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拉贝日记 [book_author]约翰·拉贝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87537 [book_dec]《拉贝日记》（英文：The Diaries of John Rabe）作者是德国人约翰·拉贝。该书是作者的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1997年，《拉贝日记》出版。在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且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的首次出版面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拉贝日记》后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 [book_img]Z_9972.jpg [book_title]序 胡绳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H.D.Rabe)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震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book_title]前 　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译注：“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译注：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译注：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盟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alwaysstick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book_title]37年九月日记 １９３７年 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15分，从下午l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米一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译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译注：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 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 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闷，下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会传染！)。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的大使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旅行去邻近城市(芜湖？)后又返回了。基斯林一巴德尔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空袭后，现在人们已不再信任它。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 9月24日 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昧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40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末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末了，播音员还情绪过分激动地说：“此首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此时还有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月25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空中来访。假如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里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根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太远，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说这是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 9月25日，晚上7时30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时30分～10时30分；12时～14时30分；15时～16时20分。 后来，在16时45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时30分～15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时～12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时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5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 有8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T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 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时30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太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时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一直等到4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鸣鸣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兴啊！！ 9月26日，上午10时 这个时间我们不应该“高兴“——这不言而喻！韩(湘琳)先生刚才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受到了严重破坏，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么说，日本人达到了目的：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 9月26日，下午4时 我坐车在全城刚刚查看了一遍回来。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没有受到很大损失。我不能说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人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实际上损失并不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看见别的情况。 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12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30人。一些上面印有红卍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空的，人们从昨天下午起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约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冲坏了。远洋通讯社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一些实验室，它们已经被轰炸过一次。想必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已经迁走，因为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弹)。它后面约10米～15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全都幸免于难。外国通讯员和记者对所有破坏情况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才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出差到这里来修理多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交谈中我问他，他的家人对他只身到这里来是否放心，会不会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回答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9月27日，上午9时 多坏的天气——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我们准备经受再一次的空袭。全世界一定已经获悉了这里在上星期六(9月25日)遭受的灾难，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这里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类抗议，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最明确不过的回答。 9月27日，晚上7时30分 今天我们在一天内遭到了3次空袭：从10时到11时；从12时到13时10分；从13时30分到14时。上午天空有云，很难看得见空袭者，后来发现时它们已在远处。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水利錏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錏厂是生产煤气的！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炸毁了两节车厢。除此以外，我再没有听到其他情况。我觉得似乎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国去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作价60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是两张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的有价证券，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待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人是乐观主义者！好吧，那就视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倒也有好处——今天晚上我就吃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 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候——出了太阳，天空少云。中午以前很平静。在中午12时～下午2时15分有警报。日本人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6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便分两个梯队各3架拐向东面和西面飞去。听到投下了一些炸弹。