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暴风雨中的中国 [book_author]尾崎秀实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16970 [book_dec]尾崎秀实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主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等。1944 年，年仅43岁的尾崎秀实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这种传奇性甚至超出了历史和思想学理层面，而在大众传播领域一再得到重述，但大众层面的叙述又始终泥沙俱下。尾崎秀实这一历史人物，尤其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诚理解者，以及帝国主义批判者和亚洲民族平等联合之倡导者的形象，在纷繁复杂的传记史料和研究文献中尚未得到清晰刻画。 [book_img]Z_10062.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 暴风雨中的中国 [book_title]共产军西移与今后的中国局势 一 据各家报纸上海报道，中华苏维埃政权首都瑞金于11月10日失守，从福建省长汀进攻的东路军即李默庵率领的第十师及第三十六师皆已入城。瑞金恐怕落到了中央军手中。中央军入城之时，共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出几日，雩都、会昌皆将被中央军攻破。据上海消息，中央军现正在追击从瑞金往雩都、会昌方向逃亡的共产军，而据此正可以推断出其实共产军早就完成了预定的后退并已向西移动。 瑞金陷落的消息传遍南昌，当地的军政界一片哗然，沉浸在异常兴奋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其欢呼雀跃之状。 1931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瑞金定为首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至今恰好三年整。 二 引号多为编者所加，下同。——编者 自今年年初以来，蒋介石“讨伐” 共产军之策即长年的持久战术渐渐奏效。经济封锁和道路建设使中央军队的机动能力得以提升，与此同时，中央军队逐渐向共产区域中心逼近。福建事件解决之后，国民党政权得以向福建输送有力的直系军队，加之得到广东军陈济棠麾下余汉谋部队的协助，使得“讨伐”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中央军于4月中旬进攻中央苏维埃区，并成功将共产军势力范围缩小至宁化、清流、汀州（以上皆为福建区域）、会昌、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以上皆为江西区域）几个县城。谣传中央苏维埃区岌岌可危，但此后几乎未见中央军有何进展，反而进入夏季之后，共产军在四川边界、浙江边界以及福建活动频繁。中央方面却将此视为共产军“大势已去”之征兆，认为共产军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果然，蒋介石于9月26日下达全军总进攻命令。之后的进展从各个区域来看情况如下： （一）福建方面，残留在西南部的尤溪、大田、永安的红军因受中央军的压制，或逐渐归顺投降或被逼至清流、连城一带，加之10月上旬蒋介石派顾祝同（五省“剿匪”军北方总司令）去往福建，令其督战东路军，最终中央军于10月下旬占领了汀州东南数里之地的河田（距离汀州1日行程）。10月中旬之后，派往福建西南部的中央军兵力共计步兵约8000人、炮兵约2000人、大炮10余门、土炮约60门、狙击炮6门、机关枪约400挺。于是，据传长汀于10月31日（或者根据特电可能是11月1日）陷落。 （二）江西方面，在北路军的进攻之下，至10月中旬石城（10月6日）、兴国（10月14日）两县相继被中央军占领，宁都也于10月26日陷落。 （三）广东方面，自南路军即广东军占领筠门岭以来，广东省境内相对平静。10月下旬，江西红军朱毛主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即突击队发起南进运动（据广东省汇报，红军兵力约10万人），于23日占领了江西南部的安远。南路军集结于南雄（广东）、大庾、南康、信丰（以上皆为江西区域）一带殊死防卫。红军将主力集中于信丰，两军对峙，形势十分危急。据之后的消息，广东军于10月26日夺回安远以及信丰。 三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清楚看到，在蒋介石军队发起总攻之前，共产军便已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主力在总攻开始之时就向西迁移了。 应为第十六军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编者原文如此，疑为王震。下同。作者在当时纷乱的时局中搜集的信息，未必处处准确，请读者明察。——编者 1931年1月以来，共产军历经蒋介石军队长达4年累计5次的大“围剿”，并屡次将其击退，苏维埃政权得以维持。蒋介石鉴于多次失败而决定采取持久战术，效仿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举措，广泛运用道路政策、保甲政策、居民怀柔政策等，以所谓七分政治工作、三分军事工作为宗旨，并倾整个南京政权的兵力及财力为之。据闻，“讨伐”军的现有兵力为江西33个师，福建20多个师，国民政府“讨伐”红军的费用即日常军费支出为月均2200万元，大约是政府月收入的四倍。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尤使工业不发达且远离经济中心城市的中央苏区极度窘迫。为了与中央军相抗争，苏维埃区全体进入一种战时经济体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与备战相关联，并服从战争需要。苏维埃区内不可避免地出现租税负担加重、纸币增发、物价上涨等状况。与此同时，富农、中农阶层的不满情绪高涨，极度的贫穷困苦亦滋生了一批反革命分子（AB团事件、托派分子、向中央军投降者等等）。不久前红军第六军总指挥 孔荷宠向蒋介石投降，在与中国报纸记者的见面会上，孔谈及红军“有大炮但没有火药，兵工厂根本不能造火药，5辆飞机中有3辆可用，但没有燃料”，还说“1盎司盐要1元以上，1尺布要2元以上”。由此不难想象苏维埃区在经济上的困苦窘迫之状。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于今年1月12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及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汇报了第一次大会以来两年间的活动。会后通过的《中华苏维埃的经济复兴》，从其内容中涉及对政府工作的几条建议来看，直面苏维埃区内迫在眉睫的经济困难实为必要之至。譬如，针对经济封锁的困难应采取措施促进与非苏维埃区之间通商（第4条），要求中央银行为吸收存款采取的措施（第7条），注意防止滥发纸币（第8条），注意反动分子（第9条），强调战时经济（第11条），等等。（参见白川次郎《苏维埃中国最近的经济措施》，载于《自由通商》11月号）当时盛传自去年11月20日福建事件以来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军之间缔结了军事协议，即从福建向共产区域运送约半年量的食盐及其他粮食用品。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除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困难。总而言之，江西、福建苏维埃中央区皆为工业不发达地区，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下，还能与拥有相当先进武器装备的中央军相抗衡，必须说是勇气可嘉而令人惊叹的。而且，倘若苏维埃政权欲往沿海乃至内河沿岸大城市扩散势力并建立根据地，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仅要面对蒋介石军队，还因威胁到列强的利益而需抵挡外国舰炮的攻击。纵观此前1927年11月11日广东苏维埃政权、1930年7月17日至8月7日长沙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便是如此。现今内外双重夹击下，红军面临放弃中央苏区的困境。以当前形势分析，部分红军既已获得地盘，且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从战略上来看以易于防守的四川为新的根据地，将红军转向西面，亦不失为一时之计。加之四川仍处于落后的诸多军阀封建割据状态，简直就是混乱中国的缩影，民众苦于苛捐杂税的恶政，这些都成为共产军进驻四川的有利条件。从今年年初蒋介石军队发动进攻，到共产军领导班子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四川方向西移，前面谈及的孔荷宠也说到了类似的内容。然而，共产党内部坚决守卫中央苏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西移之说也暂时被搁置。我觉得，从当前的形势其实可以推断出共产军早晚要被迫放弃首都。在这个意义上，8月中旬萧克、彭德怀 部队从湖南、广西向贵州转移也可视为一种前卫战。8月上旬共产军转战福建，8月末罗炳辉的部分部队及方志敏部队转战浙江都可看作是一种牵制战术。 综合以上几种信息，我们来看看至今为止共产军西移的状况。 （一）湘鄂赣军区第六军军长孔荷宠投降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萧克部队，共计士兵1万人、枪支4000支，并于8月中旬采取行动，经遂川，南下江西、湖南省交界，直逼湖南南部，占领桂东、汝城、宜章，而后继续西进，至资兴、桂阳、新田、宁远、嘉禾、蓝山、零陵、临武、东安。江西、湖南省境内的李天柱部队也与之相呼应。中央区的彭德怀部队共计士兵3万人、枪支1.8万支，主力紧追萧克部队之后，至上犹、崇义地区。红军袁凤鸣部队及新编独立师师长徐洪的部分大军至遂川，而先锋队队长陈德清部队已在此时到达江西、湖南省交界。萧克与彭德怀成功会师后，于9月下旬击败贵州军，占领天柱、玉屏、石阡、余庆，并与沿河南下的贺龙部队在铜仁、印江地区顺利会师。 （二）江西主力部队放弃长汀之后，将残留主力部队一分为二，其中2个军团约6万兵力留在瑞金、会昌、雩都以巩固后方阵营，同时主力部队3个军团约10万大军于南康、信丰（？）攻打中央军，并向无人之境前行，夺取上犹、崇义、大庾后西进，据5日上海所得消息，共产军先锋部队已出湖南省桂东、汝城，并向宜章方向西进中。（此项据11月7日《大美晚报》） 针对以上共产军西进大移动，中央军遣薛岳部队至赣州，但薛岳并没有穷追猛打，而旨在阻止共产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心区域。广东军认为如果筠门、三南、平远、翁源、南雄、城口失守，则东江、北江区域也岌岌可危，因此决定全力防止共产军侵入广东北部，在夺回被共产军占领的地盘后，停止反击而静观其变。此种形势下，最为狼狈的是西南总指挥何键的湖南军。何键于10月25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挥军南下至湖南省南部的汝城、桂东区域，然而原本何键自长沙事件以来就不敌共产军，眼下只能派六十二、六十三、十五、十六这四个师至莱阳、安仁、茶陵战线，从远处旁观共产军一路西行。 如此一来，共产军西进几乎毫无障碍，大致如普遍预期的那样，共产军势力向西面大移动可谓指日可待，而对中国政局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江西共产军问题，也将随着共产军根据地的西移而再次凸显。 江西共产军主力所在之处，即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根据地。共产军主力究竟是一路西移至四川，抑或止步于湖南一带，此为当下重要的问题。