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的左脚 [book_author]克里斯蒂•布朗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86138 [book_dec]《我的左脚》是爱尔兰传奇作家兼画家克里斯蒂•布朗的自传体小说。克里斯蒂•布朗，爱尔兰一个泥瓦匠家庭的22个孩子之一，患有先天性脑瘫，四肢无法正常活动，也不能口齿清晰地讲话。五岁那年，布朗用左脚奇迹般地写下了人生第一个字母和单词。随着年龄一点点长大，布朗开始明白自己将永远被禁锢在这具残疾的身体里，也开始注意到旁人异样的目光，他甚至想过自杀……是母亲博大的爱和耐心给了他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凭着毅力，他用神奇的左脚开启了与世界沟通的大门，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画作和文学作品。1981年布朗去世后，《我的左脚》被搬上银幕，由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他不向命运屈服的故事由此轰动世界，《我的左脚》一书也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爱的教育》一样，成为感动并鼓舞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励志经典。该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丹尼尔•戴-刘易斯也凭借本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book_img]Z_9953.jpg [book_title]第一章　字母A 1932年6月5日，我在卢坦达医院出生，在我前头出生的孩子有九个，后面还有十二个，我属于中间那拨。这二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十七个活了下来，其中又有四个在婴儿期便夭折了，剩下我们十三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 母亲生我时难产，这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们母子都差点丧命。一大群亲戚在医院外排队等待至凌晨，他们焦灼地祈祷，希望我们母子平安。 我出生后，母亲便被送去进行为期几周的康复治疗。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我被留在医院里，那时我没有名字，因为未曾受洗，直到母亲康复后我才被带去了教堂。 是母亲最早意识到我哪里出了问题。那是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发现每当她试着喂我食物，我的脑袋都会向后倒下去。她把手垫在我的脑后，稳住头部，希望以此来纠正我。然而一旦她的手拿开，我的脑袋又会倒过去。那是最早的预警信号。之后随着我长大，母亲又发现了其他一些症状：她常常看到我的双手攥紧拧在身后；我的嘴巴无法含住奶瓶的奶嘴，即使我当时的年纪那么小，我也会把嘴巴闭得紧紧的，让母亲不能分开它们，而有时又会突然无力地松开，整个嘴巴便歪斜到一边。六个月的时候，我还无法自己起身，除非把山一样的枕头堆在我身旁；到我十二个月的时候，情形依然没有好转。 出于担忧，母亲把这一切告诉了父亲，他们当机立断，带我去看了医生。当时我一岁多一点，被父母带着穿梭于医院和诊所，他们确信我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虽然无法理解或说得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困扰着他们。 几乎每个见到我并给我做过检查的医生，都认定我患了某种怪病，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很多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我患的是某种大脑功能障碍，并会长期如此。对于一位已经养育了五个健康孩子的年轻母亲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医生们坚持母亲不应该对我抱有荒谬的信心，他们试图说服她，对于我的情况，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母亲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无法被医治、不能被拯救、已不被希望眷顾。她不能也不愿相信，我是一个傻子——医生就是这样告诉她的。在这个世上，她找不到一丝希望，哪怕是一丁点的证据证实她的信念：尽管我的身体残疾，我的大脑却是健全的。不断地有医生和专家劝她接受现实，她却始终拒绝。我想也许她并不清楚自己的信念从何而来，她只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丝毫不为医生的话所动。 母亲发现医生没有给她任何帮助，他们除了告诉她不要对我抱希望，就是让她忘记我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仅仅当作一个需要被喂养、清洗，然后就丢在一边的小东西。这时母亲当即决定靠自己来应对这一切。我是她的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无论我是多么迟钝、无论我长大后怎样残疾，母亲都下决心要把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看待。她不想让我成为被藏在里屋的“奇怪小孩”，或访客到来时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一个。 对我未来的人生来说，这无疑是个十分重大的决定。它意味着母亲将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帮助我对抗漫长来日的所有艰难，在我被击垮的时候鼓舞我，给予我新的力量。但这对母亲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亲戚朋友都不赞成她这样做。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我善意与同情，但却不应该太过认真，那一定会是错的：“这是为你自己好，”他们告诉母亲，“如果你有时间照看其他孩子，就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个孩子身上；到最后他只会让你伤心。”幸运的是，父母始终不为这些言辞所动。母亲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我不是傻子，她更是用行动去证实。这并非出于一种固执的责任感，而是出于爱。母亲也因此最终获得了成功。 此时，除了我这个“麻烦的孩子”，母亲还有五个孩子要照料，尽管如此，这还远远算不上一大家子。我有三个哥哥：吉姆、托尼、帕蒂，还有两个姐姐：莉莉和莫娜，他们都年纪尚小，彼此之间相差不过一岁左右，年龄像台阶般错落有致。 四年一闪而过，我已经五岁，但却仍像新生儿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外出建造房子，为我们挣来面包和黄油；母亲则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拆掉那堵仿佛横亘在我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墙。她慢慢地、耐心地越过悬挂在我头脑中的那层厚厚的窗帘。这是一份艰难的，常常令母亲伤心的工作，因为她从我这儿得到的回馈，往往只是一个不明确的笑容，或是模糊的咯咯声。我不会说话，甚至连咕哝声都不会发出。我也不能靠自己起身，更不用说走路了。但我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动弹。除了睡觉以外，我似乎总是在做出各种动作，夸张的、困难的，蛇形的动作。我的手指不停地扭动或痉挛，胳膊向后扭作一团，然后突然弹开。我的脑袋倒向一边。我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患病的小东西。 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在楼上的房间里，她花了几个小时坐在我身边，给我看一本故事书里的图画。这本书是去年圣诞节时圣诞老人送我的，母亲告诉我那些动物和花朵的名字，让我跟着她念，我却总也学不会。她陪着我说话、欢笑，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最后她靠近我，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克里斯[1]，你喜欢它们吗？你喜不喜欢这些熊、猴子，还有这所有漂亮的花朵？如果你喜欢，就点点头，像个好孩子那样。” 但我没有任何反应表示我听懂了她的话。她的神情中充满了希望，把脸靠在我的脸上。突然间，不由自主地，我伸出手紧紧拽住了母亲堆落在脖颈间的一缕深色卷发。母亲轻轻地松开我攥紧的手指，她的头发还缠绕在我手上。 母亲转身离开，不顾我好奇的目光，走出房间，哭了起来。房门在她身后关上了。一切都是如此令人失望。大概亲戚们说的是对的：我是个傻子，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这时他们谈起了一家机构。 “绝不行！”听到这样的建议，母亲几乎是厉声回绝，“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傻子。残疾的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脑子。我很确定。” 确定吗？然而她在心底向上帝祷告，希望能出现一些征兆证实她的信念。她很清楚，相信是一回事，得到证实却是另一回事。 如今我五岁了，却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我的智力。我对一切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除了我的脚趾——特别是左脚的脚趾。尽管我每天在生活上的需求很简单，但我依然不能自理，在这方面父亲会帮助我。我常常一天到晚在厨房躺着，或者在晴朗温暖的日子，我就躺在花园里。我像是一团扭曲缠绕的肌肉和神经，被包裹在一个爱着我、对我怀抱着希望的家庭中，我于是也成为这温暖和善意的一部分。我是孤独的，被困在我自己的世界里，不能和别人交流，被隔绝，仿佛有一堵玻璃墙横亘在我和他人的存在之间。我被排除在别人的生活和活动范围之外。我渴望着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奔跑、玩耍，但却无法挣脱身上的束缚。 然而，突然间，奇迹发生了！一切都在瞬间改变了，我未来的生活有了清晰可见的轮廓，母亲对我的信念得到了回报，她那不能言说的恐惧变成了可以大声宣告的胜利。 经过了几年的漫长等待和不确定，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容易。当时的情景我至今都历历在目，就像是在上周发生的一样。那是一个阴冷的十二月的下午，路面上的雪闪着银光，白色晶亮的雪花落在窗玻璃上、堆积在树枝上，融化时宛若熔银。风低沉地吼叫着，每一阵风刮过，都卷起一小团雪，继而摔打在地上。阴沉、昏暗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灰冷无边无际。 房间里，家人们都聚在壁炉旁，温暖的亮光照耀着小小的房间，炉火巨大的影子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舞蹈。 在房间的角落里，莫娜和帕蒂靠在一起，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破旧的小学课本。他们用一支明黄色的粉笔在一块带着豁口的旧石板上写着简单的算术。我挨着他们靠在墙上，用几只枕头支撑着身体，看着他们。 那支粉笔格外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细长的一根，闪烁着明黄的色泽。之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在石板的黑色衬托下，它是那么的醒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好像那是一根金子。 突然间我迫切地渴望像姐姐一样。然后，在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我不假思索地从姐姐手里一把抢过那支粉笔——用我的左脚。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用左脚做了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个谜，包括我自己。因为，尽管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自己脚趾的兴趣，但在这之前，我从未以任何形式使用过我的任何一只脚。一直以来，我的双脚像双手一样没用。而那天，我的左脚，显然完全凭借它自己的意志，伸了出去并且很不礼貌地从姐姐手里抢过了那支粉笔。 我用脚趾紧紧夹住那支粉笔，然后，猛地在石板上画了一道。但紧接着我就停住了，有一点茫然、惊讶，我看着自己脚趾间的黄色粉笔，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拿它做什么，也不知道它怎么到了我脚上。然后我抬头，发现每个人都不再说话，沉默地看着我。大家一动不动。莫娜黑色的卷发贴在她胖乎乎的小脸上，张大着眼睛和嘴巴盯着我。在壁炉旁空地的另一头，他的脸被炉火照亮着，那是我的父亲，前倾着身子，双手摊开在膝盖上，耸着肩膀。汗滴在我的前额爆出来。 母亲手里端着一个蒸锅从厨房走出来。到桌子和壁炉中间，她停下来，感觉到了房间里充斥的紧张气氛。顺着大家的目光，母亲看到了角落里的我。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落到我夹着粉笔的脚上。母亲放下了锅。 接着她走到我跟前，在我旁边蹲下身子，就像曾经很多次做过的那样。 “我来告诉你怎么用它，克里斯。”她说。似乎出于某种心底里的激动，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断断续续地闪现着一种奇异的红色光泽。 从莫娜手里拿过另一支粉笔，母亲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非常认真地，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写下了一个字母A。 “你照着写一个，”母亲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照着写一个，克里斯蒂。” 我没有动。 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一张张望向我的脸，那些紧张、兴奋的脸庞在那一刻好像都静止、凝滞了，都急切地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静默笼罩着。我的眼前满是房间里跃动的火焰和影子，我紧绷的神经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我听到厨房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壁炉台上方钟表的滴答声、炉底木头燃烧的噼啪声和嘶嘶声。 我又试了一次。我伸出脚用粉笔猛戳了一笔，但只画出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它们什么都不是。母亲帮我稳住石板。 “再来一次，克里斯，”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再来一次。” 我照做了。我挺直身板，又一次伸出左脚，第三次。我画了字母的一边，另一边画到一半时，粉笔断了，只剩下一小截。我想放弃，扔掉粉笔。但我感觉到母亲的手放在了我肩膀上。我又试了一次，伸出脚。我颤抖着，汗滴落下来，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我的双手攥得太紧以至于指甲都嵌进了肉里。牙关太用力，几乎要咬进下唇。房间里的一切仿佛在我眼前旋转，我身旁的一张张脸庞变成了白晃晃一片。但——我写出来了——那个字母A。它出现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它两边的斜线歪歪扭扭，中间的横线也是歪斜的。但它的确是一个字母A。我抬起头，望着母亲，她的脸上挂着泪水。父亲弯下腰，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做到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可以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我不能说话，但现在我可以用一种比说更恒久的方式来表达——用文字。 那个字母，那个我用夹在脚趾间的黄色粉笔头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它是我通向精神自由的一把钥匙。它为那个渴望表达而舌头打结的、终日紧张兮兮的小东西带来了某种解脱。 * * * [1]克里斯，克里斯蒂的昵称。——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母——亲 在教会我用脚写字母A之后，母亲开始用类似的方式教我整个字母表。既然教我说话行不通，母亲就决定利用这个奇妙的契机，教我用文字和这个世界沟通。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是怎样开始教我写字的。只要她不被家务缠身，母亲就把我带到前屋的卧室，花上几个小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我。她拿一根粉笔，把字母一一写在地板上，然后用一块布把它们擦掉，让我凭借记忆，用脚趾夹着粉笔，把这些字母重新写出来。这对我们母子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常常是母亲在厨房做着饭，我大喊一声她就会出来，看我是不是把单词拼写对了。如果我写错了，母亲就会跪下身来，往往手上还沾着面粉，教我正确的拼写方法。我还记得我会写的第一样东西，是我名字的首字母：C．B．，我常常会弄错，把B写在C前面。只要有人问起我的名字，我就会夹起一根粉笔，挥笔写下“C．B．”。 很快我又学会了写我名字的全拼，而不仅仅是两个首字母。当我成功写下它们的时候，一种巨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让我体会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时我已经六岁，很快我就不满足于仅仅写自己的名字。