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愚政进行曲 [book_author]塔奇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39375 [book_dec]如果历史悲剧中的政治家并非那么愚不可及，已经消失的世界是否有另一番景象？ 在《愚政进行曲》中，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选择了最大胆最强烈的主题，即历史上政府在管理方面无处不在的愚蠢荒唐行径。从1520年无知荒唐地将自己的王国拱手让与他人的蒙特祖玛，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塔奇曼用生动形象的笔触，从众多例子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愚政就是政府无视各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一味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的行为。 塔奇曼随后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四大事件，在这四大事件中，政府的荒唐愚蠢行为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是特洛伊战争、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所作所为导致罗马教廷的分裂、英国乔治三世失去美洲殖民地，以及美国在越战时期坚持错误，最终难以自拔。在《愚政进行曲》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地点和事件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身临其境，而且引人深思，这就是芭芭拉·W·塔奇曼无与伦比的才华之所在。 [book_img]Z_9937.jpg [book_title]第一章 背道而驰 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哪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政府奉行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与人类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相比，政府的表现往往更为不如人意。在这方面，原本应该根据经验、常识和可利用信息而做出恰当判断的智慧，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令人沮丧的结果。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经常性地做出有违理智且显然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事情呢？为什么明智的思维过程似乎常常失效？ 首先，尽管特洛伊的统治者有种种理由怀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它拉到城里去呢？为什么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都宁可对美洲殖民地坚持威胁态度，而不采取任何安抚手段，尽管众多顾问一再劝诫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希特勒，不考虑先驱们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呢？蒙提祖马（Montejuma），作为一支勇猛好斗、渴望驰骋疆场的部队的统帅和拥有30万人口城市的首领，为什么虽然已经清楚地知道几百名外来入侵者不过是人而绝非神，却仍然顺从地举手投降呢？为什么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或警告的声音，直至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呢？为什么由出口商所组成的牢固的统一战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局势，石油进口国却为可供应的石油资源剑拔弩张呢？为什么近代以来英国工会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致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且场面疯狂壮观，令人觉得他们好像不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呢？为什么美国的企业一味追求“发展”，却与此同时明显在耗尽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即土地、水源和未受污染的空气呢？（虽然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讲，工会和企业并不是政府部门，但它们说明了执政的情况。） 人类在政府以外的其他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明了能带我们离开地球飞向月球的运载工具；在漫长的过去，成功地利用风能发电，用泥石修建起高耸入云的教堂，用蚕丝织造出丝绸布料，发明了乐器，从蒸汽中获得动力，控制或消灭了疾病，在北海填海造田，对自然的形态进行分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尽管人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政府却踯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四种，且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它们是：1.暴政或压迫，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此类臭名昭著的例子，这里无须赘述；2.过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试图用他的无敌舰队击败英格兰，德国自视为优秀种族而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3.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末代王朝清朝；4.愚蠢或堕落。这本书关注的是最后一种，它具体表现为奉行一种与所涉及的国家或政体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应有利于维护统治主体的利益或优势，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 要限定本研究所说的愚蠢行为，采取的政策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不仅以后视之明，而且当时就必须被认为是违反生产力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取决于那个时代的观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用现代人的观点对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进行判断是非常不公平的。无论人们对道德如何评说，政治智慧无疑是不断变化的。”为避免用当代的价值观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必须采纳当时的观点，并且只研究那些当时的人们察觉到的对自我利益伤害的事件。 其次，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替代行动方案。要排除个人因素，第三个标准就必须是，所述的政策是由一个团体而非某个统治者自己做出的，并且在政治阶段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由独裁者或暴君导致的政府失当行为数不胜数，且大都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不值得归纳调查。而由集体所领导的政府或先后继任同一个职位的统治者们，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要简要审视一下的话，对于上述时间标准，特洛伊木马是一个例外，而对集体统治的标准，罗波安是个例外，但每个都是经典案例，并且在已知的政府管理历史中发生如此之早，足以说明此类愚蠢现象是何等根深蒂固。） 愚政的出现与其所处时代或地域并无关联；虽然某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习惯与信念确定了它所采取的形式，但这是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现象。它与政权形式也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都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它与民族或阶级也不相干。共产主义政府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行使权力方面并不比中产阶级合理有效，这一点在近代历史中已经尤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控国家60年后，以残暴取得了成功，但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很难说是开明的。如果说大多数俄罗斯人在物质方面比以前更为富裕，那么他们为残酷的政策和暴政付出的代价则不比在沙皇统治下小，可能还大得多。 法国大革命中，曾经是民粹主义典型代表的政府，却在强有力的执政者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君主专制。雅各宾派的革命政权本来能够整合力量消灭内敌并战胜外国侵略者，但他们连自己的下属都管理不好，维持国内秩序、建立强大的政府或广征赋税就更无从谈起了。最后波拿巴通过军事行动才确立了新的秩序，他用在国外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填补国库，随后登上执政者的宝座。他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那些聪明过人、精力充沛、勤勉踏实、唯命是从的人才被悉数收入他的麾下。这一招非常有效，可惜好景不长，傲慢自负的他，最终因为过度扩张而将自己摧毁殆尽。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愚蠢或反常行为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什么我们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个人的愚行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更应该采取理智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却并未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呢？历史上已经有人进行了尝试，比如柏拉图建议挑选一批人进行培训，使之成为政府管理专家。根据他的理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应该首先学习执政艺术，应该是理性和智慧的杰出代表。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是极其稀有的，所以他认为，应该通过优生学方法进行繁殖和培养。他说，管理，是一种特别的技艺，管理能力，如同在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逐渐掌握，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这听上去妙不可言，实际上高不可攀。“哲学家必须成为我们城邦的国王，或者，现在的国王和统治者必须像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去寻求智慧，只有这样，政治权力和知识智慧才能融为一体。”直到那一天，他说，“对于城市，并且我认为对整个人类而言，才会远离各种麻烦。”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开窍的榆木脑袋造成的自我欺骗，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对形势做出评估，而忽视或拒绝任何相反的迹象。它总是根据意愿行事，而不让自己根据事实调整方向。一位历史学家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位所有主权国家中思想最顽固的首脑的评价概括了这种特质：“他始终坚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败无数次，这也难以动摇。” 一个战争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第17条计划，也就是1914年法国作战计划。该计划完全是按照进攻态势构想出来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法国莱茵河前线，令左翼几乎毫无防卫。唯一能说明这一战略合理的理由便是：法国方面固执地认为，德国不可能调派足够的力量将侵略战线延伸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沿海省份。这种假设是基于同样固执的观点，即认为德国永远不会动用其前线预备役部队。而法国参谋总部1913年就逐渐获得与此相反的证据，但事实上却将其断然忽略了，目的在于不要让对德国可能从西部发起攻击的担忧，影响法国向东部的莱茵河地区进攻的士气。当战争来临之际，德国能够并确实使用了前线的预备役部队，又长途奔袭绕到西线，结果便导致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20世纪所经历的可怕的后果。 榆木疙瘩似的僵化思维同时也拒绝吸取经验教训，14世纪的中世纪统治者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尽管货币贬值非常明显并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法国的瓦卢瓦君主还是把它作为疯狂攫取现金的手段频繁加以使用，这最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暴动。战争是统治阶级的手段，其中榆木疙瘩式的思维尤其明显。许多国家通过战争掠夺敌对国家的资源，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常陷入食品短缺甚至饥饿状态，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国的入侵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国家间还是经常发动战争。 在17世纪初，另外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据说因为坐在一个炽热的火盆边太久而发热，于是传唤负责挪开火盆的人，无奈一时没有找到那个人，国王竟因此发烧驾崩了。20世纪后期，人类好像在接近一个类似于自杀性愚蠢行为的阶段。这种案例如此之多，出现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为什么超级大国相互间不摒弃人类自相残杀的方式？为什么我们穷尽所有技术和资源为获得武力上的优势而竞争，却不花点儿力气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寻找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寻找一种生存而非死亡的方式呢？ 2500年以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尼采、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他们研究思考的都是诸如伦理、主权、社会契约、人权、权力腐败、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等重大问题。马基雅维利关注政府的职能，而不是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劳神去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尽管这种愚蠢行径早已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问题。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Axel Oxenstierna）伯爵，在异常活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统治期间的30年动乱中担任瑞典首相，在其女儿克里斯蒂娜统治时也是瑞典实际的统治者，他在临死之际基于自己丰富的阅历得出结论：“我的孩子，现在治理天下，哪里需要什么智慧呢？” 因为长久以来，政府始终是以单一主权的形式存在，它所表现出的导致政府愚蠢行径的人类特点可以追溯到人类有记录的时期。以色列国王罗波安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约于公元前930年他41岁时继承王位，比荷马创作民族史诗早大概一个世纪。这位新国王丝毫没有浪费时间，就做出了蠢事，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并永远失去了统称为“以色列”的10个北方部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满于所罗门国王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和繁重劳役，已暗中努力分离出去。他们聚集在所罗门手下一个叫耶罗波安（Jeroboam）的将军周围。这位将军被称为“伟大的勇士”，他凭借着一个预言承诺带领他们起义，该预言说他将在起义后继承这10个部落的统治。上帝通过某个预言家、示罗人亚希雅（Ahijah the Shilonite）在该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但他后来的角色并不十分清楚，并且似乎是由叙述者添加进去的，该叙述者认为全能的上帝必须无处不在。起义失败时，耶罗波安逃到埃及，埃及国王示撒（Shishak）为他提供了庇护。 南方的两个部落犹大和本杰明毫无疑问承认新国王的统治，罗波安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以色列的动乱，于是即刻前往北部中心示剑（Shechem）以赢得那里的人民对他的忠诚。但是他碰到了以色列代表团，他们要求他减轻他父亲所罗门国王在位时期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劳役。如果他答应这么做，他们将愿意做他的忠实支持者。代表团成员中就有耶罗波安，他是在所罗门国王刚死去时从埃及被召回的。耶罗波安的出现必然让罗波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为缓兵之计，罗波安请代表团先回去，并在三天之后返回来听取他的答复。与此同时，他征求了他父亲的顾问团中那些长老们的意见，他们劝他答应人民的要求，并告诉他，如果他对人民慈爱有加，并“好言相劝，他们将会永远做你的仆人”。由于是第一次执掌政权，热血沸腾的罗波安认为这个意见过于温和，于是转而征求“同他一起长大的少壮派”的建议。他们非常了解他的性格，并且就像历史上任何时期想要巩固自己在“总统办公室”中地位的顾问们一样，提出了认为他会接受的意见。他不应做任何让步，并且还要直接告诉那些人，他不仅不会减轻赋税，而且还要把赋税加到比他父亲在位时更重。他们为他起草了能够成为任何专制君主的口号的名言：“你就这样跟他们说：‘我父亲给你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我还要给你们再加一套；我父亲用鞭子责罚你们，而我会用蝎子惩戒你们。’”罗波安对这样残忍的表述欣喜异常，于是在代表团第三天返回时把这些话“粗暴地”一字不差地转述给了他们。 