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托克维尔回忆录 [book_author]托克维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25230 [book_dec]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法国1848年革命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及事件发表犀利的评论，不仅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而且也为后人阅读学习《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资料。 [book_img]Z_9962.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编者导言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具有双重意义：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历史剧的观众又是其演员的人关于这出历史剧的证言。还没有人像他这样非常动人地描写过法国的1848年革命，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这一事件作过十分精湛的评述。因此，《回忆录》使它的作者一举名列19世纪的伟大回忆录作者之中。但是，《回忆录》还有另一个理由引起我们重视：这部著作也是托克维尔人格的最明显的表现。《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向严肃的作者，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不同，即《回忆录》反映了他一生中尚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当了将近12年的政治家，并把他的最充沛精力都用于公务。公务甚至使他没有时间从事写作。他的公务活动始于1839年。这年，他在故乡诺曼底省参加众议员竞选，在该省的瓦洛涅区当选。当时他只有34岁。但他只担任了一届议员。4年前，即1835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七月革命不久，他同友人古斯塔夫·德·博蒙去了美国，在那里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民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强了他认为社会必须走向民主的信念。因此，他决定去这个似乎已将民主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的伟大国家去亲眼看一看。托克维尔考察平等给新大陆带来的成果时并没有忘记欧洲，因为汇报其旅行观感的那部书的唯一目的，是叫他的同时代人对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做好思想准备。这部名为《论美国的民主》的著作，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就，曾多次再版。《论美国的民主》为他在1838年进入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打开了大门，也使他在184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于是，他的个人声誉得到同胞的赞同。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一些人诋毁。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同诺曼底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纪尧姆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所以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可以认为是贵族家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托尔维克的父亲差一点儿上了断头台，是热月9日政变救了他。热月9日复辟期间，他的父亲当过一任省长和一届贵族院议员。因此，在查理十世时当上凡尔赛最高行政法院初审法官的托克维尔，就被认为是贵族，并有正统主义派观点。但是，说他在七月王朝下依靠选民的拥护而获得各种头衔并不完全正确。托克维尔在1837年首次参选失败。2年多之后，他反败为胜。从此以后，瓦洛涅区一直支持他。他一再连续当选，而且票数一直增加，总是领先，直到12月2日政变退出公共生活。 夏尔·德·雷米萨写道：“此人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为人和蔼，规规矩矩，但面带病容，只有他那稠密弯曲的棕色头发，能给人以年轻的感觉；他沉默的忧郁表情，在谈话时显得最为清楚。他的面色苍白，使人立即觉得他身体有病，猜测他容易发火和被人嫉妒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但他绝非如此。他只是容易被人怀疑，为此经常感到痛苦，但总是能自己消解。因此，他不太爱与人交谈，绝不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得很多，说得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完全断绝往来。我们最后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他的为人处世简单和缺乏热情，使人觉得他好像生活在与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他的完全不需求助和缺乏情感，只会损害他的发言效果；他在讲坛上发言的时候总是冷静的；他从不大言不惭，从不恶语伤人。” 【1】 亨利希·海涅谈到托克维尔时不无奚落地说：“此人头脑不易冲动，所以他的言辞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冰，发射着某种冷光。但是，他的友人博蒙先生却没有给人以这种感觉，此人感情丰富。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看到这两位密不可分的友人在旅行、出版著作和众议院中始终合作，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一个是严肃的思想家，一个是热情奔放人士，好像是醋瓶与油瓶并排摆放在一起。” 【2】 政治给托克维尔带来的失意，大于他从中得到的满意。他在众议院没有取得他想要获得的地位，没有能够发挥他想要发挥的作用，没有取得他拟议的成功。但他却积极工作。他参与辩论和在会上发言，有些发言后来成为名文。他是一些重要法案的报告人，但他未能立即适应议会工作，或总是感到这项工作不是随心所欲。他很快就指出这一点，揭发有人在这项工作中搞阴谋诡计。对于有人把政治看成出风头的一般手段，公务人员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依靠自吹而轻易实现其原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行为有悖他的道德，当然也有悖他的绅士自尊。终于有一天他写道：“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至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职位而不顾荣誉。” 【3】 托克维尔绝不以委曲求全（即使是轻微的）来获得成功。有人强迫他采取这种态度。这便给他带来痛苦，因为这使他辞谢了一切暧昧的好意，远离一切轻而易得的亲近。托克维尔非常清楚，停于不应停止之处问心有愧。他认为附庸他人是可耻的。他不会奉承恭维。他写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 【4】 另一方面，这位信心坚定的人又令人十分感动地、不知疲倦地献身于议会工作。他认为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便竭尽一切力量去从事这一工作。在辩论中，他积极讨论政治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时我讨厌；讨论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我痛心。我认为真理非常金贵和十分罕见，但我一旦发现它，并不爱随便拿来讨论。” 【5】 因此，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忐忑不安。他确实没有口才，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向我们透露说：当他受到一种活跃而深刻的感情控制时，这种感情就会推动他、影响他和控制他。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很弱，没有抑扬顿挫。尤其是他不能放弃他的文人习惯。有一天纳索·西尼尔问他：“你知道你说话时你那作家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吗？”托克维尔回答说：“是可怕的。我进入众议院后，就试图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在这方面做得完美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基佐。” 【6】 其中有一篇谈话还提到因托克维尔的体力不支而经常中断谈话。托克维尔继续以其需要关心照料的虚弱身体忙碌于官场。在通信中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得不放弃政治生活，感到自己没有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体力。 在进入众议院后，托克维尔本想深入到极其广泛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同国家并无实际联系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世界，每天都感觉不到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议会上的辩论并不高尚。在辩论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经常带有庸俗的私见，而热火朝天的争论都是事先安排的，所以他很快对这种辩论失去兴趣。而在不是因学说的对立而是因个人的好恶而分成的党派之间他是怎样行事的呢？托克维尔心中决定，对于自己必须做的并认为不会有错误的事情绝不动摇不定。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他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的政治生活的苦恼。对七月王朝的最严厉指责，使他确实失去关于这个王朝伟大的思想，希望法国人也放弃这种想法和不再怀有无谓的激情，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时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和健全自己的斗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托克维尔信守的是什么政治原则呢？他属于哪个党派呢？1837年3月22日他写信给英国友人里夫说：“人们都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绝不这样。人们叫我振奋激情，而我则只认为，与其振奋激情，不如爱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来，各式各样的统治形式，只能是比较完善地满足人的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激情。” 【7】 这段思想表白，可以视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的政治和道德抱负的总结。托克维尔为了自由而热爱人的本性。关于他因为没有自由而未能使国家真正伟大、使人真正自尊的想法，并没有被任何人接受。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他在年轻时期目睹的事件，只能加强他对自由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1825年，托克维尔已经20岁。他11岁时，看到了拿破仑帝国已经崩溃。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重新得到安全与和平。复辟使法国有了一个代议制的政府，承认了反对派的权利。法国首次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不难看出，当时的法国青年也像托克维尔一样热烈地欢迎新的制度，满怀激情地跟着这个试验的发展前进。这几年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很久以后在1848年革命后他还在怀念这几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 【8】 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人们所知，凡是走向民主的事件，一直受到托克维尔的关心。这种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上加速前进的革命，是托克维尔最严重关注的对象。他考察了民主在美国的作用，从中精心联系了民主在欧洲的进展。他知道，民主既能发生良好的作用，又能发生不良的作用；民主既能提供安全，又能带来危险。他向他的同时代人指出了这种危险的苗头：社会在向下拉平了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正使传统的精英部分逐渐消失并破坏社会的良好风尚；个人在权力更加集中和更加强大的政权面前更加孤立、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麻木不仁；公民养成凡事依靠国家的习惯，不知不觉地丧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必然消失的政治激情，只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这另一种激情又随着另一种激情，即对安定生活和物质福利的热爱的逐渐消沉而加强起来；这些人民为了得到这种福利每天都急于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给国家，而国家也鼓励这种使独立的人更加软弱无力的趋势。一个失去了自尊心的社会还能有爱好自由的兴趣吗？因此，托克维尔对于未来的几代人中间能否出现不使进步停止的民主深表忧虑。民主不是在破坏使人应当尊严地生活的一切，叫人忘记其本质的东西而歌颂人的奴性吗？但是，怎样才能立即摆脱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防止社会在走向民主的时候无意之中扼杀人的自尊心和光荣感呢？托克维尔认为只有一种救治办法：那就是提倡公民精神。 他认为公民精神是人对自由的天生热爱。这是一种家庭的遗产，一种不仅由男人而且也由女人传下来的传统。实际上，这是托克维尔在赞扬他的祖母——他经常提到她。他在嘱咐他的过继儿子要在个人生活中尽到自己的一切义务后，总是不忘附带说：“还有，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应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不对祖国尽义务，就不能为国献身；不能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上帝要求人随时准备贡献一切，用自己的时间、财产甚至生命去为国家和国王服务。” 【9】 对托克维尔说来，从政是一种义务，一种道义责任。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属于曾经统治过法国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在这个贵族阶级中，依然存在着旧的领导阶级的责任感。他就是以这种心情投入七月王朝下的公务的，在投入时不仅怀有个人的工作热情和抱负，而且怀有尽义务的精神。 1848年2月24日，当七月王朝垮台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这不是因为他已经预想到这场革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由更有惊人的活力，而是因为他看到法国从长期的沉睡中猛醒过来。法国好像又看到自己的前途。不错，法国是在踉踉跄跄中走向未知的未来。许许多多丑恶的势力在使法国消沉，但也有一股伟大的精神在激励法国。尽管局势有些混乱，但并未妨碍托克维尔尝到获得解放的感觉。他看到了这个一直使他感到局促的貌似彬彬有礼的世界无疾而终。他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特别是在困难重重之中，清晰地看到前进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上满布荆棘，艰难险阻。但却步不前已不可能。曾多年困扰他的迟疑一去不复返了。斗争在召唤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为值得勇敢地面向斗争。如果生活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变为赌博，则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自由和人的自尊受到了威胁。托克维尔要满腔热情地去保卫自由和人的自尊。“这里在拯救祖国，而那里在毁灭它。”他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危险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激起他的斗志。很快，失望接二连三出现。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从来没有停止增强。 共和国在领导阶级的忙乱之中宣布成立，但3天之后领导阶级又突然失去权力。