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但因为我不会阅读，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也并不明白能读书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吉姆会读书，托尼会读书，莫娜和彼得也会读书，这让我也迫切地想要阅读。也许是出于嫉妒。 慢慢地，也相当困难地，我在母亲的帮助下挨个儿掌握了二十六个字母。令母亲备受鼓舞的是，每当她坐在我身边教我写字的时候，我都能够集中精力地听和看，很少会走神。 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母亲坐在炉火前一张大的马毛扶手椅上。婴儿已经在壁炉另一头的婴儿车里熟睡。只剩我和母亲在光线幽微的厨房里，父亲在外面参加一个泥瓦匠的聚会，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外面的马路上玩耍。母亲手里拿着一本彼得的课本，给我讲一些小故事，其中有李尔可怜的孩子们被继母变成了天鹅的故事[1]，迪尔姆德与格萝妮娅的故事[2]，还有点石成金的国王的故事。母亲一直讲啊讲，直到房间被阴影笼罩，全部暗了下来，小埃蒙从睡梦中惊醒，哇哇大哭。母亲起身，打开灯。神话戛然而止，魔法消失了。 认识字母只是成功的一半，因为我很快就学会把字母放在一起组成简单的单词。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会用单词组句子。我一直在进步。但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此时，除了我之外，母亲已经有七个孩子要照顾。幸运的是母亲有了一个小帮手，我的姐姐莉莉，或者叫她“小矮子”，大家都这么叫。她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像个小妈妈。她长得瘦瘦小小的，长长的黑色卷发，忽闪的大眼睛。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很可爱——像个小天使一样。但她一行动起来，又完全不是天使的样子。她以任何女孩都难以做到的成熟速度迅速明白了母亲处境的艰难，并用行动做出回应。她忙着照顾其他孩子，这样母亲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我身上。她做饭，帮更小的弟弟妹妹洗漱穿衣，确保大一点的孩子每天早晨上学前都会清洗耳后。也许她对此有点过于狂热，因为吉姆和托尼常常面带愧色地溜进厨房，耳朵肿胀、眼圈青黑着，当然这是小莉莉家务做得格外认真的证明。 我仍然不能正常说话，但现在已经可以用一种家人多少可以理解的咕哝的方式和他们交流。 每当我遇到麻烦，而家人又不理解我在说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指向地板，用我的左脚写下一些词句。如果我不能正确地拼写出我想说的词语，我就会乱发一通脾气，但这只会让我的表达更不清楚。 尽管七岁的时候，我还算不上会说话，但我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而不损伤到我的骨头，或是打碎妈妈的瓷器。我总是光着脚。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尝试过让我适应脚上穿些东西，因为她说我光着脚看起来像被冷落了一样。但每当她往我脚上套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迅速地踢掉它们。我讨厌自己的脚被束缚住。当母亲在我的脚上穿上鞋或袜子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普通人的手被绑在身后一样。 随着时间推移，我的一切行动都开始越来越依赖于我的左脚。这也是我和家人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慢慢地它成了我最不可或缺的工具。我用左脚学会去打破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屏障。它也是我唯一的钥匙，去开启那扇囚禁我的监牢的门。 我已经习惯于在地板上写下东西，然后吐上唾沫，拿我的膝盖把它擦掉，之后再凭记忆重新写出来，就像母亲教我时那样。大约是在我六岁半的一天，哥哥因为打橄榄球扭伤了手腕，一个医生上门来给他看病。医生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看到我用脚夹着粉笔在地板上写字。他觉得难以置信，于是开始向母亲问一些关于我的问题。母亲急于向他表示我理解他们说的所有话，就把我放在桌子上，告诉他可以让我写些东西给他看。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大的本子，递给我一支红色铅笔，让我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用脚趾夹过铅笔，把本子挪到我这边，稳住身子，慢慢地在白页上用大写印刷体写下我的名字。 “真是不可思议！太令人震惊了，布朗夫人。这真的是——”他刚一开口，就惊讶地打住了，母亲充满困惑的脸也唰地红了，因为就在我犹豫了片刻之后，我就往写字的那页纸上吐了口唾沫，用力地擦拭着，很费解为什么不能像擦粉笔一样把铅笔字擦掉。 医生爽朗地笑了一声，以此回应了母亲的歉意。他拍拍我的脑袋，夸我是个好孩子。那之后的很多年，他都常常来看我，认真观察着我的进步。 与此同时，我的家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楼梯的台阶越垒越高，我也在长大。我的身体在长高长胖，心智也在变成熟。母亲发现我已经过了学ABC的阶段，她快要教不了我了。我也不满足于只是坐在那里听母亲给我念书。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像彼得和莫娜那样自己读书。我也急切地想向他们展示，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一样可以做到。我开始用铅笔代替粉笔写字，但还是没有习惯用钢笔。有一次，一群邻居围在我身边，满怀期待地看我试着用父亲那支最好的钢笔写我的名字，然而令母亲尴尬的是，每次我尝试用钢笔写的时候，除了在纸上乱戳一气，什么都写不出来，于是就生气地把钢笔丢开了。 哪怕知道不可能让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母亲还是很忧虑，怎样才能在这方面最好地帮到我。尽管母亲欣慰地看到我的心智是相当正常的，她还是很担心，怕我长大后会因为知识的匮乏而导致智识和身体上的发育迟缓。这种恐惧长久地困扰着她，折磨着她。这并不是因为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来可能会成为文盲或残疾人而感到羞耻，而只是意识到当我长大以后，这些缺憾对我来说会是多么的致命。不管在什么方面，母亲都努力做到对我和兄弟姐妹们一视同仁。鉴于我不能去学校，她就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但母亲也没有很多时间或机会每天照看我，光是努力拉扯我们长大、度过经济萧条期以及生病的日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她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有时在母亲的脸上很难看到笑容，但更多的时候，她总是努力让我们看到她的笑脸。 母亲忙的时候，我就自己学习，每当遇到新的单词，我都试着把他们拼写出来。我也常常试着把身边看到的一切拼写下来，比如火、照片、狗、门、椅子，等等。每掌握一个新词，我都很为自己自豪，我把它们写下来给母亲看，就好像自己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样。 一天，我格外努力地学一个新的单词，是在彼得的课本上看到的。最后终于掌握了它，我就去找母亲。那时她正坐在炉火旁的一把椅子上，怀里抱着我年幼的弟弟。天色已晚，四月昏黄的日光在地板上投下影子，也照亮着红木小桌锃亮的桌面，桌面上坑坑洼洼的裂痕被映照得格外清晰。晚茶的时间还没到，所有的孩子都在楼上玩学校里新学来的游戏。我蜷在沙发一角，面前摆着一本彼得的书，左脚握着笔。这一天，绝望的我因为无法独自写出这个单词，焦急地找了母亲很多次，看她坐在哪儿。但当我看到她在椅子上轻轻地摇晃着胸前抱紧的婴儿，我就转过身去，朦胧地感觉到，我一定有办法不靠母亲帮助，自己把这个单词写出来。 几分钟过后，我猛地发出一声欢呼，母亲被吓了一跳，小宝宝在她怀里不安地扭动着。 “怎么了，克里斯？”她问我，“你把宝宝吵醒了。” 但我没有在意，我用自己特有的咕哝声叫她赶紧到我身边来。 “是不是学会了一个新单词？”她一边说一边走过来，坐在沙发的一角，婴儿在她怀里睡着了。 我咧嘴笑了，拿起铅笔，写下了困扰我许久的一个词。写完后我仰头望着母亲，期待着她的赞许，我看到她沉默地盯着我在纸角写下的东西。她就那样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时间太久以至于我都紧张起来。我用脚碰了碰她。母亲回过神，手放在我身上，露出笑容。 我学会写的这个新单词是：母——亲。 * * * [1]来自爱尔兰神话故事《李尔的孩子们》，讲述了李尔的第二任妻子因为嫉妒李尔前妻生的孩子，而施法把孩子们变成天鹅长达九百年的故事。 [2]来自爱尔兰神话故事《追捕迪尔姆德与格萝妮娅》，讲述爱尔兰神话中爱神的养子迪尔姆德因被施放了爱痣，使得已有婚约的格萝妮娅爱上他并和他私奔的故事。 [book_title]第三章　“家” 如今我七岁了，在兄弟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当他们放学后到街上玩的时候，就会带上我。我坐在一个锈迹斑斑的学步车里，他们说这是我的“战车”。在六月温暖明亮的暮色中，或是十二月阴冷的夜晚，每当他们拖着我奔跑在被街灯照亮的马路上，或穿过夜色昏沉的小巷，车子那破旧、变形的把手和车轮就会嘎吱作响，就这样，我在这辆小车上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那些时光。 很快我也有了一群快乐玩耍的小伙伴。都是邻居家的小孩，他们年纪还小，真诚地接纳我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不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和我一起长大，也就比那些从来没见过我、没和我接触过的男孩更容易玩得起来。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把我的残疾看得颇有些神圣感，所以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孩童的方式尊重我、顺从我。 这时我的身体也好了很多，不再需要枕头支撑背部就可以在小车里坐起来。当他们推着车子急速转弯的时候，我因为翻车摔倒过很多次，我尖叫呼喊着翻滚到地上。但很快我就习惯了这样摔跤，即使摔得最惨的时候，也不过是擦破点皮，或划伤几道。但这让我体验到了极大的兴奋和刺激感。 在家里，吃饭是头等大事。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饭点永远不嫌早。我们耐心地等候母亲布好餐桌，然后就径直奔向它。我也加入了冲刺的队伍，高声叫喊着、挪动着屁股冲向餐桌前。我常常是第一个到那里，占据一张椅子前面的位置，直到有大一点的孩子过来，把我放在椅子上。然后战斗就开始了——我们比赛谁能吃得最多。在这个过程中，喝的东西是被忽略不计的，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看谁能尽可能多地把面包和黄油塞进肚子里，只要没把肚皮撑破。当然，我不能自己吃饭，但这也无法阻止我斗志高昂地参与到这些餐桌大战中。父亲或母亲会坐在我身边喂我。他们负责拿起面包塞进我嘴里，他们的双手常常因为不停地重复这个简单的动作而疲惫不堪。 “我们这是要把利菲河[1]都填满了。”父亲一边抱怨，一边把手伸到面包盘子里，这可能是他第七或第八次重复这个动作了。 我们都想把其他人打败，尽管每个人都战绩辉煌，但赢的总是彼得。每当母亲问起：“吃了多少了？”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大喊：“三片。” 用过晚茶，如果不打算出门，我们会在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当这时，父亲看到我们准备就绪，就会立马从椅子上起身，扔下报纸，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告诉母亲他要出门：“他们都上床了我再回来！” 我们会抛一枚半便士的硬币，并高喊着“正还是反”来决定我们当中的哪个会扮演盲人。然后会有人找来一条旧围巾或一只羊毛袜子，把被选中的这个人的眼睛蒙上，游戏便开始了。大家都围着眼睛被蒙住的人跑起来，如果有人轻拍了他或推他一下，他就会茫然地往空中挥手，试图抓住在他眼前晃动的胳膊或腿，这时大家会大笑起来。这是个非常温柔的游戏。 有时候扮演盲人的角色会落到我头上，他们用围巾蒙上我的眼睛，过了一会儿，等他们找到了藏身的地方，就会大喊一声：“好了！” 我会先屏气凝神，等听到哪里有吸气或轻笑声的时候，就借此判断大家藏身的方向，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声音的方向挪动身体，直到我来到目标地点。接着我伸出左脚，勾紧脚趾，捉住彼得的裤脚或莫娜的裙子。一旦我抓住了他们，就会把这人拽向我，用双腿勾住他们，直到对方大口喘着气喊出来：“我——投降！”这时我就松开他们，眼罩被人摘下，传给下一个人。 有一次，是一个万圣节的晚上，我马上就八岁了，父母都不在家，我们叫了一群小伙伴来办一场小型聚会。那天晚上，整间屋子都是我们的，因为有太多人要来了。我的三个姐姐带来了她们的同伴，这样就有七个女孩，男孩的数量差不多是女孩的两倍。大家都装扮起来，穿着奇怪的衣服，戴着可怕的面具。我们简单地吃了点苹果、坚果还有其他的东西，就开始玩捉迷藏。我觉得自己一定能赢，因为我听到了其中一个女孩——一个十二岁的胖姑娘，名叫莎莉，她的小脸红扑扑的，一头黄褐色的卷发——告诉莫娜她要藏在餐具间的水缸里，没有人会想到去那儿找，因为缸里常常是装满水的。然而那个晚上，水缸是空的，莎莉以为自己找到了绝佳的藏身之地。 在莎莉藏进餐具间之前，我就以最快的速度爬进黑暗的餐具间，藏在搪瓷大水缸底下。那底下塞了很多废弃的杂物，像旧靴子、衣服、啤酒瓶之类的，我稍一动弹，一把旧伞就会戳到我的肋骨。但我还是忍住了。几分钟后，我听到有人进来，向水缸的方向走过来。厨房门微开，借着从门缝里透进的一点光亮，我窥见两条白皙的小腿，脚上穿着凉鞋，我知道这是莎莉。 我听到她爬进水缸，但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用盖子盖住，我心想她真是笨极了，因为即使房间昏暗，但如果有人进来，也很容易看到她，毕竟她穿着一条白丝绸的连衣裙。 又过了几分钟，的确有人来了，通过铆钉靴撞击地板的声音，我判断是个男孩。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因为我计划大喊一声，让他们在莎莉逃跑前就抓住她。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喊，但下一刻，铆钉靴就大步走到了水缸旁，一个声音——我通过声音认出是查理，我们小伙伴中的一个——悄声说： “莎莉——你在这儿吗？”他说。 “查理？是我，我在等你呢。”莎莉立刻回答道，然后又小心地补充了一句，“别弄出声响。” “我不会的。”他说。然后他跃过水缸的边缘，纵身落进缸里。接着我听到盖子在他俩头顶盖上。 我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感觉脖子扭伤了，我坐在水缸旁边，侧耳倾听。从水缸里传出了咯咯的笑声和强忍住的大笑。我又爬近了些，让耳朵靠近盖子的缝隙，只隔开大约两英寸。这样我就能听得很清楚了。 “爱我吗？”我听到莎莉问，随即是她轻声的笑。 “当然。”查理郑重其事地回答，伴随着两人低声的亲吻。 我厌恶地转身离开了，因为我坚信，查理不跟男孩子待在一起，而和女孩在一起，一定是个胆小鬼。我向门口的方向爬去，但却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又爬回水缸旁，在黑暗中微微一笑。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水缸的一侧，尽可能贴近往水缸注水的两个水龙头。我应该弄出了一些声响，但里面的两人大概太投入了，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动静。 我的双手不能用，但以我此时的姿势，脚也用不上。于是我又把身体往前探了些，用额头抵住其中一个水龙头，慢慢地用头旋开把手，这弄得我很疼。但水龙头马上被打开了，水奔涌而出，流进缸里。 我跳下来，冲向门口，像蜘蛛一样飞速往外爬。我听到背后水缸的盖子被掀掉，可怜的莎莉，一边和查理往外爬，一边惊叫着“妈妈！妈妈！”没等他们弄干净眼里进的水，我已经及时地溜出门外，躲进了厨房。 那之后，莎莉和查理就再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圣诞节对我来说总是一段愉快的时光，即使家里常常并没有很多东西用来庆祝。但不管多么困窘，圣诞老人总是带着他五彩斑斓的礼物前来——那些明亮的彩色包装纸让小礼物看起来仿佛很大一只，我们都兴奋无比。我们常常展开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纸，才能发现躺在里面的小玩具。它们都很便宜、平平无奇，从那些没有人听说过的都柏林的小路边上或隐蔽在小角落里的同样廉价、不起眼的小商店里买来。但是当这些礼物在圣诞节的清晨出现在我们枕边，它们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那些昂贵的火车套装或玩具摩托车。 圣诞节前夜，每个孩子都会早早地上床睡觉，除了我。母亲租来一个收音机，为它每周要花费半克朗[2]，由于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做弥撒，每到圣诞前夜，在午夜之前我都一直醒着，从收音机里听来自卡梅吉麦那教堂[3]的圣灵神父们做大弥撒。母亲教过我做祷告，现在我已经能听懂一点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弥撒内容，但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牧师说的话，尤其当我听到一种奇怪语言的时候——父亲告诉我那是拉丁语。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牧师祷告时用的都是拉丁语。彼得说那是因为先知们只讲拉丁语，上帝是不懂英语的。 当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母亲努力想让我对天主教教理感兴趣，但这我来说远没有李尔王和他的天鹅孩子们更有吸引力。