他的臣民可能并不准备顺从地接受这一答复，这似乎是罗波安始料未及的。在希伯来历史上，他能够赢得“十足的蠢蛋”称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于是，以色列立即宣布从大卫家族中分离出去，并且他们的战争口号是：“哦，以色列，建立自己的家园！哦，大卫，看好你自己的部族！”他们行动如此之快，说明事先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否定答复拟定了行动方针。 如此不动脑子的罗波安甚至令奥克森谢尔纳伯爵都深感诧异，他采取了当时情况下最挑衅的举动。他叫来亚多兰（Adoram），此人负责监管被奴役部落，常对劳动者施以枷锁，令人深恶痛绝。罗波安命令亚多兰去确立国王的权威，但显然并没有派军队支持他，结果人们用石头把亚多兰砸死了。听到消息后，这位鲁莽而愚蠢的国王迅速跨上他的战车逃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召集了犹大和本杰明部落的所有战士发动战争以重新统一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任命耶罗波安为国王。他统治了22年，而罗波安统治了17年，“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 旷日持久的战争削弱了两个国家的实力，也使得约旦东部由大卫所征服并成为附庸的领土，比如摩押、以东、阿蒙等重新获得独立，由此敞开了埃及入侵的大门。埃及国王示撒派“大军”占领了边境要塞并向耶路撒冷挺进。罗波安只能以寺庙和王宫中的金银财宝向埃及进贡，才避免了耶路撒冷被征服的命运。示撒还侵入了前盟友耶罗波安的领土远至米吉多，但他显然由于资源匮乏无法建立政权，不得不退回埃及。 这12个部落从未被统一起来。因冲突而变得四分五裂的两个国家再也不能维持大卫和所罗门建立的帝国的荣耀。在辉煌时期，帝国领土从北部的叙利亚一直延伸到埃及，直至到红海的国际商队路线和外贸出海口。而由于分裂造成人口和领土的减少，他们更无力抵御邻国的侵略。在分别存在了200多年后，以色列的10个部落终于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所征服，并且根据亚述人对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而散落各地，消失在了不为人知的世界和被反复揣测的历史之中。 包括耶路撒冷地区在内的犹大王国，作为犹太人民的土地继续存在着。尽管在不同时期重新夺回了北方大部分领土，但它也曾经被征服，流亡到巴比伦河流域，然后经历复苏、内乱、外国主权的占领、叛乱、再次被征服、更远的流亡、驱散、压迫、犹太聚居区以及屠杀，但却从未消亡。当初本应可能被采纳的长老们的建议被罗波安轻易拒绝了，而最终采取的另外一套举措导致了长期的仇恨，其所造成的创伤历经2800年仍难以愈合。 同样是毁灭，但原因恰恰相反的是导致墨西哥被征服的愚蠢行为。虽然人们对罗波安不难理解，但蒙提祖马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愚蠢行为并不总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于1502到1520年间是阿兹特克国王，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情况复杂，掠夺成性。它坐落在内陆高原上（现在的墨西哥城所在地），周围群山环绕，首都是有6万户人家的城市，房屋沿湖边堤坝、小岛等地势用木桩打造并粉刷，街道整齐，寺庙辉煌，装饰精美，武装强大。其殖民地向东延伸到海湾地区，向西到太平洋海岸，整个帝国有大约500万人口。他们信仰邪恶的宗教，其用活人祭祀的仪式在血腥和残忍方面无人能及。然而，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在艺术、科学及农业领域却具有非常先进的思想和理念。阿兹特克的军队每年都要对邻近部落发动战争，以掠夺用来劳动的奴隶和用以祭祀的牺牲品，补充总是短缺的食物供应，并借机占领土地或惩罚反抗行为。在蒙提祖马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亲自率领这样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扩展了疆域。 阿兹特克文化强调对神的崇拜——从鸟神、蛇神、美洲虎神，到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作为地球表面主宰的太阳神太兹卡利波克（Tezcatlipoc），以及“将野蛮想法通过低声耳语传达给人类”的“太母颇特”（Tempter）。国家的创始神羽蛇神（Quetzalcoatl，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与托尔特克人崇奉的重要神祇）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黯然离开去了东海，人们在那里期盼他回到地球，有众多预言和特异景象对此做出暗示，预示了帝国的衰落。 1519年，从古巴来的一群西班牙征服者在埃尔南·科尔特斯的率领下在墨西哥湾海岸的韦拉克鲁斯登陆了。在哥伦布发现加勒比群岛后的25年来，西班牙入侵者迅速摧毁了原住民的家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们的身体没能在为西班牙人提供劳役的过程中幸免于难，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从他们的信件和头盔可以看出来，西班牙人并没有耐心定居下来开荒种地，而是无情地、无休止地、贪婪地掠夺奴隶和黄金，而科尔特斯就是他们的一个缩影。由于或多或少与古巴总督不和，他提出带领600个人、17匹马和10门大炮进行探险，表面上是探求贸易机会，实际上是追求荣耀，并以国王的名义建立独立的领地，这从他的行为来看再清楚不过了。他登陆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烧毁船只，这样就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 有当地居民出于对阿兹特克统治者的憎恨，将首都的财富和防守力量透露给了他。于是，科尔特斯带领大部分人马出发前去征服这座内陆大城市。尽管他非常鲁莽大胆，但并不愚蠢，沿途与阿兹特克的敌对部落，尤其是主要对手特拉斯卡拉部落结成了联盟。他先派人捎信，声称自己是某个外国王子的使臣，但并没有伪装成一个转世的羽蛇神，对西班牙人来说这本来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带着自己的传教士前行，非常显眼地手持十字架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并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 蒙提祖马在听到前方的报告后，召集顾问们开会，有些人强烈要求以武力或欺骗手段抵制这些陌生人；而其他人则认为，如果他们确实是某个外国王子的使臣，应该举行友好的欢迎仪式。如果他们并非常人，那么这一点从他们神奇的特征就能看出来，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他们的“灰色”面孔和“石头”服装，他们驾着带白色翅膀的水上房屋登陆，他们从管子里喷出的魔力十足的火焰能杀死远处的人，他们的首领骑着怪兽。对一个神灵无处不在的部落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就是超自然的力量。然而，他们的首领可能就是羽蛇神的这个想法，似乎只是蒙提祖马自己的臆想。 疑虑重重、惴惴不安的蒙提祖马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了最为糟糕的决定：他派人送去金光闪闪的礼物炫耀他的财富，同时带去信件，要求来访者返回，又显示了他的软弱。100来个奴隶拿着宝石、纺织品、华丽的羽毛制品和两个“如车轮般大小”的巨大金盘和银盘令贪婪的西班牙人兴奋不已；而信上所说的禁止继续向首都行进，几乎恳求地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为了不激怒神灵，也不令使臣不满，使用了极其温和的语言，因此语气并不强硬。于是，西班牙人继续前行。 当他们到达城市的时候，蒙提祖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比如设置障碍阻止他们。相反，他举行仪式欢迎他们的到来，还陪同他们到王宫和其他场所。在山中等待进攻信号的阿兹特克军队始终没有接到命令，虽然他们本来能够消灭侵略者，在堤坝上切断逃生路线或者将他们予以隔离，从而迫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这样的计划实际上都已准备妥当，但是翻译将其泄露给了科尔特斯。警觉的科尔特斯把蒙提祖马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中作为人质，防止外面的进攻。英勇好战且在数量上以1000 : 1的比例远远超过绑架者的一个国家，就这样屈服了。由于过于相信神秘主义和迷信的力量，他显然认为，西班牙人的确是羽蛇神派来分离他的帝国的，并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从入侵者不断索要黄金和食物来看，他们显然也都是人；他们总是向钉在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上的裸体男人及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顶礼膜拜，这表明他们同羽蛇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反之，他们对当地人对羽蛇神的祭祀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后来，出于后悔或经人劝说，蒙提祖马下令让部队伏击科尔特斯留在韦拉克鲁斯的驻军。他的部下杀害了两名西班牙人，并将其中一个的人头送到首都作为证据。科尔特斯对此没有要求谈判或解释，而是立刻用链子将国王锁住，迫使他交出凶手并将凶手在宫门前活活烧死，还不忘再次索要大批黄金和珠宝作为惩戒。由于西班牙人被杀，任何残存的与神灵建立关系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蒙提祖马的侄子卡卡玛（Cacama）对科尔特斯进行了谴责，说他是杀人犯、盗窃犯，并威胁要进行反抗，但国王却一味保持沉默，消极被动。极度自信的科尔特斯在得知从古巴来的一队人马已经前来逮捕他时，自己回去对付他们，留下了少部分人继续占领。这少部分人打碎祭坛，掠取食物，进一步激怒了城里的居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失去了权威的蒙提祖马既无法下命令指挥，也不能平息人民的怒火。于是，在科尔特斯返回之际，阿兹特克人在国王弟弟的率领下发起反抗。只有13支步枪的西班牙人只好用剑、矛和弩予以反击，并放火焚烧了房屋。尽管他们有钢铁武器的优势，但由于被步步紧逼，他们只好将蒙提祖马拉出来要求停战。但国王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用石头一顿乱砸，说他是懦夫、叛徒。于是他被西班牙人带回宫殿，三天后就死了，而他的臣民拒绝为他举行葬礼。西班牙人在一个晚上从城里撤出，损失了1/3的力量和先前的战利品。 科尔特斯纠集了他的墨西哥盟友们，在城外的战争中打败了占优势的阿兹特克军队。在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协助下，他包围了城市，切断了城市的水和食物供应，并逐步渗透。在前进过程中，他们将被摧毁的建筑物废墟都抛入湖里。1521年8月13日，城里剩下的居民群龙无首，又迫于饥饿，最终投降了。征服者填湖造地，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并随后统治墨西哥、阿兹特克及其盟友达300年之久。 对宗教信仰，尤其是某个陌生的、遥远的、你只是一知半解的文化中的宗教信仰进行争论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当某些信仰违反自然规律而变成一种错觉，使人民失去独立，那么将它称为愚蠢行径也无不恰当了。在宗教狂热的特殊类型中，该范畴同样属于榆木疙瘩式的僵化思维。它往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愚蠢行径不一定给所有相关方都带来消极后果。由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愚蠢行为而导致的改革，在新教徒看来并不算是不幸。由于英国的愚蠢政策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人由此获得了独立，从全面来看这并非憾事。摩尔人征服西班牙后，对该国大部分领土的统治持续了300年，少部分地区甚至长达800年。根据每个人所持有的不同立场，这一征服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许还值得商榷，但这一征服的起因却是当时西班牙统治者的愚蠢行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这些统治者就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4世纪入侵罗马帝国，5世纪末得以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数量占优势的伊斯帕诺罗马居民。200年来，他们与被统治者争吵不休，时常发生武装冲突。他们以无限膨胀的自我利益为标准，对主权国家巧取豪夺，四处树敌，并最终同样为这种行为所害。本地居民是罗马天主教徒，而西哥特人则属于阿里乌斯（Arian）教派，于是宗教仇恨令敌对情绪愈演愈烈。在选择君主的方式上，双方出现了进一步的争论。本地贵族试图维持原来的选择标准，而深为建立王朝梦想苦恼的各地国王决心使这一做法成为世袭并予以保持。他们利用流亡或处决、没收财产、不平等的税收和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等一切手段来消灭竞争对手，削弱当地的反对力量。这些做法无疑导致贵族煽动叛乱，仇恨的火种四处燎原。 与此同时，通过更加强有力的组织以及对西班牙境内的罗马教会和主教更积极的抗拒，天主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在6世纪后期，成功地将两个继承人推上王位。第一个被其父亲处死；而第二个人里凯尔德（Recared），最终实现了统治，并意识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他在哥特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作为一个被两个敌对集团所反对的统治者，继续与双方同时对抗实在愚蠢至极。由于坚信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框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联盟，里凯尔德不遗余力地反对先前的盟友，并宣布天主教为官方宗教。他的几个继任者，也努力安抚昔日的对手，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并返还他们的财产。但是，愈来愈大的分歧和各种复杂的趋势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教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在其中为自己培养了内部敌人。 政权稳固以后，天主教的主教成立了世俗政府，颁布了自己的法律，滥用各种权力，控制拥有决定权的议会，将自己所青睐的篡权者的行为合法化，尤其致命的是，无情地推行起了对任何“非基督徒”，也就是犹太人的歧视运动和惩罚条例。表面上来看人们继续对阿里乌斯教派表示忠诚；但王室颓废，纵情酒色。在各种阴谋诡计、强取豪夺、暗杀和起义的夹击下，公元7世纪的国王如走马灯般快速更替，没有一个在位超过10年。 在这个世纪，被一个新的宗教赋予生命力的穆斯林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得益于一系列从波斯到埃及，并在公元700年从西班牙穿越狭窄的海峡到达摩洛哥的征服过程。他们的船只袭击了西班牙海岸，虽然被打退回去，但对岸的新政权为哥特人统治之下每个心怀不满的集团提供了无尽的诱人前景，即用国外的援助对抗内部敌人。不论历史曾重演过多少次，正如拜占庭皇帝们在邀请土耳其人抗击国内敌人时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方法最终通向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外来势力留了下来并夺取了统治地位。 西班牙的犹太人是饱受苦难的少数民族。他们与罗马人一同来到西班牙，并通过经商而繁荣富庶。但现在，他们受到排挤、迫害，被强制改宗，被剥夺了权利、财产、职业，甚至连孩子都被强行带走，送给基督教奴隶主。面对灭绝的威胁，他们通过在北非的其他犹太部落与摩尔人接触并向后者提供情报。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比基督教统治好。 然而，社会分裂的致命缺陷导致了突发行动。公元710年，部分贵族策划了一起阴谋，拒绝承认前一君主的儿子为国王，于是击败并废黜了他，并推选他们中的罗德里戈（Rodrigo）公爵登上了王位，这使国家陷入争端和混乱。由于认为摩尔人会非常热心地为他们夺回王位，被推翻的国王和他的追随者越过海峡，邀请摩尔人予以协助。 摩尔人本来就与西班牙不和，于是在公元711年大举入侵，势如破竹。罗德里戈的军队无力抵抗，摩尔人用1.2万人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局势。他们攻城略地，占领首都，确立代理人（将其中一座城市交由犹太人管理），然后继续前进。他们在7年内完成了对半岛的征服。哥特式的君主立宪制，由于没能够制定可行的治理原则，或是实现与国民的融合，未能建立牢固的根基，在受到攻击时轰然瓦解了。 在罗马衰落和中世纪复兴之间的黑暗年代，政府除任意使用武力外并没有有效的理论、体系或手段。由于社会的混乱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在中世纪时政府开始逐渐成形，随后具备了公认的功能，包括普遍接受的原则、方法、机构、议会和官僚体制。它获取了权力、话语权，改善了行事手段并提升了能力，但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或是不再有愚蠢的行径。这并不是说，王公贵族和各位大臣不能够英明地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在强大有力的，有时甚至是良性或明智的统治下，也会定期出现例外情况。就像愚蠢行径一样，这些现象并没有随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雅典的梭伦也许是最明智的，也是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他值得我们探讨一下。 公元前6世纪，时值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梭伦被选为执政官（或首席大法官），人们希望他能拯救国家，调和分歧。当时的债务法非常严厉，允许债权人将被典当的土地作为抵押物，甚或驱使债务人从事奴役劳动，这无疑让平民更加贫困，民怨沸腾，反抗情绪高涨。梭伦既没有参与富人对平民的压迫，也没有支持穷人的反抗行为，因此双方都接纳他。在富人眼里，据普鲁塔克（Plutarch）讲，他拥有物质方面的财富；而在穷人看来，他诚实可信。在梭伦所颁布的大部分律法中，他关注的不是党派之争，而是正义，强弱之间的公平交易，以及稳定的政府。他废除了债务奴役，解放了被奴役者，将选举权扩大到平民，进行货币改革以鼓励贸易，规范度量衡，建立法律法规对财产继承及公民权利进行规范，对犯罪行为施以刑罚。这样还是丝毫不敢大意，他最后要求雅典理事会宣誓，将他的改革维持10年。 然后，他做了一件极不平凡的事，在国家元首中可谓独一无二：他借周游世界之名买了一艘船，并乘船自我放逐达10年之久。作为一位政治家，梭伦做事公平公正；作为一个人，他又非常智慧。他本可以保留最高控制，扩大权力范围直至成为独裁者——他由于没有这样做反而受到诟病。可是他深知如果人们永无休止地请愿并提议修改这条或那条法律而他并不依从，只会增加对他的骂名，于是他决定离开，以便维持他所制定的法律的完整性，因为不经过他的许可，雅典人无法废除法律。他的决定表明，不去试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雄心，以及用来判断分析的常识，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梭伦的日记中，他用第三人称描写自己时，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每天都在变老，可是学会了新的东西。” 