湖南一直都是共产军的游击根据地，且过去在湖南、江西、广东的交界处曾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整个中国政治局面来看，该地区的重要性远大于四川，更有消息称过去共产军内部曾讨论过将湖南南部的嘉禾一带作为新的根据地。倘若共产军中心势力停留于湖南，那么蒋介石与湖南的何键，以及其与西南之间的问题，就依然是中国政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从湖南南部至安仁、攸县、醴陵、长沙、岳州、武汉乃是太平天国革命军走过的路线。因此，湖南南部完全有可能成为共产军的新根据地。然而，多年以来湖南一直是“剿共”西路总指挥何键的地盘，如果共产军停在此处必会招致蒋介石的“讨伐”大军进驻湖南。这对蒋介石而言可谓一石二鸟，一可以解决多年的心头之患即何键，二可将衡州及其他地区作为飞机根据地。但于共产军而言，此可谓遍体鳞伤又无药可治，将再次直面中央主力军的“围剿”，恐怕绝非有利的战术，因而终究还是会选择入川。 四 被共产军列为新地盘候选者的四川省，在中国各省中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以近几年的历史来看，四川军阀多如牛毛以致连年混战，简直就是混乱中国的缩影。关于四川问题，值得一读的是刘宣明的文章《四川问题的归咎》（连载于《东亚》1934年第7、8、9月号），其中对四川现状有如下描述： 四川的经济状态不仅为军阀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还构建了社会基础。自四川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以来，国内的农业、手工业皆濒临破产，但地主及乡绅仍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勾结官员，将乡村置于他们的淫威霸权及强取豪夺之下。军阀也利用他们作为封建榨取的工具。破产的农民被逼为兵或匪。盗贼集结衍生出军阀，而匪贼又扩充了军阀兵力，在盗匪统一的基础上成为变相的正规军。如此一来，四川军阀不仅因分支流派众多而冠绝全国，而且其兵力之众多亦为全国第一。民不聊生又源源不断地为军阀输送兵力。 四川省各军阀无一不招兵买马，为造子弹枪支必然加重赋税。苛捐杂税名目众多，预征的钱粮相当于数年的地租……而且逮捕、监禁、杀戮等封建压迫皆任意为之，简直无法无天，其残酷程度就连中世纪王侯也望尘莫及。 近几年四川军阀的抗争局面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态，即刘湘、刘文辉以及北道的李其相、罗泽洲、杨森一派，最后演变成二刘之争。最终刘湘胜出成为四川王，乃因其占据了重庆这个四川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刘湘不过是立于北洋军阀末端、汲汲于私利的一介军阀而已，其强取豪夺，使治下的工商金融行业皆受重压而苦不堪言。对农民亦是苛刻榨取、横征暴敛，其防区内预征钱粮一年多达四次且另有附加税，更为苛刻的是民众随时会被迫分担临时军费开支。另外，强收鸦片税的行为简直是骇人听闻。此外，他亦严格管制民众言论。刘宣明对他做了如下评价： 刘湘在成功统一四川后，不仅没有破除旧有的封建压榨，反而增加了新的压榨。捐税、海关税、税款的预征、附加税、强制的代付及分担、征粮等日渐加重。因此共产军所到之处无一不大受欢迎。可以说刘湘的统一注定将来的四川会再次陷入混乱局面，同时这亦是当前军阀混乱催生出的产物。而四川的混乱局面显然为共产军的到来预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反过来，我们再看一下共产军在四川的状况。1932年9月自湖北而来的徐向前部队在两省交界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川陕苏区。北至紫阳、镇巴、南江、宁羌，西至广元、昭化、苍溪、保宁、仪陇，南至渠县、开江一带。但自1933年年末以来徐向前部队屡屡败北，本来占有13个县的川陕苏区最后仅剩万源、镇巴两县。不过，最近四川各派军阀内乱不断，“剿匪”总司令刘湘的辞职风波又起，趁此之际徐向前大军力挽颓势，夺取通江、巴中、仪陇并于10月中旬占领宣汉。另外，据传徐向前部队欲经开县攻打万县。但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述，贵州省内的萧克、彭德怀两军于9月下旬击败贵州军而占领了天柱、玉屏、石阡、余庆，并与沿河南下的贺龙部队于铜仁、印江地区成功会师，一说三军会师后将北上直指万县，另一说会师后将再次分兵攻打重庆。 倘若进入四川中南部，那里有自流井等丰富的岩盐资源，此前苦于食盐匮乏的共产军亦可首先解决此问题。 汉末天下乱如麻之时，刘备谋策巴蜀之地并攻陷成都，实现了孔明所云三分天下之大计。孔明在汉中休兵劝农，实行军屯耕种，养精蓄锐，为汉中源源不断地供应了10万余北伐远征军。蜀汉平安无事20年。 蒋介石政府忧惧之事，即红军攻下四川并在此建立红色共和国。首先，四川具备充分的革命要素。其次，由四川经甘肃、新疆与红色外蒙之间的联络之路也易于打开。联络之路一旦打通，中国本土境内将出现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且威胁到整个中国。 据传，蒋介石基于此前汉口军事会议的决议，下令陕西、甘肃两省军队及湖北的中央军“围剿”四川共产军。如此一来，即便共产军进驻四川，在争夺地盘之际亦难逃与蒋介石军队决一死战的命运。且多年来英国势力早已渗透四川，此前闹出风波的连益金融公司便具有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刘湘以四川矿产为抵押向该公司举借5000万元卖国性质贷款。另有一传闻，说福建事件里英中双方签署了秘密协议，英国准许中国建设从缅甸经云南入四川的铁路。但另一方面，据8月3日的报纸报道，称刘湘与法国的工业财团之间签署了从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建设合同。总而言之，于共产军，四川是执行长江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据点，攻打四川必然要直面帝国主义这一坚固屏障。 五 如今对于共产军主力撤出江西将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何种影响，可谓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将因此抬升，并在对西南关系方面于军事上占优势。有观点认为，广东的陈济棠因此应进一步向中央妥协，显出臣服之态，湖南的何键亦如此。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广西派一向与蒋介石水火不容，因而此番变动亦有可能使蒋武力解决广西的时机提前。无论蒋介石的权力在短时间内如何迅猛膨胀，他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究其原因，乃因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搅动中国时局的内外诸多势力在对华政策上，分裂为之的离心力远胜于统一为之的向心力，且这股离心力在不断增强。无论如何，我认为仅从当下中国政局这个层面去看共产军势力西移的影响，是错误且片面的。 应为中国。当时日本的惯用词，为保持历史原貌，不做更动。下同，不再一一注明。——编者 我等甚为关注的，是今后共产军的发展。我相信，中华苏维埃绝不会是太平天国那样的命运。他们这三年在该区域所尝试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支那 及支那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其经验，包括众多失败的教训，必将给向西南转移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提供新的方向。 （1934年11月13日） [book_title]北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 一 今夏以来，华北问题作为日本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引起广泛的讨论。最初，华北是作为经济开发的对象亦即日中经济合作的一环而进入大众视野的。华北的矿产、农作物、交通贸易、金融等，包括将来的开发计划都成为舆论的谈资。关于这些经济问题，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虽不完整，但从以下选取的几篇文章亦足以一窥华北经济的实际态势。 木村增太郎《确立华北经济工作的基本政策乃当务之急》（《国际评论》9月号）。 高木六郎《华北开发概论》（《钻石》10月号）。 森武夫《资源丰富的华北》（《东洋》11月号）。 五十子宇平《华北的天然资源》（华北问题丛书之一）。 东洋协会调查部编《华北最新消息》。 其他刊登过类似内容的经济类杂志包括《钻石》（8月1日号的樋口弘《纵观华北经济》等）、《东洋经济新报》（7月13日号的《华北经济的全貌》等）、《经济学家》（8月11日号的《日满中经济区的基本调查》及其他）等，简直不胜枚举。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于1932年扶植了伪满洲国政权。“日满中”并称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媒体上常见的表达方式。为保持文章原貌，对此说法不做调整，下同。——编者 华北问题亦被视为“日满中经济圈” 问题。从经济角度来看，华北经济的发展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具有补充作用，因而广受关注。作为“日满中经济圈”论者，猪谷善一做了以下解读： “日满中经济圈”以日本为领导。首先，以“日满中经济圈”内的经济互助合作为重点。其核心在于摒除日本以扩张势力为唯一目的的帝国主义政策，实现经济圈内各国享受平等利益且经济上互通有无。其次，在日本的领导下开发满洲及华北的经济。此次开发必然会刺激巨大的购买力，不仅有利于亚洲，亦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利益。以上两点必须在构建“日满中经济圈”之时充分考虑。（《国际知识》9月号） 关于“日满中经济圈”论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为日本是领导者；第二为经济圈内各国经济互助；第三是对满洲及华北的经济开发。这里的“领导”一词概念颇为模糊，“摒除日本以扩张势力为唯一目的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后，究竟能否实现“经济圈内各国享受平等利益”，对此我深感疑惑。此外，如果能在这个区域里产生巨大购买力那再好不过，不过我认为这种判断为时尚早。 以上所述“日满中经济圈”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计划，未免太过理想化了。要实施这一计划，至少需要考虑三大问题：第一是参与国中国方面的情况；第二是国际关系；第三则当然还有日本自身的实力问题。这三大问题相互关联，不仅关系到此计划的成败，而且会不断地影响计划执行的具体进展。 华北问题，并非仅通过调查其储备资源状况，判断农作物的状况，调查贸易情况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对此我们了解得很少。上面提及的多篇论文中，时任中日实业协会副总裁高木六郎的观点，我认为有不少待商榷之处。因为，这篇论文具体展示了那些对华持有利益关系的日本热心的实业家所描绘的计划。抛开这些方面的内容不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观点。 （一）积极建设铁路。 1.沧石铁路延长至大沽，即为石沽线（“满铁”系的华昌公司和沧石铁道公司之间签署了建设合同）。 2.延长胶济铁路，预定三条路线。一为济南至平汉线的彰德。二为济南至顺德（此计划不执行）。三为济南到道口镇。 3.山东铁路高密至陇海线徐州的路线。 4.延长赤峰多伦线的预定线至绥远的平地泉（平绥线的延长更是与长驱直入新疆的大计相关）。 （二）港湾政策。 