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book_author]E. H.卡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31120 [book_dec]E. H. 卡尔（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国际关系研究中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本书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巴黎和会为开端、德国入侵波兰为结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者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想主义流派观点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指出这二十年间国际关系动荡的根源在于各国对现实国家利益的争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因而在战后首次确立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 [book_img]Z_9200.jpg [book_chapter]绪论 [book_title]绪论 和平安排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1919年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6月28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9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11月27日），1920年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6月2日）。但是直到1923年7月23日，才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随着该条约于1924年8月6日生效，和平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与此同时，1921-1922年冬天，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旨在将维持远东的现状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有必要从简洁概述这一和平安排的最重要的内容开始。 对欧洲的安排 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凡尔赛条约，决定了其后的大部分历史。 首先，借用一句由于德国的宣传而家喻户晓的话来说，那就是凡尔赛条约是一个“强制的和平”。它是由胜利者强加给被征服者的，而不是在他们之间经过平等的谈判而达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每一个使战争得以结束的条约都是一个强制的和平；因为战败国很难自愿接受其战败的结果。5但是凡尔赛条约中的强制成分，比任何近代以来的和平条约中的强制成分都更为明显。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被允许就战胜国交给他们的条约草案提出一组书面意见。这些意见中的某些部分得到了考虑；然后战胜国就把修改了的条约正文交给德国代表团，并威胁说，如果在五天之内不能签订条约，战争将重新开始。除了在两个正式场合，即递交条约草案和签订条约的场合之外，没有一个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与协约国的代表面对面地进行过谈判。即使在上述两个场合，也没有遵守正常的社交礼节。在签字仪式上，两位德国的签字者未被允许与协约国的代表一起坐在桌旁，相反，战胜国以对待战犯的方式将他们押送到被告席，再将他们押解出去。这些不必要的羞辱只能用这场战争遗留的强烈的痛苦之感仍未消失来解释，然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这些羞辱在德国人的意识中强化了“强制的和平”的观念，并有助于建立这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德国已经相当广泛，在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中也已被心照不宣地加以接受，即在这种形势下从德国勒索而来的这个签字画押，在道义上对德国没有约束力。 其次，凡尔赛条约与以往的任何和平条约都不相同，它声称建立在战争过程中宣布的大量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些原则中最有名的就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它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便为德国所正式接受并作为和平安排的基础。多亏了威尔逊坚持这些原则，该条约才得以建立在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之上。它规定建立国际联盟，其主要宗旨是确保维持和平；它建立国际劳工组织以规定劳工的状况；还建立了对德国放弃的殖民地的政府委任统治制度。1919年以后，这些机构和制度便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正常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了。然而，条约的制定者们企图把理想主义和战胜国的苛求混杂在一起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则是不太妙的。对于批评家们来说，把该条约的某些部分和“十四点”的正文加以比较从而怀疑它们，这并不困难。或许人们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德国割让给波兰的那些领土仅仅包括“由无可争辩的波兰人口居住的”地区，是否对德国所有海外领土的剥夺是“对所有殖民地要求的一种自由的、不存偏见的和绝对公平的调整”；而且由于协约国曾经宣布以民族自决作为解决领土问题的指导原则，那么，禁止德—奥合并就是站不住脚的。上述这些在原则和实际运作之间的矛盾与其他差异很容易给一些人以口实，他们想要论证凡尔赛条约是一个被玷污了的文件，而且想要论证协约国已经破坏了停战协定的签订所依据的那些条件。 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奴役性状况，最终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协定、或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由于德国方面的毁约而得以废除。它们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惩罚，赔偿，非军事区，裁军）将在以后 的各章中加以讨论。这里只需概述关于欧洲的领土规定。在西部，德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在欧本和马尔梅迪割让两块极小的领土给比利时，并放弃了它过去与卢森堡的关税同盟。萨尔煤矿区由国际联盟的一个委员会管理15年，期满时其命运将由全民公决来决定。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法国作为对战争期间法国的煤矿区遭到破坏的补偿。在南部，德国割让了一窄条领土给新建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禁止与奥地利合并，除非得到国联行政院的一致同意。在北部，过去的大公爵领地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普鲁士于1864年夺自丹麦），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归属。公民投票在1920年2月和3月举行，其结果泾渭分明，令人满意。在其北部地区，75%的票数同意归属丹麦，在其南部地区则以一种甚至是更大的多数拥护归属德国。 在东部，德国割让给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的是默麦尔的港口及其邻近地区，这一地区最后转让给了立陶宛。德国将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省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波兰，并带有一条大约40英里宽的海滨地区——即所谓的“走廊”，它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领土分隔开来。但泽 [1] 是一个德国人居住的城市，但又一直是波兰的港口（它在“十四点”中已被许诺成为“一个自由的”和安全的出海口），成为一个与波兰有条约关系的自由市，进入波兰的关税体系，并由波兰指导其对外关系。另外，要在西普鲁士的马里沃德地区，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地区，以及整个上西里西亚地区进行全民公决。马里恩维尔德地区和阿伦施泰因地区的公民投票于1920年7月举行，其结果是同意归属德国的占压倒优势，在每个地区都只有几个村庄表明大多数人同意归属波兰，于是这些村庄就被转让给了波兰。在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被推迟到下一年，而且在双方都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并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上西里西亚与其他全民公决的地区不同，它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并包括一个巨大的人口稠密的工业区。投票的结果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约60%的投票者赞成归属德国，约40%同意归属波兰。但是除了某些明确划定的农村地区之外，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拼凑起来的数字，这使做出决定极为困难。以英国和意大利的特派员为一方，以法国的特派员为另一方，提出了相去甚远的看法。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对这些看法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便依靠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指示而把整个问题提交给了国联行政院。行政院在经过另一次危险的僵局之后，在法国特派员提出的界线和英国—意大利特派员提出的界线之间做出了一个近似公平的折中办法。由于英—意的界线是一条精心计算的尽可能接近实际投票结果的界线，相反法国的界线则明显地偏向波兰的要求，因此根据严格公平的原则，行政院的决定也并非无懈可击。德国以愤怒的情绪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在国联的早期年代中，这一决定增加了德国的舆论对国联抱有的成见。凡尔赛条约的领土条款使德国在欧洲失去了2.5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大约700万人口。 我们可以对欧洲的其他和平条约给以更简洁的说明。 1918年11月奥匈帝国君主政体的崩溃留给德意志、奥地利一个孤立的和不均衡的残余地区。它的700万居民中有200多万集中在维也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原奥地利西里西亚已经脱离奥地利而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核心部分。斯洛文尼亚已联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起组成了南斯拉夫国家。意大利占领了的里亚斯特及其邻近地区。圣日耳曼条约所做的就是把这些既成事实记录在案。它只有两项明显与民族自决原则相抵触的条款，一是重复凡尔赛条约的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禁令，另一个是把清一色讲德语的南蒂罗尔割让给了意大利，其目的是使意大利拥有布伦纳山口这一战略边界。但是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已经惨到（数月以来维也纳几乎完全处于饥饿之中）几乎对这个和平条约的政治侮辱麻木不仁的地步了。由于担心与德国合并的运动会呈现出不可控制的规模，协约国并未打算认真实行该条约的非领土条款；而奥地利的赔款委员会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救济组织。 古老的匈牙利王国（它的1700万居民中至少有一半是匈牙利人）也已经按其种族分成了各个部分。特里亚农条约对斯洛伐克转让给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转让给南斯拉夫，以及特兰西瓦尼亚转让给罗马尼亚予以确认。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这些决定是公正的。但是，匈牙利的边界比德国的东部边界甚至更为明显地证明了条约制定者们的某种渴望，即渴望在任何地方都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原则滥用得有利于协约国而不利于敌国。这种灵活性所积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匈牙利的媒体已经充分利用了那些少数的不公正行为。 保加利亚的损失几乎与匈牙利的损失一样严重。而且这些损失中的大部分并非始于1919年的和平安排，而是始于1913年结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和平协定。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联合起来，将土耳其驱逐出了巴尔干，并把它赶回到离君士坦丁堡大约50英里一线。但是胜利者为瓜分战利品而发生争吵。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同时受到它过去的三个盟国和土耳其的进攻，并在最后的条约中被迫割让领土给所有这四个国家。1919年的纳伊条约重新确认了保加利亚的损失。它把保加利亚同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边界做了进一步不利于保加利亚的修改，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1913年的明显不公平的与罗马尼亚的边界。导致所有保加利亚人强烈不满情绪的就是失去了马其顿地区，这是因它参加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而许诺给它的报酬；我们在这里涉及的领土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此前我们讨论过的任何领土问题。在德国与波兰之间，或者在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确定合理而公平的边界或许是困难的，但至少不用怀疑考虑到了所涉及的人口的种族性质。但是在马其顿是否遵从这个首要之点是极有争议的。马其顿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但是他们的民族意识已经相当淡漠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他们的方言已经逐渐地融入了塞尔维亚语或保加利亚语。总有一天他们能够毫无差别地变成真正的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为1919年所确认的1913年的解决办法，把马其顿的大部分给了塞尔维亚，其余的大部分给了希腊。但是马其顿人是不发达的民族，他们崇尚强盗行为。他们当中的忠诚于保加利亚的人逃到保加利亚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马其顿革命组织，并周期性地在南斯拉夫或希腊领土上发动袭击，采取恐怖手段对付边界两边的居民，因此使战后保加利亚和其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达10年以上。在这段历史时期，与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马其顿的生命和财产或许更没有保证。 在纳伊条约的其他条款中唯一需要提及的，是协约国同意“确保保加利亚到爱琴海的经济出海口”这一条。保加利亚人认为这意味着给保加利亚一条像波兰一样的领土走廊。而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是在希腊的一个港口为保加利亚建立一个自由区。但是保加利亚人宁愿没有面包也不要半个面包；结果便不曾做任何事情使这一有争议的条约付诸实施。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那些新建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增加了大量领土的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它们被要求与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签订条约，在这些条约里它们保证给予居住在其领土之上的“种族上的，宗教上的和语言上的少数民族”以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和在同当局打交道时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同样的条款也包括在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和平条约之中。而德国则并未被要求同意对任何少数民族承担义务。具有足够讽刺意义的是，这几乎是凡尔赛的和平缔造者们唯一承认德国与其他大国拥有平等地位的方面。 近东和非洲 1923年7月与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是和平条约中唯一持续了13年之久并被它的所有签字国承认是有效的和切实可行的条约，而且即使在1936年，它也是在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并只在一个方面进行了修改。从历史上看，洛桑条约的这种有别于其他和平条约的优点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它在冲突结束近五年以后才得以签订，这时强烈的愤怒情绪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它不是强加的，而是在各方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后达成的；它的签字地点也不是某个协约国的首都，而是一个中立国的领土。在这里不妨概述一下导致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的那一系列长期而复杂的事件。 在1919年5月和平会议期间，在列强紧张地全神贯注于德国问题的同时，也一直在插空讨论土耳其的前途，希腊首相文尼泽洛斯说服协约国允许希腊军队占领位于小亚细亚的士麦那 [2] 。土耳其人以最不能宽恕和最蔑视他们的敌人的心情，强烈愤恨在达成停战协定很久以后还对他们的领土的这种入侵。从这种愤恨情绪中诞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并造就了一位有才华和有实力的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一年的时间里，凯末尔主义者便横扫整个国家，只剩下一支协约国的守备部队还保卫着仍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傀儡政府。协约国无视警告，于1920年8月在色佛尔与伊斯坦布尔政府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它建立在凡尔赛条约的模式之上，尤其是规定士麦那仍由希腊占领五年，此后它的命运将由公民投票来决定。 然而，希腊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碎了强制实施色佛尔条约的任何一点的可能性。1920年10月，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其宠物——一只猴子咬伤而死亡。