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新美国 [book_author]帕克森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7020 [book_dec]《新美国：从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蜕变》讲述了从亚伯拉罕•林肯到伍德罗•威尔逊期间美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变革，梳理了西进运动、南方重建、反托拉斯运动、格兰其运动、自由铸银币运动、反改革运动、黑幕揭发运动的始末。除关注美国老牌政党——共和党与民族党外，本书还讲述了平民主义及人民党的发迹、兴盛与衰落；通过描述巴拿马运河的修建、美英关系的平衡和美西战争的爆发等，揭示了美国从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蜕变，展现了美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艰难与曲折。 [book_img]Z_10017.jpg [book_title]第1章　南北战争 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护了联邦的统一，但不得不在政治、金融、商业等方面做出调整，并在随后多年中转变了国家公共事务的发展方向。在当代人的眼中，这样的改变被残酷的战争场面所掩盖——对于那一代的美国人而言，战争的画面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战争仿佛成了全部，仿佛共和党保卫了这个国家，仿佛这个国家自己从重重压力与危机中挣脱，展露出新的羽翼。然而，历史事实与亲历者眼中的真相往往并不吻合。与美国其他任何发展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幸存者口中的真相出入最大。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美国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执政党既没能拯救这个国家也没能拯救它自己。执政党唯一做到的只是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和工业从未减缓前进的步伐。应新经济的需要，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861年，在前辉格党和民主党基础上创立的共和党在两次全国竞选活动中培养了年轻的领袖。共和党失去了接受新生活第一波冲击的机会，而正是这种新生活使共和党作为一个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政党而重获新生。从1856年到1860年间，时代发展的特征日渐清晰，许多政治家开始改头换面。这种变化的产生与其说是源自道德准则，不如说是野心使然。林肯执政后，政治家们纷纷要求回报。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伦理并没有将利用官职捞取私利视为耻辱。林肯总统虽然厌恶那个时代通过谋求公职榨取私利的行为，但似乎并未意识到政党分肥制与善政基本原则的格格不入。 不可否认的是，一届由共和党领导的政府承受了美国内战带来的第一波冲击。当时，共和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林肯总统意识到美国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政党。因此，培养一种普遍的联邦情感就成为林肯早期政策的目标之一和整个林肯时代的关键。他不得不去考虑并调和共和党人的不同主张，从最激进的废奴主义到纯粹的联合主义。在民主党方面，从强烈的民主党主战派到铜头蛇[1]，主张千差万别。 亚伯拉罕·林肯 为了赢得美国选民中的有效多数，必须考虑接纳愿意联盟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开始稳步放松党派限制。1862年，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当时他离成功还很远。他针对交界南部各州民主党的提案与他的总体方案基本一致。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和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都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对前者的容忍和对后者的支持则展现了他对属下的宽容和凡事能综合考量的用人智慧。在1864年的选举中，他不仅需要通过游说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还需要得到自己所属党派——共和党——的提名。 1864年，很多人持反战态度，认为林肯总统是个失败者。民主党和平派谴责他为军事独裁者。共和党激进派认为，他优柔寡断。就连他的内阁成员也时有不和。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稍微不淡定的人都可能撑不下去。一直做着总统梦的财政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一方面默许支持者帮自己密谋，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从竞争对手的顾问团中退出。萨蒙·波特兰·蔡斯三番五次以辞职相要挟。林肯总统都对其不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把他劝回来继续任职。直到再次被提名为总统，林肯总统才接受了萨蒙·波特兰·蔡斯的辞职申请，还想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萨蒙·波特兰·蔡斯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却与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勾结，对政府公正构成了威胁。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没有萨蒙·波特兰·蔡斯这么能制造麻烦，但闹出的动静也不小。自1861年林肯将他从军事要职上撤下来后，他就一直心存不满。1864年5月，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召集了很多极端废奴主义者密谋支持自己做总统。1864年11月选举开始前，这一异动就以失败告终。 1864年6月7日，共和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代表大会。萨蒙·波特兰·蔡斯未能获得候选人资格，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的威胁也已经可以忽略，林肯连任基本确定。共和党谨慎地隐藏起自己的名字并自称联邦，以争取所有维护联邦统一的党派以及所有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第一要务的民众支持。这样，共和党在事实和名义上就都是联邦了。大会从交界南部各州的民主党代表团中选举产生一位忠于联邦的副总统候选人。1864年，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已经远非在1856年抗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组织了。它已经拥有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一个默许保护性关税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个有待完善的体制——在该体制下，只有召集代表大会才能确定代表名单。 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与夫人玛丽·埃伦·马尔西 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 萨蒙·波特兰·蔡斯 民主党的一些过激行为无意中增加了林肯在竞选中的优势，力度丝毫不亚于共和党对林肯的支持。1864年8月，在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的主持和克莱门特·莱尔德·瓦兰迪加姆的掌控下，芝加哥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不再需要借反战论挫败主张与共和党联盟的民主党人了。就连对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的提名，甚至他违背政治纲领的举动，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局面。到底谁会从选举中胜出还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支持联盟、反对分裂成为主题，而选民们会根据自己的希望与担忧来投票。因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在莫比尔湾又一次获得胜利，投票一开始，这一主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帮助联邦候选人赢得了除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以外其他各州的胜利。 在总统竞选期间，萨蒙·波特兰·蔡斯离开了财政部。在离开之前，他完成了内战财政方面的相关工作，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为下一步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他接受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很快就掌握了战时财政工作的要领。在报告中，他将国会需要遵循的财政政策基本描述出来，极力主张提高税收以满足民政、债务利息和偿债基金等各项支出的需要。他认为国家不应该逃避眼下的财政负担，战争产生的额外支出应视作联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的永久性投资，理应由后辈人承担。因此，他极力主张发行充足的债券来增加财政收入。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更倾向于贷款而非征税。1861年以前，美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大规模的财政危机。1831年至1861年，美国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从两千万到八千一百万美元不等，战争爆发时一度高达八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四千一百万美元来自贷款而非税收。自1857年大恐慌爆发以来，财政部每年都面临赤字危机，不仅要被迫动用历年结余，还要贷更多款以应对当前需要。关税收入一直都是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对于战前三年的财政需要来说，这些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亚特兰大战役，联邦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莫比尔湾海战，联邦海军取得胜利 如果没有战争，美国这种混乱无序的财政状况可能在1861年就要进行整改并通过增加新税种来缓解了，况且就算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1862年或1863年之前起作用。最后美国还是为了应急选择了贷款。1862年，美国贷款总额达到1861年财政总收入的六倍还多；而1865年的贷款总额是1862年的近三倍之多。比起贷款，美国政府似乎更不愿意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因为税收带来利益太慢，而且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美国税收都没有展示出财政能力。 最受美国青睐的国税种类始终是关税。辅以其他税种（不包括1849年以后的国内税和1839年之后的直接税），关税承担了美国最重的财政负担。不管各党派的支持程度如何，征收关税是出于贸易保护还是为了财政收入，美国都会继续将关税视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事实上，当时美国没有其他可用的财政收入来源。正如战争期间，美国军队要想打胜仗就必须不断征募志愿兵，财政部和国会要想将美国的应税资源用于堵上贷款的缺口就必须要研究如何征税。 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关税增改多次，终于在1864年取得了1.02亿美元的巨额回报。这是进口量增大和高利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像所有经济大恐慌一样，1857年的大恐慌降低了美国人的购买力。艰难时期，奢侈品亏本出售，财政收入锐减。1861年，如果不是战争，美国的商业状况本可以恢复正常。在战争期间，繁荣的北部和西部购买了更多外国商品，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 关税的税率取决于税收的预期值、保护原则和强加在美国工厂主身上的税务负担。直到1863年，国内税和直接税才引起人们注意。1864年，这两种税的收入超过关税收入，高达1.16亿美元。到了186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11亿美元。消费税、所得税和其他直接税几经更改，税率不断提高，关税的一升再升均源于此。一位美国工厂主宣称，他就是考虑到在与欧洲市场的竞争中会受关税保护才继续经商，却发现自己同时还得背负所得税、以及从事商业交易和商务输出产生的沉重税务负担，只能苦苦抱怨自己所处的尴尬境遇。与他的遭遇一样，外国商人需要面对不断上涨的进口税。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关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从此基本固定下来，与其说是出于提高财政收入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促使美国生产者继续缴纳国内税。1865年，不到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税收来自于关税，2.11亿美元则来自于国内税。 就这样通过征税和借贷的方式，1861年美国财政累积了八千八百万美元资金，1862年高达5.89亿美元，1863年为8.88亿美元，1864年为14.08亿美元，1865年为18.26亿美元。1861年以前，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甚微，之后却一跃成为国际信贷的巨头之一。1865年10月，美国欠款高达28.08亿美元，影响了国际金融利率的稳定。这表明，1861年，即使是自负的美国人也未预料这一局面。其中一笔欠款险些对所有欠款的还款保障造成威胁。 1861年，美国很难找到支付贷款和各种费用的实际货币形式，这就像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一样难以衡量。因为自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之后，美国就没有什么国家货币了，只有少量铸币。当时，造币厂都用金银铸造硬币，而把黄金作为美元的本位。根据1834年的规定，铸币的银金比率为十六比一。金币的实际价值略小于其所能兑换的银币价值。由于人性的规律，这一情况驱使人们保存良币而使用劣币，金币就成了物品交换的度量单位。 但这些铸币并没有广泛地流通开来，而是用于部分政府贸易和银行的实际通货。在美国的各个州，数以百计的州立和私立银行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用于货币流通。理想状态是，从理论上来讲，这些纸币可以按照票面的价值与黄金进行等价交换；最坏的情况是这些纸币全部变成废纸。实际情况是，自1857年大恐慌以来，美国货币多种多样并且一度贬值，内战一开始，这些纸币就成了美国人使用的货币。1861年底前，各大银行就停止用铸币兑换纸币。1862年初，美国财政部暂停了铸币支付。1863年至1879年，流通中的纸币价值就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某一天能够将纸币再兑换回铸币的期望值。 讽刺漫画：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 在这场危机中，国会授权发行了1.5亿美元的法定纸币以满足财政需要。这种纸币很快以“绿背纸币”的名字为人们熟知，并且成为美国本位币与铸币之间的兑换标准。绿背纸币以票面价值发行，经历了贬值与波动。在1864年最黑暗的时期，一金元可以兑换2.85美元的绿背纸币。这些钞票还是被称作美元，债权人也不得不接受以美元来还债的方式。同时，这也是一种强制性公债，是从美国人民手里强制贷来的款项。1865年，这项贷款竟高达4.33亿美元。 国债中的绿背纸币威胁到了美国公债的整体信誉度。如果这些美钞以票面价值立即予以兑换，美国政府的信誉并不会下降。但如果绿背纸币以低于票面价值的标准予以兑换，或者美国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再者政府凭借自己的技术特权大量印制这种“法定货币”以偿还部分公债，那么即使是很少量也可能会使整个美国经济陷入萧条。 1865年以后，美国政治的未来由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和绿背纸币的命运决定。但与之相比，对美国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要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在未来的五年里，即将面临高达28.08亿美元的净债务，同时，将通过税收筹得七亿多美元。南北战争之后，一个繁荣的联邦出现了。除了南方以外，美国其他地区都靠这种财富意识逐渐强大起来。 1862年发行的币值一美元的绿背纸币 美墨战争之后，整个美国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期。铁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直修到了海岸线。186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十年内总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但分布不均：与北方和西部地区增长的百分之三十九相比，南方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总体上美国各地人口都在增长。1861年至1871年，尽管内战爆发，美国人口仍持续增长。谁也不曾想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会因此被改写。二百五十万美国人至少在三年里被迫离开他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如果没有战争，三年的时间足够一个青年男子成家立业了。在南方，受战争影响，所有健全的白人几乎都参军了，人口增长还不到百分之九。美国人口从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人增加到了三千八百五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一人（增幅为百分之二十二），而北方和西部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比南部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还多。 如果没有受到1857年大萧条的影响，北方和西部人口还能再增加多少不得而知。当时，北方和西部的铁路、银行、工厂、城市和各行业代理点极为活跃，因此，在大恐慌中，这些地区遭受的损失也最大。工业上遭受的干扰使原本井然有序的北方工业体系变得混乱。相比之下，以耕田为主、拥有大量农村人口和少量铁路的南方情况简单一些，遭受的冲击也小一些。早在战前，南方人就已经把南方在大恐慌之后的免疫能力视为其制度优于其他社会秩序的一种证明。他们误读了那个时代，并预言北方产业组织即将瓦解。 南方先于美国其他地区走出了恐慌时期的阴影。接下来四年的财政收入则展示了联邦各州的财政实力。美国工业也逐渐从萧条中复苏，在战争的炮火声中悄然发展起来，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铁路交通给北方各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857年大恐慌之前，干线铁路网就已经连接起密西西比河与海岸线。1847年至1857年，原来的西北部地区修了近一万英里的铁路。铁路的修建终将影响商业，但直到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密西西比河河道不能用于西北部地区农产品的出口时，这种影响才得以显现出来。1861年到1862年，从圣路易斯、芝加哥到布法罗、匹兹堡、纽约和费城，美国部分交通运输由新修的铁路来承担。在1863年之前，新修的铁路，尤其是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都已适应南方强加的贸易需求。自南方脱离联邦后，新奥尔良始终未能重新获得密西西比河河口这样重要地理位置的使用权。 贸易方面的重大转变也促进了北方地区的繁荣发展。为了适应商业新的发展，美国在交通运输方式上做出的改变，除了体现在铁路方面外，还体现在辅助铁路交通的轨道、桥梁、隧道和车站设施的发展上。经过几年的试验，人们认识到了城市铁路枢纽对大多数铁路线路的重要意义。