强势而果敢的统治者，如果缺乏梭伦那样完备的素质，往往会如英雄般逐渐凌驾于他人之上，成为随后几个世纪的灯塔。伯里克利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做事很有分寸，声誉卓著，在其统治下，雅典达到了最为强盛的时期。罗马的恺撒死于对手的刺杀，或许并不是非常智慧，但他却具有非凡的执政能力。后来，安东尼王朝出现了4个“好皇帝”：即图拉真和哈德良，组织者和建设者；安敦尼·庇护，仁慈的庇护者；马可·奥勒留，令人崇敬的哲学家。在他们的统治下，罗马公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政府管理有方而生活富足，相互尊重。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击退了侵略者，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查理曼得以在纷乱芜杂的社会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他打造的文明艺术并不比战争时期少，并因此在中世纪赢得崇高的声望，这一点在之后的4个世纪里无人能及，直至被称为Stupor Mundi，意为“世界奇观”的腓特烈二世赶超。腓特烈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艺术、科学、法律、诗歌、大学、十字军东征、议会、战争、政治以及与教皇的争夺。尽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后遭受挫败。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杰出的政要，使得佛罗伦萨更为辉煌，但他却因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国逐渐削弱。两个女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莎，都是精明能干、睿智无比的统治者，为各自国家创造了无尽的财富。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在众多领袖中闪耀着最为夺目的光芒。与学富五车、文质彬彬、头脑非凡、智慧超群、多才多艺的杰斐逊相比，华盛顿意志坚定、品格高尚，拥有天然的领袖气质；另外，他精力过人、不屈不挠，能够克服重重障碍，无往而不胜。他不仅带领美国人民赢得国家的独立，而且使羽翼未丰的年轻共和国度过了最初几年的危机得以茁壮成长。 他的周围群星闪耀，人才济济，更有无数政治精英如雨后春笋，充满无限生机。尽管他们并非完美之士，且时常争吵不休，但在大阿瑟·M·施莱辛格看来，这些开国元勋们“是美国，或者可能是所有国家最为杰出的一代公务人员”，这并非言过其实。这位历史学家所赋予他们的品质值得一提：他们无所畏惧，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精通古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精明务实，勇于尝试，并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智慧改善所处的环境”。这就是塑造了他们个性的理性时代的标志；而且，虽然18世纪有一种倾向，认为人类在内心深处更为理性，但恰恰在这个年代，这些人将他们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从仅仅250万居民中就产生如此众多精英的原因就好了，它将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些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教育的广泛传播，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发展机遇，社会的流动性，自我管理方面的培训——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公民竭力培育并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教会威信的降低，商业、科学和艺术领域尚未提供努力进取的方向，因而对于那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来说，治国方略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许在时代的需求中最为重要的是激发人们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勇气和机会。那么有什么东西更加令人振奋，并且更有可能让这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付诸行动呢？ 不论之前或之后，都从未有人对政府体制的构成进行过如此审慎和理性的思考。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有太多的阶级仇恨和流血冲突，以至于人们无法实现公平的结果或建立永久的体系。两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危机之后，美国的政治制度始终能够在压力下纠正其不合理的做法，同时不放弃既有体制去寻求其他制度，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则并非如此。随着惰性的加剧，美国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在历史上，当各种条件有利的时候，或者拙劣的决策因为丰富的资源而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的时候，或者因为规模宏大而减弱了不利影响的时候，社会制度往往不会因为众多荒唐愚蠢的行径而发生变化，处于扩张时期的美国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缓冲因素，愚蠢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和行为难能可贵，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无法期望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但他们非凡的形象始终铭刻在我们心中，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可能性做出良好的评估和判断。 在昙花一现般的明智的政府间隙，总有愚蠢行径大行其道。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这种愚蠢行径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君主，主要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接受夸大其词的自我评价。实际上，他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大量发行国债，外加伤亡、饥荒和疾病，耗尽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将国家推向崩溃边缘，并最终导致两代君主之后绝对君主制被推翻。从这个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违背了最终的自身利益。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评价这种统治的后果道：“在我们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路易生涯中最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和最为糟糕的错误就在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时期所贯彻的宽容政策，恢复对胡格诺派的迫害。这还称不上是绝对的愚蠢政策，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无人对此进行责备或告诫，这反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在30年后国王的葬礼上，人们还将其作为最值得赞扬的行为大加肯定。然而，这一事实却使另外一项标准显得更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须是某个群体而非个人的决策。没过多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该政策之愚蠢。几十年后，伏尔泰将其称为“法国最大的灾难之一”，其结果“完全违背了初衷”。 和所有愚蠢行径一样，它受到当时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像某些愚蠢行径一样，若并非所有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采取措施也能平安无事的时候，它太过激进。旧的宗教分裂和加尔文残忍教义的力量正在逐渐削弱；人数不足200万或大约人口1/10的胡格诺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诚公民，而他们太过勤奋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这样就造成了双方的摩擦。胡格诺派只有一个新年作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则有100个圣徒和神圣假日；且胡格诺派工作高效，创造力强，在经商方面更为成功。他们的商店和作坊抢走了大批生意，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对他们进行压制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层次上，这一要求被赋予充分的理由，因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见是对国王的背叛，而取消对是非感的自由选择（“这致命的自由”）不仅是为国家利益，也是对上帝的忠诚。 摆脱了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早期监护之后的国王越来越专制，因而这一建议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的专制权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见不同者的存在。“一部法律，一个国王，一个上帝”是他对国家的概念，并且在他当政25年之后，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强，对分歧的包容也逐渐萎缩。他所认为的神圣使命对统治者来说通常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深信“我应该成为上帝的使者，让所有臣服于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导行事”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此外，他还有自己的政治动机。鉴于英国詹姆斯二世对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认为，欧洲正在回归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摆出一副极力反对新教徒的姿态对此表示支持。而且，由于与教宗在其他问题上的争执，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统观念的捍卫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国的“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国王”的称号。 1681年，废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颁布，迫害行为就开始了。新教活动被禁止，学校和教堂被关闭，人们被强制接受天主教洗礼，儿童从7岁开始就与家人分离，被抚养成天主教徒，行业行为与职业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诺派官员被责令辞职，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改宗，且给每个转变信仰的人提供赏金。一个又一个法令将胡格诺派教徒从他们自己的社区及国家生活分离开来并彻底根除联系。 随着迫害行为的升级，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措施，其中最为残忍且最为有效的莫过于对新教徒的“武力迫害”，即让那些凶暴粗野的男人分别驻守在胡格诺派家庭中，并鼓励他们为所欲为。由这些粗野男人组成的军队，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他们大肆屠杀，殴打抢劫户主，强奸妇女，四处破坏，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当局以免除家庭被进驻从而摆脱这种恐怖行为为幌子，诱使人们转变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信仰转变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满，因为这些人发假誓，亵渎了教会的神圣。并非心甘情愿领受圣餐的人有时被驱赶着去做弥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对圣餐吐口水，并倒在地上践踏，他们因为玷污了圣礼而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处罚的胡格诺派教徒离开，而他们一旦被抓到，则被判决到船上的厨房接受劳役。为了反抗，胡格诺派开始移民。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拒绝公开发誓放弃原有信仰，当局就会迫使他们的牧师流亡海外，因为怕这些牧师会在暗中传教，鼓励那些已经转变信仰的人恢复原有信仰。那些继续布道的顽固的牧师被施以轮刑，很多牧师因此成为殉道者，这同时也激励了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反抗。 当有人将大规模信仰转变情况汇报给国王，说仅一个地区三天时间就有6万人转变信仰时，国王决定废除《南特敕令》，因为在他看来胡格诺派已经不复存在，不再需要这个敕令了。这时，有人质疑这一政策的明智性。在废除敕令前夕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皇太子或许是想表达有人私下转达给他的忧虑之情，提醒说如果废除这一敕令可能导致反抗和大规模移民，由此损害法国的商业。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对声音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不用怕遭到报复。一个星期后，即1685年10月18日，废除的法令正式颁布，并被人们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以前从未有过这样胜利的喜悦。”历来刻薄的圣西门写道。并且他的激情一直持续到国王死去，“从来没有过这么一致的好评……国王听到的全是溢美之词”。 但不良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信仰胡格诺教的纺织工人、造纸商及其他工匠，将曾经在法国居垄断地位的技术带到英格兰和德国；银行家和商人带走了他们的资金；印刷工人、出版商、造船商、律师、医生及很多牧师逃离。4年内，海军中有8000—9000人，陆军中有1万—1.2万人，还有500—600名军官，都逃到荷兰，极大增强了路易国王的敌人威廉三世的军队实力。并且在三年后，当威廉三世取代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二世成为英格兰国王时，其军队实力已经是法国的两倍。图尔和里昂的丝绸行业据说由此遭到破坏，而像兰斯和鲁昂这样的重要城镇，其工人数量锐减了一半。 人们意识到废除《南特敕令》的诸多后果时，夸张之词照例不可避免，而这一现象从圣西门恶意责难国家人口减少了1/4时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现在的估计，各地流亡总人数大约10万—25万。无论这一数量多寡，新教国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流亡人口对于法国对手的价值。荷兰即刻给了他们公民权利，并免除三年的赋税。勃兰登堡（未来普鲁士）议员弗雷德里克·威廉在《南特敕令》发布不到一周就颁布法令，邀请胡格诺派来到他所辖的领土，而后者所带来的工业企业对柏林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的研究认为，胡格诺派移民对法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害一直被高估了，它只不过是战争带来的众多创伤之一。然而，政治方面的损害却是毫无疑问的。胡格诺派印刷工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印制的反法小册子和讽刺作品如洪水般涌入所有他们定居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将对法国的敌对情绪推向新的高潮。勃兰登堡与荷兰结盟，德国小公国也随后加入进来，由此加强了反法的新教联盟的力量。而在法国，迫害行为反而更激发了新教徒的信仰热情，复苏了他们与天主教徒的宿怨。南部赛维纳山区胡格诺派中的法新教徒（Camisard）的长期反抗，导致了三次残酷的镇压战争，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人们在这里以及法国保留下来的其他胡格诺派社区中建立了接收基地，迎接革命的到来。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对绝对君主制理念的怀疑。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国王不能再拥有强行统一宗教的权力。这样一来，君权神授遭到了公开质疑，宪法的权威性更受到了挑战，这一斗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1715年，当了72年国王的路易十四在去世之际，留给法国的不是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的国家统一，而是思想活跃但处境悲惨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国度；他没有令国家财富日益增长，而是使之更加贫困孱弱、混乱失序。以自我为中心的统治者用如此有效的方式损害自身利益，路易十四真可谓前无古人。 本来，对胡格诺派所为不加干涉，或者至多通过发布国内法令的形式满足反对胡格诺派人士的诉求，而不采取武力施加暴行，也不失为可行之道。虽然大臣、神职人员和人民完全赞同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万火急。整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本来就不该发生。这就突出了愚蠢行为的两个特点：事件的发生通常并未经过精心策划，其后果却总是令人惊异。愚蠢行为在事件发生后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废除”法令这样写道，“伟大的图谋在政治上极其罕见；国王总是凭经验，有时甚至一时冲动做出某种行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观点得到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支持，后者在一篇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告诫说：“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不要太过深刻，因为原因通常都显而易见。”