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摩格街谋杀案 [book_author]爱伦·坡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22875 [book_dec]这本选集选译了爱伦・坡五类题材的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及他唯一一部可以算作长篇（未完）有时也被算作中篇的小说，以期为无法读完他全部作品的读者提供一个相对精当的选本。其中，《摩格街谋杀案》、《玛丽・罗杰疑案》、《被窃的信》、《金甲虫》被认为是坡的推理小说典范，其影响仍柯见于当今各国的推理小说中；《贝蕾妮丝》、《丽吉娅》、《莫蕾拉》则独具爱伦・坡特色。以描述“死之美”与“美之死”而令读者印象深刻；《厄舍屋的倒塌》、《红死病假面》、《过早埋葬》、《陷坑与钟摆》、《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表现了爱伦・坡作品的另一个常见题材；极度的身体和心智变态、腐朽和死亡，以及作家对恐怖效果的刻意追求；《泄密之心》、《乖戾之魔》、《黑猫》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前一组小说的题材，但更将笔触探及人的内心深处，涉及到心理的和无意识、下意识的层面，虽然作中的主人公大多带有疯人狂汉的特征；《就是你》、《眼镜》和《塔尔博士和费舍教授的疗法》是爱伦・坡笔下为数不多的几篇喜剧故事，情节不失曲折有趣，还暗含嘲讽和讽刺，明眼人当不难看出。最后的《南塔克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叙述》是一部未写完的长篇，以主人公的航海经历为线索，种种曲折倒也集了坡的短篇题材之大成，如果把它放到同时代麦尔维尔等人的类似作品一起去读，或许更会有收获。 [book_img]Z_9985.jpg [book_title]摩格街谋杀案 女妖们唱的是什么歌，当阿基里斯隐身于女人中，他使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但也并非不能猜想。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论述为具有分析性的心理特征，其自身很难被分析。我们只感受到心理特征带来的效果。除此，我们还知道，在过度拥有这些心理特征的情况下，它们对其主体而言，总是一种最为活跃的快乐源泉。正如一个健壮的男人为他的体能感到自豪，很乐于做那些肌肉运动，善分析者也为这样的心理活动而骄傲。他甚至能从最琐碎的活动中获取快乐，如果这些活动能使他的才华得以体现。他喜欢神秘的谜、费解的难题、象形文字；在他对此的一一破解中，展示出在常人看来具有超自然性的某种智慧。事实上，他的这些由方法所特有的实质和精髓而给予的解答，完全是一种直觉。 数学研究也许能有效地增强解决问题的才能，尤其在数学最高深的学科分支中；不公平的是，仅仅由于其逆向运算能力，这种学科分支，就似乎显得非常出类拔萃，被称为解析学。不过计算在本质上并不是分析。例如，一个象棋手算棋时就无须分析。这表明，象棋在对心理特点产生作用方面，是很被误解的。我并不是在写论文，只是想通过非常随意的观察来进行某种特殊的开场白；因此，我趁此机会声明一下，深思熟虑在朴实的国际跳棋中要比在所有精巧轻薄的象棋中更能果断而有效地得以运用。在后者中，各个棋子都有不同的、怪异的走法，并有各种不定的价值，这仅仅只是复杂，却被误认为(错误并不少见)是深刻。此间，需要凝神静气，稍不留神，就会疏忽，会导致损伤或失败。可走的棋步不仅是多样的，而且错综复杂，这样的疏忽几率就很大；下象棋时，十有八九是更为专心的、而不是更为敏锐的棋手胜出。反之，在国际跳棋中，棋步是唯一的，几乎没有变化，粗心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纯粹的专心就相对不太起作用，棋手赢棋就更取决于哪方具有较高一筹的敏锐。为了减少抽象性，让我们以一场跳棋比赛为假设，双方棋子只剩有四个国王，当然了，也不出现疏忽的情况。很显然，胜利只取决于(棋手是势均力敌的)某种妙招，那是对智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在一般棋招已然无效的情况下，分析者就投身于对对手的心理分析中，于此验明自己的观点，他往往发现，只一瞥，就能找到那些唯一的方法(有时候，很荒唐的是，实际只是些非常简单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对方也许就误入歧途，或是草率地做出错误判断。 长期以来，惠斯特牌[1]因其对计算能力产生影响而负有盛名；人们认为具有最高深智慧的人显然会对此牌有着解释不清的爱好，并且，他们避开象棋，觉得它肤浅。毋庸置疑，在此类游戏中没有什么能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基督教世界中最优秀的象棋手也许只不过是最好的象棋手；但是对惠斯特牌的精通却意味着具备了在所有那些更重要的工作中的成功能力，这些工作是脑力之间的竞争。我所说的精通，是指在比赛中的一种完美，这完美包括对所有信息的领会，从而获得合理有效的优势。这些领会不仅具有多种性，而且形式多样，常常存在于思想深处，不是常人智力所能企及的。专心观察意味着要清晰地记忆；因此，迄今，只要纸牌游戏规则(它们本身是建立在纯粹的游戏机制的基础上)能被充分和总体地理解，那么专心的象棋手都擅长玩惠斯特牌。因此，具备持久的记忆力，并依照“惯例”，就通常被认为拥有了擅长此道的资本。但是，在纯粹规则之外，就需要运用分析者的技巧了。他会静静地作一系列的观察和推论。因此，或许他的同伙也如此；他们所获取信息的不同，更多是取决于观察的细致，而非推论的正确性。关键在于观察什么。棋手根本不限制自己；也不因为游戏是目的，就拒绝从游戏之外的事物中进行推论。他观察同伙的表情，细心地把它与每个对手进行比较。他留心洗牌时每只手的动作；经常通过持牌者看每张牌的眼光，猜测算计一张张王牌和大牌。在游戏的发展中，他注意着脸部的每一个变化，从确定、惊讶、胜利，或是苦恼的表情变化中汲取信息。他从对手收拢赢牌的方式判断收牌人是否会再赢同样花色的牌。从牌被掷向桌子的气势中，他辨别得出什么是虚招。一个随意或粗心的词，一张偶然掉落或翻转的牌，以及牌被暴露后伴随而来的焦虑或是无所谓，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还有期间的尴尬、犹豫、急切、或是颤抖——所有这些，都把对真实情况的暗示提供给了他看似直觉性的感知。两三个回合之后，他对大局了如指掌，于是就精确恰当地把自己的牌放出，好像其他参与者都已彻底现形似的。||||| 分析能力不能和单纯的机灵相混淆；因为分析者必须要机灵，而机灵的人往往对分析非常不在行。那种推断或归纳能力，通常表现为机灵，而且颅相学者(错误地)把其归结为是因为一种个别器官，并推测它是一种原始能力，在那些智力在其他方面濒临白痴状态的人身上尤为多见，因此，这些人吸引了心理学者的普遍关注。事实上，在机灵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区别，远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要大，但是有一个特征又十分相似。实际上，人们会发现，机灵的人往往是好幻想的，而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常常又是有分析能力的。 以下的叙述对读者而言，多少是对刚才所提出的命题予以评说。 一八××年的整个春天和部分的夏季，我居住在巴黎，在那里，我和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相识了。这个年轻的绅士来自一个高雅，事实上是显赫的家族。但是，由于各种不幸事件，这个家族没落到如此贫困境地，使他个性中的热情屈服于贫穷之下，他消沉避世，不再对恢复家产有任何兴趣。承蒙他债权人的好意，在他的财产中依然保留着一小部分遗产；而且，根据从中获取的收益，他竭力通过克俭来维持生活的必需，并从来不奢求什么。事实上，书籍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且在巴黎也很容易获得。 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蒙马特大街的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在那里，我们碰巧都在寻找同一本非常罕见和著名的著作，这使我们的交流更密切了些。此后，我们频频会面，我对他所详细讲述的那一段琐碎家族史很感兴趣，在叙述中，他有着法国人只要一说起与己有关的话题就放任情感的坦率。我也对他广博的阅读感到很吃惊；而且，尤其是，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这狂烈的热情，以及他想象力的生动清新所感染。在巴黎寻找着我所要探询的目标时，我感到此人的社会圈子对我来说是无价的财富；而且我也把这种感受坦白地告诉了他。最终，我们决定，在我逗留于这个城市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由于我的生计状况多少还不像他那样窘迫，他就答应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的一个遁世而荒凉的地带租下了一座年代久远的古怪官邸，由于人们的迷信想法，它已经荒芜了很久，摇摇欲坠，我们并没有去打探这个迷信，我花钱将房子装修了一番，使它的风格符合我们共有的古怪和阴郁的脾性。 如果我们在那里的日常生活被世人所知的话，我们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疯子——尽管，或许是那种不会伤害人的疯子。我们彻底与世隔绝，从不见任何人。事实上，我们隐居的地点被我作为秘密小心地保留着，不为自己以往结交的朋友所知；而且，杜潘好多年前就停止了社交，在巴黎一直不为人知。于是我们就生活在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中。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异的奇想(我还能称它为其他什么吗？)，他认为夜晚有其自身的魅力，令人着迷；而且，当我进入了这种怪异之中，就像进入了他所有其他的怪念头中，我静静地感受；彻底放弃了自我，把自己交付给他狂野的幻想。那幽暗的神性并不是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能营造她在的气氛。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时，我们关闭了那座古宅里每一扇厚重的百叶窗；点燃了两根蜡烛，它们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仅仅发出最惨淡与微弱的光线。在烛光中，我们任自己的灵魂沉浸在梦幻中——阅读、写作，或是交谈，直到时钟提醒我们黑暗的真正来临。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手拉着手，继续着白天的话题，或者到处漫游着，直到深夜，一边在喧嚣城市的灯影中寻找着精神亢奋的无限性，这种极限只有通过平静的观察才能企及。 在那样的时刻，我禁不住要评论和钦佩(尽管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我对此已有所准备和期待)杜潘所具备的那种独特的分析能力。他也似乎很热切、愉悦地运用着它——如果这不能完全算作是炫耀的话——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从中可以获取快乐。他向我夸耀着，一边低声咯咯地笑，说大多数人在他看来，内心都有窗户，随即他常常说出我当时的所思所想，作为那个论断直接而惊人的证据。此间，他的样子是冷漠而抽象的，目光空洞；而他往日洪亮的男高音则拔高到了一种颤音，若不是他发音时的有意控制和完全的清晰，听上去就会显得很暴躁。当我观察他的这些神态时，我经常会陷入对双心论这一古老的哲学的沉思中，并通过对双重杜潘——富有创造力的他和擅长分析的他的想象来自娱。 请不要根据我前面的话，就以为我是在详细地叙述什么神秘之事，或是在描写什么浪漫的故事。对这个法国人，我所要描述的只不过是一种亢奋的、或许是病态的才智产生的效果，不过我最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那一时期的观察特点。||||| 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王宫附近沿着一条又脏又长的路漫步走着，两人显然都沉浸在思考中，至少在一刻钟的时间里，我们谁都没说一句话。突然，杜潘冒出了下面这句话： “他是个小个子家伙，真的，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毫无疑问，”我不自觉地回答道，最初并没注意到(我是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说话人进入我沉思的插话竟如此离奇巧合。我立刻回过神来，并感到一种深深的惊讶。 “杜潘，”我严肃地说，“我没法理解这个，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很吃惊，并且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正在想着——？”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为了明白无疑地确定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思考的是谁。 “——想着尚蒂耶，”他说，“你为何停下来？你在对自己说他的小身材不适合悲剧。” 这恰好就是我思考的内容。尚蒂耶曾经是圣德尼街的补鞋匠，他疯狂地迷上了舞台剧，想尝试扮演克雷比雍悲剧中的薛西斯[2]，结果弄得声名狼藉，一番苦心却遭受大家的冷嘲热讽。 “看在上帝份上，请告诉我，”我喊道，“这个方法——如果真有方法的话——你是怎么用它来看穿我内心的。”事实上，我甚至比我原本想表示出来的要更为惊讶。 “是那个卖水果的人，”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使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那个修鞋匠没有足够的高度来扮演薛西斯et id genus omne[3]。” “那水果商！——你可真让我吃惊——我从不认识什么水果商。” “就是我们走上这条街时那个撞到你身上的人——这可能是一刻钟之前。” 我记起来了，确实有一个水果商，他头顶着一大筐的苹果，在无意中几乎要把我撞倒了，那时我们正从C——街穿过来，走进了这条大街；可是我没法理解这与尚蒂耶有什么关系。 杜潘没有丝毫假充内行的意思。“我会解释的，”他说道，“然后你就会清楚地理解这一切了，我们先要回顾你沉思的过程，从我对你说话开始，直到遭遇那个被提及的水果商。这条链子中各个重要环节是这样排列的——尚蒂耶、猎户星座、尼科尔斯博士、伊壁鸠鲁[4]、石头切割术、街上的石头、水果商。” 很少有人在他们生活中会没有过这样的消遣，即回顾自己的思路是怎样一步步地到达某个特殊结论的。这种推溯充满乐趣；初次尝试的人会对最初的念头和结论之间明显有着无限大的距离和毫不相干感到吃惊。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法国人所说的话，就当然感到了惊讶，而且，我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就是事实。他接着又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离开C——街时，我们一直在谈论马。这是我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当我们走到这条街时，一个水果商头顶着一个大筐，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把你撞向一堆铺路石上，这些石头堆在正在修建的人行道上。你踩在其中一块乱石上，滑了一下，膝盖轻微扭伤了，你显得有些恼火或是闷闷不乐，嘀咕了一些话，转头看了看那堆石头，然后就沉默向前走。我并不是特别关注你的举动；但是最近，观察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需要。 “你的目光停留在地面上——带着一种暴躁的情绪注视着道路上的洞眼和车辙，(因此我觉得你依然在想着这些石头，)直到我们到达了那条叫拉马丁的小巷，正试验着把石块交叠铆接起来。那时你的表情开朗起来，而后，我注意到你的嘴唇动了，我可以肯定你在嘟哝着‘石头切割术’这个词，这是一个常运用于这种类型的人行道的术语。我知道当你自言自语地说‘石头切割术’时，你准会想到原子，继而联想起伊壁鸠鲁的理论；接着，由于我们不久前曾谈及这个话题，我还向你说起过这个希腊人的这些模糊猜测在后来的星原学中得到证实，这是如此怪异，却少有人知道。当时我觉得你会忍不住地将目光投向猎户星座的那团大星云，而且我也料到你会这么做。你确实往上看了；于是当时我很肯定自己准确地跟随了你的思维。但是在昨天的《博物馆报》中，那个讽刺家对尚蒂耶进行了尖锐、激烈的长篇攻击性演说，并对这个修鞋匠想凭借着厚底靴改头换面作了一些有失其名誉的影射，并引用了一句拉丁语诗句，我们还经常讨论它，就是这一句话： Perdidit antiquum litera prima sonum.[5] 我告诉过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它以前被拼作是Urion，而且从某些与此解释有关的言论的尖刻性来看，我意识到你是不会忘掉这事的。很显然，你准会把猎户星座和尚蒂耶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从漫过你嘴唇的微笑中就发现你确实将它们结合了。你想到了那可怜的修鞋匠成了牺牲品。到那时为止，你一直伛偻着身子行走着；但是现在我看到你挺直了身体。因此，我确信你当时是在回想尚蒂耶瘦小的身材。就在这个时候，我打断了你的沉思，告诉你，事实上，他确实是个小个子家伙——即那个尚蒂耶——他更合适去杂耍剧院。”||||| 这以后不久，我们翻阅一本夜版的《法庭公报》，下面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离奇的凶杀——今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圣罗克区的居民被一阵持续的凄厉惨叫从睡梦中惊醒，这叫声显然是从摩格街的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的，据说那里只住着姓莱斯巴拉叶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巴拉叶小姐。