可以拉响。年轻的莫德先生急躁地说：“我不懂你干吗要留在这里。”他朝罗射出愤怒的目光。 罗发现自己还没有说过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又是一桩罪行，有人犯了罪，他明白了这点，但他说不出话来。他，一个陌生人，怎么能让潘蒂尔小姐、纽维先生和莫德先生相信，杀死科斯特的人不是他，而是他们的一个朋友呢？他匆匆瞥了一眼科斯特，似乎死者能复活，并张口嘲笑他们：“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试验。”然而，眼前的科斯特确实是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罗想：这儿有个人杀死了科斯特——真是咄咄怪事，真比他自己杀了科斯特还要令人不可置信。不管怎么说，警察会认为他是属于凶手圈子里的，他生来就跟凶手为伍。他想，警察肯定会这么认为的。 门开了，希尔夫回来了。他说：“福里斯特大夫在照顾贝莱太太。我给警察打了电话。”他的目光像是在暗示罗一件事，但罗不明白。罗想：我必须单独跟他谈谈，他肯定不会相信…… 罗说：“要是我肚子不舒服，想上厕所，你们没人反对吧？” 潘蒂尔小姐说：“我认为在警察到来之前谁也不应该离开这间屋子。” “我想，”希尔夫说，“应该有人陪你去。当然，这只是形式。” “何必吞吞吐吐，”潘蒂尔小姐说，“刀子是谁的？” “也许纽维先生，”希尔夫说，“愿意陪罗先生去……” “我不想被牵连进去，”纽维说，“这与我无关。我只想赶火车……” “这么看来只好我去了，”希尔夫说，“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谁也没反对。 厕所在二楼。他们上楼时听见从贝莱太太的卧室里传来福里斯特先生的节奏平稳的声音。“我没病，”罗悄悄说，“不过，希尔夫，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希尔夫在这种时候表现得十分兴奋，真叫人觉得蹊跷。“当然不是你干的，”他说，“干这种事需要有真本领。” “为什么？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但我要把它查出来。”他友好地伸出手，挽住罗的胳膊，使罗得到了安慰。接着，他推着罗一起走进厕所，随手把门锁上。“老朋友，你必须离开这儿。他们只要一有可能，就会把你绞死，起码要把你关上几个星期。这对他们说来不费吹灰之力。” “我该怎么办？那是我的刀子。” “他们真是一帮魔鬼，是不是？”他以一种十分轻松的口气说，仿佛是在对一个正在搞恶作剧的调皮孩子讲话。“我们必须把你解脱出来，直到雷尼特先生和我……顺便问一声，你最好告诉我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 “是你妹妹。” “我妹妹……”希尔夫朝他咧嘴一笑，“干得不错，她准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我奇怪她是从哪儿知道的。她让你当心，是吗？” “是的，可她不许我告诉你。” “放心好了，我不会吃掉她的，你说呢？”那双淡蓝色眼睛突然陷入了沉思。 罗想把它们唤回到现实中来。“我能上哪儿去呢？” “噢，藏起来。”希尔夫漫不经心地说。他好像一点也不担忧。“这是近十年来的时髦。激进党总是这么干的。你不知道怎么办吗？” “这可不是开玩笑。” “听着，”希尔夫说，“我们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这并非开玩笑。但是，我们如果想使神经永远健全，那就必须保持幽默感。你看，他们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我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尽可能别露面。”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希尔夫说：“你可以从这个窗口跳到下面的花坛中去。外面天快黑了，再过十分钟就要响警报。谢天谢地，这些空袭警报可供咱们对表用。” “你呢？” “你开窗时抽一下水，以免别人听见。水箱重新注满后再抽一次，然后便使劲把我打倒。这样，你就能给我一个最好的托词。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敌国的侨民呀。” [book_title]第五章 半醒半睡之际 他们来到一个大森林。 看来里面没有可供通行的路。 ——《小公爵》 有些梦只有部分是潜意识的，醒来时，我们还能清晰地记住它们，还能重新睡着，有意识地把梦做下去，再醒再睡，持续不断地做梦，使它串上一条在潜意识的梦里所没有的逻辑链。 罗又累又怕，他在夜间空袭中奔跑，走过了半个伦敦。伦敦已是空荡荡的，难得听到声音，也没有什么动静。牛津街拐角处的一家伞店起了火，在沃德街他遇上了一片飞沙走石。一个满面灰尘的男子靠在一堵墙上傻笑，一个民防队员厉声对那人呵斥道：“够了，有什么好笑的!”他对这些事全都不在意。它们像是写在书上的事情，与他个人的生活无关。他对它们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总得找张床睡觉，于是他来到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方，按照希尔夫的建议藏了起来。 他躺在帆布床上，梦见自己走在特兰平顿路附近的一条漫长又灼热的路上，正用鞋尖踢着白色的石灰。接着他梦见自己在家里的红砖墙后面的草坪上喝茶，他母亲靠在花园里的一把椅子上吃着黄瓜三明治。一个闪闪发亮的蓝色板球放在她的脚旁，她微笑着，半是认真半是随意地注意着他。父母通常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周围是一片夏天的景色。夜幕就要降临。他说：“妈妈，我杀死了她……”母亲说：“别说傻话，孩子，吃块三明治吧，味道挺好。” “可是，妈妈，”他说，“我真犯了事，真的。”他好像非得让她相信不可。