将青岛作为华北的大门，南以海洲，北以天津、芝罘为辅助港。 （三）开发铁矿资源。 1.金岭镇铁矿（60%的磁铁矿为山东鲁大公司所有） 2.龙烟铁矿（50%的褐铁矿为察哈尔省所有） “只要日本在‘满洲国’努力经营，上述资源皆在掌控之中”，因此应尽早着手研究开发。 （四）开发煤炭资源。 日本之所以觊觎山西煤炭，乃因其挤兑日本煤炭行业，因而日本欲将山西煤炭液化后出口，抑或在山西原地开采后建设发电所以供化学工业之用。 （五）开发农业。 1.棉花 2.小麦 （六）促进羊毛业的发展。 上述计划并非最新制订，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日本实业家们的诉求。而且他的意见中有一点颇值得一提，即十分欢迎英美国家的投资参与。据他所言，“华北与满洲不同。没必要强烈排斥外国。现在北宁一线的铁路建设有英国的投资，开平炭坑也有英国的投资。这些资源的开发不能排斥外国资本的参与，而小麦、铁矿虽然都是日本独资，但修筑铁路、大沽港，治理洪水等方面应寻求外国合作”。（附记，这一计划后来略有修正。可参照《日中经济合作批评》） 二 然而，华北问题中最重要的点并非经济开发的问题，而是经济开发问题的前提条件即政治问题。厘清政治关系是先决条件。就连满洲铁路在华北的先锋队，即兴中公司也不过是最近才正式成立的。因而不难理解屡受非难的日本大资本为何一直迟迟不出手，其背后原因亦在于这一前提条件尚未成立之故。如前所述，一直以来经济开发的必要性主要还是着眼于国家基本政策，倘若单从个别资本利益出发，短时间内很难说是有利的投资，尤其风险颇高。期望这些开发计划如期完成，为华北居民带来实际利益，通过刺激购买力为日本资本带来收益并最终使经济红利流回日本，恐怕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关于华北问题，一般倾向于将其视作日本资本主义范畴内的经济问题。“日满中经济圈”论者的立场其实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以此番经济视角去看待华北问题，并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一定要说开发华北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尤为迫在眉睫，那也只是铁矿资源。而且，此结论也绝非经过精密调查而得。至于石油，“去陕西看看说不定也有”，这种认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本家们怯懦的态度。 正因如此，关于日本对华北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并非特意忽略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诉求的帝国主义之基本动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并未忽视华北的市场价值，以及华北作为原料供给地的经济价值或资本输出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前也有所论述。最近华北问题受到重视，同时亦被视作经济问题而在短时间内得到关注。正如帝国主义论的言论家们所指出的： 对于金融资本而言，已发现的原料资源固然极其重要，但其实尚未开发的原料资源也很重要。无论如何，虽然现今社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但仍有些国家尚未能利用先进技术。那么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是否有新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否投入更多的资本，都将影响该国的未来利益。譬如，勘探新的矿藏资源，并通过加工成多种原料加以使用等，这也是所谓的新方式。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金融资本在经济领土上的扩张解读为实际上只要有领土就必须努力投入资本。因为这种扩张将来会“实现”托拉斯（现在暂时未有）利润，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垄断利益，原始资本翻倍甚至三倍地增长。而所谓的金融资本究竟是什么，有何顾虑，有何风险等全都抛诸脑后，只需一味地尽力获取更多的土地即可。金融资本对他国资源的投入或是仅因偶然地发现原料产地而为之，或是殊死争夺尚未被分割的最后一片土地，又或是已被瓜分的土地面临重新分配的局面因而争先恐后上前。 不过，在此形势下，让我们重新审视日本之激进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其原因不仅在于纯粹的经济利益驱使，更是着眼于国际局势的布局，即以华北为基础的地理因素上的考量，以及日本在大陆出于战略目的急需获取地盘的诉求。如此情形下，正如前面的作者所引用的法国某资产阶级著作家做出的如下评述，即“随着生活愈加复杂化，且劳动大众以及中产阶级的负担加重，最终所有古老文明国家的和平受到威胁，充斥着焦虑、愤懑以及憎恶。也就是说某个阶级所释放出的能量必须找到对应的出口，抑或为避免其在国内爆发动乱而需在国外寻找出路”，我认为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三 那么，具有上述复杂意义的华北眼下是何种情形呢？正如所见，华北形势颇为复杂且呈现出混沌之态。华北各省的最终目的是脱离南京政府，但离此目标尚远。以今日情形来看，华北非武装地带一方面有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另一方面河北、察哈尔的主帅宋哲元对于南京政府的竭力挽留仍表示犹疑。现在华北打着“自治”和“防共”（防备共产军）的旗帜，其背后的意义颇耐人寻味。华北民众的“自治”运动，无论是对于“日趋垮台的南京政权=浙江财阀统治”而言，还是对于在华北外围地带争夺稳固地盘的共产军，乃至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都值得开展充分深入的探讨。而现阶段，还仅着眼于表面上的政治意义。 因此，不少人都将眼下混沌的形势解读为华北努力从华中（浙江财阀）榨取的对象或殖民地的地位向所谓“日满中经济圈”转换的过渡性现象。当然，这一过程必定会伴随种种摩擦。 ［作者按：视华北为华中浙江财阀的殖民地，这一说法源自高桥龟吉的《华北事件的经济背景》（《改造》1935年8月号）和中野梧一的《华北经略杂感》（《改造》1935年12月号），对此我颇有异议，但在此暂不论及。］ 时至今日，中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角逐的对象，这一点在此无须赘述。眼下情形，某个国家以激进的扩张行为搅动整体，引起了异常震荡，两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一点亦无须在此强调。但此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譬如华北，并不能因为英国的利益仅限于对北宁铁路、开滦煤矿的投资，美国在华北贸易的利益关系也甚少，就可将其当作简单的问题来处理。现阶段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因此将华北问题视为整个中国的问题，甚至是全世界的问题，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且看最近南京政府在英国金融资本的援助下改革货币制度而日本对此持反对态度，以及远东的政治问题在裁军会议上是如何被重视并发挥着微妙的作用，便可知一二。 （1935年12月5日） [book_title]列强在中国的角逐 一 上海海关大厦前的广场上，屹立着欧洲大战胜利的和平纪念碑。每年夏季的纪念日，纪念碑周围都堆满美丽的花圈，但实际上花圈数量在逐年递减。 与和平纪念碑正对着的是汇聚在混浊不堪的黄浦江中流上的各国军舰，舰上飘扬着各国国旗，且一字排开，煞是和谐。军舰上的炮口看似瞄准和平纪念碑一般，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据某位年轻的通信官所言，各国都以此处军舰为据点，通过无线电不断向中国内地据点发电讯，同时也竭力窃听中国与其他各国的电讯，且有时也用强力电波干扰他国通讯。可以说停泊于江中的军舰，才是完全隔离的秘密基地。夜色下，衣衫褴褛的苦力们在白昼辛苦劳作后疲惫至极地人挨着人睡在码头上，决定“中国的命运”的无数电波仿若丝线般交织在半空中。 通常船客会以为进入界线模糊的扬子江口就可一览偌大的中国概貌，但其实片刻之后经吴淞江才逐渐靠近大上海，慢慢映入眼帘的便是林立在江岸边吞烟吐雾的工厂，这些几乎都是标准石油、亚洲石油、自来水管理局、发电站，以及怡和、公大、同兴、大康等纺织公司的工厂，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大都属于英美日资本。鳞次栉比且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也多为这几国所有。这就是四亿几千万民众所生存之地、建基于数千年历史长河上之中国的门户景象。某种程度上，大上海所展现的第一印象也的确代表着现今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这一印象，正反映了列强在中国的巨大势力。 ［（注）上海是列强在中国势力的缩影。譬如，由雷默（Remer）教授提出的如下数据最具有说服力。］ （作者按：1.美国仅以213家贸易公司为统计对象。2.日本统计不含间接实业投资，且该表中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未包含满蒙地区。英美统计区域包含香港在内。） 二 某种程度上，所谓在中国的外国势力几乎可以理解为外国在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势力。列强对中国投资70亿日元，具有支配中国国民经济的权力。譬如铁路建设领域，7000公里长铁路的建设资本中，中国资本仅占一成，其余九成都是外资或由外债所筹。 英国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包括平汉、北宁、津浦、平绥、沪宁、沪杭甬、道清、粤汉、广九、浦信，这些铁路的投资共计13713271英镑、18685美元、2985737元（1929年，雷默教授调查统计）。法国则拥有一条特权铁路，即云南铁路（投资额为2000万法郎）。而以铁路借款方式建设的津浦、正太、陇海铁路线，从1932年到现在共投资1380万美元以上。虽然美国向中国政府借出超过800万美元的铁路借款，但从未参与直接投资。日本方面，对“满洲国”以外中国本土的铁路借款共计6400万日元（平汉、平绥、胶济、南浔）。其他诸如比利时、荷兰等国多少也有借款。这些铁路的投资收益，以1931年至1933年为1亿元的例子来看，其中大约一半用在偿还列强资本及支付利息上了。 水运：几乎为外国船舶所垄断。1933年中国各港口的船舶吞吐总量中27%为中国本土船舶，其余皆为外国的。英国占吞吐总量的42%，日本占15%，其他国家各占不超过5%。 航空：几乎都是由外国资本运营。美国航空公司设立的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的实力最为雄厚，航空路线网罗了中国内地的重要城市。（德国投资的欧亚航空公司是经德国、苏联至中国的，拥有既得利益。英国则将航空路线扩张至新加坡、香港，美国成功完成了旧金山、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的航线试飞。当然这些都是以中国为最终目的地的。日本也筹措着日中航线、福州台北间的航线。） 通信：（1）大东电信公司，名义上是丹麦公司但实为英国所控。（2）大北电信公司，英国资本。（3）太平洋电信公司，美国资本。（4）日本则是通过日中联合的方式经营海底电信。（5）上海真如无线电台则由美中合办。 即汇丰银行。——编者Chartered Bank，英国皇家特许开展殖民地业务的银行，在香港的分行称“渣打银行”。——编者 金融业、银行资本：中国为数众多的小规模银行资本总额约为2.37亿元，而仅日英美三国的几家大型银行的资本总额就有2.15亿元，英国的香港上海银行 、麦加利银行 ，美国的花旗银行（前身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以现金业务为主的三井、三菱、住友，（中国）台湾、朝鲜等地实力雄厚的银行都在其本国国内有着强大的金融资本基础，故拥有足以扼制中国金融命脉的实力。 