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的安东妮亚
[book_author]薇拉·凯瑟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0815
[book_dec]故事通过吉姆·勃登对往事的追忆,讲述波希米亚移民安东尼娅·谢摩尔达从少年到中年的生活历程。故事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安东尼娅随家人乘火车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大草原定居,途中遇上前往那里投奔祖父母的吉姆,两人从此成为要好的朋友。到达内布拉斯加后,安东尼娅的父亲不堪生活重负自杀身亡,她只好放弃学业帮助哥哥在地里干农活。后来,吉姆的祖父母为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搬到黑鹰镇居住,并介绍安东尼娅到有钱人家做保姆。在黑鹰镇工作期间,安东尼娅爱上一名火车售票员,在被其遗弃后怀着身孕返回家乡,时常遭受兄弟的谩骂和邻居的蔑视。吉姆大学毕业后赴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之前,专程回草原看望安东尼娅,发现她带着非婚生女儿艰难地生活,神情沮丧却毫无怨言。20年后,在纽约做律师的吉姆决定重返故地探访安东尼娅。这时她已经幸福地嫁人,丈夫也是波希米亚移民。夫妻俩育有十个儿女,经营一家高产农场。在吉姆眼中,现在的安东尼娅十分高大,宛如夕阳下的耕犁矗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而吉姆自己却如无根的浮萍,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我的安东尼娅》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凯瑟最出色的作品,而且是“美国人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小说传达出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其对安东尼娅形象的生动刻画、对纯真友谊的热情称颂、对西部大草原景色的精彩描写以及对拓荒价值观的完美阐释,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不朽的文学经典。199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成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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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引言
献给
卡丽和艾琳·迈纳
——纪念往昔真实的感情
去年夏天,正当天气十分炎热的时候,吉姆·伯丹和我碰巧乘同一列火车横穿衣阿华州。他和我是老朋友,我们一起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彼此都有很多话要说。当火车闪电般穿过永无尽头的成熟的麦田,驰过乡村的小镇,驰过开满鲜花的牧场和一片片晒得枯萎了的橡树林时,我们坐在游览车厢里,那里的桌椅、板壁摸起来烫手,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红色的尘土。尘土和炎热,和那灼人的风,使我们回忆起很多往事。我们谈着在这样的小镇上度过童年的滋味,这些小镇深藏在小麦和玉米田中,气候相差悬殊:灼热的夏季,明朗的天空下到处是一片苍翠,波浪起伏,人们在茂密的草木中,在野草和大丰收强烈的色彩和浓郁的香味中,简直透不过气来;狂风呼啸的冬季,又很少下雪,整个乡村光秃秃、灰蒙蒙的像一块铁皮。我们一致认为,不是在大草原上的小镇里长大的人,对那样的生活是什么也体会不到的。我们说,那简直是一种意气相投,互济互爱的生活。
吉姆·伯丹和我虽然都住在纽约,但我在那里很少看到他。他是西部一家大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时常几个礼拜几个礼拜地出差在外。这是我们很少见面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他的妻子。她长得漂亮,精力充沛,办事有手腕,但在我看来,她似乎感受性不强,性格上缺乏热情。我想,大概是她丈夫那种爱好恬静的性格使她感到很恼火,她发觉还是做一个思想进步而才能平庸的青年诗人和画家团体的赞助人有意思。她有自己的财产,靠自己的财产生活。但为了某种原因,她希望保留吉姆·伯丹太太的身分。
吉姆这边呢,挫折并没有使他的性格有所改变。小时候常常使人感到他非常有趣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气质,曾是他事业成功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他怀着个人的深情热爱着他的铁路经过那里或正扩展支线通向那里的广大农村。他对于铁路事业的信心和知识,对铁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横过衣阿华州那灼热的一天,我们的谈话不断地回到一位中心人物——我们两人很久以前熟悉的一位波希米亚姑娘身上。对我们来说,这位姑娘比我们记得的任何其他的人更意味着乡村、周围的环境、我们童年时代的全部冒险活动。我是一直没有再看见过她了,可是吉姆在离别很多年以后又重新找到了她,并且恢复了在他心目中感到十分珍贵的友情。那一天他脑子里老想着她。他使我又看见了她,感到她就在眼前,使我旧日对她的感情全复活了。
“我时常把我对安东妮亚的回忆写下来,”他对我说。“在我经过乡村的漫长的旅途中,在我火车上的卧铺车厢里,我就是以此消磨时光的。”
当我对他说,我很希望读到他写的关于她的回忆时,他说我一定能看到——如果写成了的话。
几个月以后,在一个暴风雪的下午,吉姆到我的公寓里来看我,带来了一个律师用的卷宗。他带着这个卷宗走进起居室,一面在火上烘手,一面说:
“关于安东妮亚的东西在这儿。你还想看吗?昨天夜里我才写完。我没有花时间考虑结构,只是把她的名字引起我回忆到的许多往事一一写了下来。我想,这东西没有一定的体裁格局。也还没有标题呢。”他走到隔壁房间里,在我的书桌前面坐下来,在卷宗的封面上写下了“安东妮亚”几个字。他皱着眉头想了一阵,然后,在前面又加上两个字,写成了“我的安东妮亚”。这才似乎使他感到满意了。
[book_chapter]第一卷 雪默尔达一家人
[book_title]第一章
我第一次听到安东妮亚这个名字,是在一次在我看来仿佛没完没了的穿过北美中部大平原的远行中。那时我才十岁;一年之内,我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弗吉尼亚州的亲戚把我送到住在内布拉斯加的祖父母那里去。路上照看我的是一个名叫杰克· 马波尔的山地小伙子,蓝岭下面我父亲老农场的一个雇工,现在到西边去给我祖父干活。杰克见过的世面不见得比我广阔多少。我们一起动身到一个新的天地去碰运气——那天早晨以前,他还没有坐过火车呢。
我们一路上都是坐的硬席车厢,一站一站过去,越来越感到一身肮脏,极不舒服。凡是报童叫卖的东西,杰克都买:糖果、桔子、铜领扣、表链上的小玩意儿,还给我买了一本《杰西·詹姆斯传》,记得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感到最满意的一本。过了芝加哥,我们受到一位友好的客车列车员的照顾,此人对我们要去的那地方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对他信任,他便给了我们很多忠告。我们觉得他好像是一位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的人,差不多什么地方都去过;在他的谈吐中,他随口说出那些遥远的州和大城市的名字。他戴着戒指、饰针,以及他参加的各式各样的互助会的徽章。就连他的袖扣上都刻着象形文字,他身上的文字比埃及一座方尖碑上铭刻的碑文还多。
有一次,他坐下来聊天,告诉我们,前面那节移民车厢里有一家“飘洋过海”来的人家,他们要去的地方和我们相同。
“他们都不会说英语,除了一个小姑娘,她会讲的就是一句:‘我们去内布拉斯加州的黑鹰镇。’她比你大木了多少,十二三岁的样子,漂漂亮亮的。你想到前面去看看她吗,吉米?她还长着一对漂亮的棕色眼睛呢!”
最后这句话使我感到难为情,于是摇摇头,又一心一意看起《杰西·詹姆斯传》来。杰克朝我赞许地点点头说,从外国人那里可能会传染到疾病的。
过密苏里河或在内布拉斯加境内那一整天旅途的情况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也许因为那时经过的河流太多,以致感觉模糊,内布拉斯加唯一使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在你从早到晚走了一天,依然还走不出内布拉斯加。
我们到达黑鹰镇的时候,我已蜷缩在红色长毛绒的座位上睡熟很久了。杰克把我喊醒,牵着我的手。我们跌跌绊绊从火车上下来,走到木板铺的一条侧边上,那里人们正拿着手提灯跑来跑去。我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市镇,甚至连远处都不见灯火,我们四周是一片漆黑。火车头经过长时间的奔跑,此刻正沉重地喘着气。机车锅炉炉膛里射出来的红光中,有一帮人挤做一团,站在堆满包裹、箱笼的月台上。我知道这准是列车员对我们说起的那一家移民。女人兜头系一条带流苏的披巾,手里抱着一只小铁皮箱子,像抱个小宝宝似地紧紧地抱在怀里。有一个老头子,高个子,背有点驼。两个半大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提着油布包裹,站在那里,还有一个小女孩紧紧抓着母亲的裙子。一会儿就有一个提灯笼的人走到他们跟前,开始大叫大嚷地同他们说起话来。我竖起耳朵来听,因为这的的确确是我第一次听到说外国话。
又有一盏手提灯过来了。一个带点开玩笑味道的声音大声喊道:“喂喂,你们是伯丹先生家的人吗?如果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是奥托·富克斯。我是伯丹先生的雇工,我来接你们。哈啰,吉米,你跑到这么老远的西边来,不害怕吗?”
我兴致勃勃地仰望提灯光下这张陌生的面孔。他简直像是从《杰西·詹姆斯传》这本书里走出来的。他头上戴一顶有宽皮带和雪亮的带扣的阔边帽子,他嘴唇上面的胡子两端硬邦邦地向上翘起,像两只小角。我感到他看上去样子很活泼但又凶巴巴的,仿佛是个有来历的人。长长的一条伤疤横过他的一边面颊,把嘴角往上吊起,形成了一道凶相的曲线。他左耳上边那一部分没有了,皮肤黑得像印第安人一样。这确实是一张西部土匪的脸。当他穿着高跟靴子在月台上走来走去,寻找我们的箱子时,我看出他是一个相当瘦小的人,肌肉发达,动作麻利,脚步轻快。他对我们说,我们前面还要乘车赶一通宵的长路,最好马上就走。他把我们带到拴骡马的围栏里,那里拴着两辆农村用的四轮运货大车,我看到那一家子外国人挤进其中的一辆大车里。另一辆是给我们用的。杰克同富克斯一起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我就坐在车厢里面的麦秆上,盖着一张水牛皮。那一家移民坐的车子隆隆地驶进了茫茫的黑暗中,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我想睡一觉,可是车子的颠簸使我咬自己的舌头,不久我就浑身疼痛起来。麦秸压沉下去后,我的身下就硬邦邦的。我小心翼翼地从水牛皮下面溜出来,跪着从大车边上向外面凝望。
似乎什么也看不到,看不见篱笆,看不见小河或树木,看不见丘陵或田野。如果有一条路的话,在暗淡的星光下我也分辨不清。除了土地,什么也没有。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乡村,只有构成乡村的原料。什么也没有,只有土地——我知道,那土地有点起伏不平,因为,当我们下到洼地里,然后又东倒西歪地上到另一边时,车轮时常磨擦着刹车。我感到仿佛人世已经被我们丢弃在后面,我们越过了人世的边缘,在人世之外了。我以前仰望天空,从来不会看不到熟悉的山脉映衬在上面。现在这个才是苍天整个的穹隆。我不相信我那死去的父亲和母亲会从那里朝下守望着我。他们依然会在小河边的羊圈或是走向山上牧场的白濛濛的路上找寻我。我甚至于把他们的亡灵也丢弃在我身后了。大车颠簸着向前,不知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我并不思念家乡,即使我们永远也到达不了一个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在那样的苍天和那样的大地之间,我感到已经被一笔勾销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做祷告;我感到,在这里只好听天由命了。
[book_title]第二章
昏昏欲睡的马儿拉着我们走了差不多二十英里,天亮以前到达我祖父的农场,这事我已记不清楚。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是躺在一间小房间里,这房间比我睡的床铺大不了多少,和暖的风吹着我头前的窗帘轻轻飘动。一位皮肤黑黝黝布满皱纹、黑发、高个子的妇人站在床边低头望着我;我知道她一定就是我祖母。我看得出来,她曾哭过,可是当我睁开眼睛时,她笑了,急切地盯着我看,并在我床脚头坐了下来。
“睡的好吗,吉米?”她轻快地问道。随后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好像在自言自语,“哎呀,长得多像你父亲!”我想起父亲曾经是她的小娃娃;她一定时常在他睡过头的时候,像这样跑来喊醒他。“这是你的换洗衣服,”她继续说道,说话时,用古铜色的手抚摸我的被单。“可你先得同我到下面厨房里去,在炉灶后面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把你的东西带上,那里现在没有人。”“到下面厨房里去”这话使我感到很新奇;先前在家里总是说“在外面厨房里”。我抓起鞋子和袜子跟着她穿过起居室,走下一段楼梯,进了地下室。这地下室分成两间,楼梯右边是吃饭间,左边是厨房。两个房间的墙壁都抹了灰泥,粉刷得雪白—— 灰泥直接抹在泥巴墙上,窑洞里经常是这样搞法的。地是坚固的水泥地。紧挨着木板的天花板下开着几个小小的半截窗,挂着白色的窗帘,吃进去很深的窗台上摆着一钵钵天竺葵和吊竹梅。我一走进厨房,就闻到一股烤姜饼的好闻的气味。炉灶很大,镶着雪亮的镍制的边饰,炉灶后面靠墙放着一张长木凳,还有一只马口铁的澡盆,祖母把热水和冷水往里面倒。她拿肥皂和毛巾来时,我告诉她说我习惯于自己洗澡,不要别人帮忙。
“你能把耳朵洗得干净吗,吉米?真的?那好,我说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乖乖嘛。”
厨房里很舒服,太阳打两边小窗一直照进了我的洗澡水里。一只蓝灰色的大猫走过来,把身子在洗澡盆上擦着,好奇地望着我。我洗澡的时候,祖母在吃饭间里忙着。直到我担心地喊道:“奶奶,蛋糕怕要烤焦啦!”她才哈哈大笑着走过来,一面挥动着她的围裙,像在赶小鸡似的。
她是一个瘦筋筋的高个子女人,背有点驼,喜欢以一种留神的姿态把头向前伸着,仿佛在看或听着遥远的什么东西。我长大了一点以后,便相信这全然是由于她经常想起遥远的事物。她脚步敏捷,一举一动总是精神饱满。她的声音很响,有点尖,时常用一种焦急的语调说话,因为她特别希望一切都井井有条,安排得体。她的笑声也很响亮,也许还有点刺耳,但其中包含着生气勃勃的智慧。她那时五十五岁,是一个身强力壮、非常能吃苦耐劳的女人。
穿好衣服,我就到厨房隔壁那个长长的地窖里去探险。那是在厢房下面挖出的,胶泥墙壁,水泥地,有一架楼梯和一扇通屋外的门,帮工们从这扇门进出。在一扇窗子下面,有个地方给他们干活回来洗洗脸,洗洗澡。
祖母忙着准备晚饭的时候,我在炉灶后面的长板凳上坐下来,开始来同那只猫儿熟悉熟悉——听说它不光捉大大小小的老鼠,还捉地鼠呢。地上那一块黄灿灿的阳光慢慢地向后面楼梯边移动,祖母同我谈起我旅途上的情形,谈起新搬来的那家波希米亚人;她说他们要来做我们最近的一家邻居了。我们没有谈起她曾经在那里住过很多年的弗吉尼亚的农场。等到男人们从田里回来,我们都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向杰克问起老家,问起那里的朋友和邻舍们。
祖父很少说话。他一进来就吻我,和蔼可亲地同我打招呼,但他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立即就感觉到他慎于思考、态度尊严,便对他有点儿畏惧。他让人一眼就注意到的,是他那一把卷曲的雪白美丽的胡子。我有一次听一位传教士说那很像阿拉伯酋长的胡子。他那秃顶使那胡子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祖父的眼睛一点也不像老年人的;蓝莹莹,有一股清新闪烁的光彩。他的牙齿雪白而整齐——健康得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去看过牙科医生。他的皮肤比较娇嫩,容易让风吹日晒弄得粗糙。年轻的时候,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红色的;他的眉毛如今依然是古铜色。
我们坐在餐桌上的时候,奧托·富克斯和我互相偷偷地对望着。祖母做晚饭时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奥地利人,到这个国家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曾经在西部地区矿工的帐篷和奶牛牧场里度过一段冒险的生活。他那铁一样结实的身体几乎给山区的肺炎拖垮了,于是他又往回漂流到一个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来住一阵子。他有亲戚在比斯马克,那是我们北边一个德国人的移民区,不过现在他给祖父干活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刚吃完晚饭,奥托就带我到厨房里悄悄地告诉我牲口棚里有一匹小马是减价拍卖时给我买的;他曾经骑着试了试,看它是不是调皮捣蛋,原来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它的名字叫花花公子。富克斯把我想知道的都告诉了我:他给公共马车赶车时如何在怀俄明的暴风雪中丢了半只耳朵,如何甩套马索等。他答应第二天日落以前给我用套索套一只小公牛。他把他的“宝贝”和银马扎子拿出来给我和杰克看,还有他那双最好的牛仔长统靴子,靴筒上扎着醒目的图案——玫瑰花和鸳鸯结,以及裸体的女性形象。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些都是天使。