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文尼泽洛斯被剥夺了权力；而曾在战争期间因其亲德倾向而被驱逐的前国王康斯坦丁则回来重登王位。这种做法失去了协约国的同情心——这种同情主要是由于文尼泽洛斯的个人魅力。第二年，首先是法国人，然后是意大利人，同已经在安卡拉建立的凯末尔主义者的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在英国劳合·乔治的希腊政策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而且尽管希腊军队已经不顾一切地从士麦那挺进到小亚细亚腹地，但是形势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它不能再指望得到协约国的有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溃退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慢慢向后撤退；并在1922年9月，在经过了几场特别残酷的战斗之后，凯末尔把最后一支希腊军队赶出了亚洲的土地。在胜利的鼓舞下，现在凯末尔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向伊斯坦布尔。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仓促撤退了他们的守备部队，形势相当危急。一时间，英国和土耳其之间重新开始敌对行动似乎不可避免。但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及时停止了行动。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这就为在洛桑召开和平会议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夏天和平条约得以在洛桑签订。 像奥匈帝国一样，在1918年停战协定签订时，奥斯曼帝国已处于解体状态，它的巨大的阿拉伯领土已经处在英国和法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然而幸运的是，凯末尔主义者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这块古老的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并宣布了民族自决的现代世俗原则。新的土耳其国家明确宣布放弃对包括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领土的一切要求；因此使缔造和平并未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土耳其的欧洲边界以牺牲希腊为代价而向前推进到阿德里安堡；也没再听说士麦那有什么公民投票。色佛尔条约中涉及的惩罚、赔偿和裁军等条款也被取消了。但是土耳其政府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地接受了在土耳其的领土上建立两个非军事区的要求，一个在色雷斯，另一个在海峡地区。在安卡拉召开的国民大会相当满意它所获得的东西，宣布土耳其是一个以凯末尔为其总统的共和国，并开始了强有力的世俗化进程，1924年春天，土耳其废除了奥斯曼哈里发——伊斯兰的宗教领袖的职务，他曾在四个半世纪中一直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他的教权。 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各行省的命运可以用来作为对委任统治制度的介绍。国联盟约规定，由战败国割让的那些领土“其居民尚不克自立于今世特别困难状况之中”的那些地区，应该被置于“各先进国”的保佐之下，而这些先进国家“即以受任统治之资格为联盟施行此项保佐”。实际上，受托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宣称他们代表国联行动，是令人怀疑的。这些讨论中的领土是由德国和土耳其割让给协约国和主要参战各国的，它们负责选择委托管理国。国联批准了委任管理条款，并接受来自受托国的有关在它们保护之下的那些领土状况的年度报告。但国联的作用仅仅限于温和的批评。因为国联并未转让这种托管权，但是显然它也不能取消委任管理。对被委任统治的领土的主权归属于哪的问题，是一个解决不了的法律难题。 国联盟约规定三种委任统治（通常称为A、B、C三类委任统治），根据对委任统治所实施的居民的发展阶段来加以划分。 前土耳其的诸省份处于“A”类委任统治之下，规定委任管理的任务是“提供行政指导和帮助……直到它们能够自立的时候为止”；并明确规定“当地居民的愿望必须是选择委任管理时的主要考虑”。不能说这最后的条件被充分地满足了。阿拉伯的领土在战争期间就已经被英法之间的秘密协定而预先安排了；而且尽管在战后对实行该协定存在着大量争论，但是争论的关键并非在于当地居民的愿望。叙利亚的委任统治被分配给法国，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及外约旦 [3] 的委任统治被分配给英国，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是以英国政府于1917年做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的保证为条件的。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省份则获得了它们的独立。位于红海沿岸的长条阿拉伯边界——它因其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而被所有穆斯林看成是一块重要的土地——成立了独立的汉志王国 [4] 。土耳其在其他阿拉伯地区的主权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对于那些由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来说，实行统治的是一些自治的苏丹、酋长和阿訇。 “B”类委任统治被运用于德国在非洲的大部分领地，其居民被认为不能胜任任何形式的行政管理自治，但是委任统治国不仅有义务禁止奴隶贸易和武器交易，不得招募当地人从事“除警卫目的或保卫领土以外的”活动（这是一个有点含糊的规定），并且有义务给予国联其他成员国以贸易和商业上的平等权利。在东非，整个前德国的殖民地坦葛尼喀被委托给英国，除了两个西部的毗连比属刚果的省份被委托给比利时，南部的基永加港完全让给葡萄牙之外。西非的喀麦隆和多哥均在英、法的委任统治之下分而治之。 “C”类委任统治设立于德属西南非洲，其委任统治权属于南非联邦，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被委托给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C”类委任统治地区“在受托国的法律之下进行管理”，而且“B”类和“C”类委任统治的实际区别在于：受托管理后者的国家没有义务给其他国家以托管领土上的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平等权利。 美国与远东 在对待战后做出的安排方面，美国人民的态度摇摆于极其理想主义和极其谨慎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这个时期美国人对待外交事务的特点。美国首先通过总统说明它坚持将国联盟约写进凡尔赛条约之中；然后它又通过国会以该盟约所强加给它的义务为理由而拒绝了凡尔赛条约。美国这种不合作态度的最终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但是它并没有对欧洲的安排产生直接影响。美国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签订了主要是形式上的条约（它并未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交战）；于是和平得以恢复而又未使美国卷入不受欢迎的欧洲的义务之中。 在远东，美国却不能保持同样的平静而超然的态度。战争的结束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占有优势的国家，在战争中，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的使用不过是名义上的。根据凡尔赛条约，日本从德国获得了中国山东省的胶州“租借地”，这个决定使中国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它还同时得到了对北太平洋上的前德国岛屿属地的委任统治权。由于沙皇俄国的消失，日本成了接近中国边界线的唯一大国；而且由于俄国和德国的海军同时遭到了毁灭，这就使日本不仅成为远东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而且成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和它争取获得太平洋上的海军霸权的企图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极度不安；于是1921年下半年美国政府邀请其他大国（英帝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再加上其他三个在太平洋上有领土利益的国家（中国、荷兰和葡萄牙）以及比利时（它要求包括其中完全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一起“参加一个关于限制军备的会议，而与此有关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也将得到讨论”。该会议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了。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签订了三个条约。第一个条约被称为《四国条约》，在美国、英帝国、法国和日本之间签订，它们同意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的权利，并同意一旦它们之间对这些权利产生任何争论、或因任何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而使这些权利受到任何威胁之时，四国共同进行磋商。这个简单的文件的重要性是双重的。自美国拒绝国联盟约之后，该条约第一次把美国拉进了一个与其他大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的有限体系，并且它为现在已经是多余的英日同盟的终结提供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借口，英日同盟在美国、自治领以及英国的大部分公众舆论中已变得极不受欢迎了。第二个条约即《五国协定》，该协定为海军的裁军规定了一个广泛的限度，其基本要点是：在主力舰方面确立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海军对等，并规定日本的主力舰力量为英国和美国的60%。法国和意大利的定额为35%。对轻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和其他辅助舰只则没有规定限制。签字国进一步同意在太平洋上的指定区域维持防御工事和海军基地方面的现状。第三个条约是《九国公约》。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保证尊重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并“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在这些条约之外，还有另一个文件也在华盛顿签订；尽管它并不是会议正式议程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来自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巨大压力，肯定不能达成协议。在这个由日本和中国单独签订的协定中，日本同意将凡尔赛条约中由德国让与它的胶州领土归还给中国。 华盛顿会议作为一个杰出的成功而受到欢呼，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看起来恢复了太平洋上的战前力量平衡。迫于坚定的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日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这即使不是一个公开的失败，无论如何也是对它的野心的严重抑制。日本被说服放弃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战利品。它未敢要求与英帝国和美国的海军对等；而且它要求达到英国和美国海军吨位的70%的比例被削减到60%。日本对中国的完整和对太平洋上英—美海军优势的威胁都被排除了。但是，就华盛顿诸条约所确立的形势是建立在日本并不愿意放弃它在亚洲大陆的急进政策这一点来说，这种形势是不安全的。日本早晚将意识到它的力量，将憎恨在华盛顿解决方案中给它带来的威信损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日本人在远东拥有优势影响这一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感谢华盛顿会议，它把这种未定的形势保持了几乎整整十年。 * * * [1] 今格但斯克。——译者 [2] 今伊兹密尔。——译者 [3] 其领土构成了今日之约旦的大部分。——译者 [4] 今沙特阿拉伯。——译者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强制时期：联盟国家（1920-1924） [book_title]第一章 法国和它的盟国 在1919年以后的年代里，欧洲事务中的最重要的和最持久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国对安全的追求。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有理由把自己视为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这种传统观念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仍然存在，因为当时它只是屈服于反对它的全欧洲的联盟。1870年，法国对它的力量的这种幻觉因法国—普鲁士战争而猝然破灭。一个新的国家已经在中欧兴起。它的民族意识和法国的民族意识同样强大而凝聚，而它的自然资源要比法国丰富得多。德国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它的工业得以发展并赋予它生产战争物资的能力。在这些方面，法国别指望和它竞争。法国的人口几乎总是停留在不到4000万的水平上，而德国的人口却以每十年500万的速度增长着，到1905年已经超过了6000万。不仅如此，德国人还显示了他们拥有组织军事力量的天赋。德国的战争机器不仅在装备和人员方面优于法国的战争机器，而且在其运转方面也超过法国。1914年，法国人——就像他们完全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不是英国的迅速介入，他们将会在六个星期内再次成为一个战败国；而英国的介入简直是千钧一发。对1918年的胜利的欢呼是昙花一现的。而且即使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人们也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担忧之声。自1870年以后——更不必说自1914年以后——法国已经可怕地意识到它在德国面前的虚弱地位。法国已经将1871年的失败转为胜利，那么，它能够找到什么办法才能阻止德国在某一天将1918年的失败转为胜利呢？ 法国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明确而坚决的。它希望获得它称之为“天然屏障”的地区，即永远拥有莱茵河及其河上的桥梁，因为任何来自东方的对法国的入侵之敌都必须经过它们。一份法国于1919年2月提交给和平会议的备忘录指出：“危险来自德国拥有莱茵河左岸和莱茵河上的桥梁……在目前情况下，对西方和海外的民主国家来说，它们的安全使由它们来守卫莱茵河上的桥梁成为必须之事。”令法国深深失望的是，它的盟国拒绝将莱茵河作为法国的安全边界，理由是这种安排将使一直居住在莱茵河左岸的500多万德意志人从德国分离出去。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法国被迫放弃了它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得到了： （1）在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中包括规定由协约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15年，并规定了它的永久非军事化（即禁止在莱茵河西岸驻扎军队或修建工事）； （2）法国与英国和美国分别签订条约，其中规定“一旦德国对法国采取任何未经挑衅的侵略行为时”，英、美同意立即对法国实行援助，这两个条约与凡尔赛条约同时生效。 美国未能批准在凡尔赛签订的条约致使英国和美国对法国的上述保证无效。法国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法国仅凭一纸并未兑现的诺言就放弃了它的要求；而这种不满则成为以后所进行的、法国和英国有关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贯穿始终的基本因素。 由于法国不得不就这样放弃了它对获得“天然屏障”的追求，因此在随后的四年中，法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去寻求它对德国天生劣势的补偿措施，并减少它对德国报复的担心。它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建立条约保证体系和联盟体系。 保证体系 大约在1920年初，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清楚，即英国和美国针对未经挑衅的侵略的保证决不可能生效，因此除了在国联盟约中具有的保证法国免遭德国侵略的条款之外，法国处于没有任何条约保证它免遭德国侵略的状态。而法国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不够的。法国的判断的确不错，盟约第10条规定，国联成员国保证“尊重并保持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盟约的第16条和第17条还规定了对任何无视它的义务而诉诸战争的国家实行制裁或惩罚。但是英国（它被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了第10条；而法国关于建立一支国际部队的建议则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断然拒绝，但只有这支国际部队才能使制裁成为有效之事。第16条规定国联成员国有义务与某个侵略国断绝财政和经济关系。但是军事行动（只有它才能制止德国）取决于行政院的“建议”，而该建议要求全体一致的投票，而且在投票时，该建议是否被接受则取决于每个国家是否愿意这样做；另外，美国拒绝履行义务也引起了对国联的财政和经济封锁的功效，甚至对国联是否会实行财政和经济封锁的可能性的极大怀疑。 当国际联盟正式开始工作时，法国进一步加深了对盟约效力的怀疑。在1920年12月国联于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大会上，第10条和第16条立即成为攻击的目标。加拿大希望完全删掉第10条；斯堪的纳维亚的代表团们则要求规定根据第16条自动实施经济制裁的例外情况。这两项建议都引起了长时间的磋商。第二年，国联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它特别规定，如果需要，国联行政院将建议一个期限，到此期限将开始实行第16条所规定的强制经济压力，其结果是使行政院可以在推迟经济制裁和减轻经济制裁的实施程度方面自由行事。1923年提出的决议宣布，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去履行第10条的义务，必须由“每个成员国的政府裁定”。这个决议的结果是把整个军事援助问题留给每个政府自由决定；而且只要一个小国投票反对，这种行动的采取就会受到阻挠。尽管第10条和第16条都未被正式修改，但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危机期间实际实行这些条款的程度将大大落后于盟约的严格的字面含义。这个在日内瓦的机构显然不可能发动那种迅速的军事行动，但只有这种行动才能挽救法国免遭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继续催促英国给以某种追加的援助保证以反对德国的侵略，这是不奇怪的。然而这些努力的结果与初衷相悖。1922年1月，英国政府终于鼓足勇气提出给法国一个保证，它大体上相当于1919年那个夭折的条约中的条款。