过了一会儿，由于正常途径进入房间的尝试未果，人们用铁撬棍砸开了大门，在两位警察的陪同下，八九个邻居走进屋子。这时，叫声停住了；但是，当这群人冲上一楼楼梯时，他们听到了两三声刺耳的、愤怒的争执声，这声音似乎是从楼上传来的。当人们到达第二层时，这些声音也消失了，一切又变得悄然无声了。人群分散开来，从一个屋子搜寻到另一个屋子。当他们抵达四楼的一个靠后的大套间时，(大家发现大门是反锁着的，钥匙在里面，就奋力推开了它，)里面呈现的景象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又惊又怕。 “屋子异常凌乱——家具破碎了，散得到处都是。那里只有一个床架；床垫已经被人从床架上移开了，并被扔在地板中央。椅子上放着一把剃刀，那上面血迹斑斑。壁炉上有两三绺又长又密的灰色头发，它们也沾着血，似乎是被连根拔起的。人们在地板上发现了四个拿破仑金币[6]，一个黄玉耳环，三个大银勺，三个小一些的铜匙，以及两个包，里面大约装有四千法郎的金币。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柜子的抽屉都开着，显然是遭受了抢劫，尽管许多东西还留在里面。人们还发现在床垫下(不是在床架下)有一个小小的铁质保险箱。箱子被打开了，钥匙依然在门上面。除了一些旧的信件，以及其他不太重要的文件，别无他物。 “人们没有发现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踪影；但是在壁炉里有着数量非同寻常的烟灰，于是大家开始搜寻烟囱内部，然后(说出来太可怕了！)发现了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她被人们头朝下地拖了出来；尸体是被人用大力推进这狭窄孔隙的，而且被往上推了相当高的一截距离。尸体尚存一丝暖气。经过检查，人们发现皮肤上有多处擦伤，这无疑是因为向上推的猛力，以及后来尸体从烟囱里拉出来时刮擦所致。她脸上有许多严重的抓痕，而且在脖子处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凹痕，仿佛死者是被掐死的。 “人们对房间每一部位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没再获得进一步的发现，大家就走进了这幢房子后面的一个铺砌过的小院子，并在那里发现了老夫人的尸体，她的脖子整个被砍了，所以在努力将她抬起时，头掉了下来。她的身体和头部一样，毁坏得非常厉害——前者几乎不成人形了。 “我们相信，至今，对这一可怕的神秘事件，人们还没有任何线索可寻。” 次日的报纸附加了这样一些细节： “摩格街惨案——许多和这个异常与恐怖事件有关的个人都受到了调查，”(“事件”一词在法国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有轻浮之意)“可是案情没有任何突破。以下，是我们获得的所有重要证词。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女工，她证实自己与两位死者认识了三年，在此期间一直为她们清洗衣服。老夫人和她女儿的关系看来不错——彼此很亲切。她们给工钱很公道。关于她们的谋生方式或手段，她也说不出什么，不过她相信莱斯巴拉叶夫人是靠给人算命维生的，据说很有些积蓄。在夫人喊她去拿衣服或是她送衣服时，她从没在那里遇到任何旁人。她能肯定她们没有雇用人。这栋房子除了四楼，其他楼层都没摆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草商，他透露说自己常常卖给莱斯巴拉叶夫人少量的烟丝和鼻烟，这已经差不多有四年时间了。他就是在附近出生的，也一直住在那里。尸体被发现时，死者和她的女儿已经在这房子里住了六年多。此房过去住的是一个珠宝商，他将上面的房间转租给三教九流。房子是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财产，她对房客滥用房屋感到很不满，于是自己搬进了这些房间，拒绝出租任何部分。那老夫人很孩子气。证人曾在六年中见过她女儿五六次。她们两人过着极其隐蔽的生活——据说有些钱。他曾听邻居说莱斯巴拉叶夫人会算命——他不相信这个。除了老夫人和她的女儿之外，一个行李搬运工露了一两次面，还有一个医生出现了八九次，他就再没见其他人进过那家的门。 “其他许多人，均是邻居，都证实了相同的情况。他们都说没见有谁常去那里。大家也不知道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是否有任何健在的亲朋。她们前面的百叶窗很少被打开过，后窗的也一直关闭着，除了四楼那个大套间。那房子很不错——不是太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官，他陈述说自己大约是凌晨三点被召到现场的，并发现有二三十个人站在门口，想努力走进去。最后，门终于被用力打开了，人们用的是一把刺刀——不是铁撬棍。用它开门没什么难度，因为门是双层或是折叠的，底下和顶上没有上插销。尖叫一直继续着，直到门被奋力打开后——声音是顿时停止的，它们听上去似乎是某个人(或是不止一人)在极其痛苦地喊叫——声音很响，拖得很长，不是那种短促的类型。证人带大家上了楼。上了第一个楼梯平台时，大家听到两个声音在大声与愤怒地争吵着——其中一个声音是嘶哑的，另一个是更尖厉的——非常奇怪的声音。他可以辨认出前者说的一些词，那是一个法国男人的声音。他能肯定这不是女性的音质。他听出了 ‘该死’和‘见鬼’两个词。那个尖厉的声音听上去是一个外国人发出的，但他不能肯定这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相信是西班牙语。证人所描述的房间和尸体的情况与我们昨天报道的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之一，做银匠生计，他作证说自己是最初进入房子的那群人之一。他大致上证实了米塞的话。当他们刚奋力闯入大门后，就又关闭了大门，把人群挡在外面，当时人聚拢得很快，虽然当时已深更半夜。这个证人认为那个尖厉的喊声是个意大利人发出的，并确定这肯定不会是法国人的，但是不确定是否是男人的声音，它或许是女声。他对意大利语不熟，不能辨认出词语，但是听音调，他确信说话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认识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并经常和二者交谈。他很肯定那尖厉的声音不是两个死者的。 “奥登赫梅尔，餐馆老板。该证人自愿提供证词。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他是阿姆斯特丹人，当叫喊声开始时，他正经过那房子，声音持续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分钟。它们又长又响——非常可怕，令人悲伤。他也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并证实了前面证人的所有叙述，除了一个地方有出入。他确信那个尖厉的声音是一个男人——一个法国男人发出的，但是听不出里面的词语。声音很响，很短促——不太稳定——显然是在惊慌与愤怒中发出的。那声音很刺耳——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不能被称为是尖厉的声音。那嘶哑的声音重复着‘该死’、‘见鬼’，还有一次是‘老天’。 “儒勒·米诺，德洛林大街米诺父子公司银行家，他是老米诺。莱斯巴拉叶夫人是有一些财产，那年(八年前)春天，她在他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以小金额频繁地进行储蓄。直到她死前的第三天，她才第一次开了支票，她亲自领了四千法郎。这笔钱是用金币支付的，一个职员护送她和这笔钱到的家。 “阿道夫·勒邦，米诺父子银行的职员，他作证说，领钱的当天，大约是中午，他陪同莱斯巴拉叶夫人带着四千法郎回到她的住处，钱被放在两个包里面。当门被打开时，莱斯巴拉叶小姐出现了，并从他的手里拿走了其中一个包，而那个老夫人拿掉了他手里的另一只。然后他鞠躬告退。他当时没有在街上看见任何人。这是一条小街——很偏僻。 “威廉·伯德，裁缝，他作证说自己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是个英国人。他在巴黎住了两年，是最早上楼梯的人之一。他听到了争吵声，那个嘶哑的声音是一个法国男人发出的，他能听出几个词，但是现在记不全了。他清楚地听到‘该死’和‘老天’两个词。当时有一个声音，好像几个人在搏斗——那是刮擦和扭打声。那个尖厉的声音很响——比嘶哑的声音响。他确信那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德国人的，可能是女声。他听不懂德语。 “以上四个证人又被传讯，证实当人们到达时， 莱斯巴拉叶夫人尸体所在套间的大门是在里面被锁上的。当时那里寂静无声——没有呻吟，也没有任何杂音。门被用力推开时，大家没看到里面有人。外屋和里屋的百叶窗都被拉下了，两扇窗子都从里面被紧闭着。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是关着的，但是没上锁。从外屋通向过道的大门被锁着，钥匙挂在门里面。在房子四楼的前面有一间小屋，它位于走道的头上，门微微地开着。这间屋子挤满了旧的床铺、箱子等等的东西。这些都被人们仔细地移开并搜寻过了。整幢楼没有一寸地方被忽略过。大家还派人上下扫了所有烟囱。这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带有阁楼(房子是双重斜坡屋顶的)。屋顶的活板门被牢牢地用钉子钉住了——看上去有好几年没被打开过。证人们叙述的听到争吵声和房门被撞开的时间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短到三分钟——有的长到五分钟。打开门颇费了点周折。 “阿方索·加西奥，殡仪事务承办人，他阐述说自己住在摩格街，是西班牙人，也是进入房子的其中一人。他没有上楼梯，当时感到很紧张，担心着这骚动的后果。他听到了争吵声。那嘶哑的声音是个法国男人发出来的，他无法听出那人在说啥。那尖厉的声音来自一个英国男人——他能肯定。他不懂英语，但是能从语调来判断。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他作证说自己是最初上了楼梯的人之一。他听到了争吵声，那嘶哑的声音来自一个法国男人，他能听出几个词。说话的人似乎在规劝什么。他听不出尖厉声音中的词。那人说得又快又不稳定，他觉得发那声音是个俄国人的。他的话大体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同。他是个意大利人，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 “几个证人再经传讯，都证实四楼的所有烟囱都太狭窄，没法进一个人。‘扫烟囱’指的是用圆筒状的刷子刷烟囱，即用那些扫烟囱工人用的工具来刷。这些刷子上下地刷了房子里的每一个烟道。该楼房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不可能有人下楼。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被牢牢地卡在烟囱里，直到四、五个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拉下来。 “保罗·迪马，内科医生，他作证说自己是在黎明时分被叫去检查尸体的。两具尸体都躺在床架的帆布上，并放在莱斯巴拉叶小姐被人发现的那个房间。年轻小姐的尸体上有很多瘀伤，皮肤也被擦破了。这些表面特征充分说明了尸体是被猛推上烟囱的，她的脖子被重重地掐伤过，下巴下面有几处深深的抓痕，还有一连串的乌青块，这显然是手指的压痕。她的脸是可怕的惨白色，眼球突出。部分舌头被咬过了。死者胸口有大片的淤伤，很明显，这是由膝盖的重压造成的。根据迪马先生的观点，莱斯巴拉叶小姐是被一人或数人勒死的。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尸体也被毁坏得很厉害，她右腿和右手臂的所有骨头都或多或少地碎裂了。左胫骨骨裂，左边的所有肋骨也都如此。整具尸体满是淤伤，完全变色了。他无法描述这些伤是怎样造成的。或许是一条重重的木棍，或许是一大块铁——一把椅子——或者任何巨大、沉重以及钝头的武器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只要挥动它们的是健壮有力的男人之手。女人用任何器械都造成不了这样的伤害。据证人目击，死者的头部完全脱离了身体，也碎得很厉害。她的脖子显然被某样锋利的工具砍过——也许是一把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他是和迪马先生一起被叫来检查尸体的。他的陈述证实了迪马先生的观点。 “虽然其他一些人也被传讯过了，但是没有得到其他更重要的信息。这场谋杀如此神秘，在所有细节上又如此复杂，这在巴黎是史无前例的——倘若这真是一桩谋杀案的话。警察们完全被它困惑住了——在此类案件中，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不管怎么样，没有找到一丝线索。” 该报的夜版报道说，在圣罗克区，极端的兴奋骚动正在持续——作为事发现场，那幢房子又被仔细地搜查了一遍，有关证人再次被警方传讯，可依然毫无结果。不过，该报道在附言中提到，阿道夫·勒邦被逮捕并监禁了——不过，除了这些早已被详述过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定他的罪。 杜潘似乎对此事件的发展尤其感兴趣——至少这是我从他的态度中判断出来的，因为他未作任何评价。只有在报纸宣布说勒邦被捕了，他才问及我对此谋杀案的看法。 我只能同意所有巴黎人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能找到元凶。 “我们一定不能凭借搜索的表面信息来进行判断，”杜潘说，“巴黎的警察素以敏锐著称，他们很机灵，可是仅此而已。除了现场搜索外，他们在办案进程中没有什么方法可言。他们炫耀了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是，他们常常用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以至于让人想到儒尔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听音乐。[7]他们所获得的结果并非不常常令人惊讶，可是它们大多数靠的是纯粹的勤奋和苦干。当这一切都无计可施时，他们的方案就失败了。例如，维多克[8]很会猜测，而且也很坚韧不拔。但是，没有训练有素的思维，他就会不断地因过分的调查而频频出错。并且，由于太关注细节，他对事物的把握也会发生偏颇。他或许会异常清晰地发现一两处问题，可是一旦拘泥于此，他必然会失却对整体的洞见。这样，事情往往显得过于深刻。真相并不总在深井中，事实上，对越是重要的真知，我倒是相信它越显而易见。其深度在于我们探询真相时所去的山谷，而不是真相被发现时的山巅。这种错误的形式和起源在人们对天体的注视中非常多见。匆匆地扫视一颗星星——给予它斜视的一瞥，将视网膜的表层(对微弱的光线，表层比内部更加敏感)转向它，即清晰地看到了那颗星——即充分地欣赏了它的光泽——这光泽与我们所投诸视线的充分程度成反比。实际上，大部分的光线是落在凝视星星的眼睛上，但是匆匆扫视的眼睛却拥有更敏锐的把握能力。由于不恰当的深刻，我们使思维混乱衰弱；而且，太持久、太集中，或是太直接的细致观察甚至可能让金星自身从苍穹消失。 “至于这个谋杀案，在没有对此形成观念前，让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些调查。有一个询问会给我们带来些乐趣，”(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古怪，但是没说什么)“此外，勒邦曾帮过我一个令我颇为领情的忙。我们可以前往那里亲自观察一下现场。我认识警察局长G，应该不难获得这必要的准许。” 得到准许之后，我们立刻前往摩格街。这是介于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众多破落的街道之一。由于这个区域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到那里时已是傍晚时分。那幢房子很好找；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带着漫无目的的好奇心，从对面注视着那关闭的百叶窗。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房屋，有一条通道，道的一边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个滑动的窗格表明这是间门房。在进入房子前，我们沿着街走，转入了一条小巷，然后又转弯经过了房子的后面——期间，杜潘观察了整个周围地带，包括这所房子，他看得非常细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目的。 我们原路折回，再次走到了房子的前面，按了门铃，然后出示了我们的证件，并在值勤警察的允许下进入了。我们走上楼梯——进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那个套间，那里还停放着两具尸体。按惯例，房间凌乱依旧。我看不出任何超乎《法庭公报》报道的东西。杜潘仔细检查了每样东西——也包括被害者的尸体。然后我们走进了其他房间，还有院子；一个警官一直陪着我们。我们查看完现场要告辞时，天已黑了。在回家的途中，我的同伴走进了其中一家日报社的办公室，逗留了片刻。 我曾说过，我朋友的怪念头很多，对这些奇想，Je les ménageais[9]——因为我找不出英文的措辞来表达。那时，依照他的性情，他拒绝谈论这个谋杀案，直到次日中午，他才突然问我有否注意到凶杀现场的特殊细节。 他说话时对“特殊”一词有些强调，这引起了我莫名的战栗。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说，“至少，没有超过我们读过的报纸所报道的信息。” “那报纸，”他回答说，“恐怕并没有领会到事件中异常的恐惧。