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斯坦布尔列车 [book_author]格雷厄姆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0047 [book_dec]格林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两类，《斯坦布尔列车》是其第一部“消遣小说”。 故事发生在斯坦布尔列车，这一名噪一时的连接欧亚大陆的东方快车上，围绕逃亡与追捕、梦想与现实展开，浓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各国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风景。从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德国的科隆、奥地利的维也纳，到塞尔维亚的苏博蒂察，主人公们相继登场：精明又多情的犹太商人迈亚特、高贵而失意的政治流亡者津纳、柔弱而善良的歌舞演员科洛尔、强悍而机敏的小报记者兼女同性恋梅布尔、虚伪又做作的畅销书作家萨沃里、猥琐而凶残的惯偷格伦利希等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的梦想与企图，在这趟浪漫和冒险之旅上相遇、碰撞，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暴风雪中，革命者津纳为信念命丧异国车站。车至终点君士坦丁堡，虚假的欢乐奢侈、诱惑勾引的气氛消解了对艰难旅程不安的记忆，主人公各自有了不曾预料的归宿，一切恍若隔世。 在这部被作者自称为“刻意讨好读者”的书里，作者假借那部名噪一时的洲际快车，将异国情调、浪漫奇遇与污浊世态及庸常俗事杂糅混合；通过对信仰与背叛的描写，毫不躲闪地直视人类生存中的卑劣和自欺，心怀谴责地将无情的客观实在展示成为某种“消遣读物”。 [book_img]Z_10005.jpg [book_title]序 至爱献给维薇安 [1] 世间万物万事，其理想本质富于诗意； 其命运必为悲剧，其存在荒唐滑稽。 ——乔治·桑塔亚纳 [2] [book_title]第一部 奥斯坦德 [3] 1 轮船事务长手里拿着最后一张登陆卡，望着乘客们穿过灰蒙蒙的潮湿的码头，跨过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道岔，绕过废弃不用的货运敞车。他们缩着肩膀，大衣领子朝上翻着；在长长一列火车里，桌上的灯亮着，透过雨雾看去像一串蓝色的珠子闪闪发光。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旋动着、下降着，一时间，绞盘咔啦咔啦的响声甚至淹没了无处不在的水声——雨水从阴沉的云天上倾盆而下，海水冲击着渡轮和码头。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 “春天，我的上帝。”事务长大声说，想驱除最后这几个小时造成的印象：湿漉漉的甲板，蒸汽、燃油以及酒吧里的陈年巴斯啤酒发出的气味，女招待端着锡盆到处走，黑绸裙子在地上拖来拖去，等等。他顺着起重机的铁臂看去，望见工作台里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小人影正在转动轮盘，心里升起一股不常有的嫉妒感。那起重机司机高高在上，三十英尺高的雨和雾将他与事务长、旅客以及灯火通明的长长的快车分隔开来。可我就没法儿躲开那些讨厌的嘴脸，事务长心想，他记起了那个穿厚皮大衣的年轻犹太人，这个人因为上渡轮时被分到一间双人船舱而怨声不绝，其实一共才不过该死的两个小时。 事务长对从二等船舱出来的最后一名旅客说：“别往那儿走，小姐。海关检査站在这边。”看到这张年轻的陌生面孔，他心里轻松了些，这人至少没发牢骚，“你不需要人帮你搬行李吗，小姐？” “不了，”她说，“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行李也不重。”她从那身廉价的白雨衣里伸出头来，朝他咧嘴笑笑，“除非是您愿意帮忙，船长。”女孩子的冒昧使事务长高兴起来。“哎，要是我年轻，你可真用不着脚夫。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事务长摇摇头说道，只见那犹太人离开了海关，穿着灰色羊皮鞋在铁轨之间找下脚的地方，身后跟着两名搬运工。“路远吗？” “全程。”她一边说，一边悒悒不乐地越过铁轨、行李堆和餐车的灯火，凝视着停在那里的黑黢黢的车厢。 “有卧铺吗？” “没有。” “你该去弄个铺位，”他说，“像你这样坐全程的人，要在火车上过三夜，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呀，结婚？” “据我所知可不是。”她怀着离别的忧郁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勉强笑了一下，“这事儿谁也说不准，是吧？” “去工作？” “去跳舞、打杂什么的。” 她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走了。雨衣显露出她瘦削的身子，即使当她跌跌绊绊地走在铁轨和枕木之间的时候，她的身躯仍然保持着那种忸怩不安的姿态。一只信号灯由红转绿，蒸汽长啸着从排气管中喷出。她寻常而又活泼的面孔、大胆而又沮丧的举止，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记住我，”他向她喊道，“过一两个月我们还会见面的。”可是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不会记得这姑娘。今后几个星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窗口向他的办公室里张望，要一间舱房啦，要换钱啦，要一个铺位啦，等等。他根本无暇去记住某一个人，何况这姑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 当事务长回到船上时，甲板已冲洗好准备返航了。看到船上不再有那些陌生人，他感到愉快多了。他喜欢船上永远是这个样子：有几名可以用意大利话差来遣去的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有个女招待可以陪自己喝杯啤酒。他用法语朝水手们咕哝了一句，水手们冲他笑笑，唱着一首关于某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的下流歌曲，这使他不禁妒火上升，一腔思家之情也减了几分。“这一趟横渡真不顺当。”他用英语对总管事说。那人曾在伦敦当过跑堂的，而事务长除非是迫不得已，决不愿多说一句法语。“那个犹太人，”他说，“给了你不少小费吧？” “你觉得是多少？六法郎。” “他病了吗？” “没有。倒是那个留小胡子的老头儿一直不舒服。给了我十法郎吧，我赌贏了。他是英国人。” “算了吧。他的口音生硬得能用刀切。” “可我看了护照。理査德·约翰。中学教师。” “这可是够怪的。”事务长说。这真有点儿古怪，他暗自想，不情愿地掏出十法郞来，脑海里又浮现出跳板升起、汽笛响彻云霄时，那个身穿雨衣、须发灰白的疲倦的男人大步从轮船栏杆边走开的情景。那人曾向他要报纸，要晚报看，于是事务长对他说，这么早伦敦的晚报还没出呢。听到这话，那人呆呆地站着，用手指捻着长长的灰白胡子。事务长给女招待倒了杯巴斯啤酒，他在结账前又想起了那位学校教师。一时间，他几乎有点儿怀疑与自己擦身而过的是否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一个正被追捕、疲倦不堪、适合充当故事素材的人。不过这教师没发过牢骚，因此，他比年轻的犹太人，比厨师旅游团，比那个丢了戒指、穿淡紫色衣服的病怏怏的女人，以及付了双份卧铺钱的老头儿更容易被遗忘。那姑娘在半小时前就已经被忘却了。这是她与理査德·约翰共命运的头一桩事——头顶甲板上沉重的脚步声，燃油味，闪烁的信号灯，忧虑重重的面孔，叮当作响的玻璃杯瓶，账面上一行行的数字——这些都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化为乌有。 风停了有十秒钟，那一瞬间里，原来在码头和甲板之间来回扫掠的浓烟，静静停在了半空中。迈亚特正小心择路走过泥淖，他觉得这烟尘就像游牧人的灰色帐篷。他忘了自己的羊皮鞋已经被弄脏了，忘了海关人员在翻到他的两件丝绸睡衣时的无礼态度。他在这些人的粗暴和轻蔑，以及“犹太人，犹太人”之类的字眼底下，悄悄溜进这些巨大如帐篷般的阴影中。有那么一刻，他好像到了家，不再需要用他的皮大衣、他在萨维尔街定做的服装、他的钱财以及他在公司中的位置来鼓励自己。但当他来到火车跟前时，风又刮了起来，烟尘的帐篷被击得粉碎，于是，他又落入了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 不过，他感激地看到了金钱的威力。钱并不总能买到殷勤礼貌，但可以使事情办得迅速。其他乘客还没到，他就头一个通过了海关。他可以和列车员商量自己独占一个隔间——他最讨厌当着别人的面脱衣裳了。当然他知道，由于自己是个犹太人，和列车员打交道就得多破费点儿，光是提个要求、给点儿小费可不顶事。他从餐车灯火辉煌的窗口走过，餐桌上已铺好了桌布准备开饭，罩着紫红灯罩的台灯在桌上闪耀着。“奥斯坦德——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 [4] ——伊斯坦布尔”。他走过这一溜地名牌，看都不看一眼；这条线他很熟，这些地名就像这些城市中的清真寺的尖塔、圆顶楼阁以及穹形房顶一样，在他眼前只是一晃而过，都不是他这个民族的人能够长期居留的地方。 如他所料，列车员态度很恶劣。他说列车很挤，虽然迈亚特明知他是撒谎。四月还不到车挤的时候，过海峡时他在渡轮上没见到几个头等车厢的乘客。正当他跟列车员争辩时，一群游客拥进车厢，中年妇女抓着披巾、毯子和写生本，一位老牧师则抱怨他的《宽广世界》杂志丢了——“我旅行时总是读一本《宽广世界》”——后边是他们佩着旅行社徽章的导游，汗水涔涔，在乱糟糟的情况下仍然和和气气。“瞧瞧。”列车员说，比画了一下，似乎要说明他的列车承担着异乎寻常、不堪忍受的重负。可是迈亚特太清楚这条路线的底细了，不可能上当。从这帮人忙乱不安的精神状况看，他断定他们是属于到雅典就断开的车厢的。他又把小费加了一倍，于是列车员让步了，在他的隔间门上贴了张铺位已预订的纸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迈亚特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隔着玻璃这道安全的墙壁，迈亚特望着外边游离过去的面孔。潮湿的寒气透过皮大衣袭来。他在拧暖气管时，呼出的水汽蒙到了玻璃窗上，于是他便看不清来往的旅客了，只瞥见一点半点互不相关的特征：一只四处张望的恼怒的眼睛，一件紫红丝绸衣，一个教士服领子，等等。只有一次他耐不住不断增长的孤独感，用手指擦了擦玻璃，正巧看到一个穿白色雨衣的苗条姑娘在通往二等车厢的过道尽头消失了。有一次门被推开了，一个半老的男人向里面瞧了瞧。他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和破旧的软帽。迈亚特用法语告诉他，这隔间已经有人了。 “一个座位。”那人说。 “是要二等车厢的吗？”迈亚特问，可那人摇摇头走了。 奥佩先生舒舒服服地缩在他的角落里，既好奇又失望地打量着对面那个矮小苍白的男人。那人的样子普普通通，由于健康不佳，肤色很难看。神经兮兮，奥佩先生一边想，一边观察着他那动来动去的手指，可这些手指丝毫没有显示出其他什么敏锐感。它们又短又粗，指尖平平的。 “我一向认为，”奥佩说，暗自怀疑碰上这么个旅伴是不是有点儿背，“只要能搞到卧铺，就没有必要坐一等车厢。二等车厢也相当舒服嘛。” “是的——是这样，”那人欣然答道，“可你怎么知道我是英国人？” “我总是，”奥佩先生微笑着答道，“把人往最好处想。” “当然了，”那苍白的男人说，“你是牧师——” 报童在窗外吆喝着卖报，奥佩先生探出身去说：“《伦敦时报》。这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晨报》和《每日邮报》。好。谢谢。 [5] ”在旁人听来，他的法国话里尽是些习字帖里的短词，讲得津津有味却又错误百出。“多少钱？三法郎。天啊。 [6] ” 他对那白脸人说：“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你想要什么报纸吗？你就是想要《生活周刊》也用不着避讳我。” “不，我不要什么。谢谢你。我有本书。” 奥佩看了看表。“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要开车了。” 有几分钟她很害怕，担心那男人或他的老婆——那个瘦高的女人会讲起话来。此时此刻她最希望的就是安静。她想，要是我能买得起卧铺，是不是就可以独自一人不受打扰呢？昏暗的车厢里灯光闪闪烁烁。那个胖男人说：“快开车了。”潮湿的空气里满是灰尘，外边闪动的灯光使她想起了她所熟悉的事物：诺丁汉高街的剧院上方熠熠闪光、不停变化的霓虹灯。生活的骚动，来来往往的搬运工和报童，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鹅市 [7] 。她抓住这个回忆不放，极力在头脑中重温旧日的鹅市，如何砌砖头、摆摊子，等等，这些都显得栩栩如生，几乎就像被冷雨冲刷的码头和时时变换的信号灯一样真实。这时，那男人对她说话了，她不得不走出自己匿身其中的梦幻世界，做出兴致勃勃、勇气十足的样子来。 “小姐，我们将在一起长途旅行。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我叫彼得斯，这是我妻子，艾米。” “我叫科洛尔·马斯克。” “给我买块三明治，”那瘦削的女人恳求道，“我饿得肚子咕咕叫。” “帮个忙好吗，小姐？我不懂外国话。” 干吗叫我去？科洛尔恨不得冲他嚷起来。你以为我就懂外国话吗？我压根儿没离开过英格兰。但是，她已习惯了约束自己，不论何时何地都承担落到肩上的一切责任，所以她没有表示反对，打开车门准备跳到铁路线之间滑溜溜的灰暗的路上去找三明治。不过，这时她看见了一个钟。“没时间了，”她说，“还有一分钟就要开车了。”科洛尔转身时看见过道尽头有个面孔和身影，不由得满怀期望地屏住了呼吸：在伦敦时，只要最后往鼻子上扑点儿粉，向看门人道声“晚安”，就可以去会朋友了，在外面驱散黑暗的华灯下，有年轻的犹太人在等她，等待她的还有巧克力糖，街拐角处的汽车，一趟风驰电掣的兜风，以及偷偷摸摸的危险的拥抱。可是，眼前这个犹太人她不认识，她得再一次不情愿地而且是战战兢兢地在陌生的土地上探险；这一次，只靠个把巧妙的暗示不再能阻止危险，只靠有节度的爱抚也不足以打发徐徐来临的黑夜。 迈亚特走进过道，心想，列车误点了。他摸了摸背心兜里那盒他总是随身携带的葡萄干。小盒分成四格，他信手拈了一颗葡萄干，放进嘴里品尝着。质量下降了。是斯坦因公司的。葡萄干又小又干。过道那头穿白色雨衣的姑娘转过身来盯着他。好身材，迈亚特想，我认识她吗？他另外选了一颗葡萄干，看都没看就放进嘴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迈亚特的，“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的。有葡萄干放在舌头上，一瞬间他得意得几乎像是个操纵着生杀予夺的世界主宰。这是我们的，而且质量最好，他想。一扇扇车门砰砰地关上了，火车拉响了汽笛。 理査德·约翰的雨衣领子竖着，遮住了耳朵。他倚着过道的窗门朝外眺望，棚屋小舍开始纷纷朝缓缓拍击堤岸的海水退去。这是结束，他想，也是开端。车外一张张面孔闪过去了。一个扛着铁镐的男人摇着红灯，火车头喷出的烟气环绕着他，灯光显得模糊暗淡了。制动闸松开了。云层也绽开了裂口，落日的光辉照耀在铁路线、车窗以及理查德的眼睛上。要是我能入睡，他渴望地想，我一定能更清楚地回忆起所有应当记住的一切。 炉门打开了，火焰和热气顿时从炉中涌出来。司机把调节器拧到最大，脚踏板由于车厢的重量晃动着。火车头很快就进入了正常运行，司机关上了排气阀。列车通过了布鲁日区，调节器已经关上，火车靠少量蒸汽下坡滑行着，一点儿残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辉映着湿淋淋的高墙，满是积水的小巷也闪耀着莹莹的水光。在这邋里邋遢的外壳里，坐落着那个古老的城市，就像一件曾被人过多地观看、议论和交易的闻名遐迩的珠宝。随后，透过蒸汽出现了空旷的原野，间或有郊区别墅打破了单调的景色。它们又高又丑，朝哪个方向的都有，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瓷砖，披着茫茫的暮色。从快速列车喷出的火星清晰可见，像一群群鲜红的甲虫由于夜的诱惑飞向天空。火星坠落在铁轨旁闪烁着，触碰着树叶、树枝或卷心菜的根茎，随后化为灰烬。一个赶马车的姑娘仰脸笑着；一男一女搂抱着躺在铁路路基旁。车外，夜幕降临了；此后，旅客们在车窗里看到的便只是自己透明的身影。 2 “第一次用餐，第一次用餐。”喊声在过道里回荡着。迈亚特早已端坐在餐车里。他不愿冒险去和别人共用一张餐桌，不愿被迫去跟别人客客气气地寒暄或遭受可能碰到的冷遇。君士坦丁堡，对多数人来说是一次几乎无休无止的旅行的终点，可是在迈亚特看来，它却像迎面飞腾而过的电线杆子一样，急速地向自己逼近。一俟旅程结束，就不再有思考的时间了：等候的汽车，眼前晃过的清真寺尖塔，昏暗的楼梯，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来的埃克曼先生就会接踵而来；算计、数字、合同将把他包围起来。在这里，在餐车里、卧铺上或过道中，他必须事先想好每一处措辞，练习每一个声调变化。