碰巧当时的法国总理是固执而短视的普恩加莱——他信奉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政策——他要求该保证必须附加一个规定英国军队提供明确援助性质的军事协定，并且宣称，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单纯的保证条约对法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英国政府并不打算使自己在承担义务方面走得这样远。它已经还清了它欠法国的道义债；现在它暂时放弃去完成这个明显是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即满足法国对安全的追求。 联盟体系 普恩加莱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法国在其他方面寻求安全并获得了成功。这个成功就是一个联盟体系的建立。一个军事联盟政策比起一个更多是抽象色彩的反对侵略的安全保证来说，更适合法国的气质和法国的传统。对法国来说，正是这种政策使它在18世纪的欧洲获得了霸权，当时它借助与奥地利周围的小邻国的联盟而牵制了奥地利。现在它也正是依靠这种政策寻求包围德国。在西部，法国依靠1920年9月同比利时的军事联盟确保了安全形势。而在其他地区则必须开辟新的天地。俄国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存在。但是在它原来的地域中，新的波兰共和国出现在德国的东部边界。在南部，多亏协约国取得了胜利，才出现了三个新的或领土大大扩展了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它们是法国的天然盟友和法国的附庸国。法国利用这种形势，在战后三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和相互利益攸关的联盟体系。 波兰 战争结束时诞生的波兰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一个古老国家的复活。从10世纪到18世纪，波兰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王国。18世纪后半期，它召来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敌视；并在它的越来越多的领土因三次“瓜分”而被夺走之后，波兰于1791年失去了它的独立。1918年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同时崩溃是一次意外的幸运，这使波兰的复国成为必然之事。但是最初的年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原属俄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波兰人现在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家，但是他们在大约125年的时间里生活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之下，曾服役于不同的军队并站在敌对面进行战斗，而且已经养成了不同的传统和忠诚于不同的国家。这需要巨大的共同的爱国之心才能战胜那些意识上的分歧。另外，处于欧洲大平原上的波兰，除了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把它同斯洛伐克分开之外，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它的西部和北部与德国的边界已经根据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方法得以划定，而在其他任何地方，新的波兰的边界都是它同其邻国激烈争执的问题。 在西南部，一小块原属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地区，是由混杂的捷克—波兰人居住的重要产煤区，引起了波兰和新建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1919年初，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在这块有争议的地区相互开战；只是由于法国和英国官员的调解，一场互有准备的激战才得以避免。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这一争端。但当投票的日期日益临近时，双方的情绪是如此激昂以致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不过在法国的压力下，双方同意达成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煤矿，而波兰得到了重要城镇切什青（尽管不包括它的火车站，该火车站仍然留给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妥协，它除了是一个妥协之外没有任何价值；而双方继续把自己看成是深受伤害的一方。 在原属于奥地利的波兰地区则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原奥地利的波兰被分成了东、西加里西亚两个省份，在西加里西亚居住的人纯属波兰人。在东加里西亚定居的地主贵族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犹太人之外，他们在这里人数众多）是波兰人。但是居住在整个西南俄罗斯地区的是属于同一种族的农民——他们被不同地称为小俄罗斯人 [1] ，乌克兰人和罗斯人 [2] 。东加里西亚的无地的罗斯农民憎恨波兰地主，是由于他是地主而并不是由于他是个波兰人，这种情况是很可能的。但是这种深深的仇恨是不容怀疑的。1919年初的几个月，东加里西亚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波兰人和占被统治地位的多数罗斯人之间的持续内战的战场。波兰的增援部队很快开了进来，而罗斯人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援助，只有来自巴黎的协约国对波兰高压政策的温和的抗议。于是罗斯人于5月底结束了他们的抵抗。协约国并没有帮助去改变既成事实，而是建议波兰作为委任统治国对东加里西亚管理25年，25年以后这块土地的命运将由国际联盟来决定。波兰人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继续占领着该地区。1923年协约国最终正式承认波兰对东加里西亚的主权，作为回报，波兰保证（但该保证从未实行）在那里建立自治制度。 在波兰的东部边界，同样的问题以更为严重的程度出现了。在波兰王国的强盛时期，它的国土并不限于其土著居民为波兰人的土地。它曾包括整个立陶宛、大部分白俄罗斯和远至黑海的整个乌克兰。在这些土地上，极其广阔的农村地区归波兰地主所拥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革命之后，这些地主在波兰避难。他们自然向波兰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其为他们重新占领他们的土地；而狂热的爱国分子们则梦想着一个复兴的从波罗的海伸展到黑海的波兰王国。来自巴黎的协约国的建议是，应当将波兰东部的边界划定在只包括波兰人口占多数的土地上，波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认为这是对它的深深伤害。 正是处于这样的情绪中，波兰国家的首脑、陆军总司令毕苏斯基元帅于1920年春天开始为波兰而征服乌克兰。因内战而处于混乱状态的苏维埃军队进行了无力的抵抗；于是波兰的军队很快就到达了基辅。然而到6月，苏维埃的军队就能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这场反攻不仅把狼狈的波兰人赶出了乌克兰，而且将苏维埃的军队开到了距华沙几英里之处。但是战争的命运在这里经历了另一次突然的逆转。苏维埃的进攻就像此前波兰的进攻一样精疲力竭了。波兰军队再次挺进。这一次他们避开乌克兰而向正东进军进入白俄罗斯；当最终宣布停火时，这条停火线在协约国建议的所谓“寇松线”以东约150英里。但是苏俄政府不吝惜土地而需要和平。1921年里加条约确认这条停火线为波兰与苏俄的永久边界。波兰放弃了它对乌克兰的要求，但得到了一块巨大的、尽管是人口稀少的白俄罗斯的广阔地区。 下一个轮到了立陶宛。这里的主要争端是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维尔纽斯曾是中世纪立陶宛帝国的首都（16世纪它通过一次门当户对的皇室联姻而与波兰合并）；而当1918年一个独立的立陶宛重新复国时，它立即宣布维尔纽斯为其首都。不幸的是维尔纽斯对波兰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感情吸引力。维尔纽斯是有名的波兰大学的所在地和波兰学术的古老发源地。但是从人种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立陶宛人还是波兰人的要求都不太站得住脚。这个城市的居民是犹太人（犹太人占绝对的多数）、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它周围地区的居民是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但是在激起如此多种感情的地方所涉及的居民的愿望（即使他们确实有任何愿望）也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1920年7月，在苏维埃俄国向华沙挺进的过程中，立陶宛和苏俄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该条约后者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的要求。但随后波兰的推进完全切断了立陶宛与它的苏俄朋友的联系，并使它单独面对波兰人。战斗很快在苏瓦乌基附近打响了。对波兰人来说，战斗进行得并不比他们期待的那样顺利；于是在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该协定使维尔纽斯和这一地区留在了立陶宛手中。三天以后，一个自作主张的波兰将军泽林格维斯基召集了一些军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完全打败了立陶宛人并占领了维尔纽斯。波兰政府在公开场合对这种彰明较著的背信弃义表示惋惜。但它厚颜无耻地坚持不放弃这个战利品；若干年以后毕苏斯基承认，这个突然袭击是在他了解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国际联盟指导下的长期谈判也未能把波兰人赶出去；随后在1923年，当时立陶宛因其占领了默麦尔（自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一直为协约国所占领）而做出了让人瞧不起的事，协约国正式承认了维尔纽斯是波兰的一部分。 这样建立起来的波兰国家拥有3000多万人口——这个数字几乎使它有资格进入大国行列。在自然资源方面它是富足的，它的西南部藏有丰富的煤和铁，在东加里西亚蕴藏着石油，东部有广袤的森林，几乎到处都是良田。但是它仍然存在明显的弱点。在它的人口中不少于25%是非波兰人，其中包括400万犹太人；而且大部分少数民族事实上或潜在地存在对立。另外，在波兰复国的早期年代，波兰与其周围邻国的关系无一例外地都不和睦。与德国人就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待遇问题和但泽问题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摩擦；而且看起来值得怀疑的是，是否任何德国政府都会无限期地忍受由于波兰走廊而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余领土分割开来。苏俄或许有一天会后悔它的慷慨大方。捷克斯洛伐克是暗自神伤而愤怒的，立陶宛则大声吵闹愤愤不平；而且麻烦事可能再次发生在东加里西亚。波兰是东欧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几乎不能单独面对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同德国的邻国结盟的政策就与波兰自身的需要完全一致了。1921年2月的法波同盟条约是两国进行密切的政治合作的文件。它附有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随后以宽大的条件向波兰提供大量战略物资以装备波兰军队。一些谨慎的法国人抱怨说，如此爱争吵的一个盟国与其说是一个财富倒不如说是一个负担，而且没有一个法国士兵会愿意为波兰而死。一些波兰人则抱怨他们的法国盟友的以恩人自居的傲慢态度，以及在华沙的人数众多且花费巨大的法国军事代表团。但是该联盟建立在如此坚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不可能为一些小小的不满所动摇。在每一件重要的国际政治事务中，法国和波兰都使他们自己相互站在对方一边。在日内瓦，法国和波兰的代表团在每一次秘密谈判中都会密切合作，而在每一场公开的辩论中他们都彼此协商并意见一致地投票。 小协约国 “小协约国”是最受益于奥匈帝国崩溃的三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盟的非正式名称。 捷克斯洛伐克就像它的名字（一个新创造的词）所表明的那样，是由两个相邻的民族联合而成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同一斯拉夫种族的两个分支，说着相同语系的关系极为密切的方言。然而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却是完全不同的。捷克人在中世纪就组成了独立的波希米亚王国的核心，从1620年起转而处于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的影响之下。古老的捷克贵族阶层已经完全德意志化了；而现代的捷克人是节俭的、努力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斯洛伐克在1918年以前的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匈牙利的一部分。斯洛伐克人是不识字的农民阶层；而斯洛伐克的文化是由少数居住在海外（主要是居住在美国）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这些背景情况就使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军官、公务员和教师将主要从捷克人中间选拔的情况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但是这种不平等遭到了斯洛伐克人的憎恨；最有代表性的斯洛伐克党派坚持要求给斯洛伐克以“民族自治”。 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土地是农业用地；而新的国家依靠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包括没收较大的地主，主要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捷克或斯洛伐克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但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并且是巨大的战争物资制造厂。它过去的奥地利省份囊括了前奥匈帝国的近80%的煤、铁工业和重工业。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却被其虚弱的地理位置和居民的混杂性质而部分地抵消了。在它的超过1400万的居民中，形成统治阶级的捷克人为650万，而斯洛伐克人为200多万。其他居民由生活在波希米亚边缘的300多万密集的和工业化了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以及匈牙利、罗斯和波兰的少数民族所组成。在一场危机到来之时，斯洛伐克人的作用是不能肯定的；而且几乎在任何一场捷克斯洛伐克发现自己可能卷入的战争当中，那些少数民族都将是敌对的。首都布拉格的位置距离边界是如此之近，以致可能在同德国的敌对行动爆发几天甚至是几小时之内就能被德国的军队所占领，另外狭长的斯洛伐克领土也很难防御来自匈牙利的进攻。在所有的中欧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成分是最复杂的，而且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最易受攻击的。 罗马尼亚更有理由去庆贺自己的和平解决方案而不是去庆祝它在战争中的经历。在战争过程中它曾两次改变立场；但是在战争结束时它从匈牙利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并且不顾苏俄政府的抗议而从俄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因此它的领土增加了一倍，其人口从700万增加到1700万。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罗马尼亚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并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小自耕农。它的少数民族——匈牙利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并未强大到足以成为它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罗马尼亚政府有一个腐败的坏名声，而且根据巴尔干的标准来判断，罗马尼亚军队的质量也不高。罗马尼亚是欧洲仅次于苏联的石油生产大国；石油和小麦是它的主要财富来源。 在国内，南斯拉夫必须解决与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的问题：联合同类的种族。在组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三种成分中，塞尔维亚人自1867年土耳其的驻军最后撤走之后一直享有独立。而在1918年以前，克罗地亚人始终处于匈牙利的统治之下，斯洛文尼亚人则一直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从一开始就在这个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塞尔维亚人特别英勇善战，而且具有一种粗制滥造的组织天赋。但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他们不如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后者藐视塞尔维亚人为半野蛮人。这三个伙伴之间的摩擦成了建立新国家的严重障碍，加上塞尔维亚人本身政治上的不成熟，就使得任何议会体制都无法工作。克罗地亚领导人坚决要求自治；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监狱或在流放中度过了许多年——这种不愉快的事态的责任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这个国家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它的坚强而勤劳的农民，尽管它的矿产资源也相当丰富。 在国外，南斯拉夫是小协约国中拥有最多样的和最广泛利益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主要属于中欧，罗马尼亚属于巴尔干，而南斯拉夫则同时属于双方。它的北部边界离维也纳不到100英里，其东南部离爱琴海不到50英里。这种多样性的利益使它在其伙伴关系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小协约国的创立是为了共同防御匈牙利；而且匈牙利是组成这个联盟的条约中唯一被指名道姓的国家。但是，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匈牙利从来不是其首要担忧的国家。南斯拉夫从匈牙利分得的领土财产少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因此它并不担心匈牙利的领土收复主义。另一方面，它极其嫉妒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统治地位。在南斯拉夫看来，意大利占有的斯拉夫领土大大多于它应当占有的面积；而且意大利希望分裂南斯拉夫国家是出了名的，并可能正在密谋此事。南斯拉夫人是爱记仇的人。南斯拉夫对意大利的敌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欧洲的所有世仇中持续最久的世仇之一。 小协约国是通过1920年和1921年它的每对成员国之间签订的联盟条约而诞生的。