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日本的黑雾 [book_author]松本清张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00983 [book_dec]是松本清张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一部报告文学集。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家。1909年生于九州小仓市。1952年，他的短篇小说《某人的〈小仓日记〉传》，获芥川文学奖，从此一举成名。1955年以后致力于推理小说的写作，主要作品有《点与线》、《隔墙有眼》、《黑色画册》、《零的焦点》、《沙器》和《日本的黑雾》等。松本的作品一反推理小说的旧传统，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注意揭示犯罪动机，挖掘社会根源，暴露丑恶势力，因而，他的作品被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日本的黑雾》自1960年至1961年分3卷相继问世，全书共12篇，都是就美军占领期间日本所发生的一些著名的冤狱或暴行事件进行剖析。作者通过《“帝国银行事件”之谜》、《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松川事件”的实质》等作品，揭露了日美当局沆瀣一气，镇压进步人士的罪行。 [book_img]Z_10032.jpg [book_title]出版说明 松本清张是日本当代着名的小说家，一九〇九年生于福冈县小仓市。高小毕业后，曾在电机厂、石版印刷厂做过工，生活艰苦。自一九三八年起，先后在朝日新闻社九州岛分社、西部总社、东京总社任职，同时练习写作。一九五〇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西乡钞票》，借明治初期西乡隆盛领导的西乡军滥发军票造成的混乱状况来影射战后初期日本通货膨胀、钞票贬值的时局。一九五二年，以《〈小仓日记〉传》获芥川奖，从此登上文坛。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作者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表示了同情。一九五六年辞去报社职务，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 松本清张是一位多产作家，一九七四年文艺春秋社出版了《松本清张全集》共三十八卷。一九六三年起他先后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会长等职，一九七七年自动辞职。 松本早期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多，也写了一些短篇推理小说，如《埋伏》、《寒流》等。推理小说是日本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内容主要是写以逻辑推理进行刑事侦察的破案故事。松本并不满足于此，他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写下了《零的起点》、《点和线》、《眼壁》、《黑地的画》、《沙器》等，竭力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侧重于追究犯罪的动机，探索现代日本社会的复杂因素。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较高，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推理小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学流派——社会派推理小说 松本清张的作品中最富特征的是揭露战后美日当局内幕的报告文学，《日本的黑雾》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了《深层海流》及《现代官僚论》。 《日本的黑雾》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分三卷相继问世，全书共十二篇，都是就美军占领期间日本所发生的一些着名的冤狱或暴行事件，迸行剖析。作者在跋里说：“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些作品，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一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一九六二年，作者选出其中六篇，加以修订，作为选本出版，本书就是根据这个选本译出的。 编者 一九七九年八月 [book_title]“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一 根据最高裁判所审理的结果，平泽贞通已被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凶犯。事到如今，无论根据任何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是无罪的了。换句话说，只要法务大臣一按印，他随时都可以上绞刑架。（辩护人方面虽然提出了重审的请求，但那并不一定能制止处决的执行。）（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赤旗报》报道，平泽贞通目前仍然被关在仙台的宫城监狱里，“‘帝国银行事件’辩护团”正在提出重审的要求。——译者注） “帝国银行事件”就这样定了案。由于把平泽贞通判为凶犯，本世纪这一残暴事件就告结束了。 最高裁判所宣判之后，辩护人还曾做过一些努力，几次要求重审，都被裁判所驳回。到如今，怎样也无法证明平泽贞通不是“帝国银行事件”的凶犯了。 去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帝国银行事件》这篇小说。我一向对平泽贞通是凶犯这个论断抱有怀疑，在小说中，我就以那些疑问为主题，尽量根据事实来叙述。最初我本想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疑问，所以采取了小说的体裁——然而内容必须尽可能以事实为依据。在那篇小说里，我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构的成分，而以本案的检察官的调查书、起诉书、辩护要旨和判决书等审判记录为素材。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我感到警视厅是在侦查中途碰了壁，才突然转移方向，去逮捕平泽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也就以这个迹象为主题。直到今天我还怀着这个疑问。写那篇小说时，我所作的调查还不能说是充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埋没在砂土里了，一点头绪也找不到。我和侦查当局以及检察官们毫无联系，又没有法律知识，发掘这个痕迹是极其困难的事。正是由于缺乏知识我才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这个疑问。 直到现在，我对这个案件质疑的热情仍旧没有减退。 二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是绝对的权威。我拥护最高裁判所的权威和尊严。这里做出的判决本应该具有使人人都能信服的逻辑和科学根据，丝毫也不应该使人怀疑，给人以瞹昧的印象。然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上，对被告平泽下的判决又是怎样的呢？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可以说是几乎原封不动地通过了第一审的判决。 判决平泽有罪的基本根据，只不过是他本人的供词。这份供词无论是检察官逼出来的，还是被告平泽由于忠克尔萨珂夫氏病（慢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常害的一种精神病，记忆力和判断力都衰退。——译者注）而编造出来的，反正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了。 这一事件是在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译者注）一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所以供词才能充作证据。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了。幸乎不幸乎，“帝国银行事件”成为旧刑事诉讼法的最后一桩案件。 根据旧刑事诉讼法，被告的“供词”是可以作为证据看待的。可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除非另有其他物证，对本人不利的供词一律不能看作是证据。我并不是说“帝国银行事件”完全是按照旧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来处理的。既然平泽受审时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生效，我想这一事件大概也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处理的。 可是事实上被告平泽的供词却成为案中最主要的证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它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审理的，然而还是不得不以供词为证据，这不正说明本案极其缺少其他物证吗？ 只要把关于“帝国银行事件”连篇累牍的审判记录读上一遍，就能够体会检察官方面是如何以案中缺乏物证为苦。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也许比平泽贞通还要苦恼。首先，对判罪最主要的根据——凶器，检察官方面丝毫也没有加以说明；并且也没弄清被告平泽在帝国银行杀害十六人的毒药是从哪里弄到手的，其中的经过又是如何。判决书上仅仅交代了一句：“被告所曾持有的氰化钾。” 检察官们曾经竭力想调查被告是怎样把这种毒药弄到手的。平泽在供词中也提到这事，但是举不出任何证据来。再说，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氰化钾呢，还是另外一种化合物，关于这一点，判决书中也没有下明确的判断。 一般说来，在杀人案件中，凶器是最重要的物证。这一点尚且含糊不清，其他可以称作物证的东西也就更没什么价值了。 检察官方面所列举的其他物证是：印有“松井蔚”字样的名片，抢去的支票后面的笔迹，以及被告无法证实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现场。此外，还说事件发生后，被告拿到手的那笔钱来历不明，以及证人说，被告长得与凶手的相貌相似等等。但是严格说来，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与被告平泽有直接关系的物证。 三 在袭击帝国银行的案件发生的前一年——即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凶犯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昭和二十二年春天，被告平泽在靑森函馆联络船上也曾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然而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断定凶犯在安田银行所使用的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交换来的那张。原来为人仔细的松井蔚曾把跟他交换过名片的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但是仍有十七张下落不明的所谓“事故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事故名片”中的一张。 支票后面的字被推断是从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把它抢去的凶犯所写的，但是笔迹鉴定人把它和被告平泽的笔迹加以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有一个鉴定人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性毕竟不能变成现实性。 会有许多证人证明被告平泽的相貌与凶犯相似，然而这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再说，被告不能证实本人当时不在现场这一点，以及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审判记录，都使人感到不够真实。捡察官把案件发生后不久被告平泽拿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这件事与案件联系起来了，但是即使这能成为状况证据，也仍然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我并不打算再在这里写《论被告平泽》。在我以前所写的小说《帝国银行事件》中，这方面的话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我没有那么大耐性在这里把侦查的烦琐内容和审判经过一桩桩地写下来。在我的小说问世后，也还出版过一两种论述本案被告无罪的着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这里，我要重新探讨一下前一次在拙稿中挖掘得不够充分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警视厅的侦查主力中途不得不转向旁线——居木井警部补（日本警察分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及巡查九个等级。——译者注）的名片调查班？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墙壁？墙挖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本文想谈的就是这一点。 四 关于“帝国银行事件”的经过，以前已经写过不少，这里不准备再详细介绍了。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五分左右，一个中年男子来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胳膊上缠着印有“东京都”标志的臂章。他说附近发生了斑疹伤寒，按照占领军的指示，人人都必须喝预防药，就叫代理分行长吉田等十六个人喝了毒药。见过凶犯的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郞后来被救活，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我说说在银行被骗喝毒药的经过。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办完了日常的业务正在结账，一个身着西服、年纪有四十五六岁的人推开大门旁的便门走了进来。这人左臂上缠着白布，上面印着‘东京都’的红色标志。他递给我们一张名片说：‘我是东京都派来的。分行长呢？’我说：‘分行长不在，我是代理分行长？’那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东京都卫生科及厚生省厚生部（即卫生福利部。——译者注）医生，医学博士——名字我记不得了。我把那个人请进办公室，叫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使用长崎二丁目相田家前面的水井，发生了流行性赤痢，有四个居民受到传染，大概已经报告了警察。美军总司令部的赫特克中尉接到这个报告后说：“这可不得了，我马上就去，你先走一步。”我跑去一调查，才知道住在那家的人今天曾来过贵行。赫特克中尉领着消毒班随后就来。决定在消毒以前，请你们先喝预防药。’我说：‘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啦？’那个人说：‘看病的医生直接报告了美军总司令部。’ “他又说：‘消毒班马上就来，请你们先喝这药。这原是美军总司令部发下来的特效药，非常猛烈。’说着他就拿出一个宽一寸、长五寸、医生常用的金属盒子，勤杂工把所有的杯子都洗好拿来了。那人说：‘这种药沾在牙齿上会损坏珐琅质，我敎给你们怎么喝，请照我的样儿喝。药有两种，喝完一种，隔上一分钟再喝第二种。’他说着就拿出一个小瓶子，又拿出一只吸药用的带橡皮囊的玻璃管。那药没有颜色，只是有些浑浊。那人用玻璃管往每个杯子里分了一点，他自己尽量伸长了舌头，把头一种药裹在舌头里喝给我们看，职员们都学他的样儿喝了。那药刺激性很强，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喝了烈性酒一样，心里热辣辣的难受。过了一分钟，他又把第二种药分给我们喝。我就去井旁漱口，刚走回来，只见大家一个个都倒下了。我心想‘糟啦’，就走到自己的坐位上，不久就人事不省了。那人穿着一双赭红色胶靴，长得挺俊秀，像是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觉得他的手粗笨了一些。臂章是白布做的，印着‘东京都’的红色标志，下面用墨笔苍劲有力地写着‘防疫消毒班’几个字。” 他这份证词中所提到的占领军主管人的名字最初是赫特克中尉，后来又更正为“记得是赫奈特或是柯奈特”。 五 活下来的四个人都证明凶犯是个举止文雅、高鼻梁的美男子。只有代理分行长吉田说，那人左脸上从太阳穴到面颊有一块半寸宽的茶色的瘢，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理会；大衣是穿在身上还是拿在手里的，就记不清了。代理分行长吉田还说，那人西服袖上缠着省章。关于那个人的鞋也只有代理分行长吉田一个人在证词中提到，他说那是摊子上卖的那种赭红色胶靴——替他摆拖鞋的职员阿久泽说：没弄清穿的是什么样的鞋。职员田中也说记不清鞋的事了。 关于这种药的味道、颜色和气味，活下来的四个人的证词多少有些出入。代理分行长吉田说：“先喝的是浑浊的液体，有些发白，就像是喝猛烈的威士忌之类的东西，心里烧得慌。”职员田中说：“气味像汽油，舌头直发麻。”职员阿久泽说：“是淡黄色的，气味有点像氨，味道好像发苦。” 活下来的人都被送进附近的圣母医院。 凶犯冒充预防药拿给职员们喝的那种毒药分盛在十六个杯子里，与职员的数目相符。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凶犯用来喝给他们看的，一共应该有十七个，可是短了一个。也就是说，缠臂章的凶犯用过的杯子没有找着，想来是他怕人家验出指纹而带走了。后来把杯子里喝剩的液体全都倒在装酱油的小玻璃瓶里，量非常少。死人吐出来的东西也收在八只杯子里，第二天（二十七日）送到警视厅鉴别科的化验室去了。 据受害者说，最初给他们喝的是刺激性很强的药，第二次喝的跟水一样。如果喝了氰酸化合物，估计就是先喝的那个。这么说来，喝剩下的以第二种液体为主。经调查，一点也没有氰酸或其他类似毒药的东西。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精密的化验。于是侦查当局又委托东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研究室的木村敎授做了胃容纳物的分光分析。垣花助理正式做了分析。送去的有盛着死人吐出来的东西的杯子、装着残余液体的酱油瓶，以及用两个褐色瓶子装的、给活下来的人洗胃后吐出来的东西。垣花助理从这两瓶液体里也检查出少量的氰酸。西山技师打开其中的一个瓶子时，在氰酸的气味中还闻到了石炭酸的臭气。后来到圣母医院一调查，才知道那是由于使用了石炭酸的空瓶所致。据检验，从胃的容纳物和喝剩下的液体里只发现了钾和钠。根据这次化验的结果，侦查当局决定侦查时可以假定所用毒药为氰化钾。可是为慎重起见，西山技师在报告中说：第一种药类似氰化钾，第二轴好像是水。 胃的容纳物里显然含有氰酸，因而喝的毒药毫无疑问是氰酸。问题在于那是氰酸和哪一种东西的化合物。于是，又进一步对过滤胃的容纳物取得的液体做了种种反应检查，然而还是只化验出钾和钠。结果推断一定是氰化钾或氰化钠。 毒药是本案唯一的凶器，所以我才把化验毒药的经过写得这么详细。 六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才知道其他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未遂案件。就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一即一月十九日下午三点五分，一个举止庄重、绅士头的男子来到新宿区下落合的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此人拿出一张印有“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山口二郞、东京都防疫官”宇样的名片，自称是东京都卫生科派来的，说在该行开户的一家公司有七人感染了流行性赤痢，占领军已乘汽车去消毒，查出该公司里有一个人今天会到这家银行来存款。