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看见有4架中国飞机不断地在城市上空盘旋，但已不再有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100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再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继续工作了，因为它已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损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气浪损坏了)。 9月28日 上午7时，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的任务是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事宜。 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译注：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C.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心脏病去世。 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遇上这种天气真走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访问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因为我们在下关等待何博士来，结果空等了一场。我们的汽车在铁道部的前面出了故障。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后来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 [book_title]37年十月日记(1) 10月1日 今天阳光灿烂。7时45分，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汽车去芜湖，再从那里乘飞机去汉口。他打算从汉口去桂林接他的家眷，他们正在那里避暑。他现在想陪他们经南京返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回德国。 从9时30分到10时30分有空袭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是不是日本老爷们记住了日内瓦的抗议？？但愿如此！ 10月2日 天空略有云。8时响起了警报，但不久就取消了。一定是信号装置什么地方有毛病。周工程师9时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的信带来了他父亲于9月11日去世的消息。噩耗使我很悲痛。他的家人们会怎样呢？但愿他的母亲有权申请养老金！这个噩耗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也不必太担心，命运选中了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下述通知： 德国政府为大使馆包租的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已于昨天驶抵南京，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 该轮船供全体德国公民作应急的住宿处。 德国大使馆 1937年10月1日于南京 10月3日，收获感恩节 天气阴沉沉的，正在下小雨，可以预料不会有空袭。今天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回来时带来消息说，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反复考虑，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又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加快修理，首先是我们又挽回了面子，也就是赢得了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2号和3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特别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大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未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今天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并且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正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说的“人像靶子了“？！ 厄梅上尉在归国途中从上海寄来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说得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其他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炸弹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译注：原文为Nantau(南桃)，当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或许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6周的压力后，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令人感到无比的解放！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牺牲，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对此是决不会作出正确评价的！“ 刚才我花80元钱在商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我自己已写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在两周后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会比这里要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天生药房在上次轰炸中受到严重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有6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在轰炸前不尽快把它们买下来呢？但是我想节省——废话——下次我们要聪明些了！我将设法从上海买20安瓿～30安瓿回来，但愿能办到。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南京不久就不再有开门营业的药房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2瓶乙醚和2瓶酒精，还花1.1元买了一卷药棉，质量很差，平常只值2角5分钱。如果不再有绷带包扎材料，那些可怜的受伤者怎么办呢？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每天都有一辆辆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到这里来，看上去他们全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是刚从战壕里来的。我高兴的是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或者说并没有完全离开)，如同大使馆人员那样只是到邻近地方去郊游的(这完全是受了美国大使的影响，他们很快撤到了安全地方，后来又回来了)。 10月4日 天空云层密布——不必担心有空袭！ 在“库特沃“号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很愉快。我为此给德文《远东新闻报》和《中德新闻》寄去了下述文章： 夜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发自船上的报道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亲友们，在国内和国外的你们正怀着恐惧和担心关注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们从容而冷静地阅读这个标题：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在南京吗？(有人一定会这么问)——是的——是在空中被包围的南京吗？那里的生活不就是意味着长期蹲在防空洞(应读成“英雄地下室“)里吗？？——住在那里的人，正如我们中的一人不久前说的那样只是作为“人像靶子“到处奔跑，他说的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是的！就在南京！你们听吧，你们惊讶吧，以便你们大家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能够落地。 我们的贴心报纸德文《远东新闻报》于今年9月21日发表了一份电讯稿：“……德国大使馆作好了准备，保证留在南京的80名德国公民的安全……“连那些老东亚人都摇摇他们智慧的脑袋，有个天生悲观的汉堡人对这份电报作了这样的旁注：“老弟，老弟，你别这样，你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错误都不会犯。“一切怀疑论者都应该去治病。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加上精力和干劲，有些困难就会被克服。我们的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做的这件事就是如此，是他包租了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不是图克沃？)(译注：拉贝在这里玩了文字游戏，意为“哪儿在开战“)，一旦有危险，它就可以载着德国人向上游驶去。今天我们正是在这艘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的。 今天遇上极好的非航空天候(这里应对不明情况者加以说明：“非航空天候“的含义是雨天或阴霾的、昏暗的天气，这时就不会有空袭；相反，“航空天候“就是有阳光的晴天，这样就会有日本人来访)。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14时，我们登上了已经停在下关的渡船，它用2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善良的老“库特沃“那里。经常载着我们在长江上颠簸的这位亲爱的“老姑娘“(建造于1895年)，这时正躺在那里，一点没有冒烟，悠然地享受着星期日的安静，表面上看无动于哀，实际上在密切注意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只有船上的卐字旗表明了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在熟悉的舱间里作短暂参观，连最爱挑剔的老东亚人也无法对轮船的整齐清洁挑出一点毛病。具有查理大帝风格的船上大厅，依然保持了它原有的舒适感，餐厅的桌上已经摆好咖啡，它使所有顾虑膳食不佳的人哑口无言，更不用说那个从中山路被赶走的基斯林一巴德尔糕饼店老板(党员谢尔)了，从水面上就可以看见他正悠闲地依傍在烟囱处(要不就是船舷栏杆？)。 船上已经安置了几个常住客人：女士有鲍曼夫人、齐默尔曼夫人及女儿，还有克勒格尔小姐。她们代表东道主亲切热情地招待着客人们，并获得了成功。 我们第一批客人分散在各个甲板上聊天。14时15分，出现一艘带有卐字旗的流线型摩托艇，腹部有“拉尔克“船名。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错了！原来它只是一艘装饰成节日气氛的许尔特尔一霍特有限公司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它(拉尔克)的确只是每小时航行一海里多，因此与“长江客车“的外号是不相称的。15时，大使先生带着其他成员来了。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大使先生，并陪同他再次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同共进下午5点钟茶点。人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花了一个多小时。