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book_author]赫拉巴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34128 [book_dec]本书是作者用十八天在“一种轻盈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从完稿到出版，他只字未动。赫拉巴尔自己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孤独》，我都害怕去读，甚至连一行字也不敢看一眼”。小说以一个餐厅服务员蒂迪尔的打工经历，展示了捷克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变迁。这部作品体现出作家一贯的回忆录式“传记”创作风格，通篇描绘了旅馆、饭店、酒家、餐厅和私人会所的生活，处处流露出布拉格帅克式的幽默、揶揄和调侃。 [book_img]Z_9950.jpg [book_title]作者说明 本书手稿是在强烈的夏日阳光下打出来的。烈日晒得打字机曾多次一分钟内就卡壳一次。我没法直视强光照射下那页耀眼的白纸，也没能将打出来的稿子检查一遍，只是在强光下机械地打着字。阳光使我眼花缭乱，只能看见闪亮的打字机轮廓。铁皮屋顶经过几个小时的照射，热得使已经打上字的纸张卷成了筒。由于最近一年来发生的事件，使我无暇注销亡母的户口，这些事件逼得我将打出来的稿件按原样撂在那里未加改动。我希望有一天，我有时间和勇气仔细琢磨，把这部稿子改得完美一些，或者——在我可以抹去这些粗糙而自然的画面的前提下，只需拿起一把剪刀来处理这份稿子，把其中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保持清新的画面剪下来。倘若我已不在人世，就请我的哪位朋友来完成，将这些剪下的画面拼成一部小小中篇或较长的短篇小说吧。就这样。 又及：在我写作这部稿子的这个夏季月份里，我正生活在为达利“虚构的回忆”以及弗洛伊德“在畅所欲言中，发现被压抑的冲动”而激动的情绪之中。 [book_title]一 擦拭玻璃杯 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 我一来到金色布拉格旅馆，我们老板便揪着我的左耳朵说：“你是当学徒的，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重复一遍！”于是我说，在这里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老板又揪着我的右耳朵说：“可你还要记住，你必须看见一切，必须听见一切！重复一遍！”于是，我惊讶地重复了一遍说我将看见一切，听见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来到大堂，接受一次小小的检阅。旅馆经理驾到。地毯的一边站着餐厅领班和所有服务员，最后一个是我，一个干巴小个儿学徒。另一边站着厨师、客房服务员、厨房打下手的、勤杂工和洗碗工。我们的老板，经理先生打我们身旁走过，检查我们的衬衫和礼服，看我们的领子是否干净，燕尾服上有没有油污，扣子掉没掉，皮鞋亮不亮，他还弯下身来闻一闻，检查我们是不是洗了脚，然后说：“你们好，先生们！你们好，女士们！”于是，我们便不能再跟任何人闲扯了。餐厅服务员们教我怎样将刀叉包在餐巾里。让我打扫烟灰缸。每天我还得清洗装热香肠的铁皮盒子，因为是由我到火车站去叫卖热香肠的。全套活计都是那个已经不再当学徒、成了正式工的人教给我的。哎呀呀，他为了能到火车站去叫卖香肠，可真没少求人家。最初，我对这一点感到有些不解，到后来我就明白了。我最爱干的就是到火车站去向车上的乘客卖香肠这档子差事了。有好几次，我的香肠以一克朗八十哈莱士一对卖给人家，可乘客们只有一张二十克朗，有时甚至五十克朗的钞票，而我又没有那么多零钱找给他。即使有，我也只顾继续往下卖，直到乘客们纷纷上车，从窗口探出头，伸出手来让我找钱。我先把热香肠放好，然后在兜里翻找零钱。乘客们大声嚷嚷，说钢镚儿不用找了，把纸币找给他们就行。我却磨磨蹭蹭地在兜里找纸币。哨声响了，我才慢慢掏出该找给乘客的纸币。可是，火车已经徐徐开动。我追在火车后面跑，举着钱，眼看着他的手指就要触着纸币了。有一个人探出一大截身子，以致不得不让人拽住他的腿。还有一个人，他探在窗外的脑袋眼看要碰着站台的柱子，可是后来，他伸着的手指很快离我远去。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手里捏着纸币。这可就是我的了！很少有旅客回来索取过这些钱。这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积蓄。一个月下来便是好几百，到后来我甚至有了上千克朗。可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睡觉之前，我的上司都要来检查一番，看我是不是洗了脚。晚上十二点前我必须上床。我就这样开始了什么也没听见却又什么都听见了，什么也没看见却又看见了我周围一切的生活。我看见了这规矩、这制度，看见了当我们彼此之间表面上显得不和时，我们老板的那种高兴劲儿。哪能让女账房晚上跟一个男服务员去看电影呢！第二天早上就得把他们辞掉。我还认识了餐厅的特别客人，那张包出去的餐桌。每天都由我来擦拭这张餐桌上的玻璃杯，杯子上有每个客人各自的号码、各自的标记。有上面画着鹿的杯子，有画着紫罗兰的杯子，有画着小镇的杯子，有棱角的杯子，还有慕尼黑产的带有HB字母的大肚子石罐儿。每天晚上，我都看见这帮固定的上流人士：公证人先生、火车站站长、法院院长、兽医、音乐学校校长、工厂主伊纳，我替所有这些常客穿脱过外套，我给他们端啤酒，还得把各人固定使用的杯子送到他们各位的手里。我真奇怪这些富人怎么能整整一个晚上来来回回讨论这么个问题，说城外有一座小桥，三十年前小桥旁边有棵白杨树。于是争论便开始了，这个说那里没有小桥，只有那棵白杨树，另一个说那里没有白杨树，只有一块不能算作小桥的带栅栏的木板……他们就这样边喝啤酒边为这个没意思的问题大喊大叫争论不休。不过也只是表面上热闹热闹而已，因为他们尽管大声吵嚷着说那里有座小桥而没有白杨树，或者说那里有棵白杨树而没有小桥，可到后来又总是坐下，一切恢复正常。他们的争吵仿佛只是为了让啤酒更加可口。有时候他们又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捷克的哪种啤酒最好。这个说普罗吉维的最好，那个说沃德尼昂的最好，第三个说皮尔森的最好，第四个说宁布尔克的最好，或者说克鲁肖维采的最好，于是又扯着嗓门儿争个不休。大家都很高兴，大声吵嚷只是为了有点事情做，轻松地把这个晚上打发掉。后来，在我给他们端啤酒去的时候，站长先生便侧着身子对我耳语道：有人看见兽医先生到天堂艳楼去找小姐了。说他去的是雅露什卡小姐的房间。而那位校长又耳语说兽医虽然去过，但不在礼拜四，而是在礼拜三就去了，说那位兽医找的是弗拉丝达小姐。于是，他们整整一晚上便谈论天堂艳楼的小姐们，还有谁去了谁没去等等。当我一听到天堂艳楼这个话题，对他们曾经争论过的城外有座小桥还是有棵白杨树，啤酒是布拉尼克牌子的好还是普罗吉维的好之类的话题就压根儿不再想看见和听见，一心只琢磨着这天堂艳楼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我数一下自己的钱。我卖热香肠攒下来的外快，足够我去逛一趟天堂艳楼了。我甚至还会在火车站上装哭，装小可怜的，让人们同情我这个小学徒。他们在车上向我招手，施给我钱，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个孤儿。我打定主意，总有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等我洗了脚，便要从窗子爬出去，看看那个天堂艳楼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就在金色布拉格旅馆出了大事的那一天。那天上午进来一帮茨冈人，一个个穿得漂漂亮亮，说他们是锅炉厂的，有的是钱。于是坐下来，要了最好的菜，而且每次在点另一道菜时，总要把钱亮出来给你看一下。音乐学校校长坐在窗子旁，见茨冈人太吵，就换到餐厅中间的一张桌子，继续看他的书。我想肯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因为在他站起来换到另一个离原座儿三张桌子远的地方坐下的时候，还一直看着他那本书，连往下坐的那一会儿也还在看他那本书。他的手摸索着找椅子，眼睛还是没离开书。我在为那张包桌擦拭玻璃杯。正值上午，我对着光亮只看见少数几位客人要了份汤和焖牛肉。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即使没事做，所有服务员也要找事做。比方我吧，就得仔仔细细将那玻璃杯擦了再擦。领班也挺直身子站在那里整理刀叉，服务员重新整理餐巾什么的……突然，我透过金色布拉格旅馆的玻璃杯看到窗口下跑来一群激怒的茨冈人。他们跑进我们的“金色布拉格”，大概在过道上就已经拔出了刀子。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跑到那些从锅炉厂来的茨冈人跟前。而那些锅炉厂工人似乎早就在等着这帮人。他们一跃而起，将身后的桌子一张张拽到身前挡着，以免那些带刀子的茨冈人扑过来。可还是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他们的后背挨了刀子。那些带刀子的茨冈人朝锅炉厂工人的手上砍，连餐桌上都沾满了血，可是校长先生还在继续看他的书，而且面带微笑。那茨冈风暴不仅发生在校长先生的附近而已，而是越过他的头顶。鲜血溅到他的头上、他的书本上。刀子两次扎着了他那张桌子，可是校长先生仍旧继续读着他那本书。我自己却钻到桌子底下，四肢并用爬进了厨房。茨冈人尖声叫嚷，刀子闪闪发亮，仿佛在金色布拉格旅馆里飞窜的金色苍蝇。这些茨冈人不付钱便匆忙走出旅馆，所有的餐桌上都是血。有两个人躺在地上，有张桌子上摆着两个砍下的指头和一只削下的耳朵，还有一小块肉。之后请来一位大夫检验了这些割下的碎肉，发现这是从肩膀以下的胳膊上割下来的。唯独那位校长先生仍旧用手撑着脑袋，胳膊肘撑着桌子，继续在看他的那本书。其他桌子都已翻倒在门口，这些桌子码成一个防御工事，掩护着锅炉厂工人们逃出了旅馆。经理先生只好站在旅馆门前举起双手对前来用餐的顾客说：“抱歉抱歉，今天我们这儿出了点事，明天再开门。”我的任务是洗干净那些血迹斑斑的桌布。那上面有多少手掌印指头印啊。我得把它们都搬到院子里去，在洗衣房烧上一大锅水。勤杂工们也都来帮着洗，然后煮，我负责晾晒。可我个子小，够不着晾晒的绳子，只得由厨娘们来干，我将拧干的桌布递给她们。我的个头刚好够到那厨娘的胸脯，她一个劲儿地笑，还借机戏弄我，将她的乳房压在我脸上，却装作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一个乳房挨着另一个乳房地压在我的眼睛上，挡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倒是挺香的。等她一弯腰拿筐里的湿桌布时，我又从下面看到她的两个乳房在晃悠。等她一站起来晾桌布，那些耷拉的乳房又高高耸起。所有勤杂工和这些娘们儿都哈哈大笑，还对我说：“小家伙，你几岁啦？你已经满了十四？什么时候？”到了傍晚，微风吹拂，桌布全干了，满院飘扬着干净而漂亮的一块块白布，活像我们只有在举办婚宴庆典时才用的餐巾。好啦，我的任务全都完成了！到处重又干干净净，到处都摆放着石竹花。花店总是根据不同的季节送来满满一筐各样鲜花。我上床睡去了。可到夜深人静时，院子里晾着的桌布仿佛在喃喃细语，彼此交谈。我打开窗户，溜出房间，从桌布中间穿梭着由窗口到了大门那儿。我蹿了出去，走进小巷，从一盏路灯蹿到另一盏路灯底下。倘若有人走过，我便站在暗处等他过去，直到远远地看到了“天堂艳楼”那块绿色招牌，我才稍微站定一会儿，等了一等。楼房里面传出自动风琴的演奏声。我鼓足勇气走进去，只见走廊上有个小窗口。我站在那儿，窗户高得让我不得不踮起脚尖。我看见里面坐着天堂老板娘，她问我：“您有什么事，小伙子？”我说我是来找乐子的。她开了门。我进去之后，看见那里坐着一位黑发女郎，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在那里抽烟。她问我要什么服务。我说我要吃夜宵。她便说：“给您把饭端到这里来吃，还是到夜宵部那里去吃？”我脸一红，说：“不，我想要一个单间。”她瞅我一眼，打了一声长长的口哨。该问的她都问了我，也得到了答复，于是她又问：“想跟谁？”我指一下她说：“跟您。”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将手伸给我，手拉手地将我领着走过一条暗红灯光的暗黑走廊。她打开房门，里面摆着一个长沙发、一张桌子、两把丝绒面椅子。灯光是从荷叶边儿窗帘下面哪个地方照出来的。从天花板上往下垂着一些柳条之类的东西。我坐下来，摸了一下钱包，心里感到很踏实。我说：“您跟我一块儿吃饭吗？您想喝点儿什么？”她说喝香槟酒。我点点头，她一拍手，服务员便来到跟前，送来一瓶酒，当面将盖打开，然后又从旁边的小贮藏室里拿来两个玻璃杯，倒上酒。我喝香槟时，酒里的泡沫都钻进我的鼻孔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喷嚏。那位小姐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在她向我作过自我介绍之后便声称肚子饿了。我说：“好吧！上最好的菜！”她说她喜欢吃牡蛎，说这里的牡蛎很新鲜。于是，我们吃着牡蛎，喝着新开的一瓶香槟酒。然后她便开始抚摸我的头发，问我哪儿人，我说我来自一座小小的村庄，连煤我都还是去年第一次看见过。她觉得好可笑，然后让我放松一点儿。我觉得很热，就脱下了上衣。她说她也热，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宽衣。我帮她脱下，将她的衣服平整地放在椅子上。随后，她帮我解开了裤子的开口。这时我才知道，天堂艳楼不光是美妙、迷人，简直就像在天堂。她将我的头放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那香味，那细嫩的皮肤……我闭上眼睛，彻底地醉了，瘫软了，任她摆布。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这个了。为了这，即使把我一个礼拜卖热香肠攒下的八百克朗全都花掉，我也乐意。我如醉如梦地和她紧贴在一起，直到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后来，很快就到了该穿衣服，不得不和小姐告别、付钱的时候了。账房算了又算，给我一张七百二十克朗的账单。我又单独给了雅露什卡小姐两百克朗。我走出天堂艳楼之后，靠在第一道墙上，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回味着这一切。我终于弄明白，在这些住着漂亮小姐的漂亮房子里是怎么回事儿。我暗自说：“现在你已不再是生手了，明天再来吧！你也将成为老爷。”我让她们大吃一惊，来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在火车站叫卖热香肠的小服务员，走的时候却比金色布拉格旅馆那张包桌上的任何一位老爷都要神气得多。 第二天，我对世界的看法立即变了样。这些钱不仅为我打开了通向天堂艳楼的大门，而且使我有了尊严。我后来还回想起一个情景：天堂老板娘见我多付两百克朗时，立即抓起我的手就要吻。我还以为她想知道我的表几点了呢。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表。不过她要吻的也不是我这个在金色布拉格旅馆当学徒的手，而是那二百克朗，总之，是我拥有的这些钱。我还有一千克朗藏在床上，这钱我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而要靠我每天到火车站去卖热香肠才能挣来。第二天上午，我被派去取花篮。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退休老人四肢趴在地上，找他那个不知滚到哪里去的硬币。我立即联想到，像包桌的客人一样，常常光顾我们旅馆的也有花匠、熟肉师、屠夫与牛奶厂厂长。实际上这些光顾我们这里的是给我们供应面包和肉类的客人，而我们领班一看冰箱，便吩咐说：“快到屠夫那里去，让他立即把那瘦得不得了的小牛肉拿走，现在就拿走！”小牛肉果然在傍晚之前被拿走了。那屠夫坐在那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可那个退休老人大概是眼神不好，手掌在尘土里摸来摸去。我说：“您在找什么，老大爷？”“找什么？”他说，他丢了二十个哈莱士。我等着人们走过这附近时，便从兜里掏出一把硬币抛到空中，然后立即抓起篮子提手，买我的石竹花去了。我一直朝前走着，拐弯之前我回头看一眼，只见地上还趴着好几个行人，每个人都觉得这些硬币是为他而掉下的。他们互相争吵着，逼着对方把钱还给自己。