因此，银行得把现金、帐簿和各间屋子全部消毒。接着他就问今天有没有现金外运。分行长说没有现金外运，并问他来行存款的那个人是哪个公司的。自称姓山口的防疫官说：发生赤痢的是新宿区下落合的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那里一个姓大谷的负责人一定来过这里。分行和井华矿业公司并无来往，但查明在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的负责人大谷的名下存了六十五圆，正好是同姓。分行职员把一些支票什么的整理好正要送往总行，防疫官就把他们拦住了。 分行长提出抗议说，为了一张支票而这么做可不成，只把那张支票消一下毒就成了。于是，那个人就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把里面盛的无色透明液体洒遍那张支票的正反两面，然后交还给分行长，说他认为这样做就成了，如果美国宪兵还罗嗦，他以后再来；如果他不再来，就不妨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说完就走了。 由于实际上没有遭到损害，银行当时就没有去报告警察。 松井蔚的那张引人注意的名片是在头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被利用的。那次的目标是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也是在下午三点多钟，银行刚停止营业的时候，来了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子，递给分行长渡边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松井蔚、厚生省预防局”字样。他说： “由于茨城的水灾，发生了恶性传染病。我奉命到当地去，工作得筋疲力尽地回来了。可是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水灾地区到小山三丁目的市场后面渡边家去避难，这一次又患了赤痢，引起流行性赤痢。为了消毒，我和美军总司令部的帕克中尉一起乘吉普车来了。一调查，才知道今天上午他们家曾有人到这家银行来存过款。因此，这里的allmember，allroom，allcash或是allmoney（蹩脚的英语，意思是：所有的人员，所有的房间，所有的现款，所有的钱。——译者注）都得消毒。现金和账簿一律不要动。” 那个人说话很有礼貌，一点也没有架子。 这里的分行长渡边为人谨慎，他派勤杂工到附近的平塚桥派出所去打听了一下。派出所的警察马上骑自行车找遍了小山三丁目一带，哪家也不像是患了赤痢的。警察到银行去一看，那个人还站在分行长跟前。警察一问，那个人一口咬定占领军的消毒班确实到三丁目的市场那儿去了，为了弄清情况，警察又离开银行了。 后来那个人说“为了预防，大家都必须喝这个”，就从帆布包里拿出茶褐色的和无色透明的瓶子。他召集分行长和职员们共二十九人，先拿茶褐色的瓶子往每人的杯子里滴了三滴茶褐色液体，每份大约有一点五毫升。然后他自己先喝给他们看，叫大家也都喝了，接着又叫大家喝第二种液体。这跟后来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的做法一样。他做完后自言自语地说“消毒班该到了吧”，又说“太迟了，我看看去”，说着就往便门走去，不见了。他再没有回来。 据说，那一次的液体“发涩，难吃极了”，可是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分行方面还是向荏原警察署报告了，警察署记下了情况，把松井蔚的名片也保存起来。 毫无疑问，这两桩未遂事件和“帝国银行事件”都是同一个人干的。侦查当局凭着这三家银行的职员的证词和两张名片的物证，感到侦查工作大有进展。 七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钟，才查明被盗去了些什么，马上发出通知，但是凶犯已经在作案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把盗去的支票兑成现款取走了。 发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背面用凶犯的笔迹写着“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面签署的是后藤丰治，本人只写下自己的名字，凶犯在旁边附了个假地址。侦查当局对这个人的相貌和装束做了调查。该分行的代理分行长田川敏夫说：“那人身高五尺三寸左右，肩膀又圆又厚，并不驼背，只是使人感到穿得太臃肿。他戴着一顶好像是驼绒的白糊糊的方格鸭舌帽。帽子是整块料子做的，后边笔挺，似乎是新的。大衣是咖啡色的，颜色鲜明的帽子配上一件厚厚的咖啡色冬大衣，很不调和，所以给人的印象很突出。”他还说，那人戴着宽宽的黑框眼镜，镜片是淡褐色的。 三家银行都是由同一个凶犯去的，不可能设想单单在取钱时他会支使别人。笔迹是符合凶犯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据此，侦查当局认为拿支票来兑换现款的人必是凶犯本人，也就是说，那笔迹是凶犯留下的，并决定按照这一方针来侦查。 凶犯说话没有什么富于特征的地方口音，服装和态度也不土气，三个犯罪地点选得都很老练，不像是从外县初到东京来的人干的事。而且，凶犯从帝国银行出来后，第二天就连鞋带大衣都换过才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根据以上几点，假若出现在四家银行的是同一个凶犯，侦查当局认为他必然住在东京都，并决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侦查 为了从在同一个时刻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过的顾客中找到目击者，侦查当局就去寻觅线索。同时，又设想他可能是乘都营电车来的，就在都营电车公司巢鸭营业所贴出了写明该犯相貌特征的通告，要求司机和售票员予以协助。在相貌、装束下面，还写着“像是个包工头”——这一点是以目击者所提出的特征为根据的。 八 我在这里记下侦查当局发给全国警察署的《“帝国银行事件”侦查纲要》。读了它，大家就可以弄清侦查当局初所假定的帝国银行犯人的形象了。 “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号之六。昭和二十三年二月七日。 刑事部长 “帝国银行毒杀案件侦查纲要总指示： “根据屡次指示，各警察署对帝国银行毒杀案件谅必正在积极侦查中。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使案情得以水落石出，兹将侦查纲要开列并加以补充如下： “一、须向东京都厅、区公所卫生科、防疫科（或防疫股）、各保健所、医院、医生、药剂师，以及其他医疗、防疫有关方面进行骑查，有没有人收到过松井蔚或山口二郞的名片。 “二、从以下各种人员中物色面貌与凶犯相似的人： “1.医生、牙科医生、兽医、人寿保险公司的医生、药剂师，或医学、化学、药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学校师生、制造或贩卖药品者，以及药品经纪或曾经从事过这种职业的人。 “2.占领军的翻译员、事务员、勤杂工或曾经从事过这种职业的人。 “3.银行职员，或曾经在银行供过职的人。 “4.在水灾地区从事过防疫工作的人。 “5.战后由海外归国的人员和军官士兵中有医疗经验者。 “6.曾经由医院、医疗所、药局等处将氰酸盐类弄到手、或企图弄到手的人，因职务关系经手这些物品的人，以及在制造这些物品的大小工厂出入的人。” 这些侦查纲要和指示是经常发出的，侦查当局又进一步研究了这些案件，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并发出下面这样一个通告： “对以上三个案件研究的结果，发现有下列几点共同之处，因而推测为同一个犯人所干的： “一、犯罪地点：三个案件都发生在远离市中心、在空袭中烧剩下的住宅，或坐落在商店街上的小银行。 “二、犯罪寸间：第一次在星期二，第二、三次在星期一。凶犯选择星期一，恐怕是看中了头一天休假，银行的业务必然繁忙这一点。每次都是选择业务对外停止后结账的时候，一则没有一般顾客出入，二则现款也比较多，正是下手的大好时机。 “三、凶犯的装束：左臂上公然缠着白布臂章，上面用墨笔苍劲有力地写着‘东京都防疫班’、‘消毒班’等字样，印着‘东京都’的标志或盖着方印，以便赢得对方的信任。 “四、使用印有头衔的名片：曾使用上述印有厚生省技师头衔的松井蔚及山口二郞的名片，因而赢得了对方的信任。 “五、凶犯言谈、动作的共同处：A.自己是在水灾地区做完防疫工作回来的。B.银行附近发生了流行性赤痢。C.占领军收到了报告，按照帕克中尉（或马卡、赫奈特、柯特列中尉）的命令，消毒班乘汽车来了。D.调查患者的结果，查明那家曾有人拿钱到这个银行里来。E.因此，这个银行里的东西必须全部消毒。F.消毒班不久就要来了，一切东西都不要挪动。G.今天有没有现金外运？H.消毒班到来之前全体人员必须服预防剂。I.要喝两种药，喝完第一种，隔一分钟再喝第二种。J.药沾到牙齿上会损坏珐琅质，必须如此这般地喝。K.凶犯吩咐把大家的杯子收来，用玻璃吸管把药水从他带来的药瓶里滴进杯子，凶犯自己拿起一杯先喝给大家看。” 但是自从“帝国银行事件”造成死亡后，已过了五十七天，市井开始传说这一案件的侦查工作已陷入迷津。侦查当局鼓舞总部和各警察署的士气说，本案“数据丰富”，案情必可大白，不必悬念。从这时起，就开始看得出本案与旧军部有关了。 九 “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号之九。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事部长 “按帝国银行毒杀案件的侦查工作，在全国官民的大力协助下，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十七天，但尚未获得有关犯人下落的决定性的资料。据闻外间盛传本案侦查工作已陷入困境，致使有关人员徘徊歧途。对于拥有如此丰富数据之本案，仅经过数旬侦查绝不可遽然即作出悲观的揣测。” 侦查当局这样鼓舞了总部和各警察署，在侦查纲要中又加上了下列注意事项： “在侦查嫌疑犯时，要特别注意下列两类人物： “一、具有医药学或理化学方面的学历、资历、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 “二、过去曾在旧军部方面经办药品的特种学校、研究所或所属敎导队、防疫供水队以及在宪兵、特务机关里待过的人（主要是尉官级以上者）。”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侦查终于进入紧张阶段。以下几段是从以刑事部长的名义发出的侦查指示中摘录出来的。前面的一段极富于启发性。 “一百五十二天来，各警察署不辞辛劳地对‘帝国银行事件’继续进行侦查，连日寻找嫌疑犯，努力加以研究，卓有成效，深表谢意。侦查总部也在士气日益旺盛的情况下，展开了各方面的侦查。此次完成了大力收缩侦查网的工作，已将一部分侦查方针转移到新的方向。”（旁点是笔者加的。） “旧军部方面嫌疑最大，因为：“第一，可以断定凶犯对毒药的数量和效果把握十足。 “凶犯在帝国银行所使用的毒药是氰酸化合溶液，浓度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给每人喝的数量是五毫升左右。从化学成分来计算，以上的液体含有零点二克到零点五克的纯氰化钾（或氰化钠），差不多相当于氰化钾的致命量（零点三克到零点五克），足见凶犯曾企图以最少量（刺激）来达到目的。尤以凶犯把这种预备杀害十六个人的液体装在只能容纳一百二十毫升的儿童用药瓶里，用能吸二毫升的玻璃管前后两次正确地量好滴入每个杯子里。考虑到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出凶犯对药的数量和效果颇有自信。假若缺乏这种自信，他就会把药弄浓一些，或者增加一些数量，因而会露出破绽，让人看出他是个外行。所以不能把这一点当作偶然的一致而轻易放过。 十 “第二，可以断定凶犯对毒效发作的时间颇有把握。首先，凶犯在帝国银行给人喝毒药时，在第一种药和第二种药之间留出一分钟的间隔；在这段时间内，把喝下毒药的人完全掌握住了。对凶犯来说，这一分钟想必是极其重要的，咽下去的毒药在身体里起独特的作用，马上就会发作。 “要是在这期间内把喝下毒药的人放开不管，就可能给凶犯带来致命的破绽——比方说，当毒效发作时受害人跑到户外去，或是另外找解救的办法等。但是相隔一分钟，给大家喝第二种药后，凶犯还允许他们去漱口，任他们自由活动。想来凶犯是把握十足的，也就是说，他知道喝下药的人即使发觉那是毒药，也来不及跑出去或另外找解救的办法。同时，这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以防止受到对方在毒效发作后临死时给予的反击。从这里可以推测出凶犯对毒效发作的时间有充分的把握。 “凶犯所携带的玻璃吸管是主要在细菌研究所或是与旧军部有关的各研究所使用的那种驹込型的。盒子的形状和大小也最像战争期间军医参加野战时所携带的那种外科用的小盒子，从这里也可以推断凶犯过去的经历。 “其次是凶犯的态度。对于一个准备一举毒死十六人的凶犯来说，他的态度过于镇定，从容不迫。量药和滴药时，他连手指头都不颤抖，应对自如，因而谁也没有产生怀疑，甚至让人觉得大家是主动喝下毒药的。这种胆量或是沉着的态度说明凶犯由于经验十足而颇有自信——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综合以上各点，已将一部分侦查方针转移到旧军部方面，并且正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中。” 以上是侦查当局原来所设想的“帝国银行事件”凶犯的形象。只要读一读这份详细的侦查纲要和指示中的各项，就可以明白当局当初所推测的是如何细致而合乎情理。应该说，这确实是出色的推理。 但是自从六月二十五日发出这份指示后，过了约莫两个半月，九月十四日发出的刑事侦查壹第八八七号却变成为《关于搜集对平泽贞通进行侦查的资料的指示》。局势变了，画家平泽被拉上了台。 也就是说，八月十日对平泽下了拘票，平泽在北海道的小樽被逮捕。“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第二百零十天，他被押送到东京来。 十一 看来“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在最初阶段是朝着正确路线进行的。侦查纲要中反复强调“帝国银行事件”的真正凶手有很大可能是医生或是医疗界的人，是在陆军里担任过卫生职务的复员军人。为了侦查这一案件，全国警察对约莫五千名有嫌疑的人做过调查，这些都是侦查纲要上所说韵与药品有关的人。 但是平泽贞通在职业上偏偏与医疗、药品没有丝毫瓜葛。他不过是个画家。不可能设想他对毒药的知识丰富到能够在帝国银行做那么细致的计算和调配。 侦查工作为什么不按照初期的方向始终针对与旧陆军有关的人进行呢？侦查班是凭着松井的名片和相貌这两个线索来逮捕平泽的。但是如上面所说，松井名片是不足为凭的。相貌呢，侦查纲要上反复提醒侦查班注意：“凶犯的特征单凭目击者的证词是靠不住的，不应拘泥于这一点。”这一注意事项提得很有道理，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实际上，居木井警部补正是凭着平泽长得很像侦查总部发下来的剪辑相片（根据目击者所说的特征拼凑而成的照片。——译者注）这一点来逮捕他的。 平泽被押解到东京之后，银行的人们鉴定了他的相貌。证词分为两种：一种说像，一种说不大像。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总之，单凭肉眼的印象是不可靠的。侦查纲要本身也曾提醒道：“过于倚赖凶犯的特征作为决定性数据的倾向依然存在，已经再三提请注意，这只是一两个人的话，不足凭信。”（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之八）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却与这个指示恰恰相反，平泽被逮捕了 除了毒药之外，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签在支票背面的字、被告无法证实自己当时不在现场，以及名片——这些因素都太没有价值了，不足以视为证据。比方说、名片不一定是跟松井交换过的那个人用的，也许是交到第三者手里后被拿去犯罪用了。说句极端的话，签在支票背面的字究竟是不是在帝国银行毒死人的那个凶犯的笔迹，也没有直接的证明。也就是说，帝国银行案件的凶犯和在支票背后写下“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这个住址的或许并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有个共谋犯，也许单单在提取现款的时候凶犯委托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假设也是可能的。正如侦查纲要的注意事项所指出的，尽管说那两个人的面貌相似，但是也不足为凭。 侦查总部认定此案没有共谋犯，但那也只是说没有人看到共谋犯而已。共谋犯不一定非和主犯一起到银行来。他也许隐匿在人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十二 在直接证据中，凶器和本人的指纹是铁证。可是就本案而论，指纹是检查不出来的。审判时当局武断地判断行凶的毒药是“氰化钾”，但是甚至连平泽是怎样把它弄到手的也查不清。据平泽最初的供词，那是约在昭和十九年十月他住在淀桥区柏木时向药剂师野坂某要来的，差不多有十六克，说是绘画时预备掺在底色里用的。但是这位姓野坂的药剂师已经死了，无从证明是真是假。况且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不是氰化钾，也没有绝对确凿的证据。检察官最初说是“氰化钾化合物”，半路上却变成不折不扣的“氰化钾”了。 据平泽的笔记，高木检察官也曾为毒药问题大伤脑筋。有一天他说：“喂，平泽，就算是氰化钾得了，就算是你向人家讨来的，成吧？”这样就断定为氰化钾了。不管是不是事实，反正审判记录上一律简单地写成了“氰化钾”。但是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丝毫也没有可以断定为“氤化钾”的根据和证明。 凶犯使用毒药时曾用过玻璃吸管，侦查纲要已确定那是“主要在细菌研究所或是与旧革部有关的各研究所使用的那种驹込型的”，但是无从证明平泽有过这样的玻璃吸管。检察官没有办法，只得断定他用的是自来水笔的胶皮管。这跟起初那种完全客观的侦察纲要迥然不同了。平泽说毒药是用“装盐酸的瓶子”装的。检察官问他用过以后把那瓶子弄到哪儿去了，他说：“我走出银行后，把它扔到银行前边长崎神社院内树丛中好像是垃圾堆的地方了。”（第三十五次审讯记录） 侦查当局根据这一口供将长崎神社的垃圾堆搜查了一遍，从地下四尺处挖出了个类似的旧瓶子，但是那当然不能成为物证。他们只是从垃圾堆里拾了个不知是什么人丢的东西而已。公审庭上毕竟也没能把它当成物证。 检察官们说毒药是氰化钾。喝下氰化钾的人一般在十五六秒钟之后就在胃里引起中毒症状而断气。然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中，喝下第一种药的人相隔一分钟又喝了第二种药，似乎又过了三四分钟才倒下。毒效发作很迟缓，绝对不可能设想是氰化钾。侦查当局关于这一点的推断，前面已谈过了。至于凶犯也喝了同样的药却没有中毒的原因，侦查当局作了四种假定： “A.假装喝了，实际上并没有喝。B.确实喝了，但事先喝过中和剂或解毒剂之类的东西，从而使毒药失效。C.量第一种药之前，预先在玻璃吸管里放上无害的液体或中和剂，先滴入自己的杯子里喝给人看。D.药液加过工，分成有害和无害的部分，先吸取无害的部分滴入自己的杯子里喝给人看。” 结果推测出凶犯所使用的是第四种手段。 十三 这种办法是在药液里放上甲苯或油类。这样一来，由于比重关系，药液就沉到下边，油类浮到上边，能够截然分清。凶犯只消吸取上层无害的部分，滴入自己的杯子，让大家喝下层的毒药就成。事实上，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据说第一种药上层是澄清的，下层混浊发白，略带汽油味。由此可以推测出凶犯使用的是这种办法。并且据说旧军部方面保存氰酸化合物溶液时，由于它一接触空气就与二氧化碳化合，从表层起逐渐变成无害的碳酸钾，所以一向加入油类，以防止它与空气接触。 既然追查得这么正确，为什么不针对旧军部方面进行侦查呢？既然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真正凶犯与陆军卫生部门的人有直接关系，那末为什么还非要把矛头转向丝毫没有医学知识的平泽不可呢？一方面说凶犯下毒药时始终很沉着，使人产生的印象是他有过大举屠杀的经验，为什么还偏偏要断定这是对毒杀毫无经验的平泽干的呢？ 事实上侦查工作本来是针对旧军部进行的。前面所提到的六月二十五日发出的侦查纲要上曾说：“此次完成了大力收缩侦查网的工作，已将一部分侦查方针酶移到新的方向。”就在同一天，国家警察（战后日本警察分两种，一种叫国家地方警察，其中在中失的叫国家警察（简称国警），在地方的叫地方警察（简称地警），均受国家公安委员会统辖，另一种叫自治体警察（简称自治警），受地方（如府县等）自治机构统辖，已于一九五四年取消。——译者注）总部长宫所发出的指示中也说：“经过细致的打基础的阶段，侦查工作现已正式展开了。”刑事侦查壹第二〇四号的警视厅指示表明：“然而在这段时间内收缩侦查网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凶犯的方向。”从同一份侦查纲要中所写的“从旧军部方面具有以上经历的人中搜寻嫌疑犯”这一条也分明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什么。 这里再说一遍：这个侦查纲要做得很出色，它极其客观地把“帝国银行事件”凶犯的形象勾勒出来了。那末为什么非要把矛头指向与这个侦查纲要相距甚远的平泽贞通呢？ 在侦查过程中，警视厅显然碰到了一面墙壁。 