前甲板布置了卍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眨眼间变成了节日的会场。我们在庄严的气氛中走了出来，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目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使我们能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特劳特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动的话语讲到了为什么要举行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在保佑着身处异国的我们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生活在危险关头的我们，他使我们在这艘船上有一个避难所。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难忘的庆祝会结束时，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国万岁，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我们这些与会者可能谁都不会忘记。 庆祝会的仪式结束后，接下来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即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可以断言，聚会上没有谁公开抱怨过。等我们回家后才出现公开而严厉的批评。“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国旗之歌》唱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的时候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不缺！ 约翰尼 10月5日 航空天候。8时30分响起了警报，以后是一片安静。我们等待着第二次信号。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搞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我早就希望有一副望远镜了。我用它一定会看清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没有望远镜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时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飞往芜湖去了。那是被欧洲人看作安全的地方。 白天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1.1万元，它又充实了上海那里的钱箱！ 下午5时3O分有警报。我们看见3架中国飞机在南京高空飞行。虽然无法看清楚它们的标志，但它们肯定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是向自来水厂飞去的。它们受到了中国飞机的跟踪和进攻，中国飞机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垂直地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后来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了空中的许多嗡嗡声。这时天黑了下来，嗡嗡声很长时间没有停止。 下午6时45分，警报取消了。解除了警报，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报纸报道说：对南京的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时响起了警报。里贝太疲劳了，根本就没有起床。我在黑暗中穿好衣服，定到楼下去，因为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躲在我的防空洞里，必须有人去照管，不使有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安排好一切后，便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时终于解除了警报。 10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好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有高射炮在射击。一架日机被击中，燃烧着掉在城南，或者也许还要更远一些(在城墙外面)，我的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其余日机掉转头去，还扔下了好几枚炸弹。12时30分危险过去了。 14时45分，警报又接连而至。天空阴沉沉的，很难辨清飞机。所有高炮中队都开了火。16时，敌人消失了。就今天而言，轰炸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要安静。普罗布斯特博士从桂林打来了电话，他将于星期五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他带了很多行李，想要两辆汽车。我决定宁愿和韩(湘琳)先生用3辆车亲自去接他，使之能一路平安。他还说，想在当晚就去上海。普罗布斯特博士的最后一些话几乎听不清楚，因为我们这里又响起了警报。当时正好17时，天空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时30分警报解除。 18时～19时，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处喝茶。我们一同坐了一小时，讨论了一般局势。我俩都有点悲观情绪。华北已丢掉了，对此已无法挽回。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视为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还会坚持多久呢？ 20时，再次响起了警报！今天似乎没完没了了。四周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来。我把我们的许多中国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找齐了，总觉得院子里黑暗处还有什么在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洞洞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我俩立刻就睡着了，我们确实太疲劳了。21时30分响起“警报解除“的信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可惜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还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我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并不感到很兴奋。要是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没有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往往会有许多琐碎的事使人不得安宁。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月7日 安宁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安静！ 10月8日 阴霾的天气，雨水就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和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自己的司机总共开了3辆汽车一同到达了芜湖，却是空跑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我们正好经过7个小时的行程后回到南京，累得筋疲力尽。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在途中甩掉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一辆军用卡车和他开的车发生碰撞，把普罗布斯特博士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没有坏到不能再使用的程度。他还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这令我大为生气。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很不轻松。行李重新包装，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我们还查看了中山路上被投下的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发觉(目前是禁止拍照的)。晚上，他们全家出发了。两个大人和司机、两个孩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许多行李，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天空整天都是阴沉沉的，不必担心有空袭，但必须在午夜以前出发，使他们不会拖到中国人的国庆节10月10日这一天才到达。据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真了不起，对吗？ 10月9日、10月10日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很好。为了调剂一下，星期日下午(10月10日)我又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喝咖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这个人的言谈举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坦率地承认说，他对轰炸很害伯，有过教训。他如此坦率，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我也不喜欢轰炸。但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这样做我还下不了决心。假如日本战舰突破扬子江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也许才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那时，我认为，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愿不会到这个地步，尽管今天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10月11日 依然还是十分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真忙呀！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也有令人生气的事，但都过去了。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现在报纸上刊出了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探望她时，她还要我向她丈夫问候，并请我叫她丈夫不要为她的健康担心。可惜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她去世的不幸消息还是很迟才传到她丈夫施特雷齐乌斯将军那里，使他在她的葬礼几天以后才到达青岛。 10月12日 阳光灿烂，今天肯定会有猛烈的轰炸。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尽管天气很好，奇怪的是一直都很安静。我和韩先生坐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收到6000元钱，我想到银行兑换成美元。在去中央银行的途中响起了警报，我们掉转车头，安全地回到了家。警报状态从11时持续到11时30分，看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得到了美元支票。