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book_author]卡伦·霍妮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8094 [book_dec]霍妮著。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37年出版。共15章。全面分析了神经病人格的表现。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神经症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追求、压抑、挫折、内心冲突、焦虑、正常人格、病态人格皆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作者的代表作，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而最主要的冲突就是我们都同时具有“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的冲动。这些冲动若协调不好，就会使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神经症。 [book_img]Z_9944.jpg [book_title]引言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准确描述那些生活在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和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自我关系当中所存在的诸多困难。在此，我关心的不是某一种神经症，也不是神经症的类型，而是性格结构。这个结构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重现。 论述重点将放在现实存在的冲突及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现实的焦虑及患者的防御手段上。把重点放在实际情况上，并不意味着摒弃了神经症之本源在于早期童年经历的看法。但与许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认为，以一种片面的沉迷态度去关注童年，并在本质上将日后的行为反应看成是先前反应的重演是不合理的。我想说明的是，早期童年经历与后期冲突的关系远比有些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他们所主张的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和结果关系。尽管童年经历给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发生条件，但这些条件并非日后困境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实际的神经症上时就会发现，神经症并非只产生于偶发的个人经历，还产生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事实上，文化条件不仅为个人经历赋予了重量和色彩，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形式。比如，遇上一个专制或“自我牺牲”的母亲算是一个人的不幸，但这只发生在我们能找到这种母亲的具体文化条件下，同样，也只有在这种既定的条件下，这种经历才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影响。 一旦我们明白了文化条件对于神经症的巨大意义，被弗洛伊德视为根源和基础的生物的生理条件便失势了。若非基于确凿的证据，不能考虑生物生理因素的影响。 我的这种取向，引发了许多有关神经症基本问题的新阐释。虽然，这些阐释涉及不同的问题，如受虐狂的问题、情感神经症倾向的含义、神经症性内疚感的意义等，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在引发神经症性格上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一些读者或许想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问题在于你觉得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只能依据弗洛伊德提出的既有理论，那我所谈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但若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有关于潜意识过程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的某种基本倾向以及促使这些潜意识过程得以察觉的治疗形式，那我所谈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觉得，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阐释势必带来危险，我们会企图从神经症中去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期望我们发现的东西。停滞不前是危险的。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应该表现为巩固他建立起来的相关原则，这样才有助于精神分析在未来把理论与临床疗法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就此，我同时也回答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疑问：我的论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德勒学派的影响。我的某些观点确实与阿德勒强调过的观点相似，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阐释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倘若单纯追求破旧立新——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成果为基础，即便对心理过程确有富有洞见的观察，其实也是难以推陈出新的，在这一点上，阿德勒可称典型。 至于我赞同其他精神分析论著者的哪种遵从方式，并非本书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讨论将着重于我的那些明显背离弗洛伊德的观点。 在此，我所谈的是我基于长期的神经症相关精神分析工作的感想。我并非不想纳入大量详尽的个案史材料，但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来说，实在是太过烦琐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业人士甚或外行，也可以考证我的观点的效力。如果某位读者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不妨将我的假说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比较，进而对我的论述予以拒斥或接纳，也可予以修订或是强调。 本书力图做到语言平实，为使论说足够清晰易懂，我避免讨论太多细枝末节。同时尽量回避专业术语，因为让这些术语替代清晰的思考是很危险的。因此，对很多读者而言，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很容易理解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心理学问题必然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若有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那我或许应当劝阻他看这本书，以免陷入困惑以及在寻求现成的公式定律的过程中感到失望。 这本书面向的是有兴趣的外行人，那些必须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员，还有那些熟悉相关问题的人。与此同时，本书不仅写给精神病医生，也写给社会工作者和老师，还有那些了解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人，以及众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也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有所助益。只要他不将心理学的观点视为一种侵犯和强迫而予以原则性拒绝的话，基于自身的困苦，他对于心理复杂性的理解就必定会比那些更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准确。不幸的是，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并不意味着病症的治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或许更乐意将别人对号入座，而非自身。 在此，我有幸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谢，是她编辑校订了此书。感谢我在文中提及的各位著者。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关基础和研究工具，还有我的病人，我的知识都来源于我和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接触。 [book_title]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毫不顾忌地使用“神经症”这个术语，而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却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这不过是一种略高雅的表示不以为然的方式，从前我们所用的不过“懒惰”“敏感”“苛刻”“多疑”等词，现在我们倾向于说“神经症”。尽管，使用这个词时我们脑中并非全无概念，但我们在运用某种标准来判定这个词到底是否适用之时，仍然不免迷糊、武断。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为反应上与一般人不同。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考虑神经症。比如，一个甘当普通百姓的姑娘，她拒绝接受增加工资，也不希望和她的上司一样。再例如，一个一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如果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本可以赚得更多，但他选择尽情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与女人厮混，或沉迷于技艺爱好中。我们称这样的人是神经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即是要跻身上游，超越他人，赚取远超过生存底线的钱。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标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模式与任何时代我们认可的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姑娘生存在某种类似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没有竞争动机，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动机，则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同样，若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想着赚更多钱或花更多精力去满足直接需求是难以置信的，而绝非必要。追溯到更早期，在古希腊，超越个人需求的工作欲，绝对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来源于医学，但时至今日，若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使用。我们可以不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而对他的断腿作出诊断，但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1]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幻觉被视为特殊的天赋和来自神灵的福祉，并被蓄意诱导，这些文化甚至授予富有幻觉的人以社会威望。假如我们中的某人跟他已经过世的爷爷“谈”几个钟头的话，他将被视为一个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尽管如此，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却是被认可的。如果有人对提及已逝亲人的名字深感忌讳，我们会认为他确实是神经症，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文化[2]里，他却是无比正常的。若一个男人对经期女性的靠近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经期女性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态度。 至于什么是正常，这个观念不仅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在相同的文化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自认为“堕落的女人”“不值得好男人的爱”，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看来，她是可疑的神经症患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大抵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这一观念还会因所在社会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活跃于狩猎或打仗，封建阶级的人会觉得正常，而小资产阶级的人会觉得太反常了。这种变化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就西方文化之下的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气质。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这很正常，但若一个男人对此紧张不安，那就可谓神经症了。 同样，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何为所谓的正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饮食上与我们大有不同，因纽特人有不同的卫生观念，古代的巫医也有不同于现代医生的治病手段。不仅在习俗方面存在诸种变数，在人的内驱力和感受上亦是如此，虽然人类学家[3]或明或暗地提到过，但这一点往往依然不被理解。正如萨丕尔[4]所言，人类学的优点之一是总能“重新发现”正常人。 每种文化都坚信，其自身的感受和内驱力是“人性”[5]的常态表达，心理学也不例外，这是有因可循的。比如说，弗洛伊德从他的观察中总结出女性比男性善于嫉妒，并试图从生物学依据[6]来考虑这个普遍现象。弗洛伊德还认为，所有人类的罪恶感都涉及谋杀[7]。不管怎样，最大的差异表现在自杀态度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彼得·弗洛所言[8]，因纽特人并不觉得杀人犯需要受惩罚。许多原始部落中，家庭成员被外来者杀害所带来的伤害，可以通过替补的方式得到修复。在某些文化中，在儿子被他人杀死的母亲看来，收养凶手以替代儿子的方式是没法减轻她的丧子之痛的[9]。 进一步利用新的人类学发现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有些观念颇为天真。譬如，我们认为竞争力、手足之争、性与爱的亲缘关系都属于人之天性。我们有关于正常的概念，是借由认可并执行某种行为标准、进而在此过程中找到集体归属感形成的，但标准是因文化、时期、阶级和性别而异的。 这种考虑对心理学的意义，远比乍看起来更为深远。其直接结果就是怀疑心理学的万能。我们不能因为自身所处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就说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动机。有人认为新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足以揭露人性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推断也不再有效了。这些研究足以证实社会学家的一贯主张，却并不存在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通心理学。 然而，开辟新的阐释空间可以极大地弥补这些局限。这些人类学观点的基本含义是：感受和态度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有个体层面的——这二者不可分割。这反过来意味着，了解了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正常”感受和态度的属性。同时，由于神经症是偏离正常的行为模式，故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采用这个取向，一方面也算是追随弗洛伊德：迄今为止，他给人类带来的神经症的相关知识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弗洛伊德在理论中将人的个性特征追溯到生物驱力，但他（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仍然强调：如果缺乏个体生活环境的相关详细资料，尤其是其童年早期情感塑成的相关资料，我们是没法彻底了解神经症的。既定文化之下，将此原则运用于“正常与神经症的结构”这一课题上就是说：如果没有详细资料，不了解特定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这些结构。[10]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迈着坚定的步伐尽力去超越弗洛伊德，尽管这个取向本身是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原则，后者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确实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列；另一方面——他过度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根源——他也止步在科学定位上。他的假设是：我们文化中常见的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在生物意义的层面上决定了“人性”，或者说“人性”产生于无法改变的环境（生物学上称为“性前期”阶段、“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态度和行为的真实动力的认识。我相信，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忠实地遵循弗洛伊德所开辟的理论道路，他们之所以不顾自身无限的可能性而步入死胡同，之所以投身于迅速滋生的深奥理论和模糊术语之中，主要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在文化因素上的忽视。 至此，我们已能看到神经症有关于偏离常态。这个准则虽然不充分，但非常重要。某人可能背离了普遍模式但并没有神经症。前面列举的那个艺术家拒绝投入更多非必要的时间在赚钱上，他可能患有神经症，也可能不过是明智地不让自己卷入当前的竞争中。另外，很多表面看起来适应当前生活模式的人则反而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心理学或医学的角度来考虑。 奇怪的是，这种考虑角度很难解释什么是神经症。至少，如果我们只研究其显性表现，就很难找到普适于所有神经症的特征。我们肯定不能把症状（诸如恐惧、抑郁、功能性躯体障碍）当作标准，因为这些症状并不必然会出现。虽然经常会出现某种抑制作用——其原因我稍后会谈到，但都太微妙或太容易伪装而逃脱表层观察。如果我们只以显性表现为依据去作判断，那么在与他人关系障碍问题上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如性关系障碍。虽然种种症状无从遗漏，但很难区分。然而，即使人格结构相关个人资料缺失，我们至少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某种刻板反应、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反差。 对这两个特征都应当作出进一步说明。刻板反应是指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例如，一个正常人多疑，是在他觉得有缘由这么做的时候；一个神经症患者多疑，则可能是随时随地、不管时宜的。正常人能区分赞扬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而神经症患者则完全无法分辨二者，或者意识不到这种区分的存在。正常人在面对莫须有的强压时会觉得愤愤不平；神经症人会对任何含沙射影都怀恨在心，即便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对他有利的。正常人有时在难以抉择的重要事情上会举棋不定；神经症人可能任何时候都犹豫不决。 然而，刻板只有偏离了文化模式才反映出某种神经症。在西方文明中，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固执地质疑一切新奇事物是正常的行为模式；小资产阶级则执意提倡节俭，这些都属正常的刻板反应案例。 同样，一个人的潜力和他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也许原本就只能归于外界因素。但如果他既有天赋，又有获得发展的外在可能性，却还是一无所成，或者他有值得感到开心的事物，却并感到快乐，再或者尽管貌美如花，但她仍觉得无法吸引男性，这也是神经症。