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明帝国与倭寇 [book_author]三田村泰助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4979 [book_dec]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开启了明王朝的统治时代，此后明王朝在永乐帝统治下全方位迎来了极盛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同时，在海外亦是大展国威。明王朝作为最后一个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持续深入交流碰撞的同时，迎来了封建统治的巅峰与辉煌。 本书是由日本知名东洋史家组织编写的明代史通俗读本，以恢弘庞大的亚洲史观讲述了由元末农民起义、明朝建立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的整个明代的历史进程，中间围绕着倭寇这一主题，重点阐明了明朝与日本的关系、倭寇的由来与发展变化、以及丰臣秀吉的大东亚构想等内容。 [book_img]Z_10043.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世易时移 南船北马 在一望无际的中国大陆，陆路四通八达的北方需乘马出行，而南方大地则仰仗舟楫，因而有“南船北马”一说。而在南方，船只最多的当指长江流域以及运河星罗棋布的江南水乡。 长江以北是马的世界，以南则是船的天下。著于汉代的《淮南子》（二十一卷，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22年〕著）就提及“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胡人指的是北方民族，越人则是浙江、福建一带的住民。汉代的时候，北方民族和越人都是中原之外民族，也就是所谓的蛮族，还未加入中原行列。但是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汉代中国人就认识到，前者马术第一，后者舟楫无双。 10世纪之后，北方民族逐步征服中原，最终由蒙古铁骑一举平定了中国全域。他们正是《淮南子》所说的马上世界的霸王。 然而这样的强压遭到了反弹，时隔不久，中原又再度回到了汉人手中，这就是明朝。而其中起到前驱作用的正是越人的舟船之力。 一直以来，蒙古人也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不擅长水战。其所说的“舟”，基本上也就是渡河时用的牛皮筏子而已。元世祖率军与南宋军队争夺汉水时，其部将曾献策道：“我们的精兵突骑无坚不摧，但是唯有水战不敌宋朝。应夺其所长，建造战舰，训练水军。”① 那时候的元军也吸收了华北的汉人。他们虽然比起蒙古人要更擅长水战，但并不能胜过长江流域的汉人。 事实上，元朝末年兴起的群雄中较有实力的基本上都拥有水军，他们之间也是靠着强大的水军来争夺霸权。屡屡为南宋水军头疼的元朝直到最后也在为舟船之事烦恼。就像后述的那样，当西路红巾军徐寿辉的部队攻陷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时，元朝一侧的汉人部将便议论道：“贼在陆地毫无胜算，肯定会以舟船逼近。”② 由此可见，在陆战当中处于弱势的汉人能够对抗元军，关键还在于舟楫之力。同时可以说，这一时代战争的特点就在于汉人充分发挥了舟船的力量。顺带说一下，明朝虽然也有水军，但它们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最根本的还是由步兵开展的游击战。马匹和舟船确实有强大的机动能力，但是靠此只能占领“点”和“线”，要进行渗透作战以确保“面”，就不得不依赖步兵。在这一点上，明军和元末的群雄是不一样的。 五彩的山东船 从福建省的沿海地区上溯到闽江，直达马尾（距离闽江河口约42公里，海运汽船也能到达这个港口），这一路上应该能看到不少有五彩装饰的极其美观的山东船吧。所谓“山东船”指的是在福建和北方海港之间往返的大型货船，它们能到达遥远的山东，甚至能直达如今的大连等地。船体上细细密密地描绘着大鹏和金殿玉楼，涂满红、黄、绿、紫、银等各种颜色，桅杆顶端还装饰着黄金珠。据说这些五彩船船舷相连停泊的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仿佛看到了龙宫世界的宝船。 福建住民的始祖是闽越（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福建和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上均有分布的古代越人），这些山东船充分展现了越人造船技术的传统。 从宋代开始，这些用于远洋航海的大型船舶被制造出来，出现了载客二三百人的达两千石的船，甚至有足可载客五六百人的五千石大船。这些船在东亚或者东南亚水域巡回航行。 这些大船的主要制造地是福建和广东。后面也会说到，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基于技术和造船材料方面的考虑。造船材料主要用的是杉材和松材，福建以出产优良杉材而闻名。当时人们对船体性能有这样的评价：南方的材质基本都适用于海水，而其中海船以福建之产为最优，广东次之，浙江又次之；北方所产的材木不耐咸水，因此并不适用。除此之外，福建还富藏造船所不可或缺的铁材。 这样来说，福建和广东可谓是海船建造技术方面的先进地区。 排在它们后面的是浙江，这是因为处州是杉材的产地。宁波船、温州船也非常有名。 越之国果然是船之国！ 不过兵船方面却稍有不同。据《筹海图编》（十三卷，明郑若曾所著，是研究倭寇必不可少的资料）所言，广东船要胜于福建船。广东船船型大，船材使用产于南方的硬木铁栗木，所以在两船相碰撞的时候能够击碎福建船。 顺便提一下， 《筹海图编》中还论述了日本船和中国船的差异： “日本船和中国船不同，使用的是大木，而且只选相合的材料。连接时不用铁钉，而用铁片固定。而且也不用麻筋桐油，缝隙间仅填埋短水草。总之，造日本船要耗费大量的木材，费用也很高昂，因此非有莫大的财力不能轻易制造。 有传闻称日本制造了成百上千艘大船，但实际上都是无稽之谈。如今看来，倭寇实在寒酸，其船大型的也就能乘搭三百人，中型的能乘搭一二百人，小型的则是四五十人至七八十人，而且低矮狭窄。如果遇到巨舰，想要进行迎击也不容易，轻易就沉没了。因此，他们都很惧怕广东船和福建船。 再看其构造，这种船的船底是平的，因此不能切开波浪。而且风帆总是悬于桅杆正中间，帆端不像中国那样是被挂住的，所以不能被有效利用。顺风的时候尚好，无风以及逆风的时候只能放下桅杆，用桨划船，因此渡过外海怎么也需要一个多月。” 全书大体上都是这样的论调，也不知道到底说中了几分。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福建奸民还向倭寇提供了技术支持。《筹海图编》中写道：“近年来倭船之所以能够轻易抵岸，都是因为福建沿海的奸民买下倭船，将其船底改造后又交回给他们。改造船能突破波浪，不畏横风和暴风，仅费数日便能到达。”③ 福建战舰 在此，我们再来说说他们引以为豪的福建战舰的构造。福建船高大且宽敞，看起来就像楼阁一般，承载百人不在话下。船底尖锐，仿佛能劈开波浪。上部宽广，其首昂而口张。船尾也同样高扬，建筑着三层舵楼。舷侧均贴护板，其上竖立着巨大的茅竹，围起来仿佛像城垣一般。船上有两根桅杆。 船的内部分为四层。最下层不住人，堆满土石以增加船体的重量，以免船随水漂流。第二层是士兵的起居场所，覆盖着木板，得从上面用梯子下去。 第三层左右有六扇门，当中设有水桶。船前后有木锚，系着棕榈缆绳，于此下椗，起椗。最上层像露台，在第三层用梯子从通口爬上去。仿佛栏杆一般的木板围在船体两侧，人可以靠在上面进攻敌人，还可使用弓箭、石头、火炮自上而下瞄准射击。 如果遇到敌人的小船，就撞击其船体将其击沉。由于船很高，所以敌人难以迎击。这是福建船的优点，福建船真可谓是海战的利器。不过，虽然福建船在顺风和顺潮时行驶得很快，但是却转身不便。另外由于船体太大，无法停靠在岸边，上陆时要使用小舟接驳。④ 歼灭倭寇的名将戚继光（字元敬，生于山东登州卫的军人之家，在浙江、福建立破倭之功，后又有防御北虏之绩）曾这样评比福建战舰和倭寇船的优劣： “福船高大如城堡，人力难以开动，全得依赖风力。而倭寇船矮小，与苍山船（浙江台州太平地方使用的渔船，是帆橹兼用的小型船，用于追踪小型的倭船）相似。因而只要福船对上好风向对其进行压制，形势就仿佛大车碾压螳螂一般。这是船力之战，而非人力。我们一直以来都以此制胜。但如果倭船也和我们的福船一样大，我方就难有必胜之策了。 不过，福船吃水深达一丈一二尺。虽然这在大洋上非常管用，但到了浅滩，福船就经常触礁，而且无风的时候不能开动。因此只要倭船闯入内海，沿浅滩行驶，福船就束手无策了。”⑤ 贸易立国 福建的造船业之所以如此兴盛，并不仅仅因为其是原材料的产地，福建省整体的地理环境很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福建的得名始于唐代，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它是中国国内发展较晚的地区。至于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福建地方是陆地的“孤岛”。福建省西部和西北部是层层叠叠的群山，从浙江到福建要越过仙霞岭行至闽江上游，从江西到福建则要出杉关以抵达闽江，外界通往福建的大道只有这两条。而且整个福建省几乎都是山地，甚少平原，因此完全没有成为谷仓地区的条件。实际上，福建人一直通过船运从北边浙江运进温州米，从南边广东运进惠州和潮州米。另一方面，福建也拥有极为曲折的海岸线，散布着无数大小岛屿。 （书中插图系原插附地图，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福建要靠海为生，也就是为何必须把中转贸易当作主要生业。这一点加上福建的“孤岛”性质，使其成为江南地区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五代十国的时代，江南各个王国争相致力于本国产业的开发，只有福建王国（国号为闽，王审知〔862—925年〕所建）以集聚财富为目标投身于南海贸易。而这也可以追溯到唐代以来的阿拉伯贸易。 首先成为时代之光的是福建港口泉州。泉州在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的著作中被称为“Zaitum”，经由他们的介绍而闻名海外，据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因此中国宋、元、明历代政府都在此设置“市舶司”管理外国贸易业务。 但是，贸易港并不是只有泉州，福建全省都与此相关，正如著名的苏东坡所言“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东坡奏议》卷六）。在泉州之外，福建的主要城市，同时也是海港的漳州、福州、兴化也兴盛繁荣。那里靠着私人资本从事船运业的店家鳞次栉比，而下层民众也有许多以水手为职。 顺便一提，福建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奇特风俗，据说男色非常普遍，都已经成为风俗，人不分贵贱老少，均热衷于此。产生这一奇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福建人从事海上营生。传说船上不能有女性，否则海神会作祟使船沉没，于是船员便以男性代替，据说这就是事情的起源。这类传说也反映出福建与海洋的深刻渊源。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想象明太祖颁布禁海令闭关锁国之后福建人遭受了多大的打击，同时也不难理解为何有奸民勾引倭寇。《筹海图编》中有言“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内地奸民勾引之也”，又说“向来通倭多漳、泉无生理之人”，这也透露了当中的一些情况。如果不了解福建，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倭寇。 海上之狼 日本天文十六年（1547年），按明朝的年号来说是嘉靖二十六年，旧历五月四日，日本的四艘遣明船从五岛地方的奈留岛扬帆起航。船队九死一生地渡过暴风雨横虐的东海，被风吹得四散。一号船于当月十三日到达浙江台州。而三号船则于当月十四日在温州洋面上遭到二十八艘海盗船袭击，死九人，还被夺走一艘舢板。这些海盗是规模相当庞大的海盗集团。后面也会说到，这一时期，宁波洋面双屿岛周围的走私贸易正处于全盛期，因此这些海上之狼常常在此严阵以待，围猎满载货物的航船。 关于这些海上之狼的真实身份，古人留下了一些记录讲述自己的印象。就在大约五十年前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前往朝鲜南部济州岛赴任的一位李朝官员在途中接到父亲的讣告，匆匆赶回本土，途中遭遇了恶劣天气，其所乘船漂流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南部。 他们在宁波洋面上遭到了海盗袭击，留下了记录《漂海录》（作者崔溥，全罗道罗州人，可对照日本僧人策彦所著的《入明记》阅读），其中是这样描述那些海上之狼的： “正月十二日的傍晚，有两艘船驶来我方。一艘大约搭乘十个人，打扮都是穿黑棉裤、着草鞋，有的头上系着巾帕，有的戴着竹叶笠，披着棕榈蓑。他们吵吵嚷嚷地说着中国话，但是我们不明白，于是转为笔谈。其人写道：‘我是大唐的林大，将你们从大唐购买的宝物都交出来！’然后我们交代了航船遇难的经过，将米交给了他们。之后他们声称我们可以在此逗留休息至风向好转，并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岛上。 岛上有两间茅草屋，似乎是制作干鲍的人家。我们一行已经疲劳到了极点，那天晚上倒头便睡。晚上十点左右，那个林大率领二十几人，拿着刀枪，带着火炬，闯进来写给我们几个字：‘我是观音佛，已经看透了汝辈的心思，如果藏有金银马上交出来！’然后他们仿佛早有预谋似的，撕抢衣物，挥刀威胁，拳打脚踢，夺去了所有东西。最后他们砍掉我们的锚石、缆绳等物扔下海去，将我们的船引至外洋，扬长而去。”⑥ 这些人就是被称为鼠贼的集团，从浙江到福建、广东一带的沿海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海盗的巢穴，历史上出了一连串声名赫赫的大海盗。 太古远的就不说了，宋末的朱清、张瑄，元末的方国珍都是史上留名的海盗，他们都是浙江出身。还有明末清初之际横空出世、与我国大有渊源的郑芝龙，清代中期艇盗之乱（以安南为后援的海盗集团，1810年被清朝武将李长庚镇压）中恶名远播的蔡牵，他们都是福建泉州人。 另外,后期倭寇末期，与倭寇勾结的海盗吴平、曾一本等人是广东潮州出身。这些潮州海盗的大首领张琏蜚声海外，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叫作“Chang SiLao”。传说他逃亡之后，当上了苏门答腊岛上巴邻旁的王。他还有一位部下林凤，被欧洲人称作“Limahong”。 包括后期倭寇的核心人物李光头、许栋、王直等人在内的中国东南海上的海盗群体在倭寇史上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海运开创者 对船束手无策的蒙古人在征服并占据中原之后，也开始频繁地利用船只。这是从马向船的转换，非常值得关注。 蒙古人在军事上曾因征讨日本和爪哇而向海外派兵，同时经济上也垄断了南海贸易，没有一处不靠船运。而这些全都是动员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海运力量而达成的。但是，派兵和贸易都是出于其贪得无厌的征服欲和物欲，并非关系着其生死存亡的紧要事。而当他们开始依赖船运之后，却反而丢掉了性命。 北京自辽金时代起就是国都，到了元朝，其规模愈加庞大，城里容纳了大量政府官员、军人、百姓，人口飞速地膨胀起来。自然而然地，养活庞大人口的口粮也只能依赖江南地方的供给。但是如何才能将粮食运往大都（北京）呢？宰相伯颜为此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是已经废弃多年的运河修复起来并不容易，因此他最终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决定利用海运。负责此项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海盗出身的汉人朱清和张瑄，而且讽刺的是，他们都是浙江人（准确说来是江苏，但当时属于江浙行省）。 朱清出生于长江口的崇明岛，家里打鱼为生，但他后来成了走私盐商。这份营生来钱快，但是被抓住就是死刑，因此完全是在赌命。他在这种情况下一有危险马上就会乘船远走高飞的吧。尽管如此，他也算是一个有胆气的小恶霸。张瑄则出生于苏州附近的嘉定，早年丧父而沦为乞丐，最终长成了饮酒斗殴的恶少。 据说朱清和张瑄是在以米换盐的黑市上相识的，因意气相投而成了结义兄弟。两人运气不好，曾被抓进监狱，却神奇地保住了性命。这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监狱长梦到两头白虎率领群兽作乱，第二天醒来看到两人和白虎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就释放了他们。 此后两人就成了海盗，两人绕过山东半岛航行到了遥远的渤海湾，而且经过十几次的航行，发现了从江南安全到达此地的最短航路。 