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学家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在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即便持否定态度，也总是极其虔诚的样子。他们的行为有时就像是普通人走进一人深的水里，非常不明智或愚蠢反常，与普通大众在正常情况下时常会表现的并无二致。权力的陷阱和影响欺骗着我们，赋予了其拥有者非同一般的地位。有着一头卷曲的长假发，穿高跟鞋和貂皮大衣的太阳王是一个容易误判、出错和冲动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 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是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及在位时间很短的路易十八的弟弟，其愚蠢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1]：也就是说，他努力恢复已经倾倒瓦解的政权，开历史的倒车。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称为反动还是反革命，反抗右派都决心极力恢复旧政权以前的特权等级和对财产的占有，并采取各种手段攫取之前所没有的权力。 当67岁的查理十世在1824年登上王位时，法国刚刚经历了长达35年之久的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化，从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再到滑铁卢和波旁王朝复辟。由于当时不可能取消大革命以来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以及政府实施的法律改革，所以，尽管路易十八可能永远都不习惯君主立宪观念，但还是接受了宪法，这是他弟弟查理无法理解的。由于在英格兰流亡期间的所见所闻，查理说他宁愿砍伐树木谋生也不愿像英格兰国王那样生活。毫不奇怪，对于那些与波旁王朝一起回到法国，希望恢复旧政权、等级和头衔尤其是被没收的财产的众多流亡者来说，查理是他们的希望。 在国民大会，代表他们利益的极端右翼分子与少数极端派构成了最强大的党派。他们减少已知对手的税收，使后者无法达到选举资格所要求的纳税300法郎的条件，如此将选举权限于最为富裕的阶层，从而完成了组建党派的工作。政府部门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极端派占据了所有部长职位，其中一位宗教极端主义者任司法部长，其政治理念据说是在对《启示录》的经常阅读过程中形成的。他的同事们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颁布具有弹性的搜查和逮捕律令；他们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基金，对大约7万名流亡者或他们的后代提供每年1377法郎的补偿。这样微不足道的数额难以满足他们，但却足以惹怒为此纳税的资产阶级。 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受益者并不打算为旧政权的流亡者和神职人员让步，而不满情绪尽管只是暗流涌动，却也日益高涨。被极端分子所包围的国王，如果不是因为利令智昏而导致自己垮台，或许还能够多多少少舒适地完成他的统治。查理决心要大干一番，尽管他在智商方面没有继承先人，但却具有波旁王朝时期典型的不学无术和睚眦必报的作风。当反对派在议会中制造麻烦时，他听信了其内阁部长们的建议将议会解散了，并通过贿赂、威胁、施压等手段达到了操纵选举的目的。事与愿违，保皇派因只有对手1/2的议席而落败了。因为不愿落得像英格兰国王那样的无望结局，查理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根据新的范围更窄的选举权以及更为严厉的审查制度，再次进行了选举。 反对派所控制的媒体呼吁反抗。国王去打猎之时没有料想会发生公开冲突，因此没有召集军队提供保护。而巴黎人民和从前与此后的许多次一样，利用这个机会筑起路障，积极投入到三天的巷战中，此即法国人所说的“三大荣耀”。反对派代表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查理退位并逃往海峡对岸他所鄙视的有限君主制国家。这一事件中没有发生大的悲剧，其历史意义只在于推动法国从反革命向着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利普君主制前进了一步。在愚蠢行径的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波旁王朝在内，试图将打碎的鸡蛋复原往往是徒劳无功的。 纵观历史，军事愚蠢案例数不胜数，但它们不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内。然而，有两个最为重大的事件牵涉与美国的战争，都是由政府层面做出的决定。他们是德国在1916年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以及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决定。这两种情况中，均有反对的声音警告不要采取行动，但警告均以失败告终。在德国，这种声音是那么急切和绝望；在日本，它如此谨慎却又深受怀疑。这两种情况中的愚蠢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别无选择”论点中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则是最经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对敌人的低估。 “无限制”潜艇战意味着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商船，不论其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船只，不论有无武装，均不加警告予以击沉。基于中立国享有公海自由航行原则，美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德国在疯狂地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之后于1915年停止了这一做法，与其说是由于美国气愤之极提出的断交威胁以及其他中立国的反对，倒不如说是因为德国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潜艇来保证取得决定性效果。 到这个时候，其实是在1914年年底，在公开进攻俄国和法国的努力失败之后，德国统治者意识到，他们无法战胜三国联军。而实际上，正如参谋总长对总理所说，“我们自己很可能会精疲力竭。” 此时，德国需要通过政治行动与俄国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德国与比利时、法国甚至英国的无数次接触或提议也以失败告终。所有失败均出于同样的原因，即每次德国总是以胜利者自居而提出惩罚性条款，要求对方结束战争且割地赔款。它总是挥舞大棒，从来不拿胡萝卜，因此德国的对手没有一个想要背叛自己的盟友。 到1916年年底，双方在凡尔登和索姆河牺牲数百万生命也难见分晓，资源濒临枯竭，士气日渐低落。德国仅靠马铃薯为生，并征召15岁的孩子加入军队。而协约国方面，除非有美国强大的新生力量加入，否则也是岌岌可危，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两年里，基尔造船厂在疯狂地制造潜水艇，目标是200艘。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在高级别会议上就是否恢复鱼雷战争与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平民部长们争论不休。平民部长们认为，重新开始无限制潜水艇战，用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2]的话说，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加入我们敌人的队伍”。最高统帅部对此并不否认，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德国显而易见不可能仅赢得在陆地上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打败英国。而英国由于资源匮乏早已风雨飘摇，因此在美国能够动员其力量、训练并运送部队到欧洲且数量足以影响战争结果之前，应该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来达到目标。他们声称，这一任务在三四个月内就可能完成。海军上将展开航海示意图，证明潜艇可以在一定时间将多少吨鱼雷发送到海底，直至英国“苟延残喘”。 贝特曼宰相首先反对，他反驳说，美国如果参战的话，它除了把扣留在美国港口的德国船只让协约国使用外，还很可能将其他中立国也拉拢过去，并且，它将为协约国提供巨大的财政援助，并极大鼓舞士气，激励他们坚持到援军到达。财政部长卡尔·赫弗里希则认为，使用潜艇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直接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部官员也同样反对。去美国执行任务返回的两位主要银行家警告说，不要低估美国人的潜力，一旦他们警醒并确信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能够调动的力量和资源是无法想象的。 在所有劝阻的人中，最为迫切的莫过于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他非普鲁士出生和成长的背景使其没有同辈那样的妄想和错觉。出于对美国的了解，伯恩斯托夫反复告诫其政府，如果发动潜艇战，美国肯定会参战，德国必将战败。由于军方日益强烈地坚持战争，他在发回德国的每条信息中都试图改变在他看来将会带来致命后果的这种趋势。他相信，避免这一结果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停止战争，而威尔逊总统也正准备这么做。贝特曼也忧心忡忡，他认为，如果协约国像德国所预料的那样拒绝了该和平动议，而德国接受了这一结果，那么它就有正当的理由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而不会引发美国参战。 推崇潜艇战的主战派包括骄横粗暴的德国军官和宫廷人士、以扩张为战争目的的社团、右翼政党和大多数民众，他们根据政府的宣传认为只有通过潜艇战才能够打破英国对德国的食品封锁并战胜敌人。社会民主党少数人在国会喊道：“人民不希望潜艇战，只想要面包与和平！”但很少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德国公民无论多么饥饿难耐，总是非常顺从。德皇威廉二世，因为有些犹豫不决而受到激烈抨击，但由于不愿让人觉得他还不如其指挥官大胆，也只得随声附和。 1916年12月，威尔逊提议交战国坐下来就“没有胜利的和平”进行协商，但遭到了双方的拒绝。双方都不想在没有任何收获的情况下接受和解，因为这样一来各自的牺牲和痛苦似乎就没有了正当的理由，而要支付战争的费用也变得不可能了。德国并非为现状而战争，而是为称霸欧洲，在海外建立更为强大的帝国。它想要的不是调停式而是命令式的和平，而且，正如其外长亚瑟·齐默尔曼在写给伯恩斯托夫的信中所说，德国不希望通过中立国调停者来“冒被骗取战争获益的风险”。任何要求德国放弃自身利益并赔偿协约国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及其执政阶层的下台，这是协约国能够接受的唯一方案。他们还需要有人支付战争费用或者破产。没有胜利的和平不仅将终止称霸的梦想，而且需要大量税收为早就无利可图的多年战争埋单。这将意味着一场革命。对于皇室宝座、军事阶层、地主、工业和商业大亨来说，只有赢得战争，他们才有希望继续掌握大权。 1917年1月9日，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做出了决定。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霍尔岑多夫提交了一份200页的材料，包括进入英国港口的船舶吨位、运费、舱位、配给制度、食品价格、与去年收成之比较，以及详细到英国早餐中所含热量等包罗万象的信息，并发誓说，他的潜艇一个月能够击沉60万吨船舶，从而迫使英国在明年收获节前就投降。他说，这是德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赢得战争，“保证我们将来世界大国的地位”。 贝特曼用了一个小时回应他，将那些认为美国参战意味着德国失败的顾问们的所有论据一一列出。四周对他的回应是皱眉、焦躁和缄默。他知道，拥有自我决断权利的海军早已派出了潜艇。慢慢地，他屈服了。诚然，不断增加的潜艇数量使成功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大了。确实，协约国的上一次战果甚为惨淡。另一方面，美国……陆军元帅兴登堡打断了他的话，肯定地说，他的军队能够“对付美国”。而霍尔岑多夫则“信誓旦旦”地说：“美国人将不会踏上欧洲大陆！”面色忧郁的宰相让步了。“当然，”他说，“如果成功在向我们招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他没有辞职。后来一位官员发现他颓然坐在椅子上，表情凝重，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前线传来了坏消息。“没有，”贝特曼回答说，“但德国完蛋了。” 早在9个月前，在之前的潜艇危机中，被派到总参谋部的贝特曼的助手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就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在191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就像是一个沿着深渊跌跌撞撞行走的人，一门心思地想要跳下去。” 结果得到了证实。尽管在护航制度生效前，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协约国船只，造成巨大伤亡，但英国受到美国宣战的鼓舞坚持了下来，并没有投降。另外，霍尔岑多夫曾保证美国不会登陆，但200万美军最终抵达欧洲，在美军第一波进攻的8个月里，投降的是德国。 当时有别的选择吗？鉴于它非要取得胜利，拒绝承认现实，大概没有。但是，如果它知道这是死胡同，接受威尔逊的提议，从而阻止或者肯定地延缓美国加入敌对力量，那么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协约国不可能坚持到胜利；而由于德国也难以取得胜利，双方将步履维艰直至筋疲力尽，最终达成相对平等的和平。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了，没有胜利，没有赔偿，没有战争罪责，不会出现希特勒，或许也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像许许多多可能性一样，这在心理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正如希腊人所说，性格就是命运。德国人受到的教育是以武力夺取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调整。即使有战败的风险，他们也无法放弃扩大版图的目标。里茨勒所说的深渊在召唤他们前行。 1941年，日本也面临做出一个类似的决定。它的帝国计划，即“大东亚共荣圈”，核心在于征服中国，并将日本的统治从满洲里延伸至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暹罗、缅甸一直到（有时也包括由发言人酌情决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与日本的胃口成反比的是其国土，而非其意志。为了这一事业，它要动员必要的力量，因此必须获得远远超出它自己所有的钢铁、石油、橡胶、大米等资源。当欧洲爆发战争，日本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即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已经战败；而荷兰，尽管还保留着流亡政府，已经处于被占领状态；英国饱受德国空军的打击，也无力在世界另一边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到来了。 日本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美国，后者始终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步步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对美国班乃舰的袭击，以及其他挑衅攻击行为，都是影响美国舆论的因素。1940年日本签订三方条约，使自己成为轴心国伙伴，并乘法国在欧洲战场屈服之际侵入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并禁止向日本销售废旧钢铁、石油和航空汽油。从1940年到1941年，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外交磋商，意在达成基本协议，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的。尽管孤立主义情绪甚嚣尘上，但美国不会默许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而日本的无穷欲望，使它不愿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它在亚洲其他地区仍恣意妄为。 与鲁莽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极端分子不同的是，主政日本的主要领导人不想与美国开战。他们只想要美国保持沉默，而自己长驱直入建立亚洲帝国。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游说，喋喋不休地争论，耀武扬威地要求，含蓄隐晦地恐吓说与轴心国合作，就能够迫使美国就范。当这些手段不仅没有令美国保持缄默，反而起到相反作用的时候，日本未加研究就确信，如果它采取行动拿下其首要目标，即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源，那么美国肯定会对它宣战。如何占领这一地区同时又不会触怒美国，这是从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扰日本的问题。 从战略上来说，为了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并将资源运送到日本，日本必须保护其侧翼在西南太平洋不受美国海军的攻击。既是海军总司令又是珍珠港突袭行动设计师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知道，日本没有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最终胜利。他告诉近卫首相说：“对于能否坚持到第二或第三年，我丝毫没有信心。”因为在他看来，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将导致与美国的战争早日开始”，而他的计划就是推动这一行动并通过“致命打击”将美国赶出去。然后，通过征服东南亚，日本可以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来进行后续的战争，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霸权梦想。因此，他提出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对局势做出如此奇特估量的人其实并不了解美国，尽管他曾就读哈佛大学并在华盛顿担任武官。 从1941年1月，日本就开始策划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超级大胆的毁灭性打击，而与此同时，政府与军队之间始终在就最终决定进行激烈争论。认为应采取先发制人手段的人，尽管并不自信，但仍信誓旦旦地说，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任何可能对日本进行干涉，并再也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这正是日本所希望的。持怀疑态度的人问，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会怎么样呢？