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为难自己。 先不谈显性表现，说说引发神经症的动力作用。所有神经症中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和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和神经症结构一样错综复杂，焦虑是推动和维系神经症运作的马达。这个观点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讨论，所以现在就不举例引证了。不过，尽管这只是作为暂时接受的基本准则，但仍需要仔细论述。 毕竟这种说法显然太过泛泛了。焦虑或恐惧（我姑且在此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是普遍存在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也是如此。一只被危险惊吓到的动物，要么反击，要么逃走，我们的恐惧和防御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害怕被闪电击中而在屋顶安避雷针，害怕意外事故而买一份保险。在不同文化中，恐惧和防御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可能是制度化的，譬如，因为害怕“恶魔之眼”而佩戴护身符，因为害怕死人而忌讳对其指名道姓，因为害怕灾祸而回避经期女性的禁忌，等等。 这些相似性引起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为何不把这种对抗恐惧的制度化防御手段作为“文化”神经症的证据呢？这个逻辑的错误在于，当两种现象具有共同点时，不一定它们就必然相同。我们不会因为房子的建材和石头一样，就把房子叫作石头。那么，神经症性的恐惧和防御手段的特征是什么？可能是神经症恐惧的幻想性？不可能，因为我们也会因幻想死亡而唤起恐惧；并且对于两种情况，可能我们所屈服的是一种模糊的观念。可能在于神经症患者不知道恐惧的原因？也不可能，因为原始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害怕死人。这个区别与意识层次或理性无关，而在于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每种文化的生活环境都会引发某种恐惧。这些恐惧也许来自外部危险（自然、战争），或社会关系（由于压制而导致的敌意、不公正、强迫性依赖、挫折），或无端的文化传统（对恶魔、禁忌的传统恐惧）。个体所遭受到的这些恐惧有深有浅，但大体可以断言，这些恐惧强加在处于既定文化之下的所有人身上，盖无例外。然而，神经症患者不仅怀有其所处文化之下所有人的共有恐惧，并且由于其个人生活环境（肯定是与大环境相关联的），他在程度和性质上，都有着不同于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既定文化中的恐惧被一系列保护性手段（如禁忌、仪式、习俗）阻隔在外。一般来说，相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建立起来的方式，这种处理恐惧的防御方式更为经济。因此，尽管一个正常人也有其所处文化之下的恐惧和防御手段，但他一般都能施展自己的潜力，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正常人能充分利用既定文化所赋予他的潜力。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他所处的文化中无法避免的限度之内的。另一方面，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肯定比正常人要多。由于这种损害的持久性和扩张性，或更具体地说，由于这是他获得成就和愉悦的障碍，他总是为防御而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导致了我所说的反差。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一定是个饱受痛苦的人。在讨论所有神经症患者可从表面观察到的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一点并不一定能从外部观察到。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他正在遭受痛苦这个事实。 讨论恐惧和防御时，恐怕已经有许多读者开始不耐烦了，感觉没必要对什么是神经症这样简单的问题长篇大论。对此我得说，心理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此遇到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无论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个困境都将贯串全书。描述神经症的特定困难在于：一个满意的答案既不可能出自心理学方法，也不可能出自社会学方法，而必须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先用一个，再用另一个，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仅从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角度去看待神经症，那我们应这样假设正常人：他并不存在。当我们跨出自己的国家或相似文化的国家，便会很快陷入更多的难题当中。而如果仅从社会学角度，只是把神经症视为偏离某个社会的共同的行为模式，那我们就严重忽略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神经症心理学特点，而且，任何学派或国家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认为这是他所惯常指称的那个神经症。这两个取向的协调取决于一种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认为在神经症的显性表现和心理过程的动力中都存在偏离，而不考虑偏离是不是重要且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使用。总之，我们正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在程度或性质上偏离了相同文化下的恐惧和防御模式才会引发神经症。 我们还得朝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出现种种冲突倾向，而神经症患者不知道这些冲突倾向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也不会尝试着去找到某种和解方案。弗洛伊德曾强调过这个特征，认为它是神经症的必要构成要素。神经症冲突之所以有别于一个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冲突，既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也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尽管一般的文化冲突在这两方面都可能与之相同，但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更强烈、更突出。神经症患者尝试并达成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不妨归其为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办法比正常人的方法更难令人满意，还成功地扩散到了整个人格。 回顾所有的观点，我们还是不能给神经症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描述：神经症是由恐惧及其防御手段以及试图找到冲突倾向的和解方式而导致的心理障碍。出于实践原因，只有在其偏离特定文化下的普遍模式时，这种定义才是可取的。 * * * [1]参见斯卡德·梅基尔的《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30期（1935年），第292—300页。 [2]奥普勒：《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矛盾心理的解释》，载于《社会心理学》第7期（1936年），第82—116页。 [3]参见人类学资料的精彩论述：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哈洛韦尔即将出版的《人类学工作者心理学指导手册》。 [4]爱德华·萨丕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27期（1932年），第229—242页。 [5]参见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6]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性别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心理结果》中提出，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必然使女孩嫉妒男孩有阴jing。随后，她想拥有阴jing的渴望转变为想占有一个作为阴jing载体的男人。然后她会嫉妒其他女性拥有异性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嫉妒她们占有男性，因为她起初是嫉妒男孩有阴jing。在作这样的陈述时，弗洛伊德还是禁不住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尽管他的概括只出自一种文化区域下的观察，但还是对全人类的人性作了概论。 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观察的效度。他们会接受是因为它们适合于某个时代下某种文化中的部分特定人群。然而，他们也会质疑弗洛伊德概论的效度，从而指出，人类嫉妒的差异是无穷尽的，既有男性比女性更易嫉妒的人群，也有两种性别都不会嫉妒的，还有两种性别都非常容易嫉妒的。考虑到这些已有的差异，他会反驳弗洛伊德（或事实上任何人）从解剖学性别差异来解释这些现象所做出的成果。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调查生活条件的差异及其对男性或女性嫉妒发展的影响。例如，就我们的文化来说，弗洛伊德的观察对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女性是正确的，但不得不质疑它是否适用于我们文化下的正常女性。这个疑问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往往看不见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正常人。还不得不质疑的是，什么样的心理条件导致了膨胀的嫉妒和对异性的占有欲，在我们文化中的男女生活条件上，是什么差异使得嫉妒的发展不同。 [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禁忌与图腾》。 [8]彼得·弗洛：《北极冒险与爱斯基摩》。 [9]罗伯特·布里福特：《母亲》。 [10]许多作者都承认文化因素在心理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上的重要性。埃里希·弗洛姆：《基督教义的起源》，载于《意象》第16期（1930年），第307—373页。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个在德国精神分析文献中提出并详尽阐述这种取向方法。之后，其他人也接受了这点，如威尔海姆·赖希和奥托·费尼切尔。在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第一个看到考察文化内涵对精神病学的必要性。其他注意到这点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有阿道夫·迈耶、威廉·怀特（《二十世纪精神病学》）、威廉·希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青少年犯罪新解》）。近来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亚历山大和加德纳，逐渐对心理问题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社会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和约翰·多拉德（《生活史的标准》）。 [book_title]第二章　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缘由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所以我们的讨论范围便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先，当外部环境充斥着冲突时，那些人格原本完整无损的个体也会发展出神经症。讨论了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后，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简单情境性神经症[1]的结构。起初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揭示的并非神经症人格，而只是困难处境之下的暂时性适应障碍。本书所谈论的神经症，指的是人格性神经症——尽管它的症状与情境性神经症相似，但其精神障碍主要是源于性格的扭曲。[2]人格性神经症形成于一种潜在、慢性的过程，一般始于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地有关于个体的人格，这些人格面临过强或过弱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人格性神经症是现实环境冲突之结果，但仔细搜集该个体的过往经历可能会发现，困难人格特质的出现远早于任何现实困境的发生。早前存在的个体人格障碍使暂时性的窘境得以放大，因此，即使是对于健康人群完全没有感到冲突的环境，患者也会作出神经症性的反应。环境，仅仅是“诱发”既已存在了一些时日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描述神经症的症状。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人格障碍本身，因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扭曲现象具有周期性，在周期的间歇则表现出不同的、完全不具临床意义的症状。同样，从文化角度来说，性格的扭曲比神经症症状更重要，因为是性格而非症状在直接影响人类的行为。掌握了大量的神经症结构、症状及其疗法的相关知识，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治愈神经症。相对于神经症症状，心理学家往往对性格扭曲更感兴趣，并对之投入更多的关注。形象地说，我们认为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发，那些引发疾病的冲突则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某个不为人知的深处。 这些限制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备某种至为关键的共同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正式地提出并探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个课题。 对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里的性格扭曲，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比如，癔症性格与强迫性格截然不同。但引起我们注意的还在于它们背后的机制差异，或者——简言之——在于其表现方式和解决途径的差异。例如，相较于冲突的理智性在强迫性格当中的重要性，在癔症性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投射。另外，我所理解的相似性不在于其表现或发生方式，而在于冲突的内容。更确切地说，其相似性更多地并不在于那些从根源上引发障碍的经历，而在于那些直接驱动患者“发病”的冲突上。 要阐释动力及其影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大多数心理分析师都强调如下原则：分析工作是通过发现强迫行为的性基础（如性敏感期）或婴儿期模式的重演来实现的。虽然我觉得要彻底摸清神经症不可能不追溯婴儿期，但我同时认为，如果片面地利用遗传取向，只会混淆问题而非澄清问题，因为这样不仅忽视了现实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功能，也没有考虑到无意识倾向与其他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诸如强迫、恐惧和保护性措施，而遗传学相关阐释只对功能问题适用。 基于这个观点，在分析各种不同人格时我发现，虽然神经症的类型不同，患者的年龄、气质和兴趣、所属社会阶层也不同，但动态中心冲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却基本相似[3]。对于非来访病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观察，已经证实了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如果神经症患者再次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具有该症状所常有的幻想性和古怪性，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不同之处只在于量。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竞争、恐惧、孤单、猜疑和被猜疑当中挣扎，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是神经症症状的冰山一角而已。 通常，大多数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源于该文化之下的特定生活环境。之所以不能称这些问题为“人性”所共有的，是因为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的文化不同。 因此，在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不仅是指神经症患者具有某些相似的重大特征，也是指这些重大的相似性从根本上源于我们时代和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我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之内，稍后我将揭示我们文化中哪些困境是造成我们心理冲突的原因。 我这个有关文化与神经症关系的假设，其效度应该由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工作来验证。精神病医生不仅要研究神经症所处的种种特定文化、频率、严重程度或类型等正式标准，尤其应该考究它们背后的基本冲突是什么。人类学家要从文化结构为个体带来了何种心理困境的视角去研究某一文化的影响。基本冲突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即是态度的相似性，这些态度可以从表面上观察得到。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在不依靠心理分析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可以挖掘出跟他亲密无间的人，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同事的相关情况。我先简要谈谈这种常见的观察资料。 可以借此方法观察得到的态度大致分类如下：第一，关于付出爱和得到爱的态度；第二，关于自我评估的态度；第三，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第四，攻击性；第五，性生活。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神经症的主导倾向之一就是过度依赖他人的赞赏和爱。我们都渴望被爱，都想要得到他人的赞赏，但相比之下，他人的爱和赞赏对神经症患者具备某种不适当的重大意义。尽管，我们都希望自己中意的人也爱自己，但神经症患者对赞赏和爱是饥不择食的，不管他们是否在乎这个人，也不管这个人的评价是否另有企图。更常见的情形是，他们往往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无限渴求，而一旦没有得到想要的关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便暴露了自己。比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或一段日子没打电话联络他们，或者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他们就会感到伤心。这种敏感可能会被“不在乎”的态度掩盖。 进一步说，他们对爱的渴望与他们感受爱和付出爱的能力明显不一致。他们表现出来的过度要求可能确实出于真诚的渴望，但也是不考虑他人的。这个矛盾也不总是浮于表面的。譬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过于体贴或热情地帮助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强迫性，而非本心的自然流露。 从表面观察到的第二种态度，是由于过度倚赖他人而表现出来的内心的不安全感。自卑和缺陷感无疑是这种态度的特征。它们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不称职、愚蠢、没魅力等自我评价，而这些自我评价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依据。聪明绝顶的人也许会自认为愚蠢至极，最有魅力的女人会觉得自己对于异性没有任何吸引力。这种自卑感可能以抱怨或忧虑的形式展露出来，或是让人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耗费心思在这所谓的缺陷上。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被自我扩张的补偿性需求所掩盖，或是被某种强迫倾向所掩盖，这种强迫倾向迫使他力图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能赢得威望的一切东西，如金钱、古画、古老家具、女人、与名人的联系、旅行经历或渊博的学识。