纺织业：中国投资资本为1.4亿元，而日英美资本为3.7亿元。其实，英国仅有一家怡和纺织公司。经过近期的金融改革恐慌后，资本薄弱的中国纺织业逐渐被日本资本收购。中国的整个纺织行业可能终有一天会被日本资本控制。 矿业及煤炭资源：中国资本共约1400万元，而日英约1.8亿元，其中最大的板块是煤炭开采行业，英国资本约180万英镑，日本4.9万英镑。 制铁行业则几乎被日本垄断。其中汉冶萍公司系大冶矿山的采矿公司，该公司共有日本资本7000万日元。 烟草工业：英美烟草公司独占鳌头。 三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自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以来已有近百年之久。但是，帝国主义之势从未像今日这般熏天赫地。如果以美国经济大萧条为分界线，那么1929年年末是资本主义体制内诸多矛盾爆发式激化的时期。列强为避免矛盾激化，对内强化法西斯主义，对外企图推行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扩张政策。 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版图里，中国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探究帝国主义扩张理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仍需进一步观察。由于角逐在中国版图的诸列强国家里，日英美三国占绝对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将主要对这三国进行考察。 对中国的投资（包含政府借款在内）成为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的首要基础。从时间顺序来看，大致如下。 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占比几乎为0，欧洲大战爆发之年，列强对中国投资总额计32亿日元，其中英国占比38%，而日本仅占比13%，甚至不如沙皇俄国的17%及德国的16%。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甚至凌越英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背后反映出日本政治势力的扩张。（附记，1934年的数字多少有些可疑之处。） 现在列强对中国投资总额大致是70亿日元，日本占比40%，英国占比30%有余，美国占比不足10%。 四 以下所示为各国贸易关系。 即“九一八事变”。——编者 如上述表格所示，英国的贸易比重明显下滑，而美国则迅速上升。以最近六年来看，英国在1931年“满洲事变” 爆发之前，贸易比重大约占24%，排在首位（包含香港在内）。而美国在1929年、1930年约占16%，排名第三，到1931年上升至18%，超过香港排在第二位，并在“满洲事变”以后的1932年超过日本排在首位。英国则和香港竞争第三位。当然，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减少是受“满洲独立”的影响所致。以人均对“满洲”出口额来算日本绝对第一，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自1934年以来日本就相对增加出口，到今年应该会上升到第一。 （作者按：德国在中国的贸易比重不容小觑。近年来它明显增加了对华贸易——1929年3.9%、1930年4.2%、1931年4.6%、1932年6.5%、1933年6.6%、1934年7.2%。） 五 列强为维护在华巨额资本及贸易利益，出动大量武力进驻中国。就华北而言，仅从公布的信息来看，1930年至今列强驻军总数约为6700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中心区多达5000人。海军方面，英国派驻了52艘以上的军舰，美国约53艘，法国28艘，意大利3艘。南京、汉口自不必说，就连在宜昌、重庆等内陆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些外国军舰。 即“一·二八事变”。——编者 而且，一旦局势不稳有任何风吹草动，各国毫不迟疑立即增兵。1927年英国为维护在上海的利益，千里迢迢从英国本土派来1万多士兵。1932年1月末“上海事变” 爆发时，日本陆战队立即双倍增加在上海的驻军，开展艰巨的城市巷战。当时的上海包罗万象，街上冒出威士忌之类的广告，打扮得像东南亚人一般穿着裙子的苏格兰士兵也登场了，耸着肩膀嘴巴紧闭的日本兵默默巡逻，美国海军则喜欢在舞厅厮混，越南土著兵则负责在法租界步哨警戒。这些在华驻军本身并不代表列强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不管是美国的东洋舰队，还是英国的亚洲舰队，都不会直接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然而，实际上这些驻军对于军事力量薄弱的中国，在某些时候会带来重大意义，这一点时至今日就不再多做赘言。从始至终各国对中国的要求最终都诉诸大炮的威力，实则是有声胜无声。 如果就各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来说，自然是日本占绝对优势。这种绝对优势，与其说是现存兵力的对比，不如说是日本基于地理位置而具有潜在的巨大优势。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优势，赋予了日本在与其他列强角逐中国利益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纵观日本对中国的大陆政策，可以发现竭力获取战略要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军方作为政策的推行者在国内具有优势，因而日本对华政策带有激进且直接行动的色彩，这些内容会在其他篇幅言及，此处不再进一步扩展。 六 本质上，日英美在中国的角逐是三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相互对立抗争的缩影。不过，我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尤为活跃有其特殊原因。关于其原因或原始动力，我在此前的论文中概述了五点： 第一，近年来日本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第二，日本在东亚的地位显著提升。 第三，日本在东亚大陆急于获取战略地位。 第四，当下情形是英美两国作为日本在华最大劲敌，被迫采取防守策略。 第五，中国国民资产阶级政权的软弱无能。 关于日英美三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里再次展示此前引用过的图表。 日英美三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首先，日本经济的飞跃式发展，通过该表可见一斑。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发展速度超过英国。可以说，美国的迅猛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激化了其与英国的竞争。当然，亦可认为英美两国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根本对立。 另外，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根本对立，让日本有机会抓住空隙而独登舞台，实现飞跃发展。 七 接下来，大致看一下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对华政策以及与日本的关系。1933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占本国总贸易额的2.97%（进口）、3.76%（出口）（包括“关东”地区及香港在内）。虽然这些占比明显不大，却为后来在太平洋范围内迅速扩展埋下伏笔。1929年中国的贸易总额里，自美进口额排第八位，对美出口额排第七位。但到了1932年自美进口额上升至第四位，出口额是第六位。而且，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商品的殖民地市场及半殖民地市场的首位。 根据雷默教授统计，美国对华总投资中，有1.502亿美元是对在华两百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实业投资。在美国对中国投资中上海地位显著，这一点对照前面所示上海各国投资图表就很清楚明了。自1931年至1933年的两年间，美国对华投资不断增加。其中重大事件有1933年的棉麦借款（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原本借款全额是5000万美元，但中途停止，因此美国实际借给中国的金额极少），以及同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出资。1934年年初，美国对华投资总额高达3亿甚至3.25亿美元［据特伦耶夫（Terentyev）的统计］。虽然现在美国在华投资地位远不如日英，但近来明显加大了在通信电话、航空领域的投资。 不得不说，眼下美国对华政策已陷入危机。美国的根本弱点在于，与英日相比，其在中国不具有稳固的政治地位。 对美国而言，远东政策最重要的是“门户开放”及“保持中国完整”。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签署了《九国公约》，使这一政策得以确立。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即《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规定，凡是以诉诸战争为“国家政策施行工具”的国家，或是通过“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处理国际纷争的国家，都损害了美国的公约权利。然而，面对波谲云诡的远东现状，这些条约根本不堪一击。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著名的“不承认主义”宣言，即不承认“满洲”爆发的任何事件的合法性，无论日中两国政府签署何种条约或规定，凡是违反“门户开放”政策，涉及损害美国在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完整方面的公约权益的行为，美国政府都不予承认。这与1915年5月13日布莱恩国务卿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立即发出的公告，简直如出一辙。 以上所列美国发起的诸多条约或宣言只是促使各国对日本的情感恶化而已，很明显这些举动并不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扩张之势。私以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最为薄弱之处在于，他们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权的软弱，而这一政权正是拥护及执行美国政府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基础。美国政府一直资助国民党政权，企图通过扶植而使之成为在中国的代理人以统一中国市场。然而随着后续事态的发展，其如意算盘完全落空。而且以近期尤为明显，美国政府推行的白银政策加剧了中国市场的恐慌，引发了其民族资产阶级广泛的愤怒。这一状况又进一步弱化了美国政府的在华地位。 美国政府在华的失势不仅表现在满洲区域，还扩大到中国的中心地区。不过我认为反倒应该留意的是，虽然美国一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势力一般，却有努力获取新地盘之举。