十四 侦查当局大概也没认定凶犯所用的毒药是单纯的氰酸化合物，更不曾像后来在公审庭上那样断定它为氰化钾。 对于在“帝国银行事件”上所使用过的毒药，侦查当局一定进行过各式各样的研究。他们一定想尽办法来查明如果不是氰化钾，那末它究竟是什么化合物。 侦查当局大概终于查明那与旧陆军研究所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颇为相似。这是战争期间军队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研究、制造的，军用术语里叫作“硝酰”。据说这是神奈川县稻田登户第九技术研究所的田中上尉发明的。它跟“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一样生效迟缓，但是没有任何根据来断定这种“硝酰”跟“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是同一种东西，只能说它们非常相像而已。 再说，驻在中国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曾经在石井中将领导下研究过种种战略用的细菌。警视厅首先怀疑到“帝国银行事件”凶犯必是这些复员军人当中的一个，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从侦查纲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方针已经推进到一定的程度。 “前面第壹部分第（5）项后段（指嫌疑最大的是对医疗、防疫、经管药品，以及这些方面的研究、试验等有经验者，尤其是自海外归来的人员和旧军部方面的研究员以及特务机关人员、宪兵等。——作者原注）已经提到，凶犯属于上述各范围的可能性极大，希望对这方面进行调查时格外仔细。截至目前为此，侦查经验证明上述大部分人如今都在医疗、防疫、药品系统的机构中任职，对这些人员进行侦查时尤需特加注意。本纲要后并附以总部所发现的上述人员中属于贵部管辖下的名单，请贵部逐一调查有无嫌疑。鉴于登记名单时多有遗漏，如贵部无嫌疑犯，请有关人等提出曾经属于同一部队的其他有过以上经历的同僚，调查后请与本厅联系，将结果示知为荷。” 从这里可以看出，侦查工作已经相当明确地针对旧军部方面进行着，甚至连名单都附上了。指示中并且还说，可能仍有遗漏，请向列入名单上的人打听一下。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旧军部方面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医疗、防疫、药品方面的机构中任职。 当时，无论是第七三一部队的骨干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系统的成员，对细菌和毒药的知识都是极其丰富的。他们一复员，就在民间的医疗、防疫机构和药品系统的公司中任职，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如今也一定还有不少人依然在药品公司担任技术性的职务。 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只有民间的药品公司收容了这些出色的技术员吗？决不是这样的。其中的百分之几早已由美军总司令部的公共卫生科悄悄地留用了。在这方面资格最老的是曾经在第七三一部队当过队长的石井四郞中将。 战争快结束时，石井中将很快地就回了国。战后一个时期他在新宿区若松町开旅馆，还遭到新闻记者的纠缠，后来他就踪迹不明了。 石井中将的第七三一部队的部下曾被苏联方面逮捕，作为战犯受审判。一九五〇年，审判记录日文版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此书也有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译者注）。 但是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将系统的人们不但没有被美军作为战犯问罪，反而被美军总司令部留用。美国占领军为什么要利用他们？因为当时日本陆军里的细菌研究已取得显着的进展，无论是石井技术部队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都是这样，所以美国处心积虑想利用他们。 反过来也可以说，苏联方面所以把以梶冢隆二军医中将（停战时的第一〇〇部队最高领导）为首的军人当作战犯审判，是由于断定他们没有可利用的价值；美国方面庇护以石井中将为首的军人则是由于断定他们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价值自然是指要在将来的局部战争中加以使用。因此，美军总司令部对内部正在极端秘密地进行细菌研究一事，必须严加保密，不能走漏消息。 如果帝国银行凶犯是受美军总司令部庇护的细菌部门系统的人，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他们要庇护的倒不是凶犯本人，如果因而把美国留用日本旧军人进行细菌研究一事泄露出去，问题就闹大了。这件事一旦公诸于世，是非常不妙的。因此，要是警视厅向旧军部撒下的侦查网越收越紧，问题越来越尖锐化，自然就会造成尴尬的局面。被占领军称作的日本警视厅的侦查技术是很卓越的。它一步步地、然而准确、精密地收缩着向旧军部撒下的网。案件又是这样重大，日本报纸自不必说，连外国记者也都众目睽睽地注视着它的发展。假使外间对美军总司令部内细菌研究部门的存在微有所闻，尽管占领军能够禁止日本报纸披露，却禁止不了世界各国特派记者的报道。案件刚发生后，警视厅曾把本案活下来的受害者送到圣母医院去住院，当时严禁日本新闻记者与他们会面，可是无法禁止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共同社记者曾到医院向活下来的帝国银行职员了解情况，发表了一篇特讯——该记者是化妆成外国记者才去成的。 十五 平泽贞通刚被押送到东京时，高木检察官和藤田刑事部长都还没有把握判定平泽为真凶。由于一路上押送的情况极其残酷，社会上引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抗议，检察官甚至还表示“初步调查后马上就释放”。不料被告平泽过去在日本堂曾经犯过的支票欺诈案一经揭露，舆论就开始深信平泽可能就是本案的真凶了。警视厅也忽然转过来说平泽是真凶。对被告平泽说来，“日本堂事件”确实是决定他的命运的关键。 其实，“日本堂事件”只不过是个支票欺诈案。欺诈案和大批凶杀案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却使一般人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既然他做过那样的坏事，说不定也干得出毒死许多人的事。不过，熟练的侦查员们应该比谁都懂得，干得出欺诈勾当的人不一定杀得了人。欺诈犯和杀人犯的性质根本不同，可是社会上却不这么看。这里，对于推断平泽的犯罪情况，检察官方面有着巧妙的舞文弄墨。 再说，在“帝国银行事件”上使用过的毒药并不是审判庭上所说的氰化钾。高木检察官在开始审判时用的是“氰酸化合物”一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变成了“氰化钾”。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确实不是纯氰化钾，而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不管它是否叫作“丙酮合氢化氰”或“硝酰”的那种东西，反正它确实不是纯氰化钾。从毒效发作迟缓的特征来看，也可以知道是在氰化钾上进行过特殊的化合操作，决不是像捡察官所坚持的那样“氰化钾由于陈旧而毒效发作迟缓”，那简直是荒谬绝伦。 因此，反而可以这样说：如果“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是纯氰化钾，平泽或许是凶犯，然而如果那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凶犯就绝不可能是平泽。 那末，如果平泽不是凶犯，究竟真凶是什么样的人呢？下面，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推测。 十六 关于这一点，材料是很丰富的。在帝国银行犯罪时，凶犯丝毫不动声色，举止安详地量出了药液，经过精密的计算毒死了人。正如侦查纲要中屡次提到的，从他达种镇定神态可以推测出他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凶犯携带着据说主要是陆军研究所系统使用过的“驹込型”玻璃吸管。当场表演时那种喝药的方式也绝不像是外行人掌握得了的。凶犯自己把第一种药喝给人看，却没蒙受任何实际损害，这种谨慎的作法也需要精密的技术。 凶犯每次都说附近发生了赤痢或伤寒，假装前来消毒。事实上，帝国银行那次，附近的相田小太郞家确实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在口供里平泽说他路过时看见了吉普车才想起这么说的，其实，吉普车是在巷子尽头，从大街上不大容易看见，况且吉普车是三点钟以前停在那儿的。（据同乘在那辆吉普车里的日本人——区里的职员——的证词，他们是在三点十五分左右回到区公所的。）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那辆吉普车。 对帝国银行凶犯说来，发生这种必须呈报并隔离的传染病可以说是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侦查当局认为从凶犯所处的地位而言，他是能够得到东京都卫生局方面的情报的。但是难道只有东京都卫生局才收得到那样的情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必然会报告美军总司令部公共卫生科，因此，知道恶性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不仅是东京都卫生局。 凶犯在现场曾提出帕克中尉（或是赫奈特、柯特列、马卡中尉）的名字。几个证人听得不大一样，但经调查，知道确有其人。 侦查纲要中说：“凶犯在现场所说的占领军中尉的名字中，有两个叫帕克和柯奈特。调查的结果，真有这两个中尉，并且他们确实担任过防疫工作。由此推测，凶犯也许和他们有关系——也就是说，当时参加过他们所从事的防疫工作。目下正根据以上线索努力侦查中。” 假若名字是胡诌出来的，即便由于偶然的巧合可能碰对一个，却不可能一下子就猜对两个真人的名字。凶犯是清清楚楚地晓得占领军防疫官的名字的。 从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毒杀犯是当时占领军所留用的搞细菌的日本旧军人或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这人的英语说得虽然并不流畅，但他会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他是个留用人员吗？当然，也未尝不可认为他也许是为了使人信服他确是奉占领军的命令而故意使用英语的，不过还是认为此人与占领军有关来得更贴情贴理一些。 为了进一步考虑这一点，现在把凶犯在四个银行里出现和定制山口二郞名片的日子开列如下： 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到四点（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犯罪未遂）。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定制山口名片）。 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取名片）。 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三菱银行中井分行犯罪未遂）。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犯罪既遂） 同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把支票兑成现款）。 警视厅侦查纲要上说侦查凶犯时要注意的不是“日期”而是“时间”。所谓“时间”是指凶犯在这段时间内的行踪。但是我还想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凶犯是在星期几活动的。除了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那两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其余的犯罪日子都是星期一和星期二。侦查当局解释说：“由于头一天是星期日，星期一银行的业务繁忙，凶犯乘乱而来。”那末星期二又怎么来解释呢？我的看法不同。 能不能说由于工作关系，除了星期一、二的下午以外，凶犯抽不出身来呢？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日子），占领军系统的机构放假，因此，上午也可以去。但是由于工作关系，星期一、二两天他下午才有空。当时在占领军系统下工作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在帝国银行犯罪的那个凶手，星期三、四、五大概整天都脱不开身。 十七 比方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凶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取支票时的情形。按照一般情况，凶犯总想乘着通告还没下来，尽快把支票兑成现款；因此，上午去总比下午去要来得安全一些。可是实际上凶犯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出现。这就是说，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来。那末也可以设想，既然凶手是去犯这么重大的案子，也许会请假去干吧？但是在犯案的当天请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凶犯选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袭中被炸毁了的偏僻的小银行。这种银行里也不过有二三十名职员，也就是说，在掌握人数这一点上大概刚合适。他的行动范围呢，北自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这两者之间。为了定制名片，他还在银座出现过。他的行动范围诚然可以说是遍及全东京都的南北了。当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离开岗位（而且他总是在三点以后才到现场），在那以前抽不出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机动性。 尤其是他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刚下过雪，路很难走。 替平泽辩护的人说，平泽当时不在现场，因为五十七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胶靴在短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这种论断也值得参考——也就是说，我认为凶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车才会有这种机动性。 凶犯订下周密的计划，在银行里作了案。他一定也会担心正在作案时会不会有人从外面进来。比方说，虽然已经下了班，也许会有个顾客因事从便门进来，或是跑外勤的回来了。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到职员一个个地倒下去，那就万事皆休。那人一定会马上跑出去报警，凶犯就陷于困境了。既然凶犯订下了那么周密的计划，要是没有考虑过在这种场合该采取什么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准备，不会只靠侥幸行事。 比方说，可不可以这样地假定呢？凶犯是占领军里的高级工作人员，乘着吉普车来到银行附近，把吉普车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后走进银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里面穿的是什么了。事实上，尽管银行职员们记不清凶犯的服装，却说他穿着大衣。万一有人追赶，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车，开车逃跑。当时，占领军的吉普车用的是黄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轻易不能盘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占领军最威风的时候。 可是，根据侦查纲要看来，当局最初找过汽车的线索，后来就放弃了。大概是因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车为侦查对象，占领军的吉普车当然不在侦查范围之内。 十八 提起吉普车，开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辆，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于相田家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东京都卫生科的科员就陪同占领军军人乘吉普车来消毒，但那一次的伤寒并不是传染性的。辩护人曾提出，平泽在供词里所说的他看见这辆吉普车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且不说辩护人的看法，难道只因为有一家发生了传染病，占领军军人就会特意来一趟吗？这种事儿不是交给东京都卫生科科员去办就成了吗？而且车上还有个名叫亚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规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说，上野车站地下铁道里聚居着无业游民，需要撒滴滴涕——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为了一家住户发生病症，占领军的中士就特意跑了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再说，正当“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针对旧军人系统展开时，凶犯曾提到过的帕克和柯奈特这两个中尉却被调回本国去了。前面已经说过，不可能设想凶犯是偶然提到这两个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凶犯和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没有直接关系，也一定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从这两个中尉的身上开始调查，也许倒可能查得出真凶。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却奉命他调，离开了日本。 提起回国的事，与平泽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时的行踪有关的那个叫作艾利的军人，也同样被调走了。 平泽的二女儿当时和这个艾利交往很亲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国银行事件”发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区的平泽家来玩，当天傍晚平泽在手提包里装着蜂窝煤回家，艾利迎他进来。如果艾利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平泽不可能去过帝国银行。 调查出勤表的结果，证明一月二十六日确实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并没有记错，艾利是来玩过的。可是就在平泽被逮捕后不久，这个艾利也被调回本国去了。这样一来，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辩护人曾要求让在美国的艾利作国际公证，裁判所却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国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两个中尉被调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末，我所设想的凶犯究竟是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哪个部门呢？ 可以有以下三种假定： 一、凶犯可能是现役的作战训练部所辖机关的严加保密的石井小组的正式成员。 二、他所属的部门虽然不能说与上级机构毫无关系，它本身却并不是上级机构，并且与战后所进行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没有直接关系。 三、凶犯曾经是第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队）或是第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骨干，就他的职务来说，他知道“硝酰”这种毒药，也能够使用它。