他倒希望和英国人或土耳其人打交道，但埃克曼及其背后谜一般的斯坦因，却都是跟他同族的犹太人，对于如何根据声调以及拿雪茄烟的姿势发现对方的意思，全都是驾轻就熟。 侍者在通道中往来送汤。迈亚特摸摸胸前的口袋，又吃了一个葡萄干，是斯坦因的，又小又干，可是得承认它价钱便宜。在迈亚特心中，质与量进行着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争斗，却从来也没有结果。被拴在伦敦的办公桌边时，他总是只和斯坦因的代表，而不是和他本人打交道，至多只能从长途电话中听听斯坦因的声音，而那只不过是声音的影子罢了，从它的语调变化中你什么都发现不了。因此，他能大致搞清的仅仅是：斯坦因的情况不大妙。但究竟如何呢？是濒临破产还是仅仅受了点儿损失？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是只不过向不大景气的经济状况屈服了？如果迈亚特不曾怀疑“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能干无比的埃克曼先生绕开了法律约束，私下与斯坦因勾结，事情本来会明朗一些。 他用勺子蘸了蘸淡而无味的菜丝汤，而他喜欢的是丰盛的、有滋有味的、富有营养的大鱼大肉。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只偶尔有小站上一闪而过的灯光，过隧道时火车喷出的一股火星，此外，就是一直映在玻璃上的自己半透明的面孔。在玻璃上，他的手像鱼一样飘浮着，透过它，水和水草在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追随他的影像有点儿使他不快，他正要放下窗帘，却看见在自己的影子后边，还有曾向他的房间里探头探脑的那个穿旧雨衣的男人。他的衣服已经褪色，磨得发亮，面目全非，就像是穿着古代服装的幽灵，但仍勉强地维持着体面：敞开的雨衣里露出高高的硬领，以及扣得整整齐齐的夹克衫。这人正在耐着性子等候吃饭——迈亚特最初这样想，使自己的脑子暂时摆脱斯坦因与埃克曼等微妙的问题而休息片刻——但是，不等侍者到那人跟前，他就已经睡着了。一处车站的灯光射过来，车厢壁又从镜子还原为玻璃窗，那个陌生人的面孔消失了，透过窗子可以看见一群乡村旅客带着孩子、包裹和网袋在等候国内慢车。待到外边重新暗下来，那面孔就又出现了，他头一点一点地进入沉睡。 迈亚特心里明白，在火车上喝好酒纯粹是浪费，这么抖个不停，什么酒香也品不出来。可他还是点了一种度数适中的勃艮第葡萄酒，一九二三年出的香贝丹酒，就着牛肉喝了起来，并且很快就把那人忘掉了。列车开足马力奔向科隆，整个车厢的玻璃都在颤抖中呜咽。他喝着第一杯酒，又想起了斯坦因，此刻他正在君士坦丁堡狡诈或者绝望地等候自己到达。迈亚特相信，只要价钱合适斯坦因就会卖；可是听说另外还有个买主。埃克曼先生的可疑之处就在这里，也许他为了从斯坦因那里捞15%的佣金便吃里爬外，帮对方抬高价钱，和自己的公司作对。埃克曼来信说，莫尔特公司给斯坦因的存货和信誉出了个大价钱；迈亚特不相信这话。有一天，他曾和小莫尔特一道吃午饭，席间偶然提及斯坦因。莫尔特不是犹太人，他不那么敏感，不懂得推诿回避的学问。如果他想说谎，他就说谎，但只用语言欺骗，他不知道毫无经验的手会戳穿嘴里的谎言。迈亚特发现，和英国人打交道时，有一招就足够了；如果谈及重大事项或提出了关键的问题，他就递上一支雪茄，假如对方撒谎，不论他答话有多快，接烟时手至少要迟疑四分之一秒。迈亚特知道那些异教徒怎么说他：“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从来不正眼看你的脸。”傻瓜，他暗自得意洋洋地想，我还有比这强得多的法子呢。比如说，他知道小莫尔特没撒谎。是斯坦因，或者是埃克曼在撒谎。 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真有趣，他想，安宁平静地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旅行的人是他，而不是埃克曼。埃克曼此刻也许正锁上办公桌，从书信架上拿起帽子，用尖利的龅牙咬着公司的电报，细细地琢磨着：“卡尔顿·迈亚特先生于十四日抵达伊斯坦布尔。请安排会见斯坦因。”在火车里，不管它运行得多快，乘客都不得不安静地休息。在两面的玻璃窗之间根本唤不起什么激情；除去想想事以外也根本没法从事其他什么活动；而且，你尽可以独自冥思，不必担心有人打扰。可是埃克曼和斯坦因却不断地被外界打扰，电报纷纷来到，人们的谈话打断了他们的思绪，女人们在举行宴会。在这摇摆急驰的快车上，响声如此有规律，几乎就等于是寂静，运动如此平稳地延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简直把它视为静止了。只有在外头才会发生侵害他的事，在火车上，他和他的种种计划可以安安稳稳地待上三天，三天之后他就会一清二楚地想好如何对付斯坦因和埃克曼。 吃完冰激凌和甜点，付过账，迈亚特在餐桌边停了一会儿，点了支雪茄。他正对着那个陌生人，看见他在上菜的空当里，即撤下塔列兰小牛肉以后，端上冰布丁之前的片刻时间里睡着了，他一定是太累了。 在迈亚特的凝视下，那人突然醒了过来。“嗯？”他问。迈亚特道歉说：“我并没想惊动您。”那人怀疑地打量着迈亚特；他从睡眠中惊醒，重又回到他习以为常的焦虑不安的状态中，那件寒碜的雨衣破坏了他在穿着上花费的一番苦心。看到这些，不知是什么使迈亚特有点儿动了恻隐之心。他接着上次相遇时的话题说道：“您已经找到隔间了吧？” “找到了。” 迈亚特不由自主地说：“我想您可能会觉得在火车上难以休息。我的包里有阿司匹林。您要几片吗？”那人猝然答道：“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自己是医生。”迈亚特出于习惯瞧了瞧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他带着几分处于荒漠中的点头哈腰的犹太人所特有的过分谦卑说道：“打扰您我真过意不去。不过您气色不好。如果我能为您效劳——” “不，用不着，用不着。”可是，当迈亚特走开时，那人却转过身来朝他喊道，“时间。现在几点了？”迈亚特说：“八点四十分。不，八点四十二分。”他看见那人小心翼翼地校准了自己的表。 迈亚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车速渐渐慢了下来。铁路旁列日市的巨大高炉就像在边境袭击中着了火的古代城堡。列车晃了一下，通过了一处道岔。路两边架着一道道钢梁，下边远处，一条空荡荡的街道斜插着伸向黑暗，一家咖啡馆门口亮着灯。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铁轨，一些没挂车厢的火车头呼啸着，喷着汽，蒸汽朝东方快车涌来。卧铺车厢那边，绿灯亮了，列车上方露出了车站的穹顶。报童在叫卖，一长溜庄重古板的穿黑衣的男人和戴黑纱的女人在站台上等候，态度漠然，像葬礼上的一群有教养的陌生人。他们望着一等车厢从眼前经过，奥斯坦德——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雅典（脱卸车厢）。随后，他们提着网袋，拉着孩子，爬上了后边的车厢，可能要去十五英里外的珀潘斯特尔或韦尔维耶。 迈亚特累了。昨天晚上他和父亲雅各布·迈亚特讨论斯坦因的事，一直谈到夜里一点钟。看着父亲抖动的白胡子，他恍然明白了事务已经一点儿一点儿地从父亲那抓着热牛奶杯、戴着戒指的衰老的手指间溜掉了。“他们从来不撇奶皮。”雅各布抱怨说，他让儿子用勺子把牛奶表面撇清。如今好多事他都让儿子做；佩奇根本不算数，他的董事职位不过是个虚职，是他作为办事员总管忠诚服务二十年得到的酬答。我即迈亚特，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想到这一责任，他毫不激动；他是长子，而且，按照自然法则，父亲总得把家业交给儿子。 昨天晚上父子俩对埃克曼看法不一。雅各布·迈亚特认为斯坦因欺骗了埃克曼，而他儿子则认为他们是狼狈为奸。“你等着瞧吧。”他说，对自己的机警深信不疑。但雅各布只是说：“埃克曼是个聪明人。我们在那儿需要个聪明人。” 迈亚特明白，在赫比索尔过境之前是没法安顿下来睡觉的。他拿出埃克曼提出的作为与斯坦因谈判基础的那些数字，斯坦因手头存货的价值，其公司信誉的价值，以及他估计其他买主给斯坦因出的价钱。不错，埃克曼没有明文提到莫尔特，他不过是作了暗示，而且他可以否认这一暗示。莫尔特公司以前从来没对葡萄干生意表示过兴趣，至多只不过曾在海枣市场上有过短暂的念头。迈亚特想：我不信这些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斯坦因的公司倒是值这么多钱，哪怕我们把他的存货全都倒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这样我们就赢得了垄断地位。但对其他公司来说，买它不过是买一家在竞争中被我们挤得风雨飘摇的企业而已。 数字开始在他睡意蒙眬的眼前浮动起来。1呀、7呀、9呀，变成了埃克曼先生的小尖牙；6呀、5呀、3呀，就像在变戏法电影中那样转化成了埃克曼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他弄到的佣金像五彩缤纷的气球在车厢里飘来飘去，越胀越大，他找了根针把它们一个一个全扎破了。过道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使他又完全清醒了过来。他看见一件棕色雨衣从窗前闪过，还有一双紧握着的手，于是想道，可怜的家伙。 但他对埃克曼先生却没有一丝怜悯，他想象着埃克曼如何从办公室回到他那非常摩登的公寓中，走进那闪闪发亮的厕所、镶银镀金的洗澡间以及配有鲜艳椅垫的客厅，他妻子就坐在那儿缝呀缝呀，为英国圣公会慈善机构缝背心、裤子、帽子和袜子：埃克曼先生是个基督徒。一路上两边的高炉火光冲天。 但热气穿不透玻璃的隔墙，天气寒冷彻骨，四月的夜就像带着亮闪闪霜凌的老式圣诞卡。迈亚特从衣钩上取下皮大衣，走进过道。列车在科隆要停四十五分钟，来得及去喝杯热咖啡或白兰地。到科隆之前他可以来回走走，像那个穿雨衣的人一样。 外边没什么东西值得一顾，迈亚特知道，当他在过道里走过或出入厕所时，在精神上伴随他的仍是埃克曼和斯坦因。他想，企图哄人往漏盆里倒热水的埃克曼先生，却在马桶座旁边放一部用链子系住的《圣经》。至少他听说是这样。《圣经》在银光闪亮的水龙头、塞子之中显得又大又破，很有“家庭味儿”，向所有到埃克曼家吃饭的男男女女宣扬着他的基督教徒的品德。有了它就不需再遮遮掩掩地暗示他们如何常去教堂、常去找使馆的牧师。只需由他妻子说一声“亲爱的，您不洗洗吗？”，或者他本人在茶余酒后向男人们诚心诚意地提出这类问题就行了。不过，对于斯坦因，迈亚特却一无所知。 “你对板球感兴趣，不在布达佩斯下车可真是憾事。我正试着在使馆组织两支板球队——哦，真不容易呀。”一名面孔像教士服领子那样苍白的男人对另一个小老鼠般的人说道，那人在他对面蜷缩着，不住地点着头。迈亚特走过时，声音透过关闭的玻璃窗飘进过道，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音调特征。就像是声音的影子，使迈亚特又想起了在两千英里电缆线另一端说话的斯坦因，声音客气殷勤，毫无特点，表示他希望不久能有幸在君士坦丁堡招待卡尔顿·迈亚特先生。 他走过二等硬座车厢。男人们，背心已经脱去，下巴上胡茬儿青青的，摊手摊脚地横在座椅上；女人们头上罩着像行李架上的网袋那样灰尘仆仆的发网，裙子紧紧地裹着身子，横七竖八地靠在座位上，大乳房和小瘦腿，小乳房和大肥腿，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一个瘦高女人醒来片刻，叫苦说：“你弄来的鬼啤酒，糟透了。我胃里真不好受。”她丈夫坐在对面，冲着她闭着的平静的眼睛微微一笑，一只手搓了搓自己的方下巴，又转眼斜睨着身旁穿白雨衣的姑娘。那姑娘躺在座位上，脚抵着那男人的一只手。迈亚特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他喜欢这个姑娘苗条的身材和面孔，口红涂得恰到好处，使她的平庸相貌顿生魅力。而且，她也不完全平庸；她那小巧的五官和头骨，她的鼻子和耳朵，使她具有一种虚假的文雅风度，一种惹人注目的俊俏，像圣诞节时摆满小灯、金箔和五颜六色的寻常礼品的乡村店铺的橱窗。迈亚特记起她曾在车厢过道尽头打量自己，便暗自忖度，不知他使那姑娘想到了什么人。他很高兴她没流露出厌恶之情，没显出她已觉察到，尽管他穿着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华贵的衣服，心里却困窘不安。 姑娘身边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她的脚踝上，并缓缓地朝膝盖摸去。同时，他一直瞧着自己的妻子。姑娘醒过来睁开眼睛。“多冷啊。”迈亚特听见她这么说，从她那煞费苦心的自卫式的友好态度中可以看出，她对那只业已缩回的手并非没有觉察。她很委婉，很耐心，但迈亚特觉得她还不大善于掩饰。他知道姑娘正在他和身旁那位旅伴之间权衡，掂量他的品质以及他招惹烦恼的可能性。她可不想惹麻烦，她会这么说。当他看到她勇敢果断地下了决心，不由得感到敬佩。“我想到外边吸口烟。”姑娘一边说，一边在提袋中摸寻烟盒。片刻之后，她来到迈亚特身边。 “要火柴吗？” “谢谢。”他们走到她那个隔间里的人看不见的地方，一起凝视着车外喃喃低语的黑夜。 “我不喜欢你那位旅伴。”迈亚特说。 “我可没法挑三拣四。他还不算太坏。他叫彼得斯。” 迈亚特迟疑了一下：“我叫迈亚特。” “这个名字挺有趣。我叫科洛尔——科洛尔·马斯克。” “跳舞的？” “没错。” “美国人？”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想？” “听你说话。你有点儿美国腔。去过美国吗？” “去过美国？当然了。一星期里六个晚上外加两个下午。在长岛的乡村俱乐部花园、棕榈海岸、河滨路的单身公寓等处演出。哎，要是不会来点儿美国腔，就别想在英语音乐喜剧中谋个差事。” “你很聪明。”迈亚特严肃郑重地说，拋开了有关埃克曼和斯坦因的种种思绪。 “咱们走动走动吧，”姑娘说，“我冷。” “你不睡觉吗？” “渡过了海峡就没睡成。太冷了，那家伙又一直在摸我的腿。” “你干吗不给他一个耳光？” “在到科隆之前？我可不想惹是生非。我们得一起坐到布达佩斯呢。” “你的目的地？” “不，是他的。我坐全程。” “我也是，”迈亚特说，“去出差。” “哦，咱们俩都不是去消遣游乐，是吗？”她有点儿忧郁地说，“火车刚开时，我就瞧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什么人呢。” “谁？” “我怎么知道？我才不费心去记那些男孩子给自己安的姓氏呢。邮局找他们用的可不是那些名字。”迈亚特觉得，是耐心和勇气使她能如此平静地接受欺骗。她把冻得发青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像个小男孩眼巴巴地细看着商店里的一切，折刀呀，恶作剧的玩具呀，起罐器呀，气味炸弹呀，会吱吱叫的小兔子呀，等等。可是，摆在她面前的只有黑暗，以及他们自己的影子。“你看我们朝南走，”她问，“天气会不会变得暖和些？”她似乎认为自己正在驰往暖和的热带。“咱们到不了真正的南方，所以天气不会有太大变化。”他说，“我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四月里下雪。风从黑海刮来，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风硬得能把棱角锉圆。那城市到处是棱棱角角的。” “我希望更衣室里能暖和点儿，”她说，“在舞台上不能多穿衣服御寒。我真想喝点儿什么热东西。”她屈着腿，发青的脸和膝盖抵着玻璃。“快到科隆了吧？德语的咖啡怎么说？”她的表情吓坏了迈亚特。他沿着过道跑过去，把唯一敞开的一扇窗子关上了。“你觉得好点儿了吗？” 她半闭着眼缓缓说道：“好点了。你弄得车里都不透气了。这会儿我觉得暖和了。你摸摸。”她抬起手来，迈亚特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那滚烫的手让他吃了一惊。“听着，”他说，“回你车厢里去，我想法儿给你弄点儿白兰地来。你病了。”“我只不过是时不时发冷，”她解释说，“刚才我挺暖和，现在又冷了。我不想回去。我就待在这儿。” “你一定得披上我的大衣。”他不大情愿地开口说，不过没等他说出“披一会儿”或“等你暖和了再还我”之类的话来限制一下自己言不由衷的提议，她就已经倒在地上了。他抓住她的手，摩擦着，焦急而又束手无策地望着她的脸。对他来说，帮助科洛尔突然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看她在台上跳舞，或站在剧院外灯光照耀的街头，他只会把她当成满足感官刺激的玩物。可现在，她在列车过道里昏暗摇曳的灯光下，孤立无援，疾病缠身，身子随着列车的行驶抖动着，于是唤起了痛苦的同情。她没抱怨天冷，她只是像议论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那样谈起它。他豁然明白了，对于她来讲，生活就是由无数这样不可避免的坏事组成的。他听到了单调的脚步声，正是他曾看到在自己隔间外来回踱步的那个男人的，于是迎了上去。“您是医生？有位姑娘昏倒了。”那人停下来，不太乐意地问：“她在哪儿？”随后他越过迈亚特的肩头看见了她。他的迟疑把犹太人惹恼了。“她看来病得很厉害。”他催促道。医生叹了口气。“好吧，我就来。”他像是在鼓起勇气准备接受磨难似的。 然而，等他在姑娘身边跪下，恐惧似乎就消失了。他以医生那种不带个人色彩、老于世故的温存态度对待她。他摸摸她的心脏，又掀开她的眼皮。姑娘醒了过来，但仍糊里糊涂，她以为是自己在俯身看着一个留着不成样子的长胡髭的陌生人。她同情他，一定有什么痛苦的经历使他如此焦虑不安，同时，她觉得在那人眼中看到了友善，于是以关切回报了友情。她把手放到他脸上。