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的朋友中国人 [book_author]卡尔·克劳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2023 [book_dec]《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 [book_img]Z_9956.jpg [book_title]前言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两年前我在中国时撰写的，当时它可谓依然处于持续了二十余年的近代最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之中。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屠杀，以及大片国土沦陷于敌军之手而彻底地被改变了。尽管如此，从始至终我在修订这本书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要对它的内容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我坚信中国人民的生活图景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中国并不是第一次被外国的军队蹂躏践踏，也不是第一次让自己的部分国土被异族所统治。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前的入侵会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产生比以往历次入侵都更加持久的影响。如今机械化的战争已经使得斗争形势比以往历次斗争更加孤注一掷，它已经激起了更多不顾一切的努力反抗，并最终达成了让中国人自己也感到惊讶的表面上的团结一致。 在每一次与侵略者的冲突中，使中国得以成为最后胜利者的那些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永世长存的。蒙古人、鞑靼人和满族人在试图征服这个被他们名义上占领的国家时全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被同化了——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数量上的优势，不如说是由于它那经久不衰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活在他们中间的那些北方未曾开化部落的人们。没有人能在与中国人保持长久的亲密接触后，还不像他们那样行动和思考，而且，这种一致性绝非表面相像那么简单。甚至连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只要人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足够长久，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就都会存有大量的中国元素。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讲述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态度。我想，当战争结束，中国农民回到他们过去生活的家园时，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大部分会依然鲜活地存在着。 卡尔·克劳 [book_title]01 假如孔子重返人间 如果中国伟大的圣人孔夫子重返人间，并对各种地图所反映出的世界进步进行研究的话，他会发现许许多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会高兴地发现构成本土民族的那些浅棕色眼睛、黑色头发的人们占据了整个地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比其他任何民族的人口都要多出两倍以上；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理上，他们与别的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比大多数民族都要优越。在他生活的年代存在过的许多族群，大部分已经完全灭亡了；而当他于公元前五世纪逝世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族群，几乎没有一个像近邻友邦（曾经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后裔一样繁荣。 当看到许多国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技能，通过医院、医生和各种旨在维护人民健康的措施来维持和延长人类的生命，却没有一个能像黄河流域人民的后裔那样表现出如此令人满意的生存状况时，他会感到由衷的宽慰和高兴。他的族人在没有任何健康与长寿人工辅助手段的情况下，做到了其他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的民族才能做到的事情。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医生很少，而且也不是医术高明到药到病除，他们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良好的训练。在孔子大量的论述当中没有公共卫生这个词，甚至直到近代它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词汇，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并了解这个词的意义。事实上，从圣人生活的年代到现在，作为人口增长的自然结果，城市和乡村变得更加拥挤，有害于人们健康的生活条件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差。如果这些情况使他困惑不解，这位古代的哲人可以向一位现代哲学家寻求解释。 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 [1] 在对导致人类最高级的生理和精神发展环境的描述中，他下意识地描绘了一幅自孔子生活的时代直到最近才被稍加修改的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图景。中国人从来没有利用过蒸汽热能来抵御严寒，事实上，除了太阳和各自的身体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利用过其他的取暖方式。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比在树荫下乘凉更有效的遮挡太阳酷热的手段。他们的肌肤被雨水抽打、被太阳炙烤、被霜雪冰冻。他们在没有卫生医学，没有医院、医生或护士的帮助下与各种疾病进行着斗争。一般来说，他们的饮食只有在节日期间和一些特殊场合才可能是丰盛的，而在其他时候则十分匮乏。因为食物从来都没有充足过，所以他们只能吃个半饥半饱，更不会因为吃得过多而发胖，忍饥挨饿的日子总比能享受美食的时候多得多。他们已经使自己适应了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充分的睡眠或者进行无休无止的劳作，并且还不受疾病的困扰。 无论生活的条件舒适与否，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存了五千多年，并且还将在与美国的拓荒者家庭非常相似的条件下继续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遮风挡雨、防寒避暑的庇护之所，还得经常忍受着饥肠辘辘、长时间的艰辛劳作。像拓荒者一样，他们强壮而健康，并且大量地生儿育女。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极高的人口生育率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归因于传统的“孝道”，但综观世界各国历史，其实大型家庭都是在农业社会形态下产生的。为了提供更多有说服力的事例，我将会提供自己家庭的记载。 根据我母亲精心编制的家谱，詹姆斯·夏洛克于1750年出生在利物浦，当他在76岁去世时，其遗嘱列出了7个还活在世上的孩子，其中的一个叫蒂莫西，那一年他51岁。蒂莫西婚后养育了10个子女。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叫蒂莫西，结婚以后也已经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些孩子中就有我的外祖父，而他的子女数量也达到8个。这部家族的记录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移民史，从詹姆斯·夏洛克在纽约建立起最早的美国家庭，到后来的子孙不断地向内陆发展。在每一代人都坚持不断的家庭记录中，除了少数社区如今依然有美国人像我的祖先一样生活之外，其他生活过的地方以现在的眼光看都可以称之为非凡的。从我们家庭父系这一边来看，尽管克劳家族可能拥有最好的纪录，但记叙的内容也是大体相似的。 我尊敬的祖辈们，大多数都是经常去教堂进行礼拜的虔诚的循理宗 [2] 教徒，他们既不是因为受到孝道的驱使，也不是因为妻妾成群，但到如今同样繁衍生息出了数量巨大的家族人口。这只不过是精力充沛的人们自然交配的结果，他们生活在虽然可能不太舒适但却发达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就像十分之九的中国农民一样。假设中国存在类似的情形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除了压抑性欲这一点之外，中国人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卡雷尔博士对通向人类最高发展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性欲在中国不仅没有受到抑制，而且还因为对子嗣的渴望而受到了鼓舞。这一情形被许多权威人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孝道”，因为孝的信条就是要求由儿子在家族的祠堂中履行祭祀的职责。在所有的农业社会都存在着同样的愿望。有许多儿子的农夫获得了额外的廉价农业劳动力，所以他的经济地位就要比那些只有一儿半女的邻居们优越许多。中国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同的婚姻习俗。在美国高度个体化的家庭制度下，一个结婚的男孩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而在中国的宗法制度下，儿子可谓家庭中的一份永久性资产，因为在他结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分家另过。他依然留在原来的家庭里，而且还增添了新娘作为新的劳动力。也许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孝顺的观念，导致了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是否鼓励早婚态度上的不同。 在父亲的安排之下，中国的男孩子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就早早结婚了，然后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往往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在他们上了岁数的时候，春药几乎成了普遍的需要，而富人们则通过不断迎娶年轻的小妾来弥补年老色衰的妻子的不足，尽管这个制度一直让人无法欣然接受。一位在十年前崛起的著名军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他的后宫有妻妾40多人，包括几个欧洲人。在中国人看来，除了有些人可能忠诚于一夫一妻制的习俗之外，不管是基于健康还是道德上的立场，娶妻纳妾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们根本无法设想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去建议别人在此类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态度。 也许卡雷尔博士的假设只适用于个人的福祉，而不适用于一个民族，因为任何造成小家庭抚养的社会习俗可能很早就将中华民族送上了不归之路。虽然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是它的出生率始终维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二者之间的差额意味着其人口能够非常稳定和可靠地增加，以至于弥补了因为洪水、饥荒和骇人听闻的内战破坏而导致的人口减少。美国内战期间，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造成了2000万人的死亡。从那时起，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数百万因洪水或饥饿而丧生，但是这些对中国的总人口并没有产生什么永久性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中国移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过着舒适、安定生活的小商贩，从体格外表来看，已经没有多少他的农民兄弟们身体健壮结实的迹象了。虽然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这些移民可能算不上一种强健的生物，但他们却是一个高效的人类单位，可以在蒸汽洗衣桶前工作很长时间，在不通风的房间里起居睡觉，即便如此通常还能长寿而有益地生活。他正在利用自己祖辈们储备的体力。也许他正在透支它们，但就当地人的生活而言，这无关紧要。因为这里虽然有一名中国洗衣工死于肺结核，但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男婴降生了。 优秀的生理素质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农民身上，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共同遗产。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s）在一个世纪前出版的书中写道： 再没有什么地方的人比广东的苦力和搬运工形体更完美、体魄更强健了。他们自由的着装使得四肢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为雕塑艺术贡献了许多的中国模特。 也许有人会好奇约翰爵士是如何评价他后来访问过的中国北方人呢？因为广东人是他们民族中最矮小、最精瘦的，按照一些人类学家的说法，在他们的血统中留存着一些来自菲律宾矮小的尼格利陀人的痕迹。 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身高，这一点在最不经意的观察者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差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显然是依靠自己的观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北方人的平均身高比南方人高一英尺。这是一个粗心的观察者可能会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北方有很多人都有着引人注目的高大身躯，而在南方也有相当多的人身材都很矮小，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中等身材的人无形中被忽视了。这个社会学家从极端而不是从平均值得出结论的例子，是在不周密基础上进行推导的典型，许多关于中国人的结论就是这样形成的。经过对5000多名中国成年男性的科学测量显示，住在华南广东的人，其平均身高为5英尺3英寸（省略了一些小数），而居住在华北直隶地区的人身高则刚刚超过了5英尺6英寸。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比世界平均身高低了不到一英寸。 在中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漫长而卓有成效的斗争，使得生活在高度文明状态下的数百代人发展出了不仅强健，而且拥有许多独特美丽特征的身体。 一位人类学博士曾预言，未来人类男性和女性的手脚可能会变得狭窄，而手指也将变得更加修长。然而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博士的预期。特别是那些中国女性的手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修长而美丽的。但在欧洲和美国的女性当中，拥有一双真正漂亮的手简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引人注目的好莱坞明星中最漂亮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你很少会在电影中看到她们暴露自己双手的镜头。 在中国上等阶层的女性当中，很少有人长着一双丑陋的手。而且，拥有一双美丽的手也并不局限于社会的上层等级。相当多贫穷阶层的妇女同样长着真正贵族一般的双手。很少有美国或欧洲女性的手，能与中国著名演员梅兰芳博士的双手相媲美。事实上，许多富有而知性的外国女士，都有足够的理由去嫉妒上海酒吧里男侍者纤细而美观的手指。在形体的其他方面，中国人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中国很少看到有人是外八字脚、内八字脚或者是罗圈儿腿。 但是，那里又有许许多多相反的例子，有些甚至是非常可怕的，一些自然形成的不幸畸形人却在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了。在中国很容易就能搜罗到一大批人类的怪胎和畸形人——侏儒、巨人、脸的两侧各长着一张嘴的人，这是别的国家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史密斯博士，对这个民族的生存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假如中国人能够历经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影响而幸存了下来，假如他们能够更加重视生理学、卫生学的规则，通过摄入适当的食物来均衡营养，我们有理由相信仅仅他们就将足以占据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地球。” [3] 假如当前中国的环境卫生、公共健康和儿童福利运动发展到与其他国家相同的程度，而自然界建立起来的残酷竞争选择过程受到了扰乱，那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呢？许多社会学家思及至此时常常会感到不寒而栗。代替目前这四亿健康而强壮的人的可能是数量两倍于它的体弱而多病的人。另外，世界或许还将面对当前业已十分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 在这场虚构的故乡之旅中，孔子——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哲人——不仅发现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健硕地存活了下来，而且他和弟子们在那种令人沮丧的环境下所讲授的人生哲学也幸存了下来。在他去世之后，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来到了中国，许多中国人也接受了他们各自的教义。成百上千座宏伟的佛教寺院、神殿分布在全国各地。每个港口都能看到基督教大大小小的教堂、学校、诊所和医院。每天都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朝着麦加的方向进行祈祷，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起身前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世界上已知的每一种政治理论、每一种哲学、每一种社会运动都已经在中国被尝试过了。 她被十个以上的异族侵略过，部分甚至全部的国土被置于外来统治者的铁蹄之下。 外国的宗教、外国的哲学和异族的统治都对中国有所贡献，但却没能从她那里带走些什么。她曾经屈从于所有这些力量但却从未被它们真正地征服。也许这些外来思想的引介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态度，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信条。复活后的孔子会发现，如今自己国家的民众，无论是拉黄包车的文盲苦力，还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哲学家，依然把自己奉作受人尊敬的智者，因为对于那些忠实地追随他的信徒而言，他生活与工作在一个与但以理 [4] 相同的久远时代。 假如孔子看到当前有人试图用武力的手段改变中国人生活的结构，他可能并不会为此感到特别痛苦。他曾坚信并且教导人们：身体上的征服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不出卖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思想和自己信念的人，一定会流芳百世。