其中某一个倾向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更常见的是，他会同时展现出这两种倾向。 第三种态度是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这个态度涉及抑制作用。我说的自我主张主要是指坚持自己或他人的主张，这里不带有任何延伸的内涵。在这一方面，神经症表现出广泛的抑制作用。有的抑制作用是关于表达愿望和需求的，有的是关于按自己的兴趣行事的，有的是关于表达观点或评论的，还有的是关于命令他人、选择交往对象、与他人打交道的，等等。抑制也即我们所说的没有个人立场：神经症患者常常无法保护自己，或当他们不想遵从他人愿望时难以说“不”，诸如在一个女销售员想推销某个他们不想买的东西时，或某人邀请他们参加派对时，或对方想要发生性关系时。最终，抑制会转移到他们对自己欲求的认识上：他们在作出决定、形成意见、表达关乎自身利益的愿望上都存在困难。这些欲望不得不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私人账户中将“电影”放在“教育”后面，将“酒”放在“健康”后面。对于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规划无能[4]，不管是一次旅行还是人生规划，即使是在诸如专业选择和婚姻这样重要的决定上，神经症患者都表现得自我放任，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完全被某种神经症恐惧所左右，正如我们所见，有人因为害怕贫困而堆积财富，有人害怕结婚而选择不求结果的恋爱。 第四种是关于攻击性的。与自我主张截然不同，它指的是触逆他人、攻击、诽谤、侵犯或任何有敌意的行为。这种态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挑衅、专横、苛刻、发号施令、欺骗或挑刺的倾向。有时候，这些人清楚自己富有攻击性，但更多情况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并固执地认为他们只是诚实，或只是在表达观点，甚至觉得自己的要求是适当的，尽管事实上，他们既无礼又过分。而另一些人，则是另一种相反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在表面上表现为很容易感觉被欺骗、被操控、被责骂、被强迫或被羞辱。同样，这些人也常常无法察觉到这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态度，反而悲哀地坚信全世界都在责备他们、强迫他们。 第五种态度是性方面的，可大致归为性活动或性抑制的强迫倾向。抑制可能出现在获取性满足的任何一个环节。它们会出现在有异性接近时以及求婚、性功能本身或享乐中。前面讲过的那些特性也同样会出现在性态度上。 有人也许会花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我提到的这些态度。我稍后会继续讨论它们，但现在对此作更详细的介绍无益于我们的理解。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应当思考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一旦了解了其背后的动力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看起来毫不相干，却在结构上相互关联。 * * * [1]情境性神经症大概类似于舒茨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 [2]弗朗茨·亚历山大曾建议使用“人格性神经症”这个术语来称呼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觉得这个术语并不合理，因为症状是否出现往往与神经症本质无关。 [3]强调相似性绝对不等于无视在详细阐释特定类型神经症上的科学努力。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在描述心理障碍、起源、具体结构和特殊表现上有显著的进展。 [4]舒茨·汉克的《命运与神经症》，他是少数充分注意到这个重点的精神分析作者之一。 [book_title]第三章　焦虑 在详细讨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之前，我不得不重拾第一章未了结的部分，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是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如前所述，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我们也因此不得不随时与它打交道。 以前我把它当作恐惧的同义词使用，这就说明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实际上二者皆为之于危险的情绪性反应，都伴随着生理感觉，如颤抖、出汗、急剧的心跳等，这些生理感觉可能非常强烈，突发、强烈的恐惧因而可能置人于死地。尽管如此，焦虑和恐惧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差别。 当一个母亲只是因为丘疹或小感冒就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夭折，我们认为这是焦虑；但如果她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疾病，我们则认为她的这种反应叫恐惧。若一个人害怕站在高处，或者害怕讨论他所熟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焦虑；若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迷路于大山深处，他的这种害怕就是恐惧。因此我们对此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的正当反应，而焦虑是对于危险的不适当反应，或者说是之于假想的危险的反应[1]。 但这种区分存在一个瑕疵，即为了这个反应是否正当，需要结合具体文化中的普通常识。但即使脱离这些文化常识，神经症患者也不难为他们的反应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若你告诉一个患者，他害怕受到精神病人的攻击是一种神经症性的焦虑，你们也许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他会说他的恐惧是现实的，并举出相应的例证。你若说原始人对于现实危险的恐惧反应是不恰当的，他们也会抱有同样的执拗态度。例如，一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有着不能食用某种动物的禁忌，当他无意间食用了这种动物的肉时，便会极度惊恐。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但了解了原始部落关于禁食某些肉类的信仰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能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诸如猎食场地被破坏、感染某种疾病等。 不管怎样，原始人的焦虑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焦虑仍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神经症焦虑的内容与普遍观念并不一致。然而，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我们就会打消不正当反应这个观念。譬如，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死亡抱有无休止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苦难而感到生不如死。之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种种相关的主观想象，使他们极度忧惧危难临头。了解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无法不将他们对于死亡的焦虑视为正当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人在濒临悬崖峭壁，或靠近高窗，或站在一座高桥上时，会变得极其恐慌。从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境给他们带来了冲突，或者说是唤起了冲突——一种求生与寻找从高处跳下去的理由之间的冲突。引发焦虑的正是这种冲突。 这就意味着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恐惧指向的危险是清晰且客观的，而焦虑指向的危险则是隐蔽且主观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所暗含的个人意义相称的，这也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焦虑的原因所在。 恐惧和焦虑此种差异的现实意义是：企图通过辩论（一种说服方法）的方式让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徒劳的。他的焦虑与现实中真实的情境无关，而与他感受到的情境有关。因此，治疗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体情境对于他的特殊意义。 描述完焦虑的含义，我们将讨论焦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大都不了解焦虑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通常，他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焦虑，或者一个或几个焦虑的旧梦，或者只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情境中极度担忧过，诸如与位高权重的人进行重要谈话之前、参加重要的考试之前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差异巨大。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为焦虑所困。其表现也是各式各样：可能以焦虑发作的形式表现为弥散性焦虑；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紧密相关，如高处、街道、公众表演等；也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如担心自己发疯，或害怕得了癌症，或吞了钉子等。还有一些神经症患者偶尔会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不一定知道焦虑的原因，但并不引以为重。还有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只觉察得到抑郁、缺失感、性生活失调之类，但对是否焦虑浑然不觉。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往往都证明了他们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分析这些患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潜在的焦虑即使不比第一种患者更严重，那也是旗鼓相当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了自己先前的焦虑，并回想起那些使他们感觉忧虑的焦虑梦境或情境。但是，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程度，往往不超过正常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许有着不自知的焦虑。 这种说法无法揭示这些问题的意义。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对于爱、愤怒和怀疑的感受，如此稍纵即逝以至于几乎无法为意识捕获，如此昙花一现以至于很快就被忘却。这些感受或许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但它们背后或许恰恰隐藏着强大的动力。对于某种感受的意识程度，并不能反映出这种感受的力量或重要性。[2]单就焦虑而言，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我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这些焦虑却恰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我们似乎是在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焦虑。我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最常见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使我们感到折磨的情绪之一。经历过极度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他们情愿去死，也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并且，焦虑情绪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格外令人无法承受。其中之一便是无助。一个人可以积极勇敢地面对巨大危险。但是，焦虑状态下，一个人会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孤立无助。对于那些将权势、支配、掌控全局视为理想的人，展露出无助是极其无法容忍的。他们厌恶给别人留下这种明显反应失当的印象，因为这是软弱与胆怯的表现。 焦虑中的另一个成分，即是其明显的非理性。在某些人看来，被任何非理性因素操控都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暗自感觉将要被自身内部的非理性抗拒力所吞没，因而不自主地训练自己严格的理智控制力。因此，他们不会自觉容忍任何非理性成分。除了个人动机之外，这种行为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强调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并把非理性或与之相关的东西看得低级粗劣。 在某种程度上，焦虑的最后一种成分与此相关：非理性焦虑是一种隐谏，警告我们自身某方面出了问题，因此，自我彻查是一种挑战。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视其为挑战，但它无疑确是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点。没人喜欢这种挑战；再没有比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更让我们抗拒的了。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一个人感觉被困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坚信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确完美的，越是本能地排斥任何他有错或需要改变的暗示，即使是间接或隐晦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逃避焦虑的主要途径：合理化；否认；麻痹；回避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途径是合理化，该种途径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变成合理的恐惧。这种转换，如果不考虑其心理价值，几乎不具有任何益处。一个过于焦虑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的恐惧，说起来总像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告诉这个母亲，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是焦虑，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实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她的反应带有个人因素。而她的回应则是反驳这种实验结果，并竭力证明你是完全错误的。玛丽不就在幼儿园得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不是爬树摔断了腿吗？最近不是有个男人用糖果诱骗小孩吗？我的行为难道不是纯粹出于爱和责任吗？[3] 一旦见识过这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会确信这种防御态度之于个体有着重要的功能。对于这种情绪，这个母亲感觉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她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正当且合理，而不是出于某种非理性的情绪。她没有意识到并坦然接受改变自我的挑战，而是将责任转移给外界，从而回避自己的动机。当然，她不得不为这种短期利益付出代价——深陷于自身的忧虑而无法自拔。尤其是孩子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是她并没认识到这点，说到底她是不想认识到这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坚信自身没什么需要转变的，并设法从这种坚持中获得好处，但其实那些好处是只能借由转变自身而来的。 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认为焦虑是合理恐惧的倾向，其内容可能是害怕分娩、疾病、误食、灾难、贫穷等。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途径是否认焦虑的存在。其实这种途径只是否认焦虑，把焦虑排斥在意识之外。这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生理上的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仓促或麻痹等。当我们害怕和觉察到恐惧时，我们也许会面临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也许是其中某一些反应，我们需要借此释放被我们压抑着的焦虑。对于后者，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全部认识，仅限于一些表面的事实依据，如在某些情况下尿频、坐火车晕车、盗汗，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或尝试克服焦虑，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像正常人会发生的那样，我们靠视而不见来逃避恐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克服恐惧并做出英雄事迹。 神经症患者也会有意识地决心战胜焦虑。比如，一个女孩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饱受焦虑——尤其是关于入室偷盗——折磨，于是她有意识地决心无视这种焦虑，其表现诸如一个人睡阁楼，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大房子里踱步，等等。她给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种态度的几处变化。有一些情境其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她每次都勇敢面对。其中一个是她半夜听见花园里的脚步声，便走到阳台问：“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消除了对于强盗的恐惧，但是，由于引发焦虑的根源并未改变，持续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必然始终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余，没法着手从事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神经症患者大多数时候不会作这种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往往是自动发生的。然而，他们与常人的差异不在于作出这种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其结果。神经症患者通过“自我振作”所能得到的只是消除焦虑的某些特定表现本身而已，如那个女孩不再害怕强盗。我无心刻意贬低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有其现实意义，在增强自尊方面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意义。但由于此类结果的意义往往会被高估，因而有必要指出它消极的一面[4]：他们的人格基本动力一成不变、人格障碍的该种显性表现被消除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促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刺激物。 面对焦虑的这种无情行径，在许多神经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往往没被识别出来。比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种情境下表现出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常被认为是敌意的直接表达，但这也可能是“被攻击”的压力之下的恼羞成怒。然而，某些敌意总是引发焦虑，这就催促他去克服自己的懦弱，于是就将攻击性表现得十分过头。如果忽略这点，便有将恼羞成怒错认为真实攻击的危险。 第三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麻痹。这个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药。然而，还有很多关联并不明显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对孤单的惧怕而投身社交活动，无论是确凿的害怕，还是隐约的不自在。另一种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点是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和节假日中的焦虑不安。