他晓得战后的秘密作业，但与这一作业没有公开的关系。 其中第三种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这种设想是不无根据的：当警视厅向这方面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反间谍队”或公安科对日本方面做了某种暗示。 事实上，警视厅根据最初的侦查纲要已向旧军部有关方面展开了正式的侦查，以警视厅原有的实力，大概不久就能够逼近真凶的身边。但是一旦查出凶犯，那就等于让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战训练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秘密作业。因此，美国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变警视厅的侦查方向。美军总司令部就施加压力，要求警视厅打断根据侦查纲要所确定下来的主线。这就是我推想的情况。 当时，全国从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个人开业的或医院里的医生中有过上述经历的，警察机关暗中一律进行了侦查。（参照上述侦查纲要中关于名单的部分。） 美军总司令部之所以不愿意警视厅把侦查的手伸到凶犯身边来，估计是由于石井小组——美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的最高秘密作战计划之一，即CBR计划的C项（细菌）——的作业处于绝密状态。要是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之下暴露出这个小组在做些什么工作，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只要稍微透露出这个小组的存在，马上就会有被新闻界——尤其是驻东京的合众社和美联社——把消息拍发到全世界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尽快解决“帝国银行事件”。表面上他们是催促警视厅早点结束这个空前的惨案，骨子里大概是希望乘侦查的手还没伸到旧军部来之前，好歹逮捕一个“凶犯”了事。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不被警视厅主流派所重视的居木井名片班从北海道把平泽贞通逮捕了来。此人本来就患着克尔萨珂夫氏病，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对于检察官的盘讯，总还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终于变成半疯狂状态，屈服了。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这么一来事情就如愿以偿地解决了。 还有一件对美军总司令部有利的事：这个平泽贞通过去犯过日本堂欺诈案。警察在押送平泽的途中，对他十分残酷，舆论本来对平泽抱着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权的抗议。但是一旦欺诈案披露出来，舆论对平泽的同情急剧地起了变化，开始认为他是真凶了。在这里再说一遍，欺诈和凶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罪行。检察当局却在“犯过案的人”这样一个概念下舞文弄墨，于是，平泽贞通败诉了。 十九 侦查纲要上所强调的方向才是解决“帝国银行事件”的主线。由于平泽被捕，这个主线急剧地转移了方向。侦查总部是不是因为碰了壁，才把矛头忽然转向平泽的呢？为了好歹把这个案件了结掉，非找到一个“凶犯”不可。——我这种猜想难道是荒唐无稽的吗？ 这个案件的侦查告终后，出席结束会的美军总司令部公安科主任、警察行政官赫·斯·伊顿曾对侦查当局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诸位克服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出色地解决了‘帝国银行事件’，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诸位给嫌疑犯上了手铐，在押送途中让新闻记者采访，曾受到侵犯人权的责难，但这只是不知内情的人随便说说罢了。”他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警视厅知道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像是旧军部里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辩护人也同样知道这一点。辩护人会要求让原来在第九技术研究所当科员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据说旧军部过去在上海用这种丙酮合氢化氰做实验时，伴中尉也曾在场；但是检察官不予受理。而且听说当时检察官对辩护人说过：“那样一来，可就要碰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墙壁了。” 那末，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么实验呢？现在人们传说的是这样一个内幕： 被用来作实验的是中国俘虏，地点是在上海特务机关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当时战局已经对日本不利了。俘虏每三个人被关到一间密室里，由宪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穿着白色手术衣的军医站在他们当中。他是冒牌军医，实际上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成员。 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意派来的宪兵）跟在军医后边走进来，马上对俘虏们说：“你们待过的收容所里现在流行着传染病。我们无法证明你们身上没有带细菌。如果病发作了，这个日本军事机关就要一道遭殃，你们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军医带来了预防药。该怎么喝，由我们来指示。第一种药这么喝，紧接着就喝第二种。”这么说着，军医和卫生兵就用跟俘虏们一样的杯子喝药，接着又喝了第二种。当然，军医和卫生兵的药早就暗地里做好了记号。不出所料，结果很顺利，俘虏们喝下第一种药之后，紧接着又喝了第二种。过了五六分钟，就开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马上抽搐，昏倒了，两三分钟之后就都断了气。氰化钾使人马上毙命，而这种毒药喝下去五六分钟才死，它的效果就这样试验成功了。 使用这种药的目的是：潜入敌区的情报人员被捕后，乘敌人不备时，把看守害死，好赢得一段宝贵的时间来逃跑。据说还准备战败时服它来自杀。也就是说，如果一喝下去马上就显示临死的痛苦，接着喝的人就会失去勇气。因此，特意把药制得五六分钟后才见效。 二十 对“帝国银行事件”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那么怕侦查当局接触到以石井中将为首的细菌方面的留用人员，那末他们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对第七三一部队还是对第一〇〇部队的技术，日本旧军部的上层人士原来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是经历过军队生活的人莫不知道陆军里有所谓“各部”。这是与“兵种”相对而言的，诸如技术员、会计、兽医、卫生员等等。不同于“兵种”，“各部”的最高军级是中将。尤其是在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眼里，“各部”被认为是低一等的。倒不一定光是由于上述原因，作战的时候，参谋所起草的作战命令编为“作战命令X第几号”，X分为甲乙丙丁等，以表示其重要的程度。其中，甲是最重要的作战命令。“兵种”姑且不论，“各部”里可以说没有够得上甲等的命令。即便有过，那也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但是只有细菌部队的情况特殊。据说它有过无数的甲等命令，诸如“作战命令甲第几号”。 那末，这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甲等命令究竟有什么内容呢？例如指示事先潜入某市或山村的细菌部队骨干把传染性病菌散布在某种东西上或某处，以便检查试验的经过。当然，这只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地点不限于占领区，还潜入敌区去散布。使用过细菌的着名战役次数也相当多，例如热河战役就叫作“鸦片战役”。 细菌散布后，就找个借口向那个地区发动战争。有时采取公开军事行动，有时也进行隐蔽活动。每一次都被划为“作战命令甲”等。目的在于确定细菌战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并采取各种措施去了解其状况。有时还把死尸搬来解剖，以便调查所使用的细疗或毒药是否确实达到了目的，及其准确性如何等。 从事这种战役的普通士兵中，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作战目的。因此，直到今天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清楚这种战争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按照表面情况和上级的命令行事而已。 可以说，这也适用于美军总司令部对从事这种特殊作业的石井军医中将的优厚待遇。 这里要把非常熟悉细菌战准备工作全貌的关东军细菌部队人的首脑高桥军医中将在苏联审判庭上所供述的内容摘录一部分如下： “问：关于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情况，你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报告了吗？ “答：报告了。 “问：向梅津大将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〇〇部队正在努力完成任务。各种设备和细菌的增殖状态也在顺利迸行中等等…… “问：梅津大将是怎么回答的？ “答：他表示非常满意，要我们加紧努力。 “问：第一〇〇部队的细菌年产率是多少？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茵五百公斤，赤痢菌一百公斤。 “问：这个生产率被认为足够了吗？ “答：不，还不够。 “问：第一〇〇部队被派到兴安省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 “答：调查河流、蓄水池的位置，有多少块牧地，有多少头牲畜，以及牲畜因季节而移动的情况。 “问：侦查的目的是什么？ “答：关于这一点，梅津大将跟我这么谈过：如果对苏战争开始，日本军队为了进行防御而退到大兴安岭，第一〇〇部队就在这时使北兴安河的牲畜全部咸染上传染病，好让利用这些牲畜的敌人也感染上传染病，以便削弱敌人的战斗力。第一〇〇部队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才开始调查的。 “问：山田大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你提出过关于第一〇〇部队业务的报告吗？ “答：我分三次报告了概况。 “问：山田大将对这个报告的反应如何？ “答：他只简单地说：‘按照原订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认为山田司令官和梅津前司令官采取的是同一个方针。 “问：你知道第一〇〇部队用人体做过试验吗？ “答：我听说过。可是没听说过霍乱的试验。不过，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问：细菌战的准备，首先是以苏联为目标的吗？ “答：是的。“（见《日本周报》，第四五六号） 二十一 据说美军总司令部由于留用了有关人员，在日本大大开展了细菌技术的研究工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说法，如今也差不多成为定论了。在美国本土，对细菌战的研究也早就展开了。这个机构究竟做些什么样的研究，从一九四六年乔·伍·马克（后来担任美国细菌武器委员会的主席，由于改进细菌武器有功，曾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所作的报告中也看得很明白。 据这个报告说，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曾获得飞跃发展，已移交给美国陆军化学研究所管理。该所的中心研究机构设在马里兰州腓德烈市近郊狄特利克营，又名“特殊计划部”，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在这里工作。除此而外，美国海军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设立直属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费高达五千万美元。正当朝鲜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刘易斯·约翰逊向总统提出了年度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说：“对人、家畜以及谷物正在进行关于传染性的多数病原体的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然而从国防角度看，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是不明智的。” 一九五〇年四月号的《军事评论》上刊登了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论文，上面记载着：“所感染的必须是非常难治的病，感染的过程必须是难以判明的。不论什么部位都不可以有医疗上免疫的可能性，最好让感染者对任何化学治疗都无反应。” 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海斯公然宣称：“微生物的炮弹和炸弹已制造成功，达到了能使用的阶段。”根据已发表的这方面的记录，情况如下： 美军是在一九五〇年联合国军从北朝鲜退却时开始进行细菌战的。当时他们在所经过的平壤市、平安南道、平安北道等地都散布了细菌，因而引起天花的流行。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底为止，就发现了三千五百多个病例，患者百分之十死亡。江原道发现了一千一百二十六个病例，咸镜南道发现了八百十七个病例，黄海道发现了六百零二个病例。美军未经过的地区均未流行天花。 又听说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军第一〇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停泊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时，曾在艇内对俘掳的朝中两国人民做了试验。关于这件事，四月九日发行的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说： “共军当中流行鼠疫，这一可怕的疾病有传染给联合国军方面的可能性。这只登陆艇上载有医学研究设备和试验用的动物。” 二十二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使用的毒药并不是检察当局所说的纯氰化钾。它很可能是旧陆军系统所制造的毒药。它是旧日本军队研究过的一种秘密武器，当时为美军总司令部留用的第九技术研究所人员和第七三一部队复员军人曾秘密地研究过其成果。这就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情况。 说到这里，“帝国银行事件”所启发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对平泽的定罪产生怀疑了。更可怕的是使我们察觉日本旧军部人员正在从技术上帮助美军研究这些秘密毒药和细菌。 根据上述美国刊物，也可以大体看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使用过细菌武器。据当时美联社报道，这种细菌艇后来还在巨济岛的俘虏收容所里做过试验。“每天对三千人做试验，以北朝鲜俘虏为主的十一万五千余名俘虏中，一千四百人感染了严重的传染病，其余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某种疾病。”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抗议声明中说：“美国侵略军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复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六十八批，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作者原引文与声明原文略有出入，现拫据一九五二年三月号《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载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更正。——译者注）苍蝇比普通的黑一些，头小，翅膀大一倍，毛多。跳蚤也比普通的长一些，黑得多。蜘蛛是茶褐色的。已证明这些昆虫是种特意培养出来的毒虫，在严冬的山野里也能生存、活动，耐寒性很强。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的《细菌战黑皮书》（即《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见一九五二年十月号《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详细地刊载着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材料。（见片山谕译《细菌战黑皮书》） 美国方面反击说，这个出版物上登的全是谎言。美国方面的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从U—2飞机事件上也可作出判断。 二十三 在“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几乎暴露出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的问题。为了严加保密，一个连“硝酰”的“硝”字也不知道的替罪羊被当作了凶犯，真凶却得以逍遥法外，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也许是图财害命，但是如果大胆怀疑一下，说不定他是在做某种试验。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作为凶器的不明真相的毒药，使我们联想到最近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中明文规定的“细菌学职务”，因而感到不安。 在第三十四届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分科会上，政府委员小里玲这样答辩岩间正男的质问： “细菌学职务。这一职务的工作人员专门研究并调查细菌、立克次氏小体（斑疹伤塞等的病原体。——译者注）、滤过性病毒和其他细菌性组织体之发生及成长的形态、组织及生命过程，对人类、兽类或鱼类致病原因的重要性，杀菌、消毒及控制的方法，医疗上的利用，及其对卫生、分解、发酵、工业的过程上，或土壤的生产性上的活动和效果等；诱导、经营、监督或实施有关研究或其他专门性的以及科学性的操作。从事这一职务的工作者监督或实施如下的代表性职务。”（以下从略。） 可是这段政府答辩只是官样文章，使我们感到带有伪装和欺骗的性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设想，这种细菌学职务是像答辩中所说的那样用于和平事业的。问题在于它是美国方面要求列上去的，因而只能认为它还是与战术目的有联系。 “帝国银行事件”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点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保障，我们是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犯人”的状况之下。另一点是：本案中所使用过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毒药依然存在于这一次新的“安全条约”所带来的危害中。 [book_title]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一 从表面上看来，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译者注）七月五日（发现尸体的日子为六日）的所谓“下山事件”还没有解决。