要是她相信了，她就能为他做点什么，她会告诉他说，这没关系，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他先得让她相信。可是，她却转过头去，用略带恼火的声音叫着一个不在场的人的名字，并对那人说：“你得记着把钢琴上的灰尘掸干净。” “妈妈，请你听我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是个孩子。怎么能使她相信呢？他还没满八岁。他看到三楼儿童室的窗户上装着栏杆，过了一会儿，那个老保姆会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招呼他进屋。“妈妈，”他说，“我把妻子杀了，警察要抓我……”母亲笑着摇摇头说：“我的小儿子不可能去杀任何人。” 时间不多了。这片宁静的草坪的另一端是板球的球门，地上洒满了那棵昏昏欲睡的大松树的树阴。牧师的太太正从那儿走来，她提着一篮苹果。趁着她还没来到跟前，他必须把母亲说服，可是他说出的话却稚气十足：“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母亲微笑着往躺椅中一躺，说：“我的小儿子连一只甲虫都不会伤害。”她说起话来老爱用些不大合适的短语。 “原因就在这儿，”他说，“不，原因在于——”母亲向牧师太太招招手说：“这是个梦，亲爱的，是个噩梦。” 他在昏暗发红的地下室里醒来——有人在灯泡外面系了块红绸巾挡光。墙边睡着两排人，彼此挤得紧紧的。隆隆作响的空袭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英里外发生的空袭就不算空袭了。一个老头在过道的另一边打鼾。防空洞的尽头有一对情人睡在床垫上，他们手脚交错，抱在一起。 罗想：对母亲来说，这是一个梦，她是不会相信的。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已去世。一批飞机——它们像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木板条箱——刚摇摇晃晃地越过海峡，她就死了。她想象不到现在的状况，她同样也无法设想，她的这个穿着棕色条绒灯笼裤和蓝色运动衫、面色苍白、神情严肃的小儿子——他看着她的相册中的那些发黄的照片中的自己，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他仰天躺着，捕捉他的梦，继续遐想。他要把牧师太太推回到那棵大松树的浓阴下，继续和母亲争辩。 “那种生活不复存在了，”他说，“坐在草坪上喝茶，傍晚做祷告，打板球，听着老太太们的叫唤，说些轻松无害的闲话，看着园丁推一辆装满树叶、青草的独轮小车……在人们的笔下，这一切似乎还在继续发生。女作家们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描绘这些，然而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的母亲朝他微笑，她尽管很惊讶，但还是让他讲下去。现在他是梦的主人了。他说：“为了一桩莫须有的谋杀案，有人要抓我。他们要杀死我，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钻到地下室躲了起来。上面，德国人正把我周围的伦敦街区有条不紊地炸成瓦砾。你一定记得圣克莱门特教堂及其钟声。他们已经摧毁了圣詹姆斯宫、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文化区和加兰旅馆，我们曾在那儿观看过梅普尔斯和约翰·刘易斯演出的哑剧。这听起来像是惊险小说，对不对？然而惊险小说就是生活——比你，比这草坪，比你的三明治和那大松树来得更真实。你常常嘲笑萨维奇小姐读的那些书——里面有间谍、凶杀、暴力以及疯狂的驱车追捕。可是，亲爱的，那就是生活的现实。自从你死后，我们已经把世道搞成这种样子了。我当初在你眼里是个连甲虫也不会伤害的小阿瑟，可现在我已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了。威廉·勒·丘 [7] 已经重新安排了世界。”他在水泥墙上贴上了母亲的画像。他不能忍受画像上的那双惊慌的眼睛，他把嘴贴在铁床架上，吻着画像上那张白色的冰凉面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妈妈。你已经死了，我真高兴。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儿子变成了凶手，死去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变成了杀人罪犯，却又无力阻止，她会有什么感想呢？想到这里，他心中充满了恐怖。 “啊。那是个疯人院。”他母亲喊道。 “噢，不，那儿安静得多，”他说，“我知道的。他们隔一阵子便把我送去一次。那儿的人全都很和蔼。他们让我到图书馆里去当管理员……”他设法讲清疯人院和那个地方的区别。“那地方的人一个个都非常——讲道理。”他恶狠狠地说，好像他并不爱她，而是恨她。“我借你一套《当代社会史》吧。有好几百卷，但大部分是廉价书——《皮卡迪利大街上的死亡》《大使的钻石》《海军文件被窃记》《外交》《告假七天》《四位正直的人》……” 他强迫梦境符合自己的要求，但现在梦又占了上风。他梦见自己不再在草坪上了，他是在屋后的那片有驴子吃草的地里。家里人总是在星期一把要洗的衣服送到村子的另一头去。他和牧师的儿子——一个带外国口音的陌生男孩，以及一条叫斯波特的狗一起在干草堆上玩。狗抓到一只老鼠，逗着它玩。老鼠虽然背部受了伤，但它还想逃走。狗像跟它玩耍似的，兴冲冲地追上去。罗猛地感到他无法继续看这只老鼠受折磨了。他拿起一块板球拍，对准老鼠的头部反复砸着。他不敢住手，生怕老鼠还活着，尽管他听见保姆在叫嚷：“住手，阿瑟。你怎么能这样？住手。”希尔夫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地望着他。他住了手，不想再去看那只老鼠。