城市的发展和地价的飙升，尤其是在各市政府及其官员看到铁路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中的利益之后，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变得异常困难。19世纪60年代，得益于统一管理，美国铁路发展中表现活跃的主要干线得到了巩固，为北方城市增添了一份繁华与喧嚣。 美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其制造业开始形成，通信方式迎来革命，城市人口与资本的集中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1850年到1880年，美国超过五万人口的城市增加了一倍多。房屋建造、水电照明和社区排污等工程的实施，给工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随着城市的发展，日渐拉远的距离给有轨电车公司带来了商机，而电车公司对公共街道的占用让政府官员从中看到了诱惑和机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制造业使城市群体得以扩大，增加了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乡村生活悄然发生变化。从开荒发展起来的务农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作为美国典型的社会单元存在。来自城市的诱惑吸引了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到工厂工作。传统的国内产品无论在质量、外观还是价格上都不能与新型工厂的产品相媲美。农民放弃了屠宰业和黄油制造业，就像他们曾经放弃纺织业一样，更加专心地投入到作物种植上。机械进步同样改变了乡村生活。农业机械进入通用领域，新修的铁路把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带到因新兴城市而诞生的市场中。 19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 19世纪60年代的布法罗 1860年到1870年之间，美国工人数量增加了一半多，投入的资金和产出的货物翻了一番还多。美国第一次期望有一天能生产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从芝加哥、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到许许多多其他的美国城市，美国人在开发资源方面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食品的生产方式开始从家庭作坊式向城镇工厂式转变，给紧邻农田生鲜产区的城市带来了优势。从西北部地区的面粉加工厂、芝加哥和其他地区的肉类加工厂到伊利诺伊州中部的酿酒厂无一不是对美国主要农产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工厂的出现使各地政府，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被城市的飞速发展、警察权力和善政问题折腾得狼狈不堪。大量的乡村向城市过渡，而美国宪章关于这种处于“半农”状态乡村的说明已不足以应对现在的情况。 得益于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以及戈登·麦凯发明的机械制鞋技术，与食品生产一样，服装生产也走向了工厂。早在战前，这种变化的影响就表现在对棉花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了。东部的纺织品生产区，包括福尔里弗和费城一带，以及林恩一带的制鞋工厂，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机械化生产刺激了对煤和铁的需求，便利的交通将资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熔炉和轧钢机也在此安营扎寨。19世纪60年代中期，亨利·贝塞麦引领了用钢铁进行工业化生产的热潮，标志着铁路、桥梁以及公共和私人建筑革命的开始。匹兹堡成为钢铁工业的中心城市，能掌控这里的年轻人也就掌握了美国商业的未来。在所有行业中，新兴行业是汽油和油品贸易。1864年，仅在匹兹堡完成的油品交易额就高达一千五百万。 伴随着不断发展的支线铁路，在战争早期，各干线铁路就适应了商业的新发展，将新的居民带到城市，将新的产品运到相应的市场，促进了钢铁、煤矿和木材的供应。商人们注重与时俱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他们即将取得的巨大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股份公司拥有可流通股份和债券，让小投资者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共享商业利润，同时可分担相应的损失。 公司的经营和整个商业的发展需要依赖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当时美国的法律体系只是适用于小企业和地方贸易。不仅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惯例和先例，法院、立法机构和市议会也需要修订美国法律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当新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美国时，商人们和法官们的经验已经不足以面对当前的情况。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不甚了解。当各州尝试规范大公司事务时，各种矛盾难免产生。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令美国人困惑，因而不得不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关键。 伴随着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繁荣，制造业、运输业、都市生活和商业飞速发展。物质主义的表象误导了许多旁观者，但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引起当代人的足够关注，因为当时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被战争的消息占满了。当时，控制这些报纸的人并不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因而他们将战争时期的主要原则应用于商业与投机活动，坚持目的就是一切，认为目的决定手段。1861年到1865年期间，战争并非美国的全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然开启。不过，在美国人眼中，物质也常常给利他主义和理想服务观念让路。 战争早期，许多农业类院校得到了国会的资助，而各州立大学虽然招收的学生较少，但还是靠着自身努力发展起来。新的大学依靠捐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要适应法律、医疗和科技的发展，还应适应商业、农业、工程和教学方式的进步。这一切都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现实利益。现实与理想总是相距甚远，美国智慧的领袖们仍将度过一段不容乐观的黑暗时期，但美国民众仍然坚信教育是否成功是衡量政府是否受支持的重要标准，并且他们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全部。 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 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 亨利·贝塞麦 亨利·贝塞麦改进的贝塞麦变换器，被广泛用于钢铁产业 在四年的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社会、经济的转型，为之后新的征程做好了准备。政府职能得到了延伸和扩大，促进了公众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将来他们认识到政府是一个具备专业技术性的机构，并且必须以科学的方式运转。税务和货币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那些美国工业的主导者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联邦获胜成为可能。但当一切结束时，那个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员并不自信的联邦党则需要面对统一后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工业化的北方、荒凉的南方和逐渐消失的边界。 * * * [1]南北战争中同情南方的北方人。——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西部与绿背纸币 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西部边疆的新兴社区纷纷效仿北方与东部的发展方式，并将其推而广之。这些社区成立时间从几周到三十年不等。1857年，这些社区以务农为主。在南北战争前，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堪萨斯州属于边疆地区。随着人口日渐稠密，一些人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来到了更加偏远的西部，也就是被称为“美国沙漠”的区域。1868年，国会终于完成了从密苏里河到太平洋沿岸最后土地的进一步划分。至此，一个新的行政区域诞生了。 1857年后开发的最后的边疆是个新兴地区。那里处处都是采矿营地。采矿者在落基山脉到处立桩标划自己的领地，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1857年之前，大盐湖附近的摩门教徒是堪萨斯东部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唯一一批数量可观的殖民者。如今，人们接连不断地涌向派克峰和科罗拉多准州（1861年），从加利福尼亚州涌向卡森谷和内华达准州（1861年）。多年后，依密苏里河上游村庄而建立的达科他（1861年）农业区展现出布拉克山的富饶资源。1863年，亚利桑那准州依科罗拉多河下游的矿产而生。大陆分水岭北部在同一年划归爱达荷，在1864年蒙大拿成立时又被分出。最后被分出的怀俄明是1868年矿山和铁路的产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俄克拉荷马一直未命名。事实上，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时，它就已经形成。 这些采矿营地的合法化进程对美国的影响巨大。国会处理有关西部计划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1787年法令》[1]颁布之后，这类事务就更加频繁，公共土地的历史也开始由西部的需求来主导。1862年，美国西部农业区的农耕能力因麦考密克收割机的发明而增强。同时，西部颁布《宅地法》，规定土地权归开垦、耕种该土地的农民所有。这是托马斯·哈特·本顿穷其一生争取的事业。但他最终没能等到国家充分尊重农民依法拥有土地权的那一天。最初，农民的行为被认定为擅自非法占有国家土地。后来，国会终于开始考虑开荒者的利益而修订法律。这一进程来之不易。在《宅地法》以及当时仍具效力的《优先购买权法》的影响下，在印第安人被驱逐之后，土地业权在山地各州迅速确立。 麦考密克收割机 托马斯·哈特·本顿 矿工们不甘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地处边疆矿业地区的人极力呼吁国会大量拨地，驱逐印第安人，增强治安保护，通邮并修建铁路。国会开始加大力度解决问题。1858年，国会创立的陆路邮递二十五天内就能通过公共马车将信件送至加利福尼亚州。1860年到1861年期间，驿马快信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邮递服务。在私人出资建立通向太平洋沿岸的电报线路后，国会和西部开始着手横贯大陆铁路项目。 美国驿马快信 1862年夏，美国政府授权一大批铁路公司修建从密苏里河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铁路（该铁路段已经从美国东部修至圣约瑟夫）。为获得更全面的政府支持，1864年，美国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每铺设一英里的铁路，政府赠予二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至少每英里1.6万美元的美国公债贷款。西部几乎没有什么资金，而繁荣的东部有更好的投资项目，结果该铁路项目难以找到资金支持。在说服东部投资者们相信横贯大陆铁路可以带来回报之前，西部开发者们四处碰壁，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备受煎熬。直到1866年，这项铁路工程才算真正开始。 1866年到1869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展的如火如荼。从康瑟尔布拉夫斯到萨克拉门托，联合太平洋铁路跨越了辽阔的平原、沙漠和高山。在铁路的西端，利兰·斯坦福和加利福尼亚州一批追随他的理想主义者们共同承担了这项任务。铁路东端并没有出现一位促进铁路发展的领袖人物。铁路的两端都需要面对修建铁路所需的木料、石料和钢铁供应问题，但唯独不担心劳力问题。利兰·斯坦福从中国找来苦力承担这项工作。南北战争的老兵们和新移民们则承担了东端的大部分工作。随着东端工程的不断推进，印第安部落也开始眼红。波尼族人、苏族人、阿拉巴霍人和夏延人从新修建的铁路中意识到荒野部落生活已经走到尽头。 伴随着铁路建设而来的还有惨烈的印第安人暴动。印第安部落在怀俄明、科罗拉多和印第安领地作了最后的抵抗。在铁路建成之前，平原上的部落就已经被控制在南达科他和印第安领地的大型集中营里了。这意味着印第安人暴动最惨烈的那段历史已经结束。 1869年春，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在犹他准州的奥格登附近举行。工程各处的最后一个步骤都被赋予国家意义，不仅因为国会提供了援助，还因为用铁路将两个大洋连接起来是美国人民的共同愿景。随着铁路工程的完工，国内要面对的问题从令人兴奋的工程和财政风险转移到枯燥乏味的账单支付上，公众热情也自然而然随之减退。 印第安波尼族人 美军镇压印第安人暴动 联合太平洋铁路是19世纪60年代最长的铁路，广受关注。从经济学上来讲，这只不过是北方投机商业扩大化的一个典型。它始于南北战争，并由此发展壮大。正如每次恐慌过后的经历一样，美国开始进入充满希望的发展期。1861年左右，经过几年的萧条与停滞，美国商业得到了恢复。美国的信用度提升，贷款更加自由。资本再次打开雷达，搜索着收益丰厚的投资项目。在新开发的地区，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可开发的领域潜力巨大。在整个西部开发运动达到了高潮。 联合太平洋铁路竣工，工人举行庆祝活动 就像美国西进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的情况那样，西部陷入了沉重的债务之中，渐渐地，负债超过了资产。借款解决了移民的大部分费用。最初，西部的开荒者们并没有种植庄稼，只是靠着积蓄和借款度日。他们向当地的商人、银行和新铁路公司竭尽所能地借款。以前必须住在老区以利用积累资产创造盈余用于投资的债权人，现在移居到美国东部甚至是欧洲。殖民与发展提供的必要条件为地区之间新的商业利益联合铺平了道路。远西地区和西北部地区为债务人的利益发声，而东部则代表债权人的利益。自美国财政部在财政重建的过程中启用绿背纸币之后，这种分裂就越发明显了。 1865年，流通中的法定货币绿背纸币一度达到4.33亿美元，不仅构成了战争债务的一部分，还成为现金流通的基础。在战争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绿背纸币与州立银行发行的纸币、地方代用货币以及美国的辅助货币或“乱发纸币”共同构成了美国的货币系统。1862年美国政府禁止铸币流通，只有在合同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以金银兑付。1863年，萨蒙·波特兰·蔡斯部长开创了国家银行制度以统一流通中的货币，并以美国公债债券作担保，但该制度直到1865年州立银行纸币退出流通才得以实现。之后，国家银行大量出现，并发行纸币替代了州立银行不稳定的纸币，取得了与绿背纸币同样好的效果。1865年，所有纸币均低于票面价值，黄金短缺并一度退出流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78年底。 西部开荒者和他们简陋的家 绿背纸币的贬值反映出人们对南北战争结果的普遍疑虑。自从绿背纸币的购买价值低于一百美分金币价值的标准之后，那些将绿背纸币作为美元接收的人备受其苦。当时，因战争而陷入绝望的联邦政府强迫债权人依照票面价值接受绿背纸币。这显然有失公正，但政府这么做也属无奈之举。后来，绿背纸币迅速恢复到票面价值，财政部立刻意识到和平即将到来。 在1865年任财政部长之前，印第安纳州的休·麦卡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他提议，如果允许，减少包括绿背纸币在内的所有战时债务为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并创建偿债基金以便在债券到期时予以兑付。措施包括撤回流通中的绿背纸币并销毁用于商业往来的绿背纸币。国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休·麦卡洛克开始逐月撤回绿背纸币，直到1868年2月，绿背纸币总量降至3.56亿美元。 然而，撤回法定货币的措施没实施多久，西部的抗议者们就冲着财政部和国会来了。表现活跃的绿背纸币是当时美国商业唯一可用的货币，但如贬值货币一样糟糕。如果绿背纸币退出流通，美国还没有任何货币能替代它，除非铸币恢复流通。在商业上升期，货币数量每减少一美元都会使其活跃度进一步增强，带来更大的市场价值。货币升值，所有以货币衡量的商品价格必然下降。出现物价下降的西部认为这是一场金融灾难。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恢复硬币支付意味着商品价格下降，财政部也不得不在强加于民的贬值货币的各种弊端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休·麦卡洛克 东部的债权人得意地将预期的增长视为美元的购买价值。他们的自私自利与健全的金融原理协调一致。对于西部的债务人，这个过程却大相径庭。他们被局部利益蒙蔽，忽视了美国的债务问题。 货币开始贬值后，西部的大繁荣局面随之开启。绝大多数的西部债务，不管是建立在殖民者的农田、商人的股票还是实业公司的债券之上，均由贬值绿背纸币对应价值的法定货币美元创建。所以任何绿背纸币增值的可能必定会增加债务的内在价值。如果“美元”在价值六十美分黄金的时候借出，由价值八十美分或更多黄金的“美元”偿还，债务人偿还的要比最初的借款多三分之一。然而，他们对政府信用并不抱希望，因而忽略了自己的损失。令他们不满的不仅是实际货币量的减少，还有增值的那部分金额。 休·麦卡洛克受过专门的财政培训，时刻准备着为了国家的偿付能力而牺牲债务人的利益——而且的确，这两者中总有一方需要低头。国会感到了来自西部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工业体系得到重组的西北部地区，从匹兹堡到芝加哥。1868年2月，法律禁止继续撤回绿背纸币，流通中的绿背纸币总额达到3.56亿美元。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和平时期得到合法化。最高法院最终对此做出了规定[2]，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法定货币都由国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 1868年，正如其他地区一样，西部地区陷入债务危机。就像其他债务方一样，西部倾向于通货膨胀理论，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来纠正不公。1786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农民们就曾为此追随丹尼尔·谢斯。第二合众国银行在强迫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的银行偿还债务时，遭到强烈抵抗。而现在，西北部采纳了政客们的建议，认为发行更多的绿背纸币会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 19世纪60年代的匹兹堡 绿背纸币运动的支持者们极力主张保留法定货币作为货币基础，而且所有“合法货币”形式的应付债券和利息应以纸币偿付。因此，他们希望增加绿背纸币的流通量，从而够避免物价下降抑或是给负债者增加压力。全国各地负债累累的债务人都接受该主张。俄亥俄州的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更是成为该主张最著名的代言人，该主张也受到了如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的支持。1868年，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更是凭借此主张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868年7月4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市坦慕尼协会[3]总部坦慕尼厅举行。乔治·亨特·彭德尔顿的支持者在会上提出自己的“俄亥俄倡议”[4]，但该倡议受到仍然觊觎总统之位的首席法官萨蒙·波特兰·蔡斯以及民主党战时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相似观点的挑战。