两人很早就归顺了元世祖，后来率领海军征战，平定各地海盗，甚至还到过南方的占婆。 伯颜的海运政策很大程度上出自他们的献策，其结果是两人被任命为海道运粮万户，一手包管了海运事宜。最初的至元二十年（1283年），两人只运输了四万六千石，但第二年（至元二十一年）就达到了三十万石，而后到了二十七年，实际上达到了一百六十万石的巨额数字。 两人将根据地设在了现在的太仓。那时候太仓的户数不足百轩，而海运开始后，粮草库设在当地，运输船从八方云集而来，当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两人的财富也成为江南之冠，苏州大部分肥沃至极的田地都归其所有。 如此一来，小恶霸们的势力就坐大到了能左右天下粮仓的地步。这也可以看作是浙江人商业精神的例证吧。朱清和张瑄都变得权势熏天。尤其是张瑄，据说忤逆他的人都被绑起来流放到了海上。只不过他在第四位夫人面前却抬不起头来，其豪华的宅邸也被叫作“四夫人府”。仔细想想，元朝这时应是被海运迷了心窍，以致最终作茧自缚吧。对元朝来说，海运就是生命线，一旦切断就只能束手就擒，此事显而易见。而如此重要的海运，元朝却托付给了很懂算计的浙江人。 结果元朝末年，就是在浙江出现了海盗方国珍。他操纵着海运，将元朝玩弄于股掌之间，光荣地成为元末群雄中的首号人物。 北地狱、南天堂 既然说到了海运，接来下就说说运输的货物吧。不用说，所谓货物指的就是大米。 很久以前中国就流传着“江浙熟，天下足”的谚语。江浙指的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带。这句谚语说的是，如果这些地方丰收了，就不用担心天下没有饭吃。 这是元灭南宋时候的情况： 华北、华中由于靖康之变和金朝灭亡而两度经历动乱，大地一片荒芜。因此在来到此地的蒙古人看来，江南之地简直就像是天堂一般，引人无限向往。在平定江南之后，北方的汉人为了生计而陆陆续续移居江南，而且赴江南工作的官员在任期结束之后也完全没有返回的意思。心急如焚的世祖为此想了一个对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布命令，在黄河、淮河、长江的渡口设置监视官，除了有公务，禁止所有人前往南方。正可谓北乃地狱，南为天堂。 说来江南的富足可不仅仅是有大米，江苏、浙江还是盐的大产地，也是生丝、棉、绢织物的主产地。简而言之，江南就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元朝末年的元统、至元年间中央财政对江苏、浙江的依存状况。 租米方面，从全国汇集到大都的一年份总额大约是一百三十万石，其中江浙占了40%左右。在租米之外，还有金三百锭（锭：①重量单位，一锭等于五十两，一两大约为37.3克；②纸币单位，交钞一贯等于一两，交钞两贯可换银一两，其后交钞的价值暴跌）、银一千锭、钞一千万锭、生丝一百万斤、棉七万斤、棉布四十八万匹，而江浙负担了其总额的一半。江浙地方真可谓是元朝的命脉。 占据这个宝库地带的就是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 海运为方国珍、粮道为张士诚所控制后，大都的情况十分凄惨。 元朝控制不了这些逆贼，相反地，他们苦苦哀求才好不容易拿到了十万石粮食，然而这也不过是一时之策。那时候首都大都的米价都涨到了一斗六两银的地步。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米价是一斗百文铜钱，因此上述价格几乎是其六十倍。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米价换算过来的话是六十文上下，所以日本的米价大约要便宜三成。不过日本和明朝之间铜币的价值并不相等，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比较是否正确。而且在洪武三十年前后，明朝的米价也下降了，是洪武九年时价格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反而是日本的米价要高出两倍以上了。 另外，大都不仅被切断了南方的粮道，更赶上了华北爆发大饥荒。大都的王公贵族们身披锦绣，珠玉缠身，却在艰难地忍饥挨饿。普通民众的惨状更是让人不忍直视，饿死者将近一百万，据说大都的十一座城门外都挖了万人坑，用以掩埋尸体。那时候数百只猫头鹰通宵达旦地厉声叫唤，持续了数月之久。据说居庸关的杜鹃鸟都叫了，这是天下的凶兆。 都城之内阴云密布，有识之士在窃窃私语——元朝的气数怕是不长了。 市民之都苏州 刚才介绍了“江浙熟，天下足”这句谚语，其实还有一句同样意思的谚语“苏常熟，天下足”（载于南宋陆游〔1125—1210年〕《渭南文集》），这也是人们常用的。 所谓苏常，指的是苏州和常州，两地都是江南三角洲地区的中心。 据说，早自唐代开始，全国所纳的税粮就有九成来自江南，而江南地区税粮又有九成是由长江三角洲地带负担的。若仅看这一三角洲地区更会发现，其中高达九成税粮是由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负担的。在此当中，苏州一地就缴纳了天下税粮的十分之一，这真是可怕的沉重税负。不过，这也说明苏州拥有足可承受重负的生产力。苏州就是这样冠绝天下的粮仓。 而且，苏州还以绢织品闻名于世。 苏州经由大运河而南通杭州，北连镇江，又得长江舟楫之便，所以这里不仅是生产重地，同时也是交通咽喉。其繁荣自宋代以来就屡被赞颂，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指的就是苏州和杭州，苏州与南宋的国都一起，被称为地上的天堂。 元代北方的大都会是真定。但是据到此游览的江南人所言，真定的人口还不到苏州的十分之一。 苏州是商人的城市，这片土地上就是商人说了算，这点和日本的大阪非常相似。苏州城内住着许多大小富豪，这里便举个例子吧： 元末明初之时有一位叫沈万三的传说中的富豪，其财富天下第一。据说明太祖营造新都应天府（后来的南京）的时候，沈万三独力修建了应天府三分之一的城墙，从洪武门一直修到了水西门。此外还传说，他申请向太祖献金，太祖说自己有百万大军，他回答说可以一军给金一两，于是太祖深恶其财力，欲除之而后快。故事自然是越大越有趣，这已经变成了传说，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不一定能当真。但是面对着开国豪杰，沈万三竟然一步也未退，他的这种心气备受人们喜爱。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反映出苏州人身上有一种决不屈从于传统权力的商人气质。 那么，沈万三的财富是来自何处呢？据说他最初是由小地主起家的。而到了万三儿子这代，其家族拥有的土地已达到了数千顷（一顷为百亩）。而且他们的田租甚高，每一亩榨取九斗三升。苏州的田租沉重，据说就是从沈家开始的。总之，沈家收取的年贡米据推测有三四十万石，或者是五六十万石，这收入已经达到日本封建大名的级别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沈家还从事国外贸易。记录显示沈家还曾经营景德镇的陶瓷，至于苏州的绢织物想必就更不用说了吧。 由此来看，很明显沈家是通过经营土地并参与国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由沈家的例子类推，苏州的其他富豪应该也是凭同一手段置产兴业的吧。 另外，常熟以北的福山港有曹氏，其所收年贡米多达三十六万石。常熟则有徐氏，其财力号称常熟第一。两人都是仅逊于沈氏的大富豪。 可见在苏州、常熟，有很多可与日本大名相比肩的大富豪。 而他们过着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 另一方面，苏州并不是一个新兴城市，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吴国的国都，自身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是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苏州都不再是政治城市。而正因如此，苏州才发展出了独特的市民文化。元代，苏州的富豪们凭借着其雄厚的财力成了传统文化的支持者。 沈氏对书画古董的收藏很有名，常熟徐氏也与诗人杨维桢、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文人陈基等人交好，极力厚待他们。 杨维桢像 因此，苏州文运兴隆，学者和艺术家云集。那里有着一种不献媚政治和权力，即所谓反权力的传统。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的大阪市民，他们也创造出了浪花文化⑦。明太祖对苏州百般厌恶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苏州是如何经受住种种考验，如何保住传统并延续繁荣的，我们之后还会再次提到。 总而言之，福建的海运、江浙的生产力及其商业气质，往往带有浓厚的国际性，他们与倭寇的结合也是根源于此，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 中国的南北 元明的交替，在某种方面意味着汉人将蒙古人驱逐出了中原。在明兴起之前的元末，汉族中已是群雄并起，而群雄当中唯有明太祖最终成就了帝业，某种程度上怕也是中国南北的地域差异使然。 在宋金长期对峙的时期，两国的国境线基本上是以现在的淮河为中心。这种历史性的国境线其实也是自然的分界线。中国是农业社会，但往下细分还可以分成淮河以北的小麦地带和以南的稻作地带。 而据林语堂（中国现代学者，作家。以下内容摘自其《吾国与吾民》〔原著英文〕）所言，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食米的南方人坐不了帝座，啖馍馍的北方人则可以。实际上这说的是，北方人本质上是征服者，南方人则主要是商人。 关于此点林先生还进一步做了分析，他说除了带有突厥血统的唐朝，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都出自如今陇海铁路周围的地域，范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如此说来，明朝的太祖也恰好出自安徽北部的凤阳。 这其实是个颇为敏锐的观察，群雄当中唯一一个食面的明太祖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一半理由在此。 此外林语堂还说，相较于上海附近的民众，北方人民在各方面都接近于蒙古人。他们生性保守，不担心精力丧失，适应着风土而服习于简单的思考方式和艰苦的生活。他们个子高大，筋强力壮，为人亲切，洋溢着幽默感，常有天真烂漫之态。 另一边的江南人则是这样的：他们居住在中国的长江以南和东南沿海，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极为发达而体格衰退，喜爱诗歌并享受生活，吃着燕窝和莲子。他们是肌肤光滑、个头矮小的男子，以及纤细、敏感的女子。因此，他们在战争中不堪一击，对方高举的拳头还未打过来，就已经跌倒在地喊娘了。⑧真是风趣的描写。 关于苏州人，明代的记录也反映出林语堂所言的一面。他们中的游民不留一点积蓄，完全是有一天过一天的活法，有工作的话还勉强能够生存，一旦失业就只能饿死街头。 这样的世界中出现了倭寇骚乱，简直是一片狼藉。明朝的政治家也都对江南人束手无策。 ①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译注 ②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贼不利于陆，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译注 ③ 《筹海图编》卷二：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支，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尢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译注 ④ 《筹海图编》卷十三：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髙耸，设柁楼三重于上。其傍皆护板，裼以茅竹，坚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为四层。最下一层不可居，惟实土石，以防轻飘之患。第二层乃兵士寝息之所，地板隐之，须从上蹑梯而下。第三层左右各护六门，中置水柜，乃扬帆炊㸑之处也。其前后各设木椗，系以棕缆，下椗、起椗皆于此层用力。最上一层如露台，须从第三层穴梯而上。两傍板翼如栏，人倚之以攻敌。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敌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敌又难于仰攻，诚海战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顺风、顺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须假哨船接渡而后可。——译注 ⑤ 《筹海图编》卷十三：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设使贼船亦如我福船大，则吾未见其必济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胶于浅，无风不可使。是以贼舟一入里海，沿浅而行，则福舟为无用矣。——译注 ⑥ 此段作者叙述比原文略简，姑列《漂海录》原文于此，读者自辨：“遇贼于宁波府界。是日乍阴乍雨。海色还白。晡，至巨岛，连绵如屏。望有中船二艘，皆带悬居舠，直指臣船而来。程保等罗跪臣前曰：‘凡事有经有权，请解丧服，权着纱帽、团领，以示官人之仪。不然，则彼必哄我为劫贼，加以僇辱矣。’臣曰：‘漂流海上，天也；屡经死地而复生，天也；到此岛而遇此船，亦天也。天理本直，安可违天以行诈乎？’俄顷，二船渐近，相值一船，可十余人。人皆穿黑襦袴、芒鞋，有以手帕裹头者，有着竹叶笠、棕皮蓑者，喧豗叫噪，浑是汉语。臣度其乃是中国人。令程保书纸以遗曰：‘朝鲜国臣崔溥，奉王命往海岛。奔父丧，过海遇风，漂到不知是何国邑地也。’其人复曰：‘此乃大唐国浙江宁波府地方。’又曰：‘要到本国去，须到大唐好。’程保以手指其口。其人以陆水二桶来遗，棹舟东去。臣令舟人橹入一岛以依。又有一艘亦带悬居舠，有军人可七八人——其衣服语音亦与前所见同——来逆臣船，曰：‘你是何国人？’臣又使程保答如前。因问曰：‘此何国地？’其人指其岛曰：‘此即大唐宁波府地下山也。风水好，二日可回去。’臣又复曰：‘他国人遭风，万死之余，幸到大国之境，喜得复生之地！’又问渠姓名谓谁。其人答曰：‘我是大唐林大。你若大唐去，带你进去。你有宝货可遗我？’臣答曰：‘仆奉使臣，非商贾者流，且漂流浮沉之后，安有宝货乎？’即减米粮以馈之。其人受而复曰：‘此山系船，不怕西北风，但南风不好，随我系船！’引臣船，指一泊舟岛曰：‘此可泊，可泊！’臣如其言，即往泊之，果无风，环岛中可藏船处也。其西岸有二草屋，如鲍作干家者，其人等泊舟于屋下。臣之同舟人，久饥久渴久劳久不寝寐之极，得食以食，得风定处以泊，困惫支羸，相与枕藉乎舟中。夜二更，所谓自称林大者，率其党二十余人，或执枪或带斫刀，而无弓箭，秉炬拥至，闯入臣船。贼魁书曰：‘我是观音佛，洞见你心。你有金银便觅看！’臣答曰：‘金银非本国所产，初无有赍。’贼魁曰：‘你若官人，岂不赍来？我当看看。’初，臣及程保、李桢、金重、孝子等，以济州海外地，往来无期，具四节衣服数套而往。至是贼魁即叫其党，穷搜臣及陪吏等包中衣装、舟人粮物，输载其船。其所遗者，若衣之浓沾咸水者及诸般书册而已。贼中眇一目者，恶之尤甚。程保谓臣曰：‘贼之始至，示若从容，见我势弱，驯成大贼。请一奋击，以决死生！’臣曰：‘我舟人皆以饥渴垂死之后，夺气于贼，故贼乘势肆暴。若与相搏，则我辈皆死于贼手，莫如尽付行李以乞生活耳。’贼魁又夺臣所赍印信、马牌，纳之怀袖。程保尾其后请还不得。臣曰：‘船中有物，可尽取去。印与马牌乃国之信，私无可用，可还我。’贼魁以印、牌还。才出篷窗，与其党列立船舷，喧嚣良久，旋入舟中。先脱程保衣袴，捆而杖之。次以斫刀截臣衣纽，赤身剥脱，背手曲脚以绑之，以杖杖臣左臂七八下，曰：‘你若爱生，便出金银！’臣大号曰：‘身可脔，骨可碎，何所得金银乎？’贼不晓臣言，解臣缚，许以写意。臣即写之。贼魁怒，嗔目张喙，指程保而叫，指臣而叫，即曳臣头发，还缚倒悬，荷斫刀指臣颈斫之。刀适误下右肩隅，刃翻在上，贼又荷刀将斩臣，有一贼来把荷刀之臂以沮之。贼党齐声大叫，莫知所谓。是时，舟人惴惧失常，奔窜无地，唯金重、巨伊山等攒手拜跪，冀活臣命。俄而，贼魁蹂躏臣身，喝吓舟人，引其党而出。截去臣船碇橹诸椽，投诸海，遂以其船导牵臣船，指放大洋，然后乘其船遁去。夜已阑矣。”——译注 ⑦ 日本大阪又别称“难波”“浪花”。——译注 ⑧ 以上描述参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一章第一小节“南方与北方”。——编注 [book_title]第二章　鼎革前夜 群雄竞起 元朝的灭亡远不如其他王朝颠覆时那样剧烈，极少令人热血沸腾。虽说汉人挑战蒙古帝国这种事情很让人期待，但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正如此前所述这是一场马与舟的战争，因而恐怕并不会像短兵相接地对抗那样扣人心弦。倒不如说，骑马的一方，是丧失了成吉思汗时代的精悍，终日沉湎于酒色而肌肉松弛的蒙古贵族；驶舟的一方，则充满着林语堂所说的商人味道。因而他们的战争只是一个劲儿地磨磨蹭蹭，让观者心焦。 