他们就这样跪在那里大吵大嚷，唾沫四溅，甚至像发怒的猫狗彼此又搔又抓。我忍不住地笑了。我当即明白：人们感兴趣的是什么，相信的是什么，为了几个硬币能干出什么来。我提着花篮回到饭店，看到门口有那么多人，便匆匆跑进一间客房，掏出满满一把硬币，故意抛到离人群有几米远的地方，又立即跪下来修剪石竹花，将两枝文竹配上两枝石竹花插在一个个小花瓶里。我一边插花一边透过窗子看人们怎样四肢趴在地上捡钱，捡我抛下的钢镚儿，还互相争吵：为什么我先看到的钢镚儿被你抢走。这个晚上，在以后的许多晚上，那些我们没事也要装着忙事儿的日子里，在我擦拭玻璃杯或对着光亮细细检查它的清洁度，并透过它看到宽阔的广场、避瘟柱和天空乌云的时候，甚至白天，我都梦想自己飞翔在大小城镇和乡村的上空，带着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满硬币，我将它们一把又一把地撒在身后的地面上。我像播种一样地抛撒着硬币，随即追上来一群人，我还没发现有一个人不去捡这钱的，看到的只是你夺我抢。可我已经继续往前飞行，感觉非常惬意，即使梦中我也会得意扬扬地咽着口水。我甚至梦想自己带着装满硬币的口袋，将它们继续一把一把地撒向我身后的人群。硬币叮当地响着，滚得到处都是。我甚至想象我有本事像蜜蜂一样飞进车厢，飞进火车电车，叮当一声无缘无故地将一把镍币抛到地上，让大家弯下身，为了抢个小钱去互相争斗，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钱只是为他而从天空掉下来的，根本没有别人的份儿。这梦想使我备受鼓舞。我个子小，因此我得戴上浆得很硬的高领子，而我的脖子又细又短，那领子不仅勒得脖子疼，而且直顶着我的下巴。为了不至于太疼，我必须总昂着头，我也学会了仰头看人，因为我没法低头，一低头就疼，所以我鞠躬时必须弯下整个上身，可是头还仰着。我微微合上眼皮，我看世人的那副样子，像是蔑视他们，嘲笑他们，看不起他们。因此客人也以为我是一个很自负的人。同时我也学会了站和走。我马不停蹄地走着，我的脚板像烧烫的熨斗。我奇怪自己怎么没着火，鞋子怎么没烧坏。我的脚板烫得我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往鞋里倒冰镇苏打水，特别是在火车站上，可这也只能稍微舒服一点儿。我真恨不得立即把鞋脱掉，穿着燕尾服直接跑到溪边将双脚泡到水里。于是，我继续往里面倒冰镇苏打水，有时还放进一小块冰激凌。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领班和服务员总穿着那些像是从垃圾堆捡来的最旧最破的鞋。只有穿上这种鞋走路，一天才能坚持下来。就连客房服务员和账房会计，所有人最累的也是那双脚。每当我晚上脱去鞋子，发现脚上的尘土齐了膝盖，仿佛我整天不是走在木板地上和地毯上，而是走在煤堆上。这就是我的燕尾服的另一面，是全世界所有大饭店的服务员、学徒以及领班们的背面。一方面是雪白的、浆得笔挺的衬衫和浆得发硬的白领子，另一方面是渐渐发红的双脚，就像那种得了脉管炎，从双脚的变色开始渐渐死去的人那样……可是，我每周都能攒下一笔钱去找一位新的小姐。我的这第二位小姐是一个金发女郎。我一进到天堂艳楼里面，就有人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想吃夜宵，并且立刻添上一句“在单间里”。当他们问我找哪一位小姐时，我就指了一下那位金发女郎。我又爱上了这位浅黄头发的姑娘。尽管那第一次是难以忘怀的，但我觉得这次比第一次更加美妙。我就这样一直检验着金钱的力量。我要了香槟酒，可我事先尝了尝，那位小姐必须跟我喝一样的酒。我不能容忍只给我倒酒而给她倒汽水。当我赤身躺下两眼望着天花板，那位金发女郎也躺在我身旁，也两眼望着天花板时，我突然起来，从花瓶里抽出几枝牡丹，扯下花瓣，并将它们一片片地在小姐的肚皮上摆成一圈儿。真是美得让我吃惊。小姐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肚皮，不过牡丹花瓣掉下去了。我轻轻地将她重新按倒在床上，让她好好躺着，并将墙上的镜子转个角度，让她自己能看到她那摆着牡丹花瓣圈儿的肚子有多美。我说：“太棒了，以后我每次来都给你带一束时令鲜花，在你肚皮上摆成花瓣圈儿。”她说，她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人对她的美表示这般的敬意，说她因为这些花而爱上了我。我说：“等到过圣诞节时，我去折些云杉枝来给你在肚皮上摆成一个圈儿，那该会有多么美啊！”她说要是摆上槲寄生将会更美，但应该在长沙发上方的天花板上挂块镜子，让她能看到按季节、月份摆在肚皮上的不同的花瓣圈儿有多美，说等到我给她摆上菊花、石竹花、小野菊、彩色观赏叶……那一定会很好看……我起了床，我们又恋恋不舍地互相拥抱了。临走时，我额外给她二百克朗，可她将钱还给了我。我将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有一米八高。连天堂老板娘我也给她放了一百克朗在窗台上。她弯下身来，透过眼镜瞅了我好一阵子。我出来时已是深夜。夜空的满天星斗照着暗黑的小巷，可我满脑子都是金发女郎肚皮上的獐耳细辛、雪片莲、雪花莲、报春花，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越往前走，就越发奇怪我怎么会冒出这么个念头，像摆凉菜冷盘一样在一个女人的肚皮上摆起花瓣圈儿来。我想象着，一年下来能摆这么多品种的花瓣圈儿，真是其乐无穷。原来金钱不仅能买到漂亮姑娘，还能买到诗。第二天早上，我们照例两排站在地毯上，老板在我们面前来回踱步，检查我们的衬衫是否干净，扣子是否齐全，说了声“你们好，女士们先生们”的时候，我却在盯着厨娘和客房女服务员们死看，直到她们其中的一个揪一下我的耳朵。我发现我连一个也没看上，我也绝对不会往她们肚皮上摆花瓣圈儿。既不会摆菊花花瓣儿，也不会摆牡丹花瓣儿，更甭说云杉枝或者槲寄生了……我就这样魂不守舍地擦着玻璃杯，对着大窗户的光亮看着窗外的半截子行人，心里想着夏天里开的什么花，怎样摆放到天堂艳楼那位金发女郎的肚皮上去。我非常仔细地擦着玻璃杯，这是谁也做不到的。我先在水里把杯子洗干净，然后再擦，最后举起来对着光亮照，看是否已经干净。可透过玻璃杯，我心里琢磨的全是我将要在天堂艳楼干些什么。我把花园里、草原上乃至森林中的鲜花全想到了，不禁又有了新的惆怅，到了冬天怎么办？后来，我又露出幸福的笑容，因为冬天的花朵更加美丽，我可以去买仙客来和玉兰花，或者到布拉格去买兰花，我干脆搬到布拉格去住。在那里的大饭店也可以找到工作，那里的整个冬天都有花……想着想着，一眨眼快到中午了。我开始分送碟子和餐巾、啤酒和红色的柠檬石榴汁。中午一到，人们便大忙起来。刚一开门，那最先进来，然后转过身去关好门的便是天堂艳楼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坐下来，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掏出一个信封，她四下里张望着。我连忙蹲下系鞋带，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领班朝我走来对我说：“快去接待顾客！”可我只是点点头，我的膝盖直哆嗦。后来，我鼓起勇气，尽最大可能地昂着头，递给她一块餐巾，问她需要点儿什么。她说：“我就是想见见你，要杯覆盆子汁。”我注意到她穿的是那件夏季连衣裙，上面满是牡丹花图案，她整个一身围着一圈儿牡丹花圃。我难为情得脸都红了。我真没想到会冒出来这么一档子事。这些牡丹就是我花出去的钱啊，这是我的好几千块钱啊！眼下我所看到的还只是白白送她的。我转身去为她端覆盆子汁。等我端来时，只见她搁在餐巾上的那个信封里，随随便便露出了一点儿我送给她的两百克朗。她盯得我不禁打起战来，覆盆子汁洒在了她的膝盖上。领班匆匆跑来，连老板也来了。老板直向她赔不是，还揪着我的耳朵，恶狠狠地拧了一下。他不该这样做的，气得那金发女郎对着整个店堂大喊一声：“你这是干什么？”老板说：“他把果汁洒在您身上，弄脏了您的衣裳，我会赔偿的。”她却说：“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我什么也不想问您要，您怎么这样侮辱他？”老板和蔼地说：“他弄脏了您的衣服……”大家都停止了用餐，而她说：“跟您无关，不用您管！您瞧着点儿！”她说着，拿起一杯饮料，从上往自己的头发上倒，然后又拿起一杯，倒得全身都是覆盆子汁和汽水泡沫，等她倒完最后一杯覆盆子汁之后说了声：“结账！”付完钱便走了，身后留下一阵覆盆子香味。她出去的时候仍穿着那件满是牡丹花的丝衣裙，这时有一大群蜜蜂围着她飞。老板拿起桌上那装着二百克朗的信封说：“你快去追她，她把这个忘在这儿了。”我跑出去，她正站在广场上，像集市上的土耳其蜂蜜小铺一样招来了一大群蜜蜂。她也不去管它们，任它们采集这甜果汁。淋在她身上的果汁厚得仿佛她多了一层皮，又仿佛家具上擦了一层清漆或类似的东西。我看着她那身衣服，交给她那二百克朗，她把钱还给了我，说是我昨天忘在她那里的。她还补充一句，让我晚上再到天堂艳楼去，说她买了漂亮的野罂粟花。在阳光下，我看到她的头发被覆盆子汁粘成一绺一绺的，被太阳晒干了，变硬了，跟那油漆刷子似的。她的衣裙被甜果汁粘得紧紧地贴在身上，要像从墙上揭下旧广告和壁纸那样才能脱得下来，可这一切还都是小事，尤其使我震惊的是她竟然对我说：她一点儿也不害怕我，说她比旅馆里的人都更加了解我，也比我自己更了解我。当天晚上，我老板对我说，需要将我在一楼的房间腾出来存放床上用品，我必须把东西收拾好搬到二楼去住。我说：“是不是明天再搬？”可老板看我的那种眼神使我明白现在就得搬。他还再次叮嘱我说，晚上十一点必须上床睡觉，说他既要对我父母又要对这企业负责。要想让这样一个小学徒能够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得睡好觉。 我最喜欢的顾客是那些出门做生意的，但也不是所有这些商人。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这个代理商是个特大号胖子。他第一次来到我们旅馆时，我连忙跑去找我的老板。我当时那副慌张的样子，使我的老板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我说：“老板，这儿来了个吓人的大胖子。”于是，他跑去看了一下。果然，这么胖的人我们还从没见过。老板表扬我及时反映了情况。于是专门给他挑了个房间。这胖子睡的是一张特别的床，床底下还加了四根柱子，外加两块厚木板撑着。那人在我们这儿过得可舒坦了。他还带了个脚夫，这名脚夫背上总背着件什么重东西，就像火车站上的搬运工，扛着一件用行李带捆着的重型打字机之类的玩意儿。晚上，那代理商总要在餐厅吃晚饭。他的吃法可不一般，先拿一份菜谱看一眼，仿佛什么也挑不出来，然后说：“除了这些酸味肺以外，其他的都给我上一份来。一道一道上，等我吃完第一道菜，你就上第二道，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他总要吃上十来道。等他吃饱后，沉思一会儿说，他还想要吃点儿东西磨磨牙。先要了一百克匈牙利香肠。接着又像生气似的，抓起一大把零钱往大街上一扔，然后，又气鼓鼓地坐下来。餐厅里的包桌常客彼此看一眼，又瞅一眼我们经理。经理只得站起来，鞠个躬对那胖子说：“先生，您干吗要扔掉那些零钱啊，它又不碍什么事？”那位代理商说：“既然你们，作为这个大旅馆的老板，每天差不多都扔掉十克朗，凭什么我就不能扔掉那些零钱呢？”经理回到那些常客们的桌旁，将那代理商的话转告了他们。这些人听了更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经理又决定回到胖子那里去问个明白，“您扔自己的零钱那不碍事，您爱怎么扔就怎么扔好了，可是您怎么说我们旅馆每天都要扔掉十个克朗呢？”那胖商人站起来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向您解释清楚。我能到您厨房里去一下吗？”经理点一下头，用手指着厨房的方向。等胖商人进到厨房里，我听见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请给我切一百克匈牙利香肠好吗？”经理便给他切了，称了，放到一个碟子里。我们大家都吓坏了：他这不是在检查我们的分量够不够数吗？可是那胖商人却拍了一下手，他从屋角落里将他那个脚夫叫出来，拿出那件用小台布盖着的东西。这玩意儿看去像辆小纺车，但又不是。他的脚夫走进厨房，把他那架玩意儿摆到桌上。那代理商将盖在上面的布一扯，亮出一架漂亮的红色器具，一个圆而扁平的亮闪闪的锯子，锯子绕着轴呈旋转形。轴的尾端有一个曲柄和小把儿，还有一个旋转扣。那胖商人得意地看着他这部小机器，“听我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天主教教会，它所买卖的东西，谁也没见到过，谁也没摸到过，到底价值多少谁也搞不清，这就是那上帝。世界上第二大公司便是所谓的国际公司，这个你们也有了。而这，是一部在全世界使用的小机器，这是一个计款器，如果您整天都能正确地按动这旋钮，到晚上它就能帮您把一天的收支算出来，这就是我所代理的世界上第三大公司。” “冯伯克尔公司生产的秤，行销于全世界，在赤道上或在北极。我们还生产各式切肉切香肠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奥妙在于……”他先要了根匈牙利香肠，把香肠皮撕下来搁在秤上，一只手摇动着曲柄，另一只手按住切香肠的转刀，装肉片的盘子里便会堆起一片片切好的香肠，肠片堆得很快，仿佛已经切掉整根香肠，其实那根香肠并没有切掉多少。代理商停止了摇柄，他问我们，估计大概切了多少克。经理说：“一百五十克。”领班说：“一百一十克。”“你认为呢，小毛孩？”他问我。我说：“八十克。”经理立即揪我的耳朵，并对这代理商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说：“这孩子小时候在他妈妈喂奶时，掉到地上摔伤过脑袋。”可是那位代理商却摸摸我，对我温柔地一笑说：“这孩子猜得差不离。”于是，将切好的香肠往秤上一扔，秤上指示为七十克。大家彼此交换个眼色，纷纷靠前围到那神奇的小机器旁边。谁都明白，这架小机器能带来利润。等我们让出一条路来时，那胖代理商抓了满满一把硬币扔到煤堆上的木箱里。他一拍手，他那个脚夫又提来一个包裹，用个罩子盖着，像我奶奶的圣母马利亚神盒。等他把罩子一揭开，里面放着一架秤，就像药铺里用的那种最多能称一公斤的秀气的小秤。那胖代理商说：“瞧见吗？诸位，这秤准极了。我对它呵一口气，它就能指示出我这口气有多重。”他吐一口气，果然，那秤的指示针便动一下。他将切好的香肠片往上一放，秤上指示为六十七点五克。很明显，前面那架秤称出来的肠片分量多出二点五克。代理商在桌子上算了一下，然后又把那数字涂掉说：“您一个礼拜如果卖十公斤匈牙利香肠出去，这架秤就能给您省出一百个二点五克香肠来，这也就几乎是半根匈牙利大香肠。”他说着，手握拳头撑在桌面上，脚尖着地，脚跟儿微微抬起，得意地笑着。经理忙说：“大家都走开，我们这里要谈生意哩！您把放在这里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我都要买下来。”“这是我的样品。”代理商说。他指一下他的助手，接着说，“我们带着这些东西在克尔科诺谢山脉一带的各个小旅舍转了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像样的旅舍都卖掉了一架切香肠的小机器，一架秤。我把这两件东西当做税款储蓄器，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位代理商大概比较喜欢我，我使他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时候。他每次抚摸我的时候，总是笑得那么亲切，有时甚至还掉眼泪。他时不时让我给他往房间里送矿泉水。我每次去他房间，他总是穿着一套睡衣躺在地毯上，他的大肚子像一只大桶摊在他的身旁。我挺喜欢他这个样子，他也根本不为有这么个大肚子而感到不好意思。恰恰相反，他有时把肚子挪在前面，像挂着一块面对全世界的广告牌。他常对我说：“坐下，孩子！”又对我微微一笑，温柔得不像我爸倒像我妈，“你知道，我也跟你一样，这么大一点儿就开始闯世界了。在科列夫服饰公司。啊！我的孩子啊！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念我当时那位经理哩！他总是对我说，‘一个正经商人总有那三件宝：不动产，店铺和储存物资。要是储存物资没了，那你还有店铺，要是储存物资和店铺没有了，你至少还有一份不动产。这个谁也无法从你这儿拿走。’可是，有一次我被派去取梳子，很漂亮的骨头梳子，总共值八百克朗。我把这些梳子驮在自行车上的两个大提兜里。你拿糖吃吧！拿吧，拿吧！樱桃巧克力的。我正推着这辆驮着两口袋梳子的自行车上山坡，这时有个乡下娘们儿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前面去了。她到了小山坡上的林子里就停下来。等我推着车到了那里，她瞅我一眼，目光那么咄咄逼人，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皮。