他病了，她想，暂时把那些困惑从脑子里排除出去——灯泡在地上闪着光，影子的方向也不对头。“你是谁？”她问，竭力回想自己怎么会跑来帮助这个陌生人。她想，她从没见过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医生。” 她吃惊地睁开眼，世界明晰起来。是她自己躺在列车过道里，那陌生人俯身跪在旁边。“我晕过去了？”她问，“天气冷极了。”她感觉得出列车在沉重、缓慢地运行。外边的灯光透过玻璃，映照着医生的面孔和他背后那个年轻的犹太人。迈亚特，迈——亚特。她突然满意地暗自笑了，仿佛此时此刻她把一切责任都移交给别人了。火车晃了一下后停了下来，犹太人撞到墙上。医生一动没动。如果说他晃了晃，那也是顺着列车的运动，而不是逆着它。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他的手指摸着她的脉搏；他怀着几乎就要化为语言的颤抖的激情望着她，可她心里明白，这激情不是对她产生的，甚至与她毫不相干。她这样对自己说：即使我有密斯丹格苔 [8] 那样的腿，他也不会注意。她问道：“是什么使你激动呢？”但是，除了“我的本职工作”几个字以外，医生的回答完全被穿蓝制服的人在站台上以及入口处呼喊的声音淹没了。 “准备好行李和护照。”一个人操着外国口音冲他们喊道。于是迈亚特向她要提包，说：“我给你照看东西。”她把提包递给他，在医生的帮助下靠着车厢壁坐了起来。 “您的护照？” 医生缓缓回答说：“我的行李在一等车厢。现在我不能离开这位小姐。我是医生。”科洛尔头一次注意到了他的口音。 “英国护照？” “是的。” “好吧。”另一个人来到他们跟前。“行李呢？” “没有什么要上税的东西。”那人走了。 科洛尔·马斯克笑了。“这真是边境吗？真的，人们想走私什么都行。他们根本没往包里看一眼。” “什么都行，”医生说，“只要有英国护照。”他目送检查人员离去，直到迈亚特返回来，他一直没开口。“现在我能走回我的车厢去了。”她说。 “你有卧铺吗？” “没有。” “你在科隆下车？” “我坐全程。” 他提的建议跟轮船事务长一模一样：“你该弄个卧铺。”这毫无用处的建议使她恼火，一时忘却了自己对这个年老而又忧心忡忡的医生的同情。“我怎么弄得到卧铺？我不过是在合唱队唱唱歌而已。”他用极为痛苦的目光扫了她一眼。“当然，你没有钱。” “我该怎么办？”她问，“我病了吗？” “该怎么对你说呢？”他说，“如果你有钱，我会说：休息六个月。到北非去吧。你昏倒是由于横渡海峡的劳顿，由于寒冷。是的，我可以对你说这些话，可又有什么用呢？你的心脏不好。你多年来太劳累了。” 她有点儿吓坏了，恳求地说：“可我怎么办才好呢？”他摊开双手：“没法子。这么过下去吧。该休息时尽量休息，穿暖和些，你穿得太少了。” 汽笛响了，火车摇晃着开动了。车站上的灯纷纷从他们面前掠过，隐入黑暗之中。医生转过身来向她道别：“如果你还需要我，再往前走三个车厢就是。我叫约翰，约翰医生。”她胆怯而有礼貌地说：“我叫科洛尔·马斯克。”医生朝她微微鞠了一躬，一本正经，外国派头十足。她从他的眼睛看出，其他种种思绪已如雨水倾落在他的脑子里。过去她从来没有察觉出自己会这么快就被人遗忘。“一个被男人们忘却的姑娘。”她哼起歌来，给自己打气。 然而医生没走多远就停了下来。一名矮小苍白的男子抓着过道里的扶手，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朝这边走来。她听见那人对医生说：“出了什么事吗？要不要我帮忙？”他比医生要矮一英尺，看见他热切地仰着面孔，科洛尔不禁笑了。“您别以为我好多管闲事，”他边说边把手放到医生的衣袖上，“我那隔间里的一位教士认为有人生病了。”他又赶紧补充说，“于是我说我来看看。” 科洛尔曾看见这位医生在过道里来回踱步，宁愿在这空寂无人的走道里，也不愿和别人共坐在一个隔间中。现在，尽管并非自己之过，他却将自己陷到人群中了，询问和请求像刺果一样黏着他的思想不放。她以为他会发火，说几句不客气的刻薄话，赶那家伙哆哆嗦嗦地逃走。 可他那温柔的答话使她吃了一惊。“你说是位神父？” “哦，不。”那人抱歉地说，“我还不清楚他属于哪个教派，信奉哪种教条。怎么，有人要死了吗？” 约翰医生似乎感觉到了科洛尔的恐惧，他朝着走廊这头喊了声叫她放心的话，便拨开那只抓着他的手走了。那小个子仿佛搞清了什么事，在喜悦中沉浸了片刻，等他玩味够了，就走了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科洛尔没理会他，朝着身边剩下的唯一友善的人迈亚特恳求地问道：“我没病得那么重，对吧？” 陌生人说：“他的口音让我很兴趣。你会说他是外国人，可他有个英国名字。我想跟上去和他谈谈。” 昏倒一场之后她的脑子十分清楚；在她一度看到的那个颠倒的世界里，医生躺在她脚下，需要同情和照料，这使得她心目中原来那幅旧的世界图景变得陌生而刺眼；然而，语言来得没有直觉那么快，待她请求说“别去打扰他”时，那人已经走远了。 “你怎么看？”迈亚特说，“他讲得对吗？这里头真有点儿秘密吗？” “人人都有点儿不可告人的事。”她说。 “他可能在逃避警察。” 她确信不疑地说：“他是好人。”迈亚特接受了这一断语，于是不再想医生的事了。“你得躺下，”他说，“睡上一会儿。”不用她躲躲闪闪地回答“有那么个女人在旁边老是抱怨胃不舒服，我怎么能入睡呢”，他也不由得记起了那位彼得斯先生，他正躲在隔间的一角等科洛尔回去，好继续从她身上得到那种随手可得而又无伤大雅的廉价的满足。“你得去我的卧铺睡。” “什么？在头等车厢？”她的惊诧和渴望，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决心像个东方王公似的赐给她贵重的礼品，而并不要求或指望任何报答。人们历来指责他这个民族的人吝啬，现在他要向一个基督徒表明这责难是何等不公正。在荒漠中流浪四十年，远离埃及奢侈的生活，造成了犹太人严苛的生活习惯，算计日子，囤积用水。在基督徒世界的荒野中度过的一千年也不鼓励人们炫耀财富，在那里只有秘藏的财宝才是安全的。不过，世界在变化，沙漠上有了盛开的鲜花，在欧洲西部，在一些星星点点的角落里，犹太人开始显示他们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另一面特色，即王公般的主人的慷慨大度，他可以为乞丐濯足，让他们分享自己的餐饭；有时他可以不再做富人的敌手，而成为任何以上帝名义寻求庇护的穷人的朋友。迈亚特不再听见火车的轰鸣，不再看到眼前的灯火，他因自己的骄傲感在绿洲中支起帐篷，在沙漠中开掘甘泉。他朝她摊开双手。“是的，你得睡在这儿。我会去和列车员办好交涉。还有我的大衣，你得穿上它。那样会暖和些。到科隆我给你弄点儿咖啡，但你最好还是睡会儿觉。” “可我不能。那你上哪儿去睡呢？” “我总能找到地方。车上又不挤。”科洛尔心里又涌起一股没有针对性的柔情，这是一股暖流，她任它把自己浸没，但不要陷得太深——要防备脚下触到不坚实的流沙，但又足以让自己被那暖流自然而然地带向她渴望的地方——床铺、枕头、被子和睡眠。她留意到，当迈亚特不再道歉解释或表现自己而是变成一个关怀照顾他人的幽灵时，高贵的风度便伴随着自信一道回到了他身上。 迈亚特并没有去找列车员，他挤在过道车厢壁与隔间之间，抱着胳膊，打算眯一会儿。可是，没有了大衣，实在冷得太厉害。虽说过道里的窗子全都关上了，但一股冷风穿过弹簧门或连接车厢的踏板刮了进来。列车的轰响也不像原来那样有规律得几乎与寂静毫无区别。在赫比索尔到科隆的一路上有许多隧道，一进隧道，火车的声声长啸就变得分外震耳欲聋。迈亚特睡得很不安稳。火车头阵阵喷放的蒸汽和扑面而来的穿堂风都影响了他的梦境。火车的过道变成了两旁长满石楠的长长的西班牙大街。艾萨克驾驶着他的宾利汽车，载着他在街上缓缓驰过。姑娘们成双结对地沿着灯火通明的街东侧走着，他们俩打量着她们的面孔。那是些为了在酒馆喝杯酒、乘快车兜趟风或寻欢作乐一番就危险地出卖自己的女店员。在大街另一侧，黑暗中有几名妓女坐在椅子上，衣衫褴褛，年老色衰，不成样子，背朝着沙土斜坡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等待着又老又聋又瞎的家伙赏给她们十个先令。艾萨克把车开到灯下，他们看着那些不知名的年轻漂亮的面孔纷纷晃过。艾萨克想要个胖胖的金发姑娘，而迈亚特想找个肤色较深的苗条姑娘，但是挑三拣四可不容易，因为整个马路东侧都排满了竞争的汽车。姑娘们倚门而立，笑着，抽着烟；路对面有辆双排座汽车正在耐心地等着。艾萨克毫不通融，把迈亚特惹恼了；汽车里很冷，风扑面刮来。他看见科洛尔·马斯克从旁边走过，便立刻跳下车来，递给她一支烟，邀她去喝杯酒，然后去兜兜风。迈亚特想，这就是和这类姑娘打交道的一个好处，她们全明白兜风意味着什么，要是她们看不上你的长相，她们就会说自己该回家了。可科洛尔乐意去兜兜风，她愿意让他在黑黢黢的汽车里跟自己做伴享受这一切：灯火、酒馆、房屋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在汽车绿色前灯的照耀下，树木像纸剪影一般耸向天空；灌木丛沐浴着朝露的湿叶散发出清香，还有在庄稼地里的粗野的片刻销魂。至于艾萨克，虽然他的同伴又黑又壮，穿得很薄，长着大鼻子和尖尖的大龅牙，他也只好将就了。不过，等她在车前边艾萨克身旁坐下之后，她掉转脸冲迈亚特长时间地笑，说道：“我出门没带名片，不过我叫斯坦因。”后来，他迎着刺骨的风沿着一个有镶银镀金扶手的大楼梯向上攀去。那女人在楼梯顶上，蓄着小胡子，指着一名坐在那儿不停地缝呀缝呀的女人，对他喊：“来见见埃克曼太太！” 科洛尔·马斯克把手从毯子底下抽出来，抗议般地一甩。她在聚光灯的照耀下跳呀、跳呀、跳呀，而舞台监督却用手杖打她赤裸的双腿，说她跳得不好，说她迟到了一个月，破坏了合同。与此同时，她一直在跳啊、跳啊、跳啊，他用手杖打她的腿，她也不理会。 彼得斯太太转过脸来，对她丈夫说：“那杯鬼啤酒！我胃里老翻腾。咕咕直响。我没法儿睡觉。” 奥佩先生梦见自己身穿法衣，胳膊下夹着板球拍，腰里掖着板球手套，沿着一座高大宽敞的大理石阶朝上帝的祭台走去。 最后，约翰医生舌头上含的苦药片慢慢消融了，他终于睡着了，还用德语讲了一句梦话。他没有卧铺，只好直挺挺地坐在那个角落里，外边响起了缓慢的叫声：“科隆。科隆。科隆。” [book_title]第二部 科隆 1 “当然，亲爱的，我不在乎你醉不醉。”珍妮特·帕多说。科隆火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一点整，一名侍者开始关闭“精益”酒吧阶前的电灯。“来，亲爱的，让我给你正正领带。”她探身越过桌子给梅布尔·沃伦整了整领带。 “咱们一起生活三年了，”沃伦小姐操着低沉阴郁的腔调开口道，“我可从来没对你说过厉害的话。” 珍妮特往耳朵后边洒了点儿香水：“老天爷，亲爱的，瞧瞧钟点吧，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还得取提包，你还得采访。快喝掉那杯酒，走吧。” 梅布尔·沃伦端起杯子喝起来。随后她站起来，宽宽的身躯有点儿摇晃。她穿着花呢运动装，结着领带，衬着硬领。她眉毛很浓，眼睛乌黑，透着一股果断劲儿，可是却哭得红红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她说道。 “别胡说了，亲爱的。”珍妮特说，一边朝粉盒镜子里望望，看看自己的仪容是否确实完美无瑕，“你遇见我之前早就喝上酒了。多少有点儿时间长短的观念吧。我只不过要离开一星期。” “那些男人。”沃伦小姐阴沉地说，珍妮特站起身来要穿过广场时，她以异乎寻常的力气抓住珍妮特的胳膊，“答应我，你一定要小心。要是我能和你一道去就好了。”快走到车站门口时，她在一个水坑处打了个趔趄。“哟，瞧我干了些什么！我真是笨手笨脚，把水都溅到你的漂亮新衣服上了。”她开始用粗大的手去擦珍妮特的裙子，她的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 “啊，看在上帝分上，走吧，梅布尔。”珍妮特说。 沃伦小姐的情绪一下子变了，她直起身来挡住去路。“你说我醉了。我是醉了。可我还要喝，喝个烂醉。” “噢，走吧。” “你再陪我去喝上一杯，要不，我就不让你上站台。” 珍妮特让步了。“一杯，你记好，只喝一杯。”她引着梅布尔穿过一处灯光幽暗的宽敞的大厅，来到一间房里，几名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匆忙地喝咖啡。“再来一杯杜松子酒。”沃伦小姐说。珍妮特也要了一杯。 沃伦小姐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蓬头散发，满脸通红，真糟透了；她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她更熟悉的形象：苗条、黝黑、俏丽。对于她我算个什么呢？她酒入愁肠，心里思忖着。我造就了她，我照料她，而且，心中不无恼恨，我给她付账交钱。她身上的衣服件件都是我出的钱，是我汗流浃背地挣来的，她想，此刻餐馆中寒意逼人，暖气全无效力。每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起床，报道这、报道那，忽而去妓院会见老鸨，忽而去采访被害孩子的母亲。她知道人家在伦敦报馆里怎么说她，她对此也有点儿洋洋自得：“想要感伤故事吗，那就派‘晃花眼’梅布尔去吧。”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一路都是她的地盘。从科隆到美因茨 [9] 之间所有城镇，不论大小，她都能找到有趣的材料，给阴沉的男人强安上戏剧性的妙语，往那些过于伤心、不愿开口的妇女嘴里塞进悲哀的言词。自杀、被害的女人，被强奸的孩子，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引起她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她是个艺术家，她批判地审査，她观看，她听取；而眼泪是留给报纸用的。但是现在她却坐在这儿哭泣，难听地哼哼着，只因为珍妮特·帕多要离开她一个星期。 “你要采访谁呀？”珍妮特问道。她对此其实毫无兴趣，但她想把梅布尔·沃伦从离别的念头上引开，她哭得也太招眼了。“你该梳梳头发。”她补充说。沃伦小姐没戴帽子，一头黑发像男人似的剪得很短，乱得不成样子。 “萨沃里。”沃伦小姐说。 “他是什么人？” “他的书已经卖了十万册。《寻欢作乐》。五十万字。两百个人物。伦敦才子。只要没忘，他总是省去h音不发。” “他上火车站来干吗？” “到东方去收集材料。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只因为要给你送行，我就把这事揽下来了。他们让我写四分之一栏文章，但到了伦敦他们就会把它砍得只剩大约两盘 [10] 字那么长。他算是挑错时候了，要是在八九月份的新闻淡季里，他就能和人鱼海马之类平分秋色，占上半栏版面。”她再看看珍妮特，职业兴趣的火焰又暗淡下去了。今后，早晨她将看不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倒咖啡，晚上回到公寓也不会看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兑鸡尾酒了。她嘶哑地说：“亲爱的，你今晚穿哪套啊？”这个女性的问题由沃伦小姐那低沉的男人般嗓音说出，显得有点儿古怪。 “你指什么？” “睡衣，亲爱的。今晚我想按照你实际的样子来想你。” “我想我根本不会脱衣服睡。瞧，现在已经一点一刻了。咱们该走了。你要耽误采访了。” 这话触动了沃伦小姐的职业自豪感。她哼了一声。“你以为我还得向他提问吗？”她说，“只需瞧他一眼，我就会把该说的话安到他的嘴巴上，他也不会抱怨的。那是在给他扬名。” “可我得找个脚夫来拿提包。”人们正纷纷离开饭馆，随着门一开一合，搬运工的喊声、汽笛的鸣叫声隐隐约约地传到她们坐的地方。珍妮特·帕多再次催促沃伦小姐：“咱们该走了，你要是还喝酒，我可不能陪你了。”但沃伦小姐一言不发，根本不理她。珍妮特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着梅布尔·沃伦处理她记者生涯中的一桩例行公事，即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除她的醉态。她先用手理理头发，然后用沾满香粉的手帕——她对女性习惯的一个妥协——抹抹通红的脸颊和眼皮。与此同时，她开始调节眼睛的焦距，把眼前的一切，杯子、侍者、玻璃器皿、远处的镜子乃至她本人的映像，都当成眼镜商的字母表。眼下这会儿，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黑色的大写A，是一个穿雨衣的中年人，他正站在桌边掸掉身上的面包屑，准备去赶火车。 “我的上帝,”沃伦小姐用手捂住眼睛说，“我醉了，我看不清楚。那是谁呀？” “留小胡子的那个？” “是的。” “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见过。”沃伦小姐说，“我见过。可是在哪儿呢？”某种东西已经完全使她从离愁中摆脱出来了；她嗅出了一股气味，于是把玻璃杯里余下半指深的杜松子酒也弃之不顾，追着那男人大步向门口走去。他走出门，没等沃伦小姐从旋转门中脱出身来，他已经迅速穿过灯光幽暗的大厅，来到一处楼梯跟前。沃伦小姐撞到一名搬运工身上，跌跪在地上。她摇着脑袋，极力驱除喝酒造成的慈悲心肠、忧郁情绪以及晕晕乎乎的感觉。搬运工停下来扶她，她便抓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直到恢复了操纵自己舌头的能力。“从第五站台发出的是哪一班列车？”“去维也纳。”那人答道。 “贝尔格莱德？” “是的。” 她说了贝尔格莱德而没说君士坦丁堡，这纯粹是碰巧。但话一出口，便让她恍然大悟。她向珍妮特·帕多打招呼说：“多占个座位，我要和你一道去维也纳。” “可你的票呢？” “我有记者通行证。”现在她倒着急起来了，“快点儿，第五站台。现在是一点二十八分，只剩下五分钟了。”她仍使劲地抓着那个搬运工,“听着，我要你给我带个口信。