上床睡觉以前,杰克和奧托被喊到起居室里去做祷告。祖父戴上银丝边眼镜,读了几首圣经中的《诗篇》。他的声音充满了同情,读得那么使人感兴趣,我想如果他选的是《列王纪》中我所喜欢的一段就好了。他吟咏“细拉”[1]这个字的音调使我感到敬畏。“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细拉。”我搞不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也许他也搞不清。可是,一经他吟诵出来,这个字就如神谕似的,成了最神圣的字眼。
第二天一清早,我跑到屋外去四处看看。据说我们住的房子是黑鹰镇西边唯一的一栋木头房子——一直要到挪威人的移民区才能找到另外几栋。我们的左邻右舍住在草根泥筑的房子和窑洞里——舒适,但不很宽敞。我们的白木架房子,地下室上面有一层半,位于我可以称作“农家庭院”的最东头,厨房门近边有一架风车。风车再过去,地势往西倾斜,一直到牲口棚、谷仓和猪圈。这个斜坡已让人踩得结结实实,寸草不生,雨水在上面冲出了一条条曲曲弯弯的小沟。过了玉米屯,浅浅的干河沟底有一口浑浊的小池塘,四周长着一丛丛发黄的柳树。从邮局过来的大路正好打我们家门口过,穿过庭院,包着小塘绕个弯,再过去就爬上未开垦的大草原平缓的丘陵直往西去。那里,沿着西边的天际线,下面是一大片玉米田,这块玉米田比我过去看见过的都要大得多。玉米田和牲口棚后面那一小块高粱地是眼睛看到的唯一被开垦出来的土地。目光所及唯见蓬乱丛生的红色的草,大部分同我一样高。
屋子北面,在翻耕过的防火沟里,长着一溜稠密的梣叶槭树,矮矮的像灌木似的,叶子已经转黄了。这道树篱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英里长,但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出来。这些小树在牧草前面显得微不足道。牧草仿佛长得要盖过它们,并盖过草根泥鸡舍后面那一块李子树了。
我在四处打望时,感到牧草就是乡村,犹如水就是大海一样。牧草的那种红色使整个大草原呈现出酒斑或刚被冲上岸的某种海藻的颜色。而且动荡得真厉害,仿佛整个乡村在奔跑。祖母戴着她的阔边遮阳帽,手里拿着一只装谷物的麻袋走出来,问我想不想同她一起到菜园里去挖些马铃薯当午饭吃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我还有一个祖母。
怪得很,菜园离住屋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到那里去的路走过牛栏,走上一个浅浅的干河沟。祖母要我注意她用皮条挂在腰带上的一根头上包铜的山核桃木的粗棍子。她说,这是她打响尾蛇的棍子。我要是去菜园,非得带上一根粗棍子或割玉米的刀不可;她在来来去去的路上已经打死了许多响尾蛇了。住在黑鹰大道边的一个小姑娘的脚踝给咬了一口,躺了一个夏天。
那个九月的早晨,我跟在祖母身边沿着不明显的大车轨迹走去,那时的乡村在我眼里是个什么样儿,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也许长时期坐火车,火车的滑动还在我身上起作用,我感受最深的是,景物在移动;清新柔和的晨风在移动,连大地本身也在移动,那蓬乱的牧草仿佛是一张松松地铺开的兽皮,下面有一群野牛在奔驰,奔驰……
我要是单独一个人去的话,永远也找不到那个菜园——也许只能看到枯藤遮盖不住的那些黄灿灿的大南瓜——而且到了那里,我对菜园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真想笔直走过去,穿过红色的草,一直跨过世界的边缘,那好像不会离得很远。周围稀薄的空气告诉我,世界的尽头就在这里:只剩下了地面、太阳和苍天,再往前走几步,就只有太阳和苍天了。人就可以浮起来飘到苍天和太阳里去,像那只在我们头上盘旋,影子在草地上缓缓地移动着的黄褐色的老鹰一样。祖母拿起我们发现插在一行马铃薯中间的干草杈,挖掘马铃薯,我把马铃薯从松软的泥土中捡起来放进麻袋里,一面不断地抬头看看那些老鹰,我感到我现在也许很容易做到像它们那样翱翔。
祖母准备走了,我说我想在这园子里再待一会儿。她从阔边遮阳帽下盯着我。“你不怕蛇吗?”“有一点,”我承认说,“不过,不管怎样,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好吧,你要是看见了一条,不要去理睬它。黄色和褐色斑纹的大蛇不咬人;那是菜花蛇,会帮我们捉地鼠。你要是看见对面沟边的洞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往外瞧,不要害怕。那是獾洞。那只獾有大袋鼠那么大,脸上有黑白条纹。它偶尔出来拖只鸡吃,可是我不让男人们伤害它。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会感到动物很亲切。我干活的时候,还喜欢它跑出来望着我哩。”
祖母把那袋马铃薯扛在肩上,向前微微地勾着腰走下坡去。道路沿着干河沟曲曲弯弯;她到了第一个打弯的地方,朝我挥挥手,就看不见了。留下我一个人,感到轻松满意。
我在菜园当中坐下来,那里蛇一过来就可以看得到,我背靠着一只太阳晒得发热的黄南瓜。垅沟边有几株矮脚樱桃树,结满了果子。我把保护樱桃的纸三角套子揭开,吃了几颗。我四周都是大得吓人的蚱蜢,比我以前看见过的要大一倍,正在干藤蔓上耍杂技。地鼠在已经翻过的地里窜来窜去。在这个有树挡着的干沟底,风刮得不怎么厉害,可我能听得见它在上面平地上嗡嗡地唱着歌,还能看得见深草在波动。泥土在我脚下热呼呼的,我用手指捻碎时也是热呼呼的。古怪的小红虫跑出来,排着队在我四周慢慢地移动,它们背上是雪亮的朱红色带着黑色的斑点。我尽量保持静止不动。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不指望会发生什么。我只要是躺在太阳底下,感觉到太阳的温暖,就像那些南瓜一样,我就不想做别的什么了。我感到彻底的幸福。也许我们死后,变成了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不管那整体是太阳还是空气,是善良还是知识,我们的感觉也像这样。总而言之,溶解在一个完整而伟大的东西里面;那就是幸福。这样的幸福来到一个人身上,就像睡眠来临一样自然。
[book_title]第三章
礼拜天早上,奥托·富克斯赶车送我们过去拜访我们的波希米亚新邻舍。我们准备带点吃的东西给他们,因为他们住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地方,没有菜园,没有鸡舍,开垦出来的土地也很少。富克斯从地窖里拿来一袋马铃薯和一块腊肉,祖母包了几只礼拜六烤的面包,一罐子黄油,和几只南瓜馅儿饼放在大车厢的麦秸里面。我们爬上前座,大车颠颠簸簸地驶过小池塘,顺着爬上玉米田的那条路走去。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玉米田的那一边是什么;虽然我们坐在大车前面高高的座位上,可以看得很远,但看到的只有像我们这里一样的红色的草,旁的什么也没有。道路好像一个野性的东西往前伸展,避开那些深的干河沟,遇到宽而浅的则跨过去。沿路不管蜿蜒曲折或笔直的地方,都长着向日葵;有的像小树那么高大,生着毛茸茸的大叶子,枝桠很多,上面开着成打成打的花。这些向日葵花形成了一条金色的缎带横贯大草原。偶尔有一匹马用牙齿扯下一株开满了花朵的向日葵,边走边大声嚼着,花儿合着它咀嚼的拍子点着头。
一路上祖母告诉我,这家波希米亚人花了冤枉钱买下了他们本国同胞彼得·克拉纪克的土地。在他们离开家乡以前就由克拉纪克的老表,也是雪默尔达太太的一个亲戚经手代他们签定了合同。是移民到这个地区来的第一家波希米亚人。克拉纪克是他们唯一的翻译,他可以随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会讲的英语太少,无法征求别人的意见,甚至连最迫切的需要都无法让人知道。富克斯说,他家一个儿子已经长大,强壮得可以干田里的农活了;可那父亲年老体弱,又不懂得种田。他原本是一个纺织匠;织得一手好挂毯和窗帘、桌布等房里的装饰品。他把他的提琴也带来了,在老家他还经常靠这东西赚几个钱,可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如果他们是正正派派的人,想起他们要在克拉纪克那个洞子里过冬,我心里就过意不去。”祖母说。“跟个獾洞差不多,根本不是个正式的窑洞。听说他那只旧炉灶,还要他们出二十块大洋,其实连十块钱都不值。”
“是呀,太太,”奧托说,“他还把他的牛和两只皮包骨头的老马作好牲口的价卖给了他们哩。我要是说话有用,是要出来干涉的——老头儿懂得点德语。可是波希米亚人天生的对奥地利人不信任。”
祖母好像很感兴趣。“那又是为什么,奥托?”富克斯皱了皱额头和鼻子。“这个嘛,太太,是政治问题。解释起来话就长了。”
地面越来越崎岖不平;据说我们快要到印女溪了,这条小溪把雪默尔达家西边那一半土地切割得东零西碎,不适宜种庄稼。不久我们就看见了显示溪流蜿蜓曲折的那些断断续续、杂草丛生的土质悬崖,和生长在峡谷里的白杨和白蜡树闪闪发光的树梢。有一些白杨树的树叶已经黄了,黄黄的树叶和闪光发亮的白树皮,使它们看起来像神话故事里的金银树。
临近雪默尔达家的住处时,除了崎岖不平的红色小丘和干河沟外,我依然什么也看不到,那干河沟两边有倾斜的崖壁,泥土松脱的地方有树根挂出在外面。过了一会儿,就看到靠崖壁有一个茅棚之类的东西,用到处生长着的红草盖的顶。茅棚近边有一个所谓的风车架子,其实是破烂不堪,连个风轮也没有了。我们把大车赶过去,以便把马拴在那个残架上,这时我才看到干沟崖壁上开着一扇门窗。门是开着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跑出来,满怀希望地望着我们。一个小女孩跟在她们后面。女人头上包着有丝流苏的绣花披肩,就是她在黑鹰镇下火车时披的那块。她不算老,可实在也不年轻了。她的面孔显得机警而生气勃勃,下巴尖尖的,眼睛小而机灵。她使劲同祖母握手。
“高兴得很!高兴得很!”她突然喊道。随即指指她从里面出来的崖壁说:“房子没好,房子没好!”
祖母点点头安慰她说:“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安顿得舒舒服服,雪默尔达太太;成为好房子。”
祖母对外国人讲话总是大声大气的,仿佛他们是聋子。她使雪默尔达太太明白了我们来访的友好意图,那波希米亚女人就接过面包,甚至还闻了闻,并带着生气勃勃的好奇心仔细观察那些馅儿饼,口里嚷道:“多多的好,多多的谢谢!”她又用劲挤压祖母的手。
他们的大儿子安布罗兹——他们喊他做安布罗希——从窑洞里走出来,站在他母亲身边。他十九岁,个子矮矮的,阔背,平头,有一张宽阔的平脸。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小而机灵,像他母亲,但显得更狡猾、多疑;那双眼睛直盯着那些食品。这一家人吃玉米饼和高粱糖浆度日已有三天了。
小女孩长得很漂亮,可是安东妮亚——他们喊她名字时,重音落在安字上——比她还要漂亮。我想起列车员对她那双眼睛的描绘。眼睛大而热情,光闪闪的,就像阳光照射在树林里两口棕色的池塘上。她的皮肤也是棕色的,两边脸蛋上有一层深而浓的红晕。她那棕色的头发鬈曲而看上去有点蓬乱。那个他们喊做于尔卡的小妹妹却是金黄的头发,肤色白白的,显得温柔驯顺。我正尴尬地站在这两个女孩子面前时,克拉纪克从牲口棚里走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雪默尔达家另一个儿子。从老远就能看出这个孩子有点异样。他走近我们的时候,开始发出古怪的吵闹声,举起他的双手,给我们看他的手指,指间一直到第一节手指都有薄膜连着,像鸭掌似的。他看到我往后退,髙兴地啼叫起来,“喔,喔喔,喔喔!”像一只公鸡。他妈妈皱皱眉头,厉声喝道,“马雷克!”然后用急促的波希米亚语同克拉纪克说起话来。
“她要我告诉你们,这孩子不会伤害别人,伯丹太太。他生来就是这样。其他几个都很聪明伶俐。安布罗希,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庄稼人。”他在安布罗希背上捶了一拳,小伙子会意地笑了笑。
这时候,那位父亲从崖壁的窑洞里走出来。他没有戴帽子,粗厚的铁灰色头发从额头往后梳得笔直。头发长得从耳背后翘了出来,这使他看起来很像我在弗吉尼亚看见过的古老肖像画中的人物。他是瘦高个子,瘦削的肩背有点驼。他会意地看了看我们,然后握着祖母的手,低头吻了吻。我注意到他自己的手是那么白而且样子很好看。这双手不知怎么显得沉着,而且灵巧。他的眼睛很忧郁,深陷在眉毛下面。面容很粗犷,但看起来像一摊死灰——仿佛所有的热和光都已熄灭。这个老头儿身上的一切都和他尊严的仪态很相称。他衣着整洁。外衣下面穿了一件灰毛线背心,不打领结,却围着一条墨绿色的丝绸围巾,周周正正地在胸前交叉,用一枚红珊瑚饰针扣住。克拉纪克在给雪默尔达先生作翻译时,安东妮亚向我走过来,对我招招手。我们马上就一同向干河沟陡峭的岸上跑去,于尔卡快步跟在我们后面。
当我们到达上面的平地上,能看见金色的树梢时,我指给她们看,安东妮亚哈哈大笑,紧握着我的手,仿佛在对我说,我来了她是多么高兴。我们赛跑似的向印女溪奔去,直到地面本身终止了——在我们面前突然笔陡地往下陷落,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就要走出地面跌进那些树梢里去了。我们站在深谷的边缘喘气,朝下望着我们下面生长着的大树和灌木。风大得我不得不抓住头上的帽子,吹得那两个小姑娘的裙子前面翻了起来。安东妮亚似乎很喜欢这样;她手牵着小妹妹的手,用那种我觉得比我们快得多的语言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她望着我,因为有些事她想说而不会说,急得眼睛闪闪发光。
“名字?什么名字?”她碰碰我的肩膀,问道。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她跟着我一遍一遍重复地说着,并叫于尔卡也说。她指指我们前边下面那株白杨树,又说:“什么名字?”
我们坐下来,藏身在高高的红草里面。于尔卡像只小兔崽子似的把身子蜷作一团在逗一只蚱蜢玩儿。安东妮亚指指天,用目光询问我。我告诉她那叫什么,可是她不满意,又指指我的眼睛。我告诉了她,她重说了一遍,发音有点近似“眼睛”。她指指天,然后指指我的眼睛,然后又指指天,动作快而激动,使我昏头转向,搞不清楚她想知道的究竟是什么。她跪了起来,使劲绞着自己的手。她指指自己的眼睛,摇摇头,然后又指指我的眼睛,指指天空,拼命点头。
“噢,”我嚷道,“是蓝,蓝天。”
她高兴得拍起手来,低声念道:“蓝天,蓝眼睛,”好像感到很有趣。我们蜷伏着躲风时,她学到了二十来个字了。她学得快,热情高。我们在草里藏得那么深,除了蓝天和前面金黄的树梢外什么也看不见。那里真舒服极了。安东妮亚把新学到的字说了几遍以后,她想把她戴在中指上的镂花小银戒指送给我。她哄着我,一定要我收下。我坚决拒绝了。我不想要她的戒指,而且感到她这样想把她的戒指送给一个以前从没见过面的男孩子,有点太随便太过分了。如果这些人就是这样待人接物的话,难怪克拉纪克要吃住他们了。
正当我们为戒指争执不休时,听到一个凄怆的声音在喊:“安——东妮亚,安——东妮亚!”她像只野兔似的一蹦跳了起来。“塔丁奈克!塔丁奈克!”她大声呼唤,我们跑过去迎接向我们走来的那位老人。安东妮亚最先跑到他跟前,拿起他的手亲了亲。我走过去时,他抚摸我的肩膀,用探索的眼光朝下望着我的脸,有几秒钟之久。我感到有点窘,因为大人们向来不把我当回事的。
我们同雪默尔达先生回到窑洞里,祖母在那里等我。我们上车以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翻开书,把印着两个字母的那一页拿给我看,那两个字母中一个英文,一个是波希米亚文。他把书放在祖母手里,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她说:“教——教,教——教我的安东妮亚!”那种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book_title]第四章
就在那同一个礼拜天下午,我第一次在奥托的指点下,骑着我的小马出行。从那以后,我同“花花公子”每礼拜到东边六英里外的邮局去两次,我还骑着马到邻里们家里去办点小差使,给帮工们省下了许多时间。每当我们家需要借什么东西,或者通知最近有人在乡村小学里传道,这类跑腿的工作总是由我来担当。以前是富克斯干完一天的农活以后才来办这些事的。
事隔多年,这第一个明丽的秋天,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陌生的乡村在我眼前展开:那时候还没有围栅,我可以在那高地草原上随意选择我的道路,相信小马总会把我驮回家去。有时候,我走那条两旁种着向日葵的路。富克斯告诉我,向日葵是摩门教徒[2]引进这个地区来的;在迫害摩门教徒时期,他们离开密苏里,逃进荒野,想找一个地方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膜拜上帝,这个探险团体的第一批教徒横过草原到犹他州去的时候,一路撒下了向日葵种子。第二年夏天,大队的大车载着所有的妇女和孩子过境的时候就有向日葵来给他们引路。我相信植物学家是不会同意富克斯这个故事的,他们坚持说向日葵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个传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总觉着两旁长着向日葵的路就好像是自由之路。我常爱沿着淡黄色的玉米田随便走走,寻找田边润湿的地方,那里水蓼不久就变成浓艳的古铜色,棕黄的窄叶卷缩着挂在胀大的茎节上,像虫茧似的。有时候,我去拜访我们南边的德国邻居,去欣赏他们的梓树小丛林,或是去看看那棵大榆树,那树是从地上一道深深的裂缝里长出来的,树桠间还有一个老鹰窝。树木在这个地区很稀少,而且它们还得经过艰苦的挣扎才能成长,因此我们时常为它们担心,时常把它们当作人一样,去看望它们。一定是因为这茶色的景色上太缺少细节了,细节才这么珍贵。
有时候我骑马往北走,到草原上的大土拨鼠窝集中的地方去看褐色的地枭在黄昏时飞回家,同土拨鼠一同钻进地下的巢穴。安东妮亚·雪默尔达喜欢同我一起去,我们总是对这些习惯于居住在地底下的鸟儿感到很奇怪。我们在那里还得随时提高警惕。因为响尾蛇总是偷偷地出来到处活动。它们在土拨鼠和地枭中间可以过上一种很舒坦的生活,因为土拨鼠和地枭对它们是毫无防备的;它们霸占了土拨鼠和地枭舒适的窝,吃地枭的蛋和土拨鼠崽子。我们很替地枭难受。看着它们日落时飞回家,在地面上消失,总是使人产生一种悲凉之感。不过,说到底,我们感到长翅膀的东西居然过这样的生活,那一定是退化了。土拨鼠窝离开池塘或小溪都很远。富克斯说,他在沙漠里看见过住满土拨鼠的许多土拨鼠窝,那里在五十英里之内地面上没有水,他认为有一些洞子一定是往下直通地下水——差不多有两百英尺深。安东妮亚说她不相信;认为土拨鼠可能像兔子一样一清早起来舐露水。
安东妮亚对一切事物都有她自己的看法,而且她很快就能够把这些看法表达出来了。几乎每一天她都跑过大草原到我这里来上课。雪默尔达太太有点抱怨,可是也体会到家里有一个人学会讲英语是很重要的。上完课,我们经常跑到菜园后面的西瓜地里。我用一把割玉米的旧刀把西瓜剖开,我们把瓤子挖出来,吃得汁水从我们手指缝里流淌。白色的圣诞节瓜我们没有去碰它,但我们觉得很稀奇。这些瓜摘的晚,要等到严重的霜冻开始,才摘下来收藏好,到冬天才吃。雪默尔达家的人在海洋上过了好几个礼拜,所以对水果馋得很。两个女孩会沿着玉米田边随便走上几里路,去寻找野樱桃。
安东妮亚爱在厨房里给祖母帮忙,学习烹调和料理家务。她会站在祖母身边,把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我们乐意相信雪默尔达太太在家乡时一定是个好主妇;可是在新的情况下,家务却料理得很糟。景况也确实太差了!