警视厅还没有明确公布下山究竟是自杀的还是被谋杀的，侦查工作就已经算是告一结束了。 从约莫半年之后在《文艺春秋》和《改造》上发表的《“下山事件”侦查总结报告书》（即《“下山事件”白皮书》）就可以推想得出警视厅是根据怎样的理由来结束本案的侦查工作的。这份报告书所得出的结论是：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是“自杀的”。 其实，这份侦查报告书并不是由警视厅本身正式公布的，而是作为这两家杂志煞费苦心采访来的“独家消息”；然而数据毫无疑问是由警视厅侦查一科提供的。这份“独家消息”原来是由某报社一记者佯称是从警视厅秘密获得的资料而卖给这两家杂志社的。当时两家杂志都不知道对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就同时发表出来。因此，就不成其为货真价实的“独家消息”了。警视厅方面故意放出这份资料的手法，带有细腻的演剧气味。该厅并不正式“发表”，却以这种形式“宣布”出来。 关于“下山事件”，人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这里我有意不再详细说明案情。不过在本文叙述的过程中，还是不能不向读者提供一些起码的数据。这里打算就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顺序来交代一下事实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下山总裁在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他坐的是自用汽车，司机姓大西。车开到御成门附近时，下山说：“我原说到佐藤（指佐藤荣作）先生家去的。”大西司机就问他：“折回去吧？”他回答说：“不，用不着。”车子就向国铁总厅驶去，来到东京车站前面的交通指挥台附近时，下山吩咐大西司机说：“我想买点东西，开到三越去吧。”这时，下山自言自语般地说了声：“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啦。” 车子开到东京车站北边国营铁道的陆桥那儿时，他又说：“开到白木屋去也成，就照直开吧。”（意思大概是指：他要办的事，在三越或是由木屋都能办得了——作者原注）大西司机把车子开到白木屋前面的电车道那儿，只见白木屋还上着门，就说：“还没开门呢！”下山只回答了声“嗯”。大西司机又把车子绕到三越百货商店前面去，正门上挂着块牌子，写着“上午九点半开始营业”。大西司机说：“那末开回厅里去吗？”总裁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绕到神田车站去。”大西司机按照吩咐，把车子开到神田车站西边的大道上，问道：“下车吗？”总裁摇摇头说：“不。” 大西司机以为要回总厅去，就把车子开到东边的陆桥下面，准备折回总厅去。这时，下山突然吩咐道：“向右拐。”大西司机就遵命把车子向右方拐去。下山又吩咐他说：“到三越总店去。”车子刚开到国营铁道公司总厅前面，不知怎地，下山用生气般的声音说：“开快点。”（下山好像是跟人家有什么约会，怕个耽误了。——作者原注）车子开足了马力，来到千代田银行总行（如今的三菱银行）前面时，下山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叫车子停下来，匆匆忙忙地走进银行去。过了约莫二十分钟他就出来上了车，说：“现在到三越去，时间大概刚好。” 大西司机又把车子开往三越百货商店。上午九点三十七分左右在该店南门停下来，下山就走进去了。 大西司机把车子停在门前，等待总裁出来；可是左等右等总也不出来。下山素来就有让车子久等的习惯，大西司机也就不以为意，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到了五点钟，他才从装在车子里的收音机的新闻广播中听到总裁失踪的消息，就去报了警。 另一方面，当天下山总裁本来约定在上午十一点钟和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会面，因此，九点以前秘书就在国营铁道公司办公楼后门迎候他，但总也不见总裁的车子。到了九点一刻，他给总裁的私邸打了一个电话，夫人接电话说：“下山是照平日的时刻离开家的。”秘书着了慌，就到总裁可能去的地方寻找，但在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些地方下山都没去。 到了中午，秘书给总裁的前任秘书打了个电话，探听到下山经常去新川造访的森田信子（成田屋的老板娘，下山总裁的情妇）的住址，就派另一个司机去打听，总裁也没到过那里。 快到下午两点钟时，副总裁加贺山和理事田坂到美军总司令部去联系。回来之后，由于哪方面都没有下山的消息，到了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就又和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中校联系。 然后，他们又请电台广播，寻找总裁的下落——这并不是由国营铁道公司委托的。在三越总店前面等待的大西司机听到了这个广播，就来和总厅联系，这才知道下山总裁失踪了。这一天，各局局长在总厅里留到很迟的时刻，等待各方面就总裁的下落前来联系，但是终于毫无结果。 第二天（七月六日）拂晓，从上野车站开往松户去的末班电车（即以电力开动的列车。——译者注）第二四〇一M号在零点二十四分开出了北千住车站，刚驶过东武线陆桥下的交叉点时，司机一瞬间在约莫二十米前面的轨道上瞥见了一片红糊糊的东西。他猜想也许是被电车轧死的尸体。在零时二十六分把电车开到绫濑车站后他就下了车，向该站的副站长报告说：“有一具像是被轧死的尸体，请调查一下。”接着就把车开走了。 站员马上冒着小雨来到现场，果然发现一具被轧得七零八碎的男尸。 他们断定这具死尸是被这趟电车以前开过的第八六九次货车（挂着五十节空车）轧的。货车上有三个人：司机山本健、助手荻谷定一和乘务员横田和彦，他们都是东京铁道局水户机务段的职工。 这趟货车是从田端车站发出的，由于开往东北方面机车的司机不熟悉上野车站的调车线路，只得由山本司机指点，因而开车的时间误了八分钟。从现场经过的时刻大约是六日上午零时十九分三十秒，开到金町车站时才赶上点。 话分两头。绫濑车站的站员接到末班电车第二四〇一M号的通知后，就提着油灯到现场去，发现轨道上赤裸裸地俯卧着一具壮实的尸体。这是上午一点来钟的事。车站上的共他站员是上午三点钟到达现场的，那时一名警察和北千住养路分区的工头已经先来到了。警察一边说：“下山总裁的月票掉在地下啦，”一边从衣袋里掏出月票夹子给站员看。他们在那一带又找了找，看到头、右臂和左腿都没有了的身躯。手表就落在旁边。前边相隔一米有一大块肉。刚才掉着雨点儿，不知不觉地就下大了。 这些站员回来之后不久，绫濑车站的站长斋藤就动身到现场去，那时已经是大雨滂沱了。上午三点钟左右，到达现场的站长抬起尸体来一看，尽管下过大雨，尸体下面的石头一点也没有湿，并且也没有丝毫血迹；头脸朝下，已经裂成两半，可是翻过来一看，下面的石头却干燥而发白，也没有血迹。 后来这一点引起了疑问。 斋藤站长吩咐把尸体搬走。他想道：如果死尸确是下山总裁本人，就该是戴着眼镜的。于是，他就率同现场的警察和北千住养路分区职工等几个人一起动手寻找眼镜。但是始终也没有找着。他又想，也许还遗留下其他的东西吧，就掏了掏死者的裤袋，找到一个钱夹，把它和掉在地下的手表一并交由警察保管。但是警察粗心大意地上了上手表的弦，这么一来，就使它失去了作为物证的价值。 上午四点钟以前，曾经作过下山总裁秘书的上野车站旅客股股长折井来了，他证实死者确是总裁本人。 下山总裁当天穿的是一套灰色格子纹西服，里头没穿坎肩，脚上是咖啡色的皮鞋。总裁每天早晨都叫住在他家的中村替他擦鞋，并且总是涂赭红色鞋油。除了在自己家以外，下山从来不在衔头或其他地方叫擦皮鞋的替他擦鞋。他的衬衫是白棉布的，领带是昭和十一年出差去欧洲时在英国买的，深蓝地上嵌有红、金两色的纵线，或是斜格子纹的。脚上穿的是淡茶色线袜。眼镜是米黄色赛璐珞框的，右边的镜片是远视性散光（〇。五—八〇度〉，左边的镜片是远视（〇。五—八〇度）。 六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到五点十二分，在东京大学法医学解剖室由桑岛博士执刀，会同古畑种基博士解剖了总裁的尸体，作出初步鉴定： 一、死因不明；不能断定是绞杀、毒杀、枪杀，或因外伤而引起的出血。 二、不能断定死了多久，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七月五日晚上死的。 三、外出血少。 四、从尸体各部分的擦伤和头、身躯、手脚被轧断的地方看不出“生理反应”，可以断定是死后轧断的。 另一方面，对那列从这具尸体上轧过的列车进行检验的结果，在第一节敞篷货车以及别的地方发现沾有肉块、血迹的汗衫碎片。总裁穿的是咖啡色胶底皮鞋。在鞋底上发现沾有植物色素——叶绿素。 出事地点是足立区五反野南町九三八——九四二番地的常磐线北千住车站和绫濑车站间的下行线轨道上，与东武线开往日光方面的电车在附近交叉，修有陆桥。 警视厅方面起初怀疑会不会是把在别的地方弄死的尸体搬到现场来，故意让列车辗碎的，因而就对通往现场附近的各条路线仔细作了侦查，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附近有一条绫濑河，就又去侦查有没有用船搬运的迹象。据水闸管理员说，当天晚上没有船经过，为了捕鳗鱼，水闸附近禁止通行，不可能过船。又调查了三家租船站，当天也没有租出过船只。 后来又设想尸体会不会是由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地点的陆桥底下搬到现场的，于是，就照人体仿造了一个二十贯（一贯相当于三。七五公斤。——译者注）重的砂袋，沿着可能通行的道路作了试验，结果断定“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我对于《“下山事件”白皮书》的正确性所做的推断，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就自然明白了。 下山总裁的尸体大体上被辗成五部分：头、身躯、右臂、左腿和右脚。头部几乎轧得粉碎，脑浆只剩下约莫三分之一光景。肋骨像是被压碎的，几乎全都折断了，心脏从肋骨间挤出，而且开了孔。尸身的各部分有三百几十处伤痕，但是轧断的地方没有“生理反应”。没有使用麻醉药和毒药的痕迹。据设想，列车轧过去的时候，下山是脸朝下俯卧在轨道上的，形成直角——下巴颏正好放在轨道上；因此，头盖骨压得粉碎，脸上的表皮像被剥掉似的脱落下来。据推断，这是机车的排障器所刮的。 后来一调查衣服，灰色毛料的西服上身一点也没有污损，也没有破碎。衬衫却脏得厉害，尤其是右肩上粘糊糊的，乌黑一团，袖子上端撕破了一大块。黑色的污物显然是油。把衬衫一抖擞，垃圾般的东西沙沙地落在纸上。尘埃上还沾有红、绿、茶、白等色。 另外检查了衬衫、裤子、汗衫、内衣和鞋，好像都没有血迹。但是除了西服上身和鞋以外，都沾了不少乌黑的油迹。尤其是兜裆布、袜子这些贴身穿的东西，简直粘得一塌糊涂。 根据对极少量的血液煞费苦心地化验的结果，查明下山总裁的血是AMQ型的。血液非常少，后来也引起了疑问。 侦查班原以为油是从机车里淌出来的，后来查明机车用的是矿物油，下山总裁的内衣等处沾的却是植物油。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弄清楚了十之八九是米糠油。 还有带颜色的垃圾，经过化验，证明是焦油性染料，以发蓝的绿色为主，夹杂有红、紫、茶、白等色。有人怀疑这种染料是从轧过尸体的货车上掉下来沾在衣服上的，但是经过检查，该列车所载的货物中没有这样的东西。由此可以判断，油一定也是下山被轧之前在别处沾上的。染料的粉末沾在西服上身、裤子和讨衫上，衬衫连里面也沾着染料。把这种沾法与沾油的情况联系起来，就颇引起注意。原来油也不是从衣服外面，而是从里面沾上去的。 第八六九次列车本应在上午零时二分从田端车站发车，然而四号夜里却是在零时十分发车的，也就是说，迟开了八分钟。一查原因，说是负责叫醒山本司机的机车库勤杂工忘记叫他了。 后来查明，那个勤杂工是因为和另一个人下将棋（类似我国的象棋。——译者注）下得入了迷，以致忘记叫醒山本司机和助手荻谷的。荻谷奔跑到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上去，只见蒸气的压力已经降低。一看仪表，只剩六公斤了；必须有十公斤以上的压力才能拉得动货车。他赶忙生起汽锅，让蒸气冒上来，因而误点八分钟——零点十分才开出。这趟列车挂五十节货车，但因为几乎全都是空车皮，所以开得很快，经过五反野的出事地点时只误点两分来钟，开到金町车站时就赶上了点。后来警察曾叫山本、荻谷两人陈述情况，不知怎的，山本司机曾对助手荻谷说：“从田端发车的时间迟了那件事，最好不要告诉警察。”因此荻谷就没有提到发车迟了的事。后来这事引起疑问，有一个时期山本司机曾受到怀疑，但经过严密侦查，嫌疑就消失了。那以后整整过了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山本突然死去了。 事件发生之后，田端机务段就接连不断地发生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绫濑车站内，轨道旁边遗落一张田端机务段的分析图。田端机务段的轨道错综复杂，从一间信号小楼里操纵转辙杆和转辙柄座，使整个机务段作为一个有条不紊的机构运行，这一切都是按照分析图来操作的。 这份图表究竟是谁丢的呢？机务段的职工也并不是个个都有这样的图表，因此很快就查明了是个年轻的站员丢的。他受到严密的讯问，但他只回答说：“死了也不说。”碰到这个年轻人的抗拒，分析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桩不可思议的事是：从田端到上野的第一个车站——日暮里车站的厕所里发现了奇怪的字迹。男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正中央用粉笔横写着“5.19下山桶”字样。下山的尸体是六日清晨才刚刚被发现的。“5.19下山桶”这六个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号，说明下山是在五日的十九点（下午七点）被装进汽油桶的。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下山总裁失踪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广播等等办法已经传布开了，只是不知是死是活。这时，东京铁道公司对外联络部的前田某在东京铁道公司工会支部的房间里告诉大家：“刚刚来了电话，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大家听了都喊叫起来。这个电话是打到东京支部来的，打的是铁道专用电话。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疑问：电话究竟是从哪儿打来的呢？马上一调查，田端车站机车库休息室内有一台新安装的电话，五日下午六点钟负责人把这间屋子上了锁，六日早晨发觉锁坏了，看来是被什么人撬开了。那人利用刚安好的电话通知国营铁道工会东京支部，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这事始终也没能查出是谁干的。 还有一件事。下山总裁失踪的两天以前，新宿车站附近贴出了“杀死下山！”“叫下山‘拜黎明’（日本法西斯军队里的一种私刑。在寒冷地带，夜间将受刑者赤身反缚在柱子上，让他朝东跪着。受刑者在深夜里冻僵，直到黎明时才又苏醒。传单上恫吓要这样惩罚下山。——译者注）”的传单。事件发生后，没等警察看到，传单就被撕掉了。下山失踪的前一天，铁道弘济会的某靑年曾经接到预告要谋杀下山的电话。 另外一件怪事是：尽管警视厅的侦查员在七月九日已经对发生事件的那天（五日）夜里值班的人做过一次调查，后来他们想重新进行一些盘询，就叫人把记载着值班详细情况的值班簿拿来，发觉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竟被胡乱撕掉了。为什么只撕去五天的呢？因为其中包括发生事件的七月四日和五日。 还有一件怪事：在出事地点发现了奇怪的血迹。 在辗轧现场上首——也就是从田端出发的列车开过来的方向——二百来米的路上发现有斑斑点点的血迹。血型是AMQ型的，跟下山总裁的血型相同。大凡一百人中间也只有三个半人是这种血型的。如果是在现场下首、沿着列车驶过去的方向留有血迹，那还可以说是沾在列车上的血滴下来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反而是在现场上首发现了血迹。 血迹是根据侦查员从外面探听来的话发现的。有人说“事件发生后三四天，曾有吉普车开到出事地点，美国宪兵用刀刮掉了枕木上沾有血迹的部分”，让侦查员探听到了。《朝日新闻》记者矢田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曾到现场做了调查，找到了枕木上刮过的痕迹。他还在其他的铁道线上也发现了同一类型的血迹。不仅如此，在现场附近的麻绳小屋的门上还发现同一种AMQ型的血迹。这间小屋里面当时没有人。门上的血迹大概是什么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看来抹血的人个子相当高。侦查当局决定请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对这些血迹的血型做精密的化验。 以上是截至目前为止关于“下山事件”的种种文章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情节。虽然我打算尽量叙述得简单一些，但是为了进行推断，这些情节仍然需要重复一下。 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并不是警视厅正式发表的文件。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警视厅大体上确实是以这份《白皮书》中所写的自杀的说法为结论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书》是按照侦查一科的意见写成的，它并没有采纳侦查二科的意见。事件一发生，侦查一科就主张下山是自杀的，侦查二科则主张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意见一直是对立的。 八月四日，警视厅在该厅刑事部长官舍召开了侦查总部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断定案情为自杀。但这是侦查总部内部做出的判断，没有正式发表，对外只是采取不断定下山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的态度。《白皮书》是单凭一科的意见归结出来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编成了这么个文件。 那末一科为什么偏偏说下山是自杀的呢？一句话，采取“现场主义”的一科的刑事警察们跑到现场去侦查后，就断言这个事件中“没有行凶的痕迹”。不用说，一科主要是侦查谋杀案的，他们凭多年的经验，对犯罪现场有着独特的直觉，而所谓“没有行凶的痕迹”大概也就是从这种直觉中得出来的。 另一方面，专门对付智谋犯的二科却认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运用智慧的谋杀案，光凭一科对谋杀案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性的经验是得不出结论来的。”当时，对侦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侦查二科二股股长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见。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吉武股长被调到上野警察署侦查某一案件去了。据说由于吉武股长被调出侦查圈外，本案的侦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检察官们会引为憾事。 三 只要将根据一科的意见撰成的《白皮书》读上一遍，就发现它的写法很有意思。 《白皮书》首先叙述下山总裁在失踪之前心情极其惶惑不安，行动反常，在自己家里晚上也睡不着觉，喝药水什么的，神经衰弱得厉害。然后援引从下山总裁在三越百货商店消失以后，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现为止，好多个看到过他的人的供述；这些人都一致准确地指出下山总裁所穿的西服和衬衫的颜色，领带的花样和鞋的颜色。现在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举如下： 一、在日本桥三越的目击者的证词。 1.三越女售货员长岛静子（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个五十来岁、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楼化妆品的柜台前边蹓跶。我听了当天晚上的广播，心想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务部店员高田喜美子（三十五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铁道入口的问讯处见到一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体重足有十七八贯。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衬衫，戴着眼镜，没戴帽子，手里没有拿东西。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他后面同时走下了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听到五日晚间的广播，直觉地感到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铁道的目击者。 