可是，抛却这报纸的这些散漫无用的观点，我发现，这惨案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可这正是让人觉得好解决的原因——我指的是事件的超常特征。警察感到困惑的是表面上的动机缺乏——不是谋杀本身——而是凶手的残忍。人们听到的争吵声和楼上除了被谋杀的莱斯巴拉叶小姐外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事实，以及没有能不被上楼的人发现的出口这一事实似乎根本无法统一，这让警方大惑不解。那凌乱的房间，尸体被倒着硬插入烟囱，老夫人尸体遭到了令人恐惧的伤害；这些现象，以及刚才所提及的事实，还有我无须提及的事，都足以使警察当局瘫痪无力，并使他们所吹嘘的敏锐彻底陷入困惑之中。他们掉入了严重的却又是普通的错误中，即把异常与深奥混淆了。可是，正是由于这些对常规的偏离，推论才摸索着找寻真相，如果这推论真的存在的话。在诸如我们目前进行的调查中，与其说是经常问‘发生了什么’，还不如问‘发生了什么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事实上，我将会做到的或已经做到的解决这个神秘事件的敏捷，是与它在警察眼里明显的不可解决性成正比的。” 我沉默而惊讶地盯着说话的人。 “我正在等待着，”他继续说着，一边望着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虽然，他也许并不是杀人凶手，但他一定多少与这些罪行有关联。至于那最残忍的罪孽，或许他对此一无所知。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没有错；因为我把自己解构整个谜的期望建立在这个推测之上了。我在此期待着这个人——来这间屋子——每时每刻。诚然，他也许不会来；但是他多半会来。倘若他来了，就有必要拖延他。这里有手枪；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需要时该如何使用。” 我拿过了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而杜潘继续着，讲了一大堆话，好像在独白似的。我早就说过他在这样的时刻中的令人费解的神态。他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却有着一种对某个在远处的人说话的语调。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显得很空洞。 “那争吵的声音，”他说，“即被走上楼梯的那群人所听到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自己的，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让我们消除了那个老夫人可能先杀害了女儿再自杀的嫌疑。我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对谋杀方法的考虑；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将女儿的尸体推上烟囱，推到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而且她自己身上的伤口性质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想法。那么，谋杀是第三者进行的；并且，第三者是其中一个争吵者。现在让我来说说——不是说关于这些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那证词中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了吗？”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 “我不知道，”杜潘接着说，“到此为止，根据你的理解，我这样讲给了你怎样的印象；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这些从证词中获得的合理推论——我指的是有关嘶哑和尖厉声音的证词——它们自身就足以引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将为对此神秘事件的所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指明方向。我说的是‘合理推论’；但是我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被充分表达。我的意图是要暗示，这些推论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从中产生的必然的疑问也是唯一的结果。然而，这疑问是什么，我现在还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于我，那怀疑足以使人确信地让我在对那房间进行调查时，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一种明确的倾向。 “让我们把想象转到这个房间。我们首先该在这里找寻什么呢？找凶手逃离的途径。应该说我们都不太相信超自然的事。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不会是被幽灵杀害的。罪犯是个物质化的肉身，也通过物质化的方式逃离。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幸亏这一点上只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必然会引导我们找到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一一探讨可能的逃离方法。很明显，当大家上楼梯的时候，凶手正在后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房间里，或者，至少是在隔壁的房间。因此，我们只须从这两个房间来寻找线索。警察已经四处搜索了地板，天花板，以及墙上的砖砌，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会逃过他们的警惕。但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亲自检查了一下。那里的确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从两个房间通向过道的两扇门都被牢牢地锁上了，钥匙在里面。让我们再转到烟囱。这些烟囱虽然宽度很寻常，在壁炉上方宽达八、九英尺，但是也容不下一只大点的猫的身体。这早就说明了不存在这里逃走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把线索范围缩小到窗户上。若从前面屋子的窗户逃跑，就肯定会被街上的人发现。那么，凶手必须得从里面屋子的窗口逃走。现在，既然我们对结论是如此确定，那么，作为推理者，我们就不能因为其看似的不可能性来推翻这个结论。我们只有来证明，事实上，这些明显的‘不可能性’并非如此。 “房间有两扇窗。一扇没有被家具挡住，是完全看得见的。另一扇的下面部分被笨重的床架顶部遮住了，床架靠窗很近。第一扇窗从里面被牢牢锁上了，再怎么用力抬，它都抵挡得住。窗户左边有一个大大的手钻的孔，一颗很结实的钉子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再检查另一扇窗，那里也以类似的方式插着钉子；因此再大力气也抬不动窗子。于是警察就完全肯定出口不会在这些地方。因此，他们就认为拔出钉子打开窗是多此一举。 “我的调查多少有点特别，而且正是为此，我才去调查的——因为，我知道，所有明显的不可能性必将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于是我接着思考——追溯下去。凶手肯定是从其中的一扇窗户逃跑的。照此说，他们不能在里面重新锁上窗户，无法做到像人们发现时那样被锁着——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明白的事实面前，警察就不再检查这个部位了。可是窗架是锁上的，那么，它们就必然有力气来锁住自己。这是个不能被回避的论断。我走到不被遮挡的窗扉前，费了些周折地拔掉了钉子，并试图抬起窗框。不出我所料，它抵住了我所有的努力。于是，我明白了，一定有一个隐藏着的弹簧；这个念头使我确信，至少我的假设是没错的，尽管钉子问题依然显得有些神秘。经过仔细检查，我很快发现了那隐藏的弹簧。我按了它一下，于是，令我满意的是，窗框向上移动了。 “于是我把钉子插回原处，并仔细地研究它。一个从这扇窗穿过的人也许能重新关上窗，并且弹簧会自动碰上——但是钉子是不可能被插回去的。这个结论是很明显的，我的调查范围再一次地缩小了。凶手一定是从另一扇窗逃离的。现在，假设每个窗框上的弹簧都是一样的，这是可能的，那么，钉子之间一定会有不同，或者，至少它们的固定方式是不同的。当我走到床架上的帆布前，我细细地检查了第二个窗扉旁的床头板。我把手放在板后面，很容易地就发现并按下了弹簧，这些，正如我所料想的，与刚才那扇窗的特点一样。于是我看了看钉子，它也和方才的一样结实，而且明显地是以同一种方式给插上的——几乎被插得深及顶部。 “你会说我这下子感到困惑了；但是，如果你这么想，就一定是误解了归纳的本质。套用一个打猎术语，我还从没‘失却嗅迹’过。嗅迹丝毫没有消失过，这条链子上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丢失。我已经把秘密推溯到了它最终的症结上，——这个症结就是那个钉子。我说这个钉子的外形在每个方面都和另一扇窗上的钉子一致；但是，从现在的推论来看，这个事实完全是无效的(尽管它或许显得很无可置疑)，尤其是这推论会于此将线索终结。我曾说过，‘这钉子一定有不寻常之处’。我碰了碰它，钉子的顶部和下面长约四分之一英寸的部分断在了我的手中。钉子的其他部分没入了手钻的孔里面，在那里断开了。钉子的断裂部分很破旧(因为它的边缘覆盖着铁锈)，而且很明显地被铁锤敲击过，钉子顶上的一部分被敲进了窗框的底部上方。于是我小心地把这钉子顶部放回我拿出钉子的凹陷处，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完好的钉子——断裂处是看不见的。我按了一下弹簧，轻轻地把窗框抬高几英寸；钉子头部随之被抬起，剩余部分还牢牢地在原处。我关上窗，钉子又显得完好无损了。 “至此，这个谜就被破解了。凶手是从这个床上方的窗户逃跑的。在他离开后，窗子自动归位(或者是有意被关上的)，并靠弹簧被锁住了；正是这个弹簧的保持力，警察才误以为这是钉子的力量，——这样，他们就认为没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 “下一个疑问是凶手下楼的方式。就这一疑点，我在和你一起绕着房子走时已经弄清楚了。离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有一个避雷针。没有人可能从这个避雷针到达窗户，更不用说进入房间了。然而，据我观察，四楼的百叶窗属于很特殊的那种，巴黎的木匠称之为“火印窗”——那是一种目前少见的类型，但是它在里昂和波尔多地区的老房子中较为多见。它们外形上是普通的门(是单一的门，而不是折叠门)，只是门的上半部分是格子的，或是开放的格子结构的——这样就能使手很好地攀抓。目前，这种百叶窗全宽为三英尺半。当我们从房子后面看它们时，它们都是半开着的——这就是说，它们与墙壁成直角。也许，除了我，警察也检查过了房子的背面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他们在看到这些火印窗的宽度时(他们肯定会看)，就不会感觉到它实际幅度的宽阔，或者，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事实上，一旦他们令自己相信这块地方是没有进出可能的，他们就自然会对此处的检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在我看来很明确的是，这扇床架上方窗户的百叶窗，假如完全转回墙壁的话，就离避雷针不到两英尺。同样明显的是，人若凭借异常的矫健和勇气，或许就可以从避雷针进入窗户。只要越过两英尺半的距离(现在我们假设百叶窗是完全打开的)，盗贼就可能一只手牢牢地抓住窗格子。然后，他松开抓住避雷针的另一只手，将双腿平稳地顶在墙上，并果敢地从墙上一蹬，就可以转动百叶窗，使它关闭，而且，如果我们想象这时窗户是开着的，那他甚至就顺势转进了屋子。 “我希望你特别要记住的是，我刚才讲到了需要异常的矫健才能成功地完成如此危险和困难的技艺。我这样是想让你明白，第一，从窗口进入房间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第二，同时也是更关键的，我希望让你理解这种十分不同寻常——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敏捷，惟有它，才能完成这一动作。 “毫无疑问，你会套用法律用语说，‘为了证明我是有理的’，我应该宁愿低估，而不是坚持最大限度地估算做到这事所需要的敏捷。这或许是法律的惯例，但是这不是理性的作用。我的最终目的只是真相。我的直接目的是让你把我刚才说过的那十分不同寻常的敏捷和那非常怪异的尖厉(或嘶哑)而不稳定的声音并列放置，而且那说话人的国籍没有人的意见相同，在他的整个说话中，没人能分辨出他的音节划分。” 听到杜潘的这些话，我脑海里掠过了一个模糊而隐约的概念。我似乎快要理解了，却没有力量去领会——就像人们有时候发现自己马上要记起什么了，而最终也没能想起。我的朋友继续往下说着。 “你看得出，”他说，“我已经把问题从出口转到了入口。我就是在设法传达这个想法，即两个方法是一样的，地点也相同。让我们回到房间内部，来调查那里的情况。据报道，柜子的抽屉已经被抢劫过了，不过许多衣物仍然在里面。这个结论是荒谬的。这只有猜测——一种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我们凭什么知道那些在抽屉里发现的衣物并不全是抽屉原来就有的？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过着异常隐居的生活——不拜访亲朋——很少出门——几乎不需要常换服饰。至少那些被发现的衣物料子与这些女士们身份相符。如果窃贼要偷走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最好的呢——为什么不全都偷走呢？总之，为何他要放弃了四千法郎的金币，拿这堆面料来劳烦自己呢？金币被舍弃了。人们发现，米尼亚尔先生，那个银行家提到过的全部金额几乎都在地板上，被放在包里面。因此，我希望你能从那些关于动机的浮躁想法中挣脱出来，警察只有送钱上门这些证据，才产生了这些想法的。比这事(递交钱，然后收到钱的三天之内发生谋杀)奇怪十倍的巧合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它们并没有引起哪怕是短暂的注意。大体上说，对这一类的思想者来说，巧合是巨大的绊脚石，这些人虽然受过教育却不懂概率论——人类对一些最辉煌的目标的探究就得益于这一理论，因为它给予了最辉煌的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金币消失了，那么三天前送交的钱财就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了，它就能证实这个关于动机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下面，如果我们假设金币是这场暴行的动机，我们必然会认为这个罪犯是个如此犹豫不决的白痴，居然会放弃了黄金和他的犯罪动机。 “现在，请将这些引起了你注意的要点好好琢磨一下——那怪异的声音，异常的敏捷，还有在这个如此古怪、残忍的凶杀案中令人惊讶的动机缺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残杀本身。此间，一个女人被人力勒死了，并头朝下地被推上了烟囱。普通的谋杀不会采用这样的杀人方式，尤其不会对死者进行如此的处理。你得承认，如此这般地将尸体推上烟囱，总有些过分之嫌——这与我们通常所谓的行为常规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哪怕行为者是最丧失人性的。而且，再想想，能把尸体硬推入这样的孔径中，该需要怎样巨大的力量，几个人合力使劲都几乎无法把尸体拽下来！ “现在，再转到关于这个巨大力量的其他迹象上。在壁炉上面有浓密的卷发——非常浓密——是灰色的人的头发。这些头发是被连根拔起的。现在你明白，哪怕是这样地从头上一起拔掉二三十根头发都需要巨大的力量。你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这几绺头发，它们的根部(看着太让人害怕了！)凝结着几块头皮上的血肉——这明显就是用了猛力，或许这股力量一次就能连根拔出五十万根头发。那老妇人的脖子不仅被砍了，而且那头颅还完全地从身体脱落：凶器仅仅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也看到了这些行为中残忍的兽性。我就不用说莱斯巴拉叶夫人身上的那些伤痕了，迪马先生和他能干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已经说过它们是某种钝头凶器所致；照此看来，这些先生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这钝头凶器显然是院子里的铺路石材，受害者是从床上的那扇窗坠落在它上面的。尽管这个想法现在看来也许有些简单，但是警察疏忽于此的原因与他们由于百叶窗的宽度而发生疏忽同出一辙——因为，由于钉子的缘故，警察根本排除了窗户是曾被打开过的可能性。 “补充了上述的这些信息，如果此刻你恰恰已经想到了房间的凌乱，那么迄今我们就可以把那惊人的敏捷、超人的力量、残忍的兽性、缺失动机的谋杀、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怪异恐怖、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听来是异国的语调，以及含混或是费解的音节划分等信息结合起来。那么，接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在杜潘问这个问题时，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于是我说，“这是一个疯子干的——是某个从附近的疗养院逃出来的疯癫发狂者。” “从某些方面来看，”他回答道，“你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疯子的声音，即使是在最癫狂的发作中，也不会和人们在楼上听到的怪异声音一样。