譬如，1923年年末福建事件之际美国的举措，以及对广东政府空军的资助等。 但在中国市场，美国也绝不会从英日混战的舞台上唯唯诺诺地退出。不过，也未见到美国政府准备掉转方向或是采取新的扩张方式。 关于新的战略方向，《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这篇论文里有如下阐述，颇有深意。 这一战术的本质在于以下几点，即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必须远离战争前线，在两个层面上采取等待时机的姿态，一方面在等待期间迅猛扩充武力装备，另一方面预计英日两国的对立将不可避免进入白热化阶段，届时美国将全力给予英国指引与帮助。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市场美国已是惨败，而日本对华扩张不断深入，因此美帝国主义今后对中国的争夺核心本质在于中国领土以外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及海军空军军备的领域。另外，只有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或者爆发席卷整个太平洋的大规模事件，才能扭转美日在中国大陆的对抗局势。 八 列强各国角逐中国的诸多层面里，日英的对立才是最基本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如前面图表所示，我们已看到日英在贸易战以及投资竞赛中的相互抗衡。对日本而言，最大竞争优势即日本在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据稳固地位。一直以来，日本企图以印度、缅甸为据点，展开向云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带的扩张活动，与此同时以香港为策划基地，攫取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扬子江流域广大区域的控制权。而英国在华南一带的活动主要是以退还的庚子赔款资助粤汉铁路的建设，以及在1934年夏与四川刘湘的借款交涉。 日本的对外贸易策略是凭借本币贬值以及生产成本低的廉价商品横扫全球市场，而英国则旨在在世界各地占有殖民地，因此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激化成全面的对立。英国的对抗政策的确阻碍了日本贸易，但日本对华基本政策丝毫不为其所动，反而促使日方为打开新局面而不断从华北扩张到华中、华南。日本的新扩张也势必成为英国的威胁。但日英在中国的对抗影响重大，牵涉大英世界帝国全体的安危。因此，英国不可能狠下心轻易对日决战，而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与日本妥协以同享共同利益为上策。时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的李滋罗斯身负重任前往中国之前，事先访日并与日本当局达成共识，这个事件至少可视为英方在这一策略上的用意。不过，日英的相互妥协并非如数学公式推算一般可以简单达成。对于一直勇猛果敢地推进大陆政策的日本政府而言，向英国政府伸出妥协之手并非易事。正如在最近南京政府推行的货币改革中，英国在金融资本方面对华的积极援助大大激怒了日本政府。某些人士甚至认为，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正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可想而知协调日英是何等困难。 今后，要实现日英完全合作，除非是现实中出现了共同的敌人，双方不得已联手抗衡。 细川嘉六先生指出，英国的全球策略模糊不清且难以琢磨，概因大英帝国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种利害关系所致。在中国，从英国对华政策以及对日美态度也可见端倪。不过，细川嘉六提出：“鉴于大英帝国在印度及南洋殖民地或归属地及自治属地的现今情势，英国回想起与日本的昔日同盟之谊，期望日本在对华要求方面有所折中，并在亚洲区域实现与日合作。大英帝国加强与日本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势必形成其与美国的对立关系，也会陷入与美国结盟的险地。”（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2卷12号）最后一句我稍微保留意见，但赞同其所述要点。 纵览全局，英国对华暂时放弃一直以来的分割政策，转向援助蒋政权以期统一。 众所周知，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或者日本，对华政策必然无法始终贯彻如一。现今时局动荡迅猛，各国对华政策或多或少地分裂转变才是常态。如前所述，虽然英国的策略与日本最为激进的政策相悖，但也并没有与日本保守的政策背道而驰。 九 我已屡次论述过近年来各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呈现激进扩张与剑拔弩张之势，乃是迫于广泛的全球形势以及各国的国内局势。不过，至今我尚未尝试基于中国本身的内部形势去探讨外部列强的扩张活动。我认为，引发中国农村经济彻底破产的内外事件，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的国民资产阶级的经济凋敝，还有南京政府的财政破产，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美梦成为泡影，亦使通过国民政府实现统一的愿景更为艰难。眼见中国日益走上殖民地化之路，而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政权面对列强却表现出软弱无能，愈发催生了列强扩张活动的虎狼之态。 当然在此不得不提的是，英美对日态度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形势及其与苏维埃同盟的关系。资本主义各国最终将站到共同战线上，而届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显得尤为重要。忽略日本从“满洲国”独立到近期华北新形势这一过程中的军事意图，是中国问题研究者的重大失误。我觉得，纯军事技术层面的研究比起纯经济研究可能更为准确。 眼下世界范围内诸多问题中，中国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以为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关键，最终在本质上，与解决人类文化如何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一样的。眼下如我们所见，列强正激烈混战而角逐中国大陆，究竟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未知数。 （1935年12月11日） [book_title]张学良政变的意义 一 张学良部下发动的“西安事变”，仿佛一个晴天霹雳。 事件仍处在变化之中，真相尚有诸多不明之处，不可轻易预判今后事态的发展。 想到这个重大事件给中国带来的打击，以及通过与中国相关的外部关系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我们不由感到战栗。最先深刻感受到的一点，是此次事变虽为中国式突如其来的爆发性事件，但这绝非仅仅是“发展中”中国的突发事件，实乃现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鲜明体现。如此来看待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才能更痛切地感受到其重要性，并对事态发展抱以特别的关注。 此事发生在日中关系走向全面僵局之际，事变发起者以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蒋介石为对象，因此日本报纸一时有无数来自中国的报道，结果反而使读者陷入无法判断之境。 且按事件发展过程概述其要。 蒋介石前往太原参加关于绥远问题的军事会议，在当地给阎锡山下达指令，后到济南和韩复榘会面，11月19日回到洛阳继续考虑绥远善后问题。伴随着此事告一段落，蒋介石于12月4日偕张学良等人从洛阳到陕西西安，处理西北军政上的重要问题。 传闻12月12日，起事兵变的是常驻西安的旧东北军万福麟麾下第五十七军第三十二师常恩泽部下，于是有观点认为张学良本人是被上述计划拉下水的。但从张的通电及其他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是张学良本人的计划。相传，当时和蒋介石同在西安的朱绍良、邵力子、朱家骅、（陈诚）、蒋鼎文、蒋方震、蒋作宾等人，以及钱大钧、（陈调元）等中央派数位要人均被逮捕监禁（括号中的人员不确定）。 据说张学良在监禁蒋介石的同时发出通电，向南京政府提出八条要求。所传的通电内容如下： 数年来，我军从中央之命奔赴边疆主要从事“剿匪”工作，为中国之安宁、人民福祉之增进而努力，但在此期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拙政百出。首先失却华北，眼见冀东、冀察独立，更有绥远效仿之。国民政府需发布对日宣言一扫外侮，然外交交涉却自始至终软弱屈节。不忍见于国家国民如今濒临危殆，我等以此契机否认蒋介石的现任国民政府，而断然行使国家改造，驱逐外敌而收复东北四省及其他失地，誓为国家国民之幸福立于第一线。（天津13日发同盟通讯社电） 所谓八条要求在此难以详述，但这个通电若真是取完全否定国民政府的立场，就没有“要求”的余地。但如后所述，在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提出要求的余地的。要求中为人所知的是以下三点： （一）对日军事宣战。 （二）收复满洲（东三省）失地。 （三）恢复容共政策。 国民政府面对西安事件的报告狼狈失措，从12日晚上到次日早上在南京相继召开紧急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孙科、戴天仇、张群、张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等在京要人悉数出席，做出如下决议： 行政院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由五人增至七人，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六位为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军队指挥由何应钦全权负责，剥夺张学良的本职及各兼职，其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之下。（《朝日新闻》13日上海特电） 剥夺张学良本职及各兼职的命令如下： 张学良12日之叛国通电，殊堪痛恨。查其奉职无状，当此中央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身处军事统帅之地位，且负“剿匪”重责者，竟谋反上级长官，实属凶恶残暴。故罢免张学良应本兼各职，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由此，可以想象国民政府痛愤至极之状。 曾经对东北沦陷负有责任而遭鞭挞的张学良，如今则对回避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发起了进攻。 二 这种非常手段，在旧中国军阀中司空见惯。张学良也是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1929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引诱眼中钉杨宇霆和常荫槐并葬送之的事件，想来人们当记忆犹新。 但是，回顾过去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密切关系，不禁多少有些感慨。张学良过去对蒋介石多有信赖。