1.开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点二十三分由跑谷开出的地下列车，坐在最前面的那节车厢里。后来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踩了我的脚。他是在日本桥和末广町之间的某个车站上车的。他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也没向我道声歉。我心想：真是个古怪家伙，就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有五尺六七寸高，头发斜分着，穿着白衬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没有携带东西。我在上野车站下了车，那个人乘着车往浅草那边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点钟起，我在浅草地下铁道西口擦皮鞋。记不得时间了。我看到从一号月台走来一个人。”——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东武线五反野车站附近的目击者。 1.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点四十三分，从浅草开往大师的电车进了站，下来约莫二十个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个乘客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车站，指点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广旅馆去。”——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广旅馆女老板长岛福子（四十六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两点来钟，来了个戴黑框眼镜、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举止文雅的绅士。他说：‘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带他到二楼上四铺半席的房间去，他就在窗口坐下，说：‘给我点儿水吧。’我端了水去。因为单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见的，我就问他：‘就您一个人吗？’他回答说：‘就我一个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吗？待会儿还会有人来吧。’他说：‘真是只有一个人哩。’说着就笑了。由于他是位体面的绅士，我就拿了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替他铺好了床铺。我请他在店簿上登记，他说：‘算了吧。’五点半左右，我听见他拍手（日本人的习惯，拍手表示叫人。——译者注），出去一看，他穿着西服，站在楼下八铺席的房间里。我说：‘请您给二百圆。’他就从黑皮夹里掏出二百圆和一百圆小费。事后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装束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辗轧现场附近的目击者。 1.公司职员成岛正男（三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体面的绅士，他从铁道路基下面的田间小道走到东武线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来，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从后面赶过他时，看到他的相貌和装束，觉得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钟左右，有个绅士在东武线的陆桥那儿走路，看他那样子，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装束跟总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我走到东武线陆桥跟前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千住方面踏着枕木走来。那个人没戴眼镜，除了这一点，相貌和装束都像总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边盛（三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到辗轧现场陆桥跟前的池沼去捞蜊蛄。有个体面的绅士从缓坡上走下来，沿着沟渠，在离我六尺来远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来。那个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七寸，脸上的皮肤像柚子一样，是淡红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来。头发分着，鬓角已经花白了。斜眼镜是米黄色的，没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条纹西服，白衬衫，领带是手工织的，嵌着金丝。脚上穿着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镶着一道粗线。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认为那准是下山总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时候，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路朝东武线陆桥那边走去，看见玉蜀黍地里站着个绅士。我感到纳闷：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站住了，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他有四十六七岁，皮肤白晳，高鼻梁，没有注意到戴眼镜没有，只记得是个文雅的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级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这些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下山总裁的行踪是这样的：（1）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从三越百货商店南门走进去；（2）在店内和附近走了一阵；（3）乘上午十一点半以后的地下列车到浅草；（4）搭上东武线开往大师的车，下午一点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车站下车；（5）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在末广旅馆休息；（6）从下午六点起在出事地点附近徘徊。在这段时间内，他自始至终单独行动，身边一个同伴也没有。侦查一科由此而判断出“没有可引起被谋杀的疑问的余地”。 《白皮书》还对下山身边的人进行了调查，并且部分地引用了盘讯有关人员时所作的记录，共中包括下山的旧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每段谈话后面都在括号里加上一段批注——看起来那就是“侦查总部的意见”了。 比方说，在以铁道技师身份曾经跟下山同过事的原陆军上校森田某的谈话后面，关于下山总裁的性格，侦查总部加上了如下的批注：（总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气量却狭小。此人凭直觉，认为下山是自杀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谈话记录后面，批着总部如下的意见：（此人感到总裁的责任心很强，做事心细，但对总裁这个职位是不能胜任的。）在东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田小六的供述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句批语：（可见工作一遇到困难，总裁的身体就不好了，内心经常怔忡不安。）在佐藤荣作的供述后面则加上了如下的批语“可以看出，下山就任总裁时，对这职位并不怎么热中。）从这些批注里不难看出侦查一科是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下山总裁是自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之雄一个人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 《白皮书》上所引用的加贺山的供述是这样的： “我认为总裁是被谋杀的。理由是：一、总裁是不是为了和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许凶手是在某车站工会方面的影响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认为工会方面不会对总裁有什么怨恨。” 这以后，加贺山副总裁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一篇专论登在《日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启发性很大。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详细提到。 此外，就是法医学家对尸体所做的鉴定。 关于下山尸体的意见，东京大学的古畑博士和庆应大学的中馆博士是完全相反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没有必要再去详细叙述。总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据看不出“生理反应”的痕迹这一理由，认为下山是死后轧断的，而中馆博士却说下山是活着被轧的。不言而喻，所谓“死后轧断”是指死了以后才被轧的，死人自然不会自己走到铁轨上躺下来，因此，这是一种谋杀论——即是说，凶手先把下山杀死之后，再让列车把他的尸体轧断的。这是医生做鉴定时所使用的语言，故意不说死者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审慎地使用了“死后轧断”这样一个说法。 中馆博士这样反驳他的意见： “我曾经解剖过紧接着‘下山事件’而发生的‘三鹰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厅车站车库里的一辆电车突然冲了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是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制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反动政府立即诬指为日共的阴谋，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日本法院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无罪，但仍坚持判处被告竹内景助死刑。——译者注）的六个牺牲者以及某一卧轨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迹象：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眼睑部的皮下出血。手脚的皮下出血。就被轧死者来说，并不是个个都有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的迹象，但是被轧死者有这种迹象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次下山总裁的睾丸、xxxx、手背和脚背都有内出血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死后轧断’的。” 众所周知，警视厅侦查一科借助于中馆博士的这个意见，把它当作采取自杀论的根据。古畑博士却指责说：“解剖尸体时中馆博士既不在场，他也没有看过桑岛博士的鉴定书。那末他是根据什么来反驳并断定为自杀的呢？他的用意令人无法理解。中馆先生既没有资料可据，也没有权利来作这样的发言。”这一点姑且不论，侦查一科为什么把古畑博士的死后轧断论抛在一边，却采纳了既没有看到尸体也没看到鉴定书的中馆博士的意见呢？ 下山曾到现场附近的末广旅馆去睡过觉，这一点加强了一科的自杀论的论据。但是二科却认为末广旅馆这一线索是一文不值的。原来发生事件的当天，二科曾调查现场及附近一带，彻底侦查过有哪些目击者。但是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末广旅馆这条线索，后来才由一科提出来。二科说这简直是荒谬。不仅如此，二科还说，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该科曾对《白皮书》上所载的“目击者”当中的几个做过调查，当时并没得到《白皮书》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过了那么久，同一个人却说起他目击到了什么什么，真是令人吃惊。总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侦查报告。一开始就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是侦查二科的二股股长吉武，以及当时在本案中担任检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检察官不知怎地以后又倒向自杀论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当中，当时的国营铁道公司副总裁加贺山之雄至今仍然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中阐述他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出现在末广旅馆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馆里的人们并不认识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蒙混过去。从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下山是被谋害的。下山的尸体被发现时，我凭着直觉感到他是被谋害的。因为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他常常通过自己的下属和朋友搜集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过后又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这种癖好的凶手很可能用‘请你独自到三越来，有重要情报奉告，’这样的话巧妙地把他引诱了去。然后凶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胁迫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下山从三越的地下铁道被绑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总裁加贺山的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为我认为当时担任副总裁的加贺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得到下山身边的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他的结论，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的，但对他提供的个别资料，我却颇有同感。 加贺山的文章接着说： “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正为解雇十二万人这个重大问题而搏斗着。当然，裁员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但是当时国铁把从军队上复员的人以及从海外撤回来的人员都包了下来，职工总数膨胀到六十三万名。我们打算把膨胀的人员一下子裁减为五十万三千五百人，使国营铁道公司的经营‘合理化’（即“产业合理化”。这原是一九二五年开始于德国，以后又由各资本主义国家群起效尤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裁减职工、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资本家利润。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开始执行裁减职工一百五十万人的计划，以实行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译者注）。我当时身为铁道总局的长官，不得不拟定裁员计划。尤其是，在这次裁员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计划裁员七万名。当时，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以后他们在共产党内都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在国铁里，他们在共产党德田球一的直接领导下，对裁员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计划在眼看就要实现时垮了台。由于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估计这次裁员一定也会遇到相当强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处在现场激烈斗争中的负责人会不会在‘使用实力’的过程中吃到很大苦头呢？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对策。 “在事件发生的约莫一个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总裁身份来到群情激昂的国铁。他担任总裁后，马上就面临连日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与工会方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下山总裁告诉工会方面说：‘为了国铁的合理化，计划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他最后的宣告。 “以后就只等实行了。我们决定于七月五日在现场宣布第一次裁员——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因此故意避开这一天。四日仅仅宣布了有关总厅的裁员名单。 “但是另一方面，美军总司令部的民用运输局却命令我们在七月三日以前执行。领导这个部门的官员名叫沙格农，他简直是个地道的堂吉诃德。这个沙格农对于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大为不满。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挂着手枪，喝得醉醺醺地闯进下山公馆，谩骂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国一家小小的铁道公司担任科长级的职务，对铁道其实并不怎么在行。一到日本，竟当上了民用运输局局长。他还说日本的铁道就是‘麦依·瑞欧若德’（英语的译音，意思是“我的铁道”。——译者注）。瞧他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把日本的国营铁道看作他私人经营的铁道。他就以这样一种心情来发号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长了一些，但是从加贺山的这篇文章里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势。 四 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下来，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汰。——译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实力，包括罢工在内”。“最坏的情况”肯定是指在总部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破裂。这个决定是把四月里召开的“琴平大会”上所决定的“反对裁减机构”的运动方针加以具体化。由于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简称。