疯子是有族裔的，尽管他们的语言在表达上会语无伦次，但是音节的划分总是有连贯性的。另外，疯子的头发是不会像我现在握在手中的那样的。我从莱斯巴拉叶夫人紧紧捏着的手指中解下了一小撮头发。告诉我，你对此作何解释？” “杜潘！”我非常惊慌失措地说道，“这头发太古怪了——这不是人的头发。” “我并没说过它是，”他说，“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一点前，我希望你看一看我画在这张纸上的草图。这幅画是描摹其中一段证词中所谓莱斯巴拉叶小姐的脖子上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抓痕’，也就是其他人(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的证词中 ‘一连串乌青块，显然是手指的压痕’的现象。 “你会觉得，”我的朋友继续说着，把纸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展开，“这张画使人想到紧紧而牢固的一握，很显然没有任何打滑。每一根手指都保持着——也许直到受害者死去——那可怕的紧握，最初连它们自己都深陷进肉里了。现在，请你努力将所有的手指都同时放在你看到的每个压痕上。” 我企图这么做，可是无济于事。 “我们的尝试也许不太恰当，”他说道，“这张纸是铺放在一个平面上的；但是人的脖子是圆柱形的。这里有一条木块，它的周长与脖子差不多。用画纸包卷它，然后再尝试一遍。” 于是我依此做了；但是难度甚至明显比前一次更大。“这不是人手留下的印子。”我说道。 杜潘回答说，“那么读一下这段居维埃教授讲的话。” 这是一份关于东印度群岛上巨大的黄褐色猩猩的从解剖学和一般习性角度进行的详细报道。那巨大的身材、超常的力量和敏捷、野性的凶残以及这些哺乳动物的模仿习性都是广为人知的。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谋杀的可怕之处。 阅读完后，我说：“在足趾的描写上，这与那幅画是一致的。我知道除了这里提到的大猩猩种群，没有什么动物能留下你所描摹的压痕。这一撮黄褐色的头发也和居维埃写的动物有着同样的特征。但是我还是不可能理解这恐怖之谜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人们听到在争吵中有两个声音，而且其中一个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的声音。” “没错；而且你会记得，根据实情，这声音有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语调——是 ‘我的天哪！’的表达。在此情况下，这种语调的特征已经被其中一个证人(即蒙塔尼，糖果店老板)恰当地表述为指责或是规劝。因此，就是这两个词，我才充分拥有了彻底解开这个谜团的信心。那个法国人知道这个惨案。这是可能的——事实上非常有可能——即他在这场血腥惨案中是无罪的。那个猩猩也许是从他那里逃跑的。他也许追逐到了那个房间窗下；但是，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他没法抓住它，那畜生现在依然逍遥自在。我不想再追溯这些猜想了——因为我没有权利把它们称作是别的什么——既然它们所基于的思考几乎没有足够的深度能令我自己赏识，而且，我也没法自认为可以让它们在别人的理解中变得好懂些。那么，我们就权且称它们为猜想，并这样来谈及它们吧。如果这个法国人真的如我所猜想的，在此暴行中是无罪的话，那么这个启事，即我昨夜回家路上在《世界报》报馆登的(是一张关于航海方面，常常被水手关注的报纸)启事，会将他带到我们的住所。”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如下信息： “招领——某日清晨(即谋杀发生的那个清晨)，在布洛涅树林捕获了一只巨大的黄褐色婆罗洲猩猩。失主(据说是一艘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若能验证辨明，并支付抓捕和豢养的少量费用，就可以将其领回。认领处在圣热尔曼区××街××号，上四楼即可。” “这怎么可能，”我问道，“你怎么知道那人是个水手，并属于马耳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杜潘说，“我并不肯定。然而，这是一小段带子，从它的形状和油腻的外表看，很明显，它是用来系那些水手们很喜爱的长辫子的。另外，这个结是那种除了水手，很少有人能打的，而且这结是马耳他商船所特有的。我是在避雷针的脚下捡起这条带子的。它不可能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位死者。这样，如果我对这条带子的推论，即那个法国人是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的推测根本就是错误的，我在启事中所说的话依然是无害的。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得到了要点。如果这个法国人见证了谋杀，尽管他是无罪的，他自然会对启事的答复持犹豫态度——即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说服自己：——‘我对此毫不知情；我很贫穷；我的猩猩很值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它算得上是一笔财富——我干吗要因为这种无聊的忧虑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里，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里被发现的——与谋杀的现场有很远的距离。人们怎么会怀疑这事是一个残忍的畜生干的呢？警察对此茫然无知——他们没有抓住丝毫线索。他们哪怕是查出了是这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见证了谋杀，或是因为我见证了而把我牵连到罪行中去。重要的是，我被人知道了。登启事的人认为我是这畜生的主人，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对此有多少了解。如果我放弃认领这价值昂贵之物，而众所周知我对此有所有权，那么我至少就会使它遭受怀疑。我是不会以此来吸引公众对我或对这动物的关注的。我会答复这条启事，并领走那只猩猩的，在这阵风波过去前好好地看着它。’”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杜潘说，“但是在我给你信号前别用它，也别让别人看见。” 房子的前门一直开着，拜访者没有按铃就走了进来，他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这时他似乎有些犹豫，接着我们就听到他下楼的声音。杜潘迅速地移到门边，这时我们又听到他上楼了。这次他没有再折回，而是毅然地走上了楼梯，并叩响了我们房间的门。 “进来，”杜潘愉快而热情地说道。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就是一名水手，——个子高高的，健壮，而且肌肉发达，脸上有一种蛮勇无畏的表情，倒不是太令人讨厌。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大半被络腮胡子和髭发掩盖着。他带着一根巨大的橡木棍，但是似乎除此没有其他的武装。他笨拙地鞠了个躬，并用法语问候我们“晚上好”，这语调虽然多少有点新夏特勒口音，但是仍然很明显能听出他是巴黎本地人。 “请坐，朋友，”杜潘说着，“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而来的。真的，我几乎要嫉妒你拥有它了。它是一头非常不错的、毫无疑问也是很珍贵的动物。你认为它有多大了？” 那个水手长长地吸了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很放心地回答道： “我也不清楚——但是它至多四、五岁。它在你这里吗？” “哦，不；我们没法把它养在这里。它在迪布尔街的马房，就在附近。你可以明天一早就领走它，当然，你打算领它走了？” “那是肯定的，先生。” “我会很舍不得离开它的 ，”杜潘说。 “先生，我不会让您劳而无功的，”那人说道，“我不会这么做，我很愿意酬谢你找到了它——也就是说，只要合理，什么都行。” “啊，”我的朋友回答说，“我确信这倒是相当公道的。让我想想！——我该要什么呢？哦！我会告诉你。我要的是这个，你应该尽你所能告诉我所有关于摩格街凶杀案的信息。” 杜潘说最后几个字时声调很低，也很平静。同样地，他很平静地走向大门，锁上了它，并把钥匙放进了口袋。然后他从胸口掏出一把手枪，并不慌不忙地将它放在桌上。 那水手的脸刷地红了，好像在窒息中挣扎着。他猛地站起身，抓住了棍棒，但随后又坐了回去，猛烈地颤抖着，脸色如死灰一般。他没说一句话。我从心底里同情他。 “朋友，”杜潘说着，语气友善，“你不必如此惊吓自己——真的没这必要。我们怎么也不会害你的。我以一个绅士、也是一个法国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们对你没有恶意。我完全清楚在摩格街的残杀中，你是无罪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你与此就没有任何牵连了。正如我早已说过的，你肯定知道我对此事件的情况有着了解的途径——这途径你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事情摆在那里了，对于你能避免不做的事，你确实什么也没做——很确定的是，没什么事能判定你有罪。甚至当你可以泰然地抢劫时，你也没有盗窃什么。你没什么可掩藏的，也没有理由要掩藏。另一方面，你得遵从道义坦陈所有你知道的事。现在一个无罪的人被监禁了，你能说清那凶杀的真正凶手。” 在杜潘说出上述话时，那个水手的情绪恢复了大半；但是他最初的蛮勇无畏不胫而走。 “老天帮帮我！”他停了一会儿，如此说道，“我会告诉你关于此事件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我不指望你能相信我说的一半的话——我这么指望的话，就真的很蠢了。可是，我是无罪的，我即便为此送命也得说个明白。” 他所说的大致如下。他最近航海去了印度群岛。一伙人，包括他在内，在婆罗洲登陆，他们投入了其间的愉快旅行中。他和一个伙伴捕获了这只猩猩。伙伴死了，这只动物就归他一人所有。在返程中他领教了捕获物难驯的野性，颇费了一些周折后，他终于成功地将它安顿在自己巴黎的住所中。为了不招致邻居们令人不快的好奇，他细心地把它隔离起来，想一直等到它腿上的伤口痊愈，那伤口是船上的尖锐碎片导致的。他最终的目的是想把它卖了。 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或者说，那时已经是凌晨了，他从某个水手的嬉闹聚会返回家中，他发现那畜生占据了他自己的卧室，它是从临近的储藏室挣脱出来，进入房间的。他曾以为那储藏室能稳当地禁锢住这畜生。它手里拿着剃刀，满脸涂着肥皂泡，坐在镜子前，试图要刮脸，很显然，它以前从储藏室的钥匙孔里看到主人这么做过。看到一个这么凶狠的动物手里拿着如此危险的武器，而且还用得那么得心应手，他非常惊恐，有那么一会儿，他一直是惊慌失措的。然而，他已经习惯于用鞭子使那畜生镇定下来，哪怕是在它最残暴的状态中，于是，他就又借助于此。看到鞭子，那猩猩立刻跃出了房门，跑下楼梯，然后，穿过了一扇不巧正开启着的窗户，跑到了街上。 那个法国人绝望地跟随着；那只猩猩的手里仍然拿着剃刀，偶尔停下来回头看看，对着追它的人做着手势，直到后者几乎要赶上它。然后它又匆忙跑开了。就这样，这场追捕继续了很长时间。在将近凌晨三点钟时，街道上寂静无声。当跑进摩格街后面的小巷时，那亡命之徒被四楼莱斯巴拉叶夫人房间那开启着的窗户所发出的亮光吸引。它冲向那幢房子，看到了避雷针，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攀了上去，抓住了百叶窗，窗子被完全地甩向墙面，然后，靠这个途径，它把自己径直地旋在床头板上。整个举动不到一分钟，在猩猩进入房间时，那扇百叶窗被它再次踢开。 这时候，那个水手又高兴又为难。他强烈地希望能够马上就抓住这只野兽，因为它几乎无法从它冒险陷入的困境中逃离，除了从避雷针那里逃，也许它从那里下来时就能被劫获。另一方面，他感到万分焦虑，生怕它会在房子里做出点什么。后一种想法促使他依然跟随着那个逃亡者。爬上避雷针并不困难，尤其对一个水手而言，但是当他爬到窗户的高度时，那窗在左边很远处，他的行进就停止了，他至多只能伸过去瞥一眼房间的内部。这一瞥几乎吓得他要松手跌下去。此时，那些凄厉可怕的叫声穿破了黑夜，惊醒了摩格街正在沉睡的居民。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穿着睡衣，显然正专注于整理那曾被提及的铁箱子里的某些票据，这只箱子被拖滚到房间的中央，它是开着的，里面的东西被放到了一旁的地板上。被害者准是背对着窗户坐着；而且，从这畜生进入房间到尖叫的时间间隔来看，似乎她们并非立刻看到猩猩，并自然而然地以为那百叶窗的拍打声是风造成的。 当那水手往里看时，那巨大的野兽已经抓住了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头发(她的头发已经松了，因为她方才一直在梳理它)，并用剃刀在她的脸上挥舞，模仿着理发师的动作。莱斯巴拉叶小姐则俯卧着，一动不动；她已经晕厥过去了。那老夫人的尖叫和挣扎(这期间她的头发也被扯落了)使这猩猩或许是平和的目的转变为那些愤怒之举。它只消用肌肉发达的手臂断然地一掴，几乎就将她的头从身体上切断开来。一看到血，它的愤怒就被激发成了疯狂。它咬牙切齿，眼睛冒着火，目光中的火势蔓延到了那姑娘的身体上，于是它将那可怕的爪子深深地嵌入她的脖子，紧捏不放，直到她断了气。然后，它恍惚而狂野的目光又落在床头，那上面是它主人的脸，那脸因为惊惧而僵硬着，正好落入了它的视线。由于它脑海中依然停留着那可怕的鞭子的记忆，那野兽的怒火立刻转化成了恐惧。它意识到要遭受惩罚，似乎很想掩盖自己的血腥暴行，就在房间里到处乱蹦，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痛苦中；在移动中，它推倒并摧毁了家具，还把床从床板上拖了下来。总之，它先抓住了女儿的尸体，然后把她塞上了烟囱，就像尸体被发现时的样子；接着，它就来对付那老夫人了，它迅速地把她向窗外头朝下地猛掷去。 当这只猩猩拖着那具残骸靠近窗扉时，那水手吓得缩到了避雷针上，与其说他是爬下去的，毋宁说是滑下杆子的，而且，他立即赶回家——生怕自己被牵扯进这场残杀中，并在恐慌中主动放弃了对这猩猩命运的一切关注。那群人在楼梯上听到的话就是这个法国人惊骇和恐惧的感叹，其间混杂着这头野兽残忍而含混不清的咕哝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那只猩猩准是在大家破门而入前，从那个房间，通过那个避雷针逃走的。当它穿过窗子时，一定将窗户关闭了。后来，它被主人亲手抓住了，主人以一个很高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巴黎动物园。我们去警务局长办公室讲述了事件的真相(还有杜潘的一些评论)，于是勒邦立刻获得释放。不过，尽管警察局长对我的朋友态度友好，他还是没法真正掩饰起自己对事态的变化所持有的懊恼态度，只好一味地讽刺着，说任何人都掺和进他的公务这不太合适。 “让他说，”杜潘说道，他认为没必要作出答复。“让他讲吧；这样可以让他心里好受些。我很满意自己在他的地盘打赢了他。不过，他是输在对这个谜的解答上，这并非是他所料想的奇迹之类的事；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局长朋友多少有些太过机灵，反而不够深刻了。他的智慧之花中没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女神的画像，只有头脑，没有身体，——或者，最多不过像鳕鱼一样只有头脑和肩膀。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好人。我尤其欣赏他的能言善辩，就因为这个，他赢得了灵巧机敏的声誉。我说的是他那种‘dernier ce qui est，et d'expliquer ce qui n'est pas’[10]本领。” (张琼译) [1] 惠斯特，四人玩的一种牌戏, 桥牌的前身。 [2] 薛西斯，波斯国王。 [3] 拉丁文，指“和诸如此类的(角色)”。 [4]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0), 古希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 [5] 意为：“第一个字母已失去了原来的发音。” [6] 旧法国金币，一个金币值20法郎。 [7] 莫里哀《贵人迷》第一幕第二场。 [8] 弗朗索瓦·欧仁·维多克(1775—1857)，曾为拿破仑组建国家警察总队，后建立了一个由他管理的私人侦探所。 [9] 法文，意思是：我应付得圆通得体。 [10] 引自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斯》， 法文意为“否认事实，无中生有”。 [book_title]玛丽·罗杰疑案[1] ——《摩格街谋杀案》续篇 Es giebt eine Reihe idealischer Begebenheiten, die der Wirklichkeit parallel lauft. Selten fallen sie zusammen. Menschen und Züfalle modificiren gew？hnlich die idealische Begebenheit, so dass sie unvollkommen erscheint, und ihre Folgen gleichfalls unvollkommen sind. So bei der Reformation; statt des Protestantismus kam das Lutherthum hervor. 理想中的一系列事件会与真实情况相似。它们很少能完全一致。人和环境会在总体上改动理想中的一连串事情，使之显得不尽完美，从而其结果也同样无法尽善尽美。宗教改革亦是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教。 ——诺瓦利斯[2]《精神论》 即使是最镇定的思想者，都很少有人不曾对超自然事物陷入一种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半信半疑的惊讶中，那事物又似乎恰巧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性，而这种纯粹的巧合是具备才智之人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情绪——因为我所说的半信半疑绝不具备充分的思维能力——这些情绪很少被彻底地压制住，除非借助机会学说，或者，用科学的术语来说，即概率演算。从实质上说，这个演算纯粹是数学性的；因此我们就把科学中的极尽严格与精确作为异例，运用于思维中最不可捉摸的幻象与精神性之中。 依据时间的顺序，我要应约昭于公众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起初的发展是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巧合，其后，或者说最终的进展会让所有读者认出，这是在隐射不久前玛丽·塞西莉亚·罗杰斯在纽约被谋杀的事件。 大约在一年前，在一篇题名为《摩格街谋杀案》的文章中，我曾竭力描述了我的朋友， 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在思维特性上的一些非凡之处，我没曾想到自己还会继续这个话题。当时，我对这种特性的描述形成了文章的构思；而且这构思在例证杜潘特性的一连串混乱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我还可以引证其他的事例，但是我不想再赘言了。不过，最近一些事件的发展很令人惊讶，促使我进一步地描述了一些详情，这些细节会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招供意味。在了解了我最近所听说的事之后，如果我依然对很久以前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会真的感到不安了。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之死的悲剧结束之际，杜潘爵士立刻从心中摈除了此事件，又回到了他所固有的变化无常的幻想中。我向来喜欢抽象概念，就很乐于顺应他的心情；并继续住在我们位于圣热尔曼区的居所中，我们不考虑未来，宁静地安睡于现在，将周围沉闷的世界编织成梦幻。 但是这些梦并非完全不受干扰。我早就说过，杜潘在摩格街戏剧性事件中的表现在巴黎的警察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些密探中，杜潘的大名脍炙人口。除了我之外，他从不对其他任何人解释破案时那些推论上简洁利落的特点，甚至连警察局长也不了解。难怪这事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几乎是奇迹，或者说他所具备的分析能力被归结为直觉。他的直率原本会打消任何质疑者持有的这种偏见；但是他懒散的脾性却终止了人们对这一他早已不感兴趣的话题做进一步的争议。就这样，他才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焦点人物；并且，辖区中的案件也没少劳烦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案子就是那个名叫玛丽·罗杰的年轻女子的谋杀事件。 此事件大约是在摩格街惨案发生的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斯特尔·罗杰的独生女，她的教名及家姓和那不幸的“雪茄女郎”很相近，读者一看就会引起注意。她自幼丧父，从她父亲的死一直到被我们所论及的那场谋杀的前十八个月，她和母亲一直共同住在圣安德烈街[3]；夫人在那里经营一个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就这样，一些事情在女儿二十二岁时发生了，她非凡的美丽吸引了一位香料商，他在王宫的底层开了一家店铺，主顾主要是附近大批滋生的一些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4]意识到漂亮的玛丽来光顾他的香料店会带来诸多好处；他那慷慨的供职提议被这姑娘欣然接受了，尽管夫人多少还是有些顾虑。 那位店老板如愿以偿，他的店铺顿时因为这个活泼动人的女店员而变得众所周知。她被他雇用了大约一年时间，然后突然失踪了，这令她的崇拜者们感到无比困惑。勒布朗先生也无法对她的离开作出解释，罗杰夫人为此心烦意乱，惊惶焦虑。报纸立刻抓住这个话题，警察正准备着手进行严格的调查。然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失踪了一个星期后，玛丽健健康康地又出现在了她往常站的那个香料柜台，只是她多少有些忧郁。除了带有私人性质的询问，所有的调查自然都停止了。勒布朗先生像以往那样，表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玛丽和母亲一起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说上一周她是在乡下的亲戚家度过的。于是这事件就平息下来，基本上被人淡忘了。至于那个姑娘，她借口要从人们的好奇心所导致的无礼中摆脱出来，就向香料商提出了辞呈，然后在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所隐居起来。|||||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五个月，朋友们又为她第二次突然失踪感到震惊。三天过去了，她依然杳无音信。第四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5]里，就在圣安德烈区对岸离鲁尔门[6]那片僻静地区不远的河边。 这场谋杀的凶残(因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场谋杀)，受害者的年轻与美丽，尤其是她以往的风流名声，这些都引起了敏感的巴黎民众心中的强烈震动。在我记忆中，我从没见过其他类似事件引发过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几周时间里，人们谈论着这一引人注目的话题，甚至连当日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忘却了。警察局长尽了不同一般的努力，当然了，整个巴黎的警察们都在竭力调查。 在尸体刚被发现时，人们认为凶手无法逃脱，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展开了调查。直到一周快结束时，人们才认为有必要对此案提供酬金；即使在那时，酬金也仅限于一千法郎。同时，人们对案情的调查充满热情，不过总是没有什么论断，无数的人都被审讯过了，依然毫无收获。而且，由于一直缺乏疑案的各条线索，公众的激情急剧高涨。在第十天末，人们认为应该将原先提议的数额增加一倍。于是，当第二周过去时，案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巴黎人民一直以来就对警察怀有的偏见就在几次严重的暴动中爆发出来，警察局长就毅然提出将“缉拿凶手”的酬金增至两万法郎，如果不止一人被证实与案件有牵连，那么 “每缉拿一名凶手” 就获得一笔这样的酬金。这份酬金声明还说，一旦任何同谋犯能站出来以事实揭发同伙，那么他就能保证获得完全的赦免。和这份声明贴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市民委员会的非官方告示，表示在警察局给予的酬金数额之外，愿意再给予一万法郎。那么，这笔酬金的总额就不低于三万法郎，当我们考虑到那个姑娘的卑微境遇，以及在大城市中像这种惨案的高发率，这笔钱的数额就相当可观了。 那时没有人怀疑这个谋杀疑案会立即昭明天下。可是，在一两个实例中，那些保证能阐明案情的逮捕却没能拿出任何能让被捕者与此案有所牵连的证据，嫌疑犯即刻就被释放了。奇怪的是，尸体发现后的第三周也过去了，还是没有丝毫进展，而我和杜潘甚至对人们津津乐道的此案传闻没有什么察觉。我们俩正潜心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几乎一个月都没有外出，也没有会客，哪怕是多看一眼日报上的标题性政论也没有。对此谋杀案的最初了解是由G个人告知的。他在18××年7月13日午后来拜访我们，和我们一起呆到深夜。他竭力想查出凶手却一直没有结果，为此他一直感到闷闷不乐。他的名声——谈及它时他带着特有的巴黎人的腔调——岌岌可危了，甚至连荣誉都受到了威胁。公众的目光正落在他身上，而他也确实不遗余力地为这个疑案的进展在努力着。在结束这次有些滑稽离奇的谈话时，他恭维杜潘，并乐意称之为机智老练，而且直截了当地而确切地给予杜潘一个慷慨的提议，这提议的基本实质我不便透露，不过它对我此文所叙述的主题没有任何影响。 我的朋友很得体地婉拒了这样的溢美之辞，不过倒是很快接受了他的提议，尽管总的来说这好处只是暂时的。提议达成后，警察局长立刻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并散布长篇的例证论述，我们对此并没太专注。那人说了很多，而且毫无疑问，显得很渊博。当夜晚正恹恹地逝去时，我斗胆提了个不经意的暗示。杜潘稳稳地坐在他常用的那把扶手椅中，对他的谈话表示着尊重与关注。在整个交谈中，他戴着眼镜；我不时地朝他那绿色镜片瞥上几眼，这足以令我确信他睡得不算差，因为警察局长立即起身告辞前，他在七、八个小时缓慢而沉重的整段时间中一直很安静。 早晨，我从辖区拿到了一份对所有已取得证据的完整报告，而且，我从不同的报社网罗了已出版的从最初到最近的所有有关此惨案明确报道的报纸。除去所有那些被证明是肯定错误的信息，大体的情况报道如下： 18××年6月22日，星期天，玛丽·罗杰大约是早上九点钟离开她圣安德烈街母亲的住所的。在离开时，她只通知了雅克·圣厄斯塔什先生[7]，告诉他自己打算陪一位住在德罗梅街的姨妈过一天。德罗梅街是条又短又狭窄的街道，不过人口众多，离河岸不远，从罗杰夫人的公寓到那里大约是两英里的直线距离。圣厄斯塔什是被玛丽接受的求婚者，他食宿在那间公寓里。他得在黄昏时分去未婚妻那里，并陪她回家。然而，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他估计玛丽会在姨妈家呆上整个晚上(因为曾有类似的先例)，就认为没有必要遵照诺言。当夜晚来临时，罗杰夫人(她是个虚弱的老太太，有七十岁了)表示她害怕“再也见不到玛丽了”；但是当时这并没引起别人的注意。||||| 星期一，那姑娘被证实并没有去过德罗梅街，当一天过去后都没有她的消息时，人们才着手对城市和邻近地区进行已被拖延了的搜索。然而直到她失踪后的第四天，人们仍未打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下落。在这天(6月25日，星期三)，一位名叫博韦的先生[8]和他的朋友在鲁尔门附近，在正对着圣安德烈街的塞纳河边询问了有关玛丽的事，并被告知一具尸体刚被某个渔夫拖上岸，该渔夫发现尸体漂浮在河面上。看到这具尸体后，博韦迟疑了一会儿，辨认出她就是那个香料店的姑娘。他的朋友比他更快地就认出是她。 那张脸满是黑色的血迹，有些是从嘴部流出来的，没有发现在纯粹淹死的情况下通常可见的白沫。细胞组织尚未变色。在脖子部位有瘀伤和手指印。尸体双臂弯曲在胸口上，已经僵硬了。右手紧握着；左手是部分打开的。在左手腕上有两个环形的皮肤擦伤痕迹，显然是几条绳子所致，或是一条绳子被绑了好几圈。右手腕部分及整个背部也有严重擦伤，但是在肩胛处尤其严重。渔夫在把尸体拖上岸时，是用绳子系上拉的，但是那些擦伤不是由此造成。尸体脖子处很肿，身上没有明显的刀痕，也没有明显的被击打过的瘀伤。一条缎带紧紧地系在脖子上，似乎不易被人发现，它完全地陷入肌肉中，并恰好在左耳朵下系了个结。光这个结就足以导致她的死亡。验尸报告确认死者死前有过性行为，还说她遭受了凶残的暴力。尸体被发现时就是这样的状况，朋友们不费太大困难就辨认出她了。 她的衣服被撕得很破，或者说是非常凌乱。外套上从底边向上一直到腰部被撕开大约一尺来长，但是碎片并没有被扯下来。它围着腰部绕了三圈，并被背后搭钩状的东西固定住。紧贴着外衣的衣服质地是精纺的棉布；从这上面完全撕扯下了一条十八寸长的布——撕得很均匀很小心。那条布被缠绕在脖子上，缠得松松的，并被打了个死结。在这条布带和那根饰带上还系着两端连着一顶无檐女帽的帽带。那个帽子的细绳上的结不是女士风格的，而是一个活结，或是一个水手结。 在尸体被辨认后，人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它送到停尸间(这个形式是多余的)，而是很草率地将它埋葬在离尸体被拖上岸处不远的地方。通过博韦先生的努力，这件事尽量被努力掩盖起来，所以几天过去了，一直未引起公众的骚动。然而，一份周报[9]最终披露了这个事件，于是尸体被挖掘出来，再次进行调查；可是除了已经得到的信息，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不过，那些衣服被交给了死者的母亲和朋友们，并被确认为是那姑娘离家时所穿之物。 同时，对此事的骚动持续增长。已有几人被捕，而后又被释放。其中圣厄斯塔什最值得怀疑；他最初无法明确地交代星期日玛丽离家那天自己的行踪。然而，后来他向G先生递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对这一天每一时间段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细的说明。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没有任何新发现，许多自相矛盾的传言被散布开了，于是记者们都忙于提出假设。在这些假设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玛丽·罗杰依然活着的说法——即在塞纳河里被发现的尸体是别的不幸之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几段包含这种想法的话让读者一读。这些片段是照原话从《星报》[10]上翻译过来的，总的来说，这报纸具有较高的水准。 “罗杰小姐于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的早晨离开其母亲家，她借口是要去拜访姨妈，或是在罗德梅街的其他亲戚。从离开后，证实没有人再见到过她，也根本没有其他与她相关的消息和音讯……不管怎么说，迄今没有人自愿出来表明自己曾在那天她离开母亲家后见过她……现在，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认为玛丽·罗杰在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九点之后还在人世，我们有依据证明到九点为止，她是活着的。在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有人发现一具女尸漂浮在鲁尔门附近的岸边。即使我们假设玛丽·罗杰在离开母亲住所后的三个小时之内就被扔进了河的话，那么那时距她离家只有三天——恰好三天。但是，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那些对如此恐怖罪行有罪恶感的人会选择最漆黑的时分而非稍有亮光的时间……于是我们就明白，如果在河里被发现的尸体是玛丽·罗杰，那么她在水里的时间只能是两天半，或者至多是三天。所有的经验都表明，溺水的尸体，或者说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能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尸体被火炮燃烧过，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那么，我们设问，在此案中，是什么导致了对正常的自然过程的偏离呢？……如果尸体呈毁坏状态在岸上被放置到星期二的晚上，那么人们就会在岸边发现凶手的某些痕迹。哪怕尸体是死了两天后被扔进水中的，它是否能如此快地浮上来，这一点也很可疑。另外，最不可能的是，暴徒在犯下如此的谋杀罪行后，竟然会不附加重物就将尸体抛掷水中，而这样的防范做起来毫不费力。”||||| 编辑在这里还进一步地论述，认为尸体一定在水中“不止三天了，而至少是十五天时间”，因为它腐烂得很厉害，连博韦在辨认时都颇费周折。不过，这个观点被彻底否定了。我继续翻译如下： “那么，是什么事实让博韦先生认为这尸体毫无疑问就是玛丽·罗杰呢？他撕开了外衣的袖子，说他发现了一些能使自己确认的标记。公众大多猜想这些标记是由某种疤痕构成的。他擦拭着胳膊，并发现上面有汗毛——我们认为，这汗毛正如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是无法确定什么的——就像在袖子里发现一条胳膊一样没什么结论性。当晚，博韦先生没有返回，但是在星期三晚上的七点，他捎话给罗杰夫人，说对她女儿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如果我们假设，在罗杰夫人的年纪和悲痛状况下，她是不会过去的(这假设是很站得住脚的)，那么，如果他们认为那具尸体是玛丽的话，就肯定有人会认为很有必要过去并参与调查。但是没有人过去。在圣安德烈街没有任何人议论或听说这件事，甚至连同一幢楼的居民都不知道。玛丽的恋人和未来的丈夫，即住在女方母亲家的圣厄斯塔什先生作证道，直到次日上午，他才听说未婚妻的尸体被人发现之事，那时是博韦先生走进他的房间并告诉他的。对于这样的一类消息会如此冷静地被接受，我们觉得很是震惊。” 就这样，这份报道竭力让人们对玛丽亲友的冷漠留下印象，这与这些亲友相信这具尸体就是玛丽的推测不相符。这所造成的暗示是：在亲友们的纵容默许之下，玛丽从城市中消失的原因是与对她的贞洁不利的责难有关；于是，在这些亲友们得知塞纳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并与玛丽相像时，他们就顺势让公众相信她死了。但是《星报》还是很草率。人们能很清楚地证实，并不存在大家所想象的冷漠；那位老夫人异常虚弱，她情绪过激，无法胜任任何事；而圣厄斯塔什远不是冷静地接受消息，他伤心到心绪混乱，行为几乎疯狂，以致博韦先生说服一个亲友来照料他，阻止他参与掘墓现场的调查。另外，尽管《星报》报道说尸体由公众出资被再次埋葬，并说玛丽的家人坚决反对由他人慷慨馈赠的私人穴墓，而且家人没有参加安葬仪式。我认为，虽然《星报》在有意对此印象的推波助澜中表明了所有这一切，但所有这些都被充分地证明是不正确的。在随后一期的报纸中，报道又尽力使人们对博韦本人产生怀疑。编辑是如下表述的： “然后，事情发生了转变。