《哈珀周刊》社论发表评论道：“186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反战言论。忠于联邦的人们鄙视这种言论并努力争取无条件胜利。18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主张拒付战时债务。该言论同样遭到高尚人士的唾弃。”在第二十二轮投票中，霍拉肖·西摩战胜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得到提名，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得到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霍拉肖·西摩明确否认“俄亥俄倡议”，但“俄亥俄倡议”还是体现在了民主党的政纲之中。 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右）与麦克莱伦（左）的竞选海报 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 民主党对东部普遍否认的事情做出了承诺，所以在竞选活动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但他们的对手指责霍拉肖·西摩是铜头蛇，民主党还公开表示受到了韦德·汉普顿和“参会的上百名其他叛军官员”的恐吓。针对民主党的指控已经包括“叛国罪”和不忠罪了，经过共和党的修改又增加了拒付的罪名，当然，共和党的真实意图是要秘密地让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获得更多支持。 1864年，共和党被迫伪装成“联邦党”。接下来的四年中，它将为此付出代价。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后，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宣誓继任总统。将民主党和共和党作为联邦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的纽带在罗伯特·爱德华·李投降之后瓦解。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终于可以追寻他最初的想法——做一个坚定的重建者。在国会召开1865年至1866年的会议之前，他的政策使他与共和党激进派渐行渐远。1866年，该政策导致他与共和党发生直接冲突。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共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起因于他关于美军控制下南方战败各州权利的政见。与林肯的想法一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认为纵使这些州曾一度陷入混乱局面，但仍然应保持其州的属性，只不过现在它们属于联邦了。作为总统，他虽然有暴力执行法律法规的权力，但希望自己成为该时代不再依靠暴力执法的第一人。秉承这一思想，1865年5月，安德鲁·约翰逊大赦邦联诸多将领。接着，他大赦各临时政府，制订并公布相关规则以供战败南方各州修订其宪法，重建有序并忠于联邦的州政府。在国会阻挠这一政策之前，他完成了对最后十一个州的整顿。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接受罗伯特·爱德华·李投降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共和党同事之间的分歧在于南方选民身份的恢复问题。在脱离联邦时，南方绝大多数州的白人群体受到了影响。在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南方联邦派系始终忠于联邦。南方将领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赦免，其身份也全面恢复，并作为民主党成员重回国会，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将南方黑人代表的名额比例从原来的五分之三提升至与白人同等水平。每个州都可以产生比战前更多的众议员。在北方民主党的帮助下，南方控制国会并非不可能。 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在北方共和党看来，战败的南方将领非但不受罚反而要奖赏的主张，以及任何可能让1864年林肯总统领导联邦人民击败的政党东山再起的重建政策都是不合理的。被竞选成功带来的种种好处所吸引的政客们一想到会失去这些好处就愤怒起来。无私的北方人为了维护联邦统一牺牲了太多。他们认为，现在立即把联邦拱手让于民主党温和派与之前的“叛乱者”风险太大。这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计划，由共和党激进派操控的国会开始着手阻止这件事。 虽然作为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掌控着任免权，但如果不是出于道德考虑，国会有权限制他对其职权的使用。任何任命必须得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批准。1867年，国会制定法律，规定免职同样需要得到参议院的首肯，而《任职期限法案》将此争议推向高潮。比共有权力更重要的是各议院对其成员的“选举、当选和任职资格”做出评判的专有权。南方的参议员们和众议员们脱离国会已久，没有获得两个议院的认可，也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部分顾问强烈认为包括预先安排的十一个州成员在内的国会只是个“残余组织”，并且没有任何权力，但他们没有影响投票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没有影响到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法案的颁布。 《任职期限法案》辩论现场 在第三十九届国会（1865—1866）中，参议院有查尔斯·萨姆纳，众议院有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对该届国会成员来说，如何将党派联合在一起以阻止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计划是个重要问题。在众议院，因为共和党占绝大多数席位，问题变得简单了。在参议院，虽然共和党没有那么多席位，但可以通过罢免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将人数控制在三分之二。这样一来，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就都能公然对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了，并且可以不顾他的否决通过一系列议案。从否决设置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和《民权法案》开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否决了一系列国会议案。然而，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迫使总统接受以上两个议案以及一系列重要的重建法案。 查尔斯·萨姆纳（左）与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目前，基于法理与诚信的分歧着实令人尴尬。共和党激进派的猛烈攻击加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过度反击使局面变得不堪。1866年，国会将《第十四条修正案》提交给各州批准。1867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用于在军方控制下实施重建计划，否决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撤免官员的议案。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最终以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党派之争的胜利。他虽然往往在言语上十分极端，但执行国会通过的各项法案不遗余力，就好像执行的是他自己制订的法案一样。到目前为止，当重建事宜与《宪法》条款相抵触时，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优先决定权。事实上，《宪法》无法超越逻辑并预见不可控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国会两院均占有三分之二席位的共和党激进派则有权做出决定。作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乎无懈可击，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把柄。1866年，对手已经虽然开始着手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却一直找不到任何依据。 《任职期限法案》变成弹劾的导火索。司法部长提出该法案违反《宪法》。于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撤免了促成该法案通过的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这一行为导致他与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作战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决裂，给了国会弹劾他的机会。1868年2月，众议员投票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 安德鲁·约翰逊遭弹劾 在参议院，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审查从1868年4月一直拖到了1868年5月。弹劾的内容冗长，言之凿凿地详细描述了总统的种种罪状，但只有违反《任职期限法案》这一条适用于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的案子，该法案违反宪法的真相也由此得以进一步明确。另外，该法案制订得过于草率，并没有将此案涉及的情况包括进去。事实上，这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接受审查的策略，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服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判他重罪或是轻罪。1868年5月中旬，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被无罪释放，共和党便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挑选他的继任者上。 在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斗争的过程中，共和党的路线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每个渴望提名的联邦主义者都支持国会的重建计划，没有哪个议题能与重建计划相提并论。在一条政治纲领中，绿背纸币运动遭到谴责，其重要性仅次于重建计划。该条目称“任何形式的否决都是国家级的犯罪”。在芝加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成为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任职期限法案》辩论期间《哈珀每周》的社论漫画：战争部长斯坦顿举着火把准备点燃标有“国会”的大炮，他攻击的目标为安德鲁·约翰逊，发射的是名为“正义”的炮弹 几乎没有人能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那样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一切都那么实至名归。1861年，他还是一名退役军官，一个失败者。1863年，他已经成为攻克多纳尔森堡和维克斯堡的战斗英雄了，在全国威名大震。在1864年到1865年的军事行动中，正是他过人的毅力和胆识支撑着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868年，作为陆军司令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反目之后反而非常幸运地成为两党梦寐以求的候选人，因为他本身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由于他与共和党领导人的关系，他在芝加哥共和党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就得到了提名，而印第安纳州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则作为副总统得到提名。 斯凯勒·科尔法克斯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得到提名时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审查已接近尾声。在宣布延期之前，国会重新接纳了几个在多数共和党人控制下恢复的南方州。田纳西州已经回归，新加入联邦的州有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当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在11月当选并且即将在来年3月就任的时候，就只剩下三个州还处于临时管辖的状态。当他宣誓就职时，北方、南方抑或是西部，无人不为他高兴。他结束了绿背纸币危机，因而受到东部的青睐；西部则念着他在密西西比河河谷出生、长大；在南方，他代表着两袖清风的普通军官。在接纳书中，他做出一个备受欢迎的承诺：“让我们共享和平。” * * * [1]又称《西北法令》。——译者注 [2]在诺克斯诉李以及朱利亚德诉格林曼的案子中。——原注 [3]坦慕尼协会是纽约民主党中央组织成立1789年。因其总部所在地“坦慕尼厅”而得名，后成为“腐败城市政治”的代名词。——译者注 [4]18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主张以绿背纸币代替黄金偿付内战债券的倡议，受到中西部穷人的欢迎。也称“俄亥俄观点”。——译者注 [book_title]第3章　南方地方自治的恢复 1868年投出选举票的八个南方州不再是1860年拥有同样名字的那八个州了，而且与三个脱离联邦的州一样，也大都在共和党激进派的掌控之下。这八个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此同时，伴随它们的还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变革。对这一切而言，“重建”已经不是一个恰当的说法。 确切地说，之前为衡量南方独立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事实上，没有哪个计算方案能将所有损失算得清楚。至于总数，一个合理的算法是，该损失相当于一百万个青壮年男子在三年的时间里不得从事日常生产的损失。南方不光损失了生产力，还损失了大量房屋、谷仓和其他基础设施——有的被烧毁，有的因疏于管理而破败不堪。同时损失的还有作为南方财产之一的奴隶。当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颁布特赦令，联邦军队撤回北方时，南方邦联地区赤贫遍野。 1865年春，摆在南方种植园主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荒废的房屋、春播作物以及对劳动力需求。没有钱或是贷款，他们需要一个高贵的社会地位以抵挡破产的打击。密西西比河沿岸有一位声望颇高的种植园主。后来，他的女儿说道，19世纪70年代，为了不让女儿们碰洗衣盆，父亲承担了各种洗洗涮涮的家务劳动。一个社会，无论男女持有这样的家务劳动观（女儿们居然让父亲这样做），说明这个社会在得以恢复之前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在美国内战后二十年试验性建设期，同样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南方。 奴工制度一去不复返，但黑奴仍然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从可以找到的零星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种植园主们当时想要雇佣解放了的黑奴来重新经营种植园。1865年到1866年，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发现黑奴完全不受控制，最后以失败告终。受够了被监管的日子，黑奴们向往自由，却受制于无知和懒惰。几年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以前落后的种植园时代已经过去，而新的时代还远远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以工资雇佣黑奴失败后，种植园主们又开始尝试将自己的部分资产租给黑奴经营。因为佃农们几乎身无分文，所以地主们还得准备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工具和设备，结果，到处可见荒地。原来，黑奴们骑着骡子全国转悠，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去了。据人口普查的记录显示，劳工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南方种植园面积下降。1860年，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是一百九十九英亩，而十一个脱离州农场的平均面积从阿肯色州的两百四十五英亩，佐治亚州的四百三十英亩，到得克萨斯州的五百九十一英亩不等，均高于全国平均面积。其原因在于种植园经济制度的驱使种植园主不断扩增土地面积。1870年以及1880年的相关报告则显示出农场面积骤降的趋势。二十年间，随着集约农业的发展，全国农场平均面积从一百九十九英亩下降到一百三十四英亩，而南方下降得更快。1880年，除了两个州之外，与南北战争之前相比，整个美国农场平均面积少了一半。 种植园里黑人奴隶在休息用餐 被解放的黑奴们无所事事、终日游荡，成了与经济问题同等重要的社会问题。1865年，对黑奴进行重新定位是立法机构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重建计划认定的忠诚之士管辖。当时，有几个州通过了关于合同、学徒制和流浪的法律。在这些法律的约束下，被解放的黑奴将从事固定的工作，雇主也有惩罚他们的权利。法律代表了白人公民的意愿，认为因为奴隶主对黑奴行为的良好保证已经不存在，所以需要制订特殊条款以控制和调节黑人人口。1865年，对于还处于兴奋和紧张氛围中的北方而言，这些法律简直是要公然恢复奴隶制。北方人试图说服国会以否定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重建计划，让共和党认为前南部邦联支持者声称的忠诚都是虚情假意——所以他们不能立即回归联邦政府或是国会。 直到1867年夏，国会才安排其他政府成员替换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提拔的原有成员，并继续修订宪法，采纳了在1865年12月就宣布作为美国《宪法》一部分的《第十三条修正案》。1866年春，国会巩固并加强了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权力。1866年夏，《第十四条修正案》得以通过。 对涌向军队的那些贫穷而无知的黑人，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自有托词。战争快结束时，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得到授权，管理废弃土地资产并帮助被解放者进行农耕。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做了大量的慈善和教育工作帮被解放者适应突变。在恢复和平之后的一年，若不是国会保留该局以对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险被取缔。直到1872年，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成员们都处在政治斗争之中。 战败后，南方临时政府就连对激进北方人的态度都是敌对的，而白人居民几乎全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如果民权得到恢复，这些白人居民就会控制南方各州。为确保南方始终“忠于”联邦，发展南方共和党的唯一途径就是解放黑奴。《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制订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不仅需要给黑奴提供吃穿，还要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多亏共和党他们才能获得自由。一些人到处散布民主党意图恢复奴隶制的消息，另一些人建立起私人机构。管理黑人选举的白人们责任艰巨，也经常遭到背叛。通常来讲，他们不是当地居民，跟南方群体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只是从中谋利而已，因而得到“提包客”[1]的蔑称。各准州对这样的管理者早就有所耳闻，但只有真正处于其管理之下才对它的恶处深有体会。 