托克维尔毫不迟疑地归服于新政府。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国政府很好地适应了法兰西的需要。但他认为，这是当时唯一可能存在的政府。他只想要一个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特点，却直接摆在他的面前。他对此并没有特别惊异。工人阶级长期以来进行的地下活动，已使他看到这方面的许多征兆。他曾多次向议员们发出警告信号：“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正从政治激情变为社会激情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当中逐渐散布的观点和思想不仅要推翻现有的法律、内阁和政府本身，而且要推翻社会，动摇社会今天赖以存在的基础吗？”这些话是在七月王朝垮台前一个月，于其有名的1848年1月27日讲演中说的。 但是，托克维尔在阐述促使巴黎工人采取起义行动的原则时对情况的不甚了了，使我们发现这位先生的观察力并不敏锐。他认为，工人阶级起义的原因不是饥饿，而是贪婪而盲目的愿望和错误的思想：喜欢物质享乐，既羡慕民主，又鼓吹那种叫人民相信人类贫困是现行统治的结果而非天意的结果，认为贫困是可以通过改变基础社会而消除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六月事件时说：“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 【10】 1848年4月10日，他在致纳索·西尼尔的信中又发挥了这一思想：“这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出于导致这次大动乱的那些思想：即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地位的空想思想，关于社会权力可以在劳资关系中发挥一切作用的夸张性理论，最终要使绝大多数人相信国家不仅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而且能为他们提供富裕生活和福利的极端中央集权化学说。” 【11】 《回忆录》中关于巴黎工人的论述，今日可能使我们有些反感，觉得他说得太简单了，不合人情和不公正。托克维尔把六月起义评价为“悲惨的”，但又是“必然的”。他甚至没有向我们隐瞒他不希望法国的革命运动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进展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为巴黎开始的一场大战把社会主义阻止了而高兴，并曾“祝愿战士们抓住开战的最初机会”。不错，这个观点不只是托克维尔个人所独有，正如夏尔·德·雷米萨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他的大部分政治友人也同样持有。 【12】 还需要论证他不理解工人问题吗？需要用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观点来指责托克维尔也像他同时代的有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那样认为贫困是使人丧失部分尊严的命运所注定，而不认为社会应负责任吗？这样的要求是正确的吗？如果这样断言，不是对他有失公正吗？ 托克维尔非常清楚，主张正义不是为反对现存的而且已被他看到的那些弊端。他十分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这方面已经存在的而特别是将来还会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复杂性。他先在美国，后来又在英国研究了这种复杂性，而且比当时的其他人研究得更充分。在同多年研究救济法的英国1835年济贫法创始人之一纳索·西尼尔讨论救济法当中就有这方面的例证，并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时也提到这种事例。毫无疑问，他对工人问题完全没有1848年时全法国已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那种同情。他是以感到法国伟大的爱国者的观点，从为了发展小规模的地主所有制而要保证社会十分安定的乡绅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工人问题的。在他看来，农村的劳动阶级要想在本省取得像城市的工人阶级那样的地位，就得离开农村。 【13】 他自己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与乔治桑在六月起义前夕进行的谈话（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是对这个问题的表白。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同一位曾在工人中间生活过的人谈论这个问题。他当时感到各政党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是深邃的。 显而易见，托克维尔关心社会问题不是出于内心的冲动，而是出于理智的思考，因为他认为根治贫困要比将来医治社会动乱少受痛苦。一些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这种反对毫不迟疑，又不示弱。他们的反抗不是出于害怕或失望。反抗最强烈的，是资产阶级和农民：前者是无论如何要保卫既得的利益，而后者的反抗则是出于仇恨城市的人口集中和农村缺乏劳动力。托克维尔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那是因为社会主义会使个人自由受到最严重的威胁。但是在各种大动乱之后，谁能断言所有权不是未来的主战场呢？托克维尔忧心忡忡地提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今后还要在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遭到的那种合理的嘲笑中被埋葬吗？我对这个问题不作回答。我毫不怀疑，我们当代社会的各项立法在长期之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许多主要部分已经存在很久，但就不能加以破坏或取而代之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办到的。随着我深入研究世界的古代情况，更加细致观察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不能对未来再说什么。当我看到不仅法律的内部，而且它们的原则内部都存在极大的多样性，看到已经存在很久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的所谓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时候，我不能不认为我们所说的必要制度，向来只是我们所习惯的制度，而社会组织可能具有的形式要比生活在每个社会的人所想象的广泛得多。” 【14】 托克维尔对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嘲笑，卡尔·马克思也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5】 中说过。这两位立场完全相反而且未曾谋面的人，对第二共和国的事件和人物做出了惊人一致的论断。 【16】 只是马克思认为其中的一部分人的行为还是可取的，而1848年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托克维尔与此相反，他坚信正直人士的责任应当是捍卫他们认定的唯一的社会形式，甚至为了使它成为最好的形式而应当牺牲自己。 当工人运动在血腥的六月里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它造成的动荡不安并未立即消失。尽管付出很大代价，但建立秩序的胜利还是被出卖了！在这个时期，托克维尔已从并不看好的远景中看到未来。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没有使资产阶级厌恶自由主义的制度吗？资产阶级没有进行更加危险的反抗吗？托克维尔在这方面没有犯错误。六月起义标志着第二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它在全国掀起一场把法国推上专制道路的反革命运动。 一年以后，当托克维尔出任当时被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亲王的外交部长时，他的处境就困难了。政府的任务，是在忠实于新宪法的同时确保统治维持下去。但是如何治理这个再没有人想要的共和国呢？如何使共和国存在下去，反对只想推翻共和国的君主派议会多数，反对一心要把共和国据为己有的总统呢？尤其是如何防止自由不毁于这种冲突呢？政府在这两难的处境下不久便支持不住了。托克维尔不再对共和国未来不被推翻的命运抱有幻想。共和国直接走向专制，这样的局势使托克维尔深感痛苦。 在法国60多年来经过几次革命之后，托克维尔认为共和国是显示建立明智而公正的自由的最后机会。他曾毫无私心地为此而服务，也曾竭尽一切力量在自由受到威胁当中去巩固自由。他的努力没有成果，但失望也没有使他停止努力。他为了克服一些阻碍他的愿望实现的困难进行了盲目的努力而累得疲惫不堪，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表示过迟疑，但却多次不承认对事件的发展无能为力！《回忆录》中叙述负责制定新宪法的委员会的工作的一章，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次斗争累垮了他，他的健康遭到破坏。他曾多次不得不暂时请假休息。后来他到国外去休养：先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后到意大利的索伦托。 托克维尔应当承认，全力投入政治生活已经失败。政治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一点个人乐趣。他发现政治生活对他实现首要的任务是最大的障碍。政治生活只给他带来失望、烦恼、忧伤和痛苦。政治生活迫使他同大部分是他看不起的和长期阻碍他勇往直前的人接触。政治生活也使他在谈论他自己的主张时不能完全自主。他说：“我希望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表现得很好，而如果我想要为这个世界留下点儿什么，那主要是我在回忆我所做的事情时写下的东西。” 【17】 托克维尔并没有错误地走下去。事情的发展使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生活该结束了。他已经计划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上去。历史使他重振精神；他投身于写作。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和开始新生活之前，他想最后回顾一下他曾长期生活的一段时期，但这一时期已经完全不属于他，因为它已经成为他的过去。他要以最后的看法观察这一时期。他试图说明能够解释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的原由的所有变迁。他要评论自己和同时代人在这场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促使他们行动的激情，确定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因此，他要写《回忆录》。“使《回忆录》成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是成为文学作品……智力的消遣胜于体力的消遣……”但是，当他的“这个想法”没有满足他的智力活动的要求时，也把十分紧张的精力用于轻微的体力活动。 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情节时，他再次确认所犯的一切错误。在回顾刚刚逝去的这段过去的过程中，托克维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悔恨情绪。这种愤恨自己的心情，使他产生把内心的最隐秘活动完全暴露出来的冷静清醒。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批判人们的虚荣心，揭露人们的卑躬屈膝和藏在最严肃态度后面的伪善。这种刺伤同时代人的报复性揶揄，可能使人感到惊讶。但它没有违背受伤的心灵吗？不再怀有雄心壮志的托克维尔，在预见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文明出现的时候，便把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年代逐渐积累起来的辛酸，完全洒在他的《回忆录》里了。既然政变粉碎了他寄托于共和国的最后希望，就不能要求他不放弃他的希望。如果相信他在信中向纳索·西尼尔所说的，则于他同自己的同事一起被困在外交部的大房子里的12月12日夜，巴黎第10区的区长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坏的记忆。他在信里对纳索·西尼尔说：“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在外交部里那样感到满意。教育、贵族出身、天才以及特别是社会精神方面的法国精英，都被关在这间大房子里了。我们勇敢地参加的长时间的战斗结束了，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遭到一些失败，但我们也从中看到另外一些东西。我们都处于面对危险而不害怕的兴奋状态。在扣押我们两个多小时的庭院中，布罗伊公爵和我撕碎或咬碎文件后，被转入一个类似长廊式建在大厦上层的仓库中，这个地方是在较好的房间住满人时供人住的。我们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住进供士兵居住的铺有草垫的房间。我懒得整理床铺，和衣躺在铺位上。我们无法入睡，整夜从这个铺位转到另一铺位，互讲轶闻和笑话或胡吹一阵。整夜热热闹闹，妙语连篇。” 【18】 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奇遇！他对自己身负重大责任而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并没有一点儿惊慌，反而立即清除一切烦恼，觉得这一事件早已在酝酿之中，而现在终于发生了。 12月2日政变使托克维尔重新回到书斋，着手去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很有可能，《回忆录》是为构思这部著作做某些准备的。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回忆录》或许未能帮助他决心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法国不需要反复多次的革命，只有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决众多任务。这次革命还没有结束，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只是它的一个阶段。托克维尔想探究他目睹的这场可怕的悲剧的深远原因，但他未能做到。由此可见，既然1848年的事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1789年革命的结果，而他又想查找第二共和国的产生原因，所以他没有动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是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与这位历史家的声誉密切相关，因为他的全部政治经验都写在里面了。 ※　　※　　※ 关于托克维尔的公务生涯，我们有两项资料可以用来说明和补充《回忆录》：第一是“通信”，但“通信”的正式出版还有待一些时日；第二是他与纳索·西尼尔的“谈话”，我们引用了已经多数出版的部分 【19】 。纳索·西尼尔是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一个习惯，从1848年5月起，凡与托克维尔在巴黎、在伦敦相遇，或与托克维尔在诺曼底、在索伦托编写《回忆录》期间，都要把他们每天的谈话记录下来。西尼尔把他做好的谈话记录交给他的朋友，托克维尔有时对记录加上注释，以使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准确。在1848年和以后几年间，当时的政治和托克维尔在《回忆录》记述的事件，是他们谈话的主要题目。这位英国经济学教授的记录，往往经托克维尔的精选而再现于《回忆录》。但是，他的朋友送来记录叫他看时，他便同他的朋友一起在记录上做某些修改，并且好像没有向西尼尔说明而把一些讽刺的字句保留在《回忆录》里。 西尼尔的笔下留下了托克维尔的一些真心话。托克维尔的所有朋友都一致认为，托克维尔没有政治家的气派。而且没有人发现托克维尔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脾气和精神烦躁的问题，同健康情况一样，日益变坏。1850年8月21日里韦就指出，托克维尔的学识连同他的性格、勇气和才华，似乎可以使他成为以迪福尔、博蒙、朗瑞奈为主要成员的一派的首领。“但是，首先他体力不支，妨碍他在议会的辩论中能够经常以党首的身份出现。其次他也不愿意附庸随和。他不想阿谀奉迎，也不迎合或听取在议会占多数的庸俗分子的意见。他几乎叫不出这些人的姓名。” 【20】 博蒙也有同样的评述。他对西尼尔追述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时，说托克维尔生前数年曾经有过主掌政权的雄心，但他未能说服托克维尔要对特别反对他的议员们表示彬彬有礼。“在他再次规劝他之后，由于他对人家的意见表示冷漠，他才握了一下（迪朗·德·）罗莫兰坦的手，然后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今后是否还会保持这样。”博蒙接着补充说，托克维尔的这种轻薄态度，绝不是想平息今后将与他在几乎所有的委员会里共事的同僚的愤怒。 【21】 这本《回忆录》分三次写成。托克维尔于1850年6—7月间在诺曼底的宅邸开始写作；1850—1851年冬在那不勒斯湾的索伦托疗养时继续写作；1851年9月，他利用立法议会休息期间又拿起笔来续写。当时他住在凡尔赛郊区，是从6月初搬到这里的。从意大利回来后，他要住在离巴黎较近的地方，以便参加立法议会的工作。但为了不受运动的影响和避开城市的夏季炎热，他在乡间租了他朋友里韦的房屋居住。 在《回忆录》的最初几行，托克维尔就把他的设想告诉了我们：既不追忆1848年革命以前的事情，又不谈他在1849年10月31日辞去外长以后的事情。