他从这片草地上跑过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但你总得从藏身处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保姆说：“我不告诉你妈妈，不过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嘿，她以为你连苍蝇也不会去伤害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谁也没想到，驱使他这么做的是一种使他和别人都感到害怕的怜悯之心。 上面讲的这些一半是梦，一半是回忆。下面的则全是梦里的事了。他侧身躺着，呼吸沉重，大炮已开始在伦敦北部轰鸣，他的思想重新在那个奇怪的天地中游荡。在那儿，过去和未来留下同样的痕迹，这个地方的模样可能和二十年前一样，也可能和明年一样。他走进一条小巷，在一家门口等人。高高的篱笆后面传来笑声和网球的沉闷拍击声。他看到白色衣裙在树叶间像飞蛾似的飘动。此时已是黄昏，天很快就要黑了。玩不成了，会有人走出来。他依依不舍地傻等着。他那颗少年人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可他感到的却是成年人固有的失望。一个陌生人拍拍他的肩膀说：“把他带走。”他没有醒。他又梦见自己行走在一个乡镇的街道上，小时候他常和姨妈到那儿去。他站在“王室纹章”旅馆的院子外面，看着院子后面的那个谷仓。窗口亮着灯，每逢周末晚上，那儿便开舞会。他腋下夹着一双舞鞋，在等一个比他大好多的女孩子。她再过一会儿就会从衣帽间里走出来，挽起他的胳膊，与他一起走进院子。接下去的几个小时中，她都和他在一起。小小的娱乐厅里挤满了人，眼前全是熟悉的面容——药剂师夫妇，校长的女儿们，银行经理，还有下巴发青、显得饱经风霜的牙科大夫。蓝色、绿色、红色的纸飘带，本地的小乐队。人们感到生活很美好，很安静，很扎实。只是偶尔有些不愉快的小争执。年轻人兴致勃勃，有时想捣捣乱，但事后人们却感到这些年轻人格外亲切。接着，这些梦突然变成了梦魇。有人在黑暗中恐怖地叫喊——不是他正在等待的那位年轻姑娘。他还没有胆量去吻她，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胆量。叫喊的是另一个人，而他对这个人的了解超过自己的生身父母。这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与他分担爱情的令人伤心的世界。一个警察站在他身旁，用女人的声音说：“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伙吧。”警察不由分说地推着他朝便池走去。石板槽里有一只老鼠，它已死在血泊中。乐声停了，灯灭了。他记不起来为什么会跑到这个黑洞洞的肮脏角落里来。这儿的地面轻轻一踩便会发出哀鸣声，似乎它也尝过受难的滋味。他说：“请让我离开这儿吧。”警察说：“你想上哪儿去呢？亲爱的？”他说：“回家。”警察说：“这儿就是你家，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他只要一挪脚，地面便向他发出哀鸣声。他痛苦得寸步难行。 他醒过来，正好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声响。防空洞里有一两个人坐起来听了一会儿，随后又重新躺下。他们都已习惯睡在地下室里，这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从前每逢星期六晚上就去看电影，或者每逢星期天就上教堂做礼拜一样。这就是他们所了解的世界。 [book_title]第六章 失去联系 你将发现每扇门都有人守卫。 ——《小公爵》 1 罗在克拉珀姆大街上一家小饭馆里吃早饭。木板代替了窗扉，最上面的那层楼已经被炸掉。这家饭馆像是地震区临时搭就的简易救灾房。克拉珀姆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伦敦不再是一个大城市了，而是许多小镇的组合。人们可以上汉普斯特德或者圣约翰伍德去过一个安静的周末，但你要是住在霍尔本，那就没有足够时间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去拜访住得比肯辛顿更远的地方的朋友。各地的特点就这样形成了：克拉珀姆白天空袭频繁，所以人们脸上有一种被追逐的表情；而威斯敏斯特的居民则没有这种表情，他们那儿的夜袭虽然厉害，但防空洞很结实。给罗端来面包片和咖啡的女招待脸色苍白，神经紧张，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每当听到齿轮相碾的声音，她便竖起耳朵。格雷旅店的住客和罗赛尔广场周围的居民以晚上不睡而闻名，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白天有时间可以补睡一觉的缘故。 报上说，夜间空袭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敌机扔了许多炸弹，死了不少人，有的人受了致命伤。早晨的公报如同午夜弥撒的结束仪式。报纸以严肃的语调发布悼词，以神父宣布“弥撒到此结束”那样的一成不变的镇定口吻公布伤亡消息。“招魂术表演会上死了一个人”，这则消息没有一家报纸刊登。人们已经对个别人的死亡不再关心。罗感到很愤怒。他的名字曾经上过标题，可那件使他倒霉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恐怕一点版面也占不上。他差不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天天都有人死于非命的情况下，人们懒得去关心这件无足轻重的事，也许在中央谍报机构里有几个老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仍然在和气与耐心的上司允许下，躲在小屋里忙着研究这类谋杀案的细节。他们还可能准备一些备忘录相互参阅，甚至可能获准去勘查作案现场。