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办公人员与解放后的黑人奴隶 1867年的《重建法》要求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将南方划分成五个军事管制区，由军事长官代替所有被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复职的州官员管理。有军队作为后盾，这些军事长官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登记入选民名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之前，国会赋予被解放黑奴在其所在州的选举权，使其进入选民之列。但所有在南方邦联各大机关供职的白人领袖都被排除在外。不管白人还是黑人，只要参加投票选举，就必须发誓坚定不移地效忠联邦。 各州依据该选民名单召开代表大会以修订宪法。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必须修改法律，承认被解放黑奴的地位，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以保障黑奴的民权，并赋予黑人选举权。在军事官员的不断监督下，在上述所有事宜办理妥当之后，修订后的宪法才呈递给国会，等待最后的批准或否决。 当然，宪法条款不可能预见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引起战争的根本问题是任何州不得脱离联邦。如果这一点成立，所有的州就还是州，那么总统要恢复秩序并撤回军队也是合理的。但这个理论导致一个相当不合理的结果，即在绿背纸币运动威胁到公信基础的时候，立即大规模恢复曾一度有意破坏联邦统一的势力。国会佯装要重新接纳或是恢复各州的行为却否定了它们作为州的属性，并暗示国会承认南方邦联曾一度主张的说法：联邦成员可以脱离联邦。国会的任免权将其置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当诉讼的对象是总统（密西西比州诉安德鲁·约翰逊案）或是战争部长（佐治亚州诉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案）时，所有试图诉诸法律加以干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一起个人诉讼案中，上诉人希望能减轻罪行（偏袒一方的麦卡德尔案），但这起案件最后被突然颁布的上诉法修正案规避掉了。这种情况并非预谋，美国《宪法》对此也没有应对条款。最终，对重建的评价必须基于其结果而不是合法性。如果重建给南方带来了和平，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保卫了联邦的统一，且没有因为重建本身而带来新的苦难，那它的意义就是积极的，与《宪法》无关。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认真地执行《重建法》不遗余力，1867年秋，南方代表大会召开，一直开到了冬天。在其中五个南方州，黑人在选民名单上占了大多数，而且无论哪一个州都不允许保守派控制代表团的选举。前南方领袖仍然被剥夺选举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北方会准许激进派让他们受制于无知黑人的掌控之中。结果，有大量黑人参加的南方各州代表大会或许就在白人共和党、提包客或是无赖汉的支配下进行了。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官员们积极地指挥黑人选举。被解放的黑奴们通过举行联邦联盟的秘密仪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只有田纳西州逃过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该州迅速接受了《第十四条修正案》。1866年，国会没有理由不接纳它。 对1867年南方各州会议记录的分析显示出国会强加于南方政治改革的程度。当时南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处于领先水平。种植园主开始把地产分成几份，并将小块土地委托给租户或佃农。这些租户或佃农被称为“分益佃农”。种植园主承担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幸好还有精明的政府和一笔差强人意的北方商业贷款作为支持，但可能还要面临劳工和资金的问题。那些本来可能控制南方经济未来的人却被联邦政府当作叛徒排除在外，而他们的位置则由北方的冒险家和被解放的黑奴代替。密西西比州代表大会包括被称为“黑棕色”[2]的十七名黑人代表。他们在经验和能力上的不足导致浪费与欺诈现象出现，但代表大会的权力通常都高于其背后的州议会。 获得选举权的黑人踊跃投票 1868年夏，大多数州应国会要求制订新的宪法，而大部分南方地区还在绝望中沉默地观望。与战争带来的痛苦相比，南方现在痛苦更甚。因为激进派要在1868年各州的投票选举中使用新宪法，新宪法中有七部被及时采纳。亚拉巴马州是第八个采用新宪法的。不过，一开始，该州公民不认可新宪法，但国会仍然迫使该州采用新宪法进行选举。这八个州里只有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没有投票给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1869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就任总统时，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仍未被联邦接纳。 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第一届国会执政期间，重建才正式完成。1870年2月，密西西比州完成重建工作。1868年，在保守派州长本杰明·格拉布·汉弗莱斯的领导下，该州鼓起勇气否决了重建宪法。他被撤职之后，其位置由一位北方州长接替。保守派因此丧失信心并接受了他们一直否认的重建宪法。这些州迟迟不接受新的宪法再一次使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在此期间，国会又递交了《第十五条修正案》，并且准备重新接纳顽固反抗的州。重建的第一个成果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新的州议会接受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并且派北方军事长官阿德尔贝特·埃姆斯和黑人传教士海勒姆·罗兹·雷威尔斯去华盛顿出任密西西比州的新参议员。 1870年1月，弗吉尼亚州回归联邦。该州原来的政府在弗朗西斯·哈里森·皮尔庞特的领导下忠于联邦，并且备受林肯总统的器重，但后来被军事政权取代。1867年，因为拒绝接受《第十四条修正案》，该州失去了最后一个得到接纳的机会。在国会的操纵下，黑人激进派代表大会制定了新宪法。1870年1月，黑人激进派代表大会强制公民接受了这部新宪法。1870年，得克萨斯州处于恢复期的最后阶段，如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一样，重新加入联邦。自1867年《重建法》通过之后，加入联邦的条件变得更加繁琐、复杂。 阿德尔贝特·埃姆斯 1870年春，南方邦联十一个州终于恢复完毕，仅剩佐治亚州在恢复之后又被驱逐出联邦，因而成为国会重建计划中的最后一个州。1868年，佐治亚州接受了新宪法，将首府从南北战争之前的米利奇维尔迁到了建在亚特兰大城市废墟附近的新城镇。该州接受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但它的第一届州议会并没有完全领会国会的意图，竟然驱逐了激进派推举的所有黑人成员。国会因此拒绝在华盛顿为佐治亚州代表团设置席位，并且继续延长对它的观察期。直到该州议会战战兢兢地取消了对黑人的驱逐令，佐治亚州才最终得到了联邦的承认。 黑人传教士海勒姆·罗兹·雷威尔斯 激进派不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不断否决，通过了国会独断专行制定的法案。但这样的行为并不为美国《宪法》认可。在战争时期，法律的执行受到阻碍在意料之中。国会一直拖延南方的恢复期，直到大多数人都相信南方各州已经完全忠于联邦。大多数国会成员都只相信各自党派的忠诚，因而制定了一个比实际的重建政策更具争议的政策。国会逐渐动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1865年12月18日生效）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众望所归，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暴力手段来执行。下一个修正案的制定源自一种恐惧和一个希望——害怕被解放的黑奴再次受到压迫，希望他们能成为共和党的政治盟友。在《重建法》通过之前，《第十四条修正案》就已提交给各州。1868年7月28日，《第十四条修正案》写进了美国《宪法》。但只有使用强制手段才能使其获得南方各州的接受。黑人的选举权实际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因为他们遭到威胁——如果不同意就减少黑人国会代表名额。国会早就在南方各州依法设置了黑人选区。《第十五条修正案》禁止各州因种族、肤色和以前遭受奴役等理由剥夺公民的投票权，这条修正案直到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就职典礼之后才得以提交给各州。这条修正案被采纳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害怕南方剥夺黑人的民权，害怕付出代价或是南方恢复到民主党的控制之下。1870年3月30日，该修正案公布时，共和党激进派开始竭尽所能地自救，并且出于恶意、无知或是误以为自己在做慈善，使战败各州遭受到在有极少黑人的北方都难以容忍的情况。 解放后的黑人与白人一起参加选举 1870年，南方在名义上完成了恢复工作，但事实上当时的南方无论是恢复还是重建的进程都离“完成”二字相差甚远。在重建的道路上，南方还未扫清奴隶制残余、解散种植园、制订新的土地占有及工资制度、重新整理因战争而荒废的材料和设备。恢复的进程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很难想象，这样的美国社会群体会允许自己受制于以前最看不起的那群人，但这正是剥夺白人权力并赋予黑人选举权的目的所在。不管有没有法律，只有当各州政府重新回到可靠的白人公民控制之下时，南方的恢复事业才算完成。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 1870年，南方各州政府几乎都按照国会的意愿做出改变。国会里南方各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是共和党，也几乎都是“提包客”之流。南方各州的州长、行政官员和立法委员也都是共和党。他们中很少有人坐拥大量财产或是站在他们所属群体的立场上。如档案所记录的那样，他们大都是目不识丁的黑人。纵使所有人都心怀美好愿景，他们也几乎不会想到根据当地的需求，合理修订法律，从而使当地恢复繁荣，人民得以生存下去。因此，他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误。 根据当时在美国南方旅行的游客描述、公文、有关南方的传记和回忆录的记载，很容易找到对重建政府奢侈浪费具体细节的描述。没有人清楚政府人员实际做了哪些工作，却只见账单和工资清单源源不断地打印出来。当花销超出了财政预算，重建政府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贷款。对于只有几个月不在棉花田里劳动的黑人来说，纳税人可能被迫给他们使用的丝绒地毯、红木书桌和进口痰盂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其中一个州的议会大厦还不断提供餐饮丰盛的免费午餐。而无端的浪费只能算是南方所遭受的最小负担。 更过分的是，重建政府把自己所有的腐败行为都归因于国会政策。南北战争时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处处滥用职权的时期。威廉·马格尔·特威德的所作所为让北方人反感，讽刺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则让公众注意到他的罪行。在其他州，与前者相比流氓没那么野蛮，与后者相比检察官没那么敏锐。恶人无法逃脱，不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而是根本无人监管。南方的情况比北方更令人深恶痛绝。在南方，这种现象更猖獗且犯罪手法更拙劣，而这都是“外来者”的杰作。 蓄意盗用公款已经不足为奇。没有哪个州的账目保存完好，让今天的学者可以确定地查到资金流向。政府官员通过签订合同贪污受贿，通过管理学校和实施黑人援助计划欺诈造假，通过售卖执照和选票从中渔利，通过非法发行公债以及不计后果地贷款修建铁路攫取非法盈利，最终导致公债高筑。多年来，南方接二连三否认这些债务的存在，使其信用持续下降。来自缅因州的废奴主义者、共和党员詹姆斯·谢伯德·派克写了一本叫《沮丧之州》的书，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混乱状态做了生动的描述。同时，其他州的类似情况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威廉·马格尔·特威德 托马斯·纳斯特 说到法律，南方当局对黑人占多数的地区满是无奈。应国会要求，当时仍然在值勤的卫戍部队能保障被解放黑奴的安全，却不能长久地约束白人群体。人们对到底是黑人暴力还是白人暴力先出现争论不休，1867年，局势正朝着通过暴力或欺骗来消除被黑人控制的方向发展。然而，通过法律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除非白人努力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并且将黑人视为平等的公民，但通常来讲这就像是让他们接受黑人的控制一样，是不可能的。 三K党是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并没有什么集中的领导，最早出现在田纳西州，后来几乎遍及整个南方地区。该组织早期主要是为了戏弄对邻居无礼的黑人和提包客。三K党成员夜里戴着面罩，骑着马，按惯例即兴地向受害人示威，既折磨了受害人的身体也挑战着他们的想象力。该组织经常为了个人恩怨通过极端暴力手段复仇。在选举期间，三K党的暴力威胁竟然成了削弱黑人选举权简单而有效的手段。1871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和国会都意识到需要采取特别手段来维持南方的治安了。1871年夏，国会派出委员会到南方的几个核心地区视察并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证言。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三K党的种种暴行和重建工作的进程。从1872年开始，恐怖活动逐渐平息。三K党虽然极大地阻碍了黑人享有新的权利，但促进了南方自治运动的兴起。 常态下，南方的政治基本处于民主党控制下，这一点由边疆各州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南方必须吸收被解放的黑奴群体参与投票，国会不能干预。1868年，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肯塔基州的选票并没有投给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而南部邦联只有两个州没有把选票投给他。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忍气吞声，在一群黑人中间完成投票。1870年，佐治亚州选举产生了一届保守派州政府。田纳西州从一开始就逃过了黑人的控制。在看到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遭遇的麻烦之后，较晚为联邦重新接纳的弗吉尼亚州巩固了白人群体的地位，而且从来没有选出过一届激进派的州政府。1870年，经过一场类似南北战争的争斗后，北卡罗来纳州终于选出了一届民主党当政的州政府。南方邦联的其他州一有机会就紧随其后。1872年，州政府选举进程加速。1876年，南方地区已经没有任何共和党当政的州政府了。在南方，共和党几乎一度销声匿迹。一个很大程度上由黑人操纵的光杆组织，继续享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官方授予的办公室，从而为该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贡献出一个个顺从的代表团。南方的选票几乎都投给了民主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方各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 美国三K党成员 白人控制下的恢复工作充斥着暴力压迫和欺诈行为，但如果没有来自北方的默许，这些行为不会屡屡得逞。1872年前，北方激进派的敏锐度减弱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共和党人开始审视他们的工作并做出自我批评。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在书中写道：“我们不可能完成重建南方的工作，除非由南方自己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也不会期望南方站在我们这一边，除非我们的重建工作能真正维护南方的利益。”政治独立人士对这样一个需要军队不断维持的社会秩序失去了信心。随着1872年总统竞选的不断迫近，他们公开表达了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重建计划的不满，并威胁将阻止他再次竞选。 一个白人老妇到访黑人家庭，暗喻白人和黑人只是表面上的和平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令人不满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了。他任命的官员都被贴上了偏袒和无能的标签。他任命的最荒唐的官员曾代表美国在伦敦出席活动。这个人出过一本关于扑克游戏的专著，还在一家矿业公司担任领导，而被认为根本不配在政府中任要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亲信还包括很多狡诈的金融家。南方的腐败和管理不当实际上都源于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反对情绪，虽然国会恰当地将一切责任都揽了过来。只有看在他对诚信金融的支持、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基础设施和为解决与英国的争端而付出努力的份上，总统的支持者们才感到荣耀。 与英国达成和解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最大政绩。1862年夏，当“亚拉巴马”号逃脱了英国官员的管辖出海作乱后，美国驻伦敦大使便坚持要求英国对联邦遭受的一切损失做出赔偿。索赔要求的提出主要是表达对英国的抗议，即英国作为中立国应该遵守中立原则，阻止一切对美国有敌意的军舰在其管辖的海域出海巡航。面对英国官员的断然拒绝和冷嘲热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立即起草了索赔要求。他的继任者雷弗迪·约翰逊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的抨击。查尔斯·萨姆纳认为美国南北战争由于英国的介入而延长，所以英国对美国遭受损失的赔偿[3]理应增加。1869年到1870年，国际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处于和平状态的美国盟国也都惊恐万分。边界争端、渔业争端以及英美两国在索赔问题上的分歧都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1870年，英美两国匆忙召集高级联合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集中解决这些争议，并达成了《华盛顿条约》。在随后的仲裁中，美国获得了成功，虽然查尔斯·萨姆纳的极端观点遭到否定，但美国主要的索赔要求得到了支持。英美关系空前稳定。这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对他构成了政治威胁，因为负责谈判的官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有可能成为反对他的共和党自由派总统候选人。 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 总统任上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共和党自由派包括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反对者，还有对其不满的各类改革家。伟大的德裔美籍独立人士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是共和党自由派的领袖。霍勒斯·格里利和他的《纽约论坛报》为了支持共和党自由派下了不少工夫。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共和党自由派很是关注。萨蒙·波特兰·蔡斯想要得到共和党自由派的支持来获得提名。像怀特洛·里德和亨利·沃特森这样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想控制共和党自由派。文官制度改革家组成队伍加入进来。他们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非常失望，因此寄希望于新的政党，以改进政府职能。1872年5月，共和党自由派在辛辛那提市召开大会，提名霍勒斯·格里利和格拉茨·布朗为候选人。在演讲中他们公然谴责共和党的重建计划，强烈呼吁恢复南方自治，主张文官体制改革、铸币支付以及维护公共信用。民主党从中看到了联盟的机会。