就如同中国从来未曾屈服过一样。 注解： [1] 　《人类的未知》，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35年。 [2] 　一种在美国下层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督教派。 [3] 　史密斯博士著：《中国人的特征》，弗莱明·H．雷维尔。 [4] 　《圣经》中的四大先知之一。 [book_title]02 自我克制的竞争 我曾在如今遭受战火摧残的江苏省和浙江省游历有趣的内河水道超过12年的时间，并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最为殷勤、礼貌的款待，所以当我第一次遭遇非常冷酷无情、漠视日常礼节地对待游客的情形时，感到格外震惊。我们在一天当中遇到的每一个船夫都表现出相似的粗鲁态度，由此，我基本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过去我一直在用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中国人，而现在我将要改变对他们的看法了。我们乘着一艘游船从常熟到无锡去旅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船老大（游艇的船长）也没有，尽管那里距离他的出生地还不到一百英里，而且他经营游船、运送上海附近的外国客人已经有20年了。 这段特殊的旅程对船老大来说就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可以说没有谁比在陌生水域中的船老大更加感到无助的了。我们曾预想种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提前收集了一些当地农村的地图，并且也知道自己应该遵循的准确的指南针方向。我们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在战争期间曾经是法国的飞行员，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觉得任何能驾驶飞机的人肯定能轻而易举地引导一艘行驶缓慢的游船通过这片平静的水域。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熟知航空知识也于事无补的问题。在我们行进的路线上有两条平行的河流，其中一条是正确的，而另一条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沿着这条溪流走上数英里之后就会遇到一座对于我们的船来说实在是太低的桥梁，游船根本无法通过。由此，我们不得不再全程折返回来。我们不知道哪条河流才是正确的，地图也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存储的冰块也快用完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赶往无锡。 那天清晨，我们一大早就离开了常熟，就因为要不断地向遇到的各种船夫询问前行的路线，短短的旅程居然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我们没有请他们为我们驾船，也没有请他们为我们导航，只是请求他们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北边还是南边的河流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些船夫们的回答，虽然在措辞上有一些变化，其中还夹杂着许多俏皮话，但他们总的说法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他们偶尔还会补充一句这样的话，只有傻瓜才会去一个连道路都不知道的陌生地方旅行。没有人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幸运的是也没有人因为变态的幽默感而给我们指错方向。如果有人那样做，我们肯定会顺着他所指的错误方向走下去，并且成为一出恶作剧的受害者。反正，我们只能是一边走，一边碰运气，所幸我们的运气不错，靠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溪流。 不久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一次船夫持如此冷淡态度的经历。我们准备沿着钱塘江溯流而上进行一次旅行，并且打算把它的一条支流分水江也纳入自己远足旅行的计划，因为一个探险的朋友告诉我说它也别有一番趣味。当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船夫们立刻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这条河流对我们的船来说实在是太浅了。他们建议并且一直坚持如果我们非要游览这条河，那就应该租一艘比较小的本地船只，而这是我们坚决不愿意做的。我们在自己的船上很舒适，并且知道船夫们的反对意见毫无道理，因为我们的船吃水非常浅，几乎在泥塘里就可以漂浮。 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假装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说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看看游船到底能走多远，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但他们显然心生不满，觉得我在他们身上获得了某种卑鄙而不公平的优势。当一个美国人或者其他的老外采取自己的策略并通过种种借口和间接方式达到其目的时，中国人总是感到有点小小的意外。这次，我们还没走到太远的地方，他们就找到一个泥滩使船搁浅了，旅行也被迫放弃了。 通过后来的调查，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船很容易就可以在这条美丽的小河里溯流而上数英里进行旅行，但这是一种冒犯部分船夫的行为，他们觉得应该将这艘船的行驶线路限定在钱塘江的干流上，而把为实现继续旅行的目的在小支流上驾驶和修建船只的工作交给当地的人。后来，我也熟悉了常熟一带船夫们难以捉摸的态度，因为我们常常经过那里。 闸口港是钱塘江水运的终点，许许多多的船只，也许有几十种不同的类型，停泊在这里。然而，当这些不同类型的船只沿江而上驶向它们旅行的不同目的地，渐渐分流到不同的支流当中，直到每条河流的尽头时，你将会发现那里所有的船只都是相同类型的，通常在各个方面都一模一样。这些船只由当地人拥有和经营，他们把自己生活的特定河流视为私人财产，并确保没有人入侵。 类似这样的安排在中国的每条江河和溪流上都能找到，而且已经运行了几个世纪。没有人能通过更加有效的立法来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制度以防止不公平的就业和利润分配。虽然在一个既定的场所，通常就意味着一个家族垄断了一条河流通航的权力，但享受这种特权的船夫们还需要妥善而有效地处置亲戚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中任何试图对货运和客运哄抬运费的事情。关税税率最终被固定了下来，并且很长时间都不曾改变，这使我不禁怀疑这个问题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 运费通常是用农产品来支付的，因此市场价格的波动非常小甚至几乎没有。其结果是中国的乡村拥有了最为完备的水上交通系统，它由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的单元构成，每一个单元都是自给自足的，不受外界影响。据说中国拥有的船只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而且除了少数几个省份之外，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都有着可以通航的河流网络。正因为如此，最近中国铁路破坏的影响就像即将显现出来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是太严重的。 中国船队商帮建立起来的制度规定，每个地方都要在自己的不幸遭遇中承担责任，也将从自身的繁荣中获取收益。如果一个地区遭受了饥荒或者洪水，即便一些船只面临失业的危险，这些船只也不能成为这个行业中的害群之马去扰乱那些繁荣地区的交通运输。因此上许多小的经济冲突得以避免，而在潜在的激烈竞争中，商业活动也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平静，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做到的。船夫们很清楚他们自身的权利和特权，因此上也不会忍受任何形式的擅自入侵者。如果一艘陌生的船舶试图靠岸卸载货物，这些入侵者将被视为海盗般的敌人，他们将遭遇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没收货物和砸毁船只。这是我们钱塘江上的船夫所担心害怕的，因为他们在另一条河上没有做生意的权利。那些拒绝告诉我们去无锡应该走哪条河流的船夫们，都遵循着这种古老而明智的习俗，那就是拒绝给入侵者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提供援助。 虽然没有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也几乎没有什么成文的法律规定，中国摆渡者、渔民、乞丐、四处游走的马戏班子、小商小贩，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职业，他们都有自己经营的特定区域，在那里他们将免受入侵和竞争的干扰，犹如他们获得了皇家授予的商业垄断经营权一样。在这里的乡村，每个地方都有成百上千艘小渡船，但是人们永远也不会找到竞争的队伍。虽然在某些地方停泊着五六艘或更多的能够装载二十余名乘客的船只，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家庭，通常都是同一个人的业务。最近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天津一条轮渡航线已经在同一家族手中控制了300多年。一个世纪前，渡船的价值不大，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来经营。但随着天津作为华北主要市场的发展壮大，轮渡业蓬勃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拥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并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骨干企业。 这些古老的垄断企业依然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在厦门，有三个经营航运的家族，他们世世代代都垄断着当地的轮渡业务。这三个家庭的最初成员不是厦门本地人，而是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根据大家一致的说法，他们从前都是海盗。不管这是否属实，在从事轮渡业务时他们的行为最为飞扬跋扈。他们最喜欢用的伎俩是把一名中国乘客载到河的中间，然后威胁要把他携带的东西扔到水里，除非他肯支付超出正当运费10倍到20倍的费用。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厦门船夫这个名词成为中国沿海地区远近闻名的流氓的同义词。 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所有这类的企业都停止运营了，厦门行政当局正在准备创办一项市政的轮渡服务，如果实施甚至会让原来的船夫们破产。他们理应得到这样的命运，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为他们有一些值得尊重的权利的国家。但是，厦门当局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将渡轮服务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船夫们的退休金，这是一项长达十年的计划，最终将涉及几十万美元的开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心怀不满的船夫很可能会烧毁渡轮，这可能就是影响市政当局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因素。船夫的这种行为也将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因为谋生在中国是最基本的权利，不能轻而易举地就被掳夺。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河流或湖泊比在中国遭到更为彻底地捕捞，但是每平方码水域的捕鱼权和每一种不同的捕鱼方法，都被分配给某一特定的家庭。黄氏家族可能有权利用鸬鹚捕鱼；程氏家族可以放置捕虾的笼子；而周氏则可以享受撒网的特权。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可能会在河底搜寻各种贝类。如果有人企图在属于别人的水中钓鱼而破坏这一安排，那他就要自取其辱了。他会被视为小偷，不仅受到其他渔民的攻击，而且整个社会都会反对他。在中国，没有人会为了好玩而钓鱼，因为每一个有钓竿和渔线的人都会被视为非法侵入者和偷猎者，钓鱼不太可能成为一项受欢迎的运动。 据说在火奴鲁鲁（檀香山），那里依靠旅游生意而变得繁荣，游客感受到的自然迸发的热情和真诚的欢迎完全将其淹没了。每个人都向游客展示着那个地方的自然美景，并向他们介绍那里适宜的气候。这样的热情一直保持着，直到客人有机会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已经决定把这个地方变成自己的家，正在找工作或者想要在这里创业。据说，当地民众热情好客的态度马上就会冷却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原来热情的态度事实上是对他到火奴鲁鲁旅游并且花很多钱来支付酒店账单和明信片行为的一种高度肯定，但他一旦有了要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想法，就使他成为要与别人在同一块领地里展开竞争的令人讨厌的黑马。如果他最终放弃了成为那里永久居民的想法并决定回家，他们会像欢迎他到来时一样热情地快速送他离开。 稍加变通，这就成为中国人在任何地方对待游客的态度。他们不会等待外地人说明自己的意图，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假设游客存在着要从这里获得一些好处的目的，因此必须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阻止他。中国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倾向于认为真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具有邪恶的意图，而且当一个陌生人留在一个村庄，当地人就开始猜测他带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有毒的药。孔子和许多中国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几乎每一个非常赞同这一理论的中国人，都不愿意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使之成为与他的同胞打交道时的一种严格的、牢固的行为准则。或许他可能相信他自己天性就是善良的，就像他的一些朋友和亲戚一样，但他不愿意承认一个陌生人也具有这些美德，特别是当这个陌生人来自国家的其他地区。 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有一些当地的商会，它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劝说外地人搬到当地定居并在那里谋生来增加当地的人口普查数据。在美国有一些机构，它们把聪明的中国人当作异类来予以打击，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最莫名其妙的。既然生活如此艰难，为什么还有人试图通过引入更多的竞争者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艰难呢？中国有难以计数的行业协会和超过2000多家的商会网络，但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这些组织中，最无法设想的事情就是鼓励外来者成为这个地方的居民。大家都非常熟悉加州人针对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敌意，因为那些日本人试图把自己安置成当地的居民。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人向本国外省的民众展示出来的敌意，这些人也是试图在他们中间定居。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中国人选择在远离他们出生省份的地方生活和做生意。经营着外国零零碎碎商品的广东店掌柜在全国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这种类型的店铺在中国被称为“广东店”。然而，这是另一种限制竞争和划分为小规模的不同垄断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外国船只可以卸货、外国商人可以做生意的港口。这让广东人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通过广东人，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才能购买到进口的商品。大约一个世纪前，官方的这种垄断被迫结束，其他的港口也开始向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开放。广东人试图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但成效实在是乏善可陈。现在每个省的人都在从事对外贸易，但是出售各种各样杂物的生意仍然控制在广东人手里。它只是众多职业垄断中的一个。 成千上万的贸易行会覆盖了数十个不同的行业，它们牢牢地控制着会员资格，并对任何被认为以不公平方式从事交易的人施以迅速而无情的惩罚。每个行会都有一个业务程序的行规，它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甚至在个别情况下是几个世纪经验积累的成果。行会的成员在面对外部人员时表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如果任何成员被指控使用了对他人不利的商业方法，行会的首领很快就会加以审判并迅速做出裁决。 尽管所有的中国店主都坚持认为他们的售价是非常便宜的，但在中国很少能看到打折出售的广告，因为降低了商品的基准价格，其他店主的利润就会受到影响。当类似的事情发生时，行业公会立即就会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官员会进行必要的警告，但如果商人对警告不以为然，行会就会采取直接和暴力的行动。商人可能会发现成群的暴徒入侵了他的商店，砸烂他的家具，抢走他的货物。他不仅不会得到社团的任何同情，而且法院也不会理会他的抱怨。如果他违反了行规，给他的同伙带来了痛苦，他就理所应当受到惩罚，而中国的法庭也一定会维护行会的权威。 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中国的生存竞争一直是不择手段的。人们不禁会想，在没有任何立法理论帮助的情形下，中国人是如何为他们自己凝练出这些在竞争中保持良好的平衡和有效限制的措施的呢？ [book_title]03 四千年的农业 中国众多的森林被砍伐，侵蚀过程使土壤从倾斜的山坡上冲刷下来，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已经被洪水造成的沉积沙土所覆盖，然而现实的情形是经过四千年不断地耕作，中国的农村仍然进行着生产并养活着地球上最多的农业人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寻找肥料。农村周围的每一点生活垃圾都被扔进了积肥堆里。隆冬季节，人们开始着手疏浚运河和溪流的底部，肥沃的黑色淤泥被堆积起来并运到田地里。收集肥料和收获庄稼受到人们同样的重视。 这些宝贵的肥料一点都不会被浪费，人们将其直接投入促进植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几年前，我在湖北省看到一块山坡上的梯田，在这块面积很小的地里种植了14棵玉米。人们在土壤里挖出一寸深的灌溉沟渠，用一勺的液体肥料就能使每一棵植物都能分享到相应的肥力。这是中国每一棵生长的植物都得到护理的典型方式。 虽然农民一次次地从小溪和运河里用筐子挖掘淤泥来堆积肥料，但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慷慨的母亲河每隔几年就会给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施一次肥。洪水会摧毁一处处的农舍，有时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但当洪水消退之后，就会留下一层新的肥沃淤泥，因此洪水过后的几年里，庄稼就会取得大丰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江水的颜色是黄的，在它的上游，长江被称为“金沙江”。