这是日本工会运动中的右翼组织。——译者注）的剧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直到天已破晓才付诸表决。 三、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当上了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原是技术部门出身。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运输大臣是大屋晋三。大屋是企业家。 四、七月一日，国铁当局和工会方面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列席的有运输大臣大屋、下山总裁、加贺山副总裁等人。工会方面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副主席铃木市藏等拒绝了国铁当局的方案，竭力主张裁员应通过“集体谈判”来进行，但国铁方面说明按照“定员法”的规定，当局不必通过“集体谈判”就能实行。 七月二日，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国铁当局和工会的意见无法调和。下山总裁宣布说：“双方各讲各的，也谈不出个结果来。谈判就此结束吧。”谈判就这样破裂了。国铁当局方面决定在七月五日宣布裁员，并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这项工作。 五、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对国铁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不满，深夜闯进下山公馆，向他叫嚷道：“提前干！” 下山定则并不是由于私仇而“被杀害”的。《白皮书》上刊载着加贺山这样的供述：“总裁是不是为了与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贺山自己也明明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谋杀案的背景追究个水落石出。 下山为什么独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从他在商店里消失后，直到第二天早晨变成死尸在五反野常磐线的铁轨上被人发现为止，这期间总裁的行踪如何？对这个疑问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疑问，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说，大量黑糊糊的油为什么没有沾在上衣上，却只沾在内衣上？从上衣和衬衫口袋里抖出来的以绿色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么？没能在尸体附近找到的领带、眼镜和打火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袜子被油浸得湿漉漉的，鞋里面为什么却没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谋杀的，行凶现场（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并且是以什么方法搬运到辗轧现场（第二现场）去的？尸体里所剩下的血液为什么少得出奇？ 赶快来解答这些谜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会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解答下山临死以前的行动和关于死尸的种种离奇的隐谜。 关于“下山事件”的背景，我采用了加贺山副总裁那篇文章的顺序。其实，为了让读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这顺序颠倒过来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说，先以最后的第五项——沙格农在七月三日深夜为了裁员问题到下山公馆去，把总裁骂了一顿那件事写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说得确切一些，沙格农闯到下山总裁家去骂他一顿的时间，是七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当天下午一点钟，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长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访吉田首相。接见前，他们一起等候了一会儿。这时，下山对增田长宫说了声“今天下午一点钟还有重要会议”，就回去了。可是后来增田一查问，才知道国铁并没有召开任何下山应该出席的重要会议。下山在这天下午一点钟托词中途离去的谜，留待以后再来推断。 前面已经说过，下山本来约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运输局作裁员情况的报告，但是上午十点钟以后还不见总裁的影子，于是大家着起慌来了。加贺山副总裁在十二点左右回到总厅来，听说还没有总裁的踪迹，就凭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在与政府、警视厅、总司令部取得联络的同时，提出了通令侦查的要求。 我一向认为，像下山总裁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刚刚有数小时下落不明，马上就用无线电到处广播，呼吁大家协助寻找，未免操之过急了些。正如加贺山所说，一定是从外人眼中看来，下山身边也充满了不安，以致使他“凭着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 这种不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也得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说清楚，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下山为了裁员工作不得不经常与美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以及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为什么会闯到下山家来发脾气。 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独自的立场上来起草法令的。 因此，当时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按照“定员法”来进行的国铁裁员计划也不是政府拟定的，而是美军总司令部拟定的。由此可知，运输方面的首脑沙格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日本的铁道叫作“我的铁道”的，从而我们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会深夜闯进下山总裁公馆去吵闹。至于沙格农这么发脾气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情况，才能说明美军总司令部为什么要在自负盈亏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把日本的铁道改为公共企业，并制定“定员法”来大批裁员。 然而，战后横行跋扈、使得日本发生变化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迄今还没有人来写。媾和（指一九五一年美日签订的旧金山片面“和约”。——译者注）生效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像“美军总司令部史”之类的正式纪录也还没有公布。 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日本的占领军总司令部（即美军总司令部）内，以麦克阿瑟为中心，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闹得很厉害，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关于这事，最近某家杂志以《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勾心斗角。作者叫大野达三，多半是个笔名吧。这是一家左翼杂志，会使人认为上面所刊载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见的，但我读后后却感到大体上是公平的记述。既然有关美军总司令部史的着作如今还没有出版，我就姑且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的梗概是这样的：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各地布下了谍报网。美军总司令部下面设有情报部，它是驻日美军谍报队中最高的决策机关。它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各师和各军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设有情报部。 “反间谍队”按照对日占领所划分的各军管区，在北海道（札幌）、东北（仙台）、关东甲信越（东京）、东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冈山）、九州岛（福冈）等地设立了地方总部，在各都道府县还分设了地区总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带也驻扎了部队。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是威洛比少将，各地方总部“反间谍队”队长由上校或中校级的谍报军官担任，大一些的府县各有二三百名军官、军士、士兵以及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还雇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员。 情报部和“反间谍队”的这伙人不仅从事间谍活动，情报部还在决定和贯彻占领日本的政策方面参与极其重要的活动。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在占领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机关是民政局，而情报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它。 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很坏。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和威洛比经常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吵不休。关于同一件事，日本官员往往同时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从。情报部不断顽固地主张采取最反动的态度。客观地看来，这种对立反映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在对日占领政策上意见的分歧，然而看来主要的还在于更加卑鄙的争权夺势方面。 紧接着，情报部就开始了他们最拿手的特务活动，把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数十名进步派身上，向本国告密，并把这些人都赶回美国去了。在这场大争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们钉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高级官员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们与民间情报敎育局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手主要伸进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他们抓住了广播和报纸，直到一九四七年为止，一直掌握美国在日本的宣传工作的主导权。 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局的人员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来的。据说带着这两个组织的全权使命而来到东京的负责人叫加尔盖特。他先在邮船公司大楼的四楼上设了办事处，成立记录调查局。加尔盖特持有总统的手谕，因此权柄实在大得很。他从情报部、“反间谍队”两个机构里抽去精干的人，还网罗了一大批高级间谍，改编了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初来时在横滨的“反间谍队”、后来又到第八集团军情报部工作的坎农少校（后升为中校）也被编了进去。他奉命管理一个单位——坎农机关。 由于有美军谍报部的命令，“反间谍队”不得不服从加尔盖特，但是他们心里很不痛快。据说“反间谍队”曾对记录调查局进行过违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国。两个谍报机关之间的争执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关于加强情报机关的法令》不经讨论就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这时，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法令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第一个法律根据。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况。 说起来，关于企图罢免前国警长官斋藤的那段经过是尽人皆知的。斋藤升在回忆录中写下大意如下的话： “我曾竭力推荐久山秀雄，认为他是最适宜担任国家地方警察总部长官的人，却遭到民政局的强烈反对，原因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和情报部之间的内部纠纷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原任山梨县县知事，后奉命调到内务省任次官。我到美军总司令部有关各部门去拜会时，民政局中很有势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听说最近警视厅的警察在对我们驻军军人的女友及其身边的人进行起调查来了。如果确有其事，那真是岂有此理！我提出严重警告，不准警察做这样的事。’ “过了一个来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说：‘从上次谈话以后，日本警察的调查还没停止，一直继续着，甚至还打算调查我的女友。’说着就把曾经前往调查的警察的名片摆在我面前。他又说：‘干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要马上调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旧内务省的一个局。为全国警察机构的中心，全面指导警察行政。——译者注）局长叫来一问，才知道是当时任内务省调查局局长的久山委托警视厅警务部部长调查的一个案件。 “原来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尽管在局内拥有无上权力，又是拟定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中心人物，但是据说他的政策非常左倾，有人议论他也许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里有许多朋友的吉田内阁某要人S就和情报部结成一伙，布置下把这个上校从日本赶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为不轨的事实，以及足以迫使他离开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托才叫警视厅进行调查的。当时风传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乌尾夫人。——作者原注）关系很亲密。至于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这里就不去记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我就向上校汇报说：‘原来是收到了匿名信，说某些军官把进驻军物资运到日本女人那里去。为了弄清事实，掌握证据，才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并没有违法行为，侦查工作就结束了。’ “可是过了将近一年——那时我已调任警视总监了——那个上校对我说，我的汇报是一派谎言。根据他自己的调查，已经弄清楚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托警视厅的某人、并以那个人为中心所策划的阴谋。 “总之，由于这件事，美军总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报部某科之间的对立加深了。据推测，久山招来了憎恨自不用说，恶感甚至波及自由党总裁吉田本人。 可以说是因果循环吧。罢免问题后来也临到斋藤国警长官自己的头上。斋藤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长官给国家公安委员会主席辻二郞打来电话，要求和他会面。辻主席问我：‘这么突然，有什么事呢？’我回答说：‘确切的情况不清楚，多半是关于我的罢免问题吧？我这么感觉。’辻主席马上到增田官房长官那里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设法‘叫斋藤国警长官辞职’。‘国家公安委员会似乎没有理由叫长官辞职。政府对这个问题怎样看？’辻主席这样反问他。增田官房长官说：‘反正政府认为斋藤君不适宜作国警长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办。’ “辻主席说他没有理由罢免斋藤。增田长官回答说：请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关于今天面谈时国家公安委员会拒绝了政府要求这样一个内容，要严加保密，不要外泄。” 斋藤长官坚持说他没有理由辞职，增田官房长官再三再四地逼斋藤长官辞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增田长官中途败北了，斋藤国警长官留任下来。斋藤这样写道：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把官房长官说成是个很坏的人，不过至少可以断言这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倒是对前辈增田抱着同情，认为他很倒霉。我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两三个月曾经对增田官房长官说，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厌恶的某要人留在他身边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这话大概也在罢免我这件事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斋藤升写下了一本好书。从这本书里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斋藤升之当上国警长官以及要罢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于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暗斗。 我认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把“下山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五 当时，日本内地六个地区都设有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直辖的“反间谍队”有关的机关，这六个地区就是北海道、仙台、东京、大阪、福冈和高松。其中，盖尔申上校的“反间谍队”机关掌管东京地区——从关东起连福冈地区也包括在内。因坎农少校而出名的坎农机关是东京达个地区独立的“反间谍队”下面的特务机关之一。坎农机关还有个附属机关，有代号，通称“柿树机关”。 各种文件中都把这个坎农机关说成似乎与“下山事件”有关，我却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各个“反间谍队”的秘密机关迸行活动时是绝对不允许暴露身份的。