我们在中央党部时，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我和韩先生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看完这部电影，但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在中国士兵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13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14时，第二次警报。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落下了炸弹，我们看到了城南的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下去，随即升起一阵褐色的烟云。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战胜了。第二架飞机奇怪地摇摆着向下落去。它也被击中了吗？没有望远镜，我无法确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现在到了该给我的时候了。15时20分响起信号：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带着他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安全到达上海。 今天(10月12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译注：此处指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系西门子三大公司之一)在德国庆祝开业90周年！难道是上海那些人忘记了还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这里没有收到应该庆祝的命令！真遗憾！ 16时～16时30分，一次虚传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总共击落了5架日机，2架在城里，3架在城外。 10月13日 天晴，少云。是个很不安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时有警报，8时15分又解除了。是中国飞机在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9时30分至10时，从13时至14时30分，从16时40分至17时55分，一再响起警报，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我们看到城南和城北有大批飞机，但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一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可能都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次响起警报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4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说德语的黑尔德·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大部分职员在上次轰炸后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在我的房子附近)。现在只要一响起警报声，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再知道应该把他们大家安置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 里贝先生有病回家来，肚子不好，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各家报纸报道了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还报道了阿道夫·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柏林方面对此毫无所知。文章并且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可以自己决定去留。路透社从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 10月14日 早晨7时，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候！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就是说，到下关电厂去了(这大概是南京最危险的地方)。 9时35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时45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时40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时30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12时，我收到妻子10月13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10月12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已发了3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月15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16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月16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时30分解除了警报，16时30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时30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只受到12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14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2个工作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10月2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我该怎样答复她呢？据说特劳特曼夫人在劳膝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位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很高兴！ 10月17日 星期日，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谭延j]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磕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译注：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月17日 7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卐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克纳茨伯尔-休盖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40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1937年10月6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接下去就是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 一声长“呜“，三声短“呜“南京来鸿 我们曾请求一位我们在南京的读者，给我们写一下在南京发生空袭时的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如何，德国人在偶然陷入困境后做什么和究竟做了什么。我们随即收到一封长信，现发表如下：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500元～3000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样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问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book_title]37年十月日记(2)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警报突然会响起。以前我们用作报时信号的电器汽笛响起了拉长的“呜——“声，这是第一次信号：警告信号。就是说敌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南京途中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赶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较远的人就坐人力车赶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车里的人突然发觉、他们的老式小汽车在和平时期时速还跑不到10里、现在却一下子达到十六七里的速度。当我喜形于色地祝贺我的司机取得这个出色的成绩时，他露出一种调皮而尴尬的脸色。看来是我击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点。 回到家以后，我就派人在大门两边守着，以检查拥进来的人们。邮局和电报局的公务员受到每个人的欢迎，随时都得安置他们。除此之外，凡是与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都拒绝入内：“真对不起，没有地方。请您别见怪，我们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抱着婴儿的妇女们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问，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这是我始终顽固坚持的顺序，它使男人们感到无比惊奇。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佣人、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以及其他人，还有本人只能暂时留在外面。 第二次信号！一再重复的一长三短的“呜“声，表示敌人正在南京上空。现在全城空荡荡的、一片死寂，无丝毫动静。街道上不时有步行或开着车的哨兵在巡逻，也有城市民众应急队队员。 我们数着敌机的架数，同时为正在追赶它们的中国歼击机感到高兴。在高射炮(防空火炮)开始射击时，肯定有纷纷落下的炮弹碎片，我们便慢慢走近防空洞的入口。轰炸机向下俯冲时，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紧接着是100公斤～500公斤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这个滑稽的、让人琢磨不透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一声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3个人！“鞋匠嘀咕道：“怎么啦，他们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云层后面，撤退的日机和追击的中国飞机还隆隆地响了好长时间。然后响起了缓和的“呜——“声，警报解除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平静地却是大声地谈论着重去干活。 这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没有谁埋怨无聊。现在已是晚上10时了，警方的戒严时间开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国学校已不再存在(它已关闭)，解聘了教学人员，退掉了校舍。孩子们均已乘飞机离去，去了安全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再办起来的！ 老鸹 “老鸹“是已故领事海因里希·科德斯给我起的一个中国外号，意思是“老拉贝“，并无其他含义。 