她抚摸我一下说，‘咱们一块儿去摘覆盆子吧！’我于是放下自行车，她那辆女车压在我的车上。她拉着我的手刚进到第一堆灌木丛里，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她便压在我的身上，我算是被她弄到手了。我想起了我的车，我的梳子，我立即跑掉去拿我的车。那时，女车的后轱辘旁都有这么个网子，带色儿的，就像通常罩在马头和马脖子上的那玩意儿。我一摸那梳子，还好，全在。我算松了一口气。可是，那娘们儿又走过来，见我没法将我的车子从她的车子底下取出来，便对我说，‘这就说明，我们还不该分手。’我可是怕她了。吃那糖！这叫牛轧糖。我们又一块儿来到一片小森林，这回她将车子放在地上，我的车子压在她的车子上，我也翻身压住她占了她的便宜。记住，孩子！只要你有办法，有本事，生活就能变样。唉！不过你该去睡觉了，明天早上你还得早起，知道吗，孩子？”他举起瓶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我还听见矿泉水在他肚子里咕噜的声音，仿佛屋檐上排水管的雨水正滴到贮水池里。当他一转身，侧身躺着，肚子里的水也滚到了侧过去的这一边，构成新的水平面。我可不喜欢那些自带食物、人造黄油的厨房用品商。他们随身带着食品，在房间里吃饭。有的甚至还随身带着酒精炉，在房间里煮土豆汤，把土豆皮扔在床底下，还让我们免费给他们擦皮鞋。他们离开饭店的时候，只给我一个广告纪念章当小费。我还得帮他们把装酵母的盒子搬到汽车上。这是他们从所代理的批发商店拿的，顺便拿出来卖卖。有的商人随身带的箱子多极了，仿佛把他们打算在一个星期内要卖掉的商品都带上了。可是有些人压根儿什么也不带。对这种人我很感兴趣。他们来的时候没带箱子，我想他们拿什么做买卖呢？他们带的东西往往使我大吃一惊。例如，有一个是办理包装纸和纸口袋订货单的，他的样品只需塞在一个上衣口袋里。还有的随身带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像空竹之类的小玩具和订货单。他们走遍全城，边走边玩，进了商店还接着玩他的玩具。这时，玩具与服饰品小店的老板便顾不上去跟别的小商品代理商和顾客打招呼，像梦游似的直奔空竹那儿，问销售人可以供多少货。那代理商答应他能供十二打，两人一商谈又添了几打。在别的季节里，代理商或者带上一只皮球，不管在火车上、街上或者进到哪家商店，他们又是踢又是抛的，走到哪儿玩球玩到哪儿。店老板就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直朝这球走去，目光追着这抛上抛下的球看个没够，然后便问能供多少打货。这种季节的代理商我不喜欢，领班也不喜欢他们。他们都是些急性子，一些所谓火烧屁股的人。他们一进旅馆，恨不得马上吃饱，不付钱便从窗口溜出去，有几次还真是这样……可有一位在我们旅馆里睡过一觉的橡皮王却非常可爱。他是销售橡胶材质的各样商品的，是普里麦罗斯公司的代理商。他每次来都有点儿什么新闻，包桌上的常客总爱把他请到他们桌上去讲点什么，因为他总有一些这个听了不高兴那个听了心欢喜的事儿。这个代理商向大家散发各种颜色和型号的避孕套，对我这个小学徒也不例外。我也挺讨厌那些包桌常客。他们在街上装成一副高贵相，可一坐到饭桌旁，便像小猫，甚至猴子一样地撒欢儿，十分淫秽和可笑。那个橡皮王一来，就将普里麦罗斯公司的产品偷偷塞到人家的馒头片下面。等客人一翻馒头片，不禁笑得死去活来，因为不出一个月，别人也会遇上同样的情况。大家都乐意这样恶作剧闹着玩。有一位名叫希夫诺斯特克的先生，他有一个生产假牙的公司。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几颗假牙或者一整板牙齿扔进人家的啤酒里。可反过来，他却在自己的杯子里喝到了他销售的假牙，这是他曾经扔到人家的咖啡杯里的，是他的邻座把他们的咖啡杯调了个个儿。有一回，兽医往希夫诺斯特克先生背上猛击了一拳，打得他的假牙掉到桌子底下。希夫诺斯特克先生还以为这是哪个厂里拿出来卖的假牙，便往假牙上踩了一脚，后来才知道这是按照他的牙床专门定做的牙齿。这一下可把修牙技师史罗塞乐坏了。他擅长快修，干这一行挣得也最多。所以每当人们开始猎野兔野鸡，他的赚钱季节便来了，因为狩猎之后猎手们便要开怀痛饮一番，好多猎手醉得连假牙都吐出来或者弄断了，于是史罗塞先生就白天黑夜地给他们修牙，好让他们的老婆不至于发现，或者让他们在家人面前瞒上三五天。可那橡皮王带的完全是另外一类商品。有一次带的是所谓“寡妇乐”。我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为它被放在一个像装黑管一样的乐器盒子里。只要把盒子一打开，那“寡妇乐”便会围着桌子转，大家兴奋得狂呼乱叫一气，然后又立即将它关进盒子递给下一个人。我虽然一直在给他们送啤酒，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它怎么能逗乐我们的寡妇们。有一次，橡皮王带来一个橡皮女郎。正赶上冬天，大家都坐在厨房里，夏天通常坐在保龄球场馆或者用门帘隔着的窗子旁。一听橡皮王关于那橡皮女郎的一番介绍，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可我根本不觉得好笑。每个坐在桌旁的人都能拿到这橡皮女郎，可是只要一到某个人手里，那人便马上变得严肃，不好意思地红起脸来，并立即把它交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而橡皮王却像在学校讲课一样地大肆宣讲着：“这是最新产品，床上的性用品，一个名叫多情佳人的橡皮木偶。跟这多情佳人在一起你可以随心所欲。她几乎像个活人，也跟一个成熟的女孩儿差不多一样大小。她有激情，能跟您亲热，全身暖乎乎的，又美丽又性感。成百万男人都在等待着这位橡皮做的多情佳人，一位用他自己的嘴吹起来的多情佳人。这位用男人的气吹成的女人反过来又能使男人们阴jing勃起，给他们自信、力量和难得的满足。这位多情佳人，诸位，是用特别的橡皮制成的。两腿之间各个部位都是照着女人之所有来设计的。用电池发电可以让她做出各种温柔与刺激的动作，能使男人的快感达到高潮。”在座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这橡皮女郎，每次都由各人自己将她吹起。在将它递给下一位之前，橡皮王便把橡皮女郎体内的气放掉，让接手的人亲自将它再次吹起。别的人便鼓掌，大笑，简直等不及轮到自己来吹它。厨房里一片欢腾，女账房直摇头，坐立不安，仿佛每次被人吹气的是她。他们就这样狂呼乱叫直到半夜。当然，在这些旅客中也还有一个做着其他生意的人，但这个人做的生意更实际，是巴杜比采一家制衣公司的代理商。我们那位一天忙到晚的领班先生是通过军队认识他的，是领班曾经接待过的一位中校介绍他认识这个人的。这位代理商每年来我们这儿住两次。我见过他，但记不清了。他先量过我们领班的裤子，然后让他只穿一件衬衫和小马甲，用一条仿羊皮纸尺子量他的前胸、后背、腰围和脖子，然后在纸带上标明尺寸，比着领班的身体裁剪，仿佛就是用这些纸条来给他缝燕尾服似的。他身边没带布料，只是将这些纸带编上号，仔仔细细搁到一个纸口袋里，封上，在上面写上我们领班的出生日期，当然还有他的名字和姓。他收了领班的订金后对领班说，他什么心也不用操了，只等着燕尾服寄到时付款便是。领班也用不着去试衣服，因为他只在这个公司缝燕尾服，而且他确实没时间。我后来听到一些情况，那是我特别想问而又不敢问的，即这事儿后来是怎么安排的。那代理商自己说了。他把订金放进胸前小兜里，轻声地讲述着：“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老板想出来的一项改革，全共和国乃至于全欧洲全世界的一项改革，即：军官们，演员们，所有像您，领班先生一样时间很少的人，对这些人我完全可以到他们这里来量好尺寸并把它寄到车间。那里的人便拿着这些纸条围在一个人体模型上，这模型里面是个橡皮口袋，它可慢慢地胀大，大到正好合乎这些纸条的尺寸。这些纸条因为抹了速干胶，很快就能变硬。等到把这些纸条取下来，您的充了气的身体模型便会飘到房间的天花板那儿。这人体模型上面拴了一根小绳儿，就像妇产医院的每个婴儿一样，免得弄错了，或者像布拉格医院太平间里的尸体那样也拴个条儿，免得火化时弄错。时候一到，就把相关的那个人体模型放下来试衣服，试制服。定做的衣服要根据订单来反复修改与试穿。一般要试三次，拆了线再缝，可连一次也不用真人来试穿，而是靠这个充气的橡皮假人来代表。一直到完全合体，可以放心将燕尾服寄给订货者本人，找他付款为止。这些服装通常都很合身，除非这顾客后来发胖了或变瘦了。遇到这种情况，公司的代理商又可来为你重新量体，看看胖了或瘦了多少，一切都可利用那充气模型变大缩小来加以修改，或者另缝一件新的燕尾服或者军外套。在顾客去世之前，这公司里总有他的充气躯体飘在天花板那儿，总共有好几百种颜色不同的充气躯体。一进公司的门，就可按照职位高低来找到各自的躯体模型。都一级一级分类放着哩！分将军部、中校部、上校部、队长部、大尉部、领班部，还有其他穿燕尾服的人。只要一来人，拽一下绳子，你的那个充气躯体就会像小孩们玩的气球一样被拽下来。假如有人刚不久来缝制、修改过外套或大衣，你就能准确地知道这人的身材是个什么样儿。”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等到我要参加服务员转正考试时，也要到这个公司来缝一套新燕尾服，我的充气躯体也将挂在公司的天花板上，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还经常做梦，梦见飘在巴杜比采制衣公司天花板上的不是我那充气的躯体模型，而是我自己。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正飘在我们金色布拉格旅馆的天花板上。一天半夜，我给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商，就是那个卖我们小药秤、香肠切片机的人送矿泉水到他房间里去，我连门也没敲便进去了。这位代理商正坐在地毯上，跟平常一样，他一吃饱肚子就进房间，换上睡衣，盘坐在地上。原来我还以为他在玩扑克或者给自己算卦哩！可他却在满心欢喜地微笑着，像个孩子那样兴致勃勃，在地上一百克朗挨着一百克朗地摆他的钞票。他已经摆满了半张地毯，可还远远没够，于是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包钞票来接着往下摆，仿佛地毯上画了条线让他照着摆似的摆得那么直。摆完一行之后，他便心花怒放地欣赏着这些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甚至高兴得拍一下他的胖手掌，然后又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用两只手摸着自己的脸，干脆捧着自己的脸，欣赏这些钞票。随后，他又接着往下摆。要是有哪张钞票摆反了或者没摆平、翘起来，他便把它翻过去，让所有的票面一个样儿。我站在那儿，吓得不敢咳嗽也不敢离开。这些钱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啊！这一块块完全相同的“铺地小瓷砖”，尤其是这巨大的热情，这藏在心中的欢乐，也为我美好的前程敞开了大门。因为我也跟他一样喜欢这些钱，可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儿。在我眼前立即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将自己挣来的所有的钱，虽然眼下还不是一百克朗而只是十克朗一张的，也像他一样一张挨着一张铺在地上，那该多来劲啊！我看着这个穿着条子睡衣的、孩子气十足的胖子，便明白了，也看到了我未来的任务。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关起门来，或者忘记关门，坐在地板上摆出这显示我的权利和力量的图画，一幅的的确确使我快乐的图画。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做了，诗人东达·约德看了大为惊讶。这位东达·约德先生在我们旅馆住过，他除了写诗还会画画儿，所以经理跟他结账时还要了他一张画儿。他在我们小镇上出了一本诗集，名叫《耶稣基督的一生》，虽然是自费出版的，可他将全部印出来的书都搬到他的房间里，一本挨一本地摆在地板上。他一会儿脱下大衣，一会儿穿上大衣，被这耶稣基督弄得有些神经质。整个房间都摊满了他的这些白净的书。等到摆不下了，便往房门外扩张，一直摆到走廊那儿。他重又脱下大衣，过一会儿又将它穿上，一切视他出汗的情况而定。有时他只把衣服披在肩膀上，觉得冷了，又穿上袖子，过一会儿又立即将大衣脱掉。有两小团棉花还老从他的耳朵眼儿里掉出来。他也是一会儿将它塞进去，一会儿将它掏出来，根据他是否想听见周围世界而定。这位诗人老是宣称要回到乡村小木舍去。他除了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小木舍，别的什么也不画。他开口便谈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的任务是寻找新人。住在我们这里的客人们都不喜欢他，或者说虽然还喜欢他，但总爱逗他，拿他来开开心。这位诗人在旅馆里不仅爱一会儿脱衣一会儿穿衣，而且爱一会儿脱鞋一会儿穿鞋，一切根据他的情绪来定。为了寻找他的所谓新人，也五分钟变换一次情绪，随即脱掉或穿上他的胶皮套鞋。旅馆里的客人们见他脱下了套鞋，就往套鞋里倒点儿啤酒或咖啡。客人们都边吃东西边注意地瞟着他。等诗人一穿他那套鞋，啤酒或咖啡就从他鞋子里流出来。他气得冲着整个旅馆大声吼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该遭报应啊！”接着，还眼泪汪汪的，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幸福得流泪了。因为他把人们往他的胶皮套鞋里倒啤酒，看做是一种对他的关注，他觉得这座城市还算把他放在心上。虽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但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年轻人来平等相待的。最糟糕的是，当诗人把脚伸进套鞋时，套鞋被钉子钉住了。他想再回到餐桌都不能，差点儿没摔倒，好几次要摔都幸好用手撑住。那套鞋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他又骂了通：“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可很快又原谅了他们，向他们推销一幅小画或者一本诗集。他为了糊口，很快就把它推销掉了。他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坏，恰恰相反，我常常觉得，他像“白天使”杂货店门上方的天使雕塑一样悬挂在整个城市上空，这诗人似乎悬在小镇的上空，拍打着翅膀。他真的有这翅膀，我甚至看见了，只是害怕去问教长。当诗人忽而脱下忽而穿起他的上衣，他漂亮的脸俯向着那一小块纸片，趴在我们的桌子上写诗时，我看到他那天使般可爱的侧面。他一转身，头上便升起一个光圈，一个相当普通的光圈。那脑袋周围一圈紫色火苗，仿佛普里莫斯牌炉子上的火焰，仿佛他脑袋里盛着煤油，而脑袋上咝咝响着的光圈在闪闪发亮。他漫步走过广场时，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这位客人那样优雅地拿着伞，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位诗人那样潇洒地将上衣披在肩上，没有一个人像这位艺术家那样合适地戴着软帽，尽管塞在他耳朵里的白棉花球时不时掉出来，尽管他在走过广场之前来来回回脱穿了五次上衣，摘了又戴十次帽子，仿佛在跟什么人打招呼。其实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跟集市的老婆婆点头问好，这就是他所寻找的所谓新人。每逢刮风下雨，他总要买上一罐肚丝汤和面包，亲自去送给这些冷得发僵的老婆婆们。他端着汤罐儿走过广场时，那简直不像端的汤，而是为这些老婆婆们献上自己的心，肚丝汤里的一颗人心，或者说把他自己的心剁碎，放上洋葱辣椒做成的汤，像牧师捧着圣饼盒或者圣餐去赴临终礼。这位诗人就这样两手替换端着这罐子，自己感动得眼泪汪汪。多好的一个人啊！他虽然在我们这儿赊着账，可却还为这些老婆婆买汤喝。不是为了让她们暖和而已，而是让她们知道：他，东达·约德想着她们，与她们同甘共苦，把她们当成自己，当做他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这种将爱奉献给亲人的思想立即在现今而不是死后付诸行动……他将他的新书摆满一地，一直摆到走廊上的那一次，有位清洁女工正提着一个桶从厕所出来，一脚就踩在《耶稣基督的一生》的封面上，可约德没有冲她大喊“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而是将踩脏的书放在原处，上面那个像男人踩的大脚印就算是他的签名，他将耶稣连同脚板印一起以十克朗、十二克朗卖掉了。