不过，这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色：相继兴起的群雄一个个地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运气终了又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人，而接过最后一棒直奔终点而去的便是明朝的太祖。 首位枭雄 第一位枭雄当数海盗方国珍。他生于浙江黄岩，曾与兄弟们一起贩盐并从事漕运。此人可谓是知人善用的统帅之材，但是极为狡猾，是个彻头彻尾的见风使舵者。而且他行贿时毫不在乎商人的形象，如同獾那样小心谨慎。在群雄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活到了最后得以安享晚年，这实在是一位奇特的人物。 他在至正八年（1348年）揭竿而起，其缘由如下： 方国珍有一个商业对手叫蔡乱头。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海盗党徒袭击了驶往元都的海运船队，并杀害了队长。然而海上力量薄弱的元朝官吏无力将其逮捕，只好敷衍了事。蔡乱头见此，放言称“国家不足为惧”，其后转而当上了海盗，成了不可小觑的一方势力。县官许诺，谁能逮捕蔡乱头就给谁官爵，方国珍以为既可报仇又可封官，便召集了数千之众出征讨蔡。蔡乱头听闻此事大乱阵脚，慌忙自首并贿赂元朝官吏，最终仅获微罪。但是对方国珍心怀怨恨之辈向官府告密，称其内通蔡乱头。由此方国珍大怒，杀了告密者，并最终与兄弟同谋，举族做了海盗。以上便是其举兵的个中缘由。 转瞬之间，方国珍便成了强大的海上势力，大肆劫掠元朝的海运船队。事态越来越严重，官府无法再坐视不理，于是派出水军驱逐方国珍，一直将其赶到福建首府福州附近。方国珍自觉无望，于是放火烧掉己船随波漂流，而官军见其火光误以为是敌人来袭，顿时自乱阵脚，结果官军指挥官反而成了方国珍的俘虏。死里逃生的方国珍威胁指挥官，遂从元朝处受封了期盼已久的官爵。从此之后，他打着元朝官吏的旗号公然干着海盗的行当，不断侵扰沿海一带。 至此，中央政府任命孛罗帖木儿为大将讨伐方国珍。方国珍此前尝到了火攻的甜头，这次也以火攻应敌，乘夜潜入元朝水军中放火，元朝军队又一次不战而亡，孛罗帖木儿也成了俘虏。方国珍恐吓俘虏，再次要求元朝授予其高官显爵。俘虏当中有位高丽宦官，他曾经服侍过高丽出身的祁皇后，通过这层关系，方国珍终于如愿以偿。 如前所述，海运是国都的生命线，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而元朝竟然只能任由方国珍为所欲为，可见元朝之不善舟船。另外，元朝不但不惩罚国贼，反而授予其高官，这也暴露了其虚弱无力的实态。终于，天下卷起了一股反元的风潮。 摇摆不定的方国珍在此后几乎每隔半年就重复一次反叛、归顺的戏码，一旦情况不利就使出行贿这一绝招。后来辅佐明太祖的刘基此时还是浙东元帅府都事，他强硬主张“国珍当斩”，方国珍就向他行贿，在遭到了回绝后便派人由海路远赴大都向高官行贿。这便是方国珍做事的方式。 后来方国珍瞄准时机，率领千余艘船突袭元朝的海运基地刘家港，彻底烧毁元朝的运输船，将太仓里堆积如山的粮草掠夺殆尽，终于制住了元朝的死穴。此时，中原以红巾军为首的群雄蜂起，元朝不得已之下只能任命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政，令其掌管海运。这就像是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强盗一般。 如此这般，方国珍凭借着强大的海上势力成了称霸一方之枭雄。但是，此后他依然彻底奉行机会主义，八面玲珑地应对明太祖和其他群雄，反复无常，叛服难定。 江南特使 浙江有方国珍，江苏有张士诚，江南有红巾军，在此天下风云变幻莫测之时，元朝政府为了保住江南，紧急派出了宰相级别的高官，并授予其军事与民政大权。担此重任的是蒙古大贵族的公子达识帖睦迩。 达识帖睦迩是中亚康里国①王族的后裔，素有才高之名，学于太学，深研经史，长于书法，是颇具汉学素养的青年贵族。他身负重任赶赴杭州的时候，南北已为群雄阻隔，江南之地处于孤立状态。然而他辜负了众人的期望，四处横征暴敛，索取贿赂，公然卖官鬻爵，开启了极端腐败的政治。世间的积怨深重，他丝毫不放在心上，投敌者接连不断，他也一点都不介意。 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夺取苏州，直逼杭州，达识帖睦迩带头逃往内地。此时元朝一侧兵力薄弱，于是命令精悍的杨完者率领勇猛的苗军驻屯嘉兴。多亏了这支军队，张士诚的进攻才被阻挡，杭州得以保全。自此之后，达识帖睦迩完全依赖苗军，对杨完者唯命是从。也因此，虎狼一样的苗军在富裕的杭州大肆掠夺施暴，毫无节制。 另一方面，张士诚感到杨完者究竟是个棘手人物，于是策略一变，假意降元，而请杨完者为其从中斡旋。杨完者不疑有他，向达识帖睦迩转达了张士诚之意。当时识破真相的达识帖睦迩曾一度想回绝，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张士诚，甚至授予了张士诚元朝的最高荣誉爵位——太尉。由此张士诚便成功地在杭州确立了据点。然而从达识帖睦迩的角度看，前门有虎张士诚，后门有狼杨完者，他处在两面夹击之中，这实在是穷途末路的无奈之计。 讽刺的是，达识帖睦迩因驯服暴徒张士诚使其归顺元朝而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嘉奖。而到了此时，他恐惧杨完者的强压，又与张士诚密谋杀死了杨完者。但是其结果无异于自废手足，所以反被张士诚监禁在嘉兴。不过这位江南特使仍然毫不介怀，悠然地与妻妾日夜举宴，放歌高吟。张士诚有何要求他都答应，如上书朝廷请授张士诚王爵，张士诚逼其隐居，他就向大都上书请辞。 这时，张士诚又威胁元朝的江南御史台交出官印，对此坚决不从的蒙古高官从容沐浴净身，赋诗二篇，然后饮毒自裁。听闻此报的达识帖睦迩也不禁怃然，决心赴死。他命仆从奉上毒酒，自饮身亡。这位放纵的享乐主义者最终却是这般结局，实在不可思议。自他死后，富饶的江南之地就再未落入元人之手。 盐党兴起 江南被元朝视为金库粮仓，而占据着这片沃土的正是吴王张士诚。他此后和明太祖争夺天下霸权，一直坚持到最终。而他又与方国珍不同，他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大明帝国，因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士诚出生于江苏南部泰州附近的白驹场（位于江苏兴化东北的串场河附近）。江苏自古以来就以淮盐闻名于世，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产盐地。据说当时江苏沿海的盐田区有三十六处，而白驹场也是其中之一。盐是国家收入的一大财源，历朝历代都将其定为官方专卖品，因此不得不严防死守，以阻止其流向民间。淮盐的情况是，盐从生产地被集中运送到指定地点，官方在那里核实数量并记录于账，以防止其流出为私盐，也就是走私盐。白驹场所产的盐便是由政府认证的运盐商人经手，通过运盐河用船运至泰州的。在此过程中，一些人将私盐藏在官盐当中，悄悄地投入泰州市场。张士诚也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他和三个弟弟合作，一起运盐走私。 张士诚像 张士诚手腕强健，不惜金钱，因此很有人望，总之是个头领型的人物。 在兄弟团结、盐、船等方面，张士诚和方国珍有许多共同点，不过他们一个是海盗，一个是私盐贩子，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张士诚终究也属于吃南方米的商人。 他与三位弟弟和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义，事情的经过如下所述： 此前，安徽北部到河南一带已经出现了红巾军，其势甚至波及江苏。而且在长江门户江阴地区也出现了起义。这里要注意的是，镇压这些起义的不是已经衰弱不堪的官军，而是盐党。 江苏是产盐地，生活着众多从事制盐工作的盐丁。他们在炎炎烈日之下也要进行重体力劳动，体格十分强壮，因此一直以来常被征调去镇压叛乱，衰弱的元朝也对他们进行了动员。在此之后，元朝又征募了五千人用以镇压徐州的红巾军。 如此一来，盐党们察觉到了自身的力量，当然不甘于再忍气吞声。结果，盐党的老家江苏也爆发了起义。张士诚所在的泰州有一位名叫王克柔的富商，为人大方豪爽，不惜金钱，好结交游侠。王克柔首先起事，但他立马就被捕，被关进了高邮的监狱。他的手下李华甫平日里多承其恩顾，找到了张士诚谋划营救他。官吏们察觉到形势不对，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封李、张二人为泰州判和千户，让他们负责泰州的治安管理。然而泰州的有钱人看不起私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当中甚至有人赖他的账，尤其是泰州自警团中的某弓手用极其恶毒的手段欺压过张士诚。忍无可忍的张士诚召集了此前提到的十八人，合谋首先杀了自警团中的那个人，然后又放火烧了富人住宅，还杀了同党李华甫，夺取了盐党的主导权。 就这样，张士诚率领盐党发动了起义，还占据了泰州。这时他所用的旗帜都是红色的，这个颜色恐怕是用以象征阴阳五行说中的火德。由此看来在他心中，北方的元是水，南方是火，而火必将战胜水。 张士诚一鼓作气攻陷了泰州以北的兴化，又占据了位于高邮湖东岸的要地高邮。在此期间，元朝曾多次试图招抚他，但他丝毫不为所动。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登基号“诚王”，定国号为大周。这是因为五行说认为周是火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采用了这个国号，他们与同样使用红色的红巾军就有了区别。在此后张氏政权的变动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此间的不同。 高邮之战 面对张士诚揭起的反旗，元朝急忙设立了淮南江北行省对其进行封堵，行省的行政中心设在了盐都扬州。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行省类似于为应对战争而临时设立的军管区。这种做法虽然是由元朝开创的，但后来红巾军也对此进行了模仿。 在此期间，元朝方面试图以高官厚爵对张士诚进行怀柔，但并不成功，反而使刚才提到的扬州城遭到了攻击。此前提及的江南特使达识帖睦迩也一败涂地，后来借着苗军的支援才好不容易卷土重来。 形势如此严峻，元朝决定要放手一搏了。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被誉为元朝最后一位贤相的脱脱（1314—1356年，蔑儿乞惕部之人。他一改伯父伯颜的暴政，恢复科举，录用人才，并主持编纂了《辽史》《金史》《宋史》）亲自上阵，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直逼张士诚盘踞的高邮。元军西有来自遥远西域回鹘的援军驰援，东有来自高丽的二万三千人大军助阵，此阵容可谓是元朝兵力的总动员。用这样的军队对阵不足挂齿的淮南盐党，实在是非比寻常。 不过，这里其实是有原因的。元朝认为淮南的盐党和淮西的红巾军有联系，给淮南致命一击将会有利于对淮西的征讨。而且元朝已经失去了淮盐，自然更希望牢牢控制住江南这一宝库。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投入压倒性的兵力以防范贼人蠢动的一种策略。 脱脱的大军所向披靡，击破张士诚军的同时又分兵占领了西边的六合，切断了他和红巾军的联系，并最终包围了高邮城。如此猛攻实在难以抵挡，高邮城中天天都在议论降服之事，唯恐罪大难赦。而进攻的那方也得意扬扬，以为攻陷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这时出现了一道晴天霹雳，朝廷发来密敕剥夺了脱脱的军权，并勒令全军撤退。这全是因为佞臣哈麻所进的谗言。对密敕内容有所觉察的参谋给脱脱献策，让他切莫开封，应该继续进攻。然而忠诚的脱脱不听，还是打开了封函，并立刻就服从了皇帝的命令。悲声响彻全军，而按照敕命，元朝的大军即日便分崩离析，四散而去。其中甚至有人来不及撤退，因而转投了红巾军，比如赶赴襄阳的铁甲军等部队就成了其中的精锐。 元军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撤退了，这也是因为哈麻的策略。他在从军的高官子弟家中安插了密使，恐吓他们如果密敕到达之时不立即撤退的话就屠杀其全家。 宛如风中残烛的张士诚就此逃过一劫，而另一方面，元朝在这场战役之后转瞬便失去了江南，还使得敌方的红巾军更加壮大了。高邮之战真可谓是左右天下大势的决定性战役。 吴王据苏州 高邮之战后，江阴的一个反贼以妻儿为人质取得了张士诚的信任。他向张士诚大力陈说江南的广阔和财力，以及美女和绢玉之多。正好高邮一带庄稼歉收，张士诚因此甚为心动，便派弟弟张士德向南行进。他的三位弟弟当中，士义已经战死，而末弟士信愚钝，后来致使吴国灭亡，只有士德是其兄的得力助手。 张士德率兵从通州渡过长江，在对岸的福山港登陆，第一战首先攻克了常熟。此时元朝在江南的兵备非常脆弱，官军基本上已经崩溃，仅有一些由临时招募的农民匆匆组建的军队，而且部将之间还陷于不和，因此张士德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苏州。不出所料，苏州城内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粮草和兵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诚王张士诚意气风发地进驻苏州。他暂且以承天寺作为王宫，任命易者李行素（准确地说，他其实是个阴阳术师。张士诚以“大周”为号并用红色，大概也是出于他的唆使）为丞相，并令张士德统管军事。 但是第二年张士诚就痛失了作为其左膀右臂的弟弟张士德，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张士诚进入苏州城后，红巾军的一位部将朱元璋，即后来的明太祖也恰好于同年同月占领了集庆路，即后来的应天府（南京）。双方马上就展开了前哨战，士诚试图用水军攻击镇江以制敌先机。因此，战斗首先由船战开始。其后张氏一侧转变策略，转而夺取江南特使所在的杭州，他们送去了数万水军，但却被占据嘉兴的苗军统帅杨完者击得粉碎，大败而归。 在此期间，朱元璋军逐渐从西方逼近，夺取了连接长江门户江阴和浙江内地的要塞长兴，楔入了张吴国（张士诚后称吴王，所以一般以此称呼其国）的内部。至此，张氏一侧通往西方的水陆两道都被堵住了。朱军还进一步从江阴进逼苏州的前线基地常熟，张士德为了打破危急局面亲自率兵作战，但是不幸战败成了俘虏。他生性刚直，对朱元璋的厚遇不屑一顾，断绝饮食，不发一言便从容就死。不过，他也不是有勇无谋的莽夫，也曾思考过在他死后张氏政权的将来。据说他在关押期间给兄长张士诚送去密信，力陈张家想要继续生存，除了降元之外别无他法。 结果，张士诚派出亲信周仁到杭州拜见了江南特使达识帖睦迩，终于成功投降。元朝对他既往不咎，任命其为太尉，并任命张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昨天还是敌人的杨完者在其间起到了斡旋作用，这点我们此前已经讲过了。张士德的这个苦肉计，多半是出于下面的想法： 他在被关押期间接触了朱元璋的军队，这是一支他从未见识过的可畏劲旅。他们衣装简陋，却精悍而军纪严明，抱着不可思议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这大概是因为在他们背后还站着以爆发之势逐渐风靡天下的宗教军吧。张士德似乎由此察觉到，要与之对抗，尚需要与君临北方的威严的元帝国联合。 从张氏政权此后的发展来看，张士德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首先与南方的方国珍达成和议，解除了方氏海军进逼咽喉之地昆山的威胁。其后又与达识帖睦迩合谋，打倒了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的杨完者，并最终成功地架空了达识帖睦迩。 如此一来，张氏政权占领了淮南、江浙两省，其地域南至杭州，北达山东，被称为天下宝库的两淮和江南三角洲地带都归其统治。而且他们还得到元朝的官方认证，洗去了盐贼的污名，并获得了曾对其爱答不理的江南统治阶层的协助。 张士诚的功与过 苏州是由财富积聚而成的市民之都，厌恶杀伐和强迫，热爱其引以为傲的自由和享乐。另外，就像丝绸和美人所象征的那样，这是一座具有柔和气质和纤细美感的城市。胸襟宽广的张士诚来当苏州的统治者简直是天作之合，而他事实上也相当受崇敬。 传闻在这一时期的嘉兴流行着这样的民谣：“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张”指张士诚，“杨”指的就是那个苗军统帅杨完者。张军进攻嘉兴的时候被苗军击退了，但苗军在嘉兴胡作非为，暴行罄竹难书，因此才诞生了这首民谣。即使在战乱中死去也不怨恨张士诚——这里反映出庶民的支持。而且，并不仅仅是庶民支持他。 张士诚喜爱文人学者，对他们十分优待。他甫入苏州，便设立了翰林学士之制，开设了弘文馆。特别是在他降元之后，文人官僚更是公然地出入他的居所。达识帖睦迩在杭州的秘书——享有文人书法家美称的周伯琦受官命来到苏州后，张士诚赐予他宅邸加以厚待，从此周伯琦日夜与苏州的文人和风流之士欢聚，不觉忘返，一待就待了十余年。 此外还有风流政客饶介（江西临川人，号华盖山樵，此时官任咨议参军事），也是受官命往苏州任职，从而加入了张氏的幕府。在他门下诞生了当世首屈一指的诗人高启和杨基等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徐贲、张羽，其中高启名声最大，而四人均死于非命），在诗坛大放异彩。