他们争论说，日本不可能赢得对美国的持久战，国家的命运现在就只能誓死一赌了。在讨论期间，警告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还都还是个疑问。（或许这是向天皇讲话时的一种东方的自我贬低式的谦恭，但在如此严重的时刻，这似乎是不必要的。） 在这种存疑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部分原因在于，在受到恐吓时对功亏一篑的恼怒情绪导致了一种心态，即要么胜利拥有一切，要么就失败一无所有，而像贝特曼那样的文官无可奈何，只得屈从于军队意志。另外，还要考虑法西斯政权那种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日本已经调动了具有可怕力量的军队意志，它事实上就是取得非凡胜利的企图，其中就包括攻占新加坡及袭击珍珠港，后者令美国几近恐慌。日本甘冒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要么前进，要么满足现状，而没人愿意或者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中国的侵略军以及本国的政治党派所施加的压力，驱使它朝着不可能实现的帝国梦想前行，而现在它已经别无退路。过度膨胀的野心让它自己厄运难逃。 另一种策略是朝既定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发而不理会的美国态度。这样一来，尽管留在日本后方的力量是个未知数，但这正好令敌人不明就里，尤其是这个敌人的潜在力量大大超过日本。 这里的错误估计实在让人奇怪。此时，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以至于为期一年的法律草案只以一票的多数得以重新开始制定——只有一票。事实上，日本人本来能够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而不会有美国参战的风险；对荷兰、英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攻击都不会使美国卷入战争。而对美国领土的攻击却是唯一可能令美国参战的事情。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这种奇怪的认识上的真空可能源于所谓的文化上的无知，是愚蠢行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双方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在日本这一案例中，它却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他们自己对美国的判断，日本人认为只要美国愿意，美国政府可以动员整个国家参战，因为日本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目标明确地加入了战争。 虽然日本发动了战争，但尚未深陷其中，它的情况与1916—1917年间德国的情况惊人相似。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以整个国家和人民作为赌注，两个国家中的很多人都很清楚，从长远来看，他们几乎必输无疑。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 在迄今所提及的案例中出现的一个原则便是：愚蠢行径是权力之子。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也日渐消退。权力的责任在于为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尽可能以合理的手段进行治理。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责任人有义务让公众了解信息，听取公众呼声，保持思维和判断的开明，避免僵化思维的隐患。如果思维足够开明，就能够察觉到某个特定政策是在损害而不是保护自身利益，然后有足够的自信予以坦承，并有足够的智慧去扭转局面，这就是治理的最高艺术。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及战后索要的赔偿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是胜利者从经验中学习并付诸实践的真实案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美国在华盛顿起草了日本投降后的政策，并根据这一政策决定占领日本。政策经盟军批准并主要由美国执行，是征服者的管理手段、政治智慧、战后重建和创造性改革的卓越实践。保留日本天皇作为国家元首，防止了国家出现政治混乱，并由此使日本民众接受并服从占领军的管理，后者温顺的配合着实令人惊讶。除了裁军之外，还通过去军国主义化和对战犯的审判建立问责制，目标是通过宪法和代议制政府以及打破垄断和土地改革等手段实现政治及经济上的民主化。日本为数众多的工业企业拥有巨大的力量，难以被撼动；而政治上的民主通常不可能通过法令来实现，只能通过几个世纪漫长的斗争逐步完成，但现在观念被成功地转变过来，且民主在总体上被采纳了。占领军并非直接管理，而是通过与日本各部门设立联络处的方式实施治理。清除先前的官员，雇用资历较浅的人员，这或许并不是由于后者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什么根本不同，而只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改变。教育和教科书被修订和修改，天皇身份成为一种象征，“由人民意志产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军事政策方面。日本社会的独裁本质有所抬头。然而，整个结果是有益的，而不是报复性的，并且可以让人意识到，政府智慧仍然是一把利剑，尽管很少用到，但却令人类战栗，这也算是一种鼓舞吧。 最罕见的局面逆转的情况——统治者意识到某个政策对自身利益不利，并敢于冒险将之扭转180度，从历史上来说，只有在昨天才刚刚发生：埃及总统萨达特放弃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不顾周边国家的愤怒和威胁而试图建立更为有效的关系。无论是在风险和潜在收益方面，这都是一个重大行动；另一方面，他在谈判中运用常识和勇气，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继续，这使他彪炳史册但异常孤独，即便随后的暗杀悲剧都未能损毁他的形象。 接下来我将讲述人们更为熟悉但对人类而言非常不幸且在持续发生的故事。某个政策的最终结果并不决定该政策是否有资格成为愚蠢政策。所有弊政从长远来看都违背自身利益，但实际上可能暂时有助于加强政权。当某项政策明显行不通或者阻碍生产力但却被反常地一以贯之的时候，就是愚蠢行径。似乎无须说明的是，目前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此类问题。 [1] 此处原文为“Humpty Dumpty”，指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编者注 [2] 即特曼马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国政治家，曾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宰相。——译者注（后文中注释若非特别标明均为译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木马屠城记 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故事，也是一切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甚至更早）关于人类冲突的故事的原型，就是特洛伊木马的传统。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史诗，是亘古以来横贯各个时代的绝唱。 特洛伊战争成为后来所有文学与艺术借鉴的主题，从欧里庇得斯[1]笔下特洛伊妇女凄惨痛楚的悲剧，到尤金·奥尼尔[2]、让·季洛杜[3]，以及现如今仍然令人着迷的作家，无一例外。通过维吉尔后来所写的埃涅阿斯[4]，我们看到了罗马创建者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和罗马的民族史诗。它是中世纪传奇小说作家的最爱，威廉·卡克斯顿曾以之为主题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印刷书籍，乔叟（以及后来的莎士比亚）用它作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背景。拉辛和歌德曾试图解开伊菲吉妮娅[5]险被作为祭品的缘由。流浪的尤利西斯令作家丁尼生以至詹姆斯·乔伊斯产生了灵感。卡珊德拉以及复仇心切的伊莱克特拉成了德国戏剧和歌剧的主角。自伊丽莎白时代的乔治·查普曼首次翻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来，已经先后有35位诗人和学者将该史诗译成英文。还有无数画家总是禁不住将“帕里斯的审判”作为素材，众多诗人往往也难逃美丽海伦的魔咒。 特洛伊的故事最初于公元前850—前800年间[6]由荷马写成史诗，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结。尽管荷马写这部史诗的动机是描写诸神，尽管其语境古老而原始——或许也正因如此——但他向我们道出了基本的人性。因为它谈论的是我们人类自身，所以它能够在我们的思想与记忆中历经28个世纪而毫不褪色。在另外一位以写故事而著名的人物约翰·考珀·波伊斯看来，特洛伊故事反映的是“从地球上有人类开始，直至人类灭亡，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经过10年徒劳的、犹疑的、高贵的、低贱的、狡诈的、痛苦的、嫉妒的以及只是偶尔英勇的战斗之后，特洛伊终于沦陷了。而随着木马的出现，沦陷故事开始进入高潮。对于决策者在面对紧急警告并有可行办法之时仍然推行违背自身利益的政策，木马事件是绝佳例子。西方人最早的编年史中所记载的这一事件表明，这其实是人类古老和固有的习惯。这个故事最初并不是出现在《伊利亚特》中，因为《伊利亚特》在战争高潮尚未到来前就完成了。应奥德修斯的邀请，盲人诗人德摩多克斯（Demodocus）在阿尔基诺奥斯[7]的王宫向一群人讲述了特洛伊的英勇行为，使得这一故事呈现在《奥德赛》中。尽管奥德修斯对德摩多克斯的叙事能力大加赞扬，但故事讲得其实并不生动有趣，仿佛大家对其中的主要事实早就熟稔于心了。奥德修斯自己在诗中其他地方添加了些小的细节，而另外两位参与者凭借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其中加入了海伦和墨涅拉俄斯两个角色。 荷马凭借记忆勾勒出的特洛伊木马在随后两三个世纪引起后继者无限的想象，并激发了他们去对这一事件详加叙说，其中最著名且最为重要的，是在整部史诗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中加入拉奥孔[8]。拉奥孔最早出现在《洗劫伊利昂》[9]中，是由米利都[10]的阿尔克提努斯（Arctinus)在荷马之后大约一个世纪创作的。拉奥孔的戏剧角色将发出警告的声音具体到人，它成了随后所有木马故事版本的中心。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使特洛伊城最终沦陷的木马计的完整故事，是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初现轮廓，并于公元前20年完成的。此时，该故事已经拥有1000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但是，由于故事起源于希腊不同的地区，各种版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彼此并不一致。令人失望的是，希腊传说也自相矛盾。许多事件根本不符合叙事逻辑，动机和行为往往并不协调。无论如何，埃涅阿斯将木马故事讲述给狄多（Dido），这令后者欣喜若狂；而后，经过希腊的后继者进一步修改和润色，它流传到中世纪；并又从中世纪的传奇小说家那里流传到现在，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木马故事。 特洛伊平原上的这场胜负难分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九个年头，希腊人包围了普里阿摩斯[11]国王的城市。早在10年前，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将金苹果授予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以褒奖她的美貌，这因而引起了赫拉[12]和雅典娜[13]的嫉妒，于是众神就秘密参与了双方的战争。其实阿佛洛狄忒并没有公平竞争，而是向帕里斯许诺说，如果她能得到金苹果，她将让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做他的新娘。于是，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这迫使墨涅拉俄斯与其哥哥阿伽门农，即希腊的最高统治者，结成联盟，要求归还海伦，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特洛伊的拒绝。战争就此开始了。 众神纷纷站队，强势多变，大显神通，伪造事件，散播流言，招摇欺骗，为满足私欲而意欲改变战争运途，甚至在希腊人打算放弃战争而打道回府时通过欺骗手段诱使他们继续下去，令英雄战死沙场，家园饱受苦难。海神波塞冬据说与阿波罗一起建造了特洛伊城及其城墙，但他转而反对特洛伊人，其一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没有向他支付工钱，其二是因为特洛伊人用石头砸死狂热崇拜他的祭司，仅仅因为该祭司没有供奉必要的祭品唤来海潮阻止希腊人的侵略。另一方面，作为特洛伊一贯的保护者，阿波罗仍然倾向于特洛伊；而且，阿伽门农抓走了阿波罗一位祭司的女儿并将其占为己有，阿波罗非常恼怒。雅典娜是最繁忙和最有影响力的神，因为帕里斯最初的冒犯，她始终强烈反对特洛伊而站在希腊一边。宙斯作为奥林匹斯山的统治者，并没有强烈的倾向性，当大家庭中的某个成员恳求他帮忙时，他也能够对双方中任何一方施加影响。 阿喀琉斯杀死了赫克托，并残忍地用绳子绑着尸首的脚后跟拖着它在战车的车轮所扬起的滚滚沙尘中绕城三圈。愤怒和绝望的特洛伊人悼念他们的英雄。希腊人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最勇猛的战士阿喀琉斯，被帕里斯用毒箭射中了脚后跟牺牲了，因为那是他身体最薄弱的部位。而他的盔甲，本来应该奖给最英勇的埃阿斯——只有他才是希腊人中最值得拥有这件战利品的人——却给了最智慧的奥德修斯。埃阿斯因此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于是自杀身亡了。他的战友们士气低落，而且很多希腊部队意欲离开，但雅典娜制止了他们。根据她的建议，奥德修斯提出最后使用一个计谋夺取特洛伊，即建造一匹足以容纳20或50名（也有版本说多达300名）武装士兵的木马。根据这一计谋，剩余的军队假装扬帆撤离，而实际上将船只隐藏在忒涅多斯岛[14]后面。木马上刻有献给雅典娜的文字，因为希腊人希望能得到她的协助，确保他们安全返回家园。这样做的目的是向特洛伊人传递信息，这是神圣的动物，他们必须对它表示敬仰，并可以将它运进城里的雅典娜神庙中行祭祀礼。这样的话，环绕并保护特洛伊城的神圣屏障就会被破坏，藏匿在木马中的希腊人将出来打开城门，向不远处的部队发出信号，从而一举攻破特洛伊城。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雅典娜托梦给独一无二的厄帕俄斯[15]，命令他建造木马。出于对雅典娜的服从，并且在她“鬼斧神工”般的协助下，木马仅用三天就完成了。奥德修斯劝说那些犹豫不决的指挥官和最勇敢的战士乘着夜色顺着绳梯爬进去，这些人在“胜利和死亡之间命悬一线”。 黎明时分，特洛伊城的守兵发现围困解除，敌人消失了；但不可思议的是，敌人在城门口留下一个令人生畏的怪物。国王普里阿摩斯和元老院成员出来查看，焦虑万分，但就如何处置它意见不一。一位叫提墨爱特斯的将军在看了木马外面镌刻的文字后建议将其运到城中的雅典娜神庙。另外一位“博学”的将军则反对，认为雅典娜一直以来是偏袒希腊人的，特洛伊人最好立刻烧掉这一假扮的礼物，或者用锐利的斧头劈开木马肚子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普里阿摩斯犹豫不决，但由于害怕会因此亵渎属于雅典娜的东西，于是决定先将木马运进城里。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将城墙破坏掉，或者，按照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必须拆掉城门的门楣。这是第一次警告性征兆，因为之前已经有预言，如果城门的门楣被拆除，特洛伊将沦陷。 聚集的人群在激动地叫喊：“烧掉它！把它扔进海里去！劈开它！”反对的人也发出同样声嘶力竭的声音，要求维护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物象。然后拉奥孔闪亮登场，加入了这场争论。他是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从城里一路气喘吁吁地跑来，哭喊着说：“可怜的人啊，你们难道都疯了？你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吗？你们不觉得希腊人的礼物是阴险诡计吗？聪明的奥德修斯难道是白痴吗？ “无论是希腊人藏在这个怪物中， 还是某种战争把戏、间谍或运用到城池的器具， 这个木马中，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秘密。 特洛伊人啊，不要相信它。不要相信这匹木马。 不论它是什么，希腊人都令我恐惧，即便他们带来礼物。” 说话间，拉奥孔将手中所持之矛奋力掷向木马，插入其一侧，里面惊恐万状的希腊人中发出一声哀号。这一击几乎将木马撕裂，些许光线照进木马，但命运或神的力量让它看起来不显眼了；否则，正如埃涅阿斯后来所说，特洛伊仍将屹立不倒。 正当拉奥孔刚刚说服了大多数人之时，守卫拖进了西农，一个表面上万分恐惧的希腊人。他佯称因为与奥德修斯不和而被落在后面，而实际上，奥德修斯故意将他留下来帮助实施计划。普里阿摩斯要他说出有关木马的真相，西农发誓说，这真的是给雅典娜的礼物。希腊人有意将木马建造得如此之巨大，是因为这样特洛伊人就无法将它运进城里。因为一旦它被运进城里，这就意味着特洛伊的胜利。如果特洛伊人将木马摧毁，则厄运将至；但如果他们把它运进城里，就将确保他们城池的安全。 西农的话让特洛伊人摇摆不定。恰在此时，一个可怕的征兆使他们确信拉奥孔是错误的。正当拉奥孔警告众人说，西农所言不过是奥德修斯所玩的另一个把戏之时，从海浪中爬出两条可怕的黑色毒蛇，呈巨大的螺旋状沿沙滩匍匐前行， 它们燃烧的眼睛里泛着血和火， 迅捷的舌头嘶嘶地舔着嘴巴。 正当人群惊恐万状，吓得目瞪口呆时，它们直奔拉奥孔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而去，“用尖利的毒牙紧紧咬住他们可怜的躯体”，缠绕住父亲的腰、脖子和手臂，在他发出令人窒息的凄惨喊叫时，将其缠挤致死。心惊胆战的围观者现在几乎不得不相信，这一惊悚的事件是对拉奥孔的惩罚，因为他严重亵渎了本来的确是圣物的东西。 没有人对毒蛇的出现给出解释，即便古代的诗人也深感棘手；神话自有其神秘之处，并非总有答案。有的叙事者说，这两条蛇是应雅典娜的请求由海神波塞冬派来的，目的是证明他同她一样憎恨特洛伊人。也有人说蛇是由阿波罗派来警告特洛伊人末日临近的（不过，因为结果正好相反，这似乎不合逻辑）。维吉尔解释说，这其实是雅典娜自己所为，目的在于让特洛伊人相信西农所言非虚，让他们的命运成为板上钉钉。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让毒蛇在事件过后躲避到雅典娜神庙里。总之，毒蛇的问题难以解释，以至于当时一起进行研究的人员认为，拉奥孔的命运与木马毫无关系，这只是因为他当着神的面与妻子交合，亵渎了阿波罗神庙庄重肃穆的形象。 讲述《奥德赛》的盲诗人对拉奥孔一无所知，只是说，赞成将木马运进城里的意见必须要占上风，因为特洛伊注定要消失；或者，如果我们要加以解释的话，可以说特洛伊的公民一味在追求违背自身利益的政策。 毒蛇作为想象出来的叙事工具，并非真实的历史，无须解释，但它却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作为重要的古典雕塑杰作，大理石中痛苦和扭曲的形象生动传神，令人仿佛听到受害者的惨叫。老普林尼[16]在罗马的提图斯国王王宫看到这幅作品时，认为它比“历史上所有绘画和雕塑作品”都好。然而，无论动机和意义如何，雕塑是沉默的。索福克勒斯[17]以拉奥孔为主题写了一部悲剧，但文本不见了，他的所思所想也不复存在。