当一个因洪水肆虐而背井离乡的中国农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双手插进泥巴里，看看到底有多深的沉积物。他是受洪水影响最直接的人，但也是很难把洪水仅仅视为是一场灾难的人。 中国的一些地方人口密集，这导致许多农田的肥力在20世纪前就开始枯竭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因此上任何能利用的肥料来源都会被加以利用。当然，最有效、最可靠、最容易获取的供应来源于农民自己的身体——这样就再自然不过地将肥料输送到被严重透支了肥力的土地。因此，中国农业始终把利用人类的粪便作为庄稼丰收的主要依靠。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的现代工业，直到管道工们发明了一些冲洗厕所的方法，这样，人类的排泄物才不会被撒进那些需要它的贫瘠的土壤中去。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当中，拥挤的人口已经引发了公寓房的建设，这就使得建设地下的排水阴沟和安装卫生管道成为必需，当然这也只有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才推动了中国人使用所谓的冲水卫生马桶。但冲水马桶的使用显然侵犯了中国人的本能，他们从苦难的经历中知道饥饿往往是因为耗尽了土壤的肥力。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顶多只是近几代才从农村搬迁到了城市，并且就其内心而言依然还是农民。我敢肯定，很多生活在现代化大上海公寓中的人，他们在冲洗厕所的时候经常会有负罪感，对那些可以增加豆子地的产量或者可以使花园里的花朵开得更好的肥料被白白浪费掉表示遗憾。 在上海，当我于黎明时分醒来时，总是能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其一是每天一个尼姑前往涌泉寺（静安寺）参拜佛祖，每隔三步就跪在地上诵经祷告时，伴随着她的小木鱼单调的铎铎声。其二是除了阴雨天之外，那个享有盛名的歌手米纳的音乐，总会在黎明时分，穿过柳树吵醒我，并且一整天都在我的耳边萦绕。其三是粪便收集者的领班那含混不清、若有若无的叫嚷声，他在催促贫穷的房主或者富家的佣人，让他们把马桶赶紧放在门外，以便将其一夜的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上海的职员还没有开始营业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几英里外甚至更远地方的农民正将装满大粪的桶运往他们的田间地头。 的确，对于一个热爱着土地并且悉心看护、培育土地的中国人来说，为人类提供卫生的排水管道就像为马、猪或鸡提供卫生管道一样简直荒谬透顶。从中国人的日常认知来看，他们觉得人类排泄的粪便，其肥力远远大于动物的粪便，那么安装下水管道这项工程就更让中国人感到荒谬绝伦了。粪肥的使用对于中国农作物的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的每个家庭都配置上这些现代机械化的、奇特的卫生下水管道，并且强迫人们普遍地使用它，到下一个农业生长周期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到不可思议的饥荒，因为农作物没有肥料无法正常地生长，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将面临忍饥挨饿的危险。如此之多的人口会受到影响，以至于世界上所有的剩余粮食都只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除了那些受到外国人影响的地区之外，在中国这种收集和处理人类粪便的行动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加掩饰地进行着，没有任何企图掩盖其令人作呕的方面。那些美其名曰“公共卫生间”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的是公共的，因为在中国尽管不同省份的风俗习惯略有不同，但公众几乎都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在美丽的浙江省，唯一能让这些卫生间显得更加公共的是在夜间提供了泛光照明的装置；但在江苏省，有些时候使用了一些根本没有隔离效果的隔断。 这种赤裸裸的暴露对于那些没有在中国旅行经验的游客来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似乎已经进入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尊重隐私的阶段，并比其他民族更早地使用上了卫生下水管道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更是如此。那些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女士，她们几乎每天都会因为如此不雅的走光而感到尴尬万分。一些丈夫在中国工作的妇女最后也留在了中国，结果很快就发现自己适应了中国的情形。但许多敏感的游客在发现自己必须要忍受这样的景象时，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继续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考察的计划。 关于这些私密的事情，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住在东京的时候，我不得不使用一个公共的便池，而我的旁边就各蹲着一个日本女人，我从来都没能克服这种别别扭扭的感觉。日本人在对待这类事情上甚至比中国人更加随意，尽管他们着眼于发展自认为非常有利可图的旅游业务，并且为那些住在旅游中心附近的居民精心制定了一套特别的行为准则。但即使在京都为游客举办君王加冕仪式的围场，公共卫生间极其不充裕的配置使得男女分开成为奢望，公共厕所外边排的长长队列大致平均地把男人和女人分开。这样的安排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一个中国女人一定要和一个男人一起进入公共厕所，她一定会在此之前就选择自杀。在中国生活的许多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女人撩起裙子或松开裤子的裤带。这些景象在日本是如此的稀松平常，根本没有人注意，以至于日本女性的裸体也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book_title]04 做饭的燃料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人们都在辛辛苦苦地不停寻找着燃料。所有可以产生一点点热量，能够生火做饭的东西都被收集起来，放在厨房里以备做饭之需。在中国没有属于私人的木头堆，因为根本没有人能积攒起足够的木材并堆成一堆，木头是如此有价值的生活用品，以至于树的小枝小杈经常被小偷顺手牵羊地拿走了，没有办法堆积起来。只有在大山里才能找到较为丰富的木材资源，但即便在那里也绝不能浪费。我在中国过了10年这种缺柴少薪的生活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最让我吃惊的事情之一是乡村里到处都散落着大量的柴火，它们都堆放在很容易被人们带走的地方。我想我得在家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一根有用的木头渐渐在路边腐烂，并且不必考虑为什么没有人把它变成能够烧火做饭的燃料。 这些奇形怪状的枯枝死干、废弃的圆木和零星的劈柴，如果被搁置在中国的任何乡村，绝不会长期地被乱丢乱放。一捆稻草如果被丢在村里的街道上，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把它捡起来并带回家用作燃料。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一捆稻草被丢在地上，那绝对是因为当事人粗心大意而不是故意为之，因为没有人会舍得扔掉这么宝贵的东西。一位在中国乡村生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传教士曾说过，在中国你不用指望能够从一根稻草看出风刮的方向，因为在风还没来得及吹的时候，就有人把它捡起来带回家了。凡是能燃烧的东西都有着同样的命运。棉花、大豆和其他田间作物的茎秆被连根带茎一起拔起并晒干，添加到农舍里的一堆燃料中，或者运到村里进行销售。 甚至在霜冻肃杀夏天的草木之前，村民们就把那些尚未开垦的山地上覆盖着的禾苗、野草和灌木丛砍倒并拉回家。因此，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丘陵，整个冬季里都会保持着像公园一样整洁的外观，而没有了低矮树丛的山丘，也成为远足徒步者的天堂。幸运的是干燥的树叶和柴草所产生的短促烈焰满足了厨房对燃料的需求，因此减少了人们砍伐树木的欲望。每一个到江苏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旅行过的人，一定会对那里农村覆盖的良好植被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在山区之外，别的地方基本上没有森林，也就没有大量的木材，但是在平坦的田野乡村，每家每户的个人土地上却都长着一丛树木。 在城市里搜寻燃料和在农村里一样当紧，只是它遵循着不同的办法。大量产自美国俄勒冈的杉木会被夯进上海的泥土地基里用以支撑宏伟的办公大楼，但每一根树桩都要在堆放到建筑工地之前花上几分钟把树皮剥干净。于是，在每一个建筑工地的周围，你都会发现一群一群的妇人和小女孩，在等着捡起散落的树皮或者木头的碎片。人们把煤渣堆翻过来翻过去，以便从中把那些还没有完全燃尽的煤核儿收集起来。 中国人辛辛苦苦收集到的燃料，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会被用来取暖，因为除了极其寒冷的北方，绝大多数房屋是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几乎所有的燃料都被用于更加重要的目的——烹饪食物，为了能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中国烹饪技术的发展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干燥的枯草、树叶和可燃的生活垃圾，其燃烧的火焰虽然强烈但却并不稳定，不管多么精心地照看它，都会很快地燃烧殆尽。因此上就必须从有限的高温中尽可能多地获得利用价值，厚重的炊具显然自身就会吸收掉太多的热量，人们自然倾向于选择轻薄的铁锅，这样用最少的热量就能完成烹饪食物的任务。英国厚重的铁锅不管售价多么便宜都不可能在中国畅销。近年来，铝制炊具在中国的销售异常火爆，人们相信它比最薄的铁锅还要节省燃料。 节约燃料的必要性显然对这个国家饮食制度的确立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大米饭是南方的主食，面点是北方的主食，它们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大米饭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而面点需要的时间则要稍微长一点。无论是大米饭还是面点，它们都是通过沸水蒸或者煮，所以热量稳定与否就不是关键的问题了。卷心菜、菠菜以及其他蔬菜都是用同样的方法烹饪的，所以尽管中国人的家里摆放着数百万口烹饪的灶具，却没有多少煎锅或者烤箱。对于煎炸或烘烤食品的微小需求由餐馆或公共食品商店来满足。电炉和燃气炉都已经在中国销售好几年了，但仿佛设计出它们来只是要专门完成一件事情——尽可能便宜而快速地将水烧开。 中国的饭菜总是蒸煮得很熟，很卫生，但在做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浪费燃料。对食物口味的偏好取决于供应规律，而不是需求规律。在公元前6世纪孔子生活的时期，猎物和燃料都非常丰富，因而人们大多数都是食肉者而不是食素者。后来，猎物和燃料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变得稀缺起来，原因都一样，就是国家的人口过剩。于是，人们迫于环境因素，渐渐地变成了素食主义者。猪肉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食物，假如发生了奇迹，猪肉的供应能够变得又便宜又充足，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即便如此也不会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除非可燃之物也能够奇迹般地变得丰富而廉价。每个人都想吃猪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它，因为猪肉的烹饪时间更长，需要更厚重、更昂贵的烹饪工具，而且比烹饪大米、卷心菜和其他蔬菜需要更多的燃料。 大多数情况下，在老式美国炉子里用来引燃火苗的那点儿木头就足够一户中国家庭加工一天的食物了。然而，中国家庭在吃着家中烹饪的食品时与美国家庭的感觉并不一样，中国仿佛到处都是餐饮企业和熟食商店。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烹饪要加工的仅仅是米饭和蔬菜，人们把菠菜或卷心菜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再沏好一壶茶，这几乎就构成了贫穷中国家庭在厨房当中的所有活动，甚至于许多地方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这样的生存状态。 面点，虽然有些是烘焙而成的，但中国人更喜欢通过多达百余种的诱人方式将其蒸熟，它们总能方便地在食品店里买到。在食品店里，大批量生产使得加工成本远远低于家庭生产，盈利也成为可能。人们还习惯于购买加工好的极少量的肉制品。一个人可以只买一盎司的猪肉或者一小块鸡胗。热水在大量生产时，成本就会远远低于家庭里用灶具来达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在全国各地你会发现许多令人称奇的机构——售卖热水的商店，所卖热水的温度从温热到沸腾不等，因而其价格也高低各异。在清晨的几个小时，当妇女们涌向那里冲泡一碗米饭、一壶茶水的时候，这些商店的生意总是异常繁忙。 对燃料经济性的考量使中国的餐饮行业体系得到了最为完备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产业之一。每到中午，上海的各家餐馆就会把成千上万只篮子的食品送到上班族手中，通常价格都很实惠。在中国的菜单上很少有那些因为保温几个小时而失去其特有风味的菜肴。这些餐馆不提供单人的饭菜，而是送来用篮子盛装的套餐，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丰盛的鱼、肉、蔬菜、腌菜和米饭等，这些食物应该足够六个人享用了。在每一个公司里面都有许多由餐饮商人提供服务的小型午餐俱乐部。按照传统的习俗，餐后剩下的所有米饭都必须送给乞丐，所以那些在商业区里乞讨的人如果饿了，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直到苦力们来了把装食品的盒子拿回饭店。 每个大城市里都有移动的厨房。它们就像美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老式餐车的微缩原型一样。尽管厨房里已经置办齐了食物的各种原料，但燃料和餐具这些东西还是挑在厨师的肩上。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却提供了各种口味、花样繁多的菜肴。这些移动的厨房中有一些通宵都在营业，老板会用一截竹子敲打厨房的木框，咚咚的声音就表明饭店还在营业。经常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听到这种表示欢迎的声音，然后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在我看来，那些认为佛教教义是导致中国人素食主义的唯一原因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点儿小小的佛教情结，就如同每一个美国人都有一点儿小小的基督教情结一样。在这两个国家的现实当中，有很多人的宗教态度都是真诚而虔敬的，但还有更多的人不情愿让他们的宗教信仰妨碍到个人的快乐，尤其是他们的饮食。常人会认为一个佛教徒应该终生都对肉类保持斋戒，实际上有些佛教徒是那样做的，但并不是很多。曾经有无数次，中国的朋友告诉我某个中国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并且补充说：“他从来都不吃肉。”他们在最后的声明中所强调的重点足以表明，从来都不吃肉的佛教徒是个例外，这让我想起了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全盛时期里流行的那种俏皮话： 什么！从来都没有吗？ 好吧，只是很少而已。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建立，然后在东方人口稠密的各个地区开始缓慢地进行传播。在每一个佛教得以确立的国家，动物食品的供给都变得越来越少。在中国，某些保护野生动物的措施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实施了。佛教徒不能吃肉的禁令实际上是对于经济事实的承认。显而易见，中国的所有阶层包括佛教徒，都认为吃牛肉比吃猪肉的罪过更大。因为，除了食用之外，没有人发现猪还有什么别的用处，但牛则是稻田里劳作不可缺少的牲畜。 定然是由于人们经年累月地在寻找燃料以及它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中国的园丁在修剪生长着的灌木或者砍下树上的病枝时总是显得勉为其难。我曾时断时续地雇用过十几个园丁，但除了直接和特意地叮嘱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园丁主动地去修整一剪子。上海的花园里到处都是女贞和其他的灌木，它们往往长得形状丑陋，变成了巨大尺寸的乔木，但没有一个中国园丁会去动它们一下。 然而，在中国活跃着一种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的小偷。我对他们在夏天的职业一无所知，但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他们开始了对树木的破坏。他们的装备是一根长长的竹竿，末端绑着一根结实而锋利的钢钩。带着这件法宝，他们游走在乡村和城市的背街小巷，寻找可以下手偷盗的树枝。当气温降到冰点以下时，他努力地工作并且收获颇丰，因为在寒冷的天气里，绿色的枝条非常脆弱，极容易折断。正是因为这些小偷，中国的许多树木才有了如此奇特的外表，因为所有低处的树枝都被折断并带走了。 [book_title]05 任劳任怨的劳作 在听到伊甸园的故事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劳动是因为人类始祖的原罪而遭受的诅咒，东正教的劳动观念也没有在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取得多大的进展。中国人将一个人应该辛勤的工作视为自然法则之一，既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祝福，也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诅咒，而是欣欣然地接受它。中国人关心的所有问题是以农业为主的劳动如何实现丰产。除了一小群无所事事的富人之外，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尽管他们没有过度的精力爆发，因为也没有人将他们称为一个习惯于艰苦生活的民族。 但是，他们在艰苦奋斗中所缺乏的东西，可以通过不懈的劳动来弥补。如果魔鬼只能为无所事事的人找到工作是一条真理，那么中国一定是给恶魔最少机会的地方。尊重勤劳和厌恶懒惰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游手好闲”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最严重的蔑视态度。这是一个普遍适用于小偷小摸者的词，任何不是专门从事乞讨但又没有正当职业的人都被假定为小偷和无赖。当然，通常这样的谴责并不适用于缱绻于瀑布之侧或者在幽篁丛中观察风中摇竹以获得心灵安定的学者。 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之长足以让读者感到恐惧，但那些见证了劳动过程的当地居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雇佣的时间很长并不意味着辛苦的劳动。建造房屋或船只的工匠可以在日出时就开始一天的劳作，不断地钉、锯、凿，直到天黑。但与此同时，如果邻里之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比如狗打架或者有陌生人来访，那么，劳作的人们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计，走过去围观并且还要评头论足。每当一个工人想停下来悠闲地抽一袋烟或者享受一根香烟的时候，他就会从容地放下手里的工具而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 在水稻插秧和收割的季节，人们很少有时间顾得上抽根香烟或悠然地点燃烟斗，每个人在日出之前就来到了田地里，只要光线允许就开始工作。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在这些季节里人们的劳作是过度艰辛的。