母亲告诉我上帝用七天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听她讲着，没有问任何问题。而当她给我讲李尔的故事时，我问了一堆问题，比如孩子们是怎么变成天鹅的、他们的继母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我觉得这种故事才更有趣。托尼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我说他是大骗子，因为父亲告诉过我，只有泥瓦匠才会盖房子，而我知道，上帝并不是一个泥瓦匠。 托尼是个野孩子。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总是惹麻烦。他有点像罗密欧，周围的女孩子总是围着他转，但他一点都不在乎她们，哪怕是南希，那个被公认为美人的女孩。托尼是我们所有人里最帅的，高个子，肤色白皙，非常强壮，性子急躁，有着卷曲的黑头发、宽大的手掌，笑起来会露出洁白的牙齿。家里的每个人都有点敬畏他，我更是把他当作我心里的大英雄。 我曾经帮托尼脱离过一次困境。那时我即将八岁，托尼快要十三岁。他和一个朋友因为什么事情争执，就开始互相殴打对方。托尼把朋友打倒了，有人就去向父亲告状，结果托尼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关禁闭一个星期。 第二天就是万圣节了，大家都攒着钱买烟花，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快乐时光。但是父亲很固执，一定要把托尼关在家里，他必须“得到教训”。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怜的托尼快要疯了，但家里没人能帮得了他。 “我要是有把该死的钥匙就好了！”托尼在卧室的门后嘶吼着，但没有人理他。 我对大家很生气。我想帮托尼，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勇气。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做，但我知道钥匙就在母亲的围裙口袋里；我曾经听到父亲告诉她把钥匙放在那里是最安全的。 问题在于怎么拿到它。 我想到一个主意。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办法，但这却是我唯一能做的。 我爬向母亲身边，她正坐在沙发上给父亲缝工作服。我把脑袋靠在母亲腿上，深沉地叹了一口气。母亲抬头，奇怪地看着我，感觉这不像我。因为我平时并不多愁善感。 “怎么了，这么累吗？”母亲问，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我疲倦地点点头，她弯腰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腿上。 “我们给你唱一首歌，召唤来沙子精灵[4]。”说着，母亲开始唱一些伴人入睡的古老的爱尔兰歌谣。 我闭上眼睛，几分钟后我发出鼾声，很是令人信服。然后我小心地将左脚移向母亲的围裙口袋，停住，接着继续移动，直到它伸进口袋里。我仔细地摸索着口袋里的东西。里面有各种琐碎的小东西：剪刀、纽扣、线卷。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的脚趾突然触到了一个冰凉的金属物，我找到了钥匙。我用脚趾夹紧它，慢慢挪动，离开母亲的口袋，我的脚始终紧紧地夹着钥匙。 我非常小心地、悄悄地进行着这一切，母亲丝毫没有怀疑。她只觉得这是我睡梦中自然的举动。 过了一会儿，她把我轻轻地放在沙发上，拿一件旧外套给我盖上保暖。她一边轻声哼唱着，一边走进餐具间准备晚餐。 母亲一离开厨房，我就把外套扯下，从沙发上溜下来，以最快的速度爬到门口。很幸运，门是开着的，我顺利来到客厅，像只螃蟹一样倒着爬上楼梯，这样才能顺利上楼而不扭断我的脖子。 我用左脚敲着卧室的门。从里面传来哥哥警惕的声音。 “谁在外面？”我努力让他知道外面是我。“你想干什么？”他问我。 我咕哝着表示我有钥匙。突然屋里传来哐啷的一声，下一秒托尼和我就已经俯身趴在了门的两侧，透过门缝我们看到了彼此。这是我们人生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四目相对。 “太好了！你能从门缝把它丢进来吗？”托尼悄悄地说。我试了，但是门缝不够宽，钥匙进不去。它堵在了半路。 “我有办法！”哥哥一脸认真地说。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刀，开始刮门底部的木头，直到缝隙足足有半英寸宽。 “再试一次！”他对我说。我把钥匙又往里扔，这次它顺利地过去了。“太棒了！”哥哥欢呼道。我听到他从地上起身，几秒后，门锁打开了，托尼走了出来，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他弯腰拽了下我的耳朵。“你是好样的，克里斯，”他说，“比他们强多了！” 然后他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飞奔下楼，在楼下停住，冲我挥手微笑，下一秒就打开前门出去了。 我爬下楼梯，悄悄地来到厨房，爬回沙发上，母亲还在餐具间里忙着做晚饭。她一直没有注意到钥匙没了。 “这门怎么了？”后来，当父亲看到门上被托尼削去的那块，他生气地问道。 “是老鼠。”托尼一边说，一边跪下念起他的祷告词。 * * * [1]利菲河，爱尔兰一条流经都柏林市中心的河流。 [2]克朗，1549—1967年间流通的一种英制货币，相当于两先令六便士。 [3]卡梅吉麦那教堂，位于都柏林的一座圣灵教堂。 [4]沙子精灵，流传在西方和北欧民间童话里的精灵，他会把沙子吹进人们的眼睛里让人睡着，并带来美梦。 [book_title]第四章　亨利 八岁的时候，那辆破旧的学步车依然是我的战车。我驾着它四处巡游俨然是个国王。事实上它只是个丑陋、破损的物件，没有人真的当回事。它常常被踢上一脚，被撞翻、推搡，或践踏。每个人都嘲笑它。然而它是我珍爱的宝贝，仿佛有了生命一样。就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尊贵之处，只有我才懂得欣赏。我叫它亨利。我坐着它，平生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坐垫里的羽毛还露了出来。我还记得那天，当他们推着我飞驰过繁忙的街道，我的脸上感受到了湿润的风；我还记得一个冬天漆黑的夜晚，当哥哥们坐在路灯下和同伴打牌的时候，我坐在小车上，路边水沟里水流潺潺，灯光照下来，宛如黑暗中的金色河流。 “老亨利”就是我的王座。乘着它，我才和别人一起体会到兴奋与冒险。大家走到哪里都带着我，甚至每个周末都带我去当地的电影院。我的大哥吉姆背着我进去，我看到其他的孩子都盯着我看，这时吉姆就会让他们“滚开”。但我并不会多想，因为哥哥背着我，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我记事起，我就常常趴在别人背上。并没想过为什么。 我喜欢去看那些“动画”。我喜欢当灯暗下来，整个电影院陷入黑暗，一束细长的光柱从身后穿过我们头顶，落在荧幕上，荧幕被激活，刺眼的光亮，接着是突然的安静，动画就开始了。 有一次，当我们在电影院的时候，彼得和几个朋友想让我吸烟。他们正拿着一包烟尝试，这还是彼得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从父亲的口袋里偷出来的。但当他们把烟放在我嘴里，还没顾上点着，我就立刻嚼起来，整个儿吞了下去！彼得惊恐地看着我，以为我会脸色发青或吐出烟草，但我只是咧嘴一笑，张开嘴还想要。但他再也不给我了！ 夏天来了。墙边一小排勿忘我倔强地探出了脑袋，星星点点的小花蓝白相间，偶尔点缀些红色。隔壁邻居家的花园里，高大的树木已经缀满了淡绿色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树干上湿漉漉的苔藓上点缀的露珠散发出宝石一样的光芒。外边的马路上，苍蝇嗡嗡地围绕在垃圾桶上方，不时地在那些在门口台阶上打盹的，或蜷曲在花园里的大狗的脑袋上扑闪着翅膀。 这种天气去电影院就太热了，一不小心就汗流浃背。因此我的哥哥们给“老亨利”来了个彻底的清洗，然后带我到都柏林的郊区漫步。或者，在周末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凤凰公园[1]，我们在草地上躺一整天，然后到下面的唐纳利[2]谷去。我们在那里燃起火，用一个生锈的旧铁罐煮茶，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讲一些离奇的故事，直到天渐渐暗下来，我们也就该回家了。 这些小小的出行对我来说充满了乐趣。哥哥们推着我走的时候，路人有时会停下来盯着我看。但我对这些并不在意，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看我。我的脑海里有时也潜藏着一个想法，可能我哪里有问题，所以人们才会用那种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但这个诡异的想法吓到了我，我尽力不再去想它。我只想快乐，我的哥哥们都看得到，我很快乐。 我还记得一次短途旅行，是在我八岁半的一天，我们一起到都柏林市外的郊区。那是在九月，一个明媚温暖的周日上午，我们大约在十点动身。前一天晚上，“老亨利”被特意上了油，打磨得锃亮。于是，这天上午，它发出的吱呀声就不再那么刺耳。在阁楼上，彼得把书包里的书都倒了出来，往里面塞满了三明治和一个九便士的瓶装酱料。还有两瓶牛奶塞在了我的车子的坐垫下面。每次小车颠簸的时候，它们都会戳到我的背。我们一共五个人：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小伙伴，还有我。我们都穿上了周日的衣服，彼得甚至还从托尼那儿搞来些发油，抹在头发上。“我现在是不是像克拉克·盖博[3]？”他一边说，一边对着挂在床前墙壁上的镜子打量着自己，镜子上沾满了灰尘和苍蝇的痕迹。话声未落，楼梯上传来一声脚步声，我们听到托尼一边上楼一边自言自语。 “我要躲起来！”彼得一边小声说着，一边钻进了床底下。门开了，托尼探头进来。 “看见彼得了吗？”他问我们，同时往房间里瞧着。 “去做弥撒了。”帕蒂整理着他的领带，漫不经心地回答。 “他又偷了我的百利发油。”托尼下楼时生气地吼着。 “他走了吗？”彼得从床下瞄了一眼，悄声问。 “对——但他要是抓到你，一定会杀了你！”帕蒂警告道。 “这底下全是灰。”彼得说。他拍打着身上的灰尘站起来，一如既往地不在乎。 终于，我们出门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一条山涧的岸边露营。我坐在溪流边，看着水中斑驳的日影，小鱼在溪底的水草间如光影般飞快地穿梭。一群这样小小的银色生物聚集在了我身体下方的一块倾斜的石板四周，我迅速地踢掉凉鞋，左脚伸进水里，想用脚趾捉住一只。但我对鱼的习性太不了解了，它们瞬间像一束光带一样游向对岸，水中激起涟漪，我的脚再也追不上了。 这一天过得很愉快。帕蒂和附近田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那是一只又大又胖、眼神慵懒的棕色动物，它长着一条巨大的尾巴，像绳子一样缠在后腿上。 “我要给她挤奶！”帕蒂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都嘲笑了他。但他在这头老牛的耳边悄悄说了些甜言蜜语，终于让她安静地站在了那里。帕蒂在一棵树桩上坐下，把一个铁罐放在牛身下，然后冲我们咧嘴一笑。“你们瞧吧！”他说。 我们凝神观看，但他刚把手放在了牛的乳房上，这头牛就用后腿愤怒地踢了一脚，给帕蒂摔了个四脚朝天。然后就刷刷地甩着尾巴走远了。 “不管怎样，她总归是母的嘛！”帕蒂说。我们哄然大笑。 天色已晚，我们启程回家。但才到半路，我们就已经饥肠辘辘了。大概两个小时前，我们带的食物就吃光了，只剩下一些空的牛奶瓶。暮色笼罩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情况还好一些，虽然也很饿，但我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走路：只要坐在那里，大家就会轮流来推我。 “我饿死了。”彼得抱怨说，他的肩膀耷拉着。 “闭嘴吧，我也饿。”帕蒂咕哝着回应，大踏步地走着。 帕蒂说彼得应该带更多的三明治出来；他应该想到大家都很能吃。彼得骂了他一句。 我们都很低落，但在经过一个转弯的时候，突然间，眼前出现了一幢乡间大别墅，它有一扇铁门，四周是坚实的水泥墙。别墅的前院种满了果树，树枝伸出院墙，缀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果实。我们猛地停住脚步。 大家先看了看这些果树，然后面面相觑。 “我饿了。”彼得又一次声明，眼神贪婪地盯着那些苹果和梨子。 “我也饿了。”我们的一个同伴也说道，他用手背蹭着嘴巴。 “我也是。”又有一个人附和道，他一边轻轻地摸着自己的肚子。 彼得小心地环顾四周。“附近没人，”他对我们说，“或许你们可以把小车推到墙边，我站在上面——” 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只有帕蒂没应声，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想保留些尊严，但也并不坚定。其他人都看着他，希望他能带头行动。 “那么，”彼得看帕蒂不说话，于是很不耐烦地问，“我们到底怎么办？” 我的哥哥不安地走来走去，清了清嗓子，以一种绝望而庄重的声音说：“第七：不可偷盗。[4]” “胆小鬼！”其他三个人生气地喊着，便冲向了院墙。其中一个弯腰，用腿抵住墙，彼得爬到他的肩膀上，摘了水果递给另一个人，这人站在下面，铺开外套像毯子一样接住水果。 帕蒂也忍不住了。他把我的小车推到墙边，爬上车子的一边，伸手就可以够到那些红彤彤的苹果和黄褐色的梨子。 “好了，足够了——不要太贪婪。”彼得说，他已经摘到了一大捧苹果和梨。他们爬下来，数了数我们中间的这些水果，之后便坐在路边的草地里吃起来。 “这些足够支撑我们回家了。”彼得说着，喂了我一只梨子。 “我们将来忏悔的时候必须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帕蒂虔诚地说道。 “这并不是真的罪过，”彼得说，大口嚼着他的苹果，“没有人会发现它们——” “有人来了？”鲍勃问，他是我们的两个同伴之一，他像只小狗一样歪着脑袋在探听动静。 我们听到了从转弯那里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彼得冲我们眨眨眼睛，蹑手蹑脚地走到拐角处，小心地四处张望。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 “惨了——是警察！”他气喘吁吁的。 帕蒂的脸都绿了。他看上去已经无法动弹。“我们怎么办？”他绝望地问。 “快跑！”鲍勃说着就跑起来。 “不能把克里斯留在这儿！”脚步声越来越近，彼得插嘴道。接着他想到一个主意。“快，”他对大家说，“把所有东西都藏到克里斯的坐垫下面！” 已经来不及多想。只用了几秒钟，他们就收起了所有的水果，一边把我半拖出车子，一边把水果塞进破旧的车座下面，然后把我塞回垫子上。 警察走过拐角，看到了我们，慢悠悠地向我们走来。 “晚上好，小伙子们，”他笑着说，拍了拍我的脑袋，“小家伙，在外面太晚了，是不是？快八点了。” 其他四个人努力保持着镇静，但还是焦躁地像母鸡一样来回捯着脚。 “快带他回家吧，孩子们，”这位友善的警察说道，“不要再耽搁了。再会。”说完他就离开了，沿着我们来的路走上去，慢慢走远了。 等警察远离了视线，大家把苹果和梨掏了出来。这些水果看上去已经变形了。 “噢——把它们送回去！”看到它们，帕蒂低声吼道，“上帝不喜欢我们偷东西。” 于是大家满心悲伤地把这一大堆黏糊糊的水果隔着墙扔回院子里，我们又开始上路了。回到家已经差不多十点，我们都感觉像被抽空了一样。 “今天玩得好吗？”我们走进大门的时候，母亲问道。 彼得看着帕蒂，帕蒂也看着彼得，他们又都看向我。 “还不错。”彼得说，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的精神好了些，托尼和吉姆带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河边看他们游泳。天气温暖潮湿，没有阳光，但是有一种沉闷、压抑的温热使空气凝固起来，仿佛触手可及，带给人强烈的压迫感。 我们来到河边，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孩子，有的在水里游泳，有的——大部分是女孩——把裙子和围裙[5]撩到膝盖以上，在浅水的地方嬉戏，还有人躺在岸边的草坪上晾晒着身上的水，互相丢着鹅卵石。空气里充满了欢笑和尖叫声，他们互相往对方身上泼水，路边也都溅满了水。还有很多人在桥上饶有兴致地观看。 我的两个哥哥把我放在了一个能看到所有风景的地方。随后他们在桥下脱掉衣服，换上泳衣，就潜入了水里。 我观察着这一切，在喧闹和兴奋之间，我感到了炎热、黏腻，心中还有一丝嫉妒。我想扯掉我的衣服，像哥哥们那样纵身跃进水里。 突然我感受到一种和我第一次写下字母“A”时类似的心情——一种异样的冲动，暗暗的决心，我也想做别人能做到的事情，体验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所了解的东西。我急切地想要到水里去。 一小会儿之后，托尼从岸边爬了上来，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头发粘在脑门上。我冲他喊了一声，他便向我走来。我用自己特殊的咕哝的语言，告诉他我想游泳。 “遨泳[6]——你开什么玩笑！”他大笑着说。我很坚持。“但你会淹死的！”他告诉我。 无论托尼说什么都不能动摇我到水里去的决心。我就是那种什么都想尝试的孩子。“好吧。”他说。但当大哥吉姆听到的时候，他表示这可和他没什么关系。他绝不会帮托尼给我脱衣服、换泳衣。 “那把你的泳衣给我，”托尼要求道，“他总不能光着下去。” 他带我到一块相对安静的地方，在一片灌木丛后面帮我脱掉衣服。吉姆块头很大，他的泳衣对我来说实在大得离谱，托尼不得不把泳衣在我身上绕了好几圈，又在背后系上，这才固定住。终于，一切准备就绪，托尼带我来到岸边。这时他停下看着我。 “还是想下去吗？”他问，“你不害怕再也上不来吗？” 我咧嘴一笑，摇摇头。也许我是害怕的，但我一向固执，现在已经不是放弃的时候了。可怜的吉姆站在那里瑟瑟发抖。 “不要这样做——你会害死他的！”他说，但我们完全听不进去。 托尼拽下一根树枝，伸进水里蘸了蘸，然后在我头顶挥了挥，同时念了句“我们的上帝啊”。接着他从胳膊下面抱起我，把我举起来丢进水里。 冰冷的水流漫过我的身体，我大口喘着气，意识模糊起来，一切都仿佛和水融成一片。这一秒我还在水下，下一秒就升起来，接着又沉下去，又升起来，我等着第三次沉下去，但却没有。相反，我用脚疯狂地在水里踢打着，我意识到自己浮了起来，仿佛远处河水上游的一只白鹅。我不停地用力扑腾着，在水面上漂起来。这时岸上传来一阵大笑声，过了一会儿，托尼向我游过来，他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了岸边的小路旁。吉姆等在那里，拖我上岸。我气喘吁吁地躺在岸上，但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你怕是有一天都要超过哥伦布了！”托尼一边说着，一边跪在我身旁帮我弄干身上的水。 那是我第一次游泳，却并不是最后一次。