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她做给一家人吃的那种灰扑扑的酸面包时吓了一大跳。我们发现她用克拉纪克过去在仓屋里用的一只旧马口铁升子揉面。她把揉好的发面拿出来烤的时候,留下一些发面粘在升子四壁,把升子放在炉灶后面的碗架上,让那残留物去发酵。下一次做面包的时候,她就把那些酸东西刮下来和在刚揉好的面粉里当发酵粉用。
他们刚来的头几个月,雪默尔达一家人从不到镇上去。克拉纪克竭力使他们相信,在黑鹰镇,他们的钱会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他们恨克拉纪克,但又不得不依靠他,因为他是他们能与之交谈或得到一些消息的唯一的人。他同老头子和两个小伙子睡在窑洞的畜栏里,与牛一起。他们所以让他住在他们的洞子里,养着他,理由与草原土拨鼠和褐枭养着响尾蛇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他。
[book_title]第五章
我们知道我们的波希米亚邻居生活很艰难,可是那两个女孩子却是轻松愉快,从来不抱怨。她们随时都可以忘掉家里的困难,跟我一起跑到大草原上去吓野兔、赶鹌鹑。
我还记得那一次安东妮亚是多么激动,那天下午她跑到我们家厨房里来宣告:“我阿爸在北边找到朋友了,是俄国人。昨夜里他带我去看,我听得懂他们很多的谈话。是好人呀,伯丹太太。有一个胖胖的,一直在笑,每个人都笑。我第一次看到我阿爸在这个谷(国)家笑。啊哟哟,好得很!”
我问她说的是不是住在大土拨鼠窝北边一点的那两个俄国人。我骑着马往那个方向跑的时候,时常像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想去看看他们,可是其中有一个样子粗野,我有点怕他。在我看来,俄国似乎比其他的国家都远——比中国还远,差不多有北极那么远了。在第一批移民中所有离乡背井的异国人中,这两个人是最古怪、最不同人交往的。他们的姓很难念,所以大家把他们叫做帕维尔和彼得。他们只好到处同人家打手势,雪默尔达搬来以前他们没有一个朋友。克拉纪克懂一点他们的语言,可有一次同他们做生意敲了他们的竹杠,所以他们不同他往来。据说帕维尔,那个高个子,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既然他语言不通,无法表达他的观点,大概是他那种粗野的手势以及经常激动和不信邪的态度使人家产生了这种怀疑。他一定曾经是个很强壮的人,可是现在他那多结的大关节的庞大的身架子显得消损了,皮肤紧绷在高颧骨上。他声音嘶哑,经常咳嗽。
他那个伴儿——彼得,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五短身材罗圈腿,胖得像黄油。他在路上碰到人,总是好像很高兴,笑嘻嘻地对每个人都脱帽致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坐在大车上远远地看过去像个老头儿;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那种淡亚麻色,在太阳底下看起来简直像白的。头发厚而卷曲,像梳理了的羊毛。他那张长着个狮子鼻的红扑扑的面孔在这一堆羊毛似的卷发中间俨然像一个甜瓜藏在叶子里面。人家都叫他“卷毛彼得”,或是“俄国佬彼得”。
这两个俄国人干得一手好农活,夏天他们一同出去给别人干活。我听到邻居们讲起彼得夜晚还得回家去挤牛奶时哈哈大笑。旁的单身汉自耕农为了省事,吃的是罐头牛奶。有时候彼得也到村校来做礼拜。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他,坐在门边一张矮凳上,手里拿着他那顶长毛绒帽子,一双赤脚抱歉似的藏在座位底下。
雪默尔达先生发现了那两个俄国人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看他们,有时带着安东妮亚一道去。她说他们原来住的俄国那块地方,语言和波希米亚话相差不远,如果我要到他们那里去,她可以给我当翻译。大霜冻还没开始前,一天下午,我们便一起骑着我的小马上那里去了。
这两个俄国人有一座干干净净的木头房子,修建在长满草的坡地上,门边有一口轱辘井。我们走上干河沟时,绕过很大一块瓜田和一个菜园,菜园里的草皮地上到处是西葫芦和黄瓜。我们发现彼得在他的厨房后面,弯腰向着一只洗衣盆。他专心在洗东西,以致没有听见我们到来的声音。他搓洗衣服时,整个的身子一上一下地动弹,连同他那头发蓬松的脑袋和罗圈腿,从后面看起来样子很滑稽。他挺起身子来欢迎我们。大颗大颗的汗珠从他的大鼻子上滚落到卷曲的胡子上。彼得擦干手,好像不洗衣服感到很高兴。他带我们去看他们的鸡鸭和山坡上吃草的奶牛。他对安东妮亚说,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只有有钱人才有奶牛,可是在这里,任何人只要愿意照料就可以有一头。牛奶对经常生病的帕维尔很有益处,而且他只要用一只木汤匙搅拌酸奶酪就可以做出奶油来。彼得非常喜爱他的奶牛。他轻轻地拍着它的肚子,拔起拴牛绳的木钉换地方时,他一面用俄语同它讲话。
彼得带我们参观了他的菜园以后,就用独轮车装了一车西瓜推上坡去。帕维尔不在家。他出去帮别人挖井去了。我觉得这房子给两个像他们这样的“光棍”住是很舒适的。除了厨房还有一间住房,靠墙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相当整洁地铺着蓝格子花的床单和枕头。还有一间小储藏室,有一个窗户,他们在里面存放枪、鞍子、农具和旧衣服旧靴子。那天地上摊满了园里收来的东西,准备晾干了冬天用,有玉米、蚕豆和胖鼓鼓的黄瓜。房子里没有窗帘、纱门之类,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把苍蝇和阳光一齐放了进来。
彼得把西瓜放在铺着漆布的桌子上摆作一排,手里舞着一把屠刀,弯腰向着它们。刀片还没有完全切进去,由于熟透了,西瓜自己裂开来,发出好像很好吃的声音。他拿刀子给我们,但没有盘子,不久桌面上就汁水横流,上面漂着瓜子。我从来没看到一个人吃西瓜吃得有彼得那样多。他向我们保证说西瓜吃了有益处——比吃药还好;在他那个国家,人们在这个季节靠吃西瓜过活。他非常热情好客而且快活有趣。只是有一次,他瞧着安东妮亚,叹口气对我们说,要是他留在俄国的家里,也许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个亲生的漂亮女儿,来帮他做饭和料理家务。他说他为了一桩“极麻烦的事”而离开了他自己的国家。
当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要走时,彼得很为难地朝四处看看,想找样东西来给我们开开心。他跑进储藏室,拿出一架漆得华丽而俗气的洋琴,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叉开两条胖腿开始起劲演奏起来,就像有整个乐队似的。曲调时而轻松愉快,时而悲凉凄怆,他还和着唱了几句。
临走的时候,彼得把一些成熟的黄瓜装在麻袋里带给雪默尔达太太,还给了我们一满猪油桶的牛奶来煮黄瓜。我从没听说过煮黄瓜,可是安东妮亚向我保证那味道好极了。我们不得不牵着马一路步行回家,以免牛奶泼出来。
[book_title]第六章
一天下午,我们在长满草的暖洋洋的干河沟岸上课,那里就是那只獾子住的地方。阳光像琥珀似的明丽,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临冬的寒意。那天早晨我已看到小饮马池里结了冰,而当我们穿过菜园的时候,发现高高的芦笋带着红色的果子一起倒在地上,成了沾满泥浆的一堆青绿色的东西。
东妮打双赤脚,穿着单布衣,身上直发抖,只有当我们在太阳底下,缩拢身子坐在烤得热烘烘的土地上时才感到舒服。这时候她差不多什么都能用英语同我谈了。那天下午她告诉我,在她的老家,人们把我们的朋友獾子看得非常珍贵,喂着一种脚非常短的特殊品种的狗,来猎獾子。她说,这种狗跟着獾子走进獾洞里去,在地底下恶斗一场,把獾子咬死;在洞外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狗于是带着浑身的咬伤和抓伤慢慢地退出来,得到主人的嘉奖和抚爱。她还知道有一条狗,每咬死一头獾就在颈圈上加一颗星。
那天下午野兔特别活跃。它们在我们四周乱蹦乱窜,突然冲下干河沟,好像在玩一种什么游戏。可是草丛里嗡嗡叫的小东西都死光了——就只剩下一只。正当我们靠着暖烘烘的崖壁躺着时,一只最苍白脆弱的淡绿色小昆虫从野牛草里吃力地跳出来,想跳到一束蓝茎柳上去。它没有跳准,跌了下来,把头沉埋在两条长腿中间坐在那里,它的触须颤抖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东西来结束它的生命。东妮合拢双手给它做了个温暖的窝;用波希米亚语高高兴兴爱抚地同它说话。不久,它就给我们唱起歌来——一种微弱、嘶哑的唧唧的叫声。她把小虫放到耳朵边去听,哈哈大笑,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眼睛里含着一包眼泪。她告诉我,在她家乡那个林子里有个讨吃的老太婆,到处出卖她在树林里挖出的草药。假如你把她带进屋,让她在火炉边烤烤火,她就用嘶哑的声音给孩子们唱古老的歌,就像这一样。大家喊她老哈塔,孩子们都很喜欢她来,把糖果、糕点省下来留给她吃。
当干河沟另一边崖壁投过来一长溜狭窄的阴影时,我们知道该动身回家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寒气来得很快,而安东妮亚衣衫单薄。我们拿那个弱不禁风的小东西怎么办呢?这小东西是我们用哄骗手段诱惑得恢复了生命的。我建议放在我的口袋里,可是东妮摇摇头,小心翼翼地把这只绿色的虫子放在她的头发里,把她的大手帕松松地系在她的鬈发上。我说,我要陪她一直走到看得见印女溪的地方,然后转身跑回家去。我们在黄昏魔幻似的霞光中懒洋洋地溜达,感到非常愉快。
整个秋天的下午都是如此,但我永远不会感到不新鲜。我们目光所及,几里路远都是红铜色的草,沐浴在比一年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阳光之下。金黄色的玉米田成了金红色,干草堆变成玫瑰红,投下长长的影子。整个大草原像一片燃烧着,然而烧不尽的灌木林。那个时刻总带着一种胜利的,凯旋地终结的欢欣,像一位英雄的死——光荣地少年夭折的英雄。那是突如其来的变形,是白昼的升华。
有多少个下午,我同安东妮亚在大草原上这种壮丽的景色中慢慢地走着啊!总是两个长长的黑影在我们前面或身后拖着,那是红草地上的黑斑。
我们已经沉默了很久,太阳下沉,边缘越来越接近大草原的地平线了,这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影子在高地边缘往前移动,肩上扛着一管枪。他走得很慢,仿佛漫无目的地拖着脚步。我们突然奔跑起来,去追赶他。
“我阿爸一直不舒服,”我们飞奔着的时候,东妮喘着气说。“他脸色不好看,吉姆。”
我们走近雪默尔达先生时,她大声叫嚷,于是他抬起头来,向四处凝望。东妮跑到他跟前,抓住他的手,贴在她的脸蛋上。他似乎生活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而安东妮亚是他家中唯一能把这个老头儿从麻木中唤醒的一个。他从腰带上解下袋子,拿出三只他猎获的野兔给我们看,望着安东妮亚,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开始对她说些什么。她向我转过身来。
“我阿爸要用野兔皮给我做顶小帽子,过冬的小帽子!”她欢天喜地地嚷道。“肉好吃,皮好做帽子。”——她扳着指头数说这些好处。
她的父亲用手去摸她的头发,可是她抓住手腕小心翼翼地把手推开,用他们快速的语言同他说起话来。我听见提到老哈塔这个名字。他解开手帕,用手指把她的头发分开,站在那里低头望着那绿色的小虫。当小虫开始有气没力地唧唧、唧唧地鸣叫时,他倾听着好像在听一种非常美妙的声音。
我把他掉在地上的枪捡起来,这是他老家带来的一支很古怪的枪,又短又重,扳机上有一个牡鹿的头。他看见我在仔细观看它,把他那仿佛老是望着远方的眼光转向我,这种眼光常使我感到仿佛我是在一口井底里。他庄严、和蔼地对我说起话来,安东妮亚翻译道:
“我阿爸说,等到你长成个大小子时,他把他的枪送给你。好得很,是从波希米亚带来的。这支枪本来属于一个大角色,很有钱,你们这里没有像这样的人,很多的田地,很多的树林,很多的大房子。我阿爸给他的婚礼拉提琴,他就送给我阿爸好枪,我阿爸送给你。”
我很高兴这还是个未来的计划。从没见过像雪默尔达家这样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的人。就连那个母亲也总是送东西给我,虽然我知道她盼着我回送她有分量的礼物。我们站在那里,很融洽地沉默着,这时候,隐居在安东妮亚头发里的那个弱不禁风的游吟诗人继续不断地发出刺耳的鸣声。老人倾听着,微笑中充满了忧伤和对万物的怜悯之情,那是我后来永远忘不了的。太阳落山时突然袭来一股寒气和泥土及干草的强烈气味。安东妮亚同她的父亲手牵手走了,我把短衫的纽扣扣好,追赶着自己的影子跑回家去。
[book_title]第七章
我虽然很喜欢安东妮亚,但也很讨厌她对我说话时那种高人一等的腔调。她比我大四岁,不错,见过的世面也比我多;可我是个男孩儿,她是个姑娘家,我对她这种保护人的态度愤愤不平。秋天还没过完,她就开始对我有点平等相处了,除了功课外,其他的事也听从我了。这个变化是由于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险遇而来的。
有一天我骑马到雪默尔达家去时,看到安东妮亚正步行到俄国佬彼得家去,去借一把安布罗希需要的铲子。我请她坐到小马上来,她上了马坐在我背后。前一天夜里又是一个重霜天,现在空气清新,像酒一样醉人。一个礼拜之内,鲜花盛开的道路全都遭到了侵袭,百里路长的黄灿灿的向日葵变成了卡嚓卡嚓作响的长满疙瘩的棕色梗子。
我们发现俄国佬彼得在挖马铃薯。我们很高兴走进屋去在他厨房的炉灶边暖暖身子,看看他们堆在储藏室里准备过冬的西葫芦和圣诞节西瓜。当我们拿到了铲子,骑上马回去时,安东妮亚建议我们在土拨鼠窝那里停一下,挖开一个洞子看看。我们就可以弄清楚这些洞子究竟是垂直的还是像鼹鼠洞一样横着的;洞与洞之间在地下有没有联系;地枭在下面有没有铺着羽毛的窝。我们还可能弄到一些小土拨鼠崽子、地枭蛋或蛇皮。
土拨鼠窝分布在也许有十英亩宽的地面。上面的红草已经啃短、啃平了,所以这块地方不像周围那样蓬乱带红色,而是灰色,像天鹅绒一般。洞与洞之间相隔几码远,分布得相当规则,好像排列成一条条街道和林荫路似的。人们总觉得那里过着一种井井有条而且非常友好融洽的生活。我把“花花公子”拴在下面一条干河沟里,我们就到处转悠,寻找一个容易挖开的洞子。土拨鼠们像往常一样在洞子外面,好几十只,在洞门口蹲着。我们走近时,它们狂吠起来,对我们摇着尾巴,急急忙忙窜到地底下去了。洞门口是一堆堆沙子和砾石,我们设想是从地表下面很远的地方扒上来的。这里那里,我们偶尔发现一些大沙砾堆,离开洞子有几码远。假如土拨鼠是在打洞的时候用爪子把这些沙子扒出来的,它们又怎么能搬得这么远呢?就是在一块这样的沙砾堆上,我碰到了一场惊险的事。
我们正在仔细观察一个有两个入口的大洞子。地洞以和缓的角度斜着往下伸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两条过道汇合的地方,地面由于经常使用而灰尘扑扑,就像一条车马往来频繁的小小的公路。我正蹲着往后退时,听得安东妮亚一声惊叫。她站在我对面,指着我的背后用波希米亚话大声叫嚷着什么。我急转身,只见在一个这样的干沙砾堆上有一条我见到过的最大的蛇。那蛇冻了一夜,此刻正在晒太阳。安东妮亚惊叫的时候,它一定是睡着了。我转身时,它松垮垮地躺在那里成一长条波浪形,像一个“W”字母似的。它扭动身子,慢吞吞地盘了起来。那不仅仅是一条大蛇,我认为——简直是马戏团的畸形怪物。它那一身可恶的发达的肌肉,它那讨厌的、滑溜溜的蠕动,不知怎么使我看了作呕。那蛇有我的大腿那么粗,看样子连磨石都不能把他碾死。它抬起吓人的小脑袋,尾巴轧轧地响着。我没有逃跑,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要逃跑——就是我背后是一堵墙,我也不会感到比这更走投无路的。我看见它把身子盘紧了——我想它马上就要蹿起来了,蹿得整个身子直竖起来。我跑上去用我的铲子对着它脑袋劈下去,正好横着砍中了它的脖子,它立即成了波浪形的一圈东西瘫在我脚下。我现在为了泄恨而拼命地砍。安东妮亚虽然赤着双脚,也跑上前来站在我背后。甚至在我把蛇那丑恶的脑袋砸扁了,它的身子还在扭曲盘绕,盘起来又松开瘫倒。我走开去,背转身。我感到像晕船似的作呕。
安东妮亚跟在我后面喊道,“哎呀哈,吉米,它没咬你?真的?我说话时你为什么不跑?”