无节制地需求睡眠也能达到麻痹的效果，尽管更多的睡眠已无助于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成为安全阀，性行为被用来释放焦虑。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强迫性手淫可能源于焦虑，但事实是所有性行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去缓解焦虑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暂时的，就会变得极度焦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最激进的：它在于回避所有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感受。这也许是个有意识的过程，如害怕潜水或爬山的人避免做这类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知道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逃避它。然而，他也可能只是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和逃避。例如，他可能拖延事务，这无关于他的知识，而关乎焦虑，如作决议、看医生或写信。或者，他会“假装”——主观地认定——他考虑参与的这些活动（如参与决议、对员工发号施令、与他人分离）并不重要，或者“假装”不喜欢做这些事，并且因而置之不理。因此，一个害怕在派对上被人忽略的姑娘，可能会设法让自己相信她并不喜欢社交聚会，从而彻底避免参加派对。 若要进一步探讨这种自发逃避缘何发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现象。抑制作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无力执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则在于逃避执行、感受或思考这些事时所引发的焦虑。个体既不会觉察到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抑制在癔症性功能损失方面的表现最为惊人：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肢体麻痹。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无能也表现出这种抑制，尽管性抑制的结构非常复杂。在心理方面，抑制作用也常出现在注意力、形成或表达观点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们可以花大量篇幅来列举抑制作用，并详述它们的各种形式和发生频率。然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回顾自己的相关观察，因为如今抑制作用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倘若它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是很容易辨认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简单思考一下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备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它们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抑制作用。 第一，要觉察到自己的无能，就必须先察觉到我们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觉察到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抱负。人们可能会说，我们至少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明显不是事实。例如，我们试想，有个人聆听一篇论文并对此抱有批判意见。轻微的抑制会使他怯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严重的抑制则足以阻碍他组织自己的观点，等到讨论结束或第二天早晨，他才组织好自己的观点。甚至，抑制作用竟然能阻碍批判意见出现。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即便他确实有批判意见，他也倾向于盲目接受一切言论，甚至表示赞赏，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到了抑制愿望或冲动的地步，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 如果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至于他宁愿坚称这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会出现第二个阻碍意识的因素。例如，如果某种难以遏制的焦虑与竞争性工作有关，导致他在各种努力之后极度疲惫，那他也许会坚称，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因为他若承认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厌烦的焦虑当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抑制得到了文化的认可，或与现存的思想意识一致，那他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抑制的存在。一个对于与女人打交道抱有严重抑制的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觉得自身的行为所依照的是女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有观念。对于提出要求这方面的抑制，往往是依据谦逊是一种美德这个教条。对于主导政治、宗教或任何兴趣领域的教条，我们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也完全没有觉察到关于惩罚、批判或隔离的焦虑的存在。然而，要评估这一点，我们当然必须极其详尽地了解种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一定暗示着抑制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源于一般性的思维惰性、无知，或者因为确实与主导教条一致。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甚至是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因此无法察觉。但是，即便我们能够意识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们仍然过于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行为反应，尽管这些行为反应并非完全成熟的抑制反应，但它们正走向抑制的顶点。我的观点是：我们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会影响我们做事。 首先，从事那些我们感觉焦虑的活动会使我们感到压力、疲乏或筋疲力尽。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从上街的恐惧中康复，但她在这方面仍有许多焦虑，周日她出去散步，仍然感觉筋疲力尽。这种筋疲力尽并非由于身体羸弱，因为事实表明她做繁重的家务就一点儿也不疲惫。是外出的焦虑导致她筋疲力尽。这种焦虑已使她尽量减少外出，但仍然足够使她筋疲力尽。许多问题常常被归因于过劳，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有关工作或同事关系的焦虑。 其次，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功能损伤。例如，若一个人有发号施令的焦虑，他的举止风格就会表现得谦卑有礼、唯唯诺诺。再如，骑马的焦虑会致使一个人无法控制动物。而且，对于这一点，意识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一个人可能意识到焦虑使他无法以满意的方式执行任务，或者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再次，与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掠夺其本有的愉悦。轻微的焦虑不至如此，相反，还可能会激发额外的兴致。怀着一定的忧惧玩过山车会更刺激，但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坐过山车变成一种折磨。有关性关系的剧烈焦虑会使当事人完全无法从中获得快乐，并且，如果他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还会觉得性关系没什么了不起。 最后一点可能令人困惑：我之前说过，厌恶感可能被当作回避焦虑的手段，现在我说的是，厌恶感或许是焦虑的结果。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一点正好揭示了理解心理现象的困难。心理现象是错综复杂并密切相关的，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考虑无数彼此交织的交互作用，否则在心理学知识上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探讨如何防御焦虑，并不是为了详细描述所有可能的防御手段。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更多防御焦虑的激进方式。但现在我主要关心的是要证实：没有意识到焦虑的人可能比意识到焦虑的人更焦虑，或者，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焦虑。与此同时，我还将阐释一些更为普遍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许正是读者试图在这里找到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也许隐藏在身体不适感的背后，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许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当的恐惧背后；也许它就是一种隐形动力，驱使我们酗酒或沉没在各式各样的障碍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它正是我们无法执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会发现它是抑制作用背后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文化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大量焦虑，至于其原因我们将在稍后予以讨论。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建立了我前面提到过的这样或那样的防御手段。一个人的神经症问题越严重，其防御手段越是贯穿并决定他的整个人格，他无法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情也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心理能力或教育背景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神经症越是严重，出现的抑制作用也越多，这一点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5] * * * [1]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中，对“现实性”和“神经症性”焦虑作了类似的区分，他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的有意义的反应”。 [2]这里只是阐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因素重要性的基本发现的一个方面。 [3]参见桑德尔·雷多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母亲》。 [4]弗洛伊德总是通过强调症状的消失并非治愈的充分迹象来突出这点。 [5]舒茨·汉克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曾特别强调“空隙”的至关重要性，即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差距和神经症人格。 [book_title]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差异时，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焦虑的本质是牵涉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个主观因素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先描述一下个体在焦虑期间的遭遇。他感到危险，这个危险十分强大且无处逃避，对此他彻头彻尾地感到无能为力。无论焦虑的表现是什么，无论是对癌症的恐惧、对暴风雨的焦虑、对高空的恐惧，抑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恐惧，有两个因素始终会出现，即压倒性的危险和对抗危险的绝望无助。有时，这种导致绝望感的危险被认为来自外界——暴风雨、癌症、意外事故等；有时，这种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肆无忌惮的冲动，例如害怕从高处跳下或划伤他人；有时，这种危险是完全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正如它常在焦虑发作中所表现的那样。 然而，这种感受并不仅仅是焦虑的特征，任何有关现实危险与绝望的情境都会有这种感受。可以想象，在地震中的人，或一个不到两岁的受虐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绝不会有别于为暴风雨而焦虑的人。对于这个情况中的恐惧，危险是会真实出现的，绝望感也是受现实影响的；而具体到焦虑，危险是由内心因素引发并加以放大的，绝望感是受个人态度的影响。 因此，焦虑症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变得更加明确具体了：是什么心理条件引发了我们紧迫且强烈的危险感以及相应的绝望感呢？至少，这是心理学家必然会提出的问题。至于化学条件能引发焦虑的感觉及其生理伴随物的问题以及身体中的化学条件可以引致情绪高涨或昏昏入睡等都不属于心理学问题。 在解决焦虑这个问题上，如同处理其他问题一样，弗洛伊德也曾为我们指引过方向。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焦虑中的主观因素是我们的本能，换言之，对危险的焦虑与相应的绝望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发力所创造出来的。在本章末，我将更详细地探讨弗洛伊德的观点，也会指出我的结论与他的结论有何差别。 基本上，任何冲动都有引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发现或追随这个冲动妨碍到了其他重要的兴趣或需求，只要这个冲动足够迫切和强烈。在有明确、苛刻的性禁忌的时期，如维多利亚时代，屈从于性冲动常常会招致现实的危险。例如，一个屈从于性冲动的未婚少女必然会面对自身道德的折磨和来自社会的羞辱，而那些屈从于自慰冲动的人必须面对阉割的恐吓、致命的身体损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今天某些反常的性冲动也是如此，如直接指向儿童的裸露冲动。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于“正常的”性冲动的态度已经变得如此宽容，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认这种冲动，或在现实中去实现它，并很少招致严峻的危险。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感到忧虑的现实理由并不多。 社会文化中性态度的相关变化，也许在极大的程度上造就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经验，只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这类性冲动才是焦虑背后的驱动力。这个论述看似武断，因为从表面上看，焦虑无疑是与性渴望相关的。心理学家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焦虑经常与性关系相关，或在性方面引发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焦虑的起因往往不在于性冲动的受阻，而在于与此相联系的敌对性冲动，如通过强制发生性关系来伤害或羞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各式各样的敌对性冲动才是神经症焦虑滋生的主要根源。听起来，这个新观点似乎是从个别案例中得出的不合理推论；虽然在这些案例中，可以找到敌意与焦虑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我这个说法所依据的并不只是这些案例。如果追随冲动意味着战胜个人意志，那么显而易见，强烈的敌对性冲动是焦虑的直接原因。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F先生与玛丽去山上徒步旅行，他深爱着这个姑娘。然而，因为她以某种方式挑起了他的嫉恨，他感到怒不可遏。当与她漫步于陡峭的山路上时，他有一股有意识的冲动，想把她推倒在路边，所以他的焦虑严重发作了，并伴随着呼吸困难和心跳加速。这类焦虑在结构上与性来源中的焦虑一样：对这种难以阻遏的冲动的屈从将意味着个人的重大灾难。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很难找到敌意与神经症焦虑直接关系的证据。我为何认为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对性冲动是促进焦虑的主要心理动力呢？现在就有必要仔细研究压抑敌意导致的心理后果。 压抑敌意意味着“假装”一切皆好，以此阻止在我们理应——或至少想要——斗争的时候宣战。因此，压抑敌意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它引起一种手无寸铁的感觉，或更确切地说，它加深了原有的毫无防备感。如果在一个人的利益受到现实攻击时压抑了自己的敌意，那别人很可能会利用他。 化学家C先生每天都要面临这种经历。C先生有神经症性疲劳，这常被视为工作过度的后果。他有着非凡的天赋和雄心壮志，自己却不知道。先不管是什么原因，由于他压抑了自己雄心勃勃的努力，所以表现得谦卑朴实。当他进到一家著名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员工，G先生，年龄稍长、职位略高，非常照顾他并对他极其友好。因为种种个人因素，诸如依赖他人的感情、先前有关批判性观察的恫吓、因无法识别自己的抱负而看不到别人的野心等，C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友谊，并且未曾发现G先生其实只关心他自己的事业。令C先生感到震惊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G先生报告了一个自己的点子，这个点子有关于一项可能的发明，而这其实是C先生的点子，之前在一次友好交谈中他告诉过G先生。短时间里他感到可疑，尽管他自己的抱负心激起了无比巨大的敌意，但他不仅很快压抑了这个敌意，还自我扼杀了指责和不信任的正当理由。因此，他仍然坚信G先生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先生劝他不要继续这个行业时，他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G先生生产出原本属于C先生的发明时，C先生竟然感觉是G先生的天赋和才能远远超过他，他很高兴有这样出色的朋友。因此，由于压抑他的不信任与愤怒，C先生没有留心到一个关键问题，即G先生是他的敌人而不是他的朋友。因为执着于自己被人喜欢的假象，C先生不打算争取自身利益。他甚至没有察觉自己的巨大利益受到了攻击，因此，他非但没有去争取，反而任由别人利用他的弱点。 压抑可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敌意来克服。但是，不管一个人是控制敌意还是压抑敌意，都与选择无关，因为压抑是一种反射式的过程。只要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一个人不愿意觉察到自己的敌意，压抑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地控制自然是不可能的。觉察到敌意之所以令人无法忍受，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个人可能在爱或需要某人的同时，也对这个人充满敌意，他可能不想“看到”某些触发敌意的理由——诸如嫉妒、占有，或者说，是因为发现自己内心对他人怀有敌意是令人恐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刻安心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压抑。通过压抑，令人惊恐的敌意便从意识中消失，或被禁止进入意识。尽管简单，但这却是难以理解的精神分析主张之一，所以我换一句话来重申这一论述：如果敌意被压抑，那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有敌意。 然而，从长远来看，确保安心的最快捷的途径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经由压抑的办法，敌意（或愤怒，为了揭示它的动力特征，在此我们最好使用这个术语）是从意识觉知中被拿走，但并没有被摧毁。它脱离了个体的人格环境，并因此失去了控制，作为一种极具爆发力的情感萦绕于心，因此，人们更愿意卸下它。情感压抑的爆发力是最大的，因为正是由于被隔离了，它反而具有更大——有时是无可估摸——的规模。 只要一个人对敌意有所觉察，便会以三种方式限制其敌意的扩张。