因为这书是自费出版的，所以只印了两百册。布拉格天主教出版社答应约德出版一万册，于是他整天都算计着这一万册怎么卖，反反复复脱掉和穿上他的大衣。又因为人家用钉子钉住他的胶皮套鞋而摔了三次跤，这些事儿我都差不多忘了；他还每隔五分钟往嘴里撒一种什么药面，跟个磨坊师傅撒面粉一样。又仿佛撕破了面粉袋，弄得胸前膝盖上全是白粉。还有一种治神经衰弱的什么药水，他直接拿着瓶子喝，嘴唇上像嚼了烟丝一样留下一个黄圈儿。他就这样不停地喝着药水吞着药面，所以他每隔五分钟就热得出汗，然后又发冷，颤抖得连桌子也晃动了。木匠师傅测量了一下这《耶稣基督的一生》盖住的房间、走廊有多少米。东达后来又计算一通，说等那一万册书印出来，他若将它们摆在地上，就得摆满从恰斯拉夫城通到赫什马诺夫姆尼什采的整条公路，或者盖住我们镇上的整个广场和老城区的所有大街小巷。我也被这些书弄糊涂了，心想我在我们镇上走动时每步都得踩在这些书上呀！我知道，能在街道地面上一万次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一生》，那种感觉一定很好。为这个，东达可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印刷厂的女老板卡达娃太太走来，没收了东达的全部《耶稣基督的一生》，叫两名伙计用装内衣的筐子将它们搬走了。卡达娃太太说，实际上是大声嚷嚷：“《耶稣基督的一生》搁在我的印刷厂里，八个克朗给你们发行一本。”东达于是又脱下外套，喝一口治神经衰弱的药水，大声喊着：“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 我咳嗽了一声，可胖商人瓦尔登先生仍然躺在地毯旁的地板上。整个地毯上摆满一百克朗一张的绿色钞票。瓦尔登先生还在出神地望着这些钞票，一只胖手搁在脑后当枕头，一直那么躺着。我走出去，关上门，然后敲门。瓦尔登先生问：“谁在那儿？”我说：“我，见习服务员，送矿泉水来啦！”“进来！”我便进去了。瓦尔登先生还继续侧身躺着，手掌撑着脑袋，头发卷曲，涂满了发膏，因此他的头发油光光的。他还是那样笑眯眯的，对我说：“给我一杯，坐一会儿！”我从兜里掏出开瓶器，打开瓶盖，将矿泉水咕嘟咕嘟倒进杯里。瓦尔登先生喝着矿泉水，歇下来指着那些钞票，像那矿泉水一样轻声悦耳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已经来过一次，我故意让你看个够。你记住，钱能为你打开通向全世界的道路，这是我的师傅科列夫老先生教给我的。你所看到地毯上的这些钱，是我一个礼拜挣来的，我卖掉了十架秤……这是给我的酬金。你看到过比这更美妙的东西吗？等我回到家，我就把它们摆满整个住宅，我要和我老婆将它们摆到所有的桌面上地板上。我要去买一根大香肠，将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整个晚上都吃它，什么也不留到明天。因为夜里我反正要醒的，这根大香肠我能吃完。我特别爱吃香肠，整个这么一大根。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再给你详细讲。”瓦尔登先生随即站起来，抚摸一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下巴底下，望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会有出息的。你记住我的话！你是这块料，知道吗？但是要学会‘拿取’！”“可怎么拿法？”我问。他说：“我看见过你在火车站卖香肠。我就是那些给了你二十克朗等着你找回那十八个克朗的人中的一个。你磨磨蹭蹭好半天也找不出那十八克朗，直到火车开走了。”后来，瓦尔登先生打开窗户，从裤兜里抓起一把硬币扔到寂静的广场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那硬币落地的叮当声和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他又补充一句说：“你得学会从窗口扔零钱，以便从大门口进大钱，懂吗？”起风了，过堂风将所有的一百克朗钞票吹起，蹦跳着，活跃异常，像秋天的落叶挪到了房角落里。我出神地看着瓦尔登先生，我也总是这样看着所有做生意的房客，心里突然想，他们的内衣，他们的衬衫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总想象他们的内裤都很脏，裤裆里的颜色甚至相当黄，他们所有的衬衫领子肯定也很脏，他们的袜子也准是又臭又黏糊。他们要不是住在我们这里，准是将他们的脏内裤、脏衬衫和臭袜子从窗口扔出去，就像从查理温泉那儿的窗口扔出去一样。我曾在那儿的姥姥家住过三年。我姥姥在那儿的旧磨坊里有间小屋，一间从来见不着阳光的小屋。因为它朝北，阳光根本进不去。这房子紧挨着磨坊大水轮。水轮大得在房子的第二层楼那么高的地方舀水，在四层楼高的地方送水。也只有我姥姥能收养我，因为我妈还没嫁人就生下我，只好把我交给她妈带。而我姥姥就住在查理温泉旁边。她整个一生的幸运就在于她租了磨坊里的这间小房子。她总为这个而祈祷，说是上帝听见了她的请求，给了她这间紧挨着温泉的小房子。因为每到星期四和星期五，那些行商和没有固定住处的人都在温泉里洗澡。我姥姥从上午十点就做好了准备，连我都盼望这星期四星期五的到来。也盼望其他的日子，不过在其他日子里从温泉厕所的窗口扔出来的内衣裤没有多少。我们守在自家的窗口盯着，随时可能有某个商人扔出来的脏内衣会飘过我们窗口。它们飘在空中会停留片刻，完全展开，然后便直冲坠落，有的掉进了水里。姥姥弯着腰用钩子将它们钩起来。我得使劲拽住姥姥的两条腿，免得她一不小心掉下去。有的衬衫被扔出来时突然张开两只袖子，活像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或者耶稣基督。这些衬衫就这样在空中摆了一会儿十字之后，便一头冲下掉到磨坊大轮子上。轮子始终在转，钩内衣是很冒险的事情：根据情况，让衬衫附着在轮子上，直到它转到姥姥的窗口旁，姥姥或者一伸手抓住那件衬衫，或者用钩子去钩那件绕住了轮轴的衬衫，即使这样，姥姥也能将它从窗口钩进厨房，立即将它们扔进洗衣盆里。晚上，姥姥就将这一天抓到钩到的第一批脏内裤、衬衫和袜子洗掉。到了夜里，那可美啦！在一片漆黑中，突然从查理温泉的厕所窗口里飘下来一条白内裤、白衬衫，朝着磨坊这漆黑的深渊往下掉。这些白衬衫或白内裤总要闪过我们窗口。我姥姥能够在它们掉到下面那湿漉漉的闪光的轮子上之前，就用钩子将它们钩到手。赶上刮风下雨的日子，狂风大雨打在她脸上，她得与风雨搏斗才能钩到那些内裤衬衫。可她仍然盼望着每一天，特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那些客商更换内裤衬衣的日子。因为他们挣了钱，便买新内裤衬衣，把旧的从窗口扔出去，姥姥就带着钩子在下面的窗口等着。她将这些内衣裤洗净修补好，平平整整放在筐子里，然后送到建筑工地去卖给泥瓦工和帮工们。她就靠卖来的这点钱勤俭度日，还能供给我面包和加奶咖啡。这该是我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姥姥拿着钩子等在敞开的窗口前那个模样。这在秋冬雨季并不是怎么好受的事儿，风吹雨打的，有时费了老大的劲儿也钩不着那些衣衫。它们像被子弹击中的白鸟，急促地掉进黑潭里或被磨坊水轮扯成碎片，已经没有了袖子和裤腿，像个缺胳膊短腿的残躯，随着滚滚流水，钻过黑色桥洞，不知流向何方……诸位听够了吗？今天到此结束。 [1] 捷克硬币，一百哈莱士为一克朗。​ [2] 一种宗教仪式，由牧师或神父给临死的人脸上涂油，作临终祝福。​ [book_title]二 宁静旅馆 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 我买了一口硬纸板的新箱子，将我的新燕尾服放在里面。这套燕尾服是由巴杜比采制衣公司的裁缝师傅按照我的充气橡皮躯体做的，是我亲自到公司取来的。这个公司的代理商的确没撒谎。他用那仿羊皮纸带给我量了胸围等等，将量好的尺寸记在纸带上，将纸带放到一个信封里，拿上预付金就走了。后来，是我自己上他们公司去取的燕尾服。这套衣服非常合我的身。我倒没怎么太在意这套燕尾服，而更注意我的充气躯体，我的那上半身。制衣公司经理跟我一样，也是个小个子。他仿佛明白我的心思，想让自己比现在高一点儿，而且越来越高。他知道，我很在乎能跻身于公司仓库天花板那儿的人群之中，于是把我的充气躯体也挂到那里。那可真叫壮观！天花板底下飘挂着将军和军团指挥官们的上半身，还有著名演员的上半身，甚至连汉斯·艾伯斯也在这里做燕尾服，他的上半身也挂在这天花板下。穿堂风吹进敞着的窗户，一具具上半身人体模型像云彩，像天上的绵羊在行走。每具上半身人体模型都拴了根小绳，绳线上拴着写有人名地址的卡片。过堂风一吹，这些卡片像被鱼钩抓住的小鱼一样跳动不止。经理将我的卡片指给我看。我读了一下我那卡片上的地址，将我那半身模型扯下来。它的确很小，我看着它几乎要哭出来。可是，当我看到大将军的上半身，还有我们旅馆老板贝朗涅克的上半身也都挂在我旁边，就不禁开心地笑了。我为自己能到这样一家公司来做衣服而感到高兴。经理又拽动另一根绳，说这件衣服是他做的，这是教育部长定做的。还有一件小一些的，是国防部长的制服，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立即付了钱，还另外加了两百克朗，略表一个小小服务员的心意。我就是这个正要离开金色布拉格旅馆，到斯特朗奇采的宁静旅馆去干活的服务员。是世界上第三大公司，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商将我介绍到这家旅馆去的。我告别了布拉格郊区的旧旅馆，来到布拉格城区，带着这口箱子再从布拉格城区奔向斯特朗奇采。那是在一个上午，始终下着雨，不止下了一个晚上，而是一下就好几天，一路泥泞。小溪穿过荨麻、滨藜与牛蒡，湍急的溪水浑浊如加奶咖啡。我按照指向宁静旅馆的箭头，一脚泥巴一脚水地往山坡上爬，经过好几座残枝败叶的小楼。突然，我实在忍不住笑了，只见在一座小花园里，一棵已劈成两半的杏子树上结满累累果实，秃了顶的房主用根铁钩在钩那披散下垂的树冠，树干枝子由两个妇女从左右两边撑着，以免断裂。没想到刮来一阵大风，铁钩一弹，树枝断了，连枝带杏全都压在秃头房主的身上。他的头被树枝剐出了血，躺着动弹不得。两个娘们儿哈哈大笑。那男人瞪着眼睛高声吼道：“你们这些臭婊子，猪婆子，等着瞧吧！看我起来不收拾你们！”这两个女人大概是他的两个女儿，或者是他的老婆和一个女儿。我摘下帽子说：“先生，到宁静旅馆是走这条路吗？”他根本不答理我，只动弹了一下，可又起不来。男的躺在地上，全身覆盖着树枝，压满了熟杏子，女的哈哈大笑，这场面真够精彩的。她们帮他挪开树枝，好让他能爬起来。现在他已慢慢跪起，站起。他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的贝雷帽戴到秃头上。我干脆走了，继续爬我的坡。我发现，眼前的这条路铺了沥青，道路两边嵌着花岗岩小石块。我敲掉鞋上的泥巴和黄黏土，登上山冈，滑了一跤，摔着了膝盖。头顶上的乌云匆匆而过，顿时天空一片蔚蓝。我在山冈上终于看到这座旅馆。它精致得像童话里的宫堡，有着中国建筑风格，又仿佛是蒂罗尔或里维埃拉哪个地方一位大富豪的别墅。白墙红屋顶，由波形瓦盖成。所有三层楼上的小窗子都是绿色百叶窗，而且每一层楼都矮一点点，最后一层就像摆在楼房顶上的一座漂亮亭子。亭子上方有个全由绿色小窗组成的小塔，像一个瞭望台，又像里面装着仪器、外面插着风向标的气象站。每层楼上的每个窗户旁都装有一扇门，门上也装有绿色的百叶窗。我继续往前走，不管在路上，还是在窗口在凉台上，都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一丝丝清香有如冰激凌的微风，犹如一闪而过、几乎看不见的雪花，真可以拿个勺子来品尝一口。我当时觉得，要是随身带了面包，我大概可以就着这面包来喝这几乎甜香如奶的空气。我已经走进了旅馆的院子。小道上的沙土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浓密的青草刚被修剪过。我走在松树林中，从那儿可以看到一块长长的草坪，青草浓密而整齐。宁静旅馆在草坪的那一边，且隔着一座小桥，显得更加遥远。要进到旅馆里面，先得通过一道玻璃门，然后还有一道铁制百叶窗门，这门作为一种装饰安在白墙上。旅馆门口还装着白栅栏，栅栏下方是假山悬崖。我犹豫一下：我究竟该不该到这儿来？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瓦尔登先生是不是真的事先与他们谈妥了？我这么一个小小服务员，是不是配到宁静旅馆来工作？突然，我感到有些害怕。这里哪儿也见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丁点儿声音呀！于是，我转身往花园里跑，可突然听到一声很尖的哨音，急迫得让你没法不停住脚步。这哨子吹了三下，仿佛在喊：“谁！谁！谁！”然后又吹了一声长音，惊得我骤然回过头来。之后又是几声短音，仿佛有根绳子把我套住，将我拽回到玻璃门里。突然，有个胖子坐着轮椅冲我驶来，这就是那个手里握着套索，胖脑袋上的嘴里安了个哨子的人。这时，他手里的套索抓得这么紧，乃至他的轮椅猛地一下停了。因为停得太急，这胖子的重心移到前面，差一点没摔下来。不过，他的秃头上戴着的假发挪位了。胖子重又将假发挪回到脑后一点儿。就这样，我遇上了宁静旅馆的老板吉赫先生。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谈到瓦尔登先生这位冯伯克尔公司的台柱子代理商的推荐。吉赫先生则说他从早上起就在等我，但他拿不准我是不是来得了，因为下着暴雨。他让我去休息一下。后来，我便穿上燕尾服去见他，想听听他对我的要求。我没正面看他，也没想看他，可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被他吸引住了：瞧这轮椅上的特大身躯，胖得仿佛就是米什兰牌轮胎广告。然而，长着这样一副肥胖体格的吉赫先生却特别高兴。他坐着轮椅在墙上装饰着鹿角的前厅里转来转去，仿佛奔跑在草坪上那样敏捷自如，真是比走路还来得轻巧。吉赫先生又吹一下哨子。这哨声不同于前面的任何一次，仿佛这哨子对每次该怎么吹都心中很有数。这一哨声立即将一位穿着黑衣白围裙的客房女服务员叫了来。吉赫先生对她说：“温达，这是我们的第二名餐厅服务员，你把他带到他的房间里去！”温达一转身，我便看到她两瓣匀称的屁股。她每走一步，那半边屁股就扭动一下。她左右挪步，那两瓣屁股就交替着一前一后地扭动，怪好看的。她的黑发盘成一个纺锤般的髻，我的个头虽然还没有她的发髻那么高，可我已经在盘算着：为能跟这个女服务员搭上关系，我一定要想法攒点儿钱，她将是我的。我要用花瓣在她的胸脯上、屁股上摆成花圈儿。每当我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尤其是漂亮女性时，我就显得软弱无力，但只要一想到万能的金钱，我便勇气倍增。可是，这个女服务员并没有将我带到楼上，而是走到一个平台，然后下楼梯来到一座小院里。这时我才看到厨房和两个戴白帽子的厨师。我还听到刀叉碰撞声和欢快的笑声。有两张肥胖的脸和两双大眼睛凑到窗户边，然后又是一阵大笑。只听得笑声渐渐远去，我立即提着箱子走开。我尽量将它提得高高的，以弥补我这矮个子的不足。既然连高鞋跟儿也帮不了我多少忙，我只好扯长脖子，把头抬得高高的。我们一道走过院子，看见那儿有座小房子。我感到失望，想当初我在金色布拉格旅馆住得跟宾馆客人一样，而在这里我住的却是杂工伙计的房子。温达将衣柜打开给我看一下，又开一下水龙头，水流到洗脸池里。她还将被子掀开说床上铺的是干净床单，然后高不可攀地对我笑笑便转身走了。我从窗口看到，她走过院子时，没有一步不像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连站在某个地方搔痒痒都办不到，只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拽着她的鼻子那样，目不斜身不歪地往前走。这跟我从前所在的那个旅馆大不一样：那时总是派我去买花。把花买回来之后，由一群姑娘们来布置橱窗，将装饰布用钉子钉到板子上。她们一个挨一个地趴在地上，由其中一个拿着小锤子，钉着那打褶的粗呢和灯芯绒。钉子用完了，她就从她身后那位姑娘嘴里抽出几个接着钉下面的褶。她们在橱窗里边干边玩，快活得很。我站在橱窗外面，手里提着一只装满唐菖蒲的篮子，地上还摆着我的装满法兰西菊的另一只篮子。我一直在欣赏这些布置橱窗的女孩们趴在地上的那个样子。那时正是上午，橱窗外站满看热闹的人。那些女孩大概忘了她们是在橱窗里，还不时地在屁股上搔痒痒什么的，然后又四肢着地趴到窗板那儿去钉钉子。她们脚上穿着便鞋，手里拿着锤子，边干边哈哈大笑着，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有一个笑得连衔在嘴里的钉子也蹦出来。女孩们还你推我搡地打闹着玩，小衬衫的扣子也开了，连乳房都露出来，像塔顶的钟一样直晃悠。她们其中有一个看一眼橱窗外的人们，立即沉下脸来，夹起胳肢窝，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向另一个女孩指一下橱窗外的人群。