1929年年末，他不顾各方反对在东三省挂起青天白日旗，接着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起兵反蒋，扩大会议派在北平成立之际，张学良就像果敢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时那样，在稳健地观望形势之后，以疾风迅雷般的方式介入，武力调停决定了大势。蒋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获得副司令官职，携手共同立于统一中国的前线。看上去，蒋、张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失去东三省的地盘，从奉天到锦州，再从锦州到北平，1933年热河战后达成《塘沽协定》，也因为蒋的原因张学良不得不一度下野出国。回国后被置于汉口，以“剿匪”副司令的身份“讨伐”共产军，去年又被移至西安，充任塞上最为艰苦的工作。盘踞东三省而拥有15万东北军的张学良，自此渐次失掉经济地盘，而尝到了流浪军阀的悲哀。转战西北边疆后，曾经以充实为耀的军队装备亦损失得惨不忍睹，最近在与共产军的战斗中兵力减少，正为饥饿和寒冷所困扰。加之将士想念东北故土，梦想收复失地，而弥漫全国的抗日意识又明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此时此刻，应该停止和共产军的内战而一致应对日军，这种主张使军队下层发生动摇，张学良军逐渐丧失了战意。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今年夏天以来不时传出张学良军态度可疑的消息，可以想象蒋介石这次赴西安意在采取果断措施：在处理张学良麾下被“赤化”的部队的同时，谋求陕西的中央一体化，任命中央直系的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司令，卫立煌为山西、陕西、宁夏、绥远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传言说，张学良军队将移驻福建。怀念着曾经的东三省王之豪华梦，如今跌落为流浪军阀的张学良要尝试上演乾坤一掷的大戏，当然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他及其周围的军阀来说，抗日的旗号只不过是一个受欢迎的名目。这和以前西南军的情形一样。 至于蒋介石的命运，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张学良解决杨宇霆的做法来看，蒋可能已经被枪毙。而我认为，对于这个绝对有力的人质，张学良大概会与南京进行交易，故蒋介石大概依然活着。从前述张学良的通电和南京的通电以及决议来看，仿佛除了以战斗来解决之外别无他法。然而，我想这里肯定有中国式的交易，仍会有几多曲折。 三 不管怎么说，失去蒋介石对南京政权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如今，蒋介石在南京政权的独裁地位自不必说。他集军权、党权和财权于一身。 蒋介石能走上独裁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我曾列举以下四点。 （一）蒋介石政权得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财阀的广泛支持。 （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促使列强为稳定作为市场的中国而希望确立一个中央政权。 （三）蒋介石在掌握军权的同时，利用、发展了封建社会中秘密会社这一特有的势力，并致力于推行一种强力政治。 （四）一面把持着国民党党部，一面向部分民众展示出民族运动旗手的表象。（见《日本国际年鉴》1936年版“时事问题”栏所载拙稿《蒋介石政权最近的动向》） 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译者 南京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近一两年来发展尤其迅猛。自1934年11月共产军撤离江西以来，南京政权借“围剿”共产军之名把手伸向贵州、云南、四川，将土著军阀盘踞多年的地盘收入中央的命令系统。特别是今年夏天，在与多年来仿佛一敌对国般的西南政权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蒋介石下达威令，如今正欲进入宪法实施的宪政期。另一方面，作为南京政府经济基盘的中国新兴财阀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支配网，但1934年以来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导致其濒于整体性破败。最大的原因是庞大的内债负担，结果新兴财阀舍弃了对南京政权的支配地位，通过与其勾结而开拓自身的出路。由此，与最近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与以日本的关系恶化为契机构筑起来的人民阵线派 相比，蒋介石在中国新兴金融财阀中的地位上升，作为国民战线的组织者正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国民战线中领导人的作用特别重要，我们不用举德国、意大利的例子也相当清楚。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状态的进一步恶化和对列强依存关系的不断深化，此时，蒋介石的重要性越发上升。最近英美积极对南京政权的财政经济施以援助，蒋介石作为南京政府代理人的地位对英美来说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如今甚至到了以蒋介石之名来命名南京政权的地步，足见蒋个人的力量已然成为政府的中流砥柱。但是，很难想象突然失去蒋介石便意味着南京政府即将遭到瓦解。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的新兴金融财阀（不消说，这里所谓的金融包括银行、钱庄等机构，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金融资本性质不同）已经和南京政府勾结在一起，事到如今要放弃南京政府是不可能的。英美也极度担心中国的“统一”出现破绽，此时不会中止对南京政府的援助。而南京政府面对这场大难越发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更迫切需要寻求英美的援助（据说在宋子文恳求下召开的英国银行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决议，13日上海电报）。毋庸置疑，通过这一事件南京政权对英美的依存会进一步加重。 如今，中国的社会特征在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同时还延续着诸多封建性关系。 南京政府若失去蒋介石，中国的军备问题是其最大的难题。地方的掌权人大多带有封建军阀的性质。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地盘，针对中央曾露骨地构筑起敌对国似的关系，并对南京政权的经济地盘发起某种经济上的内战。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刘湘手下的弱小军阀、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之徒、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冀察的宋哲元、冀东的殷汝耕等，其程度和势力虽有差距，但都与南京处于经济对立的状态。南京政府通过政治上的统一，上述对立状态已大部分消解，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蒋介石如果没落，这一点恐怕会遇到最大的阻碍。特别是最近很多军阀以其封建性关系为基础加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这样一来，与南京政府的对立关系将更加严重。 四 由上述观点来看，张学良这次的企图是否会成功，已经基本明确了。就是说，他如果想通过这场事变直接推翻南京政权，这个野心绝难实现。南京政府持续多年统一国家的旗号与列强压迫下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昂扬相辅相成，这一政策得到了民众相当多的支持。当然，人民阵线派认为蒋介石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乃是骗人的（前浙江银行副经理章乃器等在7月中旬发表的宣言），但西南问题的解决、币制改革的成功作为蒋政权为国内统一而做出的努力，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这是难以否认的。所以如果张学良的“抗日”只是作为实现自己军阀野心而提出的幌子，那么理所当然他会作为国内统一的破坏者、“汉奸”而遭到记恨。西南派就曾假托抗日的大旗，但在蒋介石国内统一的主张面前败露了。 张学良此举确实直接产生了使中国的人民阵线陷入分裂的危险。中国的人民阵线运动最近以“抗日”为目标迅速发展。人民阵线派充分知晓蒋介石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他们努力构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广泛的人民阵线，将国内统一问题也包摄在内。作为实际问题，现在若排除受国民党影响的民众，很难发展出强劲的民族运动。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若把张学良的事变仅视为与共产党有所干系，那将产生把国民党影响下的民众与左翼分离开来的危险。 应为17日。——译者 但是从共产军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这次事变是成功的。共产军于1933年1月14日 发表宣言，责难蒋介石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却举兵杀害同胞，并宣布与能接受所举三个条件的任何军队合作。1935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强调殖民地的反殖民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受此影响的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并提出与国民党军队合作的倡议。不管现在军阀张学良的意图何在，在其军队内部出现共鸣于上述主张的人，从下层产生的压力成为事变的原动力，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军阀每一次爆发抗争，共产军都能扩大其势力。通过这次事件，其退缩到西北的势力必将扩大开来。 如果张学良要建立宣言所说的那种性质的政权，可能共产军会像江西时期于1933年12月与福建人民政府签署协议那样，不惜与之合作。 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方面，无论是日中交涉的僵局，还是绥远问题，仿佛都因这次事变被搁置下来了。报纸很快就传闻说，内蒙军毫无障碍地夺回了百灵庙。华北地方的实权者们不管自愿与否，在来自南京的压力减少的同时，都会向日本靠近的。（附记：这一点因为南京政府让步、事变迅速解决而未曾实现。夺回百灵庙属虚报。） 而南京政府因本身的进一步弱化，在对日关系上不得不听从日方的要求。 上述解释有可能会造成下面这样的预测，所有事态不是都对日本有利嘛。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更为广泛且更加深刻的地方。应该意识到，现在中国的抗日意识如此之深，就连曾经的东北大军阀张学良也被卷入阵线之中。而中国的阵线一分为二之际，日本自身恐怕将与其中之一的人民阵线对峙吧。在此，“防共协定”的意义具有了明确的实践性。 五 国民政府面对这一事件，就好像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因此而受到挫折一样，其言辞充满了深深的怨恨。