不过罗相信，他们的勘查结果会像那些仍在乡下宅邸里争论进化问题的古怪牧师的拙作一样，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拜读。“某某老头，”他可以想象出一个高级官员说的话，“可怜的老家伙，我们得偶尔让他办一起谋杀案。我们知道，在他那个年头，人们对谋杀案是很重视的，这使他现在还认为自己很有用。结果嘛——噢，当然，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根本没时间去读他的报告。” 罗呷着咖啡，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每一个小段落，感到自己跟《我经办的几桩著名案件》中的那些侦探——比如说“大老五”有亲缘关系。他是个凶手，老式的凶手，他属于他们关心的圈子——杀了科斯特的那个人也属于那个圈子。他对威利·希尔夫略感不满，因为后者把谋杀当作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玩笑。但希尔夫的妹妹没有把它视为儿戏，她警告过他，从她的讲话口气判断，她仍然认为死亡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时，他像是一头嗅到同类气味的野兽。 脸色苍白的女招待注视着他。他还没来得及刮脸，所以看上去就像那种吃了东西不付钱，扭头就走的无赖。在公共防空洞里过了一夜，你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罗能闻到自己衣服上消毒剂的味道，似乎他是在济贫院的诊所里过夜的。 他付完账后问女招待：“有电话吗？”她指指付款处旁边，于是他给雷尼特拨了个电话。这未免有点冒险，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当然，时间还太早。他听到电话铃声在空房间里响，想到：电话旁边的碟子里是否又放着香肠卷饼？在那些日子里，对方的电话铃能不能响起来总是个问题，因为一夜之间，楼房便可能夷为平地。他听到了铃声，知道世界的那个部分依然如故，奥索太克斯侦查处平安无恙。 他回到桌旁，又要了一杯咖啡，并讨了几张便条。女招待对他越加怀疑了。即使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习俗还是起作用的：付了账后又要东西已经不大正常，况且又要便条，这更不符合英国的习惯。她可以从开票本上撕下一页给他，这样就行了。习俗比道德更加根深蒂固，他自己就发现让一个社交性聚会提前结束比让一个人自杀还要困难。他开始用细长的字体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记下来。他必须做点事：他不应该为了一件不是他干的谋杀案而永远东躲西藏，而真正的凶手却得以逍遥法外——他们正想方设法脱身。他在记录中略去了希尔夫的名字——你永远不知道警察会产生什么错误的联想。他不想让自己的唯一同盟者身陷囹圄。他已决定把这份记录直接寄给伦敦警察厅。 他写完后又从头看了一遍。女招待注视着他。这件事从头到尾很乏味——一个蛋糕，一个不速之客的来访，一种他认为记得很清楚的味道，直到他接触到科斯特的尸体。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也许这份记录最好还是别寄给警察，而是寄给一个朋友……可他没有朋友，希尔夫也许可以算一个……或者雷尼特。他向门口走去，女招待叫住了他：“你还没付咖啡钱。” “对不起，我忘了。” 她得意扬扬地接过钱——怎么样？我没搞错吧。她的目光避过空蛋糕架，越出窗外，追随着在克拉珀姆街上犹豫不决地向前走的罗。 九点整他又打了一次电话，这回是在斯托克韦尔站附近——耳际又是一阵电话铃在空房间里回响的声音。九点十五分，他打了第三个电话。雷尼特先生终于回家了。罗听见雷尼特先生的那个尖刻而焦灼的声音：“是我。你是谁？” “我是罗。” “你对琼斯干了些什么？”雷尼特先生责备他说。 “昨天，”罗说，“我把他留在外面……”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雷尼特说。 “也许他正在盯梢……” “我欠他一周工资，他说他昨晚要回来的。这不正常。”雷尼特先生在电话里发牢骚，“琼斯不会离开我走的，不会不领工资就走的。” “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琼斯是我的左右手，”雷尼特先生说，“你对他干了什么？” “我去看贝莱太太了……” “这与我无关，我要的是琼斯。” “一个人被杀死了。” “什么？” “警察认为是我杀的。” 电话里传来了一声悲叹。这位足智多谋的小矮个儿手足无措了。他一辈子有过几次甚为挠头的桃色事件，他写的几封信也惹了大祸，但他都安全地挺过来了。可这回的浪头却把他冲进了大鱼吃小鱼的地方。他抱怨道：“我一开始就不想接你的案子……” “你得给我出主意，雷尼特。我要来看你。” 罗听见电话里的呼吸突然中止了。“不。”俄顷，雷尼特的声音忽然变了样，“什么时候？” “十点。雷尼特，你还在那里吗？”罗觉得必须解释一下，“不是我干的，雷尼特，你应该相信这点。我没有杀人的习惯。”他老提“杀人”这个词，犹如牙齿老咬着舌头上的痛处，他每次用到这个词时心里便充满自责。法律对他采取了仁慈的态度，他对自己采取的态度却很无情。要是他们把他绞死，他会在绞索的活结和绞刑架下的踏板之间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给了他一辈子的时间来分析自己的动机。 他现在就在分析——一个身上沾满尘土、胡子没有刮过的人，坐在从斯托克韦尔到托特纳姆宫路去的地铁上。(他不得不绕着圈子走，因为地铁的许多车站都关闭了。)前一天晚上的梦使他的思路回到了过去。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梦想和爱情，他回忆时毫无自怜之情，却像一个人在观察一个做实验用的生物的生长。