这些人在此后都被明太祖杀掉了，但不管怎么说，曾有众多文人墨客齐聚在苏州这座城市。 当然，其中多是些奔着张士诚的财力而来的俗流文士，但就算如此，那也是因为张士诚镇守的苏州是个舒适的去处。 文人杨维桢拒绝了出仕的邀请，但对张士诚抱有好感，他曾这样称赞张的长处：“士诚善听人言，持身非常谨慎，他的军队也不好杀戮。”② 但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高启像 他的大气让其无条件地信任人，不疑受降之人，也不咎败战之将。明太祖是这么评价他的：“我对件件事情都绷紧了神经，绝不容忍违法乱纪，可即使这样还会被人骗。而士诚长年深居宫闱，大门也不迈出一步，又不理政事，还不被人骗就太奇怪了。”③ 他所率领的运盐工如今都成了国家的元勋和高官。榨油的、做面条的、拉车的成了博士，剃头的成了待诏，下人、奴仆成了次官，代笔人成了大臣，简直宛如一个暴发户的天下。 尤其是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愚蠢而遭人嗤笑。他在豪华的大宅里藏了一百多位侍妾，命令她们学跳天魔之舞。据说他家在池塘里采莲用的小舟是用沉檀制作的，一晚的宴会就要耗费一千石米。 正所谓上行下效，他的部将们也是一个作风，将妓女带至战场寻欢作乐，沉迷于歌舞和赌博不能自拔。 就凭这些在战场上是不可能取胜的。张士诚究竟也不过是一介商人，而不是征服者。 《水浒传》的世界 让我们将目光从阳光明媚的江南转向北方。从所谓的中原之地河南，沿着淮水，直到安徽和江苏，这片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是不同于江南的是，这里土地贫瘠，性情暴躁的黄河频繁地变更着河道，并在金、元时期淹没了山东南部，流入了淮水。 由于这些情况，这片地区常常爆发洪灾和旱灾。又因原野辽阔无边，整治起来十分困难。总而言之，这里有着严酷的自然环境，一旦遇到旱灾就会出现饿殍遍野。农民们不愿离开故乡，只能吃草和土，但那也是有极限的，一旦超出了极限就只能踏上流浪的旅途，也就是沦为流民。人们寻找着海市蜃楼一般的食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东边的人跑到西边，西边的人跑到东边。饥肠辘辘的众人之中一旦出现了实施救济的传道者，大家都会侧耳倾听，然后便盲目跟从，这是非常自然的道理。由此这里便成了红巾军兴起的地盘。 但是，即便笼罩在如此不安的气氛之下，要出现暴动，最终发展成起义，也还需要有人去点燃导火索。充当这个角色的通常是仁侠一类的人物。 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换个说法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只有拳头才是真理。因此这里也是以“贼”为名的人齐聚之地，从山贼、马贼到盗墓贼，数不胜数。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世界中，勇于反抗权力而锄强扶弱的人物也一样受人敬仰，他们就是仁侠。著名小说《水浒传》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此。在元末兴起的红巾军中也有同样引人注目的人物。 《水浒传》的舞台是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临近江苏北部的徐州。元末占据此地的是芝麻李，他的本名叫李二，因曾在饥荒时搬空了自己的芝麻仓库以救济他人而得名。他便是一位仁侠。某日，他与邻人赵君用聊天，说道：“在上之人忙于他事，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有传言说南边的颍上已经竖起了香军（红巾军）的旗帜，而官军毫无应对办法。如此说来，现在就是男子争取富贵的绝佳时机！”④赵君用是赵氏的社长（元代为劝农而组建的地方自治团体，五十家为一社，以懂得农事的年长者为社长），他立马就推荐了好几名同党。当中有一位叫彭二的男子，勇悍而有胆略，赵君用表示要亲自登门邀请。彭二当时正在磨斧，准备砍些柴火进城换米，一开始听说要造反颇感犹豫，但知道其中还有芝麻李后，立马就答应了。 然后八人就以芝麻李为盟主，歃血为盟。这就是游侠的仁义世界，这就是他们团结起来的办法。 决心起义的八人在夜半时分攻入了徐州城，天一亮就竖起大旗募集勇士，瞬息之间就召集了上万人。他们的势力转眼就从徐州的近郊发展到安徽北部，最终汇入了红巾军。这样的党徒在各地涌现，此前提到的饥民群体也和他们同声共气。这就是红巾军如燎原之火一般急速蔓延的原因。 弥勒佛下凡 在华北民众中风靡一时，改革了社会的宗教之本尊是弥勒佛。“弥勒”是梵语当中“慈悲之人”的意思，人们认为这尊佛会在佛灭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现身世上。他的使命是重整这个污秽之极的浊世，将其变成乐土。 在日本提到弥勒佛，大家脑袋里都会浮现出其面带神秘微笑的端坐之姿；但在中国，弥勒佛则是一个肥硕的、带着福相的布袋神，这是一个民众亲近喜爱、从心里认可的形象。那么，这些人打着这位伟大布袋神的旗号，声称要重整人间，具体来说又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就是打倒那些将民众逼迫至悲惨深渊的贪官污吏，以及那些敲骨吸髓的有钱人吧。然后，发展下去，最终必然是要打倒这一切的背后元凶——政府和国家。 这种弥勒信仰认为未来必有乐土出现而对现实进行着破坏，实在是危险的宗教。 说到视现世为秽土从而向往净土的思想，其中有一种叫阿弥陀信仰。这种信仰主张，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人们应一心一意地念佛修行，祈求在死后能借助阿弥陀佛的力量，往生其所在的西方极乐净土。但是无知的民众很难具体地想象出极乐的样子，因此就需要人工地将其展现出来。因此，其信徒便会在神秘的夜晚，将善男善女召集于一堂，在明灯之下燃香、念偈，直到清早才解散众人。这是因听闻佛法而心生喜悦的法悦世界，完全能让人感觉到这是通往极乐的入口。 从南宋到元代，以此净土信仰为基础的民间宗教有白莲教和白云宗。他们主张禅与净土教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弥勒信仰，甚至还引入了摩尼教的因素。 中国人将摩尼教称为明教，这个宗教被认为是3世纪前后由波斯人摩尼所创，糅合了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的要素。其教义主张世界分为善的光明和恶的黑暗，而摩尼自己是来自光明世界的预言者和拯救者，为了改变世界而现身于当世。这种异国的信仰与弥勒信仰颇为相似，也被白莲教吸收了进来。 信徒为了确保能够前往极乐，必须严格遵守戒律：不食荤腥，不饮酒，还有不杀生，不蓄金钱，积极地将财富捐给教会。 因此，在宋元时代，白莲教屡屡被当成“喫菜事魔”的邪教，遭到打压。也就是说，这是侍奉恶魔的素食主义宗教，所以不能存在。政府方面担忧如果士兵信奉了这个宗教，会成为老实本分的人，一个劲儿地只想攒薪水，军队可能就会丧失锐气。当时被白莲教徒指责为堕落的禅宗对其非常敌视，士大夫官僚也与禅宗同声共气。士大夫官僚接受的都是“男女七岁不同席”的教育，他们叱责男女通宵同坐的行为是扰乱风俗。但实际上，其真实原因是他们的女儿和侍妾一个个都变成了信徒，所以他们无法再坐视不理了。 政府、官僚、御用宗教就是这样结成了利害一致的同盟，共同打压白莲教。元朝是支持信仰自由的，但却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对其进行压迫。举例来说，白云宗等宗教在某个时期曾一度拥有江南良田两万顷，元朝就慌忙将其禁止了。 但是，一旦打压宗教迫使其转入地下，就成了法难，结果反而是火上浇油。此后百姓信仰的重心就由温暾的阿弥陀信仰转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弥勒信仰。 虽然在富饶温软的江南是阿弥陀信仰势力强大，但是贫苦荒凉的华北，则是弥勒信仰的天下。 最终，元末时期，河南到安徽北部一带爆发了以弥勒信仰为背景的宗教暴动。 红巾军兴起 动摇天下的大乱在爆发之前，大体上都有预兆。 后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东部爆发了弥勒信徒动乱。领头者是一位叫“棒胡”的使棍高手，他带领门下百余人造反，远近的志同道合者也与之呼应，但是不久就被官军镇压了下去。从缴获的物品看来，这并不是一起单纯的宗教暴乱，而是一次高举着反元旗帜的行动。 翌年，江西的白莲教徒周子旺举起了反旗，自号周王。这次毫无疑问是以反元为旗号的宗教暴乱。 在背后掌控一切的是僧人彭莹玉。他的预言十分灵验，还能施展奇迹，民众崇拜其为活佛。根据他发出的神谕，信徒们在寅年寅月寅日发动了暴乱。为了不为刀剑所伤，他在信徒们的背上写下“佛”字符咒，据说其党徒有五千余人。他们的势力不久之后也被平定，彭莹玉潜逃到了淮西。此前一直就很仰慕他的淮西民众将其隐匿起来，官府完全没办法插手。 他在潜藏十四年后又再度出现，成了西路红巾军的指挥。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华北的天地笼罩在弥勒信仰的浓云之下，汉人之间激荡起了打倒元朝的狂潮。随后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起义。 此起义一般被称作“红巾起义”，起义军被称为“红巾军”。其党徒的共同标记是头上都缠着红布，所以有了这个名称。红巾军又被称为“香军”，因为他们烧香拜弥勒佛。 红巾军的首领叫韩山童，是河北南部人，其祖父一辈就是虔诚的白莲教徒。他召集了众多信徒，发出神谕称“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此条神谕瞬间从河南蔓延到江淮地方，人心动摇不定。韩山童为进一步营造气势，又进行了如下表演： 这一时期，元朝为了使南流的黄河回归原来的河道，动员了沿岸二十万人夫进行大型土木工程。这是一项苦役，再加上工钱和口粮还遭到官吏贪污，因此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弥漫开来。看到这点，韩山童便雕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几个字，将其埋入河道中。果不其然，这尊石人引起了巨大的骚乱。 韩山童在背后偷笑，最终决心发动起义。而为了扩大组织，他们还需要重量级的军师。其中一位就是曾在元枢密院任掾史的杜遵道。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曾向当时的宰相伯颜建言开武举以征募天下勇士，得其另眼相看而被授官，但当他得知此志无法实现后，就弃官在河南颍州隐居了。另一位是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人的刘福通。 这两位怪才加入之后，宗教暴乱更增添了政治色彩，管理也进一步强化。韩山童本已被视为弥勒佛和明王的化身，此时又进一步被塑造成宋徽宗皇帝的八世孙。灭于元的宋朝，在其悲剧性落幕的同时，也成为江南人民的精神故乡。他们在此时搬出宋朝来，乃是为了煽动民族仇恨。 根据五行说，宋朝属于火德，因此推崇红色。他们用红布作为同伙标识，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他们召集了同伙三千人，向天地起誓，举兵起义。但是，其计划不久就被泄露了，教主韩山童被捕，其妻子和儿子韩林儿被迫逃亡。此次行动实际上已经落下了帷幕。 “梦幻强国”日本 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红巾党徒还曾搬出过日本的名字。教主韩山童曾以宋代皇帝子孙的名义颁下诏敕，其中的一节中提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 元末学者叶子奇（浙江省龙泉人，从王毅学宋学，官至巴陵主簿，著作有《草木子》四卷）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这指的是南宋广王被元军追至广东南部崖山投海自尽时，侍奉广王的丞相陈宜中远赴日本搬救兵一事。他还认为，红巾军借用这个传言使天下为之动摇，因而穷苦人都抱着归家一般的想法响应红巾军。由此可见红巾军压倒性的声势。 但是，叶子奇所说的与真实的情况不符，陈宜中并不是去日本，而是去占城求的援兵，由于并未成功而逃亡到了泰国。 不过，且不管事实如何，连叶子奇这样的学者都相信南宋曾向日本请求援军，这显示出当时日本的实力是被南宋人士认可的。日本之强为中国所知，不用说是始于元军，而这一问题在元末显得愈发严峻。这一时期的学者吴莱（元末的文学家，浙江省浦江人，他十八岁的时候作了《论倭》一文）说过：“如今的倭奴不能和以往的倭奴相提并论。以往的倭奴，即使已经非常衰弱了，还能抗拒中国的士兵。如今的倭奴更是十倍于此。”⑤这些越来越夸张的描述，也让中国人越发恐惧倭寇的劫掠。 而另一方面，也有汉人为元军被击退而拍手称快。痛愤于元朝灭南宋而隐居的郑思肖（福建连江人，反元遗民，墨兰画的大家，画兰不画根，著有《铁函心史》）在听说元朝大败时感觉积郁全消，他还作了一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 这样来看，红巾军是想在指明皇帝象征物玉玺的所在，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的同时，抛出虚构的日宋军事密约以恫吓元朝廷。 尽管如此，他们将连见也没见过的日本搬出来壮声势，这一招也是相当奇绝，而作为当事人的日本人对于自己的幻象在中国如此大显神通却一无所知。而且更为讽刺的是，这些强悍可怕的日本人，也就是倭寇，此时已经盯上了大陆。 宗教王国 早已风云密布的中原地区有了红巾军振臂一呼，立马一片大乱。徐州的仁侠芝麻李与之呼应，发动了起义，此事之前已经提过。而此前潜藏在淮西的僧人彭莹玉也拥戴湖北东部荆州的徐寿辉起兵。徐寿辉本来是一个布料行商，什么优点也没有，就因为看上去高大伟岸，便被推举成了首领。 韩氏一派被称为东路红巾军，徐派则是西路红巾军。 红巾军的起义引发了下层民众对元朝统治者的抗争。元朝为征讨红巾军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南人（淮水以南的汉人）自不用说，就是长久以来一直追随元朝的汉人也被疏远了。最后元朝向天下发出命令，让身在各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全部撤回大都，要将黄河以南的汉人统统逮捕起来。这道命令让黄河以北的汉人几乎全都成了红巾军的支持者。 就这样，红巾军在弥勒信仰的加持之下，其作为争取独立的宗教革命军的色彩变得更加浓重了。此后其势力就有如燎原之火一般迅速蔓延，如奔腾的骏马一般横冲直撞。 元朝派出了讨伐大军，但是百年来的荣华富贵生活让蒙古将军堕落了。他们在军阵中也沉迷酒色，而军队则热衷于掠夺。某位大将在遭受敌袭之后不见了，第二天人们才在战死者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军队管理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丞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率领二十万精兵带着大量的军备和粮草出征，在某个未见敌人的夜晚，却惊于异响而全军溃散。也先帖木儿被侍者拦住马头，于是便拔刀砍死了侍者，一马当先地逃命去了。堆积得像小山一般的军备和粮草就这样原封不动地落入了红巾军之手。 至正十五年（1355年），红巾军的刘福通将韩山童的遗孤韩林儿从逃亡地迎来，奉为皇帝，以教主名称其为“小明王”。 他们将国号定为“宋”，年号定为“龙凤”，并定都在曹操的出生地亳州（安徽省亳州，鹿邑在其西约五十公里处。位于安徽、河南的省界之处）。此前“棒胡”等人在鹿邑横行肆虐，他们则将鹿邑的太清宫搬过来充当了宫殿。另外，素有威信的杜遵道等人做了丞相，而冷酷的实权者刘福通则在其下做了平章。 红巾王国就这样建立了。不过此后很快，教主韩林儿就专信杜遵道一人，因此刘福通便将杜除去了。红巾军赶上了好风好浪，三年后就进驻了宋故都汴京（开封）的旧皇城，享受到了短暂的荣光。 此时龙凤朝廷的势力范围囊括山东、河北、淮西、河南，特别是以山东为据点的猛将毛贵降伏了元军，其势力直逼大都。大为震惊的元廷甚至开始讨论迁都。此外，关先生率领的军队从山西越过长城远征元上都，焚烧其宫殿，又取道东北长驱攻向高丽。 在另一边，兴起于湖北的西路红巾军南下攻占了湖南，又东进夺取了江西，最终进入浙江，攻陷了杭州。在那两年中杭州著名的钱塘江海潮都不见了，这个异变让人心惶恐不安。 此时西路红巾军的首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为天完，年号为治平。他们定都于蕲水（蕲州），因弥勒信仰而将中央政厅命名为莲台省。 在此，我们来看一下东、西红巾军用兵的特点，向北进军的东军以骑兵和游击战为特色，而西军则是依靠长江水军来压制江南。 ① 现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译注 ②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译注 ③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译注 ④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朝廷多事，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译注 ⑤ 《渊颖集》卷五《论倭》：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虽至弱，犹敢拒中国之兵，况今之恃险且十此者乎？