那个笑得流出眼泪的女孩儿吓得猛一收肘子，平衡没掌握好，仰面一跤，那样子就更不雅了，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坐下来，脱去沾满泥巴的皮鞋，还有裤子，打开箱子，想将燕尾服挂起来，心里十分怀念我的金色布拉格旅馆，天堂艳楼。眼前老浮现出我那石头筑成的小镇，好多好多的人，热闹拥挤的广场。这三年来，我在野外见到的全是鲜花，这些我每天都去采摘的鲜花、小公园，还有我给天堂艳楼小姐们摆花环的花瓣儿。我拿起那套燕尾服，心里渐渐明白，我原来在金色布拉格旅馆的那位老板是何许人也。三年来，我所见到的这位老板，原来也是个“妻管严”啊！实际上他比我的个子还要小，他也跟我一样相信金钱万能。他拿了钱不仅去逛天堂艳楼找漂亮女人，甚至背着他太太坐车到布拉迪斯拉发、到布尔诺去找乐子。听人家说，他在他太太找到他之前，便抓紧时间花掉好几千块钱，而且在每次寻欢作乐之前，就先将回程车票钱和准备给乘务员的小费留出来放在马甲口袋里，用根别针别住，免得把钱全花光了连家都回不去。他个子小得听说常让乘务员像抱小孩一样将他抱在怀里送回家去，而且他总醉得昏睡不醒，只是一个劲儿地擤鼻子，像小海马似的哼哼唧唧折腾上一个礼拜。可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活了。现在我知道了，他爱喝浓葡萄酒，葡萄牙葡萄酒，阿尔及利亚葡萄酒，还有摩洛哥葡萄酒。他喝酒的时候很严肃，喝得很慢，看上去像几乎没喝的样子。我老板喝酒的做派很美，先在嘴里衔一会儿，然后像吞一个苹果似的咕嘟一下吞进肚里。每喝一口，都轻声宣布一声说他热得跟撒哈拉的太阳一样。他有时跟一桌客人在一起吃饭时也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地上。他那些开心的朋友就去将他的太太叫来，让她将她的丈夫带走。她还真的来了，从她所在四层楼上的那套房间坐电梯来到她丈夫这儿。这并不是她的耻辱，恰恰相反，大家都向她鞠躬致意。我老板或躺在桌子底下，或坐在椅子上、饭桌旁睡着了。老板娘抓住他的大衣领子，将他从地上一把揪起，仿佛她抓起的只是一件大衣。老板坐起来，老板娘又将他按到地上。可老板没有倒下，老板娘又把他提到半空中，真的像提一件大衣一样轻而易举。到这个时候，老板通常就醒了。他挥一下手，老板的太太果断地打开电梯门，将他往电梯里一扔，他的两只脚咚咚敲打几下，她立即进到电梯里，关上电梯门。我们透过玻璃门看到老板躺在电梯地板上，他太太则站在他的面前，像升天一样升到四楼上去了。听旅馆里的常客们说，许多年前，我这位老板买下金色布拉格旅馆时，他太太也是常客中的一个。那时楼下就是一个文学沙龙，到今天只剩下诗人兼画家东达·约德。那时他们常在这儿举行讨论会，读书，演戏。老板娘总是跟她丈夫争得最厉害。几乎每隔两个礼拜都要为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斯美塔纳或杨纳切克之类的问题吵一架，甚至开始泼酒，然后打起来。老板养了一条西班牙长耳狗，老板娘养了一条狐狗。它们的主人因为文学而争吵起来，连这两条狗也忍不住互相咬斗一番。然后，老板和我们那位老板娘又和好如初，沿着城郊小溪一道散步去了。后面跟着汪汪叫着的那条狐狗和西班牙长耳狗，它们那被咬破的耳朵上贴着橡皮膏，或者任那文学之争后咬出的伤口随便晾着。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以便一个月之后再重新开战……这该多有意思！我真想再见识见识。这时我已穿着那套新燕尾服、浆得笔挺的白衬衫和白蝴蝶领结站在镜子前。当我将带有小刀和镍柄的新酒瓶钻刚放进衣兜时，立即听到一声哨响。我跑到院子里，只觉得有个影子从我身上一闪而过，有个什么人跨过篱笆，两块布料之类的东西就像上次那两个乳房一样扣住了我的脑袋。原来是一个穿燕尾服的服务员绊了一跤。他连忙爬起来，他那燕尾服的尾襟扇起一股风，朝着召唤他的哨声继续奔去。他急匆匆踢开门，摆动着的门玻璃裂了，映出来的院子和一步步靠近的我也变得比原来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旅馆到底是为谁建造的。两星期以来，我一直为我来到这么个地方而感到惊讶不已，心想待在这么个地方能生活吗？可在这两个礼拜，我就得了好几千克朗小费。这是我的钱，我的小费。我一个人住在房间里也不觉得闷，没事儿我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数一数，一有空儿我便数钱。虽然我只有一个人，可我觉得我不止一个人，而另外还有人在看着我，就像领班兹登涅克的那种感觉一样。他在这里已经两个年头了，可总是随时准备着跨过篱笆，听到哨声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餐厅里。实际上，这里一天到晚没什么活儿好干。我们打扫餐厅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大家在更换和检查餐巾和桌布时，我就和掌握地窖钥匙的兹登涅克准备饮料，并检查一下是否有足够的冰镇香槟和三分之一公升装的皮尔森出口啤酒，又将白兰地酒拿到备餐室。然后，我们就到花园去，实际上是到公园里去，在那儿围上围裙，把小路耙平，重新整理干草垛。我们每隔两个礼拜就要把旧的干草垛搬走，换上刚割下的新麦秆做成的草垛，或者把已经扎好的草垛搬到放着旧草垛的地方，然后再来扫干净各条小道。可通常只让我来扫，而兹登涅克总在附近哪个小别墅里陪着他的什么干女儿。只是他这么说而已，我想肯定不是什么干女儿，而是他的情妇，不是单独到这儿来住上一个礼拜的太太们，便是哪家到这儿来准备国家考试的女儿们。我一边耙着沙土，一边朝后面隔着树林和宽阔的草坪瞅瞅我们那个旅馆，那地方白天像是一所教会办的寄宿学校。我老想象着，大门口会跑出一群拿着皮包的姑娘和小伙子，或者从这儿走出一群穿着针织毛衣的青年男士，后面跟着他们的仆人，或者会来一个什么企业家，后面跟着一个为他搬来藤靠椅和小桌子的男仆，接着，便有女仆来给他们铺上桌布，再后来，跑来一群孩子，开始跟他们的爸爸撒娇。这时候，太太才打着阳伞姗姗而来，摘下手套，等大家都坐定之后，她就开始倒咖啡……可是，整整一天没有一个人从这大门里面走出来，也没有一个人从这大门外面走进去。然而客房女服务员每天照样打扫房间，给十个房间更换床单被套和擦拭灰尘。厨房里照样准备宴席。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准备这么多道菜的。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也只是在贵族圈子里或者从我原来那个金色布拉格旅馆服务员领班那儿听到过。我那领班曾经在威廉明娜号豪华海轮头等舱的餐厅当过服务员。不过后来这艘船沉没了，领班幸免于难。他逃生后与同船一位漂亮的瑞典女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班牙到达直布罗陀。那条轮船算是沉了，而他所讲述的威廉明娜号豪华海轮头等舱的宴席，大概有点像我现在服务的这个宁静旅馆的排场。 尽管我在这儿该算满意的，但我还是经常受到惊吓。比方说我清理完园中小道之后，将一把躺椅搬到树林后面，可只要我一躺下瞅瞅天上的行云，这里就常常乌云滚滚，只要我稍微喘口气打打瞌睡，哨声马上就会响起，仿佛老板就站在我身后。这时，我就得选一条最短的路跑去，边跑边解下围裙，像兹登涅克那样，跨过篱笆，直奔餐厅，向老板报到。他总是坐在轮椅上，仿佛总有什么东西压着他不舒服，老要掀那毯子。我们又得帮他盖好，弄平，在他的肚子那儿绑上一根带子，就像消防队员身上的那种带弹簧扣的带子一样，也有点儿像磨坊主拉丁姆斯基先生绑他的两个孩子那样。那两个孩子常在磨坊引水沟边玩耍，他们旁边躺着一条大狗。当名叫哈里和云吉尔的两个孩子摇摇晃晃走近引水沟，还没等他们掉下水去，大狗就会跑过来，叼起他们身上那根带子上的弹簧扣，将他们送到远离这引水沟的地方。我们也常常钩起老板那个弹簧扣，不是把他一提就提到天花板那儿，而是提起一点儿，让他的轮椅空出来，以便给他整理一下毯子或换上一条新的，然后再将他放回轮椅上。将他吊在半空中的时候，那样子也够可笑的。他整个身体都弯着，脖子上挂着的哨子正好与他那弯曲的身体构成一个三角形。然后，他又坐着轮椅转遍大厅和各个大小房间，整理摆放各处的鲜花，我们这位老板特别爱干女人干的活儿。总而言之，旅馆的各个地方，尤其客房的摆设十分讲究，就像一个大庄园主宅邸的房间一样，到处都挂着帘子，摆着文竹，每天都有新剪的玫瑰、郁金香和其他鲜花。老板坐着轮椅将它们左摆弄右摆弄，远看近瞧。他不光看花，而且还琢磨这些花儿跟周围的摆设是否相协调。每个花瓶底下的垫子都不一样。当他整整一个上午美化完各个房间之后，就开始整理餐桌。通常只准备两张桌子，最多坐十二个人。当我和兹登涅克默默无声地将各类碟子刀叉摆到桌上时，安静而又热心的老板便一个劲儿地摆弄放在桌子中央的鲜花，检查我们在备餐室里是不是修剪好了足够的鲜花，在水里是不是准备好了足够的文竹枝，这是最后用来装饰桌布的，在客人们就座之前片刻摆上。当餐厅一切就绪，旅馆里，充满着就像老板所说的比德迈风格的魅力，他便坐着轮椅一直走到我们客人的进口处——大门前。在那儿停一会儿，背对着大厅和房间，脸朝大门，定一定神，然后，轮椅猛然一掉头，径直朝厅里驶来，俨然像个陌生人，一位从来没到过这里的客人。他惊讶不已地打量着大厅，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参观，内行地细细考察着一切，连帘子也要检查到。这时，我们得打开所有的灯。准备工作结束后，全部灯都得亮着。这时，我们的老板容光焕发，仿佛忘了自己的体重为一百六十公斤，走不了路。他还带着一双外来人的眼睛，坐着轮椅巡视一遍，然后又换上自己的眼睛，搓一搓手，不同一般地吹一下哨子。我已经知道，一会儿就会跑来两位厨师，向老板作最详细的汇报：龙虾和牡蛎烧得怎么样了，苏沃洛夫的馅儿拌得如何，萨比科尼做得好不好。我来到这个旅馆的第三天，我们老板坐着轮椅撞倒了大厨，因为老板发现他往香菇小牛肉里放了些蒿子。后来，我们把那个整天睡大觉的杂役工大汉叫醒了。他能把晚宴所剩的一切都吃下去。满满的一盘香肠什么的，我们好几个人连同客房女服务员一起都吃不了的一大份饭菜，他都能给你吃下去。瓶子里剩下的酒水，他也都能给你喝光。他力气特别大，一到夜里他就围上一块绿围裙，在灯光照得通亮的院子里劈柴。他别的什么也不干，只是劈柴，用斧子有韵律有节奏地劈着，把傍晚锯断的木头统统在夜里劈掉。当然，后来我也发现，听得清清楚楚，他总是在有人开车来我们旅馆时才劈柴。到我们这儿来的只坐小轿车、外交车，来一大串，而且总是在傍晚和夜里来。杂役就在这个时候劈柴，木块散发出一股清香。所有窗口都能看到这个劈柴的杂役，看到我们这所照得通亮的院子，周围一圈摆放着劈柴，瞧这场面有多壮观！一个两米高的大汉在劈柴！这个举着斧头的汉子，曾经砍死一个、打伤三个盗贼，他一个人用独轮手推车将他们送到山下宪兵站。这个大个子杂役，赶上谁的汽车轮胎被扎了洞，他能用手抬起前轴或后轴，直到换好轮子为止。这个大个子杂役真正的任务，是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装饰性地劈柴给我们客人看，像拉贝河上的瀑布一样，先鼓足劲儿，等着向导将客人一并带进来，根据当时的信号一抬闸门，观众们便能观赏到这瀑布。我们杂役的活儿就是这样安排的。现在让我回过头来再将我们的老板描绘完毕，比方说，当我靠在花园里哪棵树上数数钱，马上就会响起哨声。我们老板简直跟一个什么万能的上帝一样。兹登涅克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当谁也没法看见我们时，我们就坐到或躺到一堆草垛里，可只要我们一躺下，马上就会响起哨声。只有短短的一声，起个警告作用，让我们接着干活儿，别偷懒。后来，我们总是将一个耙子、锄头或者叉子放在旁边，然后躺下来。只要一听到哨声，我们就立即爬起来，又挖又耙，并用叉子将乱蓬蓬的干草码成垛。等到重又恢复宁静时，我们便放下叉子。可哨声会立即响起，于是我们就这么躺着耙干草，或者用叉子随便干点儿什么，仿佛这些工具都在一种隐形的运转中。兹登涅克还对我讲述过，说我们老板赶上天气凉快的时候，就像水中游鱼一样惬意。糟糕的是，天气一热，他就汗流不止，也不能坐着轮椅想去哪儿去哪儿，只能待在一个低温房间里，跟待在一个大冰柜里似的。可他仍旧什么都知道，连看不见的他也知道，仿佛他在每一棵树上、每一个角落里、每一张帘子后面、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密探。“这是遗传！”兹登涅克躺在躺椅上对我说，“老板的爸爸在克尔科诺谢山区也曾经开过一个饭店，他的体重也是一百六十公斤。天一热，他就得搬到地窖里去住。他在那儿放张床，一个劲儿地喝啤酒和烧酒，免得汗流得过多而脱水。要不然在这炎夏的高温中，他会跟黄油一样化掉的，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沿着一条我从来没走过的小道信步走去，心里还在想着我们这位老板的爸爸怎么在乡下一个饭店的地窖里度过夏天、喝啤酒、睡觉，免得像黄油一样化掉的情景，不知不觉来到三棵银松之间。我停下脚步，几乎吓了一跳。兹登涅克吓得更厉害，他抓住我的衣袖，喃喃地说：“瞧这！……”一座小极了的小房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小得就跟童话里的小木舍一样，跟剧院里舞台上的小房子一样。我们一直走到它跟前，看见一条小凳子。门窗都很矮小，要是我们想进到里面去，恐怕连我这个小个子也得弯下身。可门是关着的，我们只好站在外面，从小小窗口往里看了大概五分钟之久。然后，我们又互相瞅一眼，不禁觉得有些瘆得慌，手上都起了鸡皮疙瘩。那小屋里的摆设跟我们旅馆的一个房间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小的小桌子小椅子，一切都是为孩子们用的，连窗帘、花盆架也都一个样，每把椅子上坐着一个洋娃娃或者小熊，墙上钉了两个架子，架子上像玩具铺一样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整个一面墙都挂满了玩具、小鼓和绳子。一切都摆得好好的，好像刚刚有人整理过，仿佛是专门为我们而这么安排的，好让我们大吃一惊或者大受感动。瞧这整整一小屋的上百件玩具啊！突然，哨声又响了，但这次不是警告我们别偷懒、赶快干活儿的声音，而是情况紧急，老板叫我们集合。我们立即跑起来，一个个跨过篱笆朝集合地点奔去。 每个晚上，宁静旅馆都像上了弦的弓一样地准备着迎接客人。谁也没有走来，任何一辆轿车也没开来，可是旅馆就像一架自动风琴，只要有人突然往它里面扔上一个克朗，它就开始演奏。这旅馆也像一个乐队，指挥一举起指挥棒，全体演奏者便精力高度集中，准备演奏。只是眼下那指挥棒还没有挥动。我们既不让坐，也不让靠着，不是反复地整理什么，就是轻轻挨着折叠茶几站着。甚至连那大个子杂役也一手拿斧子一手拿木头，向前微微弯着身子站在亮堂堂的院子中间，准备着一看到信号便开劈木头。然后，整个旅馆就像随时准备射击的靶场一样开始行动起来，可谁也没有光顾。但为的是有朝一日真来了客人，便将散弹装进气枪，射击中靶……今天，明天，跟昨天一样，只等有人射中那黑靶心。这场景也使我联想起一个名叫《野玫瑰仙子》的童话。有这么个场面：恶魔念一句咒，一切活物不管当时在干着什么，摆着什么姿势，立即就地石化。有的动作是刚刚开始个什么，有的动作是在结束个什么。我们旅馆准备迎客的那气氛与这场面有些相仿。有一次，远处真的响起了汽车行驶的声音。坐在窗口前的老板用手帕打了个信号，兹登涅克将一块硬币扔到那自动音乐箱里，那乐器便立即演奏起音乐来。音乐箱用一床薄毡裹着放在一间毡墙房子里，这音乐听起来就像从另外一座楼里传出来的。大个子杂役连忙挥动斧子劈柴，样子显得很疲倦。他驼着背，仿佛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在劈柴。我立即将餐巾搭在袖子上，等待着，看谁将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一位穿着带红衬里军大衣的将军走进来。他的制服肯定跟我的燕尾服一样是在同一家公司缝制的。可这位将军好像有点儿不开心。他身后跟着他的司机，给他拿来了一把金马刀。司机将马刀放到茶几上就走了。这位将军转了好几个房间，浏览房间里的一切，搓搓手，然后叉腿站定，将手背到背后，观赏着正在院子里劈柴的大个子杂役。这时，兹登涅克端来一瓶上等葡萄汽酒，又将牡蛎、小虾和龙虾一盘盘地端上餐桌。等将军一坐下，兹登涅克便打开一瓶亨格尔牌香槟酒给将军斟上。将军说：“我请你们客！喝！”兹登涅克深深地鞠躬，又拿来两个玻璃杯，倒上酒，将军举杯，与我们碰一下杯说：“请！”可他只啜了一口，还嘶嘶地吸一口气。我们干了杯。将军却装了一下怪相，颤抖一下，将酒水扑哧喷出来说：“呸，我喝不了这玩意儿！”然后，取了些牡蛎放到他的小盘子里。他一抬头，那贪馋的嘴巴还在啧啧嚼着滴答着柠檬汁的蜗牛肉，好像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可突然又颤抖一下，不情愿地扑哧一声，弄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又转过脸来，喝完那杯香槟，喝完之后大声嚷嚷道：“啊啊啊啊，这玩意儿我根本没法喝！”