第一，对形势进行斟酌，希望环境告诉他可以对敌人或疑似敌人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第二，如果愤怒是关于某个人的，除非他在其他方面钦佩、喜欢或需要这个人，否则早晚有一天，这种愤怒会占据他的全部情感空间。第三，他已经形成了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的感知，以及相应的人格要素，这些东西也会制约他的敌对性冲动。 可以作如下设想：愤怒受到了压抑，加以控制的可能性也被根绝了，敌对性冲动就会全面突围。如果我提到的那个化学家屈服于自己的冲动，他就会让其他人知道G先生滥用了他们的友谊，或者告诉他的上级，G先生剽窃了他的点子或阻碍了他追求事业。由于他的愤怒被压抑了，所以这种愤怒变得支离破碎并膨胀扩大，就像他梦境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般来说，他会梦到自己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承认自己犯了谋杀罪，或者，他变成了受人钦佩的天才，而别人则灰溜溜地垮台了。 正是通过隔离，被压抑的敌意久而久之就会通过外源而加剧。例如，一个雇员对主管感到愤怒，因为主管不跟他商讨就擅自作出安排，而如果这个雇员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从不抗议这些议程，主管肯定会继续擅作主张。因此，新的愤怒便不断滋生。[1]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一个人在内心记录（register）[2]下了一种感情的存在，这种情感极具爆炸性并且无法控制。在讨论这种后果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疑问。根据定义，压抑情感或冲动的结果是个体不再觉察到其存在，所以在他的意识中，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对别人有敌意。那么，我为何会说他的内心“记录”下了受压抑情感的存在呢？答案在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而是如沙利文在一次讲演中所言，意识有几种水平。被压抑的冲动不仅仍然起着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并且在更深层的意识中，个体仍然知道它的存在。简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自欺，实际上，我们对自我的观察比我们所意识到的做得更好，正如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做得比意识中的好一样——例如，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我们也许有严格的理由不理会我们的观察。为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所说的“记录”是指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意识到这点。 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足够巨大，压抑敌意的后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隐隐约约的焦虑状态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压抑并不仅限于此，因为敌意充满了危险，从内心威胁到我们的利益和安全，因而有必要尽快摆脱它。另一种次要的反射过程由此出现：个体将他的敌对性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种“伪装”——压抑——需要第二种伪装：他“假装”这种破坏性的冲动并非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人或外物。逻辑上，敌对性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正是敌对性冲动所针对的人。结果这样一来，对方就与他被压抑的冲动一样冷酷无情，这个人便在他心中占据着惊人的比例，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对于任何一种愤怒，其威力程度不仅依赖于现实条件，还依赖于他们所持有的态度。一个人越是手无寸铁，危险程度越是显得重大。[3] 作为一种功能性的手段，投射还满足了“自圆其说”的需要。并非他自己想要欺骗、偷窃、剥削或羞辱别人，而是别人想这么对待他。一位妻子并没有发现自己有毁掉丈夫的冲动，还主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忠诚的，出于这样的机制，她会反过来认为丈夫是一个想要伤害她的残暴家伙。 另一个作用于相同目的的过程也可能会支持这个投射过程：报复恐惧也许会找上被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要伤害、欺骗或蒙蔽他人的人，同样会害怕别人这样对待他。至于这种报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罪恶和惩罚的原始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以私人复仇的驱动力为前提，我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留在这里。毋庸置疑，它在神经症患者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过程产生于受压抑的敌意，又导致了焦虑的影响。事实上，压抑的确引发了一种以焦虑为特征的状态：感觉对外来的压倒性危险无力抗拒。 尽管焦虑的形成过程在原理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很难弄清楚焦虑的条件。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被压抑的敌对性冲动往往并非投射在实际相关的人身上，而是投射在其他事物上。比如，在弗洛伊德的某个个案史中，小汉斯发展出的不是对于父母的焦虑，而是对于白马的焦虑。[4]我有一个病人，她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理智，在压抑了对丈夫的敌意之后，突然对游泳池瓷砖上的爬虫产生了焦虑。看起来，从细菌到暴风雨，没有什么是焦虑难以附着的。这种将焦虑与相关人物分离的倾向，其原因非常明显。如果焦虑确实是关于父母、丈夫、朋友或某个关系亲近的人，那么敌意的臆想便与已有的那些权威、爱或赏识格格不入。在这些情况下，他的行为准则就是全面否认敌意。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来否认自己有任何敌意，并且，通过将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到暴风雨上，他也就能否认别人有任何敌意。许多美好婚姻的错觉就是依赖于这种“鸵鸟策略”。 从逻辑上来讲，压抑敌意必然产生焦虑，但并不意味着每当这个过程发生，焦虑就必须显现出来。通过我们已经探讨过或稍后会谈到的保护性策略，焦虑可以即刻被移除。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通过某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发展出越来越强烈的嗜睡或酗酒需求。 继压抑敌意而生的焦虑有无限种变化的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点，我会列举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 B.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 鉴于压抑敌意的各种后果，A组看起来是压抑的直接结果，而B组是以投射为前提的。A组和B组都可以细分为两个亚组。 Ⅰ. 危险被认为直接针对个人。 Ⅱ. 危险被认为直接针对他人。 那么我们就有了四组焦虑： A.Ⅰ.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并直接针对自己。在这一组，敌意再次针对自我开启，我们稍后会讨论其过程。 实例：在高处忍不住想跳下去的恐惧症。 A.Ⅱ.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并直接针对他人。 实例：忍不住要用刀伤害他人的恐惧症。 B.Ⅰ.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并关乎自身。 实例：对暴风雨的恐惧。 B.Ⅱ.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并关乎他人。在这组中，敌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敌意的原始对象被保留。 实例：过分焦虑的母亲为威胁她孩子的危险而焦虑。 不用说，这样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也许在提供迅速定位方面有些用处，但它并未显示出一切可能性事件。例如，我们不能推断，发展出A型焦虑的人永远不会投射他们受压抑的敌意，而只能推断，在这种特殊形式下的焦虑中没有出现投射。 敌意与焦虑的关系并不限于敌意会催生焦虑。这个过程也可能颠倒过来：当焦虑基于一种被威胁的感觉时，出于防御，便会轻而易举地挑起反应性敌意。在这点上，它与同样能激起攻击性的恐惧完全没有任何不同。如果反应性的敌意也被压抑了，那么焦虑也会出现，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敌意和焦虑的这种互反性效果，即其中一个总是产生和强化另一个，使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能找到如此多的敌意。[5]这个互反性影响也能基本解释，为何重度神经症常常在没有任何明显外部困境的情况下恶化。不管焦虑和敌意哪个是原发因素，对神经症动力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焦虑和敌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基本上是从精神分析的方法得来的。依靠的是潜意识内驱力、压抑过程、投射等动力。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在诸多方面都有别于弗洛伊德所采用的立场。 弗洛伊德成功地提出了两个有关焦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简单说就是，焦虑产生于对冲动的压抑。这个观点特指性冲动，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解释，因为它的依据是，如果性能量得不到释放，便会在体内产生生理紧张，并转化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他称之为神经症焦虑）源于对冲动的恐惧，发现和实现这些冲动将会招致外来危险。[6]第二个观点也是种心理学解释，指的不单单是性冲动，还有攻击性。对于这个焦虑的解释，弗洛伊德完全没有考虑到对冲动的压抑，而只考虑了对冲动的恐惧，以及实现这些冲动会涉及外来危险。 我的概念是基于一个信念：为了理解全貌，必须把弗洛伊德的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因此，我放下了第一个观点中纯粹的心理学依据，将它与第二个观点相结合。总之，与其说焦虑产生于对我们冲动的恐惧，不如说产生于对我们被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没能充分利用他的第一个观点——它基于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原因是虽然他给出了心理学的解释，但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若是压抑了冲动，他的内心会怎样。 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第二个理由虽然有较少的理论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实践价值。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焦虑也许产生于冲动，这些冲动的表达可能招致外部危险。性冲动很可能就是这样，但前提是有某个苛刻的个人和社会禁忌对他们造成威胁。[7]出于这一点，焦虑源自性冲动的概率，在极高的程度上取决于既有的性文化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特定来源。可我认为，在敌意中存在这种特定来源，或更确切地说，是在被压抑的敌对性冲动中。我在这章提出的概念转化为简单且有实用性的说法即是：无论何时我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脑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究竟哪个敏感部位受到了伤害并因此激起敌意，又是什么导致抑制的必要性？我的经验是：只要在这个方向上探索，总会得到有关于焦虑的满意答案。 我与弗洛伊德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他认为：焦虑只产生于童年期，从所谓的出生焦虑开始并随之进入“阉割恐惧”，日后生活中所出现的焦虑，是基于婴儿期保留下来的行为反应。“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的人，在对于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幼稚，并没有摆脱旧时的焦虑环境。”[8] 让我们分别思考这个解释中的各个成分。弗洛伊德声称，在童年时期，我们倾向于对焦虑作出反应。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充分易懂的理由就是婴儿对于不利影响相对无助。事实上，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总是能发现，焦虑的形成始于童年早期，或至少在那时埋下了我所说的基本焦虑。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仍然与最初引发焦虑的条件有关。这意味着，尽管变更了方式，但一个成年男子仍会像他小时候那样对“阉割恐惧”感到极度困扰。毫无疑问，在一些特殊案例中，婴儿时的焦虑反应在适当的刺激下，也可能在日后生活中以不变的形式复现。[9]但一般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简单说，不是复现而是发展。分析某些案例，能使我们彻底搞清楚神经症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我们也许会从中发现从早期焦虑到成年怪癖之间的连续反应链。因此，后来的焦虑还包括那些以童年期具体冲突为条件的成分。但总的来说，焦虑并非一种幼稚的反应。如若不然，就会混淆两件不同的事情，误把幼稚的态度当作只会发生于童年时期的态度。至少，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称焦虑为幼稚反应，那人们也可以称它为儿童身上早熟的成年人的态度。 * * * [1]昆克尔在《性格学导论》中曾注意到，神经症态度唤起了对环境的行为反应，并由此得以加强，结果这个人就愈加深陷并愈加难以逃脱。昆克尔把这种现象称为恶性循环。 [2]类似于“感觉登记”（Sensory Register），感觉登记是瞬时记忆的别名。 [3]弗洛姆《权威与家庭》，此书由国际社会研究院的马克思·霍克海默主编，他曾在书中清楚说明，我们面对危险所产生的焦虑，并不机械地依赖于危险在现实中的大小。“一个具有无助、消极态度的人，在应对相对小的危险时也会产生焦虑。” [4]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三卷。 [5]一旦意识到敌意透过焦虑而增强，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解释死本能理论时所做的那样，为这个毁灭性动机寻找一个专门的生理源头。 [6]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第120页。 [7]也许在某个社会中，如塞缪尔·巴特勒在《埃瑞璜》中所描写的社会，任何身体疾病都会受到惩罚，得病的冲动会带来对于违禁的焦虑。 [8]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第123页。 [9]舒茨在《神经症，生命支援与强制性治疗》中记录过这种案例。一个雇员常常换职位，因为某个老板激起了他的愤怒与焦虑。精神分析显示，只有那些蓄着某种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病人的反应被证实的确是一种重复反应，是他在三岁时对他父亲的反应，当时他父亲威胁性地要攻击他母亲。 [book_title]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现实冲突情境能够完全解释某种焦虑。然而，如果我们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找到了产生焦虑的情境，要想解释敌意为何在那种情况下出现和被压抑，就必须参考先前已有的焦虑。于是我们会发现，先前的焦虑又反过来产生于先前的敌意，以此类推。想要弄清整个发展过程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童年时期。[1] 我极少处理童年经历的问题，这将是其中一次。精神分析文献按惯例都会提到童年，我之所以较少提到，并非因为跟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相比，我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没那么重要，而是在这本书中，我处理的是神经症人格的现实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人经历。 在调查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时，我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环境，这个环境在各种组合中表现出下列特点。 基本罪恶必然是缺乏真挚的温暖和情感。一个小孩，只要他内心感到被需要、被爱，他就能承受很多常被称为“创伤”的事情，诸如突然断奶、偶然性的殴打、性经历等。不用说，小孩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否真诚，任何虚假表现都无法欺骗他们。一个孩子之所以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温暖和情感，主要原因是父母因自身的神经症而没有能力给予他。大多数情况下，在我的经验中，温暖的基本匮乏是受到了遮盖的，并且父母声称自己所想的都是孩子的最大利益。一位“完美”母亲的教育理论、过度关心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产生某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为未来的极度不安感奠定基础。 再者，我们在部分父母身上发现各种不免激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拿其他孩子作比照、不公平的责骂、态度在过度放任和武断拒绝之间无常变换、不兑现承诺等，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小孩需求的态度，从一时照顾不周到一贯阻碍小孩最正当的渴求，诸如干涉友谊、嘲笑他们独立的思考、糟蹋他们的兴趣追求——不管这个兴趣是艺术、体育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就算不是有意的，也会在效果上确凿地打碎孩子的愿望。 有关儿童敌意引发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强调的主要是儿童愿望的挫折——尤其是性领域的愿望以及嫉妒。有可能，婴儿期敌意的出现，部分是因为令人生畏的文化态度，这些态度关乎一般性乐趣，尤其是婴儿期的性活动，不管这种性活动是关于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的性游戏。但是，挫折肯定不是反抗性敌意的唯一来源。观察显示，儿童无疑与成年人一样，如果他们觉得剥夺是正当、公平、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他们可以接受很多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小孩施加过度的压力，也不用或轻或重的残酷手段来胁迫他，他们并不会介意卫生教育。小孩也不会介意偶尔的惩罚，只要总体而言感觉自己是被爱的，或只要惩罚是公平的，而不是带着刻意的伤害或羞辱。很难评判这种挫折是否会触发敌意，因为在对小孩强行实施剥夺的环境中，往往也会出现很多其他刺激因素。重点不在于挫折本身，而在于这种挫折是——精神上——强加的。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将重点放在这种挫折可能带来的危险上，导致许多父母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还坚持这种观念，只要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伤害孩子，就会避免对孩子有任何干涉。 和成年人一样，嫉妒肯定是儿童强烈敌意的来源。毫无疑问，兄弟姐妹间的嫉妒[2]和对父母某一方的嫉妒，都会在神经症儿童那里激起反应，或不断给他们的未来生活造成影响。然而，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引发嫉妒的条件是什么。是否像在手足之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那样，嫉妒反应一定会发生在每个儿童身上，还是说需要一定的条件？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过“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对父母某一方强烈的嫉妒能以同样足够破坏性的方式唤起恐惧，还有可能持续地干扰性格的形成及其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常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被观察到，他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神经症的核心，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现象。