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们内心的冲突 [book_author]卡伦·霍妮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0496 [book_dec]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对人的微观研究的专著,根据纽约诺顿图书有限公司1966年诺顿文库版译出,共14.4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编入《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霍妮作为新佛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佛氏的学说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与批判。佛氏认为,人内心的冲突根源在于人的生物和生理的因素。霍妮则认为冲突发自于困扰人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发自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的发自于人们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与佛氏悲观主义决定论不同,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重点不应总是沿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的人认识并改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内心的冲突》较之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精神分析文献明显地表现出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同时,较之作者早期的论著也更具实践的意义。霍妮以她初期少有的透视力精辟而深刻地洞察了人的各种内心活动,更详细具体地列举了各种特定的矛盾现象,分析了在人的内心冲突中的类型和各种表现形式,研究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种冲突所困扰的人为了摆脱困扰所作的努力如何归于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 [book_img]Z_9941.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作者序 这本书致力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来自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来源于我对病人与自己的分析。然而，这个理论孕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支持下着手准备一系列演讲时，我的这些观点才最终成型。第一个演讲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问题”（1943），主要是关于这个主题下的技术方面。第二个演讲题目是“人格的整合”（1944），其中涵盖了这本书所写的内容。还有一些选题——“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人格整合”“离群心理”和“施虐倾向的含义”，在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上报告过。 我希望这本书对那些致力推动我们的理论与疗法的精神分析学家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他们不仅将本书中的这些观点运用于他们的病人，还能运用于自身。由于我们自己与自身的困境也囊括在内，因而在促进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这条道路上只得披荆斩棘。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墨守成规，那我们那些理论也势必空洞、教条。 然而我相信，只要一本书不是只探讨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就一定有益于那些想要了解自己的人，以及那些为自己成长而不曾放弃努力的人。生活在这个困难重重的人文环境中，大多数人都被这本书中描述的冲突所困扰，他们需要一切我们所能给予的帮助。尽管严重的神经症是由专家来负责解决，但我仍然相信，只要不懈努力，在解决自己的冲突这条道路上，我们也能走得很远。 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病人们，他们与我共同工作，使我得以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是他们的兴趣与共鸣鼓舞了我。不仅是那些学术背景资深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在我们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年轻同事，他们批判性的讨论发人深省、卓有成效。 我还想提到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支持了我工作的发展。艾尔文·约翰逊，他使我有幸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报告我的观点，而那时古典弗洛伊德分析才是唯一得到认可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流派。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克莱拉·迈耶，她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人文系的主任。多年来，一直鼓励我讨论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新发现并对此饶有兴趣。然后是我的出版商，诺顿出版社，他们的宝贵建议给我的书带来诸多改进。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我想向米勒·库恩致谢，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材料，使我能够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卡伦·霍妮 [book_title]引　言 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不管有多迂回曲折，我们最终必须得出——人格紊乱是精神疾病的源头。同样，几乎对于其他所有心理学发现，我们都可以这么说：这其实是一项再发现。各个时代下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沦为精神紊乱受害者的人，绝不是内心平静、头脑清醒的人，而是那些被内心冲突所折磨的人。用现代的话说，每一种神经症，不管症状表现是什么，都是一种人格性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努力必须针对神经症人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也日益聚焦在神经症上，尽管他的遗传学取向使他无法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清楚明确。但有些学者一直致力发展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海姆·赖希和哈罗德·舒兹汉克，他们更清晰明确地界定了这个概念。然而，他们都不赞成有关这种人格结构的确切性质与动力。 我的出发点本来就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对于女性心理的假设使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因素明显影响了我们关于男子气或女子气的观念，对于弗洛伊德亦是如此，正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我对这一主题研究了15年有余。在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与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他在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方面知识渊博，由此我愈加注意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远不只停留在女性心理学上。1932年，我来到美国，这些看法便得到了证实。那时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在态度和神经症的诸多方面，都与欧洲国家的人不同，而只有文化差异能解释这一点。最后，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是神经症产生于文化因素，更具体说就是，神经症产生于人类人际关系的紊乱。 在完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前些年，我走的是另一条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在逻辑上是沿着早期理论假设的，它围绕的问题是神经症的驱动力。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这些驱动力是一种强迫性动力。他认为这些动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本能，目的在于满足，无法忍受挫折。因而他相信，它们并不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类。然而，如果神经症是失调的人际关系的产物，弗洛伊德的这个假设就不可能站得住脚。简单说，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是这样的：强迫性的动力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动力；它们产生于孤立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还反映了在这些感受下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它们之所以具有强迫性这个特征，是因为背后暗藏着焦虑。其中有两种动力——对爱和权力的神经症追求，在减缓焦虑方面最为突出，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详细探讨过。 尽管弗洛伊德所教导的基本原理我仍铭记于心，但那时我却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使我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如果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诸多动机都是文化决定因素，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爱的神经症需要，这种需要产生于焦虑，其目的是与他人在一起时感到安全，那么力比多理论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便会表现为另一番景象，理论上的其他差异也就难免接踵而来。因此，我必须在自己心中弄清楚，对于弗洛伊德，我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由此澄清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在此期间，我继续探索了神经症的驱动力。我把强迫性动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其中10种。那个时候，我还认识到神经症人格结构具有核心意义。我把它当作一种由许多彼此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所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中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个神经症理论具有实际用途。如果精神分析主要不在于将我们现有的困难与我们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在于解读我们既有人格中种种动力的相互作用，那么只需要一点点或甚至不需要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完全可能认识和改变自己。面对精神分析师供不应求的现状，自我分析似乎给我们带来希望，让我们能够满足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由于大部分是在处理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自我分析的方法，所以我把那本书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我并不完全满意自己对于个体倾向的阐释。我对这些倾向本身已有准确的描述，但令我烦恼不已的是，我觉得自己只是简单罗列了它们的独立形态。我可以看到的是，爱的神经症需要强迫性谦卑以及一个形影不离的“同伴”。而我没有看到的是，它们对他人与自我共同呈现出一种基本态度，以及一套特定的生活哲学。这些倾向就是我现在描述为“亲近他人”的核心。我还看到，强迫性追求权力和威望与神经症野心之间具有共同之处，它们大致上构成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涉及我所称的“对抗他人”。但是，虽然赞美需要和完美主义动力都具有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也影响了神经症与他人的关系，但似乎主要影响的是他与自己的关系。同样，剥削需要看起来也不如爱或权力需要那么基本必需，它的表现没有那么全面广泛，好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出自一个更大的整体。 后来，我的疑问得到了证实。之后那几年，我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说过，神经症是通过矛盾神经症倾向的冲撞而出现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说过，神经症倾向不仅彼此加剧，还会制造冲突。然而，冲突一直是个枝节问题。弗洛伊德逐渐意识到了内心冲突的意义，但他把它们视为被压抑和正在压抑的动力之间的较量。我开始注意的冲突是另一种不同的冲突。它们作用于两组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尽管它们起初是关于对于他人的种种矛盾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还包含了对于自我的矛盾态度、矛盾品质和矛盾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观察结果使我对这些冲突的意义另眼相看。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病人对于自身明显的矛盾熟视无睹。当我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似乎失去了兴趣。反复经历这种情况之后我意识到，这种莫名其妙所传达的是对于处理这些矛盾的一种深切反感。最后，他们在突然意识到冲突后惊慌失措，这就告诉我，我正在跟炸药包共事。病人们有很好的理由逃避这些冲突：它们竭尽全力要把他们撕成碎片。 于是，我开始意识到，他们投入了惊人的精力与智力资源，多少令人绝望地尝试“解决”冲突，更确切地说，是努力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创建一种伪和谐状态。我看到了四种主要的解决途径，在本书中会有详细讨论。第一种尝试的解决途径是遮蔽部分冲突，然后将这部分冲突的对立面提升到主导地位。第二种是“远离”他人。神经症离群现在也有新的功能表现。离群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即是，原本对于他人的冲突态度之一；但它也是一种解决途径，因为它使得自我与他人之间保持一段情感距离，从而冲突便无法运作。第三种途径极为不同。它不是远离他人，而是神经症患者自己远离自己。他的整个现实自我对他来说多少有点不真实，于是他建立了一个自我的理想化意象来取代现实自我，从而极大地美化了冲突部分，因此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是某种丰富个性的各个不同方面。这个观念有助于澄清许多神经症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是我们的知识和治疗所鞭长莫及的。它还将两种之前无法整合的神经症倾向放到适当的范围内来考虑。对完美的需要，现在表现为要努力达到这个理想自我标准；追求赞美可以被看作患者需要外部肯定，使他确定自己真的是他那个理想化意象，而且这个意象距离真实越遥远，这些需要按照逻辑也就越贪得无厌。所有解决途径中的理想自我可能都极其重要，因为它对于整个人格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反过来，它又会产生新的内心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补救。第四种解决途径主要就是力图消除这个新冲突，尽管它也有助于除去所有其他冲突。通过我所说的外化作用，这些内部过程似乎是在自我之外来进行。如果理想自我意味着远离现实自我，那外化仍然是一种更激进的分裂方式。它再次制造了新冲突，更确切地说，它放大了原来的冲突——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我之所以把它们称为四种主要解决途径，部分是因为它们似乎有规律地在所有神经症中起作用——尽管程度不同——还有部分是因为它们导致了人格深刻的变化。但它们绝不是唯一因素。其他不太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还包括各种策略，如：武断的正确性，主要功能是消除所有内部疑虑；刻板地自我控制，通过纯粹的意志力量使破裂的个体连在一起；愤世嫉俗，通过诋毁所有价值观，消除有关种种理想的冲突。 同时，未消除的冲突的所有后果也逐渐明晰。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操守不可避免的损伤、繁杂纠葛所导致的极度绝望等。 在领悟到神经症绝望的意义之后，我才注意到受虐倾向。现在我知道，它是一个对做自己感到绝望的人通过替代性生活来补偿的尝试手段。这样的人对于报复性胜利的欲望是无休止的，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在施虐倾向中。于是，我开始明白，破坏性剥削需要其实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绝对只是某个更全面广泛的整体的一种表达方式，由于没有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们称这个整体为受虐倾向。 因此，一种神经症理论便这样逐步发展起来，它的动力中心是“亲近”态度、“对抗”态度与“远离”态度各自间的基本冲突。因为一方面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发挥功能，所以神经症患者不顾一切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一旦他通过制造一种伪平衡来成功解决掉这个问题，新的冲突又源源不断地产生，持续不断地需要进一步补救措施来消除它们。这种维系统一性的努力使得神经症患者更敌对、更无助、更恐惧、更疏远自己和他人，结果导致种种冲突的困境变得更尖锐，变得更不可能真正消除。他最终开始绝望，也许还试图在施虐中找到一种补偿，但施虐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绝望感，并制造了新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发展和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悲惨景象。然而，我为何还要称我的理论是一种建设性理论？首先，它消除了不切实际的乐观，这种乐观让我们以为只需简单得可笑的手段就可以“治愈”神经症。但它并没有涉及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并消除神经症绝望。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建设性，主要是因为尽管它承认神经症纠葛的严重性，但它不但使我们有可能调和这些潜在冲突，还使我们有可能真正消除它们，因而使我们能够致力于人格的真正整合。