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 “我不能离开车站。”他一边说一边从她手里往外挣脱。 “你几点钟下班？” “六点。” “那太晚了。你得溜出去一趟。你干得了，对吗？没人会注意的。”“我会被解雇的。” “冒冒险吧。”沃伦小姐说，“二十马克。” 那人摇摇头：“工头会发现的。” “我再给你二十马克送他。” 工头不会干的，他说，风险实在太大了，总工头会发现的。沃伦小姐打开提包开始数钱。在她头顶上，一只钟敲响了。一点半，还有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但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焦急之意。情绪激动会吓坏这个搬运工。“八十马克。”她说，“你爱给工头多少就给多少。只需离开十分钟。”“这可是够悬的。”那人说。可当她把钞票塞到他手里时，他并没拒绝。“仔细听着，去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你会找到伦敦《号角报》的办公室，那里肯定有人。告诉他，沃伦小姐已乘东方快车去维也纳了。今晚她不能交那篇采访报道了。她明天早上将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跟他说，她正在搞一个头条新闻。你重复一下吧。”当他结结巴巴地慢慢复述这个口信时，她一直在注意时间：一点三十一分，一点三十一分半。“好，去送信吧！要是一点五十分你还没把口信带给他们，我就告发你受贿！”她露出大方牙来，恶作剧地朝他笑笑，然后朝楼梯跑去。一点三十二分。她觉得听到了汽笛嘶鸣，赶紧一步跨过最后三级台阶。火车正在启动。一名检票员想拦住她的去路，但她把他撞到一边，回过头来喊了声：“有通行证！”列车末尾的三等车厢正在驶过，速度越来越快。上帝啊，她想，以后我真得戒酒了。她伸手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把手。一名搬运工高喊着朝她跑来。有那么漫长的十来秒钟，疼痛骤然传过臂膀，她觉得自己仿佛要被甩到站台底下，甩到火车的车轮底下了。那高高的阶梯使她胆怯起来，她够不着，再有一刹那，她就得撒手了。最好还是跌在站台上吧，宁可脑震荡也别摔断腿。但是，那会丟掉一条多棒的消息啊，她痛苦地想着，于是奋力一跃，恰在站台尽头的边沿消失的一瞬间，她双膝着地落到车门的阶梯上面。最后一盏灯也消失不见了，车门在她的身体压力下朝里打开了，她跌倒在过道里。她小心护着疼痛的肩膀，倚着墙站起来，带着哭笑不得的胜利感想道：“‘晃花眼’梅布尔飞身上车。” 晨曦透过百叶窗缝隙钻进来，映到对面的座位上。当科洛尔·马斯克醒来时，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座位和一只皮箱。她觉得浑身无力，惴惴不安，想着要在维多利亚车站赶那趟火车，想着楼下为她准备的干巴巴的鸡蛋和放了两天的陈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我真希望当初没接受这份工作，她想。动身的时刻来临时，她反倒宁愿去沙夫兹伯利街那儿，在楼梯上排长队，宁愿强打精神在代理人门口久久地等待。她拉起窗叶，一时感到惊讶不已：一根电线杆飞闪而过，一条绿色的河在近旁流淌，朝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山丘上林木葱茏。于是她想起了一切。 时间还早，太阳低低的，刚从山后露出头来。对岸的一个村庄灯光闪烁，在一幢幢小木房上方，几缕青烟悬浮在宁静的空气中，屋里点燃了晨炊，正为干活儿的人做早饭呢。村子离铁路那么远，当你凝视时，它一动不动，河岸这边的树木房舍以及停泊的小船却向后飞掠而去。她拉起另一扇窗子，看见迈亚特在过道里靠着墙睡着了。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叫醒他，但转念又想，还是让他睡吧。于是，她又在那个靠别人受苦而得来的舒适环境中躺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一股柔情，他似乎给了她一种新的希望，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她想，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她回想起轮船事务长跟她讲话十分和气，还告诉她：“记住我。”现在看来，既然这个年轻的犹太人肯睡在门外，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受好几个钟头的罪，那么，那个事务长就更可能还记得她了。她第一次怀着幸福的感觉想：也许，当我不在眼前，见不到我，没法儿跟我讲话时，别人还会惦记着我呢。她再一次朝窗外看去，这时小村子已经不见了。她曾凝神眺望的那个分外青翠的小山也不见了，只有河流依旧。渐渐地她又睡着了。 沃伦小姐跌跌绊绊地从车厢里走过来。她已经在三等车厢的过道那儿坐了将近两小时，但肩膀依然疼得厉害，甚至不能伸出右手去抓扶手。她觉得自己简直散了架，头昏眼花，醉意未消，思想像一团乱麻，可是她的鼻子依然在准确地追踪猎物的气味。在以往十年记者生涯中，在报道女权运动、强奸案和谋杀事件的十年中，她还从来不曾这样接近过一条独家的头版新闻。这不是那种几便士一份的小报才肯登的琐事，而是《泰晤士报》记者不惜花一年时间搞到手的新闻。她颇为自得地想，别人谁能像她这样，喝醉了也不误时机呢？当她沿着头等车厢蹒跚地走过来时，胜利的喜悦溢于眉梢，像在头上斜扣了一顶王冠似的显得怪模怪样。 她的运气真不错。有一个男人从隔间中出来了，朝厕所走去。她紧贴着玻璃窗让他通过，忽然，她看到那个穿雨衣的男人正在这个隔间的角落里打盹，独自一人。他抬起头来，瞧见沃伦小姐正在门口微微地前后摇着。“可以进来吗？”她问，“我在科隆上的车。我找不着座位了。”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很温柔，简直像是在怂恿一只爱犬进毒气室去。 “这座位有人。” “只待一会儿，”沃伦小姐说，“我只歇歇脚。听到你讲英语我真高兴，我就怕跟一大帮外国人一道坐火车。夜里说不定会需要点儿什么呢，对吧？”她戏谑地朝他咧嘴笑着，“我猜你是一个医生。” “我曾经当过医生。”那人承认道。 “你是去贝尔格莱德？”那人有点儿不安，目光锐利地打量了她一眼，没等她觉察便看清了她那微微前倾的穿花格呢的宽身子，闪闪发光的印章戒指，以及充满欲求的涨红的脸。“不，”他说，“没有那么远。” “我就到维也纳。” 他缓缓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不知自己该不该问她。他对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危险还不大适应：一个英国老处女，喝得有点儿醉了，就是隔着整节车厢也能闻到她的酒味。以前碰到危险时，他只需善于躲闪，手脚麻利，信口瞎编，就能应付过去。沃伦小姐也有点儿犹豫，但她的犹豫就像囚徒的一丝激动之情那样转瞬即逝了。她说：“我觉得我在贝尔格莱德见过你。” “我没到过贝尔格莱德。” 她不再耍花枪了，直截了当地亮了底。“我到过贝尔格莱德，”她说，“为我们的报纸采访坎姆内茨审判案。”但她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警告，此时他无动于衷地瞧着她。 “坎姆内茨审判案？” “坎姆内茨将军被控犯有强奸罪时，津纳是起诉的主要证人。当然，将军被无罪开释了，陪审团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一帮人。政府是绝不会允许给将军定罪的。津纳出庭作证纯粹是愚蠢。” “愚蠢？”他那彬彬有礼的关切态度使她勃然大怒。“你一定听说过津纳。在那之前一星期，当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他们曾企图开枪打死他。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他作证控告坎姆内茨反倒使自己倒了霉。审判结束前十二小时他们就已发出了拘票，准备以伪证罪逮捕他。他们只不过等候一开释便采取行动。”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五年前。”他仔细地瞧瞧她，寻思怎样答复才更使她恼怒。“这么说是个旧闻了。津纳出狱了吗？” “他从他们手中跑掉了。我愿意出大价钱搞清他是怎样逃脱的。这可以写出一篇呱呱叫的新闻故事。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都认为他被杀害了。” “是被杀了吗？” “没有，”梅布尔·沃伦说，“他逃掉了。” “这人挺机灵。” “我可不这样认为，”她气冲冲地说，“机灵人根本不会去作那个证。坎姆内茨或那个小孩关他屁事？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一股冷气从敞开的门口冲进来，医生打起寒噤来。“今晚可真够冷的。”他说。沃伦小姐挥了一下又短又粗、疲乏无力的手，毫不理会这句话。“想想看，”她不无敬畏地说，“他根本没死。当陪审团退庭时，他就从警察眼皮底下走出了法庭。警察只能干坐在那儿，在陪审团回来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我敢发誓，我亲眼看见逮捕证从哈提普的衣服上兜里露了出来。可是津纳却失踪了，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事情一切又都恢复了老样子，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 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那种痛苦的关心。“是吗？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哑着嗓子说开了，想象力丰富得出人意料。“是的。如果他此刻重归故里，就会发现万事如旧，有如时钟发生了倒转。哈提普照样收受贿赂，坎姆内茨依旧在打小姑娘的主意，贫民窟依然如故，那些咖啡馆也依然如故，还是在六点钟和十一点钟演奏老一套的乐曲。卡尔离开了莫斯科咖啡馆，新来的跑堂的是个法国人，仅此而已。还有，靠近公园的地方新开了一家电影院。嗯，是的，还有一个变化。他们在克鲁格的啤酒园那儿盖了房子作为政府职员公寓。”他沉默着，几乎完全无力应付对方采取的新进攻。这么说，克鲁格啤酒园已不复存在，它那美丽动人的灯火、五彩缤纷的阳伞以及黄昏时分沿着一张张桌子轻歌曼舞的吉卜赛人也随之消失了。卡尔也走了。他真想拿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安全来和这个女人做一笔交易，换取有关卡尔的消息。卡尔是不是打点起全部的小费，退休去了公园那边的新公寓里，过上了为自己的桌子叠餐巾、为自己的酒瓶起瓶盖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应该打断这危险的醉女人的话头，可是当她讲起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他的朋友们每周寄来的密码信中从来没有的那些消息时，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好多别的事儿，他也想问问这个女人。她说贫民区还是老样子。这使他觉得脚下仿佛就是通向那些低洼狭窄的小巷的陡峭的台阶，他仿佛正屈身穿过当路横挂的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用手绢捂住嘴，抵挡狗、孩子、臭肉、粪便等发出的气味。他想知道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记得津纳医生。他熟悉那儿的每一位居民，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地绝对信任他，如果他并非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会把这种亲密关系看成一种危险。事实上，他曾遭到过抢劫，也听过推心置腹的知心话，他受人欢迎，受人攻击，也受人爱戴。五年可不算短，也许他已经被人遗忘了。 梅布尔·沃伦猛地抽了一口气。“言归正传吧。我想为我们的报纸进行一次独家采访。‘我是怎样逃脱的？’或者‘我为何重返家园？’” “釆访？”他的重复使她不快。她头痛得要命，“邪火”又上来了。“邪火”是她自己的专用词，指对男人的仇恨，她恨他们的躲闪和欺瞒，他们使这些变成了世上必不可少的事物，恨他们糟践了漂亮的姑娘，还横行海外，张扬他们的丑恶。他们吹嘘他们玩过的女人，就连眼前这张憔悴的中年面孔也肯定见过裸体的美女，他那抱着膝盖的双手也肯定曾在女人身上抠抠摸摸过。到了维也纳，她就将失去珍妮特·帕多了，珍妮特就要独自进入男人统治的世界。他们会吹捧她，送她一点儿不值钱的花哨东西，好像她是一个可以让伍尔沃斯 [11] 的镜子和玻璃珠子哄住的土著人。但是，她最怕的不是男人寻欢作乐，而是珍妮特也会那样。男人们根本不爱她，或者只爱她一个小时、一天、一年，可他们却能用享乐使她软弱，使她快活得失声叫喊。而她，梅布尔·沃伦，她把珍妮特从家庭教师的灰暗生活中解救出来，供她吃，供她穿，带着至死不渝、永不厌倦的深情爱她，可是除了一张嘴以外却没有其他办法表达她的爱；而且，她总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她不能给她以快乐，她所能博得的至多也就是某种不痛快的不满足之感。现在，她头痛难忍，酒气冲鼻，深知自己满面通红，样子难看，于是带着更强烈的恶意仇视男人，恨他们那假里假气的翩翩风度。 “你就是津纳医生。”她更恼火地看到，他甚至不屑于否认这个身份，只是不在意地声明他旅行时所用的名字。“我叫约翰。” “津纳医生。”她冲他吼起来，用大板牙紧紧咬住下唇，试图控制自己。 “理査德·约翰。学校教师。正在放假。” “上贝尔格莱德去。” “不，”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在维也纳下车。”她不信这个男人，不过她尽力恢复了温和的口吻。“我也在维也纳下车。也许你不反对我领你参观参观吧。”一个男人来到门口，她站起身来。“对不起，这是你的座位。”她在隔间里冲着那人咧嘴笑笑，火车哐当一声通过一个道岔，她一下子歪倒到一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嗝，隔间里顿时充满了杜松子酒的气味和纷纷扬扬的廉价香粉。“到维也纳之前我再来找你。”她说着，沿过道走开了，一时间因自己又醉又邋遢的丑态感到痛苦万分，她把通红的脸颊贴在熏黑的冰冷的玻璃上。“我还要抓住他。”她想，像个参加宴会的年轻姑娘一样为打了个嗝而羞红了脸。“我要想方设法把他抓到手。让他的灵魂见鬼去吧！” 隔间里流溢着柔和的光。在这一瞬间，人们真可能相信，太阳代表着某种热爱人并为人而受难的事物。人们像鱼儿在金色的水里浮游着，飞翔着，在玻璃鱼缸里，不受重力的拖累，没有翅膀，澄净透明。如果说丑陋的面孔和畸形的躯体还未能化为美貌，那起码也变成了只能唤起嘲弄的怜爱之情的奇形怪状。他们在金色的浪潮中时起时伏，喃喃低语，如梦如痴。他们无拘无束，因为这是在清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被囚禁的处境。 科洛尔·马斯克第二次醒过来了。她立即起身走到门口，那犹太人还在困乏地打着盹儿，眼睛随着列车的节奏猛地睁开。她的头脑清醒得出奇，仿佛金色的阳光有一种穿透力，使得她能够洞察隐匿在通常她认为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举动背后的动机。当她望着他时，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看见他伸出手来，但半途又停了下来。她明白他是在有意识地矫正一种犹太人的习惯。她柔声说道：“我真不像话。让你在外头待了一整夜。”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活像个当铺老板在压低一块手表或一只花瓶的价格。“这算什么？我不想让你受打扰。我得在这儿应付列车员。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这是你的包房。” 他笑了，忍不住伸出手来，上身微微一倾。“请原谅我。这包房是你的了。”他从袖筒里取出一条手绢，卷起袖口，在空中挥挥手。“瞧，头等车厢的票。”一张车票从手绢里落下来，滚到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你的票。” “不，是你的。”瞧见她惊愕的样子，他开心地笑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收下这张车票，这得花好几镑呢。” “十镑，”他夸耀地说，“十镑。”他正了正领带，满不在乎地说，“在我算不了什么。” 但他那股自信劲儿，他那得意的眼神，使科洛尔·马斯克起了戒心。她满腹狐疑地说：“你想干什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票就在他们之间，可她不肯把它捡起来。金色的光线退去了，只在玻璃和靠垫上留下一个黄色的斑点。科洛尔跺着脚说：“我要回我的座位去了。” 他不屑地说：“我并没在打你的主意。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你不想要这张票，可以把它扔掉。”她看见，他瞧着自己，同时又炫耀地耸了耸肩。