1872年7月，民主党在巴尔的摩提名了同一名候选人，这样，分裂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 《华盛顿条约》美英双方代表的合影：站立者从左到右分别为滕特登勋爵、约翰·麦克唐纳和蒙塔古·伯纳德，就坐者从左到右分别为斯塔福·诺思科特、乔治·罗宾逊和爱德华·桑顿 美国再没有比霍勒斯·格里利更离奇古怪的政治人物了。他是从编辑部走到政治演讲台的人。长久以来，霍勒斯·格里利致力于追求新闻自由。他有过很多主张，包括推动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社会改革，也曾经不断地否定自己又不断地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托马斯·纳斯特辛辣的讽刺漫画非常善于描绘这样的人物。没有什么能像他荒诞漫画中的对比那样强烈，竟能唤起南方政党支持那些抵制南方奴隶制的有志之士。 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再次一致提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并拒绝让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连任，转而选择亨利·威尔逊为副总统候选人。1868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的主题全是追溯往昔的杰出成就，以及该党如何为了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和财政业绩而承担全部责任的事迹。自1860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在所有州为候选人拉票，并毫不费力地将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推上总统之位。并不和谐的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联盟也增加了共和党在竞选中的权重。从南方回来的人们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即南方即将迎来地方自治。 四年后，南方政府完全恢复自治，不再频繁地参与国家事务，转而继续重振南方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之上，南方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在战后的废墟上逐步恢复人口、振兴商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南方也远没有将其政治归于国家统辖之下。 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 霍勒斯·格里利 * * * [1]南北战争后利用南方局势不稳投机谋利的人，因经常手提毡制旅行袋而得名。——译者注 [2]主张白人、黑人按比例选举代表的政治团体成员。——译者注 [3]约二十亿美元或者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部北美属地作为替代。——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1873年大恐慌 “西部政界不是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走向腐败的吗？”1868年，记者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在思考商业与政治的关系时曾这样深刻地批判道。他给了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并且发现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有着与他同样悲观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对诚信的回归感到绝望。在牛津大学获得民法博士学位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文坛享有盛誉。1876年末，他充满疑惑和沮丧地质疑道：“道德风气败坏就是实施民主的结果吗？我们的政府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吗？还是为了无赖的利益而以牺牲这些傻瓜为代价？” 他们言辞犀利，但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由战争英雄们执政的这些年，商业在改革中挣扎。如果他们能预见到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注意到政府新思路的进步、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的不断扩大和政府对全国教育事业的投入，就不需要如此绝望。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创办的《国家》杂志传播崇高理想和深刻评论，但他却不能靠着这些来维持生计。渐渐地，他心灰意冷，仅有的一块地也荒了。在那个时期，年轻的大学校长们在这样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甚至都找不到谋生之道。在哈佛大学，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打破了陈旧的人才培养途径；在密歇根大学，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证明以税款扶持的政府机构是可以维持健康、学术、非政治性的教育的；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一个叫约翰·霍普金斯的个人捐助者让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有机会证明，在充分民主的环境下，创新奖学金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1868年，美国基础建设的健全性正如它在1861年拥有的财富一样不可靠，当时，引发暴乱的表面因素暴露出美国公信力不足的一面。 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的漫画形象 青年时期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各种丑闻频频曝出，举国震惊，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对他失去信心。他执政的第一年，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觊觎黄金溢价并试图垄断市场，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公然与投机者交往，招致颇多指责。经过一番抵抗之后，威廉·马格尔·特威德终于遭到检举揭发，被判入狱，由此暴露出城市里官商勾结的种种丑闻实为国家耻辱。罗伯特·卡明·申克和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虽然没有这几位出名，但也算不上廉洁。后者被指控用莫须有的政府赠地修建铁路而在法国被捕。1864年，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与之前的共和党组织和激进派的名誉领袖走得很近，使自己声名狼藉。在伦敦做外交大使期间，罗伯特·卡明·申克在一家矿业公司任董事。他购买股份的钱是从该计划的发起人那里借来的。后来，该公司面临破产并涉嫌欺诈，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不得不将其召回。在看到这些人的不忠与道德的堕落之后，评论家们已经准备在重建政府发现更多官员堕落的证据。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与他的内阁成员 罗伯特·卡明·申克 1872年竞选期间，腐败丑闻继续曝出。当时，有信件曝出国会议员收受贿赂或其等价物——成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幕后股东的始末。动产信贷公司的丑闻震惊了各行各业的人，从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开始，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威廉·博伊德·艾里森、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亨利·威尔逊、鲁弗斯·道斯，还有其他一些前政府官员都榜上有名。一些人拒绝认罪并自证清白，但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嫌疑——他们对廉洁官员的定义过低，而他们代表了当时共和党人的各个阶层。其中，在1870年，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还曾毫无顾忌地谈起自己收到的礼物——国会议员送的马车以及快递公司送的马匹。 1872年，声名狼藉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想要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并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提名，却能获得候选资格。这着实表明，为了达到目的，很多选民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对其不加任何批判。他厚脸皮地在国会中继续任职，并提出法案，要求提升华盛顿官员的工资待遇。同时，该法案也适用于支持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并且具有追溯效力。该议案的制定者们后来回到各州向选民们解释他们在“强索工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国会。 讽刺漫画：政府官员牵涉动产信贷公司的丑闻 在第二任期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内阁成员的其他不端行为逐渐曝露。战争部长威廉·沃思·贝奈普承认了自己卖官的事实。财政部更是被曝出威士忌欺诈的丑闻，就连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私人秘书也身陷其中。众议院议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则被曝出向一家铁路公司索贿，并承诺不会在将来运营时成为“该公司的免费乘客”。 “强索工资事件”：政客们指责对方抢工资 没有什么能比对慈善家、金融家杰·库克的描述更能说明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业道德问题了。他毫不犹豫地向当时的政治领袖大献殷勤，可谓真挚虔诚、无私慷慨，利用自己的账目帮助他们秘密进行投机，并为政府提供官方服务。在他并不光彩的一生中，无从得知他的文官生涯在哪里终结，而他的秘密薪水又从哪里得到。杰·库克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好友，也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子女的自由赞助人。1873年，他的银行经营失败引发恐慌之时，他还在位于费城外的乡村别墅里款待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 杰·库克 国外以及美国国内金融界动荡不安了好几个月，但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在杰·库克的银行停业后，1873年9月18日，美国信贷全盘崩溃。因为如果这家银行倒了，其他银行也不会安全。在南北战争期间，杰·库克凭借自己的能力为美国公债找到了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战后，他又将自己的能力和声誉带到了铁路领域。1869年，他成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务代理。客户们因为看到该公司之前的投资项目赚了大钱而选择继续在杰·库克的指导下进行投资。他个人的追随者也有很多，并且对他充满信心，认为杰·库克的信用就像政府的信用一样可靠，因为政府债券就掌握在他手里。杰·库克垮台之后，曾经让他信心满满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也已严重超负荷运转。恐慌迅速蔓延，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十天之久，以阻止强制抛售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四十八个小时之内就至少有三十个银行受到冲击而倒闭。位于商业中心的其他银行也紧随其后，各种交易因为银行代理的瘫痪而停滞不前。 美国各地区的恐慌程度通常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第一波危机中，银行纷纷倒闭，不能满足储户和原始债务的运转。储户们既不能拿回原有的存款，也不能通过原来的途径拿到贷款，最后只能走向破产。银行纷纷倒闭之后，铁路、房地产和工厂也相继倒闭。损失开始遍及各公司的员工、承包商及债权人。美国信用全面崩塌。投入的资金遭受部分甚至是全部损失，还有些则面临无限期的拖欠。数日之后，严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但它带来的大萧条使美国商业陷入全面停顿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工业进步是时代的标志，其发展是必然趋势，然而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企业。从1873年到1879年，美国逐渐从恐慌的黑暗与脆弱中走了出来。 杰·库克的破产引发的这场恐慌带来了五年的经济疲软，其真正原因在于南北战争时期的扩张。19世纪60年代，随着机器应用得越来越广泛，美国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在满足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有结余，可以投入基础建设事业。在美国国内创建并通过从国外贷款增加的投资项目刺激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投机行为。美国对市政建设的投资逐年增长，却没有任何收益。投资铁路收益很慢，而且若投资失误，那些资金就再无收回可能。同时，美国要面对的还有在南北战争中遭遇的损失。波士顿和芝加哥发生的严重火灾无疑雪上加霜。1870年，盈余几乎被消耗殆尽。盈余一旦耗尽，新企业的发展停滞，而首先停掉的一定是筹划不周的项目，否则会拖累其他项目。实际上，在杰·库克破产数月前，美国商业就已经接近危机边缘。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寻找市场失败继而引发破产，陷入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 纽约证券交易所外景 1873年，聚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等待抛售股票的人群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货币系统的缺陷就明显暴露了。因为美国信贷的上升、商业的发展以及绿背纸币的缓慢增值，美国货币系统增加了商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恐慌的程度。1865年以后，美国商业交易的频率与总量增长得比货币流通量更快，导致货币流通量增大，更由于需求增长而导致价值上升。由于美元的购买力增加，由绿背纸币作为衡量的物价必然下降，每笔等价的债务必须要以指定数额的美元进行偿还，因而随之稳步上升。来自新农场的产品大量增长，并由新修的铁路运送到各地，为新工厂提供原材料，从而导致物价下降，即使以黄金进行交易。在这个物价下降而现金增值的时期，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债务人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债权人却不劳而获。以固定工资或收入为生的人在这些波动中频频受益，但对于债务人来说商业交易就变得更加困难。 1868年竞选期间，组织有序的绿背纸币运动在政治上表现突出，并且对1873年以后仍处于艰难时期的债权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1869年，共和党代表大会通过一条关于“加强公共信用”的决议，批准了一系列政治纲领。决议宣布“美国将以自己的信誉郑重承诺铸币或其等价物（绿背美钞）的支付”，也不会利用贬值纸币来偿清债务人的“法定货币”，即债券。所有战前或早年形成的债务遭遇贬值，后期的债务反倒获得了增值。 尽管有此保证，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作为领导，但恐慌过后，在两党之中支持绿背纸币膨胀的人更多了，他们试图让国会改变政策。在恐慌的关键时期，财政部长威廉·亚当斯·理查德修订法律，重新发行了两千六百万美元的绿背纸币，也就是曾被休·麦卡洛克撤回的绿背纸币。最终，他仍将发行的总数提高到3.82亿。1874年，国会通过一条法案，将这个数字增加到四亿，该法案被反对者称为“通货膨胀法案”。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强烈否决了该法案。考虑到这种不能兑现的纸币可能带来的种种坏处，他选择坚持自己1869年的观点。当年冬，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力劝国会采取措施兑现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曾经做出的承诺。1875年1月14日，财政部规定，1879年1月1日起恢复铸币支付，即用黄金赎兑绿背纸币。 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 最终国会没有通过绿背纸币党极力呼吁的拒付法案，但绿背纸币运动的繁荣带来一系列新的麻烦，正是这些麻烦让像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这样的人陷入困境。东部人面对西部问题基本上像他们面对南方的种族问题一样一窍不通。他们倾向于将不诚信的内在原因归于通货膨胀运动，而忽略了其真正的根源——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格兰其运动的出现让公众对西部道德标准更加怀疑，而恐慌的出现使该运动扩大了规模，并使它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1873年到1874年间，美国的西北部地区突然出现一个半秘密状态并带有仪式感的社团，成员自称“美国农业保护者”，但通常人们称其为“格兰其”[1]。在各地的农民俱乐部和农场，格兰其社团纷纷成立。开会时，格兰其成员对政治侃侃而谈，而妻子们则负责为他们准备野餐饭菜，孩子们在门外玩耍。自1867年成立以来，这个社团只是在名义上存在，但恐慌期间却意外地满足了新的需求，发展得极其迅速，曾在一个月内拥有了超过一千个格兰其分会，直到1874年达到最高峰——两万个格兰其分会以及一百六十万会员。从理论上来讲，格兰其分会是按照其所属州来划分的，但后期统一合并为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实际上，格兰其的活动全部在俄亥俄河北部，甚至是芝加哥的西北部一带进行。 格兰其运动的海报 格兰其运动表达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影响了党派以及政党领袖的行为。与此同时，西北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和艾奥瓦州——的议会躁动不安，对铁路和铁路管理抱有敌意。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格兰其的特征之一。经人民认可，1871年至1874年期间，这几个州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对铁路进行管控的法案，一开始被称为“格兰其法案”，使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益匪浅。 在东部人看来，绿背纸币运动是恬不知耻的赖账行为。格兰其运动似乎有没收充公的意味，每个格兰其法案都规定了政府当局关于稳定铁路运价的管理办法。这两个运动都应该放到具体的环境中来考察，这样至少可以解释西部人呼吁使用绿背纸币的热情。同时，格兰其运动也表现出西部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长远眼光。 南北战争时期是美国铁路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1873年恐慌之前，很少有铁路是由当地修建的，也很少有人能预见，铁路远远不只是为方便出行提供一个除公路和运河之外的选择。1837年的恐慌过后，美国工业开始复苏，所修铁路的长度与日俱增。在1857年又一次恐慌抑制商业发展之前，低洼沿海地区的铁路已完工，阿利根尼山脉被数条延伸向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方向的铁路干线覆盖。那些年修建的铁路只是在已有铁路基础上的增补线路，如伊利运河线、俄亥俄河线和密西西比河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新线路。这些线路将繁荣地区连接起来。新企业的管理者们盘算着从现有的生意中获取更多利润。 19世纪60年代，美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有的是等待被征服的新土地。