神经症冲突不能靠理性的决策来解决。神经症患者的那些解决方式不仅是掩目捕雀，还是有害无益的。但这些冲突能够通过改变人格内部的相关条件来消除。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变这些条件，因为它能使一个人不再那么无助、那么恐惧、那么敌意，也不再那么疏远自己与他人。 弗洛伊德对于神经症和神经症治疗方面的悲观之处在于，他极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长。他假设的是，人注定受苦或破坏。人的驱动本能只能被控制，最多是“升华”。我个人认为，人既能够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力，并成为一个体面正直的人，而且，如果他与别人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是紊乱的，还持续紊乱下去，那他的潜力就会退化。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能够改变并不断改变。随着对神经症更深入的了解，我的这种想法也逐渐成熟。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与解决途径 [book_title]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辛酸 首先要说的是：有冲突并不意味着有神经症。总有某个时刻，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信念不可避免会与周围人发生碰撞。正如我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平常事一样，我们自身内部的冲突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动物的行为绝大部分取决于本能。交配、养育后代、觅食、防御危险等多多少少都是有明确规则，并超越个体抉择的。与动物不同，人类有能力做选择，也不得不做决定，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我们或许不得不在各种背道而驰的愿望中做出决定。譬如，我们在想独处的同时也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既想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愿望与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可能想要跟爱人在一起。我们可能一分为二，既渴望与他人一致，又觉得应该表达反对意见。最后，我们还可能陷入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在战时接受危险任务，同时又觉得自己负有家庭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如果这种文化是一条稳定、传统的界限，那我们的选择将是有限的，个体可能面临的冲突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即使如此，我们的生活还是时刻面临着冲突。忠孝也许不能两全；个人期望可能与集体利益冲突。如果这种文化处于快速变迁的阶段，那么就还兼有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做的抉择也是多种多样且困难重重的。他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独行，可以好交际，也可以避世隐居，可以崇尚成功，也可以嗤之以鼻，可以严格教育小孩，也可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成长；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也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一视同仁，可以把性关系视为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完全与爱无关；他可以鼓励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类价值独立于肤色或鼻型的立场，等等。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不得不常常做这些抉择，因而我们也能预料到其实这些冲突非常普遍。但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也没有明确要解决它们。那些身处冲突中的人常常飘忽不定，让自己被各种偶发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妥协；他们不知道自己陷入矛盾之中。我这里指的是正常人，既不是凡人，也不是完人，而只是指那些没有神经症的人。 那么，必然存在某些前提条件使我们意识到矛盾问题，使我们在此基础上做抉择。这些前提有四层。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或进一步说，必须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只是以为自己喜欢这个人？我们是否真的为父母去世而伤心，还是只是走走过场？我们真的想当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我们是否真的想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和独立，还是只是空口言？你会惊讶于自己难以回答如此简单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渴望。 由于冲突总是与信念、信仰或道德价值休戚相关，所以识别冲突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接收来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其力量也不足以制造冲突，或是作为我们决策的指导原则。一旦接收到新的影响，这些观念就很容易因为其他信念而遭摒弃。如果我们只采纳自己环境中的价值观，那么，为了我们利益最大化而本应出现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例如，如果一个儿子从不质疑狭隘父亲的智慧，那么当父亲要求他进入一行不是他自己选的职业时，他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一个已婚男子与另一个女人相爱，其实是有冲突的，但若他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与婚姻含义有关的信念，他就只是会与世沉浮，而不会面积极对冲突然后做出应有的选择。 即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冲突，我们也必须选择或者放弃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中的某一个。但能够明确且有意识地放弃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的感觉与信仰混乱不清，还可能是因为，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还不足以有所放弃。 最后，做抉择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这包括做出错误抉择的风险，以及愿意承受后果而不推脱给他人。其中涉及“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现在很多人拥有更多内部力量和独立性。 尽管不愿承认，我们大多人其实都深陷于令人窒息的冲突之中，我们倾向于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去看待一帆风顺的人。这种羡慕也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也许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抉择需要已经失势，因而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宁静。但表面现象具有迷惑性，更多时候，由于冷漠、顺从或投机，我们嫉妒的那些人并没有能力真正去面对冲突，或真的依据自己的信念消除冲突，因而他们其实只是见风使舵或剜肉补疮。 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虽然令人痛苦，却可以成为一项非常宝贵的资本。我们越去面对冲突，越去寻求自己的解决途径，我们的内心就越自由，越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唯有我们自愿去接受正面冲击时，才可能接近我们的理想，做自己人生的船长。那种源自内心迟钝而来，安宁形似而实非的感受，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势必会使我们变弱，使我们轻易沦为太多影响的牺牲品。 当冲突的中心是生活的基本问题，就更加难以面对和消除。但倘若我们积极主动，原则上就没有理由不应具备这么做的能力。教育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还能帮助我们发展自己的信念。认识到与抉择有关的种种因素的意义，使我们有了为之奋斗的理想，因而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1] 认识和消除冲突固然困难重重，而对于神经症患者，这种困难就更是荆棘塞途。神经症，不得不说，往往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当我说“神经症患者”时，我总是指“一个人达到了神经症的程度”。对他来说，感受和渴望的意识都处于最低点。通常，他唯一有意识和明确体验到的感受，就是恐惧与恼羞成怒的反应。即便如此，这些感受还可能被压抑。若他真的有真正的理想，这些理想也就会被种种强迫性标准所渗透，以至于被剥夺了指引方向的力量。在这些强迫性倾向的影响下，放弃的能力也表示无能为力，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更是全然尽失。[2] 神经症冲突可能围绕的是同样困惑正常人的一般性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类型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人会质疑是否能够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不过我相信可以，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差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征是什么？ 用一个比较简明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工程师与别人合作一项机械学研究，他总是被阵阵疲乏和焦躁所折磨。其中一次产生于下面这件事：在讨论某个技术问题时，他的观点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被欣然接纳。不久之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决策就制定好了，后面也没给他机会陈述自己的建议。在这种情形下，他原本可以认为这个程序不公正，并据理力争，或者他本可以毫无怨言地服从大多数。要么他的行为反应是一致的。但他都没有。尽管他深感自己被忽视，但他没有反抗。他只意识到烦躁不安。他内心充满了怒火，却只表现在梦中。这个被压抑的愤怒（由他对其他人的怒火与由于自身懦弱而对自己的怒火所组成）是他疲乏的主要原因。 他之所以没有表现一致取决于诸多因素。他给自我建立了一个伟大意象，而这个意象需要别人的敬重来支撑。那个时候，他无意识的是：他的反应只是基于在他的领域没人和他一样聪明能干。任何蔑视都会损害这个前提并激起愤怒。进一步说，他具有无意识的施虐冲动，想要训斥和羞辱他人——这种态度太令他不快了，因而他通过过度友善来掩盖它。这就加剧了剥削他人的无意识动力，使他迫切地想要继续博得他人的欢心。对于认可与爱的强迫性需要扩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构成一种类似于顺从、姑息和回避纷争的态度。因此，他会有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反应——愤怒反应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爱与认可的需要，而且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在自己眼里表现得正当合理。结果就是，内心的剧变被忽视了，而疲乏作为外部表现使他动弹不得。 看到冲突中所涉及的这些因素，首先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绝对不相容。不可一世地要求别人敬重与低三下四地讨好别人，的确很难想象出比这更极端的对立了。第二，整个冲突都是无意识的。其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并没有被意识到，而是被深深压抑了。这场饱含盛怒的斗争浮到表面时只剩下几个气泡。情感因素被合理化：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一种轻视；我的想法更好。第三，两种方向的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在理智上感觉自己的要求过分，或感觉到依赖的存在与实质，他也不情愿改变这些因素。要改变这些因素需要相当多的精神分析工作。他被强制性动力两面夹击，失去控制：他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种需要，这些需要都是迫切的心理需要。但是，没有哪一种需要是他所真心需要或寻求的。他既不想剥削，也不想顺从，事实上，他鄙视这些倾向。不管怎样，这种情势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没有哪个决策是切实可行的。 另一个例证也是如此。一个自由职业设计师正从一个好朋友那里偷钱。偷窃并没有正当的外部理由，虽然他需要钱，而朋友也乐意给他钱（他以前有时也会给朋友钱）。他的偷窃行为之所以特别令人吃惊，是因为他是个注重友谊的正人君子。 这件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下面这个冲突。他对于爱有明显的神经症需要，尤其是渴望在所有问题上得到关怀。像这样低劣的手段带有剥削他人的无意识动力，他这么做是试图在被他人喜爱的同时又威胁他人。这些倾向本身就已经使他想要接受帮助与支持。但他还发展出一种极端的无意识的傲慢态度，其中涉及与此对应的脆弱自尊。别人应该对为他服务感到荣幸，而开口求助对他来说是种侮辱。他厌恶被迫提出要求，而对于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强烈渴望加剧了这种厌恶，使他无法忍受要承认自己有所需求，或无法忍受把自己置于义务之下。所以他可以取，而不可以受。 这里冲突的内容与第一个例子不同，但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并且任何其他神经症冲突的例子都表现出冲突动力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和强迫性本质，这些冲突动力总是使他们不可能在矛盾问题之间做出选择。 正常冲突与神经症冲突的界限模糊，那么它们的差异基本在于：相对于正常人，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彼此冲突的问题之间的悬殊更大。前者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选择，任何一种模式在相当整合的人格框架中都是切实可行的。用图形来说就是，不同冲突方向只偏离90度或更小，而神经症患者所面对的却可能是180度。 在意识上，二者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正如克尔凯郭尔[3]所说的：“真实生活太多元化了，以至于不能仅靠展示诸如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无意识的绝望这样的抽象对比来描绘。”然而，我们大可以说：正常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神经症冲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往往是无意识的。尽管一个正常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冲突，但只需要相对很小的帮助，他就可以认识到冲突，可是，这些产生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被深深压抑，就只能靠克服巨大阻力才能挖掘出来。 正常冲突是关于两种具有可能性的现实抉择，两种都是他真的觉得合心意的选择，或是关于两种信念的抉择，两种信念都是他真心看重的。因此，他有可能做出切实可行的选择，尽管可能很难，还需要他有所放弃。沉没于冲突中的神经症患者，无法自由选择，他受到两股方向相反、势力相当的强制性动力的驱使，哪个方向都不想去。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不可能做出选择。他举步维艰，找不到出路。只有通过处理相关的神经症倾向，才可能消除这种冲突，只有通过极力改善他与自己、他人的关系，才能完全摆脱这些倾向。 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神经症冲突的辛酸。它们不仅难以识别，不仅使人感到无助，还具有一种令当事人恐惧不已的破坏性动力。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牢记于心，我们才可能弄清患者所竭力尝试的各种解决途径[4]，而这正是神经症的主要构成部分。 * * * [1]对于只是对环境压力迟钝的正常人，像哈里·福斯迪克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会很有帮助。 [2]参见第十章，人格的贫乏。 [3]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4]关于神经症患者摆脱冲突所做的努力，我会通篇使用“解决（solve）”这个词。由于他无意识地否认它们的存在，因而严格地说，他没有尝试“消除（resolve）”它们。他无意识的努力是针对“解决”他的问题。 [book_title]第二章　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往往是超乎想象的。然而，要洞察冲突却非易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但更多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会施展浑身解数去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是什么征兆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潜在冲突的存在？在前一章所举的例子中，有两个因素表明冲突的出现，两个例子都相当明显——第一个例子中是疲乏，第二个例子是偷窃。其实每种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种潜在冲突，也即是说，每种症状多多少少都是某个冲突的直接后果。我们会逐渐看到，未消除的冲突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它们如何产生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怠惰、孤僻等。弄清楚这里的因果关系，有助于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显性紊乱导向源头——尽管这并不会揭露这个源头的确切性质。 表明冲突在起作用的其他征兆则是自相矛盾。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个男人相信决策过程有问题，也相信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却没有表示任何抗议。第二个例子中，一个珍视友谊的人转而要窃取朋友的钱。有时，他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这种矛盾，但更多时候，即便在毫无经验的观察者看来都一目了然，他仍然熟视无睹。 就像体温升高是生理紊乱的明确指标一样，自相矛盾也是存在冲突的指标。举几个常见例子：一个极度渴望结婚的姑娘，却畏惧任何男人的靠近。一位母亲过于关心她的孩子们，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一贯慷慨大方的人，却对自己紧衣缩食。一个向往离群索居的人却从不独处。一个对大多数人宽宏大量的人，却对自己锱铢必较。