当初他希望自己能干出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事迹，希望自己能变得坚韧不拔——这样，他心爱的姑娘便可以忘掉他那双笨拙的手和那个没长胡子、布满斑点的下巴了。任何事似乎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可以嘲笑幻想，但是只要你还有能力幻想，你就会有机会把幻想中的某些成分加以发展。这和宗教的教规相仿：空洞无物的词汇多次重复后，慢慢会变成人们的习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悄悄地形成一种沉积物，直到有一天你惊讶地发现，你正在根据一种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办事。妻子死后，罗从未幻想过，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甚至没有梦想过自己会被宣判无罪开释。脑子的这一部分似乎干枯了，他再也不能做出牺牲，表现得无畏和高尚了，因为他不再对这些美德存在梦想。他知道这个损失——世界失去了三维中的一维，变得如同一张薄纸。他渴望着梦想，但他现在只是一味伤心失望，以及提醒自己在雷尼特先生面前要万分小心。 2 差不多就在雷尼特先生房子的对面，有一家书籍拍卖行。从离门最近的那些书架前可以监视雷尼特先生那幢楼的入口处。每周一次的拍卖将在第二天举行，顾客们带着目录络绎不绝而来。一个未刮过的下巴和一件皱巴巴的衣服在这儿不会显眼。有个人留着乱蓬蓬的小胡子，穿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口袋里塞着三明治，正在仔细翻阅一本园艺学小册子；一位主教——要不就是个校长——正在看一套叫《威弗莱》 [8] 的小说；一个大白胡子翻着一本带插图的布朗托姆 [9] 著作中的春宫画。在这儿，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循规蹈矩。在茶馆里和剧场中，人们应当按照环境的要求使自己符合某种模式。但在这个书籍种类过多的拍卖行里，人们不可能只去适合一种类型。这儿有淫书——十八世纪的法国书，封面上的版画非常漂亮，画的是衣冠楚楚的人们横陈在蓬帕杜夫人 [10] 式躺椅上纵情恣欲。这儿也有维多利亚时期所有小说家的作品，无名刽子手们的回忆录，十七世纪的内容荒诞的哲学和神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牛顿被打入地狱，而杰里米·惠特利则走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这些书长期无人问津，发出阵阵霉味。装书的木箱则发出稻草味。常常遭到雨淋的布封面也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书架上标有序号，从1号到35号。罗站在这些书架旁边，能够看到从雷尼特先生那扇门里进出的任何人。 一本没有任何特殊价值的罗马祈祷书，摆在跟罗的视线平行的地方。它和各种宗教书一起放在第二十组。在拍卖商的桌子上方有只大圆钟，正指着九点四十五分。钟面下的标签已被撕掉，这表明它本身也曾被拍卖过。罗信手翻着祈祷书，将自己四分之三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街对面的房子上，祈祷书上装饰着难看的彩色大写字母。说也奇怪，在这间安静而陈旧的屋子里，它是唯一谈到战争的东西。不管你翻到哪一页，都会发现为解救战乱而进行祈祷的人，愤怒的国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民，奸诈狡黠的家伙，像怒狮一样的敌人……这些字句从书页的花边中冒出，如同从花坛里伸出了大炮。“别让人得胜。”他念道。这种呼吁中所包含的真理像音乐般美妙动听。其实在这间屋子外面的全部世界里，人已经取得胜利。他自己也已得胜。扬扬得意的不仅是恶人。 勇气能摧毁整座大教堂，忍耐能使全城挨饿，怜悯能杀人……我们受到自己的美德的陷害和背叛。杀了科斯特的人在一刹那间很可能是听从了良知的善意劝告，而雷尼特，也许以出卖自己的委托人的方式而生平第一次当了个好公民。拍卖行外的报亭后面守候着一位警官，这一点你是不会搞错的。 警官在看《每日镜报》。罗的目光越过他的肩部，看见那份报纸上差不多满页都是泽克的漫画。雷尼特先生的脑袋从楼上的一扇窗户中探出来，偷偷往外瞧了一下后又缩了回去。拍卖行的时钟指着九点五十五分。天色阴暗，周围尽是昨晚空袭留下的创伤，潮湿的胶布味在空中弥漫。雷尼特先生不敢露面，这使罗更增添了一分被遗弃的感觉。 他曾经有过朋友，但不多，因为他不爱交际，不过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那几个朋友都是莫逆之交。上学时他有过三个朋友，他曾和他们分享过希望、饼干和漫无边际的抱负。可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和相貌了。一次在皮卡迪利广场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灰发男子突然叫住他。此人上衣扣眼里插了朵花，穿着件双排扣背心，举止讲究得有点古怪，脸上露出一副趾高气扬得颇为俗气的神情。“哎呀，这不是布吉吗？”这个陌路相逢的人边说边把他领进皮卡迪利饭店的酒吧间。罗注视着这个油嘴滑舌的人的下半身，希望能发现他记忆中的昔日那身打扮：带有墨迹的星期天才穿的黑长裤，或是沾泥点的踢足球穿的短裤。但他白白浪费了时间。不久，这人因为没从他手中借到五镑钱，便溜进厕所，从此再也没有露面。账单嘛，他留给“布吉”去付。 后来，他当然交了一些朋友，大约有五六个。稍后，他结了婚，但他的朋友们竟成了他妻子的挚友，他们跟他妻子要好的程度超过和他的友情。汤姆·柯蒂斯，克罗克斯，佩里和文……他被捕后，他们自然都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个可怜的傻瓜亨利·威尔科克斯还跟他在一起。