10月18日 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天气，天空没有一丝云。8时45分，刚用完早餐，晌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9时45分又取消了警报。“假的。“中国人说。它相当于“骗子“、“伪装“或诸如此类的含义，照意思翻译是“虚惊“或“虚传的警报“。 中午以前很平静，我和韩(湘琳)去中国银行和铁道部作了商务拜访。午餐后，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这次我们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但它们仍在比较远的地方，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它们在南面某个地方(似乎是在城墙外面)扔了许多炸弹，没有向下俯冲。16时解除了警报。又损失了一个半小时。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很健康。这时我们想要安静。 里贝先生整个时间都站在电厂里他的涡轮机旁。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他今天刚把修理好的机器重新开动了起来，所以不想让电厂立刻再停下来。“假如日机真的成群密集飞来，“他说，“当然我也会躲起来的。“是的，亲爱的，但愿你还有时间去躲起来！ 10月19日 哼，今天日本人对我们可真照顾！ 午夜2时，响起了警报，我正在穿第二只靴子时炸弹已经落了下来，震得整个房子都抖动起来。只有里贝没有动弹，仍然安静地在睡觉，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家伙什么都不当回事！正当我朝他叫喊“喂，里贝，第二次警报“的时候，响起了几枚炸弹的猛烈爆炸声。我的朋友里贝却平静地回答说：“是是是，我听到了！“今天夜里，我们又看见了我们西门子舒克尔待厂制造的探照灯在照射。我走进防空洞里，不得不再维持一下秩序，因为有个远洋公司的报务员，他身材肥胖、大腹便便，总是会挤占妇女们和孩子们中间的好位子。我略微调整了一下位子，因为太激动。掉进了地下水的洞里，把我臀部也弄湿了。今天凌晨，防空洞人口处出现一张用德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醒目的大海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几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 胖子报务员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凌晨4时，危险终于过去了。我们大家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刚上床又响起了警报，时为凌晨4时30分。这次得保持冷静。我疲乏地又穿起衣服。当我终于穿着完毕，站在那里时，警报又解除了，时为4时50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人们把巡逻返航的中国歼击机误认为是敌机了。警报取消很长时间以后，我正躺到床上时，高射炮中队突然又射击起来。想必那些人是完全搞糊涂了，但愿他们没有击中自己的同胞。后来我想把失去的睡眠再补回来，但在凌晨时刻很难睡得着。那么，我就洗澡去吧！ 月光皎洁的夜晚又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在8时55分，来了第一次警报。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天我们大概做不成多少事了。里贝把不让他工作的日本人大骂了一通。9时55分取消了警报。我们没有见到敌机：又是一次虚传的警报，或者说，日本人从南京边上飞过去了。 中午12时15分响起了今天的第四次警报。警报拉响后，我们已不再那么匆忙了，到第二次信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这次几分钟后就狠狠地干起来了，猛烈的轰炸声就在很近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快步朝防空洞奔去。天空阳光灿烂，几乎无法认出敌人的飞机。防空中队开炮了，但是没有击中。由于很有可能会被纷纷落下的碎片击中，我便命令大家都进防空洞去。我们等了约10分钟，城北和城南都有可怕的炸弹落地声，南面升起一个很大的烟柱，在天边慢侵地散开，没有火光，只有爆炸产生的烟尘。13时10分，危险过去了。里贝先生吃饭来迟了，他说，今天他也不得不进了防空洞。日本人在电厂总机房不远处投下了一批炸弹，但电厂末受损害。里贝又一次交了好运！ 10月20日 上午8时，出了太阳，天边有一些云。日本人今天一定会来访。 昨天浦口的轰炸一定很严重。我听说，津浦铁路局的办公大楼和附近的煤场被炸了。据说炸死了9人，伤10人。现在日机已不再向下俯冲，而是直接从高空扔下一连串炸弹。因为它们向下俯冲受到了很大损失，有许多飞机是在重新抬升时被击落的。 里贝先生在修复电厂中做了很好的工作。2号涡轮机已全速运转(5000千瓦)，此刻正在修复3号涡轮机。中国人是否也承认这样的成绩呢？但愿如此！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事实：此刻只有我们那台老的博尔齐希锅炉在运转，它是我们6年前供的货。从那时以来它一直都在运转，根本就没有再让有名的美国锅炉生火。德国的产品质量再次证明是过硬的，但仍有人在挑我们的毛病。 12时30分，响起警报！飞机出现在北面和南面的高空，在南面授下了许多炸弹，可能又是落在飞机场上。南面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尘雾，这是炸弹的成果。有3架大型轰炸机从我们的上方飞过，高炮中队的射击又是劳而无功。为了提防炮弹碎片，我们(里贝和我)回到防空洞，待了几分钟，那里早已挤满了中国人。当我们又从防空洞走出来时，轰炸机正在北面(浦口方向)轰炸。我们也听到了那里有许多炸弹落地的声音，间或还有机枪的扫射声。想必也发生了空战。13时30分，一切又都过去了。 日本人还是很配合的：让我们安静地吃了午饭，我甚至还能小睡20分钟的午觉。 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我照样平静地工作，等待着第二次警报。15时40分，发出了拉长的“呜——“声，警报解除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 桂林来了消息，著名的弹道学家、枢密顾问克兰茨博士教授在那里去世了。愿死者安息！他是一位可亲的老先生，今年82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正值初夏，他想要到青岛去，但后来大概还是选择去了桂林。他顺便提到，这大概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暑期旅行。我想要劝阻他时，他却亲切地挥手拒绝了。想必他对此更清楚，而且被验证了。 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躺在鼓楼医院里。一次在长江上作舢板射击比赛时，他后面的人一颗铅弹打中了他的小腿肚。他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作了急救包扎。(在战争中人们什么事都会碰上！)偏偏是打中了小腿肚！要是再高一些也许会更消受些。不过，我还是不批评为好。我自己在非洲时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那时没有打仗。我要去请教一下，我是否应该为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他一枚“抗射击嘉德勋章“(译注：1350年爱德华三世颁发的系在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级勋章)。我相信，我应该这么做！ 有家报纸报道说，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日本人轰炸在上海的德国领地提出了抗议。中方和日本都否认了这期间出现的有关和平的谣言。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南京人已经习惯了日机的空袭。这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走出办公室，最多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拿到防空洞里去，再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使之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指示办公室勤杂工站到外面去观察天空，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通知我。当天空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时，当然就意味着得赶紧了。大家随即从房子里跳出来，朝四周看看，假如出现了危险，碎片满天飞，就赶快奔进防空洞里去。可是，一旦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也并不是一种快乐，何况，有30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各自的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有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平静下来。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10月21日 今天夜里3点钟收到一份电报，说沃尔特马德先生今天下午乘汽车抵达。但愿他运气好，我们希望他一路平安，那段路几天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猛烈扫射。 上午8时，天空万里无云，一个极好的航空天候。 9时15分响起警报；9时5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它们也许是在南京前面就改变了航向。最近，如果日机的飞行目标位于浦口的北面，它们就会绕过南京。 我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的夫人还在汉口，很想到这里来，但不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否可以让她佐到“库特沃“号船上去。我劝阻了他！施罗德博士不大相信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克兰茨和夫人几个月前就已在回国途中。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不甚清楚。施罗德博士还不知道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已在不久前去世。我在施罗德的住房里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我要把它带回去，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正想到电厂去时，12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刚好还来得及坐汽车赶回家。大家在那里很是激动。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讲德语的职员们说，他们从上海和南京之间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只有简单的用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口罩分给她们，这些口罩我原本是要剪开作绷带用的。正在关门的一瞬间，院子里又来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他们瞥见我时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子上。我的目的是使我的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日机飞来了，但却是在蓝天里，非常高，几乎辨认不出来。四面八方的高炮中队开火了，天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在南面(可能又是城外的飞机场，日本人干方百计地想要摧毁它)，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去。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及南面轰炸，一定是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离开，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下午2时(一个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躲避在扬子江饭店。