可惜这个计划并未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实现。托克维尔没有写完《回忆录》的全部。对1848年六月起义期间他担任外交部长的活动，只是一年以后在索伦托写了一个提纲。这就是关于这一期间的全部回忆。人们可能更加惋惜的是：他只想对德国的政治局势作极其简要的叙述，比如他对1849年春去法兰克福和波恩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就说得十分简单。关于外交工作的最后一章，也是写得不够完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托克维尔对他入阁的暂短期间所处理的重大问题，比如罗马问题，事实上几乎没有谈及。这样的空白是不应当有的。在瑞士问题、皮埃蒙特问题和匈牙利难民问题之后，罗马问题始终是托克维尔需要处理的问题，并把它放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加以略述，因为这个问题是使内阁垮台的主要原因，所以把它作为《回忆录》的结尾了。国民议会的复会，毫无疑问占去了他的时间。议会在反复讨论修改托克维尔所报告的宪法草案之后，一直开到1851年8月初。11月4日议会复会工作。而在这一天，托克维尔已经离开凡尔赛去了巴黎。1个月以后，政变剥夺他的职务，而这次终于使他下了决心，开始写《回忆录》。他的生活也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托克维尔的这部《回忆录》完全是为自己写的，而且写得断断续续。“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我的最好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在写《回忆录》，因为我要保持既不想炫耀自己又不想取悦于他们的写作自由。” 【22】 他在1850年12月15日从索伦托致友人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信中，也有同样的表示：“……我无须对你说1848年的回忆不能公布于众……我对于公众以及我的同时代人和我本身所作的自由判断，使这种公布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我以某种文学形式适合公众口味表述自己的时候，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23】 因此，托克维尔从来也未曾想写一部适合公众口味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当人们能够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才能对工作带来兴趣的问题。他曾向博蒙透露过：他只想为自己高兴而写作，不想为给观众看而写作。这个决定将来可否发表的观点，完全损害了智力作品所能提供的乐趣。” 【24】 因此，他从不想减弱其感情的冲动力量，从不想缓和他对人对事所做的往往是冷酷无情的论断的口气。他的思想对一切反对的意见全然不顾，完全自由地以直截了当的尖刻形式表现出来。若干年以后，他向他的朋友里韦意味深长地承认并告诉他说，基佐将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我对这方面感到遗憾，他不让他的后人在他身后发表他的回忆录。我倒是特别喜欢作者身后出版的回忆录。当一个人再没有什么希求又没有什么恐惧的时候，应当在他死后叫人们尽兴地去琢磨他生前所负责的事情。” 【25】 这表明他在授权他的好友在他死后发表《回忆录》，但绝不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而使他看到。托克维尔在他的遗嘱中明确地作了这样的嘱咐。托克维尔不希望他的《回忆录》给生前与他关系好的人带来烦恼——虽然他知道自己对这些人的评论是十分严厉的。他也担心自己的这部作品不够全面。文中只是对公众认为值得尊重的人物的评论作了某些必需的小小删节。 他的这些生前安排，受到他的侄孙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的审慎尊重，伯爵十分仔细地审阅了初版文本。初版在1893年由卡尔蒙—莱苇出版社出版，这时已是托克维尔死后34年了。在初版中，原稿有许多页被剔除没有付印。其中一部分涉及一些人的人格的地方较多。但大部分与托克维尔描述的政治家有关，而且对一些大人物还写得特别尖刻，这些地方只有让读者将来去看了。这样做是符合托克维尔原来就曾删节的想法的。1893年，还离第二共和国的存在时期不远。慎重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全文进行了简单的整理。这可以从原稿中找出托克维尔绝不愿意留在发表后的文本中的疏漏和笔误。因此，对这些地方做了更正或修改。为了避免同一个词在一行中重复出现，还由另一个词来代替。 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回忆录》由加利马尔出版社列入《为了现在而回顾过去》丛书再版。我们这次对第一版的文本几乎做了全面修订。修订的地方涉及一页、两页，甚至更多页。有时只修订几行、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因过于尖刻而被删去的形容词。在第一版没有排入的最重要部分中，我们恢复了对路易·菲力浦的原来只是零星谈到的精彩评论，以及托克维尔自述他在七月王朝时的政治生活的段落。这些段落好像向我们解释他为何被议会的同事批评和由此产生的误解。除了这些增补和更改，再没有对初版的文本做任何修改。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家属也这样嘱咐过我们。这样，我们就尊重了为这一版规定的宗旨和它具有的特点。 今天，《回忆录》一书已被收进梅耶编的这套《托克维尔全集》。和本全集的其他各卷一样，它也应当满足历史科学的要求。我们欢迎必要的批评。这次新版也完全忠实于原稿。经过修复的文本，恢复了托克维尔留有疏漏的初始底稿的原貌，改正了笔误。原稿的个别页中留下的可能忘记涂掉的段落，也被注释出来。异文全部收在本书的卷末。 【26】 异文多半属于单词和动词时态变位。 不管怎么说，托克维尔是关心他的著作有不完善之处的。边注或栏外旁注显示，他要对他感到无用或冗长的段落进行修改。但他通常只用笔将他拟删改的部分圈起来。这样的段落大部分仍保留在1893年版和1942年版中。细心的读者可能感到奇怪，这些地方怎么又出现在新版上了。不错，我们这次又把它们保留下来，但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注释中。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即《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是托克维尔没有间断一气呵成写出的。各部分自第一版起就分成章的。这应当感谢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他对每章作了简明的提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章次是由托克维尔自己分的。这是不是保存了原稿的原样呢？要不要变更这样的分章和每章前面的提要呢？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原来的章次是十分合理的。它使整个作品保持了良好的平衡，而如果让第一部分只由长长的一章构成，则将破坏这一平衡而读起来不舒服。 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全凭他的记忆，而是请教过同时代人和利用了他收到的私人信件。其中拉莫里西埃的来信，就在关于外交问题的一章中利用过。也使用过官方文件。可以发现他在文中从《总汇导报》或制宪委员会的辩论记录上摘下的文句。许多不明情况的人可能认为，经作者多次涂改或修正的手稿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初稿。但既然一开始就有许多涂改和修正，则不是托克维尔自己所为又是谁呢？手稿中涉及某些人的词句，有的被涂掉，有的字迹难以辨认。人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还从原稿中把他所批评的某些人删掉。那么，是谁叫他这样做的呢？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大概是博蒙或托克维尔夫人吧！ 为把这部著作整理好付梓，一些没有料到的情况使我们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全集的这一卷的出版，令人不快地一拖再拖。但是，我们得到J. P. 梅耶先生和以皮埃尔·勒努万先生为主席的《托克维尔全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理解，这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和宝贵鼓舞。在这里请他们接受我们的由衷感谢。我们还对负责复校工作的保罗·巴斯蒂先生和让·蓬米埃先生给我们的帮助表示谢忱。安德烈·雅尔丹先生给予我们的热诚协助，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怎样加倍地感谢他，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多余的。从备查资料里和托克维尔文件里找到的一些未刊的文稿，都是由他帮助我们找到的。我们也完全明白，我们应当加重报答他的援助。 吕克·莫尼埃 注　释 【1】 　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由夏尔·H. 普塔斯推荐和注释，第4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45页。 【2】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与法国人》，巴黎，1868年，第313页。 【3】 　《1841年11月30日致斯托费尔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1卷，第446页。 【4】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下同。——译者）。 【5】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 【6】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共两卷，伦敦，1872年。第1卷，第68页。 【7】 　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4卷，《英国通信》第一部分，第37页。 【8】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1章，第86页。 【9】 　《1856年9月10日致斯威琴夫人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340页。 【10】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9章，第151—152页。 【11】 　《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136页。 【12】 　同上书，第4卷，第325页。 【13】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杰克·莱夫里：《托克维尔的社会思想与道德思想》，牛津，1962年。 【14】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2章，第96—97页。 【15】 　路易·波拿巴的原名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称帝后改称拿破仑三世，所以这本书亦被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文中都用路易·拿破仑称他，而不用路易·波拿巴。——译者 【16】 　参看雷蒙·阿伦：《工业社会十八讲》，加利马尔出版社，1962年，第33页和以下各页。 【17】 　《1850年12月15日在索伦托致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信》，载博蒙编：《托克维尔全集》，第7卷，《新通信》，第258页。 【18】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伦敦，1872年，第2卷，第9页。 【19】 　J. P. 梅耶又再版了纳索与托克维尔的“谈话”，数量比以前增加很多。参看梅耶在我们已在前面引论过的《英国通信》关于纳索的注释（第1章，第72页）。我们顺便指出，纳索在《英国通信》的其他几卷与大陆的一些知名人士的通信中，也谈到托克维尔问题。 【20】 　见上述《托克维尔与纳索·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第1卷，第124页。 【21】 　见上引书第2卷，第264页。托克维尔的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是他只能在朋友面前暴露的单纯心理问题。关于博蒙的这次谈话，请见J. P. 梅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加利马尔出版社，1948年）。作者在此书《托克维尔对待批评》一章中，提到人们并不太熟悉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希尔布兰德的著作《从路易·菲力浦登基到拿破仑三世垮台的法国史》（戈塔，1879年），并在第163页抄录关于托克维尔特点的一段：“他的同时代人并未给予他以足够的重视，或没有完全理解他：他们总是指责他希望保持已经死去的过去的思想，有喜欢建立还没有成熟的新秩序的愿望；说托克维尔既不关心君主制和共和国，又不关心否决权和政府责任，等等。他在以某种方式寻找一种可以自行治理而不致退化为专制的民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在历史中自然产生。因此，保守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把他看成美好的统一和法国在1789年革命创造的秩序的敌人……甚至有教养的公民都不太喜欢他……” 【22】 　《回忆录》，见本书第一部分，第1章，第29页。 【23】 　见前引的这封信。 【24】 　1851年1月5日发自索伦托，载《未曾发表的作品和通信集》，第2卷，第169页。 【25】 　《英国通信》，第1卷，第217页。 【26】 　中译本将其改放在各页的下方，注码用〔1〕、〔2〕、〔3〕……标示。但因两种语言的特点，异文并未全译。——译者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book_title]第一章 第一部分 托克维尔写于1850年7月。 第一章 ［《回忆录》的由来和性质——1848年革命之前时期的概况——这次革命的前兆 【1】 ］ 我暂时离开公务的舞台，并且由于健康状况时好时坏而不能进行任何连续不断的研究工作，便在孤独之中略微回顾一下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以自己为中心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参加或目睹的同时代的事件。我认为，能够最好地利用我的休闲时间的办法是：回溯这些事件，描绘我亲眼看到的涉足这些事件的人物；如有可能，则把我们时代的扑朔迷离的 【2】 局面呈现的混乱容貌，记述和刻画于我的《回忆录》中。 我下定这个决心时，还附带下定另一个也同样要坚守的决心，即要使这部《回忆录》成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成为文学作品。它只是为我一个人写的。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 【3】 。我的最好的朋友们也不知我在写《回忆录》，因为我要保持既不想炫耀自己又不想取悦于他们的写作自由 【4】 。我要如实地披露 【5】 是哪些隐秘的 【6】 动机促使我们、即我的朋友和我以及他人如此的，并理解和叙说这些动机。简而言之，我要把《回忆录》写得真实，所以必须完全保密 【7】 。 我的设想是：既不追溯1848年革命以前的事情，又不谈（及）我在1849年10月30 【8】 日辞去外长以后的事情。但在这一期间，我要叙述的事件却具有某些重要意义，或者说从我的立场可以很好地观察它们。 尽管不久以前我还生活在七月王朝最后几年的议员中间，然而要让我清清楚楚地叙述这么近的时期发生的但已记忆模糊的事件，还是相当吃力的 【9】 。在回忆的时候，我的思绪一直盘旋在由一些小事情、无关紧要的思想、细微的激情、个人的看法、互相矛盾的设想构成的迷宫之中，而当时的社会活动家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迷宫中耗竭的。我现在只能把精力用于回顾这一时期的一般情况。为此，我经常是怀着带有恐怖成分的好奇心去观察它，并要清晰地辨认可以说明它的特点的特殊情况。 我国从1789年到1830年的历史，无论是从长期来看，还是从整体来看，我都觉得它就像是旧制度，它的传统、它的回忆、它的希望、贵族阶级的代表与中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在41年中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画卷 【10】 。我认为，1830年好像结束了我们的诸种革命（不，应该说是我们的革命）的初始阶段，因为我们的革命虽然有不同的机遇和激情，但始终只是一种革命，我们的父辈目睹了它的兴起，但根据它的一切表现，我们是看不到它的完成的。旧制度留下的一切已被永远破坏。1830年，中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胜利得十分全面，使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 【11】 的狭小的圈子里，在那里堆积如山。在权利方面，比它高的阶级全被排除在外，比它低的阶级事实上也被排除。资产阶级不仅是社会的惟一主管，而且可以说是社会的大农场主。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官职，使官职数大大增加，而且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把国库视为自己的产业。 1830年的七月事变刚一完成，各种政治激情便得到极大的缓和，出现各种事件普遍化小、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之类的现象。