——译注 [book_title]第三章　大明兴起 朱元璋与丰臣秀吉 这两位英雄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然而他们的境遇和经历却不可思议地相似。 他们原本都是一贫如洗的农民，因风云际会一跃而起，最终夺得天下。在同为农民出身这一点上，中国史当中经常将朱元璋比作汉高祖。然而，虽说他有意模仿汉高祖，但汉高祖好歹出身于当地中流阶层的农家，而朱元璋却起自四处流浪的贫苦佃农。就这点而言，朱元璋可谓中国史上兴起于最底层的皇帝。 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出生，丰臣秀吉有日轮受胎①的传说，朱元璋也有类似的故事。传说朱元璋的母亲在梦里从神灵处获得一颗药丸，捧在掌中会放出亮光。后来，他出生的时候房间中充满了红光，远远望去人们误以为是朱家失火了。这个故事可能是附会了朱姓或者红巾信仰吧。 朱元璋的两种肖像，麻子脸之貌（左）与白须端正之貌（右） 秀吉长得像猴子，这个传说相当有名，而朱元璋似乎也具有异相。 他的肖像画有两种，一种是白须美髯、充满帝王气派的画像，另一种是突额长颚、满脸痘疤的丑怪面相。后一种比较像真实的。 另外，秀吉六岁的时候由于家贫被送到光明寺做了小和尚，但他后来逃跑了，从此四处流浪。朱元璋也是一样，由于生活困难而当了小僧，后来又踏上流浪之途。 他们都很武勇，但都不算是顶尖的豪杰。虽然如此，他们却乘上了天下统一的大势，幸运地将天下纳入手中。秀吉的主公织田信长此前已经基本上打好了一统天下的基础，而朱元璋所属的红巾军也已动摇了元朝的根基，只是由他继承了这项成果。此处他们也是相同的。 秀吉在晚年时候，为自己继承人秀赖尚年幼而苦恼；朱元璋也失去了长子，将自己的希望托付给了年少的孙子。结果一个被德川家康夺取了天下，一个被叔叔亲手剥夺了皇位。 命运真是讽刺，秀吉的大军和朱元璋后人的军队在朝鲜半岛进行了惨烈的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战争成了两家走向没落的共同原因。 至此，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因果联系了吧。不过其实，这两人也是有许多不同的，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秀吉给人的印象是阳光外向、光鲜艳丽，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而朱元璋则严肃、土气，甚至可说是冷酷。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讨喜的人物。下面这些逸话可反映一二。 某日，朱元璋走在应天府街道上，旁边的一位老妇见到，偷偷地说了声“老头儿”。朱元璋听到勃然大怒，说：“张士诚不过是个偷占江东之地的小贼，如今苏州人还尊称他为张王，而作为天子的朕却被嘲笑是‘老头儿’，真是岂有此理！”②他于是紧急召集军队，对大量民众进行了没收财产的处罚。 还有一次，正月十五上元节的夜晚，都城街上吊起了形形色色的灯笼，朱元璋也偷偷地潜行前往观看，突然发现其中有一幅画画着一个怀中抱着西瓜的大脚女人，而民众在哈哈大笑。他询问之下了解到，这是在讽刺淮西的女人喜好大脚，“怀西瓜”是“淮西”的谐音。朱元璋因此勃然大怒，第二天就逮捕了制作灯笼的一族三百余人，将他们判了流放。因为皇后马氏是淮西人，而他认为这幅画就是在讽刺皇后本人。 太祖马皇后（故宫南薰殿旧藏） 他不受本国国民喜爱的原因大体上便是这些吧。在这点上，他倒是和日本的德川家康颇为类似。如此说来，这两家占据最高权力宝座也同样差不多是三百年。 乞食僧 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先和汉高祖一样都是沛人，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迁到了金陵（现在的南京）附近的句容。宋代末年朱元璋的祖父又去了安徽北部的泗州，到了他父亲这代才迁居到南边淮水流域的濠州（凤阳），可见他们是流亡过来的。他的父亲死后，别说葬礼了，就连埋葬的墓地也没有，所以这大概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佃农家庭。 朱元璋是四兄弟中的小儿子。十七岁的时候，一场饥荒和疫病袭击淮北，朱家除他之外都死绝了。他走投无路，只好到当地皇觉寺做了小僧。这个寺院呢，有一种说法是始自唐代的名刹，不过实际上应该只是规模一般的普通禅寺（根据皇陵碑上所刻，皇觉寺在孤庄村西南角，规模不大，入门有四大金刚，东进有大雄宝殿，次有禅堂，其左有伽蓝殿）。虽说是僧侣，恐怕只是小沙弥或是杂役工之类的罢了。 然而还不满两个月，他就踏上了流浪的旅途，这是因为寺院里也没有吃的了。然后过了三年，他又再度回到了皇觉寺。其间他大为成长，开拓了见闻。他游历的地方从淮西一直到河南东部——也就是红巾军的根据地。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受到了弥勒信仰的影响。 至正十一年红巾军起义的消息传来，翌年定远人郭子兴也起兵占领了濠州。 近距离接触了战乱，二十四岁的青年僧侣朱元璋在寺院的伽蓝中默坐，想以占卜的方式决定一生的命运。避乱隐居是凶，寄居寺院也是凶，而最后主动投身战火改变社会则得出了大吉。天意已定！他当机立断，投身到了郭子兴麾下。 侠客云集 朱元璋奉为主公的郭子兴是一个家境还不错的地主，靠挥霍祖辈的金钱召集了一批亲信。他的父亲从山东曹州流亡而来，以帮人看日子算命为生，得知定远的富翁有眼盲的女儿，就用擅长的算命本领游说对方，生生地混入了这家人中做了女婿。 因此，郭子兴一家并不是纯粹的本地人。而且请留意，他的父亲出身于曹州这个地方。 曹州就是《水浒传》中梁山泊的所在地。从古代唐末的黄巢，到近代东北地区的马贼，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黑道操持的营生之一便是盐的走私。这里又必须提到黄巢，他是这行买卖的鼻祖。 其实，东路红巾军控制的地盘，与很多年之后清朝咸丰年间兴起的捻军（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扩张势力的白莲教秘密组织“捻党”建立的反清武装团，起义十六年后被镇压）占据的地盘基本相同。二者的性质也非常相似，区别不过是有无弥勒信仰而已。而捻军和私盐也脱不了干系。 此前我们曾说过，淮西这块地方土地贫瘠，又做不了什么生意，所以一旦遇到饥荒，下层的农民就只能束手等死。实在没有办法，一些人只有触犯国禁，做起贩卖私盐的营生。捻军就是他们从官府手中保护同伙的组织。他们是掌控着贩卖私盐路线的游侠团伙，各自带着手下划分地盘，大佬相互之间也按照实力结成一系列的上下级关系。 而从私盐交易的中心——安徽北部的宿州到河南永城及亳州之间的地带是私盐贩子和官府殊死相争的地盘，恐怕也是最强悍之徒聚集的地方。这些地方都离曹州不远，可谓是黑道世界的王国。 我们在红巾军身上也可看到这样的情况。 上边提到过红巾军将都城定在了亳州，此前的侠客“棒胡”也是以此为根据地（鹿邑在亳州附近），可能都是因为此地有黑道王国的背景。这样说来，芝麻李也以附近的徐州为据点而呼应红巾军，此种种情况应该都有内在的联系。另外，郭子兴的刎颈之交马公是宿州的侠客。马公因为与人争执，曾穿着草鞋躲进了郭家，其女正是朱元璋的妻子马氏，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郭氏就是这般同仁侠世界构成了联系。而且郭子兴之所以投奔红巾军，大概也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曹州出身的。他父亲这代拥有的大量产业，恐怕也是勾结黑道、贩卖私盐赚来的。后来成了郭氏手下的朱元璋也是如此，一旦粮草用尽，就拿私盐的票据交换米粮。总而言之，郭氏是流民当中的仁侠一家。 郭子兴和本地的侠客孙德崖等四人联手，响应红巾军起义，一举占据了濠州，此后他们各自都号称元帅。 然而郭子兴不过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一点能力也没有，很快就被孙德崖等人压制而居于下风。孙氏等人是本地农民出身，与外来的走私商贩不一样。大佬们的纷争也传染给了小弟，他们分裂成两派，斗争没有一刻消停。 有志江南 坚定了人生志向的朱元璋刚叩开濠州的城门，马上就被当作奸细抓了起来。眼看着就要被斩首了，他那奇怪的面相却救了他，于是他成了郭子兴的部下。 后来他得到两位女性的帮助。一位是郭子兴的妾侍，她看出当时还是小头目的朱元璋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于是向郭子兴建议将收养的至交马公之女许配给他。通过马氏这层关系，朱元璋成了郭元帅的亲信。而另一位就是成为朱元璋妻子的马氏，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城兵日夜都在征收物资，但是为人正派的朱元璋全都分给了部下而没有上交给老大郭元帅，导致郭大为愤怒。马皇后就给郭子兴的妾侍送礼，在背后讨其欢心。有一段时间，朱元璋万事都靠她多方打点。还有一点也要特别提及，后来朱元璋成了卓越的皇帝，治理天下，也多亏她的帮扶。 然而，濠州的这方小天地也迎来了激荡的动乱。 元朝的宰相脱脱开始着手讨伐红巾军，亲自率军攻陷了徐州。徐州本来也只不过是些游侠的聚集地，在名将率领的正规军面前实在不堪一击。生性倔强的芝麻李死在了战场上，彭大、赵君用等人则率领残党逃到了濠州。虽说都是红巾军，但他们对于郭子兴来说是高一级的大哥，所以郭也没理由拒绝。在濠州自称五元帅的人从那天起就被徐州的大哥们呼来喝去地使唤。 更有甚者，像是狼群尾随而至一般，勇将贾鲁率领元朝大军包围了濠州城。眼看濠州城的命数就要到尽头了，贾鲁却突发脑中风猝死，于是濠州城在最后关头转危为安。这也是朱元璋经历的最初一次危机。 此后徐州的残党又从濠州出发，占领了大运河的要塞之地淮安。这段日子里朱元璋付出的心血实在不能用语言来描述。他要照顾靠不住的郭子兴，将其从险些被其他老大杀掉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还要筹集兵粮，募集军队，其间还要为出战做筹备，忙得没日没夜。这一时期他招揽了许多亲信，包括后来襄助其大业的名将徐达以及谋臣李善长等人。 在这次濠州异变中，动乱的现实，以及其惨烈程度在年轻的朱元璋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似乎从中看到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机运。 眼下最迫切的是军粮。在这个贫困且交通不便的安徽穷乡僻壤，要养活饥饿的军队并不容易。但是无论下一步想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能指望北方了。那里纵横着红巾军大大小小的各路首领。虽说是志同道合，但郭子兴是如此实力不济，连徐州的残党都能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一点想必朱元璋已经有切身体会了。 但是虽说如此，朱元璋仍然必须依靠郭子兴。他只是佃农的孤儿，又曾经沦为乞丐，这样的出身谁也不会服从的。既然如此，办法就只有一个，只能拥戴着郭子兴一道南下。那里有江南的沃土。“求米”是饥饿难耐的郭氏集团的口号，也是其坚定团结在一起的根源。 就这样，郭氏一党抛弃了住惯的故乡，首先攻克了南边的滁州。郭子兴想就在此地定居，而朱元璋力排众议，继续南下夺取了和州。长江水浩浩荡荡地流经此地。 龙凤诏书 郭氏一党到达和州之后，濠州的同伙孙德崖等人也为了食粮尾随而至。 郭子兴与孙氏积怨已久，一怒之下将孙抓了起来，而孙的手下又抓了朱元璋作为报复。因此，郭子兴只能含泪放走孙氏，换回了朱元璋。但是他愤懑难解，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正当众人为继承权争夺得不可开交之际，他们收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亳都龙凤朝廷的传唤命令，龙凤朝廷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了解事情缘由吧。结果是根据宋国皇帝的敕令，郭子兴之子郭天叙被任命为都元帅，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被任命为右副元帅，而朱元璋被任命为左副元帅。 在此之前他们都被看作是杂牌军，如今却从势如旭日东升的红巾军总部获得了正式的承认。尤其是朱元璋，他被指定为序列当中的第三位，首次对内对外都获得了名分。这件事情必须要大书特书。由此他与龙凤朝廷之间建立了切也切不断的关系，在此之后他用起了“宋国”“龙凤”的年号，旗帜和战衣也都染成了制式的红色。 但是在明朝官撰的史书中却记载，太祖完全未理睬小明王的任命，当时他说：“大丈夫怎能立人之下风？”③真是威风凛凛，然而这却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反观之，这里透露着一股欲盖弥彰的味道（基础史料《太祖实录》和其他的记录都刻意隐瞒了太祖与红巾军之间的关系）。即使是不靠谱的郭子兴，直到死前，若稍不中意，随时都可以收回朱元璋的兵权。从人情道理上讲，他也没有充“大丈夫”的底气。对于那个时候的一纸任命，朱元璋是发自肺腑地感到喜悦，这点可以从他后日的举动看出来——朱元璋一直对小明王韩林儿执以臣礼，直至最后。 朱元璋使用龙凤年号 生性正直的朱元璋之所以抱着改变社会的志向加入弥勒教团，大概是发现了教团广受被压迫民众的支持吧。同时“复宋”这面旗帜也反映了天下的舆论所向——打倒蒙古人，汉人重夺政权。朱元璋侍奉小明王，由始至终守卫着这面旗帜，才最终掌握了天下，这便是个中奥秘。只会挥舞拳头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必须要有顺应民心的口号和行动。朱元璋在和州拜领的小明王敕书认定他为弥勒佛所选定的旗手，这件事情终其一生都在他心中留有深刻的烙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朱元璋离开濠州南下的时候确实是为了食粮。但可以想见，接到这份任命书之后，他重返初志，决心以改变世道为毕生事业。他从和州出发，横渡长江，登上对岸土地后，便将所有船只的缆绳统统切断，让船只流走，彻底切断了回头路。这是因为他担心，饥肠辘辘的军队一旦在这里获得了充足的粮草，就有可能掉头跑回去。 后来朱元璋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说：“我在动乱初起时就站了出来，当时只为了乡土自卫。但渡江之后，看群雄的所作所为，他们只是一个劲地让老百姓受苦。群雄当中，尤以张士诚和陈友谅为最。士诚仗着财富，友谅夸耀强力，而我自己什么可仰仗的都没有，唯有不嗜杀人、信义为本、厉行节俭此三样而已。”④事实上，他也忠实地坚守了这些信念。 维持严正的军规，犯法者毫无例外一律处罚，这就是他的信条。 不过，朱元璋所说的只是一些众人皆知的道德。而这要变成有政治号召力的口号，还得有别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什么也没提。当时心满意足的皇帝，已经不想再触及这些了吧。其实相对于张之富和陈之武，他自己仰仗的东西是红巾军的使命、源自弥勒信仰的重整人世的事业心，是复活宋的任务。以这些为根基，才在实践中产生了不杀人、不抢掠、行节俭、守信义等各条规范。这些全都是白莲教或是明教所标榜的戒律。事实上，朱元璋是一个忠实的使徒。 占领南京 就在朱元璋等人准备从和州横渡长江的时候，他们意外地吸纳了一股水军力量。他们在此之前只是专攻陆战，连船也没有一艘。在这个时代想要称霸江南，水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在长江以北五十公里的安徽中部，有一个名为巢湖的大湖，那里的水军廖永安、俞通海等一伙人带着千余艘船投奔了朱氏军队。 巢湖水军的特点在于能够娴熟地操纵轻舟。靠其威力，朱元璋后来接连攻破了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大舰队。 朱氏军队在和州对岸的重要港口采石上陆，很快就占领了要塞之地太平。此地西南方向的广大平原是著名的产米之乡，如此一来首先就无须担心饥饿问题了。他们在此地设立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作为经营江南的临时据点。朱元璋不失时机地颁下禁令，布告称掠夺者斩，由此全军肃然。 残败的濠州军团就这样深深地嵌入了江南大地。他们虽然勇敢善战，鲜红的旗帜所向披靡，但装备却实在是贫弱。他们没有铁甲，只能戴皮帽子，连箭上都缠着丝线⑤，为的是减少消耗。而富甲一方的张士诚军中却有号称“十条龙”的常胜军，他们头戴银盔，身着锦袍。两相对照，实有云泥之别。 但是，这支精悍而有着铁一般纪律的部队已经足以让柔弱的江南人士闻风丧胆。当地一直流传着红巾军如同恶鬼一般狂暴的传说，而其中的一支突然出现了！久居太平的民众毛骨悚然，纷纷归顺服从。此时朱元璋一行将马皇后等妻妾都接了过来。 元军不愧是正规军队，对此进行了猛烈反击。朱元璋亲立阵前准备死守太平城，这时他的妾侍进言道：“到这个时候了，不如将所有的金银都分给将士，以资鼓励。” 俞通海像（出自明版《明贤像赞》） 正是因为这个妙策，朱元璋的军队最终战胜了元军。 他们接下来继续进攻集庆路。前锋是主帅郭天叙和副帅张天祐等人率领的军队，但他们却意外地战死于此地。