大型企业的老板们开始考虑利用公有土地进行发展和投资，并在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圈寻找新的利益。自然的水路和陆路很少能覆盖芝加哥西部地区，铁路却修到了这片新土地，除了铁路线之间的竞争，没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可以与之竞争。1857年到1873年间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社区是铁路的产物，并依附于这些铁路线。 威斯康辛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对铁路产生了依赖，而这种依赖也给这些区域的历史涂上了一层新的色彩。虽然当时还没有面面俱到的铁路服务，但铁路还是吸引着广大美国人蜂拥而至，成了大众运输的新宠，无形中给铁路公司带来了强烈的利益刺激。一旦铁路建成，各地区的民众开始在铁路上消费并出资维护，形成对铁路的依赖。这时，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开始出现。这些铁路通常是用从东部借来的钱修建的，导致债务人和债权人站到了互相指责的对立面。 因为大托运人往往能拿到批发价，而小托运人出价最高，所以私营运输商在零散客户那里能拿到最高利润，渐渐滋生了对铁路公司的敌对情绪。受宠、歧视、回扣就是当时铁路生意的真实写照。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击，并不是出于对维护统一收费的义务，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在如西北部地区这样依赖铁路的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如差别待遇或定价过高的不公平现象。东部地区因为存在线路之间的互相竞争，同时对铁路带来的利益没有那么依赖，所以这种现象并不明显。经济繁荣时，人们虽牢骚不断但也都接受了这种收费方式；经济萧条时，越来越多的绿背纸币压榨着西部的债务人。1873年的恐慌导致美国各地商业停滞，广大农民迅速采取行动，开启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以格兰其组织原有的架构为基础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1874年，农民通过该组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格兰其法案试图建立一条新的法规，即鉴于铁路运营商提供服务的性质和享有的特权，铁路具有私营公共事业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想要责难铁路的冲动使人们忽视了这条原则，但在所有法案当中该原则显而易见。习惯法有条旧规定：船夫、面包师和旅馆老板受政府管辖，而现在铁路与这些行业划归一类了。威斯康辛州通过的《波特法》制定了一个分类价目一览表以取代该州原有的铁路价目表。伊利诺伊州成立了铁路与仓储行业委员会，负责对铁路收费定价和取消仓库租赁合同等事宜。在艾奥瓦州，最高定价由法律决定。 铁路公司并没有立刻明白新法律的真正意义，纷纷谴责这些法律没收了它们的收入，并在法庭上痛斥格兰其法案，认为该法在理论上毫无根据，且并不适用。纵使铁路公司接受调控规则，这些法律制订得漏洞百出，几乎难以实行。仅仅根据反对铁路的立场而选出来的农民立法者既不可能在立法中保持公正，也不具备专业知识。这些法律与1873年的恐慌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其法律效果难以准确衡量。多年前，这些法律就已完成修订，但铁路公司的反对声音仍无消减。它们的争议基本上基于两点：一是政府当局调控定价的权限问题，二是州政府调控与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是否兼容的问题。 1876年，铁路公司控告格兰其法案违反宪法一案从州立最高法院一直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877年春，美国最高法院对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案做出终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意识到“控制铁路公司的实质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调控他们的权力”，认为“当事机构（本案中的仓库）自未经允许自发成立之时，就应该服从于州议院基于公共利益的管制”。同时，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定价法案》，宣布该法案并不侵犯国会权力，并正式批准了一条新的法律条文。 格兰其案件的影响延伸并渗透到美国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政府干预的必要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明白，这种控制不能由演说家或者分肥者来执行，而需要科学的策划与可持续的政策。格兰其案件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影响，进一步塑造了美国的行政方式。 格兰其运动与1873年的恐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久之后，它又出现在西北部地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很快就消亡了，仅留下成为纪念的调控规则。随着西北部地区逐步恢复昔日的繁荣，新的利益点相继出现。事实上，早在1877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时，格兰其运动的热情就已消退。 1876年，美国以一种低落暗淡的景象迎接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的终点。一方面，悲观情绪在东部精英阶层中间迅速蔓延，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都因为高官的行为而备受质疑；当时的南方通过大规模的暴力和欺诈手段争取地方自治；西部仍然处于恐慌之后的萧条之中，对金融状况已丧失信心。另一方面，费城已经在筹备美国独立的百年庆祝活动。在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结束时，美国仍然像刚刚获得独立时那样充满希望。 1876年，费城博览会的召开就是对美国独立一百年来发展历程的展示。虽然被随后的各种世界博览会赶超，费城博览会还是广泛地展示了美国的强大资源，也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距。国外展品首先对美国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精细程度产生了影响，随后又刺激美国向更高的艺术标准发展。在独创性方面，美国人的智慧足以应对所有竞争。但很少有美国人到国外实地考察，所以他们并不了解那些其实很廉价的生产工艺。结果，无知让美国人陷入一种未经实践证明的优越感当中。百年纪念进入倒计时，美国也开始向欧洲的更高标准努力。 1876年夏，科罗拉多作为第三十八个州加入联邦。自采矿者向着“派克峰或破产”的目标涌向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平原以来，转眼十七年过去了。在采矿的间歇，他们将采矿营地变成了永久的居住地。1864年，他们得到授权将此地建为州，但他们拒绝接受这项任务，因为当时此地只有少量居民。由于印第安人战争的影响，他们几乎完全与美国隔离开来，因而恳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他们修通横贯美洲的铁路，但结果却让他们失望——铁路从夏延而不是从丹佛经过。1870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终于将铁路修到了丹佛。尽管后来经历了1873年的恐慌，科罗拉多州开始发展起来。在首次执政期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就开始促成科罗拉多加入联邦，但直到1876年他才签署了接纳该州的文件。该州的加入恰逢其时，在美国有史以来麻烦最多的总统选举中，它为共和党候选人又增加了三张选票。 费城世界博览会场馆全景 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出的科利斯蒸汽机引擎 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出的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大炮 * * * [1]意为“农场”。——译者注 [book_title]第5章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执政 1872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毫不费力地再次当选，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可以煽动党派之争死灰复燃或是引发新争议的议题出现，以前的一些议题不再激烈。当得知联邦陷入危机时，人们持怀疑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还有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转而在1872年的选举中将选票投给霍勒斯·格里利，但他们这样选择的目的与其说是被民主党的承诺所吸引，不如说是出于对共和党执政的反感。从全局来看，选择联邦或者共和党的习惯还是保持了下来，共和党还是有众多支持者，足以保证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连任，甚至有可能让未来的共和党继任者都从这种政治惯性中受益。 在第二个任期（1873—1877），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政绩并没有什么起色。在此期间，行政当局的丑闻不断曝光，有时甚至快要威胁到总统本人，但最后除了有损他在鉴别力方面的声誉外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际损害。这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萧条和衰退的一个时期。美国把最好的智慧都用在了对商业、教育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上了。政治则基本留给那些之前就已经在控制它的人，也就是那些南北战争时期的杰出人士。 南北战争后，美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式，但并没有什么改进。虽然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行为和过当行为，但国家领袖们都能坚持原则，没有通过奸诈的手段或者利用自身的权威去影响政府高层的决策。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将其他争议一扫而光，唯独放大了一个方针——挽救联邦，并且把这个机会给了刚出现的一批具有强烈狭隘爱国主义思想的人。这一类人在重建期间占主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主要是在战争中战功赫赫、名声大噪的人。他们利用军事上的影响进军政界，但战场上的丰功伟绩在政治上却丝毫派不上用场。 1861年到1876年之间，只有少数领袖能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透彻地分析政治而不是南北战争中的问题。1876年之前，这些人里最出色的几位已经离任。林肯遭到暗杀；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已经连任两届总统；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已不在；查尔斯·萨姆纳在临死前从其党派的荣誉榜中被除名；萨蒙·波特兰·蔡斯虽然去世时还是首席法官，但一直郁郁寡欢。如果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在政治舞台上发出光芒。但他们退出了，一大批能力在他们之下的领袖们掌控了这个舞台，这些人只懂得战争，对其他事务几乎一无所知。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这些人的丑闻不断被曝出，一度影响了整个共和党组织的形象。他们提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议题，但在这个议题还存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作为。还是有许多选民因为惯性而将选票投给他们。在他们手上，政府已经变成一个谋利工具，再也不值得民众信任。 就算共和党组织将这些歪曲党派形象的二流政客赶走，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减弱。民主党通过暴力和欺诈手段得以在南方立足。南方的白人公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判断，他们无法容忍被黑人控制的局面，那将是一个比任何政治腐败更加糟糕的局面，因为至少腐败问题尚有解决的可能。曾在南方邦联占有重要地位的党派领袖无望成为国家领袖。北方人控告他们欺诈，仅仅因为他们威胁会做出更加过分的行为，但他们的对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南方可以为民主党的选举贡献选票，但不可能贡献出领袖人选。 林肯总统遭暗杀 在北方和西部，民主党仍因为它的过去而处于劣势。19世纪60年代早期，民主党领袖还没有加入联邦党。他们被称为“铜头蛇”，与前邦联支持者一样几乎销声匿迹了。其中，霍拉肖·西摩虽然反对过林肯总统，但绝对忠诚。1868年，他得到了提名，但最终竞选失败。1872年，民主党没有什么可提名的人选了，最后他们锁定了霍勒斯·格里利。就连共和党执政的众多丑闻也帮不了民主党，除非民主党出现一个没有任何不忠或者有同情南方污点的领袖，而且他必须能力够强，足以领导北方和南方的民主党组织。 由于缺乏领袖候选人，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民主党转而关注纽约州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州长，他用实际的改革成果挽回了党派声誉。19世纪60年代，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鲜有成就，但这是个让他引以为傲的时代，因为他自信在他管辖内的公民能够信任他，而他也会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曾是一个平民律师。1864年，他因为“战争失败论”而与其党派分裂。当坦慕尼协会在纽约市的掠夺计划启动之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与它配合得相当默契。但后来，他又开始反对该组织，并通过起诉特威德集团显示出自己的本性。在党派内部，他带头要求驱除无赖政客。1874年，他当选纽约州长。作为州长，他力证政府腐败并无党派之分，又揭发了两党中的欺诈行为。这一切做得如此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1876年，当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时候，他成了民主党最热门的候选人。 支持霍拉肖·西摩的群众走上街头庆祝他获得提名 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只有那些“受拥戴的地方候选人”。印第安纳州推选的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是绿背纸币党。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身份，这个备受质疑的州可能不会被考虑。宾夕法尼亚州推选的是葛底斯堡的战斗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他在战争中的良好战绩为民主党拉了很多选票。其他的候选人则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和一些零散的投票，将提名时间往后推延了一轮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就赢得了一半多的选票；第二轮除了赢得选举必须的三分之二选票以外他还多得了近四十票。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民主党便投入到改革计划中。 在民主党大会之前数周，共和党就完成了提名，由于缺乏无可争议的领袖人选，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有六个候选人都获得过五十票，在党内只有三个派别能清楚地划分开来。美国政府试图向民众推荐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继续他的第三任期，但收到的反馈显示支持者寥寥无几，反倒是多了几个新的人选——精明的纽约州领袖罗斯科·康克林，以及印第安纳州战时州长奥利弗·佩里·莫顿。彻底的改革者则支持本杰明·赫尔姆·布里斯托——在威士忌酒集团欺诈案中名声大振的财政部长。最大的派别自始至终支持的都是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塞缪尔·琼斯·蒂尔登 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政治上的运气证明了一点，即一个政治家在南北战争时期所经历的千难万险能保证他在战后的领导地位。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战争中历练成一个忠诚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他天生极富个人魅力，作为众议院议长，他尽职尽责，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什么财富，总觉得有必要通过投机挣点外快以贴补家用。因此，他跟几个铁路公司的老板有了来往，渐渐地模糊了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底线，纵使当时还是19世纪60年代。在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曝出的那段时间，言行失检一度令他名誉扫地，也使他在1876年代表大会前受到一位老同僚的质疑。这是个戏剧性的场景，当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众议院读着自己几年前写的那些令他蒙受耻辱的“附加一击”[1]的信件时，他试图做出解释，对敌人做出反击，让支持者相信自己的清白，并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勇气与坦荡。但批评者们细细地审视那些信，更加坚信就算他的这些行为不是犯罪，至少也是行为不当，况且任何一个行为欠妥的人都不应该成为总统。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尽管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若不是因为中风导致健康问题，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有可能赢得提名的。他在代表大会上领跑了六轮投票，但在第七轮时，他的对手却选择了俄亥俄州最受拥戴的候选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将军。除了他的军人出身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因其州长身份留下良好记录。 无论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是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都没有带来任何政治议题。他们得到提名只是因为符合候选人的条件而已，并且对于公众提出的所有问题，两党都有众多支持不同观点的选民。就连在三届竞选中都非常奏效的对忠诚和联邦的呼吁都没能刺激美国选民。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演讲很有号召力。他将此议题重新修改并提出要赦免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但他“挥舞着带血迹的衬衫”[2]的疯狂举动并没有唤起大众的热情。战争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了，两个老党派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 在拉选票的过程中，人们对议题性质充满疑惑；同样地，在统计选票时，人们也质疑投票结果。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比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多二十五万票左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会赢得总统选举团的多数支持。来自总统选举团的三百六十九票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和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百八十四票；而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和威廉·阿尔蒙·惠勒也不差，得到了一百六十六票。