他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每次回到原来的地方，都要从为他准备好的盘子里抓一只虾，抓一片香肠或一块别的什么名贵海味。每次都让我吓一跳，因为将军不管吃的什么都要反感地扑哧一声并骂上一句：“呸，这简直没法儿吃！”然后，又走回去倒杯酒喝，问兹登涅克这是什么牌子的酒。兹登涅克恭恭敬敬一鞠躬，告诉他说这叫维乌尔克里科特酒，并且将所有名牌香槟都向他作了一番介绍。他却认为还是兹登涅克给他最初倒的那亨格尔牌的最好。将军一个劲儿地喝着，喷溅着，很快又喝光一瓶，随即跑到窗口去欣赏一通院子。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中，只有那院子亮堂堂的，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大汉和他所干的活儿，还有那四周码满了松木的围墙。我们老板悄然无声地坐着轮椅到处转悠。他悄悄驶来，打个招呼鞠个躬便又离去。将军的情绪不断高涨，仿佛他对食物和酒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劲儿已经过去。他的胃口变好了，然后又开始喝起烧酒来，喝了整整一瓶。他每喝一口都要装一下苦脸，骂一句难听的话，交替地嘟哝着捷克语和德语：“这酒真他妈的不好喝！”吃法国风味菜时也是这样：他每吃一口都让人觉得这位将军肯定会呕吐出来。他还发誓说再也不吃一口菜，再也不喝一口酒了，还对我和领班大发雷霆说：“你们都给我吃些什么呀？你们是想毒死我！你们这些无赖，是想要我的命！”可是接着，又喝了一瓶烧酒。兹登涅克一直在给他讲解：为什么说最好的白兰地是阿尔玛尼亚克而不是科尼亚克。因为科尼亚克烧酒只产于名叫科尼亚克的这个地区，即使离科尼亚克边境两公里的地方有更好的烧酒，也不能叫科尼亚克烧酒，只能叫白兰地。早上三点的时候，将军说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说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要给他吃苹果，就是想害死他。他三点钟把苹果吃下去，喝了足足够五个人喝的酒，可他还一个劲儿地埋怨说，这跟喝酒无关，是他身体本身有问题。说他大概得了癌症，至少是胃溃疡，说他的肝已经没了，而且肯定有肾结石。到早上三点他已酩酊大醉，居然掏出手枪，击中了摆在窗台上的玻璃杯，也打穿了窗玻璃。可老板只是坐着轮椅来到他跟前，满脸堆笑对他表示祝贺，并请求他再击中那座威尼斯小吊灯上的磨花玻璃珠，好让老板他也讨个吉利。老板说在这旅馆的最近一次壮举是什瓦村堡公爵抛出五克朗，当这硬币正往桌子上掉的时候，被他的猎枪击中了。老板坐着轮椅出去把那个五克朗的硬币拿来给将军看。那硬币上面还有一个小洞眼。可将军还就爱射击个玻璃杯，他一直射击着，谁也没有因此而生个气什么的。当子弹打穿窗子，从杂役头上呼啸而过时，他还一直在劈柴，只是动动耳朵，接着劈他的柴。后来，将军又要了一杯土耳其咖啡，重又将手捂着胸口说他根本不能喝这种咖啡，可却加了一杯这种咖啡，然后宣称说：“要是有烤鸡，我可太想要一份了。”老板一鞠躬，一吹哨子，没多久，立即跑来一位厨师。他精神抖擞，戴着一顶干干净净的白帽子，端来了满满一烤盘。当将军一见到这只烤好的公鸡，立即脱下短外套，解开衬衫扣，吃的时候也苦着个脸说他的健康状况本不允许他吃鸡的。他边说边抓起这一整只鸡，撕成一块块往嘴里塞。每吃一口都要埋怨一声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说他不该暴食，说他从来没吃过这样难吃的东西。兹登涅克对他说，在西班牙吃烤公鸡时要喝点儿香槟，最好是喝科尔多瓦牌子的。将军点点头，然后喝上一口酒，吃一块肉，骂几句娘，说什么：“这破烧酒，根本没法喝！真他妈不是味儿！”到早上四点，他抱怨够了，哼哼够了，仿佛什么毛病也没有了。他要求结账，领班给他送来账单，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将账单放在托盘的餐巾上，还给将军念了一遍，主要是让将军知道他实实在在吃喝了些什么。兹登涅克给他一项一项地念，将军忍不住笑了，而且笑声越来越大，到最后打起了哈哈。他兴高采烈的，显得又清醒又快活，连咳嗽也没了，身子也挺直了，一穿上短大衣，人又变得帅气了，目光炯炯有神。将军付完账，又让手下的人给老板包了个红包，给了老板一千克朗，整数！也许这已成了习惯。然后又为射击天花板和窗子另付了一千克朗，还问老板够不够。老板点点头表示够了。我得了三百克朗小费。将军将大衣往身上一披，拿起金马刀，架上单片眼镜就走了，一路马刺铿锵作响。他走路的时候也很有技巧，不让挂在身上的马刀绊得自己摔跤。 这位将军第二天又来了，但已不止他一个人，还带了几位漂亮的小姐和一位胖诗人。这一回他们没射击，而是一个劲儿地争论有关文学和一种什么诗歌流派的问题，互相争得唾沫四溅。我真以为这位将军会把那诗人枪毙掉哩，可后来他们又安静下来，开始围绕一位女作家争论开了，说什么她常把阴道与墨水混淆起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她的墨水瓶里去蘸湿自己的钢笔。接着，他们又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来评论一位男作家。将军说他写东西若能像玩女人那样用心就好了，而那位诗人的看法却相反，说他可称为一位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人，说上帝创造莎士比亚下的工夫最大，其次就是我们这位诗人了。争论得可热闹哪！我们老板在他们到来之后，立即派人去喊乐队为他们演奏音乐。他们和这些小姐们伴着音乐一个劲儿地喝酒。将军不仅痛骂每一口酒，每一口菜，而且还拼命地抽烟。每次一抽烟，就要咳上好大一阵子，然后瞅着香烟大声嚷嚷：“这埃及烟是什么破玩意儿？”可又大口大口地抽得烟头直闪火光冒浓烟。音乐一直在演奏，他们一直在痛饮，小姐们分别坐在这两位男客的腿上，隔不了多久便上楼钻进小房间里去，一刻钟之后才大笑大嚷地回来。只是将军在每次上楼的时候都有点儿勉强地抓住那位小姐伸到他大腿间的手，可怜巴巴地说：“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了！”我说这小姐也太野了点儿。不过他还是上了楼，也是十五分钟之后才回来。我看到那位小姐的脸上充满着感激之情，仿佛沉浸在热恋之中，那脸色就跟昨天喝了那两瓶烧酒，还有那亨格尔牌和科尔多瓦牌香槟酒一样。然后，他们又谈到现实主义的消亡和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超现实主义新流派，谈到干预生活的艺术和纯艺术，然后又互相争吵一通，不觉到了半夜。这些小姐老也喝不够吃不饱，仿佛那食物到她们肚里又被掏出来，肚子老是饿的。后来，乐师们说已经演奏完毕，他们该回家去，不会再演奏了，诗人就拿起一把剪刀，把将军上衣的金质勋章剪下来扔给他们。他们又接着演奏了。这都是一些茨冈人或者匈牙利人。将军又和一位小姐上楼去了，在楼梯上只听得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是个废人。过十分钟又回来了。诗人跟将军调换了一个女人。音乐停了，乐师们说他们将回家去。那位诗人于是又拿起剪刀，剪下将军的另外两枚勋章，丢到乐师们的盘子里。而那位将军自己也拿起剪刀，将剩下的几枚勋章都剪下来扔到盘子里。这都是为了那些漂亮的小姐呀！连我们也说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慷慨之举。兹登涅克悄悄告诉我说，这些勋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最高奖赏。突然，将军干脆脱下上衣跳起舞来。他对跟他跳舞的小姐骂骂咧咧说跟他跳舞得放慢一点儿，说他的肝肺都粘在一起了。可又求茨冈人演奏恰尔达什舞曲。于是，茨冈人遵命演奏，将军也跟随着舞起来。过一会儿，等他咳够了，痰尽了，就变得轻巧灵活至极，连舞伴小姐也不得不跟着他加快舞步。这时将军一只手向上举着，另一只手朝下伸着，两脚飞快地转着圈儿，速度越来越快。将军变得年轻了，那小姐的速度已经赶不上他。可将军一点儿也不放松，继续跳，还不时亲吻那小姐的脖子。乐师们围在舞蹈者们周围，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们对将军的赞赏与理解。他们加奏的音乐也尽量与这位军人相配合，根据将军的舞蹈和力气略微减速，可将军还是比那位女舞蹈者跳得更快，累得那位小姐连喘气声都能让人听见，脸也越来越红。这时，胖诗人和他那一块儿进房间的小姐站在楼上的长廊上，他紧紧地把她搂在怀中。初升的太阳照射出第一道光芒，胖诗人抱着小姐下楼同跳恰尔达什舞，他醉醺醺地从敞开的大门跳了出去，就这样将这半裸的、喝醉了的小姐奉献到朝阳面前。清晨，当早班火车将要载着工人去布拉格上班时，将军的那辆前窗密封，后两排座儿为皮面，可坐六人的豪华敞篷轿车抢先赶到了火车站。他们在离开旅馆之前结账。胖诗人用诗集顶账，付了一万册，就像约德诗人的《耶稣基督的一生》那样，不过他是自愿的。他说他马上要去领取预付稿酬，他将要去巴黎，写一本比他现在这本已被他在旅馆里喝光了的书更好的书。诗人把将军搬到车上。身穿白衬衫的将军敞着怀、卷着袖坐在后排小姐们的中间呼呼大睡。前排坐着胖诗人，他的上衣翻领别着一朵红玫瑰，脸冲着后排座位。那位漂亮的舞女正对他站着，她身上挂着将军的那把金马刀，肩上披着将军那件已被剪掉勋章的军服，披头散发地歪戴着将军的帽子，两个乳房全露在外面。兹登涅克说，那模样活像马赛雕像。他们就这样一直驶向火车站。当工人们纷纷上火车时，将军的车子沿着开往布拉格的火车站台行驶着，那个露着乳房的醉女还挥动着马刀大声嚷嚷：“向布拉格进军！”就这样出尽洋相，疯疯癫癫来到了布拉格。那场面可以想象该有多么精彩。后来我们还听说，这部载着裸露两个乳房、探身车外挥舞着马刀的醉女的车子，堂堂皇皇驶过布拉格的金融大街、民族大街。警察们还得给他们行军礼，而将军仍旧坐在车上昏睡不醒，双手耷拉到地板上……在这里，在宁静旅馆我也认识到“劳动使人变得高尚，勤劳者最美”的说法是谁想出来的，不是任何别的人，而是通宵吃喝玩乐，大腿上坐着女人的这些富人，他们自己才真会享福哩。我曾以为富人是被施了妖术的倒霉鬼，只有小农舍、小木房、酸菜、土豆能给人幸福与欢乐。看来，这种关于小农舍里欢乐多的说法正是我们的这些客人想出来的。他们自己根本不在乎一夜挥霍多少钱，他们将钞票抛向世界各方，过得十分惬意……我从来没见过比这些富商企业家更幸福的了……就像我曾经说过，他们善于像小淘气一样地嬉戏和欢乐，甚至还故意互相捉弄，他们将多少时光花在寻欢作乐上啊！而且总在耍闹之间，其中的一个询问另一个是否需要一车皮、两车皮或者整个一火车的匈牙利生猪。而另一个人却又一个劲儿地盯着我们那个劈柴的杂役看。这些富翁总认为这个杂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痴迷地观看他的劳动，对其表示赞赏，可他们自己却从来不会去干这活儿。要是非让他们干不可的话，那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幸。说话间，他突然问上一句：“我想弄一条刚果的牛皮船到汉堡来，你知道怎么个弄法？”而对方仿佛根本不是谈船的事，而是谈牛。“我能抽成百分之几？”那位想买船的人说：“百分之五。”对方说要百分之八，说这里面还包括风险费，因为说不定皮子里面有虫子，黑人的盐放得不够。买者伸出手来说：“百分之七！”他们互相对望片刻，然后握手成交，各自回到他们的小姐那儿，继续抚摸着她们的乳房，就像吃牡蛎或啜饮蜗牛一样地吻着她们。可是，从他们买卖成交了几火车生猪和牛皮船的这一瞬间起，他们变得加倍的年轻。我们旅馆的有些客人买下或卖掉了整个一条街的房屋，有的甚至卖掉了一座宫堡或两座庄园、一座工厂。总代理商签下了对整个欧洲的供货合同，向巴尔干某个地方提供五千万贷款的协定，卖掉两火车的弹药，为好几个阿拉伯兵团提供了装备……而这一切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的：全都伴随着香槟酒、女人和法国白兰地以及对那一位在透亮的院子里劈柴的杂役的观赏……月夜里散步在花园中，互相追赶捉迷藏，最后追到干草垛里。这些干草垛也像劈柴的杂役一样，是老板专门让我们布置出来作为装饰的。就这样，他们要玩到天亮才返回旅馆，头发上衣服上沾满尘土和干草，一个个像刚从剧院里出来那样高兴，向乐师和我发散几百克朗钞票，手里抓着一大把钞票，眼神里暗示我们即使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也要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这时，老板坐着轮椅，静悄悄地从这个房间转到那个房间，让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让客人的每个愿望都得以满足，因为我们老板记住了客人的一切要求，甚至连哪位客人早晨想要一杯鲜奶或者凉奶油都记得一清二楚，准备齐全，连对那些喝多了酒的呕吐者，我们都在洗手间里准备了呕吐池，有单个儿的，也有像马槽一样供集体用的，呕吐池旁的墙壁上装有扶手，一排人站在那里呕吐，也好互相壮壮胆哩！我要是吐了，即使谁都不知道，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呢！可这些阔人们吐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仿佛这是他们宴席上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项天然之举。他们吐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为的是吐完之后吃得更欢，喝得更多，像古斯拉夫人一样。而领班兹登涅克可是一位真正的高水平领班，他是在布拉格红鹰饭店出的师，那里有一位老领班给他当师傅，那人曾经在艾斯特大公常去的贵族赌场当过专职服务员。兹登涅克的服务确属一流，他自己也成了客人中的一员，客人们也把他当成他们的客人，每张桌子上都有他的一只玻璃杯，他用这杯子和客人一块儿喝酒，总不忘记为他们的健康而碰一下杯。他端着菜盘，来回穿梭于各张桌子之间，速度之快，有如疾风闪电。谁要是猛然撞上他，准会被他碰个人仰马翻。他的体态举止优美而又大方。他不管干什么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并且总是心中有数，知道谁大概需要什么，提前将客人正想要的东西送到他面前。我跟兹登涅克也曾经出去疯玩过一次。兹登涅克也有这么个阔少爷习惯：挣来的钱差不多都得花光，就跟我们这里的那些客人一样，不过是到别处去花。剩下多少钱他也要想法花完。早晨，当我们乘出租汽车回来时，他半途将一个村子里最偏僻的小酒馆老板叫醒，让他去叫醒乐师们给他演奏。他还挨家挨户把正在睡觉的人叫醒，请他们到酒馆里来为他的健康干杯。酒馆里奏着音乐，人们跳舞跳到大天亮。当小酒馆里的瓶装酒、桶装散酒都已喝光时，他就把杂货铺的老板叫醒，又买了整整一筐瓶装酒送给老头老太太们。兹登涅克不仅将酒馆里的账付了，而且把他所分送的全部物品的账都付了。等他把钱花光，便轻松得哈哈大笑。到后来，他一摸身上，连盒火柴都没有了，只好借二十个哈莱士买盒火柴抽支烟。他还是个爱就着炉火点燃雪茄的人，于是又抽了一根雪茄。随后，我们乘车开始离去，乐队追在我们车后演奏。兹登涅克又借了钱将花店里的花全都买下抛撒给欢送的人群，有石竹、玫瑰、菊花。乐队将我们一直送到村外，装饰着鲜花花环的汽车将我们送到宁静旅馆，因为这一天，实际上是这一晚上，我们俩都有空闲。 有一次，我们旅馆宣布将要来一位贵客，老板非常重视。他坐着轮椅在旅馆各处转了十次乃至十二次，总觉得准备得不完全合意……说是要来三位客人，可只到了两位，我们却铺了三个特别床位，通宵的服务我们都是一式三份，仿佛该来的那第三位客人也坐在这里，只是我们看不见他。他在这儿坐着，行走着，穿过花园，在摇椅上晃动……最先，是一位夫人乘着一辆漂亮的轿车来到我们旅馆，老板和兹登涅克都用法语和她交谈。后来又开来一辆车，已是晚上九点钟。这次来的是总统，我立即认出他来，老板一口一句称他陛下。总统和这位漂亮的法国女士共进晚餐，她是坐飞机来到布拉格的。总统大人整个地变了一个人，变年轻了，满脸笑容，彬彬有礼。他喝了香槟，又改喝白兰地，就这样越喝越兴奋。他们后来换到一间摆设着比德迈风格家具和鲜花的小房间里。总统先生坐到那美女的身旁，吻她的手，然后又吻她的肩膀，她穿的是晚礼服，胳膊全露在外面。他们谈论着文学，又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一通。总统先生对着她的耳朵讲些什么，惹得她扑哧笑出了声。总统自己也忍不住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亲自倒香槟酒，重又面对面地举起酒杯快乐地碰着，彼此定睛凝视着对方，慢悠悠甜蜜蜜地饮着酒。随后，那夫人轻轻地将总统推倒在扶手沙发上。这一回由她来吻他，一个长长的吻。