“谁知道你叽叽呱呱讲些什么?你应当告诉我说我背后有条蛇才是!”我使着性子说。
“我知道我真糟糕,吉姆,我吓坏了。”她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想给我擦脸,可是我从她手里一把抢过来。我当时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我想我的样子一定也一样的难看。
“我还不晓得你有那样勇敢,吉姆,”她安慰我似的继续说道。“你已经像大男子汉了。你等着它抬起头来,然后上去给它这么一下。难道你一点儿也不害怕吗?我们现在把这一条蛇拿回家去给每一个人看。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人看见过像你打死的这条这样大的蛇哩。”
她用这种调调儿继续说下去,直到我开始觉得我曾经渴望过有这样一个机会,而且为此欢呼过。我俩小心翼翼地回到那条蛇跟前,它还在用尾巴探索着,把它那丑相的肚皮朝上翻着。
从它身上发出一股恶臭,有一线绿色的液体从它那捣碎了的脑袋上渗出来。
“看呀,东妮,这就是它的毒液,”我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长绳子,她用铲子把蛇头抬起来,我就套上个活结把它缚牢。我们把它拽直,用我的皮马鞭量了量,大约有五英尺半长。它有十二个响环,可是尾巴没有成尖子就断了,所以我坚决认为它以前一定曾有过二十四个。我向安东妮亚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二十四岁,一定是在白人最初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还是野牛和印第安人时代遗留下来的。
当我把它翻转来时,由于对它的年龄和体形的巨大产生一种敬意,便对它感到自豪起来。它简直像是古代最老的恶魔。它的同类确实给所有的热血动物留下了不自觉的恐怖的回忆。我们把它拖到干河沟里时,“花花公子”一见便跳开去,把它拴的绳子都绷紧了,而且浑身发抖——不让我们走近它。
我们决定安东妮亚骑马回家,我走路。她骑在马上慢吞吞地走着,两条光腿在小马肚子两侧晃来晃去,她不断地转身向我大叫大嚷,说所有的人都会大吃一惊。我把铲子扛在肩上,拽着那条蛇,跟在后面走。她的欢欣有传染性。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天地像现在这样巨大无边,这样自由。即使红草里尽是响尾蛇,我也完全能够对付得了。然而,我还是不时地朝身后偷偷地溜上一眼,看看是不是有比我这个猎获物更老更大的同伙来报仇雪耻,从后面追上来。
我们到达我家菜园,走下干河沟向家里走去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第一个碰到的是奥托·富克斯。他坐在饮牛池边安心惬意地在抽吃饭前的一袋烟。安东妮亚喊他快些来看。他有一分钟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搔着脑袋,用靴子把蛇翻过来。
“你在哪里碰到这个美人儿的,吉姆?”
“就在土拨鼠窝那边,”我简短地答道。
“是你自己打死的?你怎么会带上家伙的?”
“我们曾到俄国佬彼得那里去,给安布罗希借了把铲子。”
奥托把烟袋里的烟灰磕掉,蹲下来数响环。“算你们运气好,手里有把家伙,”他小心谨慎地说。“哎呀哈!我可不想同这个把戏打交道,除非我手里带根围栅柱子。你奶奶的打蛇棍只够给它搔痒痒,它会笔直站起来,同你谈天,它真会哩。它斗得厉害吗?”
安东妮亚插嘴说:“可斗得吓人哩!已经盘到吉米的靴子上去了。我髙声大叫要他快跑,可他发疯似地只管一记一记地打那条蛇。”
奥托朝我眨眨眼。安东妮亚骑马继续往前走后,他说:“头一下先叫它脑袋开花,是不是?最好是这样。”
我们把蛇挂在风车上,当我下到厨房里去时,发现安东妮亚站在屋子中央,绘声绘色地在讲这段经历。
后来对付响尾蛇的经验告诉我,我这同响尾蛇的第一次遭遇战是很侥幸的。我碰到的这条大响尾蛇年纪大了,生活太安逸:不需要为生活作很多的挣扎。它大概在那里已经生活了许多年,什么时候高兴要一只肥土拨鼠当早餐就可以挑一只,有一个现成的藏身的家,甚至也许还有地枭羽毛铺的床,它已经忘记了人世间并没有让响尾蛇们舒舒服服活下去的义务。像它这样大的一条蛇,若处于备战状态,就远不是一个男孩所能对付得了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次虚张声势的险遇;由于机缘凑巧,我这场角斗完全是稳操胜券的,大概很多斩恶龙的英雄也是如此。我当时正好从俄国佬彼得那里拿到了恰当的武器,那条毒蛇又老又懒;我还有安东妮亚站在我身边来欣赏和赞美。
那条毒蛇在我们家畜栏里挂了几天;有几位邻居跑来看,都说这是这个地区打死的响尾蛇中最大的一条。这就够使安东妮亚高兴的了。从那时起她更加喜欢我,对待我再也没有那种目中无人的神气了。我打死了一条大毒蛇——我现在是个大好佬了。
[book_title]第八章
当草原和玉米田上的秋色逐渐褪去时,我们的朋友,那两个俄国人境遇很不好。彼得向雪默尔达诉说他的困难:他无法偿还十一月一日到期的一笔借款;续借的话,就得出一大笔额外的利息,还得用他的猪、马,甚至他的奶牛作抵押。他的债主是维克·卡特,就是黑鹰镇那个冷酷无情的放债人,他的狠毒是全县出了名的,此人我以后还要谈到。彼得对他同卡特的这笔交易说不出很明细的账目来。他只知道他第一次借了两百块钱,后来又借一百,后来又借五十——每一次都在本金上附加额外利息,这笔债就比他种的庄稼增长得快。现在把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作了抵押。
彼得刚把债款续借的手续办好不久,帕维尔又在修建新的牲口棚时扛木材劳累过度,摔倒在刨花木屑堆上,血从肺里大量喷出来,同他一起干活的工人还以为他会当场死去的。他们把他抬回家,放在床上,他就躺倒了,确实病得很厉害。灾难就像一只报凶的鸟似的落在他们家木屋的屋顶上,在那里拍着翅膀,警告人们快躲开。这两个俄国人是那样倒运,人们对他们感到害怕,连提都不想提到。
一天下午,安东妮亚和她父亲一同到我们家来拿酪浆,像往常一样,一直待到太阳西沉。他们正要离去时,俄国佬彼得赶着马车来了。他说帕维尔病得很厉害,有话想同雪默尔达先生和他的女儿谈一谈;他是来接他们去的。安东妮亚同她父亲临上车时,我恳求祖母让我同他们一道去:不吃饭我都心甘情愿,我可以睡在雪默尔达家的牲口棚里,第二天早晨跑回家来。我这个打算一定会使她感到很愚蠢,但她在满足旁人的愿望上总是宽宏大量的。她要彼得稍等一会儿,她从厨房里回转来时,给我们拿来了一袋夹心面包片和炸面圈。
雪默尔达先生和彼得坐马车的前座;安东妮亚同我坐在后面的麦秸上,大车嘎噔嘎噔往前走,我们一路吃着我们的晚饭。太阳落山以后,刮起了一阵寒风,在大草原上悲鸣。如果天气这样的变化来得更早一会儿,我就会出不来了。我们钻在麦秸里,紧紧地挤做一团,凝望着那愤怒的红晕从西天消逝,星星开始在晴朗起风的天空闪烁。彼得不断地叹息、呻吟。东妮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是害怕帕维尔的病不会好了。我们静静地躺着,不说一句话。头上星光灿烂。虽然我们是从世界上那么不同的两个地方来的,但我们两个都有一种朦胧的迷信,认为这闪闪发光的星群是主吉凶的。也许从比我们俩远得多的地方来的俄国佬彼得,也从他的家乡带来了这一类迷信。
半山腰上夜色更浓,我们驶上干河沟时看不清上面的小屋。发出红光的窗户给我们引路——那是厨房炉灶里的火光,因为屋里没有点灯。
我们轻轻地走了进去。躺在大床上的人好像睡着了。东妮和我在靠墙的条凳上坐下,把臂膀靠在前面的桌子上。火光摇曳不定地照着上面支撑茅屋顶的斧劈的白木梁。帕维尔呼吸时发出磨锉刀似的声音,而且不断地呻唤,我们等待着。风儿急不可耐地摇着门窗,然后扫过去,在旷野里吟唱。一阵狂风冲过来时,吹得窗玻璃嘎嘎地响,然后猛刮过去,像先前的每一次一样,使我想起军队的败北、溃退;或想起不顾一切地想钻进来躲避风寒,然后又悲叹着继续前去的鬼魂。过了一会儿,在狂风转为低咽的间隙,山狗子发出哀鸣似的嚎叫;一只,两只,三只,然后一起嚎了起来——告诉我们冬天来了。这种嚎声从床上得到了回音——一声拖长的呻吟——仿佛帕维尔在做噩梦或唤醒了某种旧日的苦痛。彼得听着,但没有起身。他坐在厨房炉灶边的地上。山狗子又嚎叫起来;呜,呜,呜——然后大声地悲鸣。帕维尔喊着要什么,并用手肘挣扎着撑起来。
“他害怕狼,”安东妮亚在我耳边低声说。“在他家乡,有很多很多狼,它们吃大男人和女人哩。”我们在长凳上靠得更紧了。我不能把我的眼光从床上那人身上转开。他的衬衫敞开着,长满了黄毛的消瘦的胸脯可怕地一起一落。他开始咳嗽起来。彼得拖着脚站起来,抓起茶壶,给他在威士忌酒里兑点热水。刺鼻的酒气充满了一屋。
帕维尔抓起杯子,喝了酒,然后向彼得要了酒瓶,塞在枕头底下,露齿怪笑着,仿佛有人上了他的当似的。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轻视和不友好的表情,随着彼得满屋子转。我觉得他似乎是因为彼得的单纯和驯良而瞧不起他。
过了一会儿,帕维尔开始对雪默尔达先生说起话来,声音低得跟耳语差不多。他在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他讲着讲着,安东妮亚在桌子底下抓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她向前探出身子,全神贯注地在听。他越说越激动,不断地向他的床四周指指点点,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他想让雪默尔达先生看见。
“是指的狼呀,吉米,”安东妮亚悄悄说。“他讲的太可怕了!”
病人火冒三丈,挥动他的拳头。他好像是在咒骂那些冤屈了他的人们。雪默尔达先生抓住他的肩膀,可是简直无法把他按在床上。终于他为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咳嗽几乎使他窒息。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布按在嘴上。很快那块布上就满是鲜红的血迹——我想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鲜红的血。他躺下时,翻身面朝墙壁,怒火从他身上完全消失了。他躺在那里,坚韧地与呼吸搏斗着,像一个患哮喘病的孩子。安东妮亚的父亲掀开被单,在他一条瘦得皮包骨头的长腿上,有节奏地按摩着。我们坐在条凳上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成了怎样的一个空骨架子了。他的背脊骨和肩胛骨突出,像被遗弃在田野里的一只菜牛尸体皮底下耸出的骨头。那尖削削的背脊骨一定会使他仰卧时感到很不舒服。
慢慢地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最难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雪默尔达先生做手势告诉我们帕维尔已经睡着了。彼得不声不响站起身来,点燃提灯。他出去套马车,准备送我们回家。雪默尔达先生同他一起去。我们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蓝被单下面那弯弓似的长背,简直不敢呼吸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躺在麦秸里,在车子的颠簸和嘎嘎的响声中,安东妮亚尽她所能详尽地把故事讲给我听。那时没有说到的后来她又补充;以后一连好几天,我们别的什么都不谈,只谈这个。
帕维尔和彼得还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住在俄罗斯老家的时候,他们的一位朋友准备同另外一个村子里的一位美人儿结婚,请他们去做男傧相。那是在严冬腊月,新郎和男方的亲戚朋友乘雪橇去举行婚礼。彼得和帕维尔驾着新郎的雪橇,另六辆雪橇载着新郎全部亲朋好友跟在后面。
在教堂里举行了仪式以后,男家这批人去参加新娘父母招待的午宴。午宴持续了整个下午;然后又变成了晚餐,一直闹到深夜,跳舞啦,饮酒啦,闹腾得不亦乐乎。半夜里新娘的父母对新娘道了别,祝福了她。新郎把新娘抱起来送上他的雪橇,把她塞进毛毯里。他自己跳上去坐在她身边,帕维尔和彼得(唉,我们的帕维尔和彼得!)坐在前座。帕维尔驾驶雪橇。这一群人唱着歌儿,雪橇的铃儿丁当丁当响着出发了,新郎的雪橇走在头里。赶车人全都喝得醉醺醺的,新郎则全神贯注于他的新娘子。
那个冬天狼闹得很凶,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当他们听见第一声狼嚎的时候,赶雪橇的并没有十分警觉。他们肚子里塞多了美酒佳肴。最初的狼嚎被延续下去,得到了响应,迅速地一声声重复着。狼成群地来了。没有月亮,可是,星光映在雪地上相当明亮。黑糊糊的一群跟在婚礼队伍后面上山来了。狼群奔跑着像一溜黑影;它们看上去不比狗大,但有几百只。
最后面那架雪橇出了事:赶雪橇的失去控制——他也许醉得太厉害了——马儿离开了大路,雪橇碰在一丛树上,翻倒了。里面的人滚到了雪地上,跑得最快的那些狼马上就扑了上去。随之而来的尖利的绝叫声使每一个人都清醒过来了。赶雪橇的都站起来鞭打他们的马。新郎的雪橇上驾着最好的马,而且他的雪橇又是最轻的——其余的雪橇都载着六个至十二个人。
另一个赶雪橇的失去了控制。马的尖声嘶鸣听起来比男人和女人的哭喊更恐怖。好像无法阻挡这一群狼了。谁也搞不清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尖声叫唤得同已经快完蛋了的人一样可怜。小新娘子把脸藏在新郎的肩膀上低声哭泣。帕维尔一动不动地坐着,注视着他的马儿。道路看得很清楚,白茫茫的,新郎的三匹黑马一阵风似地奔驰着。需要的只是镇静和小心谨慎地引导它们。
最后,当他们奋力驶上一段较长的山坡时,彼得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朝后望了望。“只剩下三辆雪橇了。”他低声说。
“狼呢?”帕维尔问。
“足够!足够把我们都吃掉。”
帕维尔到达山顶时,只有两架雪橇跟在他们后面下到另一面山坡了。他们在山顶上时,看到后面的雪地上有一团黑乌乌的东西旋风似地在飞奔。接着新郎尖声惊叫起来。他看见他父亲的雪橇翻了,他的母亲和姊妹都在那架雪橇上。他蹦起来,好像要跳出雪橇似的,可是新娘尖叫着把他拉回来。其实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一群地上的黑影已经挤挤攘攘扑到道路当中那一堆东西上去了,有一匹马逃出来横过田野,身上拖挂着挽具,狼跟在后面追。新郎的动作倒使帕维尔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们现在离开他们的村子只有几里路了。除他们之外的六架雪橇中剩下的唯一的一架在他们后面不太远,帕维尔驾的三匹马中间那匹越来越不行了。在一个结冰的池塘边,另一架雪橇出了事;彼得看得一清二楚。三只大狼赶上了那些马,马儿疯狂地奔跑,都想跳过另一匹,马具纠缠在一起,使得雪橇翻倒了。
后面的惨叫声逐渐消逝以后,帕维尔意识到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只有他一架雪橇了。“它们还在追过来吗?”他问彼得。
“是呀。”
“多少?”