还有一个夏天，在一个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溪，我在那里还游过几次。我也常常躺在岸边，看着别人都去游泳或摘黑莓，有时我就直接睡着了。我很快乐。我看着这个世界，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唯独对自己一无所知。 后来有一天，我的小车坏掉了：车轴断了，座椅也破了。没有人能修得好，于是它就丢进了储煤室，任由它生锈去了。 失去它之后，我变得不知所措。哥哥们出去玩的时候不能再带上我。母亲似乎说起过，等父亲回去工作的时候就给我买辆新的车子，但我没有听清；我陷入了迷茫。 这并非仅仅出于我对那辆旧车子的想念，而是因为我不能再和哥哥们一起出去玩耍。一切都变了。我被一个人丢在了那里。之前那个关于我可能哪里出了问题的奇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愈发清晰。 几天之后，我正坐在前花园里和兄弟们玩玩具兵，这时走过来几个小伙伴，他们拿绳子拴着渔网和果酱瓶，提议大家一起去抓鱼。天气好极了，大家都不想待在家里，于是就冲去拿鱼竿和套索，每个人都很兴奋。彼得甚至打赌说，他能在天黑之前捉到二十条米诺鱼[7]。 大家都挤在门口正要走，托尼发现落下了什么东西，于是和一个朋友回来取。正当他又要走的时候，我沉默地看着他，目光中带着恳求。 他停下来。这是第一次他出去玩没有带上我。 “对不起，克里斯，”他说着，眼睛刻意不去看我，“我们会给你带回来很多米诺鱼。”说罢迅速转身走掉。 “真可怜——”同伴刚一开口，托尼就猛地一把把他推到路上。他们和大家一起走了，只留我在花园里。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攥紧，又攥得更紧。 * * * [1]凤凰公园，爱尔兰都柏林的一座城市公园，也是欧洲最大的公园之一。 [2]丹·唐纳利（Dan Donnelly，1788—1820），爱尔兰拳击手，也是历史上臂展最长的拳手，唐纳利谷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拳击场所。目前这里树立着唐纳利纪念碑。 [3]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1901—1960），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电影《乱世佳人》《一夜风流》等。 [4]语出《圣经·出埃及记》20：15，为十诫之第八诫，这里应是帕蒂错记为第七诫。 [5]围裙，pinafore，一种像围裙一样的无袖连衣裙，穿在裙子外面，为了保护衣服的干净。 [6]克里斯吐字不清。 [7]米诺鱼，一种鲤科小鱼。 [book_title]第五章　卡翠欧娜·德拉亨特 我人生的底色已经开始显现。生活变得苦涩起来。就像我看到并感受到的那样，一切都不再同于往日。 如今我很少感到快乐。当哥哥们和朋友在外踢球的时候，我坐在厨房的窗边，安静地看着他们。我看到彼得常常进球。有时候，他们会冲我微笑，或者挥挥手。我也尝试挥手回应，但刚要抬起胳膊，它就倒向了一边，猛击到窗棱上。我把自己丢在身后的沙发上，头埋进角落里。 这时我刚满十岁，我是一个不会走路、说话，不能自己吃饭、穿衣的男孩。我很无助，但直到此时我才真正开始明白，自己究竟有多么无助。我对自己依然一无所知：我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仅此而已。却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不同，又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奔跑、踢球、爬树，甚至不能像别人那样自己吃饭。 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甚至都不能清晰地思考这一切。我只能去感受，从我内心最深处去感受，就像有一根尖针，刺破了我童年脑海中所有天真的幻梦和想象，把它们扎得粉碎，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去逃避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现实——我是残疾的。 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虽然我脑海中有时的确会浮现一丝模糊的想法——我和别人不太一样，这令我不安，但最多也就像光亮中的一丝黑暗，很快就被我抛在脑后。我会继续和兄弟们玩耍，享受着我目所能及的那有限的生活，对自己的状况浑然不觉。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看清了这一切，不是通过那个对一切充满了好奇、迫切想要玩耍的小男孩的眼睛，而是通过一个残疾人的眼睛，一个刚刚才明白他的苦难的残疾人的眼睛。 我看着彼得的手。那是棕褐色的、坚实的手，手指笔直有力，可以紧紧地握住球棒，或把栗子高高地抛到空中。然后我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手。它们奇形怪状地弯曲着，手指扭成一团。我的手无法放平，它止不住地抽动、颤抖，活像两条扭曲的蛇，完全不是人的手。 我开始讨厌在镜子里看到这双手，讨厌看到自己歪斜的脑袋和斜着的嘴巴。很快我对镜子也充满了厌恶和恐惧。它让我看到太多东西。我明白了别人眼中的我——嘴巴一张开就会歪到一边，看起来又丑又愚蠢；我说话的时候流着口水，声音含混不清。每说一个字，口水都会沿着下巴流下来；我的脑袋不停地颤抖着，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我一笑起来，就像在挤眉弄眼，那扭曲的表情简直是一张丑陋的面具。 我被这样子吓到了，从没想过自己看起来是这模样。过去我也照过镜子，但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因此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现在，每当我看着镜子，里面那张畸形的脸都会看向我。一天，脸上挂着泪水，我爬到床上，伸出左脚把墙上的镜子踢了下来，它碎了一地。 母亲听到撞击声，冲上楼来问我发生了什么。我用脚指了指地上的碎玻璃，窗外透过来一束光，那些碎片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钻石一样的光亮。 “这可预示着七年的霉运。”母亲笑着说，一边把碎玻璃清扫干净。 几个星期之后，母亲给我买了新的车子，这是一把真正的轮椅，带着软垫座椅和橡胶轮胎。“现在你又可以出门了。”母亲兴奋地对我说。我没应声。 第二天，哥哥们迫不及待地要展示我的新座驾——他们说这是我的座驾。他们又带我到了街上。所有的小伙伴都挤在我身边，轮流帮我推着新车子。 “叫它迈克吧。”有人提议道，他摸着车子锃亮的黑皮扶手。 “不，”彼得昂着头一本正经地说，“应该叫它西尔维斯特。” 我被带去看他们踢足球。像往常一样，一帮人围着我，讲着笑话，讨论着晚上要玩的游戏。但我却再也回不到过去。有些东西已经从我身体里消失，从我生活里消失，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我无法像过去那样放声大笑。我紧紧盯着他们，想从他们的表情里判断，大家是否发现了我怪异的地方。有陌生人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把脸挡住，但依然忍不住去瞧他们看我的神态，先是打量我的脸，又瞧瞧手，然后郑重其事地对身边的人点点头，甚至走远了还会频频回头。 路人的神情在我面前一一闪过。我的兄弟们以为我不会留意，但我却尽收眼底。就在我的旧车子坏掉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明白自己的身体和别人不同，我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于在家外面可能遭遇的一切，我都变得更加敏感、更加焦虑。我沉默地看着兄弟们和伙伴们在我身边玩耍，一言不发，甚至连我的咕哝声也放弃了。我对他们的游戏提不起兴致，如今我成了一个旁观者，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那之后我不再出门，除了一年中偶尔会有的那么一两次，即使出门，我也会让他们带我到安静空旷、没有人烟的地方。我的兄弟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唤我出去和他们玩耍，像过去一样，而我只是摇摇头，冲他们微微一笑。他们挠挠头、耸耸肩膀，就只好走了。 母亲留意到了我的变化，我觉得她明白为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她比家里任何人都更了解我。我瞒不了她，她总是能以她非同寻常的敏锐观察到我是快乐还是悲伤，就好像她能切实感受到我的心情一样。如今，她看到的我几乎总是悲伤、意志消沉、自我封闭，不再像过去一样满屋子地爬，而总是蜷缩在那只大的扶手椅上，静静地盯着炉火或墙壁。 她尝试了很多改变的办法。她看得到我很孤独，也明白让我沉湎于这种孤独十分的危险。于是她发明了很多办法帮我打发时间，比如，她让我用左脚握住铅笔，从报纸上把故事抄写到廉价的本子上。她会检查看我写得对不对。我写下的那些字符可怕极了，那些字母硕大且歪歪扭扭横躺在本子上，没有句点、破折号或逗号，当然，问号和引号也是不会有的。 虽然抄写让我的这些日子稍稍明媚了起来，但却依然无法彻底驱散那些已经在我心里生根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写作，或者说抄写，都还不错，它让我至少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但还远远不够。我在渴望其他的东西，我希望有什么能够释放我心底不断膨胀的不安，缓解我的焦虑和紧绷的神经。很快我就厌倦了仅仅抄写他人的作品，我希望找到一个方式来表达自我。我感到被束缚的压抑。 如今我已经十岁半了，我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越陷越深。母亲尝试过各种办法，但都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没有什么能唤回过去那个快乐的孩子。他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紧张、沉默，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小生物，他的神经敏锐得如破碎的玻璃、紧绷得如电线一般。 接着，在一个圣诞节，我们当中的一个孩子——应该是帕蒂——从圣诞老人那儿得到了一盒颜料。那年我得到的是一盒玩具士兵。但一看到帕蒂的颜料，那些炫目的色彩、细长的毛刷，我就立刻爱上了它们。我想我一定要把它们占为己有。那一块块小小的颜料让我十分着迷：蓝的、红的、黄的、绿的和白的。晚些时候，我坐着看帕蒂用颜料在一张从鞋盒上撕下来的纸板上涂涂画画，但他画得一团糟，奇怪极了，我感到很生气——也有点嫉妒。 “该死——我用不了这些东西！”他嘟囔着，把刷子扔到地上，“女孩才画画。” 我的机会来了。我用脚把自己那盒金属兵推到他跟前，咕哝着问，能不能用它“纠换”[1]他的颜料。 “成交！”帕蒂欢呼，他巴不得把这么娘娘腔的玩具送走，“但你怎么用它们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笑着伸了伸左脚。 我把东西收了起来，直到圣诞节所有的庆祝都结束，一个安静的午后，厨房里只剩下我和母亲。我爬向橱柜，用脚打开柜门，取出那个装着颜料的黑色小盒子，摆在我面前的地板上。 “你去干吗了？”母亲问，她来到我身边，我正靠墙蹲坐着，“你该不是要画画吧！”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我用脚趾夹住毛刷，在嘴里湿了下，然后在一块蓝色颜料上蘸了蘸——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拿刷子在另一只脚上涂了两下，我看到脚上出现了蓝色。 “有了！”我努力想要欢呼，因为兴奋，脸都涨红了。 “我给你拿点水。”母亲说着，走进餐具间，拿了一杯水放在我身旁的地板上。 我没有纸，母亲于是从彼得的算术本上撕下一页给我。我把刷子在水里涮了涮，然后蘸了亮红色的颜料，我把脚放平，母亲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在面前的纸页上画出了一个十字的轮廓。 我冲母亲咧嘴做出胜利的一笑。我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一天，我们几乎是坐在同样的位置，我用左脚颤抖着、汗流浃背地写下第一个字母。母亲那时就在我身旁，如今她也在，她一直激励着我向前。 这次我既没有流汗，也没颤抖。我画得很流畅。我握着的不是粉笔头，而是一支画笔。但它对于我的意义是相似的：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和外界交流，我的左脚可以借助新的方式来“说话”了。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喜爱这一小盒颜料。我画下了各种各样疯狂的东西，从彼得的脸——虽然他生气地拒绝承认那是他的脸，到垃圾桶里的一捆死鱼，当然我是抢在隔壁那只叫蒂比的猫咪把它们干掉之前完成的。 母亲还给我买了更多的颜料和刷子，还有一两本画册，一支铅笔。它们大大延展了我的表达范围，我可以画更多的主题了。开始的几周我还有些犹疑和笨拙，但很快，我就完全沉浸在了这项消遣中，每天都一个人待在楼上的卧室里画画。 我在改变。当时并没有觉察，但我确实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让自己找回快乐，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至少我学会了忘记自我。我不再遗憾不能和兄弟们出去玩，因为有了一件事情始终都能让我兴致盎然，我对自己的每一天都变得充满期待。 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都蹲坐在地板上，脚趾夹着画笔，右腿弯在左腿下面，胳膊撑在身体两侧，双手紧攥着。所有的颜料和画笔都堆在我身旁，我会叫母亲或父亲过来帮我把画纸订在地板上，来保持平稳。我的脑袋几乎弯到了膝盖中间，背弓着像螺丝锥一样，这姿势看起来奇怪笨拙极了。但我所有最好的画作都是以这种姿势完成的，而木地板就是我唯一的画架。 慢慢地，我不再像当初那样沮丧。我在画画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快乐，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它似乎让我整个人都超脱了。只有当我不画的时候，我才会又沮丧起来、冲家人乱发脾气。一开始，母亲觉得鼓励我画画是对的，这样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不开心。但一段时间过去，她又开始担心，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待着，在卧室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甚至包括我自己。 她常常上楼来看我是不是需要什么，轻手轻脚地进入房间，这时她会看到我在画前弓着身子，脚趾间夹着画笔。有时母亲会过来帮我拨开眼前的头发，或擦去脑门上的汗。因为我虽然已经可以像彼得或帕蒂使用双手那样，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左脚，但一整天都俯身坐在地板上画画，对我的身体毕竟造成了一种巨大的负担。但每当母亲过来查看我的时候，我只是猛地点个头，呜呜噜噜地回应。 之后，有一天，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母亲病了，被送去了卢坦达医院。几个星期后，她生下了自己最小的孩子，一个男孩，这样她一共有了二十二个孩子。我最小的弟弟出生后，母亲依然病着，而且病情很快变得很严重。我们在家里惊恐万分，母亲不在的日子里，家里死气沉沉，就仿佛一只钟表被拆掉了表芯，指针无力地停住了。我也无法再画画，对任何事情都兴趣索然。我以为母亲要死了。 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蜷在沙发上，突然听到前门响起了敲门声。父亲正坐在炉火旁，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他心里满是担忧，并没有在看报。一开始他并没有听到敲门声，但当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他起身前往门厅开门。 我听到门口有声音，但并没有心思去听，而是沉浸在对母亲的担忧和沮丧之中。我转了个身，脑袋埋在沙发靠墙的一角，这时门开了，父亲和一个人走进了厨房。 “这是克里斯蒂。”父亲说。接着我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说：“他在睡觉吗？” 我迷迷糊糊地抬头看这位来客，眨了眨眼睛。灯还没有打开，房间里有些暗，但是借着外面的路灯，我看到来访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大约有十八岁。她瘦瘦高高的，模样甜美——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 “你好，”她说，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我是德拉亨特小姐，你妈妈跟我说起过你。” 我想说点什么，但只发出了一些咕哝声，就像我平时想要说话时那样。女孩只是笑了笑，坐在了沙发的边缘。 “我本想打个电话再过来的，”她说，“你不会介意吧？” 我用力地摇摇头。接着她告诉我是怎么知道我的。她是卢坦达医院的施赈学员，从母亲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还知道我会用左脚画画，所以想来见我。当然她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母亲很担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过得好不好，所以女孩就来让我写个字条带给母亲。 “你能帮我做这件事吗？”她问。 我没有理由拒绝。父亲把我举到桌子上，将一支铅笔夹在我脚趾间，我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写道： “亲爱的妈妈。不要担心。一切都好。很多吃的。快好起来。克里斯蒂。” 写完这些，我并不想在末尾画个吻，但她说如果画一个会更漂亮。于是我很不情愿地，在信封的角落里歪歪扭扭地画上了吻，递给她。 她走了，但承诺会再来。那晚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一阵眩晕。 她第二次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她带给我一大套颜料、画笔，还有画册，以及一个好消息：母亲好起来了，很快就会回家。 