然而，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亦非突如其来。它不过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矛盾之一端的爆发而已。 现在，国民政府的“代言人们”说：“十年前，中国只有8000公里的铁路，但现在（1935）已达1.3万公里。1930年的货物运输能力是2050万吨，而如今是3270万吨。公路现有96345千米，眼下正在开设的则有16000千米。中国的航空公司在1935年运送旅客1万人。农村的设施也在推进，合作社数量达到2.6万个，其中1.2万个为过去一年所设立。” 此外，还有货币改革上的“完全成功”，政治上国内统一的完成，等等。这些信息，也常在欧美得到广泛宣传，传播者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西方各路宣传家等。 然而也有中国人如是说： 全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财政、金融、水陆交通等）是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跟帝国主义底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因此，后者就利用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来阻止民族工业发展。中国的关税在表面上是独立的，但是在事实上，还处处受帝国主义者底牵制，而不能成为幼稚的中国民族工业抵御外资竞争的屏障。中国的大工厂大部分属于外国资本，铁、煤等重要原料悉数掌握在外商手中。农村的情况则是被置于封建压榨之下，程度之深就连资本主义都没有进入的余地。银行与工业分离，只追求土地、公债等投机利润。火车、轮船、飞机等任由列国把持，与民族工业完全无关。交通成了列强倾销货物、从内地榨取人民血汗的利器。（孙冶方《中国社会经济机构底性质》，载《中国农村》第2卷第11期） 如此状态下，真正的“统一”有存在的可能吗？ 《中央公论》12月号上有藤枝丈夫的文章强调指出，“统一的中国”离真实何等遥远。然而，我们就中国是否真有统一无须赘言，张学良事变正是最为雄辩的事实。 （1936年12月13日） （附记：此文是在接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消息的当天写成的。那时关于事件的真相还没有详细报道。文中大胆预言了当时生死不明的蒋介石一定还活着等事。其后的事实证明，我的预言基本上全部中的。不过，我并不想将其作为八卦预言中的来夸耀，而是相信读者会认可我做出预判的根据。） [book_title]“防共”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一 “防共”问题的现实性 近期国际政治局势的一大特征，即成立“围剿”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已在具体层面及现实意义上提上日程。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或实践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政权即苏维埃同盟的联合干涉，可追溯到1918年至1922年。这一时期，一方面，苏联在内部推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于外交政策上践行和平主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全盘卷入世界经济恐慌，同时各国之间相互对立抗争的关系进一步激化，因此资本主义诸国并未形成共同战线采取积极行动。基于这两个背景，表面上看国际局势并未出现以“防共”为共同目标的联合行动。 随着意大利军事法西斯专制政权的稳固，以及1933年德国纳粹党夺得政权，激进的法西斯政策不断扩张，国际政坛痛感必须在欧洲联合抗击法西斯主义。其中法苏签署相互援助协议亦可视作共同对抗德国之举。 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中，各国的举动有：以西班牙革命为舞台，德国、意大利对反动势力的积极支持，以苏联为首的人民阵线派对西班牙政府的声援等。通过这些事件，以德意为轴心包括欧洲其余小国在内的反共反苏共同战线的轮廓渐趋凸显。 远东方面，日本数年来积极推进大陆政策，不断分割肢解中国，同时苏联也忙于国内建设及军备扩张，两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视“防共”问题等同于对苏问题的谬论已屡见不鲜，我以为严格区分两者过于机械化，皆因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或由于听了政府发表的诡论。问题的本质仍然在于政治性质。从国际政治来看，最终势必将问题归结于：对苏=“防共战线”。“防共”绝非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现实及政治深层意义的问题。 综合世界范围内的事件来看，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其中也有地域性差距的缘故。现今我们可以正确解读“日中防共协定”与“日德防共协定”之间的关系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日中“防共”问题因日中南京交涉几乎决裂、陷入停滞而归于零，但实际上问题却逐渐趋向极端，而极端化的具体情况及重要意义将在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渐渐趋于明了。 一般而言，以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去剖析事件的本质，在此前提下就不难理解“防共”作为日中共同问题，在外交及政治层面上都是日中关系的核心。当然，日本势力入侵华北后引发了种种事件，譬如共产军迁往西北地区，以抗日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人士及共产主义者之间相互融合，即便如此日本的出发点本质上仍是出于对苏联的顾虑。不仅仅只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中国早在1920年代初就开始了共产运动，1925年至1927年共产主义势力是今日的数倍。显然，现今中国的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威力或危险性并不足以威胁到自恃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而军事实力远逊于日本的南京政府，则自称“共产党及共产军已解决殆尽，无后患之忧”。 自去年秋天华北问题爆发以来，中国（国民党政权）逐渐意识到“防共”必须是日中之间共同的问题。“冀东政府”最早树起“防共”旗帜，尽管当时“防共”在冀东地区还尚未与任何具体事件产生直接关联，但“冀东政府”一开始便自封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另外，宋哲元的冀察政权也打着以“防共”为中心的旗号。 日本政府将“共同防共”确立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即著名的“广田三原则”：（一）取缔排日言行；（二）调整日满中关系；（三）（日满中）三者“共同防共”，且以此问题为重中之重。前外相即广田首相于本年1月21日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就这一“防共”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中国今日面临的最大困难即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影响东亚和平的因素隐藏于“赤化”运动之中。防止中国陷入“赤化”的危险境地，不仅是基于邻邦中国的和平诉求，更应当视作各国共同的重大事件。 关于“共同防共”，广田首相给出如此抽象的解释，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并非单指中国国内的共产运动，实指以苏维埃同盟为核心的红色战线，而且如广田外相所言，“不仅是基于邻邦中国的和平诉求，更应当视作各国共同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暗指各国有必要组成共同战线。（参见《围绕中国问题的日苏关系》）我认为，此文过度强调地理概念上的战线是错误的论述，政治层面上的苏维埃同盟才是真正的目标所在，这一根本性的内容如今已广为人知。关于日本这一主张，中国方面（国民党政权）最初并未理解“共同防共”所含意义并向日方询问具体内容，而后自9月召开日中南京会议以来，南京政权坚守“防共问题终究是各国的国内问题”这一原则绝不退让，以致交涉陷入僵局。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未能在“防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现今中国直接拒绝与日本站在对苏共同战线上。不过，这也并非说南京政府会站在日本的反面即人民阵线一方。要剖析出这一层意义，需要比研究列强角逐中国更为严谨的探讨。 二 “日德防共协定”与中国 “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引起骚动始于11月17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的记者保罗·帕特森（Paul Patterson）于11月16日从日本赴上海，翌日便发表了“日德防共协定”已于10月下旬缔结的报道。盛传日德合作实质上是日德结成军事同盟，因而在中国屡掀波澜。此传言大抵出自苏联或其同盟国，加之每次传言皆为日德双方政府矢口否认，故而世人亦不置信。尽管如此，此事仍然引起轰动。国民政府一方面周旋于日中“共同防共”问题，另一方面对“日德防共协定”及相关事件视而不见。即便是“日德防共协定”业已发表，恐怕国民政府都未能理解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关联。概因德国的海外贸易里中国市场所占比重颇大，且近年来德国大有超越日英美之势，其又视航空及铁路借款为重要的投资市场，因此德国政府尽量保持与中方友好。由此可以推断，德国加入与日协定非可信之事。 本文暂且先探究中国舆论是如何看待“日德协定”缔结一事的。 吾等第一须讨论者，当为日德协定有无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之问题。在经济上，日有需于德者，第一为利用德国之费雪尔式煤炭液化之权利（据日本报纸记载，“满洲国”已以200万日元买得此权利，同时允许投德国1000万日元之资本于此种事业），以补充军事上所必需之汽油，第二为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及空战器械并坦克车，以谋军队机械化之迅速完成（此据上海《字林西报》19日之记载），第三为共同在远东商战上联合对英；德有需于日者，第一为获得重工业所需之油类，第二为推销德国军备重整约略完成后，德国所不需要之重工业产品，尤其军火，第三亦为共同在远东商战上联合对英。（《大公报》11月25日载《再论日德协定》） 此文只字未提“日德协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日报》11月27日。此处引文未查到原文。——译者 昨日吾等论及日德同盟之不必要，且以德国之立场言之，日德同盟于德而言并无甚益处，因而吾人曾寄希望于德国当局再三考虑。然不久后德国便发表了日德同盟缔结之补充议定书全文。无疑日德协定将给予日本以实际之大益。谓日本无须牺牲军事之益处并可得盟国之利益，以日德协定之名为侵略掩护之外衣，以令中国为长期蹂躏之地。然日德协定缔结以来，利害攸关最大者实为我国。日本评论家末广重雄曾论及日苏关系，谓之“对苏开战之前先立盟国以防苏联之攻击”，观我国今日之势，日本既已得盟国，则我当局亦当深思熟虑以慎重计划建立盟友以制强敌。如不然，两国相争我国必为之所牺牲，所谓救亡存国皆为纸上谈兵，其未来之利害关系莫若如吾等所云之不忍惨状。 