“二十,三十——足够了。”
现在他中间那匹马几乎是由另外两匹马在拖着跑了。他把缰绳交给彼得,自己小心翼翼地跨到雪橇后面,对新郎叫喊道,他们的雪橇必须减轻重量——并指了指新娘子。那个年轻人咒骂他,把新娘搂得更紧。帕维尔想把她拉开。在挣扎中,新郎站了起来。帕维尔一拳把他打出了雪橇,接着又把新娘子拋了出去。他说,他怎么也记不清他究竟是怎么干下这件事,或后来的经过了。彼得蜷缩在前座上,什么也没看见。他们俩都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新的空气中突然传来一种新的声音,比他们以前听到的更响亮——他们自己村子里修道院召唤早祷的钟声。
帕维尔和彼得两个人孤孤单单赶着雪橇进了村,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是孤孤单单的了。他们被赶出村子,连帕维尔的母亲都不愿见他。他们跑到陌生的市镇去,可是人们知道了他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就总是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那两个拿新娘喂狼吃的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个传闻总是跟着他们。他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积蓄下足够到美国来的路费。他们在芝加哥、德梅因、维纳堡等地做工,但时运总是不济。帕维尔的身体越来越坏,他们就决定试一试务农。
帕维尔在向雪默尔达先生解脱了他思想中的重负几天以后就去世了,被安葬在挪威人的墓地。彼得卖掉了他所有的东西,离开了这个地区——到一个铁路建筑工棚里去当厨师,那里雇用了一帮俄国人。
他拍卖东西时,我们买了彼得的独轮车和他的几件马具。在拍卖那段时间,他低着头走来走去,从不抬起眼睛来。他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了。那个拿了彼得的牲畜做抵押的黑鹰镇放债人也在场,他在拍卖中用五角作一元买他的售货票据。人人都说在新的主子来牵走他的奶牛时,彼得和奶牛吻别。这我虽没有亲眼看到,但我知道:当他的全部家具、做饭的炉灶、锅盆碗盏、坛坛罐罐都被买主拖走,房子里剥夺一空时,他拿着小折刀坐在地板上,把他收藏起来留着过冬的西瓜全部吃光。雪默尔达先生和克拉纪克赶着大车准备送彼得到火车站去时,他们看到他胡子上瓜汁直滴,四周围着一堆一堆的西瓜皮。
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使雪默尔达老先生郁闷沮丧。每当他出外打猎,他总要跑到那座人去楼空的木头房子里,闷闷不乐地静坐沉思。这个小屋成了他的隐居室,直到严冬的大雪把他封在他的小窑洞里才没有再去。在安东妮亚和我来说,那个婚礼的传奇故事永远没有完结。我们没有把帕维尔的秘密告诉任何一个人,而是提心吊胆地给它保密——仿佛那天夜里乌克兰的狼群集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参加婚礼的人们是献祭品,给予我们一种既痛苦又独特的乐趣。夜晚,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坐在一架三匹马拉的雪橇里,正横冲直闯地驶过一个地方,有点像内布拉斯加,又有点像弗吉尼亚。
[book_title]第九章
十二月初下了第一场雪。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在火炉后面穿衣服时,从起居室的窗子里望出去,世界成了什么样子:低矮的天空像一块金属铁板,沉甸甸的;金黄的玉米田渐渐隐退,终于成了幽灵似的朦胧一片;僵硬的柳树丛下小池塘冻结了。大片大片雪白的雪花到处旋舞,随即消失在红色的草里。
池塘过去,在走上玉米田的斜坡上,草地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个大圆圈,那是印第安人经常跑马的地方。杰克和奥托肯定地说,那些印第安人围着圆圈跑马的时候,他们严刑折磨绑在中央一根火刑柱上的囚犯;可是祖父认为他们只是在那里赛马或驯马。人们只要对着落日观望这个斜坡,那个圆圈就像图案花纹似的显现在草地上;这天早晨,当最初的薄雪飘落在上面时,那圆圈显得特别清晰,就像用锌白画在一幅油画布上似的。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激动过,这个古老的图案仿佛是冬天一个吉祥的预兆。
等到雪刚冻硬,我就开始驾着简陋的雪橇到处跑了,那雪橇是奥托·富克斯给我用木板货箱钉在连橇上做成的。富克斯在家乡时,曾跟一个制家具的木匠师傅学过徒,使用工具手很灵巧。要不是我催他快做,他还会做得更好一些。我第一次乘雪橇出游是到邮局去,第二天就去接于尔卡和安东妮亚一道坐雪橇兜风。
那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我在木箱里堆了许多麦秸和野牛皮车毯,还用旧毯子包了两块烧热的砖头放在里面。到了雪默尔达家,我没有上坡到他们住屋去,只是坐在雪橇里,在干河沟底喊她们。安东妮亚和于尔卡奔出来,戴着父亲给她们做的野兔皮小帽。她们已经从安布罗希那里听到说起过我的雪橇,所以知道我来干什么。她们匆匆忙忙上了雪橇坐在我旁边,于是我们出发往北,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路驶去。
天空蓝得耀眼,照射在闪闪发光的白茫茫的大草原上的阳光简直使人眼睛发花。正如安东妮亚所说,整个世界都因雪而变了样;我们一直在寻找熟悉的界标,却总是不见。印女溪曲曲弯弯流过的那条溪谷,现在只是雪堆中的一条裂缝——人们朝下望去,感到那溪水蓝极了。整个秋天都是金黄色的树梢,压矮了,压得歪七扭八了,仿佛永远也不会再有一点生命似的。先前显得那么暗淡发黑的几棵小雪松,如今挺立着,苍绿强劲。风中有一种新雪的灼人味儿,我的喉咙和鼻子眼儿里感到刺痛,好像有人打开了一个氨水瓶。寒冷刺人骨髓,但同时又使人感到高兴。我的马儿喷出的鼻息水蒸气似的向上升腾,我们一停下来它就浑身冒气。玉米田在令人炫目的光下稍稍恢复了它固有的色彩。在阳光和白雪中,显出极淡的金黄色。我们四周的积雪结成薄薄的一层层阶梯,边上像沙上的浪痕,这些曲线的波纹是狂风猛吹留下的确切的印记。
两个姑娘在披巾下穿着棉布单衣:她们一直在牛皮车毯下面瑟瑟发抖,并互相拥抱着取暖。但她们能够离开家里丑陋的洞穴和母亲的咒骂,高兴极了,恳求我往前走,往前走,直走到俄国佬彼得的住屋。在室内时,温暖使她们麻木了,如今来到广阔无垠、空气新鲜的旷野,她们的行动简直像野物了。她们大声笑着,喊着,说她们永远也不想回家去了。于尔卡问道,我们能不能就在这里住下来,住在俄国佬彼得的屋子里,我能不能到镇上去为我们买一些住家用的东西?
我们去俄国佬彼得的屋子的路上一直快活得不得了,可是回来时——一定已是四点钟左右了——东风越刮越厉害并开始咆哮起来;太阳失去了它鼓舞人心的力量,天空变成铅灰色,阴沉沉的。我解下我的长羊毛围巾裹在于尔卡颈子上。她冷极了,我们让她把头钻在牛皮车毯下面。我和安东妮亚直挺挺地坐着,可是我的手拿不稳缰绳了,风吹得我的眼睛有好大一阵子睁不开来。我们到达她们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过我不肯和她们一同进屋去烤火。我知道如果我走近火炉,我的手会痛得难熬。于尔卡忘记把我的羊毛围巾还给我,我得顶着风驾雪橇回家。第二天我的扁桃腺发炎,病倒了,使我呆在家里将近两个礼拜不能出门。
那时候,地下室里的厨房像天堂一样的安全和温暖——像冬天的大海上一只不透风的小船。帮工们整天都在田里剥玉米的包皮,中午他们进屋时,头上戴着拉下来捂着耳朵的长帽,脚上穿着有红道道的套鞋,我老觉得他们很像北极探险者。下午,祖母坐在楼上织补剥玉米戴的手套,我就大声念《瑞士家庭鲁滨逊》给她听,我觉得在惊险生活上,瑞士家庭并不比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确信人类最大的对手是寒冷。我佩服祖母,她总是那么高高兴兴、满腔热忱地设法使我们温暖、舒适、吃得饱饱的。她为那些饿着肚子回来的下力的人准备饭食的时候,常常提醒我,这个地方不像弗吉尼亚;如她所说,厨子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礼拜天她给我们鸡肉,尽我们的量吃,其他的日子,我们也能吃到火腿、腊肉或做香肠的碎猪肉。她每天烤馅饼或蛋糕给我们吃,有时为了换换口味,她做我最爱吃的布丁,嵌着一行行小葡萄干,放在一个袋子里去蒸。
除了烤火保暖以外,午餐和晚餐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我们的生活就围绕着烤火、饮食和傍晚下力人回家这个中心转。我老是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从田里筋疲力尽地回来,脚冻僵了,手上开了坼而且肿痛,怎么还能那么认真地去做那一切家里的杂事:给马饮水和喂食料、铺草、挤牛奶、照料猪。吃完晚饭以后,他们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骨头里受的寒气消除。祖母和我洗盆碟,祖父在楼上看报,这时候,杰克和奥托便坐在炉灶后面的长凳上,“松一松”他们套鞋里面的靴子,或用羊脂油揉他们开坼的手。
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爆玉米花或是做太妃糖,奧托·富克斯总是唱《我是个牛仔,我知道我错了》或《不要把我埋葬在寂寞的大草原》。他有很好的男中音嗓子,我们到村校土屋去做礼拜的时候,总是他领唱。
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这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奧托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以及杰克用一把湿梳子把前面梳得光光的蓬松的头发。还能看到他们靠在白粉墙上,倦乏的双肩下垂着。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呵,他们知道的事情那么多,在多少事情上他们又是那样忠实可靠!
富克斯做过牛仔、公共马车的赶车人、酒吧间的跑堂、矿工;走遍了整个西部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做的吃苦下力的工作,然而,正如祖母所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杰克比奥托迟钝一些。他不大认得字,甚至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困难,他的性子暴躁,这使他有时行动像个发了狂的人——不顾一切地使着性子,而且使他真的感到很不舒服。但他的心肠很软,任何人都能利用他的慈悲心肠欺骗他。如果如他所说的,他“忘乎所以”,竟在祖母面前骂娘,他就整天垂头丧气,羞容满面。他们两人都对冬季的寒冷、夏季的炎热感到痛快,随时准备着加班加点和应付紧急情况。他们对不爱惜自己感到自豪。然而他们都是这样一种人,不知怎么的,从来不会发达,除了拼命干活,一天赚一两块钱外,也没有干过什么好差事。
在那些寒冷刺骨、星光灿烂的夜晚,当我们围坐在那只给我们饮食和温暖,使我们愉快的古旧的炉灶边时,我们能听到山狗子嚎叫着跑到畜栏边来,它们那冬天的饥饿的呼唤常使小伙子们回忆起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故事:关于落矶山的大灰狼和熊,弗吉尼亚大山林里的野猫和豹子。有时候我们劝说富克斯讲起他所知道的一些亡命之徒和铤而走险的人。我记得有一则他自己的有趣的故事使得正在揉面板上做面包的祖母笑得不可开交,直到用她光着的手膀擦眼睛,因为她的手上全是面粉。那故事是这样的:
奥托离开奧地利到美国时,他的亲戚托他照顾一个与他同船渡洋到芝加哥她丈夫那里去的妇女。这个妇女动身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很明显的,在旅途中她的家庭成员还要扩大。富克斯说他“同两个小把戏相处得很好”,对这位母亲也很喜欢,虽然她对他开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玩笑。在汪洋大海中,她不只是生了一个婴儿,而是生了三个!既然富克斯是和她一路同行的,这件事就使他冤枉得了个坏名声。统舱里的女乘务员对他很愤慨,医生也对他起了疑心。头等舱的旅客们凑了点钱给这位妇女,对奥托很感兴趣,这种兴趣却使他感到尴尬,他们时常向他打听托他照管的人的情况。当三胞胎在纽约上岸时,他得如他所说,帮她“捎带上几个”。从纽约到芝加哥这一路上比海上航行还要糟糕。在火车上给婴儿搞到牛奶以及使奶瓶保持清洁都是极困难的。做母亲的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一个女人能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同时喂饱三个婴儿。丈夫是在芝加哥一家家具工厂工作,工资不高,他到车站来接他的家人时,看到家庭成员的庞大,几乎被吓坏了。连他似乎也认为多少有点要怪富克斯。“我确实很高兴,”奥托结束道,“他满肚子不高兴,没有拿这个可怜的女人来出气,只是对我恨恨地白了一眼,平安无事了!嗨,你可曾听说过有哪个年轻小伙子有这样倒运的,伯丹太太?”
祖母对他说,她认为上帝一定会记住他这些值得赞美的事情,在他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渡过许多难关,上帝在保佑着他。
[book_title]第十章
自从我乘雪橇兜风以后,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听到雪默尔达家的消息。我因为喉咙痛不能出门,祖母又得了感冒,做家务事很吃力。到了礼拜天她就想好好休息一天。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富克斯对我们说,他看见雪默尔达先生出外打猎。
“他给自己做了一顶兔皮帽子,吉姆,还做了一条兔皮领子,用扣子扣在他的上衣外面。他们家总共只有一件大衣,大家轮流穿。他们好像特别怕冷,像獾子一样守在崖壁上那个洞子里不敢出来。”
“只有那个疯小子不同些,”杰克插嘴说。“他从来不穿外衣。克拉纪克说他身体棒着呢,什么都受得了。我料想这个地方的野兔会越来越少了。安布罗希昨天走过我正在干活的那块包谷田,拿出他打到的三只土拨鼠给我看。他问我这东西好不好吃。我吐口唾沫,做怪脸、装样子吓唬他,可是他那副样子,好像比我更精明在行似的,他把土拨鼠放进麻袋就走了。”
祖母担心地抬起头来,对着祖父说道:“约西亚,你想克拉纪克会不会让这些可怜的人儿吃土拨鼠,会吗?”