直到很久以后法国才同小协约国家签订了政治条约。但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军事协定，就像波兰的情况一样，规定任命法国的军事代表团并对小协约国的军队提供战争物资；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就成了在日内瓦和其他场合的法国外交事务中的忠实卫星国。法国同小协约国的关系建立在不同于它与波兰关系的基础之上。同波兰联盟的基础是在保持遏制德国方面的直接的共同利益。而另一方面，同小协约国的谅解含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三个小协约国家支持法国巩固凡尔赛条约，在该条约中它们自己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法国则支持小协约国作为一个整体防范匈牙利，而南斯拉夫则特别要反对意大利。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扩大了法国自己的安全概念。现在法国不仅有明确的义务去维护凡尔赛条约，而且要维护整个欧洲的和平安排。它不再只是关心将德国遏制在莱茵兰并阻止它在东方加强其地位。而且它要支持波兰反对立陶宛，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匈牙利，支持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反对保加利亚，以及甚至把它的朋友们从过于严峻地解释他们对其少数民族的义务的麻烦事中解救出来，上述这一切都变成了公认的法国的利益。鉴于法国能够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施加有力的影响，法国就成了这些国家的一个非常值得拥有的保护人。 在1920-1924年的时期里，法国这个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良好的并取得了胜利的陆军，以及拥有大量军火储备的国家，其威望和力量在欧洲都达到了顶点。它是现状的维护者和最终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死敌。它的地位类似于1815年和平安排之后的梅特涅的地位；而且依靠它与波兰和小协约国的协定，它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神圣同盟。 * * * [1] 乌克兰人的旧称。——译者 [2] 又称罗斯尼亚人，罗塞人，是乌克兰人的一支。——译者 [book_title]第二章 战败中的德国 法国占优势的年代也正是德国最蒙受羞辱的年代。国内政治并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内政是如此直接地影响到国际形势，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就它们说几句话。1914年以前德国处于议会民主与军事独裁的双重统治之下。这种情况或许正适合德国人民所达到的政治发展阶段。战后对民主的普遍热情席卷全国；并且从1918年11月的混乱中产生的政体是由社会民主党组成政府的共和国，它的总统是一个从前的皮匠，名叫艾伯特。 “魏玛共和国”（这种称呼来源于魏玛城，1919年在那里召开国民大会批准了它的宪法）在最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开始了它的存在。它到处面临着无秩序、无政府状态与贫穷匮乏。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批准凡尔赛条约；于是在德国人的心里，它的名字也就和民族的耻辱连在了一起。1815年推翻了拿破仑的那些国家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恢复了的王朝能够在法国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以关心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它。但是1918年的胜利者们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明智。在德国巩固地确立和平的魏玛民主政治是符合胜利者的利益的。然而胜利者并没有运用它们的力量去做每一件事情以增加魏玛共和国的威信，相反他们却使它遭受了如此持续不断的羞辱，以致魏玛共和国决不可能指望赢得德国人民的忠诚与爱戴。凡尔赛条约中的领土条款已在绪论中加以说明。本章将涉及该条约中的其他条款，这些条款构成了1920-1924年间德国的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 英国和法国同样热衷于批准凡尔赛条约中关于“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条款。然而，以往战争的胜利者们尽管无情地对待他们战败的仇敌，却认为宣布道义上的任何罪名都是多余的。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战争宣传已经如此持续地强调德国的道义罪责（特别是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放肆地蹂躏被占领土，以及通过空中轰炸和对商船的无限制潜艇战杀害平民），致使公众舆论要求对它的行为给予某种正式定罪；另外，坚持德国有犯罪行为的英国和美国的政界提供了一种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证据，以证明这个和平条约的苛刻性是有道理的。根据赔款一章的第一条条款，德国必须对“德国及其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的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责任”。这一条款的意义重大。该条约的赔款条款是使大多数美国政界人士和一些英国政界人士感到极为疑惑不安的条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可能会由以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去辩论。历史的评判或许是有道理的，即在所有的交战国当中，德国和它的盟国负有最大的责任。但是历史的真实却不能由国际条约所确立——尤其不能由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条约所确立。但是当时的协约国政府为情绪所支配，未能认识到强行使德国承认罪行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却必定会引起德国人心中更深的愤怒。德国的学者们开始工作以论证他们的祖国无罪，并天真地相信，如果这能成立，整个条约的框架就会崩溃。在协约国当中，人们也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罪行条款的毫无用处。但它从未被正式废除，而是听任它与条约本身一起灭亡。 条约关于战争罪犯的条款（那一章的标题是“罚款”）是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的。其中第一条就是协约国“公开谴责前德国皇帝、霍亨索伦王朝的威廉二世是国际道义和条约的神圣性的最大破坏者”。前德皇将受到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5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审讯，他们将“确定惩罚”措施。在该条约即将生效之时，协约国正式要求荷兰政府把前德皇（他在1918年11月避难于此）引渡给协约国。如同所预料到的那样，荷兰政府回答说，对他们来说，引渡一个“政治避难者”将有悖国际惯例；几个月以后，该条约的这个最有名的条款之一便被置于脑后了。这是一个幸运的结局。由协约国的公开审讯很可能恢复前德皇在德国失去了的威望，并使他变成一个德国的民族英雄和殉道者。 根据后面的条款，德国同意向协约国军事法庭交出要审判的、在德国被协约国指控为“从事违反战争法和战争习惯法的行动”的任何个人。无论怎样合理的解释，值得怀疑的是，是否能够实施这个条款而又不会引起德国的革命。但是当人们发现协约国准备的名单中包括皇太子、兴登堡、鲁登道夫以及几乎在战争期间德国方面的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名字时，迸发出的愤怒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使协约国根本不可能遵照这个名单提出自己的要求。德国与协约国政府经过长期的争吵之后达成了妥协，根据这一妥协，德国政府同意把12名被告（他们被指控涉嫌有明确的彰明较著地违反战争法行为）带到设在莱比锡的德国最高法庭，协约国政府则作为起诉人。审讯于1921年进行。6名被告被定有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该条约的这些条款的消息了。如果在群情激昂的日子里，协约国政府同意做出相应的安排，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也愿意把被德国政府指控犯有同样违法行为的他们自己的任何国民交付审讯，那么整个诉讼程序或许会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创新，并且会成为人类要求使国际法成为一种现实有效的法律的保证。 裁军和非军事化 协约国将要求使他们战败的敌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失去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是他们的胜利所带来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在停战协定中，德国已经交出了它的大部分舰队和重型大炮。该条约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强加以长期的限制。它的陆军被限制在由志愿兵补充的10万人之内（禁止征兵），其海军被限于六艘战列舰以及与此相应数量的六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它不能拥有潜水艇、军用飞机和重炮，也不能修建防御工事。允许它保留的每一种战争物资的数量，以及能够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的数量也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协约国的海、陆、空军代表团——其成员人数曾达到近2000人，驻扎在德国以便监督这些条款的实行情况，直到1927年才最后撤离。德国人尽一切努力逃避严格实行这些措施。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由于被隐藏起来而免遭销毁；而且在每个地方都进行着秘密的准备，以便在一旦放松控制时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可以这样说，到1924年，德国裁减军备的程度比起近代史上任何有案可查的裁军都更为严厉也更为全面。 要记住的是，根据凡尔赛条约，莱茵兰不仅永久非军事化，而且被协约国占领15年。占领区的民政管理仍留在德国当局手中。但是一个由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所组成的协约国之间的最高委员会，有权就协约国的军队“为确保给养、安全和必需品供应等需要”发布公告；而且这些公告具有法律效力。尽管美国没有批准这个条约，但是美国的军队仍然在莱茵兰待到了1923年，而且美国的委员继续出席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尽管他没有表决权。 联合占领莱茵兰第一次把英法对德国态度的潜在分歧表面化了。这种分歧是自1920年以来欧洲政治生活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因素。在战争结束时，伦敦的反德情绪完全像巴黎一样强烈；而且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最令人反感的条款，即使不是英国政府授意提出的，也是英国政府全心全意地加以批准的。但是这种情绪在英国方面很快就减少了。当法国甚至对一个战败的德国都感到担忧时，德国舰队的毁灭却使英帝国获得了一种十足的安全感。英国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大陆处于垄断地位是出了名的；而且允许法国将德国屈辱地完全踩在脚下将有违于这种传统。英国的历史悠久的以公平合理和骑士精神对待一个战败国的原则，与法国渴望完全合法地从德国身上榨取条约所规定的最后一磅肉的心态，是相互冲突的。当占领莱茵兰南部的法国军队在一块怀有敌意的土地上摆出一副征服者的神气活现强大无比的样子时，总部设在科隆的英国军队却很快就与德国当地的居民建立了最友好的关系。尽管照理说英国的士兵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从整体上讲他们又使自己成了极受欢迎的人；而且人们不断注意到，英国的士兵也发现与他的前敌人的交往比和他的前盟友的交往更加令人愉快。于是发生一系列插曲的条件已经成熟，而这些插曲将在法国和英国的对德态度中打入一个楔子。 这些插曲中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在法国的占领军中雇佣了一支黑人部队。法国的传统并不承认种族歧视，而且法国当局也不太可能故意派黑人士兵去莱茵兰以使德国人民受到进一步羞辱的打击。但是德国人却这样看待这件事；并且知道他们自己的种族偏见甚至在更强烈的程度上受到英国和美国舆论的支持，于是他们不失时机地强调这种委屈。“黑色耻辱”以及断言黑人部队有恶劣行为，为德国的媒体提供了大量话题。自战争以来，英国和美国的舆论第一次坚决站在德国一边反对法国。 第二个插曲是法国鼓励的所谓莱茵兰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的运动。由于未能在和平谈判中成功地强行使莱茵兰脱离德国，现在法国的一些将军和官员便在法国政府的默许下，寻求通过引导当地居民脱离柏林当局并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德意志国家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运动几乎纯粹是编造出来的。莱茵兰的大部分地区并入普鲁士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因此几乎没有一个莱茵兰人妄想得到一种在法国庇护下的假自治。但是法国人找到或是向莱茵兰输入了一小撮德国的叛逆者，他们准备玩法国的游戏以回报法国支付给他们的慷慨津贴；于是一个表面上的分离主义运动持续了三年。到1923年秋天，形势向着丢脸的方向发展。在巴列丁奈特——它不是普鲁士的组成部分而是巴伐利亚的组成部分——当地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宣布承认分离主义分子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而为此目的由法国军事当局武装起来的分离主义者赶走了德国官员并接管了当地的行政机关。1924年1月根据一次多数投票（法国和比利时反对英国），最高委员会正式承认了巴列丁奈特的“自治政府”。这对英国的舆论和英国政府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英国对法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法国政府只好指示它在莱茵兰的代表们放弃对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结果是毁灭性的。整个运动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崩溃了。在巴列丁奈特的几个主要城镇都发生了骚乱；并且在军队能够介入之前，20多个分离主义分子就被公众处以私刑。1924年2月以后便没有再听到莱茵兰的分离主义运动的消息了。 在此期间，在德国与协约国之间，以及法国与英国之间互相关系的第三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事件，便是纠缠不休的赔偿问题。现在我们便转入这个问题。 赔偿 在战争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民众舆论都强调他们自己反对包含在大部分和平条约中的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那种用“战争赔款”作为惩罚办法的惯例。协约国政府顺应了这种民意，并在凡尔赛条约中把他们对德国的要求限制在“对协约及参战各国的国民和对他们的财产所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让步；因为很快就清楚的是，德国的资源甚至连支付这种赔偿也是不够的。在规定由战败国要支付给战胜国赔款这一问题上，凡尔赛条约和以前的和平条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凡尔赛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赔款的总数。这个问题留给了协约国的一个委员会，被称为赔款委员会，去草拟赔款清单并决定支付它的形式。赔款总额将在1921年5月1日决定，在此之前德国应先支付的数额为10亿英镑。人们预期最后的支付至少要拖延30年才能完成。 在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前的协约国与德国代表团的互换照会中，协约国同意考虑德国可能提出的任何“一揽子解决它的全部债务”的建议，这样一个建议将取代赔款委员会所建议的数额。对这个建议可能规定的条件的讨论，以及对德国希望“以实物交货（特别是以煤炭交货）”——德国希望以此免除先支付10亿英镑——的讨论，是1920年有关赔偿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当年7月在斯帕召开会议，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在圆桌会议上与主要协约国的部长们一起开会。但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唯一协定是确定在以后的6个月中关于实物交付煤炭的决定；而由斯帕会议在赔款问题上做出的重要决定是作为协约国自身内部的、迄今为止从未兑现的分配额。法国将获得赔款的52%，英帝国为22%，意大利为10%，比利时为8%，余额则留给其他较小的协约国之间进行分配。鉴于比利时受到的损害特别严重，将有权优先获得1亿英镑。 德国政府对“赔款总额”的看法和协约国政府指望德国人会明智地提出的“赔偿总额”的看法之间分歧太大，以致双方未能达成一个协定；于是1921年3月，以德国未能完成预先规定的赔款的支付以及未能实施某些裁军条款，协约国的军队占领了莱茵河东岸的三个城市——杜塞尔多夫、杜依斯堡和鲁尔奥尔特。1921年4月27日，根据凡尔赛条约，赔款委员会决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66亿英镑。至此在协约国中也终于形成了更为明智的看法，即认识到德国只能支付这个巨大账单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协约国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宣布放弃他们要求的任何部分，但是德国的债务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并用“A”、“B”、“C”三种债务来表示。“C”种债务的总数为40亿英镑，由赔款委员会掌握，直到德国拥有支付能力之后才兑现，于是整个债务的2／3就这样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至于其他部分，协约国政府草拟了一个“支付时间表”，根据这个时间表，德国应当每年支付一亿英镑，再加上它的全部出口价值的25%。协约国把这个时间表交给德国政府时附有一个最后通牒，即如果到5月12日德国仍不接受，协约国的军队将占领鲁尔盆地，这是德国冶金工业的心脏，是它的80%的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所在地。德国爆发了内阁危机，并于5月11日接受了这一要求。 到8月，德国按时间表支付了应付的第一笔分期付款的5000万英镑；不过这注定是它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的最后一次现金支付。不久德国便陷入了通货危机的痛苦之中，到1920年年中，马克已经从它的正常值——20马克兑换1英镑下降到约250马克兑换1英镑。上述比价保持了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受到了外国投机分子的支持，他们轻率地认为终有一天马克会回升到它最初的比价。但是1921年夏天，形势就已经很明朗，德国将需要大量的外币才能按照时间表履行它的义务，马克重新开始了它的下跌过程。11月，马克跌到了1000马克兑换1英镑的地步；而到了1922年夏天，马克的下跌速度则是迅速而灾难性的。 