[3]令人质疑的正是这种推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反应的确容易产生在手足关系和亲子关系中，正如它会出现在任何紧密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具有破坏性和持续性的嫉妒反应（当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手足之争时，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极为普遍，更别提其他文化了。它们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行为反应，但人为地构成了儿童的成长环境。 在后面讨论神经症嫉妒的一般内涵的时候，我们将会详细探讨哪些因素是引发嫉妒的原因。在此只能说，温暖的匮乏和高强度竞争都会促成这个结果。此外，那些制造这种氛围的神经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缺乏满意的情感关系或性关系，并由此倾向于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爱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感情需求释放到孩子身上。尽管他们的情感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至少是充满感情的。我十分怀疑，在亲子关系中的性暗流是否会汹涌到产生潜在障碍的地步。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神经症父母都全面体现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和嫉妒，软硬兼施地迫使孩子进入这种狂热的依恋之中。[4] 我们一直觉得，与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员的敌对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如果这个孩子不得不与神经症父母的行为作斗争，那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如果这种对立有很好的理由，那么，这个孩子性格扭曲的危险便不完全在于感受或表达这种抗议，而是压抑它。压抑批判、抗议或指控会引发很多危险，其中一个便是这个孩子倾向于把所有错误推到自己身上，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后面我们会探讨这个情境的内涵。这里所指的危险是压抑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而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蓬勃发展。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小孩之所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根据不同程度和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主要包括无助、恐惧、爱或内疚感。 儿童的无助常常只被当作一个生物学因素来看待。尽管这个孩子事实上长年累月地依赖着他人实现自身需求，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力不充沛，经验也不丰富。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过于强调生理的因素。在这个小孩人生的头两三年以后，会发生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即从生物学意义的依赖占优势转变到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转变会一直持续到他进入成年早期，直到他能够自主掌控人生。然而，孩子依赖父母的程度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想在后代教育中达到什么目标：是想使孩子强壮、勇敢、独立、有能力处理各种状况，还是只想庇护孩子，使他温恭驯良，让他一直对人生一窍不通，或者简单说，把他当婴儿看待直到他二十岁或者更晚。对于成长于不利环境中的孩子，无助感常常会被人为地强化：恐吓、骄纵，或者使他进入并停留在情感依赖的阶段。一个孩子被弄得越无助，他就越不敢感觉或表现对立，这种对立也就被推迟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其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者我们称为“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也许直接产生于威胁、禁律和惩罚，以及脾气爆发或目睹暴力场面；也许产生于间接恐吓，例如向孩子展示生活中的巨大危险：病菌、街上的车、陌生人、没受过教育的孩子、爬树等。一个孩子被弄得越忧虑，就越不敢表现出甚至是感觉到对立。这里的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你。 爱也许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缺乏真诚的情感时，父母常常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他们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他们是如何为他呕心沥血。一个小孩，尤其当他在其他方面受恐吓时，可能会牢牢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并且害怕表现得叛逆，以免失去了温顺所换来的奖赏。在这种情况下，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孩子之所以压抑对父母的敌意，是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现都会破坏他和父母的关系。他很显然是出于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撤走他们那些令人安心的仁义善举，或与他反目。况且，我们的文化常常让小孩为敌意或对立的感受或行为感到内疚。也即是，如果他表现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恨，或是他违反了父母制定的规则，就要让他看到自己的可恶或卑劣。这两个内疚感的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越是让孩子为侵入禁区而感到内疚，他就越害怕自己会对父母怀恨在心或者指责他们。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最容易出现内疚感。不管这种禁令是无声的沉默，还是威胁和惩罚，孩子往往不仅觉得性好奇和性活动是被禁止的，还觉得如果他纵情其中是肮脏可鄙的。如果对父母中的哪位有任何性幻想和性渴望——尽管如同对性持严峻态度的一般人那样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还是会使孩子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境中，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如果我怀有敌意就会是个坏孩子。 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的任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孩子压抑自己的敌意，并由此产生焦虑。但是，每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然导致神经症吗？我们的知识还没有超前到充分解释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婴儿期焦虑是一个必要因素，但并非神经症发展的充分原因。大概有利的环境会预先阻断明显的神经症形成，比如环境的早期改变或其他抵抗性因素。然而，若如通常情况，生活环境并不利于削减焦虑，这种焦虑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它还将逐渐恶化，并在恶化的过程中启动所有形成神经症的流程。 这些因素也许会影响婴儿期焦虑的加重，其中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应当予以额外考量。敌意和焦虑反应是只限于不得已的环境，还是恶化为针对所有人的敌意和焦虑，这是极为不同的。 如果一个小孩足够幸运，比如有一个慈爱的奶奶、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和一些好朋友，也许就足以阻止他对所有人都抱有坏的期待。但是，一个小孩在家庭中的经历越艰苦，不仅越容易对父母和其他孩子产生愤恨，还越容易发展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态度。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体验，就越是会推进这种恶化。最后，他越是掩盖自己对于家庭的恶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态度保持一致，就越会把他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认为“社会”通常是危险、可怕的。 对于“社会”的普遍焦虑也可能逐渐发展或增长。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别人交往中不敢表现得像他人一样有魄力或有进取心。他已经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带来的极大快乐，甚至会将并无恶意的调侃当成残酷的拒绝。他会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更没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类似的因素所培养或引发的状况是：他会在“敌对社会”中感到孤独和无助，这是一种潜在增长的普遍感受。对个人挑衅的强烈个体反应，凝结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不足以构成神经症，但是可以随时演进为神经症的肥沃土壤。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过研究种种个体形式不同的焦虑就会认识到，基本焦虑潜存于所有人际关系之中。现实原因可能会激起个体焦虑，即便现实环境中没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虑依然会持续存在。如果把神经症情景整体比作一个国家的政治动乱状态，那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制度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表面化的表现在某个个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样化。在国家中，它们表现为暴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同样在心理学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以各种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挑衅，神经症的所有表现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中就没有基本焦虑。这种神经症由对现实冲突情境的神经症反应构成，而这部分人的个人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下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案例，它常常发生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 一个45岁的妇女向我诉苦，说她夜间会有心跳加速和焦虑的状况，还会大量流汗。但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器质上的发现，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心正直的女人。20年前，迫于环境的压力而非个人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他们曾经生活得很快乐，性方面也很满足，有三个发育得特别好的孩子。她曾经勤勤恳恳，勤于持家。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逐渐变得古怪暴躁并且性事不济，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症反应。问题出现在七个月前，一个讨人喜欢的同龄适婚男子向她献殷勤。她开始对年迈的丈夫感到不满，但考虑到自己的整个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关系，她彻底压抑着这种感受。经过几次会谈之后，她能够直面这个冲突情境了，并因此不再焦虑。 比较人格性神经症与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的个体反应，最能揭示出基本焦虑的重要性。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各种合情理的缘由而无法自觉处理冲突情境，即是说，他们不能面对冲突的存在和实质，由此不能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神经症类型有一个突出的差别，即情境性神经症很容易获得治疗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治疗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难中开展，因而要持续相当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会跨越病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对情境性神经症的理解性探讨往往不局限于症状方面，还包括针对性治疗这个领域。在其他案例中，针对性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障碍的。[5] 因此，我们可以在情境性神经症中找到冲突情境与神经症反应间的充分关联，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大概找不到这种联系。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也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在后面我们将看得更详细。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应对措施无穷无尽，并随着个体的不同而变化多端，但基本焦虑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基本一致，只是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可以大致描述为感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有生命危险，置身于一个虐待、欺骗、攻击、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会。我有一个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画出了这种感受，画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无助的裸体婴儿，周围是正准备攻击她的各种险恶的怪物、人类和动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们总是会发现，他们对这种焦虑抱有相当高的意识程度。在偏执型病人身上，这种焦虑仅限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则对周围世界抱有敌意取向的敏锐觉知，以至于他们往往会把别人的示好当成是潜在的敌意。 然而，神经症患者很少能觉察到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至少觉察不到其在整个人生中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老鼠，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里，她绝对真实地描绘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现，并丝毫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害怕每个人。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也许会被浅表的信念所掩盖，即认为所有人都十分讨人喜欢，同时敷衍地与别人保持良好关系。之于所有人的极度蔑视也许会伪装成不吝赞美。 尽管，基本焦虑与人有关，但它有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特征，转化成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威胁的感觉，或是一种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难发现这些态度的依据，但不经过非常认真仔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不能使神经症患者自身意识到，他的焦虑实际上与病菌之类的事物无关，而是与人有关，并且认识到，他对于他人的恼怒并非一种之于某些现实挑衅的适度且正当的反应，并且这种恼怒表明他实质上对别人抱有敌意和不信任。 在阐述神经症基本焦虑的内涵之前，我们还需探讨一个问题，很多读者可能都有这个疑问。对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组分，尽管程度更轻，但这种基本焦虑和敌意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暗怀着的“正常”态度吗？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念。 如果“正常”是基于普遍的人类态度来说的，那依据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所称的“受造者的焦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结果。这个习语揭示的是：事实上，在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面前，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助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是在童年时期面对无助之时，但这种认识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都会存在。这种“受造者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都含有面对强大力量感到无助的成分，但这种无助并不必然意味着敌意。 然而，如果所谓“正常”所基于的是我们的文化态度，我们大有可能会说：总体来说，只要我们文化中的某个人的生活不是太过于受到庇护，当他成熟了，经验便会使他对别人更矜持，并使他更熟知一个道理——通常人们的反应并非直截了当，而是由怯懦和私利决定的。如果他是诚实的，他就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如果他不是，他就会更清楚地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些东西。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与基本焦虑有关。但也会有所差异，健康的成熟个体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基本神经症态度中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他仍然有能力给予某些人很多真挚的友谊和信心。也许，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健康人的许多不幸经历都发生在他有整合能力的年龄，而神经症患者的这种经历发生在他无法驾驭的年龄，并且由于此种无助，他对这些经历始终怀有焦虑。 在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上，基本焦虑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意味着情感孤立，当情感孤立与自身的内在软弱感受一致时，他一定会感到更加难以忍受。这意味着自信的根基受到了动摇。它携带着潜在冲突的因子，这是一种渴望他人帮助却不可得的潜在冲突——由于他对别人极度不信任且心怀敌意。这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他感觉自己期望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使自己受保护、受照顾；又由于基本敌意的存在，他心怀太深太深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获取安全感这件事情上。 焦虑越是无法忍受，相应的保护性手段就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会有四种用来自我保护进而对抗基本焦虑的主要方法：感情、服从、权力、回避。 第一种，获取任何形式的爱，这也许被用作对抗焦虑的有力保护措施。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有关于特定的人或制度，可以大致细分。它有一个特定的焦点，例如服从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某种宗教仪式或某些权威人士的强令。遵守这些规矩或遵从这些要求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也许会采取必须“表现良好”的形式，尽管“良好”的含义随着他所遵从的要求或规矩而有所不同。 如果这种服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人，它就会采取更加普遍的形式，即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和避免所有可能激起愤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压抑住个人的一切需求，压抑住对他人的批评，甘于让自己不加防备地被侮辱，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助别人。