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能使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性质做出初步的假设。例如，急性抑郁本来只说明一个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但如果一个过于奉献的母亲忘记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母亲更热衷的是做一个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还可能承认，她的理想可能与挫败孩子的无意识冲动发生冲突。 有时，冲突也会浮出水面——也即是，有意识地体验到冲突本身。这似乎与我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主张相矛盾，但其实出现的只是将真实冲突扭曲变形或篡改过后的东西。因此，如果一个人面临着必须做一个重大决定，尽管他有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的技术，但却也派不上用场，那他就可能被一种有意识的冲突所拉扯。现在他完全无法决定是和这个女人还是那个女人结婚，或是否要结婚，是做这份工作还是那份，是继续维持还是解散一项合作关系。于是，他会经受严峻的折磨，从一个极端穿梭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可能忧心忡忡，求助于精神分析师，期望分析师把相关的具体问题弄清楚。而他必然失望不已，因为当前的冲突只能说明内心冲突终而爆发。如果不认识到背后所潜藏的冲突，不踏上这条宛然曲折的漫漫长路，就不可能解决这个令他烦恼痛苦的问题。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冲突可能被外化，在这个人的意识中表现为自身与环境格格不入。或者，他发现毫无根据的恐惧与抑制干扰了他的渴望，于是可能意识到自己内心这股逆流来自更深的源头。 我们对这个人了解越多，就越能辨别出引发症状、自相矛盾与表面冲突的冲突要素——而且，我们必须补充，他的情况也借由大量各式各样的矛盾而更令人费解。所以我们不禁会问：是否有一个基本冲突潜藏于所有这些具体冲突的背后，并从根本上造成了这些冲突？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诸如婚姻来描述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那些毫无干系的争论无止无尽，关于朋友、孩子、财务、进餐时间、用人等，这些是否说明这段关系本身根本不和谐？ 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个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各种宗教与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上帝与魔鬼的力量，善与恶的力量，都是这种观念的某种表达方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是，基本冲突是本能驱力与禁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本能驱力盲目地渴望满足，而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戒律森严。这种环境在早年被内在化，从那时起表现为冷峻的超我。 这里不太适合认真讨论这个观念，那需要概述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争议。我们还是试着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思吧，尽管我们摒弃了弗洛伊德的前提假设。那么，剩下的争议就在于：原始的自我中心动力与我们的禁忌意识的对立，是我们各式各样冲突的基本来源。正如后面会看到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在我的思考方式中类似于对立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居显要地位。我所质疑的是它的基本性质。我认为，尽管它是一种重要冲突，但它却是次要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这种驳斥的依据稍后会愈加明显。这里只提出这个理由：我并不认为，渴望和恐惧中的任何冲突都能让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分裂到这种程度，也不认为它们引发的后果的危害竟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像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处境便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有能力全心全意地追求某些事物，只是恐惧的阻滞作用挫伤了他的这种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源头之所以围绕着神经症患者丧失由衷渴望的能力，是因为他的渴望是分裂开来的，也即是，他的种种渴望是背道而驰的。[1]这样所形成的心理环境，就的确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更严重、更危急。 虽然与弗洛伊德相比，我认为基本冲突的破坏性更强，但我所认为最终消除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具有普遍性，一般不可能消除：所能做的只是更好地妥协或更好地控制。根据我的观点，神经症基本冲突不一定生来就有，如果它产生了，也有消除的可能——只要这个受折磨的人不畏艰难困苦。这个差别不在于乐观或是悲观，而必然来自我们假设上的差异。 弗洛伊德后来对于基本冲突的解释在哲学上相当具有吸引力。先不管他这个思路的各种内涵，归根结底，他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论是人类建设性动力与破坏性动力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本身并不是想把这个理论与冲突联系起来，而是防止两种动力混合在一起。譬如，他发现可以将受虐和施虐动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的融合物。 要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冲突研究中，就需要引进道德价值观。然而，他又觉得这些东西是科学世界的非法入侵者。按照他的信念，他力图发展一种与道德价值观无关的心理学。我相信，这种想要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表现“科学化”的努力是强有力的原因之一，解释了为何弗洛伊德理论与疗法被限定在非常狭窄的渠道内。尤其是，这似乎还导致了他没有领会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尽管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荣格也很重视人类的对立倾向。他对于个体中起作用的种种矛盾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他把它作为一个普遍规律：任何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元素的存在。如，一种外在的女性气质暗示着一种内在的男子气概；一种表面的外倾性，与一种隐藏的内倾性；表面看起来是思维和推理占优势，而内心是情绪感觉占优势，等等。从这点上看，荣格看似是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然而，他接下来说，这些对立所具有的不是冲突性，而是互补性——目标是要接受双方面，从而趋近完整。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一个被困于单面发展之中的人。荣格用互补律来阐释这些观点。现在，我也意识到了对立倾向包含互补的成分，完整的人格离不开任何一方。但我觉得，这些对立倾向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了，它们之所以如此顽强，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尝试解决的努力。例如，如果我们把倾向于内省、回避以及关心自己的感受、想法或幻想胜过他人视为一种真实的倾向，也即是说，这些倾向在本质上是由体验所建立和加剧的，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过程会显现他所隐藏的“外倾”倾向，会指明单面发展的危害，会鼓励他接受和实践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把内倾性（或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离群）视为一种手段，用来逃避那些因为与他人近距离接触而产生的冲突，那么治疗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更外向，而是分析潜在的冲突。只有消除了这些潜在冲突，才可能接近全心全意这个目标。 现在继续推演我的观点，我还在神经症患者指向他人的基本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冲突。在讨论细节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下这种矛盾在《化身博士》小说中的戏剧性。我们看到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等，而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当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的分裂严格按着这个故事的线路走，而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矛盾态度的生动描写。 想从遗传学角度着手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追溯到我所说的基本焦虑[2]上，这里所指的是孩子在潜在的敌对世界中的孤立感和无助感。环境中各式各样的敌对因素都会使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冷漠、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个体需求、蔑视态度、称赞过盛或缺失、缺乏真实可靠的温情、必须在父母争吵中选择立场、责任过多或过少、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平、歧视、不信守诺言、敌对气氛等。 关于这一点，我唯一特别关注的因素是孩子对于环境中潜在虚伪的感觉：他觉得父母的爱、基督教慈善事业、诚实、慷慨、宽容等可能只是假装的。在这点上，孩子所感觉到某些东西确实是虚伪的，但还有一些可能只是他对于种种矛盾行为的反应，而这些矛盾是他在父母行为中所感觉到的。然而，这些感受往往结合了各种限定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显而易见或深藏不露，所以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地识别这些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 在这些干扰条件的烦扰下，这个孩子摸索着生活下去的路，摸索着应对险恶世界的路。尽管，他自身的懦弱与恐惧，无意识地形成了他应对环境中特定势力的策略。通过摸索，他不仅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策略，还发展出持久的人格倾向，这些倾向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它们称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冲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势必不能一味关注个体倾向，而应纵观这个孩子在这些环境中可行和实际的动向。尽管我们暂时看不见细节，但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他应对环境的基本动向。一开始可能杂乱无序，但最后从中形成了三条主线：他可以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远离他人。 在亲近他人时，他接受自己的无助，尽管怀着隔阂与恐惧，他还是试图赢得他人的爱，试图依赖他们。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别人相处时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有不同的阵营，他会选择有至高权威的一方。通过顺从他们，得到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使他不再感觉那么孤立无援。 当他对抗他人时，他接受身边的敌意，并有意无意地决定反抗。他完全不信任别人对他的感觉和意图。他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反抗。他想要更强，想要击败别人，部分出于自我保护，部分出于报复。 当他远离他人时，他既不想有所归属，也不想有所抗争，而是拉开距离。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不了解他。他用自己的性格、玩具、书和梦想等建立了一个个人世界。 对于每一种态度，都有一个涉及基本焦虑的突出因素：第一种态度中是无助，第二种态度中是敌意，第三种态度中是孤立。但事实是，这个孩子不可能真心采取任何一种行动，因为在这些态度赖以发展的环境中，三种态度都一定会出现。我们纵观所见的只是占主导性的动向。 如果我们现在跳到发展成熟的神经症，这就更显而易见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些成年人，在他们身上，我们刚刚说的某一态度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没有停止发挥作用。在一种依赖和服从为主导的类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离群需要。一个敌意占主导的人也有依从性格和离群需要。而一个离群性格的人不会没有敌意，或不会不需要爱。 然而，主导性态度是最能决定现实行为的态度。它反映了应对他人的途径与手段，他在这些途径与手段中感到舒适自在。因此，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通常会使用无意识技术来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只要需要与他人近距离接触，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再者，优势态度并不总是他意识所最能接受的态度。 这并意味着不显眼就没有威力。例如，我们很难说，在明显依赖和顺从的人身上，控制渴望的强烈程度是否就不如爱的需要；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只是更间接而已。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隐匿态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的态度是完全颠倒的。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种反转作用，但它也会在后期生活中出现。萨摩赛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女性的个案史也常常能揭示这种转变。一个女孩原先顽皮叛逆、野心勃勃，当她坠入爱河后，变成了一个百依百顺、仰人鼻息的女人。或者，在惨痛经历的压力下，一个孤僻的人可能变得病态依赖。 应该补充一点，诸如这样的转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常见的疑问，即后期经历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永远被童年处境所引导和控制。从冲突角度看待神经症的发展，能使我们更给出一个更充分恰当的答案。有可能是：如果早期处境是颇为自由的自然发展，那后期经历，尤其是青春期，就能对人格塑造产生影响。然而，如果早期经历的影响很大，使这个孩子的行为模式刻板僵硬，那么新的经历不可能有所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刻板使他无法接受新经历：例如，他可能非常孤僻，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他，或他的依赖性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总是被迫附属他人、被他人剥削。还有部分是因为，他会以自己现有行为模式来解读所有新的经历：例如，一个攻击型的人面对友善，要么视之为愚蠢的表现，要么觉得别人是想剥削他，而新的经历只会强化原来那个行为模式。一旦神经症患者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是后期经历给人格带来了改变。然而，这个改变并不如看起来那么彻底。实际上，真正的情况是，内忧外患的压力使他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导性态度，而选择另一种极端，但如果起先没有冲突，就不会发生这个改变。 从正常人的角度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相互排斥的理由。一个人应该既能迁就他人，也能有所抵抗，也能杜门不出。三者能够彼此互补，有助于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有一个占优势，只能表明这个人朝着一个方向过度发展。 但对于神经症，就有几个原因使得这些态度不可调和。神经症患者不易变通，他被迫服从、反抗和疏远，不管这种行为在具体情形中是否恰当，如果他表现为其他方式就会陷入恐慌。因此，如果三种态度都出现了，不管以何种强度，他势必会落入严重的冲突中。 另一个因素严重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些态度并没有限定于人际关系，而是逐渐弥散到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扩散到整个机体组织一样。它们不仅涉足到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还包括他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与普通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包罗万象的性质，就禁不住会绝对化地思考冲突，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从属与支配等。然而，这种绝对化的看法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根据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来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诸如它们在宗教信仰或权力统治上的差异。这些固然是差异，但一味强调这种差异只会混淆视听，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来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人生哲学。 冲突起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后影响到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类关系极其重要，以至于它们必定会塑造我们的品性、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观等。这些东西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盘根错节。[3] 我认为，由不相容态度所导致的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因而称得上“基本”。补充一句，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比喻重要性，还强调它是神经症扩散的动力中心。这个观点是一种新神经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的含义在后面会愈加明显。广义而言，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完善了我之前的观点，即神经症是人类人际关系紊乱的一种表现。[4] * * * [1]参见弗朗茨·亚历山大，《结构冲突与本能冲突的关系》，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3年4月。 [2]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年。 [3]由于对他人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态度无法分割开来，所以有时候能在精神分析学著作中找到某种观点，认为其中某一个态度是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 [4]这个观点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并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详细阐释过。 [book_title]第三章　亲近他人 要介绍基本冲突，不能靠简单呈现大量相关个案。由于基本冲突的破坏性势力，神经症患者在周围搭建了一套防御机制，不仅用于掩耳盗铃，还用于混淆视听。结果就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而非冲突本身。因此，简单罗列个案史没法全面展示其含义与种种细微差别，这样的陈述未免旁征博引过头，犹如盲人摸象。 而且，前面章节所描绘的轮廓仍然需要充实。为了了解基本冲突的全貌，我们必须从分别研究每个对立要素着手。我们只要观察各种个体类型就能有所收获，在他们身上，非此即彼的要素占主导，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要素代表着更能接受的自我。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些类型[1]分为依从、攻击和孤立型人格。在每个个案中，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人更愿意接受的态度上，而不考虑其中可能隐藏的冲突。对于每一种类型，我们会找出他对他人建立起来或培养出来的基本态度，以及某种需要、品性、敏感、抑制、焦虑的发展，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找出他特有的一套价值观。 这种做法可能存在某种弊端，但同样也有一定的优势。针对这些类型中相对明显的态度、行为反应、信念等，先检查它们的功能和结构，就更容易在那些含混不清的案例中辨识出相似的组合。进一步说，会使我们清楚看到这三种态度本质上的不相容。回到我们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比喻上来：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我们不会一开始就举出一个人，他有一定的民主理想，这种信仰暗中倾向于与法西斯手段相结合。我们更可能是从纳粹党的文字与行为来描述法西斯思想，然后再与民主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做比较。这会使我们对两套信仰之间的差异印象深刻，从而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试图折中两种信念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组，依从类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他人的特质。他对爱和支持有显著需要，尤其是需要一个“同伴”——一个朋友、恋人或配偶，“他们能满足他所有生活期望，而且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的善恶和成功负责”。[2]这些需要与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相同：强迫性、不加区分，而且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焦虑或沮丧。这些需要与有关的“他人”的内在价值毫不相干，也无关于他对他们的真实感受。不管这些需要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幻，它们都围绕着对人类亲密行为的渴望、对“归属”的渴望。因为依从型的需要是不加区分和选择的，所以他倾向于高估自己与周围人的共同志趣，而忽视种种差异。[3]他的这种错误判断不是因为愚昧无知或缺乏观察能力，而是取决于他的强迫性需要。他感觉（就像病人的画中所证明的）像一个婴儿，被陌生人与危险动物所包围。她站在画中央，渺小又无助，围绕她的是一只想要刺伤她的大蜜蜂、一只要咬伤她的狗、一只要扑向她的猫和一头要撞伤她的公牛。而且显而易见，其他生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是具攻击性、越是令人恐惧的那些人，他们的“爱”却是最为必需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被喜欢、被需要、被渴望、被爱；他们需要感到自己被接受、被欢迎、被支持、被赞赏；他们需要别人重视他们，觉得他们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于某些特殊的人；他们还需要得到帮助和指导、受到保护与照顾。 一旦在分析过程中指出病人这些需要的强迫性特征，他往往会声称所有这些渴望都非常“自然”的。当然，在这里，他是有正当理由的。有些人身心都被施虐倾向严重扭曲（后面会讲到）到对爱的渴望全然失效，抛开这类人，我们确实可以毫无风险地断言，每个人都想要感觉被爱、有所归属、得到帮助等。病人的错误在于，他声称自己对于爱和支持的疯狂是真心实意的，然而实际上，对于安全感的渴望已经使真心的部分黯然失色。 满足这种渴望的需要急不可待，以至于他做的一切都是以安全感需要为导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展出塑造他人格的某些品性与态度。其中有些可以称得上讨人喜爱：他开始敏感于别人的需要——在他情感上有能力理解的范围之内。例如，尽管他总是忘记一个离群的人渴望疏远，却会充分意识到另一个人需要同情、帮助和支持等。他不由自主地努力达到他人的期望，或他自以为的他人的期望，以至于经常到了对自己的感受视而不见的地步。他变得“慷慨无私”、自我牺牲、无欲无求——除了他对爱无边无际的渴望。他变得顺从、过度体贴（在他的极限范围内）、过度欣赏、过于感恩、宽宏大量等。自欺欺人的是，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太在意别人，而且还认为他们都是虚伪自私的人。但如果我可以用有意识的话来说无意识的过程——他说服自己，让自己以为他喜欢每一个人，让自己以为他们都是“友好”、可信赖的，这样一种错觉不仅会导致心碎般的失望，还平添他普遍性的不安全感。 这些性质对他来说之所以没那么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他不会扪心自问自己的感受或是判断，而只是盲目地把己所之欲强施于人。还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回报，他就会极度焦躁不安。 这些性质，以及重重迭代后又出现的另一些性质，目的都在于避免敌视、争执和竞争。由此，他倾向于降低身份，使自己屈居于次要地位，将舞台聚光灯留给别人。他会姑息让步、息事宁人，他还起码有意识地不存芥蒂。任何报复或取胜的渴望都压抑至极，以至于他常常对自己如此轻易和解以及从来不计前嫌感到吃惊。最重要的是，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引咎上身。仍然因为他极其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内疚，仍然会反躬自责，而不是指责他人，在面对明显不正当的批评或预料中的攻击时，他还是倾向于反求诸己或于心有愧。 这些态度逐步转变为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任何攻击行为都是禁忌，所以我们在刚毅自信、批评评判、提出要求、发号施令、引人注目、追求抱负目标等方面发现了抑制作用。同样，因为他的生活完全以别人为主导，所以他的抑制总是阻碍他为自己服务或自我享受。这可能使他达到一种状态，即任何不与他人分享的经验，不管是一顿饭、一场演出、音乐还是大自然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无须说，这种在享乐方面的刻板限制不仅会使生活变得平乏无味，还会使他更依赖他人。 且不说他对于上述性质的理想化[4]，这种类型的人还具有某些针对自己的态度特征。其一是他对于自己软弱无助的一般性感受——一种“我多么可怜又微不足道”的感受。一旦让他自己来出谋划策，他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就像脱开了锚的船，或像没能得到仙女帮助的辛德瑞拉。这种无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一个人感觉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反抗或竞争，这确实会促进现实软弱感。此外，他还向自己和别人坦承自己的无助。在梦中，也会戏剧化地强调这点。他总是作为一种求助或防御手段诉之于此：“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不要抛弃我，因为我是那么地软弱无助。” 第二个特征产生于他屈居附属地位的倾向。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人都比他优越，都比他更有魅力、更聪明、更有文化学识、更有价值。这种感觉的现实基础是他缺乏自信与刚毅，这损伤了他的种种才能，即便在他能力毋庸置疑的领域，自卑感仍然会使他无视自己的价值，认为别人比他更胜任。在那些具有攻击性或傲慢自大的人面前，他就更加自惭形秽。然而，即使独处，他不仅倾向于轻视自己的品质、天赋和能力，还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在于他普遍依赖他人。这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通过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估自己。他的自尊随着别人认可与爱而起起落落。因此，任何拒绝对他来说都是现实灾难。如果有人答复他的邀请，他可能在意识上通情达理，但按照他生活的内心世界的逻辑，他自尊的晴雨表就会降到零点。换言之，任何批评、拒绝或背弃都是可怕的危险，而且他可能卑躬屈膝地想要赢回这个威胁者的尊重。他的逆来顺受并非来自某些隐秘的“受虐”驱动力，而只是基于他心理前提的逻辑产物。 这一切便促成了他特殊的价值观。当然，根据他的成熟情况，这个价值观本身的清晰明确程度有高有低。这些价值观在于美德、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等方向；而对自负、野心、冷酷、狂妄、挥霍权力等深恶痛绝——尽管，因为这些属性代表着“力量”，他可能又同时暗中羡慕不已。 因此，这些就是神经症“亲近”他人的要素。显而易见，通过任何一个词语来描述这些东西，诸如顺从或依赖，是多么不充分恰当，因为它们背后隐含着一整套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整个生活方式。 我承诺过不讨论反面因素。但是，除非我们弄清楚，压抑对立倾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主导倾向，否则就无法完全理解所有这些态度和观念是有多冥顽不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简略了解一下反面情况。在分析依从类型时，我们发现各种攻击倾向被严重压抑。与表面上的过分关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发现的是对他人缺乏兴趣、蔑视态度、无意识寄生或剥削他人、操控他人的倾向、不懈需要有所超越或享受报复性胜利。当然，这些受压抑的驱动力在形式和强度方面都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早期与他人不愉快经历的反应。例如，有一份个案史显示，他直到八岁还常常发脾气，之后又变得温顺听话。但许多源头都源源不断地产生敌意，所以攻击性倾向也借由后期经历得以加强。这样说下去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而不能面面俱到，这里只需要说，谦逊和“善良”会遭致践踏和利用。再者，依赖他人会造成异常脆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感觉自己被忽视、被拒绝，以及没有立即得到过度的爱或支持时就会感到被羞辱。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觉、动力和态度被“压抑”，我是采用弗洛伊德对于这个词的观点，意思是个体并非只是没有意识到它们，而是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给他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好处，以至于他严防死守，唯恐向自己或他人泄露任何迹象。因而每种压抑都会使我们面临疑问：压抑心中的某些动力究竟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对于依从类型，我们能找到诸多答案。大部分只得放在后面讨论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时来了解。现在我们能了解的是，对于敌意的感受或表达会危及他喜欢他人和被他人喜欢的需要。此外，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或甚至是自我主张，对他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他自己会谴责这种行为，因而觉得别人也会谴责这些行为。而且他无法冒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实在是太依赖他们的支持了。 压抑所有主张、报复和野心的感受与冲动也有其他的功能。这是神经症患者消除冲突并取而代之以完整统一感的众多努力之一。我们内心对统一的渴望并不是秘密，但产生于对生活机能的现实需要——除非这个人一直受到相反方向的驱使——以及最终会导致我们极度恐惧分裂的那些东西。通过掩埋所有违逆部分而给某个倾向赋予主导地位，是一种组织人格的无意识努力，它是解决神经症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断严格核查所有攻击性冲突的双重利益：否则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会濒临危机，他臆造的统一性也会被戳穿。而且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是迫切地想要驱逐它。他会矫枉过正，绝不表现自己想要谋一己私利，绝不拒绝请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退居幕后等。换言之，依从和姑息倾向得以加强，变得更具有强迫性、更不加区分。[5] 当然，所有这些无意识努力并没有使被压抑的冲动停止运作，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符合这种人格结构的。他会提出要求，“因为他太悲惨不幸了”，或以“爱”为幌子暗中控制。被压抑敌意的积累也可能表现在或多或少的怒气爆发，从偶尔的烦躁易怒到发脾气。这些爆发虽然并不符合亲切与温和，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根据他的诸多前提，他也是无比正确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既过分又自私，有时还不禁觉得自己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以至于他简直忍无可忍。最后，如果被压抑的敌意具有狂怒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各种功能紊乱，诸如头痛或肠胃疾病。 因此，依从类型的大多数特征都有双重动机。例如，当他使自己居于次要地位的时候，就能避免摩擦，从而与他人和谐相处；但这也可能是一种手段，用来消除想要超越他人的所有痕迹。当他让别人利用他时，就是依从和“善良”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厌恶自己剥削他人的欲望。要克服神经症依从，就要修通冲突的两面，并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处理。我们从保守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能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释放”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本质，但这种方法说明作者对于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和具体变式一无所知。只有对于现在所讨论的这种类型，这个方法才具有一定的效度，但即便如此，这个效度也有效。揭露攻击动力的确是一种释放，但如果这种“释放”是为释放而释放，那也很容易损害他的发展。如果最后要整合人格，这个方法就必须放在修通冲突问题之后。 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到爱和性在依从类型中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爱常常是唯一值得追求、值得为此而活的目标。没有爱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空洞无聊的。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6]对强迫性追求的说法就是，爱变成坐地自划的幻影。人、自然、工作或任何兴趣娱乐都索然无味，除非有某段爱的关系赋予其趣味。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这种痴迷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更明显，这就使我们认为它是女性特有的渴望。实际上，这与女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完全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现象，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动力。 如果我们明白了依从类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知道为何爱对他如此重要，以及为何“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由于他矛盾的强迫性倾向，这其实是实现他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它能够保证他既满足被喜欢的需要，又满足（通过爱）控制别人的需要，既满足屈居次要地位的需要，又满足（通过对方一心一意的尊重）超越他人的需要。它能使他基于正当、无辜或甚至值得称颂的基础上实施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冲动，同时又让他能够表达自己所要求的所有可人品质。而且，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障碍和痛苦来自内心的冲突，所以爱似乎能保证他治愈一切问题：只要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希望显然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他的这个逻辑多多少少是一种无意识推理。他认为：“我软弱无助，如果我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立无所依，我的无助就是一种危险、一种威胁。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胜过其他的人，我就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就没有必要自我主张，因为他会明白并且给予我想要的，而无须我要求或解释。事实上，我的软弱就是资本，因为他爱我的无助，因为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如果要为他付出，或甚至是为我自己，就能够发挥我自己振作不起来的主动权，因为这是他想要的。” 他所制定的推理有部分是谨慎思考而来的，部分只是一种感觉，还有部分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同样根据这些推理进行重整，他觉得：“孤独太折磨我了。我不仅无法享受任何不与人分享的乐趣。更有甚者，我感觉茫然若失，焦虑不安。我当然可以在周六晚上独自看电影或读书，但那是种耻辱，因为这是在向我说明没人需要我。所以因为这样，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计划，免得周六晚上（或其他任何时间）孤零零的一个人。但如果我找到一个好恋人，他就会让我免受折磨；我再也不会孤单；现在了无生趣的事情，不管是准备早餐、工作还是看日落，都会是令人高兴的事。” 而且他还认为：“我没有自信。我总是觉得别人都比我有能力、有魅力、有天赋。