卡翠欧娜·德拉亨特——在我最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她出现了，来到了我的生命里。她在我原本的人生轨迹之外，是她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超越于那些日常的思维和活动，去获得一种更稳固的内在平衡。她将成为在母亲之外给予我最多鼓励的那个人，也将帮助我去对抗未来人生的诸多艰难。 当然，十一岁时的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我只知道，我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中情人。 * * * [1]克里斯吐字不清。原文用swop表示swap。 [book_title]第六章　艺术家 第一个梦中情人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奇特的连锁反应。我尚且年幼，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当然也因为我太年轻，我还不能明白自己的心。在当时的年纪，我关心的只有我的左脚，也因此忽略了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包括心灵。 但是，我的感受和其他毫无自我认知的男孩大概也没什么不同。尽管一开始见到德拉亨特小姐时我感到很困惑，并因此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但慢慢地，我冷静下来，开始热切地期待德拉亨特小姐的到来。每当我知道她要来的时候，我会让母亲仔细地帮我梳好头，甚至让她给我卷尽可能多的“波浪”上去。有时，我还会像彼得那样，让母亲去搞点托尼的八便士发油给我涂上。 我无法说话，但不知为何，当我和这位新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语言似乎不再重要。我们用一种无声的、独属于我俩的方式交流，不需特意地说什么，就可以心领神会。虽然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心灵感应，但好像这个词也不能准确概括我和德拉亨特小姐之间的交流方式。 我的认知开始延展。我越来越明白自己，也更明白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有人告诉了我什么，而是我能够感受到更多，也思考更多，于是便理解了更多。我越来越了解自己，也是因为我已经学着去表达自我，并去摸索那所有隐藏在意识表面之下的东西。但是对于未来我要经历的一切，我依旧茫然。 随着我越发地沉浸于绘画，我也获得了更多内在的快乐与平静。当别人来和我说话或问我点什么，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乱发脾气。绘画成了我最挚爱的事情，也是我精神的支点。我的生活轨迹就围绕着画作和画笔展开。 然而只是画画还不足以让我如此的快乐。事实上，我画画不仅是为了取悦自己，更是去取悦别人：我感到自己是有用的，我在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而画。我亲爱的“梦中情人”不仅总是非常愉快地收下这些画，她更是真诚地在期待。这是她厉害的地方：她让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有用的，并激发起我的责任心。我画得其实并不好。都是一些糟糕的风景画，大块的棕色和绿色铺展着，还有一大片厚重的蓝色，那就是天空了。但是德拉亨特小姐谈论它们的样子，就仿佛它们都是杰作。在她的鼓励下，我画得越来越好，也更加自信了。 我把所有的颜料都摆在一起。我在地板上调配这些颜料、准备铅笔和画笔——这一切都用左脚完成。家人总是很乐意来帮我，但我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懂怎么画画或准备画笔。我怕他们弄坏了这些珍贵的工具，所以宁可亲自来做。 起初，我把所有的颜料都收在一个旧纸箱里，塞在床底下。后来父亲为我做了一个木箱，我管它叫我的“工具箱”。 十二月的一天，离圣诞节还有几个星期，我正用脚随意地翻着《星期日独立报》，刚好看到一条关于圣诞绘画比赛的消息，面向十二到十六岁的孩子。我刚过十二岁，正适合去参赛。那是周日的上午，其他孩子都去做弥撒了，母亲在餐具间洗着晚餐用的卷心菜，父亲正坐在床边看报纸。我又读了一遍这个消息。有一幅黑白的复印画需要被填色。画上是一个舞会的场景，一群舞者环绕着灰姑娘和王子跳舞，所有人都穿着优雅的礼服，男士身着长袜和紧身上衣，女士身上长裙飘舞。他们头顶悬着枝形吊灯。 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觉得它棒极了。我盯着它看的时候，仿佛已经看到了它被画好、各种色彩散发炫目光芒的样子。这感觉太真实，以至于我都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 我把母亲从餐具间叫来，给她看比赛的消息。 “去试试。”她说。我摇摇头，咕哝着，意思是我还不够好。“别担心，”母亲说，“又不是非得是天才。你就去试试。” 我听从了母亲的话。那天下午我就给那幅画上了色，比想象中画得还好。在灰姑娘身上，我花了格外多心思。她在我的笔下光彩夺目，粉嫩的脸蛋、金色的长卷发，还有漂亮的蓝裙子。洁白的缎面舞鞋在她的长裙下优雅地露出一角，宛如两只小老鼠。至于王子的礼服，我则涂上了亮紫色。出于艺术的考虑，我还给他的礼服上点缀了一种类似宝石一样的金黄。他们的眼睛，我都着上了蓝色，王子的眼睛上还额外加了点翠绿。 画作完成的时候，我很满意，但却不想拿它去参赛，我担心自己不会成功。然而，即使我可以不听母亲的话，我却没有办法拒绝我的“梦中情人”让我做的任何事。当母亲告诉她这个比赛的消息，还给她看了我填好色的画，德拉亨特小姐说我应该马上去参赛。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最后通牒了。 我又无比仔细地检查了这幅画，在这儿或那儿加上几笔，整体色调上又调亮些。第二天，我让母亲把它封起来，贴上邮票，给报纸寄去了。 我认为这事情实在是浪费时间，很快也就把它忘了。我对获奖丝毫不抱希望，哪怕是最小的安慰奖。那之后一整个星期，我都像往常一样画我的画。我很高兴，毕竟我按德拉亨特小姐说的去做了，哪怕这并没有什么用。 之后的周五上午，家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母亲正在餐具间洗衣服，出来开门时手上还挂满了肥皂沫。刚巧，我当时正靠在厨房的大圆桌上画画，身边堆满了颜料和画笔。这并不是我经常画画的地方，因为我更喜欢在楼上卧室里一个人画，而这个早晨，很偶然地，我决定来到厨房画画。 母亲开了门，发现是《独立报》的记者和一位摄影师，专程来看我。原来德拉亨特小姐并没有告诉我，她去找到了报纸的记者，告诉他们在寄去的画当中有一幅是一个男孩用脚趾画的。对方不怎么相信，于是派了记者过来了解事情的真相。 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厨房的时候，我正在完成一幅画最后的部分：那是一座南海的热带海岛，四周是湛蓝的咸水湖，我正在画上一些摇曳的棕榈树和金棕色的沙滩。听到门被打开，我抬起头：两个媒体人正站在房间另一头看着我，母亲在他们身后。我不明所以，就赶紧继续画我的画。 “这是真的！”我听到其中一个人带着惊讶和赞叹的轻声欢呼。 母亲带他们走进来，这时我才明白是谁来了。 “布朗先生，我们本来觉得难以置信，”他们说，“但……” 他们问了母亲很多关于我的问题，母亲把关于我的一个个小故事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比之前更难以置信。这一切在一旁进行，我就在那里安静地画画，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过了许久之后，他们拍了一张我坐在桌上画画的照片，脚趾间夹着画笔，我面前还摆着一个画架。画架是几个月前一个朋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它很有用，但我还是更喜欢在地板上画，画架被放进来只是为了让我在这个场合里看上去更像个艺术家。那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又过了一个星期，周日上午，我正和彼得舒服地躺在被窝里，半梦半醒之间，父亲跑上楼来，冲进房间，把我拽起来。 “快看——快看！”他在我面前挥舞着一份《星期日独立报》，“看——你得奖了！” 这是真的。在报纸页面的中间，是上周五他们给我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穿着短裤，瘦削的双腿交叠在一起，眉毛骄傲地耸着。他的身旁，一只扭曲的手支撑着身体保持平衡。 我被带到楼下厨房，家人都在那里吃着早饭，兴奋地谈论着我获奖的事情。父亲把我带进房间的那一刻，大家都停止了谈话。母亲放下她手中的茶壶，走向被父亲抱在怀里的我。 “永远不要放弃尝试，克里斯。”她亲吻着我说。 我的“梦中情人”呢？——那天晚些时候，她也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吻了我的额头，说很为我骄傲。 我的左脚，我又一次做到了。 [book_title]第七章　同情的目光 十三岁——此时我依然是一个小艺术家，一个还没有找到自我的小男孩，没有足够了解自己的能力并加以利用。画画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通过画画，我学会了用许多细腻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呈现我的所见所感以及被禁锢在我无用的身体里的一切思维活动，它们如同囚徒一般，张望着那个在我人生之外的现实世界。 用心灵比用眼睛使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常常一个人，在卧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画画，也不干别的，只是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世界，远离一切日常生活。每当我进入这样白日梦的时刻，我就忽略了一切：楼下拥挤的小厨房里响亮的说话声……彼得在门口练习吹口琴的声音……楼下无线电里的爵士乐……门外马路上收废品的人的尖声叫卖……它们交织、远去，混为一种模糊的噪音，渐渐地就从我耳边消失了，我也看不到什么了。只是坐在那里，思考着…… 我不再出门。很久之前我就不出门了。甚至在家里也不和兄弟们玩耍。一开始他们很困惑，但渐渐地就接受了我们之间这种新的关系。当然，在家里我并不会成为一个陌生人，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间屋子里，甚至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但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同时我又生活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在所有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之外。我一个人很快乐，却不知道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满足还有多远。 当我从一个小男孩的日常生活、从那些马路和巷子里的生活退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心灵成长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身体的成长。我再一次彻底地、真正地迷失了。而另一个“梦中情人”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她不像之前的那位那么高挑美丽，但和我年纪相仿。她叫珍妮，就住在几幢房子之外，长得小小的，精力旺盛、无忧无虑。她长着一双碧绿的眼睛和嘟嘟的小嘴，一缕棕色的卷发修饰着她小巧的脸蛋。不幸的是，珍妮很招惹男孩子，她只要适时地眨眨那双迷人的眼睛，就可以在街道上的男孩之间引发一场战争。他们都疯狂地迷恋着她，一旦争论起谁长大后可以娶珍妮，大家就会打起来。 虽然我不再出门，但这不妨碍我看到珍妮。透过卧室的窗户，我远远地爱慕着她。这弄得我画画的时候格外疲惫，因为每当听到马路上传来珍妮的声音，我就会爬到窗边，坐在床上，盯着她和其他女孩一路跑着跳着，而对于其他女孩，我却完全不会留意。一天，当我坐在那里盯着她看的时候，她抬头看到了我。我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赶紧撤回来，但那一刻她笑了。我试着回她一个微笑，她给了我一个飞吻。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当她在马路上跑远的时候，又给了我一个飞吻。她的深色卷发飘舞着，白裙子灌满了风。 当晚，我撕下一张便签，脚握着一根铅笔，颤抖着给珍妮写了几句充满爱意的话，并让一个弟弟送给她，甚至拿脚威胁他一定要亲自送到珍妮手里。在那张纸条上，我对珍妮说，她是我们这条街上最漂亮的孩子，如果她愿意，我可以给她画很多的画。然后，我又仓促地补充道，我会爱她“很久很久”。 我兴奋又害怕地等着弟弟回来，不敢期待珍妮给我什么答复。半小时之后，他回来了——还带回一张珍妮的纸条，藏在运动衫里。 我拿过纸条，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完全忘了弟弟还在一旁，他饶有意味地盯着我，眼神似乎在说我疯了。我把珍妮的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那句：如果我愿意，她第二天会到后院来看我。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轻飘飘的，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看到弟弟还站在那里，背着手，张着嘴巴，盯着我的那双蓝色大眼睛里写满了困惑。我冲他喊了声“滚开”，他便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从房间逃掉了。我把自己丢到床上，长叹了口气，心还在猛烈地跳着。 第二天我如约而至，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还涂了托尼的“奢华发油”，而事实上发油都要从我的额头淌下来了。小珍妮非常友好。我们一起坐在那里看我的画，每给她看一张，她都会崇拜地轻声赞叹。一开始我很害羞，手足无措，因为我知道自己口齿不清、用脚而不是手做事情。但珍妮也许是因为单纯，也许是出于得体，看上去并没有觉得我哪里奇怪，她愉快地和我谈论着游戏或聚会，还有隔壁的男孩，就好像我是彼得或帕蒂一样。这让我开心极了。 我和珍妮成了好朋友。我们没有太多交谈，但每周都会交换无数的小纸条。一到周六晚上，她就会偷偷溜过来看我，带来一些我从没读过的小书和杂志，我无比珍爱它们，全都收起来，藏在了卧室的一个被虫蛀坏了的旧箱子里。 我感到骄傲极了。自己虽然残疾，却和这条街上最漂亮、最受欢迎的女孩成了朋友。我常常听彼得激动地说珍妮是个大美人儿，如果能赢得她的芳心，他什么都愿意做。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都很得意。仿佛自己俨然是个胜利者，因为不是我去追求的珍妮，而是她主动来亲近的我！ 彼得开始起了疑心。在一个周六，我和珍妮正坐在后院，他找到了我们，我们头贴得很近，虽然只是在看一些珍妮带来的旧故事书。我的脸立马红了，珍妮没有动，她只是抬起头，冲我的哥哥微微一笑，便又低头看书。彼得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扭头回屋了，身后的房门猛地被甩上。 那天晚上，珍妮临走前安静地坐着，漫不经心地翻着书，眉头轻轻地皱起来，下唇微张，每当她想要说什么复杂的事情，都会露出这样的表情。过了一小会儿，她起身，犹豫片刻，然后突然跪在我身旁的草地上，轻轻吻了我的前额。我往后撤了下身子，惊讶又无措，因为她从没有吻过我。 我张口想说点什么，但珍妮突然红着脸跳起身，眼里盈满着泪水跑出了花园，当她沿着石子路一路奔跑，消失在我视线里的时候，她那双小小的黑色鞋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那之后的几个星期，她都没有来。尽管我轰炸般地写给她一张又一张的纸条，她还是杳无音信。而与此同时，彼得为了打击我，对我讲了很多恶毒的故事，都是关于可怜的小珍妮的。但我一点儿也不信他，他甚至跟我说，珍妮每亲吻男孩子一次，都让他们付她一便士。 “所以我才老破产！”彼得伤感地说，手抄在空空如也的口袋里。 夜晚，我常常坐在床上想起珍妮，回想起那天她在后院亲吻我的样子。我感到忧伤、孤独。我问自己她为什么不来了。当我在黑暗中辗转反侧的时候，彼得舒服的鼾声在我一旁响起。 我的十四岁生日到了。那天早晨，在我收到的一堆贺卡中，有一张来自一双孩子气的小手，是珍妮的，但她还是没来看我。我常常从卧室的窗户望下去，看到她在路边玩耍，但眼睛总是避开我的房子，从不望过来。我在窗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希望她能看我一眼，直到黄昏来临，光线暗下来，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依稀只剩她连衣裙若隐若现的白色。她和其他女孩从街上跑开，身后还有一群男孩大笑着在追赶她们。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落，每天我都狂热地投入到绘画中，那些画既没有主题也没有固定图案，都是些胡乱的涂抹，被我从沸腾的思绪中漫无目的地、杂乱地铺洒在画纸上。 一天，我背靠着一只箱子忧郁地坐在后院，突然听到脚步声，我疲惫地抬头……竟然是珍妮！她站在几英尺外，在院门口，瘦削、娇小的身形被一旁的白墙衬托着，在六月的阳光下格外明亮动人，她的影子歪歪斜斜地落在温暖的水泥地面上。她望过来，看着我，但——是用同情的目光。 那时我才明白，也正如后来我会很多次经历的那样，一个简单的同情的目光，是多么令我痛苦和心碎。我需要的并不是同情，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是来自他人的真诚的爱所能赋予这颗脆弱心灵的力量。 在她同情的目光中，我低下了头，我们两个都没有说一句话，珍妮慢慢转身离开，只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 那之后我就变了。过去的几个星期，我都沉浸在一种无边的幸福里，幻想着自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十四岁男孩，爱上了这条街上最甜美的女孩，他愚蠢自负得透顶，以为她同样在意着自己。如今，一切妄想都结束了，而最令我痛苦的是，我曾以为自己的残疾不重要，以为那是只有自己才会觉察的“不正常”，以为别人不会当回事，然而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我不过是一个狠狠地欺骗了自己的混蛋。 在见到德拉亨特小姐的兴奋中、在画画带来的新鲜感以及对珍妮的魂牵梦绕中，我几乎忘记了自我。