后来，坎农机关在制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国特务机关（坎农机关）将日本作家鹿地直绑架；由于日本舆论愤怒的抗议，次年十二月被迫将他释放。——译者注）时，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来，因而在“反间谍队”秘密机关当中它可以说是失败了的。一提到“反间谍队”，人们马上就把它和坎农机关联系起来——目前新闻界的这种肤浅认识还得好好纠正一下。 不用说，情报部是与作战参谋部平行的机关，它拥有最大的权柄，是明确属于作战系统的机关。 但是民政局是占领局面下所设立的一个军政机关，属于所谓的军政系统。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这个军令机关和军政机关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美国占领军统治日本以来，最感到头痛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势力的问题。如果把占领日本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称作一部对共产党进行弹压的历史也不为过。麦克阿瑟在日本登陆后，最初着手做的是彻底摧毁日本依然保存着的旧军阀系统、右翼系统、右翼财阀等潜在势力，目的在于把这些一扫而光之后，施以美国式的统治。民政局就是为了把这种国家主义从日本清除掉，才借着“民主化”这样一个漂亮名义展开活动，动手破坏战前的秩序体制的。 众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长克吉斯运用绝大的权柄来摧毁旧秩序，还打算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因此，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是个非法政党、干部不得不潜入地下的日本共产党，忽然抬起头来，得到蓬勃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是共产党势力的全盛时期，还听到“革命时机快要成熟了”的呼声。 但是情报部猛烈抨击民政局的政策，而带头开炮的是部长威洛比少将。 自从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渐处于劣势的情报部，这时对民政局发动了反攻，并企图用计把克吉斯和戴克赶掉。我本想把这件事更详细地叙述一下，但限于篇幅，这里只想指出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剧烈斗争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无论是情报部还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务机关或情报机关散布在日本政界的各阶层。斋藤国警长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为了揭发克吉斯的丑事，他曾派人钉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议，他才勉强找一些借口搪塞过去。但后来克吉斯把他的谎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警视厅内部存在着情报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争；两派人一方面对自己那一派竭尽忠诚，另一方面尽量玩弄手段，想把对方打下水去，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并不足为奇。 总之，当局不得不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来选第一任国铁总裁。当局最初考虑人选时，曾向当时的铁道大臣村上义一商洽过，想请他担任。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绝了。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总裁必须承担一项特殊任务：与日本最大的工会——国营铁道工会展开正面斗争，以便把大批职工解雇。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第一任总裁大概是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张白纸似的人最为理想。政府当局提出几个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是声名狼藉就是受人牵制的，因而情报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结果，技术部门出身、毫无政治背景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被选为总裁了。 如果考虑到第一任总裁的困难处境，下山本该向美国占领军当局或吉田内阁提出一定的条件。实际上，下山也透露过要提条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他终于没有提。斋藤升在任国警长官时，就立即提出条件；相形之下，不谙政事、或者为人老实的下山从就任时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就种下了他致死的远因。 这里还得写一点关于实际上决定总裁人选的、负责运输事务的沙格农的事。 沙格农确实是个缺乏敎养的人。他在美国时虽然只不过是内地一家铁道公司的职员，可是一来到美军总司令部，他就大权在握，跋扈起来。当然，沙格农只不过是民用运输局局长，他具有这样大的权柄是很奇怪的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背后有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给他撑腰。 有些情况使人认为，沙格农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边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报部那边去了。只要把沙格农是站在情报部一边的这一事实考虑进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了解一半了。 沙格农有两项任务。一项是按照情报部的示意拟定一旦对苏联发生战事时的运输计划，另一项任务是开除国营铁道工会里的进步分子。这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在国际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反对日本共产党。关于后者，如果说这是美军总司令部在占领初期播下了种子，到头来自食其果，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自从美军统治日本以来，为了便于清除军国主义而实行的扶植共产党的方针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产党员以及拥护共产党的人在日本社会各方面急剧地增加了。在各产业部门，进步的工会也风起云涌地成立起来了。尤其是自从“二·一罢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国家机关和公共企业职工二百六十万人成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决议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举行总罢工。但是罢工开始前数小时，麦克阿瑟下令禁止。——译者注）以来，形势的发展使人觉得共产党所说的“革命”未必是梦想。连一向被认为比较稳健的国营铁道工会中，也急剧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这个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军总司令部不禁愕然。他们亲手造成的东西正在变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点办法。这时，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中国）这方面，麦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变，只留下情报部一条线。无论如何也得设法遏制日本国内已经强大起来的急进的工会运动。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还得使日本的一切机关能有所准备。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赶快使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日本民主空气转换方向。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制造出）令人震惊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对“赤色分子”产生恐惧。得到麦克阿瑟支持的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为契机，“三鹰事件”、“横滨人民电车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继发生之后，在情报部与民政局的一场斗争中，情报部取得了胜利，民政局里拥有实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国，美军总司令部发挥一切机能全盘向右转。只要联想到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意图了。 实现这一意图是需要策略的。情报部下面有“反间谍队”这样一个强大的情报机构。威洛比一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动了这部机器。想来沙格农在与国营铁道工会展开决定性的斗争时，也把“反间谍队”这种关系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间谍队”机关沿着情报部部长的这条路线展开了活动。他们大概把情报详详细细地汇报给威洛比。这些情报的范围不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人，或是官僚个人的动静，甚至还涉及美军总司令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连沙格农也受“反间谍队”的情报网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当上国铁候补总裁，情报机关一定就把他的经历、认识些什么朋友、与什么政党有瓜葛，或是有什么后台等等全都告诉了沙格农。这样他才答应叫下山就任总裁。 下山纯粹是技术部门出身的，在铁道省里没有任何私人势力。据他过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说，下山在中学时代就是与水野竞争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总喜欢站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开过，百看不厌。提起当时下山的火车迷，据说在学校里都出了名。这样的下山进入铁道省后，志愿到现场担任技术部门的工作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是技术部门出身，下山当上运输省次官之后，在省里却没有任何强大的私人势力。他就任国铁总裁之后，也和人事局方面处得不大好。这是造成下山悲剧的远因。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副总裁加贺山的后台倒远比他的硬。加贺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凭着老前辈的资望，在国铁里隐然拥有实力。因此，就他们在省里的政治基础来说，加贺山要远比下山稳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铁道改为公共企业的机会，辞去次官的职务，以在野身份去竞选参议院议员，并且好像已经着手准备了。就在这时，有人和他商洽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事。 正如《白皮书》上所指出的，下山对于接不接受总裁这个职位一直犹豫不决，但是他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下山知道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任务就是对付国营铁道公司空前的解雇这样一个难题——也可以说是为了裁员才临时委任一个总裁的。一俟这项工作告个段落，他就打算辞去总裁这个职务，再去竞选参议院议员。一部分人说，下山是为了进参议院才答应当国铁总裁的。其实，凭着他那段运输省次官的资历也足够资格参加竞选了。 总之，下山同意了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义一商量过，村上鼓励他就任，所以尽管下山对这职务并不怎么热中，还是答应下来了。 从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来说，正因为下山不受任何人牵制，才认为他最合适。依他看来，第一任国铁总裁固然不能与日本政府有关联，更不能与美军总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关联，因为国铁总裁必须是个对沙格农百依百顺的人，至少也不能对沙格农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评。他心目中最合适的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农来发，一切人事都由沙格农来决定。如果总裁受民政局的牵制，事情就不好办了。沙格农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让下山定则坐上总裁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农感到满意了吗？ 下山并不是沙格农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个临时总裁，明白美军总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总裁加贺山。但尽管他只是个临时总裁，却不甘心完全依照美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行事。就拿国营铁道公司开除职工的名单来说吧，他并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交派下来的那一套公事。在他来说，将平素对他冷淡的人事局所开列的名单囫囵呑枣地接受下来，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处在加贺山副总裁势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术部门出身、毫无后台的下山总裁协作。同时，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接受这样一个人事局所开来的名单。（大部分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开列的。）沙格农没有想到下山竟然会有这样的反抗精神。 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新确定的盈亏自负原则，假借“合理化”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裁员计划，骨子里却是要清除国铁内部的共产党分子。美军总司令部所做的调查是颇为草率的。确实有不少人未经详细调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开除的名单。被人叫作“温情主义者”的下山，看了这样一份名单，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拟一份名单，以抵抗沙格农。 但这不是下山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判断所办得了的。他必须先从什么人手里弄到国铁工会方面的情报。他所能得到的情报只是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通过日本政府送来的片面的情报——也就是美国方面的情报。下山一定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想拥有自己的情报网，以便对情势做出判断。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一文中也说“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这固然也许是出于个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担任了国铁总裁，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势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报。 在《白皮书》里，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说： “让下山来坐总裁这把交椅的趋势表面化了。当时我就去找下山，告诉他如果答应担任总裁，一定得提出条件来，一切协商妥当。条件就是减少解雇人数，削减工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完全由总裁决定。无论事情结果如何，绝不给政府添麻烦。可是下山好像并没有向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了解内情的人仿佛都有避免就任总裁的趋势。想来正因为如此，才临时叫他来担任的。” 总之，日本有关方面是单纯从经营“合理化”这一角度来看待解雇问题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解雇完全是为了美军的问题，因此才要裁减机构。日本有关方面却蒙在鼓里，还以为国铁大批裁员纯粹是经济上的问题。这里，日本有关方面和美军总司令部之间在真实意图上就产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这里。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大概也没人注意到美军究竟极其秘密地在日本国内策划着什么。国铁裁员并不是根据自负盈亏或是“定员法”这样一些单纯的经济上的理由来办理的，却是为了“美军作战”这样一个严酷的目的，不许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与国铁工会妥协。国铁裁员是情报部所提出来的强大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铁工会方面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国铁工会也没有看出这种大批解雇是美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中的一环。他们只是反对国铁大批开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急进分子，但还只当这是经济斗争。在“琴平大会”上，他们反对国铁裁员，决定展开包括“使用实力”的强大的反对裁员的斗争。但是他们大概也知道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从“二·一罢工”时麦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这一点。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国铁主流派却毅然决然地发出了包括“使用实力”的斗争宣言。关于“使用实力”，连德田球一等人都怀疑过“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国铁工会的这一斗争方针广泛地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解雇名单预定在七月三日发表，工会决定届时“立即展开使用实力的斗争”。人民大众一定对国铁工会的这种方针感到不安，总觉得它带有险恶的气氛。 沙格农大概反而欢迎这种险恶的气氛。他在准备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国铁工会的险恶气氛作为衬托。所以对他说来，这毋宁是可喜的事。 据说实行解雇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则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