到此时，各国的财政专家们都承认德国用现金支付赔款的能力已经完全枯竭了。马克对协约国已经一文不值；而且德国政府即使有支付的愿望，也没有办法去购买其他的货币。英国政府要求对德国的所有现金支付给以两年的延缓期。法国的公众舆论则拒绝接受债务人能够因此而逃避它应当承担的义务，却让战胜的协约国去承担能压死人的巨大的战争费用和重建的负担。法国政府的欲望受到了1921年最后通牒的刺激。如果协约国占领鲁尔区，不仅会增加法国的安全，而且德国工业的巨大利润也会通过强制手段而流入协约国的国库。这个计划被似是而非地说成是一种“生产保证”（或“产品抵押”）政策，并证明对一些法国的政治家们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普恩加莱便是其中之一。1922年12月，德国由于一个小差额而未能完成已经达成协议的实物支付计划；于是赔款委员会在反对英国代表的提案的同时，宣布德国是“故意违约”。这个做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凡尔赛条约的这项条款，该条款使协约国有权“在一旦德国故意不履行条约的情况下”采取“各自政府认为是必要的那些措施”。 现在法国人决心进行尝试的方式是很清楚的。1923年1月11日，在企图获得英国政府的合作或至少是同意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了鲁尔。德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政策。禁止德国人以任何方式与入侵者合作，并停止一切无偿支付的赔款和实物。法国人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击，并在占领的和非占领的德国领土之间画了一条线，不许任何货物通过这条线。占领区的不服从的官员和工厂主被赶走或被关押；还成立了一个机构从鲁尔区的工业产量中榨取赔偿。 英国政府认为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种孤立行动是违反条约的行为，它的借口并不充分而且没有获得协约国的批准；而且英国也不相信用这种方式获得赔偿支付的效力。法—英关系明显地紧张了。在莱茵兰的形势也变得极其困难。1923年几乎所有的最高委员会的决定都是由反对英国的多数票做出的；至于来自鲁尔占领军的〔法、比占领军的〕决定，英国占领区的当局则拒绝执行它们。 占领鲁尔使德国的整个经济生活陷入停顿。在法国方面，从鲁尔运出的煤和铁也不足以支付占领行动的费用。在德国方面，最直接的后果是德国财政的完全破产。在占领前夕，马克已经跌到35000马克兑换1英镑，整个1923年下跌一直在继续，其价值有时隔一天就缩水一半。外国人用他的“硬”通货以这种荒谬的汇率兑换马克，用几个便士就能在德国奢侈地过一天，用几个先令就能周游全国。到1923年底之前达到50兆马克才能兑换1英镑。 毫无疑问的是，马克的最初下跌是由于德国政府没有能力控制的因素——战争引起的经济混乱，国家机器的无序运转，以及最后协约国的要求。然而一旦这个过程继续进行，德国当局很快就放弃了努力去阻止它。数额巨大而又没有明确规定的赔款债务使德国不可能让其财政机构正常运转；并使它以任何认真的努力去这样做的愿望成为泡影；因为它的财政越是正常运转，它就越是要更多地去支付赔偿。德国当局以冷酷的满足感注视着马克的下跌速度，他们认为随着马克的下跌被冲走的是协约国最后的赔款希望。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提供了“通货膨胀”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的典型事例，即无限制地印刷纸币，不计后果地保全对眼前资金的需求。 对德国来说，通货膨胀是比凡尔赛条约更大的灾难。每一种抵押契约，每一种带有固定利息的投资，每一种以马克结算的银行账目，都变得一文不值。所有的储蓄都被一笔勾销。这种打击最严重地落到了中产阶级头上。贵族尽管已经穷困，但仍然拥有他的土地、他的牲畜和他的房屋。一小部分实业家和投机商人从通货膨胀中发了财。工人阶级习惯于现挣现吃的生活，他们根本也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东西；并且为了适应价格的增长而对工人工资的调整速度比对职员和官员们的工资调整速度要快。中产阶级则失去了他的积蓄，这就剥夺了使他高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之上的那一点点差距，并使他因此而遭受了失去其社会地位的所有耻辱。他看不起工人阶级，尽管他自己已经降到了工人阶级的水平，他也轻视犹太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地）认为犹太人是通货膨胀的暴发户。从这种被剥夺和被降低了身份的中产阶级当中，总有一天纳粹党将会从中吸收它的大部分新党员。 无论如何，使德国完全崩溃的鲁尔占领也是战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到1923年9月，德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在柏林，一个新的内阁刚刚掌权，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一位迄今不为海外所了解的政治家，成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于是结束“消极抵抗”的任务便落到了斯特莱斯曼的肩上。但是这种退却并没有解决协约国政府的问题。在按照任何认真考虑的数额重新开始支付赔款之前，显然将不得不彻底审查德国的财政情况；于是在该年年底美国同意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政府一起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它将完全从经济的而非政治的角度去考察使德国的财政机构正常运转的方法。为了避免刺激法国的敏感问题，在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里没有提到必须考虑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美国“专家”道威斯将军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而他则是在该委员会被称为道威斯委员会之后才为人所知的。该委员会于1924年1月在巴黎开始了它的工作。 斯特莱斯曼作为外交部长（他很快就放弃了总理职务而使自己专心于外交事务）以及道威斯委员会的成立是预示着时代精神正在改变的三个事件中的两个。第三个事件发生在法国。法国人民也开始认识到占领鲁尔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而且德国的破产就意味着“生产保证”政策的破产。法国自身也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越发需要来自德国的大量赔款支付；但是显然要去尝试获得赔偿的某些其他办法。1924年5月的法国大选导致了左派的胜利。普恩加莱的内阁倒台了，代之而起的是赫里欧领导下的激进内阁；而该内阁上台的日子——1924年5月11日，可以看做是结束试图通过武力确立和平的战后第一个时期的标志。后来，一些法国人竟然后悔放弃了普恩加莱的不惜任何代价强制实行条约的政策。但是在1924年，公众则普遍认为并承认普恩加莱的政策已经失败；而且认为如果继续实行该政策将会引起法国和英国关系的公开破裂。 [book_title]第三章 欧洲的其他风暴中心 在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争斗占据了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与这个主要事件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联系的其他冲突，正在欧洲的各个侧翼争斗出结果。这些冲突可以分属于三个标题之下：多瑙河国家，意大利和苏维埃俄国。 多瑙河国家 1914年以前，中欧，或者更严格地限定为多瑙河流域的中部，是拥有5500万居民的奥匈两元帝国，在该国与黑海之间是小国罗马尼亚。战后多瑙河流域包括5个国家，按人口多少依次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这种面目全非的重新安排导致了海关关卡的林立和经济生活的混乱，而多瑙河国家从未完全从这种情况中恢复过来。在1920-1924年这段时期内，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法国的保护才得以免遭这种剧变的最糟糕的后果；多亏了法国的军备物资和法国的贷款，它们才得以在这整个时期之内保持了相对强大与繁荣。这些形成小协约国的国家，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作了论述。尚待给以一些说明的是多瑙河的两个前敌国：奥地利和匈牙利。 奥地利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具有人造的性质，这使它的永久存在受到怀疑。它没有要存在下去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它由旧奥地利帝国的说德语的人民所组成。但是这些德意志人——只要维也纳作为一个讲多种语言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他们就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忠实臣民——从未指望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成为一个小的独立国家。新的共和国分为两个部分：它的畸形发展的首都——几乎包括了它的全部人口的1／3，其中社会主义者和反宗教的势力占有优势，以及它的受到强大的天主教影响的农村，还有几个倾向于跟随维也纳领导的乡下小城镇。奥地利的主导民意在于它的居民几乎一致的要求与德国合并的愿望，这体现在他们时时进行的非官方的“全民公决”之中。在协约国看来这是一种无声的讹诈。由于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决心阻止奥地利和德国的合并，因此对它们来说，必须使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有足够存在下去的理由。 因此，这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种怜悯，这种政策就是要使奥地利成为从协约国政府领取养老金的人。首先，邀请中立国的合作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委员会”；奥地利的“赔款委员会”也放弃了由圣日耳曼条约赋予它的首要责任“在于对奥地利的所有资产和国家收入”的第一管理权，以便使发行以这些资产和收入作为担保的“救济债券”成为可能。1919-1921年间，奥地利政府以“救济信贷”的形式获得了大约2500万英镑。然后协约国政府打算把整个问题交给国际联盟；而且在来自英、法、意、捷等国的大量贷款使奥地利的经济继续保持了几个月的运转之后，国联的财政委员会制定出了一个重建该国的财政、稳定它的货币和发行国际信贷的完整计划，该计划于1922年10月为奥地利政府所接受。贷款议定书包括重要的政治条件。奥地利不仅重申在圣日耳曼条约中承担的义务，即没有国联行政院的允许不得“转让它的独立”，而且保证不加入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危及这种独立的经济协定。在这个议定书的基础上，一笔票面价值为3000万英镑的对奥地利的贷款于1923年春天得以向10个国家的投资界发行。这笔贷款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一些中立国的政府根据某种比例给以保证，而且到处都被大大地超额认购。这种辉煌的成功不仅在几年内解决了奥地利的问题，而且为以后在国联的主持下向其他欧洲国家发行贷款提供了一个先例。 匈牙利实际上比奥地利处于更好的状态。它几乎失去了战前的一半人口和一半以上的领土。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力量的源泉；因为它现在没有对政府不满的异族人民。在经济上，匈牙利是一个富有的农业国。按比例计算，它的城镇人口不算太多。在政治上，大部分的民主形式得以维持。但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由大小地主组成的统治阶级手中，他们既控制军队又掌管政府。匈牙利农民的生活条件比任何其他现代的欧洲国家都更接近于农奴的地位。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不但人数很少也没有组织；而且在1919年的一场流产的共产主义革命——当时贝拉·库恩控制布达佩斯近5个月——之后，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都被严厉镇压。 自和平安排之后，匈牙利是仅次于德国的、对强加给它的条款极其愤怒并决心一有机会就废除它们的国家。这种决心使它成了由于特里亚农条约而获得了匈牙利领土的三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担心的目标，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组成小协约国的原因。但是小协约国还为其他的恐惧所困扰。1918年11月废黜了最后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卡尔四世，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匈牙利人民对他们的君主的传统忠诚。新的匈牙利宪法在形式上是君主政体；它的国家首脑的称号是摄政，这暗含着以后复辟的希望。另一方面，被割让的领土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居民，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热爱他们从前的匈牙利主人，但是也认为要保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缠绵不去的忠诚；于是小协约国政府也因此而担心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复辟会成为他们新的国民中潜在的骚乱根源。 小协约国的紧张并非没有根据。1921年冲动而鲁莽的卡尔曾经两次尝试夺回他的匈牙利王位。每一次他都未经通报就从他的居住地瑞士来到匈牙利，并显然确信整个国家将增加对他的支持。但事实上，匈牙利政府并不打算面对一场因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而将导致的与小协约国的战争；因此卡尔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第一次，他被劝说而悄悄离境。第二次，他被逮捕并交给了协约国处理，协约国将他送到马德拉群岛，从此他就在那里生活。匈牙利政府在协约国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法律，即从匈牙利的王位上永远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而卡尔的越轨行为的唯一结果，是小协约国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力量与团结的示威。六个月之后卡尔死于马德拉群岛，留下九岁的男孩奥托大公作为他的继承人。显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欧将不再为哈布斯堡问题所烦恼。 现在重整财政的道路已经开通。国联对奥地利发行贷款的成功提供了一种相似的援助匈牙利的办法，尽管匈牙利的财政形势不像奥地利那样严重，但是也被战争和革命搞得混乱不堪。1923年国联的财政委员会拟订了一个重建计划；第二年春天，便成功地向八个国家的投资金融界发行了1200万英镑的对匈牙利的贷款。它与奥地利的贷款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没有国际保证；对这笔贷款的唯一保证是匈牙利政府的信誉。 意大利 意大利是制定和平条约的五个“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家”之一。然而像日本一样，它的欲望被战争的结果所刺激，却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在随后的整个时期内，意大利必定像日本和前敌国一样，被列为心怀不满的和“制造麻烦的”国家当中。这种不满情绪成了国际事务中的非常不安定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不满的原因给以一些说明。 首先，意大利像德国一样，在1870年才形成了它现在的政治版图。1848年的意大利半岛仍然分为八个不同的国家，而意大利的统一只是几个热衷于此的人的梦想。19世纪到20世纪，意大利仍然处于骚乱与冒险的青年时期。它还没有养成古老国家的令人尊敬的热爱和平的传统。它只记得它是通过为统一而战斗才赢得了它的统一；因此它仍然指望通过战争去扩大它的权势和它的领土。如果问为什么意大利从一开始就不像其他大国那样忠实于国联，那么一个回答就是，如果国际联盟在19世纪就存在，而且如果它的盟约得到遵守，那么意大利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其次，意大利的不满存在特殊原因。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向协约国勒索给它的价码。根据伦敦密约，协约国同意意大利将在和平安排中从奥地利获得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和它的腹地、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这里（除了的里雅斯特城之外）主要由斯拉夫人居住。这笔交易明目张胆地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是1918年由威尔逊总统提出并为其他协约国所接受而作为和平的基础的。威尔逊拒绝承认伦敦密约。法国和英国在忠诚于威尔逊的原则和忠诚于它们的签字之间存在分歧；于是在和平会议上便发生了长期的争吵。威尔逊对南蒂罗尔让了步，以牺牲一个敌国为代价做成了对那个地区的交易。但是他对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作为竞争对手而提出要求的那个地区 [3] 是无情而不妥协的。由于意大利将它的要求扩大到阜姆从而破坏了它自己原来的要求，因为伦敦条约并没有同意把阜姆让给它；当这个要求在巴黎遭到拒绝后，1919年9月一支非官方的意大利军队在诗人邓南遮的率领下，并且是在意大利政府佯装不知情的缄默情况下夺取了阜姆。1920年初，协约国不再管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争端之事，而是让两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双方的谈判拖延了几年并经历了许多阶段。法国因支持南斯拉夫而招致了意大利的深深仇恨。直到1924年才达成了最后的协定。意大利把除了扎拉港（Zara）以外的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让给南斯拉夫，而在其他地方，它获得了比伦敦密约有利得多的让步，包括拥有阜姆城。 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在此之前它们的关系已经在慢性恶化——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争端。1913年阿尔巴尼亚就被承认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战争期间它陷入了全面的混乱。根据伦敦条约，同意意大利将获得发罗那港并将负责指导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几乎已经占领了整个阿尔巴尼亚。但是无论是面临来自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反对还是面临来自南斯拉夫人的反对，意大利人都不可能保持这种占领，南斯拉夫人把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军事存在视为对他们自己安全的威胁。1920年意大利的军队撤退了，而阿尔巴尼亚则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入国际联盟。 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作为意大利放弃它在伦敦条约中的利益，它要求协约国承认它在阿尔巴尼亚事务中的“特殊地位”。1921年11月，在巴黎接替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协约国大使会议，作为协约国政府的主要机构，通过了一项解决方案，其中宣布，一旦出现任何对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威胁，英国、法国和日本政府将指示它们在国联行政院的代表，建议把维持这个国家独立的任务委托给意大利。