她无声地哭了，扭过脸对着窗户，对着飞掠而过的河流和桥梁，还有那棵初露芽苞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我安安稳稳睡了一夜好觉就这么答谢人家；人家给我礼物，我就这么接受；她想起了关于高级妓女们接受王公贵族礼物的旧梦，又羞愧，又失望。这会儿，我就像个疲惫不堪的女招待那样说难听话。 她听到身后有响动，知道他在弯腰捡车票，她想转过身去向他表示谢意，说：“能一路坐在这么软的垫子上，睡在卧铺上，忘掉自己是去出门谋生，想象着自己挺有钱，真像是在天堂似的。从来没有人像你待我这么好。”可是，她先前讲过的话，她那粗俗的怀疑，却像阶级藩篱似的横在两人之间。“请把你的包给我。”他说。她没有转身就递过去了提包，她觉得他打开了钩扣。“喏，”他说，“我把票放进去了。你当然可以不用它。什么时候想来，就再来坐一会儿。累了也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我真是累了，她想。我会在这儿睡好多个钟头。她极力压住哭腔，说：“我怎么好这么做呢？” “哦，”他说，“我会另外找个隔间的。昨天夜里我睡在外边是因为我有点儿为你担心。怕你需要什么。”她又哭了，头斜倚在窗户上，半闭着眼，于是眼睫毛就如同一层帘幕，把她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婆子的苦口良言隔开了，例如，“男人只要一样东西”呀，“别收陌生人的礼物”呀，等等。按照人们一向告诫她的话，这份礼物的分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吃巧克力糖或兜一趟风，哪怕是剧院散场后的黑夜里，也至多不过是亲亲嘴、吻吻脖子、撕破点儿衣裳。所有那些金玉良言的意思就是：姑娘们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鲁比·M.艾尔斯之类的小说家可能会说贞洁比红宝石更可贵，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只和一件皮大衣差不多。一个姑娘不和男人睡觉就不能收下他给的皮大衣。如果你那么干了，所有年长的女人都会说你待那男人不公平。而且这个犹太人付了十镑钱。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怎么啦？告诉我。你不舒服吗？”她记起他曾用这双手拍打枕头，记起他悄悄离去的脚步。她重复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但这次她却是在恳求他说话，恳求他把那些贫困生活积累起来的经验否定掉。“瞧，”他说，“坐下来，我指给你看看风景。这是莱茵河。”她笑了：“我猜着了。”“看到刚才经过的那块伸入河中的礁石了吗？那是罗蕾莱 [12] 礁石。海涅写过的。” “海涅？你说的什么呀？”他高兴地答道：“一个犹太人。”她忘了自己不得已下定的决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个人来，极力想从这过分熟识的面容后面发现一个陌生人：小眼睛、大鼻子，油光闪亮的黑发。她曾无数次见到过这样的人，像身着晚礼服的侍者，在地方剧院的前排座位上，在演员代理人办公室的桌子后面，排演时在舞台两侧，午夜时在剧院门外；整个剧院都回荡着他那又温和又谦卑的命令声；他通常平庸无奇，小里小气，也有时突然大方一下子，但从来不会让人信赖。排演时和和气气地夸奖两句简直就不算回事，事后他会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威士忌说：“头排的那个小姑娘，她不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从来不发火、不骂人，对人的评论最坏只不过是“那个小姑娘”，解雇人总是通过留在信架中的打印的通知单。她温和地开了口，一方面由于这些品格并不妨碍她喜欢犹太人的安静平和，另一方面由于温顺是姑娘们的本分。“犹太人很有艺术感，不是吗？‘好姑娘’剧院的乐队里尽是些犹太小伙子。” “是的。”他不快地说，对此她不大理解。 “你喜欢音乐吗？” “我能拉小提琴，”他说，“拉得不好。”一时间，那双熟悉的眼睛后面似乎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活力。 “听到《小小子》 [13] 我总忍不住想哭。”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之间有着一段距离，有很多东西她能感受到，却说不出，而且一开口就往往说错。这时她看出那股奇特的活力消失了。 “瞧，”他厉声说，“河不见了，我们离开了莱茵。快要吃早饭了。”她觉得委屈，有点儿难过，可她不想吵架。“我得去拿我的提包，”她说，“我的包里有三明治。” 他盯着她：“你是说你带了三天的干粮？” “没有。只是昨天的晚饭和今天的早点。这样可以省八先令。” “莫非你是苏格兰人 [14] ？听我说，跟我一道去吃早饭。” “你还想让我跟你干什么？” 他咧嘴一笑：“我来告诉你。午饭，茶点，晚饭。然后明天……”她叹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有点儿固执。你不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对吧？”他的脸耷拉下来，突然谦卑起来：“你不愿和我在一起？你讨厌我了？” “不，”她说，“我不会讨厌你。可你干吗要为我做这些事呢？我不漂亮，也不算聪明。”她停下来，渴望一个否定的回答：“你真可爱，机灵，才貌过人。”这一类难以置信的字眼能解救她，使她既不用报答对方，也不必回绝赠礼。聪明、漂亮比这男人的所有礼物都更值钱，如果一个姑娘被人爱上了，连那些老于世故的老太婆也承认她有权利只取不予。然而他却没有否定她的话。他的回答那么简单，简直近乎一种侮辱：“我跟你谈话一点儿都不别扭。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似的。”她明白这话的意思。“是的，”她感到失望，带着淡淡的痛苦冷漠地说，“我也似乎认识你。”而她指的是那长长的楼梯，那代理人的房门，那友善的年轻犹太人，他和蔼而漠然地对她解释说，没有她可做的工作，根本就没有。 是的，她想，他们俩彼此了解，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这使得两个人变得无话可说了。车窗外的世界转换着，变化着，从他们身边掠过。树木房舍在淡蓝色云天的背景上起落沉浮，山毛榉变成了榆树，榆树变成了枞树，枞树变成了石头，世界像烈火上的熔铅，沸腾着化为各种形状，一会儿像一团火焰，一会儿像三叶草的叶子。他们的思想却依然没变，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也没有什么真情要发现。 “你其实并不真想让我和你一道吃饭。”她说，极力想显得通情达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但他不接受她的解决方法。“我是真心。”他说。他的声音并不太坚决，她看出只要她果断些，站起来离开他回到自己的车厢去，他就不会再坚持了。然而，装在她提包里的是三明治和盛在酒瓶里的隔夜牛奶，而走廊里却飘来了煮咖啡和新鲜白面包的香味。 梅布尔·沃伦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又黑又浓，没加糖。“我搞到的消息中，这条最棒。”她说，“五年前我眼看着他走出法庭，而哈提普兜里揣着逮捕证干瞪眼。《新闻报》的坎贝尔立刻跟上他，可一到大街上他就不见了。他没回家，从那以后就无影无踪了。人们都以为他被杀了，可我一直没弄懂，既然他们要谋杀他，又何必办了逮捕证来抓他呢？” “说不定，”珍妮特·帕多兴趣不大地说，“他不乐意谈呢。” 沃伦小姐撕开一个面包卷。“我从来没失败过。” “你想编点儿什么东西？” “不，对付萨沃里随便编造点儿什么也就够好了，但对他可不行。”她恶毒地说，“无论如何，我要逼他开口。就在从这里到维也纳的路上。我还有近十二个小时。我要想个办法。”她又沉思着补充道，“他说他是个学校教师。没准儿这是真的。这就是条好新闻。他上哪儿去呢？他说他在维也纳下车。果真如此，我就要跟住他，哪怕一直跟到君士坦丁堡。可我不信他的话，他是要回国去。” “去监狱？” “去接受审判。也许他相信人民。他过去在贫民区是很得人心的，但如果他以为人们仍然记得他，他就是个大傻瓜。五年了，没有人隔了这么久时间还能被人记得。” “亲爱的，你把人想得多坏呀。” 梅布尔·沃伦好不容易才收神回到她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咖啡在杯子里晃荡，桌子轻轻摇着，还有珍妮特·帕多。珍妮特·帕多刚才还噘起嘴，表示不满，感到委屈，这会儿却斜睨着和一个姑娘一道坐在桌旁的犹太人。照沃伦小姐看来，那个姑娘相貌虽平庸，却自有醒目、动人之处。至于那个犹太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年轻、有钱。然而，梅布尔·沃伦酸溜溜地想，仅此两点就足以吸引珍妮特的注意力了。“可你知道，”她恼怒而又无奈地说，用又短又宽、疲乏无力的手撕开另一个面包，虽说情绪越来越激动，心里却明白极了，“过一个星期你就会把我忘个一干二净。” “我当然不会，亲爱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呀。”梅布尔·沃伦对这句话并不满意。要是我爱一个人，她想，我想的不是我欠他多少人情。对她来说，世上有两种人：思考的人和感受的人。头一种人会计算人家为他们买的衣服或付的账单，但衣服式样很快就会过时，账单会被风从桌上刮掉，不管怎样，一个吻或者别的什么亲密行为就能把欠的情偿还了，那些思考的人就把这些忘却了。然而感受的人却永远记着，他们既不欠债也不出借，他们只是恨或爱。我就是一个感受的人，沃伦小姐想，泪水涌上眼眶，面包噎在嗓子里，我属于那种永远爱、永远铭记不忘的人，这种人身着丧服或佩戴黑条带，对过去忠贞不渝。我不会忘记，她想，但同时她的目光却在那个犹太人的女伴身上停留了片刻，就像一个疲惫的驾驶员在驱车前往音乐悠扬、棕榈青青的高级旅馆途中，也会渴望地瞧着普通的小旅舍、紫红的窗帘和掺水的淡啤酒一样。“我要跟她谈谈。她身材不错。”梅布尔想道。说到底，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和有着音乐般的低嗓音、棕榈般的高挑个子的伴侣一起过日子。忠实和记忆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忘却但依然忠实，也可以虽然记得却并不忠实。 她爱珍妮特·帕多，她永远爱珍妮特·帕多，她暗自说道。自从有一天晚上，她们在威廉大帝大街一家电影院初次见面以来，珍妮特就像一个启示，告诉她爱意味着什么，然而，然而……她们是由于都讨厌一个主演而结识的。至少梅布尔·沃伦曾在漆黑的影院里那一派紧张的静默中大声用英语发泄她的感情：“这些油头粉面的男人可真叫人受不了！”她听到了一声低沉的音乐般的赞同。但即使那时珍妮特也想把电影看完，看到最后一次拥抱，最后那些遮遮掩掩的淫荡行为。梅布尔·沃伦催她离开去喝点儿什么。但珍妮特·帕多说她想看看后面的新闻，于是她们俩都没走。现在看来，那头一个晚上就已经把珍妮特的全部特点都表现出来了，她对你的意见毫无例外地表示赞同，但做起来却仍然我行我素。过去从没有刺耳话语和反对意见扰乱她平和的情绪，直到昨天晚上，她自认为已经摆脱了梅布尔·沃伦时。沃伦小姐不怀好意地说：“我不喜欢犹太人。”她甚至懒得把声音压低点儿。珍妮特·帕多转过她那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盯着梅布尔，赞同地说：“我也不喜欢，亲爱的。” 梅布尔·沃伦突然不顾一切地恳求珍妮特：“珍妮特，我走了以后，你还会记得你我之间的情分吧？你不会让男人们碰你吧？”她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有机会争辩和陈述利害，在那水性杨花的思想上打上某种印记，但她只是又一次得到了漫不经心的赞同：“当然不会，亲爱的。那怎么可能呢？”如果她对面是一面镜子，她会从镜中的映像那儿更多地感受到一个异己的头脑中的思想意识，沃伦小姐想，但不会得到欣赏美好事物的快感。何苦去想自己呢，糙头发，红眼皮，顽固不变的不和谐的男性嗓音，在这方面，简直任何人，甚至一个平庸的犹太人，都足以跟她竞争。她离开后，珍妮特在一小段时间内会维持一种美妙的精神空虚，除了要睡觉、要吃饭、要人赞美以外，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朝后仰身坐着，一边揉着面包一边对人说：“当然我完全同意。我一向是这么想的。”梅布尔·沃伦手中的杯子抖了起来，咖啡从杯边洒出，滴在她早已被油污和啤酒弄脏的裙子上。她恶狠狠地想，只要我不知道，珍妮特干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她还回来，就算她和男人睡了觉又有什么关系？可后边这个“只要”使她痛苦万分，不胜畏惧，因为她想，珍妮特真的会回到一个痴心爱她的日渐衰老的女人身边来吗？她会跟他谈论我，梅布尔想，谈起她和我一道度过的两年时光，谈起那些快活的日子，谈起我大吵大闹的情景，甚至谈到我给她写的诗，他会笑起来，她也会跟着笑，于是两人笑着上床去。我该拿定主意了，是收场的时候了，她度假之后不会再回来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去看望她叔叔。沃伦小姐揉着面包，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保养得糟透了，但又转念一想，咳，海里的鱼还多着呢，比如说吧，陪着犹太人的那个姑娘就是一个。她没钱，像那天晚上在电影院里的珍妮特一样，可是她不如珍妮特漂亮。坐上整整一个钟头观看珍妮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真是一种享受：珍妮特整头发，珍妮特换衣服，珍妮特穿袜子，珍妮特调酒。可她也许比珍妮特有头脑得多，尽管没准儿只是又庸俗又机灵。 “亲爱的，”珍妮特·帕多打趣地问, “你看上那个小丫头了吗？”火车晃动了一下，吼叫着驶进了隧道，接着又钻了出来，淹没了梅布尔·沃伦的回答，有如一只愤怒的手抓住一封信，将它撕碎后又一把撒开，只有一片碎纸面朝上地飘落下来，看得见上面写着“永远”。因此，除了梅布尔本人以外，没人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是起誓说她对旧情永志不忘呢，还是宣布世上没有人能永远忠实于另一个人。火车出了隧道后再次驶进阳光中，眼前咖啡壶闪闪发亮，餐巾台布雪白耀眼，两边窗外是开阔的草场，几头奶牛正在吃草，还有一片繁茂的枞树林。沃伦小姐忘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她认出刚刚走进餐车的男人是与津纳同房间的旅客。就在这时，那姑娘也起身了。她和那犹太人不大说话，沃伦小姐简直不敢断定他们是否相识。她希望他们素昧平生，因为她正在打主意跟那个姑娘搭上话，并使她帮助自己将津纳永远地钉到报纸的头版位置上，让他在那高不可攀的十字架上受难。 “再见。”那姑娘说。梅布尔·沃伦凭她那训练有素的观察家的眼睛看出犹太人耸了耸肩膀，就像是感到羞愧的惯偷从被告席上探出身子温和地表示抗议，他这么做与其说是觉得审判不公道，倒不如说是出于习惯。一个不经心的旁观者看见他们的表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情人吵了嘴，但梅布尔·沃伦知道得更清楚。“可以去看你吗？”那犹太人问。姑娘答道：“要是你想见，你知道上哪儿去找我。” 梅布尔·沃伦对珍妮特说：“一会儿见。我有点儿事要办。”她尾随那姑娘走出车厢，跌跌撞撞、抓抓扶扶地来到两节车厢接头处摇摇晃晃的过道里，由于自己的妙计唤起的梦想和热情，头痛几乎完全消失了。她刚说有事的时候，指的不是什么含糊的东西，而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它洋洋得意地雄踞于宝座之上，而她的头脑就像是灯火辉煌的大厅和一群叽叽哝哝表示赞同的民众。诸事都顺当，她觉得自己挺得心应手，她开始盘算伦敦的人会给她多大版面，这以前她还没抢到过头条呢。倒是还有什么裁军会议啦，什么贵族挪用公款锒铛入狱啦，什么男爵娶了齐格菲女郎 [15] 啦，但那些都不是独家新闻；她没到火车站就在新闻通讯社的电讯稿上读到这些消息了。他们会把裁军会议以及齐格菲女郎往后挪挪的，她想。只要没有全欧战争或国王驾崩，我的消息无疑准能上头版头条，她一边盯着前边的那位姑娘，一边回想津纳医生的形象：疲倦、寒碜，穿着老式的高领衣服，戴着紧巴巴的小领带，坐在隔间的角落里，双手紧扣着膝头，倾听着她那些关于贝尔格莱德的瞎话。“津纳医生仍在人间”，她琢磨起新闻标题来。不过这不成，五年过去了，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了。“神秘者归来。津纳医生死里逃生。独家报道。” “天啊。”她喘着气，拉紧扶手，看起来像是被这两节车厢接头处、摇动的铁板以及车厢与车厢拉扭的声音吓坏了。她的叫声没传出多远，于是她只得扯着嗓子又重复了一下她的哀叹，这可与她所扮演的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半老女人不大相称。那个姑娘转过身，朝她走来，她那稚气未脱的面孔显得苍白可怜，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一眼看透她的心。“怎么啦？你病了？” 沃伦小姐没动，在车厢接头处交叠的铁板的另一边紧张地思索着。“哦，亲爱的，你是个英国人，我太高兴了。我很不舒服，走不过去了。我知道，我真是老不中用了。”她不得不用年龄来打动人，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也许你愿意帮我一下吧。”