中产阶级的固有精神成为政府的全体精神，不仅支配了内政，还支配了外交。这种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但往往是不诚实的，从整体来说是坚定的，有时在虚荣心和利己心的驱使下有点鲁莽，气质内向，处事中庸，表现平凡，但在追求物质财富时除外。这种精神与人民和贵族的精神混在一起，可以做出非凡的事情，但它只能创造出无德和没有伟业的政府。妄想领导一切的中产阶级，像以前担当过领导和将要担当领导的贵族一样，要成为统治阶级，沉湎于他们所夺取的权力当中，而且马上便受利己心的驱使，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在一些小的福利方面又把人民群众忘得一干二净 【12】 。 只看到明显的犯罪而对小的罪恶一般不留意的后代人，对于当时的政府到底采取了什么办法使自己变成一切业务均按分红的原则办理，而让股东可以收回投资的工业公司的情况，恐怕一无所知。这些罪恶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天性、它的绝对权力、当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本身 【13】 。路易·菲力浦国王对于这些罪恶的增强做出重大贡献。他成了引发死亡灾难的意外之事。 【14】 尽管这位君主出身于欧洲的最高贵的 【15】 家族，灵魂深处有着这一家族遗传下来的傲慢，且自己确信他人没有这种东西，但他也有社会下层所特有的大部分品质和缺点。他有正常的风俗，并希望周围的人也是如此。他行为规矩，习尚简朴，节制自己的嗜好。当然，他爱护法律，反对胡作非为，态度和蔼，而不强求人家服从；他既不多情善感，又不暴戾乖张，而有人情味；他没有火暴的激情，没有可以导致毁灭的弱点，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到的缺德行为，而有王者应有的勇气。他过分客气，但不择对象和有失尊严，这种客气与其说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说是符合商人的身份。他绝不爱好艺术和文学，但热爱产业。他的记忆力超群，特别能牢记事情的微小细节。他的谈话冗长啰唆，漫无边际，古怪而陈腐，夹杂着轶事逸闻，不乏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尖刻而有分寸，完全没有细致而高尚的描述，但有在知识的享乐中可以见到的一切情趣。他的智力卓越，但因他的精神的高度和广度不够而受到限制和拘束。这样的智力聪慧、灵活、柔韧而坚强，只注重有用的事情，为了真实而轻视其他一切，他的知识深受怀疑主义的影响，因而对德行十分怀疑，他不仅无视真实和诚实所常表现的美，而且对真实和诚实一向拥有的功效不予理解。他对人有深刻的了解，但只是通过人的缺陷理解的。他对宗教问题，像18世纪的人那样持怀疑态度，对政治问题，也像19世纪的人那样持怀疑态度。他本人没有信念，对他人的信念也不相信。既然他实际上是为就王位而生的，所以自然爱权力，爱他的那些并不忠诚的 【16】 宫内人。他的野心因慎重而受到限制，但绝没有收敛，而且总是针对着现世。 多数的君主也具有他这样的面孔，但路易·菲力浦所特有的东西表现他的缺陷与时代的缺陷之间有近似性，或者应当说有一种亲缘关系或近亲繁殖关系。这就使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掌权的阶级觉得，一个魅力十足的君主特别危险和最容易腐败堕落。他成为贵族的首领之后，可能对这个阶级发生良好影响。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头目之后，他就把这个阶级推上一个越往下滑越陡的斜坡。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合，使两者的缺陷家族化而融合起来。这种结合关系，最初是使一方得势，另一方失权，而最后是使两者交恶而俱败。 尽管我没有参加他的顾问班子，但我同他接触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我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月灾难前不久。当时我是法兰西学院的总裁，有一件与学院有关的事情要与国王交谈。当所谈的问题谈完后我即将退出的时候，国王坐回自己的座位，让我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对我亲切地说道：“托克维尔先生，既然来到这里，就多谈一会儿吧！我想请您谈一谈美国。”我非常清楚他想让我谈些美国的一些什么东西。实际上他先开口，对美国的事情谈得十分细致，用的时间也很长，以致我无法插嘴，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说了，因为他的话真把我迷住了。他说得头头是道，就像亲眼所见；他提到40年前在美国会见的著名人物时，就像昨天才同他们离别似的。他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别名，说出他们当时的年龄，把他们的经历、家史和后代描述得十分准确，而且细致得并不令人感到厌烦。没有歇一口气，话题就由美国转到欧洲，用难以置信的没有顾虑的语言向我全面叙述法国的外交和内政，可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对我说，俄国皇帝太坏，称他为尼古拉先生，而不称他为皇帝。随后谈到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说他是无赖，最后用很长时间谈到刚刚与西班牙王室实现的联姻，以及英国方面对此事的阻挠。 【17】 他说：“西班牙女王对我抱有很大期望，提出一些苛求。”他接着说：“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抱怨未能阻止我驾着我的马车前进 。”尽管这句成语出自旧制度时代，但我认为，路易十四在承认西班牙王位继承之后是否说过这句话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我觉得，他把路易十四的话用错了，因为同西班牙王室的联姻，对颠覆他的马车起了巨大作用。 谈了45分钟，国王站起来，感谢我们的谈话（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给他带来愉快，并以在愉快的谈话之后一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的样子把我送走。这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谈话。 这位君主确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就国家的重大问题作了即席谈话。在这种环境中，他的谈话甚至内容丰富，但缺乏幸福感和文采。通常，这样的谈话是谈话者摇头晃脑滔滔不绝地大谈人所共知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去表达他的巨大胸怀。他往往语无伦次，因为他有时生拉硬拽，牵强附会，也可以说，他喜欢长长的句子，而不能事先决定句子的长短，也不知到何处终止，最后不顾事情的正常发展而强行停止，这既破坏了句子的意思，又不知整个句子之所云。一般说来，在庄重的场合，他的文体使人想起18世纪末的感伤的晦涩语言，随随便便地、非常不正确地大量重复被19世纪的一位厨师（学究）修改了的卢梭的感伤的用词。这使我想起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下议院议员集合在杜伊勒里宫听国王讲话，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差点笑出来，闹出笑话，因为我的法兰西学院同事和参议院同僚雷米萨，在国王讲话时凑近我的耳边，以庄重而忧伤的语调，对我说了下述的引人深思的妙语，使我忍俊不禁：“在这时刻，善良的公民一定大为感动，但院士却无动于衷。” 【18】 在这样构成的和这样运作的政界，所最缺少的东西，特别是在七月王朝的末期，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在宪法规定的合法范围内，既不能产生政治生活，又不能维持政治生活。旧的贵族已被打败，无权参与政治生活，而人民也被排除在外。因为一切政治活动都由一个阶级的成员把持，按照他们的利益和观点 【19】 处理，所以不能出现由几个大政党参战的战场。在被基佐先生称为“pays legal” 【20】 的观点的影响下出现的立场和利益的奇妙的同质性，便在议会的讨论中压制所有的真实激情而把所有的独创性和所有的现实性剥夺。我同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共处十来年，他们焦急不已，但总也兴奋不起来；他们用尽自己的洞察力去寻找严重分歧 【21】 的所在，但总是找不到。 另一方面，［路易·菲力浦国王］在敌人的错误，特别是他们的失策的帮助下在工作中所占有的优势，使他在不使成功 【22】 离开自己太远的同时又不随便放弃君主的思想，结果使各政党的微小差异变得甚小，把斗争变成打嘴仗。我不知道过去的哪个议会（也包括制宪议会，实际上我说的是1789年的制宪议会）收揽的多彩而卓越的人才，有七月王朝末期我们的议会这么多。但我可以断言，这一大帮说客只会不厌其烦地互相争执，而最糟糕的是，全体国民都懒于听他们的说辞。国民已经习惯于暗中观察议会斗争中的才能的表演，而不是严肃的讨论；在不同党派——多数派、左翼中心、王朝反对派的对立中，观察它们如何像同一家族的子女在分配共同遗产中互相欺骗的内讧。偶然曝光的腐败的一些明显事实 【23】 ，使国民觉得腐败到处存在，认为 【24】 整个统治阶级已经腐败透顶，心中对它轻视，表面上对它的统治表示屈从。 于是，全国分成两个部分，应当说是两个不均等的圈子：在可以进行国民的一切政治生活的上层圈子里，人们毫无生气，无能为力，死水一潭，无聊至极；在下层圈子里，情况相反，开始出现微弱的还不能成为气候的政治生活征象，精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出这种征象。 我就是这样的观察者之一。虽然我不认为激变即将发生，也不一定可怕，但我内心产生一种不安，并不知不觉地在增强，而且一种我们是不是正在走向新的革命的思想，也逐渐在我的心中生根。这表明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继七月革命出现的平静和普遍衰退，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在想：我今后的生活一定要在没有生气和平静的 【25】 社会里度过。实际上只注视政府机构内部的人，也许会采纳我的这个看法。在这里，为了在自由造成的局势下制造甚至可以达到专制的无限王权，似乎什么都具备了。于是，通过国家机器的正规的平稳运作，就毫不费力把这一切 【26】 制造出来。结果，对这个灵活机制的作用感到非常满意的路易·菲力浦确信，他不必像路易十八那样亲手操作这个美妙的机构，而是让它按照他规定的办法运作，就可避免发生一切危险。他只注意这个机构保持完整，按他自己的观点去利用它 【27】 ，而忘记这个机构赖以存在的社会本身。他就像一个人把家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后，就认为家里不会失火了。我不会有这样的兴趣和这样的关心，这也不能使我去考察机构的运作机制和日常的大量小事情，以断定国人的情绪和舆论的状态 【28】 。于是，我清晰地看到通常是预告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号大量出现，并开始下定决心，在1830年我只参加那出戏的开幕，而没有参加全剧的演出 【29】 。 我当时写了一篇没有付印的小文，以及我在1848年初发表的一篇讲演，都在证明我当时想要做些什么。 我在议会中的一些朋友，为讨论下次例会在何时举行，曾在1847年10月开过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发表一篇宣言性的纲领性文件，并委托我去完成这项任务。后来，决定不发表了，但我已经写出初稿。现在我从文件中把它找出来，从中摘出几段于此 【30】 。我指出议会的怠惰无为之后，接着写道 【31】 ： “……全国又将处于两大政党分割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废止了所有的特权，破坏了排他性的专属权，但只把财产所有权保留下来。不要让财产所有者因自己立场的强大而抱有幻想，更不要让他们因直到现在财产所有权没有被侵犯而以为财产所有权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堡垒，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当财产所有权只是其他大多数权利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它不难自卫，或者应当说，它受不到攻击。它像保卫社会的围墙，其他一切权利是它的前哨阵地，打击到不了它跟前，人们也不会同它真正拼命。但在今天，财产所有权只是被打倒的贵族的最后残余，当它已经孤立无援地存在于平等化的社会之中，藏在也受到敌视和憎恨的其他许多权利背后的时候，它的危机就很大了 【32】 。而在今天，每天受到民主舆论的直接的、不断的攻击的，也只是财产所有权了…… “……不久 【33】 ，将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大战场将是所有权，而各种主要的政治问题将围绕以多大的深刻程度改变财产所有权展开争论。于是，我们又将看到社会的大动荡和出现一些大政党。 “这个未来的一些前兆怎么能不惊动人的耳目呢？人们看到各方面提出自己特有的学说，虽然用的名称各异，但都是以否定、缩小和弱化财产权为主要特点。人们会以为这是偶然的或人类精神的暂时疯狂的结果吗？谁不认为这是旧民主主义在危机可能就要来临时代的最后病征呢？” 我在1848年1月29日于众议院所做的、大家可以在30日的《总汇导报》上读到的演说，说得更加明确和最为恳切。 【34】 主要部分如下： “……有人说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骚乱；又有人说具体的动乱并未显现于社会的表面，所以革命离我们还远着呢。 “诸位先生，恕我说你们错了。不错，动乱尚未成为事实，但已深入人心。请大家看一看工人阶级当中发生的事情。我承认他们今天还没有行动起来。诚然，他们还没有像以前骚动那样，被所谓真正的政治激情鼓动起来骚动。但大家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是社会性的了吗？你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正逐渐在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中扩散，他们要推翻现行的统治、内阁和政府，而且要推翻社会，使社会今天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发生动摇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每天所说的一切吗？你们没有听到人们正在反复论证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统治他们，他们的财富分配是现今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吗？最后，你们不认为当这些观点已经扎根的时候，当它们已经以极其普遍的方式扩散的时候，当它们已深入到群众中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引起最可怕的革命，但它们迟早要引起这种革命！ “诸位先生，现在我把我深信不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方才对大家说了，这个弊端早晚要引起革命，但我不知道怎样引起，也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但迟早将引起这个国家的最严重革命。请大家相信这一点。 “当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寻找是什么有效的原因导致统治阶级的垮台时，我清楚地看到导致这样结果的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偶然的或表面的原因。但请大家相信，使他们失去权力的真正原因或有效原因，是他们不配掌权了。 “诸位先生，请大家回忆一下旧的王朝。它比你们的王朝强大，而且一开始就强大；它比你们更多地受到旧的习惯、古来的习尚和古老的信仰支持。它虽比你们强大，但最后还是分崩离析了。那么，它是为什么衰败的呢？你们认为是由于某一特别的偶然事件吗？你们相信这是某个人物、赤字、网球场誓言、拉法耶特、米拉波所使然吗？不是的，诸位先生。这另有原因：即当时的统治阶级，因自己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统治者的能力和资格。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啊！诸位先生，如果说把祖国放在心里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那么现在这样做，无论怎么说，都是更加正当的吗？你们没有以本能的直觉感到欧洲的大地又在颤动吗？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叫我怎么说呢？……一股革命风暴正在欧洲刮起吗？人们不知道这股风暴起于何处，刮往何处，也不知道它会将谁刮走。但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却看着世风日下而安然坐在议席上一言不发，是语言太没有力量了吗！ “我的话没有挖苦的意思，我向大家说话的时候甚至连党派的精神都没有。我攻击了一些人，不是因为我愤恨他们，而是因为我必须向国家表白我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不错，是我要表达深信不疑的信念。就是说，我认为世风日下，而这将在很短时间内或许就在眼前，把你们带入新的革命。而在这时，国王的生命所系的绳子就比其他人生命所系的绳子牢固和难折吗？从我们今天的现状来看，你们能够确信明天将是什么样子吗？你们能够知道从现在起一年之后、一个月之后或许一天之后法国将要发生什么吗？你们不知道，但你们知道暴风雨即在前方，正向你们刮来。你们就听任它袭来吗？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不要无所作为；我不是要求你们，而是在恳求你们。我甘愿给大家下跪，因为我相信危险就在眼前，而且十分严峻，知道危险的信号不会以无用的花言巧语形式出现。是呀！危险太大了。还有时间把危险驱走，要用有力的手段避免灾难，不要打击灾难的征象，而要打击灾难本身。 “有人提到立法制度的改革。