无论如何，这个决议即使在形式上也不具有实际意义。这的确是一件荒谬的事。因为唯一可能威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大国就是意大利自己。但是意大利将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它有权干涉阿尔巴尼亚的事务并把任何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于是这种声称的权力就成了南斯拉夫经常不断的愤怒和担忧的根源。 伦敦条约的第三款也使意大利产生不满，并助长了它的那种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其盟国的公正对待的情绪。该条款规定，一旦英国和法国以牺牲德国而增加了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意大利也将获得公平的补偿，办法是在它现有的非洲殖民地和毗邻的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之间做出有利于意大利的调整。这种承诺相当含糊，并为解释它留下了很大余地。直到1924年意大利和英国之间才达成了一个协定；在履行该协定规定的义务的过程中，朱巴兰的领土从英国的殖民地肯尼亚转让给了意大利的索马里兰。事实证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达成协定是困难得多的。1919年根据伦敦条约第三款在北非的边界修改并没有使意大利的广泛要求得到满足；而且意大利的不满一直持续到1935年，那时在法—意关系中又注入了另一个有害的因素。 1922年10月，当时意大利—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而意大利的政府形式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它的民主政权由于未能维护国内秩序而丧失了威信，并被法西斯党所推翻；于是意大利在法西斯党的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个人独裁统治下度过了20多年。这个事件具有两方面的国际影响。从民主向独裁的变化很快就被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所效仿，第一个效仿的就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上台也预示着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意大利外交政策。无休止的不满情绪曾经是战后民主制的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特征。而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在意大利决心利用其他大国的需要和困境为意大利自己牟取利益方面，这种不满则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一意孤行，更加为自己打算。 墨索里尼很快就让欧洲尝到了他的本事。1923年8月，希腊的暴徒打死了划定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委员会中的意大利代表和他的三个助手。意大利的舰队立即炮轰了科孚岛，打死了几个平民并占领了该岛，还要求赔偿损失——这一要求得到了在巴黎的大使会议的支持。希腊完全被吓坏了，而且由于首相文尼泽洛斯的倒台，希腊在欧洲没有一个朋友，于是便贸然地同时将此事诉诸国际联盟和大使会议。这种裁决机构的不一致使墨索里尼能够宣布他不承认国际联盟的司法权。后来通过私下的谈判达成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在设于海牙的国际常设法院就意大利要求的合理性进行裁决期间，希腊将把5000万里拉的保证金交由该法院保管。但是，在最后时刻意大利政府拒绝了这种解决办法；而希腊在大使会议的压力下，被迫把这笔赔偿直接支付给了意大利。这些行为显示出来的意义在于：协约国政府并不准备通过国联或其他途径对它们的一个伙伴提起诉讼以保卫一个小国。 苏联 [4] 过去作为俄罗斯而为人所知的这个国家，1923年的正式名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里，该国必须被列入欧洲政治生活中使人不安的国家的行列，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直到1920年，内战才告结束，在内战中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曾得到英国、法国、日本和（在短期内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苏维埃政府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继续带有相互敌对和互不信任的特点。这种敌对是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国家已经把它们自己并相互看成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单位。通过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中散布不满情绪去破坏那个国家的安全，在战争期间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是完全有悖于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原则的。苏维埃的理论大胆地反对这些基本的前提。它否认苏联是一个国家单位。它把这个国家看成是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的过渡的政治组织形式。每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把已经在俄国获得成功的同样的革命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由于第一代苏联领导人相信除非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被推翻，否则革命政府在俄国就不能保持它的存在，因此，在他们的传教士般的热诚中也存在着某种自私自利的因素。 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就需要为了实际的目的而在它们与苏联之间建立某种关系体系。尽管其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简称“第三国际”）通过它在当地的支部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但是苏联政府——它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指导者——却努力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这种双重政策严重地困扰着苏联当局处理他们与外国的关系。 最初，苏维埃政府只能与它的较小的邻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苏维埃政府放弃国家野心的真诚体现在它准备承认已经脱离俄罗斯帝国的新组成的国家。1920年它同芬兰（曾经是俄罗斯帝国下的一个半自治的大公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的领土曾经是俄罗斯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签订了和平条约；接着在第二年与波兰签订了条约。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却不走运。它们当中或许除了格鲁吉亚之外没有一个拥有任何独立的因素。协约国军队的撤退——在协约国军队的庇护下这三个国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已经成立——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它们的领土重新回到了苏联和土耳其。1921年初，苏联与土耳其、波斯 [5] 及阿富汗签订了友好条约。与波斯和阿富汗签订条约的结果，即使不是故意的，却也鼓励了这些国家抵制英国影响的压力；于是一时间就活像是19世纪一样，俄国与英国在亚洲的对抗好像就要重新开始。 列强仍然避开与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是不能忽视与苏联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尽管后者拒绝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务）。1921年英国与苏俄政府签订了一个商业协定，并派出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个榜样为意大利所效法；于是到第二年苏联已经有足够的资格被承认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并被邀请出席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会议，这个会议于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希望利用这个会议使苏联和其他国家签订一个协定。但是由于法国和比利时代表团的不妥协态度而使这个希望破灭了，他们坚持要求苏俄政府承认俄国战前的债务作为与苏俄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而该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它的召集者既未预料到也不希望发生的。在该会议召开一个星期之后，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团私下在一个离热那亚几英里的海滨胜地拉巴洛会晤，并在两国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该条约的条款并不重要。但它的签订是一个重大事件。条约使苏联获得了一个大国对它的最早的正式承认；而且该条约也是德国第一次企图冲破凡尔赛各国对它的包围圈的明显努力。协约国对这个条约表示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正是它们自己把德国和苏联作为下等国家来对待的政策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两个被排斥的国家自然联手；而拉巴洛条约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确立的友好关系则持续了10年以上。 现在英国对苏联的政策不幸地变成了一种政党政治的打羽毛球的游戏。热那亚会议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劳合·乔治下台的事件，其原因被部分地归咎于他“与布尔什维克调情”的政策。接下来上台的保守党政府认为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而作为对保守党政策的反应，于1924年2月上台的工党立即同意正式承认苏联政府。整个夏天谈判一直在伦敦进行；8月，英国和苏联代表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相互放弃未解决的问题并给苏联政府一笔保证贷款。 与此同时，反对工党对苏联的态度成为保守党政纲中的主要内容。1921年的贸易协定包括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苏联政府保证制止在英帝国领土上的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政府都不接受苏联的观点，即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而且不能认为后者的行动是对上述保证的破坏的观点。1924年夏天，保守党不断通过将注意力吸引到共产国际在英帝国中的宣传的方法使工党政府陷入困境；而且在1924年大选前夕，一份保守党的报纸公布了一封声称是来自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件，信中他对英国共产党如何引导在英国的共产主义宣传给以指导。苏联政府坚决否认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是人们普遍相信确有此信，这有助于保守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这个事件，以及保守党政府重掌政权，便破坏了批准夏天谈成的协定的全部可能性。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再次紧张了，尽管并没有实际的破裂。 然而，这种紧张关系并不是1924年底苏联的国际处境的象征。英国对苏联的正式承认为意大利、法国、日本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效法。美国是唯一仍然拒绝与苏联政府发生任何关系的大国。另外自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在苏联方面也存在着在党的纲领中将世界革命置于第二位的明显倾向。有关“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每个人都渴望否认它的真实性；因为无论是真的还是假冒的，在这封信中都不存在与迄今为止苏联领导人宣布的政策相抵触的东西。1924年开始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之争其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坚持传统的理论，即苏联政府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它自己的存在，因此继续革命是苏联行为的主要目的。斯大林则主张新的政策，该政策最终被人们称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1927年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党的行动就是向世界宣布这个政策取得了胜利，而且尽管没有正式放弃世界革命的希望，但是将不允许它干扰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于是，苏联终于接受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那么它完全回到国际社会便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 * * [1] 指的里雅斯特港及其腹地。——译者 [2] 严格地说，苏联这一名称是在1924年1月宪法批准之后才开始正式使用的，因此在此以前都应当称为“苏俄”。但作者在叙述1924年以前的历史中，多次使用“苏联”一词。为了避免繁琐，本译文照译。特此说明。——译者 [3] 今伊朗。——译者 [book_chapter]第二部分 和解时期：国际联盟（1924-1930） [book_title]第四章 和平的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历史的第二个时期——和解时期，是从解决曾在第一个时期引起最大烦恼的两个问题开始的，即赔款问题和法国的安全问题。1924年和1925年找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是不完备的，而且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是短命的。但是在随后的5年之内，它们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而被接受；而且，尽管这些条约的所有不确定性和缺点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年也是战后欧洲的黄金时代。 道威斯计划 1924年5月11日正是法国的大选日，这一天赫里欧成为法国总理，而道威斯委员会也刚好在这一天向赔款委员会提出了它的报告。在德国，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英国，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掌权。这三位政治家现在开始认真工作，根据道威斯计划的方针来解决赔款问题。 道威斯委员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德国的通货，很明显，没有这一点，德国对外国的支付就根本不可能。到1923年底，德国的马克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德国政府临时在旧的20马克兑换1英镑的比价上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称为“地产抵押马克” [1] 。但是除非有某些纯金储备或者外国资产能作为对它的支持，“地产抵押马克”是不稳定的。道威斯委员会建议在同样的兑换价上创建一种新的马克，即“德国马克”，它将由一个独立于政府的货币发行银行所控制。 以确立稳定的货币为先决条件，该委员会认为德国便能够根据赔款账单向协约国支付赔款，从第一年支付5000万英镑开始，然后逐年增加，从第5年开始达到标准为最高1.25亿英镑的数目。这些赔款的抵押品将采取三种形式：国家铁路债券，德国工业投资债券以及关税和对酒、糖及烟草征收的国家税收的收入。然而，由于唯恐这些赔款支付会再次扰乱外汇市场，该委员会建议，这些赔款应由德国以马克的形式准备，而把赔款总数兑换成外币的责任应当是协约国政府的权限。为了确保这些安排的顺利运作以有利于债权国，赔款委员会将有权任命协约国的特派员到发行银行董事会、铁路和受控制的岁收（即已经指定了用途的税收）的管理部门中；而且要有一个“赔款支付事务总管”来负责整个计划。最后，有两个对这一计划的成功必不可缺的条件：必须放弃鲁尔的占领，使德国恢复对它的全部领土的经济控制力；以及德国应当获得4000万英镑的外国贷款，其目的有两个，即提供货币储备金并有助于它支付第一年的款项，这笔款项将在该计划有时间体现出它的好处之前付清。 在麦克唐纳与赫里欧之间进行了初步讨论之后，“道威斯计划”被提交给7月和8月在伦敦召开的一个会议，斯特莱斯曼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在新的和解气氛中，该计划在没有太多困难的情况下被接受，尽管还有许多复杂的细节需要解决，而且念念不忘鲁尔的德国人寻求并获得了一个保证，即除非在蓄意大规模违约的情况下不得再次强行惩罚。10月，给德国的贷款得以发行，而且（除了法国，在那里它由银行私下认购）到处都超额认购。美国认购了这笔贷款总数的一半多，英国认购了1／4强，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瑞典认购了其余部分。尽管道威斯计划的贷款并没有在国联的主办下发行，但毫无疑问，国联对奥地利和匈牙利贷款的先例实际上有助于它的成功。11月中旬，法国和比利时军队最终撤出了鲁尔。 道威斯计划有许多优点。它限制了它对德国赔款总数的要求，对德国来说，这个总数在有利的条件下或许是有能力支付的，尽管需要满足法国的愿望可能鼓励了专家们失之乐观。道威斯计划把支付问题和外币兑换问题分开，并把后者留给债权国去处理。它给债权国以某些具体规定的国家收入的担保——而不是对德国资源的一种模糊的全面征税。尤其重要的是，道威斯计划使赔款脱离了政治争论的领域，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债务来对待。道威斯计划使整个赔款问题脱离了不能令人满意的赔款委员会的控制，并保证将从一种公平的、非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它，更特殊的是该计划的“赔款支付事务总管”将是一个美国公民。 在这些方面，道威斯计划对任何以前发生的事情来说都代表了一种如此巨大的进步，因此它受到热情的欢迎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它也有严重的缺点。它规定了年度支付额，但它未能规定它们的持续时间，也没有对德国负债总额作出任何宣布；因为在这个时期没有一个法国政府胆敢宣布它已正式放弃了所要求的全部66亿英镑赔款的任何部分。德国仍然处于无望的处境之中，因为在它的财政中的任何平稳的增加都将引起一种赔款义务的增加，于是这就使它失去了积累储蓄金的任何动力，因为这些储蓄金只会流入协约国的国库。还有更糟的是，道威斯计划开创了借贷给德国资金去支付赔款的致命的先例。随着道威斯贷款成功而来的是德国的无节制的借债。在以后的五年中，每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市政当局，以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德国实业界财团，都在美国、有时也在英国发行了大量的公债或信贷。