我们得知，有一次，当B夫人在罗杰夫人家中时，博韦先生正要外出，他告诉她有一位警官要来，而她，B夫人，在他回来前一定不能告诉警官任何事，一切由他来处理……从目前的情况看，博韦先生似乎将整件事都封锁在大脑里，没有他就会寸步难行，因为，不管你尝试哪条途径，都会撞上他……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牵涉进此事件中，而且，根据玛丽的男性亲属们的抗议，他还用非常奇怪的方式将他们排挤出局。他似乎非常反对让亲友们见到尸体。” 根据后来的事实，一些迹象使人们对博韦产生了怀疑。在玛丽失踪前几天，有人去办公室拜访博韦，当时他不在，那人观察到在门的钥匙孔里有一枝玫瑰花，还有一块刻着“玛丽”名字的板挂在附近。 我们从报纸上能够搜罗的信息似乎在总体上给大家一种印象，即玛丽是一帮暴徒手下的受害者——由于这些人的迫害，她被带过河，遭受了暴行，并被杀害了。不过，具有广泛影响的《商报》[11]则强烈地反对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从它的专栏中引用了这样一两段话： “就老在鲁尔门一带搜寻凶手的痕迹而论，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案情侦察是误入歧途了。一个像这一年轻女子一样被公众熟知的人，在走过了三个街区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见到她的人都应该会记住这事的，因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对她颇有兴趣。她是在街道充满了人群时离开的……她在经过了鲁尔门或是德罗梅街后，肯定会被一打以上的人认出来；可是没有人站出来说他曾在她母亲住所之外见过她，而且，除了证词中提及她所表述过的意图外，也没有迹象表明她确实是出来了。她的外衣破了，包裹在她身上，而且被打结系住了；并且，因为这样，尸体像一捆东西似的被抬走了。如果凶手是在鲁尔门附近行凶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尸体做出如此的处理。尸体被发现漂浮在鲁尔门附近的事实并不能证实它是在哪里被扔进水中的……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一帮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 然而，在警察局长拜访我们的一两天前，警察们得到了某个重要的信息，至少，这消息似乎推翻了《商报》所论述的主要观点。两个小男孩，他们是德吕克夫人的儿子，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漫步时，碰巧走进了一个茂密的灌木丛，里面有三四块大石头，形成了一种有靠背和脚凳的椅子。在上面的石头上铺着一条白色的衬裙；在第二块石头上的是一条丝绸围巾。那里还有一把女用阳伞、一副手套和一块手帕。手帕上绣着的名字是“玛丽·罗杰”。在四周的灌木上还有一些衣服的碎片。地面是被踩踏过的，树丛被折断过，到处都有搏斗过的迹象。他们发现，在灌木丛和河流之间的栅栏被拆倒了，地面上有某种重物被拖过的痕迹。 一份名为《太阳报》[12]的周刊对此发现作了以下的评述——这些评述不过是对整个巴黎报界的观点作出了呼应： “所有这些物品在那里显然已至少有三四周时间；由于下雨，一切都严重发霉，并粘在一起了。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阳伞的绸面很坚实，但是里面织线已经全部分解腐烂了。上面的部分是双层和折叠的，也都发霉破烂，并在伞被打开的情况下开裂了……那外衣的几条碎片被灌木丛撕破，有六英寸长、三英寸宽。其中一块是外衣的底边，它被修补过；另一块是裙摆上的，不是底边。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撕下来的布条，被放在荆棘丛上，离地面大概有一英尺距离……因此，毫无疑问，这令人瞠目的行凶现场已经被发现。” 紧接着这个发现，新的证据出现了。德吕克夫人作证说她在河岸不远处，正对着鲁尔门的地方开着一家路边旅馆。那附近很偏僻——异常僻静。那里通常是城市来的流氓们的星期日度假地，他们是坐船过河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大约在三点钟，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了旅馆，有一个脸色黝黑的年轻男子陪着她。他们两人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他们离开时，他们走了一条通往附近某个茂密树林的路。德吕克夫人被那姑娘的衣服吸引，因为它很像她一个已故亲戚穿过的衣服。她尤其注意到了那条围巾。在这对人离开后，一帮歹徒出现了，他们吵吵嚷嚷的，又吃又喝还不给钱，并跟着上了那对青年男女走的路。在黄昏时，他们返回了旅馆，似乎非常急匆匆地过了河。 当天晚上天黑后不久，德吕克夫人和她的大儿子听到了旅馆附近有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那喊声很凄厉，不过很短暂。德吕克夫人不仅辨认出了在灌木丛中发现的围巾，而且还认出了在尸体身上被发现的衣服。一个名叫瓦伦斯[13]的马车夫也作证说，在那个星期天，他看见过玛丽·罗杰和一个脸色黝黑的年轻男子一同乘渡轮到了塞纳河对岸。瓦伦斯认识玛丽，他不可能认错的。那些在灌木丛里被发现的东西已经全部被玛丽的亲友们辨认出来了。 在杜潘的建议下，我就这样亲自从报纸上搜集了这些证据和信息，它们还包含了一点——但是这一点似乎至关重要。就在上述这些衣物被发现后不久，好像有人看见那个丧失了生命力或几乎像行尸走肉般的圣厄斯塔什，玛丽的未婚夫，出现在了被大家所认为的行凶现场的附近。在他身边有一个标有“鸦片酊”[14]的瓶子，瓶子已被倒空。他的呼吸证实了那是种毒药。他无声地死去了，在他身上有一封信，信中主要表明了他对玛丽的爱，以及他要自毁的打算。 当杜潘仔细看完了我的笔记，说道：“我无需告诉你，即这案件比摩格街谋杀更加错综复杂。它与后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是一个虽然残忍，却是普通的犯罪案例。它没有什么特别超常之处。你会注意到，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一直认为这个案子很容易解开。就因为它平常，它本该被认为难以解开。于是，最初，人们认为没必要设酬金。G先生的众多下属们很快就能明白这样的惨案很可能是怎样、为什么会犯下的，他们能从很多的杀人方式中想象出其中一种，从许多的动机中找寻出一种来；因为不无可能的是，在这些无数的方式或动机中，或许就真有一种符合实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其中必有其一。但是，对此案的各种奇想所包含的共同容易性，以及这些奇想各自似乎带有的可能性，应该被人们理解为是预示了阐明此案是困难而非容易的。我曾经说过，正是凭着那些超乎寻常的现象，理性才能谨慎地摸索到真实，假如发现真相的途径真的存在的话，对于目前这样的案件，应当探询的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了什么前所未有的事？’在对莱斯巴拉叶[15]夫人的住所进行调查时，G先生的那些侦探们都对那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感到沮丧和迷惑，而这些现象对于一个理性而有条理的才智之人来说，却是确定地预示了成功；可是这同一位才智之人，在面对这个香料店姑娘的案件所呈现的寻常特征时，却有可能陷入绝望，而且除了警察人员也能轻易取得的进展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女儿的案子中，甚至在调查伊始，我们就确信这是一起谋杀，自杀的嫌疑是被立刻排除的。现在，我们也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自杀的各种可能。在鲁尔门被发现的尸体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这很难让我们有推想出自杀的可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具被发现的尸体并不是悬赏酬金缉拿凶手或凶手团伙案件中的、那位我们刚刚就她与警察局长达成协议的玛丽·罗杰。我们都熟识提出此观点的局长先生，但也不能太信任他。如果我们从被发现的这具尸体开始调查，并由此追查出凶手，发现这具尸体并不是玛丽；或者，如果我们从活着的玛丽着手调查，并找到了她，发现她未被杀害——这两种情况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们要承兑的人是G先生。因此，出于我们自身的目的，即使不是为了公道，绝对有必要的是，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确定尸体的身份就是失踪的玛丽·罗杰。 “《星报》的那些观点对公众影响很大；而且报刊自身也确信这些观点的重要性，这从它着手写的关于此话题的其中一篇文章的开篇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在一天的几份早报中’，它这样写道，‘都谈及了星期一《星报》上的那篇结论性的文章。’对我而言，这篇文章除了作者的热情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结论性。我们应该记住，总的来说，报纸的目的更多的是煽动情绪——是提出论点——而不是推演事实的起因。只有当前者与后者似乎是巧合时，后者的目的才被顾及。仅仅发表普通观点的报纸(尽管这观点或许很站得住脚)，并不能从公众中赢得声誉。民众只有在报纸对某个普遍观点提出尖锐的反驳时才认为它是深刻的。无论在推理中还是在文学中，最快而且最广泛地被人赏识的就是惊世之言。但是惊世之言在两者中却是价值最低的。 “我的意思是说，正是玛丽·罗杰还活着这一想法所混杂的惊人和戏剧效果，而不是这一想法的真实可信度，使《星报》对此大做文章，并确保其迎合公众的口味。让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份报纸的主要论述；并尽力避免它阐述论点时的语无伦次。 “作者的首要目的是想表明，从玛丽失踪到发现那具浮尸之间的短暂间隔来看，这具尸体不可能是玛丽。因此，将这段间隔缩短到最低限度就立刻成为了推理者的目标。在对这一目标的性急追求中，他最初只是草率地作出假设。他说，‘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我们就会很快，而且很自然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凶手在姑娘离开母亲家之后五分钟内就被杀的推测是愚蠢的？为什么认为凶手是在那天的任何时间作案的也是愚蠢的？任何时间都会有凶杀发生。但是，如果谋杀是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午夜前一刻钟发生的，那么凶手仍然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因此，这个推测恰好意味着——那个凶手根本不是在星期天作案的——而且，如果我们同意《星报》的设想，我们就容许报纸信口雌黄了。那段以‘如果凶手如何如何的推测是愚蠢的’开头的话，无论它是怎样地被刊登在《星报》上的，也许可以被我们想象成其实是早已如此这般地存在于作者的大脑中了：‘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我们认为，推测出所有这一切，并且同时推测(因为我们决定要这样推测)尸体是直到午夜后才被扔进河里，都是愚蠢的’——这本身就是一句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话，但是也不像报纸上的那句话那样完全是荒谬的。 “如果我的目的，”杜潘接着说，“仅仅是找出破绽来反驳《星报》上这段论述的话，我就完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不过，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星报》，而是事实真相。照现在的情形看，那句话只有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我已经明确地说过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纯粹的语言背后，寻找这些话已经明确指涉的，却没能传达出来的观点。那个记者的意图是想说不管这场谋杀发生在星期天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段，凶手是不可能会冒险在午夜前将尸体抬到河边的。事实上，这正是我要反驳的假设。那位记者推测凶手处在这样的一种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得将尸体运到河边。那么，谋杀也可能发生在岸边，或是就在河里；而且，那样的话，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将尸体在抛掷水中就可能是最明显和最迅速的处理方式。你会明白，我不是在暗示这是可能的，也没有表示这与我自己的观点是相符的。到目前为止，我的设想与案件的事实没有什么关联。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星报》提出观点时的整个语气，让你留心文章开头的那种片面性。 “于是，在规定了一个限度以配合自己预设的观点之后，报纸假设道，如果这具尸体是玛丽的话，那么它在水里的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报纸接着又这样叙述： 所有的经验都表明，溺水的尸体，或者说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尸体被火炮燃烧过，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 “这些论断被巴黎的每一家报纸都默认了，除了《箴言报》[16]。这家报纸只是竭力反驳那段话中提到‘溺水的尸体’的部分，它引用了五六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溺水的尸体短于《星报》所强调的时间，就被发现浮到水面了。但是对于《箴言报》来说，用几个特殊的事例来反驳《星报》的重要论断之举，似乎有些过于缺乏哲理了。即使它有可能举出五十个而非五个尸体在两三天就浮上来的例子，那么这五十个例子仍然可能被认为是《星报》所说的规律之特例，除非那规律自身被推翻。承认了这条规律，(这一点《箴言报》并不否认，它只是强调了它的特例，)那么《星报》的论述就能发挥其充分的威力；因为这一论述并没有自称要牵涉到尸体在少于三天就浮到水面之可能性的问题；而且，这个可能性会对《星报》的立场有利，除非这些被幼稚地举出的例子能在数量上足以建立起一个反对性的规律。 “你马上就会明白，如果真有那么一条规律，那么所有这一切有关的论述应该被用来反对那条规律本身；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来检查一下此规律的理论基础。总的来说，人的身体既不比塞纳河水轻也不比它重；这就是说，在自然情况下，人体特有的重力与它所排开的淡水重量大致相同。肥胖多肉、骨骼又小的人，以及大多数的女性都比那些消瘦而且骨骼大的人，还有男人要轻；而河水特有的比重多少是受到海潮量的影响。但是，如果不考虑潮水，或许可以这么说，哪怕是在淡水里，都很少有人体会真的自动沉下去。几乎所有人在落入水中后，如果他能允许水的比重与他身体的比重恰好保持平衡——也就是说，如果他允许自己整个身体都尽可能地全部浸入水中。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他正确的姿势是与岸上的行人一样是垂直的，头完全后仰，并浸没于水中；只有嘴巴和鼻孔是在水面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发现人是可以毫无困难、不费力气地浮在水中的。然而，很明显的是，身体的重力和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必须是恰好平衡的，而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打破这种平衡。例如，一条胳膊举出水面，那么它的支撑力就丧失了，这个重量就足以使整个头部浸入水中，同样，偶然借助于一块哪怕是最细小的木材就能抬高头部，使它可以四周张望。那么，在一个不会游泳之人的挣扎中，他的双手臂总是要向上伸，并且他会努力使头部保持惯有的垂直位置。其结果就是嘴巴和鼻孔浸没在水中，而他在水面下要用力呼吸的结果又使水进入了肺部。大量的水就同样地涌入了胃部，由于充满这些器官腔的液体与原来扩充在里面的空气重量是不同的，于是整个身体就变重了。根据普遍的规律，这一差别足以导致身体下沉；但是，在那些骨骼小，肌肉松弛肥胖的特例中，这一差别就不足以使身体下沉。这些人甚至在溺水后都不下沉。 “设想尸体是在河底，它会一直保持原状，除非通过某种方式，它特有的重力再次变得比它排开的水量轻。这种结果是通过尸体腐烂或其他途径达到的。腐烂产生了气体，气体扩充了细胞组织和所有的腔体，然后导致了令人恐惧的肿胀现象。当这种膨胀大到使尸体的体积大幅度增长，而它的质量或重量却没有相应增加时，它特有的比重就比排开的水量轻，于是它就立刻浮出了水面。但是腐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加速或延缓；例如，季节的冷暖，矿物质含量或水的纯净度，水的深浅，水的流通与停滞，身体的性质，死亡前身体的感染或无恙等。因此，很明显，我们不能在尸体通过腐烂上浮上确定出任何精确的时间。在某个情况下，这个结果可能会在一个小时内就发生；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根本不发生。也有一些化学注射液能使动物的躯体在避免腐烂的情况下被永远保存；二氯化汞就是这样一种制剂。但是，除了腐烂，也许，而且很普遍的是，由于蔬菜类的酸发酵使胃部产生气体(或者在其他腔体里由于其他原因也产生此类情形)，而气体又足以造成身体的膨胀，使身体浮上水面。放火炮的效果只是起到了震荡作用，其结果一方面能使陷入淤泥或沉积物的尸体摆脱羁绊，使它在其他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浮起来；另一方面，它可以震掉细胞组织中一些粘性的腐烂部分，使腔体在气体的作用下被扩大。 “因此，当我们掌握了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后，我们就能轻松地检验一下《星报》的论断。报纸是这样论述的，‘所有的经验都表明，溺水的尸体，或者说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能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尸体被火炮燃烧过，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 “此刻，这整段话一定显现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连贯性。所有的经验并不表明‘溺水的尸体’ 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能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科学和经验都证明了尸体上浮的时间是，而且必然是不确定的。此外，如果一具尸体由于被火炮燃烧过而浮出水面，并非‘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除非腐烂已经蔓延到使产生的气体排出身体。不过我希望你注意到‘溺水的尸体’和‘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的区别。尽管作者承认了两者的差别，他仍然把它们归于一类。我已经表述过溺水的尸体是如何明显地变得比它排开的水量重，而且要不是人在挣扎中将手臂伸出水面，并在水下用力呼吸的话——那喘息使水充满了肺部原来是空气占据的空间，身体是根本不会下沉的。但是这些挣扎和喘息是不会发生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上的。因此，在后者的情况下，根据普遍的规律，尸体根本是不会下沉的——这个事实《星报》显然是不了解的。当腐烂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时——当大部分的肌肉脱离骨头时——事实上，那时候，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看不见尸体。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应对这样一个论断呢？即由于发现尸体漂浮时，只过去了三天，因此这具尸体不可能是玛丽·罗杰的推论。如果溺水的是个女人，她也许根本就不会沉下去；或者，就是沉下去了，也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再次浮上来。但是没有人推测她是淹死的；而且，如果她在被扔进水中前就死了，那么她就会在其后的任何时间被发现浮在水面。 “《星报》还说，‘如果尸体呈毁坏状态在岸上被放置到星期二的晚上，那么人们就会在岸边发现凶手的某些痕迹。’首先，这让人很难理解推理者的意图。其实他的用意是表示他预见到了自己的设想有可能成为他论断的反例——即：假如那具尸体被放在岸上两天了，它就会发生迅速的腐烂——比它在水里的腐烂速度更快。他认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尸体有可能在星期三浮出水面，并且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尸体才能这样浮现。因此，他匆忙地表明，尸体并没有放在岸上；因为，一旦如此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在岸边发现凶手的某些痕迹。’我猜想你会对这样的推论一笑置之的。你没法理解就凭那具尸体在岸上的停留时间，怎么就会使凶手的痕迹增加。我也觉得费解。 “那家报纸又继续阐述道，‘另外，最不可能的是，暴徒在犯下如此的谋杀罪行后，竟然会不附加重物就将尸体抛掷水中，而这样的防范做起来毫不费力。’在这里，请留心一下那令人发笑的思维混乱！没有人会——甚至连《星报》也不会——怀疑那被发现的尸体遭受了谋杀。暴力的痕迹太明显了。推理者的目的只是想表明这具尸体不是玛丽，他希望证明玛丽没有被杀害——而不是证明这具尸体没被杀害。但是他的论述只是证实了后者。这里是一具没有被附加重物的尸体。凶手在把它扔进水中时，是不会不这么做的。因此，它不是被凶手扔进河里的。如果能证实什么的话，这就是能被证实的一切。这甚至连尸体的身份问题都没涉及，《星报》费了如此周折只是否定了它前面所承认的事情，它是这样说的，‘我们完全相信那具被发现的尸体是一个被谋杀了的女性。’ “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对此论点的分歧上，这位推理者甚至在无意中反驳了自己。我早已说过，他的明确目的是尽可能地缩减玛丽失踪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间隔。可是我们发现他强调了一点，即从那姑娘离开母亲的住所后，没有人见过她。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认为玛丽·罗杰玛丽在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九点之后还在人世。’由于他的论点明显是片面的，他至少应该不让它显现出来；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有人看见过玛丽，比如在星期一，或是星期二，那么这一时间间隔就会被大大缩短，而且，依照他自己的推论，尸体是那个女店员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下降。然而，可笑的是，《星报》却坚持自己的观点，完全相信由此能进一步推出总的论点。 “让我们来重新细读关于博韦辨认尸体的那部分论述。在有关手臂上的汗毛部分，《星报》的表述明显不真诚。博韦先生并不是傻瓜，不可能在辨认尸体时仅仅仓促地说手臂上有汗毛。而且，任何手臂上都有汗毛。《星报》的概括性表述只不过是歪曲了证人的措辞。他一定说过这毛发有某种特殊之处。它肯定有独特的颜色、数量、长度或位置。 “报纸还说，‘她的脚很小——脚小的人何止千万。不管怎么说，她的吊袜带根本算不上是证据——她的鞋也不是——因为鞋和吊袜带是成箱卖的。她帽子上的花也是同样的道理。博韦先生一再坚持的是，吊袜带的扣子被折回过，并使带子缩短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多数女人愿意买一对吊袜带回家，并把它们调节到适合它们所要缠绕的大腿尺寸，而不是在购买的商店里就试用它们。’从这里看，我们很难认定那个推理者是真诚的。如果博韦先生在他找寻玛丽的尸体时，发现了一具尸体的大体尺寸与外形和失踪的女子很相仿，他准保(这根本与衣服无关)会有一种找寻已经成功的想法。如果，除了大体尺寸和外形，他还发现尸体的手臂上有一种特殊的汗毛特征，这与他曾在活着的玛丽手臂上看到过的一致，他的这种想法就更坚定了；而且他信心的增长可能与那汗毛特征的特殊性，或者说是与众不同成正比。如果，玛丽的脚很小，而尸体的脚也很小，那么尸体就是玛丽的可能性的增长比率就不会只是算术增长了，而是一种高比率的几何增长，或是积聚性增长。再加上他所知道的姑娘失踪那天穿的鞋子又是与尸体的相符，而且，尽管这些鞋子也许是‘成箱卖的’，你至少会将可能性增加到它几乎就是那个人的程度。那些自身对身份辨认并不算是证据的东西会通过它具有的确证位置，变成最令人确信的证据。所以，只要那顶帽子上的花也与失踪女子所戴的相同，我们就不用继续探究了。只要是一朵花，我们都不用继续探究了——那么如果是两三朵，或是更多呢？每一接连发现的吻合就是成倍的证据——这不是证据的叠加，而是证据成千上百倍地增加。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死者身上的与那姑娘活着时使用过的相仿的吊袜带，那么再追究下去就有些愚蠢了。况且这些吊袜带被发现时是缩紧的，扣子还折回过，又恰好与玛丽在离家不久前她自己的系扣方式一样。再怀疑下去就是疯狂或虚伪了。《星报》所说的关于吊袜带被缩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这正好说明了它自己在错误上的顽固。吊袜带扣的弹性特征就不言自明地展示了被缩短的非寻常性。它本身就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在很少的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再调节。从最严格的角度来看，玛丽的这些吊袜带肯定是在很少有的情况下才需要作上述的缩紧。光是这吊袜带就足以证实她的身份了。但是被发现的尸体不仅和失踪的姑娘有着相同的吊袜带，还有相仿的鞋子、帽子、帽子上的花、脚、手臂上独有的特征，以及身体的尺寸和外形——就是说，尸体具备了玛丽单个的和所有整体的特点。如果证明《星报》的编辑对死者的身份是真正怀有疑问，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他而言，也大可不必送他去接受精神病检查。他不过是认为附和那些律师们的废话是具有远见的，而多数律师却只是满足于重复法庭的规矩条款。在此，我认为，很多被法庭所否决的证据其实在有智人士看来都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是在证据认定的普遍原则的指导下行使职能的——那些都是被公认和记入法典的原则——它不愿转向特例，而这种对原则的固守，并苛刻地不理会具有冲突性的异议，无论时间的长短，也是一种能最大限度获取事实的方式。从总体上说，这种准则按理是具有哲理性的；但可以肯定，它也会在个别事例上酿成大错。[17] “关于针对博韦的影射，我想你会乐意立即摈弃它们的。你早已了解到这个善良的绅士的真实品行。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情感有余，理性不足。在真正激动的情况下，任何此类之人都愿意如此表现自己，这样就使自己容易被人怀疑为过于精明或居心不良。博韦先生(正如你的摘要所示)与《星报》的编辑有过几次单独的面谈，并且，他因为不顾编辑的推论，斗胆提出，尸体确确实实就是玛丽，因此而冒犯了后者。该报说，‘他坚持认定尸体就是玛丽，但是他在我们所评论的那些细节之外，却给不出一个原委来让大家信服。’现在无须再提及不可能举出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让大家信服’这一事实，我们也许注意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某事，但是却没有能力提出一个特定的原因来让别人相信。再没有什么比个人印象更说不清楚的事了。每个人都认识他的邻居，但是很少有人可以马上给出他认识邻居的原因。《星报》的编辑是无权因为博韦先生说不出确信的理由就大动肝火的。 “他的饱受怀疑更符合我关于他情感用事与好管闲事的假设，而不符合那个推理者说他有罪的暗示。一旦采取了更宽容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要理解钥匙洞里的玫瑰花、记事板上的‘玛丽’名字、‘将男性亲友排挤出局’、‘反对让亲友们见到尸体’、告诫B夫人在他(博韦)回来前一定不能和警官交谈，以及最后他‘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牵涉进此事件’的明显决断等，都并不困难。似乎毫无疑问的是，博韦是玛丽的追求者；而她又向他卖弄过风情；于是他野心勃勃地想让别人都认为他拥有她全部的亲昵和信任。关于这个我不想再多说；而且，因为事实完全驳回了《星报》的论断，即认为玛丽母亲和其他亲友反应冷漠——这冷漠和关于他们相信尸体是那个香料店姑娘的猜测相矛盾——那么我们就得进一步探究了，就当死者的身份问题已经被我们完满解决了。 “那么，”我问道，“你对《商报》的观点如何看？” “从实质上说，这些观点比其他任何就此事所发表的意见都更值得注意。那些从前提得出的推论是理性而敏锐的；但是在那些前提中，至少有两个例子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商报》意在暗示玛丽是在离她母亲家不远处被一帮粗俗的流氓劫持的。它竭力地表述道：‘一个像这一年轻女子一样被公众熟知的人，在走过了三个街区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在巴黎长期居住人士的观点——一位公众人物——是一位在此城市的来回活动范围大多被限制在政府办公室附近的人士。他知道他从自己的工作地点穿越长达十二个街区后，很少会不被人认出并向他打招呼。他明白自己有多少熟人，也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他，他把自己的知名度和这个香料店姑娘的作了比较，发现两者间没有大的差别，于是立即就得出了结论，即这个姑娘走在路上时，会像他一样地容易被人认出来。可是，这情况只能发生在当她的外出和他一样是具有固定不变而按部就班的特点，而且也是在有限的同一区域时。他的往返走动在时间上是有规律性的，而且有一定界限范围，其间有很多人会出于他的职业与自身有相似特征的兴趣而有意地观察他。但是，总的来说，玛丽在外走动也许会散漫些。在这个特殊的事例中，非常有可能的是，她走的路线是与平常的几种都不同。我们所推测的存在于《商报》想法中的那种对等，只有在两个人穿越整座城市的情况下才能被证实。在那种情形下，假设他们各自的熟人是一样多的，那么与相同数量的熟人相遇的机会就是相同的。就我看来，我认为，无论何时，无论玛丽从自己的住所到姨妈家的很多路线中走的是哪一条，她在路上不碰到一个她所认识的人或认识她的人的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在头脑中始终记住，哪怕是巴黎最著名人士所认识的人，在与巴黎的整个人口数量的比较中，都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但是不管《商报》的论述依然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当我们考虑到姑娘离开的时间时，它的力度就会大大削减。《商报》这样说：‘她是在街道充满了人群时离开的’。可事实并非如此。那时是早上九点。现在，除了星期天，每天早上的九点，街上确实有很多人。但是星期天的九点，人们大多是在家里准备去做礼拜。只要你留心，你不会注意不到，每个安息日从早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城市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冷清气氛。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街道上是有人流的，但这并不是报上所说的那么早的时间。 “《商报》上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是缺乏观察的。它这样说：‘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关于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会稍后再尽力研究；但是在‘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这句话上，编辑想指的是那群最低俗的流氓。可是，报道所描述的是那些哪怕没衬衫都永远带着手帕的人。你一定有机会观察过，最近几年，对那些十足的流氓来说，手帕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那么，”我问道，“我们如何看待《太阳报》上的文章？” “非常可惜那个作者天生就不是一个应声虫——本来在这件事上他可以成为这一行中最杰出的应声虫。他只是一一重复了那些早已刊登的评论，用值得褒扬的努力从各家报纸的论述中把它们集中了一下。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物品在那里已至少有三四周时间，因此，毫无疑问，这令人瞠目的行凶现场已经被发现。’在这里，被《太阳报》重申的事实实际上远不能消除我对此事的疑虑，而且我们稍后要更细致地将它与此事的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目前我们必须专注于其他的调查。你不会不注意到尸体的检查太草率了。当然，身份的问题很容易就能确定了，或者说应该早就确定了；但是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明确。尸体有否被抢劫过？死者在离家时是否带有任何珠宝首饰？如果是的话，当她被发现时还带着它们吗？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完全没有被证据所涉及过；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也没有被注意到。我们必须尽力通过个人的调查来确定这些问题。圣厄斯塔什的事件必须得重新调查。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怀疑；但是让我们系统地来追查一下。我们得毫无疑问地弄清楚那份关于他在星期天的活动的书面陈述是确凿的。此类的书面陈述很容易干扰人的视线。不过，假如它内容属实的话，我们就不必对圣厄斯塔什进行调查了。然而，如果他的书面陈述是谎言的话，那么，他那令人怀疑的自杀事件要没有这样的谎言，就不会是无法解释的事实，因此我们无需偏离常规分析的思路。 “对于此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不考虑这场悲剧的内在因素，而是将精力集中到它的外部联系上。在这样的调查中，只局限于对直接因素进行探询，完全不考虑间接或次要的因素的做法并不是不常见的错误。把证据和论述限制在表面上相关的事物中也是法庭的玩忽职守。但是经验表明，而且真实的哲学也始终证明，大量的，也许是绝大部分的真理是从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得到的。即使不是恰好通过这一原则的字面意义，也是通过这一原则的实质，现代科学才决心对无法预料的事物进行推算。但是也许你不理解我。人类知识的历史已经持续不断地显示出，在间接的或是偶然的、意外的事件中，我们能获得最大量的和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最终，在对任何发展的预期展望中，有必要不仅大量地，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接受那些从偶然性中，并且从大大出乎了人们正常的期待中得到的创造。