她想，演这场戏我应该有长头发才对，那样女人气更足些。真希望我的手指不是发黄的。幸好这会儿我没有酒气了。那姑娘走过来。“当然，我愿意。别担心。抓住我胳膊。”沃伦小姐有力的手指一把抓住姑娘的手臂，有如掐住一只打架的狗的脖子。 待她们走进下一节车厢，她又开口了。列车的噪声已经减弱，她又能把声音压成沙哑的低语了。“亲爱的，我实在不舒服，车上要是有一位医生就好了。” “车上是有一位医生，叫约翰医生。昨天晚上我晕倒过，他帮助了我。我去找他吧。” “我真怕那些医生，亲爱的。”沃伦小姐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说，真是太走运了，这姑娘竟认识津纳。“先跟我说会儿话吧，让我安静安静再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亲爱的？” “科洛尔·马斯克。” “你就叫我梅布尔吧，梅布尔·沃伦。我有个侄女和你一模一样。我在科隆给一家报纸做事。你一定得来看看我。我那套小公寓可爱极了。你是在度假吗？” “我是跳舞的。我到君士坦丁堡去。有个英国剧团在那儿演出，其中一个姑娘病倒了。”梅布尔·沃伦拉着那姑娘的手，一时冲动起来，简直想以某种荒唐、显眼的方式表示慷慨。干吗不干脆放弃留住珍妮特的希望，劝这个姑娘取消合同，请她代替珍妮特充当由自己赡养的伴侣呢？“你真漂亮。”她大声说。 “漂亮？”科洛尔·马斯克说。没有一丝笑意缓和她的怀疑态度。“你是在耍弄我吧。” “亲爱的，你多善良，心多好呀。” “那当然了。”她的口气带着点俗劲儿，一瞬间几乎毁了梅布尔·沃伦心中的幻象。可科洛尔·马斯克又期望地说：“别提什么心好。再说一遍，我真的漂亮？”梅布尔·沃伦把握十足地满足了她的要求：“亲爱的，你确实很可爱。”姑娘惊诧而又热切地瞪眼望着梅布尔，那样子真叫人动心，梅布尔脑海中那些都市化的阴暗角落里闪过了“处女”这个字眼儿。“没人说过你漂亮吗？”急切而又疑虑重重的梅布尔恳切地问，“连餐车上你那位年轻的朋友也没说过吗？” “我跟他谈不上相识。” “我想你很聪明，亲爱的，犹太人是不能信任的。” 科洛尔·马斯克慢吞吞地说：“你觉得他也会这么想吗？他会以为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吗？” “亲爱的，他们对此早习以为常了。” “那我要去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也一向喜欢犹太人。”梅布尔恶狠狠地嘟囔起来，不出声地骂着脏话。 “你说什么？” “在找来医生之前，你总不至于就这样把我扔下不管吧？我的隔间就在过道尽头，和我侄女在一起。要是你能找来医生，我这就回去。”她瞅着，等科洛尔一消失，就溜进了一间厕所。火车猛地停了，随后开始向后倒行。沃伦小姐透过窗子，望见了维尔茨堡 [16] 建筑物的尖顶和美因河上的大桥。列车正甩下三等车厢，在信号箱和铁路侧线之间来回地行驶转轨。沃伦小姐留了点儿门缝，以便观察过道上的动静。当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出现时，她关紧门等候脚步声过去。要走到过道尽头还有很长一段路，只要她麻利点儿，时间就来得及。她溜出厕所。她还没来得及关上门，火车就启动了，车身一晃，门哐地关上了。但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都没有回头。 梅布尔笨拙地跑起来，由于火车的运动而在过道里撞来撞去，手腕和膝盖都碰肿了。吃罢早饭回来的旅客都紧贴在窗户上让她通过，其中几个人用德语抱怨着，知道她是英国人，以为她听不懂。她露出大门牙，恶意地朝他们笑笑，又接着跑起来。她要去的房间并不难找，因为她认得挂在墙角的雨衣和那顶肮脏的软帽。座位上还放着一张晨报，一定是津纳一两分钟前在维尔茨堡车站买的。就在她沿着过道追赶科洛尔·马斯克的那几步路里，她已经谋划好了每个步骤：和津纳同在一个隔间的人正在吃早餐，津纳医生正在列车的另一头找她，起码三分钟之内不会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她必须搞到足够的事实来迫使他开口。 首先是那件雨衣。口袋里只有一盒火柴和一包“金叶”牌香烟。她拾起帽子，摸了摸帽箍和衬里；过去她曾经在帽子里发现过非常宝贵的资料，但医生的帽子里却空无一物。现在她的搜查工作已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口，因为摸摸帽子乃至翻翻雨衣口袋，总还是可以掩饰过去的，可要是从行李架上拉出衣箱，用小刀撬开锁，再打开箱盖，那就会很容易使她被人指控为盗窃。而且，在她摆弄那把锁的时候，折刀的一面刀刃偏偏断了。任何从这儿经过的人都会明显看出她在撬箱子。她前额上渗出了汗珠，急得有点儿发狂。如果我让人发现了，那就意味着解雇，她想，英国最不入流的廉价报纸也不会容忍这种事的；我要是被解雇了，我就会失掉珍妮特，也没希望把科洛尔搞到手了。她一面撬着，推着，刮着，一面又想：如果我成功了，单凭这样一篇报道，他们就会对我百依百顺，每周再加四镑薪水也算不上什么奢求。我就能租一套宽敞点儿的公寓，珍妮特听到这消息就会回来，再也不离开我。为了今天的冒险，我将得到幸福和安全，她想。这时，锁打开了，箱盖被掀起，她的手指触到了津纳医生的秘密物件。最先摸到的是一条羊毛束腰带。 她小心地拿起束腰带，发现了他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理查德·约翰，职业是教师。年龄五十六岁。这说明不了什么，她想，那些来历不明的外国政治家都知道上哪儿去买护照。她把护照放回原处，开始伸手在衣箱正中的衣服里摸来摸去，海关官员在检查提袋底下和边上的物品时，总是忽略这个地方。她希望发现传单或信件，但只有一本一九一四年德国出版的旧旅行指南：《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巴尔干、爱琴海、塞浦路斯》。这本书夹在一条裤子里。梅布尔·沃伦办事可毫不含糊。她估计还有一分钟的安全时间，既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査，她索性翻起这本旅行指南来，因为这本书被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确实有几分奇怪。她瞧了瞧书的扉页，失望地看到上面写着理查德·约翰的名字，是用拉纸的笔尖写的小巧的、花里胡哨的字体。不过，名字下面有一个值得记下来的地址：“大滨海伯青顿，学校公寓。”《号角报》可以派人去采访那儿的校长。说不定可以发掘出一篇好报道呢。 这本导游书似乎是从旧书店买的，封皮很破旧，扉页上贴着查令十字街一家书店的标签。她翻到贝尔格莱德。那儿有一页地图，已经用得松脱了，但上面没有什么记号。她检查了和贝尔格莱德有关的每页纸，随后又检查了和塞尔维亚有关的每页纸以及有关现属南斯拉夫的那些国家的每页纸。连一个墨水斑点都没有。若不是因为她在衣箱正中找到了这本书，她就会放弃检査了。尽管明摆着什么都没有发现，她还是顽固地认为，这本书是特意藏在那儿的，因此其中必有奥妙。她用拇指迅速地翻动着书页，因为有许多折叠的地方，翻起来时易时难。在书前面的一页上，她在文字说明中发现了用墨水画的一些横线、圆圈和三角。然而这一页谈的只是小亚细亚某个不知名的城市，而且，这些笔道很可能是个孩子用直尺和圆规胡乱画的。显然，如果它们是一种密码，那只有专家才能破译出来。他把我难倒了，她一边把衣箱的表面弄平整，一边恨恨地想，这里什么都没有。但她不想把旅行指南放回去。津纳藏起这本书，其中必有奥秘。她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不妨再多冒一点儿。她合上衣箱，把它放回到行李架上，却把那本旅行指南轻轻地塞入衣衫，放在腋下。她只消把胳膊贴紧身子就能夹住它。 但是现在不能回自己的座位去，那样就会碰上往回走的津纳医生。这时她想起自己原本要在火车站采访的奎因·萨沃里先生。通过《闲话者》杂志上的照片，《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信使报》上的铅笔素描，她对他的相貌已相当熟悉。她小心翼翼地朝过道望了望，像个近视眼似的眨眨眼睛，随后快步走开了。她在头等车厢中没有找到奎因·萨沃里先生，但最后还是在二等车厢的卧铺中找到了他。他把下巴埋在大衣里，一只手攥着烟斗，亮晶晶的小眼睛正打量着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在他对面的角落里，一个牧师正在打盹儿。 沃伦小姐打开门走了进去。她摆出一副专横跋扈的派头，不待邀请便坐了下来。她觉得是她给这个男人带来了他所希求的东西——名气，而自己却得不到什么报酬。因此她无须对他柔声细气地说话，不必像先前劝诱津纳医生那样引导他开口。报刊有替他推销书籍的力量，所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冒犯他。“你是奎因·萨沃里先生吗？”她问道。眼角余光一瞥，她看见那个牧师神色一变，摆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来。可怜的傻瓜蛋，她想，让十万册的销量唬住了，我们的销量是二百万呢，明天将有二十倍于十万的人听说津纳医生。“我想代表《号角报》，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我觉得有点儿突然。”萨沃里先生说，他扬起下巴，拉了拉他的大衣。 “不必紧张。”沃伦小姐机械地说。她从提包中取出笔记本，啪的一声打开。“随便对英国公众讲几句吧。是匿名旅行吗？” “啊，不是，不，”萨沃里先生说，“我又不是王室成员。” 沃伦小姐开始记录。“你要去什么地方？” “嗯，首先，”萨沃里先生愉快地说，似乎沃伦小姐的关心使他很高兴，其实沃伦小姐的心思已经回到那本旅行指南和那些胡涂乱画的几何图形上去了，“去君士坦丁堡，然后可能去安卡拉、远东、巴格达、中国。” “写一本游记？” “啊，不，不。我的读者要的是小说。这本书将取名为《出国记》。写一个伦敦人的奇遇。那些国家，那些不同的社会文明。”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德国呀，土耳其呀，阿拉伯呀，对于主角——一个伦敦烟草商来说，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东西。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沃伦小姐一面说一面迅速写道，“战后几年中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理查德·津纳医生正在赴贝尔格莱德的归国途中。五年来世人普遍认为他已经死去，其实他一直以教师的身份住在英国，等待时机。”但他为什么要回国呢？沃伦小姐思忖着。“你对现代文学有何高见？”她问，“乔伊斯、劳伦斯以及诸如此类？” “现代文学是过眼烟云。”萨沃里先生立即做了一个很有警句意味的答复。 “你信奉莎士比亚、乔叟和查尔斯·里德 [17] 这样的作家吗？” “他们将万古永存。”萨沃里先生颇为庄重地宣布道。 “波希米亚主义，你不主张吗？对‘菲兹罗伊’酒馆作何感想？”（“曾经签发了对他的逮捕证，”她同时写道，“然而须待审判结束才能使用它。可是当审判结束时，津纳医生却杳无踪迹了。警察对所有的火车站进行了监视，拦截了每一辆汽车。无怪乎关于他被政府特务谋害的流言不胫而走。”）“你是否认为不必穿奇装异服，戴大黑帽，穿天鹅绒外套，等等？” “我认为那简直会要我的命。”萨沃里先生说。他现在一点儿也不局促了；他一面偷偷观察着牧师，一面说：“我不是诗人，诗人是个人主义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他只靠自己。而小说家却要依靠别人，他不过是个有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他是个间谍。”萨沃里先生戏剧性地补充说，很有点儿让人迷惑不解，而且把前前后后的h音都吞掉不发。 “他必须观察一切而又不为人所注意。人们一旦认出他来，就不肯多谈了，就会在他面前装模作样，他也就发现不了什么东西了。”沃伦小姐的笔飞快地写着。既然她已经让他开了口，她就要赶快思考思考，无须再向他提问题了。她用铅笔涂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看起来倒很像速记体，足以使萨沃里先生相信他的话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在这些曲线、直线、圆圈和方块的掩护下，沃伦小姐思索着。她把可能同那本旅行指南有关的各种事都想到了。那本书是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但保存得相当好；没有怎么使用过，但有关贝尔格莱德的那部分却是例外，那幅城市地图由于经常被人翻弄，书页已经松脱了。 “你听懂这些观点了吗？”萨沃里先生急切地问，“它们很重要。对我来说，它们是文学道德的试金石。你知道，一个作家具备这种文学道德并不妨碍他的书卖出十万册。”沃伦小姐的思路被他打断了，很恼火，差点脱口回嘴道：“你以为我们如果讲真话，还能卖出二百万份吗？” “非常有趣，”她说，“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那么，你认为你对英国文学有何贡献？”她拿起笔来，鼓励地朝他笑了笑。 “这当然应该由别人来评说，但是就个人愿望而言嘛，我希望能在现代小说中恢复欢快和健康的风格。那种内心反省，那种阴郁情调，等等，如今实在太多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总还是个充满奇遇的好地方。”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抓着烟斗，漫无目的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恢复乔叟精神。”他说。一个女人沿着过道走了过去，顿时，萨沃里先生的全部注意力显然都去尾随那女人的背影了，他的眼神和他的手同样一起一落地抖动着。“乔叟，”他说，“乔叟。”突然，当着沃伦小姐的面，他放弃了这种努力，他的烟斗落到地上，他一边弯腰去找，一边恼怒地大声咒骂：“活见鬼，真该死。”这个人劳累过度了，一种并非他本性的人格折磨着他，好奇心和欲望折磨着他，他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沃伦小姐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她倒不是恨这个人，她恨一切显赫的成功，无论是卖出十万册书还是达到时速三百英里；这种成功使她成了采访者，而那个男人则成了屈尊俯就的被采访者。但那同样也会风云一时的失败却是另一回事，那时她将代表报复的一方，钻入牢房，钻入旅馆前厅，钻入简陋的内室。在盆栽棕榈和钢琴之间，一个男人被她捏在手心上，他被挤到结婚照片和大理石钟跟前再无退路了。这时，她简直有点儿可怜自己手中的牺牲品，很少问他涉及隐私的问题，也不大留心他的回答了。她满意地想，《寻欢作乐》的作者萨沃里先生离这样的失败也相距不远了。 她重复着他的用语。“健康，”她说，“这就是你的使命吗？不搞‘儿童不宜’的东西。他们在学校里拿你的书当奖品呢。” 她的讽刺有点儿太露骨了。“我为此而自豪，”他说，“让年轻的一代在健康传统中成长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嘴唇焦干，眼睛直往过道里瞟。我要把这些有关健康传统的话也写进去，她想，读者们会喜欢的，詹姆斯·道格拉斯也会喜欢的。这个人不出几年一定会成为海德公园里议论的话题，那时，他们就会更欣赏我的做法，那时我还会活着，还能提醒人们记起我的先知先觉。她对自己的预言本领很得意，虽然她还不曾看到她的任何一个预言实现。就拿眼前这个人的表情来说吧，一丝病容，一种腔调，一个姿态，对于一般缺少观察力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比那本旅行指南上的圈圈杠杠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把它们与你所了解的这个人的生活环境、朋友、家具、住房等，联系起来，你就能预见未来，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可悲的命运。“上帝啊！”沃伦小姐说，“我明白了。” 萨沃里先生跳了起来。“你怎么了？”他问，“牙痛吗？” “没有，没有。”沃伦小姐说。她不由得感激起这个给她带来灵感的萨沃里先生来，这灵感使她的头脑朗如白日，使津纳医生的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在她面前。“我是说，这次采访十分成功。我刚才想出了如何介绍你的方法。” “让我看校样吗？” “哦，我们又不是周报。读者可不肯恭候。你知道，他们对大块的奇闻如饥似渴。没有时间看校样。伦敦人明天吃早餐时就将读到这篇采访。”她这样说，使他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随后就离开了他。其实，她倒更愿意提醒一下这位殚精竭虑、一心要再写五十万字畅销书的先生：人们都是健忘的，他们今天买你的书，明天就会嘲笑你。可她却没有这种闲空，她有大事要干，她确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本旅行指南的奥秘。她在琢磨自己的预言时发现了一个新思路。那张地图已经散脱了，而且她记得那本旅行指南的纸挺薄，还有点透明，如果把地图和前面画满道道的那页纸重叠起来，笔道就会透过纸显现出来。 