资本的这种注入似乎是天意。它带来了一个繁荣的高潮，这种繁荣使德国能够支付道威斯计划的年赔款额，同时在它的资源方面也没有造成过度的紧张，并且由于有充裕的外汇置于它的自由支配之下从而解决了兑换问题。道威斯计划在整个这些年中似乎是一个绝对的成功。几乎没有人有这种洞察力能够看出德国正在用来自美国的钱支付债务，而且它的偿付能力取决于在华尔街继续大量发行德国的公债。 协约国之间的债务 在这里提及另外一系列债务要求是最适宜的，尽管起因不同，但是这些要求与赔款问题纠缠不清地缠绕在一起，而且最终与赔款的命运密不可分。在战争中，英国借给它的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盟国大量款项，它也从美国借了这些总数一半以上的款项，一些协约国家也从美国直接获得了贷款。这个借债的复杂性很快就要变成一种如同赔款的负担那样庞大而不易控制和难于处理的问题。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而言，美国是唯一的债权人，而大陆协约国只是债务人（法国由于一小笔钱也是债权国），而英国居于中间地位，它既是债务国，也是债权国。 当1922年美国政府开始严厉地催逼还债时，法国宣称，只要德国支付赔款，法国就支付战债；因为如果战败的德国未能付给它赔款，而战胜的法国却要支付给它的盟国债务，这是法国不堪忍受的。英国在借方与贷方之间进行比较，愿意看到一笔勾销所有的战债。1922年8月，英国向它的欧洲盟国发出了一个通知（该通知通常作为“巴尔福照会”而被提到），宣布它希望从其欧洲盟国那里获得的清偿它们的债务的数目就是它自己应当偿还给美国的债务数目。这种过于明显地要把征收债务的全部憎恨置于美国身上的企图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舆论去反对取消战债。 鉴于美国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如期偿付他们的债务。1922年12月，英美达成了一个协议，该协议规定英国欠美国的债务连同利息一起将分62年还清，每年大约偿付3300万英镑。但是直到1926年英国也没有从它的欧洲盟国那里得到一分钱。于是，继道威斯解决方案之后，达成了若干协议，根据英—美协议的同样的方针，以每年分期支付的方式，把应当从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和葡萄牙收集的债务支付给英国和美国。在这里不可能提及这些交易的详细账目和过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与英国的解决办法（按5%的标准利率计算利息）使英国最初的债务减少了不到30%，但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解决办法，则使意大利债务的减少超过了80%，其他协约国债务的减少超过了60%。而且英国来自协约国内部的债务和来自赔款的总收入从未达到它支付给美国的债务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所有的债务支付，无论是从哪里支付的，都进入了美国的国库。 在这些债务协议中提供的巨大的资金流动转移，就像在道威斯计划下提供的资金转移一样，使美国向债务国提供贷款和信贷成为可能。国联继续实行它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创始的如此得意的政策。1924年到1928年之间，在国联的主持下，希腊、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但泽自由市发行了公债，并主要在美国和英国被认购。穿过大西洋流入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量信贷，不仅支持了整个复杂而讨厌的赔款和战债支付体系，而且给欧洲带来了普遍的繁荣和生活平安幸福的氛围；而这种繁荣是主要欧洲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取得进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是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 日内瓦议定书 1924年8月在伦敦签署了批准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之后，麦克唐纳和赫里欧出席了下个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并在那里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去解决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法国的安全问题。 自从1922年法国拒绝英国的关于一个保证条约的建议后，寻求法国的安全便转向了不同的途径。1921年国联开始其努力（这将在下面一章加以叙述）去处理使人烦恼的裁军问题；1922年，法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这种论点，并且以极其顽固的态度坚持这个论点，即只有法国的安全得到加强，法国才能减少它的军备。自1919年人们第一次听到法国对安全的要求之后，法国的要求已经扩大。现在法国在东欧和中欧有受它保护的国家，它们的安全已经成为法国自己安全的组成部分。法国要求得到的东西是对法国本身以及对它的盟国的一个全面的附加的安全保证。日内瓦关于裁军的讨论对于要求这样一种保证来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获得了这个保证，法国的政策将取得显著的成功。如果没有获得这种保证，法国和它的盟国将不承认有裁军的义务。 在日内瓦的英国代表团可能并没有领悟到它的行动的全部含义，默认了这个前提；而且“临时混合委员会”（被任命去调查裁军问题的机构）向1923年的国联大会提交了一份“相互援助条约”草案，该草案包括某些对未来裁军的模糊的规定以及对当前安全的极其明确的保证。任何爆发的冲突都将在以后四天中由国联行政院做出哪一方是侵略者的判决，然后国联成员国将有一种自动的义务〔对被侵略者〕给以军事援助以反对这个侵略者。因此其结果不仅直接阻碍了1921年国联大会决议中逐渐取消根据盟约第16条采取行动的进程，而且依靠使军事制裁成为自动的和强制性的规定而强化了这一条款。 1923年的大会没有任何大国的负责任的官员出席，因此不能做任何事情，只是把这个草案交给各国政府去考虑。该草案得到了法国、法国的大部分盟国以及东欧小国的热情批准。但是被英国、英国的自治领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荷兰断然拒绝——对这些国家来说，它们更关心的是避免增加它们的义务，而不是增强它们的安全。但是当第二年麦克唐纳与赫里欧一起出现在大会上，周围的气氛已经得到如此巨大改善的情况下，在两种反对意见之间的妥协似乎就在眼前；于是1924年的大会草拟了一个协定，并一致同意将其推荐给各国政府以获得它们的同意，该协定被通称为“日内瓦议定书”。它的全称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议定书”。 该议定书的主要新奇之处在于它打算通过强制诉诸仲裁来改进国联盟约并提供附加的安全。国联盟约给战争造成机会，这不仅在当事国不在场行政院就不能对一个争端做出一致判断的情况下，而且还在于争端的起因被判定属于争端一方的国内司法权限范围的情况下。该议定书寻求弥补这两个“缺陷”。它规定一切争端的司法性质都必须提交国际常设法院，它的判决将具有效力。在其他争端中则坚持国联盟约的规定程序。但是即使行政院未能达成全体一致的决议，这也不意味着能够像国联盟约规定的那样使争端双方具有进行战争的自由。行政院将把该争端提交给仲裁委员会，它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关于第二个缺陷，该议定书规定（这个建议来自日本代表团），关于国内司法权限问题的争端，尽管根据盟约排除行政院根据第15条做出正式的判决，也应该根据盟约第11条提交调解程序，而且如果根据此款已把问题提交国联，那么在这样一个争端中就没有国家应当被认定是侵略者。最后，为了保持安全与裁军之间的平衡，该议定书建议，裁军会议应当在1925年6月15日召开，只要到那时有足够的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 “日内瓦议定书”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去加强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的行政院的权力，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去使军事制裁成为强制性的；因此它对满足法国的安全要求来说还没有达到“相互保证条约”草案的程度。然而它被1924年的法国政府看做是一个足够加以接受的事实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即自普恩加莱垮台之后，和解的看法已经进入了法国的政策。但是该议定书的确满足了法国和它的盟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利益——维持1919年的和平安排，尤其是它的领土安排。修改凡尔赛条约条款的要求不是一个“争端”，在该议定书中（或实际上在国联盟约本身当中）规定的程序不适用于它；而且唯恐将会存在对这一点的任何怀疑，这一点在草拟该议定书的委员会的报告中被特别强调。换句话说，该议定书着重强调了以后被抨击为国联盟约的弱点的东西：它的把安全和保持1919年的安排等同起来的倾向，以及它未能提供足够的方法去修改那个安排。但是在1924年几乎听不到这种批评。德国还不是国联成员，那些较小的前敌国仍然更担心遭受侵略而不是希望强大到足以去进行侵略；因此它们欢迎签订这个议定书。 对该议定书的普遍热情始终笼罩会议，直到大会的结束。当时不同的反映开始出现。最初的麻烦发生在那些条款，即规定关于国内司法权限的问题的争端可以根据盟约第11条的规定提交国际联盟。日本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来效仿美国的做法从它们的领土上驱逐日本移民；而日本希望在日内瓦确立它对这种限制提出抗议的权利。第11条的正文在其本身授予那种权利方面似乎足够宽泛。但是英国自治领最不愿意接受在条款上写明它们关于移民问题的国内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由国联讨论或受到国联的挑战。而且很快就变得清楚的是，即使没有其他理由，就以此为理由，它们也将拒绝批准该议定书。 对该议定书的其他条款的研究，也在自治领和英国激起了谴责之声。强制仲裁是一个新奇的事物，英国的公众舆论并不容易接受它；而且尽管一届一届的英国政府都宣称它们始终不变地忠实于盟约，但是制裁在英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从未受到过欢迎。该议定书并没有改变第16条，这是事实。但是它也不能避免这种看法，即行政院能够断定谁是侵略者的争端数目的增加，就意味着可能不得不实行强制制裁的争端数目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自治领的反对、加上众所周知的下院并不愿意同意在国联盟约下的英国义务的任何增加，这就完全可能阻止批准这个议定书，即使签订它的政府仍然掌权。然而11月在“季诺维也夫信件”之后举行的大选中，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被鲍德温的保守党政府所接替。这就注定了该议定书的命运。1925年3月，新的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正式向国联行政院宣布英国决定不接受该议定书。 洛迦诺公约 日内瓦议定书已成一纸空文。法国对安全的寻求再次走进了死胡同；而且在法国看来，这一次又是英国的错误。出路只能是再次回到最初的计划，即英国对法国的莱茵兰边界给以明确保证的计划中去寻找。但是这种保证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足以令人惊奇的是，被找到的解决办法竟是在一个建议当中，而这个建议是两年前由德国政府首先提出来的。 1922年底，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建议开始进行一个相互保证公约的谈判，在这个保证公约中将包括英国和比利时，它保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双方不诉诸战争去反对另一个国家。这个建议是通过美国政府提出来的，美国被邀请作为这种安排的“保证国”而行动。在占领鲁尔前夕，这个方案似乎对德国比对法国更有利（因为存在着更多的法国侵略德国的危险而不是相反）；于是它被普恩加莱不礼貌地拒绝了。在以后的两年中，德国政府坚持这个建议，但没有成功。当日内瓦议定书被拒绝，而且人们又认为除了财政之外，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的时机已经到来时，这个方案便具有了新的吸引力。在影响欧洲的政治问题上，美国的合作实际上已不再被考虑。但英国——它作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调解人的作用已经由于它在鲁尔占领时期的独立态度而得到了明显的确立——则准备填补这个空缺。英国准备单独行动（因为自治领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支持它）去保证法—德边界免遭德国的侵略（这是法国一直要求的东西）。而且为了保持天平的平衡，它也准备去保证同一边界不受法国的侵略。 这就是有名的洛迦诺公约的基础。1925年的整个夏天，谈判一直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而且这个方案的细节逐渐具体化。德国和比利时的边界被置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并且像德国和法国的边界一样享受同样的保证。这个保证不仅适用于这些边界，也适用于非军事区，在这里德国被禁止保持军队和修筑工事。意大利以另一个保证人的身份加入其中。该方案的先决条件是，在公约签字后德国将加入国联并获得行政院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发生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边界问题上。尽管德国愿意重申它接受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西部边界，但不准备接受凡尔赛条约对其他边界的规定。它坦率地承认它并不认为它的东部边界是最终的边界，尽管它否认有任何用武力来改变它的打算。在这方面德国与英国的态度相吻合。英国准备保证德国的西部边界，但不准备保证它的其他边界。这个问题在尽可能圆满的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办法是在德国和波兰之间以及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了仲裁条约，并且在法国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签订了保证条约。 第二个困难产生于德国和苏联自拉巴洛条约以来就存在的友好关系。德国担心西方大国有一天会要求根据盟约第16条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并要求德国参加这样的行动。这种担心用一份照会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这份照会中其他洛迦诺国家通知德国，根据他们的解释，国联成员国有义务为支持盟约而进行合作，但只有“在符合本国军备情况和照顾本国地理形势的范围内”才这样做。不用说，这当然就意味着德国作为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国家，不能被指望参加任何对苏联的军事制裁。 10月，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在瑞士的湖边小城洛迦诺开会，并于10月16日拟定和草签了下列协议： （1） 保证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的边界条约（这就是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洛迦诺公约”）； （2） 德国作为一方，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作为另一方的一系列双边仲裁条约； （3） 法国作为一方，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作为另一方的双边相互保证条约。 1925年12月1日，这一系列条约在伦敦正式签署。 如此签订的条约包括某些重要的但没有一个签字国愿意承认的含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含义将变得更为明显。首先，存在着心照不宣的想法，即由德国对它的西部边界的自愿保证，赋予这条边界以一种迄今为止赋予它的或目前赋予德国的其他边界的更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而且这意味着凡尔赛条约强加的义务，即使不是法律的而是道义的义务，也比自愿接受的义务更缺乏约束力。第二，英国准备保证某些边界而拒绝保证另一些边界，具有使边界等级化的实际影响，即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把边界分为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而且尽管英国政府坚定地声明，它在国联盟约下承担的义务将得到尊重，但是洛迦诺公约给人的印象却是英国并不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以保卫东欧边界。归根结底，洛迦诺公约对凡尔赛条约和国联盟约是有破坏作用的。它鼓励了两种观点：第一，除非得到具有自愿性质的其他条约的保证，凡尔赛条约缺乏约束力；第二，不能指望各国政府为保卫那些不直接与它们自己的利益有关的边界采取军事行动。十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政府似乎都是按照这些含义而行动的。 在1925年充盈着普遍友好与乐观的气氛中，这些含义的确可以被忽视；但夸大洛迦诺公约对欧洲和解的贡献将是困难的。自战争以来，它第一次在法国的需要和德国的需要之间形成了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平衡。它完成了由道威斯计划而开始的使德国回到大国行列中的工作，这固然不是根据完全平等的条件（因为裁军和解除武装的奴役状态仍然存在），但毕竟是作为一个正式的和受尊敬的成员。奥斯汀·张伯伦对他的成功带有可以原谅的自豪感，把它说成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 * * * [1] 又称“地租马克”，是一种值1金马克的纸币。——译者 [book_title]第五章 全盛时期的国际联盟 1924年到1930年是国联最有威信和权威的时期。1924年以前，国联的成员国通常是由在日内瓦的代表们所代表，但是不管他们是多么的杰出，都不是那些国家的负责外交政策的政府官员。当麦克唐纳和赫里欧亲自到日内瓦出席1924年的国联大会时，他们开创了一种具有深远的重要影响的先例。从此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在它是国联成员的日子里）的外交大臣（或部长）通常出席每一届大会的某些会议，并出席几乎每一次行政院会议。这个先例很快就为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所效法，于是日内瓦在9月就变成了一个公认的欧洲政治家们的聚会场所。有一年（1929年），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大臣（或部长）都出席了那次大会。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欧洲的国家必须由它们常驻欧洲各国首都的外交官出席，或由专职代表常驻日内瓦。 鼎盛时期的国联 当洛迦诺公约得以签订时，1926年3月召开了一届特别的国联大会，同时行政院也召开了常规会议，以便正式批准接纳德国为国联成员和行政院常任理事国。这个时刻被认为是国联历史上的转折点。迄今为止，中立国成员的影响，以及在和平的头几年便被接纳的较小的前敌国的影响，还不足以强大到驳斥那种共同的指责，即国联主要是为了维护1919年和解条款的战胜国的联盟。德国作为国联的成员当选为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将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并在更为公平的基础上给国联一个新的开端。 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由于判断上的严重错误，存在着可能毁坏这些安排的障碍。