自此之后，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郭氏军团的实权都落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也是时运所至。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红巾军方面的年号是宋龙凤二年，朱元璋攻下了集庆路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这就是后来的南京。此时龙凤朝廷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同时对诸将论功行赏，李善长也做了左右司郎中。李善长后来将侍奉明太祖，但此时他还是太祖的同僚。 现在，朱元璋已经晋升为红巾军的江南特使了。 金华学派 在中国，自宋代以来，主导天下舆论的就是被称为“士大夫”的知识阶层。他们精通儒学、诗文、书法等广博的知识，而且和日本不一样，他们还指导政治。如果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政权不可能长久。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出身，但因为获得了他们的协助，因而得享三百年的悠长寿命。 宋濂像 但清朝唯独对浙江的士大夫感到棘手，三番五次地对其进行打压。浙江人从来就有些不好的名声，比如顽固，比如爱说大话空话。但是这些换个说法，就是信念坚定，而且有理想主义者的气质。著名的王阳明就是如此，明末的黄宗羲也不例外。 元末明初，浙江南部的金华等地聚集了许多避世的优秀学者和士大夫。他们学问上也互有联系，被统称为金华学派。 这个学派传自朱子的高徒兼女婿黄榦，乃是正统的朱子学派。 一代名儒宋濂，就是该学派的著名学者，明代的制度几乎全由他亲手制定。 此外还有一位章溢。此人并不仅仅是学者，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曾经组织农民军进行乡土自卫。 另外，此地还出了一位虽然不属于该学派但堪称江南第一的人才，那便是时有“今诸葛孔明”美誉的刘基。他不仅学识深厚，还是占卜的大家。朱元璋能达成帝业，实受惠于刘基的献策。 元代是儒学者怀才不遇的时代，他们的社会地位极端低下，排在低贱的倡优之下，只比乞丐略高一些。这些浙江的士大夫即使短暂地出仕为官，不久后也都纷纷回乡隐居，原因大概就在此吧。朱元璋能够成功地将他们都招至麾下，也成了他获得全天下支持的要因。 但是，红巾军的部将朱元璋与浙江士大夫是怎么达成合作的呢？ 信奉朱子学的金华学派主张尊中华、斥夷狄，因此很自然地就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与红巾军的口号完全一致。但是弥勒信仰这种充满迷信的民间信仰与理性的儒学之间有冲突。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恐怕是红巾军的另一面——“复宋”的旗帜。 朱元璋攻占婺州，也就是金华之后，深感此地重要，因而在此设立了中书分省。此衙门的大门外耸立着两面巨大的黄旗，上面写着政权的口号，一面是“山河奄有中华地”，另一面是“日月重开大宋天”。浙江知名学者叶子奇给“宋丞相”朱元璋递呈了自己关于复兴宋之道的意见书，由此可见这一宣传是有效果的。 刘基一家原本是宋的遗臣，还曾经藏匿反元运动人士。他对张士诚、方国珍都骂不绝口，因为实在看不惯他们在政治上的乌烟瘴气。另一方面，他却通过擅长的占卜之术预言朱元璋必会登上帝位。 由此可见，朱元璋所率红巾军的政治主张及其军队的严明纪律，使浙江士大夫也心悦诚服。他直到最后都在守护龙凤朝廷这面旗帜，原因也全在于此。 红巾军的末路 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红巾军是宗教结社。它在使命感高涨的初期以爆发性的威力在各地迅速蔓延，但是自从龙凤政权逃离宋的旧都汴京（开封）之后，它又迅速地衰弱了下去。这个团体本来就是各色人群的杂合体，有深感世道不平的官吏、读书人、游侠、叛乱军人、农民，等等，能否团结一致几乎全看首领们的手腕。而且即使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将众人整合在了一起，也会马上陷入内部纷争。 就拿东路红巾军来说吧。那个占据山东的毛贵（他一面实行屯田制，一面对官民田征收十分之二的租税）是个颇有能力的人物，他通过减轻治下农民的税负而获得了人望，在当地扎下了根基，这在以征粮维生的红巾军当中是个特例，但他却死于同伙徐州残党之手。而那些长驱直入，远征高丽的红巾军又在其地中了敌人的计谋，十之八九都有去无回。每股势力都在苦苦支撑。 而在势力退潮的红巾军面前，缓过劲来的元军就像一堵巨大的高墙般压了过来。虽说已经大不如前了，可是元朝的士兵仍然强于业余的军队红巾军，又无装备粮草匮乏之虞。此前屡屡打败仗，不过是指挥官过于软弱和卑怯而已。 这个时候，河南出现了一位率领着义勇军崛起的勇将察罕帖木儿。其祖先出自乃蛮氏，跟随蒙古人来到中原。讽刺的是，他们在红巾军的大本营河南颍水定居，并变成了一个汉化家族。红巾军暴动之后，毕竟还是血浓于水，他带领义勇军投奔了元朝。此后他以元朝将军的身份征战各地，击退各地的红巾军，博得勇士之名。他还攻陷了龙凤朝廷的首都汴京，逼着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逃到了安徽的安丰。 察罕帖木儿被暗杀之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事业。扩廓帖木儿之英勇甚至超过其父，华北全境都被他控制了。此时他受封为河南王，统领着天下兵马，其幕府的威仪足可媲美大都的朝廷。 朱元璋也忌惮这股势力，他派出间谍兼议和使，请求与其通商以表明别无他意，依靠外交手段，极力阻其南下。正好此时元朝一侧也内斗不断，皇帝和其周围的实权人物之间正在上演难解难分的权力斗争，因而元军难以分心南下。 瞄准这个间隙奋力扩张的是吴王张士诚。当时正值山东红巾军溃灭，而占据淮安的徐州党也丧失了领袖，他此时兴兵，一举攻占了江苏北部，又派出勇将吕珍趁势长驱直入，攻陷了在安丰苟延残喘的龙凤朝廷。收到求救信的朱元璋不顾智囊刘基的劝谏，在最危急的时刻倾尽主力前往驰援。素来冷静的他此时像是换了个人一样，采取了轻率之极的行动。后日他回想起来，也为这次有勇无谋之举感到羞耻。不过，他总算是顺利地救出了小明王，将其带回了应天府（南京），时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对朱元璋而言，小明王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的本尊吧。这已经远不止是一项政策了，而是他的精神支柱。 可是出人意料地，如何对待教主韩林儿的问题却大大改变了朱元璋的想法。应天府里迎来了作为弥勒化身的小明王宋国皇帝，以朱元璋为首的红巾军将领们在中央政厅中书省里摆好了御座，准备行庆贺礼。十余年的战场辛劳就这样献给教主了，朱元璋心中想必也是百感交集吧。 此时，刘基把朱元璋私下请了出来。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批评韩林儿，称“不就是个放牛郎而已吗？拥戴他干什么！”⑥之后他又将天命的所在向朱元璋条分缕析——真不愧是占术的大家。 朱元璋大概也被此项法术蛊惑了。恐怕此时刘基已让其相信，他终将统一天下并将成为皇帝。他的决心已定，但这还只是他和刘基之间的秘密。 朱元璋紧急下令终止庆贺礼，理由是要反攻最近连连突击的强敌陈友谅（湖北省沔阳人。旧姓谢，祖父入赘陈氏而改姓。渔夫之子，本是县吏，后成倪文俊的簿书掾）。这种非常时期，难道还有心思举行典礼吗？此后，他在红巾军曾占领过的滁州建起宫殿，将小明王安置在了那里。 就这样，看着红巾军整体的动向，朱元璋的立场渐渐地发生了转变。 龙湾之战 西路红巾军对阵卷土重来的元军，结果被狠揍了一顿。幸得“蛮子”倪文俊之力，他们才又恢复了势力。西路红巾军本来就以水军见长，渔夫出身的倪文俊更是当中翘楚，他划着小型快船，不分昼夜神出鬼没，以此制胜。 倪文俊在汉阳定都，将教主徐寿辉安置于此。在这之后，所向披靡的他还娶了俘虏来的元朝王妃为妻。但后来他试图谋杀教主，在失败后逃亡时被他当时的手下陈友谅袭杀。在他死前一日，其舟前有大星陨落，他笑称又有大官要死了，却没想到应验在自己身上。西路红巾军的首领都笼罩在这种不祥的阴影之中。 汉王陈友谅在元末群雄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豪杰，其超强的军事力量令人闻风丧胆。朱元璋横渡长江进占太平的时候，陈友谅已经控制了湖北和江西，实力强悍。那时追随朱元璋的巢湖水军中有一人叫赵普胜，后来转投了陈友谅，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建立了据点，又在池州建造了分城。赵普胜此人可双手用刀，英勇无匹，因此又有“双刀赵”的诨号。 一直以来，长江水军的特点就在于其机动性，尤其是他们占据着上游，对下游有着战略性优势地位。朱、陈两军开始争夺太平和池州，而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拉锯战中，赵普胜一方逐渐占据了优势。朱氏一方唯恐其将一举夺取应天府，于是使出了离间计，成功地让陈友谅斩杀了赵普胜。 此时，教主徐寿辉与陈友谅之间也生出了龃龉。徐寿辉想将都城迁往陈友谅刚刚攻陷的龙兴（又名洪都，江西省南昌），他不顾陈的反对，从汉阳出发，逼近了陈友谅的居城江州。于是陈友谅就在教主入城的瞬间把门关上，将留在门外的徐氏部下一个不留统统杀掉。从此之后陈友谅就自立做了汉王。 此后陈友谅拥戴着教主进攻朱军占据的太平。太平的抵抗十分激烈，陈便用巨船冲破城墙，驾船攻入城内，终于将其攻陷。此地离应天府不过一百公里。陈友谅又在此上演了一场大戏，以威吓应天府。 他先是在港口采石矶扎下军阵，命家臣假意向徐寿辉报告，又令壮士从背后用铁棍击碎了徐的脑袋。然后他又在此地的五通庙举行了皇帝即位仪式。据说当天风雨大作，全体参加者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仪式也弄得不成样子。 做了皇帝的陈友谅依然驻扎在采石矶，还与东边的张士诚相约，准备夹击应天府的朱元璋。这是应天府一方最大的危机。他们惊慌失措，甚至开始讨论是投降陈友谅还是躲进钟山去。那时刚到应天府不久的刘基向朱元璋进言应处斩懦夫，并献上一策，主动将陈友谅军引入应天府地界。 朱元璋的手下康茂才与陈友谅旧有交情，于是他让康写了一封伪信，声称要叛降陈友谅，劝邀其立即攻击应天府。自信满满的陈友谅马上率领巨舰开始了进攻，在应天府附近的龙湾之上，两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斗。 一开始朱军处于被压制的不利地位，但是午后的一场大雨让他们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再加上时值退潮，陈军的巨舰失去了进退的自由，结果陈军大败，而陈友谅搭乘轻舟远逃而去。 如此这般，朱军不仅虎口逃生，还得到了陈友谅的百余艘巨舰。时为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 鄱阳湖之战 这场战役是决定乾坤的大战，龙虎双雄全力以赴逐鹿天下。此前朱元璋多次濒临绝境，如元军包围濠城，又如之前的龙湾激战，但那都是被迫应战。而要争夺天下，就必须主动进攻以击破强敌。 当时刘基对有志于天下的张士诚和陈友谅分别是这样评价的：“士诚立于元之下，不足为患。友谅劫其主，胁其部下，名分不正。然其地处上游，且日夜窥视于我，因此必须首先击败友谅。陈氏灭后，则张氏孤立，可一举平定。其后进军北方中原，则王业自成。”⑦由此我们也知道此战的意义了。 此前在龙湾败退后，陈友谅远远地逃到了上游的武昌。眼看着其势力不在，平日里就对其颇为反感的各地将领便纷纷投降了朱元璋，而江西也首次落入朱氏的势力范围。 陈友谅希望挽回态势，于是倾尽全部积蓄打造了数百艘巨舰。这些高达数丈、共有三层的橹船，上设走马棚，船舷带数十支橹，各以铁板包之，船体涂以丹漆，豪华之极。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夏，朱元璋为营救小明王而驰援安丰，收到线报的陈友谅令家眷全都登船，倾国中之力，出动了号称六十万的大军，一路攻向南昌。守城之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奋战三个月，终于坚守住了城池。 七月，朱元璋率领水军二十万前往讨伐，西路军在鄱阳湖西南部的康郎山岛附近湖面上进行了一场世纪水战。朱氏一方都是小型船，分成了二十队进攻；陈氏一方则将巨舰排成了一座水上要塞。 朱元璋望见敌人的大舰队，大为恐慌，忙问身边的刘基胜算几何。刘基回答道：“我军有必胜之气，应奋力参战。”⑧艰苦的战斗持续了三日，朱氏水军一波一波地向敌人小山一样的巨舰发动进攻，斩杀了数十名队长，却只是更加恐惧彷徨。 最后他们准备了七艘渔船，在上面堆满了杂草和火药，瞄准傍晚时分起风的时机，派出敢死队驾船攻入敌阵放火。 这个策略成功了，陈氏舰队被烧掉大半，陈友谅的得力助手弟弟陈友仁也因此身亡。 陈氏阵形一乱，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变得对朱氏有利了。他们的船是小型船，因此可轻快行驶，而陈氏的巨舰则不利于行动。那时陈友谅看到朱元璋所乘之船的桅杆是白色的，便命令第二天全体集中攻击那艘船。但是朱元璋事前得到了消息，当夜就命令己方水军将桅杆全都漆成了白色。 第二天，红白两军继续从早到晚激战，结果又是白军胜利。此后朱氏水军撤往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鄱阳湖湖口，整军以待准备在此地迎击陈氏水军。 此时陈氏水军中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烧掉舟船在湖南再图大业，另一派坚决反对。在陈友谅踌躇之间，军中已经出现了逃兵。后来下定了决心的陈友谅打算一口气冲进长江，却遭到朱氏水军的追击。陈友谅在船上探出头来的瞬间被流矢射穿了眼睛！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朱元璋也好几次濒临险境。一次是他的座船触礁，多亏了他的替身穿着他的衣服跳下水，假装他已经溺毙，他才得以幸免于难。还有一次是刘基突然叫他换船，而过了一会儿他之前乘坐的船就被大炮击碎了。 战事结束后，朱元璋向刘基表明心迹，称：“我驰援安丰的时候，陈友谅错向南昌进攻，这实在是万幸。如果他直接进攻应天府，那就真是无力回天了。”⑨ 这也就是两雄命运的分水岭吧。 大明开国 仿佛像是为了庆祝鄱阳湖上的胜利，次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接受李善长的劝进，登上了吴王之位。这是以龙凤朝廷的名义宣告天下的。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不过得到宋国皇帝的任命，也就得到了正当的名分。 其实，在上一年九月朱元璋打败陈友谅的时候，苏州的张士诚也自立称了吴王。虽然他再三请求王号，元朝方面却始终没有同意。张士诚身边的学士陈基极力反对此事，他认为擅自称王意味着反叛。而且张士诚还依然使用元朝的年号，对外也宣称自己要恢复元朝。这里就显示出张士诚的目光短浅了。志在天下者，名分不得不正。 而陈友谅身负着弑主的污名，已经被打下了不义的烙印，这点刘基已经指出来了。更何况，惨遭杀害的还是西路红巾军的教主。其内部血淋淋的权力斗争接连不断，只能给天下人一种印象，觉得红巾军终究不过是个邪教徒的组织。对于这个形势，朱元璋比谁都明白。他称吴王后，便彻底脱掉了此前一直裹着的红巾军外衣。从那时候开始，龙凤朝廷也在小心翼翼地剥离自己的二重人格，只强调自己身为宋国皇帝的一面，而其他性质的教主小明王的一面则被弃置。 至正二十六年所发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当中更是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这个方针。他们首先谴责了元朝的恶政，紧接着就非难红巾军那邪教一般的行径，然后又细数张士诚的八条罪状。他们所非难的红巾军当指西路队伍。而此檄文乃由宋皇帝与吴王联署颁布，记以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日期。他们让每个出征将士都带着这份布告，令其广为传布，以向内外宣传宋国才是有资格统一天下的真命所在。 此时，天下众人都将应天府称为西吴，苏州称为东吴。宋国的西吴除了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端正名分以外，还在正义的名号下讨伐了伪政权东吴。起初，西吴内部分为主战派和自重派两派，朱吴王采取了前者的意见。在战略大方向上，西吴内部又分为一举进攻敌人大本营苏州和先取周围屏障再行进攻两派意见，结果是后者的意见得到了采用。朱元璋就像日本的德川家康一样，在关原决战取胜之后，既小心又坚定地朝大坂城发动了进攻。 他们首先占领了张士诚的兴起之地淮东，此后又接连攻陷了要地湖州、嘉兴、杭州，由此苏州完全陷入了孤立。之后朱氏军队耐心地围困苏州城，时间长达十一个月，最终将其攻陷了。 西吴军队攻破苏州城后，即使已回天乏力，张士诚也一直在万寿寺的东街进行最后的战斗。意识到天命已绝，他便关上宅邸大门准备悬首自尽。已经降敌的旧部下及时奔马而至，取下绳索，这才救下他的性命。但他自此之后便卧床不起，闭目不言，也不进食，就这样躺在门板上被抬上船送到了应天府。不久之后他再度上吊，这次终于无可挽救了。强人陈友谅战死于水上，富翁张士诚虽然死得不干不脆，但也是自杀。而海盗方国珍则逍遥自在地在应天府活了下来。 苏州破城当日，张士诚的妻子将他众多的妾侍领进府邸内的齐云楼，放火集体自杀而亡。此外还流传下来许多妻妾殉夫的惨事。