我非常相信，这种改革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认为选举制度的改革是有益的，议会的改革是迫切的；但是，诸位先生，我还没有糊涂到不知道这不是法律本身安排人民的命运的地步。诸位先生，造成大事变的不是法律的机制，而是政府的精神本身。如果你们愿意，就去保留法律吧！尽管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大错特错的，但你们愿意保留就去保留吧！如果你们喜欢，甚至可以去保护那些大人物。至于我，不会对此制造任何障碍。但看在神的面子上，还是请你们改革政府的精神吧！因为我已经反复说过，使你们落入深渊的正是政府的精神。” 【35】 这些使人不快的预言，遭到会场上多数派的耻笑。反对派不断起哄鼓掌，但这主要是出于党派精神，而不是出于他们对我的讲话的看法。实际上，尽管垮台近在眼前，可是没有一个人把我讲的危机真正放在心上。所有的政治家在长年演出的这种国会喜剧中养成的以过分夸张的形式表达感情和夸夸其谈思想的积习，使他们都不能判断 【36】 现实和真理了。几年来，多数派天天在说反对派使社会陷入了危机，而反对派则不断重复大臣们毁坏了王朝。他们双方总是各说各的，并且完全相信自己说的是对的，而在双方对事件的发生都有责任时，又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了。我的一些好友私下认为，我的讲话有少量的华丽辞藻 【37】 。 迪福尔 【38】 在我走下讲坛时把我叫去，拉到他跟前，以使其成为独特天才的议会议员的预言对我说：“你成功了。但是，如果你不在大会上那样感情激动，不用那样大的恐怖吓唬我们，你还会得到更大的成功。”现在，我独自面对自己认真地回忆当时的演说，问我自己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是似乎也有畏惧的表现。我认为没有。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事件的发展比我预见的还快，并完全证明我是正确的。 【39】 说实在的，我没有预见到这场革命将如何在我们面前发生。谁能作这样的预见呢？我能比他人更清晰地找到或看出导致七月王朝垮台的一般原因 【40】 。也没有看到一下子就把革命激发起来的偶然事件。但是，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灾难很快就降临了。 [book_title]第二章 ［宴会运动——政府的安全——反对派首领关心的事情——他们对大臣们的指控］ 我不想参加宴会运动的活动，我有大大小小的理由不出席各处举行的宴会。我所说的小理由，尽管从私事方面来说应当受到尊重和是出于善意的，但我依然要说它们是坏理由。这种小理由是：操办宴会的人士的性格和做法使我反感和厌恶，他们给人们的特殊感觉，使我觉得他们在政治上有不良动机。 当时，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 【41】 结成亲密的联盟，并出现了在我们议会里通称为左翼中心和王朝左翼的两大反对派的真正联合。王朝左翼内部存在的人数众多的顽固而不听话的人士，差不多都在梯也尔先生许诺将来做高官的约束下，逐渐温和下来，不再顶撞，表示服从了。我甚至认为，最初巴罗先生不仅确实利用 【42】 了这种许诺，而且还被许诺愚弄了 【43】 。于是，在反对派的两大头目之间，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反对政府，结成了最全面的亲密关系；而故意在自己的弱点 【44】 和美德方面稍带一点傻气的巴罗先生，则为了盟友获胜，甚至不顾自己的损失，而竭尽了一切努力。梯也尔先生听任巴罗先生在宴会运动中自行其是。我甚至认为，梯也尔不亲自参与宴会运动，只希望享受运动的成果，而回避对这个危险运动的责任。梯也尔在几个亲密朋友包围下悄悄地住在巴黎一动不动，而巴罗一个人三个月之中跑遍全国，每到一个城市都发表长篇演说。在我看来，他的样子就像猎户追到猎物时大声喊叫，而捕获猎物似的。我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狩猎活动。但我不参加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如下，当时我经常对想拉我参加这种政治集会的人详细说明这个原因。 我说：“18年来，你们首次向人民呼吁，向中产阶级以外寻找支持者，如果你们不鼓动人民，我以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大多数仍在支持统治者的中产阶级，都会认为你们比现在更为可恨，说你们要加强你们想要打倒的政府。反之，如果你们去鼓动人民，则你们比我还不能预见这样的鼓动会把你们带到何处去。” 随着宴会运动的深入持久，这个最后的预言，与我的期待相反，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一种不安 【45】 开始出现在鼓动者本人身上。不错，这是一种偶尔掠过他们心头而不固定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我从当时是他们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博蒙 【46】 处获悉，宴会运动在全国掀起的鼓动的规模不仅超过发动者的所期，而且超过他们的所想。他们现在不是去扩大鼓动，而是去减弱鼓动。他们的计划是不再在巴黎举行宴会，而且在议会开会后也不再在其他任何地方举行宴会。实际上他们只有一条路能从他们深陷其中的危险道路上走出来。不错，作出不再举行宴会的决定，并非出于他们的自愿，虽然他们本来都是在强迫、驱使，特别是在危险的虚荣心的推动下参加宴会运动的。政府自身则以激将法把反对派推向危险的道路，并自信由此可使反对派崩溃。反对派勇敢地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没有表示后退。双方彼此挑战，互相刺激，一齐走向同一深渊；他们双方虽已接近这个深渊，但就是看不到它。 【47】 我想起二月革命前两天，我去参加土耳其大使举办的大型舞会，在那里遇见迪韦吉耶·多兰内 【48】 。我对他很尊重，也有很好的友情 【49】 。尽管他具有党派精神可能产生的几乎一切缺点，但他至少还有反映真正激情的一种大公无私和诚实，这两点在我们这个除了自私之外再无其他感情的时代是罕见的。我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允许的无拘无束的口气对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拿出勇气来，你在扮演一个危险的角色呀！”他没有表现一点害怕的样子认真地回答说：“请相信我，一切都会很好地进行下去，但也要冒一些风险。而且，没有经受不了这种考验的自由政府。”这个回答充分表现了这位果断的、有时又很有才智的人的性格。他的才智在清楚地、一览无余地观察他的视野中出现的 【50】 一切时，从来不想视野可以改变。他博学、清廉、热情，易暴躁，爱报复，属于学者和有党派性的人物。他仿效外国人的办法和依靠模糊的历史回忆从事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一个理念之中，在这种理念中奋发图强和盲目行动。 政府还不像反对派那样对事态的发展表示担心。在这次谈话的前几天，我同内政部长迪沙泰尔 【51】 有过一次谈话。尽管8年来我同迪沙泰尔也是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内阁一直进行非常激烈的交锋（关于外交政策，我承认交锋是非常激烈的），但我同这位大臣还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甚至知道这场交锋使他认为我是有作为的，因为我深信他的内心深处对于攻击他的主管外事的同僚基佐先生的人是相当同情的。数年前我和迪沙泰尔先生为改革监狱制度而携手进行的斗争，使我们开始接近，还建立了某种联系。他一点也不像我上面说过的基佐：他身体健康 【52】 ，举止文雅，而基佐虚弱瘦削，说话生硬，有时尖酸刻薄 【53】 。对方的信念越炽烈，基佐的怀疑心越重；对方越能积极活动，他越能以柔性的冷静 【54】 对待，他的强大身躯包含着非常柔韧、非常细致、非常精密的精神，使他能够令人钦佩地理解政治事务，可以在谈论问题时表现出优势，清楚地看到人的不良欲念，特别是他的党的不良欲念的要害，并善于及时地除掉这个要害。他没有偏见和私仇，态度和蔼令人容易接近，当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时他随时准备承担义务。对自己的同行不卑不亢，友好亲切。总之，他是一位既不能不尊重又不能不憎恶的人物。 于是，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我把迪沙泰尔先生拉到会议室的一角，提醒他说：政府和反对派好像要一起努力把事态推向最后很有可能使全体人民受害的极端。我劝他：何不想出某种摆脱如此危险的境地的可靠出路，也就是使双方都能有退路的某种光荣的妥协办法。我又接着说，我的朋友们和我都将为能够达成妥协而高兴，并将尽一切努力说服反对派的同僚接受妥协。他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建议，〔使我确信〕他理解了我的想法。但我也清楚地看出，他并不想采纳。他说：“事态已经发展到使我无法再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步。政府依然掌权，它不会让步。如果反对派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可能到街上进行战斗，而这样的战斗是很早以来就预想到了的。如果政府被反对派对它表示的不良激情所激怒，政府将会迎战而不怕它。当然，政府一定胜利。”随后，他得意地向我叙述了已经采取的一切军事部署的细节，诸如军需的储备、兵力、弹药的数量……我离开他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政府对即将发生的动乱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怕动乱；而依然认为自己会胜利的内阁，则把正在酝酿之中的事变，看成是重新集结它的已经四散的朋友，最后使它的敌人无能为力的唯一手段。我告诉他，我像他一样相信他的话；他的信心十足的样子，并非装腔作势让我相信他的话。 这时候，在巴黎，激进党的领袖们，相当接近人民的人士，以及革命党的人士，为了查明这方面发生的一切，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55】 。我有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的大部分，正在担惊受怕地看着事变的即将爆发。尽管他们所保有的是他们的昔日激情的传统而不是激情本身，尽管他们开始习惯于他们曾经多次嫌恶而后仍然要置身于其中的事态，尽管他们对能否成功还有怀疑，尽管他们处于能够看清和很好了解自己支持者的位置，但在将要完成他们的义务的胜利的关键时刻还是恐惧不安的。就在事变发生的前夕，拉马丁夫人 【56】 前来访问托克维尔夫人 【57】 ，表现出非常不安的样子，以激动得几乎混乱的情绪说出她的不祥想法。这种想法感动了托克维尔夫人，在当天夜里也感染了我。 有人说，这场奇异的革命并不反常，其特点之一是：引发革命的事件，系由革命中要失去权力的那些人所为，甚至所望，而行将获胜的那些人并没有预见到，甚至害怕其发生。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在这里，我有必要稍微梳理一下历史的链条 【58】 ，以使我能够顺着这个链条写我的回忆。 人们可以想起在1848年议会例会的开幕式上，路易·菲力浦国王在他的讲话中，批评了宴会的主办人是受盲目的或怀有敌意的激情 所驱使。这是把议会的100多名议员视为王权的直接敌对者。这样的侮辱给早已心乱了的大多数人的各种奢望火上浇油，使他们失去理智。预计会出现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最初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辩论。一开始讨论国王的讲话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一贯疯狂的多数派和反对派，像害怕在这种场合说错话和做错事似的，在辩论中保持自制。 但是，群情终于激昂起来，而且出现不寻常的暴力行动。辩论的激烈火焰，使人觉得像是不久即将引发革命的内战之火。 稳健的反对派雄辩家们卷进火热的斗争之中，努力证明参加宴会的权利是他们的最无可置疑的和最必要的权利之一 【59】 ，指出否认这项权利就是践踏自由本身和侵犯1814年宪章，不顾他们的行动就断言他们的呼吁不是要求对话而是诉诸武力。政府方面的迪沙泰尔先生通常是老成持重的，可在这种情况下却被搞得手忙脚乱 【60】 。他绝不承认人民有参加一切宴会的权利，但他又不明确表示，政府已经决定今后禁止举行类似的示威活动。相反，他好像在诱使反对派去搞一次新的冒险，以使法院可以抓住把柄。他的同僚司法大臣埃贝尔 【61】 比他还手忙脚乱，但这已是他的习惯。我一直认为，司法官员不应成为政治家，而像埃贝尔先生这样的例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虽然当了大臣，但骨子里还是总检察长时期那一套。他有干这种职业的性格和容貌。你可以想象出这种人的面孔：一张小脸又瘦又狭又歪，两鬓下凹，额头下面是尖鼻子和尖下巴颏，两只眼睛干瘪但很有神，紧闭着薄薄的嘴唇；你还可以丰富一下你的想象：嘴上一般横叼着一支长羽翎笔，好像猫的竖着的胡子；你可以给这样的人画出一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那样的肖像。但是，他既不笨，又不傻，而是性格顽固，不柔和，不知道迁就和随机应变，终因不会以不同的方法处世而情不自愿地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基佐先生为了不让妥协使和解拴住自己，是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把这样的说客雄辩家派到议会的讲坛上去的。这位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过于大言不惭和具有挑衅性，以致巴罗几乎不知不觉地大叫起来，用多半是杀气腾腾的口气，怒不可遏地大骂，查理十世的大臣波利尼亚克和佩罗内 【62】 都不敢这样狂言。现在我回想起，当我提到这位性格稳健，一贯忠于王朝，但当时已经忍无可忍的人，屡次唤起人们对1830年革命的可怕回忆，并以此作为某种先例，迫不得已地叫人记住它的时候，尽管此事与我无关，我还是坐在议席上颤抖起来。 大家知道，这场势如烈火的争论的结果，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达成一种协议，也就是双方同意到法庭上见面。双方达成默契：反对派在巴黎召开最后一次宴会，而政权当局不加阻止，但追究首谋者的责任，交由法庭治罪。 根据我的清晰记忆，对于敕令的答辩在2月12日终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革命运动加速起来。主张立宪的反对派，数个月以来一直在激进派的推动下前进，并从这一天起开始领导和推动着革命。而真正领导和推动革命的，并不是激进派在众议院拥有席位的人（他们大部分已经失去活力，在议会活动中表现死气沉沉），而是一些很年轻、很大胆、还没有成器的人，他们常在煽动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稳健的反对派这样从属于革命派，是两派长期共同行动后的必然结果。我曾经指出，在以政治为目的的共同活动中，长期下去，手段和目的兼顾的一方，总要成为只顾其中的一方的主人。这样的从属特别表现在对事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两大事件：宴会运动的纲领和对大臣的不信任案 的制定 【63】 上面。 2月20日，以下次宴会的纲领为名的正式宣言，出现在反对派的几乎所有的报刊上。这个宣言号召全体人民组织大规模的政治示威，鼓动学生参加，呼吁国民自卫军列队参加宴会的开幕式 【64】 。人们已在传说，临时政府要发布的法令，3天以后即将公布。曾被自己的支持者指责默认宴会运动的内阁，从此认为自己有权取消以前的约束。于是它正式通知，它要禁止宴会运动和以武力阻止之。 政权当局的这项宣告，为斗争提供了战场。尽管难以置信，但我可以断言，由此使宴会宣言立即变成暴动的纲领，是在仍然相信自己还在领导本身所发动的运动的议员们没有参加和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拟定、通过和公布的。这个纲领是在新闻记者与激进分子的一次夜间会议上匆匆忙忙作成的，而王朝反对派的领袖们，是在第二天起床后读到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才知道的。 请看，人间的事情是通过什么样的反响推进的！同其他人一样非难过这个纲领的巴罗先生，因害怕伤害至今与自己一起前进的人而未敢否定纲领。后来，对这个文件的公布表示愤怒的政府禁止宴会运动时，巴罗先生面对内战即将发生而后退了。他本人摈弃了这种危险的运动；但他在对稳健的意见让步的同时，又对极端的意见让步而提出对大臣的不信任案。他一方面谴责那些禁止宴会运动的人是违宪，一方面又为以政府违宪为由而欲诉诸武力的人辩解。 于是，认为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也不想革命的激进派的主要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宴会上为表明自己与亲王朝的反对派的同盟者不同而发表极为革命的演说，为激起暴动的热情而煽风点火。而已经不再对宴会运动抱有希望的亲王朝的反对派，则全力以赴地奔向这条罪恶的道路，以表示自己在政权当局的挑战面前绝不让步。最后，本来认为必须作出最大让步并欲这样做的大多数保守派，在对立者的暴力和自己的某几个领导人的激情的推动下，甚至发展到否认私人有举行宴会的权利和拒不接受国人提出某种改革的愿望的地步。 【65】 为了理解人们不顾自己的愿望而互相把自己和他人推到何处，以及理解这个世界的命运如何受到现实的制约，特别是主宰这个命运的人们的愿望如何像风筝一样受到风和风筝线的互相制约，就必须长期生活在党派和它们所掀起的旋涡之中。 [book_title]第三章 ［2月22日动乱——23日的会议——新内阁——迪福尔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想］ 我觉得，2月22日这一天，没有使人可以感到严重不安。群众已经拥满街头，但我认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看热闹的和爱打抱不平的，而不是一心想要暴乱的人。士兵和资产阶级见面时总是开玩笑，我听到群众发出的声音，主要是冷嘲热讽，而不是大声责骂。我知道，不要相信这种表面现象。通常，参加暴乱的都是巴黎的流浪汉，一般说来，他们就像放假的学生，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活动。 我回到议会，发现这里表面上极为平静，但通过这种平静你会感到，这里面正有无数被抑制的激情在翻滚。