即使是事情是我完成的也算不上什么，因为我确实无法归功于自己。我可能是蒙混过关，或只是侥幸。我一定无法保证自己还能再次完成。而且如果人们真的了解我，他们一定用不着我。但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像我一样爱我，无比重视我，我就能成为重要人物。”于是，难怪爱具有幻影的一切诱惑力。难怪牢牢抓紧爱胜过由内改变自己的艰苦过程。 如此一来，性关系除了生理功能，还具有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依从类型的人越是倾向于超然独立——即害怕卷入感情，或越是对爱心灰意冷，性就越可能只是爱的替代品。于是，性关系似乎就是人类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而且还会被高估，就像高估爱一样，因为它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 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两种极端，即要么认为病人对爱的强调“只是天性”，要么当作“神经症”而不予考虑，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依从类型的人在这方面的期望来自他人生哲学的逻辑推论。在神经症现象中总是如此——或是否总是如此？我们发现，病人的推理过程，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天衣无缝的，但却是基于错误的前提之上。这些错误前提就是，他误以为需要爱、需要随之而来的一切产物就是真正的爱的能力，而且他完全忽视自己的攻击倾向，甚至是破坏性倾向。换言之，他忽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指望不对冲突本身做任何改变就摆脱未解决冲突所带来的恶果，而这正是每种神经症尝试解决途径的态度特征。这也是为何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势必可以把这种爱形容成一种解决途径。如果依从类型的人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既强大又好心的伴侣，或这个人的神经症刚好与他合得来，他的痛苦可能就会大大减轻，还可能寻得一定的幸福。但是通常情况下，他期望从中寻得人间天堂的这段关系，只是将他推入更深的苦难当中。他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带到这段关系中，从而毁掉这段关系。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缓解现实压力，除非他的冲突得以消除，否则他的发展仍然会受到阻碍。 * * * [1]“类型”这个词用在这里，只是为了简化那些带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我当然不打算在这章或后面两章建立一种新的类型说。类型说肯定是可取的，但必须建立在一种更广阔的基础上。 [2]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1942年。 [3]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关于爱的神经症需要，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关于病态依赖。 [4]参见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5]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6]弗里茨·维特尔斯，《神经症中的无意识幻影》，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8期，第2部分，1939年。 [book_title]第四章　对抗他人 在探讨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他人的倾向时，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在此分析一下攻击倾向占主导的类型。 依从类型的人坚信人都是“友好的”，还一直为反面证据感到迷惑不解；攻击类型的人想当然认为每个人都带着敌意，拒不承认他们并非如此。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人与人的搏斗，落后者遭殃。对于种种例外，他只是勉强认可或保留意见。有时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明显，但更多时候，是掩藏在温文尔雅、公正不阿和善于交际的虚饰之中。这种“掩饰”可能相当于马基雅维利式的让步权术。然而通常混杂着伪装、真诚和神经症需要。他想要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好人，这种渴望可能兼具了一定的仁心善意，只要没有人质疑他的指挥地位。对爱和支持的神经症需要的要素可能服务于种种攻击性目标。依从类型的人不需要这种“掩饰”，因为他的价值观本来就为社会所认可或是符合基督教美德。 攻击型人的需要与依从型人一样具有强迫性，要认识到这点，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这些需要同样产生于他的基本焦虑。必须强调这点，因为这类人从不承认或展现恐惧，这点在后面非常明显。在他身上，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强硬，都是为了变得强硬，或至少表现出强硬。 他的种种需要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人生是一个竞技场，依据达尔文的观点，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生存还是灭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但不管怎样，冷酷无情地追逐个人利益就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因此，他的第一需要就是控制别人。控制手段的形式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是完全运用权力，也可能是间接操纵，通过过度关怀或是使他人承担义务。他可能更喜欢做幕后操纵者，采取智力手段，这就意味着他认为，通过理性推理或深谋远虑，一切都胜券在握。他控制他人的具体形式大部分取决于他的先天禀赋，在一定程度上还融合了各种冲突倾向。例如，如果这个人同时倾向于离群，他就会避免使用直接的操控，因为直接操控使他与他人交往过密。如果对爱有大量隐秘的需要，他也会首选间接方式。如果他想做幕后操纵者，就会表现出受虐倾向，因为这意味着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 同时，他还需要超越他人，需要取得成功、威望或任何形式的认可。这一方面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权力为导向，因为在一个竞争社会中，成功和威望能带来权力。但成功与威望也可能借由外界的肯定、外界的称赞等，以此制造一种有关力量的主观感受和真实的优势。这里和依从类型一样，重心都在于他本人之外；不同之处只在于他想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肯定的类型不同。但其实二者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人们纳闷儿，为何成功无法减轻他们的不安全感，只会表现出他们缺乏心理学知识，但其实他们的疑惑表明了他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将成功与威望视为价值尺度。 一部分情形是，他强烈地想要剥削他人，想要比别人智高一筹，想要利用他人为己所用。他看待任何情境或关系的角度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不管是关于金钱、威望、交往还是观点。他自己有意识或半意识地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所指望的就是比其他人做得更高效。他发展出来的品性与依从型人大相径庭。他变得坚韧不拔，或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认为所有感觉情绪，既包括他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都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是不足轻重的。并不是说他绝不“恋爱”，或绝没有绯闻，或绝不结婚，而是他主要关注的是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这个人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富能使他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觉得没有理由要去体谅他人。“为什么我应该照顾他们？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去。”从一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来讲，有两个人在木筏上，但其中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他一定会说，当然是自保，不自保就是愚蠢、虚伪。他讨厌承认任何恐惧，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控制住恐惧。例如，他可能逼自己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尽管他害怕盗贼；他可能坚持骑在马背上，直到他克服了对马的恐惧；他可能为了克服自己对蛇的恐惧，故意穿过周知有蛇的沼泽地。 尽管依从型人倾向于让步，但攻击型人之所以竭尽所能是为了做一个优秀的斗士。在辩论中他思维敏捷，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不介意展开一场争辩。当他身处绝境，除了搏斗别无他选时，他可能就会使出浑身解数。与依从型人害怕赢得比赛不同的是，他是个输不起的人，无疑只想要赢。依从型人伺机自责，而他伺机责备他人。但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是出于内疚的考虑。当依从型的人伏法认罪时，他绝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被逼让步。攻击型人也同样不认为别人就是错的，他只是假设自己是对的，因为他需要这个主观肯定的基础，就像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点来发起进攻。对他来说，在绝对不必要的情况下承认错误，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就是懦弱的表现，这是难以饶恕的。 与他必须对抗险恶世界的态度相一致的是，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现实主义（诸如此类的）观念。他绝不会“天真”到疏忽他人任何妨碍他目标的表现，包括野心、贪婪、无知或其他任何表现。由于处于竞争文化中，这类特性就比正直、正派更普遍，他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只是务实。当然，其实他和依从型人一样片面。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强调规划和远见，就像任何一个优秀战略家一样，在每种情境下，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评估自己的胜算、对手的势力和可能遇到的陷阱。 因为他总是被迫彰显自己是最强的、最精明的或最受欢迎的，所以他努力开发所必须的效率和智谋。工作中的热忱与智慧可能使他成为一个深受敬重的职员，或使他在自己的事业中有所成就。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给人兢兢业业的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对他来说，工作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热爱他所做的事情，也并不真正享受其中，这与他努力将感觉情绪彻底排除在生活之外是一致的。抑制所有感觉情绪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从成功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举，因为这样能使他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那样，不知疲惫地生产产品，而这些产品会带给他更多的权力与威望，这样一来，感觉情绪可能干扰他。可以想象，感觉情绪可能使他进入一个机会比较少的行业，也可能使他常常在成功路上回避所需的方法技术，还可能怂恿他不去工作，跑去享受自然或艺术，或诱使他陪伴朋友而不应酬那些仅是可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压制感觉情绪会造成情感上的贫乏，这会影响他的工作质量，也自然会减损他的创造力。 攻击类型的人看起来非常肆无忌惮。他可以彰显自己的愿望，他可以发号施令、发怒、为自己辩解等。但其实他的抑制并不比依从型人少。他特定的抑制作用之所以没有即刻引起我们注意，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抑制作用存在于情感领域，围绕着他在友谊、爱、情感、同情和谅解以及不带利害关系的享乐方面的能力。而不带利害关系的享乐，一定会被他视为浪费时间。 他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强大、诚实和务实，如果你从他的角度看的确如此。根据他的前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严格逻辑的，因为对他来说，冷酷无情就是力量，不体贴他人就是诚实，麻木不仁地追求个人目标就是务实。他对于诚实这一方面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明地揭露当下的虚伪。诸如对事业的热忱、慈善心这类东西，他认为纯粹是种伪装，而且他觉得揭露社会意识的种种姿态或基督教美德的真面目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他的那套价值观是围绕着弱肉强食的生活哲学建立起来的。强权即是公理，扫除慈悲与怜悯。人人都是披着人皮的狼。这些价值观跟纳粹分子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没多大区别。 攻击类型的人不接受真正的同情和友谊，也拒绝他们的伪装、依从和让步，这是有主观逻辑在里面的。但要是认为他分辨不出差别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遇到一种真正友善又有力量的态度时，他很容易辨别出来并怀揣敬意。问题是，他觉得在这方面太具鉴别力会违背他的利益。两种态度在他看来都是生存之战中的障碍。 可是，他为何如此暴力地拒绝人类温柔的情感？他为何看到别人充满爱意的行为就感到恶心？别人在他觉得不恰当的时刻表现出同情时，他为何如此鄙夷？他的表现就像一个驱逐自家门口的乞丐的人，因为乞丐让他心痛。他可能真的会凌虐乞丐；他可能非常失常地愤怒拒绝最简单的要求。这些便是他的典型行为反应，而且一旦攻击倾向在分析中渐渐变得不那么刻板时，就很容易观察到这些行为。实际上，他对于他人的“温柔”的感觉是矛盾复杂的。他看不起他们的温柔，这正确无疑，但他也欢迎这种温柔，因为这使他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还能有什么理由使他常常被依从型人所吸引，就像依从型人常常被他吸引一样？他的行为反应之所以如此极端，是因为他需要对抗自己心中所有柔情。“温柔”对这类人来说不仅意味着真情实感、怜悯等，还意味着一切暗示需要和感受的东西，以及依从型人的行为准则。例如，乞丐那个例子，他萌生了真正的同情心，想要遵从请求，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他们。但仍有一股更强烈的需要把这些从他身边推开，结果他不仅拒绝他们，还凌辱他们。 为了融合有分歧的动力，依从类型的人寄希望于爱，而攻击型人则在认可中寻求可能。被认可不仅确保他肯定那个他所要求的自我，还有额外的吸引力，使他被别人喜欢，还使他反过来喜欢别人。因此，由于认可似乎给他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方法，所以成了他用来补救的海市蜃楼。 他斗争的内在逻辑大体等同于依从型中的情况，因而这里只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对于攻击型人，任何同情心，或表现“良好”的义务、或依从态度，都与他建立的整个生活结构格格不入，还会动摇它的基础。再者，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因而会摧毁他小心翼翼培育出来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为了统一性。结果就是，压抑温柔倾向加强了攻击倾向，使攻击倾向更具有强迫性。 现在，如果我们说的两种类型在我们心中都栩栩如生，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一方所渴望的正好是另一方所厌恶的；一方不得不喜欢每个人，而另一方视所有人为潜在的敌人；一方竭尽全力避免纷争，另一方发现搏斗是他的天性；一方依附于恐惧与无助，另一方试图消除它们；一方趋于人文理想，虽然是神经症性的，而另一方走向明争暗斗的人生哲学。但两种行为模式都始终不具有选择性的，而是具有强迫且不容变通的，这都取决于内心的种种需要，他们都无法达成中间立场。 现在我们要继续描述我们逐步讨论过的这些类型。我们开始只是发现基本冲突所涉及的地方，而且目前已经看到，基本冲突作为主导性倾向，作用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两个方面。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描述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两组相反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共同起作用。这不是清清楚楚吗？这样的人，不屈不挠地受到两种方法截然相反的驱使，以至于难以动弹，事实是他会分裂，会瘫痪到完全失去活动能力。正是他消除其中一方的努力，将他推入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或那种类型，这是他尝试解决自己冲突的途径之一。 在这种情况中，像荣格那样，论及单方面畸形发展是完全不充分的，这最多是一种在形式上正确的论述。但是，由于是基于一种动力相关谬见，所以在含义上是错误的。荣格的出发点是片面的，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必须帮助病人接受自己的对立面。我们就会问：这怎么可能呢？病人不可能会接受自己的对立面，他至多只能意识到它而已。如果荣格期望通过这一措施使病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我们要说，这个措施当然是最终整合人格所需要的，但这本质上只意味着让病人学会面对自己当前意欲回避的冲突而已。荣格没有正确评估到的是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质。亲近他人与对抗他人之间并不只是懦弱与强大的区别——或者是荣格说的女性气质与男子气概。我们所有人都具备依从和攻击的潜力。而且，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强迫性的驱使而相当拼命地挣扎，他也能够达成一定的整合。然而，一旦两种行为模式都是神经症性的，则都会损害我们的成长。两个不满意的东西加在一起，并不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也无法制造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 * * [1]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book_title]第五章　远离他人 基本冲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离群索居的需要，“远离”他人的需要。在分析这种主导倾向的类型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神经症离群指的是什么。当然，它不仅仅是指想要偶尔独处。每个认真对待自己与生活的人，有时都会想要独处。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深陷于表面生活，以至于对这种需要知之甚少，但哲学与宗教随时都在强调独处可能有助于实现自我。渴望有意义的独处绝不可能是神经症的；相反，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回避他们的内心深处，而且无法建设性地独处正是神经症的征兆。