我甚至相信自己和别人毫无“分别”，这种分别似乎只潜藏在我的脑海中。在这样一个梦幻的世界、一个难以置信的天堂里迷失自我是多么的快乐。我浑然忘记了关于自己的那些悲哀的事实，并获得了一种单纯的愉悦，哪怕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星期。也正是因此，重返现实给我带来了更多的震荡和痛苦。 家里的生活也在改变。好像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很震惊地意识到吉姆和托尼已经长成了大人。吉姆很安静，所有人都嘲笑他的好脾气和女孩般的温柔。托尼鲁莽大胆，向来敢用拳头说话，也是我们当中最趾高气昂的一个。莉莉不再是那个黑头发的、常常在周六上午推着我到河岸边，拿硬币遮住我的眼睛让我入睡的小女孩。突然间她就成了一个已经有婚约在身的女人。帕蒂也不再是那个穿着短裤、弹弓从屁股口袋里戳出来的学生，而成了一个泥瓦匠学徒，每个周五的晚上骄傲地大跨步进门，故作声势地把一叠工资交给母亲，靴子和工装上沾满了灰尘和泥浆。莫娜则从那个圆滚滚的、头发蓬松、脸蛋儿和小手胖乎乎的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十七岁的漂亮女人，涂着口红，搽着粉，穿着一双“恨天高”，几乎每晚都有不同的约会对象，她热爱跳舞胜过其他一切事情。 彼得比我小一岁，我总是把他看作最亲近的一个兄弟。因为我们年纪相仿，可以毫无顾忌地和彼此打闹吵嚷，也因此他比别的兄弟更了解我。但在我眼里，即使他也变得不同了；他长高了，成了另一个人，更严肃了点，也就变得难以亲近了很多。 我和弟弟妹妹们则比较生疏。他们有自己的童年生活和伙伴，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他们都是乖孩子，但对自己跛脚的哥哥，却有点敬畏，或许心里还有些无意识的害怕。他们对我了解甚少，因为我总是一整天都待在卧室里画画，很少见到他们，只有周末的时候，我会坐在厨房的沙发上，在听广播里的弥撒之前，看看周末的报纸。但即使这时，我也不怎么和他们说话，一部分原因是我说不太清楚，但主要也因为没什么可说的。 我几乎忘了自己的十五岁生日。母亲为我办了生日宴会。那天我很快乐，很多老朋友都来了。我甚至不知道，姐姐莫娜还邀请了珍妮，而且她来了。但她不再是那个小巧的、长着雀斑的、在后院和我有过浪漫约会的珍妮，而成了一个甜美可爱的、面带笑容的十六岁女孩。她身着一件灰色绸缎连衣裙，指甲闪着光泽，黑发散发着幽香。我看着她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的目光触碰在一起。有那么片刻，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那个珍妮，但转瞬就消失了，她向我走来，握着我的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害羞。 “你还好吗，克里斯蒂——嗯？”她用一种半是轻快、半是安抚的语气问我，“当然，当然，你很好，别让自己激动。”当我用力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她安慰地说道。这种语气几乎要使我讨厌她了。 这场小型生日宴结束后，大家都离开了。母亲问我开不开心。我说当然。我在撒谎，我其实头痛得厉害。但比头痛更糟糕的、比一切都更糟糕的是，那天夜晚，当我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我的心如刀绞。 我知道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但我也没有“长大”。我被悬置在了快乐无知的童年时光和少年的痛苦与沮丧之间。我向往过去的那种无忧无虑，但我也明白童年已逝。从后院里那个女孩向我投来的同情的目光中，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 [book_title]第八章　幽禁的墙 如今我已经到了不能再自我逃避的年龄。日子一天天过去，兄弟姐妹一个个都长成了看起来陌生而独立的成年人，我以上千种方式看到并感受着限制和无聊，还有我的存在本身那可怕的禁锢。我的四周充斥着行动、努力，和成长的气息。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他们的生活被填满着，大脑和双手始终忙忙碌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行动和目标，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的精力很自然地就会找到释放的出口和表达的通道。而我，只有我的左脚。 我的生活像被塞进一个黑暗的、死气沉沉的角落。我面朝墙壁，听到外面那个广阔世界的一切声音和行动，但却动弹不得。我走不出去，无法像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到外面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仿佛只能沿着一条狭窄的沟槽前行，思考着同样的事情，感受着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怀揣着不变的恐惧。我被封闭、被阻隔、被限制。除了一些令人沮丧的尝试和狭隘的思索，我一无所有。 母亲曾经总是给我带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但现在我们却常常意见相左。我们争吵过很多次。我唯一可以毫不费力地、自然地脱口而出的词是“去死吧”，有时当我因为和母亲争吵而生气的时候，也会这样冲她脱口而出。 语言对我来说是一种奇怪又麻烦的东西。但母亲不需要通过语言就可以明白我在想什么。我甚至觉得她能读出我的想法。在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超自然的联系，就像是心灵感应一般，仿佛蜘蛛被切断的肢体哪怕分开了几米远，只要有一部分还活着，就还能动弹。 她知道我在经历成长的痛苦，随着我长大，我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有了更敏锐的感知，她努力帮我缓解这种真切的痛楚，把她的精神和力量带给我，就好像在告诉我我并不孤独，她懂得这一切。对我来说她不只是母亲，更像是一位并肩作战的队友。 卡翠欧娜·德拉亨特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对于我年少的心灵来说，她讲起的那些东西是那么美丽、高尚，我一度怀疑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什么美妙的幻影或幽灵，转瞬就会消失。 但我知道她是真实的，我听得到她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我看得到她棕色的头发熠熠发光，当她看到我坐在那里给她画画的时候，我看到她眼中现出的笑意。不，她不是我的幻梦，而是一个美丽的存在。 我依然在画我的水彩画，画一些我没见过、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比如一些风景、村庄、船、公园水塘边的树，等等。但绘画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在发生改变。它不再像过去那样使我满足。我依然喜欢画画，但却不再热爱它。我的体内积蓄着一些新的能量、新的渴求，不再能仅仅通过把一些明亮的红黄色、暗沉的棕色涂在画纸上就得到纾解。我需要新的东西，需要更丰富的媒介来表达。我的思维更宽广了，而绘画缩小为其中一个很小的支点。每天我都变得更绝望。我不能用嘴来说话，而现在也同样不能通过绘画来表达；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地窒息了。 记得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同”，我是多么的难过，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但如今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份“不同”的分量，明白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小孩子的我，意识到自己的残疾时，哭得很伤心。但现在我没有哭，没有眼泪来安慰我。一切痛苦都深埋在心底。 一天，在一种掺杂着绝望、恐惧和迷茫的情绪中，我爬到楼上的卧室，反锁上门，从盒子里拿出一支铅笔、一张纸。我坐在床上，开始写字。我决定从卧室的窗户往外面的水泥院子里跳下去，以此来“自我了结”。但在这之前，我要写一封“自白书”，要留下一封“遗嘱”。我郑重地拿笔写起来： “写给和这封信有关的人——虽然我知道没人会关心……” 这是一句华丽的开场白，我想。写好遗言，我把它简单地折起来放在枕头下。然后爬到窗边，用左脚打开窗户望出去；我从没想过房间会这么高，地面看起来离窗户有一千英尺，本来在我的想象里大概只有十二英尺。天很冷，风强劲地吹着。往窗外看的时候，风打在我的脸上，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迈出一条腿。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我和彼得常常在后院玩玩具兵，我们在高耸的草丛间悄悄地接近彼此……现在我用力稳住身子，把另一条腿放过来。此刻，毫无缘由地，我想起一个圣诞节，可怜的父亲在扮圣诞老人，他根本无法直起身走路，在黑暗里被帕蒂的靴子绊倒了，父亲躺在地板上开始唱《凯瑟琳·马沃尼》[1]，所有的玩具都堆在他身旁……我深吸一口气，直起身，坐在窗户上，双腿荡在空中。我闭上眼睛……这将是很可怕的坠落，但我决定了要这样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然后我想起卡翠欧娜·德拉亨特……我从窗户上下来，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如今我十六岁了。莉莉已经结婚。托尼也在一场飓风般的浪漫恋情之后结婚了。吉姆是下一个进入结婚队列的。我怀疑帕蒂正在用他教给彼得的办法追求女孩子，尽管彼得也会挺着胸脯告诉帕蒂，在这方面他可以传授帕蒂一些实用技巧。莫娜每晚都会出去跳舞，她几乎总和父亲争吵不休，因为父亲要求她在外面不能待到超过晚上十一点。她总是很晚回来，悄悄地打开大门，脱掉高跟鞋，踩着尼龙袜，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上楼，然后在楼梯上就会撞见父亲！ 一年后，彼得离开了学校，也成了一名泥瓦匠，在吉姆手下学徒。父亲坚信他所有的儿子们都应该像他一样成为泥瓦匠，甚至从不去考虑他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到目前为止他可以说很成功，吉姆、托尼、帕蒂和彼得都做了泥瓦匠，挣着不错的薪水。 “他会成为你们这群人里最好的泥瓦匠。”父亲有时喝了点酒，会在大家面前指着我这样说，“你现在去盖房子一周能挣五英镑，克里斯，穿上粗棉布工作服，手里握着一把像样的钢铲子。”我讨厌砌砖，因为我显然做不了。 几个月后，一种新的感受开始在我体内膨胀——那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在痛苦和消沉之外，我还感到了憎恨。我憎恨这个世界，因为我吐字不清的口齿、扭曲的双手，还有无用的肢体。我看着周围正常而完美的一切，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我生下来和别人就不同？为什么我和别人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需求和敏锐，但却有一副无用的身体——不仅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甚至看到自己就感到恶心？我应该期待什么？除了成为一个用脚趾画画的废物，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指望？人们总说我用脚趾画画简直是个奇迹，说我很幸运，是个不同凡响的男孩。但我用左脚画的画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说我不同凡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成为不同凡响的——我只想是正常的，像所有人那样。仅仅因为我用左脚做别人用手做的事情，人们就说这棒极了。或许是吧——我不知道。我用左脚仅仅是因为我的手毫无用处，但这不会让我觉得骄傲或特别。事实上，只要有任何不熟悉的人在场，我从来不用自己的左脚，因为这让我觉得很愚蠢和笨拙，就好像是一只给人表演的猴子或海豹。 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主意。我一直都喜欢写信，当然大多都是写给卡翠欧娜·德拉亨特。我还记得写给她的信多数是关于那些马，或者描述母亲新生的宝宝。但现在我决定尝试点更有野心的事情，不只写信，也写些故事。这个想法不停地发酵，直到充斥了我的整个脑海。 这之前我没读过多少书。在家里，书是很罕见的事物，相比起来面包要重要得多。填饱肚子比充实我们的头脑更为要紧。即便这样，我的脑袋里还是挤满了无数的想法，无法只通过画画来表达。冬季的一天，我躺在床上，正用脚趾夹着一根稻草在被雨水冲洗过的窗户上漫不经心地画着，突然，我萌生了一种冲动，我想用单词试着把我的想法记在纸上。 我立刻找到一个六便士的便签本开始写起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坐在那儿，把我脑海里冒出来的东西一股脑记下来。那是一大堆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关联的单词、语句和段落，就像把我的颜料调在一起变成一团色彩。我进行着单词的游戏，仿佛一个迷上了新玩具的小孩，我把它们在纸上写下来，然后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它们。 之后，我开始组织这些单词，试着用一种结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像画画一样。终于我开始在其中放入我的想法，过了一会儿，它们就不仅仅是单词，还有了意义；不再是无关联的字母，而是一些想法。 我最早在五岁时就学会了用脚趾写字，但一直到十七岁，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一把通向新生活的钥匙。在这里，我可以探索精神世界的新领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独立于其他人、使我可以独自生活的世界。就像彼得以及其他所有人可以用砖瓦砌房子那样，现在我也可以，而且盖的不仅是一座房子，而是我自己的整个世界；不是那个由砖和泥浆建造的世界，而是由思维和想法构成的崭新的世界。 从那时起，写作成了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仿佛画笔在过去犹如我的权杖一样，现在铅笔很少会离开我的脚。我写一些关于蛮荒的美国西部的故事，编造激烈的打斗和翻滚的马车。这些大多来自我童年时看画册的记忆。我笔下的角色都是嚼着烟草、挎着枪的男人，白天骑马，晚上就喝个通宵，女孩们都有着凹凸有致的身材、顾盼流连的眼睛，除了喝着杜松子酒寻欢作乐，几乎无所事事。 在故事的开头，我常常会设置大约二十个角色，但写到一半我就很困惑，不知拿他们怎么办，这时我就挨个儿让他们被打死，直到大概只剩下两个主要角色。我的便签本常常就变成了一座坟场。 后来我变得多愁善感，开始写一些伤感的小故事，主题大约都是“男孩和女孩的邂逅”。这些故事充满着浪漫且梦幻的想象，我很享受创作的过程，但事后总会悲伤、烦躁，因为尽管我可以极尽生动地去设想这些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甚至还尝试写侦探“惊悚”小说，故事里充斥着子弹和尸体。每当感到沮丧的时候，我就拿起铅笔，用一些病态的描述写在地下室和阁楼发现的腐烂的尸体，或是在死寂的夜晚，阴湿老旧的乡间别墅里突然发出的叫喊声。 我的故事总是极尽戏剧化，在这些最初的写作尝试里，我并不满足于“杀死”我的角色，还尽可能地用最漫长的方式杀死他们。射杀还不够，我把他们切成碎片，挫骨扬灰。这一切都非常的暴力血腥。 即便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不快乐，但至少我有事可做。我找到了一种方式来消磨每天乏味的生活。就像打开一瓶姜味汽水，让所有被压抑的气泡跑掉。生活对我来说不再那么透不过气来。 但一如既往地，不管我做什么，去到哪里，我都感到孤独和焦灼。我的生活像被链条捆缚住。随着我的心智变成熟，我越来越意识到身体上的缺陷，以至于这种残疾似乎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理上的痛苦。在我的人生里，没有所谓的新的一天——每一天都不过是往日的重复，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改变的希望。 十七岁时，仿佛所有事情都在向我涌来。我的情感需求已经开始萌生。那些过去孩子般的心血来潮，现在已经是成年的需求；过去的任性如今成了实在的感伤。我渴望朋友，渴望同龄人不是出于同情的陪伴。我也并没有因为残疾不能出门，就不渴望那些构成同龄人日常生活的一切：足球、舞会、酒会和女孩。当我意识到我和童年时期的那些伙伴建立的朋友关系都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破裂时，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随着我的成长，我不仅没能更好地接纳自己的残疾，反而愈发感到困扰和痛苦。 紧接着，最终的灾难来临了。一天，卡翠欧娜·德拉亨特来看我，当她站在厨房窗边的一束阳光里，把手放在椅背上时，我看到她的手上有什么在闪闪发光。我凝神细看，发现是一枚订婚钻戒。我盯着它出了神，几分钟后，她红着脸，伸手给母亲看她的戒指，问母亲是不是喜欢。母亲恭喜了她，她又转身给我看，我咕哝着别过脸去。 “不要哭丧着脸，”她对我说，脸上挂着她独有的微笑，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结婚后也还会来看你。” 几个月后她就结婚了，那是一个六月和煦的早上，在大学教堂里。母亲用轮椅推着我来到婚礼。还有一大群她的朋友都来了。她和丈夫从教堂里出来看到我时，明亮的笑容点亮了她可爱的脸庞。我无法抗拒那样的笑容。 如今她不再是卡翠欧娜·德拉亨特，而变成了马圭尔夫人。这名字很好听，但很长时间我都无法适应。我见到了马圭尔先生，他人很好，但我充满了嫉妒。 又过了几个月。家里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似乎分成了两组家庭，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兄弟姐妹是一个组，在我们之后出生的形成了另一组。我们是“年长”的那拨，他们则是“年轻”的。母亲和我小时候没什么两样，也许胖了点，黑发略微有些斑白，但她的脸上还是惯常的笑容，蓝眼睛明亮有神，步伐轻快。母亲总是无可战胜的。