相反，他们快乐地努力工作，并且，当他们度过这些季节之后，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断地回味。有很多志愿者，他们为了享受这种大家在一起的乐趣、刺激和共同的努力而进行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就如同由农民在种植和收获季节提供的热气腾腾的大碗食物一样，无疑是巨大的激励。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年可以种两季农作物，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种三季。因而中国冬季休闲的日子就不像美国那么长，中国农民大多也不会无所事事。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运河上的许多船夫把运河底部沉积下来的肥沃淤泥运送到各家自己的田地里。家庭当中年轻一些的男子则前往大城市，通过拉黄包车或者其他的体力劳动来挣一些零花钱。冬季的到来也给诸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妇人和女孩，她们为城市中富裕的女同胞们做些擦抹、洗涮、缝补的活计。在长江流域，每年冬季为找一份短工而迁徙的人口都不会走得太远，就在他们周边的大城市。但在北方的省份，尤其是山东，则有成千上万的人踏上了闯关东的漫漫长路。 即使所有田地里的营生都不得不因为严寒而停下来，那些留在农村的人也不会无所事事。整个冬天，你很难找到一户农家没有从事某种形式的当地手工业。在苏州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所有当地的居民一冬天都在制作在下一年夏天准备销售的棕榈叶扇子。而在同一地区的其他村庄，主要的副业则是给那些华丽的长袍刺绣，这些长袍以前都是中国官员才能穿的，现在则主要满足演员们的需求。但这种对刺绣的需求也正在慢慢消失，而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取而代之。村民们已经学会了新的刺绣方式，并按现代女性的要求在内衣上绣上精美的图案。这种工作并非只有妇女才能做，那些老农的手在拿起绣花针的时候像平常使用锄头一样的熟练。很少有什么情形能比一件精美的睡衣和茅屋的泥土地板形成更大的对比了，在茅屋里加工华美睡衣的农民，除了粗糙的手工棉布衣服外，再没有穿过什么高档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值得关注的是，只有在制作女士内衣和蕾丝花边这些东西的时候，中国农民作为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才在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有很高的保护性关税，并且最近还发生了被认为严重破坏人们购买力的经济大萧条，但美国人仍然不断地大量购买这些昂贵却美观的奢侈品。正是通过生产这些精致优雅但又可有可无、华而不实的产品，日本人开始了他们的制造产业，现在已经拥有了无数的生产线，这对于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而言无疑是极其沮丧的事情。 在几乎整个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区，利用秸秆制作草帽是冬季里常见的一种手工业。在无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一种奇怪的兼职，对于一个富有家庭雇佣的守夜人而言，他往往也是这个家庭的裁缝。他作为守夜人，工作职责并不繁重，所要做的就是密切注视着大门，当有陌生人来的时候，直到彻底问清楚了对方业务的性质才允许对方进去。在没有客人来访的长长空闲期，守夜人就会变身为一名裁缝，开始为东家缝制衣服。 编织羊毛线的服装则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产业，它为空闲的双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中国人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喜欢编织这种活计，或许是因为编织针和中国人惯常使用的筷子，无论在外观还是操作上都很相似。许多男人在编织方面的技能禀赋丝毫不比女人们差。在我以前忙碌的办公大楼里，一个电梯操作员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编织袜子上，并且在一年的时间里赚了不少外快。那是一幢老房子，租房的人不多，乘客也很少，因而他就有了大把的时间来织毛活儿。最终这幢房子的主人拆除了旧建筑，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新大楼。在那里我又见到了这位老朋友，他穿着漂亮的新制服，几乎让我认不出来了。我向他在如此高级的地方工作表示祝贺，但显然他对此毫无热情。他为这栋新的建筑感到自豪，甚至他还得到了一笔预付的工资以支付这身制服的费用，但在这个新建筑里人们不停地在电梯里上上下下，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时间做毛线活儿了。 并非只有贫困的阶层和工厂的工人才长时间地工作。所有的中国人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本来就是由劳动组成的，人们对于极少休闲或者根本就没有空闲的生活也会感到心满意足。许多朝代的皇帝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床了，并开始在朝堂上处理政务，为全国民众树立了一个勤勉的榜样，那些迟到的官员自然将受到责罚。重要的官员通常会担任许多职务，为了在觐见皇帝的时候不迟到，每天3点钟起床也根本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而且他的一天排满了约定的各种活动，以至于他根本不可能在10点钟之前下班。由于从来没有星期日提供给官员们休息，毫无疑问，许多官员简直会把自己累死。中华民国的官员遵守着更加合理的工作时间，但影响身体健康的每日早起和午夜会议依然是惯例。我从不认为有十分之九的中国人在太阳东升的时候就开始起床工作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大多数中国高管工作的时间比他们员工的更长，因为当后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候，那些高管却无法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认识一个小工厂的老板，他每天的日程是早上6点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而像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外国人看来，一个商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就停止工作，但这样的想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只有那些接触过外国人并且获悉了这种奇怪生活方式的人才能接受。在5点钟下班之前的几分钟，外地的中国人才赶到外交部的办公室参加一个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的会议，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外国人因为心里惦记着一场打桥牌的约会而坚持要将会议推迟到另一天的时候，中国人会感到异常的惊讶。事实上，没有人能从与他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人的访问中解脱出来。中国客商可能会在白天或者晚上的任何时候前来拜访，而他们也很少会考虑到，在家里享受着安静星期天或假日的外国人根本不会把谈一点生意或者可能达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交易看作一次难得的机会。 当然，工厂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但显然还没有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很少，在全部几百万工薪阶层当中，实际在工厂里做工的人还不到1％。其次，直到西方工业国家经历了压迫、不人道和改革的过程，中国的工厂才开始了发展，并在一个世纪前美国和英国做梦也想不到的文明条件下起步。几年前我在底特律生活的时候，曾经到过几家汽车工厂，那里的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回到上海后不久，我去了上海的一家棉纺厂，那里的工资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不经意间我总能发现，与美国人紧绷着的面孔相比，中国的工人们总是笑容满面。这是一个会被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不屑一顾的观察结果，但它足够令人满意，足以让我信服。 [book_title]06 万事开头难 中国人通常不会给人留下思维敏捷的印象。显而易见，他们从一种思路转变到另一种思路是相当困难的。一项手头的工作，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任务也仿佛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头脑，把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了。让我们假设俱乐部里的一个男服务生要合计一笔账单，虽然算清楚这本账并不比他每天要计算十几次的一杯威士忌加一杯苏打水的总成本更复杂，但他的大脑会被这个任务完全占据，因此在他全神贯注做这件事情，然而又要交代给他包含同样熟悉数字的另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醒他一声。 在中国随随便便改变谈话的主题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对于关涉到的所有人来说也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因为在对一个新主题的内容有完整的理解之前，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心理的必要调整。这种高度全神贯注的状态常常使中国人对周围环境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至于能够不受身边任何刺激或吵闹的影响而继续从事他们手头的工作。因此上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要求大家安静以便于问题的思考。 这种情形偶尔会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在几年前，当一些架线工人在汉口的电线杆顶部工作的时候，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就在他们下面爆发了。许多人被击中挂了彩，甚至还有人被打死了，但是架线工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根本没有留意这起流血事件。目睹这一事件的外国人深信这些架线员根本就没有听到枪声。 与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相联系的是人的恒心，无论是大事，还是小情，往往表现为盲目的固执。世上有许多人都是单向度的思维，但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更严重了。中国人没有能力快速地做出心理上的改变，这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了下去。在君主制政体时代，所有官员的任命，理论上讲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科举考试的结果，每个读书生员的雄心都是要通过省级的乡试，进而获得作为国家官员的名望与财富。科举考试非常严格，而且考生众多，最终只有极少数的考生才能达到梦寐以求的缙绅等级。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这种真实的故事，许多童生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参加科举，虽然考试每三年就会举行一次，但很难通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考，有的人直到七八十岁，才取得梦寐以求的功名。虽然外国人情不自禁地大声赞美这些雄心勃勃、坚韧不拔的老学究，但中国人对他们似乎并没有格外的关注。显然在中国人看来，一旦一个年轻人下定决心要去求取功名，那么只有天不假年才能终止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否则，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种对于学问坚持不懈的探究精神，在许多别的活动领域中也一再地显现，中国人并非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提前很多年就制订一项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要坚持完成这些计划确实需要勇气和毅力，而中国人这方面的性格特点似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订一些计划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花费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让它们日臻成熟则是一项中国人愿意付出极大兴趣和热情的脑力工作。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许多有野心的家族企图篡夺他人的地位，虽然牵涉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取得成功，但人们还是勾勒出了政变的路线图并且为之付出极大的精力。 大约15年之前，一位认识了挺长时间的中国木匠包工头向我咨询一件事情，他想购买二手自行车，然后租赁给那些登岸后想要骑马或者自行车寻欢作乐的英国、美国水手。因为我觉得他要做的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冒险性，所以试图给他一些必要的风险警示。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出租自行车能够挣到很多钱，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这是由于每个国家的水手都因粗心大意的习惯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在出海时不辞而别，留下一大堆未付的账单。 他也赞同我关于自行车租赁业务并不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说自己真正想要进入的行业是卡车的货运业务，但由于他买不起卡车，所以只能从自行车行业开始干起。一旦还清了那些购买二手自行车的债务，他就把自行车卖掉以支付两辆摩托车的首付，他的两个弟弟就可以开着摩托车为那些还没有足够实力自己购买摩托车的商行提供快速送货的服务。然后，当摩托车的成本已经收回时，他会卖掉它们，再用这笔钱作为购买卡车的第一笔付款。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但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是正确的，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对的。七年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开着自己的卡车来到我的花园，并且还带了一只宠物猴作为送给我的礼物。 可能就是这种对时间澹然处之的态度帮助中国人完成那些冗长而乏味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会把外国的芸芸众生逼疯。曾经有一位上海的印刷商给我带来了10万本中文的小册子，其中有一个很小但非常严重的排版错误。在印刷书的雕版上，一个汉字的两个小点被漏掉了，这下完全改变了这个汉字的意思。我们的客户急着要买书，而印刷商自然不愿意让前期的全部工作都付之东流。在焦虑了半天之后，问题就以典型的中国方式解决了。 这位印刷店的老板雇了许多职员，他们打开这10万册书中的每一本，并且把那两个缺失的圆点整整齐齐地印上去，以至于根本没有人会怀疑曾经发生过一起印刷错误正被掩盖的事实。我想只要我们仔细地抽检百分之一的小册子，如果每一本都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批书的纰漏之处已经全部被改正了。而我的中国员工对此事的态度显然比我想得更加严格，他们提出，如果一个有错误的小册子落入我们客户的手中，他自然而然地会假定我们所有的书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最终仔细地检查了十万小册子里的每一本，确认我们的修正已经完美无缺了。 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监狱里，那些被宣判为“劳改犯”的倒霉蛋，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沉重的石头从监狱院子的一头搬到另一头。当所有的石头都搬过去以后，囚犯们再重新完成上述的惩罚。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据说，这种单调的任务会让囚犯们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痛苦，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我敢肯定，如果一个中国人受到这种惩罚，他可能会对如此徒劳无益的事情进行哲学上的反思，但这项任务的单调性不会对他产生丝毫的影响。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只鸟不断地捡起石头扔到海里直到大海被填满为止。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表达了一种对任何工作都应该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 过去，长江三角洲附近的平地都被水覆盖着，只有在落潮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每一次潮涨潮落都会留下来少量的淤泥，以至于最终把这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芦苇覆盖的沼泽。一旦达到了这个阶段，人类就开始在大自然力量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加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农民们从溪谷的河床里挖掘淤泥，然后堆积成高于水面可以种庄稼的小块土地。有时，他们开始实施更加雄心勃勃地挖掘运河的计划，不仅为了方便运输，而且还可以用被挖掘出来的泥土增加耕地的面积。一旦运河被开挖，它们就为补充田地的肥力提供了额外的淤泥补给，并且将土地加高到更高的海拔。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但在公元前6世纪时或者比这还要再早几千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采取了行动。只要是在中国这个地区旅行的人都能看到这项工作依然在进行。小溪和运河里的淤泥被仔细地疏浚挖掘出来并撒在田地里，不仅增加了它们的肥力，而且还增加了它们的海拔高度。每年增加的海拔高度是如此微乎其微，以至于肉眼根本无法察觉，但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以前在涨潮时淹没在海水里的几百平方英里土地现在已经有五六英尺高了。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一切都是通过每人每次携带一筐子泥沙堆积到如今的海拔高度，不禁会感叹这真是一项让人类其他一切劳作都显得微不足道的伟大成就！ 杭州湾北岸的许多水道为中国人不屈不挠地克服自然界的障碍提供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甚至更加有趣的例子。任何人即使漫不经心地查看中国这一地区的地图也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杭州湾北部的海岸是由黄浦江的许多小溪流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但从上海沿黄浦江往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他都会发现，通常只要走上几百码的距离他就可以到达被称为杭州湾的海岸边，在那里所有的海上航运都停止了。 几千年前，黄浦江的干流经过这个如同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口一样的三角洲而注入了杭州湾。这给两种人带来了困难：种植庄稼的农民，还有通过蒸发海水而生产食盐的所谓“盐农”。上涨的潮水淹没了滩涂影响了农民的耕作，来自河流的淡水也干扰了海水的蒸发。