“你最好明天过去看望一下我们的邻舍,艾玛琳,”他严肃地回答说。
富克斯逗趣地插嘴说,土拨鼠倒是干净的畜生,应该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它们的家族关系对它们不利。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咧着嘴笑笑,说它们是属于老鼠家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时,看到祖母和杰克在厨房里把东西装进一只有盖的大篮子里。
“喏,杰克,”祖母说,“假如你能找到那只鸡冠冻坏了的老公鸡,把它颈子扭那么一下,我们就带上它。雪默尔达太太去年秋天怎么不从邻舍那里搞几只鸡婆喂喂,要是那样,现在家里就养上一窝鸡了。我想她是忙忙乱乱,不晓得从哪里做起了。我自己也是到一个新地方感到不习惯,可是不管是缺这少那,我从来没忘记母鸡是好东西,值得养的。”
“你说得对,太太,”杰克说,“不过我一想到克拉纪克也会得一条老公鸡腿吃,心里就不舒服。”他慢吞吞地从长长的地下室里走出来,随手带上那扇沉重的门。
早饭后祖母、杰克和我把衣服穿得暖暖和和的,爬上大车那冷冰冰的前座。我们走近雪默尔达家时,听到结了冰的水泵叽轧叽轧叫,并看到安东妮亚头上紧裹着头巾,身上的棉布单衣被风吹得鼓鼓的,正在把整个身子压在水泵的摇柄上使它上下转动。她听到我们大车的声音,掉转头望了望,抓起她那一桶水,飞快地朝崖壁上的窑洞里跑去。
杰克扶着祖母下了车,说等他把马匹盖上马衣就把食物拿进去。我们在结了冰的小道上慢步朝干河沟边凹进去的那扇门走去。一股股青烟从戳在草和雪外面的炉灶烟囱里冒出来,可是风马上就狂暴地把它扫开了。
不等我们敲门,雪默尔达太太就把门打开,一把抓住了祖母的手。她不像往常那样说“好么!”,而是立刻大哭起来,用她本国的语言飞快地说着话,指指她那双用破布包起来的脚,并用指责的眼光望望周围的每一个人。
老头子坐在炉灶后面一个树墩上,弯腰勾背地仿佛想躲开我们不让我们看见。于尔卡坐在他脚跟前的地上,膝上抱着她那只小猫咪。她偷偷地张望我,朝我微笑,可是抬头望了她母亲一眼,又重新躲起来。安东妮亚在一个黑角落里洗碟子刷锅。疯小子在唯一的一扇窗下,伸脚伸手躺在塞了麦秸的黄麻布袋上。我们一走进去,他就把一只装粮食的麻袋甩过去塞住门脚下的缝。窑洞里的空气很闷人,而且非常暗。一盏悬挂在炉灶上的点亮了的灯,发出微弱的黄色的光芒。
雪默尔达太太猛地把门背后两只大桶的盖子打开,让我们朝里面看。一只里面有一些马铃薯,已经冻坏并且在腐烂了,另一只里面有一小堆面粉。祖母为难地咕哝着什么,可是这个波希米亚女人轻蔑地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声音嘶哑的笑,并从碗架上拿起一个空咖啡壶,对我们摇着,一脸怨恨的神情。
祖母继续以她那种弗吉尼亚式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同她说话,既不去理会他们那已到了极点的穷困,也不提她自己的疏忽,直到杰克拿着大盖篮走进来,仿佛是对雪默尔达太太的责难的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于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垮下来了。她倒在她那疯儿子身边的地上,把脸藏在两膝之间,坐在那里痛哭起来。祖母不去管她,只是喊安东妮亚过来帮忙取出篮子里的东西。东妮勉勉强强离开她的角落。以前我还从没见到过她像这样灰溜溜的。
“你不要在意我可怜的阿妈,伯丹太太。她心里太难过了。”她一面把湿手在裙子上擦干,接过祖母递给她的东西,一面低声说。
疯小子看见了吃的东西,开始发出柔和的咯咯的声音,抚摸他的肚子。杰克又进来了,这一次搬进一袋马铃薯。祖母茫然不解地朝四处望望。
“你们外面难道没有一个藏东西的洞子或地窖吗,安东妮亚?这里不是收藏蔬菜的地方。你们的马铃薯是怎么冻坏的?”“我们是在邮局里从布雪先生那里弄来的——他丢掉不要了。我们自己没有种马铃薯,伯丹太太,”东妮伤心地承认说。
杰克出去时,马雷克从地上爬过去重新把门脚的缝塞好。随后雪默尔达先生像影子似的不声不响从炉灶后面走了出来。他站在那里,用手在他那梳得光光的灰发上拂了拂,仿佛要拨开头上的一片迷雾。他像往常那样穿得干净整齐,戴着他那条绿色的颈巾和珊瑚饰针。他挽着祖母的手膀,把她带到炉灶背后,房间的后面。后墙上是另一个小洞子;一个小小的圆洞,比油桶大不了好多,是从黑土里面挖出来的。我从凳上站起来瞪着眼睛朝里面望时,只见里面有几床被子和一堆麦秸。老头子举起提灯。“于尔卡,”他用低沉、绝望的声音说,“于尔卡;我的安东妮亚!”
祖母往后退缩,“你是说她们睡在这里面——你的姑娘们?”他点点头。
东妮从他的手膀下面钻过来。“睡在地上很冷,这里像獾洞一样暖和。我喜欢睡在这里。”她热切地坚持说。“我阿妈有好床,枕头是用我们在波希米亚自己喂的鹅的羽毛做的。看呀,吉姆?”她指指那张狭窄的床铺,那是雪默尔达家搬来之前克拉纪克为他自己靠墙砌的。
祖母叹了口气。“当真的,乖乖!我相信,你睡在哪里,那里就总是热热和和的。你们过一阵就会有座好一点的住房,安东妮亚,到那时你就会把这些艰难的日子忘记了。”
雪默尔达先生让祖母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要他的妻子坐在祖母旁边一张矮凳上。他手扶着安东妮亚的肩膀,站在她们前面,用低沉的调子同她们谈话,他的女儿做翻译。他想要我们知道他们在老家并不是乞丐;他的工资收入不错,他的家庭受到尊敬。他离开波希米亚时,付了乘船的费用,还有一千多块钱的积蓄。在纽约兑换货币时损失了一些,坐火车到内布拉斯加的费用超过了他们所预料的。到他们付钱给克拉纪克买他的地,买他的马和牛,以及一些破旧的农用机器以后,他们的钱所剩不多了。他希望祖母知道,不管怎样,他手头还有一点钱。如果他们能捱到春天,就要买一头奶牛和一些小鸡,种个菜园,到那时候日子就好过了。安布罗希和安东妮亚的年纪已经可以干田里的活,他们也愿意干。只是落雪和严寒的天气使他们大家感到沮丧。
安东妮亚解释说她父亲的意思是想在春天给他们盖一座新房子;他和安布罗希已经为此砍好了木料,可是砍倒的这些木料全都在溪边,埋在雪底下。
祖母鼓励他们并给他们提出一些忠告,这期间,我同于尔卡坐在地上,要她把她的小猫给我看。马雷克小心翼翼地溜到我们身边,开始展示他那有薄膜连着的手指。我知道他想要给我发出古怪的声音——狗叫或马嘶——可是在长者面前他不敢。马雷克总是想讨好别人,可怜的小东西,仿佛他时刻惦记着要补偿他的缺陷。
我们的走访快结束时,雪默尔达太太慢慢平静下来,比较通情达理了,在安东妮亚进行翻译的时候,她不时主动地插进一两句话来。这个女人耳朵很灵敏,每逢她听别人讲英语时,总能从中捕捉到一些词儿。我们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她打开她那只木板箱,拿出一只用条纹被套布做的袋子,这袋子有面粉袋那么长,只有它一半宽,里面塞满了东西。一看到这只袋子,疯小子就咂起嘴来。雪默尔达太太解开袋子,用手搅动袋子里面的东西时,发出一种带盐味的泥土的气味,非常冲鼻,即使在窑洞里杂七杂八的气味当中也显得很突出。她量出一茶杯,放在一个小纸袋子里包好,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它送给祖母。
“煮了吃,”她告诉大家说。“此刻一点点;煮一煮就很多很多,”把她的两手展开,仿佛要说明一品脱会胀发到一加仑那么多。“好得很。你们国家没有。我老家样样吃的东西都要好些。”
“可能的,雪默尔达太太,”祖母淡淡地说,“我也说不准,不过我自己倒宁愿吃我们这里的面包,不愿吃你们那种。”
安东妮亚出来解释:“这个好得很,伯丹太太,”——她双手十指交叉紧握着,仿佛无法表达那有多么好——“你煮一煮就变得很多很多,正如我阿妈说的。同野兔一起煮,同鸡一起煮,煮在肉汁里——哎哟哈,好极了!”
回去路上,祖母同杰克谈到好的基督徒是多么容易忘记他们要爱护自己的弟兄。
“我要说一句,杰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很难照顾的。对这些人从哪里下手呢?他的什么都短缺,而最缺乏的是起码的常识。我想,谁也不能把这个给他们。在这点上,吉米要是经营起移民的田地来不会比他们差。你认为那个小伙子安布罗希真有一股干劲吗?”
“他是个干活的人,不错,太太,他也还明白事理;不过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人要活在世上就不得不自私自利;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他们也太自私自利了。”
那天夜晚,祖母做晚饭的时候,我们把雪默尔达太太给她的纸袋打开。里面装满了棕色的小薄片,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植物根的削片,那东西轻得像羽毛,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那种刺鼻的泥土气味。我们不能确定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
“也许是风干的什么古怪的野兽肉,吉姆。不是干鱼,也不是长在茎或藤上的。我是不敢吃。不管怎样,我不想吃任何同旧衣服、鹅绒枕头在一起收藏了几个月的东西。”
她把纸包丢进炉子,可我把手里拿的一小片咬下一角,在嘴里嚼着试试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古怪的味道;虽然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雪默尔达家那么老远地带来,而且那么珍藏着的棕色小薄片,原来是晒干的蘑菇。也许是他们在波希米亚某个大森林里采来的……。
[book_title]第十一章
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杰克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要到镇上去给我们采买圣诞节的用品。可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落雪了。雪花纷纷扬扬落得那么稠密,我从起居室的窗口只能望到风车为止——风车架子灰蒙蒙的模糊不清,虚无缥缈得像个影子。雪整天下个不停,或者说夜以继日地下着。冷得并不太厉害,可是大雪却一个劲地静悄悄地落着。帮工们出去只能走到牲口棚和畜栏为止,再过去就不行了。他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坐在家里,像过礼拜天一样。给靴子擦油,修补他们的吊带,编马鞭子等等。
二十二日早晨,祖父在吃早饭的时候宣布说,到黑鹰镇去买圣诞节用品是不可能的了。杰克肯定说他能骑着马去,把我们要买的东西放在马褡裢里带回家来。可是祖父对他说,路会被雪埋掉,一个刚到这地方来的人太容易迷路了。不管怎么说,他决不允许这样过度紧张地使用他的马。
我们决定不依靠城镇,过一个乡村的圣诞节。我曾经想给于尔卡和安东妮亚买几本图画书,现在连于尔卡都能认得几个字了。祖母把我带到冰冷的储藏室,那里她收藏着几匹格子布和做被单的宽幅平纹布。她剪了一些四方的棉布,我们就把它订成一本书。我们把书装订在两张硬纸板中间,纸板上再包上一层描绘着杂技表演的极漂亮的印花布。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坐在吃饭间的桌子上给于尔卡把这本书上贴满图画。我们家里有一些很好的旧的家庭杂志合订本,上面经常刊出一些彩色石印的通俗画,祖母允许我剪下几张来用。我就用《拿破仑宣布与约瑟芬离婚》作卷首插图。其他空白书页上,我把从我的“老家”带来的主日学校画片和广告画片分成一组一组贴上去。富克斯找出旧蜡烛模子来做牛脂蜡烛。祖母寻出她的花式糕饼模子来烤姜饼人和姜饼公鸡,我们又用烧焦的糖和红色的肉桂来装饰这些姜饼。
圣诞节的前一天,杰克把我们送给雪默尔达家的东西装在他的马褡裢里,骑上祖父的灰骟马动身前去。他在门口上马时,我看到他的腰带上吊着一把短柄小斧头,他向祖母做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我知道他在策划一桩使我感到意外的事。那天下午我在起居室的窗口热切地守望了很久。终于,我看到半埋在雪里的玉米田旁边的小山上有一个黑点子在移动,那玉米田上的天空,在没有完全露脸的太阳下呈现出一片紫铜色的红晕。我戴上帽子跑出去迎接杰克。我跑到池塘那里,就可以看到他带回来一棵小雪松,横放在鞍头上。他过去在弗吉尼亚经常帮父亲给我去砍圣诞树,他还没有忘记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圣诞树啊。
等到我们把这棵带着清凉新鲜气味的小树在起居室的一角安放好,已经是圣诞节的前夜了。晚饭以后,我们都聚集在那里,连坐在桌边看报的祖父,也时不时兴致勃勃地抬起头来望望。那棵雪松约有五尺高,风姿优美。我们在上面挂上姜饼动物、一串串的爆玉米花,还有富克斯插在硬纸插座上的小蜡烛。然而真正使其光彩夺目的东西却是来自人世间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来自奥托那只牛仔箱。我以前在那只箱子里除了旧皮靴、踢马刺、手枪和黄皮条、子弹筒、皮匠用的蜡等杂七杂八混在一起的一堆迷人的东西外,没有见过其他什么。此刻,他从箱衬底下拿出收藏着的许多颜色漂亮的纸剪的人和动物等,这些纸人纸马有几英寸高,硬得能站立起来。这些东西是他在奥地利的老母亲一年一年地寄给他的。其中有一束纸花边当中的一颗流血的心;有衣着华丽的三位国王;牛、驴子和牧羊人;有睡在马槽里的圣婴,和一群在歌唱的天使;还有骆驼和豹子,由三位国王的黑奴牵着。我们这棵树成了童话中的能言树了;传说和故事像小鸟儿似的在树枝上栖息。祖母说,这使她想起了《圣经》 上的“智慧之树”。我们把一片片的棉花放在树下作白雪覆盖的原野,并把杰克的小镜子作为一个结冰的湖。
现在我还能分毫不差地想象出他们在灯光下桌子前面干活的样子:杰克粗眉毛大眼的,长得那么粗糙,仿佛他的面孔还有点没有完工似的;奧托一只耳朵只有一半,脸上那道凶相的伤痕使他的上嘴唇在他那翘胡子下面吊得那么厉害。我还记得,他们的面孔是那样没有防护,面孔本身的粗野和狂暴反而使他们毫无防备。这些小伙子缺少一种可以掩护他们自己,同别人保持距离的饱经世故的态度。他们只有硬拳头用来攻打这个世界。世上有一种四处飘零的定了型的劳动者,他们永远不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奥托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人。然而他是那么喜爱孩子。
[book_title]第十二章
圣诞节的早晨,我下楼走进厨房的时候,帮工们正好干完了早上的杂事回来——马和猪总是比我们先吃早饭。杰克和奧托大声嚷着:“恭贺圣诞节愉快!”当他们看见搁在炉灶上烘蛋奶烘饼的铁模时,互相挤眉弄眼。祖父下楼来,穿着一件白衬衫和节日穿的外衣。早祷比平时长些。他朗读了《马太福音》中关于基督降生的几节,我们听着,这一切好像都是在不久前发生的,而且就在近边。他在祷告中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圣诞节,感谢基督诞生对于人世的重大意义。他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饮食和安逸,并为大城市里的穷人和赤贫者祈祷,他们在大城市里谋生存的挣扎比我们在这里要艰苦得多。祖父的祷告常常是很引人入胜的。他天生表情纯朴而动人。他很少说话,所以他的话语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即使不断重复使用也不会使人感到沉闷。他的祷告反映了他当时正在想些什么,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些祷告得知他的情绪和对事物的看法。
我们坐下来吃蛋奶烘饼和香肠的时候,杰克告诉我们,雪默尔达家对送给他们的礼物感到高兴极了;连安布罗希都亲亲热热的,陪他一同到小溪边去砍圣诞树。那天外面是柔和的灰蒙蒙的天色,沉重的云在天空游渡,偶尔刮起带雪的风暴。节日里在牲口棚总还是有一些零碎的工作要做,帮工们一直忙到下午。然后杰克和我玩骨牌,奥托则在给他的母亲写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信。他说,不管他是在哪里,也不管上一封信写了有多久,每逢圣诞节他都要给她写信。整个下午他坐在吃饭间里。他写一阵,歇一阵,把捏紧的拳头搁在桌子上,眼睛望着漆布桌毯上的花纹。他平时很少用他本国的语言说话和写东西,所以写起来笔头很笨拙。他全神贯注地在回忆。
四点钟光景来了一位客人:雪默尔达先生,戴着他的兔皮帽、兔皮领和他妻子给他打的新连指手套。他是来感谢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感谢祖母给他家的种种照顾。杰克和奥托也从地下室里上来了,我们围炉而坐,欣赏着冬日下午逐渐加深的灰蒙蒙的天色和祖父屋子里安全、舒适的气氛。雪默尔达先生似乎完全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了。我想,在他们那个窑洞的拥挤和嘈杂声中,这个老头儿会以为和平和秩序已经在世上消失,或仅仅是存在于他远离了的那个家乡的世界。他一动不动,默默地坐在那里,头靠在木摇椅的椅背上,两只手松松地搭在扶手上。他的脸上有一种既疲倦又愉快的神情,就像一个病人感觉到刚解除了病痛。祖母因他在寒冷中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要他喝一杯弗吉尼亚的苹果白兰地,当淡淡的红晕上了他的两颊时,他的面目就像是贝壳雕凿出来的那么透明。他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也很少笑,可是他靠在那里休息时,我们大家都感到他是心满意足了。