在国联盟约最初的文本中，行政院应该由五个战胜的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成员，以及由国联大会选出的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对行政院常任理事国成员的增加应当由行政院的全体一致的赞成票并获得国联大会的大多数批准来决定。美国不履行义务使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减少到四个；而1922年由于较小国家的压力，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上升到六个。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3月，行政院召开会议宣布德国申请成为一个常任理事国。 在国联盟约中对实际增加行政院常任理事国成员的数目的规定显然是为缺席的大国——德国和俄国考虑的。在洛迦诺会议期间接纳另一个大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从未被讨论过。然而，当了解到德国的申请尚未被批准时，波兰、西班牙和巴西都对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提出了要求。特别是波兰的要求似乎并不缺少合理的根据。尽管波兰不属于大国的怪圈，但是它在欧洲的政治中占有关键地位，而且它在人口和财富方面并非大大低于意大利。洛迦诺公约已经表明，一旦需要，法国准备使波兰的利益从属于它自己的利益；而波兰则认为，它需要行政院的席位，以便阻止法国和英国方面以牺牲波兰为代价而与德国达成协议的任何倾向。另一方面，德国能够辩解说，只限于对德国作出的使之成为一个常任理事国的保证是洛迦诺交易成交条件的组成部分。如果由于允许使某个大国也拥有对所有重大问题进行投票的同样特权而使德国自己的这种特权失去效力，从而使那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的价值已经贬值的话，那么在达成洛迦诺公约所依据的精神实质上，这个公约并没有得到实行。 毫无疑问，英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在日内瓦的大多数代表团都认为德国的辩解是有充分根据的。并且反对行政院常任理事国的任何其他的增加。不幸的是，奥斯汀·张伯伦本人致力于支持西班牙的要求；并因此鼓励了新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白里安相信波兰的理由。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巴西（不像波兰）都是行政院的非常任理事国，因此对批准德国的要求来说，它们的投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拒绝给以这种投票，除非它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纷乱的形势达到了极点。行政院没能做出任何决定，而国联大会也毫无建树地散了会。德国尽管有洛迦诺公约，但仍然留在国联之外。 1926年夏天，行政院的一次会议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去解决这种困难的形势。最终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把非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从六个增加到九个，并根据国联大会2/3的投票同意，其中三个非常任理事国可以在它们三年任期期满之时重新当选。于是便产生了行政院半常任理事国的新种类，以满足处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中等国家的需要。波兰和德国都接受了这种妥协方案，波兰的条件是它将获得一个半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西班牙和巴西拒绝接受它，但是又不愿意面对用它们的投票去阻止德国进入国联而引起的憎恨，便退出了国联。在1926年9月的国联大会上，德国在热烈欢迎的气氛中走进国联并作为一个行政院常任理事国而就座。不过在德国人的心中还是留下了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即他们不能指望在日内瓦获得公平对待。尽管斯特莱斯曼的影响暂时还足以医治这种创伤，但还是鼓励了德国已经很强大的反对国联的党派活动。尤其重要的是1926年4月，在对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争端达到顶点时，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其中双方重申忠于拉巴洛条约，并且每一方都保证在另一方一旦遭到进攻的情况下保持中立。 德国获准进入国联使国联达到了它力量的顶点；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对以后20年中的国联成员国做一番简洁的评论。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三个最大的国家——美国、阿根廷和巴西——仍全不在其中；那一群中美和南美洲的较小国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贡献（因为它们的会费几乎总是拖欠），而且也没有什么对国联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远东，日本、中国和暹罗 [2] 以及印度是国联成员；在中东是波斯 [3] ；但土耳其对它是敬而远之。在非洲，南非联邦通常派出活跃的代表团出席国联大会；但利比里亚和阿比西尼亚 [4] 是有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第五块大陆。但欧洲是国联的核心；而且在欧洲，当西班牙于1928年浪子回头时，欧洲的成员国全都是国联的成员国，除了苏联之外——这是唯一的仍然公开敌视国联的大国。 苏联政府对国联的态度是它对创建国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的反映。从1924年起，苏联和英国的关系继续恶化。1926年由于苏联支持总罢工而激起了愤怒。第二年，英国政府横暴地突然查抄了苏联贸易机构的官员阿科斯的住宅；并在那里发现了证明苏联阴谋反对英帝国的文件，于是他们废除了1921年的贸易协定并突然终止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然而这种反目争吵在这一时期苏联国际关系的整体进程中是个例外。苏联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继续逐渐改善，与德国的关系也未因德国加入国联而受到严重损害。1927年，尽管苏联的发言人继续嘲笑国联本身，但苏联政府已经开始效法美国的做法，在国联的经济、人道主义和裁军活动中进行正常的合作。在那一年，苏联代表第一次来到日内瓦出席一个普遍的经济会议（见第110页）和裁军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会议。 作为调解者的国联 国联的主要工作，而且应该继续去做的工作，是用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阻止战争。实际上，即使是在国联最有力量的日子里，国联的权限也不是普世的。当1926年尼加拉瓜政府将墨西哥告上国联——指责墨西哥政府涉嫌支持尼加拉瓜政治反对派时，美国政府立即派出一支舰队去尼加拉瓜“以保护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而国联便接受了这种暗示，即维持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不是国联本身需要关心的事情。英国和埃及（它已于1922年被承认是一个独立国家）之间的独特关系把埃及排除在国联成员国之外，而且阻止了英国和埃及之间的不同意见被当做国际争端来对待。中国和列强之间有关给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的条约的争论也不被认为是正常的问题而要提交国联来解决。但是，尽管有这些例外，国联采取行动的范围仍然是广泛的；而且在这些年中，来自世界许多地区的争端被提交给国联。作为说明问题的例证，在这些争端中有三次争端，它们全都包含可能进行战争的危险，将在这里得到评述。 第一个争端是在与土耳其的和平条约下产生的，该条约规定，在英国和土耳其政府没有达成协定时，土耳其和被英国委任管理的伊拉克领土之间的边界应当由国联行政院来决定。1924年秋天，国联行政院召开会议，尽管当时土耳其还不是国联成员，但它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中立的边界委员会对一条边界线提出建议。有争执的地区是旧土耳其帝国的摩苏尔行省，它由混合的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所居住，并且自停火以来便处于英国的占领之下。当边界委员会正在工作时，在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一个善于登山的强壮民族，发动叛乱反对土耳其政府。该叛乱以传统的土耳其式的残暴方式被镇压。许多库尔德人逃到了摩苏尔地区，并且在已经存在的临时边界线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形势似乎非常危险以致国联行政院在1925年初便派出了第二个委员会就这些动乱提出报告。该报告彻底否定土耳其的管理方式，并且可能有助于行政院确定一条边界，这条边界实际上把整个摩苏尔行省包括在了委任领土之中。在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土耳其从行政院会议撤走了它的代表，并抛弃了它最初的接受国联的决定作为最后决定的保证。事情被提交给国际常设法院，该法院提出的意见是，根据洛桑条约，并不需要双方表决去使国联行政院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土耳其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于是接受了这条新的边界。这条边界在1926年6月由英国、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条约而得到确认。 第二个争端来自巴尔干。在战后的许多年中，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界是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击和骚乱的地点，主要是马其顿土匪的活动。1925年10月发生的杀死一个希腊边防哨所的指挥官和他的一个士兵的事件使这些活动达到了顶点。作为报复，希腊军队长驱直入保加利亚的领土。保加利亚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诉诸国联。行政院立即在巴黎召开会议，力劝希腊政府撤出它的军队，并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派出军事官员去现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措施对希腊政府起到了威慑作用。希腊军队撤出了保加利亚的土地，而希腊政府则被宣布根据一个国联委员会规定的数额，为它对保加利亚领土的侵犯而支付给后者赔偿金。希腊接受了这个裁决。但是也存在着关于这个裁决是否公正的不同看法的尖刻评论，这些评论在两年前就曾流行过，当时在丝毫不差的相同情况下，希腊受到了意大利的侵略。 第三个争端的起因在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些事件之中。立陶宛政府在拒绝了协约国政府作出的波兰拥有维尔纽斯的决定后，断绝了与波兰政府的关系，并宣布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从那时起，边界一直保持公路、铁路与河流运输的关闭状态；而且这种不正常的形势又由于频繁的边界冲突和双方的挑衅性声明而更加恶化。1927年秋天，沃尔德马拉斯，立陶宛的倔强的小独裁者，抓住一些立陶宛人从维尔纽斯被驱逐的机会，根据盟约第11条把整个问题诉诸国联。12月10日行政院召开了重要会议，立陶宛和波兰（这是毕苏斯基唯一一次在日内瓦出现）的独裁者们面对面地出席了这次会议，这种面对面的讨论带来了一个一致同意的决议，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宣布“在两个国联成员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是与盟约的精神实质和形式都相矛盾的”，于是立陶宛以后便不再认为它自己处于与波兰的战争状态了。这个决议的其他部分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对于维尔纽斯的“不同意见”并未受到这个决议的影响。向两国政府提出的“对其他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没有得到实行，外交与商业关系也未得到恢复。然而，在日内瓦公开讨论这种波兰—立陶宛之间的长期争吵实际上导致了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长时间的持续缓和，即使并没有导致一个和解；因此它是国联的一大成功。 国联对这三起争端的处理可以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看法。无论是摩苏尔还是波兰—立陶宛争端都是在两个力量极不对等的国家之间的争端。在这两种情况下，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仅占领着有争议的领土，而且无论如何在它一边有着形式上的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国联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使较弱的国家能够放弃那种站不住脚的主张而又不失尊严。希腊—保加利亚争端发生在两个弱国和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在行政院中有力量强大的朋友。这些因素使它特别适于国联采取行动。这使国联容易做出一个公平的决定并确保它被双方接受。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的幸运结合发生在一个有爆发冲突危险的争端之中，因此这个事件仍然是国联在阻止战争方面取得成功的最高标志。 然而，关于国联的这些成功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它们是用调解的方法取得的成功。在后两种情况下，诉讼程序是由盟约第4条和第11条指导的。争端双方坐在行政院的桌前，如第4条规定的那样，拥有充分的成员国权利，包括投票权；这就意味着，根据全体一致的原则，如果没有双方本身的同意，任何决议都不能被做出。在摩苏尔争端的早期阶段，尽管土耳其不是一个国联成员国，但也确实履行了同样的程序；而且尽管在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国际常设法院根据洛桑条约的条款做出的某些事先并未预料到的裁决而使这一程序终止实行，但决不存在任何强迫做出一个决定的问题。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人们承认行政院只能靠劝导说服的方法才能继续进行工作。在国联最有力量和最有威信的时期里，国联只依靠它的道义权威；因为盟约第11条没有授予它其他权利。在1932年以前，从不曾打算凭借盟约第15条和第16条中的规定行使判决和惩罚程序。 国联的其他活动 尽管维持和平是国联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工作，但是如果不提到国联的某些所谓的日常工作，那么1919年以后的国际关系史就是不完整的，这些日常工作中的许多工作是国际生活中公认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工作中有一些工作是政治性的。委任统治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由11名在殖民管理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机构，每年在日内瓦开两次会，接受关于受委任国对其管理的领土的年度报告，并附上该机构的评论和建议后把这些报告提交给行政院。行政院对此进行考虑，而且如果需要，就对这些报告提出建议，而受委任国（无论其是否为行政院的正式成员）则为此目的而出席行政院会议。为了实行少数民族条约也制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程序。代表少数民族的请愿书连同他们控告的那个政府的回答一同被提交给行政院的一个三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与那个政府（而不是与那个少数民族，没有听说它们有那个资格）讨论这个问题，并通常做出两种结论：或是证明该政府无罪，或是从该政府那里获得消除所抱怨的不满情绪的保证。如果该委员会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它可以把该请愿书提交行政院，被告的政府当然出席行政院的会议。无论是委任管理问题还是少数民族问题的程序同样基于盟约第11条的基础之上，即应当用劝导的方法做出决定并得到有关政府的同意。 国联还有其他特殊的政治作用。从1920年到1935年，它通过一个管理委员会成功地管理了萨尔地区，并于1935年1月指导了那里的公民投票。没有其他地区曾经置于国联的直接管理之下。但国联保证了但泽自由市的宪法，它的权威由驻那里的一个最高专员来代表，该代表的任务是在自由市和波兰之间的纠纷中实行仲裁。双方都有权诉诸行政院反对最高专员的决定。1934年以前，没有比波兰和但泽之间的纠纷更经常地出现在行政院的议事日程之中的事了，直到1934年德—波条约才改变了形势；而且在处理这些纠纷中，国联这台机器的运转取得了最大的效率。 国联为在经济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和认真运作的机构。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组成的财政和经济委员会每年在日内瓦开会，并指导国联秘书处的财政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财政委员会负责发行和监督国联发行的各种公债。192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全面的财政金融会议，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经济会议，前者涉及战后财政金融的重建，后者涉及减少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国联的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工作部分是配合战前便已经开始的零星的国际活动，部分是着手新的事业。反对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活动中最古老的。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了废除奴隶制度公约；1932年国联决定设立一个常设奴隶问题委员会。其他国联机构处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危险的毒品贸易、贩卖妇女、保护儿童、救济和安排难民，以及健康和疾病问题。 最后有两个国际组织，尽管他们依靠国联的预算，但在行政上独立于国联之外，这就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常设法院。 国际劳工组织的办事处设在日内瓦，它是根据和平条约而建立的，目的是依靠国际协定去改善劳工的条件。它的组织构成仿照国联的组织构成，它的年度大会、管理委员会和办事处分别相当于国联大会、行政院和秘书处。国际劳工组织现在由所有国联成员国加上美国和巴西组成。每个国家派出的出席年度大会的代表团由四名代表组成，其中两名由政府任命，一名由雇主组织任命，一名由工人组织任命。大量的各种有关劳工问题的国际公约被签订，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约都被普遍批准。 国际常设法院是根据盟约第14条由国联建立的，其目的在于裁决“当事者到那里向它提交的任何具有国际性的争端”，并对行政院和国联大会委托给它的问题提供建议。它有一个由行政院和国联大会每九年任命一次的15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其院址设在海牙。该法院的规章包括一项所谓的“非强制性条款”，签订此条款的国家有义务使他们自己服从这一条款，以解决他们自己和其他国联成员国之间的任何法律性的国际争端；大约有50个国家，包括绝大多数的大国，签订了这一条款，但其中的一些国家带有某种保留意见。美国政府曾两次采取行动要遵循于国际常设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