结果这两种利益相关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并且在尝试着让河水倒流的进程中取得了成功。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从在小溪上拦河筑坝开始的，这样就使小块的土地不再是水和泥混合的沼泽。渐渐地，海湾的整个滩涂都被抬升了起来，现在抬升了几百码的溪水从海湾一直流到上海附近的海里已经有了几百英里的距离。 [book_title]07 机敏的苦力 中国人性格当中的矛盾性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但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例证体现在他们有时是最为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但有时又成为胸怀宽广、四海一家的人。他们的乡土情结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对土地的热爱，特别是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的广东人，依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外乡人，只是短暂地寄居在陌生的都市，一旦好运来临，他就要快马加鞭地回到故乡。来自福建、山东、四川等地的民众，构成了中国移民的主体，他们与广东人一样有着类似的观点。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几乎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漂泊游子都有的乡愁，在其他国家这种乡愁可能最多只持续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的乡愁却久久不能淡忘。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家乡的那截土墙、泥土的地面、绿油油的稻田和正盛开的石榴，终究是他在世上最令人羡慕和喜爱的地方。他的子女，甚至他的孙辈们，无论出生在哪里，都把自己视为来自祖籍的省份，即便从来没有回到过那个遥远的村庄但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原住民。 漂泊的游子可能生活在上海一栋装有暖气、供应冷热自来水以及其他现代化舒适设施的摩天大楼里，但他从来不能够遏止对家乡那个小村庄的思恋，也从来没有试图去遏止——忠贞于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他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他的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只要各方面的条件允许，他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叶落归根。纵观中国的历史，在自己家乡之外的任何地方去世都被认为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就类似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马革裹尸一样。在每一艘驶往广州、汕头或厦门等港口的轮船上，通常都会载着至少一名垂死的乘客，他在用自己最后的一丁点儿气力返回他的故乡。从上海到宁波的旅程是非常短的，轮船通常在下午的5点钟启航，然后大约在12个小时后靠岸，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把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抬到船下边去，他们显然是宁波地区的居民，但最终还是没有赢得与死神孤注一掷的比赛。 如果一个人客死他乡，即使是在遥远的国外，中国人通常也会把他的遗体用船千里迢迢地运回其祖籍安葬。如果这个人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这笔费用将由他的族人，或者他的同乡会友，或者众多负责埋葬死者的慈善组织中的一个来加以解决。这样的组织如此众多，又如此活跃，所以尽管中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她从来没有过波特墓园 [1] 。无论他们走得多远，也无论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多久，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治愈过自己的思乡病，而风俗也绝不允许死亡切断他们与祖国的联系。《白鸽》 [2] ，它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讲述了摩尔人思乡的心痛，或许非常适宜成为中国人传唱的一首歌曲。 尽管中国人有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对家乡的热爱，但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环境的能力堪称世界主义的楷模，他们会极快地适应从乡村到大都会的生活氛围。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省学者，还是无知少识的苦力，都是一样的。在冬季几个月的农闲季节里，成千上万的小伙子跑到城市里去寻找各种不经培训只要有好体力就能胜任的工作。虽然他们什么活计都会去干，但只有像黄包车夫这样的工作才能让他们与大城市复杂的现代生活密切地接触。 在黄包车夫当中，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哪些是刚刚来自绿色原野上的小伙子，他们被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惊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他看着交通信号灯时仿佛觉得那个红色的火球可能随时会从信号塔上滚过来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他相信自己有的是力气，他会大踏步地奔跑，超过所有那些经验丰富的车夫，但他对交通规则和拥挤街道的危险却毫无所知，因为他以往的人生经验已经被限制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 但几周之后他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身上乡巴佬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在拉人力车的时候，他也学会了一些复杂的技能，这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体力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他放弃了试图证明自己是速度冠军的想法，并调整自己的步伐和步态，让自己以最节省体力的方法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目前生意中出现的一些特别的经营问题并不感到沮丧。他很快就发现在支付车费的过程中，男性比女性更加慷慨，而且也很少固执地要走一些不合理的绕道的路程。他会毫不费力地找到心仪的游客，索要并且也经常可以从客人那里得到超过合理费用四倍到五倍的收入。穿着制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对人力车夫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因为他们会痛快地支付高得离谱的运费，尤其是那些刚刚来到港口的水手。如果一大群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一间酒吧里出来，十几个正等待着这个幸运时刻的黄包车夫就会坐地起价，而且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到水手们选择乘坐了他们的车子。在黄包车夫的社会规则里，美国水兵是最优先考虑的服务对象，英国水兵紧随其后。 黄包车夫通常会被人们所低看，就如同是拉货的低等牲畜。我认识一些自视高尚的游客，他们不会去乘坐人力车，因为他们不愿意与这些堕落的同类打任何交道。然而他们除了渲染自己廉价而造作的多愁善感之外，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剥夺了诚实而勤奋的苦力们急需的饭碗。假如那些苦力得知了他们的想法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从没有觉得诚实劳动会和堕落有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的出租车司机会把自己看成在每个方面都比一个苦力具有巨大优势的人，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在他的经营活动中每天可能都要付出比纽约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还要多的脑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只要经过简单的技术培训，任何一个上海的黄包车夫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出租车司机，但很少有出租车司机能够成为一名好的人力车夫。 很少有中国人会把自己局限于某一种职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当生活所迫时他会把手伸向任何一个可以获利的行业。农夫可以变成水手，水手可以变成厨师，厨师可以变成司机。司机手里握的方向盘是拥有一份非常优厚工作待遇的标志，但如果有需要，司机也可以成为一名农民、水手或者厨师。当然，他也可能进入更高的就业岗位，成为一名海洋工程师。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只要积攒了足够的资本或建立了充分的信用，就会成为一名商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足够的幸运发一笔横财，那么这些苦力将比我所提及的其他人更好地应用和处理财富。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伴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个人能够承担起财富赋予他们的社会地位。 对于没有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机器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他也用自己的方法来掌握它们。十年前，当我在上海做日报的时候，买了一款最先进的印刷机，它可以用卷筒纸而不是一页页的平板纸进行印刷。我寄希望于这款印刷机能够促使报纸发行量增长的想法当然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过去报纸的发行量和印刷的能力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正如每个印刷机的操作员都知道的那样，为了避免卷筒纸张出现破坏，必须缓慢地启动这种印刷机，而不能操之过急。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和专家的协助，我买了一台特制的电动机，它能够实现从最初蜗牛般的速度逐渐达到其设计的最大转速，每小时印刷5000页的报纸。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有很多的英语报纸都需要印刷。在我的坚持下，印刷机还配备了好几个紧急开关，这样即便卷筒纸出现故障，机器也可以及时地停下来以避免珍贵的新闻纸被大量毁坏。 因为我喜欢鼓捣机械配件之类的东西，所以对这套设备感到非常得意。在它运行了几天并且工人告知我一切都井然有序、运行良好之后，我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参观，并向他们展示印刷机是如何工作的。我非常仔细地解释了印刷机如何以每小时一百码的速度开始工作，然后借助设计十分巧妙的马达使同样的运转距离迅速平稳地提高到十秒钟之内。但这个展示活动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令我吃惊的是，印刷工人一开动马达就让它全速地运转，更让我吃惊的是，印刷机却实现了开动时很慢，渐渐地在没有断纸的情况下加速工作。我看到印刷工把他的脚踩在了主动皮带轮上，从而提供了一种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方法来减慢印刷的速度。当纸张突然出现断裂的时候，他只需要用脚使劲地踩住皮带轮就可以停止印刷，而且这个方法比那些为了同样目的而安装的价格不菲的特殊开关要快得多。现在印刷机和马达已经很好地运行了十多年，据我所知，自己花费巨资安装的特殊设备从来都没有使用过。 中国人身体和精神的适应能力一样强大。无论是在烈日炎炎的热带地区，还是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北方，他都将舒适地生活，享受最好的健康。他把家安在赤道附近或者北极圈里好像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像其他国家的移民们一样，不知不觉地融入异乡的人群当中，因为他的肤色和细长的眼睛清楚地标示着他是不同种族的一员。直到几年前，他们过去从未舍得剪去的辫子依然让其看起来是那么鹤立鸡群。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但中国人还是自力更生地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移民，在几乎每一个文明的国家抑或一些野蛮的国家，谋得了生路并且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中国人所到达的遥远地域，以及他们自己奋斗所取得的成功可以通过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中文报纸发行量显示出来。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暹罗（泰国）、新加坡、马来群岛联邦、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夏威夷、牙买加、毛里求斯以及美国的许多大城市。 注解： [1] 　在美国，专门用来埋葬无名死者或无钱买墓地的人的公墓叫作波特墓园。 [2] 　《白鸽》，是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第安·伊拉迭埃尔（Sebastian Yradier，1809—1865）在旅居古巴时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book_title]08 当一磅不是一磅 在与中国人的日常接触中，外国人常常对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的代表都缺乏严谨性和准确性而感到异常恼火。这个问题似乎延伸到了人们活动或爱好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陈述一件事情的真相，还是制作一件家具，他们都很难做到严谨而准确。恼火的外国人用相当合乎逻辑的方式争辩说：中国人宽容的天赋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因为他们在处理自己的问题上非常宽容，对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也极容易原谅，所以他们对于旁人也习惯性地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中国人这种粗枝大叶的做事风格，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待时间的漠然态度上。假如一个不了解外国人习惯的中国人与你有一个约会，比方说要在下午3点钟拜访你，几乎可以断言，除非机缘巧合，否则他绝不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准点儿赶到，但是他也有可能会提前一会儿到达，而且还可以肯定，他也不会离谱到4点钟之后才来。这样的做法让惯于守时的外国人很恼火，但中国人不守时的原因也很简单。“3点钟”对于大大咧咧的中国人来说，并非意味着钟表的指针精确地指向约定的刻度，而是一个更加富有弹性的概念，“3点钟”可以泛指钟敲3下之前或之后60分钟内的任何时间。由于中国古代的制度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而不是24个小时，这给了人们更大的回旋余地，3点钟可以意味着1点到5点之间的任何时间。其结果就是当一个中国人在你期望的时间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如果你认为他赴约时迟到了，他会感到难意和惊讶。用他测量时间的方法，他是相当准时的。 铁路、飞机和轮船的时刻表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但他们不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受其约束。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说“赶火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赶”火车。无论在哪，美国人及时地赶到火车站并登上列车的时候都会相当得意，而中国人则会选择更安全、更悠闲的方式。在火车出发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就会前往火车站耐心地等待火车到达，然后就可以从容地上车了。许多不了解中国人习性的出版商认为，他们有机会出版中国人应当非常期盼的铁路时刻表以满足其出行的需求，但这些投资总是失败，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不感兴趣的出版物大概就是时刻表了。如果一个外国人碰巧获悉他想要乘坐的那趟火车将在下午提前启程，而他除了前往车站再没有别的办法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时，他将会陷入极度的焦虑，但这样的情况根本不会困扰到中国人。他将会在中午的时候就径直前往火车站，让自己在那里安心舒适地等待着火车出发。 除了赤贫者，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携带手表，但钟表的精确程度却很少能够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钟表的误差与准确的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之内，对于所有实际的目的而言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分秒必较。中国人觉得，手表准确与否根本没法与事关生死的体温计的准确性相提并论。 这种对时间不以为意的漠然态度当然是中国人正在消逝的众多特征之一。越来越多地选择乘坐船只、火车和飞机出行，对促使中国人改变观念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个促使中国人观念改变的原因是他们在过去10年中发展起来了对体育的兴趣。如今，学生运动员们常常争论着田径比赛中分秒的赛况，而他们的祖辈则非常乐意于把时间看作两顿饭之间的间隔，或者是抽一袋烟的工夫，抑或是整整一个白天。 其他因素也促使中国人对时间的重要性进行新的评估，并且事实证明对流逝时间的漠视并不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性格特征。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经写了一篇关于他30年前在中国生活的文章，讲述了一段无疑是每一个传教士（或其他任何人）在中国内地建造房屋都会遭遇的经历。他与承包人就修建房子的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达成了共识，价格和开工的日子也都确定了。临到开工的日期，想看到房子开工的传教士迫不及待地去了建筑工地，但他并没有见到想象中一群工人热火朝天干活的场面，那里空无一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记述道：当中国的建筑工人受到责备，“他们微笑着，看见你如此着急而很感到很好玩儿。他们无法理解传教士的愤怒，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国人总是在琢磨，外国人为什么会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在商定的时间里完成而激动不已呢？”写下30年前这段经历的英国传教士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无药可救的倦怠，没有人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紧张的劳动或者高效率的执行。 如果这位传教士足够健康，活到了两三年之前。