亨利说：“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你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伤害。”讲到他时，人们常常用这句不祥的话来形容。但他记得，当他说完“我不是无辜的，是我杀了她”这句话后，连威尔科克斯以及他那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曲棍球打得极好的妻子也不再来了。(他们家的壁炉架上摆满了她的高超球艺赢来的银杯。) 那个便衣警察显得不耐烦了。他显然已经看完了报纸上的每一个词，因为报纸一直翻在同一页上。时钟已指着十点五分。罗合上书名目录，随便做了几个记号，便走到街上。便衣说：“对不起。”罗的心怦地一跳。 “怎么？” “我出来忘了带火柴。” “这盒给你吧。”罗说。 “在现在这种日子，我不能这样做。”他的目光越过罗的肩膀，停在街上保险仓库的废墟上。保险箱一个个立在那里，如同拉丁公墓里的墓碑，接着他睁大眼睛盯着一个从雷尼特门口经过的拿伞的中年职员。 “等人吗？”罗问道。 “噢，是的，等朋友，”侦探笨嘴拙舌地说，“他迟到了。” “再见。” “再见，先生。”这声“先生”是个策略上的错误，就像他以太正规的方式斜戴着软帽，并使《每日镜报》老翻在同一页上一样。罗想，他们不愿派第一流的人来侦查这种名副其实的谋杀案。他的牙齿又触到了舌头上的那个痛处。 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自己又怀念起亨利·威尔科克斯来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些人是自愿离群索居的，但他们有上帝与他们交谈。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他并不感到有交朋友的需要——一个女人可以代替任何数量的朋友。他猜想着战争期间亨利在什么地方。佩里也许参军了，柯蒂斯也一样。他想象着亨利当了空袭时的民防队员，没有战争时也在瞎忙，以至于成了别人的笑柄。现在他或许在茫茫长夜中站岗。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掩蔽的地方，不免使人心惊胆战，但他还是坚持着……他穿着不合身的粗布制服，戴着太大的头盔……该死的，罗一边想，一边来到上霍尔本街那个被炸毁的街角，我也尽力参加了，我不适合参军，这并不是我的错，可是那些民防队的该死的英雄——那些小职员和胆小如鼠的家伙——也不要我，因为他们发现我服过刑。就连在精神病院待过的人也无资格进民防四所、二所或任何别的所。现在他们已经把我完全逐出战争之外，他们要把一件不是我干的谋杀案强加在我头上，把我抓起来。我犯有前科，他们难道还会给我辩解的机会吗？ 他想：我何必再去关心那个蛋糕呢？它与我无关。那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我为什么不马上躲起来，直到一切都被遗忘呢？(在战争期间，一件凶杀案是会被忘掉的。)那不是我的战争；我看来是误入了战场。仅此而已。我要离开伦敦，让一些傻瓜把它炸毁，让另一些傻瓜在轰炸中死去……蛋糕里可能什么重要的文件也没有，也许只藏了一顶纸帽子，一句格言，一个会使人交上好运的硬币……那个驼背也许不足为虑，那种味道大概是我的幻觉，全部事件很可能根本不像我所记得的那样。炸弹常常会炸出许多怪事，要使一个忧心忡忡的头脑变糊涂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他像是要躲避一个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一些毫无兴趣的事情的讨厌鬼似的，忽地钻进一个公用电话间，拨了个电话。一个贵妇的严厉声音在电话里问他，似乎他根本无权打电话。“这里是自由母亲基金会。你是谁？” “我找希尔夫小姐。” “你是谁？” “我是她的朋友。” 电话里响起不满的咕哝声。 他斩钉截铁地说：“请把电话接过去。”他马上听到了一个声音。此时他如果闭上眼睛，忘掉电话间和被夷为平地的霍尔本区，他会以为这是他妻子的声音。其实并不像。不过，除了房东太太和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外，他已经很久没有和任何女人说话了，任何女人的声音都会使他回到……“请问你是谁？” “你是希尔夫小姐吗？” “是的，你是谁？”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好像说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我是罗。” 长时间的沉默，他以为她已经把电话挂了。他说：“喂，你在听着吗？” “是的。” “我想跟你说几句。” “你不该给我打电话。” “我没别人可打——除了你哥哥。他在吗？” “不在。” “出了一件事，你听说了没有？” “他告诉我了。” “你以前就估计到会出事，是吗？” “不是这事，比这更糟的事情。”她解释道，“我不认识那个人。” “我昨天来的时候给你们添了麻烦，对不对？” “任何事也不会使我哥哥烦恼。” “我给雷尼特打电话了。” “啊，不，不。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还没学会那套技巧。你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警察去过了。” “你知道你哥哥要让我干什么吗？” “知道。” 他们的谈话方式如同在写一封必须经过检查的信件，他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坦率地和别人谈话。他说：“你能在什么地方见见我吗？只需要五分钟。” “不行，”她说，“我不能。我走不开。” “就两分钟。” “不可能。” 他突然觉得非常有必要这样做。“求求你。”他说。 “那样不安全。我哥哥会发火的。” 他说：“我孤独极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给我出主意，问题又这么多……” “我很难过……” “我能不能给你写信……或者给他？” 