剩下的十九票（来自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受到了来自两个党派的影响，而且几乎都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只有获得这十九票的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才能反败为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党开始行动。 美国总统竞选海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左）和威廉·阿尔蒙·惠勒（右） 在总统选举团投票到计票之间的几周内，美国人对于即将到来的结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根据《宪法》规定，公布选举结果时，国会应该召开两院的联席会议，并由副总统主持会议，启封各州的投票结果，方可开始计票。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由谁来计票，也没有规定在两个可疑的票数出现时该以哪个来计算。因为选举的结果将由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来决定，所以必须在1877年3月4日之前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在《宪法》中并没有找到针对目前情况的规定，国会决定，成立选举委员会来承担相关工作。选举委员会包括五位参议员、五位众议员和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共十五人。如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们也没能让美国人民相信到底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选举人的说法更可靠。所谓诚实的人信仰也各不相同，委员会成员们始终坚持自己党派的主张。因为十五个成员里有八个是共和党，结果是决定性的十九票一票也没有投给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使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当选成为可能。 选举委员会重新判定总统选举结果 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党派之争异常激烈，本来占据优势的民主党坚称对方抢走了自己原本唾手可得的总统之位。除此之外，当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宣誓就职时，他的追随者跟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的追随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此也很苦恼，他手里并没有一个能将自己的政党团结起来，并组成一个有力政府的纽带。 正如前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马丁·范布伦，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是由于政党的精心策划（而不是凭借人民的支持）才被推上总统之位的。像他们一样，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也不得不去对抗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他在行政管理上被迫走的每一步都让他狼狈不堪。一开始，他对待南方的政策就疏远了很多共和党人。 早在选举之前，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就已得出结论：南方的高压政策必须解除。南方人民必须在南方的制度下充分自治，如果该制度导致他们受到侵害，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这意味着，在最后一个回归联邦的州，保障共和党政府地位的驻军必须回到民主党的管辖之下。同时，这也意味着持有南方威胁论的人以及将南方威胁论视作政治议题的人将对总统进行攻击，用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的话来说就是“一群无赖控制着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一上台就开始践行他的主张，撤回军队，将南方的问题交给南方人自己解决。国会制订的政治重建计划在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体现在修正案里的宪法重建是否会永久生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宣誓就职现场 除了抢走政客们的努力成果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还剥夺了他们的战利品。他的妻子主张禁酒，给白宫带来了美国标准中产阶级家庭的氛围。但家属的个人行为丝毫没有为他在华盛顿的受欢迎程度加分。他在政治上对各个政府机关的掌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1872年，虽然许多共和党自由派人士仍然对自己的党派不满，也看不到该党决心做出改变的任何希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将选票投给了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有一个人甚至成了新任总统的内阁成员。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做了内政部长，第一次给政府机关带来了文官制度改革的希望。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国会就进行过一次相对保守的文官制度改革实验，但不久就流于形式。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宣布将根据个人能力任用下属，后来他也这么做了。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妻子露西·海斯 一场有关分肥制的风暴随即朝着内政部长席卷而来，并且很快波及总统。政府各个机关不仅汇聚了很多参议员与众议员，控制着众多拥护者，同时也是将各个政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缺少共同的奋斗目标，政府机关的这种黏合力就显得尤为关键。但在这场争斗中，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基本上是支持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的。值得一提的是，印第安人事务局从新政策当中受益。不久，因管理不善，美军与印第安人爆发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其中一场冲突中，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战败身亡；而在另外一场冲突中，约瑟夫酋长带领着内兹佩尔塞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牵制着正规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曾经力争提高军队经费以执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南方政策。托马斯·纳斯特创作漫画对此进行讽刺，漫画的内容是残暴、野蛮的三K党与国会议员亲切握手，就一项公共政策达成一致。既然印第安人将全部领地加固作为保留地，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和印第安事员预见到改革的必要，就借此时机重整相关事务。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拒绝将所有官职作为战利品送出，并开除了部分有恶性政治活动的官员。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被开除的官员是纽约港海关征税官切斯特·艾伦·阿瑟。他的支持者被激怒，包括罗斯科·康克林在内，成了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党派领袖攻击的主要势力。罗斯科·康克林对新政策的可操作性嘲讽道：“当约翰逊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时，他忽略了字义演变的巨大可能性。”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没有把这个其他总统从来没有过的理想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失去了改革者的支持，后来那些改革者就像“坚定派”[3]那样强烈地抨击他。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与印第安人作战·战败身亡 约瑟夫酋长 即使有一个团结的政党能在背后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他的行政当局也几乎不可能被贴上“建设性立法”的标签。在1874年的选举中，他的党派已经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1876年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一起当选的第四十五届国会和1878年第四十六届国会都由民主党控制，足以让行政当局尴尬。不满的共和党人将这个僵局直接交给总统来处理。民主党管辖下的国会审查了行政当局的管理措施，并试图提出自己与之相对的管理措施。因为拨款预算案的失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不得不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在他执政的第一个冬天，反对的声音使共和党承诺的财政政策陷入危机之中。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与他的内阁成员 1868年左右，绿背纸币初次引发骚乱。1873年恐慌时期，绿背纸币运动爆发，到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当选总统之后也并未平息。绿背纸币已失去大部分的效力，但在整个西部，在两党中间，还是有一股势力鼓励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国会不断争取废除1875年的《恢复硬币支付法案》。1876年，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对其进行了抨击。随着银价突然下跌，一场白银通货膨胀运动紧跟绿背纸币运动而来。 1834年到1862年期间，美国几乎不怎么使用银币，因为十六比一的铸币比率低估了白银的价值，所以用白银铸币不太经济。1862年到1879年期间，美国不用任何铸币作为现金交易，直到恐慌发生的那一年，金银的市场价值接近于往常的平均价值。19世纪70年代，西部新开了九家银矿，导致银价下跌。铸币比率升到了十六比一以上，而从前被低估的白银一跃到了被过高估计的状态。现在，银条持有者可以按法定价格售出银条以铸为银元，但在停用白银一段时间之后，1873年，国会将银币从本位币的清单上消除。银价下跌之后，矿主们呼吁恢复硬币支付。这一主张也得到了通货膨胀论者的支持，不管是哪种货币他们都希望尽量多发行。1878年冬，在密苏里州的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领导下，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有关自由铸造银币[4]的法案，进入了共和党参议院的考虑范围。 参议院的复金本位论者约翰·谢尔曼不再反对《布兰德法案》。他成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财政部部长，并以这样的身份和权力维护复金本位论，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抗分肥者。艾奥瓦州的威廉·博伊德·艾里森为《布兰德法案》增加了一条修正案，取消了该法案自由铸造银币的内容，替换为一条限制内容，即每月购买一定量的银条——从价值两百万美元到四百万美元不等——并铸为银币。众议院通过了这条修正案。1878年2月，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却在对此予以否决。但到最后，该法案还是推翻了总统的否决获得通过。 密苏里州的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 艾奥瓦州的威廉·博伊德·艾里森 美国政府对这一金融政策感到无可奈何，但没有被击垮。《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经受住了各种打击。随着恢复硬币支付的迫近，绿背纸币的价格反映出美国信用度的上升。这一天来得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两周。1879年1月1日周三，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看着经过重重打击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硬币基础终于迎来转机，约翰·谢尔曼非常满意。流入国库以兑换绿背纸币的黄金比用黄金赎回的绿背纸币更多。霍勒斯·格里利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恢复的手段就是恢复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能得到黄金，也就没有人想要黄金了。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黄金本位论以及恢复硬币支付的坚持使他失去另一个共和党派系的支持。现在，他失去了改革者、分肥者、共和党激进派和通货膨胀论者的支持，没有人指望或是相信他能再次回想起他的承诺，以在1880年再次得到提名并继任总统之位。就像其他竞选议题的崩塌一样，他的党派共和党也完全瓦解。1876年到1880年期间，共和党并没有就某一问题给公众带来任何一个特别的提案，1876年竞选时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 两个政党都没有提出新的政策或者出现新的候选人，政府官员也都不是党派领袖。联邦对于议题的执行力下降，美国的工业、社会生活、教育以及宗教也因为政治而停滞不前。除非出现一个新的政治联盟，美国才有望继续形成竞争政府管理权的氛围。人们开始意识到，形成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开始。 * * * [1]高尔夫球术语。——译者注 [2]指对民主党的攻击行为。——译者注 [3]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支共和党派别，也称“司徒瓦特派”、“死硬派”、“中坚派”。——译者注 [4]19世纪末，美国主要经济议题之一，主张以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为特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称自由白银、自由银币、自由银币铸造或自由铸银。——译者注 [book_title]第6章　商业与政治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执政期间，一场商业复兴已经开始影响整个美国。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预见到了这一点，1876年他这样定义支持的候选人：“美国共和党需要真正了解繁荣与复兴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必须一起到来。当他们到来时，他们会手挽手走过金黄色收获的土地；手挽手经过转动的纺锤和车轮；手挽手经过灼热的炉门；手挽手经过舔着火舌的锻铁炉；手挽手经过冒着烈焰的烟囱，与那些辛苦工作的工人亲切问候与拥抱。”1878年到1879年期间，在美国的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商业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制造商们开始进军西部，采矿的热潮给远西区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格兰其”铁路修到了西北地区的麦田，在那里，就连耕地也交给强大的机器来完成，形成了一种新型高产的农耕方式。在西南部地区的平原上，畜牧区不断延伸，形成了新型的“畜牧王国”。东部的工厂区也开始发展。在这个时期，将各个地区连接起来的铁路发挥了新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修建的铁路长度空前。整个美国就好像是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测试着自己肌肉的力量，准备投入新的工作。 美国财政部默默地见证了美国在这十年中的繁荣景象。1850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的年平均支出在六千万美元以下；而1880年到1890年期间，年平均支出则在2.44亿美元到2.97亿美元不等，即使这样也没有达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尽管每年消耗巨大，国家积累的盈余也足够应对政府的拮据和国会的堕落了。十年来，国库的总积累量超过十亿美元。 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 美国的支出上涨得比人口增长更快，虽然这是任何一个新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美国人口总量为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1870年增长到了三千八百五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一；1880年，这个数字则高达五千零一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三。美国居民的迁移率和活跃度增长得比人口更快，这一点从铁路的发展就可以看出——1880年，美国铁路长度增长到了战争爆发时的三倍之多（约8.7万英里）。在原来的边疆地区，人口和铁路增长最快。无论在哪里，人口迁移都非常活跃，而且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专心地审视自己，同时产生了比以往更多的内部矛盾。1878年，莱德维尔银矿事件被视为经济冲突的某种前兆。比这起事件更早的是1877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东部地区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加利福尼亚州，丹尼斯·卡尼和爱尔兰人打着“美国只属于美国人”的旗号驱赶华人。“莫利·马奎尔社”[1]制造的谋杀案则给那些在无烟煤矿区无法无天的人以应有的惩罚。整个东部隐约地意识到，一个自称为“劳工骑士团”的秘密社团诞生了。 当时，复杂形势、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问题将一些人集结在这个社团中。后来，他们占领了该地区，并且开发了大部分的自由土地。美国独立百年纪念掀起了基于爱国主义的美国历史研究热潮。出于对自我剖析的浓厚兴趣，亨利·亚当斯、詹姆斯·斯库勒、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等人纷纷投身于对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之中，各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美国历史教授一职。詹姆斯·福特·罗兹就是其中一位，从政府机关退休之后，他就致力于著书，研究当代的美国历史。接下来的几年中，各个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研究成果见证着美国作为新国家的存在。 劳工骑士团的徽章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美国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就开始了，还原了历史事实。事实上，研究关注的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以及不同视角下在十年中美国所面对的政治问题。 詹姆斯·福特·罗兹 到了1880年，美国已经达到能力极限，再也不能无限制地消耗产出。在独立后的第一个世纪，美国始终保持着富足的状态——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工作和自由土地——勤劳的人民从来不需要面对饥饿，虽然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取更多财富。像从前一样，人们靠自己的双手和牛马劳力来工作。后来，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实实在在的机遇之地。在仅一代的时间里，美国人口数量就增长了一倍，同时号召欧洲所有受压迫者伸出援手改造平原和森林。美国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机遇，很少出现生产过剩和缺乏工作机会的情况。 工业革命从各个方面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质。