当他驻足半小时观察了上海现代摩天大楼正在紧张施工的建设场面和有效方法之后，一定会因为中国人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已经发展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效率而有充分的理由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想当年，他文中提及的那些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中国内陆居住的建筑，住宅、教堂和办公室等，构造极其简单朴素，因此推迟工期一两天、一两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除了对出钱的外国人心情有所影响之外，想不出还会对别的什么人造成大的损失。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到承包商的利润，因为他在当地购买物资，雇用工人，根本没有多少资本投入需要格外地加以保护，所以他就会以最适合于他的便利速度来完成这项工作。影响其工作效率的唯一因素，就是外国人的急躁愤怒了。 但如今现代写字楼的建设，投资额攀升到了数十万美元，按期完工已经不再是要满足一个内心焦虑的传教士的问题，而是变成中国承包商可以理解的用美元和美分来衡量的问题。如果这项工作没有经过仔细计划和认真实施，他可能会损失一大笔钱。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履行价值数千美元的材料处置的合同和订单，为了能从他的合同上赚到钱，建筑不同部分的完工时间必须与整体进度表的要求协调一致。如果工人在开车运送钢铁和混凝土以及大量其他供应品时发生了延误，承包商将不得不赔付投资于这些材料的利息资金。建筑施工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如此，结果就是除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可能给建筑承包商的生活增添不愉快插曲的事件之外，不应该出现任何的延误。 在过去的几年里，上海有无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建筑拔地而起，它对外宣称除了美国以外再没有什么城市有如此之多的摩天大厦了。所有这些高楼大厦都是由中国的承包商和劳工建筑起来的，他们只是最低限度地利用了外国专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完成这些建筑所需的时间与世界其他地区完成类似结构的建筑所需的时间相比较显示了极大的优势。事实上，在这种竞争中，中国的承包商和工人可能比美国之外的其他各国的工人都更加出色，因为他们在摩天大楼建设方面的经验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丰富。 中国人这种对时间粗枝大叶的态度也经常在许多需要测量、追求精确和完美的工艺形式中一模一样地表现出来。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常常把一英尺、一品脱或一磅当作大约一英尺、大约一品脱或大约一磅，这令他们大为光火。在中国人那里，它总会多一点或少一点，无论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除非涉及一笔交易并且将要支付一笔现金。直到今天，中国人也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喜欢斤斤计较，中国的绅士们在清楚地知道一袋米分量不足的情况下，宁愿接受它，也不愿意为此发生一番口角，失去了体面。 中国的家庭主妇对自己的尊严体面倒是不太看重。当她去采购的时候，随身携带着自己的秤，因为她不相信任何人，对商人丁点儿的信任也会让自己多花一些冤枉钱。一个外国人雇来的厨师在采购东西时，也会用自己携带的秤来检查店主给的重量，但他从来不会在厨房里使用它。如果一份食谱需要额定数量的黄油、猪油或面粉，他也不会费心地去称量出各种原料，而是全凭肉眼的观察把它们用勺子舀出来，以此满足食谱上精确的比例。因为他没有为这些东西买单，而慷慨的付出也没有让他损失什么，所以他所用的材料总是比菜谱上要求的更多。虽然操作的方法不够科学，但结果通常却是令人格外满意的。 在12个一套的中国餐盘中，很难找到两个餐盘在形状和大小上是完全相同的。当把它们一个一个摞在一起时，它们不会呈现出外国商店里的盘子那整整齐齐的外观，而肯定是明显的东倒西歪。然而，每一个盘子本身都是一个完美的物件，没有发现任何瑕疵，中国的店主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买这些盘子的外国女士会如此挑剔它们规格的一致性。 如果一张四条腿的中国桌子能够在地板上稳稳当当地放着，这可能并非归功于木匠的技术和细心，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只要桌子的顶部有一张说得过去的水平桌面，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如果一张桌子摇摇晃晃，这会令西方人发狂，但却会被中国人忽略。如果它真的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人会通过在有缺陷的桌腿下面垫上一些小东西来轻松地加以解决。如果一张桌子是打算在中国使用的，那么用统一高度的桌腿制造好桌子也是徒劳，因为地板就是不平整的。布满了裂缝和节疤孔的地板，虽然凹凸不平，但它和其他东西一样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有用的，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些小事烦恼。一个花瓶、一首诗或一幅画必须要尽善尽美，因为它们是艺术品，但桌子是实用的，只要它符合设计的目的，就不应该再苛求于它了。没有人指望一头水牛像孔雀一样美丽。 所有的中国人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后代，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抛开皇宫大殿里的地板不说，普通人家的地面除了是泥土做的还能用什么呢？所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从那些泥土地面上搬离出去超过两代。外国人的公寓以及他们对地板水平与否的高度关注都将会改变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想在几代人之后，中国人的桌腿也将是长短一致的。 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一些英国和美国的裁缝，还有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向我保证将会以他们专业而独到的审美眼光为我诠释什么是“完美”。然而，把前边的这些裁缝所做的衣服摞成一堆也没有我在中国的老裁缝劳海盛一个人为我做得合身，他了解我那必须由最好的裁缝才可能应对的身材，他也知道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十全十美，他既不尝试也不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当他说一套衣服“行了”的时候，我知道他是用自己裁缝的名誉进行了最诚意的担保。而在中国如果有什么事情说“行了”，就没有必要再问了。 一般而言，虽然中国的工人在测量或者生产产品的时候不是那么精益求精，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必要完美精确加工的工作，就一定能做到，但只要没有必要，就永远做不到。在中国没有为了整洁和精确而对整洁和精确的狂热崇拜，或者对于完美的苛求，在那里完美不过意味着是虚荣和自负。如果每一套盘子的大小和形状完全一模一样对于它们的使用是至关重要，那么毫无疑问它们早就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做出来了。但事实上一个盘子的直径比另一个盘子的直径小了几分之一英寸，无论如何不会改变这个盘子的美丽或这个盘子的效用，更不会改变食物的味道。只是当佣人们把它们摞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 当我们来到麻将馆的时候，就会发现大不一样的情形。麻将牌每一个可见的面儿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当然是出于和玩扑克牌时同样的原因。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麻将牌的背面是用干燥好的竹子做的，有着纹理和颜色上的不同。而这些牌的正面则是由澳大利亚的牛骨制成的，也必须完全匹配。尽管任务如此困难，但工匠们就是凭着最简单、最简陋的工具，奇迹般地完成了竹子和骨头的匹配任务。他们把小块的竹板用燕尾榫和小块的骨头精密地黏合在一起，每张牌之间的细微差别仅仅相当于一张航空信纸才能达到的厚度。我认真地观察了麻将工人数个小时，并对这一项堪与操作计算尺或者运算相对论媲美的远远超出我理解能力的技艺赞叹不已。我更惊讶于这些由骨头和竹子加工而成的小方块能够经受住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我有一套已经玩了十几年的麻将牌，它跟着我历经磨难，包括在一所由蒸汽供暖的美国公寓里可能会遭遇到的恐怖情形，但幸运的是没有一个精致的燕尾榫发生了松动。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工人们高超的工作技巧。 我还认识一位技艺高超的整修破碎瓷器的匠人。几个世纪以来，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名流和贵族在用木碗享受其食物的时候，中国哪怕是最穷的阶层都在使用瓷器。这些瓷碗经常会因失手而打碎，虽然中国人对水泥之类的黏合剂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瓷器被很好地修补。匠人会在瓷器破损的边缘钻出几乎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小孔，然后用黄铜或红铜的小铆钉把碎片连接在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他通过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发现了陶瓷修理匠的技术非常有用。在一次前往威海卫的度假旅行途中，他很不幸地摔坏了自己安装着一整排上方假牙的牙托。因为在周边两天路程的范围内根本找不到牙医，这就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他于是打算放弃自己的度假计划，在接下来寻找牙医的过程中也只能靠喝汤来果腹充饥。 跟随他的那个足智多谋的中国小男童建议说，或许陶瓷匠人可以修理好它。因为这块坏牙托以现在的情形看就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了，而我的朋友也真是饿极了，于是他决定冒险一试。瓷器修理匠被找来了，他在牙托上钻孔，然后用细小的铆钉将其固定在一起。到了午餐的时间，我的朋友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地享用一顿牛排的正餐。最初，他只是把这看作一种临时性的修复工作，但他发现修补过的牙托非常令人满意，于是他又戴了它许多年。假如在美国，牙托经常性地发生损坏，那么中国的瓷器修理匠就可以通过修理它们而发家致富了。因为支付几个铜板的费用就可以将牙托铆接好，这当然要比把它送到牙医那里去重新做一个便宜得多。 在机器化时代促使精确度成为生产的必需之前，中国人就把自己的手工业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这也使得他们比其他民族晚一些接触到精确性的需求。再加上从古至今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低廉，没有人认为花时间培训劳动力是值得的，这两个原因导致了中国的低效和粗糙的加工工艺。 在我们看来，虽然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很微薄，但如果用劳动成果来衡量，他们的生产效率也很低。根据中国权力当局的说法，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劳动效率只有英国煤矿工人的四分之一，仅仅是美国煤矿工人的二十分之一。这种用煤炭生产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方式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矿山的地质条件以及机械的使用情况都是比工人的技能和力气更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煤矿工人低廉的工资，使得开采那些在其他国家会被废弃的薄煤层也有利可图。关于劳动生产率，我们还可以从棉纺织工业当中得到更好的比较。根据同一个中国权力部门的说法，在上海的一家拥有1万只纱锭的中国工厂，需要550名到600名操作的工人，而同等规模和设备的日本工厂只需要350名工人。在中国的织布工厂中，平均两台织布机就需要一名操作员，而日本工厂同样的工人则可以照管五台半机器。 在中国的矿山、工厂和所有其他工业机构中建立的雇佣制度，也是导致低效率严重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是通过承包人招聘来的。在这个体系下没有别的选择。承包商被一次性地支付了1000名工人的工资，自然他会想方设法地克扣支付给他们的钱。 由于劳动力如此廉价，因而任何试图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看起来都是不值得的。中国的通行规则是：经营活动无论规模大小，如果你想加快速度就应该雇用更多的工人。这样的体制总是能够取得成功，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工资低，所以没有人追求效率；因为效率低，当然工资水平也不会提高。这个怪圈或许会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更多的亲密接触而被打破。与此同时，认识这个怪圈也有助于解释许多中国的特质。 一位到过中国的美国游客就其所见发表评论，他觉得自己能够以五倍于中国农民的速度脱粒稻谷（小麦也是一样的），并试图以此进一步增加中国人效率不高的证据。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他在疾速地劳作过程中无疑会把大量的稻谷摔打得乱七八糟，而这样将会使很多粮食无法挽回地被浪费。对中国农民来说，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里捶打谷物时速度并非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个任务通常都能在晚饭之前完成。相较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要让这些珍贵的谷物颗粒归仓。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中国，他应该永远牢记，各种各样的物资永远比各式各样的劳动具有更大的价值优势。 [book_title]09 劳动的报酬 在中国，与支付工资有关的数字总是需要大量的解释，因为无论它们是元还是分，亦无论其计算得有多么精确，它们通常都会给那些生活在不同价值标准国家中的人造成误导。当习惯于接受高工资并且愿意为他们认为是必需品的东西支付高价的美国人推断这些数字时，这一点就显得尤其正确。 例如，当我告诉美国的朋友，我每月支付给老房子里的仆役大致相当于7美元的薪水，这点儿钱他除了需要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外，还要为他年老的时候准备一些积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朋友中的许多人把我当成了一头毫无怜悯之心的野兽，就如同我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前的奴隶主。幸运的是这名仆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认为自己拥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从他开始跟着我就获得了丰厚的薪水。他在为我打工的12年里，工资增加了两倍，达到了每月7美元的水平。这比其他苦力的薪水要多得多，他简直成了康诺特路周边的佼佼者，周围的朋友都很羡慕他。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有时甚至会更晚一会儿。 这名仆役并不是一个穷人，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下贱的、过度劳累的或贫困潦倒的人。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按照他的标准他穿得也很好，而且以他的方式来看也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因为他把少量的钱以高额的利息借给了其他的佣人。我毫不怀疑，假如我在任何时候迫切需要一百块中国的大洋，他会为我把它们从埋藏的地方挖出来，并以对他来说非常低的利率借给我，也就是说一个月不超过两个或三个百分点。 每年他都要花两周的时间回宁波市附近的老家省亲，和亲戚们畅聊，注视着他正在为自己建造的坟墓而感到心满意足。在这些场合，我会用自己的小汽车把他送到船上，这样他的出现就会引起其他乘客的羡慕，在人群中大家不免会高看他几眼，为他开启一段凯旋的旅程。在这样的事情上我的妻子比我更加体贴，通常还会额外地给他两块大洋。除了回乡省亲这两笔不大的开支之外，他还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他离开时替他干活的临时工的工资。他回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两手空空，总会给我们挑选一些礼物，通常是一对儿鸡，但偶尔也会送一对儿他很中意但其实非常难看的饰品。在他的街坊四邻们享受着富裕生活的那些年里，亲戚朋友们也送给他许多类似的礼物，以此来表达对这位慷慨地把自己不菲的收入分享给众人的老板的感激之情。 现在，你可能会问一个人每月挣7美元，不仅要解决吃饭、穿衣以及养活自己的各种问题，还要把节余下的钱积攒起来使之变成一笔小资本，他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首先，7美元并不是他收入的绝对上限。废纸、空瓶子和其他东西的零头碎脑，这些在美国会被扔到垃圾堆里的杂物都被他捡了出来，这可能给他增加1美元的收入。其次，生活中的铜器、银器、鞋油等物品的购买数量与它们的实际耗费之间总会有细微的差异，如果按照这种有利可图的方式来进行窃取，那么，如此巧妙地做事也让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怀疑它。最后，我们的客人偶尔还会给他一些小费，而到了中国春节的时候还会发给他一笔额外的月工资作为年终奖。总而言之，他实际的月收入可能已经接近10美元了。而他作为一个放债人所获得的收入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动用这笔钱来支付日常的开支。 为了完全清楚地说明他的经济状况，还应该解释一下他是不需要支付房租的，因为他住在一间狭小的佣人房里。他也不需要支付照明、供暖或饮水的任何费用。他使用电灯的时候非常少，因为他不读书，所以宿舍里的一个小电灯泡就足够用了，甚至可以说几只健全的萤火虫就足以满足他所有的实际需求。他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旦醒来就是他的工作时间，他围着舒适而凉爽的房子忙里忙外。除了最寒冷的天气之外，他每天都会趁着夜色的遮掩，在菜园的院子里沐浴，他脱去衣服，用洗衣肥皂擦洗身体，然后把一桶桶的水倾倒在自己身上。 我们给他提供了工作的围裙以及非常适合他的其他外套，因此他在衣服上的花费大大减少。他只需要为自己准备内衣和所谓的礼服，那是一套西装，他会每个月穿着它到澡堂里去理发，然后再美美地泡一个热水澡，一个月积攒下来的八卦消息足够让他摇唇鼓舌地说上半天。虽然我的太太支付给他治疗小灾小病的钱，但他从来没有在医生或药物上花费任何费用。而当他得了重病，我们会把他送到医院。 总而言之，这位佣人拥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条件。因为他的生活开销仅限于食物、最低限度的衣服和一些奢侈的享受，包括他的年假旅行以及对那块最终埋葬他的风水宝地的看护照料。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不得不靠每月微薄的收入来完成这一切。“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我那些震惊的美国朋友们问道。让他们理解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媒介总是非常困难的。 这名仆役总是根据辛苦挣来的钱量入为出地购买东西，在中国他要买的东西总是很多。首先考虑衣服的问题。除了一些他已经穿了十来年并且很可能直到他死之前还在履行其使命的丝绸衣服，他穿的一直是全棉的衣服之外。一套完整的衣服包括衬衫、裤子、袜子、鞋子，还有夹衫或外套也都是用棉花做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还要或多或少地选一两顶有檐或没檐的帽子。对他而言，礼帽与丝绸的长袍都属于同类的奢侈品，因为他只有在每月理发的时候才戴一回礼帽，再有就是他度年假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包括帽子在内的整套服装用四美元就足以买到了。他从来没有衣衫褴褛，对他而言或许每年更换一次行头也是必需的，这样他每年的服装开支就会达到五美元，即便如此，衣服的开支还是远远低于他一个月的收入。 