东吴覆灭的次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太祖就此诞生。 时为1368年。 谋杀小明王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年末的十二月，朱元璋命令海军统帅廖永忠将留在圣都滁州的宋皇韩林儿迎来应天府。然而在途中的瓜步渡口，其乘船发生倾覆，小明王就这样淹死了。后来查明，其死亡不是意外，而是廖永忠故意造成的溺毙。他因此被问罪并被处以死刑。 虽然小明王毫无存在感，但他既然是宋国的象征，我们便不能这样略过此事。 关于此次谋杀的动机，通常的说法是，在这个吴国眼看就要独立的当口，小明王已经成了障碍，因此明太祖命令部下谋杀了他。而此后再判部下死罪，便可免去自己不忠不义的罪名。所以说到底，真凶就是朱元璋。 确实，这种说法顺理成章，但是这里事情不能一概而论。 朱元璋在起兵之初就把“不杀”当作自己的行事方针，这点我们此前已经说过了。而事实上他也守住了这条原则，他对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都许以日后待遇而劝其投降。虽然张、陈二人拒绝了，但是陈友谅的父亲和儿子在小明王遇害的当年二月都被招降而封授了爵位，张的同僚李伯升在投降时也获得了封爵。而在此之前，元朝名臣木华黎的后人纳哈出在太平被俘时，朱元璋也放他返回了故国。 廖永忠像（出自明版《明贤像赞》） 正值欲以“不杀”拢聚天下人心的关键时刻，却谋杀自己亲自奉戴的力量微不足道的小明王，这实在毫无道理。就在数月之前，他们不是才联署发布了布告吗？而且虽说是马上就能独立了，但其实他们根本连具体的时间表都没安排好。在明朝的正式记录中，小明王死后的第二年是“吴元年”，而再次年才是洪武元年。但是根本不可能有“吴”这种年号，因此这个只能是后来填补上去的。 更何况，此时对苏州城的攻势才刚开始不久。考虑到种种情况，思来想去，朱元璋果然还是应该判为“无罪”吧。 ① 关于太阁丰臣秀吉的出生有种种传说，有传说称其母梦见太阳入怀后受孕产子，又有传说称其乃天皇的私生子。——译注 ② 《坚瓠集》乙集卷二：“张九四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译注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译注 ④ 《明史》卷三：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译注 ⑤ 加固箭尾，防止箭尾承受不住推力，从而劈裂。——编注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彼牧竖耳，奉之何为？——译注 ⑦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译注 ⑧ 《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译注 ⑨ 《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译注 [book_title]第四章　走向绝对帝制① 大明的国号 中国的国号有各种各样的由来，但是在国号中寄予建国的使命和理想，这种做法则始自元朝。“元”取自《易经》当中的“乾元”，是“天道”的意思，意味着他们得天道而施行政治。而此前，中国的国号大体上都来自以往的国名或是地名。 明朝又如何呢？很明显，“明”并非来自地名和国名。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点至今尚无定说，因此这里只能向大家介绍目前被认为最接近事实的解释。 这是已故的和田清博士和吴晗先生提出的学说（和田清：《明太祖与红巾贼》〔1923年〕，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1940年〕）。这两位东西硕学的研究虽然各有路径，但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他们的意见应该得到重视。 他们认为红巾军的教主名叫大小明王，是出自该派的经典《大小明王出世开元经》，因此大明的国号也源自这部经书。吴晗先生还进一步提出，这部经典其实是摩尼教，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明教之物。 乍看起来这种说法实在是异想天开，然而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此前说过，摩尼教的教义认为善之光明与恶之黑暗在互相斗争，在这明暗的混沌当中光明将最终获得胜利。而教主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而现身的人物，因此必须遵循严格的禁欲主义。 可以想见，僧人朱元璋抱着重整世间的大志投身于红巾军，奉戴小明王。小明王去世后，他也继续信守着传播光明的使命而登基做了皇帝，饱含着祈愿将国号定为“大明”。这是在预言恶之黑暗世界，也就是元朝一定会被征服。 朱元璋重整世间的信仰恐怕不会轻易改变。在此前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他将红巾军定性为邪教，但这是在谴责他们不守戒律的堕落行径。另外，虽然朱元璋深受儒者的影响，但他个人的信仰却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在糟糠之妻马皇后死后，他不是让他的儿子们都向僧侣布施为她祈求冥福吗？像他那样的英雄人物，全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国号这么要紧，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地取一个，其中可是包含着对未来的祈愿。辅佐他的儒者刘基之所以深受信任，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其乃占卜大师。 开国英雄大体都有着神秘主义者的一面。中国的明教徒在生活中严格执行“不杀”“不饮”“不荤腥”等戒律，据说破戒的僧侣会被处以吊刑。 朱元璋所提倡的“不杀”主义，以及以朴素、节俭为宗旨的禁欲主义也都是明教的主张。 如果这样解释“大明”，那么他们所推行的各种国策之目的也都能很好地理解了。 元朝北归 明朝平定江南之后，终于开始北伐了。如何制定作战的策略？起自盗贼的猛将常遇春提议一鼓作气直捣元之首都，但最后还是慎重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打算首先攻略山东、河南等中原之地，其后再进逼大都。慎重派的总帅徐达被任命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他们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另一方面，元朝方面因失去了江南而萎靡不振，元顺帝还不理朝政，所有事务全都推给了皇太子。这位皇帝虽是最精通汉文化的君主，但身上依然流淌着蒙古的血，他晚年沉迷于藏传佛教的房中术，甚至命令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也成为信徒。这位皇太子是高丽出身的皇后祁氏所生，因此宫里朝鲜宦官朴不花权势熏天。而地方上，此前提到过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仍在和其他将军继续其父辈以来的内斗。皇太子试图利用扩廓帖木儿压制反对派，却被对方先发制人，两度落得弃都而逃的下场。此时的元朝深陷内部纷争的泥潭，根本无力抵抗明军。 率领元军侍奉皇帝直到最后一刻的仍然是扩廓帖木儿。关于他有这么一则逸话。明太祖问臣下，谁是当世的奇男子？他们都推举常遇春，而太祖却出人意料地举出敌人扩廓帖木儿。为此，太祖还让次子秦王迎娶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为妃。扩廓帖木儿是一位纯粹的武人，有一段时间皇太子任命他做了宰相，但他觉得不合本性，刚过两个月就辞掉了。此后他回归战场，和其父的同僚李思齐等人前往陕西征战。 常遇春像（出自明版《明贤像赞》）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北上节节胜利，二月平山东，四月定河南，七月已经逼近了大都附近的通州。 此时朝中提出坚守大都应战，而元顺帝力压众议，连夜打开健德门，带着皇后、妃子、太子等人逃出大都，经由居庸关直奔元的夏都上都（正式名称为上都开平府，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滦河上游的左岸）。 如此一来，徐达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大都。时为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日。 此后他们又夺取了山西和陕西。洪武四年四川的大夏国被攻克，同十四年云南被攻克。至此中国本土已基本完成统一。 太祖的政治姿态 以重整世间为志向的太祖（洪武帝）登基为皇帝后施行了一系列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元朝的蒙古体制全部换成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 常常可以见到这么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璋是历代王朝创始人中最平庸的君主，因为他改革内容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一点创造性的成分都没有。然而，这种意见是对时代一无所知才发出的妄评。 其实呢，元这个时代是一个艰辛的时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唯有这个草原出身的王朝完全无视传统而彻底地贯彻自己的一套统治。此事委实让人懊恼，因此虽然中国学者热衷于研究历史，却向来对元朝不感兴趣。 但是，也有一位学者指出了元朝的革命性，那就是明末硕学黄宗羲。关于中国社会的变化，他曾有总结，在秦是一变，至元为再变。秦始皇此人，儒者将其视为仇敌而恶语相向，但是说到元朝，却什么言论都没有。大概连开口都是忌讳的吧？ 太祖高扬着复古的理想，全身心应对处理这古今两大改革中的后一次。所以他的改革有一个特点，即先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进行绵密细致的讨论，总结出一以贯之的综合原则，有了原则之后才设计改革方案。造成的结果是，某些部分偏离现实而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明朝的历史就是太祖建立的理想主义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形走样，矛盾爆发，进而走向崩溃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元朝的革命性，以及明太祖为了修正元朝之路而做出的综合性设计，那么我们就抹杀了明太祖的伟大。 这点可说是历代王朝中独一无二的特色，是一种伟大智慧的产物。 设计这项工程的，正是太祖起兵以来就辅佐他的无双谋士李善长，以及刘基和金华学派等智囊团，因而自然绵密细致。不过宣布这些原则并加以推进的人，自不必说，到底还是太祖朱元璋。众所周知，他追求学问非常认真刻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向宋濂请教帝王之学，宋便劝他读《大学衍义》（南宋朱子学者真德秀所著）。但是，皇帝变成一个半生不熟的知识分子，此事却是有利有弊。因为政治毕竟是活生生的现实。 虽然明太祖很多地方都模仿汉高祖，但在这点上他们却完全不同。汉高祖声称只要会写自己的姓名就够了，是发自内心地鄙薄儒者。但是，到底哪个比较好，却是不好简单议论。其中大概也有时代的差别吧。汉高祖采取的是无为之治，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明太祖则打造了一个精密无比的框架，试图克服时代的潮流。结果是两者都延续了两百年以上的命数。 传统的复活 这场改革首先从服饰革命开始。蒙古人的发型是编发，前方的头发要剃掉，后面的头发则编着垂下来，通常其上还要戴一顶饰有垂饰的软帽。采用这种编发样式的不仅有蒙古人，满洲人和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的是一种变形），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武人类型。而与之相反，汉人、朝鲜人，以及日本的公卿则梳总发发型，这是文官类型。 服装上也很不相同。蒙古人是骑马民族，穿着便于行动的上装和裤子，此外为了方便弯弓射箭，他们的衣领是向左掩。孔子将这些北方民族的造型说成是“被发左衽”，并视为蛮俗而极为排斥。中华文明最看重服饰的正确了。但是，元朝的许多汉人也打扮成了蒙古人的样子。 此外还有许多汉人甚至取了蒙古的名字。尤其是华北的“汉人”，他们将从皇帝那获赐蒙古名字视作无上的光荣。因此，模仿蒙古人而自称蒙古名字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是因为民族的差别同时也是阶级的差别，如果不变作蒙古人的样子就无法出人头地。 作为孔子信徒的太祖对这些蒙古风俗一概下了禁止令。 元朝皇帝的诏敕和法令都是用蒙古语颁布的，只是为了方便汉人而翻译成了俗语体，好让平民百姓也能理解。但是这对汉人来说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中国有“文章兴国”的说法，一篇好文章就能集聚政治的声望，更何况是作为中华象征的皇帝之诏敕，那更是必须得庄重典雅。明朝开国之初，这些都由明代一流的文章大家宋濂亲自执笔。宋先生甚至名扬海外，到访明朝的使节都争相购买他的文集。 此外，儒教教育也得到了大力推广。性格无比严谨的宋濂被太祖委以重任，负责皇太子的教育。他在十余年间，用一言一行教导太子礼法，并为太子细细讲说治乱兴亡之迹。太祖又召集了天下数十名儒者，从中选出充满锐气的才俊，让宋濂施以严格教育。 如此这般，金华之学，也就是正统朱子学成了明廷上下的精神支柱。其实本来，朱子学在其诞生的南宋是遭到禁止的。讽刺的是，朱子学在其最排斥的元朝却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一跃成了正统官学。不过在元朝，这只是一种政策考虑，朱子学真正在世间广为流传，还是始自明代。 明太祖对平民百姓的社会教育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经投身于立志重整世间的宗教，此项政策大概也源自他身为僧人的经历，因此在过去的王朝中绝无前例。洪武三十年，太祖颁布了“六谕”，内容有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由此，他将儒教精神总结成简易的教谕，命令全国百姓每个月都要诵读六次。 明末时期，范𬭎据此作了《六谕衍义》一书。这部书还传到了日本，江户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命儒者室鸠巢据此撰写了《六谕衍义大意》。 中国的传统就这样在天下全面复活了。 绝对帝制 这里我们先讲一个后来的事情。15世纪的正统年间，明朝的第六代皇帝——十二岁的少年皇帝明英宗曾将礼部尚书胡濙投入狱中，然后过了两三周又将其释放了，令其官复原职。胡濙此人自惠帝（建文帝）之后，侍奉了明朝六代君主，当时是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而英宗随意处置的不止胡濙一人，但凡有谁不合其心意，都会被他投入狱中，随即再放出来。若说这只是少年君主意气用事当然也可以，然而事情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其实根本上，这是因为君主权力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在制度层面得到了确认。这种绝对帝制（此前学界一直在使用的术语是“君主专制”，不过我打算在这里另造术语，以明确表示此乃明代特有的一种制度）是在明代首次出现的。但是，这种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实还是在元朝制度中。 一般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始于宋代，而此后是扩大强化的过程。但是这种考量并不符合元朝的情况。元朝的百官之首宰相被称为“丞相”。这个官名在秦汉时代已在使用，到了魏晋时代，这已经成为帝座的窥视者在登上皇位前的称呼。如此一来，“丞相”就成了特别尊贵的称号，唐以后就很少用了。而这意味着，臣子的地位相对于君主在逐渐降低。此称呼在元朝再度复活，这表明元朝臣子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这其中是有理由的。 其实非常简单，在蒙古制度中，皇帝，也就是大汗本来是由选举产生的。除了诸王，重臣也拥有推荐权。因此，元朝怎么都不能说是君主专制。虽然在世祖时，元朝废除了选举制而改用继承制，但是民族的习惯不是一纸法律就能改变的。 另外，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社会是封建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对接中原的政治制度。