除非与人交往有无法容忍的压力，并且独处主要是一种逃避交往的手段，独处的渴望才是神经症离群的征兆。 高度离群者的某些特质非常明显且独特，以至于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些特质才是离群类型人格所特有的。最明显的就是普遍地疏远他人。这一点之所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尤其强调这点，但其实他的疏远他人并不比其他神经症患者更严重。例如我们讨论过的那两种类型，很难简单说明哪一种更疏远他人。我们只能说，依从型人掩盖了这个特点，当他发现这一点时会感到震惊，因为他对于亲近的热切需要使他渴望相信自己与他人之间没有隔阂。毕竟，疏远他人仅仅是人际关系紊乱的指标。但所有神经症都有这个情况。疏远的程度取决于紊乱的严重程度，而不是神经症采用的具体形式。 另一个特征常常被视为离群所特有的，那就是疏远自我，也即是感情麻木，不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爱什么、恨什么、渴望什么、希望什么、害怕什么、厌恶什么、相信什么等。这种自我疏远也很常见于所有神经症。每个达到了神经症程度的人都像一架遥控飞机，所以必然会脱离自我。离群者就很像海地传说中的僵尸，虽然是死人，但通过巫术死而复生：他们可以像活人一样工作和活动，但他们没有生命。而其他人，还可以拥有相对丰富的感情生活。由于存在这些差别，我们也就不能把自我疏远视为离群所特有的。所有离群者的共同点在于某些极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带着一种主观兴趣来看待自己，就好像看待一件艺术品。也许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他们以“旁观者”态度对待自己，通常也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因此，他们可能常常是自己心理过程的杰出观察者。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经常对梦的象征展现出惊人的理解力。 关键就在于他们内心需要在情感上与他人有一段距离。更准确地说，他们有意无意都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要在情感上与他人扯上关系，不管是爱、对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法圈，没人能够进入。而且这也是为何他们从表面上好像与他人“相处融洽”。这种需要的强迫性特征表现在他们对于外界干扰的焦虑反应。 他们习得的所有需要与特质，都是针对不卷入关系这一主要需要。其中最引入注意的就是自力更生的需要，最积极正面的表现就是足智多谋。攻击型人也倾向于足智多谋，但精神不同，对他来说，这是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艰苦奋斗的先决条件，是在斗争中打败他人的先决条件。而对于离群型人，他的精神和鲁滨孙·克鲁索一样：为了生存，他必须足智多谋。这是他能补偿自己这种孤立状态的唯一办法。 还有一种维持自力更生的方法更靠不住，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在这个方向上的各种动向，就要记住他的潜在原则，即绝不过于依附任何人或事物以至于他们成为必需。依附他人会损害超然态度，最好别太看重。例如：一个离群者可能能够感到真正的快乐，但如果快乐要以某种方式依赖于他人，他就情愿选择放弃。他喜欢偶尔在晚上与一些朋友聚会，但不喜欢普遍性的社交与社会活动。同样，他回避竞争、威望和成功。他倾向于约束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使它们维持在某个范围内，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或精力来供养。他可能痛恨生病，视之为耻辱，因为生病就迫使他依赖别人。关于任何问题，他可能都执意要取得第一手信息：例如对于国外，诸如俄罗斯，他想要亲自去见识，而不是采纳别人的见闻。这种态度有利于卓越的心理独立性，只要没有到荒谬的地步，例如在陌生城市拒绝问路。 另一个显著需要就是他需要私人空间。他就像一个旅馆的宾客，很少把门上的“请勿打扰”牌子取下来。甚至于书籍也被当作干扰者，被当作外来者。提出任何有关他个人生活的问题，都可能会令他震惊，他倾向于给自己戴上神秘的面纱。有一个病人曾经告诉我，他到了40岁，还是和母亲告诉他上帝能透过百叶窗看到他在咬指甲时一样讨厌上帝无所不知这个观点。这个病人哪怕对于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也守口如瓶。对于离群者，如果别人视他为“理所当然”，可能会使他恼怒不已——这让他觉得自己遭到践踏。通常，他选择独自工作、睡觉、吃饭。与依从型人截然相反，他不喜欢分享任何体验——对方可能会打扰他。即便是和他人一起听音乐、散步或交谈，他也只有在之后回想起来才感到真正的愉悦。 自力更生和私人空间都有益于他最突出的需要，即完全独立。他个人觉得自己的独立性具有正面价值。这种独立无疑具有类似的价值。因为不管缺乏什么，他都绝对不是听人使唤的机器人。对于互助的盲目拒绝，连同对于竞争的超然态度，的确赋予了他某种完整性。错误就在于他把独立视为最终目的，而忽略了独立的价值最终在于他用独立来做什么。他的独立，和所有涉及独立的离群现象一样，具有一种消极的取向，目的在于不被影响、强迫、束缚、约束。 和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独立需要也是强迫性且不加区分的。表现为对任何类似于强迫、影响、约束等事物都十分敏感。敏感度是离群程度的优良标尺，被视之为束缚的对象因人而异。他可能很容易感受到物理性压力，诸如衣领、领带、腰带、鞋子之类的东西。任何视野障碍都会引起被围困感，如要是待在隧道或矿井，就可能产生焦虑。这方面的敏感并不能完全解释幽闭恐惧症，但至少是其背景。他可能会逃避长期的约束：很难签订合同、签一年以上的租约、结婚等。当然，对于离群者来说，婚姻无论如何都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他需要保护或相信对方完全适合他都能降低这个风险。他们很容易出现婚前恐惧。无情流逝的时间通常被视为强制：上班迟到5分钟的习惯可能是为了维持自由的幻觉。时间表构成一种威胁：离群型病人会喜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不看时间表，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间抵达车站，情愿在那里等下一趟火车。别人预期他做某些事，或以某种方式行事，会让他不自在而且逆反，不管这些预期是否真的表现出来了，或只是假想性地存在。例如，他可能平常喜欢馈赠礼物，但会忘记生日或圣诞节礼物，因为这些是别人期望他做的。对他来说，遵从公认的行为规范或传统价值观是令人厌恶的。为了避免摩擦，他会表面上遵从，但在心里坚决不接受所有传统教条和准则。最后，他人的建议也被视为控制支配，即便与他的愿望一致，他也要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抵抗可能也与有意识或无意识挫伤他人的渴望有关。 尽管和其他神经症的患者一样，他也需要优越感，但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与离群有内在联系。“象牙塔”与“光荣独立”就证明了即使按通俗说法，离群与优越之间也难脱干系。也许，如果一个人既没有一定的实力和智谋，也没有感受到独一无二的重要性，那他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临床经验也证实了这点。当离群者的优越感一时被打碎，不管是由于实实在在的失败，还是内心冲突的增长，他都将无法保持孤独，还可能疯狂地寻求爱和保护。他的生活历程中常常出现这种动摇。在青少年时期或二十几岁时，虽然可能有过几段相当冷淡的友谊，但已经相对舒适自在地过着颇为孤立的生活。当他卓有成就时，还会编织未来幻想。但之后，这些梦想在现实中触礁。尽管在中学他力争第一，但到了大学，他面临严峻的竞争，因而逃避竞争。他第一次尝试恋爱关系失败了。或他意识到，他的梦想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实现。于是，他开始无法忍受超然独立，沉浸在一种对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强迫性动力之中，例如性关系，例如婚姻。只要他被爱着，他就愿意屈服于任何侮辱。当这样的人来寻求精神分析治疗，尽管他的离群问题仍然明显，却无法得以解决。他原本想要的，只是帮助他找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爱。只有当他感到更强大的时候，才会如释重负般发现，自己更宁愿“单身并且喜欢单身”。于是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仅仅只是回到了之前的离群状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于他生平第一次足够坚定地承认——甚至包括对他自己——离群就是他想要的。这一刻正是解决他离群问题的适当时机。 对于离群者，优越感的需要具有某种特定的特征。他厌恶竞争，不想通过现实的不懈努力而有所超越。他宁愿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无须他做任何举动，别人就应该感受到他内在潜藏的伟大。例如，在他的梦中，他可能描述有宝库深藏于偏远小镇，而鉴赏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观摩。跟所有优越幻想一样，这个梦也含有现实成分。隐藏的珍宝象征着他的智力与情感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他守护于魔法圈之中的。 另一种表现优越感的地方在于他觉得自己独一无二，这是他想要与众不同的直接结果。他可能把自己比作孤立于山顶上的一棵树，而下方丛林中的那些树却相互阻碍彼此的生长。依从型人在看着自己同伴时会默默地问“他会喜欢我吗？”。攻击型人想知道“他是个多强劲的对手？”或“他能为我所用吗？”，而离群者首先关心的是“他会干扰我吗？他会想要影响我或让我独处吗？”培尔·金特遇到铸纽扣人时的情形就是一个完美象征，代表了离群者对于自己跟别人待在一起的恐惧。在地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还行，但要被投进一个大熔炉，要被铸造成别人或适应别人，就是个可怕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相当于一块稀有的东方地毯，图案和颜色组合独一无二，永远如此。他自恃能操控环境的影响水平，还决定一直保持下去。对于他的一成不变，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刻板提升至神圣原则的尊严。他愿意甚至热情地详细阐释他的行为模式，使这种模式更纯洁、更透明，他坚信没有掺杂任何外物。尽管太简单而且不充分，还是可以借用培尔·金特的格言：“为你自己就够了。” 离群者的情感生活并没有像其他类型那样严格遵循一个模式。个体变化之所以更大，主要是因为另两种类型的主导倾向是针对积极目标，例如一种是喜欢、亲密、爱，一种是生存、控制、成功，而离群者的目标是消极的：他不想卷入、不需要谁、不允许谁打扰或影响他。因此，他的情感状态多半取决于这个消极框架中发展而来或许可的愿望，这方面能够阐明的离群倾向是有限的。 他有一种普遍倾向，就是压抑所有感觉情绪，甚至是否认这些感受的存在。我想在这里引用诗人安娜·玛丽亚·阿米的一段未发表过的小说，因为这段内容不仅简洁表述了这种倾向，还表述了离群者的其他典型态度。主人公回忆自己的青春期时说道：“我能看见一个坚固的生理纽带（例如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和一个坚固的精神纽带（例如我跟心中英雄之间的关系），但我不知道这跟感觉情绪有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感觉情绪——人们在这方面谎话连篇，就像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那样。B小姐为之震惊，她说：‘但你怎么解释牺牲呢？’顿时，我对她话中的真实性大吃一惊。之后，我断定牺牲只是另外一种谎言，而且如果不是谎言，那要么是一种生理行为，要么是一种精神行为。我那时梦想独居，梦想绝不结婚，梦想无须多言、无须求助就能变强，就能平静和睦。我想为自己努力，想越来越自由，想放弃梦想以便脚踏实地。我觉得道德毫无意义，只要你绝对真实，善恶并没有分别。最大的罪恶是寻求同情或期望帮助。对我来说，灵魂是必须要守护的神殿，而在神殿里面，经常进行着古怪的仪式，只有祭司和护卫才知道。” 排斥感主要关于对他人的爱恨情仇方面。这是需要与他人保持情感距离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经历强烈的爱恨，一定会使他亲近他人，不然就是与他人发生冲突。沙利文所说的距离机制就很适合用在这里。他不一定将感觉情绪压制在人际关系之外，然后开始活跃于书籍、动物、自然、艺术、食物等领域。但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一个人有着深厚激昂的情感，如果没有全面压制所有情绪感受，是不可能只压制一部分感受的，而且还是最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只是推断，但下面这些肯定是正确的。离群型的艺术家，在他们创作期间不仅感觉强烈，还能表达出来，他们常常经历一些阶段，通常在青春期，要么完全感情麻木，要么坚决否认所有感觉情绪，就像前面引用的那段。创作期似乎出现在他们拼命尝试亲密关系之后刻意或自发地让自己适应离群生活的时候——也即是，他们有意无意决定与他人保持距离的时候，或甘于一种孤立生活。这样，在安全距离下，他们可以释放和表达许多与人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敌意，这使我们能够认为，早期否认所有情绪情感对于成功离群是必备的。 情绪感受之所以要压制在人际关系之外，另一个原因已经在讨论自力更生时提到过。任何可能使离群者依赖他人的渴望、兴趣或享乐都可能被视为心理叛变，并可能由此被约束。似乎对于每一种情境，在允许充分发挥情绪感受之前，必须从是否可能失去自由的立场来仔细审查。任何依赖的威胁都会使他回避情感。但一旦他发现这种情境非常安全，就能充分享受。梭罗的《瓦尔登湖》就能很好地证明在这些情况中可能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对于过于依赖愉悦或自由遭侵害的潜在恐惧，有时会间接使他濒临禁欲。但这是一种具有禁欲性质的禁欲主义，而不是以自我否认或自我折磨为导向的。我们可能倒不如称之为自律，这种自律是基于一定假设的，并不缺乏理智。 通达自发情感体验的心理平衡状态很重要。例如，创造力可能是一种救赎。如果创造力的表达受到了抑制，再通过精神分析或其他经历释放出来，离群者的成效就可能非常好，看起来就像奇迹般治愈了一样。我们必须谨慎评估这种治愈。首先，对治愈一概而论是错误的：离群者认为的救赎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具有这种意义。[1]即使对于离群者，从神经症基础的巨变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治愈”。这只是使他更满意且更不受干扰的生活。 越是约束情感，越倾向于强调智慧。于是，他寄希望于纯粹的理性力量能解决一切，好像仅靠有关个人问题的知识就足以治愈这些问题。或者，好像只靠理性就能治愈所有世界难题！ 根据我们所讨论的离群者人际关系，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亲近持久的关系都势必危及他的离群，因此势必是灾难性的，除非对方也同样离群因而自愿需要保持距离，或出于其他原因能够且愿意适应他这些需要。深爱培尔·金特并耐心等他归来的索尔维格就是理想的伴侣。索尔维格对他无欲无求，她的期望可能就像他感情失控一样令他心慌意乱。通常，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付出有多小，他觉得自己赐予了对方自己未曾表达过的爱意，这份爱意在他心中千金不换。只要能够充分保证情感距离，他可能就能保持相当持久的忠诚。他可能拥有昙花一现的激情，在这种关系中进进出出。这些关系脆弱易碎，各种因素都可能催促他回避。 对他来说，性关系可能尤为意味着通往他人的桥梁。如果短暂且不干扰他生活，他还是能享受性关系的。性关系可以说是被限制在专属的隔间里。另一方面，他可能已经把冷漠培养到了非请莫入的程度。于是，完全虚构的关系可能取代了真实关系。 精神分析过程体现了所有我们讨论过的这些特征。当然，离群者讨厌分析，因为分析确实最可能侵扰他私人生活。但他也有观察自己的兴趣，可能着迷于拓展视野，而精神分析展示了他复杂的内心过程。他可能对梦境的伪造性质感到好奇，或对自己无意联想的倾向产生兴趣。他查证假设的乐趣，类似于科学家。他感激分析师的关注，感激分析师指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痛恨在他没有预见到的地方被敦促或“逼迫”。他会常常在分析中提醒建议的危险性，尽管这种危险对他还不如对其他类型的人严重，因为他全副武装来对抗“影响”。他之所以考验分析师的建议，绝非以理性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一如他惯常作风，他倾向于盲目婉拒所有不符合他自我与生活的观点，他觉得分析师期望他有所改变特别可恨。当然，他的确想摆脱一切困扰他的东西，但必须不涉及人格上的改变。他几乎是一边乐此不疲地观察自己，一边无意识地决定维持自己。他对于所有影响的反抗只是对他态度的众多解释之一，但并不是最好的解释，稍后我们会了解到其他解释。自然而然，他与分析师之间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很长时间，分析师都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在梦中，分析情境可能表现为两个记者的越洋电话。乍看之下，这种梦好像是在表达他对于分析师和分析过程的距离感——只是准确呈现出一种在有意识中存在的态度。但由于梦是寻求解决途径，而不只是描述已有感受，所以这个梦更深层的意义是渴望避开与分析师的关系以及整个分析过程，而不是让分析师以某种方式联系他。 最后一个特征可以在分析内外都能观察到，即离群者在防御时的旺盛精力。每种神经症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下的反抗似乎更不屈不挠，几乎是一场生死较量，必须调动所有可用资源。早在攻击离群者之前，这场战役就已经以静悄悄的颠覆性方式开始了。将分析师置之度外就是其中一个阶段。如果分析师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以及病人心中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会遭到多多少少苦口婆心、彬彬有礼的否认。在最好的情况下，病人会表达一些他对于分析师的理性看法。如果要表现出自发的情绪反应，他就不会继续深入下去了。再者，在分析任何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地方时，常常出现根深蒂固的阻抗。病人对于与他人的关系相当含糊其词，以至于分析师常常很难弄清楚这些关系。而这种勉为其难是能够理解的，他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谈论这个问题无疑是令他心烦意乱的。反复尝试这个话题可能会挑起他的疑心。分析师是想让病人合群吗？（对于他来说，这令人不齿。）如果之后分析师真的向他展示一些离群的具体缺点，他就会感到害怕，并且焦躁易怒。他可能想就此退出。他的行为反应在分析之外只会更野蛮。如果威胁到超然离群与自由独立，这些通常安静、理性的人可能变得冷若冰霜或恶毒残暴。一想到参加什么活动或专业小组，而这些活动或小组还不是只交会费而已，还要求他真正参与进来，他就可能会惊慌失措。就算他们参与了，也会使出浑身解数脱身。他们可能比生命遭到攻击的人还擅于解困。就像一个病人说的那样，要在爱与独立之间做抉择，他们会毫无犹豫地选择独立。这就谈到另一个问题。他们不仅决心采取任何可行的方式保卫他们的离群，还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有意识地摒弃或无意识地自动抑制任何可能干扰独立性的渴望，他会一视同仁地放弃外部利益和内在价值观。 任何大力防卫的东西必然具备压倒性的主观价值。我们只有意识到这点，才有希望明白离群的功能，并最终给治疗提供帮助。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他人的每种基本态度都有正面价值。亲近他人的人试图在为自己创建与世界的友好关系；对抗他人的人武装自己，使自己在竞争社会中生存下去；远离他人的人希望保持某种完整性，维持一定的宁静。事实上，这三种态度都是可取的，而且还是我们人类发展所必备的。只有出现并运作于神经症框架内，它们才变得强迫、刻板、不加区分并且彼此排斥。这使它们的价值逊色不少，但并不足以摧毁它们的价值。 离群所带来的收获的确很可观。很突出的是，在所有东方哲学中，离群被当作高度精神发展的基础来追求。当然，我们无法拿这种愿望与神经症离群愿望相提并论。前者是被当作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而自行选择的，采纳它的人只要愿意，本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另一方面，神经症离群无关选择，而关于内心强制力，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不过，一些相同的好处也可能来源于此，至于好处能达到什么程度，则主要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性。