从早晨开始，在巴黎，只有在议会这一个地方，我没有听到整个法国这时正在高喊的那种不安的声音。在这里，人们正在无精打采地讨论在波尔多设立一个银行的问题。但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发言的，只有在讲坛上发问的人和应当对此答辩的人。迪沙泰尔先生对我说，一切都会很好地进行下去。他说话的时候信心十足且兴奋不已，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看见他摇头晃脑，耸了耸肩膀。他的这个已经成了习惯的毛病，比往常表现得尤为明显和频仍。我现在还能想起，这个小小的观察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知道，市内的许多地方，虽然我没有去看过，但那些地方确有严重的骚乱发生。有些人被打死或打伤。人们对这样的事件，已经不像数年前看到时那样或像几个月后将要看到时那样，无动于衷和习以为常了。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正好在这一天，我应邀到我的一位众议院同僚，属于政府反对派的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保罗米埃 【66】 先生家去参加晚宴。我费了点劲才穿过还在街上警戒的部队进入他的宅邸。我见到东道主的家内十分紊乱：怀孕中的保罗米埃夫人，被自宅窗外发生的小冲突吓得已经睡下。晚餐十分丰盛，但席间冷落。被邀者有20多人，但只来了5人。其他人由于遭到路障，或因当日太忙脱不了身而没有来。我们几个出席者，心情十分沉重地在没有派上用场的丰盛宴席上坐下 【67】 。当时我在沉思，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谁也不敢保证一场革命不会在我们执著开筵或吃饭的瞬间突然发生。在来宾当中，有一位萨兰德鲁兹 【68】 先生，他从祖上继承了一处同名的大商行，以制造地毯发了大财。萨兰德鲁兹先生是一位年轻的保守派，他被人器重主要不是由于名声，而是由于财富；有时他表现自己是反对派主要是通过大发牢骚，而不是依靠他在反对派的微弱影响。我认为，他大发牢骚主要是显示他的重要性。他在讨论国王讲话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修正案 【69】 ，如果这项提案被通过，内阁就会垮台。在许多人特别关心这件事情期间，一天晚上他应邀出席杜伊勒里宫的招待会。他以为，这次他在这么多人当中不会遭到冷遇。果然，路易·菲力浦国王一见到他，就热情地迎上前去，亲切地把他一个人拉到一旁坐下，立即非常兴奋和热烈地同这位年轻的众议员谈起给后者带来财富的产业。萨兰德鲁兹认为，这位善于笼络人心的君主先谈个人的小事，然后马上就会转入重大问题的讨论，所以一开始他并未感到奇怪。但他想错了，因为谈了15分钟，国王还没有改变话题，而是继续“灌米汤”，让他觉得自己在羊毛和地毯业中是陛下的人而神魂颠倒。他还没有明白这是国王摆的迷魂阵，但已开始非常害怕将要遭到严重的报复。他向我们说，前天晚上，埃米尔·吉拉丹 【70】 先生对他说：“两天之内，七月王朝就将不复存在。”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新闻记者的夸张，而实际上也许就是夸张。但事件的发展，证明吉拉丹是预言家。 2月23日早晨，我醒来后得知，巴黎的暴乱已代替平静而扩大。我用一个小时赶到议会。议会大厦的周围一片平静，步兵部队把守着大厦，把附近封锁起来，而胸甲骑兵则沿着大厦的围墙排列在那里。在大厦内部，已处于激动状态，但还不知道应当支持什么。 议会照例在规定的时间开会。但议会已经没有勇气演出昨天那样的议会喜剧，停止了工作。议会收到市内发生的事件的情报，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在焦急不安之中无所事事地消磨着时间。在这种状态下，有一段时间听到外面响起军号的高昂声音。人们很快就知道，这是胸甲骑兵在自我消遣，消磨时间和听一听军号声。军号的得意扬扬的欢乐声音，与议会里人们的心中想法形成十分可怕的对照，于是赶快叫人通知外面停止这个使人发烦和使每个人自身难以忍耐的音乐。 最后决定大家都大声发言，以改变几个小时以来轻声细语的场面。巴黎的众议员瓦万 【71】 先生就巴黎的市内状况开始质问内阁，质问和答辩3个小时，这时基佐先生出现在会场的入口处。他以十分坚定的步伐，无比高傲地走进会场；然后静静地穿过通道登上讲坛。这时，他害怕人们看见他低头，而一直向后仰头。他简单地说道，国王即将召见莫莱先生，请他组成新的内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剧情突变。 反对派坐在议席上没有动，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以为自己获得胜利，满足了复仇心而欢呼起来；只有他们的领袖们又恢复了平静，一心研究如何利用他们获得的胜利，早点防备不要侮辱可能对他们有用的多数派。多数派遭到没有想到的打击，就像左右摇摆不定的集团不知道应当投到哪一方面而忽然感到不安；接着，多数派的成员们乱糟糟地走下半圆形阶梯式会场的台阶，有些人上来把大臣们包围起来，要求大臣们作出解释，或对他们作最后的告别，而大部分人是义愤填膺地提出抗议。他们说：“放弃内阁，在这种情况丢开政治友人，简直是罕见的卑鄙。”还有些人大喊大叫，要去杜伊勒里宫，迫使国王取消如此令人沮丧的决定。如果想到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最敏感的私人利益上受到打击，则对这种绝望的表现就毫不惊讶了。导致内阁垮台的事件，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是丧失全部财产；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女儿的嫁妆没有了着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儿子官运受挫。他们将因此几乎全部不再趾高气扬。他们的大部分人不仅是依靠阿谀奉迎 【72】 爬上去的，而且有人会说，他们也是如此生活的；他们还要这样生活下去，也最希望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因为内阁存在了8年，他们已经习惯了依靠存在至今的内阁。他们是以在生活中养成的心安理得的讨好态度依靠内阁的 【73】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看到周围的人走来走去，看到他们在没有满足愿望之前表现出来的惊讶、怒气、恐惧、贪婪的样子，以及惊慌的脸上出现的各种表情。我在心里暗自把这一大帮立法议会议员比作一群猎犬，看着他们把猎物的一半叼在嘴里，可就要被猎户抢去。 此外，还应当指出，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闹出这样的丑剧，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说大多数保守派之所以要保护内阁，只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好处和地位，而反对派的多数人之所以要攻击内阁，我要说他们好像只是为了获得好处和地位。真实情况、而且是可悲的真实情况是：追求公职和希望依靠国家的税收生活，在我国已不是一个党派特有的病症，而是我们公民社会民主长期存在的重大弱点，即我们公民社会的民主集中和我们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的重大弱点。也可以说是已经腐蚀所有的旧政权和又将同样腐蚀所有的新政权的隐而不现的疾病 【74】 。 骚乱开始平息下来，事件的性质也弄清楚了：终了明白，国民自卫军第5团的一个营倾向叛乱分子，以及这个营的几名高级军官直接去向国王报告，是这个事件的起因。 知道出了事的路易·菲力浦国王（他是很少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又是我一生见到的人中最喜欢改变行动的人）立即下了决心 【75】 ，而对他服从了8年的内阁，未经任何仪式，也没有听到他的讲话，就被他只用两分钟解散了。 议会立即散会，谁也没有去想内阁的接替问题，同时也把革命忘掉了。 我和迪福尔先生一起离开议会；我立即注意到，这个人不仅心事重重，而且尽力不表现出来；我又马上理解到，这位行将出任大臣的反对派领袖正面临一个含有危机的复杂局势；他在认为自己的朋友有用之前，必须先想一想他们提出的要求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 迪福尔先生具有使他自愿地接受这种思想的稍微阴险的打算，以及一种不允许他将这种思想藏掖起来的掺有诚实心理的天生野性。他也非常直率，比在这时有机会出任大臣的所有人都善良得多。他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权力，并想以比曾经在战斗中使用过的秘而不宣的激情还强烈的 【76】 激情去达到目的。在他看来，莫莱先生使人觉得非常自私，而且忘恩负义。但是，他还是很容易开诚相见的和非常可爱的。 我与他分手后，立即前往博蒙先生的家里。我发现在他这里的人都兴致勃勃。我没有这样的兴致，但我觉得同这些人相聚，应当对我可以无话不说的人说出我没有兴致的理由。我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刚把内阁打倒。因此，新内阁将根据国民自卫军的好恶办理政务。你们为内阁被打倒而兴高采烈，但你们知道被打倒的是实在的权力本身吗？”博蒙对这样可悲的政治体会不深。 【77】 他对我说：“你总是对一切表示悲观，我们还是首先为我们的胜利而高兴吧！我们也要关注今后发生的事情。” 在谈话中，博蒙夫人 【78】 参加进来。我看她本人也被其丈夫的热情所感染，但一点没有党派精神的不可抗拒的冲动。这位优雅而有魅力的妇女的心中，自然不怀有利害和仇恨的念头。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贞洁的妇女之一，把动人而可爱的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79】 我始终坚持我的意见而反对他的看法，认为最终出现的偶发事件是不幸的，或者说，与其认为它是偶发事件，不如把它看成是行将改变一切事物的面貌的重大事件。说真的，我已经为自己能够发表这样的言论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没有被我的朋友迪福尔的幻想所迷惑。给政治机器打上烙印的运动非常激烈，所以权力不会落在我所在的中间派的手里。而且，我也曾预言，权力虽被至今敌视我的党派丢掉，但马上就会落到几乎同样敌视我的党派手里。 我又被另一位朋友朗瑞内先生 【80】 请去参加晚餐会。以后，我将多次谈到此人。参加宴会的人很多，而在政治上又杂七杂八。有几位来宾对当天发生的事情的结果表示欢迎，另一些来宾表示担心。所有的来宾都认为，反叛的运动虽然将会自行停止，但不久以后一有机会，就将以另一种形式重新爆发。从市内传到我们这里的一切消息，好像都在证实大家的这个看法。战斗的叫喊声终于被欢喜的呼叫声代替。我们中间有一位波塔利斯 【81】 先生，他几天后出任巴黎的总检察长，他不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子。这位波塔利斯既没有出众的智慧 【82】 和模范的品行，又没有他叔父那样稳重的平凡。他的粗野、暴躁、蛮干的性格，使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和我们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极端观点。尽管他与革命以来被人称为1848年革命的制造者和领导者的大部分人有联系，但我可以肯定，他并没有比今天晚上我们这些人更期待革命的到来。我相信，人们可以说在这最重要时刻，他的大部分朋友与他一样。研究这种事件是由哪些密谋 【83】 发动的，那是浪费时间。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一般说来是人们渴望的事情，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事情。吹嘘事先有密谋 【84】 ，那只是想由此得到好处。革命是由人们精神的一种通病自发地产生的，这种通病突然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至于所谓的这些革命策划者或指导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策划，什么也没有指导。他们的唯一功劳，是发现了大部分未知陆地的冒险家的那种功劳。也就是说，风推你前进多少，你才敢于前进多少。 我早早地离开朗瑞内的宅邸，随后即回家就寝休息。尽管我住的地方离外交部很近 【85】 ，但我并没有听到对后来事态的动向产生很大影响的枪声。这一夜我睡得很香，不知道我已经面临七月王朝的末日。 [book_title]第四章 2月24日——内阁的反抗计划——国民自卫军——贝多将军］ 第二天，2月24日，我一走出卧室，就碰见由街上回来的厨娘。这位善良的妇女完全失了常态，声泪俱下地向我说了一大套混乱难懂的话，我从中除了知道政府屠杀了穷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听明白。我立即走出去，还没有踏上大街，就马上第一次充分感到 【86】 这样的革命景象：街中心空无一人，商店没有一个开门，既没有马车又没有步行的人，听不到流动商贩常有的叫卖声；在一些住户的门前，邻居们集成堆，露出惊恐的面色，互相小声交谈；人人的面孔由于不安和愤怒而失色。我同一个国民自卫军士兵擦肩而过 【87】 ，他像演悲剧似地急急忙忙前进。我上前跟他搭讪，除了知道政府屠杀了人民，什么也没有打听到。（可是他又补充说，国民自卫军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说来说去总是这一套。其实，这种说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我十分清楚，七月王朝政府的这些罪恶，只能说明它的骇人听闻的残忍。我坚信这个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之一，但又是至今存在的不太嗜血成性的政府之一。我作这样的报道，只是要揭示依靠谣言惑众的办法进行革命的行径。 我直接奔向位于相邻一条街 【88】 上的博蒙先生的家，在这里我听说昨天夜里国王曾召见过他。我随后到雷米萨家时也听到这个消息，最后见到的科尔塞勒 【89】 先生，他向我叙述了见到的事情的经过，但说得更为混乱，因为一个闹革命的城市，就像一个战场，每个人都愿意把目睹的偶然事件看成是当日发生的事变。我从科尔塞勒处得知卡皮辛内大街发生的枪杀平民事件，暴乱的发展和这种无益的暴力成为莫莱先生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组阁的原因或借口，以及梯也尔先生、巴罗先生和他们的最后同意入阁的朋友们被召进宫。这些事情已是尽人皆知，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叙说。我问科尔塞勒先生，大臣们为了稳定人心将要如何行动。他回答我说：“我听雷米萨先生说，计划从巴黎撤出所有的部队，只让国民自卫军全部留在市内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我曾多次指出，人们之所以往往在政治上失败，是因为对过去过于留恋。 这时出面阻止1848年革命的这些人，正是当年实行1830年革命的那些人。他们回想起1830年革命时，他们对军队进行抵制，才得以继续前进，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被查理十世轻易地解散了的国民自卫军的重新出现，则可能成为他们的重大障碍，妨碍他们获得成功。他们采取与查理十世政府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但将产生与其相同的结果。可以这样说：人性总是一样的，而群众的情绪和历史的事件则完全不同 【90】 ，它们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从来不可能相同。旧的图画，即使你硬把它放在新框里，它仍被人看成是旧的。 就危险的政治局势聊了不多时间之后，我和科尔塞勒先生就去朗瑞内先生的家里，随后，我们三人又一起去当时住在勒佩尔蒂埃大街的迪福尔先生家。我们步行的林荫大道，呈现一派奇异的景象：虽然就要到9点，可几乎没有人影，也没有听到人的语声；但这条宽阔大街两侧的一些小商亭已摇摇欲坠，有的正在坍塌而不时地传来巨大的破裂声，而人行道旁的大树，则好像人为地倒在路上了。这种破坏行为是一些人独自所为，他们偷偷地、不惜费力地 【91】 把树弄倒在地，为即将起义的他人准备构筑街垒的材料。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为，这似乎是在做一种作业的训练，而对这些人的大部分来说，实际上这是喜欢闹事的本能驱使他们体会和尝试一下这种行动先于理论的暴动的一种训练。我今天见到的所有奇怪现象，没有一种比这种寂静更为印象深刻 【92】 。在这种寂静中，可以说看到了人们的最坏激情比他们的良好激情更起作用。我也喜欢在这些地方看到疯狂的群众。我记得，我当时一边让朗瑞内先生看倒塌在地上的柱子和树木，一边把长期放在嘴边而未说出的话初次向他说了出来：“请你相信，这次已经不是暴动，而是革命了。” 迪福尔先生向我们叙述了昨天傍晚和夜里发生的只与他有关的事情 【93】 。莫莱先生最初请他出来协助组织新的内阁，但局势的逐渐严重，使他们马上明白，他们俩无论谁出来参与组阁，都已过了时机。过了几分钟，莫莱当晚就向国王禀报了他们的意见，国王随即派人去找梯也尔先生，后者提出：如果没有巴罗先生协助，他本人绝不想出来掌权。除此之外，迪福尔知道的事情并不比我们多。我们无法判断以后如何发展，也没有作出其他决定，就离开了迪福尔先生的家，而直奔已在开会的议会。 迪福尔先生终于没有出来组阁，但到底为了什么，我也不详其细节。不是由于胆小怕事，倒是确实的，因为从那以后，我看他一直非常冷静，在危机十分严重的局势下却非常坚定自如。我认为，他为了家庭的安全，才想把家秘密地搬出巴黎。他既有私德又有公德，而且两者都很坚定，但两者不能同时并进，一般都是私德压过公德，我们也将不止一次看到他如此。一个人具有各式各样的德行是相当稀少的，不能依靠他对自己的同类和同僚持有什么德行来说三道四。 我们在迪福尔家停留时，暴动者在我们来时走过的大道上筑起大量的街垒，在我们由这条道路回来时，他们正对街垒进行最后的加工。还看到有少数人在精心构筑。他们劳动得非常勤勉，不像因害怕再犯现行罪而努力劳动的在押犯人，而像想把自己的工作尽快做好的善良劳动者。群众安然地看着他们，既不出来反对，也不前去帮助。我在1830年时曾见过巴黎全市有过那种沸沸腾腾的场面，而这回我在什么地方都没看到那种全面沸腾的场面。这次，人们不是要颠覆政府，而是要把它彻底摧毁。 我回来的时候，在林荫大道上遇到一队向圣马德莱娜教堂方向撤退的步兵，没有一个人同他们说话，而是把他们的撤退视为溃败。队伍离离拉拉，士兵走得杂乱无章，低着头，表现出既感到羞辱又有些害怕的样子。如果有一个士兵掉队，一时跟不上大队，立刻就被包围擒住，缴械，然后放走。