对他来说，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吃饭了。当然，在中国的这个地区，主要的食材就是大米。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尤其是中国出产的菠菜，品种繁多。他吃的蔬菜大多是凉拌的或腌制的，例如凉拌的芹菜，就是在这些相当单调的菜肴中加入一些调料，一般来说总会加入一种瓶装的黄豆生抽酱油，而这种酱油可以说是“伍斯特郡辣酱油”的老祖宗了。偶尔，饭桌上也会增添一些因为尽是鱼刺而很廉价的鱼类，然而，许多最美味的鱼都是这样的。这名仆役偶尔也会吃我们桌上剩下的一些食物，尽管他被告知要把这些东西扔掉。总的来说，他食物账单的金额不会超过每个月三美元，因此上刨出他购买了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食品和衣物的费用，再加上他每月奢侈地去一趟理发店，还有休年假的开支，依我估算他的实际花销仍然控制在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下。当然，我想没有人会比这更节省了。 我必须承认，自己为了证明中国人能够依靠非常微薄的工资过上健康、舒适的生活而勾勒了一幅图景，但这幅图景并不适合于他们民族中的大多数男人。因为我的这名仆役并没有结婚，尽管要赡养自己的老母亲，但平时的花费还可以控制得如此之低。此外，他日常生活中对自己非常吝啬，当然更不会沉溺于任何放纵的生活，比如一个月购买好几次几盎司的猪肉。但不管怎么说，他在食品和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花费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其他人需要的相当准确的标准。 但就福利而言，如住房、暖气等，大多数中国工人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其中有一部分人生活的条件稍好一些。中国绝大多数员工和我的仆役差不多。他们要么是商店的雇员，要么是小工厂或家庭的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受到了比我的仆役更慷慨的对待。他们获得的工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所有的中国商店、家庭作坊以及大量的小工厂，都为他们提供了住所、一日三餐以及作为年礼的服装。 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工薪阶层中，数量最少的是工厂的工人，也就是那些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同时又不得不从中支付各种费用的工人。但不管哪种形式的工人都能得到这种或那种额外的好处。据我所知，上海没有一家工厂里的工人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补贴。这些补贴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一家英国烟草公司每周发给每位雇员200支一条的工厂自制香烟作为补贴。美国一家制作皮带的公司，其福利是让员工用皮革为自己制作鞋子。如此做法让员工们回到了古老的农业雇佣传统中，每个受雇于农场的工人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分享到农场的繁荣。 近年来，共产党人试图组织起中国的工人，但是收效甚微。中国工人仍然深受家族制度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家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共同的责任观念被打破之前，任何革命的思想要想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的机会都是非常渺茫的，而要在不久的将来打破这种共同的责任观念又是很难实现的。 我上边所叙述的这一切并不是对低工资的辩护，而是试图解释低工资对于生存的意义。一般来说，中国员工对工资意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并不相同。对他们来说，和平、舒适和安全比他们实际能获得的工资本身重要得多。一名中国雇员仅仅因为在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而辞职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一个工人在没有其他直接的就业机会，只是因为一些人对他的轻视或不满而辞职的情况却也并不少见。在上海的工厂中，有许多相当拙劣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发生过大量的罢工事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罢工中的很大一部分与工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许多组织起来的罢工都是要求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工厂解雇了一名颇受人们喜爱的领班，或者是禁止工人在工作时间吸烟。 中国的工薪阶层还没有学会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他们仍然认为就业不过是解决维持生计这一最紧迫问题的手段。在现代社会关系的概念中，他们也没有取得足够的进步来忘记旧的宗族制度，在那个制度下，儿子要为父亲工作，而父亲也相应地为儿子提供各种支持。结果是当一个中国人被问及他想要得到多少工资的时候，他总是窘迫不安的，他不是考虑自己工作赚钱的能力，而是盘算着自己未来的雇主支付工资的能力。 在冬季农闲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涌向上海来寻找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就业是暂时的，因为一旦家里的农田需要她们，妇女们很快就会回到农村去做对她们而言更重要的工作。男人和女人一样，想要留在家里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少有人仅仅因为可以在其他地方赚到更多的钱而离开家，他们定居在上海也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可以从那些职业介绍所的数量得到很好的说明，许许多多的蓝领妇女挤在这些介绍所里，日复一日地耐心等待着工作机会。 这些农村妇女穿着打扮看起来一模一样，可以推测她们大概也经过同样的培训，具有同样的能力，但是在工资的标准上有四个明显的等级，工资的高低不是由佣人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雇主的国籍决定的。众所周知，支付工资最低的就是中国本地人，即出生在上海或者邻近地区的人。支付工资略高一点儿的人是广东人，虽然他们有着纯粹的中国血统，但他们被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看作是假洋鬼子，就像一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方人，在南方腹地会被看作是一个奇特而怪异的生物一样。工资再高一个层次就是日本的雇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略显陌生，但相对容易满足，因为他们在清洁问题上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苛求。给付薪金最多的是其他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雇主的总和。在每一个大的等级分层中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一位受雇于英国警官的厨师，不会奢望能够得到银行经理家支付的工资。在各种情况下，对工资水平的要求和期望都取决于雇主的支付能力，而不是雇员挣钱的能力。 这些工资的等级已经按照旧的习惯固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可以加以改变。一个受雇于外国家庭的女佣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完全不能胜任她的工作，但她或者其他的中国人从来不会去考虑像她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得到服务于外国家庭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女佣所应得到的全部工资。 [book_title]10 兜了一个大圈子 孔子的一群弟子坐在院子当中，听圣人在房间里弹奏古琴。当他们突然被一阵刺耳的杂音惊了一跳的时候，赶紧冲进屋子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来到圣人身边的时候，发现大师正在继续用完美的技巧抚琴。当他们问及为什么刚才出现奇怪的杂音时，圣人解释说，当他正在抚琴的时候看见一只猫扑向一只老鼠，为了拯救老鼠的生命，他用手指猛地横扫所有琴弦，把猫吓走了。 还有一次，一个孔子不喜欢的人去拜访他，圣人推说自己病得很重，不能会见这名客人。然而，在来访者还没有走到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时，孔子拿起自己的古琴，尽情地一边演奏，一边歌唱，以此表明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样做无非是想告诉来访者他是何等的不受欢迎，显然孔子这样做的效果比任何粗鲁的言语都要有效得多。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故事，圣人迫于当时的礼仪，不得不去拜访一位他试图回避的官员。于是他总是精心地挑选拜访的时间，这样一来就能保证主人既不在家，但孔子又完成了拜见的礼仪。这位官员一定是料到孔子可能会有如此举措，因为他出乎意料地回到了家中，圣人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觐见了。 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这样的事件，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屡见不鲜。中国人有一种天赋，可以用拐弯抹角的办法，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完全能够理解，却让外国人一头雾水的习俗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当孔子推脱说他病了，然而很快就又弹又唱的时候，他只是遵循了当时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社会习俗，并没有欺骗任何人。那些喜欢钻文字牛角尖的外国人往往对中国的习俗一无所知，因而会指责中国的百姓充满了虚伪、欺骗和狡诈。 早在近代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面临类似的问题之前，中国人就迫于严酷的生存斗争环境而不得不磨炼自己的聪明才智。因为在纯粹的农耕和田园社区里，只靠耕种土地和收获庄稼的简单劳作已经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了。聪明的商人和有权势的官员开始在这个国家的社会事务中扮演各自的角色，而那些头脑简单的庄稼汉则很难生存下去，因为他要么会饿死，要么就必须学会新的技能。如果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商人，就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他们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有着更长的在最艰苦竞争条件下生存的经验。 中国人当中世代流传着许多著名的关于军事和政治的权谋故事，这种现象不仅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本身有关，更与中国历史学家们对它们格外地关注有关。毫无疑问，农夫、工匠和商人们在他们各自的从业领域里，同样会开动脑筋、利用种种奇思妙想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制定并取得实效的第一个规章中获得一些线索，当时孔子正在鲁国（今天的山东省境内）管理一个小镇并开始了他短暂的职业生涯。农民们在出售他们的牲畜之前都会给它们喂带盐的食物，这样牲畜在去市场的路上就会不断地饮水，如此一来，牲畜的体重就增加了，可以卖更多的钱。许多的工匠都在仿制过去的各种古董，即使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也会在收藏家当中卖个好价钱。商人们有着几套不同用途的计量工具，一套用来买进东西，而另一套则用于销售商品。根据古代史书的记载，孔子颁布的法规威胁要严肃惩处那些犯了弄虚作假罪行的人，并且这些法规也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城镇贸易的风气也被提升到很高的道德水平。这个故事或许是真的，但是改革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许多弄虚作假的技巧今天依然在普遍地加以应用。 施展阴谋诡计却获得军事策略成功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书籍中比比皆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将军率领部队包围了长江沿岸的一座城池，然而就在战事的紧要关头，攻城用的重要武器——羽箭却几乎消耗殆尽了。距离最近的补给源，除了敌人手中的，都在几百里之外。迫于形势，这位将军正准备放弃攻打城池计划的时候，一个足智多谋的船长却奇迹般地解决了弓箭的补给问题。他下令建造了许多从外形上看就像战舰的驳船，只不过它们上层的各种结构全部是由稻草扎成的。某一天，趁着夜色和大雾的掩护，他让这些驳船靠近被围城市的城墙，为了让效果更加逼真，他下令将稻草捆扎的假人安装在船的重要位置上，而安全地隐藏在船舱里面的士兵们则开始擂鼓、鸣炮、高声呐喊，不断地喊敌叫阵发出挑衅的声音。守城的士兵赶紧冲到城墙上，对着驳船开弓放箭，虽然城头上的箭如雨点般射来，但围城的士兵躲在船舱中却毫发无伤。那个狡猾的船长在敌人的箭射满稻草船的左边之后，又下令调转船头让其右边置于敌人的箭雨之下。如此这般，围城的军队补充了武器，并且在第二天就出击占领了这座城市。这一著名的事件在中国很多流行的戏剧当中都得到了演绎。 中国的寓言故事并不是很多，但大多数寓言都在赞美那些没有防御能力的弱者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对付最强大的敌人。下面举几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讲述的都是万兽之王的老虎被智取的故事。 有一只老虎，它注意到猫在捕捉猎物时的办法非常多，就拜在猫的门下做徒弟。这只猫每天都给老虎上课，过了几周之后，猫希望结束自己繁重的教学工作，它告诉老虎，自己已经把所有的本事都教给了它，再没有什么可教的了。 老虎说：“如果是这样，你对我已经没什么用了，我要把你吃掉。”猫赶紧顺着树干爬到了树枝上边并且安全地待在那里，讥讽地对老虎说道：“我这里还有一招没有教你。” 在另一个寓言中，老虎成了连环欺骗的受害者。有一天，他抓住了一只小猴子，正准备吃掉它。猴子说自己实在是太小了，都不够给老虎塞牙缝的。但如果老虎能饶它一命，它就会带着老虎享受一次令人满意的盛宴。老虎同意了，猴子就把它带到一片山坡上，那里有一头老虎过去从来没见过的动物——驴，正在吃草。驴子看见了老虎，责备地盯着猴子说： “小弟，你平时总是给我带回两只老虎做晚饭。今天为什么只给我带回来一只？”驴子一边说着，一边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吓得老虎赶紧逃命去了。 在中国的田野里没有篱笆墙，中国的农民几百年前就发明了一种保护其农作物生长的办法，它既不需要花钱来建造篱笆，也不会切断那些小块田地之间的生产区域。现在同样的计策仍然在全国各地广泛地使用。农民们只是在种植的作物上撒上一些鸡毛，庄稼就能像在密密的铁丝网里一样的安全，因为那些觅食的动物厌恶羽毛。 这种长期而持续的生存斗争，似乎使中国动物的智商也像中国人一样变得更加敏锐。每一个有经验的渔民都会向你证明，没有哪里的鱼会像中国水域里的鱼那样机敏，因为在中国的水域中，人类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捕鱼设备都已经使用了好几个世纪。 从来来往往的中国渔民展示的一串串攒到一起的鱼，再到市场上出售的大量的鱼都显示，在中国的大河小溪里边鱼的数量应该非常之多，但是业余的垂钓者很少能抓住它们以作为自己和朋友们闲聊时的谈资。专业的中国渔民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在捕鱼过程中使用鱼笼和渔网，而这些方法是艾萨克·沃尔顿（英国作家，写过《垂钓大全》一书）的弟子们不屑一顾的。 说起来，中国的鱼并不是唯一一种能自己抵御各种意外的生物，因为中国的昆虫也同样智慧。最近，一名作家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福建省养蜂的文章，文中说道：国内蜜蜂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巨大的黄蜂，它们就在蜂巢周围游荡，当工蜂带着满满的蜜归来的时候，那些缺乏警惕的成员就会遭到黄蜂的杀害和抢夺。那些面临此种威胁的中国蜜蜂进化了几百代之后，在躲避凶残的强盗并组织大规模反击时变得非常聪明。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设法生存了下来，但其他的蜜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的养蜂人曾经试图通过引进意大利蜜蜂的方式来提高蜂蜜的品质和产量，但是实验并没有成功。那些进口蜜蜂的祖先并不习惯无情的战争，因此它们根本无法抵御黄蜂的劫掠，轻而易举地就沦为黄蜂的猎物。 绑架在中国是一项组织严密的犯罪活动，而且有很高的得手机率，中国人时常生活在对这类犯罪行为极度的恐惧之中。几年前，两名胆大包天的绑匪在一名当铺老板门店的附近胁迫他，并押着他穿过一条相当繁华的街道。他们警告他说如果他试图逃跑或发出报警的声音就会立刻被杀死。受到惊吓的俘虏不敢说一句话。终于这三个人，包括当铺老板和押他的两个人，被红绿灯拦住了，在一个交通警察可以一览无余的街角上站了一会儿。当铺老板没有说话，但悄悄地把绳子做的腰带解开了，他的裤子掉到了地上。大吃一惊的警察赶紧跑过去控制住了他，而那两个绑匪也逃走了。当当铺的老板被押至法庭接受“暴露下体，有伤风化”的指控时，这个故事才传了出来。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经常到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商务旅行，并且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每次住的都是当地旅馆提供的简陋且极不舒适的房间。就像大多数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富有经验的外国旅行者一样，他也琢磨出了一套特殊的办法，使坑洼不平的地方变得平坦，使日常生活尽可能变得舒适。中国的旅馆里最让人头疼的是总有臭虫，但我的朋友发明了一套装置可以很好地隔离它们，哪怕在最糟糕的旅店里都能让他度过一个相当舒适的夜晚。他随身带着一个凡是在中国旅行的人都装备着的轻便折叠床。晚饭后，他的佣人会在房间的中央支起这张小床，把床的每条腿都浸在一个装了浅浅煤油的小罐子里，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那些臭虫、蜈蚣以及其他害虫的侵扰了。我的朋友在他的床头上点起一支蜡烛，阅读着书刊直到进入梦乡，这样他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舒适和娱乐，而这几乎不需要什么。 在某次漫长旅途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晚上，他愉快的夜生活被一只鲁莽的老鼠打扰了，它在地板上窜来窜去，还不停地嗅着装在铁皮罐里的煤油。他对此忍了半个小时，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愤怒地把书砸向了老鼠，难道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随后，他只好吹灭了蜡烛，听着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进入了梦乡。天亮的时候，他发现老鼠不见了，他的书除了那些不能消化的东西老鼠没有吃，也不见了。这是他携带的唯一一本书，因此一路上他都没有什么可读的，直到两周后回到上海。 我的一名中国雇员在美丽的黄山旅行，一天夜晚，他在一家中国的旅馆当中发现了不止一只老鼠，而是有五六只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地乱窜。但是他没有恼怒地把书扔向这些害虫。相反，他给旅店的一个服务员几枚铜板，让他帮着租来了一只猫，把猫就关在自己和老鼠所在的房间里，然后他就得以安静地读书、睡觉，当然他的书也被完好无损地带走了。 [book_title]11 邻里的相处之道 因为中国人意识到要实现完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少耗费时间去争取实现它，并且还培养出一种对他人和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道德上的美中不足予以宽容忍耐的能力。