午饭烧焦了的厨师在骂娘。看来，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烦恼。 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在上海附近突破了中国防线，在苏州附近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10月22日 早上8时，沃尔特马德来了。他是今天夜里1时到达南京的，但为了不打扰我，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他曾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实际上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他们对开汽车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车费是每人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令人讨厌，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他作为犹太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平静的。我和“电量计先生“(译注：“电量计“在德语中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①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时2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大校场)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了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时15分警报解除。 10月23日 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时45分有警报，10时15分警报解除。我们没有见到飞机。 11时再次响起警报。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时警报解除。我们正要去用午餐，12时20分又响起了警报信号。这一次榴霰弹云密布天空。根据猛烈的高炮火力判断，一定是在无法看见的远处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正在飞行的3架日本轰炸机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在交叉飞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了。情况看来挺危险，最好还是进“英雄地下室“。城南和城北遭到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投下了将近30枚炸弹。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时15分，一切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均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赶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平静下来。这是星期六下午，现在我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我正在写信，电灯熄了，我点亮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同进餐。然后我们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最后的3瓶啤酒，那是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现在只有味苦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我们就喝茶吧，茶叶有的是。 明天是星期天，中国人说：日本人在星期天从不进攻，至今只有两次例外。哦，你不会搞错吧！！ 晚上收到了从上海来的第二副望远镜——一副18倍望远镜，是德伦克哈思先生给我弄到的。现在我配备了望远镜，真像一个参谋长。只要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我用这副望远镜甚至能把他的最新的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奥托，这副望远镜将来一定要送给你，你可以在巴伐利亚山区派上用场，当然我多么希望将来能和你一块儿上山，但是有这个可能吗？ 10月24日 星期日，一碧如洗的天空。韩(湘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搞错了，10时3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和城北，炸弹和榴霰弹再一次雨点般地密集落下。事后据顾问们告诉我，我们经历了一种形式的周年纪念日：昨天在南京投下了第700枚炸弹。绝大多数炸弹落在城南的飞机场。11时55分，危险过去了，余下的时间是平静的。我和沃尔特马德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发现，在中国老板开的所谓的德国肉店的橱窗里放有爱福牌啤酒，我们赶紧把库存的9瓶全买了下来。埃利卡·布瑟幸福的未婚夫克勒格尔来探望我们，我们一同喝了咖啡，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司机刘每当遇上警报时，为了赶快回家去，就会开“惊慌快车“。汽车减震弹簧终于在开“惊慌快车“时断绰了，汽车不得不再送去修理。我们还听说，永利錏厂在上次轰炸时受到了严重破坏，已不再需要用电厂的电了，因为该厂已不得不停产。看来他们也想使还没有恢复的电厂再次停工。 晚上，收音机里传来不幸消息，说日本人已攻下了上海前线太仓城。假如这个消息确切(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和上海完全切断联系。 10月25日 美丽的秋日天气，十分平静。 我相信，日本人知道今天我要庆祝28周年结婚纪念日，所以特别照顾。妻子发过上次的电报后可能已到北京去了(就是说，日本人把“北平“的名称重又改为了“北京“，现在就只差他们把现在的“南京“改称为“南平“即“南方和平“了——它与狂轰滥炸真是多么相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给在天津的老地址拍了电报，着实出了不少汗，因为用英文写东西不是那么轻松的。不信你试试看！在节前的快活气氛中，受伤的霍特先生获得了“抗射击嘉德勋章“，就是说，是一个系在白色袜带上并写有“霍尼(译注：霍特的呢称)也许是想错了“字样的勋章(取自我的勋章箱子)，图案为两枝交叉的火枪，包装是一只蓝绸面子和白绸衬里的雪茄烟匣子。效果相当不错！霍特几乎笑得伤口也痊愈了，并且完全没有预料，全世界都在说：这只能是拉贝做的好事！ 妻子请韩(湘琳)先生给我送来了4大盆紫莞花(读作：菊花)，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她的两首诗(一首是她自己写的，另一首只可能是出自察恩之手)，同时她还在里面附了一张奥托的照片，就是孩子在以前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后来被她从我这里偷走了，这件事她也许早已忘记了。多多多……谢了，妻子！！我真是高兴！！此外，我又收到了妻子的两封来信(10月15日和16日的)，其中一封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转交的，一定是由目前在上海的特劳特曼夫人带来的，大使到她那里去过。 中国人全都垂头丧气的。上海传来的坏消息看来已得到了证实。现在情况怎样了，我们还不知道。 乌拉，刚才又收到了奥托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9月26日。快活而又无忧无虑的奥托正在参加摘梅子和拾苹果的劳动。我为奥托·拉贝不久就要成为一名士兵而高兴。祝我的孩子幸福！ 下面是我收到的礼物。 察恩的诗： 你的儿子现在你成了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显示出你的才干吧！愿你朝气蓬勃，迈入生活！愿你大胆勇敢，万事成功！你是我树干上长出的分枝，如今已变成一棵独立的大树。给它泥土吧，而不是沼泽和泥泞。扩大空间让它根枝蔓生。让清新的风，摇曳和摆动枝枝叶叶；让绿色枝叶的花环，高高竖起向着太阳！让鸟儿在树枝间歌唱，世界多么美丽如春天！天际会怒吼，会呼啸，要迎着风暴，挺直站立，绝不屈服。 现在你是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人材之林中的一根栋梁，尽管有石头，有洼地，你健康快活而自豪地耸立着！ 妻子的诗： 纪念1937年10月25日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多拉1937年10月9日于天津 10月26日 航空天候！但上午仍很平静，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做我们的工作。14时30分有警报，15时1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但是据说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发生过激烈的空战和轰炸。16时又响起了警报。我用18倍的新望远镜，第一次在我的头顶上方看到有7架轰炸机，我随即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我一放下望远镜，就几乎看不见飞机了。由于望远镜放大的倍数很高，我把敌机的距离搞错了。我必须先习惯这一点。日机在城南方向又投下了一批炸弹，16时15分，危险过去了。 里贝先生完成了在电厂的工作，他可以到长沙去了，上海却发来了电报：“等待信示。不要急于结束工作！“我在西门子洋行工作了27年，还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电报，我真想也成为一名涡轮机装配师。为此我在下午买了一只中国钢盔，一方面为了留作纪念，另一方面是防止上海总部电讯部来电话揍我的脑袋，因为我收取炮兵学校过去的外欠债务进度太慢。各家报纸报道说，太仓仍然在中国人的手里。但从这里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情况有些不真实，肯定已经被攻占了。无论如何，我们德国人在扬子江上还有“库特沃号轮船作为最后一个避难处，这确实令人宽慰。我看到过这里的政府已经溜过一次。这种事还会再次重复。以后城里是否还能保持秩序是个大问题。 有家报纸说：在从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对南京的65次空袭中，已有200人丧生、300人受伤。此外，日本人承认，他们在上海至今已被打死1万人。 10月27日 日本人攻占太仓的消息现在已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后者现在已撤到了他们所谓的“兴登堡防线“。上海的邮件、电报之类还收得到。据说，甚至还可以坐火车到达上海西站。上海是一片混乱！战斗想必十分激烈。在国际租界的边界处的战斗中，欧洲人也受到了日机的扫射。有两名德国人受伤，一名英国士兵被打死。接着，英国士兵得到了守卫这一段国际租界的命令，射击任何一架飞越国际租界边界的日本飞机。 今天，南京这里十分平静，尽管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完全没有空袭或警报。我不断听到关于日本人在使用毒气弹的传说。据说已有200箱带红十字标记的日本弹药运到了上海。施爸爸(译注：指后文的施佩林先生)家庭生活的下述经历，说明目前上海局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在此，要感谢我，我把它重复一遍。如有不妥，我保留意见，不承担责任。在施先生住房的附近落下了几枚很大的炸弹，把许多房屋炸得稀巴烂，甚至后来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施爸爸随即打电话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认为那里要安全些。当一家人终于到他那里时，他正等得相当不耐烦。他开口就对他们说：“你们在哪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能很快找到妈妈。“小女儿回答说。“哦，哦，她躲到哪里去了呢？她不可能在家里走失的。“最小的孩子(用格蕾特尔·加尔博的语气)接口说：“她躲在衣橱里！