这一切都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我哥哥爱德华 【94】 携着妻子和孩子进屋。他们的家在郊区蒙马特尔。他们家的周围，一夜枪声不断，被不堪这种噪声骚扰的他们，决定等到天亮就离开家。他们是绕过一个一个的街垒徒步走到我家的。随他们来的我的表姐，因遭不幸而一直头脑混乱。她亲眼看到丈夫之死和女儿被强暴。我的姐夫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只知道埋头工作，但他本人已不复存在。现在我才无比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勇敢的女伴虽然在革命时期可以大力支持你，但如果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母鸡，即使有一颗鸽子的心，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累赘。使我特别不耐烦的是：我的表姐只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而一点也不涉及国事。她是一位感情容易外露，但没有深度和广度的女人。总的说来，她是一位非常善良而又心灵也很纯洁的人，但她的精神有点狭隘，她的心有点冷漠，并把这样的精神和心，紧紧地压在 【95】 一种并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中。这种个人主义使她只为善良的神、善良的丈夫、自己的儿女，特别是自己的健康而生活，对其他一切毫不关心。她是一个可能遇到的最善良的女人和最不好的公民。 我想赶快使她从当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也使自己从她给我造成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我向她提议，把她送到离我家并不太远的凡尔赛铁路乘车离开巴黎。她很怕留在巴黎，但也很害怕离开巴黎，继续叙述她的忧虑而下不了决心，使我也一筹莫展。最后，我几乎是强制地把她及其家属安安全全地带到火车站的站台，把他们留在那里就返回市里了。 在我回来的路上经过阿弗尔广场时，初次见到当时大概已布满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这些士兵精神不振，以迟疑不决的步伐前进，一些流浪汉在道路两旁跟着他们，高喊“改革万岁！”。士兵们也以同样的呼声回答他们，但声音沙哑 【96】 ，有点不是情愿。这个营是由我们街区的人组成的，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可我对他们连一个人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他们把我围上，争先恐后地打听消息。我告诉他们：我们要做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内阁已经换了，大家所非难的一切弊端将会得到改革，目前存在的唯一危险是人们任凭现状长期拖下去 【97】 ，而阻止这样下去才是国民的义务。我非常清楚，他们听不进去这种劝告。他们对我说：“先生，你说的也许对。既然政府因自己的错误而陷入困境，那就让它尽其所能摆脱这个困境吧！……”我对他们说：“这不好！你们不认为现在应当采取行动的不是政府，而首先是你们本身吗？ 【98】 如果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全王国就都混乱了，你们认为只有国王受不了吗？”我谁也未能说服，只引出如下的令人惊讶的愚蠢话语：错误是政府犯的，危难也由它自己去受。我们不想为把事态弄到如此险恶地步的人去进行屠杀。但是，这完全是18年来一直怀有各种贪婪愿望的中产阶级的观点。舆论的主流终于通过这个阶级本身的表现而形成，谴责这个阶级受到政府的厚爱，以致宠得它敌对起政府来了。 这时，我产生一个以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的感慨：在法国，历届政府总是犯有把支撑点放在一个阶级的排他利益和利己心上的错误。这种情况只有在人人都特别关心国家，而虚荣心少于我们的国家，才能获得成功。在我国，当政府已经不得人心的时候，那个使它失去人心的阶级 【99】 的成员，就宁可选择在特权问题上同全体大众一道诋毁政府，而不是保护自己的特权的道路，并因此而高兴。比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高明得多，也有十分强大的团结精神的法国旧贵族阶级，早已提供这样的例证。他们最后以令人称快的态度谴责自己的优越地位，怒斥自己所维护的弊端。因此我认为，从各方面来看，在我国今后为保存政府而可以采取的最有效办法，是实行良好的治理，特别是按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我还要指出，即使现在采取这个办法，国家也一定能长治久安。 随后，虽然还没有接到开会时间的通知，我想大概是11点开会，便立即赶奔议会大厦。我发现，查理十五世广场还没有群众，但已被几个享有特权的骑兵团占据。当我看到这支部队人数如此众多，队列如此整齐的时候，我就确信他们所以撤离大街，是人数众多的部队包围杜伊勒里宫和议会大厦并保卫它们。在方尖碑形的纪念塔下，由一位陆军少将率领他的全体参谋人员一起骑马布阵在那里。我走近一看，这位将军原来是贝多 【100】 ，他由于运气不佳不久以前由非洲调回，后来参加颠覆七月王朝的活动。在这前一年，我在君士坦丁与他有过数日的交往。结果，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有了一段友谊。贝多很快就认出了我，立即从马上跳下来，跑到我跟前，以马上就让我知道他的激动心情的样子伸出手来同我握手。他的话更使我觉得他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对此并不吃惊，因为我一直认为，军人在革命的日子里最容易头脑发热，一般也最容易暴露出弱点。 【101】 他们习惯于同组织精良的兵力对峙，手中握有被动的 【102】 兵力；面对手无寸铁从而不会伤人的公民制造的群众暴乱危机 【103】 ，看到自己的士兵执行命令犹豫和串通起义者时，最容易狼狈不堪。毋庸置疑，贝多就狼狈不堪了。谁也不知道这种狼狈状态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议会大厦是怎样被一大群人在可能被守卫议会的骑兵以手枪击中的条件下侵入的，随后又怎样宣布废黜国王和选举临时政府的。贝多在这必然要来的一天所起的作用，对他来说是不幸的，然而却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要先用几句话来谈一谈他的为人及其行为的原因 【104】 。在这个事件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曾不断来往，所以我能以知情人的身份来谈他。不错，有人给他下达过不许战斗的命令，但他为什么执行了一个非常的、根据情况也可以不执行的命令呢？ 贝多绝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因为他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非常坚定地、冷静地、勇往直前地奔向目标。但他也有慢条斯理、不相信自己、不敢冒险和难以想象的怠惰 【105】 的毛病。他总是在做一项工作的时候从所有方面考虑如何行动，先从［所想到的］最难处开始，以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左思右想、不快速行动和空放议论方面。此外，他还是一个正直、稳健、慷慨、仁慈的人，这对在非洲打了18年战争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为人谦逊，品行端正，诚实，甚至心软慈悲，是军人中间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的好人。他当然不乏见义勇为之心，因为他的勇气经过各种考验。他更不会有受不良动机驱使的背叛。因为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关系，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最好朋友们那样，甚至更不可能像这一族的一些创始人那样背叛这一族的王公。他的唯一不幸，是他卷进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事件，要处理好这一事件要有天才，尤其是特有的革命天才，而他只有一般的才能。这种天才主要是随着情况的变化采取行动和能够适时地改变行动。有关二月革命的一些回忆录，对于贝多将军的生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使他的内心受了重伤，而且通过人们一再谈论和叙述这一时期的事件，这个伤更加重疼痛。 在他正向我说明他的困惑，表示反对派应当成批地走向街头，以自己的演说平息人民的激愤的时候，一大帮群众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的街道树丛，沿着大道向我们这边走来 【106】 。贝多一看这些人走来，便拉着我冲着他们走去，步行到离他的骑兵部队100多步的地方停下，开始向他们发表演说，我从未见过一个腰上挎着军刀的人 【107】 发表这样的演说。 在他继续演说的时候 【108】 ，我发现听众正形成一个大圈慢慢地靠近我们，很快把我们包围起来。我的视线穿过前面的第一排人墙，非常清楚地看到后面的人开始骚动，而且突然听到群众当中低声喊着“这小子就是比若”的危险口号。于是，我把身子靠向将军的耳旁，小声向他说：“我对于群众运动比你有经验。请你听我的，赶快回到你的马所在的地方；若是再停在这里，不到5分钟你就会被杀或被擒。”他听了我的话，并巧妙地采取了行动。方才还准备接受他的说教的这群人，在他离开后立即开始捣毁香榭丽舍大街的哨所。我自己费了一番周章才从他们当中脱身。他们当中的一个像似属于工业的中产阶层的又矮又胖的人问我去哪里，我回答说去议会。为了表示我是反对派，又补充说：“改革万岁！您不知道基佐内阁已被推翻了吗？”他一边指着杜伊勒里宫，一边用逗我的口吻回答说：“先生，我知道，可我们想得到的比这个要多。” [book_title]第五章 ［议会开会——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 我回到议会，议会根本没有开会。议员们像一群失魂落魄的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着谣言，没有可靠的消息。这哪像议会，倒像群众赶集，因为没有人领导它了。 多数派和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来。旧的大臣们已经躲避起来。新的大臣还没有产生。有人大声喊着要求开会，这不是出于预先安排的计划，而是出于盲目的行动需要。议长拒绝了这项要求。他已养成没有命令就什么也不做的习惯，从早晨之后没有人下达命令，他只能叫大家散会。有人叫我去找议长，让他决定主持会议开会。我去找了议长。如果是不太重要的小问题，他一般会马上行动起来；但像现在这样的问题，可以想象他会无动于衷。我找到这位优秀的人物（尽管他经常玩些小花招 【109】 ，说些没有恶意的谎言，犯些无伤大雅的错误，具有被心细的人和性格坚定的人一般认为一个善人不应该有的一切小毛病，但他还是优秀的人物），见到他一个人在自宅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情绪十分激动。大家知道，这位索泽先生形貌富态，像神殿卫士那样严肃，身材高大而且肥胖，但双臂短小。他在不安和慌乱的时候（他几乎经常如此），就疯狂地挥动双臂，像一个溺水求救的人在头上摇晃。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坐立不安得出奇，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然后把一只脚垫在大屁股下坐下，这是他在情绪十分激动时候的习惯。过一会儿，又起来，又坐下，但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出来。由这样一个笨蛋在如此危机的日子在议会里坐镇，对奥尔良家族来说真是一大不幸：一个不知廉耻的大无赖即将发挥他的最坏作用 【110】 。 索泽先生向我说了很多不能开会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我，但他没有说。我看他没有方针，甚至连一个方针也提不出来，于是我断定，由他来领导议员只能助长议员们混乱。因此我告别他，认为设法保卫议会比召集议员开会更为必要，而最后决定去找内政部求援。 我刚要穿过波旁宫广场，看到两个大声欢呼的人领着一大帮乱糟糟的群众，并很快就认出这两个人是巴罗和博蒙。他们二人把帽子戴得低低的，压到了眼眉，上衣沾满尘土，面色憔悴，目光无神，真像是前所未闻的把胜利者押往断头台的样子。我跑到博蒙跟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靠近我的耳边说：国王在他们面前宣布退位了，这位君主已经逃亡；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拉莫里西埃 【111】 在去向叛乱者报告国王退位的消息时可能被杀害（一位副官回来说，他确实从远处看到拉莫里西埃从马上掉下来）；大家都乱套了 【112】 ，不知所措；而他——博蒙和巴罗要去内政部，想把那里作为活动的基地，并设法在什么地方设立一个处于国家权力和抵抗力量之间的中心。我说：“那么，议会呢！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议会？”博蒙觉得我的意见可笑，好像我在向他要求保卫自家的房屋。他粗暴地回答我说：“谁还考虑议会？它或许还有用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去损害它？”我认为他这样想是错误的，他也确实错了。不错，议会这时处于一种奇特的无力状态，议会的多数派被人蔑视，少数派被当时的舆论抬高。但是，博蒙先生忘记了，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少数的权力机关，此外还有外部事件本身，是可以在人心中唤起法律观念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主要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种全面动荡当中，人们才感到必须暂时借助传统仅存的空架子或权威的残破部分 【113】 来拯救已被破坏一半的宪法的残余，或把宪法废除。如果议员们可以宣布实行摄政期，尽管他们的做法不得人心，摄政期也许会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人民代表长期活动的议会议事堂里制造出一个临时政府，并不一定是意外。 我跟随我的朋友奔赴内政部，群众也跟着去了。跟着我们的一群人也进了内政部。不，应该说他们吵吵嚷嚷地挤进了内政部，跟着我们一直走到刚把迪沙泰尔先生撵走的狭窄的大臣办公室。巴罗立即想把这帮乱糟糟的人撵走以便脱身，但他未能成功。 当时我发现，这些人持有两种互相严重对立的意见，他们一部分是共和派，另一部分是立宪派。他们同我们或他们之间，就应当采取的方针进行激烈的讨论。由于大家都挤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所以闷热、灰尘、吵嚷和混乱很快就变得令人难忍。巴罗一向在最危急的时候都能照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最滑稽的场面也能保持严肃的和几乎是神秘莫测的态度，依然高谈阔论。他的话虽然能暂时镇住吵嚷，但未能停止吵嚷。我对如此混乱和如此可笑的情景十分失望和反感，于是离开这个几乎可以随时改变讨论的题目和可能动手打起来的地方，而返回议会。 在我看到一群人一边跑，一边高喊奥尔良公爵夫人、巴黎伯爵和内穆尔公爵来了 【114】 ，在还以为里面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已经来到议会的大门口。看到这种情景，我三步变作两步登上门前的台阶，急急忙忙走进会场。 我清楚地看到，在讲坛下面有三个人背对着讲坛，他们正是我方才听到人们喊的那三位王子。奥尔良公爵夫人坐在那里，身着丧服，脸色苍白 【115】 而平静。我看到她很兴奋，但我觉得这种激情是一种能使勇气转变为英雄主义而不能转变为恐惧的激情 【116】 。 巴黎伯爵年龄太小，还不像王子的样子。在他们两人旁边站着的内穆尔公爵，穿着他的制服，给人以直率生硬、冷漠寡言的印象，少将的架式十足。在我看来，这一天真正有危险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我观察他的整个时间里，总觉得他有一种顽固的、不爱显示的、不会产生好效果的和不能生辉的勇气，这是一种与其说能使敌人丧胆，不如说可使自己与朋友泄气和衰弱，即使情况来临 【117】 ，也只能使他体面地死去。 在这些可怜的王子的周围，聚集着同他们一起进来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以及议员和少数的群众。主席台上没有人，台下除新闻记者外，还挤进来一帮虽然没有手持武器但已在吵闹的群众。我从这个场面得到的最深刻印象，是这帮群众不断发出的叫喊声。 这是5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场面。从国民公会时代以来，旁听席上一直是鸦雀无声的，这种安静已成为我国议会的常态。目前，大家感到议会的活动受到压抑，但还没有把议会压死；聚来的议员相当多，但各派的主要领导人照例缺席。我听到会场到处在问：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在哪里。我不知道梯也尔先生什么态度，但知道巴罗先生会采取行动。我出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急速去见他，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便匆匆忙忙赶来，由此我可以向大家宣布，我的朋友没有任何害怕的表现。 我环顾了一下这次非常会议的会场之后，急速回到设在高处中部左侧我的惯用席位坐下。我一直把在危机的时候不仅要出席我应当参加的会议，而且要坐在一贯所坐的地方，作为守则。 一场混乱而喧闹的讨论开始了。后来成为我在内阁的同僚的拉克罗斯先生 【118】 ，在吵吵嚷嚷之中喊叫：“请迪潘先生 【119】 发言！”迪潘立即反驳：“不！不！我不想发言。”各处又在高喊：“没关系，说！说！”在这样的鼓励之下，迪潘先生登上讲台，直截了当地要求回到1842年的法律上去，宣布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于是，会场上一片掌声，旁听席上欢叫起来，走廊里吵吵嚷嚷。走廊里原来没有多少人，现在开始涌进许多人，使人产生不安的感觉。群众至此还没有大量地涌入会场，而现在已经开始少量地、一个接着一个进来了，而且还不断地出现新的面孔。真像越涨越高的潮水。新进来的人，大部分属于下层阶级，其中有些人手执武器。 