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想到的。为这个发现值得喝一杯。我要找个没人的房间，把茶房叫来。她甚至不想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分享这一胜利，她宁愿独自喝上一杯，不受干扰地好好思考一下，谋划谋划下一个步骤。她找到了一个空的隔间，但并没有贸然行事，直到茶房端来了白兰地之后，她才从衬衫里抽出那本旅行指南来。而且，即使那时她也不是立刻就拿出书来。她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前，让酒味冲进鼻腔深处，冲到鼻子和脑部相连的地方。昨天夜里她喝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尽，这点儿宿醉就像地里的潮气遇上湿热天气似的蒸腾起来。晕乎乎的，她想，我觉得天旋地转。她透过玻璃杯和白兰地酒看着外面的世界，干净的原野，树木和小村庄，一切都那样单调和齐整，仿佛万古不变。她的眼睛有点儿近视，而且已让那点儿白兰地酒气熏得发红了，因此看不出那些细微的变化，不过，她注意到了没有云朵的灰色天空和昏暗的太阳。这会儿就是下雪我也不会吃惊，她想着，看了看暖气是否全都打开了。随后她从衬衫里取出旅行指南。火车过不了多久就要到达纽伦堡，她希望在新乘客上车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停当。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起码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拿着那幅地图和那张画有符号的纸页对着光线一照，画的线条正好和街道重合，圆圈正好圈着一些公共建筑物：邮局、火车站、法院和监狱。但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她曾断定津纳医生回国是要进行一次个人示威，没准还会参加指控他伪证罪的审判。如果是这样，这张地图就毫无意义了。她又査看了一遍地图，街道并不是胡乱标上记号的，这里面有某种格局，有一组大小相套的方框正好与另一个方框相对称，而这个作为对称的方框就是贫民区。头一个方框的形状是这样的：一条边是火车站，另一条边是邮局，第三条边贴着法院，在这个方框中套着几个急剧缩小的方框，最小的仅仅围住监狱。 火车两侧陡然升起高高的堤堰，阳光被挡住了；衬着灰暗的天穹，红色的火星像雹点似的落在窗户上，长长的列车吼叫着冲进一处隧道，车厢里顿时一片漆黑。革命，沃伦小姐想，这起码意味着一次革命，她仍然举着地图，等待着第一抹重新出现的光亮。 汽笛声渐渐低了下来，光线突然又照了进来。津纳医生站在门口，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他又穿上了那件雨衣，沃伦小姐鄙夷地看着他的眼镜，灰白头发，寒碜的小胡子，系得紧紧的小领带。她放下地图，朝他咧嘴一笑：“怎么？” 津纳医生走了进来，把门关上。他一点儿不带敌意地坐到她对面的座位上。他知道我摸清他的底细了，沃伦小姐想，他是打算通情达理地谈谈吗？他突然问：“你的报纸同意你的做法吗？” “当然不，”她说，“明天我就会被解雇，但是他们如果看到我的报道，情况就不同了。”她又故意傲慢无礼地加了一句，“我认为你对我来说挺值钱，相当于一周四英镑。” 津纳医生一点儿没生气，沉思地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沃伦小姐朝他摆摆手：“你已经告诉我不少事情了。有这个呢。”她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你是大滨海伯青顿的外国教师。我们将从你的校长那儿摸到情况。”他的头低垂着。“而且，”她说，“还有这幅地图。还有这些圈圈道道，我已经进行过一番推理了。”她原以为会有恐惧的或愤怒的争辩，但是他仍在那儿琢磨她最初的猜测。他的态度使她感到迷惑，一时间她挺恼火，心想，莫非我没抓住最重要的事？莫非最重要的东西根本不在这儿，而在南方海边的那所学校里，在红砖房、油松木课桌、墨水瓶、破铃铛以及男孩子衣服的气味里？这种怀疑使她不那么自信了，她委婉地开了口，口气远比她打算用的语调温柔，因为调节她那哑嗓子不大容易。“我们合作吧，”她用说服人的语气大声说，“我并不想坏你的事。我不想干涉你。嗯，如果你成功了，我的报道只会更有价值。我答应你，若没有得到你的允诺，我一个字也不往外发。”她似乎满腹委屈地说着，仿佛她是一个被指控为反对绘画的艺术家。“我不会破坏你的革命。我怎么会呢，那是头等的重大新闻呀！” 津纳医生骤然间变得苍老了；仿佛他曾成功地抵挡住了他与松脂气味和书写黑板时的吱吱粉笔声打交道的五年岁月的袭击，只是如今坐上火车，才让那被挡住的五年光阴一股脑儿压到自己身上。此刻，他变成了打瞌睡的老头儿，脸色像纽伦堡上空的雪天一样青白灰暗。“现在提第一个问题，”沃伦小姐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能看出你很倚重那些贫民区。” 他摇摇头。“我不靠任何人。” “你操纵全盘吗？” “最难把握的就是我自己。” 沃伦小姐使劲敲了敲自己的膝盖。“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但她听到的还是老一套。“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他看上去更像七十岁的人，而不是五十六岁。她十分有耐心，感到自己面前的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一个失败者，一个能够为她所喜爱的失败者；她对失败者是能够和声细语、温文尔雅的，只要那人最后能开口，她就一直娓娓动听地劝个不休。有时，一个弱者在分手时会觉得沃伦小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探着身子，轻轻拍着津纳的膝盖，尽力堆出温和可亲的笑容。“在这方面我们是利害一致的，医生。你还不明白吗？说真的，我们还能帮你的忙呢。《号角报》实际上代表着公众舆论。我知道你怕我们冒冒失失，明天就发表关于你的报道，以致引起政府的警觉。但我告诉你，在你起事之前，我们绝不会在报刊上露一点儿风。等到你起事时，我希望能在报上来个通栏大字标题：‘津纳医生自述。《号角报》独家新闻’。怎么样，这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沃伦小姐把手抽了回来。她真不明白，难道这个可怜的傻瓜以为自己能阻挡她搞到每周四镑的加薪，阻挡她保住珍妮特吗？这个坐在对面的男人变得又老又蠢又固执；所有危害她幸福的男人都是这副模样，他们团团围住珍妮特，给她钱，给她小玩意儿，嘲笑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赤诚爱情。但眼前这个男人是操纵在她手中的，她可以毁掉他。克伦威尔摧毁偶像 [18] 的举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作非为。圣母的力量有些就存在于她的雕像中，如果雕像的头掉了，手脚没了，七把宝剑也断了，那么她的香火就会不旺，在她的祭台前祈祷的人也就为数不多了。如果一个女人能毁灭像津纳医生这样的男人，那么，像科洛尔·马斯克那样相信男人的智慧和力量的傻姑娘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她看在他年龄的分上，再加上从他身上已经闻到了一股倒霉味儿，就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真没什么可说吗？” “没有。” 她恼怒地朝他笑起来。“你已经说了不少啦。”他无动于衷，于是她像面对智能低下者一样，慢慢解释说，“今晚八点四十分，我们将到达维也纳。九点，我将给科隆分社打电话。十点，他们将把我的报道转给伦敦。十一点以前，首批伦敦版报纸是不会开印的。就算消息被耽搁了，在清晨三点末批报纸付印时，还来得及改排头版消息。明天吃早饭时，人们就会读到我的报道。早晨九点钟，伦敦各报都会派记者围住南斯拉夫外交使团。明天午饭以前，贝尔格莱德就会掌握全部消息，而火车要晚上六点钟才到达那里，其后的事情就不难想象了。想想我会说些什么吧！理查德·津纳医生，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动家，五年前坎姆内茨案审判时在贝尔格莱德失踪，目前正在归国途中。星期一他从奥斯坦德乘上东方快车，该列车应于今晚抵达贝尔格莱德。据悉，他此行与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暴动有关，该暴动以津纳医生享有名望的贫民区为基地，可能要夺取火车站、邮局和监狱。”沃伦小姐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打算发送的报道。但如果你能多提供点儿情况，我将通知他们压住稿件不发，直到你发话同意为止。这可是同你公平交易。” “我对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 “我不信。” 津纳医生倒吸了一口气，透过窗户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凝视着一些工厂的烟囱和一座巨大的金属圆罐。隔间里充满了煤气味。一块块小片土地上的卷心菜在污浊的空气中生长着，大片的花叶上挂满了白霜。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以致沃伦小姐必须掉过身去才听得见。“我没有理由惧怕你。”他音调不高，但很肯定，他的冷静激怒了沃伦小姐，就像被告席上的犯人，或者像在羊齿草花盆旁啜泣的男子，居然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和她作对。她又恼怒又不安地回答道：“我能让你倒大霉。”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就要下雪了。”列车正缓缓驶入纽伦堡站，车身两旁的一些大型火车头映着天空灰暗阴冷的光泽。“不，”他说，“你伤害不了我。”沃伦小姐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他却带着一丝幽默说：“留着作为咱们见面的纪念吧！”这时她才确信自己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这个人从她手里逃掉了，她怒不可遏地瞧着他。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她心想，在他身后的那面镜子里，她似乎看见了珍妮特·帕多的形象，它代表着“成功”，可爱而又空虚，并无价值，它溜走了，穿过长长的街道，经过豪华旅馆的前厅溜走了，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 更令人恼火的是，她已无话可说，而津纳医生却掌握了主动权。他递给她一张报纸，问道：“你懂德语吧？读读这张报吧。”火车在纽伦堡车站停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分钟，她一直在呆呆地望着这张报纸。报上的消息使得她火冒三丈，她原期望看到有关“成功”的重大消息，什么国王逊位啦，政府被推翻啦，公众希望津纳医生归国啦，后面这类消息自然会把医生抬到一种高高在上接受采访的地位上。但她读到的消息更不寻常，是有关失败的，这失败使他完全摆脱了她的掌握。她以前曾多次受过成功者的欺凌，可还从来没让失败者耍弄过呢。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暴动，”她读道，“昨天深夜，一小股武装的共产党煽动分子企图攻占贝尔格莱德的车站和监狱。警方措手不及，革命者占据了邮电总局和货场近三个小时之久。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全部电信联系中断，直至今晨才恢复。我报驻维也纳记者今晨两点同警长哈提普上校通了电话，得知秩序已经恢复。革命者人数甚少，亦无适当的领导人；他们对监狱的进攻为卫兵所击退，此后数小时中，他们困守在邮局里无所作为，显然在期待首都贫民区居民前来支援。政府遂得以调集警察援兵，在一排士兵和两门野战炮的支援下，警察包围邮局三刻钟有余，随即重新占领了邮局。”这一段概述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下面小号铅字的文章记述了有关暴动的详情。沃伦小姐坐在那儿，呆望着报纸；她微微皱着眉头，觉得嘴里又干又涩。她感到自己脑子很清醒，但空荡荡的。津纳医生解释说：“他们动手早了三天。” 沃伦小姐刺了他一句：“你又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人民会跟随我的。” “他们早就忘掉你了。五年时间可是够长的。现在的年轻人在你出走时还是些孩子。” 五年时间啊，她想着，仿佛看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五年时间有如潮湿冬天的绵绵寒雨那样不可阻止地打在自己身上。她想象着珍妮特·帕多的脸孔，仿佛看见她为第一条皱纹，第一缕白发，或者美容手术后那紧绷、光滑的皮肤和每过三周后根部就发白的染色头发而愁云满面。 “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她问。“我已经同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他的回答迅速又明确，她不禁对此满腹狐疑。“那很好，”她说，“咱们同路。咱们可以聊聊。现在你不会拒绝采访了吧。你要是缺钱的话，我们的维也纳分社可以预付你一些钱。”她注意到医生认真地看着她，他以前可从不这样。“是的，”他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能谈谈。”这一次她敢肯定他在说谎。他想耍两面三刀的把戏，她想，但很难看出他的动机所在。他别无选择，只有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下车了，再继续向前走是不安全的。但这时她回想起在审判坎姆内茨时，虽然他已清楚看出陪审团不会判处被告有罪，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去作那个毫无用处的证，听任哈提普带着逮捕证恭候他。他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傻瓜，她想。她暗自揣测，这家伙看上去挺平静的，说不定他已经打定主意和同伴们一起站到被告席上，为自己陈词辩护，以图多少影响旁听席上熙熙攘攘的听众了。如果他继续往前走，她想，我也往前走，我绝不撒手，我要把他的事情搞清楚。但是由于已无法要挟医生，她不由得感到十分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他败了，衰老、绝望，靠在那个角落里，报纸扔在两人中间的地板上，任凭上面积落灰尘；然而他又是胜利者，他看着沃伦小姐离开了这节车厢，连那本旅行指南也丢在座位上。他以无言的沉默回答了她的声明。“到维也纳我再来看你。” 沃伦小姐走掉以后，津纳医生俯身去拾报纸。他的袖子挂住了一只空杯子，杯子落到地上打碎了。他把手放在报纸上，茫然看着玻璃杯，他无法凝神思考，不能决定究竟怎么办，是捡起报纸还是收拾那些危险的玻璃碴儿。随后，他把报纸小心折好，放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他独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沃伦小姐读过的那篇报道的细节仍不断骚扰着他；他知道邮局楼梯的每一个拐角，对建起街垒的准确地点了如指掌。这些胡闹的傻瓜，他心里想，真想让自己痛恨这些毁了他希望的人。他们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他。他们把他留在一栋因为幽灵作祟而找不到房客的空荡荡的住所里，而他本人，津纳医生，又还没有加入幽灵之列。 如果有一张面孔在窗口窥望，如果楼上有人说话，或者地毯窸窣作响，那也许就是津纳医生在入土五年之后又拼命想回到有血有肉的生活中来。他在课桌堆里绕来绕去，在黑板和不听话的学生前面露出透明的躯体，他伏在教堂里做礼拜——活人是根本不信这玩意儿的——和一群七嘴八舌的芸芸大众一道恳求上帝开恩饶了自己。 有时幽灵似乎也能起死回生，因为他体验到自己作为鬼魂也能感受到痛苦。鬼魂还会回忆，它还记得津纳医生曾多么受人爱戴，以致有人想雇个杀手用手枪朝他的脑袋开火。这是他最令人自豪的回忆，他记得津纳医生如何坐在公园荒僻角落的一家啤酒店里，听见一声枪响，身后的镜子被打得粉碎，他知道这是穷人多么热爱他的最终证明。但是津纳的幽灵却蜷缩在他藏身的海滨学校里，东风吹拂着他的脸孔，灰色的海水搬弄着鹅卵石。他学会了为往事而神伤泣下，此后，他又得回到红砖房中，去吃茶点，去和惯于巧妙地捉弄人的孩子们打交道。但在那次最后的礼拜之后，在照例的赞美诗和握手之后，幽灵觉得自己又重新触到了津纳的躯体，但它所能得到的满足也就是这么短暂的一触了，现在别无办法，他只能在维也纳下车，然后返回。十天之内，那唱诗声又会响起来：“吾侪重聚于此，上帝降恩收容。” 津纳医生翻开一页报纸，又读了一会儿。对于这伙败事有余的同伴，他所产生的最接近仇恨的情感是嫉妒；当他想到报社记者认为不值得一提的那些细节时，他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那个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在邮局分拣室外让人用刺刀挑死的汉子是个左撇子，他喜欢戴留斯 [19] 的音乐，一个除了死亡别无信仰的人谱出的阴郁的理想主义音乐。