她说：“把你的地址寄来，寄给我。不要在信上签真名。你可以随便写个名字。” 避难者一时想不起这样的策略，生活中常常如此。他怀疑，如果他问她要钱的话，她是不是也会这样痛快呢？他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一个大人，一个能把他领回家的大人……他忘了可能有人监听电话。他说：“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 “是这样。” “我给警察局写了封信。” “啊，”她说，“你不该那么做。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她说，“也许没必要那样做。你再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再说。” “你觉得我去银行安全吗？” “真拿你没办法，”她说，“真没办法。你当然不能去，他们会在那儿等着你的。” “那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你不能找个朋友帮你兑张支票吗？” 他突然觉得，不应该向她承认他实际上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可以，”他说，“我想可以这么办。” “好吧，那么……你就赶快避开。”她说得那么轻，他不得不竖起耳朵…… “我会避开的。” 她挂上了电话。他放下听筒，走回霍尔本区，藏了起来。他发现前面有个书呆子，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正蹒跚走出拍卖行…… “你不能找个朋友帮忙吗？”她刚才这么问。避难者总会有朋友帮忙的——有人给他偷带信件，有人为他准备护照，还有人替他贿赂官员。在那个大得像大洲似的地下世界中，同伙是很多的。但在英国，人们还没学会这种技巧。他能让谁接受他的支票呢？店主也不会。他自从独立生活以来，只通过房东太太和商店打过交道。这一天，他第二次想起了以前的朋友。安娜·希尔夫肯定不会想到，一个避难者竟会没有朋友。避难者周围总有一群人，甚至是整个种族。 他想起了佩里和文。即使他知道怎么去找他们，那也没用。克鲁克斯、博伊尔、柯蒂斯……柯蒂斯很可能把他一拳揍倒在地。他的衡量标准简单，风格原始，充满自豪。对待朋友质朴爽直，这一点一贯吸引着罗——这是对他自己性格特征的补充。还有亨利·威尔科克斯，在他那儿也能找到一个安身处……要是他那位擅长打曲棍球的妻子不干涉的话。他们俩的妻子毫无相同之处。粗犷的强壮和剧烈的痛苦是完全对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使威尔科克斯太太恨他。她会荒谬地想到：一个男人一旦开始杀他的妻子，那你就说不准他什么时候才会作罢。 他能找到什么借口对亨利说呢？他感到放在前胸口袋里的那份声明鼓鼓的，但他不能把实情告诉亨利。亨利会和警察一样，不相信他在作案现场并未动手……他必须等到银行关门——战时银行是关得很早的——然后想出几个紧急理由来…… 什么理由呢？他在牛津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饭时，就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许还是等所谓的灵感来了再说吧，或者干脆放弃这个念头，自暴自弃算了……直到付账的时候，他才想起可能根本找不到亨利。亨利以前住在巴特西区，那个街区现已不适合住人。亨利也许根本不在人间：已经死了两万人。罗在电话号码簿上寻找他的名字。里面有他的名字。 这说明不了问题，罗心想：空袭要比电话号码簿的新版本新得多。尽管这样，罗还是拨了那个电话，以便打探一下情况。他现在不论跟任何人联系似乎都得通过电话。不过，他害怕听见那个咆哮的声音，电话里刚一传出那个声音，他便赶快痛苦地放下听筒。他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常给亨利打电话。他现在得拿主意了：那套住宅还在，但亨利可能不在里面。他不能对着电话挥舞支票，这次必须自己去当面建立联系。从审判前一天开始，他一直没有看见过亨利。 他几乎打算整个儿放弃了。 他搭上了一辆从皮卡迪利开来的19路公共汽车，经过圣詹姆斯教堂的废墟，来到宁静的乡村。纳兹和斯洛奈街附近没有战事，不过切尔西一带炮声隆隆，而巴特西区则在第一线。这是一条奇怪的战线，曲曲弯弯的像是飓风留下的轨迹。其间也许有几小块没被战火焚烧过的地方。战线在巴特西区、霍尔本区和东区徘徊进退……不仔细看的话，波普拉大街几乎没有敌人来过，巴特西区几个街角上的小酒店也安然无恙地屹立着。旁边是乳制品店和面包店。放眼望去，你看不见任何倒塌的房屋。 威尔科克斯所在的那条街也这样：前面带有花园的中产阶级的高大宅邸像铁路旅馆那样笔直挺拔地耸立着，它们丝毫未受损害。“住宅待租”的牌子挂得满街皆是。他希望外面也挂着63号套间待租的牌子，但他没看见。门廊里有块木板，房客在上面写明自己在家还是外出了。但是，即便威尔科克斯在那儿，木板上的字也不能相信，因为亨利有一个理论：标上主人不在家等于向盗贼发出邀请。亨利的谨慎常常害得他的朋友白白登到顶层又走下来(那时没有电梯)。楼梯在大楼的背面，对着切尔西区。你走到二层以上，依窗远眺，战争场面便能跃入眼帘。大多数教堂的尖顶被削掉了三分之二，变得跟棒棒糖一样。整个街区像是一片略经清理的贫民窟。可那里根本就没有贫民窟。 他在楼梯拐角处看到了令人亲切的63号。他不免感到一阵心酸。罗向来可怜亨利，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他的职业没多大前途，他的工作——会计师——使他失去了自由。罗一年能挣四百镑，够富裕的了。他觉得自己和亨利的关系有点像富翁和穷亲戚的关系。他常常送些东西给亨利。也许这就是他使威尔科克斯太太感到不悦的原因，当他看见门口那块铜牌上写着“皇家民防队员之家”时，他宽慰地笑了：跟他预想的一模一样。他的手指在门铃上犹豫着。 3 罗还没来得及按铃，门就忽然打开了。亨利走了出来。