我从远处看到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感到随之而来的危险迅速增加。我环顾整个会场，想找出一个能够马上挡住狂潮的人。我认为，拥有能够阻止这一狂潮的正确立场和必要能力的，只有拉马丁先生。我想起，1842年时只有他一个人提议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 【120】 。另一方面，他最近的演说，尤其是他最近的文章，博得了人心。他的工作能力也受到人民的赞赏 【121】 。我向他的座位处望了望。然后离开座位，拨开挡路的人，走到他跟前，急急忙忙低声对他说：“我们都不行。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只有你的话有说服力，请上台发言。”我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好像又看到他就在我的身旁，想起他那深深地打动我的形象：他那瘦长的身体直立在那里，他的眼睛盯着半圆形的阶梯式议席台，他那呆滞的但全神贯注的目光，与其说是在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如说是在凝思内心的冥想。听到我让他发言后，他并没有把头转向我，而只是手指王子们坐立的地方，以表示他的思想而不是回答提问的样子说：“只要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们在那里，我什么也不说。”我再没有请他发言，我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回到我的席位 【122】 ，在我经过也坐在议席中央右侧的朗瑞内和比约 【123】 身旁时，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考虑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吗？”他们以忧伤的样子表示没有。我接着往自己的座位走去。 在这期间，一大帮群众拥上阶梯式议席台，把王子们都要挤碎和喘不过气来了。 议长想叫群众退出大厅，但是没有用。没有办法，他只好恳求奥尔良公爵夫人离开，但这位勇敢的公爵夫人拒绝他的请求。于是，议长的朋友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公爵夫人从围着她的人群中拉出来，把她扶到议席中央左侧的最上端的座位上，同她的两个孩子和内穆尔公爵坐在一起。 在玛丽和克勒米厄 【124】 于持反对意见的议员的沉默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站起来提议成立临时政府时，巴罗终于出现了。他气喘吁吁，但没有吃惊的样子。他急忙登上讲台宣布说：“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已经确定下来，七月王朝的王冠交给一位男孩和一位妇女。”议员们好像又恢复了勇气，表示欢迎和不断高呼。而群众则保持沉默。公爵夫人从席位上站起来，好像要发言，但在听到不要发言的劝告后，又很快坐下。她的最后亮相的幸运也就由此结束。巴罗的讲话不再有开始讲话时的效果 【125】 ，于是终止他的讲话。但议会却稍微安定下来，而群众却骚动起来。 这时，挤满在半圆形阶梯式议席台上的群众，被从门外涌进来的一批群众挤向已经没有多少人的议席中央，在这里挤来挤去，人数越来越多。还坐在自己席位上的议员们，有的躲开溜出大厅，有的从这一席位移到另一席位逐渐后退，就像被涨上来的潮水涌起来的溺水者随着潮落从这一块岩石打到另一块岩石上后退。这一骚动是由两伙人掀起的，他们大部分携带武器，各由一名国民自卫军军官带头，举着旗帜闯进走廊。在持旗的两名军官中，一名面目凶恶的，后来有人告诉我，是退役上校迪穆兰 【126】 。他像演员登台演戏似地登上讲坛，在台上摇晃着手中的军旗，一蹦一跳地以演情节剧的夸张动作 【127】 说一些我没有听懂的革命言辞。议长宣布休会，并照例想尽快离开会场。他像有在最狼狈的状况下制造笑料的才能似的，慌慌忙忙地将一位秘书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把帽檐儿拉得低低的，靠近了眼眉。 可以想象，这样的休会并未产生休会的效果，议长的这个办法反而扩大了混乱。 从此以后，除了有几次短暂的安静之外，骚乱一直在继续；发言人只能成伙地一起往讲坛上挤。克勒米厄、赖德律—洛兰 【128】 和拉马丁最后不得不同时冲上讲坛。赖德律—洛兰把克勒米厄推下讲坛，用两只大手摁住讲桌，而拉马丁既没有从讲坛上下来，又没有同赖德律—洛兰争抢，就等待这位同僚发言。赖德律—洛兰开始发言。他东拉西扯，说不到点子上，时时被其不耐烦的好友打断。贝里耶 【129】 向他高喊：“说结论！说结论！”贝里耶非常老练，他对王政的仇恨和对共和政体的热爱，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赖德律—洛兰最后要求直接任命临时政府，随后走下讲坛。 现在轮到拉马丁。他使会场安静下来，开始以华丽的言辞称赞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勇敢，而对空洞的大话里隐藏的温情并非没有感觉的群众，也拍起手来表示欢迎。议员们感到了宽慰。我对相邻的人说：“你等着瞧吧，这只是序曲。”拉马丁也真就立即转换方向，直接向赖德律—洛兰刚刚指出的目标前进。 一直到这个时候，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除新闻记者占据的旁听席外，其余的旁听席都空着无人，并被封锁起来；但在拉马丁发言的时候，旁听席的一个入口处有一大群人在吵嚷，随后门被用力推开，敞开了进入议席的道路。旁听席很快就被一伙手执武器的吵吵嚷嚷的群众占据，其余的议席也坐满了群众。其中一个人登上侧厢，把枪口对着议长和正在发言的人。另一些人好像要把枪对准大厅。一些好心的人把奥尔良公爵夫人和他的孩子带出大厅。进入里面的走廊。议长嘟哝了几句，好像在宣布散会。他走下或者不如说飘下他的席位所在的台子，他从我眼前经过时好像一个无形的物体飘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恐怖会制造出这样的速度，或者不如说能突然把一个巨大的固体变成一种流体 【130】 。一直留在会场的保守派议员也四散了。原来站立的群众，现在干脆躺在席位上 【131】 ，口里喊着：“占据无耻者们的席位！” 在我方才叙述的会场大混乱中，我坐在席位上一直未动，仔细地观察眼前的一切，但不太感动。现在，要问我为什么面对必然对法国和我自己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在感情上非常激动，我认为是这个重大事件所表现的形式大大减弱它对我应当产生的效果。 我在二月革命当中还亲眼看见过两三次也很壮观的场面（将来有机会叙述它们），但它们的壮观远远不如现在，因为它们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132】 。我们法国人，特别是在巴黎，总是喜欢以极其严肃认真的语言，把自己的回忆掺进文学和戏剧当中。结果，往往使人觉得这种语言所表达的感情是虚伪的，只是经过笨拙的修饰而已。在这里，模仿得真是惟妙惟肖，把事实掩盖起来 【133】 。在这个想象力被涂上五颜六色的时代，拉马丁正在他的《吉伦特派史》中发挥其想象力。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还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言行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今天目睹的一切，就带来这种记忆的鲜明烙印。我总觉得现在人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在继续进行法国大革命，而是另起炉灶重新进行这一革命。 尽管看到刀出鞘，枪上了刺刀，我也没有感到不仅我，还有其他人在这一时刻面临死的危险。我的真实感觉是，谁也觉得不会真有这种危险。造成流血的仇恨，只在很久以后才表面化，现在还不是表面化的时候。可以使二月革命具有特色的独特精神还没有出现。人们在寻找，在等待，在重温我们父辈的激情，但没有找到这种精神。他们模仿在戏剧中看到的父辈的行为举止，但模仿不了他们的激情或体验不到他们的狂热。由此形成后来的暴力行为的传统，但由于寒心而对这种暴力行为并未十分了解。尽管我看清这一幕的结尾将是可怕的，但我未能十分认真地研究演员们的行动。我感到这一切就像乡间的江湖艺人演出的粗劣的悲剧。 我承认，这一天只有一件事确实打动了我。那就是看到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们负担起他们没有犯的错误的责任的样子。我一直怀着同情心在捉摸这位出生在外国而卷进我们的国内纠纷的公爵夫人；在她从议会逃出去的时候，想起她在这很长的议会会议期间 【134】 那种移来移去的忧郁的、柔和的但又坚定的目光，又活跃起我的回忆；我产生怜悯心，觉得她出去后会遇到危险。于是，我立即离开席位，去找我根据自己熟悉的建筑物布置而断定她和她的孩子们可能去藏身的地方。我立即挤过挡路的人群，穿过会议大厅，到更衣室换了衣服，登上从勃艮第大街边门通往议会大厦屋顶的暗梯。我在行进中遇到的一个门卫告诉我，我走的路线正是王族成员方才走过的，实际上我听到他说有几个人慌慌忙忙地走向暗梯的上方。我又继续往前走，来到暗梯的一个平台，前面走的人的脚步声刚刚消失。我走到一扇关着的门前，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我停在那里，没有感到羞耻，但惊异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因为我毕竟没有任何理由来如此关心这一家人的命运。我没有受过她的恩惠，甚至连信赖的表示也没有见到过。我遗憾地看着她领着孩子来就王位；即使我诚心帮助她保住王位，也是出于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爱护她。我对她的好感，只是因为怜悯她的巨大不幸而产生的。如果他们能像神那样明白我的心意，并把我的心意作为行动来接受，他们就应该对我今天所做的一切表示满意。但他们将不会如此，因为谁也没有看见我来，我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过此事。 我又回到议会大厅，在自己的席位坐下。几乎所有的议员都离开了，空着的席位都被群众占据。拉马丁一直站在两面旗帜之间的讲桌后面对群众发表演说。不，应该说是与群众交谈，因为我看到在场的人都能站起来演说。会场极为混乱，在稍微安静的片刻，拉马丁宣读一份名单，其中列有不知道要怎样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安排的不知道谁提出的各界人士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大部分受到热烈欢迎，有一些遭到怨声的拒绝，另一些以开玩笑的形式被接受，因为群众在这种场合下，很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喜欢把滑稽可笑的动作与恐惧和嘲讽结合在一起，因而也有时混进革命的狂热。名单中提到加尼耶—帕热斯 【135】 的名字时，我听到有人叫喊：“拉马丁，你搞错了，那是已死的好加尼耶—帕热斯。”大家知道，加尼耶—帕热斯有一个有名的弟兄。我认为，拉马丁先生已开始为自己搞错而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在混乱当中也像在小说里一样，最难的是如何构想结尾。于是，在有人提议说：“去市政厅大厦”的时候，拉马丁便回答说：“对，去市政厅大厦。”然后，几乎是在答完话的同时，便率领一半群众出发了。赖德律—洛兰和另一半群众留下来，我推测，他要担任第一角色，认为自己也应当再演一次选举的闹剧。在演完闹剧之后，他也去市政厅大厦了。在这里，又演出同样的选举闹剧。关于这次演出，我不能不介绍一下数个月以后马拉斯特 【136】 先生给我讲的一段趣闻。这当然要中断一下我的叙述，但它可以浮雕出在这时扮演重要角色的两名奇才男人的形象，显示出他们的情感差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可显示出他们的教养和品行的不同。据马拉斯特说，人们急急忙忙提出临时政府成员候选人名单，但由谁向民众宣布名单成了问题。马拉斯特把名单交给拉马丁，请他站在台阶的最高处大声宣读名单。拉马丁回答说：“我已知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不能遵命。”于是，马拉斯特又把名单交给克勒米厄，叫他宣读。克勒米厄看完名单后说：“你在耍弄我，让我向民众宣读上面没有我的名字的名单！” 我看到赖德律—洛兰走出大厅，大厅里除了参加起义的纯下层居民以外再无其他人时，觉得留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于是也走出大厅。但我不愿意混在吵吵嚷嚷的人群里走向市政厅大厦，所以走了一条与这群人的走向相反的道路。沿着一条好像是地下室的阶梯似的又直又陡的、通往议会大厦内院的楼梯下去。这时，遇到一队国民自卫军沿着楼梯上来。他们的枪都上了刺刀，由两个便装的男人领着，声嘶力竭地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女摄政万岁！”在这些军人中我认识两个人，一个是乌迪诺 【137】 将军，另一个是安德烈安纳 【138】 。后者曾在施皮尔堡蹲过监狱，并仿效西尔维奥·佩利科 【139】 的回忆录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这里再也没有见到其他人，而且也没有人作证。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难以叫人相信在革命的动乱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是真实的。我知道比若元帅写过一篇文章，说他集合了第10国民自卫军团的几个连，鼓励他们支持奥尔良公爵夫人，领着他们跑步从波旁宫的后院来到已经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的门前。他写的确有其事，但其中没有这位元帅。如果他真在其中，我肯定会看到他。我再说一遍，我只见到乌迪诺将军和安德烈安纳先生。安德烈安纳看见我站在那里不动和一言不发，便走上前来十分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大声说：“先生，你应该同我们合在一起去救出奥尔良公爵夫人和挽救王政。”我回答他说：“先生，你的意图是好的，但为时已晚：公爵夫人已经走了，议会也四散了。”在这样的黑夜，哪里有这样狂热的王政拥护者！比起革命的历史中常见的那种朝三暮四的可鄙行为，他的这种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后来在赖德律一洛兰的办公室以内政部秘书长的身份为共和国工作。 再来谈他率领的部队。尽管我对这个部队的努力不抱任何希望，我还是同它合在一起了。一直机械地服从被人强加于身上的运动的这支部队，走到议会的大门前。在这里，部队的士兵们开始考虑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踌躇了一会儿，然后就四散了。这一小队国民自卫军如果在半小时以前到来，也许能像在后来的5月15日那样，改变法兰西的命运。我目送这些新的群众离去，一个人心情沉重地踏上回家的道路，并未忘了对现已空无一人和鸦雀无声的议会大厅作了最后一瞥，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工作了9年，发表过那么多动听但没有生效的言论。 在我之前不久通过勃艮第大街的边门离开议会的比约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在这条大街上遇见巴罗先生。他对我说：“他没有发觉自己头上忘了戴帽子，慌慌忙忙地往前走。他那通常两鬓梳得整整齐齐的斑白头发耷拉在头的两侧，乱糟糟地飞舞在肩头。他的样子失去常态。”这个人在这一天的全天，都以其英雄般的努力，在一个斜坡上维护王政。这个斜坡是他自己制造的 【140】 ，但最后随着王政的垮台，他滚下斜坡而摔伤。据这一天始终没有离开巴罗的博蒙说，这一天早晨，巴罗先生前往20多个街垒逐个进行说服。他没有携带武器，有时受到侮辱，常常冒着枪击的危险，但终于苦口婆心地说服守护街垒的人而掌握了街垒。 他的苦口婆心的话，真对许多人发生强大的影响。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煽动人心所需要的东西：响亮的嗓门，口若悬河的辩才，大无畏的精神。 就在巴罗先生慌慌张张离开议会的时候，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梯也尔先生还游荡在巴黎的周围，而没有敢回自己的家里。在奥尔良公爵夫人来到议会之前，还有人看到他出现在议会里片刻，不久以后他见到其他人有离开会场的样子，便立即从会场上消失了。第二天，我从帮助他出逃的塔拉博 【141】 先生处，听到他出逃的详情。我与塔拉博先生结识，是因为我们在党派的关系上相当亲密，而我了解梯也尔先生，是因为我们以前在事务上经常往来。塔拉博先生是一位精力充沛而有判断力的人，最适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人。现在，把他对我讲的写在下面，我对此既没有一点儿遗漏，又没有添枝加叶。他对我说：“梯也尔先生在穿过路易十五广场时遭到一些群众的辱骂和威胁；在我看到他来到议会大厅时，表情十分恐惧和特别紧张。他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 【142】 对我说，如果你不帮助我逃走，我就要被流氓杀死；我立即挽上他的胳臂，叫他不要害怕跟着我走。梯也尔先生不愿意从路易十六桥走，害怕遇上大批群众。于是，我们向老残军人疗养院桥走去，但到达桥头后，他认为会在河的对岸遇到一群民众，所以又没有过桥。我们来到无人看守的耶拿桥，顺利地过了桥。到达对岸后，梯也尔先生看到预定改建为罗马王宫半圆形剧场的台阶上有几个流浪汉在大声喊叫，便立即转入奥蒂伊街，钻进布洛涅树林。在这里，我们有幸遇见一辆有篷马车，车夫同意由外环路把我们送到克里西门附近。从这里，绕过几条偏僻的小街，我们便到了他的家。（塔拉博先生补充说）在这一整个行程中，尤其是在最初阶段，我看梯也尔先生几乎丧失理性；他搓手顿足，痛哭流涕，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谈论他亲眼看到的大动乱、国家的未来和他自身遇到的危险，说了一大套胡言乱语，在这套胡言乱语中，看到他的思想在这一期间的活动和错乱。” 这样，对引发2月24日事变有巨大影响的4个人：路易·菲力浦、基佐、梯也尔和巴罗先生中，前两人在这一天终了时被流放，而后两人则几乎成为半个疯子。 注　释 【1】 　第一部分共分五章，各章的提要（放在括号内的）不是托克维尔自己写的。参看《编者导言》（见本书第25页）。 【2】 　动荡不定的、骚乱不已的 【3】 　栏外旁注：这样的回忆不可能是不反映缺点的镜子。 我在回忆中对某些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