总统先生闭上眼睛，她在抚摸着他的臀部，他也一样，我看到他高贵的手指触到那美女的大腿，然后像突然惊醒，这时他又俯身于这美女之上，凝视着她的眼睛，亲吻她。两人在热烈的拥抱中一动也不动地停留了片刻。等他们缓过气来，总统深深地吸一口气，甜滋滋地呼一口气。那位夫人也吐一口气，连耷拉在额头上的一绺头发也被吹得飘动了一下。他们站起身来，手拉手，跟孩子一样跳起了“磨坊轮子转起来”。突然，他们拉着手从门口跑出去，后来还一直手拉着手，一跳一蹦地，嬉戏着跑上羊肠小道。只听得一路上总统发出爽朗而快乐的笑声。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将眼前这位总统与邮票上、公众场所上的总统对上号。我总以为总统大人不会干这类事儿，这对总统来说不体面。原来，他也跟其他富翁，跟我，跟兹登涅克一样啊！这时，他跑在月光下的花园中。我们是在当天下午将干草垛搬进这花园的。我看到那美女的白衣裳，总统先生的浆硬的白色胸衣和他的白袖口在黑夜中来回飞动，从这个草垛飞到那个草垛。眼看总统先生赶上那白色晚礼服，抓住了她，将她轻轻举起。我也看见他的袖口如何举起那白衣裙，仿佛这白色的晚礼服刚刚从河里被捞起，又仿佛妈妈抱起穿着白衬衣的孩子，正要将她放到小床上去。总统就这样抱着她走向我们花园的百年树林深处，随后又从那里跑出来，将她放在干草垛上。但那白衣裙从他手中溜了，总统追在后面，总是俩人一道倒在干草垛上。那白衣裙又站了起来，再跑，直到倒在另一堆干草垛上，总统先生随即扑在她上面。我看见他的白袖口，后来我还看到那晚礼服怎样地渐渐缩小，那白袖口如何掀起那晚礼服，将它翻到一边，随后，在宁静旅馆的花园里便是一片寂静……我们没再看了，就像我们老板一样，放下了窗帘。兹登涅克低头瞅着地面，那个穿着黑衣裙，只能看见她的白围裙的客房女服务员这时站在台阶上，也低着头瞅着地面。我们大家都不再观看，但又都很激动，仿佛是我们和那美女一块儿躺在那揉得乱七八糟的干草垛里。这位美女为了干草垛里这一幕，还专门从巴黎远道飞来，仿佛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主要的是，我们是唯一参与这一爱情喜事的人，仿佛是命运的驱使，可这命运除了想听到一点儿牧师忏悔道出的秘密之外，实在别无他求啊！到后半夜，老板便派我送一水晶罐的凉奶油、一只刚出炉的面包和一包用葡萄叶包着的黄油到那座像童话中才有的儿童小屋去。我提着一只篮子，全身发抖，沿着一个个干草垛往前走，这草垛曾经起到了床的作用哩！我忍不住俯身抓起一把干草来闻闻，然后沿着一条小道直朝那三棵银松奔去。在那里，我已经看到小屋的窗子亮着灯，等我走到小屋跟前，看见在这座挂着小鼓、跳绳、小熊、布娃娃的小屋里的小椅子上坐着穿白衬衫的总统，在他对面同样一把小椅子上，坐着那位法国女郎，这两位情人面对面地坐着，互相凝视，双手放在小茶几上。一盏普普通通的烛灯照亮这间小屋。总统先生站起身，挡住了小窗户。他得弯着身子才能走出小屋的门。我将篮子递给他。总统的个子高得弯下腰来接我的篮子，而我个子小，站得笔直地将篮子递到他手里。他连声对我说：“谢谢你，小男孩，谢谢！”说罢，又转身进到小屋里去了。我往回走时，差点儿被总统抛在地上的燕尾服绊倒。后来，天大亮了。太阳出来时，总统先生从小屋里走出来，那位夫人穿件内衣裙，长裙拖在身后。总统提着灯笼，不过这烛光与太阳相比只不过是一个小点而已。后来，总统弯身抓起燕尾服的一只袖子拖在地上走，燕尾外套上净是尘土和干草……他们就这样如醉似梦地并肩迈着步，双双露出幸福的微笑……我望着他们，心中突然浮起一个念头：当个餐厅服务员可不简单，服务员多如牛毛，可我却是小心谨慎地侍候过总统的服务员。我得珍惜这一点，就像兹登涅克因为在贵族赌场侍候过费迪南德·艾斯特大公而终身引以为荣一样。后来，总统先生坐着一辆轿车离去，那位夫人坐着另一辆轿车离去，而第三辆车上根本没坐人；这就是那看不见的第三位客人，我们为他铺了床，老板结账时把给他准备的饭菜与他根本没去睡觉的房间费全都算上了。闷热的七月来到时，老板不再坐着轮椅从小房间转到大房间再转到餐厅，而是乖乖地待在自己冰箱般的小斗室里，那里的温度不得高于二十摄氏度。尽管他不露面，尽管他也不坐着轮椅去花园的小道上转，但他仿佛仍旧能够看见我们，仍旧是万能的，靠他的哨子来给我们发指令或禁令，安排招待工作。我甚至觉得他的哨子比说话更管用。那时候，在我们旅馆住了四个外国人，是从玻利维亚哪个地方来的。他们随身带来一口神秘的箱子，像看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看护着它，连睡觉时也带着。四人全穿一身黑，还戴着黑礼帽，留着黑长胡子，戴着黑手套，连那口箱子也是黑的，跟他们一样像口黑棺材。这帮夜客可真会挥霍钱财寻欢作乐哪！但他们得付高价，由我们老板亲自过问。这是他的，不，是整个旅馆的一项特别生意。他们的人在我们这里住下，吃一头蒜，一根蒜泥清肠，一个土豆饼，一杯酸牛奶，其价钱跟吃了牡蛎、龙虾，喝了亨格尔酒一样贵。住也如此，哪怕在沙发上打盹坐到天亮，那也得付整个一套房间的钱，这属于我们旅馆的装饰。我一直想知道他们的箱子里装的什么。直到有一次，那个名叫萨拉蒙的犹太人，黑社会的头子回来了才知道。我是从兹登涅克那儿知道的，说那萨拉蒙跟布拉格红衣主教本人有联系，说通过外交途径请求他为他们的布拉格圣子、一座全金的塑像做祓除式。说这布拉格圣子在南美很受欢迎，数百万印第安人甚至将圣子像用根链子挂在脖子上，说在那里到处传说布拉格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因为圣子曾在那里上过学，所以他们想请布拉格红衣主教为这个六公斤重的全金布拉格圣子塑像举行祓除仪式。从这一瞬间起，我们只为隆重的祓除式而忙活。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第二天便来了几个布拉格警察。警察队长亲自告诉这些玻利维亚人说，布拉格黑社会已经得知他们送圣子塑像来布拉格做祓除式这档子事儿，甚至还有一个波兰同伙也来到布拉格，准备偷走这尊全金布拉格圣子塑像。布拉格警察还与玻利维亚人商定：最好是将那全金的圣子塑像一直藏到最后一刹那，由玻利维亚共和国出钱再做一尊镀金的圣子复制品，并随身带着这个镀金的塑像，直到将要离开这里的最后一刻为止。因为即使遇上强盗，被他们抢走这个镀金的复制品也总比抢走那真品强。第二天，立即有人送来一口跟玻利维亚人带来的黑箱子一模一样的箱子，把箱盖一打开，那圣子像之美，把我们老板都吸引出他那间避暑小斗室，好向这圣子鞠躬致意。随后，萨拉蒙先生又和红衣主教顾问团商谈有关做祓除式的事宜，可是红衣主教不想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圣子做祓除式，因为唯一的圣子是在布拉格，如果这么一弄，就等于有了两位圣子。这些我都是从兹登涅克那儿听来的。因为他会西班牙语和德语，兹登涅克本人谈起这件事，心情十分激动，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兹登涅克如此不平静。直到第三天，萨拉蒙先生来到，他还在汽车上就站起身来，从火车站那儿便能看到他带来了好消息，他满面笑容，抖动着双手。大家都下了车，萨拉蒙先生告诉大家说，他有个好主意：红衣主教喜欢照相，他建议将整个祓除仪式作为高蒙德新闻的附件给拍下来。这个仪式将在凡是有电影院的世界各地放映。这样一来，不仅红衣主教，而且还有圣子及圣维塔教堂都能被世界各地人们所知晓，就像萨拉蒙先生正确建议的那样。教会也得以扬名，声誉提高。在这祓除式的前夕，他们筹备了一个通宵。警方给我和兹登涅克的任务是：让我们运送那尊全金的真品圣子塑像。在另外三辆汽车里，将坐着那些玻利维亚人和穿上燕尾服的警察带着那个布拉格圣子塑像的复造品。我、兹登涅克和三名化装成企业家的密探，将共乘一辆车不显眼地跟在他们后面。这一路可热闹哪！根据玻利维亚天主教小组头目的指示，将真品圣子捧在手中搁在膝盖上，几辆汽车驶出了宁静旅馆。那些密探可都是些快活人。他们向我讲述道：每当在公众面前展示宝物时，他们就化装成助祭，绕着旁边的圣坛转圈圈，并装模作样祈祷着，胸前却揣着手枪以应付紧急情况。休息的时候，他们又化装成高级教士跟这些宝物左一次右一次地拍照。一旦想起这些，他们就笑个不停。一路上我得不停地让他们欣赏这布拉格圣子塑像。最后，我们商定停一下车，让兹登涅克用这些化装成企业家的密探们的相机，给他们连同这布拉格圣子一块儿在围墙外照张集体相。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还谈道，每逢有个什么国葬典礼，他们又得操着心，别让不三不四的人混进去塞个定时炸弹什么的到花圈里面。那些炸弹往住做得像绿叶红花似的别在花圈上，他们有专门探寻定时炸弹的叉子，他们用这种叉子往花圈上扎一遍，也可以用拍照的办法记录下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如何跪在棺材四周，拿着这叉子在探寻花圈中是否有定时炸弹的情景。现在，他们却化装成穿着礼服的企业家，将要跪在这圣子跟前，从三个方面防备着，免得布拉格圣子遭难。我们就这样聊着天驶过了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当我们来到布拉格宫时，玻利维亚人已在那儿等候，萨拉蒙先生提走了箱子，将它提到大教堂那儿。一切都像准备婚礼一样按计划筹办得妥妥帖帖：管风琴隆隆响，高级教士们手持权杖鞠着躬，萨拉蒙捧着圣子，摄像机吧嗒吧嗒转动，拍摄着一切。然后，仪式开始，实际是一场隆重的弥撒。萨拉蒙先生最虔诚地跪着，我们则跪着慢慢靠近圣坛。到处鲜花闪动，金光四射。合唱队唱着弥撒曲，弥撒进行到最高潮时，摄像师一打手势，布拉格圣子就算已被净化，由一尊普通的塑像变成圣物，由红衣主教圣洁化了的这件圣物从此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弥撒结束后，红衣主教便进了法器保藏室。萨拉蒙先生由神甫会副主教陪同跟进去。他从法器保藏室出来的时候，正将钱夹塞进大衣里面。他肯定以玻利维亚政府的名义捐了一笔款子用于维修教堂，或许还给了一笔酬金以感谢他做祓除式。后来，我还看到了玻利维亚大使捧着布拉格圣子，人们又在管风琴乐声与合唱队歌声的伴送下渐渐离开教堂。一辆辆汽车开过来，布拉格圣子放到了车上。可我们没再随身带任何东西。大家和大使先生以及所有随从都乘车来到斯坦纳旅馆。我们则自己返回宁静旅馆准备晚上的告别宴会。晚上十点，那些玻利维亚人来到我们旅馆才算得以休息一下。半夜开来三辆车，送来一群小歌剧场的舞女，我们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这么忙过，因为从来没接待过这么多的人。熟知这里一切情况的警察局长，任凭那假的布拉格圣子塑像摆在男客房的壁炉上，将做了祓除式的真圣子悄悄运到那座童话小屋，放放心心地跟那里的布娃娃、木偶、跳绳和小鼓摆在一起。随后，大家开怀痛饮，裸着身子的舞女围着那件布拉格圣子赝品一直跳到天亮。等到大使先生该回他自己的官邸，玻利维亚的代表们该上飞机场时，警察局长于是取来真圣子以换走那假圣子，幸好萨拉蒙先生还打开箱子看了一下，因为在狂欢混乱之中，警察局长将一个穿着斯拉夫民族服装的漂亮布娃娃放到箱子里。于是大家又一窝蜂跑到童话小屋去，只见那布拉格圣子还躺在一面小鼓和三个娃娃之中。他们立即拿走这个圣洁化了的圣子，将那穿斯拉夫民族服装的布娃娃放到小屋里，前往布拉格去了。可到第三天我们得知，玻利维亚共和国的代表们不得不推迟起飞日期。情况是这样的：为了迷惑强盗们，他们将假圣子塑像放在机场入口处，扫地女工最初将这假圣子放到藤筐里。当以萨拉蒙为首的代表团成员登飞机以后，在这个完全保险的地方打开他们的箱子一看，发现里面放着的不是那个由红衣主教做过祓除式的真圣子，而是那个假圣子，不是全金的而是镀金的，只是衣服完全一样……于是，他们又纷纷跑去寻找，而且找到了真品。当时门房正站在那儿问过路人这口箱子是谁的，一听没人答话，就让那口装着布拉格圣子的箱子摆在人行道上。正在这一刹那，玻利维亚代表团的人跑来提起这口箱子，还真够重的！他们松了一口气，打开箱子一看，还真是那个全金圣子塑像……他们提着它立即上了飞机，飞至巴黎，然后将这位布拉格圣子交给了他们的祖国。根据印第安人传说，这位圣子曾经在布拉格上过学，根据这一传说，布拉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今天就给诸位讲到这里，够了吗？ [3] 奥地利的一个州，风景优美。​ [4] 地中海沿海地区，包括法国的兰岸地区及意大利的波嫩泰与勒万特。冬季温暖，夏季炎热，全年阳光充足。​ [5] 法国最大的轮胎及其他橡胶制品制造商。1888年由米什兰弟兄创立。19世纪90年代汽车使用气胎之前，制造自行车和马车的轮胎。1948年创造钢带辐射式车胎。1906年在都灵建立了第一家外国工厂。现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加拿大等国都有制造厂。​ [6] 今斯洛伐克共和国首府。​ [7] 今捷克境内南摩拉维亚城市。是捷克第二大城市，工业中心。​ [8] 捷克著名音乐家。​ [9] 捷克著名音乐家。​ [10] 用来猎狐的一种小狗。​ [11] 威廉明娜（Wilhelmina，1709-1758），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之妹，童年与其兄共度时艰，遂成终身知己。1731年与拜罗伊特储君腓特烈结婚，1735年腓特烈继位。夫妇俩致力于把拜罗伊特建设成为一个小凡尔赛宫，并创办了大学，使拜城成为南德意志文化中心之一。​ [12] 位于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一狭窄半岛上。​ [13] 艺术上一种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风格，曾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资产阶级所乐道。该风格的家具笨重而稚拙，但以其技艺精湛，简易和实用而受人称赞。该风格曾盛行于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 [14] 根据一位俄国将军苏沃洛夫的名字取名的一道俄国菜。​ [15] 用松蘑、香菇和肉末一起烧的一道意大利菜。​ [16] 原为德语。​ [17] 盛产于法国阿尔玛尼亚克的一种烧酒。​ [18] 盛产于法国科尼亚克地区的白兰地酒。​ [19] 科尔多瓦（Cordowa），西班牙南部古城，科尔多瓦省省会，为旅游胜地，以酿造业著称。​ [20] 此处原为德语。​ [21] 匈牙利快步舞曲。​ [22] 这是基督教中由神职人员主持的使某人或物净化、圣洁化的一种仪式。​ [23] 布拉格最大的教堂。​ [24] 斯坦纳（Steiner Rudolf，1861-1925），奥地利科学家、艺术家、编辑，人智学的首创者。此处旅馆以他的名字而命名，以示纪念。​ [book_title]三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诸位请听好了，我现在将给大家讲些什么！ 我的幸福往往来自我所遭到的不幸。我哭着离开了宁静旅馆，因为老板认为是我有意将圣子塑像真品与复制品弄混的，说我是故意搞鬼，以便能得到四公斤的金子，其实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餐厅服务员提来的这同一口箱子。我只好前往布拉格去。万幸的是，我在布拉格火车站遇到了瓦尔登先生，那个脚夫仍旧跟着他，就是那个背上背着两部小机器，一架秤和一架切香肠机器的人。瓦尔登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巴黎饭店，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他又对我表示了好感，摸摸我的头，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小可怜的，坚持住，你还小。但愿你，小家伙，能有出息！我会来看你的。”他几乎是在喊话。我停住脚步，久久地向他挥手。火车早已开走，我又开始了新的冒险。其实，我在宁静旅馆这些日子就一直担惊受怕哩！事情是这么开始的：我看见大个子杂役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总等着他把奇怪的活儿干完，或者在院子里待着，看着他怎样劈柴给客人们观赏。这只猫就是杂役大汉的心肝儿宝贝，他们连睡觉都在一起。如今有只公猫老去找它，这只母猫喵呜喵呜地叫着，总也不爱回家。我们那位大个子杂役急得脸都发青了，他到处去找它，走到哪儿都要回过头来，看看他的米拉是不是跟在后面。大个子杂役喜欢一个人自言自语。我不管什么时候走过他身边，都能听到一些不可置信的事情。我从他的这些自言自语中得知，他曾经坐过牢，用斧子砍伤了一个和他老婆相好的宪兵。他老婆去上吊，人家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大个子杂役为此被判五年监禁，跟日什科夫的一名罪犯关在一起。那人曾派他的小孩去打啤酒，这小孩在回家路上丢了五十克朗。这家伙一发火，就将他小孩的双手搁在砧板上，一刀把它们剁了。这是第一件不可置信的事情。