在这点上，反而是与日本德川幕府的老中制度相似。大札鲁忽赤（大法官）相当于日本的大老，大必阇赤（大书记）相当于老中。这四五名重臣负责协助大汗，统理军事和民政。 这种蒙古的老中制度被带到了中原地区。对此晕头转向的汉人思前想后，决定将这蒙古老中的汉称定为“丞相”，其机构称为“中书省”。虽然在忽必烈汗这种强势君主的时代，重臣无法兴风作浪，但是在他之后的元朝皇帝或是被逼退位，或是横遭弑杀，总之尽由重臣们摆布。即使考虑其颜面也不能说元朝君主强势。而这种情况在蒙古封建制中并不特殊。 元末群雄使用的都是元制。在这个战乱无日无之的时代，亦即在军事体制之下，蒙古封建制反而是有利的。朱元璋自己就曾做过龙凤政权的丞相，因此当然熟知此职可能成为君主代理的个中利害。到了和平时期，而且是重新采用了汉式体制之后，像这样拥有强大权限的职务就必须重新检讨了。 不过，在明初的草创期这种制度仍属必要。实际上北伐开始之后，太祖坐镇开封，留守的任务全都委托给了左丞相李善长。这里要提一下，在这个丞相制度上，太祖也深受人才匮乏之苦。 南京明鼓楼 李善长请辞丞相之后，太祖找刘基商量继任者的问题。太祖举出的第一个候选人是杨宪，这是太祖占领应天府（南京）时归顺的儒者，也是刘基的朋友。但是出乎意料地，刘基却极力反对这项委任，理由是：“他有丞相之才，却无丞相之器。为丞相者，持心要如水一般，一心只跟随正确的道理，而不能有一己之私。在这点上，宪并不合格。”太祖接着又举出了汪广洋，这是攻取太平的时候归顺的学者，诗书都是能手。而刘基的评价是：“为人偏狭又肤浅，还不如宪。” 最后太祖还询问了胡惟庸的情况，他是李善长提拔出来的人，李善长的侄子做了胡惟庸的女婿。而对此刘基回答说：“打个比方的话，此人就像是要弄断车辕的人物。”于是太祖对刘基说：“能做我丞相的，除了先生之外别无他人了。”但是刘基因病固辞，并对太祖说：“以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呢？请明主诚心求之。”② 结果太祖还是没有听从刘基的意见，先后任命此三人做了丞相。然而他们全都失败了，太祖只得又将他们杀掉。 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胡惟庸大逆事件之后，太祖废除了丞相之制，并公布了对子孙的遗言——不得复置此职，如臣下有敢上奏复置者，处以死罪。这大概也是多年来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吧。考虑到这一职位的巨大权限，以及担任此职的人都先后如刘基预言的那样走向了堕落的结局，再加上实在难觅良才，才最终得出了不如不设的结论吧。 此时太祖刚满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皇帝事实上成了兼任的丞相，统辖着行政机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大改革。 但是如此一来，皇帝就没有了能为之分担责任的人，全部都只能一人独力承担。 而且皇帝身兼丞相，其公务之繁重也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后来的合格者，大概只有清朝雍正帝吧。 伴随着这种绝对帝制而来的是官僚推卸责任、君主怠慢公务，最终酿成了宦官跋扈的局面。这就是太祖矫枉过正的失误了。 中央集权制 唐宋以后的国家行政方式是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官僚制，而且为文官优先主义。元朝则大不相同，原因当然还是在于蒙古封建制。 元世祖命令汉人官僚创设中央官制，结果建立了管理民政的中书省、统辖军政的枢密院，以及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三大机构。这些都符合中国的传统，但是就像所谓的“丞相”一样，实际上这些职务也极为暧昧不清。名将扩廓帖木儿进入中央的时候身兼了中书左丞相和知枢密院事两个官职，中央政府的实际状态其实还是过去蒙古的“老中”制。 （上）明太祖孝陵，（下）孝陵石人（明代武官） 元朝地方制度中的最高一级单位叫“行省”，意思是临时派驻地方的中央政府，所以其意义和一般认为的中央统辖下的地方官署并不一样。 这个机构其实是为了统治外地而设立的有着军政性质的政府机关。正因如此，这个机构拥有强大的权限，所治地域也非常广大。元朝对长江以南的土地仅划分了三个行省进行统治，由此便可知其性质。 明太祖将这种非常规的做法统统改成了国家传统方式。 首先是作为国家根基的人民的问题。元朝治下的民众分成了四个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太祖首先将此废除，实现了平等。不过，在结婚的时候，蒙古人、色目人同汉人结婚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之间则不允许通婚。让居住在中华的人民全都汉化，这成了新政府的方针。 但是太祖却在军和民之间划下了分界线。蒙古社会是军民一体的社会，太祖可能是为了反其道而行之，然而这却是一项鲁莽冲动的改革。他将人民的户籍分成民籍和军籍，一旦被划入军籍，身份就成了世袭，子孙世世代代都是军人，这就是军户。军户永远不能做文官，但是相应地，他们可以参加武举这个武官考试，经由此途成为高级军人，甚至积累军功而获得侯、伯等世袭爵位，而这份荣誉原则上并不会授予文官。 太祖就这样硬生生地将军民分开了，为此甚至弄出了身份制。然而这里也出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到后来普通人也能当兵了，甚至还出现了私兵。 孝陵神道石兽 不过，太祖总算站在这两大人民支柱上，搭建了中央政府机关。统治民户的是六部，管理军户的则是五军都督府（中、左、右、前、后五军）。全国划分为五个军管区，各自都设立了都督作为统帅。而统辖五军都督府的，毋庸赘言就是皇帝本人。监察制度靠的是都察院，其性质不变，只是改了个名字。 明朝的地方制度也剔除了元朝那种地方分权的性质，而组织成了中央集权的形式。地方也是三大系统，民政机关从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正如其名称所示，它的意思是将上头的指令广布到地方人民之中。军政机关是都指挥使司，监察机关则是提刑按察使司。 元朝行省的统治区域过于广大，因此明朝将之进一步细分为十三块。而新名称实在太长，所以其单位又俗称为“省”。这个时期的统治区域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但是即便如此，其范围仍然太大，所以中国这个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省的联合体”的性质。即是说，中国人的乡党意识到省就是极限了，出了这个范围就是天下。 银与铜 蒙古人征服中原，可不是为了推行什么善政，就是为了掠夺。对于身为游牧民族的他们来说，财产就是能搬运走的东西，除了大量的家畜，就是宝石和贵金属一类的东西。来到中原的蒙古人触目所及，看见的只有乌泱乌泱的人群以及广阔无边的大地，他们失望至极，甚至想过将汉人统统杀掉，将土地全部变成牧场——这是一个有名的传说。这大概是蒙古人没有任何矫饰的想法。而拯救这片大地和人民的是耶律楚材，他承诺将在一定期限内交出四十万两银、八万匹绢、四十万石粟以供军需。这就是包税制的开端，是元朝给中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恶劣制度。在此之后，元朝大肆掠夺白银，为达目的甚至发行了交钞（与其说是纸币，不如说军票的性质更重）。而且，皇帝还任意地将大片土地赐予王族、重臣和佛寺。③ 这是完全无视中国实情的做法。全中国超过90%的民众是农民，其中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铜币。就像我们此前说过的那样，直到明代中期前后，米价便宜的时候一两银可以买到八九石米。而一石相当于大约一百二十文铜币。中国直到民国为止，法定货币都只有铜币，也是这个原因。 中国开始大规模使用银货的时代是宋代，特别是商人们会用银作为大额交易的支付手段。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宋朝的商本政策。造成的结果是，银货属于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而铜货则意味着贫民的世界。在此之上，元朝又带来了银货掠夺和包税制。包税制下，朝廷无视纳税人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求凑够税额。这种财政方针作为经济政策，意味着自由放任以及采取商本主义。元朝的政策被认为是虐待贫民、优待富人的政策，其原因也在于此。 出身于贫农佃农阶层的太祖对此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倾尽全力支持其智囊金华学派所主张的农本抑商政策，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最为欢迎和支持元朝政策的正是江南的财阀们。并且就像我们后面也会说到的那样，元朝也积极从事国际贸易，所以自然更得他们支持。元末据有江南的张士诚之吴国，在政策上一承元制，此事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大地主和大商人居住的苏州是开明之都，但同时也盛开着罪恶之花。 朱元璋之西吴和张士诚之东吴所进行的战争，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贫苦农民和富裕商人的战争，同时还是质朴勤勉的农村与奢侈怠惰的都市之间的对抗。为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双方都拼死坚持着攻防战斗，此事已毋庸赘言。江南财阀们支援了张士诚，在张的末期，上海之民钱鹤皋举兵相助就是很好的例子。 钱鹤皋是当地富族，乃五代时期吴越王钱氏的子孙。他为了张氏举义兵夺回松江并占据了该地，据说地方上的巨室都支持他。即使到了穷途末路，他们依然选择和佃农政权战斗，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他们当中也有些富豪，预见到张氏政权终将没落，为躲避其后必至的打压而提前清理了自己的财产。比如谈氏，就将全部财产都花掉购买了大量书籍，以至于被世人讥笑为笨蛋，但后来大家都转而佩服其有先见之明。 政经一致 明太祖曾这样训示降服的张士诚旧部：“如今我出于特别的优待，任命你们这些投降人为将校，你们要感激这份恩典。在这里我把话说清楚，我的家臣大多是安徽出身，生活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为何物，和浙江耽于安逸享乐的有钱人不能相提并论。你们也要照此去做，从今开始一改过去的生活。”④ 勤勉、朴素、素食，这是太祖信仰的明教所倡，而除去素食，这些也是儒教的教导。不知是不是为了践行这些信条，明政权将官吏的俸禄定成了史上最低。最高的每月只有八十石，最低的每月五石。虽然按照官方的定价米一石相当于银一两，但是米价下滑的时候，八十石只相当于银十两，五石只相当于铜钱五百文。 在俸禄高的宋代，官吏收入最高可达每月铜货三百贯，也就是银三百两以上。除此之外还有米百石，春冬两季更有生丝二十匹、绢三十匹、棉百两，另外还有庞大的职务补贴。两个时代真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明朝却非常爱护农民。太祖有令，准许农民穿着绢织物，而商人只能穿棉布。但即使是农民，如果家人当中出了一个做商人的，那么这些特权也要取消。 开垦也受到官府的鼓励。元末大乱之际，山东、河南一带出现了许多无人土地。太祖便将这些土地赐予有意开垦的人士，而且规定永久免税。这又是豪爽的大手笔。 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儒教的主张，在这点上太祖和金华学派的想法是一致的。宋濂的高足方孝孺还在此时上奏，请求在开垦这些无人土地时恢复古代的井田法。 就这样，明朝君臣都胸怀宏大的理想，一步步地推进农本政策的实施。 但是，不论如何低廉，要支付给官吏们的俸禄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要从哪里抠出来呢？此时，没收的敌产就成了财源。张氏政权以及协助他的大地主们持有的田地都被没收变成了国有田，而当时沉重的佃租税率也原样沿用了下来。 其结果是，苏州一地的佃租达到了严苛的一石六斗三升。官田一亩最高的税额被控制为七斗三升，所以这里的田租是其两倍以上。看上去这是对可恶的苏州施行的报复措施，而实际上是为了首先确保官吏俸禄的财源，因为新政权的基础还非常不稳定。 实施了农本政策，就必须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明朝首先着手进行税制更正。官府调查了全国范围的田地，制作了精确的土地账本，这个被称为“鱼鳞图册”。在此之上官府再根据地域差别和田地肥瘠确定了税率。其总计就是国家的收入，而国家的支出就限定在此数额之内，这就是“量入为出”。元朝实施的包税制是“量出为入”，所以两朝采取的财政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把国家财政的大宗定为田税而且是实物税，这是为了限制银的使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抑制商人势力的上升。 接着明朝规定了人民向国家提供劳力的义务，特别是看重征税和纳税的手续。这就是所谓的“役”。为了编纂资料以分配劳役，官府又进行了人口调查，制作的人口名册被称为“赋役黄册”。这份名册的制作也是由百姓完成的。其组织形式称为里甲制，负有赋役义务的一百一十户家庭组成一个单位“里”，其中选出税额和壮丁数量多的十户人家做里长，剩下来的一百户分为十组，组被称为“甲”，负责人被称为甲首。这些职务都是每年由人轮流担任。这种半官半民的邻人之组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落实。 如此一来明朝就创出了一种体制，以人民正确的申报为基础设定合适的税率。 在这些环节当中，银毫无用武之地。军队靠着军户制可以自给自足，边境又推行屯田制。宫廷使用的衣服和陶瓷等物件则由官营工场生产（织物生产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有织染局，陶瓷生产在江西省饶州府，也就是景德镇），除此之外的必需品全部从民间以实物收取。 官府也铸造铜货，但是却不允许民间使用。如此一来，帝国内部便成了彻底的自给自足体制，也就是说，明朝打造出了一个除了实物就是劳动力的世界。这是立志重整世间的太祖和他的智囊们苦心孤诣做出的成果。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建国方针实在太过无视现实而过分理想化了。不过，明朝到底确立起了依凭政治力量统制国家经济的政经一致的方针。 锁国 太祖禁止本国国民向海外航行，颁布了“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令。 这是锁国政策，除了官方的正式外交，民间的海外交流全部都被禁止了。从一直以来的国际关系上来看，这可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 宋朝的国策就是商本主义。到了元朝，由于其狂热的银货掠夺政策，也同样大力支持外国贸易。尤其是元朝，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坐取关税，政府甚至亲自投身于贸易，出资造船，收取利润中的七成。元朝还禁止财阀以私人资本进行贸易，也就是说国家甚至打算垄断这项事业。 正如此前所述，在这种形势下，泉州作为南海贸易，或者说阿拉伯贸易的据点，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港。 正如我们在沈万三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国际贸易是出现江南财阀的一大要因。而且进口的都是些奢侈品，支付这些商品导致巨额白银和铜钱不断流出。如今太祖等人正在大力推行农本政策，在这方面海外贸易就成了最大的绊脚石。于是，太祖强制命令江南的富户十四万户移住到自己的出生地濠州。采取这种政策削弱江南经济力量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落实断绝海外交通的锁国政策。 关闭国门其实还有其他原因。打开国门而带来的国际性，换言之就是反国家因素是不可容忍的。泉州居住着以阿拉伯人为首的许多外国人，在宋朝，他们当中还出现了一位阿拉伯人蒲寿庚，由于强大的海上实力而被任命为提举市舶司。但是此人在南宋朝廷被元朝追击的时候投降了元朝。他非但不肯收留落难的南宋皇帝，反而虐杀了泉州城内的千余名南宋王族之人。以宋国继承者自居的明太祖对此不可能漠视不理，他下旨剥夺了蒲氏子孙后代出任官吏的资格。 就这样，太祖基于国策关上了国门。但是这种自绝于世界的孤立主义与当时东亚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点毋庸赘言。而且关键是在国内还有福建和广东两地，此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两个地方离开了海洋就活不下去了。 很快地，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党纠合倭寇，开始在东南沿海横行肆虐了。 ① “绝对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