无论小事情，抑或大事情莫不如此。中国的老百姓容忍着各种不公、痛苦、饥饿、不幸、肮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相互容忍彼此。他们已经发展出了詹姆斯·哈威·鲁滨逊 [1] 先生所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竞争和相互交织的不幸所强加给他们的兄弟情谊”。他们可能和拿破仑一样不相信“追求完美是人类精神的最大弱点”，但他们并不期待任何事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并且非常乐意在一个无可否认的不完美世界里做出最好的东西来。 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塑造了中国人的自私和利己主义性格，同样的现实条件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彼此相处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可以使他们能够以最小的摩擦来完成各自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时常发生磕磕碰碰的行为，但在他们看来，磕磕碰碰原本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便之一。他们对别人权利尊重的程度常常让外国人觉得荒谬。一辆公共汽车早已经拥挤不堪了，但可能还会有几名乘客硬是挤了进来，这让那些原本已经占据了汽车所有内部空间位置的乘客更加感到不适。售票员或者一些乘客，可能就会提醒刚刚赶过来的那些人汽车里边已经挤满了，但是没有人搭理这个茬儿，还在拼命地往上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坐一个座位的权利。 一个乡下人需要些额外的钱补贴家用，于是砍了一些柴火到城里去卖。他把柴火平均分成两份，挑在竹子扁担的两头，走起路来柴火也跟着他的身子左右摇摆。在一条不超过六英尺宽的街道上，这一担柴火带来了许多交通问题，尤其是当这位挑夫以一种炫耀的速度慢跑前进的时候，他肩上挑着的所有东西肯定也要跟着他穿过中国城市那并不宽敞的街道。 “小心咯！别让我撞着！借道！借道！”每走一步他都大声地喊道，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大街上的人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紧紧地贴在墙壁上，或者躲进一家开门营业的小商店里。总是有人会被撞到，甚至有些人的衣服会被撕个口子，但没有人会特别地在意。装在巨大筐子里的鸡蛋也以同样的方式运输，而且很少有破损的情况发生。每个人都纷纷地给挑着鸡蛋的脚夫让路，尊重他通过街道的优先权利。 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似乎没有任何道路通行的规矩，因为人们靠右或者靠左行走完全取决于自己怎样才更加方便。但事实上中国农村有一条非常合理的规则，也是在一个所有交通事宜只涉及行人的地区唯一需要遵守的规则，那就是把道路的优先通行权给予负重的挑夫或者其他行进过程最困难的人。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官吏，即使他们正行进在公务差旅的途中，当看到肩挑背负重物的苦力时也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躲到路边为苦力让出道儿来。 在狭窄的水道里，船夫们在距离还很远的时候就开始互相喊话，详细地告诉对方自己运载的什么货物以及它的重量。这其中可能有，而且很可能会频繁地发生欺骗，但是这种相互交换信息的目的是确定一下哪条船拥有通过的优先权利。溪流与运河上的规则是，哪艘船的重量更轻，更容易操控，它就必须为较重的船只让路，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减慢整个小型船队行进的速度。因此，那些满载着建筑石料等笨重物资的慢吞吞的驳船，却比其他所有船只都拥有优先的通行权。这让外国人感到很有趣，因为他又在自己收集的各种奇闻趣事中添加了新的一则，在这个奇怪的国家里，许多事情都是在这种看似混乱的状态下完成的。 在这些拥挤的水道上，船叉在一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经常会导致整个交通的瘫痪。对于那些临时来华的外国观察者而言，这种混乱的状况看起来毫无解决的希望。除非彻底毁掉一两艘船，否则麻烦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或许这个时候一位官员的存在是十分有益的，比方说水上交通警察，但遗憾的是没有，船夫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困难。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发布一些根本没有人会稍许在意的命令。即便如此，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似乎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安排，一些船驶出了河的中心，停泊在岸边，而其他的船只则缓慢地向前开进。在混乱中，任何一艘船不遵守规则都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每一艘船的移动都是经过严格控制的，很快船只就像事发前一样穿梭移动了。 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令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但事实上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外国人普遍缺乏教养，并且当我们在社会场合被给予极大方便的时候，我们通常忽视了细微的普通礼节礼仪，因为他们怜恤了我们的无知、容忍了我们的无礼。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乘坐的是一艘根本没有装载货物，也没有明确目的地的游艇，按常理说，无论船夫之间有着怎样的兄弟情谊，我们的船原本没有任何特权可言，但还是被赋予了一种可以优先于货船通行的权利。这仅仅是出于对外国人缺乏教养的容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外国人有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发雷霆的坏习惯。一些外国人认为这种礼貌是对他们自身优势的默认，但不知如此一来却给中国人增添了许多的笑柄。 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善于容忍的证据，即使是像家庭卫生设施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也是如此。有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家庭主妇为了营造一个一尘不染的理想房屋而努力，许多的商人在杂志上购买广告位来鼓励这种理想，尽管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家庭主妇们千辛万苦的擦洗和抛光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因为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总是会有一些灰尘，更不用说即便是最干净的厨房，在显微镜下也会发现成千上万的病菌了。中国的家庭主妇从不尝试去做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每个家庭，即使看起来脏兮兮、很低微的人家都在与污垢进行着实际上的斗争，但她们从未有过要将尘土完全征服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中国人达成了一个舒适的妥协，一个达到合理程度的干净房子被认为满足了所有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灰尘和垃圾被扫到桌子底下，那至少已经不挡道了，而且除了那些毫无礼貌的好奇人士之外是没有人会发现的。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所有中国人都遵循的原则。可以说这是一种妥协的原则，在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上，无论哪一方都不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必须介于两者之间。每一方都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尖锐的个人和政治争议被平息的原因。毫不妥协的十字军在中国无处可寻，因为每个人都嘲笑那个认为唯有他自己才是正确的愚蠢自负的家伙。我不认为美国的两党政治制度能在这里像在美国一样奏效。一个中国人既不可能是一名合格的民主党人，也不可能是一名合格的共和党人。他永远不可能把自己融入充满争议的美国生活之中。 注解： [1] 　詹姆斯·哈威·鲁滨逊（1863—1936），美国历史学家。 [book_title]12 没有隐私的国度 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前几代拓荒的祖辈们繁衍下来的后裔，他们获得了尽可能广袤的土地，并且在那里建造起自己的家园。他们总是喜欢在即便距离他最近的邻居也有几英里远的地方生活。无论是森林里的小木屋，还是平原上的庭院、住宅都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单元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孤立和隐私变成了一种令他们痴迷的时尚，以至于现在成为一种令人珍视的传统。我的一位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大伯，起初移居到了密苏里州，随后迁徙到了东德克萨斯，因为他原来居住的两个州住户变得越来越稠密。他在德州生活了很多年，直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买下了三英里之外的一个农场，并在那里盖起了一栋房子，成为距离他最近的邻居。于是，我的这位大伯就又一次卖掉了他的房子，搬到了西德克萨斯，并在那里住了20年，在他的新居附近方圆10英里之内你找不到一户邻居。在一次偶然的家族史研究中，我探究了他几次迁徙的原因，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待过的每个地方都渐渐变得“太过拥挤了”。 我伯父的许多直系或旁系的后代，如今都住在单元房或者公寓里，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完全失去了许多美国人所共有的对隔离和隐私的渴望。尽管公寓房正显而易见地日渐流行，但却是人们不得不勉强接受的一种无法规避的恶。我经常想，公寓里的居民为什么会大谈特谈其寓所是何等的舒适和美丽？其原因可能是他们有着很复杂的自卑感。他们私下里感到羞愧的是自己并不是生活在令人自豪的独立住宅里。 在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纪录中，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家园。土著的部落逐渐被驱赶出去，组成中国的广袤疆土被来自黄河流域的人民所控制，但却很少有独立的拓荒者。中国人成群结队地以宗族而不是以家庭的形式进入了蛮族统治过的地区。随着国家的拓展，中国的森林中也出现了许多砍伐后的空地，但那里却从来没有建起过什么独立的小木屋。拓荒者会砍伐树木，耕种土地，但他将自己的房子建在村子里边。这个村庄可能有几英里远，但自家周围都是家族拓荒者的住所，并且还有一堵保护墙包围着。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如今的美国公寓差不多，但社会环境却大不相同。在中国住在拥挤村庄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亲戚，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一个陌生人试图在村子里安家，他的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得到那里整个宗族的认可。如果失败了，他就只能继续迁徙，因为这里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这种亲仁善邻的关系渐渐地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人养成了在人群中生活的习惯，学会了如何适应并喜欢上拥挤的环境，就像他们现在一样。一个中国人在大杂院里租了一间房子，发现这里紧邻间壁地同时住着三四户人家，他们对他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他并没有觉得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妥，也从不抗议。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社会阶层大体相似的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简直无法忍受，但中国的租客却会拍手称快。因为他不必担心自己会孤独恐惧，这里有许多邻居，大家很快就可以成为朋友了。当大家伙在无意中听到、看到他的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平等的，他也会窥探到别人有趣的隐私，并且有了说不尽的话题。 美国人宁愿忍受种种不便也喜欢住在郊外，因为那里给他们提供了安静和隐私的环境。但人们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附近会经常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一幢地处郊区的出租公寓，每户人家却像在城市的中心一样紧密地挤在一起。再比如，同样令外国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他们发现一些造价昂贵、外观华丽的中国私人住宅却常常建在紧挨着别人房屋的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会选择在一个被廉价商店包围着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住宅，但中国人不仅毫不介意，而且似乎更喜欢拥挤而不是孤立。在上海的富人中流行着一种和平时期的时尚，那就是拥有一座带着大花园的乡村别墅，但这些富裕的业主从来不在那里居住，只是在周末的时候偶尔去散散心。 在上海我从前住的房子旁边有一个避风的角落。我搬进去之前，一位给人打卦算命、代写书信的先生就在那里做了好几年的生意。他没有交过房租或者税款，但看起来他似乎和我一样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据那里。慢慢地我们成了相当不错的朋友，他发现我是一个可以为他带来益处的邻居，因为我的客人经常找他算卦并支付给他银圆，而不是像一般的老顾客支付给他铜币。在我有机会调查过这个行业的所有国家中，职业的算命师都有一个像忏悔室一样的小屋子，在那里命运的天机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被揭示了出来。但是，我的这位邻居并没有什么秘密的设备，其他中国算命先生那里也没有。他就坐在人行道边上的一个便携式小桌子旁边，在这里可能是一位怀孕的准妈妈想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可能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店主被给予如何改进商业条件的建议。当一名顾客出现的时候，附近的邻里街坊都会挤过来围观。几分钟之后，他们知道的事情就和顾客知道的一样多了。 我这位邻居的另一份职业是公共的信札书写员，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这应该是一个比算命更加注重隐私的工作，因为代写书信的人所记述的是生活中极为私密的事件，以至于都不便透露给最谨言慎行的私人秘书。但对于我这位邻居来说，那些不识字的妇女委托他给她们出门在外的丈夫写信，而当丈夫通过另一个代为写信的人回信时，她又来找他把信读给她听。在这样的场合，邻里街坊的每一个人都在倾听。 从大量通过各种方式印刷出来的文字材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对这些日记进行更为细致的查看后，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将这些日记最终出版才是写作它们的真正原因。我曾经阅读过大量这类日记的译本，而且还没有发现哪一本已经出版了的日记让作者感到难堪。也许所有的日记都是如此。 在中国人的一生中，他们很少能真正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私生活西与别人是相互隔离的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含义，而这种情况事实上也很罕见。作为一个年青人，他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经过家庭委员会的审议，即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从来没有逃脱过家庭成员对其进行干涉的命运，尽管他们说话的分量越来越轻。与此同时，他在年青一代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而且和日常打交道的亲戚的数量也从未减少。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出生在人群当中，生活在人群当中，最后还会在人群当中走向死亡。我们很容易想象，许多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未真正体验过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而度过属于自己的一整天。除了最不同寻常的情况之外，中国人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当他渐渐长大，就会陷入亲密联系的网络之中，不仅和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叔伯、姑舅和堂兄弟们，更不用说依然健在的祖父母，以及其他无数的隔代的远亲。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他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远离窥探和批评，或者逃脱亲人、朋友和邻居们那友好和善解人意的眼睛。 中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公开的，就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并接受观众的鼓掌或批评一样。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了戏剧型人格，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力争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烦琐的仪式和赋予最简单的动作以意义的象征主义，为戏剧天才的表演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而且中国人将它发展到了极致。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官员都穿着长裤，但在过去，当所有人都身穿礼仪的长袍时，一个官员在他坐下来、站起来，或者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的时候，务必会很夸张地弹抖一下自己那令女演员都会嫉妒的华美官服。在宴会上，一位中国的绅士在给你倒一杯葡萄酒或者从公共的碗里为你夹了一些珍馐美味的时候，总会向你以手示意。 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被教导成为不善交际、胆小羞怯的人，因为这样可能会使生命变得不尽如人意。尽管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每一个人类特征都可以在个别中国人身上找到，但是要找到一个羞怯而缺乏自信的人总是非常困难的。他们都有着在舞台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沉着和自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里学习了一首押韵诗： 你不必奢望在我这样的年龄， 就足以在公众舞台上高唱低吟。 这样的诗句在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每个孩子的家庭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快就能学会施展才能的舞台。一个中国人似乎不需要特别的训练，就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