他的第二个同狱犯人是因为他老婆与一个旅客通奸被他当场抓住，他用刀子砍死了他老婆，割下她的阴部，还用斧子逼着那男的把它吞下去，那男人被他吓死了。这杀人犯自己投了案。这是第二桩不可置信的事情。而那第三个犯人，就是他自己，成了第三桩不可置信的事情：他原本很信任他的太太，当他看见她和那宪兵在一起时，他就用斧子把他肩膀劈成了两半。那个宪兵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我们这位杂役就这样被判了五年刑。可是不可置信的事情还在后头哩！有一回，那公猫又来找大汉家的母猫。大汉用块砖头将公猫按到墙脚下，用斧子砍断了它的背脊，母猫直为它的公猫哀叫，可是大汉将公猫紧紧地卡在铁丝网网着的小窗子上，它出不来进不去地待了两天才死去，跟那宪兵一样下场。母猫被他赶出家门，成了一只到处流浪的野猫。大汉再也不许它进家门，它后来就无影无踪了，估计也被这杂役杀死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情绪容易冲动的人，动辄便用斧子，对他的太太和对他养的母猫都这样。因为他不仅对那宪兵，而且对那只公猫都吃醋得要命。在法庭上，他懊悔自己只砍了那宪兵的肩膀，而没把那戴着钢盔的脑袋砍掉。因为那宪兵在他太太的床上时还戴着钢盔，束着皮带佩着手枪……恰恰就是这个大汉臆想出来并对我老板说，是我想偷走这尊布拉格圣子塑像，说我满脑子只想着如何不惜犯罪尽快发财。老板听了吓一大跳，因为通常认为杂役说的便是天经地义，他一说什么，我们那里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说个“不”字，因为杂役的力气比五个人的还要大。再后来，几乎每天下午我都发现杂役坐在那所童话小屋里，总在那里干点儿什么，大概是跟那些布娃娃或者小熊什么的玩耍。这我从来也没想到过，也没下工夫往这方面去想。可有一回他却对我说，他不乐意我再进那所小屋去。有一次，他刚在那里见到我和兹登涅克，就补充一句说，有可能发生第四桩不可置信的事情。然后，又指着那只被砍断背脊骨在我房间旁边受了两天罪的公猫干尸给我看。只要我从他旁边走过，他便指着公猫的干尸提醒我说：所有在他眼里的犯罪者都将跟它一样下场，说着还指指他自己那对眼睛。我即使什么过错也没有，他也可以抓住这一点，说我跟他的布娃娃玩耍了，为此他即使不杀死我，也会把我弄个半死，让我跟那只公猫一样，拖上好长时间才断气。那只公猫尽管什么错也没有，只是跟他的母猫相好而已，可后来……我眼下待在火车站上，猛然发现我在宁静旅馆的半年时间里变傻了，变得神经质了。列车员一吹哨子，旅客一就座，列车员吹着哨子向车站发送员发信号，我就挨个地跑到乘务员面前去问：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又当发送员一吹哨子，表示询问乘务员是否作好一切准备、车门是否关好等等，我就又跑到发送员面前去恭恭敬敬地问他：请问您需要点什么？火车带走了瓦尔登先生。我步行穿过布拉格的一个个十字路口。有两次，当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吹哨时，我立即跑过去，将行李箱放在他脚跟前，问他：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就这样穿过大街小巷，来到巴黎饭店。 巴黎饭店漂亮得几乎让我晕倒在地。这么多镜子，这么多黄铜栏杆，这么多黄铜门把儿，还有这么多黄铜烛台，而且擦得这么亮，就跟一座金殿一样。到处都铺着红地毯，到处都是玻璃门，仿佛是在宫堡里。老板布朗德斯马上和悦地接待了我，将我带到我的小房间。这是楼顶层屋檐下的一间临时住房，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瞭望整个布拉格。我想，就凭这瞭望、这小房间，我也要好好干，争取能长期留在这里。当我打开箱子，准备将我的燕尾服和衣服挂起来时，一打开衣柜，发现里面已经挂满了衣服，我又打开第二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雨伞，第三个柜子，里面挂满了男式大衣，靠里面的绳子上还挂了成百条领带……我取下一个衣架，将我的礼服挂在上面。然后，我专心瞭望着布拉格，欣赏那些屋顶。我看到闪闪发光的布拉格宫。我一看到那座历代捷克国王们曾经住过的宫堡，就不禁热泪盈眶，把宁静旅馆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现在反倒为他们以为我想偷走布拉格圣子塑像这件事而感到高兴，因为要是我的老板没这么认为，那我这时还在清扫园中小道，整理干草垛，老担心什么地方会响起哨声。我现在才琢磨出来，恐怕连大个子杂役也有一只哨子，那杂役肯定是老板的眼睛，并代替了他的两条腿。他像老板那样监视着我们并吹哨子催促我们……我从楼顶的小房间走下来，正赶上中午，餐厅服务员互相倒班，吃午饭。我看见他们正在吃土豆面疙瘩和香炒面包渣儿，大家都到厨房里领土豆面疙瘩，我还看到老板也得了一份土豆面疙瘩，也在厨房里吃，跟账房一样。只有大厨和他的帮厨们午饭吃的是煮土豆。连我也有一份土豆面疙瘩配香炒面包渣。老板让我坐在他旁边，我吃这份饭的时候，他也在吃，可他是小心谨慎地吃，更像是吃给大家看看而已。既然我作为一个老板都能吃这饭，那你们，我的职工们当然也能吃这饭。他很快用餐巾擦擦嘴巴，将我带到一个空房间。我最先得到的任务是分送啤酒。我往玻璃杯里打上啤酒，摆满一大盘子，按照这里的习惯，我还给每个啤酒杯挂上一小块红玻璃片作装饰。年长的服务员领班一头灰白银发，俨然像位作曲家，他用下巴示意我的啤酒该往哪里送，到后来就只需用眼睛示意了。我从来没送错过，那位帅气的领班眼睛指到哪里，我的啤酒便送到哪里。一个小时之后，我已经看到，那位老领班在用眼睛抚摸我，向我明显地表示出我很讨他的喜欢。这位领班可是个人物，一位地道的电影演员，一位穿燕尾服的美男子。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穿燕尾服有他那么帅，与这个四处是镜子的环境也很相配。即使已过中午，这里也亮着灯，灯的造型像蜡烛。在每个灯泡下方，都是叮当作响的雕花玻璃饰物。我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在怎样分送皮尔森啤酒，我看到镜子里的我也有一点不大一样。因此我不得不修正对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是那么丑那么矮，我那套燕尾服很合身。当我站在这位仿佛刚从理发店出来，留着一头卷曲白发的领班身旁时，我从镜子里看到，我别无他求，只想跟着这个领班在这里做事。他总是那么安详，他知晓一切，待客周到，补充点菜单时总是面带微笑，仿佛在家中举行家宴那般亲切。他还知道哪张桌上的哪位客人没得到饭菜，他立即帮忙补上。他也知道谁想结账。据我所见，谁也用不着举起手来或拍得噼啪响，也不用挥动点菜单。领班很奇妙地观察着，仿佛在检阅千军万马或者在瞭望台上，在一艘海轮上欣赏美丽的风光，又像什么也没瞭望，因为每一位客人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让他立即明白，他需要什么。我马上注意到，领班不喜欢那端托盘上菜的另一领班。他的目光已在责备这老兄送错了菜。本该将猪肉送给6号桌，他却送到11桌去了。当我已经送了一个礼拜的啤酒时，在这个棒极了的饭店里，我清楚地注意到，那个上菜的卡雷尔，每当他从厨房里端着托盘出来时，总要在餐厅门外站一会儿。当他以为谁也没注意看他时，便将端得齐眼睛那么高的托盘降到胸口这么高的地方，嘴馋地看着一盘盘美味佳肴，总要从这样那样菜里掰下一小块，小得仿佛只是偶然沾脏了手指头而随便舔舔干净而已。然而，我也看到，那位帅气的领班怎样当场逮住了他。不过这位领班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他一眼。卡雷尔挥一下手，又将托盘举得过肩，用脚踢开活动门，走进餐厅，快步穿梭于餐桌之间。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托盘往前倾斜，仿佛要掉下去，脚步像打鼓点一样走得飞快，的确，谁也不敢像这位名叫卡雷尔的上菜员那样托这么多碟子。十二只碟子摆在一只托盘上，分送菜碟前，将托盘放在备餐桌上，手一伸，胳膊像一块小长桌面，一连摆上八只碟子，手上还端着两只碟子，形成一张扇面，另一只手还端着两个碟子，这简直像在耍杂技。布朗德斯老板大概很喜欢这个上菜服务员，把这端盘碟的表演当做饭店里的一项装饰。喏，我们每天的职工饭几乎都是土豆面疙瘩，今天配罂粟子，明天配调味汁，第三天或许配点儿烤面包，有时则浇些化了的黄油和糖，有时又改浇些覆盆子汁，或者配些香芹菜末和荤油。我们老板也总跟我们一块儿在厨房里吃土豆面疙瘩，但每次吃得都很少，他说他忌口。可到下午两点的时候，恰好由那个名叫卡雷尔的大红人端来一个托盘，所有饭菜都盛在银器餐具里，总少不了鹅肉或者鸡、鸭、野味，根据季节而定。他每次都将托盘送到一个小单间，仿佛里面用餐的是一位从交易会转到我们巴黎饭店继续谈生意的大老板。我们老板总是悄悄地溜进这个隔板小单间里。他出来的时候，容光焕发，一脸的满意，嘴角上还插着一根牙签。恰恰是这个领班卡雷尔，恐怕跟我们老板有点什么猫儿腻。每个礼拜四的交易会之后，那些商人便来到我们这儿，用喝香槟和白兰地来庆祝他们谈成的买卖，每桌一大托盘各式美味佳肴。虽然只有一托盘，但装得满满的，宴会规格。尽管还是白天，可从中午十一点钟起，夜宵餐厅里就坐了许多涂脂抹粉的小姐，跟我在天堂艳楼里认识的那些小姐一样。她们一边抽烟，一边喝着低浓度弗木特酒，等着那些富商们。他们一到，小姐们就分散到各人的座位，她们每个都早已预订好隔板单间。我从这些隔板单间旁边经过时，只听得窗帘之内响起咯咯笑声和清脆的碰杯声，就这样持续好几个钟头。直到傍晚，这些大款们才纷纷离去。兴奋漂亮的小姐们也走出来，进到洗手间，重新涂上接吻时抹掉的口红，整理好穿在身上的衬衫，打量一下全身，看看重新穿上去的丝袜的袜缝是不是笔直对着脚后跟。富商客人们走了之后，我从来不敢、别的人也不许进入那些隔板单间。只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也多次透过窗帘缝看到，卡雷尔如何将所有沙发套之类的东西都拽掉。这是他捞外快的一大机会，在那里捡拾他们丢下的贵重饰物，有时还能捡到戒指和怀表上不小心拽下的链环。所有这些都是老板们和小姐们在穿脱衣服时从上衣、裤子和马甲口袋里掉出来的，或从链子上拽下来的。这一切都成了卡雷尔的独吞之物。有一天中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卡雷尔跟往常一样，往大托盘里摆了十二只碟子，在进到餐厅之前，照例在门外站上一会儿，偷吃掉一小块牛肉，一小块卷心菜。他没动那点心，却尝了一小块小牛肉馅儿，然后又面带笑容将托盘端进餐厅。可有一位客人不知是挨烟味儿呛了呢还是得了伤风，这个乡下人的鼻子一直吸着气，这气儿长得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提着他的头发，让他不得不站起来，打了一个响喷嚏。这喷嚏的急速气流仿佛触到装满菜碟的大托盘。卡雷尔总是这样举着这托盘，犹如童话中的飞毯朝前飞奔。受这喷嚏的影响，不知是托盘朝前的速度加快了，还是卡雷尔的脚步没赶上，他差点儿滑倒。因为那托盘往下溜，饭店里所有职工，甚至老板本人和客人，包括餐饮协会主席什罗贝克，都在餐厅里亲眼见到这情景。卡雷尔连忙迈一大步，倒是抓住了托盘，但是掉下两个碟子。最先掉下来的是一块块鸟肉，然后是调味汁，最后是碟子，一秒钟之后又掉下第二只碟子：调味汁，肉，最后是馒头片，全都掉在一位客人身上。这位客人往常总要通读整个菜谱，等他点好了菜，便抬起眼睛来点菜，同时要问肉煮得烂不烂，调味汁够不够热，馒头片软不软……现在，整个一碟菜都扣在他背上。他一起身，调味汁滴滴答答，馒头片滚到了铺在他胸前的餐巾下面，有一块馒头片像小帽子顶在他的头上，就像犹太教教士戴的那种特小的帽子。当保住了其他十个菜碟的卡雷尔看到这情况，又看到什罗贝克先生时，便把托盘举得更高，将它往上一抛，整个托盘翻了个个儿，十个菜碟全都掉到地毯上，这一如同在剧院或哑剧里演出的情景表明：那两只碟子使他烦到了何等程度。他解下围裙，将它一摔，怒气冲冲地离开餐厅，穿上便服酗酒去了。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可我们饭店的其他职工都说，他碎掉两个碟子的后果跟碎掉十个碟子是一样的。因为上菜是餐厅服务的一道风景。可这事还没完，卡雷尔又回来了。他一屁股坐到厨房里，眼睛瞟着餐厅，突然起身要去搬那装满玻璃酒具的柜子。会计和厨师们都跑去拦他，柜子里的玻璃杯丁零当啷碎了一地。厨师们把柜子推回原处。卡雷尔自碎了那两个碟子之后，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蛮劲儿，有三次差点儿将柜子翻倒在地，那些厨师满脸涨得通红，又三次使劲地将柜子搬回原处。等到他们大家都似乎喘了一口气的时候，卡雷尔又蹿过来，要捣毁厨房那一排炉子，他拽掉烟筒管道，厨房里立即布满了烟雾，弄得在场的人咳个不停。厨师们费好大的劲才又把那些管子接上，他们弄得满身黑烟坐到椅子上，看那卡雷尔又在什么地方。可卡雷尔已经跑掉了，于是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突然一声哐啷响，卡雷尔踩碎了炉台上方天窗的玻璃板，并从上面的破洞口里跳下来，一只脚踩在上午茶点时吃的肚丝汤锅里，连裤腿都湿了，另一只脚站在掺了小马肉汁的红焖牛肉锅里，溅得四处都是肉汁，满地的玻璃碴儿。厨师们连忙跑去喊那曾经当过拳击运动员的杂役来，想让他强行将卡雷尔拖出去，估计他大概跟巴黎饭店有仇。杂役刚迈了几步，张开手臂，仿佛举着两个毛纱纺锤，还嚷嚷着：你这畜生，在哪儿？可卡雷尔却狠狠地给了杂役一拳，杂役倒在地上。不得不把警察叫来。卡雷尔已经安静下来，可是在走廊上，他将两名警察打倒在地，他还踢了他们头上的钢盔。警察们于是将他拖到一间小餐室里狠狠揍了一顿。他每叫喊一声，餐厅的客人们就抽动一下肩膀。最后，警察将他带出来时，他已是浑身青紫，可他还对衣帽间的女服务员说，这两只碟子还得让饭店付出代价。果真如此，后来听说，他安静下来，但却无缘无故踩碎了一个瓷洗脸池，从墙上拔出了水管子，在场所有人，包括警察都被水管里喷出来的水浇得全身湿透，直到将水堵住为止。喏，我便成了领班斯克希万涅克先生手下的一名餐厅服务员。我们还有两名餐厅服务员，可只有我在中午稍微空闲的时候，才可以背靠着小贮藏室的桌子站一站。领班先生对我说，我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好领班，但我必须锻炼出如下本领：客人一进门，就得记住他并知道他将在什么时候离开。说他指的不是开放衣帽间的上午，而是在咖啡厅就餐的下午。说我必须学会辨认谁只想吃饱肚子而不付钱便悄悄溜走。说我还必须善于估计客人随身带了多少钱，他是不是会根据自己的财力来花钱，说这是当一个好领班的起码条件。一有机会，领班就悄悄向我介绍，刚进来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客人，正要离去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客人。他这样训练了我几个礼拜，我竟敢于自己估计猜测了。我已经盼望下午的到来，仿佛我将进行一项冒险远征。我激动得像等待野兽的猎人。领班先生或者抽着烟，眯缝着眼睛满意地点点头，或者摇摇头纠正我，并亲自走到客人那里去向我证实他是对的，而他的确也总是对的。后来我才第一次知道他为什么能这样。当我向领班先生提出“您怎么啥都知道”的问题时，他挺直身子回答说：“因为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侍候过国王？”我惊讶得拍一下手掌说，“我的老天爷！您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领班得意地点点头。于是，我们进入了第二时期，它使我亢奋异常，就像你买了彩票，当你在彩票开奖时想知道自己的数字是不是中了的心情那样。当下午进来一位客人，领班一点头，我们便走进小贮藏室。我说：“这是意大利人。”领班摇摇头说：“这是从斯普利特或多布罗夫尼克来的南斯拉夫人。”我们彼此对视了片刻，随后，我们点一下头，我摆出二十克朗，领班也往这小贮藏室的托盘里放了二十克朗。于是，我走到客人跟前去问他需要点儿什么。等我边往回走边看点菜单时，领班已根据我的表情将两份二十克朗扫进他的一个大口袋里。为了同样目的，他在裤子上也用同样的皮子缝了一个口袋。我好奇地问道：“领班先生，您怎么能分辨出来谁是哪国人呢？”他却谦虚地回答说：“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我们就这样经常打赌，我总输。不过领班先生却又教给我说，我若想当个好领班，不仅必须知道客人是哪个民族的，还要知道客人大概会点什么菜。于是，当客人进到餐厅之后，我们俩一点头，便又一同进到小贮藏室，各自将二十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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