父亲则老了许多，一头蓬松茂密的浅发已经不在，只余太阳穴旁的两缕，怎么看都像被粘上去的两团灰色羊毛。但他依然像钉子一样硬实。因为不停地搬重物、抡铲子，他的双手坚硬、骨节突出。他有时也会吼我们，但我知道他为所有孩子都感到骄傲极了。 我做了舅舅，因为莉莉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们开玩笑说她要打破母亲的纪录了。 “延续家族的传统，莉！”我们对她说，“可别让我们失望！” 即使身处这个大家庭中，我依然感觉格格不入，像是一个“奇怪的外人”。我无法融入他们，也无法进入那种令大家感到鼓舞和兴奋的情绪之中。也许大家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变化，但我总觉得自己离他们越来越远。好像每一天，我都在漂离其他人生活的轨道。即使和大家待在一起，我也从未这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离大家那么的远，离他们每天所从事、所坚信的一切那么的远。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那个晚上，我从躺着的沙发上爬起来，费力地来到后院。我感觉很热，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我爬到一棵树下，坐在一块破木板上。六月的空气里溢满了花香。万籁俱寂，我听到头顶树枝上鸟儿的啾鸣，还有远处汽车喇叭的笛声。我倚靠在一棵颓唐的老树下，月光透过树枝，在我身前的地面上投下光影。后窗是一方昏黄的光亮，厨房的嘈杂人声透过窗户传进我的耳朵。 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宁静、温柔、生机勃勃。月光给一切覆上了银霜。我甚至感觉自己听到了星星在夜空闪烁的声音。 我坐在那块残破的木板上，沉浸在夜晚的宁静和安详中，仿佛迷失在了一个被月光照亮的梦境，现实世界中地狱般的一切都离我远去。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快乐。但接着记忆开始苏醒。未来在我面前像黑洞一样裂开，我感觉被困住、被勒紧。 我是什么？我坐在那里自问。不过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我的人生毫无章法，没有意义和价值。我被幽禁在四周的围墙里，越长大越感觉被束缚。我疯狂地渴望着自由；迫切地希望打破束缚，逃离这一切。 * * * [1]《凯瑟琳·马沃尼》，一首创作于1837年、在英语世界广为传唱的歌谣。 [book_title]第九章　卢尔德 我从小就热爱音乐。小时候，我在收音机旁一坐就是很久，听着不知是什么类型但十分吸引我的音乐。慢慢地我学会了分辨，我喜欢的音乐是全家人都讨厌并且绝对不会听的那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古典乐”。随着我长大，我越来越沉浸在这种音乐中，每当母亲看到我坐在那里入迷地听着交响乐会或一些歌剧，她都会翻个白眼，嘟囔着： “你和你这要命的音乐啊！” 而我真正领略到音乐之美，是有一天，我正在楼上写作，隐隐听到楼下收音机里飘来的旋律。我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几乎是冲到楼下，以最快的速度爬到厨房里。我在那里听着这音乐，仿佛灵魂出窍一般，它徐缓、庄严、高雅，简直是美妙绝伦。它似乎沉浸入我的身体，轻扣着我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让我的整个灵魂因狂喜而震颤。我坐在那里，失神于这个被音乐充满的世界，直到最后一缕旋律散去。我安静地坐了许久，慢慢地才回过神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亨德尔的《广板》[1]，这段经历我始终难忘。 音乐为我打开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明亮而美丽的世界，它有时也轻快、喧闹，但更多的时候深沉而哀伤。在我的生活里，从没有机会去现场听一次歌剧或交响乐，我听到的所有音乐都来自那台收音机，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快就熟悉了所有伟大的作曲家和他们的乐曲。肖邦成了我的最爱：只要有时间，我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天都在听他的钢琴曲。 当我沉浸在音乐里的时候，常常感觉生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沉闷、无意义。我似乎看到一切在一点点就绪，宛如一张巨幅拼图，随着碎片被一片片归位，它的轮廓慢慢显现。我仿佛感觉到，在我听音乐的时候，有一股情绪的暗流在给我带来平静和希望，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微弱的预示或信号：有什么要到来了。 但只有和音乐相伴的时候，我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就像是在门窗再次关紧之前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瞧见一眼天空。我没有其他事可做，只能回到我的铅笔和便签本前。我看着兄弟姐妹们长大，从少年成长为男人和女人。 纵使有音乐，这幢房子还是宛如一座监牢，我被囚禁在四墙之内。我想和失败的感觉作斗争，我憎恨那种被击败的感觉。但这种微弱的意愿刚一升起来，很快又会消散。我开始厌倦新的一天的到来。最糟糕的是，我开始感觉我遭受的这一切折磨背后，充斥的只是愚蠢、残酷，和虚无。有时我也会想起上帝，但也是带着一种憎恨之情。每个晚上我都会和大家一起祈祷，但只是机械地这样做，我念祷告词的时候，也不会投入任何真诚的想法。而随着我长大，上帝似乎也离我远去了。 一天，马圭尔夫人来看我时问：“克里斯蒂，你想不想到卢尔德[2]去？” 我总是听人们谈起卢尔德，自然非常想去，一方面旅行令我兴奋，另一方面，尽管我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但在我的心底还潜藏着一点希望，我从不敢说出来，甚至自己都不敢面对，那就是，或许奇迹会在我身上发生呢。 “想。”我说，“但……钱怎么办？” 母亲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高兴极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计划，整个行程大约要花三十四英镑。这次朝圣之旅的组织者是卢尔德委员会，他们资助了我十英镑，第二天母亲又向我一位年迈的姑姑借了五英镑，我们最多也只能凑到这些了。 “放心吧，”马圭尔夫人说，“我会凑够剩下的钱。我叫我所有的朋友都来打桥牌，赌注下得大些，比如五先令一百分，等他们都输了，赢的钱就足够送你去卢尔德了。”她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我知道一定没问题。而事实正是如此。 动身前几个小时，我十分忐忑。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更糟糕的是，我要独自旅行——换句话说，没有熟悉的人同行。这让我有些害怕。人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我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洗漱，上床睡觉？尽管已经十八岁了，我还是需要有人喂我，帮我穿衣服、洗澡，一直是父亲照料我这一切。我几乎无法自理——只有左脚可以行动。 母亲和马圭尔夫妇送我去机场，开车的是马圭尔先生。凌晨三点，我们就动身出发了。 两个十分健壮的医护人员用担架把我抬上了飞机。当然我并不是真正的病患，我被安排在了靠窗的位置，这让我很开心。一切都有条不紊，飞机上也舒服极了，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担忧。医生很友好，牧师也很友好，护士们都很和善，特别是那位黑眼睛、浅色头发的。我叫她“甜樱桃”。 很快我们就飞过了爱尔兰海，然后是威尔士海岸，接着又过了英吉利海峡。这时我才开始观察一起朝圣的同伴们。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棕红色的头发修饰着她那虽然隐现着痛苦却依然漂亮的脸庞。她的双腿和脊柱都瘫痪了，眼里却充满了笑意。十岁那年，她患了小儿麻痹症，之后就再也不能走路。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她说她叫梅尔，来自威克洛郡[3]。她谈起看过的书和电影，还有她喜欢跳舞的姊妹，每次回来都会跟她讲舞蹈的事情。“有时候，我也好想去跳舞。”说这话时，她盯着窗外，眼神有些恍惚。我以为，不管怎样她看起来还是快乐的。但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她疲惫的叹息声，看到她一只手拂过额头，很痛苦的样子。“上帝啊，”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能走路的。那时我就可以去我的第一场舞会了。”两天后，她就在卢尔德去世了。 还有个男孩来自凯里[4]——好像叫丹尼——几个星期前，他的双腿和右手都瘫痪了。他反反复复提起的就只是那头他在农场挤过奶的牛。他说话带着一种乡下的口音，我们都笑他，但他满不在乎，还是继续谈论着“内莉”，他的那头牛，以及等他康复了就可以再去给她挤奶了。 角落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双手瘫痪，脚已经变形，无时无刻不在祈祷着。有个健壮的男孩，脸庞黝黑，双目失明。还有个微笑的小女孩，聋哑了，她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大玩偶。在我前面蹲坐着的是汤米，他的声音很动听，总是很欢快的样子。他的双臂和双腿都没了。在我的正后方躺着一位年轻的已婚女性，她在生了第一个孩子的一年后感染了肺结核。她很疲惫地俯卧在一副担架上，面色苍白，不时能听到她虚弱的呻吟声。在我们回都柏林的前几天，她陷入了昏迷，之后便在剧痛中去世了。 当我看到所有这些人都在各自的痛苦中备受煎熬，我陷入了新的思考。我很困惑；我从没想过世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一直以来，我就仿佛一只蜗牛，缩在自己狭小的壳里，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开始看到外面这个喧嚷而庞杂的世界。所有这些人不仅被痛苦折磨着，而且令我震惊的是，他们的残疾都要比我严重得多！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会有这种可能。仿佛自己一直以来都是盲的，直到此刻才亲眼看到、用心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是多么的深重，相比起来，我自己的就完全不足挂齿了。 终于，飞机在塔布[5]机场降落了，我们来到了法国。我从飞机舷窗往外看，比利牛斯山脉[6]耸立在远处。机场里人头攒动，下飞机的时候，人们都在看向我们。他们大多是我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些附近农场的农民，乌乌泱泱的，宛如一块巨大的拼贴布床罩。 当我们所有人都被从飞机里抬出来之后，就上了一辆野外救护车，车子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了很久，最终来到了修道院，也就是我们为期七天的朝圣之旅要待的地方。它就位于卢尔德的一个小镇上。 当车子开进修道院前的广场时，我一眼就看到了著名的圣殿[7]和美丽的玫瑰广场。教堂细长尖顶上的金色十字架耸入湛蓝的天空，从教堂里传出了唱诗班赞颂圣母玛利亚的圣歌。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有的在朝拜，有的坐在四周的椅子上阅读，有的在阳光下打盹，还有的人一边游览一边拍照。 我们被抬下了救护车，然后坐着一种类似中国的三轮车一样的车子进入了修道院。时间已经接近正午，室外阳光刺眼，直穿过一览无余的天空，但住处却清爽阴凉。很快到了晚餐时间，一位年轻的护士用勺子喂我，而我实在太饿了，丝毫没有对此感到难为情。 第一天我们没有去山洞，由于经历了长途旅行，医护人员建议我们先休息。身处陌生的环境，我仿佛一个新生儿，到了晚上，我开始感到孤独，像被遗弃了一般。我努力试着去祈祷，但止不住地想起父母和我的家。当我正要把脑袋埋进毯子里暗自流泪时，门开了，值夜的护士走了进来。我的心猛地一跳——又是“甜樱桃”，一团金色卷发卖弄风情般地从她笔挺的护士帽里露出来。她挨个床走过来，确认我们是不是睡得舒服。当她走到我的床边，露出了明媚的笑容，她问我是不是要再整理下被子。 “哦好的。”我迅速回应，尽管我的被子已经裹得够紧了。 “这样好多了。”她微笑着，一边帮我把床垫下的床单的边角折好，又把我的枕头弄得平整些。“现在舒服了吗？” “非常。”我咕哝着。入睡前我脑海里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当她弯腰把被子拉过我的肩膀时露出的微笑。那晚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带去著名的疗养浴场，那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人群，都在等候去沐浴自地下泉眼涌出的神奇圣水，这个现代化的浴场就建在这些泉眼之上。 排队等候时，我环顾四周，大概有三百人聚集在浴场所在的低矮混凝土建筑前的广场上。而近四分之三的人都像我一样坐着轮椅。有人不能坐起来，就不得不一直躺着。有人四肢都没了，还有些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我看到所有人——失去双腿的，失去胳膊的，目盲的，都躺在初升的太阳底下，就像是活死人一般。这情景像极了雨果笔下的圣迹区[8]，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 现在轮到我去沐浴了。我被两个法国人用轮椅推进去，放在一张木质长凳上，脱掉衣服。这幢建筑里所有的隔间都是大理石筑成，浴池是从地面上凿出来的一个方形的、深长的洞穴，可以通过台阶走进水里。对面墙上挂着一个简易的木质耶稣受难十字架，在它的下方用拉丁文刻着祷告者的名字。 我被轻轻地架着胳膊提起来，带到台阶上，然后慢慢沉入水里。当我感到冰凉的水没过我的头顶时，几乎要喘不过气来。我被迅速地拎起来，其中一个人用生涩的英语问我要不要再进到水里一次。我点头，他们再一次放我进去。我听到这两个人在上面用法语祷告着，然后他们把我拎出来，其中一人拿一个小十字架放在我的唇边，让我亲吻它。 我说不清是否仅仅出于我的幻想，但当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就像是从墓穴里径直走到了阳光底下。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看到了洞窟。卢尔德挤满了人，在我坐着轮椅前往圣殿的路上，大批的朝圣者从我身旁经过，空气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法式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瑞典语、丹麦语——太多种语言组成了疯狂的混响曲。而每个人，不管是来自都柏林还是罗马，巴黎或是斯德哥尔摩，米兰或是马德里，在这一天都怀揣着同样的目的，来祈祷和祈愿。 当我抵达洞窟时，除了低头跪在山洞前的黑压压的人群，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但现场依然很有秩序，有一条轮椅专道，为了让我们能更靠近圣像。 很快我和大家一起来到了圣坛围栏前。我惶恐地抬起眼睛，望着那座大理石雕像，眼前是一位高挑、美丽的女性，身着蓝色长袍，一个农家小女孩跪在她面前，女孩的双手因狂喜而紧握着。从石壁上凿出的壁龛里，圣母玛利亚目光沉静地凝视着她面前这众多的孩子，他们跪在她的脚下，向她诉说着各自的爱与悲伤。 我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希望自己能被治愈。 那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环绕这个小镇的烛光游行。那一情景我始终难忘。 从晚上七点钟到八点，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玫瑰广场，暮色降临，周围的群山都披上了一层薄雾，上万支蜡烛被点燃，从教堂到圣像的行进开始了，带队的是参加这次朝圣之旅的各国教会最重要的人物。美丽的大教堂整个正面都被照亮了，在如天鹅绒般的黑色夜幕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夺目。 我们穿行在小镇里，在前往洞窟的路上，人群中响起了《圣母颂》的吟唱声。柔和的夜色中，音符时高时低，在四周的山间回响着。又有几千人加入队伍，他们都手持点燃的蜡烛，烛光在微风中闪烁跃动。 相比之下，洞穴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只留有一支蜡烛在大理石的祭台上。人们依然唱着圣歌，在圣像前排成半圆形跪下，手中蜡烛的火光照亮了这一场景，圣母头顶的珍珠王冠闪着熠熠光辉。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 当我们抵达都柏林时，我还在沉睡。感到一只手触碰到我的肩膀，轻轻摇了摇，我就醒了。 “我们回到家了。” 我睡眼惺忪地抬头，正想打个哈欠，这时发现我眼前是“甜樱桃”。她站在我面前，微笑着。不知从哪里她听说了我会用左脚画画，就问我，等我回家之后，如果有时间，能不能给她画一幅。我使劲儿点点头，表示我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然后她问我的地址，以便来取画。我努力想要告诉她，但从嘴里冒出来的都是一些不知所云的乱糟糟的声音。我又试了一遍。我要绝望了。这时我猛地扯掉左脚上的鞋和袜子，向后倚靠着，左脚举过头顶，从她胸口的口袋里夹出一支铅笔，在她的祷告书的白页上写下了我的地址。 然后到了离别的时刻。当我被抬上回家的救护车时，我回头望去，她站在飞机的扶梯上，和一个浅色头发、高挑英俊的机组人员在大笑。我恨那个人。 她并没有来取画。 家……在我离开了一周之后，家人见到我都高兴极了。我也很开心又见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法国很美；但卡梅吉[9]是我的家。 看过了这么多奇异的景象，经历了这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此刻我还处在眩晕之中。过去的一周，在那些让人目不暇接的人与事物之中，我几乎忘了自己。 但在家里一切都不同了。这里的每个人都健康、正常——除了我。我的兄弟姐妹们不同于我在卢尔德见到的那些人；他们能够走路、讲话，可以做正常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彼得和帕蒂谈话时，吐字清晰极了；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而当我讲话的时候，只会发出奇怪杂乱的声响。