他们有时也会意识到是焦虑引发了他们的行为，但通常都浑然不知，还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由于慷慨或献身的理想已经发展到放弃自身愿望的地步。无论是特定形式还是一般形式，服从的座右铭都是：如果我让步了，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也许，服从的态度同样能经由爱来达到获取慰藉的目的。如果对一个人而言，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人生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他就会甘于付出一切代价，这大体上就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愿望。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一个人没法相信任何感情，他的遵从态度就并非直接指向赢取感情，而是赢取保护。有些人只能通过绝对服从去获取安全感。他们身上的焦虑是如此强烈，对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完全将感情拒之门外。 第三种对抗焦虑的保护性措施是获取权力：试图通过获得现实权力或成功、占有、赞美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实现安全。这种保护性努力的座右铭是：如果我有了权力，就没人可以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性手段是回避。上述保护性措施普遍乐意与世界作斗争，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面对外部世界。然而，回避也是保护手段的一种。它并不意味着进入荒漠或彻底与世隔绝。它意味着当别人影响到他的外部或内部需求的情况下，设法从他人那里获取独立。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独立也许能通过累积财富而实现。这种累积财富的动机完全不同于追求权力或影响力的动机，并且在财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只要他积累财富是为了独立，就往往会因过于焦虑而无法享用财富，并以一种吝啬的态度保护财富，因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卫财富以防备所有的不测。在表面上独立于他人的另一个手段是将个人需要最小化。 在内部需求上的独立可见于试图与他人在情感上隔离开来，因为如此一来就没什么可以伤害他或是让他感到失望的了。这意味着扼杀自己的情感需求。隔离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包括他自己，这种态度常见于知识界。不重视自己不代表觉得自己不重要。事实上，这些态度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回避与服从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二者都有关于声称放弃自己的愿望。但后者的弃权是为了“表现良好”，或是为了感觉安全而遵从他人意愿，但在回避措施这里，“表现良好”完全不重要，弃权是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独立。在这里，座右铭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没什么可以伤害我了。 想要评估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须意识到它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非来源于渴望实现幸福快乐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紧要。经验显示，对于“雄心壮志”的追逐所带来的冲击力，跟性冲动一样猛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单独或着重采用这四种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能带来安全感——只要生活环境允许实施这些手段而不招致冲突，尽管这些片面的实施总的来说是以人格上的贫乏为代价的。例如，一个采取服从措施的妇女，在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文化氛围中也许能找到和平，并得到许多次要的满足。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权力与财富，其成果也许是一颗安心丸和一个成功的人生。但事实上，直击目标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种要求太过分或太轻率了，以至于必然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从深潜的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有好几条彼此背反的路。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同时被迫掌控每个人而又渴望得到每个人的爱，被迫服从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被迫脱离群众而又渴望他们的喜爱。正是这种种冲突的完全无解使其成为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中枢。 最容易产生冲突的两种努力是对爱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些内容。 我所描述的这些神经症结构，原则上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基本上是源于本能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超我”中那些表现。不过，虽然我赞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的冲突之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渴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引发神经症，但它可能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制约，即导致片面地压抑渴望，或用最笼统的话来说，会带来切切实实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引发了焦虑，只有当减缓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造成了同样迫切却不相容的防御性倾向之时，才会引发神经症。 * * * [1]在此我并未涉及一个问题，即治疗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维·利维：《兄弟姐妹竞争实验中的敌意模式》，载于《美国精神卫生学杂志》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4]这些说法大体上是不赞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而是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一种文化条件。因为很多作者都讨论过这个观点，如马林诺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赖希，我只是稍带提及我们文化中可能引发“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性关系冲突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的过度权威；对小孩性发泄的禁忌；倾向于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让小孩感情上依赖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 [book_title]第六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四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人的首要追求就是被爱或被赞许；有些人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这个需求；有些人的行为特点就是服从、让步和没有主见；有些人受控于对成功、权力或财富的渴望；有的人倾向于封闭自己并独立于他人。然而，无论这些追求是不是用以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我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难道它们不是处在某个人的所有可能行为的正常范围之内的动机表现吗？这种辩解的错误在于，它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提出的。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非彼此排斥。对爱的渴望、服从的倾向、对影响力或成功的追求以及回避的倾向可以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但丝毫不带有神经症的迹象。 而且，以上诸种倾向之某一种还可能是某个文化中的主导态度，也被用来说明他们可能具有正常的人类潜力。就如在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阿拉佩什文化中，爱、母性关怀、听从他人意愿，所有这些都是主导态度；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言，对于夸克特尔人来说，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追求威望是被认可的行为模式；依据佛教教义，避世也是一种主导倾向。 我并非试图否认这些驱动力的正常性，而是主张它们都可能被用来提供安全感以对抗某些焦虑，并且经由其保护性功能改头换面，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极好地解释这个差异。我们爬树，可能是因为我们想测试自己的体力和技术或者想从高处眺望，或者是因为我们被怪兽追赶。同样是爬树，但我们的动机有所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这么做是出于追求愉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出于恐惧，我们是出于安全需要才不得已这么做。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能够自由选择爬或不爬，而另一种情况，我们是因为迫切的需要而被迫去爬树。在第一种情况里，我们可以选择最合我们心意的树，另一种情况下，除了最近的那棵树，我们别无选择，甚至不一定要是树，也可以是旗杆、房屋，只有靠它才能达到自卫的目的。 动机上的差异也会导致感受和行为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一种直接愿望的驱使下去获得相应的满足，那我们的态度就具备自发性和辨别力。然而，如果我们是受焦虑驱使，我们的感受和表现则是强制性的和不加区分的。当然，也存在中间状态。就本能而言，诸如饥饿和性欲，极大程度上是由匮乏所致的心理紧张所决定的，这种心理紧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强制性地且不加区分地去追求满足，而这恰恰是焦虑驱动的特点。 再者，所要获取的满足也有差别，泛义而言，也即快乐与安全感是不同的。[1]然而，这个区别乍看起来并不十分明显。本能的满足是令人愉悦的，诸如饥饿或性欲，但如果生理紧张一直被压抑，偶然获得的满足就非常类似于从焦虑中获得解脱。两种情况都是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解脱。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一样强烈。性满足，即使类型不同，也会如突然从极度焦虑中获得解脱的人一样感受强烈。并且，总体而言，寻求安全感的欲望不仅与本能的驱动力一样强烈，还能带来同样强烈的满足感。 正如上一章所言，寻求安全感也能带来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被爱或被赞赏的感觉，富有成就或影响力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可能令人分外满足，更不用说安全感的收获了。再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获取安全感的各种渠道可以使累积起来的敌意得到极大的释放，从而释放了另一种紧张情绪。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可能是某种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我们也研究了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动机。现在我将更加细致地探讨两种最重要的神经症驱动力：渴望爱和渴望权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极为常见，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可以非常轻易地识别它，以至于它被认为是焦虑症及其大致严重程度的最可靠的指标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对这个始终存在威胁和敌意的世界感到无助，那最合理、最直接的追求爱的方式就是获取诸如仁爱、帮助或赏识。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状况真如他们时常以为的那样，那他应该很容易得到爱。如果我请他大致口述一下他常有的感受是什么，他的表述大致不过如下：他想要的是如此微不足道，不过是他人应当善待他、给他建议，应当领悟到他是个可怜、无害、内心孤独的人，应当认识到他是想取悦他人而不是伤害他人。这便是他的全部感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敏感，自己身上存在多少潜在的敌意，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苛求妨碍了他的人际关系，他也无法判断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或别人对他的反应。因此，对于他的友谊、婚姻、恋爱、工作关系为何总是如此令人失望他感到分外茫然。他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别人，是他们不替他人着想、不忠、恶毒残暴，或是由于一些高深莫测的原因才导致他缺乏讨人欢心的天赋。因此，他一直在追逐爱的幻影。 如果读者回顾我们之前的讨论，回想一下焦虑是如何通过压抑敌意而产生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反过来引发敌意的——也即回想一下焦虑和敌意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就能发现神经症思想中的自欺和失败的原因。神经症患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两难境地，既没有爱的能力，但又极需别人的爱。在此，我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问题看似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难以回答：什么是爱，或者在我们的文化中爱意味着什么？有人可能听到过一种比较随意的定义：有给予爱和获得爱的能力。尽管，这种定义或许不无道理，但对于澄清我们想要解决的难题而言，这太过笼统了。大多数人都能偶尔地富有深情，同时却又完全没有爱的能力。最应该考虑的因素是爱所流露出的态度：对他人是否表现出一种基本的积极态度，或者——诸如是否害怕失去对方、是否想要支配对方？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任何表面的态度当作标准。 尽管，什么是爱很难说清楚，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清楚什么不是爱，或者哪些因素与爱格格不入。某人可能深爱着一个人，但同时又对他大发脾气、否定他的某些愿望或不愿意被他打扰。但是，这种愤怒或回避的反应界限分明，不同于神经症患者的态度，神经症患者矢志不渝地提防他人，觉得他们对第三方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将他人的任何要求都视为一种强迫，将他人的任何批评都当作一种羞辱。这并不是爱。同样，如果只是为了帮助另一方改进，而对其某种品质或态度给予建设性的批评，定然是无损于爱的定义的。但像神经症患者常做的那样苛求完美，那就并不是爱了，这种苛求隐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完美，那你就有祸了！” 当我们发现某个人只把他人当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棋子时，我们也会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对于爱的概念，只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他满足了某种需要。显而易见的一些情况是，需要他人只是为了性满足或婚姻关系，只是为了威望。但在这里，这个问题同样十分容易混淆，特别是在相关需求属于精神本质时。一个人可能会诓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他爱着对方，尽管他需要对方只是——诸如——因为对方的盲目赞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受到了批评，就会突然抛弃对方，甚至反目成仇，因为对方不再具备赞美的功能，而这正是他爱对方的原因。 不管怎样，在对比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要矫枉过正。尽管，为了获取满足而利用爱人并不容于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完完全全的无私与牺牲。不提出任何要求，只得到了爱的名义，这也不是爱。任何表达出这种信念的人，他所泄露出来的都是自己并不情愿给予爱，表明他的爱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信念。当然，我们想从我们喜欢的人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我们想要满足感、忠诚、帮助，如果有必要，我们还甚至想要一种牺牲。而且，总的来说，能够表达这种渴望甚至为此而战，正是心理健康的指标。爱与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差异在于，在爱中首要的是感觉到爱，而在神经症中主要的感觉是求取安全感，而爱的幻影只是次要的。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 如果一个人之所以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消除焦虑，那这个问题在他的意识头脑中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总体而言，他并不知道自己充满焦虑，也不知道自己为了获得安全感会不顾一切地向任何感情伸手。他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这里有一个他喜欢或信任的人，或有一个令他着迷的人。而他自以为的那种自发的爱，其实只是一种感激，因为别人向他表现出友好，或只是一种由某些人或情境引发的希望或爱。那个或明或暗地在他内心激起种种期待的人会自动被赋予某种重要性，而他的感受也会体现在爱的错觉中。这些期待也许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受到一个权威人士的款待，或某个人不过是给他留下了悠然独立的印象。也可能出于色欲或性挑逗，尽管这些东西对爱并没有帮助。这些期待也可能依赖于既存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暗含着帮忙的承诺或感情上的支援：家庭、朋友、医生。很多这种关系都是在爱的幌子下进行的，也就是在依恋的主观信念下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爱的全部含义不过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旦任何愿望没有实现，潜在的反感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暴露出这并非真挚的情感。常人眼中的爱的基本要素之一——感觉的可靠和稳定——在这些情况中都无法找到。 我已经探讨过了没有爱的能力的最后一个特点，但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它不会考虑他人的人格、怪癖、局限、需要、愿望和发展。这种漠视部分源于焦虑，焦虑促使神经症患者依附他人。一个溺水并紧紧抓住救生员的人，无法思及别人的意愿或有没有带走他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漠视也是对他人基本敌意的表达，最常见的内容就是蔑视与嫉妒。它可能被竭力表现出来的体贴甚至是牺牲遮盖，但这些努力往往无法阻止某些异常反应的出现。例如，一个妻子也许主观地确信自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当她的丈夫把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兴趣或朋友上时，她就会感到愤恨、发牢骚或抑郁。一个过度保护孩子的母亲也许会坚持认为，她为了孩子的幸福付出了一切，但根本不考虑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 有些神经症患者的保护性措施是寻求爱的驱力，他很难意识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他们大多数人会误将自己的其他需求当成爱，不管是对某一个人还是所有人。有一个紧迫的理由使他们拥有并保护这种错觉。