把一件事物将会是什么建立在现在是什么基础之上的作法不再具有哲学性了。偶然性被接受成为事物基础的一部分，我们要完全考虑或然性，并使意外和无法想象的因素归属进学校的数学公式中去。 “我要重申绝大部分的真理是从间接因素中获得的这一个事实；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只有依照这个原理的实质，我才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将调查从被无数人尝试过的、至今没有结果的对事件本身进行的论述转向当前与此有关的详细情况中。当你确定了那书面陈述的可信度后，我将比你迄今所做的要更总体一些地审查那些报纸。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对调查情况进行了勘察；但是，事实上，如果对公众报刊进行了一次如我所建议的那种综合性调查后，还是获得不了一些细节性的、对调查能起到具有指导性作用的信息的话，就很奇怪了。” 我按照杜潘的建议，对书面陈述一事作了细致的核实。结果是，我非常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以及圣厄斯塔什先生在此事上的清白。同时，我的朋友也以一种在我看来似乎是琐碎而毫无目的的精密，专注并仔细地研究各类报纸文件。在一周快结束时，他将以下的摘录放在了我的面前： “大约三年半以前，一次与目前案件非常相似的骚乱事件发生了，即这同一个玛丽·罗杰从王宫底层勒布朗先生的香料店失踪了。可是，在一个星期快结束前，她又一次出现在她通常所在的柜台，除了有点不太正常的苍白外，她与平常没什么两样。据勒布朗先生和她的母亲说，她只是去拜访了乡下的某个朋友；于是该事件就很快地平息了。我们可以推测，目前的失踪同样也很蹊跷，那么，在快满一周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会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晚报》，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18] “昨天的一份晚报提到了罗杰小姐以往的一次神秘失踪。众所周知，在她从勒布朗的香料店失踪的那一周里，她是在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陪伴之下，那名男子因其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据人们猜测，一场争执使她受到上天的神助得以归返。我们已得知那名浪荡军官的姓名，他目前驻扎在巴黎，只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不能将此公开。”——《信使报》，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晨版。[19] “前天，在本市近郊发生了一件最为残忍的暴行。黄昏时分，一名绅士，偕同他的夫人和女儿雇用六个年轻男子将他们送到对岸去 ，当时这些男子正悠闲地划着一条船在塞纳河岸边来来回回地闲荡着。在抵达对岸时，这三名乘客跨出了船，并向前走着，一直走到看不见船影的时候，女儿发现她把阳伞拉在船上了。她返回去拿伞，于是就被这群人抓住了，并且被拖到了水里，她的嘴被东西塞住了，还受到了野蛮的暴行，最后被带到岸上一个离她和父母最初下船处不远的地方。那些歹徒目前还逍遥法外，但是警察正在追踪他们，其中有人可望很快被缉拿。”——《晨报》，六月二十五日。[20] “本报收到几封来信，其目的是要证明梅奈[21]在最近那件强奸案中有罪；但是考虑此人经审讯后已被宣判无罪，另外由于来信者的论点论据似乎热情有余深刻不足，我们认为不宜将信内容发表。”——《晨报》，六月二十八日。[22] “本报收到几封颇具说服力的来信，这些显然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足以使我们有理由确信，不幸的玛丽·罗杰成了星期天在城市附近侵扰民众的无数流氓帮会中其中一帮人手下的牺牲品。此后，我们会尽力腾出版面来刊登此类评论。”——《晚报》，六月三十一日，星期二。[23] “星期一，一名与税务署有联系的驳船管理员看见一条空船漂在塞纳河上。船帆被放在船舱底部。那个管理员就把船拖到了驳船管理处。次日上午，船被人取走，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知情。现在船舵还在管理处。”——《勤奋报》，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24] 读了这些不同的摘录，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不相关的，而且我没觉出它们中有哪一条会与目前的事件相关。我等着听杜潘的解释。 他说道，“我目前不想详细论述第一和第二个摘录。我之所以摘抄它们，主要是想让你明白警方的极端疏忽大意。就我从警察局长那里得知的，他们并没有从任何方面去费心地审查那个被提及的海军军官。但是要说在玛丽的两次失踪之间没有可推测的联系的话，就真的太愚蠢了。让我们假定第一次的私奔以这对恋人间的争吵以及那个被玩弄的姑娘回家而告终。那么，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把第二次私奔(如果我们知道私奔再一次发生)看成是暗示了那个负心汉的重新进攻，而并不是将其视为另一个人的求爱结果——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旧情人的‘感情弥合’而不是新人的初次求爱。十有八九，那个曾经与玛丽私奔的人会再次提议私奔，而曾被人提议私奔的她则不太可能接受另一个人提出的私奔建议。现在，请你注意一个事实，即第一次被确定的和第二次被推测的私奔的时间间隔，比我们军舰航海的正常周期要长几个月。难道她情人的第一次罪恶行径由于必须得出海而被中断，难道他赶在回来的第一时间里继续那还没有被彻底完成的卑鄙企图——或者说还没有被他彻底完成的卑鄙企图？对所有这些事，我们都一无所知。 “不过，你会说，在第二次失踪上，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私奔。当然没有——但是难道我们就会说那个落空的私奔企图也不存在？除了圣厄斯塔什，也许还有博韦，我们没有发现玛丽还有人们认识的、公开的、体面的追求者，也没听人提起过有别的什么人。那么，谁是那个秘密情人呢？那人连玛丽的亲友(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知道，但是星期天的早上玛丽去见的就是他，而且玛丽非常地信任他，以至于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起呆在鲁尔门僻静的小树林里，直到夜幕降临。设问，那个秘密情人是谁，那个至少多数亲友都不知道的人是谁？而且，罗杰夫人在玛丽离开的那个早上的奇怪预言——‘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玛丽了’意味着什么？ “但是即使我们没法想象罗杰夫人私下参与了私奔的计划，我们总可以认为玛丽是接受这个计划的吧？在离开家时，她让人们知道自己打算去拜访住在德罗梅街的姨妈，而且让圣厄斯塔什在天黑时去接她。那么，乍一看，这个事实与我的推测相矛盾——但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她确实是会见了某位男友，并和他一起过了河，直至下午三点才到达鲁尔门，这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在这样地答应陪伴那个人的决定中，(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她的母亲知道与否)她一定想到过她离开家时说过的打算，想过当未婚夫圣厄斯塔什在约定的时间去德罗梅街接她时，他会发现她并没在那里，就会在内心感到惊讶和怀疑。而且，当他忧心忡忡地回到住地时，会知道她还没回家。我认为她一定想过这些事。她一定能预见到圣厄斯塔什的懊恼，以及所有人的怀疑。她不可能想到要回去承受这种怀疑；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她没有回家的打算，那么这种怀疑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我们可以想象她是这样想的——‘我是为了私奔去见某一个人，或者我是为了其他秘密的私人目的。我很有必要不被打扰——一定得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远走高飞——我会解释说自己要去拜访德罗梅街的姨妈，并陪她呆一天——我会告诉圣厄斯塔什到傍晚再来接我——这样解释的话，我就可以有尽可能长的离家时间，而且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和焦虑，这比其他办法更能争取时间。如果我让圣厄斯塔什傍晚来接我，那之前他肯定不会来；但是如果我根本不让他来接，我用来逃离的时间反而会缩短，因为他会指望我早点回家，而我的失踪会更快地引起他的焦虑。那么，如果我根本就是打算回家的——如果我只打算和那人散散步——那么，让圣厄斯塔什来接就不是我的做法了；因为，让他来，他就准会确定我耍了他——这个事实是我本想永远不想让他知道的，我可以在离开家时不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可以天黑后才回家，可以告诉他我去拜访了德罗梅街的姨妈。但既然我的计划是永不返回了——至少要过几个星期才回来——或者是等到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才回来——争取时间才是我唯一的当务之急’。 “你已经在你的记录中注意到了，关于这个悲惨事件，最普遍的观点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姑娘被一群流氓杀害了。而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普遍观点是不能被忽视的。在这个观点自我显现出来时——当它以非常自发的形式彰显自己时——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与直觉，即有天赋之人的个人特性相类似的一种东西。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我会遵守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舆论中不能有造势的痕迹。这个观点必须完全是公众自己的；而这两者的区别往往极难看出，极难把握。在目前的案件中，我觉得这个关于一伙流氓的‘公众观点’，在被那个我所摘录的第三条报道中的那个间接事件推波助澜。整个巴黎都对发现了玛丽，这个年轻、漂亮、声名昭著的姑娘的尸体感到震动。这具被发现的尸体带着遭受暴力的痕迹，并漂浮在河里。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被推测说该姑娘被杀害的特殊时间里，或者说在那个特殊时间前后，一伙年轻的歹徒犯下了一个与死者所遭到的性质类似，尽管程度稍轻的暴行，受害者是另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出名的残暴事件会影响到公众对另一个无名事件的评判，这很令人惊奇吗？大家等着对此做出评判，而那知名的暴行似乎恰好为此提供了方法！玛丽也是在河里被发现的；而这桩已知的暴行也发生在这条河边。两场事件有很明显的联系性，而真正奇妙之处却没有被公众理解和把握。但是，实际上，这场如此犯下的暴行恰好证明了另一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案件并不是这样发生的。如果，当一伙歹徒在某个地点犯下了最前所未闻的罪行时，在相同城市的相似地点、在相同的环境下、用同样的方式和工具、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了表面看来完全相同的罪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可是，如果没有如此令人惊叹的一系列巧合，那个碰巧被造势的公众舆论要靠什么来让我们相信呢？ “在进一步探讨下去之前，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被人推测的谋杀现场，即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虽然这个树林很茂密，但是它位于公路的附近。在树林里有三四块大石头，形成了一个有靠背和凳脚的椅子状的东西。人们发现上面的石头上有一条白色的衬裙；在第二块石头上有一条丝绸围巾。人们还发现了一把阳伞、一双手套，以及一块手帕。那手帕上有‘玛丽·罗杰’的名字。衣服的碎片散布于四周的枝杈上。地面被人踩踏过，矮树丛被弄断了，这些都是剧烈挣扎的痕迹。 “虽然林中的发现博得各报刊的喝彩，而且人们一致认为它就是暴行的确切地点，但是我们得承认，有某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质疑此观点，那就是案发现场。我可以相信、或者也可以不相信它——但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让人怀疑它。如果像《商报》所推测的，案发现场真的是在圣安德烈街附近，假设凶手仍然滞留在巴黎，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对公众的注意力被敏锐地引到了正确的方向而感到恐惧；于是，在某种心理状况下，他们就会很快地意识到有必要尽力地分散人们的这种注意力。因此，既然鲁尔门的灌木丛早已被人怀疑，那么他们自然就有可能会有把物品放在后来它们被人发现的地方的念头。尽管《太阳报》这样推测了，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被发现的物品已经放在灌木丛中有不短的时间了；然而，这里倒还存在一个非常间接的证据来证明它们是不可能一直在那里的，因为从那个不幸的星期天到男孩子们发现它们的那个下午的二十天当中，它们不可能没有引起过别人的注意。《太阳报》应和了其他报纸在它之前发表的观点，它这样报道，‘由于下雨，一切都严重发霉，并粘在一起了。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阳伞的绸面很坚实，但是里面织线已经全部分解腐烂了。上面的部分是双层和折叠的，也都发霉破烂了，并在伞被打开的情况下开裂了。’关于那些草，即所谓‘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很明显，这个事实只能靠语言、即靠两个男孩的回忆陈述来证实；因为这些男孩移动了物品，并在第三者尚未看到前把它们带回了家。可是草是会长出来的，尤其在温暖潮湿的天气情况下(就像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它可以仅仅在一天里就长出两三寸来。一把阳伞放在新覆上草皮的地上，也会在短短一周之内被新长出来的草完全遮掩的。关于发霉现象，《太阳报》编辑是如此执拗地坚持着要表述出来，他把发霉的意思在我们所摘录的那么简短的段落中提及了不下三次，难道他真的没意识到这个发霉现象的实质吗？他有否被告知，这种霉体是种类繁多的真菌中的其中一种，它最典型的特征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长出来并衰亡？ “因此，我们一眼就能明白，那些被用来最成功地证实这些物品已经在树林里 ‘至少有三四周时间’的证据，其实是最荒谬而无效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很难以相信这些物品在那个树林里的时间是长于一周的——即长于两个星期天之间的时间。那些对巴黎附近了如指掌的人都明白找到一个隐蔽处是极端困难的，除非那地方离郊区很远。这样一个在树林里草丛中的，未经勘探的，或者甚至说是少有人涉足的隐秘处，是一下子想不到的。就是让那些打心底里热爱自然却依然被职务牵绊于这大都市的尘土与繁忙中人——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去尝试一下，哪怕在平日，让他在立刻就包围着自己的自然美景中消除对独处的饥渴。接下来，每走一步，他都会发现，那不断增长的魅力被一些歹徒或一群闹饮狂欢的流氓的声音和人身侵扰所驱散。他就发现在茂密的树林里寻找清静是徒劳的。那里是乌合之众出没的特殊隐蔽地——那里有最被亵渎的庙宇。漫游者立刻就会从心里感到厌恶，并逃回繁华的巴黎，巴黎不会比那里更令人憎恶，因为它并非如此不协调地充满了污秽。可是，如果在一周的工作日中，城市的附近都是如此被骚扰，那安息日就更厉害了！尤其是现在，当城镇流氓被免除了工作的权利，或者说失去了惯有的犯罪机会，他就会寻找到城镇的近郊，这不是出于对乡村的喜爱，其实在内心他鄙视它，而是为了逃避社会的束缚和陈规。他渴望的不是新鲜的空气和绿树，而是乡村的完全自由。于是，他在那个路边旅馆里，或是在树林中，除了他的伙伴，他不被任何目光所监视，沉溺在一切疯狂而无度的虚假狂欢中——那是自由和酒精的联合产物。当我重复陈述那些物品在长达超过一周的时间内，在巴黎近郊的任何一个树林里都一直没被发现过的情况时，很明显，这对于每一位冷静的旁观者而言，几乎就是奇迹，对此，我就不用再赘言了。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依据来怀疑那些物品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暴行的真正地点的注意力而被放在灌木丛里的。首先，请你留心一下发现那些东西的日期，并将它与我从报纸上摘引的第五篇文章的日期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在物品被找到后，几乎在最快的时间里，这个紧急的信息就被送到了该晚报社。尽管这些信息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明显来自多种渠道，但是它们都指向了同一点——即，它们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认为这罪行是一伙人犯下的，而且案发地点在鲁尔门附近。当然了，由于这些信息的缘故，或者说是公众的注意方向被它们转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