现存的传说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拉奥孔因为察觉到真相并发出警告而受到了致命的惩罚。 正当普里阿摩斯命令士兵准备绳索和滚轮将木马拉进城里时，某些不知名的神秘力量仍然在试图对特洛伊发出警告。木马在城门口停了四次，里面有四次发出兵器叮当作响的声音；但是，尽管这四次停顿已经发出征兆，特洛伊人仍然坚持着原计划，“因为狂热迷乱而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拆掉了城墙和大门，就此破坏了神圣的屏障，因为他们认为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屏障的保护。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以后的版本中，还有其他征兆：染满鲜血的烟雾升起，神的雕像流下泪水，高塔仿佛在痛苦中呻吟，薄雾将星星罩住，豺狼在嗥叫，阿波罗神庙中的桂树枯萎，但特洛伊人却没有丝毫警觉。命运使然，他们已经无所畏惧，“这样他们就会被消灭，最终走向灭亡”。 那天晚上，他们无所顾虑，开怀畅饮，尽情享受，大肆庆祝。此时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受到了最后一次警告。普里阿摩斯有个女儿卡桑德拉，阿波罗因为爱上了她，就赋予了她预言能力，但作为交换，她必须答应与他同寝。卡桑德拉坚守自己的贞操，不愿意遵守先前的承诺，于是感到被冒犯的阿波罗就在她的预言能力上又加了一条咒语，即没有人会相信她的预言。早在10年前帕里斯首次起航前往斯巴达时，卡桑德拉就预言说这次远航将会给特洛伊带来灭顶之灾，但普里阿摩斯却毫不在意。“唉，可怜的人啊，”她哭喊着说，“可怜的傻瓜，你们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她告诉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愚蠢至极，“木马里面暗藏玄机，最终会将特洛伊城毁灭”。喝得醉醺醺的特洛伊人却哈哈大笑，说她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看到自己的预言无人理会，愤怒的卡桑德拉拿起一把斧头和一节熊熊燃烧的木头向木马冲去，但还没等跑到木马跟前，她就被人们拉了回去。 酩酊大醉的特洛伊人昏昏入睡了。西农从宫殿里悄悄溜出来，打开木马上的活动门把奥德修斯及其同伴放出来。有些人由于被关在黑暗的木马肚子里时间太久，加之高度紧张，禁不住低声抽泣，“两腿颤颤”。他们分散到城中，打开其他的大门，与此同时，西农用火炬向不远处的战船发出信号。瞬间，希腊人如猛虎下山，扑向沉睡中的敌人，左冲右突，烧杀抢夺，奸淫掳掠。特洛伊人挥剑反抗，希腊人也有所伤亡。但侵略者逐渐占了上风。黑暗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燃烧的噼啪声响掩盖了受伤者的凄声尖叫和妇女的痛哭流涕。 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没有什么英雄行为或悲天悯人的情怀能减轻结局的惨烈。阿喀琉斯的儿子皮勒斯（也称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杀红了眼”，顺着宫殿里的一条过道追赶受伤逃跑的普里阿摩斯的小儿子波利蒂斯（Polites），“急切地要进行最后一击”，并当着普里阿摩斯的面将波利蒂斯的头砍了下来。受人尊敬的普里阿摩斯滑倒在其儿子的鲜血中，正当他将长矛有气无力地投向敌人时，皮勒斯将他也一并杀死了。战败者的妻子和母亲被拉出来同其他战利品一起分配给敌军将领。皇后赫库芭（Hecuba）归了奥德修斯，而赫克托的妻子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则被凶手皮勒斯所拥有。在雅典娜神庙中遭到另外一名埃阿斯强暴的卡桑德拉，头发披散、手脚捆绑着被送给阿伽门农，最终为免遭羞辱而自杀身亡。命运更惨的是普里阿摩斯的另一个女儿波吕克塞娜（Polyxena），阿喀琉斯曾经追求过她，此时，当胜利者在阿喀琉斯坟墓前祭祀的时候，应他幽灵的要求，她被当作了陪葬。最令人痛心的是赫克托和安德洛玛刻的孩子阿斯蒂阿纳克斯，他被希腊人从城垛中用长矛投射而死，因为奥德修斯下令斩草除根以免将来遭到报复。特洛伊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只剩一片废墟。艾达山在低声叹息，克桑托斯河隐隐啜泣。 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希腊人欢庆胜利，登上战船，并祈祷宙斯保佑他们安全返回家园。但命运总是公平的，几乎没有人能够获得宙斯的庇护，他们反而遭受了与被屠戮的特洛伊人相似的灾难。雅典娜因为强奸犯对其神庙的亵渎而勃然大怒，或者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希腊人没有向她祈祷，她请求宙斯同意惩罚他们，令海上电闪雷鸣，并掀起暴风骤雨。希腊人的船只或沉没，或被礁石撞碎，岛屿的海岸上到处是断船残骸，海面上漂浮着无数尸体。另外一个埃阿斯也被淹死；奥德修斯的战船被风暴吹离航线，并掀翻毁坏，从此失踪了20年之久；返回家园的阿伽门农被他不忠的妻子及其情人所杀。嗜血成性的皮勒斯在特尔斐被俄瑞斯忒斯所杀。令人称奇的是，引起这场战争的海伦却毛发未伤，依然美丽动人，被魅力翩翩的斯巴达王所原谅，重新嫁入皇室，家庭和美，荣华依旧。埃涅阿斯也逃走了。因为他在战后将自己年迈的父亲背在背上所表现出的孝道，阿伽门农允许他与随从一起登船，他顺应命运的安排漂流到了罗马。人类喜欢在撰写历史时使用正义的轮回，因此这位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建立了一个城邦，而这个城邦最终又战胜了征服特洛伊的人。 特洛伊史诗中有多少事实呢？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也就是加利波利对岸的古代定居地挖掘出9个层次。其青铜时代贸易路线交叉口的位置屡遭洗劫，在不同层次留下了频繁的破坏和重建的证据。第八层有很多来自皇室的黄金及其他工艺品的碎片，存在的迹象表明此处曾遭人类粗暴毁坏，这里已被确定为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城，其沦陷大约接近青铜器时代末期，即公元前1200年左右。很可能的是，当时希腊的商业活动及其称霸海上的梦想与特洛伊发生了冲突，而希腊半岛上几个部落首领可能纠集过盟友协同进攻海峡对岸的城市。罗伯特·格雷夫斯认为，从对希腊先前的侵袭行动所发动的报复行为来看，对海伦的诱拐行为或许在历史上确有其事。 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迈锡尼时代。彼时，阿特柔斯（Atreus）的儿子阿伽门农是这座位于狮门城堡中的迈锡尼城邦的国王。其充满神秘色彩的遗址仍然屹立于科林斯以南的高地上，深红色的罂粟绚烂多姿，似乎永远沾满阿特里代兄弟[18]的血。一些几乎与特洛伊沦陷同期但很可能持续时间更久的暴力事件，使迈锡尼以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19]所代表的文明开始走下坡路。迈锡尼文化是有文字记载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克诺索斯遗址中发现的被称为“线性文字B”的字体已经被确认为早期的希腊语。 迈锡尼文明崩溃后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持续了约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只能从碎片和文物去了解它。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书面文字似乎完全消失了，对过去英雄年代祖先的歌功颂德之词只是通过口头形式才代代清晰地流传了下来。来自北方的多利安人的到来，促进了文明的复苏。在这一始于大约公元前10世纪的复苏过程中，一位不朽的诗人横空出世，他的史诗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故事和本民族人民的逸事传说，是西方文学的发源之处。 在通常的描述中，荷马总是弹奏着七弦琴，并吟诵一首首叙事诗与之相和，但《伊利亚特》中的1.6万行诗句和《奥德赛》中的1.2万行诗句，肯定是他自己写下来，或者由他口授给抄写员记录下来的。毫无疑问，在接下来两三百年时间里的几位吟唱诗人，手头肯定有文本，他们在对特洛伊故事进行补充时，引入了口头流传下来的材料，弥补了荷马留下的不足之处。伊菲吉妮娅的献祭，阿喀琉斯脆弱的脚跟，成为特洛伊盟军的亚马逊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的出现等，很多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都出自荷马时代之后的一些诗歌，它们只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以摘要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很多文本迄今已无从查找。因为塞浦路斯而命名的《赛普瑞亚》（Cypria）——塞浦路斯是它传说中的作者的家乡——是最早且最为全面的文本，随后是阿尔克提努斯写的《洗劫伊利昂》和莱斯博斯岛[20]一位吟游诗人所写的《小伊利亚特》。在他们之后，抒情诗人和三大悲剧戏剧家开始重点关注木马主题，而希腊历史学家则致力于查找相关证据。在维吉尔之前和之后，尤其是之后，拉丁美洲作家就该主题做了进一步阐述，为木马添加了宝石眼睛以及其他一些光彩动人的传说。当特洛伊英雄以及他们的冒险经历成为中世纪绚烂多姿的艺术及编年史的主要内容时，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了。赫克托成为与尤里乌斯·恺撒和查理曼大帝[21]齐名的9位杰出人物之一。 木马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这个问题由保塞尼亚斯（Pausanias）提了出来。他是一位拉丁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并于公元2世纪写了《希腊描述》一书。在他看来，木马一定代表了某种“战争机器”或围攻器械，因为，单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一传奇故事就是把“完全愚蠢”推给了特洛伊人。这一问题在20世纪仍然激发着人们的猜测。如果围攻的器械是用来撞击城墙的攻城槌，那么希腊人为什么不用呢？如果它是某种箱子式的外壳，用来将攻击人员运送到城墙上去，那么特洛伊人在没有首先打开的情况下就将之运到城里去，肯定是一个更为愚蠢的决定。这样的话，人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做出无尽的假设。事实上，尽管早期的亚述作品中对这样的器械有所描述，但没有证据表明在迈锡尼或荷马时代的希腊战争中有人曾经使用过任何这样的围攻器械。这样保塞尼亚斯就不用担心年代错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以及着实在他以后的年代中，用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去看待过去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的战争中，在《圣经》中所描述的土地上对有城墙或有防御工事的地方进行的围攻确实已经涉及计谋的使用，这也包括特洛伊战争。如果凭借武力无法达到攻城目的，攻击部队通常会尝试使用某些欺诈手段，比如某种骗局或妙计，以赢得防守方的信赖。正如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的，“通过计谋实现攻城略地的传奇故事确实存在，这就证明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尽管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在木马问题上保持沉默，但他希望为特洛伊人找到比荷马作品中描述的更加理性的行为。基于他调查过程中埃及祭司的讲述，他指出，在战争期间，海伦根本就不在特洛伊，而是在埃及。在从斯巴达被绑架后，她与帕里斯同乘一条船，但船只偏离航向在埃及登陆了。当地的国王对帕里斯这种劫持东道主妻子的可耻行为深感厌恶，于是命令他离开埃及；与他一起回到特洛伊的只是海伦的幽灵。希罗多德认为，如果确有其人，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肯定会将她交给希腊人，而不会为了她而置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灾难于不顾。他们不可能为了她或帕里斯而“如此头脑昏昏”地承受这样重大的灾难，因为，帕里斯在皇室根本就不受爱戴。 这其中自有原因。作为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或许早就知道，在他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常识很少成为决定因素。他进一步解释说，特洛伊人向希腊特使保证，海伦并不在特洛伊；但希腊人并没有相信，因为众神想用战争摧毁特洛伊，以证明恶有恶报。从探究传奇故事的意义来说，希罗多德可能更进了一步。 在探寻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众神（或者，在这里就是上帝）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它们是人类的造物，而非他们创造了人。我们需要它们，于是将它们创造出来，以给予存在于地球上的谜团意义和目的，并解释大自然中奇异且无规律可循的现象、杂乱无章的事件，以及最重要的——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类无法理解的问题，人们只有用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或谋划对之加以解释。 这对于希腊众神来说尤其如此。希腊诸神每天与人类密切接触，易于受到凡人情感的影响。令众神如此反复无常且做事全无原则的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就像某个人没有影子一样，他们缺乏道德和伦理价值。结果，他们对于恶意欺骗凡人，或导致他们违反誓言并做出其他不忠或不光彩的行为毫无懊悔之意。阿佛洛狄忒的魔法导致海伦与帕里斯私奔，雅典娜使用计谋让赫克托与阿喀琉斯决战。凡人所做的可耻或愚蠢之事都被他们归结于众神的影响。“这一可悲的战争都是因为众神”，普里阿摩斯感慨地说，此时的他已然忘记，他本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海伦送回去（假设她就在特洛伊的话，因为她在荷马的史诗中出现频率很高），他也可以在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来要求将她交出时同意放人。 众神的干预，并未免除人类愚蠢的恶名；相反，这是人类有意转移对愚蠢行径之责任的幌子。在《奥德赛》的开篇中，荷马让宙斯抱怨说，人类竟然将各种烦恼归咎于众神，实在可悲至极。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多“超出命定”的苦难，只是因为“他们内心的盲目性”（或者更具体而言，因为他们的“贪婪和愚蠢”）。荷马在这样写的时候是深知这一点的。这是一个著名的论断，因为，如果最后的结果确实比预先安排的命运更为糟糕，那么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的选择而非一些无法消除的宿命在起作用。比方说，宙斯引用了埃癸斯托斯[22]的例子，说他与阿伽门农的老婆偷情，并将返回家园的国王杀掉了。其实“他知道这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为我们亲自派赫耳墨斯去警告他，既不要杀害阿伽门农也不要与其老婆偷情，因为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在长大后肯定要为其父报仇，并想要获得父亲的遗产”。总之，尽管埃癸斯托斯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罪恶后果，但他还是铤而走险并付出了代价。 希罗多德认为，“对事物的痴迷”导致人类失去理智。古人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希腊人就有这方面的女神。该女神名叫阿忒（Atē），是宙斯的女儿，并且在一些族谱中是长女。她的母亲是“不和”或“纷争”女神厄里斯（在某些版本中，阿忒是她的另外一个身份）。这个女儿是“痴迷”“不和”“妄想”以及“盲目愚蠢”女神，是这些特质的其中一项或者结合，能够让其受害者“无法做出理性的选择”，看不到道德与私利的分别。 因为她对这些特质的组合遗传，阿忒具有强大的伤害作用，并且是帕里斯做出决断之前导致特洛伊战争——古代世界的主要斗争——的最初原因。从《伊利亚特》《赫西俄德诸神记》——大约与荷马同时代的奥林匹亚谱系的主要权威——以及《赛普瑞亚》的最早版本来看，宙斯没有邀请阿忒参加珀琉斯（Peleus）和女神忒提斯（Thetis）的婚礼——他们后来生下了阿喀琉斯，因此她对宙斯产生了憎恨，这导致其最初的行为。她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进入宴会厅，将写着“给最美的人”且代表冲突的金苹果从桌上恶意滚下，这立刻挑起了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的争吵。她们三人中一位是宙斯的夫人，一位是他的女儿。宙斯不希望因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决定而引火上身，于是将她们送到艾达山，让那里一位据说擅长处理爱的问题的英俊倜傥的年轻牧羊人做这一困难的决断。这个人当然就是帕里斯，其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其质朴纯真的本性，而他所做的选择引起的冲突甚至比阿忒最初设想的要严重得多。[23] 阿忒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又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诡计。这个诡计使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的出生被延期了，他母亲先生下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他因而被剥夺了长子继承权。宙斯对此（这一诡计即便对神仙而言也确实有些过分）极其愤怒，于是将阿忒赶出了奥林匹斯山，她从此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在她看来，人间被称为阿忒的牧场——不是阿佛洛狄忒的牧场，或德墨忒耳的花园，或雅典娜的宝座，或其他更令人愉悦的称谓，而是，正如古人早就遗憾得知的——愚蠢的王国。 希腊神话不会放过每一个偶发事件。根据《伊利亚特》中所讲述的一个传说，宙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后悔，于是生了四个女儿，她们叫利泰，即祈求宽恕女神，她们教会凡人如何避免愚蠢行为，前提是他们必须有回应。“步履蹒跚，满脸皱纹，双眼低垂”，利泰紧随阿忒，即热切强烈的愚蠢女神（有时翻译为毁灭女神或罪孽女神）之后，以便消除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如果有人 对来到身边的宙斯的女儿示以敬意， 她们会倾听他的祈祷并给他回报； 但是，若他胆敢不理不睬， 并将她们一脚踢开， 她们就回去找宙斯告状， 唤来那只令他恐惧的恶狗， 令他两股战战不再骄傲自负。 与此同时，阿忒来到人间，毫不停歇地开始制造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众人皆知的争吵以及前者随后的愤怒，这成为《伊利亚特》的主要发展脉络，且似乎一直占着极大的比重。两人之间的宿怨破坏了希腊的事业并使战争延长，因此，当最后两人和解时，阿伽门农将自己对从阿喀琉斯手中抢来的女孩的最初爱恋归咎于阿忒或妄想女神。 妄想女神，宙斯的长女；被下了咒语 她令所有人妄想， 将他们带入歧途…… ……把我妻从我身边带走。 在我之前，她曾纠缠别人。 并且，我们可以将利泰补充进去，因为已经有很多补充内容了。当马克·安东尼凝视着脚下遇害的尸体时，他预见到“恺撒的灵魂，会如何由阿忒陪伴，寻求复仇，大喊‘大乱’，并无意中说出战争造成的破坏”，此时，阿忒再次出现在了这可怕的幻象中。 人类学家将神话进行了无限分类，并试图从更广泛的理论方面对之加以解释。神话是心灵的产物，据说人类试图用神话展现内在恐惧和希望实现的愿望，调和人类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揭示人类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社会及个人的冲突和问题。