放弃这种防卫将意味着暴露了某种困境：立马感觉到对他人的基本敌意却又仍然渴望他人的爱。他做不到在藐视、不信任某个人、力图摧毁某个人的幸福或独立的同时又渴望得到这个人的爱、帮助和支持。为了达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他不得不苛刻地不让自己意识到这两种敌对的倾向。换言之，虽然混淆了真诚的爱与需要，但爱的错觉仍然具有其特定的功能，使他对爱的追求有了可能性。 在满足对爱的饥渴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还会遭遇一个基本困难。尽管他可能成功得到了他想要的爱，哪怕是暂时的，但他仍然无法真正接受它。有人会以为他将欣然接受任何爱，正如一个口渴的人拿到一杯水一样急切。事实上，这的确会发生，但只是暂时的。每个医生都知道友善和关心的效果：所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问题都可能突然消失，即使只是让病人住院治疗，并给他做全面的检查。一个情境性神经症患者，即使病情十分严重，当他感觉自己被爱时，病症也可能全部消失。伊丽莎白·巴莱特便是这种情况的著名例子。即使是之于人格性神经症，这种关注——不管它是爱、兴趣还是医疗护理——也可以充分释放焦虑，从而改善病症。 任何种类的爱都能给他带来表面上的安心甚至是幸福感，但在心底，他要么会心有怀疑，要么反而会激起其不信任和恐惧。他并不相信它，因为他坚信没有人会爱他。并且，这种拒绝爱的感觉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不会为任何反面例证动摇。这个信念被视为是无可置疑并且不容置辩的事实，在意识里从来不会使他感到烦恼，因而尽管难以言状，但仍然像常浮现于意识中的信念一样不可动摇。同样，这个信念可能被“不在乎”的态度所掩盖，并为此骄傲地大放厥词，这往往会给挖掘拒绝爱的根源造成困难。这种“我不讨人爱”的信念非常类似于没有爱的能力。事实上，它是这种无能的有意识反射。一个有能力真心喜欢他人的人，不会怀疑他人是否真的喜欢他。 如果焦虑症确实很严重，他对他人给予他的任何爱都会抱以怀疑的态度，并且他很快会认为这种爱另有企图。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病人会觉得，精神病医师想要帮助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抱负，医师说一些赞赏或鼓励的话只是出于治疗本身的目的。我的一个病人认为，我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提议周末去看她，是一种正面羞辱。明确表露出来的爱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讥讽。如果一个有魅力的姑娘对某个神经症男子大胆示爱，他可能将其视为愚弄，甚至视其为一种蓄意挑衅，因为这个姑娘会真心喜欢他超出了他的想象。 爱不仅会招致这类人的怀疑，还会激起他们明显的焦虑。仿佛向这种感情投降就意味着被蜘蛛网捕获，或者认为这种感情意味着生活在食人族之中却脱下了防护装置。一旦神经症患者逐渐意识到，某人正在给予他真挚的爱，他或许会惶恐不安。 最后，爱的证据也许会激起对于依赖的恐惧。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对于不能离开他人的爱而生活的人来说，感情依赖是一种真实的危险，并且任何与其略微相似的东西都会促使其做出拼命挣扎的举动。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千方百计避免任何积极的感情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立刻会使他联想到依赖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反应，他必须蒙蔽自己的心智，以免觉察到别人的友善或帮助，并设法摒弃所有爱的证据，坚持自己的感觉：他人都是无情、淡漠甚至恶毒的。这种情境类似于：一个急于觅食的人完全不敢食用任何食物，因为他害怕被毒死。 简而言之，那些为基本焦虑所驱动的人，为了获取一种保护性的手段，最后向爱伸了手，但得到这份他极度渴望的爱的过程却困难重重。正是这种窘境妨碍了他的需求的满足。 * * * [1]沙利文《人际关系研究：从精神病学内涵评论社会科学调查》，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3期（1937年）。他曾指出，对满足和安全感的追求表现为一种调节生活的基本准则。 [book_title]第七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其他特征 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被喜欢，都带着感激之情享受着被喜欢的感觉，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怨恨。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小孩，感觉自己被需要之于他的和谐发展极为重要。但是，究竟爱的需要有哪些神经症特征呢？ 我的观点是，随意地将这种需要视为幼稚不仅冤枉了儿童，还忽略了一个事实：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基本因素压根儿就与幼稚无关。幼稚和神经症需要只有一个共同点——无助，并且这两种情况下的无助的基础也是不同的。此外，发展出神经症需要的前提条件不同。重申一下，这些条件是：焦虑、感觉不讨人喜欢、没有能力相信任何爱以及对任何人都心怀敌意。 因此，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强迫性。倘若某人一直都为强烈的焦虑所驱使，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而言，被爱并非最大的乐事，也根本不是力量或快乐的源泉，而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区别在于是“我想被爱，并享受被爱”还是“无论如何我必须被爱”；或者在于，一个人吃东西是因为他胃口好、他能享受他的食物，而且对食物有所讲究，而另一个人则是快要饿死了，不得不饥不择食且不择手段。 这种态度必然会导致高估被喜欢的现实意义。其实，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只要某些人喜欢我们就足够了——那些我们在乎的人，那些我们必须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或是那些我们有必要留下好印象的人。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是否喜欢我们几乎是无足轻重的。[1]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所感所为，就好像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都取决于被人喜欢。 他们的渴望可能依附于每一个人，从派对上遇到的理发师、陌生人到同事和朋友，或是所有女人或男人，完全不加区分。因此，一次会面、一次电话或是一次邀约，若是太热情或是太冷淡，都会改变他们的心情和整个人生观。对于这一点，我还应提到一个问题：无法独处的表现，可以是略微的心神不定和焦躁不安，也可以是对独处的极度恐惧。我所说的并不是那些百无聊赖、对独处很容易意兴阑珊的人，而是那些足智多谋的聪明人，以及那些可以以其他方式自娱自乐的人。比如，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只有在周遭有人的时候才能工作，如果他们不得不独自工作，就会感到不自在和不高兴。陪伴的需要可能有其他因素，但一般情况都是一种模糊的焦虑，一种对爱的需要，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与人类接触的需要。这些人感觉自己孤苦伶仃地漂泊在世界上，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与他人的接触都是一种安慰。人们有时——例如在实验中——可以观察到，独处的无能和焦虑的增长有多一致。有些病人是可以独处的，只要他们感觉处于他们自己树立的那些保护墙的庇护之下。但是，一旦他们的保护措施被精神分析瓦解了以及某些焦虑被激发，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忍受独处了。这是过渡期的损伤之一，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 爱的神经症需要也可能聚焦在某个个人身上，诸如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方的奉献、关注、友善和存在都极为重要。然而，这种重要性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神经症患者寻求别人的关注和出现，害怕被讨厌，若对方不在周围就会感觉被忽视；而另一方面，当他与这个偶像在一起时却一点儿也不快乐。一旦他意识到这个矛盾，往往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但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显而易见，希望他人出现并不是真挚喜爱的表现，而只是寻求他人所给予的安全感。（当然，真挚的喜爱与对可靠感情的需要可能是共存的，但它们并不必然一致） 对爱的渴求也许会限于某些群体，可能是一个有共同兴趣的团体，如政治或宗教组织；而对爱的渴求也可能是限于某种性别。如果这种安全感需要限于异性，可能从表面看起来情况“正常”，而且他总是拿“正常”来辩驳。比如，有一些女性若没有男人在身边，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她们会开始一段恋情，很快又分手，又再次感到痛苦和焦虑，然后又再次开始一段恋情，如此反复。这并非真正渴望与一个男人交往，因为这些恋爱关系充满了冲突与不满。而且，这些女性并不择取男人，她们只是想有一个人在身边，并不是出于喜欢。而且，她们甚至总是找不到生理上的满足。当然事实上，整个情况更为复杂，我只强调焦虑和爱的需要所揭示的那一部分。[2] 我们也可能在男性身上发现相似的模式：他们强迫性地想要被任何女性喜欢，而一旦和其他男性在一起就会觉得不自在。 如果爱的需要集中在同性身上，那它可能是潜在或明显同性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通往异性的途径被太多焦虑所阻碍，那爱的需要可能会直接指向同性。无须说，这种焦虑并不一定要表现出来，可能隐藏于对异性的反感或无兴致当中。 由于获得爱是如此重要，因而接踵而至的是，神经症患者会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这么做。最常见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服从态度和情感依赖。服从态度可能采取不敢反对或批评对方的形式，只表现忠诚、钦佩和温顺。如果这种类型的人允许自己说出批评或贬损的言辞，即便所用言辞无伤大雅，他们也还是会感到焦虑。服从态度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消灭掉攻击冲动，还消除了所有自我主张的倾向，任由自己遭受虐待，并作出任何牺牲，不管这样危害有多大。例如，他的自我牺牲可能表现为希望自己得糖尿病，因为他所求爱的那个人正致力于研究糖尿病，这就意味着得了这个病就可能赢得对方的关注。 与服从态度极为相似且不可分割的是情感依赖，情感依赖源于神经症患者需要依附那些能承诺保护的人。这种依赖不仅会导致无止境的痛苦，甚至还具有十足的毁灭性。譬如，在有些关系中，一个人即便完全清楚这段关系无以为继，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依赖对方。如果他没有得到一句友善的话或笑容，他就会觉得好像世界都崩塌了，他可能在等待一个电话的时候突发焦虑。如果对方对他避而不见，他就会感觉无比凄凉。然而，他却无力弃逃。 通常，情感依赖的结构更为复杂。在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总是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赖者痛恨被奴役，痛恨必须服从他人，但由于害怕失去对方而又不得不继续这么做。他并不知道是他的焦虑导致了这般景象，还很容易认定他的屈从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怨恨不得不被压抑，因为他极其需要对方的爱，而且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引起新的焦虑：对安全感的继发性需要强化了依附他人的冲动。因此，在这种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引发了一种极为现实甚至合情合理的恐惧：他们的生活正在被摧毁。当这种恐惧非常强烈时，他们也许会寻求自我保护，不让自己依附任何人以对抗这种依赖性。 有时，同一个人身上的依赖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在经受过一段或几段这种痛苦经历之后，他可能会盲目地反对一切事物，哪怕只是与依赖略微相似。例如，一个姑娘经历了几段恋情，每段恋情都以她极度依赖对方而告终，于是她发展出一种对所有男人超然独立的态度，只想麻木冷漠地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些过程在病人精神分析时的态度中也很明显。花费时间获得理解本是他自身的利益所在，但他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利益迎合精神分析师，赢取分析师的关注或认可。尽管，他想很快有所起色的理由非常充分：他因为分析而痛苦不已或有所牺牲，或时间有限，有时候这些原因看起来毫无关联。病人有时候会花大量时间讲一个冗长的故事，只是为了从分析师那里得到赞许的反应，也许他会为分析师考虑而竭力使每个小时都过得生动有趣、趣味盎然，还向分析师表露钦佩之意。甚至于病人的联想和梦都为讨好分析师而有所不同。或者，他会迷恋分析师，相信自己只在意分析师的爱，并试图真心实意地表达爱意。不加区分的成分在这里也很明显，除非他认为所有分析师都是人类的价值典范，或是为每个病人的个人期望所量身定做的。当然，不管怎样，分析师也可能是病人会爱的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分析师对于病人在情感上的重要程度。 这个现象正是人们提及“移情作用”时常会想到的。然而这个术语不太准确，因为移情作用应该指所有病人对分析师的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而不仅仅指情感依赖。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为何这种依赖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中，因为需要这种保护的病人会牢牢抓住任何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员，而在于它为何如此强烈以及为何发生得如此频繁。这个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相对于其他事物，精神分析意味着处理对抗焦虑的防御措施，所以会激起潜藏在保护墙背后的焦虑。正是由于焦虑的增长，才导致病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紧紧抓住分析师不放。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儿童对爱的需要的地方：儿童之所以比成年人需要更多的爱或帮助，是因为他们更为无助，而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强迫性因素。只有已经开始忧虑的小孩，才会抓住母亲的围裙带不放。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第二个特点也与儿童的需要全然不同，即欲求不满。一个小孩的确可能不断唠叨，要求过度关注，要求无止境地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但若是这样，这就是个神经症小孩。一个健康的小孩，成长在温暖可靠的氛围下，会确信自己是被需要的，不会要求大人持续不断地证明这个事实，而且，一旦他得到了眼下所需要的帮助之后就会感到满足。 神经症的欲求不满可能会作为一般性的性格特点表现为一种贪欲，通过诸如饮食、购物、逛街以及急躁等方式。贪欲可能大多时候都被压抑着，然后突然爆发。例如，一个平时买衣服有节制的人，在焦虑状态下会一口气买四件新外套。它可能采取温和的巧取形式，或更具攻击性的豪夺形式。 欲求不满的态度及其所有变式和继发性抑制，被称为“口腔型”态度[3]，这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虽然这个术语背后的理论有一定的价值——正是这些假设使得迄今仍四分五裂的行为倾向被整合到症候群上，但把所有倾向的起源都归于口腔感觉和欲望是值得怀疑的。根据有效的观察，贪欲常常表现在食物需求和饮食习惯中，还可能在梦中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倾向，例如食人肉的梦。然而，这些现象还不足以证明它在起源上和本质上与口腔欲望有关系。因此，一个更站得住脚的假设是：不管贪欲的源头是什么，进食只不过是最容易满足贪欲的手段，正如在梦中，进食是欲求不满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 “口腔型”欲望或态度的特征是“力比多”（libido），这个假设同样有待证实。毫无疑问的是，欲求不满的态度会出现在性领域，既可能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贪得无厌的性欲，也可能表现为与性交密切相关的吞咽或啃咬的梦境。但它也会表现在对金钱或衣物的占有欲上，或是在追求抱负和名望上。唯一支持“力比多”假设的地方，只在于欲求不满与性驱动力一样充满热情。然而，除非认为所有充满热情的驱动力都是“力比多”，否则仍有必要证明这种欲求不满是一种性（性前期）的驱力。 贪欲问题很复杂，至今仍未解决。和强迫性一样，贪欲也肯定是受焦虑推动的。欲求不满是以焦虑为条件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就是很常见的例子。贪欲与焦虑的关系也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这个人通过某些方式感到安心，如感觉被爱、获得成就、做有建设性的工作等，贪欲立马就会缓解或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可能会突然削弱强迫性购买的渴望。一个女孩曾经抱着毫不掩饰的贪欲期盼每一顿饭，而当她开始从事她喜欢的服装设计工作之后，立马就把饥饿感和用餐时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另外，欲求不满也会随着敌意或焦虑的加剧而加强，一个人受到惊吓后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疯狂购物，也可能在遭到拒绝后开始暴饮暴食。 然而，很多焦虑的人并没有发展出贪欲，这就说明其中还涉及某些其他特殊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欲求不满的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不得不依赖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他们认为没人乐意给予他们任何东西。那些在爱的需求上贪得无厌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在物质上也表现出同样的不知足，诸如在时间或金钱上的牺牲、具体情境中的实际建议、困境中的实际帮助、礼物、资讯、性满足等。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渴望明显表露出一种渴求爱的迹象；而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在后一类案例中，人们的印象是：神经症患者仅仅是想获取某些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爱，而对爱的渴望，即使完全表现出来，也只是榨取某种切实恩惠或利益的幌子。 这些观察提出了一个问题：物质上的贪欲是否可能通常只是基本现象，而爱的需要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后面会看到，占有欲也是对抗焦虑的基本防御措施之一。但经验同样显示，在某些案例中，爱的需要，尽管是一种压倒性的保护性措施，但也可能被压抑至深，以至于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欲就可能持续发生，或暂时取代对于爱的渴求。 根据爱的作用，可以将神经症患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人，无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他们毫无疑问是渴求爱的。 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伸手要爱，但若他们在某些关系中没有得到爱——通常他们总是得不到——他们很快就会不再向别人伸手，而是回避所有人。他们强迫性地让自己依附于物质，迫使自己进食、购物、阅读——诸如此类，而不是试图使自己依附某个人。这种变化有时也会表现为古怪的形式，如有些人在失恋后开始极力强迫自己吃东西，以至于短时间内长胖了二三十斤；如果他们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体重就会再次减轻；而如果这段恋情再次以失败告终，他们又会变胖。有时，我们可以在病人那里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对分析师极其失望后，他们开始强迫性地进食，胖到几乎认不出他们的地步，但当这段关系得以好转之后，他们又会瘦下来。这种与食物有关的贪欲同样可能被压抑，从而变成明显的缺乏食欲或诸如功能性肠胃不适。对于这种情况，他们的个人关系比第一种人所遭受的困恼更为严重。他们还是渴望爱的，而且敢于向爱伸手，但任何失望都会打消他们与他人交往的念头。 第三种类型的人曾经遭受过的挫折太严重、太早期了，以至于他们的意识态度已经变成对任何爱的极度怀疑。他们的焦虑太深了，以至于只要没有感受到确凿的伤害，他们就能感觉到满足。他们可能对爱有一种冷嘲热讽、嗤之以鼻的态度，宁愿去实现自己的某种现实的愿望，诸如物质帮助、建议和性。只有当他们的大部分焦虑得以释放之后，他们才会渴望爱、褒扬爱。 这三种类型的人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为：对爱贪得无厌；爱的需要之中夹杂着一般性贪欲；对爱没有显性需要，但有一般性贪欲。对于每一种类型，焦虑和敌意都有所增长。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方向上，我们现在必须思考一下爱的贪得无厌的特殊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