我的兄弟们可以自如地使用他们的双手，而当我想用自己的双手时，它们只会东倒西歪。 过了些日子，卢尔德渐渐成了一种回忆。当魔法褪去，我又开始察觉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空洞和无趣。卢尔德的行程结束了，我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的状态，一切如旧。我憎恶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希望能有什么支撑我活下去，但却什么也没有。我希望我的人生能有个目标，有某种价值，但却也没有。它空空如也，毫无意义。我感到了无生趣，我在寻找自己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试图抓住自己始终无法抓住的什么。 我很清楚，不管我表面上做出什么样子，不管我在别人面前如何伪装自己、如何欺骗自己，只要我还是残疾的，我就永远不会获得快乐和宁静。我记得卢尔德，以及去山洞的路上遇到的那些人。我也想试着像他们一样——耐心、愉悦，向苦难屈服，等待着在另一个世界将会降临的福祉。但这对我却没有用。我有更多人性的部分，并不是一个把心全然交给上帝的谦卑奴仆。在思考另一个世界之前，我还想更多地去看、去了解这个世界。纵然目睹了卢尔德的奇妙与美丽，但我始终还是那个没怎么学会向命运屈服的男孩。 * * * [1]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1759），巴洛克音乐作曲家，代表作为《弥赛亚》。《广板》（Largo）为亨德尔在1738年创作的一部题为《塞尔斯》（Serse）的意大利式歌剧的咏叹调。旋律优雅、抒情，广为传唱。 [2]卢尔德（Lourdes），法国的宗教圣地，位于法国南部靠近西班牙边界的波河（Gave de Pau）的岸边，据说那里的天然圣水可治疑难症，尤其是久治不愈的瘫痪症。 [3]威克洛郡，位于爱尔兰东部海岸的一个郡。 [4]凯里，爱尔兰西南部的一个郡。 [5]塔布，法国西南部城市。 [6]比利牛斯山脉，欧洲西南部最大的山脉，也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国界山。 [7]圣殿，即露德玫瑰圣母圣殿，位于法国露德圣母朝圣地内，是礼敬露德圣母的天主教朝圣地，包括山洞、附近的流出露德圣水的泉流，还有若干教堂和宗座圣殿等。 [8]这里指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圣迹区”是一个充满乞丐和流浪汉的贫民区。 [9]卡梅吉，都柏林南部郊区，克里斯蒂的家在这里。 [book_title]第十章　母亲建造的房子 卢尔德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挥之不去。我看到自己并不像过去所以为的那样孤独、被隔绝，而只是这个世界上被苦难笼罩的千万人之一。我记得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到山洞的圣母像脚下祈祷、许愿的人们，他们饱受苦难的折磨，但脸上却闪烁着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光芒。在那些一同祈祷的人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那些男男女女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在生活中怀揣着不同的梦想，现在却因承受着相似的苦难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成了兄弟姐妹。在那个神圣的小山村里，没有人会觉得其他任何人是外人。一切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都土崩瓦解，因为我们都饱受痛苦折磨，而迫切地渴望理解和交流。 而现在我又回到家里，远离了壮观、神圣的卢尔德，远离了在和别人的理解与交流中使我忘记自己的一切。现在我的身边已经不是遭受苦难折磨的人们，而是我的家人，他们强壮、健康、正常。虽然他们无意凸显这种差别，但相比之下，我更觉得自己像是一只木偶。曾有一段时间，我仿佛获得了自由的鸟儿，但现在又要被关回笼子里。 回到家大概一周之后，那种可怕的孤独感又开始啃噬我的身体，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我试着在阅读中忘记自我，马圭尔夫人送了我很多书。但除了狄更斯，我什么都看不进去。尽管他的书常常让我捧腹大笑，但最终带来的还是悲伤。 母亲看到了我的沮丧。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多地在想我的生命中那些“本来应该怎样”的事情。现在，当我开始明白这所有的渴望以及我失去的一切，想到它们只会让我更加痛苦。尽管我和母亲依然能够理解彼此，但她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安慰我，或是开个玩笑来扫除我那些悲伤的小情绪。即使在我和母亲之间，也仿佛有了某种屏障，那是一堵新的玻璃墙，让我们无法触碰彼此。我在感受和渴望的一切，母亲也只能很模糊地明白。 一个周四的晚上，大概是我从卢尔德回来后的七八天后，我坐在窗边，了无生趣地望着窗外，秋日的黄昏渐渐笼罩街道，升起暗紫色的雾霭。我身后的厨房里，母亲已经做好晚餐，平底锅里的香肠滋滋响着，所有的孩子叽叽喳喳地都围在她身旁。莫娜站在镜子前涂口红、往鼻子上搽粉，像往常一样准备去跳舞；彼得看起来很是得意，正兴致勃勃地拿一块旧羊毛布擦亮鞋子，还冲我猛眨一下眼睛，意思是晚上有约会。 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辆车转过路对面的弯道，车灯刺破了沉沉的暮色。然后消失在一片灌木丛后，但过了片刻又出现了，而且停在了我家门外。一个人从车里走出来，站在门口不确定地瞧了瞧门牌号，接着显然是很满意地打开大门，走上台阶。 “有人来了。”我咕哝着。“谁？”彼得问道，他注意到了停着的那辆车。 “看。”我闷哼了一声。 听到敲门声，母亲出去开门。我听到她在客厅门口和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就带着一个陌生人回到厨房。 “这是克里斯蒂。”他们走过来时，母亲告诉他。 当他站在我面前冲我微笑时，我抬头看向他。这是个健壮的男人，灰绿色的眼睛，当它们看向我时，好像能看穿我一样。 他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告诉我他是一名医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我，后来在一场慈善电影放映时，看到我被哥哥背着。不知为何他总是忘不掉我，于是几天前就开始打听我的消息。 然后他起身，若有所思地走了好一会儿，最后坐在桌子的一角，双臂抱在胸前。开始说话。 “克里斯蒂，”他说，声音低沉且愉悦，“现在有一种治疗脑性瘫痪的新疗法——就是你患的病症。我相信你能被治好——只要你愿意尽全力配合我们。你之前没接受过任何治疗，一定非常想康复吧。”然后他俯身，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如果我帮你的话，你想试试吗？”他问我。 “我愿意试！”我心想。 我不能说话，所以没法回答他。只能盯着他看。但他一定在我的眼神中读懂了我的意愿，因为他站直了身子，满意地走过来，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说： “好！我们明天就开始。” 他说第二天会派一个助理过来为我做检查，并为我设计一套特殊的治疗方案，因为每个病人都要分别治疗，不能一起施治。我可以在家里接受治疗，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立一所自己的特殊诊所。 他起身要走，但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止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来。 “顺便说一句，”他缓缓一笑，说，“我叫科利斯医生。很快我们会再见面的。”说完他就走了。 当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我转身看着我周围的脸庞。它们都焕发着幸福和兴奋的光彩。父亲太过高兴，以至于当他给我倒茶的时候，手还在颤抖。 莫娜把她的舞会完全抛在了脑后。她冲我笑的时候，甚至没注意把手里的粉扑都撕碎了。彼得，善良的老彼得，往他的茶里加糖的时候，甚至错放成了两勺盐。 但我最留心观察的还是妈妈。她像我一样，并不轻易把心情写在脸上，但此刻她的脸上现出一种平和的喜悦、一种柔和的快乐的光泽。这比她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因感恩而放声哭泣对我来说更加意义重大。 而我——在人生的这一时刻，在我自从能够感知和梦想起就一直渴望的时刻，我又是什么样的感受？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丧失了一切感觉，所有的感官都麻木了，脑子嗡嗡作响。我不能理解也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可以被治愈。这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陷入深深的惊愕之中。 我好像沉入了一场迷蒙的梦境，听着所有人在我身旁的茶桌边激动地谈论着这件事，却无法分辨一个字。父亲每次把茶杯送到我的嘴边，我就心不在焉地抿一口茶，吞下我的面包。 晚些时候，当其他人用过了茶点都出去玩耍时，我和父母围坐在炉火旁，这时我才开始思考今天得知的这个消息，现实和真相也才开始进入我的脑海。我觉得自己并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感受到一种惯常的兴奋——而是为这个消息的奇异和不寻常之美而感到惊诧。 我去卢尔德时充满了喜悦与希望——几乎可以说是自信。一周后我回到家里，带着一些震撼，也许还多了点智慧，但依然是失落的。一切都和过去没有两样。去卢尔德之前我心情轻松，怀揣着信念，但回到家后却感到乏味和沉重，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多么强烈地想要改变，我的生活始终是那样：单调、空洞、苍白。 就在我日复一日地深陷于这种痛苦思索之时，一个医生突然到来，告诉我我可以被治愈！仅仅几句简单的话，他就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我过去的生活因此获得了分量，未来也充满了希望，有了确切的目标；在我确信自己过去的岁月只是在虚度、毫无意义之时，是他让我的思想和抱负有了实现的可能，并且有了活下去、去努力和抗争的动力。 尽管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渺茫的机会，只是偶然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尤其是当后来我明白了它真正的意义，以及给我带来的一切），它在当时，以及从那之后来看，都仿佛是一个奇迹——一个美妙的小奇迹，并不仅仅是因为我获得了多少益处，更是因为它让我沉沦于痛苦和幻灭的人生获得了信念。我也因此明白，在命运的宏大布局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些人，因为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最渺小、籍籍无名的那些人也十分重要，因为是他们一起努力，帮助支撑起那些重要的人物，让他们免于跌倒。在那灵光闪现的瞬间，我突然明白，我也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哪怕只是非常微小的部分。 那个夜晚，上床睡觉前，我做了感恩的祷告——并为自己过去的怀疑而忏悔。 第二天来为我做检查的医生是个年轻人，高个子，很英俊，行为举止带着明显的军人作风，这让人肃然起敬，尽管多少也让我感到一点压迫感。他的动作从容、细致，举手投足间传递着一种坦然的自信。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他叫路易斯·瓦尔南，这个名字我会永远记得，并且心怀感激和喜爱。 瓦尔南医生准备了一套治疗方案，其中主要是一些身体练习，我自己在家就可以进行，最多需要家人做一些简单的辅助。他告诉我这只是初步的测试，如果我的身体有反应，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反应，他都可以让我进行下一套强度更高的、逐渐增加难度的训练。这些练习叫作物理疗法[1]，我觉得这名字完美厉害极了。 那之后瓦尔南医生每周来一次，确切说是每周日来。每当他来的时候，都会看着我把所有动作做一遍，对于那些我觉得困难的动作，他会认真地记下来，并且指出我哪里做得不对。 有趣的是，每当周日下午，到了瓦尔南医生要来的时间，家里的孩子们都会四处逃窜，甚至还因此跌倒。我觉得大家都有点敬畏瓦尔南医生，甚至可以说是害怕，因为尽管他和善有礼，举手投足无可挑剔，但却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视工作高于一切。 一个周日的下午，瓦尔南医生比往常来得早了一点，厨房里挤满了我的兄弟姐妹，高高矮矮的。母亲立刻就把所有年纪小的孩子赶到楼上，接下来却不知拿大点的孩子怎么办。瓦尔南医生解决了这个难题。 “大家下午好啊，”他礼貌地问候，环视剩下的六七个孩子，“布朗夫人，看得出来你把小羊羔们都赶走了，但还有几只羊留下了呢。” 然后他走到吉姆坐的位置。 “你好，你是吉姆吧？”他说，和蔼地笑了笑，“今天可是最适合出去走走了。我帮你把外套穿上吧。” 大家领会了瓦尔南医生的意思，都很幽默地配合他离开了。瓦尔南医生还扮演了门童。 瓦尔南医生在家里为我治疗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因为唯一可用的房间就是厨房，但厨房太小了，很不方便。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一伸脚，就会踢到炉膛，而当我转身趴着的时候，我的脑袋在椅子下面，腿却在桌子底下，于是我每次抬头的时候，都会听到“砰”的一声响。 “如果不是你长得太大了，克里斯蒂，那就是房间太小了。”他说。 “我觉得两者都是，医生。”母亲说。 “空间要是大一点就好了。”瓦尔南医生说着，叹了一口气，这时我的脑袋又“梆”地撞了一下，这已经是今天下午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 房子的后面有一片空地，家人总想试着种点东西，但最后都没有成功。虽然他们也曾经种出了卷心菜、圆菜头还有土豆，但没过多久都枯死了。不管种进土里的是蔬菜还是花，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片土地顽固地拒绝被开垦，就好像要一直保持这种荒蛮的状态。 但母亲下定了决心要做出改变。她常常许诺我们，谁要是能在这里种出点东西，她就奖励二先令六便士。 而现在，她有了新的主意——突发的灵感。为什么不用另一种方式利用这个后院呢？如果我和瓦尔南医生能有个自己的房间，远离家里的吵闹和打扰，这将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帮助。于是母亲想，为什么不在后院搭建一个房间呢？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扰了。啊！但是需要钱——永远都是钱的问题！母亲并不清楚这究竟要花多少钱，但毕竟她生活在一个泥瓦匠的家庭里，只要不经意地向父亲和哥哥们询问一些相关的小问题，就可以逐渐计算出建材的耗费，最终她发现这需要整整五十镑。 尽管如此，母亲是不会被钱的问题打败的。她决心要把这个了不起的想法付诸实践，于是立马就开始行动——借钱，卖东西，加入金钱俱乐部，去信得过的当铺，在发现一些经济宽裕的叔伯姑母尚还在世之后一一拜访。接连几周，母亲都在进行着这项秘密的筹钱行动，除了我，家里没人知道。当然，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我都在精神上支持着母亲。 当母亲筹到二十镑左右的时候，她决定开始动工。她知道这事不能依靠父亲，因为他是一定会反对的，并还会搬出“当局”，这是他最喜欢用的词，说他们不允许这样建房子，我们住的房子要遵守城市委员会的一些规定。 母亲把想法告诉了她的四个泥瓦匠儿子。但他们都没有表现得很积极。如果有人开了个头，他们都会很乐意上手干，但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人愿意做那个始作俑者。 母亲很坚定，她总是立刻就可以把想法付诸行动。她决定自己开始动手。一天下午，她出门订了一百块砖，四袋水泥，两袋砂浆。“先开个头！”她说。 这些东西当天就到了。当父亲晚上下班回到家，看到前院里整齐地摞满了砖头，几乎要崩溃了。他一个没站稳，扶住了大门。他看到那堆东西时，嘴巴大张着，但好像说不出话来。他蹒跚着走过门廊，打开门，用一种嘶哑的声音低声问母亲：“你想干什么？” “哦，我忘了告诉你，”母亲把父亲的饭菜放在桌上，若无其事地说，“我要在后院给克里斯蒂盖一间屋子。” “天哪！”父亲盯着她说道，“你想让我们都被赶出去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当局会——” “是，是，我都知道，”母亲淡定地说，“现在你先吃饭，这才是你该做的，否则就要凉了。” “除非你盖在我的尸体上。”父亲说，嘴里满是炖肉。 “当然，我会把你的尸体先埋了的。”母亲无比温柔地回应道。 眼看和母亲争论不起作用，父亲就决定采取不合作策略。他说他一块砖都不会往上垒，并且会建议家里的其他四位泥瓦匠不要参与这件事情。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母亲被击溃了。但她只是笑笑，说： “好极了，如果你们都不盖的话，那我就自己来。” 他们都笑起来——一个女人竟然想盖一座房子！ 第二天母亲起得格外早，迅速地准备了早餐，送六个弟弟去上学，并且在上午做完了所有的家务，这样她就有整个下午的空闲时间。午饭时间还是照旧，母亲并没有对任何人说出她内心的打算。 大概下午四点钟，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已经在后院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就留意到从后院传来的一种奇怪的声响。出于好奇，我跌跌撞撞地来到餐具间的窗边，往外看去。 母亲在那里，正跪在草地上，她的一侧放着一桶水泥，另一侧有一罐水。她右手握着一把铲子，正骄傲地看着面前已经垒好的一排砖！ 那天晚上，母亲准备好晚餐和茶，悄悄地又来到后院工作起来。过了几分钟，父亲到后院找东西，碰巧看到了母亲。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然后慢慢地走近正在垒高的墙，用脚碰了碰墙壁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