神话被视为“宪章”或“仪式”，或者具备一些其他功能。这其中的全部或部分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神话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行为，例如，有种仪式就是在山羊脖子上系上红线，然后将其赶到旷野中，以此带走人类的错误和罪孽。 传奇故事离我们非常遥远，其中事件已经模糊不清，但绝不会被遗忘，它们带有类似于神话的意味，具有某种历史渊源。从吃掉自己孩子的克洛诺斯[24]或者为了通奸而将自己变成天鹅或黄金雨的宙斯来看，木马的故事并非神话。除了雅典娜的协助和毒蛇的袭击之外，这一传奇并没有超自然要素。毫无疑问，作者将这两者加入故事的目的是为特洛伊人提供一个拒绝拉奥孔建议的理由（这样的处理令故事引人入胜，特洛伊人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朝着既定的命运前行）。 然而，将木马毁坏的可行性选择始终是存在的。在拉奥孔发出警告之前，卡普斯（Capys）长老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劝告，随后卡桑德拉也提出反对。尽管史诗中经常提到，特洛伊的陷落是神的命令，但将木马运进城里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命运使然。“命运”作为传说中的符号，代表的是人类对自己愿望的实现。 [1]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 [2]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3] 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4] 埃涅阿斯（Aeneas）：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特洛伊王子安基塞斯与阿佛洛狄忒的儿子。 [5] 伊菲吉妮娅（Iphigenia）：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女，险被其父供神而牺牲。 [6] 这一时间跨度之前存在广泛争议，自从1952年对线性文字B进行解密以来，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同意这一跨度。——原注 [7] 阿尔基诺奥斯（Alcinous）：古希腊费埃克斯人的国王。 [8] 拉奥孔（Laocoon）：希腊传说里的特洛伊英雄，看穿了希腊人木马计的图谋，最后不幸被毒蛇咬死。 [9] 《洗劫伊利昂》原文为“The Sack of Ilium”，其中Ilium为古代特洛伊城的拉丁文名。 [10] 米利都是古代爱奥尼亚的城市。 [11] 普里阿摩斯（Priam）：特洛伊城的末代国王。 [12] 赫拉：宙斯的姐姐和妻子。 [13] 雅典娜：智慧女神。 [14] 忒涅多斯岛：位于爱琴海的土耳其岛屿。 [15] 厄帕俄斯（Epeius）：希腊军中著名的巧匠，建造了木马。 [16] 老普林尼（Pling the Elder,23—79）：古罗马学者，名著《自然史》的作者。 [17]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代希腊的悲剧诗人。 [18] 阿特里代兄弟：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 [19] 克诺索斯（Knossus）：克里特岛上的一座米诺斯文明遗迹，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建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400年。 [20] 莱斯博斯岛：希腊米蒂利尼岛。 [21] 查理曼大帝（742—814）：世称Charles the Great或Charles I，公元768—814年为法兰克王，公元800—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22] 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的情夫。 [23] 在其他版本中，战争的起源与洪水的传说有关。洪水可能发源于经常溢出水流的幼发拉底河，而后漫过整个小亚细亚。根据《赛普瑞亚》的说法，宙斯对人类不满意，决心去之而后快，或者“大量减少”已经让养育一切的地球不堪重负的人口数量，于是决定通过“伊利安（Ilian)战争这样伟大的冲突”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或许能让世界变得清净”。就这样，他设计或利用了女神们对苹果的争吵引发了战争。欧里庇得斯采纳了这一说法。他在以海伦名字命名的剧本中让海伦这一人物说，是宙斯安排了这场战争，“地球母亲养育的人类太多了，这样他就可以减轻她的负担”。显然，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深切感受到人类的卑劣和渺小，从而产生了这些传说。——原注 [24] 克洛诺斯（Cronus）：提坦巨人之一，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夺取了父亲的王位，后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把他的王位夺去。 [book_title]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 大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时，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正进入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价值观开始走向世界。在这股潮流中，人们发现，规划并把握自己命运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人们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们的乐趣和财产，人们的思维、艺术、权力和荣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尘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而疲于奔命。 在60年的时间里，从大约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连续6任教皇[1]身上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贪得无厌，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权术。他们的统治令尽忠职守的人感到无望，他们对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对所有抗议、警告以及日益高涨的反抗置若罔闻，教廷的权威受到质疑，最终，基督教的统一被打破，罗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转而信仰新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刚愎自用的愚蠢行为，从随后几个世纪的相互敌对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看，这或许是西方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行为。 这6位教皇滥用职权的行为并非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才出现。因为，在14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一直在阿维尼翁[2]流亡。他们逐渐养成了形成于教皇流亡150年间的教皇政府的统治习惯，并最终将种种恶习发展到极度的愚蠢行径。他们试图返回罗马，这导致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罗马，一位教皇在阿维尼翁，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均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教皇。此后，每个国家或王国对随便哪个提出主张的教皇的服从，都取决于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便是对世俗统治者的依赖，因为对立的教皇认为有必要通过与国王及王公贵族讨价还价、退缩让步以及建立联盟的手段弥补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权力。另外，由于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职位走向商业化和政治化，税收成了其首要关心的问题。从这时起，经教会批准的一切精神或物质产品的销售，从赦免和救赎到主教职位和修道院，都发展成永久的商业行为，它所提供的产品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宗教的意义而言却令人反感。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风头正劲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5世纪30年代终于返回罗马的教皇，接受了意大利城邦海盗王子的作风和价值观。意大利的统治者们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无原则，相互争吵不休。由于自身的涣散和有限的领土范围，作为当权者的他们根本改变不了冲突混乱的局面。这6位教皇的贪婪和奢侈作风，并不比他们先前的榜样好到哪里去；而且，由于地位优越，他们通常变本加厉。他们就像猎犬追寻气味那样紧随着各种职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亚家族[3]成员和两位美第奇家族[4]成员在内的6位教皇中，每一位都痴迷于建立永久的家族财富。基于这种追求，他们先后卷入当时的政治旋涡，不断地变换着各种组合、阴谋和手段，从不考虑长远利益和指导原则，只有当时的力量平衡似乎才起到一定制约和调节作用。由于政治方面的平衡非常脆弱，摇摆不定，他们相互间达成的协定总是由于背叛而被推翻，这从而允许，当然也确实需要各种交易、贿赂和阴谋，它们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良好规划。 这一时期，法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三大帝国联合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意大利城邦，对意大利进行反复入侵，目的是夺取半岛或其部分地区，这成为该时期的主导政治因素。尽管教廷也参与其中，但由于军事资源匮乏，它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它越多地参与到具有持久恶性后果的临时冲突中，就越在君主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无能，而实际上，它也确实变得无能了。与此同时，面对显然需要的宗教改革任务，它又畏首畏尾，因为它害怕失去权威，失去谋取私利的机会。作为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在使他们国家成为战争受害者、遭受外国压迫并失去独立的过程中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作为教宗，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路德派所嘲笑，同时也成为路德派成长的摇篮。 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呢？由于整个腐败阶层的既得利益，从宗教方面着手回应对改革的持续不断的呼声实在难上加难，但并非不可行。人们不断发出强烈的警告，公开地抱怨教皇玩忽职守的行为。就像罗曼诺夫王朝[5]或国民党统治后期，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动乱或解体，对腐败无能的政权的改革就难以完成。就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廷来说，让在乎自己职位的教会领袖去自上而下发起改革，而后让具有同样思想的继任者不遗余力、不屈不挠地将改革继续下去，可能会消除那些最令人切齿的做法，给那些怀疑教会和牧师存在价值的人以回答，满足人们精神宽慰的需求，这样或许就避免了最终的分裂。 在政治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始终如一的政治方针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如果教皇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无尽的私欲上，他们就可能避免世俗权力的敌对行为，这对教皇城邦国家是有利的。这也并非他们力不能及。6位教皇中的3位，包括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都是能力超群、意志坚定的人。然而，除了尤利乌斯有资格成为例外之外，并没有人去施展哪怕一丁点儿的治国之才，或者受到圣彼得的椅子这样的荣耀鼓舞而产生一些适当的有关政治责任的想法，更别提有什么精神的使命了。 可以说，当时的道德能力和处世哲学使他们从心理上不可能采取这种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未能被选择的选项都是面对这一问题的人力不能及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塑造了教皇的思维并指引了他们的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权力的责任通常需要他们去抵制和扭转这种无处不在的氛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教皇向社会上最为邪恶腐败的事物屈服了，并且在越来越多显而易见的社会挑战面前，始终显示出一种不可救药的榆木疙瘩式的思维。 改革是这个时代普遍的主旋律，它通过文学、布道、小册子、歌曲及政治集会等方式被表达出来。每个时代总有被追逐名利的教会所疏远的人，他们呼吁体制的改革，并崇尚以更为纯洁的心态膜拜上帝，自12世纪以来，这种呼声变得越来越普遍。圣弗朗西斯在圣达勉堂祈祷时，在幻觉中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庙宇快要倒塌了。替我重建吧！”这是对从教廷到村庄教区各个阶层的物质主义及不合格的神职人员的不满，是对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贪婪的不满，因此人们要求从“教皇到教会成员”的改革。有人伪造特许状进行销售，为十字军东征的捐赠被教廷据为己有，天主教的豁免权被沿街兜售，这样一来，正如牛津校长在1450年所抱怨的，人们不再介意自己曾经的恶行，因为他们仅用6便士就能够获得赦免，或者可以把赦免当一场网球比赛的奖品一样赢回来。 对于缺席宗教活动和占有多个有俸圣职，对于冷漠的教会和上下层神职人员日益严重的分离，对于高级教士的毛皮长袍和带仆人的套房，对于粗鲁无知的乡村牧师，对于教会文书包养情妇、像普通人一样饮酒作乐，人们已经极为不满了。这是深刻怨恨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普通人看来，教士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理应更加圣洁。如果这些中间人玩忽职守，人类到哪里去寻求宽恕和救赎呢？基督代理人日常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神圣使命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们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基本上，用达勒姆[6]某修道院副院长的话来说，人们“渴望上帝的话语”，而从上帝的那些卑微拙劣的牧师那里并不能获得“能够拯救灵魂的真正信仰和道德戒律”。许多牧师“从未读过《旧约》，也几乎没有读过祈祷用的圣诗集”，甚至很多人醉醺醺地就来到讲坛传经布道。身居高位的教士很少访问教区，初级神职人员没有接受过培训、教育或宗教领导，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或仪式如何进行，不知道怎么给予圣礼。虽然世俗传教士对牧师提出批评是被禁止的，但这经常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传教士说出一句对牧师或神父不利的话，沉睡的人就会立即睡意全无，百无聊赖的人就会兴奋异常……以至于人们废寝忘食起来”，连最邪恶的人也认为，与那些神职人员相比，他们自己是“多么正直或高尚”。 到了14世纪，抗议日益形成并通过罗拉得派和胡斯派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表达呼声，此外还有像“兄弟共同生活”之类的社区世俗团体，该组织是官方教会外拥有真正虔敬之心的人找到家庭温暖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已经表达出后来标志着新教徒反抗的不同政见理论：否认圣餐变体，拒绝认罪，拒绝对赦免权的非法交易，拒绝朝圣活动以及对圣徒和遗迹的崇拜。从罗马分离出去并非不可想象。在14世纪，著名神学博士威廉·奥卡姆已经可以设想没有教皇的教会；在1453年，罗马人斯特凡诺·波尔卡罗策划了一场旨在彻底推翻罗马教皇的阴谋活动（尽管该阴谋最初似乎是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目的）。印刷技术的应用和识字率的增长，特别是让人们通过用方言让人们直接阅读《圣经》，滋养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土壤。在印刷术应用的最初60年里，《圣经》就出现了400多个版本，任何识字的人都能够在《圣经》福音书中发现，与他们同时代的身披红袍、紫袍的主教并不在等级制度中。 教会本身也经常谈及改革。在15世纪上半叶的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上，一些著名的传教士会在每个星期天向代表们发表长篇演讲，主要是关于腐败行为和放任的道德，尤其是关于圣职的买卖，关于没能够产生基督教复兴的拯救工具——对土耳其的东征，关于导致基督教腐烂生活的所有罪恶行为。他们呼吁采取积极行动和措施。会议涉及无休止的讨论，就大量的提案进行辩论，并发布一系列法令，主要处理统治阶层与教廷之间就收入及有俸圣职分配等的纠纷。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对这些方面有基本需求的地方，比如主教对所辖教区的视察、对年轻神职人员的教育，寺院阶层的重组等问题。 职位较高的神职人员也并非完全漠不关心，他们中有修道院长、主教，甚至有些红衣主教对改革非常热切。教皇也间或做出些回应的姿态。根据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命令，改革方案分别于15世纪40年代和15世纪60年代起草出来，后者的起草人是一心一意倡导改革的库萨的尼古拉，他既是德国红衣主教又是教皇特使。在向庇护二世介绍他的方案时，尼古拉说，改革对于“从把教皇改变成基督的样子开始转变所有的基督徒”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改革同僚多梅尼科主教对此也同样不遗余力。他写道，对不讲法律的王公贵族坚持教廷的神圣是没有用的，因为主教和地方议会的邪恶生活使得教会被一般信徒称为“巴比伦，地球上所有通奸乱伦和可憎行为的源头”。 在1464年选举庇护二世继任者的秘密会议上，多梅尼科将本应引起西克斯图斯及其继任者注意的问题概括如下：“必须重申教会的尊严，恢复教会的权威，对道德进行改革，对教廷予以监管，确保司法公正，大力传播信仰。”在他看来，这样就能夺回教皇的领土，“将信徒武装起来进行圣战”。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6位教皇几乎一事无成。教皇及统治层的个人财富与现有体制休戚相关；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建立议会制度，就是削弱教皇权威，因此，即便他们不主动表现出厌恶情绪，所采取的不支持立场也挫败了改革。