而另一个人，那个从电话交换台三楼窗口跳下去的人，他的妻子由于一次工厂事故而双目失明，周身伤疤，他爱自己的妻子，但又伤心和违心地对她不忠。 但是，还剩下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呢？津纳医生放下报纸，在隔间里走起来，向前三步走到门口，向后三步走到窗口，来回踱步。稀疏的雪花开始飘落，但风把车头的烟气向后吹过车窗，雪花即使落在玻璃上，也脏得像碎纸片似的。不过，在诺伊马克特 [20] 车站旁耸起的六百英尺高的小山上，雪花已开始在山顶上堆出洁白的花床。他们要是等等我就好了，他们要是等一等就好了，津纳医生想，他的思想从死者转到就要受审的生者身上，这时，他感到自己万万不能溜之大吉，这股情绪是如此强烈，使他不禁低声喊了出来：“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但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重新坐了下来，开始向自己陈述理由，证明这一举动有实际价值。如果我去投案并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受审，人们就会注意到我的辩护；我要是安安全全地待在英国，那么谁也不会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的决心增强了，心情也振奋起来，不那么绝望了；他想，人民会起来救我的，虽说他们不会为别的人这么干。津纳的幽灵再一次感到自己快要复生了，它那冰冷透明的躯体感到了一股暖意。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有待考虑。首先，他要躲开那个记者。他必须在维也纳甩掉她，这不会太困难，火车到达维也纳的时间是将近九点，到晚上那个钟点，他想，她肯定已喝得酩酊大醉了。天气很冷，他想到自己可能还要同那个声音嘶哑的危险的女记者打交道，不禁打起冷战来。他把报纸随手丢在地上，又捡起了那本旅行指南，他想，她的毒刺总算是拔掉了。她好像恨我，不知为什么，他想，也许是出于某种古怪的职业骄傲吧！我也该回我的隔间去了。可是当他走到自己的隔间时，他却背着手，夹着那本旅行指南继续向前走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幽灵的岁月结束了。我又活过来了，他想，这是因为我自觉地把死亡当作一种未来的可能，甚至当作自己的定数，因为即使我用天使的声音替自己和其他人辩护，他们也不会容我再次逃脱的。当他走过时，认识他的人都仰起脸看着他，但他们没能打断他的沉思。我害怕了，他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我感到害怕了。 2 “你不是那个奎因·萨沃里吧？”珍妮特·帕多问。 “嗯，”萨沃里先生说，“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萨沃里。” “《寻欢取乐》？” “‘作乐’，”萨沃里厉声纠正她，“《寻欢作乐》。”他伸手按住她的臂肘，把她推到过道上。“该喝杯雪利酒了，我猜你同刚才采访我的女人有点儿关系，是女儿还是侄女？” “嗯，说不上是什么关系。”珍妮特·帕多说，“我是她的女伴。” “最好别干那个。”萨沃里先生的手抓得更紧了，“另找个工作吧。你太年轻了。那样可不大健康。” “你说得对。”珍妮特·帕多说，她在过道中停了片刻，转过脸用闪闪发亮的眼睛钦佩地望着他。 沃伦小姐正在写信，但她仍看见了他们俩走过去。她把书写板放在膝上，挥笔疾书，她的笔在这儿漏点儿墨水，在那儿戳个窟窿。 亲爱的康表姐（她写道），因为没别的事好做，我就给你写信。我在东方快车上，但我不打算去君士坦丁堡。我将在维也纳下车。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你能帮我买五码 [21] 天鹅绒窗帘布吗？要粉红色的。我想在珍妮特外出时把寓所重新装饰一下。她也在车上，但我在维也纳就要和她分手了。我有件正经差事要干，跟踪一个可恶的老家伙横越半个欧洲。那位“寻欢作乐”者也在车上，不过你一向不读书，还有个相当迷人的小舞蹈演员，叫科洛尔，我想留她做我的女伴。我现在还没拿定主意是否重新布置寓所。珍妮特说她只走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你出的价钱不要超过每码八先令十一便士。我想蓝色就挺合适，但绝不要海军蓝。（沃伦小姐目送着珍妮特·帕多的背影，钢笔一下子戳进纸里）我先前对你讲过的那个男人自以为比我聪明，但你和我一样清楚，我能狠狠收拾那些这么想的人，不是吗，康？珍妮特是个婊子。我正考虑另找个新女伴。这趟车上有个很合我意的小演员。你会见到她的，身材棒极了，康。你会和我一样喜欢她。她不算太漂亮，但那双腿真可爱。我想还是得把寓所装饰一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你买绒布的价钱可提高到十先令十一便士。我也许要去贝尔格莱德，你等我下封信再说吧。珍妮特似乎和那个萨沃里搞上了。但只要我乐意，也能收拾他一顿。再见。多保重。代我向埃尔西致意，愿她对你的照料胜过珍妮特对我。你一向运气比我好，不过等你见到科洛尔时再论高低吧！千万别忘了天鹅绒窗帘布。致以爱忱。梅布尔。 又及：你听说那天约翰叔叔暴死在我门前台阶边上了吗？ 沃伦小姐结束此信时钢笔漏出了一大摊墨水。她用粗笔道把墨迹圈住，再写上“对不起”。随后，她在裙子上擦了擦钢笔，按铃叫茶房。她口干得快要冒火了。 科洛尔·马斯克在过道上站了一会儿，她观察着迈亚特，很想弄清梅布尔·沃伦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他坐在那儿，头伏在一堆纸上，拿着铅笔沿着一行数字画来画去，但总是又回到原来的数字上。随后，他丢开铅笔，双手捧住脑袋。她心中顿时生出了怜悯与感激之情。要不是看见他那老于世故的眼神，他真像个学生在绞尽脑汁地做家庭作业，却怎么也做不对。她看到他为了更好地握笔，脱掉了手套，手指都冻青了；她甚至觉得连那件华而不实的皮衣也显得挺可悲，因为它一点儿也不实用。它既不能为他算数，也不能温暖他的手指。 科洛尔推开门走了进去。他抬起脸微微一笑，但仍满脑子想着工作。她愿意把工作从他手中接过来，告诉他答案，叮嘱他别让老师知道有人帮了他。是谁帮了他？那可说不准了。母亲？姐妹？反正不是像表亲那么疏远的关系，她想着，毫不局促地默默坐了下来，这种沉默是他们关系亲密的标记。 她透过窗户，凝视着越下越大的雪，渐渐感到厌倦了，于是对他开口说：“你说过，只要我想来就可以来。” “当然。” “我觉得很惭愧，”她说，“就那么突然地跑掉了，也没好好谢谢你，你昨晚待我那么好。” “你生着病，还得和那样一个男人待在同一个隔间里，我实在看不过去。”他敲着铅笔不耐烦地说，“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但你干吗这么关心我呢？”她得到的仍是那个命中注定逃不脱的回答：“我觉得似乎跟你很熟。”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沉默含有某种不快，他就会继续搞他的计算去了。她能看出他有点儿不安、吃惊，甚至有点儿烦恼。他以为我希望他向我求欢，她想着并暗暗自问，我真有这个念头吗？如果他揉乱她的头发，撩开衣襟去亲她的乳房，那他就和别的犹太人一模一样了。可我欠了他一笔债，她想，其他女人积累的经验再一次告诉她，她欠下的东西比这还多得多。但是如果他并不催着还，我又该怎么样还他呢？她自问道。她猜想有些女人那样干是因为喝醉了，或是一时动情，而她并非如此，她只是出于感激之情就要去干那种事，这想法比纷飞的大雪还厉害，使她冷得钻心。她甚至不大清楚该怎么办，是否一定要陪他过一整夜，在冰冷的车厢里脱光衣服。但她又开始安慰自己，他和她所认识的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很容易知足，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更大方一点儿。 “昨天夜里，”他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那专注的神态以及对她沉默的误解，使她领悟到他们彼此毕竟并不完全了解，“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你。”他神经质地笑了笑，“我梦见我让你搭乘我的汽车，带你去兜风，然后你就要……”他停住嘴，回避了下文，“你使我激动起来。” 她害怕了，仿佛放债人正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轻柔而又毫不留情地靠近了欠债者。“在你的梦里。”她说。但他根本没理会她。“后来列车员走过来，把我吵醒了。这个梦真是活灵活现。我太激动了，就给你买了那张车票。” “你是说你认为——你想要——” 放债人耸起肩膀，放债人回到书桌后坐下，放债人按铃叫仆人来送她回到大街上去，回到陌生人中去，回到作为陌路人的自由中去。“我告诉你这些，”他说，“是让你不必觉得欠我什么情。这只是一场梦的影响罢了。不过，我既然已经买了票，我想你还是用它为好。”他拾起铅笔，又重新搞起他的账目来。他不假思索又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要是我为了十镑钱就想那个，那也太没分寸了——” 开始她并没有听懂这些话。她感到解脱，也因为别人只是在梦中想要她而感到羞愧，所有这些情感，尤其是她的感激之情，把她搅得昏头昏脑。在此后的沉默中，她一直回味着最后那句意含谦卑的话，这种语调是她所不熟悉的。她终于鼓起勇气来直面那可怕的交易，她只是心怀感激，却拿出自己没体验到的爱情姿态伸出手去摸迈亚特的脸。“你要那么说，”她说，“我就会觉得你讨厌我了。我今晚来好吗？”她的手小巧玲珑，指节窝里扑着厚厚的一层粉，指甲染得红红的，搭在迈亚特的膝上，盖住了纸上的一行行数字，盖住了埃克曼先生的计算、托词以及他的狡狯的隐瞒手段，她就这样迷人而又可怜地犹犹豫豫地把自己奉献出来了。迈亚特缓缓地开了口，有一半心思仍在追踪着躲躲藏藏的埃克曼先生。“我觉得你不喜欢我。”他把她的手从纸上抬起来，心不在焉地说，“也许因为我是犹太人。” “你太累了。” “我还有些账目总弄不对。” “丢开它吧，”她说，“明天再搞。” “我没时间了，我必须完成这些事。咱们又不是待着不动。”但事实上，大雪已使他们丧失了一切运动之感。雪纷纷扬扬地下着，连电线杆都看不见了。她抽开手，恼恨地问：“那么，你不想让我来了？”他对她的提议的态度是那么冷静、随便，使她的满腔感激顿时凉了下来。 “好的，”他说，“来吧，今晚来吧。”他先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随后又用力握住。“别认为我是冷冰冰的。这是因为你我似乎彼此久已熟悉。”他请求谅解地说，“虽然这有点儿奇怪。” 但她不等自己用心琢磨出应对之词，就随口应道：“是的，我也这样觉得。”于是，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像老朋友似的默默坐着，毫无激情地想着即将来临的这个夜晚。她那一时热烈的感激之情也消退了，因为她现在似乎既不需要也不希望产生这种感情。你无须感激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你只管去受惠施恩，再多少谈谈天气，你受到抚爱无须气恼，遭到冷遇也不必伤心；如果你跳舞时在前排观众中看见了他，可以向他递一两个微笑，因为你那貌不出众的面孔上总得挂点儿表情，而男人都喜欢台上的演员能认出自己。 “雪下得更大了。” “是的，今晚会很冷。”你怕这是一句玩笑话，就微微一笑，尽量妩媚地向这样一位老朋友说。“我们不会冷的。”你总也忘不掉即将来临的夜晚，脑子中回响着朋友们说过的一切话语、劝诫和警告，想到一个男人竟能同时充满欲念而又冷漠无情，你感到惶恐和厌恶。整个上午和吃午饭的时间里，雪一直下着，帕绍 [22] 海关的屋顶上堆着厚厚的雪，铁路线上的积雪被车头喷出的蒸气融化，变成一条结了冰的灰色小河，奥地利的海关人员穿着胶鞋吃力地走来，嘴里咒骂着，敷衍了事地检查着行李。 [book_title]第三部 维也纳 1 房顶上，雪开始在他四周堆积起来，于是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挪到烟囱背风的一面。下面，中央车站灯火通明，像黑暗中的一堆篝火。一声汽笛长鸣，一长串光点缓缓地移入视野；一只大钟响了九下，他看了看手表。这是伊斯坦布尔快车，他想，再迟来二十分钟，也许就会被雪阻住了。他校准了自己那块扁平的银表，把它放进背心口袋里，又把腹部的衣皱扯平。真的，他想，碰上这种寒冷的夜晚，长得胖就算是福气了。扣上外衣之前，他把手伸进裤衩和外裤之间，摆正了挂在两腿之间、由缠在扣子上的一根线绳系住的手枪。约瑟夫有三件事是没得说的，他满意地提醒自己，会搞女人，会吃会喝，还会偷大钱。他从烟囱后面的挡风处走了出来。 屋顶上很滑，多少有些危险。雪花打着他的眼睛，积雪黏在鞋底上结成了冰块。他滑了一跤，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一家咖啡馆灯光闪耀的遮篷像条鱼一样从黑暗的水中朝他飞升过来。他喃喃道：“万福，圣母马利亚，大慈大悲。”脚跟直往雪里踹，手指拼命乱抓，一条排水管的檐沟救了他的命。他站了起来，轻声笑了笑，犯不上跟老天爷怄气。又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太平梯的铁栏。 太平梯是沿着公寓楼里侧通向地面的，大街上看不见它，但它却面向一个货场，而货场是警察巡逻路线的终点，因此，他认为爬太平梯是这整个买卖中最危险的事。警察每三分钟出现一次，一座小屋拐角处的微弱灯光映照着他光亮的长筒黑胶靴、皮带和手枪挂钩。厚厚的积雪减弱了他的脚步声，约瑟夫不可能预知危险临近，但手表的嘀嗒声却可以提醒他时时警惕危险。他在梯子顶端等着，身子低低地蜷伏着，不安地意识到身后是白茫茫的背景，直到警察来过又走了。随后，他开始爬梯子。他只需爬过一层没住人的楼，但当他刚爬到气窗时，一束灯光落到他身上，还响起了哨声。我不会让人抓住，他不大相信地想，我还从来没被抓住过呢，这种事轮不到我头上。他背朝着货场，等着一声喊叫或一颗子弹，同时他的头脑像手表里那些上好油的小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一个念头咬合着另一个念头，再带动起第三个念头。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扭过对着梯子和光秃秃墙壁的脸，只见院子里空荡荡的，有人把一盏灯带进了货棚的顶楼里，光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而哨声只是火车站种种嘈杂声中的一种。他的判断失误耽搁了宝贵的几秒钟，于是，他顾不上理会结了冰的鞋底溜滑，一步两阶地继续向下爬去。 他爬到下一个窗口，敲了一下。没有回答，他嘟哝着骂了几句不太难听的话，仍然扭着头盯住货场的一角，警察很快就会在那里出现。他又敲了一下，这次他听见了一双松松垮垮的拖鞋声。窗户的插销打开了，一个女人问：“安东，是你吗？”“是我，”约瑟夫回答，“是安东，快让我进去。”窗帘被拉开了，一只瘦手在气窗上拉呀拉。“开底下的，”约瑟夫小声说，“不在上头，你当我是个耍杂技的呀。”当窗子被打开时，他相当灵活地从太平梯跃上窗台，对于他这么个胖子来说，这可真不算容易，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从窗口挤进去。“你不能把窗框再抬高一点儿吗？”一辆火车头鸣笛三声，他立刻下意识地想到这个信号的意义：一列载重货车到下行线了。随后，他进了屋子，那女人关上窗户。车站的嘈杂声随之消失了。 约瑟夫把外衣和小胡子上的雪掸掉，看了看表：九点零五分；去帕绍的列车在四十分钟内还不会发车，而他的车票已到手了。他背对着窗户和那个女人，朝房间里随便扫了两眼，一切便都有条不紊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水罐和脸盆放在一个暗紫色的洗脸盆架上，破裂的镀金镜子，铁床，便壶，圣像。他说：“最好让窗户敞开着。万一你的主人回来呢。” 一个惊恐细弱的声音说：“我不能，噢，我不能。”他带着和蔼的嘲讽神气朝她转过头去：“好个胆小的安娜。”他用自己见多识广的锐利目光瞅着她。她同他年纪差不多，但阅历上却差得远了，她站在那儿，身体单薄，让这个窗户弄得慌乱不堪、情绪激动；她的黑裙子扔在床上，但她还穿着黑上衣，戴着白色的女仆领，拿一条毛巾被遮盖着大腿。 他挖苦地望着她。“漂亮的安娜。”她的嘴张开了，无言地痴迷地呆看着他。约瑟夫注意到她一嘴参差不齐的黑牙，心里有点儿恶心。我还该干什么？他想，我可不想吻她，但她显然一心期望着拥抱，她的羞怯已经转变成中年女人可怕的卖弄风骚，而他又必须应付她。他在床边坐下，两人之间隔着床铺，他开始用一种逗小孩的语调对她说起来。“漂亮的安娜搞到什么了？一个大汉子？嗨，瞧他会怎么揉搓你吧！”他用一根手指戏弄地朝她晃了晃，“我和你，安娜，咱们过一会儿再好好快活一下，行吗？”他斜眼瞅了瞅门，见门没有锁上，便松了一口气；她可别像个老婊子似的把他锁在屋里，再把钥匙藏起来，但他那红润的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焦虑或厌恶的表情。“行吗？” 她微笑起来，呜呜地长长吐了一口气。“嗯，安东。”他站起身，而她却朝他走来，毛巾被落在地上，她穿着黑棉袜，迈着小鸟般柔弱的步子。“等等，”他说，“等等。”他防范似的举起手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