1857年到1873年，通信技术的发展成果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开拓了待开发的领域，将肥沃的西部平原引向与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农业竞争之中，使美国的主要农作物产量因为运费的降低和产区的扩大而大幅提升。随着流通方式的发展，粮食、棉花和动物性食品比人口增长更快。农场变得越来越小，肥料的使用以及在面积较小的土地上更加精细的耕作方式进一步帮助个体农场主提高了作物产量。 机器的出现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则为他们返乡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选择。在这个新的繁荣发展期，经过重组的工厂认识到，发明创造不仅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还能提升产量。机器可以应用于农业、钢铁、纺织、制鞋等诸多领域，使大规模的生产过程接近自动化。当蒸汽机的使用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机器灵敏度的要求时，智慧的人类又发现了电力带来的新希望。 1880年，美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人口和消费能力的增长速度。然而，美国渐渐发现将产品销售出去一年比一年困难。不难预见，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以面对新的问题，生产过剩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迟迟没有出台，物价开始下降了。 相关研究表明，南北战争之后，本位商品的价格有持续平稳下降的趋势。而战争期间，票面价格体现在贬值的绿背纸币上时，名义价格较常态有大幅上涨，但调整为金本位时，票面价格则并没有什么变化。战争快结束时，物价逐渐下降。1880年，人们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而到了1890年，这一趋势逐渐为大众接受。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00年，黄金大量产出，银行信贷与支票广为应用，现金的流量与流通性提升，物价上涨。19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论者认为物价水平下降是由黄金增值引起的，并要求增加流通中的货币。生产过剩的出现给物价下降一个比黄金升值论更加合理的解释。下降的物价证明了生产过剩的存在，人们也因此意识到认真研究补救措施的必要。 19世纪8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进，使物价水平恢复正常以及纠正社会不正之风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关税修订支持者称，在适当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关税成为令人头痛的阻碍，而如果没有贸易自由，美国生产过剩的产品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受到保护的制造商们反驳道，只有通过设定更高的关税，制造业才能得到发展，对工人的需求则可以在国内得到满足。一位西部的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两个观点。在看到逐渐消失的自由土地后，他认为应对当前形势的关键是另设一种有关土地的新税种。工人阶级一致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无限制的移民导致的。在极端理论民主主义者的眼中，原因是政府管理中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队伍认为政府的不作为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90年以前，美国就面对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880年，这一讨论才刚刚开始，形势还不明朗，政治领袖们还在对官职的分肥问题争论不休。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在一片不满声中结束了任期，功过则留给历史学家评判。与当代人对他的评价相比，历史学家的评判要柔和得多。他不是政党领袖，却进入政府执政，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议题都没有。他疏远了一个又一个的派别，而国会两院都不是共和党的天下，因此他也不能出台任何建设性的法案。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就职典礼刚过不久，新一轮的提名竞争又开始了。 1880年春，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和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是最有希望得到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前者在以罗斯科·康克林为首的参议院中颇受欢迎，而罗斯科·康克林是被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严惩过的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反对美国官员过度参与政治，由此导致切斯特·艾伦·阿瑟和阿朗佐·巴顿·康奈尔被开除公职，也引发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与参议院的长期争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赢得了这场胜利，但被击败的领袖们又开始反对总统的南方政策。他们需要一个“强悍的”候选人让南方真正得到控制，认为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是唯一强悍的领袖，并呼吁让他领导政党。1880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如同1876年一样渴望胜利。在结束环球旅行返回美国的途中，获得了候选人资格，得到许多南北战争老兵以及对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不满的人的支持。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支持者与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支持者出于同样的考虑。若不是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的反对，他很可能就得到提名了。因为约翰·谢尔曼的支持者认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利用工作之便在支持硬通货的过程中收取了好处。约翰·谢尔曼的支持者中有一股特别的力量，来自一群顺从的黑人代表。他们来自共和党的南方派系，被秘密地带到了芝加哥，在帕尔默旅馆的一间套房内安顿下来，听从约翰·谢尔曼手下的指挥，成批地投票。无论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约翰·谢尔曼，都不能满足美国改革的需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富兰克林·埃德蒙兹却是个例外。 芝加哥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罗斯科·康克林想要争取统一意见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提名而令人印象深刻。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第三任期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们异常坚定地支持自己的候选人。最后，因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和约翰·谢尔曼的追随者们转而支持了后者的竞选干事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并在第三十六轮投票中提名他为候选人打破了这一僵局。副总统人选也锁定在罗斯科·康克林一派，最后落在切斯特·艾伦·阿瑟身上。虽然与领袖的意见不一，切斯特·艾伦·阿瑟最后还是接受了候选人的身份。为了纪念共和党曾经的荣耀，1872年和1876年的政治纲领都是“回忆与继承”，对于未来却没有什么清晰的愿景。 政治漫画：罗斯科·康克林在“总统难题”中寻找可能的候选人的头 讽刺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提名失败的漫画：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投降的再版，只不过这次投降的主角换成了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而受降者则是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 切斯特·艾伦·阿瑟 1880年，民主党并没有诞生什么新的领袖或是竞选议题，事实上，这种情况从1860年就开始了。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很可能会被再次提名并且继续在1876年没能完成的竞选，但这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因此，他不太愿意重新出山，除非民众发自内心地呼吁他参加竞选。在一片混乱之中，民主党转而支持一位自称民主党人、1876年错失提名机会的战斗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他从来没有积极参政过，现在却战胜了一大批当地的候选人而得到了提名。印第安纳州的威廉·海登·英格利希以富有著称，据说他已经准备在副总统的竞选中以金钱开道。 印第安纳州的威廉·海登·英格利希 1880年夏，诸位候选人拉选票的游说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他们的议题大多是有关于个人的。正如1879年约翰·谢尔曼对俄亥俄州的评价，1880年，他对美国评论道：“什么振兴工业、恢复和平与人民幸福，都是共和党企图控制美国的政治诡计。”三届竞选之后，保守派演讲者们对南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正如一首有关“年轻民主党人”的印第安韵体诗所述： 手持猎枪藏利刃， 快来看看这帮人。 二十四位黑人汉， 辛苦奔命为哪般？ 投票选举一开场， 黑人兄弟莫开言。 野蛮行径如这般， 南方何日见青天？ 听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一位早期的政治记者回忆起竞选末期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生的一幕，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为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做政治宣传时说道：“你们想叠起那件带血的衬衫然后将它放在一边，这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这是搁置主要议题，转为自我防守。”直到竞选接近尾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题才开始出现。 1860年以后，有关保护性关税的主张没有在任何竞选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1868年和1872年，两党都期待着在和平的基础上减少税收，并且为此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政治纲领。1876年，政治纲领主题更加鲜明，但并没有体现在拉票活动中游说。1880年，在一次演讲中，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被问及关税问题。这一提问纯属偶然，但作为候选人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作为正规军的指挥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闪烁其词地说关税只是一种地方性的问题，将自己的短处暴露给对手。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天，他的对手将关税问题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让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尽显无知，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计策掩盖了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因为一封伪造的信件而暴露出的缺点。那封信的主要是揭露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和廉价劳工以及华人移民走得很近。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和切斯特·艾伦·阿瑟在选举中险胜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第三位候选人詹姆斯·贝尔德·韦弗带领着绿背纸币党和劳工赢得了三十万八千张选票。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 1881年，若不是当选为总统，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也许就只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参议员。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年，却见证了他作为典型美国人的职业生涯。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出生于俄亥俄州康涅狄格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新英格兰移民家庭。他出身农民，却努力拼搏，一路从木头搭建的学校考进大学校园。求学期间，他还在俄亥俄运河上找到了一份拖船的工作。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他在平民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大学毕业以后，他教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进修过法学，后来进入政界，甚至应征入伍赴过前线。1863年，已经是少将的他离开战场进入国会工作，直到1880年，入选参议院。他是约翰·谢尔曼的支持者，曾做过竞选干事。与他的支持者以及大多数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的看法一致，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认为关税是俄亥俄州走向繁荣的基础。在他竞选期间，来自克利夫兰的年轻商人马库斯·阿隆索·汉纳在当地的制造商中募集资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他们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就职演讲中，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对于威胁到他从政的新议题只字未提，却详细地论述了法律的至高地位、南方的形势、硬通货、宗教自由和行政服务。 詹姆斯·贝尔德·韦弗 共和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站到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立的阵营里。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想通过内阁扭转这一点，希望“有一个在背后支持他的政党”。美国国务院则转而支持他的对手也是同盟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个人的追随者比任何一个美国政治人物的追随者都多。自1872年退出竞选后，共和党独立派一直心怀不满，只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律师艾萨克·韦恩·麦克维晋升为司法部长而稍感欣慰。在纽约州邮政署的两个任期里，罗斯科·康克林的支持者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表现突出，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邮政总长。在财政事务方面，西部总是嫉妒东部的成就，此时因为明尼苏达州的威廉·温德姆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而略感安慰。“任何一个东部人都可能因为作为‘金钱之王’以及纽约州和欧洲‘金本位支持者’的中介人或者工具而面临指控”。人们欣然接受了整个内阁，但内阁成员承诺的和睦很快就被打破了。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的就职庆祝活动 艾萨克·韦恩·麦克维 上任几天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就任命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为财政部长。这对于罗斯科·康克林是一个打击。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也曾借开除切斯特·艾伦·阿瑟和阿朗佐·巴顿·康奈尔来打击罗斯科·康克林。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决定遵循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纽约税收人员的职权。罗斯科·康克林发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插手该事件，于是转而通过参议员礼遇[2]试图阻止对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任命。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逼迫总统后，就决定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决裂，就像当年他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决裂一样。这一次，他和来自纽约州的同僚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一同辞去职务并向纽约州议院提起上诉，然后进入法庭审判。这一策略并不是毫无希望。阿朗佐·巴顿·康奈尔成了纽约州的州长。作为副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颇有威望，离开了参议院准备再次竞选并迎接罗斯科·康克林与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的胜利归来，因为他坚信总统的任命必须征得该州参议员的同意。纽约州议院并没有为这些殉道者洗清冤屈，准许他们回归平民生活。他们的支持者——所谓的坚定派不再支持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 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 作为罗斯科·康克林的追随者，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并没有忠诚到要去步他的后尘，仍然留在了邮政署，虽然他早就发现邮政署大规模的贪污现象。邮政署需要根据邮件的运送方式对其运送路线进行归类，然后在一张总清单上用星号标记那些通过公共马车或骑手运送邮件的路线。这些路线后来被称为“星标路线”。西部民众远离铁路较远，经常需要乘坐公共马车，而星标路线的合同较为灵活，可以满足西部流动人口的需求。当所有邮递路线都在做出调整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时，邮政部门就打着这个旗号随意增加服务项目，加快邮递速度，并且在不重新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擅自涨价。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西部较偏远地区，殖民的迅速增长使星标路线的费用飞涨。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发现，除了部分涨价合法外，其他均具有勾结欺诈性质。邮政署的主管官员与自称“深谙其道”的前国会议员相互勾结，联合邮递业务承包商，将业务承包给出价低且无意中标的投标人。将业务承包出去之后，他们不考虑实际需要就提高要价。 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 这些不劳而获的所得很快就被狡猾的官商瓜分了，其中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