爸爸，你能猜得到吗？？“ 10月28日 天空有些云，尽管如此，9时10分还是有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9时40分就取消了。除此以外，这一天很平静，是工作忙碌的一天。晚上出了一点小事，据说调皮的厨师蔡为晚餐准备了奶酪，但吃饭时却没奶酪。我发了火，骂了他，并说要在下月1日就解雇他。他斗不过我，转身就走开了。走就走吧，就我而言，我不会让步，我要我的奶酪1 10月29日 下雨天，估计日机不会来。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厨师和奶酪都成了完全次要的事情。上海防线的战斗对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产生了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除去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以外，其他一切肯定也都超过了至今有过的程度。这样，日本人在上海实际上也许已经或接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发起冲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打算。中国人不是没有进行过英勇的防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足以证明，他们维护了中国军队的声誉。我们在这里作过许多估计和讨论，日本人是否能够突破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区，并攻占扬子江的防御工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南京就会面对日本的舰队，那将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沃尔特马德昨天继续旅行到汉口去了。里贝还在这里，他在结束了电厂的2号涡轮机和3号涡轮机的修理工作以后，就打算要离开，何况电厂最近已将涡轮机停机，因为永利錏厂这个用电大户仍然没有投产。现在却突然来了指示(可能是蒋介石统帅的)，要求全部机器应该立刻开机。中国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已将带有黄十字标记的350箱毒气弹药运到了上海。(他们是否想用来对扬子江的防御工事施放毒气？)皮尔纳少校带来一个坏消息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岌岌可危，由于上海爆发战争使它损失惨重。据说提供这个银行资金的一些较大的康采恩已被日本人摧毁。我至今还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施彭勒告诉我，他听到皮尔纳的消息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铁道部不想以英镑签发期票。我感到真滑稽！难道欧洲的形势尖锐了？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阴云密布“，也不适合安抚情绪。偏偏又来了这桩倒霉事！ 据说蒋介石夫人乘车去上海途中，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从汽车里被抛了出来，折断了几根肋骨。据说在太白岩(译注：即采石矾)附近(在去芜湖的路上)一艘装有300万元弹药的中国炮舰，被日本轰炸机炸得粉身碎骨。皮尔纳声称见到了这一情况，并说也知道这是间谍活动造成的？！劳膝施拉格尔从北戴河经过上海回到了这里，给我带来了妻子在天津为我购买的胰岛素。这东西我现在有了3个月的储备。 我收到了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寄来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记事日历，作为送给客户的圣诞礼物。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来了每年都要提出的请求，要求寄送圣诞包裹。辛施公司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十分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使我们的“心肠完全变软了“！天呀，圣诞节——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年我们会在哪里过圣诞节呢？？——喂，你别哭，拉贝。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 下面这些诗句是我趁脑子清醒的时候写下来的： 和人人都相干我一再有把握地说：哎呀，要理智，蹲在防空洞前，这可是缺乏理智！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高空也会掉下碎片，击中谁，痛得要命，如果劈啪爆炸，不及时走开，你肯定会说：啊——我想，还有足够时间躲开，我只想看一下……别说废话了——快些吧，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10月30日 下雨天，多么美好的雨天。“库特沃“号已决定驶往芜湖，去装运刚刚挖出的煤。女士们全都离开了船，在这段时间内留在“危险的“南京。 收到了妻子10月17日和20日的邮件。乌拉！妻子在天津的《华德报》上读到了我关于在南京庆祝收获感恩节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勇气。这就对了。妻子！这文章首先是为你写的。你立即就理解了，使我很高兴。 10月31日 雨还在静静地下，好极了。我们根本就不想有比这更好的天气。 上海的战斗在紧邻外国租界区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中又有一批人员被打死，其中有3名英国士兵。另外有一批过路人受了伤。所有外国人，当然还有全体中国居民，交口称赞500名或800名中国人，他们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个仓库里(译注：指上海四行仓库)英勇地抗击日本人，表现得视死如归。我在报纸上读到了第一批和平序曲，不过也只是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橄榄枝的和平鸽，一点用处没有。 [book_title]37年十一月日记(1) 11月1日 天空稍有云层覆盖，但是没有空袭。我们可以安静地做我们的事。 11月2日 雨大滴大滴地下着，看不见山，一切都淹没在云层中。尽管如此，9时15分响起了警报，我们不得不中断我们例行的商务访问。9时30分，一架中国飞机在离我们房子仅200米的高处一掠而过，警报就又解除了。我听说，如果有中国轰炸机升空，现在也发警报。人们想以此防止暴露中国人隐蔽自己飞机的地方。L.A.施密特先生从上海发来电报说：“请电告需要的食品。“背后肯定包含有妻子的极大担心。她想在天津给我寄一箱松脆面包，但未办成，现在要由施密特先生来做了。我答复说：“非常感谢。目前我有足够的食品。“因为我确实还有我需要的一切东西，松脆面包片没有的话，黑面包也行。我刚从医生处回来，血糖正常，只是有时心悸得厉害，凌晨3时更为严重。这是神经性的现象，也许是可以医治好的，我想试试看，也许是我用的胰岛素太多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敢死营“的尚存者撤出了仓库。蒋介石做得对！仓库里已有将近100名士兵丧生，最后的人员撤出时还会有损失，然后这个插曲也就此结束。但它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如果有必要，中国士兵也会死得其所。 11月3日 还是出色的下雨天。14时45分有警报，但15分钟后又取消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发警报！也许只是想干扰我的午睡，他们连一丁点儿快活也不想让人享受。这里的一张报纸上最近有一则简讯说：当局即将对城内的全部防空洞进行检查，检查它们是否顶用，就是说，它们建造得是否牢固，是否具有足够的保护作用。我当时并未重视这则简讯。现在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这是我在上海德文报纸《远东新闻报》上那篇署名“老鸹“的恢谐文章的后果。尽管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杜撰得很好！这正合我意。也许并没有检查出多少问题，虽然在那则报纸的简讯中提到过，对那些不完善的防空洞必要时将予以重建或修理。遗憾的是，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会建造得起一个真正的抗轰炸的防空洞。为此需要有很粗的树木或是铁轨，相当多的黄沙和更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统统没有！ 11月4日、11月5日 天空云层密布，不时下雨，没有日机到我们这里来。糟糕的是，我患了重感冒。头痛，低烧，咽喉痛，嗓子沙哑，咳嗽，脉搏每分钟95次，心悸，使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医生说：“并不严重！！“好吧，我想我是病了！不过，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搞颠倒了。因为，今天夜里有过“警报“，我肯定是没有听见，因此我还是“傻乎乎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医生随即给我(估计是治“傻病“)开了药特灵、洋地黄、丫啶黄、阿达林和溴剂。另外，我还主动服用了阿司匹林。我看到账单(今天这里的药价是原先的3倍)时，我的病已好了一半，但愿另一半会便宜一些！只是不要让妻子知道，否则她会毫不顾及日本人，沿着津浦铁路的路轨从天津步行跑到南京来。此外我还在考虑，在特劳特曼夫人(德国大使的太大)到达这里后，我是否也让妻子来。大使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嘛！！尽管我认为这确实是不明智的！ 11月6日 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也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3天的虾蟆肿病之后，今天又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日本人对我的病(我患了重感冒)照顾得令人肃然起敬。前3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南京是如此。总的战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中国人对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总是认为，您应该看到，美国一定会帮助我们！哎，但愿是这样。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公开的抱怨声，说英国与日本的贸易减少了，因为英国在日本遭到了憎恶。一旦事关“镑“或“美元“，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英国或美国都是如此。第一是做生意，中国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还远远轮不上呢。有人说，现在英国需要大力保护在中国，尤其是在扬子江沿岸的贸易利益。干吗要和日本打仗呢？不，还是不要打！！况且在日本也投了资，而且为数不少。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整个会议又能寄予多少希望呢？他们一定会竭力促成一个折衷的和平。但是中国不想要这种和平。中国要求九国予以保证，它目前正在捍卫的是不可侵犯性。也许通过发布实施制裁会有帮助，可是即使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日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一旦用制裁措施给我们制造麻烦(石油禁运等等)，我们就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是说，欧洲国家和美国至今还享受的一切特权就要中止。然后日本就对中国宣战！在此以前还只是一种“友好的争论“！可怜的中国呀！ 我们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确实是惊讶的，而且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在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本当然最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进攻不可等得太久。