天渐渐黑下来,我问可不可以在灯拿进来以前我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点燃。当烛尖上冒出了圆锥形的黄色小火焰时,那些从奧地利来的五彩缤纷的纸人纸兽在青枝绿叶上极清晰而且含意深长地突现了出来。雪默尔达先生站起身来,在身上划了十字,默默地跪倒在树前,他的头向前低垂。他颀长的身体形成了一个“S”形。我看到祖母担心地望着祖父。祖父在宗教信仰上是有点狭隘的,有时候说出话来伤害别人的感情。以前,这棵树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可是现在,有人对它下跪——偶像、蜡烛……,祖父只是把指尖放在眉毛上,低下他那年高德劭的脑袋,以此来使气氛新教化。
我们劝客人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不需要多挽留就答应了。我们在餐桌前坐下时,我忽然想到,他很喜欢朝我们看,我们的面孔对他来说是一本打开的书。当他那深邃的目光盯着我望时,我感到他仿佛在探索我遥远的前程,探索我将来必须走过的道路。
九点钟的时候,雪默尔达先生点亮了我家里的一盏提灯,穿上带皮领的大衣。他站在窄小的过道里,把提灯和皮帽子挟在腋下,和我们握手告别。当他握着祖母的手的时候,他像往常那样,弯下腰亲了亲那手,慢吞吞地说道,“善良的妇——人!”他给我划了十字,戴上帽子,走进黑暗中去了。我们回到起居室时,祖父用探索的眼光望着我。“一切善良人的祝祷都是好的,”他平静地说。
[book_title]第十三章
圣诞节后的那个礼拜,来了一股融雪的暖流,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世界成了一锅灰色的泥汤,从风车到牲口棚那布满小沟的斜坡上流着黑水。路边上露出一块一块柔软的黑土。我又重新开始做起我全部的家务劳动来,把煤块、柴禾和水提进屋,在牲口棚里度过下午,看着杰克用一把剥玉米的钻子剥玉米。
在这段暂时的好天气里,一天上午,安东妮亚和她的母亲骑着她们家一匹浑身粗毛的老马来看望我们。这是雪默尔达太太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她到处仔细察看我们的地毯和窗帘、家具,不停地用一种妒忌和抱怨的口气对她的女儿议论这些东西。在厨房里,她抓起放在炉灶背后的一只铁锅,说:“你们有很多,雪默尔达家没有。”祖母把锅子给了她,我觉得祖母太迁就她了。
吃过午饭,她一面帮我们洗碗碟,一面仰起头来说:“你们有很多东西搞饭菜,我要是有你们这些东西,搞起来比你们好得多。”
她是一个自高自大、爱说大话的老东西,连不幸的遭遇都不能使她谦卑一点。我感到厌烦极了,甚至对安东妮亚也态度冷淡起来,她对我说她父亲不太舒服时,我听着无动于衷。
“我阿爸想老家心里难受。他脸色不好看。他再也不弄音乐了。在老家的时候,他总是拉小提琴;人家结婚也拉,跳舞也拉。在这里从来不。我求他拉,他摇摇头不。有的日子他从盒子里拿出小提琴,用手指像这样在弦上拨弄拨弄,可他从来不拉曲子。他不喜欢这个国家。”
“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应当待在自己的国家里,”我正颜厉色地说。“我们又没有请他们来。”
“他没有要来,从来没有!”她大声喊起来。“我阿妈要他来的。她总是说:‘美国大大的国家,很多的钱、很多的土地给我的儿子,很多的丈夫给我的女孩儿。’我阿爸因为离开他一起弄音乐的老朋友而哭。他很爱那个像这样吹长喇叭的人,”——她做出吹可以拉动的长号的样子。“他们一起上学,从小就是好朋友。可我阿妈,她要安布罗希发洋财,有很多很多牛。”“你那阿妈,”我气鼓鼓地说,“要别人的东西。”“你阿公有钱呀,”她猛烈地反驳道,“他为什么不帮帮我阿爸?过一阵子安布罗希也会有钱的,他还钱。他是很能干的小伙子。为了安布罗希,我阿妈才到这边来。”
安布罗希被看作家庭中的重要人物。雪默尔达太太和安东妮亚对他总是百依百顺,虽然他常常对她们粗暴无礼,对他爹也瞧不起。安布罗希和他的母亲做什么事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虽然安东妮亚爱她的父亲甚于家中其他的人,但敬畏她的哥哥。看着安东妮亚和她母亲骑着她们那匹可怜巴巴的马,带着我们家的铁锅过了小山,我转过身去对着已经拿起织补活来的祖母,说我希望这个喜欢揩油的老太婆不要再来看我们了。
祖母抿着嘴笑笑,把她雪亮的针插进奥托短袜上的一个破洞里。“她还不老哩,吉姆,虽然我想在你看来她已经老了。是呀,她要是不再来,我也不会感到伤心的。可是,你看,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贫穷会使他变成怎样一个人。一个女人看到她的孩子们缺这少那,就会变得贪婪。还是把《大卫王朝的王子》念一段给我听听,让我们把这些波希米亚人忘掉吧。”
这样温暖无冰冻的天气持续了三个礼拜。畜栏里的牛群吃玉米的速度几乎同帮工们给它们剥的一样快,我们希望它们快长膘,早点赶到市场上去卖。一天早晨,两头大公牛——格莱斯顿和小布里恩·扬以为春天已经来了,越过隔开它们的铁丝网互相逗弄和顶撞,一会儿它们发起火来了。它们转动眼睛,仰起头来,大声怒吼并用蹄子把软绵绵的泥土刨起来。各自退到自己栏里最远的一只角落里,然后朝对方直冲过去。嘭咚,嘭咚,我们可以听到它们大脑袋相撞的声音,它们的吼声把厨房里碗架上的锅子都震动了。要是没有把它们的角去掉,它们早就互相撞得血肉横飞了。那些肥壮的菜牛很快就学它们的样,开始顶撞并用角抵触起来。显然这事得加以阻止。富克斯拿着一把干草耙骑着马进了畜栏,对着这两条公牛戳了又戳,直到把它们拆散。我们全都站在一旁望着他,赞不绝口。
这年冬天的大暴风雪是在我十一岁生日,即正月二十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下楼去吃早饭时,杰克和奥托浑身白得像个雪人似的走进来,拍手顿脚的。他们看见我,就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起来,嚷道:“这下子你得了个好生日礼物啦,吉姆,一点不差。一场大暴风雪,特别为你定制的。”
暴风雪继续了一整天。这一次,雪不是飘落下来,简直是从天上倾倒下来,好像在出空千百床鸭绒被子。那天下午,厨房成了木工场;帮工们把工具拿进屋来,做了两把大长柄铲子。祖母和我都不能出门到暴风雪中去,所以杰克去喂鸡,带回了少得可怜的几个鸡蛋。
第二天帮工们铲雪,一直铲到中午才铲开一条路到达牲口棚——雪还在不停地落着!祖父住在内布拉斯加的这十年当中还没见过这样大的暴风雪。吃午饭时他说,我们不要再想方设法到牛群那里去了——它们肥壮得一两天不吃玉米也不要紧;不过明天必须喂喂它们,把水龙头化开让它们喝点水。我们虽然不能看到牛栏,但我们知道菜牛都在那里,在北边坡下挤做一团。我们那些烈性的公牛,这时候也够驯顺的,大概正背挨背取暖。“这场大雪把它们的火气也消了!”富克斯乐呵呵地说。那天中午,没听到母鸡叫。午饭后,杰克和奧托的一身湿衣服已经在他们身上焐干,他们伸伸冻僵的臂膀,重新没入雪里。
他们在积雪中开了一条坑道直通鸡棚,坑道两边的雪墙很坚固,祖母和我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我们发现鸡都睡着了;也许它们以为黑夜一直要持续下去。一只老公鸡在到处走动,啄着饮水的洋铁罐里结着的硬邦邦的冰块。我们用灯光照它们的眼睛,母鸡大声咯咯地叫着,笨拙地到处飞窜,落下一丝绒毛来。那些笨头笨脑的花斑珍珠鸡,不愿让人捉住,惊叫着逃到坑道里,拼命想把它们难看的大花脸拱进雪墙里去。一直到清晨五点钟,家里的杂事才做得完——正是再从头做起的时候!这是很古怪很反常的一天。
[book_title]第十四章
二十二日早晨,我惊醒过来。还没睁开眼睛,我就好像已经知道出了事。我听到厨房里激动的说话声音——祖母的声音是那样尖利,我知道她一定是几乎神智失常了。我总是欢欢喜喜地盼望着发生新的紧急事故。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时,心里纳闷,不知究竟是什么事儿。也许是牲口棚失火;也许牛冻死了;也许是一个邻居在暴风雪中迷了路。
下面厨房里,祖父背着手站在炉灶前面。杰克和奥托已经脱下皮靴,正在他们的羊毛短袜上按摩着。他们的衣服和靴子都在冒热气,两人都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炉灶后面的板凳上睡着一个人,盖着毯子。祖母做手势要我到吃饭间里去。我很不情愿地照办了。我望着她端着碟子进进出出。她抿着嘴不断低声自言自语道:“哦,亲爱的救世主!”“上帝,您知道!”
不久,祖父走了进来,对我说:“吉米,今天早上我们不做早祷了,因为我们有许多事要做。雪默尔达老先生去世了,他家里的人都很悲痛。安布罗希半夜里跑到这里来,杰克和奥托同他一起回去。小伙子们辛苦了一夜,你不要去向他们问东问西,打搅他们。那是安布罗希,在长凳上睡着了。进来吃早饭,小伙子们。”
杰克和奥托狼吞虎咽地喝下了第一杯咖啡后,便开始情绪激动地谈起话来,不理睬祖母向他们使的告诫的眼色。我嘴巴不作声,可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
“没有,你老,”富克斯回答祖父的问话说,“没有一个人听见枪声。安布罗希赶着牛出去了,想在雪地里开一条路,女人家又都密不透风地关在窑洞里。安布罗希进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没有看见什么,可是牛的动作有点古怪。有一条牛挣脱牛绳从他身边猛冲出去——完全逃出了牛栏。他的手让牛绳勒起了泡。他点了盏提灯回转去,发现了老人,就像我们后来看到他的那个样子。”
“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祖母沉痛地说。“他要是没有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多好。他一向总是能体谅人,不愿意多麻烦别人的。他怎么竟忘乎所以,做出这样使人痛心的事!”
“我认为他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太太,”富克斯断言说。“他做什么事都很正常。你们知道他向来喜欢有板有眼的,一直到死都是如此。吃过午饭他刮了胡子,等姑娘们洗好盘碟,他把一身洗得干干净净。安东妮亚给他烧的水。他穿上一件干净衬衫,换了干净袜子,穿戴好以后,他亲了亲安东妮亚和他的小女儿,拿起枪,说是出去打野兔。他一定是直接下坡到牲口棚去了,就在这时候干的这件事。他在靠近牛栏的铺位上躺下,他一直都是睡在那里的。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样样都安排得熨熨帖帖,除开,”——富克斯皱皱眉头,犹豫了一下——“除开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他的外衣挂在木钉上,靴子放在床铺底下。他解下经常围着的丝围巾,折好,把饰针别在上面。他把颈部的衬衣翻转,又把袖子卷起。”
“我真不知他怎么下的手!”祖母不断地说着这句话。奥托误解了她的意思。“嗨,你老,这很简单,他用大脚趾头扣的扳机。他侧着身子躺下,把枪管的头头塞在嘴里,然后抬起一只脚来摸索着寻找扳机。他果然找到了!”
“也许他是这样的,”杰克冷酷地说。“不过这件事也有点古怪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杰克?”祖母警觉地问道。
“哦,你老,我在马槽底下发现了克拉纪克的斧头,我把它捡起来,拿到死尸那里,我敢赌咒,老头子脸上那道伤口正好和斧头刀口相当。克拉纪克在那里鬼鬼祟祟地溜来溜去,脸色煞白,一声不响,看到我在仔细察看斧头,他抽抽噎噎哭起来,说:‘我的天哪,伙计,不要那样!’我说:‘我想我倒要来调查调查。’于是他像耗子一样尖声叫着,使劲扭着自己的手跑来跑去。‘他们要绞死我的!’他说,‘我的天,他们一定会把我绞死!’”
富克斯不耐烦地接过话头说:“克拉纪克搞糊涂了,杰克,你也一样。老头子不会准备得那样熨熨帖帖让克拉纪克来谋杀他的,不是吗?两不相干的事。安布罗希发现老头子的时候,枪就在他身边。”
“克拉纪克难道不会把枪放在那里?”杰克问道。祖母激动地插嘴说:“听我说,杰克·马波尔,你不要在自杀上头再加上个谋杀。我们已经够苦恼的了。奥托给你念侦探小说念得太多啦。”
“这很容易判断,艾玛琳,”祖父平心静气地说。“假如照他们所想,是他自己开枪打死的,创口从里面翻出来。”
“正是这样,伯丹先生,”奥托证实说。“我看到一簇簇的头发和血肉沾在柱子和屋顶下面的麦秸上。毫无疑问,那是枪弹打上去的。”
祖母对祖父说她想同他一起到雪默尔达家去。“那里又没有你可做的事,”祖父犹犹豫豫地说。“那尸体不能碰,一直要等到我们从黑鹰镇把验尸官找来,这样的天气,不是一天两天做得到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给他们拿点吃的东西去,对可怜的小姑娘们安慰几句。大的那个是他的心肝宝贝,像他的左右手一样。他本该要为她想想。可现在他把她孤孤单单地丢在这个艰难的人世间啦。”她带着不信任的神色扫了安布罗希一眼,他此刻正在厨房的桌子前吃早饭。
虽然富克斯差不多一通夜都在受冷挨冻,现在又准备骑着马走很远的路到黑鹰镇去接牧师和验尸官来。他要骑上灰骟马——我们家最好的马,在无路可循的情况下择路横穿乡村。
“不要为我担忧,伯丹太太,”他在袜子上又套上一双短袜,一面快快活活地说。“我对于方向,鼻子灵,眼睛尖,而且我从来不需要睡多少觉。我倒是对灰马有点担心。我要尽可能让它省点力气,不过,这一趟一定会把它累垮的。”
“现在不是过分周到考虑牲口的时候,奥托;你自己要尽量多加小心。在斯戴文斯寡妇家停下来吃餐饭。她是个好心的女人,她会好好招呼你的。”
富克斯骑马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安布罗希待在一起。我看到了以前没看到过的他的一个侧面。他非常虔诚,甚至虔诚得有点盲从了。整个上午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手里拿着念珠坐在那里祷告,时而默祷,时而念出声来。他的眼光从不离开念珠,除了在自己身上划十字,从不抬起手来。有好几次,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坐在那里睡着了,一下子惊醒过来,又重新开始祈祷。
雪上不铲开一条路,大车是无法赶到雪默尔达家去的,而开路需要干上一天的时间。祖父骑着我们家一匹大黑马从牲口棚来,杰克把祖母扶上马,坐在他后面。她戴着黑风兜帽,把大披巾裹得紧紧的。祖父把他那一把蓬松的白胡子塞在大衣里面。我感到他们出发的时候很有点像《圣经》上的味道。杰克和安布罗希骑着另一匹黑马和我的小马跟在他们后面,带着我们为雪默尔达太太找出来的一包包衣服。我望着他们过了池塘,爬过白雪覆盖的玉米田旁边的小山丘。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权力都大大地扩大了,而且急切地想表现得让别人信得过。我把煤块和柴禾从长地窖里搬进来,把两个炉子都塞得满满的。我记起了早晨由于匆忙和激动,谁也没想到那些鸡,鸡蛋也没去捡。我从雪坑道里走过去,给母鸡喂了玉米,把鸡饮水罐子里的冰倒出来,灌满水。喂猫儿吃了牛奶以后,我再也想不起还有什么事儿要做了,便坐下来烤火。安静是使人高兴的,“滴答滴答”的时钟是最使人愉快的伙伴。我拿出《鲁滨逊漂流记》来,想看下去,可是他在海岛上的生活同我们的比起来,就显得单调乏味。过了一会儿,当我心满意足地环视我们这个舒适的起居室时,突然一个念头在我心上闪过:要是雪默尔达先生的灵魂还在人间留恋不去的话,那一定会是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屋子里,这里曾经是比邻近任何地方都更合他的意的。我记起圣诞节他和我们在一起时那张心满意足的面孔。假如他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件可怖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知道,致雪默尔达先生以死命的是怀乡病,不知他那脱离了苦海的灵魂最后是不是能找到他回故乡的路。我想起到芝加哥,然后到弗吉尼亚,到巴尔的摩——然后过那风急浪高的大洋,路途是多么遥远。不,他不会马上出发踏上这样漫长的旅途。不,他那对于寒冷、拥挤以及同下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雪挣扎感到那么厌倦的疲惫不堪的灵魂,此刻一定是在这座宁静的屋子里安息。
我不感到惊吓,但我静静地不发出一点声音来。我不愿惊动他。我轻轻地下楼,走到厨房里去,那厨房非常舒适温暖地深藏在地下,我一直感到它仿佛是这座房子的中心和心脏。就在那里,我坐在炉灶后面的长凳上,把有关雪默尔达先生的事想了又想。外边,我可以听到风在千里雪原上歌唱。我仿佛已经把老人从那折磨人的严寒中让进屋来,此刻正和他坐在一起。我重温了安东妮亚曾经告诉过我的他到这个国家来以前的生活;他如何经常在婚礼和舞会上演奏小提琴,我想起他舍不得离开的那些朋友们,那个吹长号的人,猎物很多的——如安东妮亚所说,属于“贵族老爷们”的——大森林,她和她的母亲经常在月色明亮的夜晚到那里去偷木柴。森林里有一只白色的公鹿,她说,谁要是打死了这只鹿就要被绞死。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我想,也许这就是萦绕在雪默尔达先生心头的那些往事的回忆,此刻还没有从空中消失。
家里人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祖母疲倦已极,马上就上床睡觉。杰克和我弄晚饭,我们洗碟子的时候,他用声音很响的耳语告诉我雪默尔达家那边的种种情况。验尸官没有来之前谁也不能去碰尸体。假如有人碰了,显然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死人已经冻结实了,“就像挂在外面冰冻的褪了毛的火鸡,”杰克说。牛马都不愿进牲口棚,一直等到他冻得结结实实,闻不到血腥味了才进去。现在牛马都关在里面,同死人一道,因为没有另外的地方可以关它们。雪默尔达先生的头顶上吊着一只点亮了的提灯。安东妮亚、安布罗希和那母亲轮流去到他身边祈祷。疯小子同他们一道去,因为他不觉得冷。我相信他同其他人一样会感觉到冷的,只是他喜欢让别人以为他感觉不到冷。他总想显得与众不同,可怜的马雷克!