尽管神经症具有破坏动力，但离群者仍可能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在人际关系普遍友善诚实的社会中，这一点几乎不是个因素。但在一个充满虚伪、欺骗、嫉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中，一个不太强大的人的完整性很容易受损，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完整性。而且，由于神经症总是剥夺一个人内心的平静，离群可能就提供了通往宁静的林荫大道，其程度根据他愿意付出的牺牲而有所不同。再者，只要在他的魔法圈内，感情生活还没有完全死去，离群就使他能够产生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想法和感受。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他深思熟虑后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相对缺乏转移注意力的事物，都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只要他还有一点点这种能力。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离群是创作的前提条件，而是说，在神经症压力下，离群能够给创造力的表达提供最佳时机。 尽管这些收获可能是实质性的，但它们似乎并不是如此拼命维护离群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收获被最小化，或被随之而来的紊乱严重遮蔽，防御也会同样拼命。这方面的观察会使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离群者陷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他可能很容易崩溃瓦解，或用更通俗的说法，他可能精神崩溃。我在这里故意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覆盖了范围广泛的紊乱，例如功能性障碍、酗酒、自杀未遂、抑郁、丧失工作能力、精神病发作等。病人倾向于把紊乱与某些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烦心事联系在一起，有时精神病医生也会这样。警官的不正当歧视；丈夫的拈花惹草、谎话连篇；妻子的神经症表现；一段同性恋情节；大学里不受欢迎；之前生活受庇护而现在需要谋生计，诸如此类，都可以拿来归咎。诚然，这些问题的确有关系。治疗师应该引以为重，并努力弄明白一个具体的困境引发了病人什么特别的问题。但这么做并不够，因为问题仍然存在，为何病人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为何他的整个心理平衡被一个困境搞得岌岌可危，而这个困境并不比普通的挫折严重。换言之，即使分析师知道了病人对于特定困境如何反应，还需要弄明白为何刺激与反应之间如此不相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涉及离群的神经症倾向，就像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只要运转起来就会给个体带来安全感，反之，如果它们停止运作，就会引起焦虑。只要离群者能保持距离，他就相对感觉安全。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魔法圈被侵入，他的安全感就会遭受到威胁。这种考虑使我们更能明白，为何离群者无法再保卫与他人的情感距离时会惊慌失措。而且我们应该补充的是，他之所以如此惊慌，是因为他没有应对生活的技术手段。他只能保持孤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逃避生活。在这里，离群的消极性质再次为其表现赋予了特殊的色彩，使其有别于其他神经症倾向。更具体地说，离群者在困境中既不能妥协，也不能反抗，既不能合作，也不能发号施令，既不能爱，也不能冷酷。他手无寸铁，就像一个动物只有一个办法应对危险——即逃避和躲藏。这种表现和类似情形出现在联想或梦中：他像锡兰的侏儒，只要躲在森林里就所向披靡，而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打败。他就像一座只有一面防护城墙的中世纪城镇，如果那面城墙被攻陷，城镇就没有办法抵御敌人。这种状态完全证明了他对生活感到普遍焦虑的正当性。这有助于我们明白，为了他必须顽强坚持的东西，为了他在所不惜也要保护的东西，他的远离其实是一种全面的保护手段。实际上，所有神经症倾向都有防御举动，但其他神经症倾向还尝试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如果离群是主导倾向，就使得一个人无法真正应对生活，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防御特征变得最为突出。 但是，离群者在防御反应上的奋不顾身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威胁离群，“用力冲撞城墙”，往往不仅仅意味着暂时的惊慌。可能出现的结果类似于精神病发作中的人格分裂。如果在精神分析中，离群开始瓦解，病人不仅会扩散性地忧虑不安，还有直接和间接的恐惧表现。例如，可能害怕陷入无形的人流中，主要是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特性，还害怕无助地遭致攻击性人的强迫和剥削——这是他完全不能自卫的结果。但仍然有第三种恐惧，即害怕精神错乱，这种恐惧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病人想要积极防御这种可能。在这里，精神错乱并不是指发狂，也不是想要不负责的反应。而是直接表达被分裂的恐惧，常常表现在梦和联想中。这就表明，放弃他的离群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他无法拯救自己，只会被劈开，病人所描述的画面就是自己像被雷劈的树。其他观察资料也证实了这个假设。高度离群的人几乎无法克服自己对于内心冲突的反感。之后他们会告诉分析师，当分析师谈到冲突时，他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分析师向他们展示了他们心中的冲突，他们会微妙地并带着精湛的无意识技巧回避这个话题。相反，在他们打算承认冲突之前，如果他们有一瞬间意识到了冲突，就会惊慌失措。当他们之后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认识到了冲突，则会更离群。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乍看之下令人困惑的结论：离群是基本冲突的固有部分，但也是对抗基本冲突的保护手段。然而，如果我们更为具体的话，这个困惑便迎刃而解。它是对抗基本冲突中的两个活跃部分的保护手段。这里我们必须重申，一种占优势的基本态度并不会妨碍其他矛盾态度的存在和运作。相比于我们讨论过的另外两种类型，我们在离群人格身上能更清楚地看到动力的这种表现。首先，相互矛盾的追求往往会表现在生活历程中。在这类人明确接受自己离群之前，往往会经历依从与依赖的阶段，也会经历攻击与冷酷叛逆的时期。与另外两种人清楚明确的价值观相比，离群者的价值观最矛盾。他除了始终会高估自己视之为自由和独立的东西，还可能有时在分析中高度赞赏人的善良、同情、慷慨、谦虚和牺牲，有时又摇身一变，转向完全冷酷自私的达尔文哲学。他自己可能对这些矛盾困惑不已，但通过合理化，他会努力否认它们的冲突性。如果分析师没有清楚认识到这种人格结构，就会很容易被弄糊涂。他可能并没有远离其中一条路，就试图顺着另一条路走，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进自己的离群中，从而关掉所有大门，就像关闭防水的船窗壁。 离群者特有的“阻抗”下面潜藏着完美单一的逻辑。他不想与分析师有关系，或察觉自己是人类。他全然不想真的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他不想面对自己的冲突。而且，如果我们明白了他的前提，就能看到，他甚至没有兴趣分析任何因素。他的前提是有意识地确信：只要他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就不需要操心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唯有远离他人，关系的紊乱才不会使他心烦；即使是分析师所说的那些冲突，也能够且应该让它们暂停，因为它们只会使他心烦；没必要把事情理清楚，反正他会毫不动摇地保持离群状态。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无意识推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所忽略的，以及他长时间所拒绝认识到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和发展。 那么，神经症离群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避开主要冲突。这是对抗冲突最激进有效的防御方式。这是创造伪和谐的众多神经症途径之一，即试图通过逃避来解决问题。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强迫追求亲近，以及强迫追求攻击性的控制、剥削与优越性，就算不会使他们动弹不得，也会一直烦扰他们。最后，只要矛盾的价值观持续存在，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心和平或自由。 * * * [1]参见丹尼尔·施耐德在医学会上演讲的《神经症模式的运转：其创造力和性能力的扭曲》，1943年5月26日。 [book_title]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通过讨论神经症对他人的基本态度，我们知道了他用以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或更确切说，是应付冲突的方式。其中一个在于压抑人格的某些方面，将其对立面置前；另一个是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使得冲突无从发生作用。这两个过程都能使个体感觉到统一性，使他能够有所活动，即使他牺牲巨大。[1] 这里所要描述的是神经症患者的进一步尝试，即创建一个意象，使自己相信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或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或应该是这样子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个意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尽管它对他生活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具有讨他欢心的性质，就像《纽约客》中的漫画所证明的那样，很多中年妇女在镜子中看见自己是一个苗条的少女。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取决于人格结构，也随人格结构而有所不同：可能突出的是美好，或权力、智力、天赋、圣洁、诚实或随心所欲。准确地说，从这个词的本意来看，这个意象是不切实际的，它使人妄自尊大，尽管自大与傲慢是同义词，但自大意味着妄称自己具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质，或具有自己所没有的能力。而且这个意象越是不现实，就越使人脆弱，使人渴望外界的肯定和认可。我们并不需要证实自己的品性，但一旦有人质疑这种虚假的声明，我们就会极为敏感易怒。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理想化意象在精神病的自夸妄想中最为露骨；但在神经症中，这种意象的性质在原则上如出一辙。虽然幻想的成分更少，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同样真实。如果我们把脱离现实的程度视为区分精神病和神经症的标志，我们可能会认为理想化意象是神经症中精神错乱的表现。 理想化意象在本质上是种无意识现象。尽管他的自我膨胀可能即使是在没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也是最为明显，但神经症患者依旧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将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这些品性汇集在一起有多古怪。他可能隐约觉得自己的自我要求高，但他错把这种完美主义的苛求当作真正的理想，所以绝不会质疑这些要求的正当性，还引以为傲。 他创造的意象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兴趣点。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使自己相信他就是他的理想化意象，他就会相信自己真的是天才、是精英，他的瑕疵都是天赐。[2]如果他关注的是现实自我，通过与理想化意象比较而严重鄙视现实自我，妄自菲薄就会处于明显地位。由于被贬损的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一样脱离现实，所以可以称其为被藐视的意象。最后，如果他关注于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自我的反差，那他所能意识到，以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不断尝试克服差距，不断鞭策自己尽善尽美。这样一来，他就会喋喋不休地重申“应该”这个词。他会向我们唠叨他应该怎样觉得、他应该怎么想、他应该怎样做。他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可以尽善尽美的，只要再对自己更严格、更自控、更机敏、更谨慎周到，这就暴露了他骨子里和天真的“自恋”的人一样相信自己本是完美无缺的。 相较于真实可靠的理想，理想化的意象是静态的。它不是他追求成就的目标，而是他所尊崇的固定信念。而理想是动态的，它唤起趋近理想的动机，它是成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动力。理想化意象是成长的决定性障碍，因为它要么否认缺点，要么只是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使人谦虚，而理想化的意象使人骄傲。 不管如何定义，这个现象已经公认已久。有史以来的哲学著作都提到过。弗洛伊德将它引入神经症理论，赋予其不同的名称：自我理想、自恋、超我。它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中心论题，被描述为追求优越。如果详细阐述这些概念与我的异同，[3]那就离题太远了。简而言之，所有这些概念都只涉及理想化意象的某一个方面，而没有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来看。因此，尽管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还有很多其他作者（例如弗朗茨·亚历山大、保罗·菲德尔、伯纳德·格鲁伊克和厄内斯特·琼斯）都评论和探讨过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认识到这个现象的全部意义及其功能。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它满足了至关重要的需要。不管作者在理论上的解释有多不同，他们都认同一点，即它相当于神经症的要塞，难以动摇，甚至难以削弱。例如，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是治疗中最为严重的障碍物。 首先，理想化意象最基本的功能或许就是取代了现实中的自信和自尊。一个最后成为神经症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建立起原始的自信，因为他曾遭受到毁灭性的经历。这种自信即便是有，也会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削弱，因为自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危如累卵。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些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情感精力的活力与有效性、个人真实目标的发展和主宰自己人生的能力。不管怎样，只有当这些东西可能遭到破坏，才会发展出神经症。神经症倾向会损害自主性，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是被驱使，而不是做自己的驱使者。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依赖性一直在持续削弱他决定自己道路的能力，不管依赖的形式是什么——盲目反抗、盲目追求优越、盲目需要远离他人都是依赖他人的形式。再者，通过抑制各方面的情感精力，他使这些精力彻底失去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目标。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基本冲突使他内心有分歧。神经症患者因此被剥夺了实质性的基础，所以必须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与权力感。这也是为何理想化意象永远都带有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想法。 第二个功能跟第一个有密切联系。神经症患者并不是在真空中感到软弱，而是在充满敌人的世界中，这些敌人准备欺骗他、羞辱他、奴役他、挫败他。他因而必须不断地拿自己同他人较量和比较，不是因为虚荣或任性，而是非常迫不得已。而且由于他骨子里就觉得软弱是可鄙的，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所以他必须寻找某种东西让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更有价值。不管他所采用的形式使自己感觉更神圣还是更残酷，更富有爱心还是更愤世嫉俗，都必须要在自己心里感到某种方式的优越，不管驱使他的是何种具体动力。通常，这种需要包括想要击败他人的种种成分，因为不管是什么神经症结构，都总是具有脆弱之处，总是以防被轻视、被羞辱。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作为被羞辱感的解药，就可能采取行动，或可能主要存在于神经症患者的心中；这种需要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神经症优越感需要的驱动力之一，并为优越感需要赋予特殊的色彩。[4]我们文化中的竞争精神通常不仅有利于培养神经症，通过造成人际关系的紊乱，还尤其供养了非凡卓越的需要。 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想化意象是如何取代真正的自信。但它作为替代物仍然还有其他方式。由于神经症患者的种种理想是矛盾的，所以不可能具有所必备的力量，它们始终模糊不清，无法给他任何指引。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努力成为自创的幻象而为他的生活赋予了某种意义，他多半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目标。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当破坏了他的理想化意象后让他一时感到茫然若失，这一点便尤为明显。而且只有这样，他才会承认自己在理想问题上的困惑，才会因为不值得追求理想化意象而开始受到冲击。在这之前，整个话题都越过了他的理解力和兴趣，不管他在口头上说得多好，现在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而且想知道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得说，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取代了真实理想。理解这个功能对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师可能在更早期就向病人指出了他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要指望病人在这个话题上有任何建设性的兴趣，因此，只有当理想化意象变得可有可无，他才可能处理这个问题。 相对于理想化意象的其他功能，有个功能更能解释这个意象的刻板性。如果在我们内心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是道德模范或智力典范，那么即使我们最显眼的错误和缺陷也会消失，或染上富有魅力的色彩，就像在一幅好画中，一面破旧腐坏的墙将不再是一面破旧腐坏的墙，而是褐色、灰色和淡红色的迷人组合。