再过四五年之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中国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的可能会战胜它。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 11月7日 还是倾盆大雨的天气，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 最近的伙食不太好，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战争问题“还是“佣人问题“。我们的管家请了3天假，在他不在期间，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人无比高兴的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否认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有过如下的交谈： 主人：你过来！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有鱼昧，这是怎么一回事？佣人：鸡也没有办法，主人，现在已没有真正吃的东西了，只有吃鱼了。主人：可是黄油也是这个昧道，难道你认为奶牛也只有吃鱼吗？佣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我要去问问它。 现在我真的想知道，奶牛将会回答什么！如果他把煎锅清洗一次，也许就会把鲸油的味道洗去。我将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很有可能我的那些防空洞的客人都是用的这只煎锅——就是说，我的煎锅！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新闻！ 11月8日 今天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下面防空洞那里看上去漆黑一团！ 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2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抽干了，就是说，用的是水桶和食品罐。 我外出作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相当多的坏消息。看来在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已经告诉过我，电厂的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染上了“红色“。有人直接问过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更好些？俄国人似乎在这里暗暗地作了大力宣传。今天有个商务方面的朋友(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私下里对我说，全体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抛弃了中国，他们都会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宁愿受俄国的控制而不是日本。多么周到的考虑！！谢谢！！究竟还会把中国引到哪里去呢？据说与上海的公路联系从昨天起就中断了。第一次没有收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即11月7日的报纸)。 11月9日 美丽的航空天候，但没有空袭。 这很可能与上海的战事有关系。上海的报纸今天也没有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说，上海陷落了，就是说，上海地区内不再有一个中国士兵了。这样，南京和上海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只要陆路不通，就不能恢复联系，至少暂时是如此。至于水路能否通行，需要过几天再看。类似情况在1932年初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如果除了上海邮件一时到不了，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就算了。但是，很有可能会随之产生与此相关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例如缺乏食品等。那时会变得怎样，暂时谁都不知道，我更是一点不知道。 韩(湘琳)先生说，中国人即使必须退到西藏，也不会讲和。但韩(湘琳)先生一个人的话是算不了数的。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10天前曾预言在11月9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他言中了。他同时还声称，随着上海的陷落，战事也就告结束。如果他在这件事上也言中的话，我不会反对。中国人确确实实英勇地进行了保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缺少日本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太原今天也陷落了。这样，就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在这里暂时就无计可施了。假如说布鲁塞尔九国会议真的没有作出中国同意的而又不丢面子的决议(目前看上去很有可能)，我认为，日本人将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全力把中国政府即蒋介石统帅赶出南京。我可以设想这事也不会太难。据我的判断，日本军队要从陆路上推进无疑是不容易的，需要突破类似“兴登堡防线“的战线，会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要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就我听说的，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本人实际上也会这样做的。 不过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也即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600架飞机。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60架～100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到那个时候我宁愿待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不过，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这个呆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们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冥思苦想得越多，一个人的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多么有趣，刚才收到了北方来的邮件：妻子10月31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10月6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10月9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10月8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译注：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呢称。1996年12月，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10月25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但愿这是真的！)。其实维利是孤身一人住在柏林。 11月10日 阴天，云层很低。尽管如此，13时15分响起了警报。约有9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毫无成效。前前后后一片爆炸声。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开始在周围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时，我立即命令大家躲进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正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18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每次，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差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很软，我们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地排水。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现在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时45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也许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约为30岁出头至35岁左右，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而白天的其余时间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月8日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它报道如下： 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这样，理所当然地他们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 一着高明的外交妙棋！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大家却叫嚷起来！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11月11日 哈哈，云层密布，而且是厚厚的云层。我的防空洞里的水“几乎“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我们已准备就绪！上午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平静。可是到了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坐在那里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稍微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飞来。后来有一架向下低飞时，我已进人防空洞，我的中国客人们都一个不缺地躲在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以前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5名一7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20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8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3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 11月12日 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 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我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大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11月13日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