他大大变了样。个子不高的亨利一向很整洁——妻子要求他这样。可是现在，他却穿着一身邋遢的蓝色粗斜纹布工作服，胡子也没刮。亨利从罗的身旁走过，仿佛没看见，然后他伏在楼梯栏杆上低头向下面说道：“他们不在这儿。” 一个模样像厨师的红眼睛妇女跟着他出来，她说：“不是时候，亨利。真的，还不是时候。”亨利变得可真厉害，霎时间，罗怀疑战争也使亨利的太太大大变了样。 亨利突然看见了他——或者说意识到了他的存在。亨利说：“噢，阿瑟……你来了，这可真好。”就好像他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接着他回到那个昏暗的小门厅中，站在一个落地大摆钟旁边，变成了一个模糊、虚幻的形象。 “你进来吧，”女人说，“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他跟她进了屋，注意到她让门开着。嗯，还有其他人要来。不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已习惯于被动地听凭生活摆布……栎木柜上——他记得这个柜子是杜铎公司根据威尔科克斯太太的要求订做的——摆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工作服，上面是一顶钢盔。这使他想起监牢——入狱时你要脱掉自己的随身衣服。亨利在昏暗的门厅中重复道：“你来得正好，阿瑟。”随后便走开了。 那个女人说：“亨利的任何朋友都是受欢迎的。我是威尔科克斯夫人。”她似乎在黑暗中也看出了罗的惊讶表情，于是解释道：“亨利的母亲。”她又说，“进来等吧，我想他们不会来得太晚的。这里太黑。灯火管制，这你是知道的。窗玻璃大都碎了。”她把罗领到那间在罗的记忆中还留有印象的餐室中。桌上摆着许多玻璃杯，像要举行聚餐。时间有点不对头……太晚了，或者说太早了。亨利待在餐室里，像是被人逼到一个屋角藏身……像是一个潜逃者……他身后的壁炉架上摆着四只银奖杯，颁奖日期下面刻着获胜球队的名称。从这种杯子里喝酒，就像喝赊账酒一样。 罗望着杯子说：“我不想打扰你们。”亨利第三次说：“你来得正好……”好像这句话他不动脑筋就能说出来。他似乎已经忘记监狱中的那些场面，他们的友谊正是在那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亨利的老朋友们又聚集在他身边了，这真好……”不久，罗正想问亨利妻子的情况，蓦地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杯子、没刮胡子的下巴、等人……甚至还有最使他感到不解的亨利脸上的那副年轻人的神情——这一切都是死亡造成的。人们常说，悲伤催人衰老，但它也常使一个人年轻，为他卸掉包袱，使他的脸上重新出现久已失去的青年人固有的活泼神态。 罗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来了。”威尔科克斯夫人用哀伤和高傲的声调说：“所有的报纸都登了。” 亨利站在屋角，牙齿直打战。威尔科克斯夫人不动感情地叙述道：她曾经大哭了一场，但现在儿子又整个属于她了。“我们为杜丽丝感到骄傲。邮局里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敬意。我们将把她的制服——那套干净的制服——放在灵柩上，牧师将诵念超度祷词。” “我真难过，亨利。” “她当时疯了，”亨利抑郁地说，“她不应该那样做……我跟她说过，墙快要顶不住了。” “可我们仍旧为她感到骄傲，”他母亲说，“我们一直为她感到骄傲。” “我应该制止她，”亨利说，“我想，”他的声音由于气愤和悲痛而升高，“她以为又能赢到一个该死的奖杯了。” “她是为英国打球，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她转向罗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制服旁边放上一根曲棍球棒，可亨利不干。” “我走了，”罗说，“我是不会来的，若是……” “不，”亨利说，“你得待在这儿。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亨利住了口，看了一眼罗，仿佛第一次真正认出了他。亨利说：“我也杀死了妻子。因为我完全可以制止她，打消她的狂妄念头……” “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亨利，”他母亲说，“这位先生会怎么想？” “他是阿瑟·罗，妈妈。” “噢，”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噢。”就在这时，街上传来缓慢和悲哀的车轮声和脚步声。 “他怎么敢……”威尔科克斯夫人问。 “他是我最早认识的朋友，妈妈。”亨利说。有人上了楼。“你来干吗，阿瑟？”亨利问。 “我有张支票，想请你兑给我一些现钞。” “亏你说得出口。”威尔科克斯夫人说。 “我起先不知道你们家出了这事……” “要多少，老朋友？” “二十镑行吗？” “我只有十五镑，拿去吧。” “别相信他。”威尔科克斯夫人说。 “嗯，我的支票绝不是假的，亨利知道。” “你可以……上银行去。” “这时不行，威尔科克斯夫人。真对不起。我有急用。”屋里有一张装饰得颇为俗气的安娜女王式大桌，显然是亨利的妻子的用品。所有的家具都给人一种不结实的感觉，在其中行走好比在客厅里做游戏的人们蒙上眼睛在玻璃瓶中间探步。也许这位曲棍球队员故意把自己的家布置成这样，以便和结实的球场形成对比。亨利朝餐桌走去，肩膀碰倒了一个银杯。它从桌上掉下来，在地毯上滚动。敞开的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制服、头戴白钢盔的胖子。他捡起杯子，庄重地说：“送殡的人到齐了，威尔科克斯夫人。” 亨利在桌旁发抖。 “我把制服准备好了，”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在门厅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