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种防御功能，只要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为何物？这是乍看之下无从下手的诸多问题之一，因为我们一开始会想到无数种可能性。然而，仍然有一个相当具体明确的答案。一个人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为何物取决于他接受或拒绝自己哪些地方。然而，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他接受或拒绝自己哪些地方又取决于基本冲突的哪个方面占主导。例如，依从型人不认为自己的恐惧或无助是一个污点；而攻击型人会认为这种感受是种耻辱，会想要对自己和别人掩藏起来。依从型人把自己的敌意性攻击行为视为罪恶；攻击型人认为自己的柔情是可鄙的软弱。此外，依从型人不得不否认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富有爱心、宽宏大量的人；离群型的人并不愿见到自己的超然离群并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也不想知道他必须隔离是因为他无法应对他人等。通常，二者都拒绝施虐倾向（后面会讨论到）。我们因而得出结论，那些被视为缺点并被予以拒绝的东西，就是不符合他对他人的主导态度所建立的一贯作风的东西。而且我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这也是为何它必须如此坚定不移。在认识到这点之前，我曾经很惊讶，为何病人如此难以接受自己有一点点不重要、一点点不优秀。但看到这一点，答案很清楚。他无法做丝毫的让步，因为承认某些缺点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从而危及到他建立起来的伪和谐。因此，我们可以在冲突强度和理想化意象的刻板性之间找到相关：可以从特别煞费苦心的刻板意象推断出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冲突。 除了已经说过的四种功能之外，理想化意象还有第五种功能，也跟基本冲突有关。相比于仅是掩饰冲突不可接受的部分，理想化意象还有更积极的作用。它代表着某种艺术化创造，在这种创造中，对立面似乎得以调和，或至少对他来说不再表现为冲突。有几个例子能展示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会只列举当前的冲突，并展示它们是如何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的。 X的冲突主导方面是依从，即极度需要爱和支持，想要被照顾、被同情，想要宽宏大量、体贴周到、富有爱心。第二个突出之处是离群，通常讨厌加入群体，强调独立，害怕关系纽带，敏感于强制力。离群总是与需要亲密关系相冲突，这源源不断地导致他与女性关系的紊乱。攻击性动力也很十分明显，表现在他必须在任何情境中当第一，表现在间接支配他人、时而剥削他人以及无法容忍任何干涉。自然而然，这些倾向大大减损了他爱和友谊的能力，而且还和他的离群相冲突。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动力，还伪造了一个理想化意象，这个意象由三种意象组成。他是个很棒的爱人和朋友——难以置信哪个女人会更喜欢另一个男人，没人像他那么善良美好。他是他所处时代中最伟大的领袖，是令人敬畏的政治天才。最后，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个智者，在洞察人生意义及其终极徒劳方面颇具天赋。 理想化意象并不是完全幻想性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极具潜力。但这些潜力已经被提升到了既成事实的水平，已经被提升为伟大独特的成就。再者，动力的强迫性性质已经被遮掩，替换成了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品性和天赋。他觉得自己有爱的能力，而不是对爱和支持有神经症需要；他觉得自己有出众的天赋，而不是超越他人的动力；他觉得自己独立、英明，而不是需要超然离群。最后最重要的是，冲突通过下列方式被驱除。在现实生活中，动力互相干扰，阻碍他发挥任何潜力，这些动力被提升到抽象完美的范畴，表现为一种丰富人格中彼此兼容的几个方面；这些动力代表着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与组成他理想化意象的三种意象是孤立无关的。 另一个例子能使我们更清楚孤立各个冲突元素的重要性。[5]Y的主导倾向是离群，一种相当极端的离群，而且具备前面讲过的所有内涵。他的依从倾向也很明显，尽管因为与他对独立的渴望格格不入，Y自己已经把它从意识中关闭了。有时，对至善的追求会强制性地突破压抑的外壳。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渴望是有意识的，而且不断地与他的离群相冲突。他只能在自己的冥思遐想中变得冷酷无情、具有攻击性：他沉浸在大规模破坏的幻想中，真心想要杀掉所有干预他生活的人；他宣称自己信仰弱肉强食的生活哲学——强权即公理的信条，以及冷酷无情地追求个人利益，它们是唯一明智且表里如一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胆怯，只在某些环境下才实施暴力。 他的理想化意象即是下面这种奇怪的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个住在山顶的隐士，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宁静。在极少数时候，他会化身成狼人，毫无人性，醉心于杀戮。而这两种不相容的意象似乎还不够，他还是一个理想的朋友与情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同样否认神经症倾向，同样自我扩张，同样错把潜力当现实。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尝试调和冲突，矛盾仍然存在。但相对于真实生活，它们似乎无比纯粹。因为它们没有相互干扰。而且这点似乎是他所期待的。这样冲突就消失了。 最后一个例子的理想化意象更为统一：Z的现实行为是以强烈的攻击倾向占主导，并伴随着施虐倾向。他专横跋扈，倾向于剥削他人。受强烈的野心驱使，他残酷地向前奋进。他可以出谋划策、组织规划、奋勇搏斗，而且有意识地信守绝对的弱肉强食哲学。他也极度离群，但由于他的攻击动力总是把他卷入人群，他就无法保持超然独立。然而他严防死守，既不让自己涉足任何私人关系，也不让自己享受任何由人所带来的乐趣。在这点上，他大获全胜，因为对他人的好感被极大地压抑了；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被引向性方面。然而，当前还是有明显的依从倾向，以及干涉他权力追求的支持需要。而这中间还潜藏着清规戒律，这些戒条主要被当作皮鞭，抽打与他弱肉强食哲学相冲突的人，当然，他也情不自禁地这么对待自己。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个身着闪亮铠甲的骑士，是高瞻远瞩的改革者，一向追求权力。当他作为英明的领袖时，他铁面无私，赏罚分明。他诚实不做作，女人们都爱他，他也是个好情人，但他并不会离不开任何女人。这里和其他情况一样，实现了同一个目标：混合冲突的各种元素。 因此，理想化意象是尝试解决基本冲突的途径，和我讨论过的其他途径一样重要。它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用作黏合剂，可以聚拢分裂的个体。而且，尽管它只存在于这个人的心中，却还是对他和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能被称作虚构或虚幻的自我，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因而也是种误导。这其中的愿望思维确实很明显，尤其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基于一个牢固的现实基础。但这并不会导致它完全虚构无实。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与种种非常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为这些因素所决定。它往往包含了这个人真挚理想的踪迹。虽然这些浮夸的成就是虚妄的，但潜藏在背后的潜力往往是真实的。更关键的是，它出自非常真实的内心需要，它实现了非常现实的功能，而且对于创造者有着非常现实的影响。创造过程有非常明确的规律，因而了解了其特有的特征，就能准确推断出这个人真正的人格结构。 但无论理想化意象中交织了多少幻想，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来说，它都具有现实价值。它建立得越牢固，他就越是这个理想化意象，而他的真实自我相应失色。因为理想化意象的功能性质，现实状况势必会倒退。其中任何一个功能都旨在抹杀真实人格，把焦点放在理想化意象上。回顾众多病人的个案史，我们就会相信理想化意象的建立常常是救命稻草，这也是当他的意象被攻击时，为何他所持有的阻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逻辑的。只要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来说是真实完整的，他就能感觉到重要性、优越感与和谐，尽管这些感觉是虚幻的。这样他就觉得，基于他自以为的优越性，他有资格提出任何要求和声明。但如果他容许它遭到削弱，他就会很快遭到威胁，要面对自己所有的软弱，没有权力提出特殊要求，以及相对不重要的意象或甚至（在他自己眼里）是遭人鄙视的意象。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和被分裂的恐惧。他听到了一个福音，即这可能使他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而且胜过他理想化意象所带来的所有光彩，但这个福音长期以来都对他毫无意义。这是他所害怕的冒险举动。 由于极具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有巨大缺陷，理想化意象的地位本是攻无可破的。因为其中涉及虚构的元素，所以整个建筑物一开始就是摇摇欲坠的。这是一间满载炸药的宝库，它使个体脆弱不堪。外界任何质疑或批评、察觉到他不符合那个理想化意象、真正洞察到他内心的动力等都会使其爆炸或坍塌。他必须约束自己的生活，以免遭受这种危险。他必须回避自己不受赞赏或认可的情境。他必须逃避他可能胜任不了的任务。他甚至可能极度反感任何努力。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仅是构想他可能画的一幅画，就已经是大师级画作了。任何平凡人都可以通过刻苦奋斗而有所成就；对他来说，让他也像每个汤姆、迪克、哈利那样，就等于是承认自己并非天才，因而是种羞辱。由于任何现实成就都离不开努力，所以他这种态度所挫伤的正是他被迫要达到的目的。他理想化意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他依赖于他人无止无尽的肯定，如支持、赞赏、奉承，然而任何形式都只能给他一时的安全感。他可能无意识地憎恨每个傲慢的人，或某方面比他优秀的人，如更坚定自信、更沉着稳重、更见多识广，这个人危害到他对自己的观念。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信他就是自己这个理想化意象，他的恨意就越暴力。或者，假如他压抑了自己的傲慢自大，他可能盲目崇拜那些宣扬自己的重要性且举止傲慢的人。他爱的是在他们身上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当他逐渐意识到他如此崇拜的偶像其实只关心他们自己，只关心他对他们的恭维奉承，就不免失望至极。 也许，最可怕的缺陷是接踵而来的疏远自我。如果不脱离自我，我们就无法抑制或消除我们的本质部分。这是神经症过程逐渐产生的变化之一，尽管观察不到这些过程的基本性质。这个人完全意识不到他真正感觉到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相信什么——简而言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这点，他就可能活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巴里的《汤米与格丽泽尔》中的汤米比任何临床描述更能说明这个过程。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在无意识伪装和合理化的蛛网中无法自拔，他也不可能是这种表现。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并不是他在生活；他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困难不断增加，他可能会充满不真实的感觉——他始终感觉自己不真实的状况恶化了。要明白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意识到他的内心世界蒙着不真实的面纱，这层面纱势必会往外扩散。最近有个病人将整个情形概括为：“如果不是因为现实，我本来会无比安好。” 最后，尽管理想化意象是用来消除基本冲突，还以有限的方式做到了这点，但同时也使人格产生了新的裂口，而且比最初那个更危险。一般说来，一个人之所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现实面貌。理想化意象显然抵消了这个祸患；但他把自己置于崇高地位，仍然难以忍受自己的真实自我，而且开始愤怒以对，开始看不起自己，开始在不可能达成的自我要求的枷锁下焦躁不安。于是他摇摆于自恋与自贱之间，徘徊于理想化意象与被藐视的意象之间，没有坚固的中间立场可依靠。 因此，一方面，强迫性的矛盾追求之间出现了新的冲突，内心紊乱强行实施内部的独裁专制。而且，他对于内心独裁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可能对于相对政治独裁的反应一样：他可能认同它，也即是感觉自己如独裁者说的那样美好；或者他可能要踮起脚尖来努力达到这些要求；或者他可能反对强制，拒不承认强加的义务。如果他是第一种反应，我们的印象就会是他是一个“自恋”的人，他不会接受批评，于是，已有的裂口并不是有意识感觉到的那样。第二种情况是完美主义者，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类型的人。第三种情况中，这个人似乎不对任何人或任何事负责，他倾向于动荡不定、不负责任以及持否定论。我特意讲到这些印象和表现，因为不管他是什么反应，他从根本上一直是焦躁难安的。即使是反叛类型的人通常也相信，在他努力推翻的强制标准下，他是个“自由的”劳工，尽管他仍然处于自己理想化意象的魔爪中，这可能只表现为他把那些标准当作鞭子来鞭策别人。[6]有时，一个人会经历在两种极端中交替变化的时期。例如，他可能一段时间试图超常“善良”，可完全没有得到慰藉，然后又倒向另外一极，极力反对任何标准。或者，他可能从明显的极度自恋转变到完美主义。更常见的是这些相异态度的组合。根据我们理论的理解，所有这些东西所指出的事实是：没有哪种尝试是令人满意的；它们都注定失败；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为不顾一切地努力摆脱无法忍受的处境；当他处于任何无法忍受的处境之中时，他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手段，如果一个失败了，就再诉诸另一个。 所有这些后果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屏障，以对抗真正的发展。这个人无法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虽然他的说法并非如此，但实际上他一定会失去自我成长的兴趣。当他谈到成长，他所想的只是一个无意识理想，即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意象，一个毫无瑕疵的意象。 因此，治疗任务就是让病人认识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所有细节，帮助他逐渐明白这个意象的所有功能与主观价值，并且向他展示这个意象必然引起的痛苦。于是他便会开始怀疑这个代价是否太大了。但只有大大消减了创造这个意象的需要，他才可能放弃这个意象。 * * * [1]赫尔曼·纳恩伯格在他的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0年）中研究过这个追求统一性的问题。 [2]参见《伍尔科特读者Ⅱ》中安妮·帕里什所写的《跪拜》，花园城市出版公司，1939年。 [3]参见卡伦·霍妮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诺顿出版社，1939年）中对弗洛伊德的自恋、超我和内疚感的批判性检验；同时参见埃里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恋》（《精神病学》，1939年）。 [4]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5]在那个双重人格的经典例证中，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主要思想就是围绕着人性冲突元素分离的可能性。认识到内心善恶分裂得有多么彻底之后，哲基尔医生说：“从很早以前……我学会了愉悦地思考这些元素的独立问题，就像做一场可爱的白日梦。我告诉自己，如果每个元素只待在单独的身份中，生活便如释重负。” [6]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book_title]第七章　外化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缩小真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差距，神经症患者诉诸的所有伪装都只是拉大了这个差距。但是，因为这些意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所以他必须坚定不渝地努力与之妥协。他的处理方式各式各样，有些方式会在下一章讲。这里，我们只限于讨论不如其他方法那么耳熟能详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特别深刻。 我把这种尝试方式称为外化作用，指的是他倾向于把内部过程体验成好像发生在他之外，还常常用这些外部因素去解释自己的种种困境。它与理想化的目的一样，都是远离真实自我。但是对于理想化，修饰和再造现实人格的过程可以说仍然在自身范围内，而外化作用却意味着彻底放弃自我的领土。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躲避自己的基本冲突，可是，一旦现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差距达到某种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就无法再诉诸任何自己内心的东西。于是唯一可行的就是完全逃离自己，把一切都看作似乎在自我之外。 其中有一些现象可以用投射来概括，投射意味着是个人困境的客观化。[1]通常使用投射时，指的是由于主观上的拒绝倾向而将过失与责任转嫁给他人，例如怀疑别人具有他自己的那些背叛、野心、支配、自以为是、懦弱等倾向。从这点上看，这个词是完全可用的。然而，外化作用是种更全面广泛的现象，转嫁责任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不仅把自己的错误体验成别人的，还在某种程度上把所有感受也体验成别人的。一个倾向于外化的人，可能为小国家的压迫行为感到深深不安，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感受到了多少压迫。他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失望，而在情感上把失望体验成别人的。这个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例如，当他其实是对自己生气时会感觉别人在生他的气。或者，他会有意识地生别人的气，而其实是在针对自己。再者，他不仅把自己的紊乱归咎于外部因素，还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也归咎于外界。他的失败看起来是天意，而他的成功被归为机遇，他的兴致昂扬也是因为天气等。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都取决于其他人，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应该一心只想着改变他们、改造他们、惩罚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侵扰或令他们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外化作用会导致他依赖他人，然而，这种依赖与爱的神经症需要所造成的依赖截然不同，它还会导致过度依赖外部环境。这个人是住在城市还是郊区，是这种饮食还是那种饮食，早睡还是晚睡，任职于这个委员会还是那个，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无比重要。因此，他习得了荣格所说的外倾性的人格特质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