纵观15世纪自胡斯起义以来这段历史，宗教革命风起云涌，但教会的统治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们仅仅把抗议视为表达不同政见的方式，只需压制一下即可，却没有看到，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他们存在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作为全新信仰的民族主义和在国家教会兴起过程中出现的全新挑战已经在削弱罗马的统治。由于政治压力和因分裂而达成的交易，原本属于地方神职人员但却被教廷篡夺的任命权被逐步移交给世俗机构或者根据他们的命令、朝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改变，这种任免权是教会权力与收入的最基本来源。在法国和英国，根据被迫与统治者达成的协议，这种权力基本丧失殆尽，并且在各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它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移交给了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及外国当权者。 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政治退化、道德堕落、罪恶行为比比皆是，但艺术却奇迹般地有了繁荣发展，善与恶并驾齐驱，这种结合达到不同寻常的地步。经典古迹所反映的是人类巧夺天工的能力而不是虚幻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丰富的体验，引起人们对人文主义的热烈追捧。这一点首先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能够感到古代民族辉煌的回归。它强调世俗的善，意味着放弃基督教那种忘我的理想；而对个体的自豪感又削弱了教会所传达的对上帝意志的服从。他们深爱异教徒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习俗，以至于意大利的统治阶层对基督教并不那么崇敬。正如马基雅维利[7]在《论李维》中所写，这使得“至高的幸福包含谦逊、克制以及对世俗的蔑视”，而在异教徒看来，善主要存在于“伟大的灵魂、强健的体魄，以及使人类令人敬畏的所有品质中”。 日渐衰落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和萧条，随后的新经济体在15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人文主义而出现。对这一复苏，人们有各种解释：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普及了知识和思想；科技的进步扩大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应用科学提供了新的技术；新的资本融资方式刺激了生产；新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扩大了贸易范围及地理视野；从衰微的中世纪公社中建立起来的新的中央集权落到了君主的手中，而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给它注入了推力；新世界的发现和环球航行为人们打开了无限愿景。无论这些是原因还是偶然，抑或人类神秘的潮涨潮落事件中的反常现象，它们都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的近代的开端。 在这60年中，哥白尼计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真正关系，葡萄牙船只从非洲带来了奴隶、香料、黄金和象牙，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德国的富格家族（the Fuggers）因经营羊毛、金融和房地产获益，创造了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帝国，而其创始人的儿子富翁雅各布，号称汲取了时代精神，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将继续赚钱。他的意大利同行，罗马的阿戈斯蒂诺·基吉，雇用了两万名员工，他们分布在里昂、伦敦、安特卫普、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各分支机构，并且只要有丰厚的利润，并不介意与异教徒有生意往来。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挺进巴尔干之后，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曾经的苏联，铁幕一般威胁着整个欧洲，但尽管如此，基督教国家却忙于相互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人。 在西班牙，北部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通过联姻而结盟，恢复了宗教裁判所并驱逐犹太人；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在金布料场会见了亨利八世；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德国盛极一时，希罗尼穆斯·博斯和汉斯·梅姆林[8]的作品在佛兰德斯大受追捧。伊拉斯谟因其敏锐机智而广受欢迎，是他那个时代的托尔斯泰。托马斯·莫尔爵士在这60年的末期出版了《乌托邦》，而马基雅维利，观点与前者截然相反的意大利作家，在《君主论》中用更晦暗的角度看待人类。在意大利，艺术和文学都被誉为最高的人类成就，并且在这一备享荣耀的时期，它造就了一批非凡的天才，从莱昂纳多到米开朗琪罗，从提香到其他许多名人。这一期间，文学方面主要有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9]的《意大利史》，彼得罗·阿雷蒂诺的喜剧和讽刺作品，阿里奥斯托（Ariosto）广受推崇的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斗争的奢华史诗《奥兰多·富里索》，以及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 奇怪的是，文化的繁荣并未反映与之相应的人类行为的改进，人类行为反倒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堕落。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君主没有中央集权，这使得五个主要地区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城邦——以及像曼图亚[10]、费拉拉[11]这些小城邦处于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因为居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最初也是依靠他们的先辈采用的不同程度的暴力获得权位，因此他们用来维持统治地位的措施同样毫无节制。占有、下毒、背叛、暗杀、同室操戈、监禁、酷刑，无所不用其极。 要了解教皇，我们必须看看王公贵族。米兰的统治者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因欺压百姓、罪恶滔天，在教堂里被臣民谋杀。他的弟弟卢多维科·伊尔·莫罗（Ludovico il Moro）将其侄子，即王位继承人关进监狱，自己攫取了米兰的统治权。当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对手，佛罗伦萨的帕齐（Pazzi）家族无法再忍受仇恨和挫败时，他们策划在教堂大弥撒期间谋杀他以及他英俊倜傥的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他们行动的信号便是圣体升起来时的钟声。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刺客的剑寒光一闪，朱利亚诺被杀死了，而洛伦佐用其长剑抵抗，并机警地躲过一劫。他随后大举报复，将帕齐家族及其党羽全部歼灭。教堂里经常有暗杀行动，因为暗杀对象在那里不太可能被武装警卫团团围住。 而最不幸的应该是统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费兰特（费迪南一世）。他不择手段，残忍凶暴，玩世不恭，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在1494年去世之前，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打击对手，并在此过程中发动自相残杀的战争，因此，他比任何其他王公贵族给意大利造成的伤害都大。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二世残酷无情、挥金如土，被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康明（Comines）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残酷、最糟糕、最恶毒、最卑鄙的人”。就像他的同类人一样，他公开宣称对宗教的蔑视。他借以维持权力的雇佣兵也拥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是为钱而战，而不是出于忠诚。他们对“所有神圣的事物充满蔑视，对是否因教会的禁令而死去毫不在意”。 统治者的习惯总不乏臣民的效仿。圣约翰·拉特兰医院外科医生的故事，经由约翰·伯查德不露声色、单调乏味的描述，变得更令人毛骨悚然。伯查德是教皇法庭司仪，他的日常记录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来源。这名外科医生“每天一早就穿着短袍离开医院，拿着弩箭朝每个他碰到的人射击并把他们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与医院的神父合作，后者将那些承认自己有钱的病人的名字告诉他，于是外科医生就为这些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然后将所得收入与告密者分配。伯查德补充说，后来该医生与其他17名作恶者一起被绞死了。 专断的权力往往伴随着自我放纵和毫无约束的行为，以及对对手的不断怀疑；它容易产生行事古怪的暴君，使其无意间养成暴力习惯；这种情况在附属小国和庞大帝国同样频繁。潘多尔福·彼得鲁奇（Pandolfo Petrucci）是15世纪90年代的锡耶纳暴君，喜欢从高处往下滚石头，从不考虑会砸到谁。佩鲁贾（Perugia）的巴廖尼（Baglioni）和里米尼（Rimini）的马拉泰斯塔记录了长期争斗和世族仇杀的血腥历史。其他诸如费拉拉最古老的王侯家族德斯特（d’Este of Ferrara）和因能言善辩在《廷臣论》中受到大加赞美的乌尔比诺（Urbino）的蒙泰费尔特罗都是高尚可敬行为端正的家族，甚至深受人们爱戴。乌尔比诺的费代里戈（Federigo）公爵据说是唯一一位不携带武器、无须护送就四处走动或敢于在开放公园行走的亲王。然而可悲的是，乌尔比诺而后将成为六位教皇之一利奥十世（Leo X）赤裸裸的军事侵略目标，该教皇想要为其侄子攫取公爵领地。 除了流氓和丑闻之外，涵养和虔诚自始至终也存在。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特点能够主导整个社会。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阶层的许多人仍然崇拜上帝，相信圣贤的存在，想要精神的安慰，希望生活中没有犯罪行为。显然，这是因为仍然存在真正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人们对神职人员尤其是罗马教廷的腐败深恶痛绝，强烈希望进行改革。如果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效仿他们领导人的不道德生活，教皇的堕落就不会成为人们抗议的理由。 在结束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乱不安的长期斗争中，在恢复教会团结的斗争中，一般信徒和牧师诉诸教会大会的召唤，认为它比罗马教廷拥有更加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当然遭到后者强烈的反抗。在整个15世纪上半叶，大会斗争主导了教会事务，而且，尽管大会最终成功建立起单一的教宗，但没有任何支持者承认大会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后的历届教皇紧紧把持着他们的特权，处心积虑地维护着他们的权威，尽管并非没有争议。庇护二世，他更为知名的称谓是受人推崇的人文主义者和小说家埃涅阿斯·西尔维厄斯·皮科洛米尼（Aneas Sylvius Piccolomini），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曾主张建立议会，但在1460年，作为教皇的他发表了可怕的《公牛记》，威胁要将教会中所有呼吁建立大议会制度的人驱逐出教会。他的继任者继续将建立议会制度视为与土耳其人具有同等危险性的言行。 在罗马重新设立的教皇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在为艺术提供赞助方面远超王公贵族，认为辉煌的绘画和雕塑、音乐和文学作品是宫廷的华美装饰，彰显了他们的宏伟壮观。如果达·芬奇作品令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在米兰的宫廷熠熠生辉，诗人托尔夸脱·塔索（Torquato Tasso）的作品为费拉拉的德斯特的宫廷增光添彩，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他艺术家和作家会纷纷涌向罗马了，因为那里的教皇总是慷慨大方地提供赞助。不管在自己的职位上有什么样的过失，他们留给世界的是不朽的遗产：米开朗琪罗所作的西斯廷壁画，拉斐尔创作的梵蒂冈诗节，平图里基奥（Pinturicchio）留在位于锡耶纳的大教堂图书馆的壁画，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尔兰达约（Ghirlandaio）、佩鲁吉诺（Perugino）、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在西斯廷墙壁上所作的壁画。他们将曾经蓬头垢面、人口稀少并在阿维尼翁流亡期间一度被抛弃的罗马进行维修并美化。他们发掘出典藏珍品，修复了教堂，铺设了街道，建立起无与伦比的梵蒂冈图书馆，并且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由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担任建筑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教堂不仅是教皇最高权力的象征，还曾经引发新教起义。 他们认为，通过可以看到的美妙绝伦、宏伟庄严的事物，教皇将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教会也借此施加对人民的掌控。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被称为第一位文艺复兴教皇，他在1455年临终前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在敦促主教们继续对罗马进行整修时，他说：“为了创造坚实、稳定的信念，必须有能够吸引眼球的东西。仅仅通过教义来维持某种信仰是脆弱的、摇摆不定的……如果罗马教廷的权威能够通过雄伟的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世界都会接受并尊重它。庄严肃穆的建筑，高贵典雅的品位，富丽堂皇的装饰，壮观宏伟的气势，将极大地提升圣彼得教堂的地位。”自出身渔民的彼得以来，教会已经在漫长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大教堂谋杀案：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弗朗西斯·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曾任方济会会长，1471年被选为红衣主教，史称西克斯图斯四世。在此之前，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教皇，如果不是热衷于宗教革新的话，也都始终在名义上维持着他们职位的庄严和神圣。西克斯图斯开启了厚颜无耻、毫不掩饰地大肆谋取私利，大搞强权政治的时代。他曾在博洛尼亚和帕维亚大学讲授神学，传经布道，并声名鹊起；而在任方济会会长期间，又因能力超群、作风严峻而赢得良好的声誉。他的前任保罗二世是威尼斯贵族和商人，世俗气十足，这大概就是作为修道士的他被选为主教的原因。事实上，他的当选更多地归因于野心勃勃、做事毫无原则但富可敌国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贾的巧妙运作，且此人很快就为自己攫取了教皇职权。博尔贾对西克斯图斯的支持本身就说明了后者的品质，而历史也早就认识到这种关系，并将他们与他们中间的英诺森八世一起称为“三个邪恶的天才”。 身着方济会礼服的西克斯图斯实际上强硬专横、冷峻无情。他来自一个贫困而作风严苛的大家族，富有激情。他假公济私，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所有资源为其家族成员攫取财富和领土、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上任伊始，他便任命其二十几岁的两个侄子彼得罗（Pietro）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为红衣主教，令公众大为震惊。而这两个侄子因为举止癫狂、挥霍无度，很快就臭名昭著。在他卸任之前，西克斯图斯将红帽授予另外三个侄子和一个侄孙，将一个侄子任命为主教，并使四个侄子和两个侄女分别与那不勒斯、米兰、乌尔比诺、奥斯尼斯及法尔内塞的执政家族联姻。不能任教职的亲属被委任为诸如罗马行政长官、圣安杰洛城堡以及几个教皇城邦的总督等高职，便于搜刮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他可谓将裙带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红衣主教团[12]里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员，在担任教皇的13年时间里，他任命了至少34个职位，而该主教团之前只确定为24个职位，在他去世时只剩下5个空缺。为了偏袒这个或那个王子或者君主，他有自己的一套选择办法，在选拔领主、公爵或大家族的年轻继承人时从不考虑他们的品行或资质。他将里斯本的大主教职权授予年仅8岁的小孩，而米兰的大主教职权则给了11岁的孩子，两人的父亲都是王子。就这样，他将红衣主教团彻底世俗化，以至于他的继任者也遵循他的做法，好像成了某种规则。在英诺森八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担任教皇的20年时间中，有至少50个职位被授予不足教规所规定年龄的年轻人。 彼得罗·里亚里奥是西克斯图斯最疼爱的侄子，尽管新获万贯家财，但由于举止粗野狂放，不久就到了几近入不敷出的境地；然而新富罗韦雷的加入，又使其财富剧增，这样他就更加肆无忌惮，挥霍无度，致使铺张浪费之习成为教廷特色。红衣主教里亚里奥的穷奢极欲在1480年的一次狂欢宴会上达到顶峰。烤全熊的嘴里衔着一根棍子，牡鹿的皮被按原样修复，鹭和孔雀全身羽毛尚在，客人们放荡狂欢的行为丝毫不逊于古罗马时期。彼时，土耳其人实际已经侵入意大利南部，并占领了奥特朗托，尽管并未持续很久，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战事报告更加令人震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人更势如破竹。在意大利人看来，这是经过上帝允许的，是对教会罪孽的惩罚。 罗韦雷家族将统治阶层中的放荡行为进一步发扬光大，但他们并不是始作俑者；这一现象早在1460年就已经存在，当时庇护二世在写给红衣主教博基亚的一封信中，谴责他在锡耶纳举办的一个晚会，说“到处充斥爱欲的诱惑”，并且“为了让色欲无所节制”，到场妇女的丈夫、父亲及兄弟们一概不予邀请。庇护对宗教法庭的这一“耻辱”予以警告。“这就是王公贵族鄙视我们，普通信徒嘲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