杰克说,安布罗希比他以前所想的要近人情一些;可是他主要关心的是请牧师和他父亲的灵魂两件事,他相信他父亲的灵魂是在一个受折磨的地方,一直要等到他的家人和牧师给他做了很多很多祷告才能脱离。“据我看来,”杰克下结论说,“要祷告得他的灵魂离开炼狱,得好几年的时间,此刻他还在受折磨。”“我才不信呢,”我毫不妥协地说。“我几乎能肯定这是不真实的。”当然,我没有说,我相信他整个下午都在这个厨房里,准备出发回到他的故乡去。虽然如此,我睡到床上以后,受苦刑和炼狱的想法又重新回到我脑子里来,使我几乎吓坏。我想起了有关那个财主在阴间受折磨的描绘[3],浑身战栗。可是雪默尔达先生并不富有,也不自私;他只是那么不快活以致活不下去了。
[book_title]第十五章
第二天中午,奥托·富克斯从黑鹰镇回来了。他报告说验尸官当天下午可以到达雪默尔达家,可是教会的牧师在他教区的那一头,有百把里路远,火车此刻又不通。富克斯在镇上大车店的牲口棚里倒睡了几个小时,但他担心灰骟马会累垮。确实,那灰骟马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在深雪里那次长途远行使它丧尽了元气。
富克斯回来时带来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在黑鹰镇附近种分给移民的份地的波希米亚小伙子,他骑着他唯一的一匹马来给他遭了劫难的同胞帮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安东·杰林纳克。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那时二十刚出头,相貌英俊,热情而且生气勃勃,他在那次恐怖事件中像一个奇迹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脚蹬毡靴,身穿狼皮长外衣,跨着大步走进我们的厨房,他的眼睛和两边面庞冻得神采奕奕。看见祖母,他一把抓下头上的毛皮帽子,用一种深沉的卷舌音向她问好,那声音听起来比他的模样苍老。
“我要向您多多道谢,伯丹太太,为了您对我们国家来的可怜的外方人那么仁慈。”
他不像一般乡里小伙子那样忸忸怩怩,而是在说话的时候热切地望着别人的眼睛。在他身上,一切都是热情而自然。他说,他本来早就要来看望雪默尔达家的人,可是整个秋季他都受雇外出去给人家剥玉米,冬天开始后他又到磨坊旁边的学校里去上学,同那些小把戏一起学习英语。他告诉我,他有一位很好的“女老师”,他喜欢去上学。
吃午饭的时候,祖父同杰林纳克谈话,比他往常对陌生人话要多些。
“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请不到牧师,感到很失望?”他问。杰林纳克神情严肃。
“是呀,你老,这对他们很糟糕。他们的父亲罪孽深重——”他坦率地望着祖父。“我们的主曾经这样说过。”祖父似乎很喜欢他这样的坦率。
“我们也相信是这样,杰林纳克。可是我们相信没有牧师,雪默尔达先生的灵魂也一样能来到他的造物主跟前。我们相信只有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说情人。”
年轻人摇摇头。“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学校的老师给解释过。可是我看到的太多了。我相信要给死者做祷告超度。我看到的太多了。”
我们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目光在桌子四周扫了一圈。“你们想要我对你们说吗?当我还是个像这里这个一样的小孩子时,我就开始在圣坛前给牧师帮忙了。我很小就领了第一次圣餐;礼拜堂的训诫我似乎很清楚。不久普鲁士人来打我们,发生了战争。我的村子附近驻扎了许多许多兵;兵营里发生了霍乱病,人像苍蝇那样死去。我们的牧师整天在那里跑来跑去,给快死的人举行圣餐礼,我捧着装圣餐的盘子跟着他跑。凡是走近兵营的都传染了那病症,除了我和那位牧师。我们一不病,二不怕,因为我们捧着基督的血和身体,这使我们免灾。”他停下来,望望祖父。“伯丹先生,这事情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身经历的。所有的士兵也知道。当我们——老牧师和我一路走着,路上总是碰到兵士齐步前进,军官骑在马上。所有那些军官一看到我们拿着的是什么,马上就下马,在路边的地上跪下来,直到我们走过。所以我的同胞过世时没有行圣餐礼,而且他的死法又对他的灵魂不利,我感到心里很难受,我为他的家人感到伤心。”
我们注意听着。对于他这种坦率、果断的信念,不得不感到钦佩。
“能碰到一个年轻人严肃认真地考虑这类事情,我总是感到很高兴,”祖父说,“我决不会说,你在士兵当中时没有得到上帝的保佑。”
饭后,决定让年轻的杰林纳克把我家两匹强壮的黑耕马挂上刮板去扫开一条通往雪默尔达家的路,使得必要时大车能够通过。富克斯,这一带唯一的做家具的木匠师傅,则着手做一具棺材。
杰林纳克穿上狼皮长大衣,我们赞赏这件衣服时,他告诉我们,他亲自用猎枪打到那些山狗子,并剥下皮来,同他“一批来”的年轻人,简·波斯卡给他做成这件大衣,波斯卡以前在维也纳做过毛皮匠。从风车那里,我望着杰林纳克骑着两匹黑马从牲口棚走出来,一路刮着雪上了坡,向玉米田走去。有时他完全隐没在周身扬起的雪雾之中;过后他和马匹又重新显现出来,黑黝黝的发着亮光。
我们家那张沉重的做木工用的长凳必须从牲口棚里拿出来,搬进厨房。富克斯在祖父秋天从镇上拖运回来,准备给燕麦仓换新地板的一堆厚木板中挑选木料。等到木料和工具终于全都齐备,几扇门都重新关上,把寒冷彻骨的穿堂风关在门外了,祖父便骑着马到雪默尔达家去会见验尸官,富克斯脱下外衣来开始干活。我坐在他的工作台上望着他。开头,他没有动一下工具,只是在一张纸上算来算去,算了很久,又量量木板,在上面划记号。他一面这样做着,一面轻轻地吹着口哨,或好玩似的拉他那半只耳朵。祖母不出声地走来走去,以免打搅他。最后,他把尺子折起,满面喜色地对着我们。
“最难的一步干完了,”他宣布说。“这东西靠头的那部分使我感到为难,尤其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做了。我最后一次做这东西,伯丹太太,”他一面把錾子分类放好,并试着刀口,一面接着说,“是给科罗拉多州雪弗顿山上的黑虎矿上一个伙计做的。那个矿井口缩进在悬崖峭壁里面,他们总是把我们放在一只吊篮里,用空中吊运车飞快地把我们拋到矿井里面。那吊篮要穿过一道三百尺深的箱形峡谷,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水。有一次,两个瑞典人从吊篮里摔出来,脚朝下落到水里。看你信不信,他们第二天又来干活了。你是很难让瑞典人送命的。可是我在那里时,一个意大利小家伙想试试这样的高空跳水,结果就大不相同了。当时我们也像现在这样,被雪封住了,在工棚里恰好只有我一个人能给他做口棺材。假如你们像我过去那样走南闯北的话,就会知道,会点手艺是件方便的事。”
“要是你不会做,奥托,现在可就会把我们难坏了。”祖母说。“是呀,太太,”富克斯相当自豪地承认说。“能做出一口严丝密缝,能防水的盒子的人太少了。有时,我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来给我做一口。不过,我对这玩意一点也不那么讲究。”整个下午,在屋子里,随便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锯子喘气似的呼哧呼哧的声音和刨子那种悦耳的“呜呜”的声音。这些声音是那么热闹愉快,仿佛在给活人做什么新的东西;可惜这些刚刨光了的松木板不久就要埋到地下去。木料加工困难,因为上面满是冰冻,随着黄灿灿的锯木屑越堆越高,木板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松木味儿。我不知道富克斯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干他的家具木工手艺,他做起来是那样得心应手。他抓着工具,就好像摸着它们心里喜欢似的。而当他刨着,他的手热情而亲切地来回在板子上面挥动,仿佛在给它们祝福。他时不时哼两句德文的赞美诗,仿佛做这件工作使他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
四点钟的时候,邮政局长布雪先生和住在我们东边的另一位邻居进来烤火。他们是到雪默尔达家去路过这里。那边发生的事不知怎么已在这个大雪封锁的乡村传开了。祖母请来客吃糖糕和热咖啡。这两个客人还没走,住在黑鹰镇大路边的斯戴文斯寡妇的兄弟在我家门口停下来,他后面又来了那家德国人家的父亲,我们南边最近的紧邻。他们下了马,到我们的吃饭间来。他们全都渴望知道自杀的详细情形,并对雪默尔达先生安葬在哪里极为关心。最近的一个天主教公墓是在黑鹰镇,要通大车可能还得几个礼拜。加之,布雪先生和祖母都认为一个自杀的人是肯定不能埋葬在天主教墓地的。印女溪西边,挪威教堂那里有一块坟地,也许挪威人会愿意让雪默尔达先生葬在那里。
来客们骑着马成单行过了小山丘,我们回到厨房。祖母开始为巧克力蛋糕做糖衣,奥托重新让那屋子里充满刨子那种使人兴奋、使人有所期待的歌声。这段时间一件使人高兴的事便是人人讲话都比往常讲得多。在今天下午以前,我所听到的邮政局长说的话只是:“今天只有报纸,”或是,“我给你们带来了一大袋邮件,”再没有别的话了。祖母,亲爱的人儿,她过去如果没有别人听,总是在对自己或对上帝说话;可祖父是生成的沉默寡言,杰克和奥托晚饭以后又是那么疲惫不堪,所以我总是感到仿佛被一堵沉默的墙包围着。现在每个人好像都急于要讲话。那一下午,富克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关于黑虎矿,关于暴死和随随便便埋葬了事,以及垂死的人的古怪幻觉。你要是没有看到一个人临死时的情形,他说,你不会真正了解他。大多数死得勇敢,没有什么遗恨。
邮政局长回家时,在我家门口停住马,说,祖父要带验尸官来我家过夜。他告诉我们,挪威公墓的负责人开了会,作出决定:挪威公墓不能接纳雪默尔达先生。
祖母很愤慨。“要是这些外国佬这样排外的话,布雪先生,我们得办一个思想更加开通一点的美国公墓。我一定要约赛亚明年春天就开头发起办一个。我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才不愿意让挪威人开会审问我是不是够资格躺在他们中间。”
不久祖父回来了,带回了安东·杰林纳克和那个重要人物,验尸官。他是一个温良又带点慌张神色的老头子,内战时期的老兵,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似乎感到这桩案子很复杂,并说要不是听了祖父的话,他就会宣誓控告,使法院发出逮捕证把克拉纪克抓起来。“他一举一动的样子,以及他那把斧头恰好和伤口相合,已足够证明有罪了。”
虽然雪默尔达先生明摆着是自杀丧命的,杰克和验尸官都认为应当对克拉纪克查一查,因为他的举动像个有罪的人。他确实是吓坏了,也许他因为过去对老人的悲愁和孤独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内心激起了悔恨。
吃晚饭时,男人们像海盗似的狼吞虎咽,那块巧克力蛋糕,我本希望还能剩下一些碎块明天吃,传到第二轮时就精光了。他们情绪激昂地谈论着应当把雪默尔达先生埋在哪里;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邻舍全都因为什么事而感到不安和震惊。后来才得知雪默尔达太太和安布罗希要把老头子埋在他们自己土地的西南角上;一点不错,就是埋葬在标志着转弯角的那根标桩下面。祖父曾向安布罗希解释说,有朝一日,乡里的土地都要划地围栏,要重新划线定路,那时节很可能两条路恰好在那拐角处交叉。可是安布罗希只是说:“没得关系。”
祖父问杰林纳克,在他们家乡是不是有这样的迷信,自杀的人必须埋葬在十字路口。
杰林纳克说他也不清楚;他好像记得听说过,在波希米亚曾经有过这样的风俗。“雪默尔达太太决意要这样搞,”他又说,“我劝她,说这样搞使她在众乡邻眼里看起来不好,可她说非这样做不可。‘我一定要把他安葬在那里,那怕要我自己动手掘墓,’她说。我不得不答应她,我明天去帮安布罗希做坟。”
祖父捋着胡子,样子很有点法官的味道。“如果不是按她的愿望办,我可不知道要按谁的愿望办了。不过她若以为她能在生前看到这里的人骑马从老人头上走过,那她就错了。”
[book_title]第十六章
雪默尔达先生死后在牲口棚里躺了四天,第五天安葬了他。整个礼拜五杰林纳克和安布罗希出去掘墓,用旧斧头把冻土先砍碎。礼拜六早上我们天不亮就吃了早饭,然后同棺材一起上了大车。杰克和杰林纳克骑着马先走,去把牢牢冻结在地上血泊里的尸体砍开。
祖母和我走进雪默尔达家的屋子时,发现只有女的在家里,安布罗希和马雷克都在牲口棚。雪默尔达太太蜷缩着坐在炉边,安东妮亚正在洗碗碟。她一看见我,就从她那个黑角落里跑出来,伸出两臂一把箍住我。“呵,吉米,”她抽噎着,“你觉得我那可爱的阿爸怎么样!”她紧靠着我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她的心在碎裂。
雪默尔达太太坐在炉边的树墩子上,邻舍们陆续到来,她就不断地掉转头望着门口。他们都是骑马来的,除了邮政局长,他带着家人,乘大车由那条唯一能通行的大车道来。斯戴文斯寡妇从她的农场骑马行了八里路才走上通黑鹰镇的大路。严寒把女人们都赶进了窑洞,不久窑洞里就挤满了人。开始下起了细细的冻雨夹雪,人人都害怕再来一次暴风雪,盼望葬礼早点结束。
祖父和杰林纳克来对雪默尔达太太说,是葬礼开始的时候了。安东妮亚用从邻舍那里拿来的衣服把她母亲裹得暖暖的,自己披上从我们家拿来的旧斗篷,戴上她阿爸给她做的那顶兔皮帽子。四个人抬着雪默尔达先生的棺木上坡;克拉纪克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棺材太宽进不了门,只好放在外面的斜坡上。我从窑洞里溜出来,望着雪默尔达先生。他侧身躺在那里,膝盖往上曲着。身上盖一块黑披巾,脑袋用白细布绷带包扎着,像一个木乃伊的头,一只长而样子周正的手伸在黑布上;我们能看到他的,只此而已。
雪默尔达太太走出来,把一本打开的祈祷书放在他的尸体上,用手指在他用绷带包扎好的脑袋上划十字。安布罗希双膝跪地做着同样的手势,随后是安东妮亚和马雷克。于尔卡掉在后面。她妈妈把她往前推,一再地同她讲着什么。于尔卡跪下来,闭上眼睛,把她的一只手向前伸出了一点,可是随即缩回,拼命地大哭起来。她害怕触摸绷带。雪默尔达太太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往棺材前面推,可是祖母出来干涉了。
“不要这样,雪默尔达太太,”她语气坚决地说,“我不忍心看着这孩子吓得抽筋。她还太小,不懂得你要她做的事情。让她去吧。”
看到祖父使的眼色,富克斯和杰林纳克把棺盖放在棺材上,开始在棺盖上下钉子了。我怕看安东妮亚。她两手箍着于尔卡,把这个小女孩搂得紧紧的。
棺材放进了大车,我们冒着像喷沙似的刺着我们面孔的细冻雨,缓慢地赶着大车走去。我们到达墓地时,那墓穴在积雪覆盖的荒野上看起来好像一个很小的黑点。男人们把棺材抬到洞穴边上,用绳子吊着把它放下去。我们站在四周看着,细粉样的雪花落在男人的便帽和肩头上,落在女人的披巾上,一点也没有融化。杰林纳克用劝导的语气同雪默尔达太太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身对着祖父。
“伯丹先生,她说,假如你能在这里用英语为他祷告,让邻舍们都能听懂,她会感到很高兴。”
祖母担心地望着祖父。他脱下帽子,其他的人跟着脱帽。我觉得他的祈祷非常出色。我现在还能记得。他开始说:“哦,伟大、公正的上帝,我们中间谁也不知道这位长眠者此刻能知道些什么,我们也无权评判他和您之间的事。”他接着祷告说,假如这里有人曾对这位来自远方国家的外乡人有过疏忽大意的地方,上帝将宽恕他,使他心里沉重的负担减轻。他重新提起对孤儿寡母的允诺,恳求上帝使这位寡妇和她的孩子们今后的日子过得平安顺遂,“求主感召人们公正地对待她。”结束时,他说,我们将雪默尔达先生留在“您的审判席前,听候您宽大发落”。
他祈祷的时候,祖母自始至终透过她套着黑手套的指缝定睛望着他,他说到“阿门”时,我感到她露出对他满意的神色。她转身对奥托悄悄地说,“你来起个头唱首赞美诗好吗,富克斯?这样可以冲淡点异教色彩。”
富克斯向四周扫了一眼,看看大家是不是普遍同意她的建议,然后开始:“耶稣,爱我灵魂者,”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跟着唱起来。从那以后,每当我听到这首赞美诗,我就回忆起那白茫茫的荒野和那一小队人;微带蓝色的大气中,布满细沙似的起着漩涡的雪,像长长的薄纱在飞舞:
洪水滚滚愈来愈近,暴风雨依然强劲。
…………
很多年以后,让大家自由放牧的时代过去了,红草一次又一次地被翻耕到地下去,直到最后差不多在大草原上销声匿迹了;当所有的田地都围上了围栏,道路已不再像野物似的到处乱窜,而是有了一定的勘定的路线,雪默尔达先生的坟墓依然在那里,四周围着松垂的铁丝网围栏,插着没有上漆的白木十字架。正如祖父所预言的,雪默尔达太太永远也不会看到道路从他的头上通过了。大路从北往南时在这里稍稍向东弯了弯,自西方来的路,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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