此文中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即因日本在大陆已有德国作为其盟友，那么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 《申报》11月28日时评。——译者 就协定本文第二条看，日德两国对于他们认为“受共产国际威胁”的国家，都要联合给以相当的压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团。而日本外务省的声明又特别注重中国，其中说“赤化的进行在远东方面于中国为特甚，中国本部共产军跋扈尤甚”。日本自国为要防制共产国际的威胁而讲求对策，我们自无间言。但“赤祸”在中国早成强弩之末，绝不如日本外务省所言那样严重。即使共党在中国尚负隅反抗，而中国自身力量亦尽足应付而有余，何庸日人代为过虑。日本此种声明，不但漠视了中国的主权，简直是别有作用的。 此观点认为中国须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因而中日交涉的主题无须涉及“共同防共”的内容。 倘若吾等以第三者的身份来看，关于日德双方之间自由签订协定之事宜，自无反对之理由。但不可否认现今国际的关系乃是各国相互影响，从这点来看，日德两国以此种方式结合而带来的一切影响将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吾等都须加以重视。更何况如今我国被置于远东问题的核心，即便“日德协定”是以共产国际或苏联为目标，然而事实上我国受其影响甚大。恐怕最终所受之害远超乎想象。故而我国必须尤为重视。吾等深信，以吾等五年来所遭受之惨淡经历以及国际形势来看，这一结论具有必然性。 现今日德两国内部的共产党并不具备充足实力以扰乱全社会治安或推翻当前政权，不过是少数分子潜伏而已，所谓反共只需各国以自身力量即可应对，无须共同为之。吾等认为日德双方所作“警察合作”之内容明显是一种外交辞令，同时该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维护国内治安，对外谋求政治利益。甚至双方极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种形势下采取军事合作以“防卫”为借口干涉第三国内政。 吾等断言，日本以反共之名与德国缔结合作协定仍然是出于贯彻推进大陆政策之意图。究其本质，不过是日本为转移世人视线掩盖真实企图，假借反苏之名，实为沿袭或再次强调既有的侵华政策。日本为推进西进大陆政策而将势力集中于华，最不想的便是与苏联轻易开战。 吾等最关切的还是自身所受之影响。如前面所言，实际上日本尚未决意攻击苏联，其目的仍然在于侵华，即便日本决意与苏一战，也是在日本率先完成侵华策略之后方有可能为之。吾等深信，今后德国将密切协助日本，即便德国在主观上并不想行危害中国之事，但不可否认在客观事实上必将给中国带来危害。（《中华日报》11月28日社论） 此文深感中国目前的危机，但有忽略“防共”协定的世界性性质之嫌。 日德两国缔结同盟，定会带来重大影响。（一）日德同盟可以促进日意两国的接近。因为不久之前德意两国曾订立协定，以两国合作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目标，而日德同盟亦是以反抗第三国际为口号，其目的完全相同，此其一。日本深虑将来远东大战爆发以后，英国势力将威胁日本，因而日本希望有一个盟国能够牵制大不列颠的舰队，使其无力东顾；而意大利与英国，正在地中海上发生正面冲突，此其二。（二）日德同盟足以促进日本大陆政策的积极推进。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所顾忌的，便是英苏两国；日德同盟成立以后，日意同盟再加以完成，那么苏联在欧洲便会受德意两国的掣肘，无暇东顾。同时英国的海军，一方面受制于北海的德国，另一方面受阻于地中海的意大利，自然更难以过问东亚事件，日本便可为所欲为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日德反共协定”之中曾有“各国凡‘受共产国际之威胁’者，日德两国皆联合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团”。（《中央时事报》5卷47期论说） 此乃过分夸大日德同盟的现实意义。日德同盟的作用目前只是潜在性的，并不会立刻发挥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日德协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结论十分妥当： 这种结合的总体意义，眼下无法全部抑或准确地做出评价。然而，这一协定的缔结将给东洋及全世界的未来命运带来决定性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世界强国将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终有一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中国做出何种选择都势必关系到其命运。（11月28日） 三 中国国际关系的新局面 继“日德防共协定”之后，“日意协定”的发表对中国而言自然又是精神上的一记重锤。此协定通过确立日本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及意大利在“满洲国”设置“领事馆”之事宜，意在两国相互承认日本于“满洲国”与意大利于埃塞俄比亚之新形势。中国政权向来不承认“满洲国”的成立，自然对此协定颇为不悦。 德国及意大利的举动即使未给中国带来直接压力，但随着当下中国与日本的对立关系加深，毋庸置疑德意之举将成为中国的间接威胁。自“满洲事变”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现阶段表现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日后这一民族运动或完全与抗日人民阵线运动融为一体。如此一来，中国的民族运动最终将完全转化为与日德意防共战线的对立抗争。不过，德意两国在中国的既有利益亦迫使两国并不想立刻陷入与中国的对立境地之中。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阵线力量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影响下未能形成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阵线。当前，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政府，尚未形成迅速与苏联携手合作的意向，终究只是周旋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用其相互对立制衡的关系谋求生存。如今，世界范围内人民阵线与国民战线的对立逐渐凸显，且不久之后将会出现一批国家选择中立，即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不过，所谓的立场中立，原本就没有完全中立一说，究其本质不过是尽力避免自身卷入对立抗争的旋涡之中罢了，英国、美国及法国等便是如此。就法国而言，在与德关系层面，法国选择与苏同盟且得到内阁及人民阵线派的拥护。但以国际政局的角度来看，法国未必称得上是人民阵线派，随着国民战线派对苏联的进一步进攻，法国转向中立的倾向越发明显。 当前南京政府所期待的，是进一步密切靠近这个第三国家群体，并获取其支持。 在南京政府成功完成货币制度改革后，英国积极开展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美国亦通过所谓的“美中货币协定”以一种财政援助的方式向南京政府施以援手。自日德、日意协定缔结以来，明显可见法国在对华外交政策上积极自保、竭力中立。虽说英美步调一致，皆支持以南京政府财政为核心的政策，同时在华北共同对抗日本，但在华南地区英法却沆瀣一气。而且，法国在华南地区的频繁活动，亦是经英国许可后才有的行径。 近期各国在华活动越发活跃，就其表现而言： （英国）（一）自中国政府决定着手开发海南岛之后，据闻宋子文与香港、广东地区的中方银行家及实业家多番交涉，同时亦向英系资本家寻求合作。传宋子文此次南下意在筹划以对英庚子赔款［的返还款］兴建广东全省的水利工程，以英国资本援助黄埔港湾建设为条件重启烂尾的粤汉、广九南铁路的联运建设，以及陈济棠时期的广东钢铁厂合并项目。（二）关于京赣铁路（南京、南昌之间）建设的3000万元借款于12月8日正式签署。（三）英国政府出口信用保障局驻中方代表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已从伦敦出发。（英国出口信用保障局与驻英中国代表于10月初签署了出口补偿协议） （法国）（一）法国前空军司令顿拿将军于12月2日秘密前往香港，会见以香港总督为首的中方军政要员，就海南岛开发及军事设施问题、梧桐岛航空设施问题、英美法荷航线问题进行各方协商，且关于英中、法中航线问题以及其他燃料问题，在军事上及商业上开展更为翔实的调查研究。以上皆与眼下宋子文视察西南各地以及菲律宾总统奎松的活动，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读卖新闻》12月12日上海特电）（二）成都、重庆（523英里）的铁路借款于12月16日正式签署。（总经费5450万元中2000万元由川黔铁路公司承担，另外约3400万元的借款由法国银团筹得。） 由东南亚向云南甚至四川延伸的铁路建设并非法国帝国主义者多年的企图，但过去法国帝国主义者曾计划在东南亚的西南阻挡英国从缅甸的进攻，也意图从此处将长江上游丰富的物资绕过受英国控制的上海直接运往法国属地。日俄战争之后，法国失去强大的同盟国即俄国的响应，受英国制约被迫放弃此番计划。［这期间的要闻可参考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的著作《东亚大国》（Die Grossmächte in Ostasien），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尤其第二章有关直到1900年的“势力范围政策”部分。］ 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各国在中国的扩张再起风云。正如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十年间，各国势力狂奔于全世界抢占地盘，当前它们则走上了重新瓜分中国版图之路。 国民政权对外利用列强各国间激烈的对抗而获取援助，对内则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真正的国内统一依然暗夜行路般道路漫长。遗憾的是，南京政府并不具备充分的实力以阻止中国的殖民地化。 最近张学良发起的“西安事变”对于“建设途中的中国”而言，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其本质是中国内部矛盾的爆发，是中国在殖民地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路标。（参见发表于《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的拙稿《张学良政变的意义》）虽然南京政权并不会因张学良此举而垮台，但恐怕免不了元气大伤。南京政权为了走出这一窘境更频频向英美求助，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英美法等国的依附。 对日关系方面，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日本对大陆扩张已达到临界点。（关于这一点，参见拙稿《中国的国际关系新局面》，载《新评论》12月号。我在此文中列举了三点理由加以论证：第一，日本国内财政困难日趋扩大；第二，中国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英美两国的新攻势；第三，中国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的高涨。）我并不认为“西安事变”会迫使元气大伤的南京政权再次软化对日态度。但在日本势力强大的华北，地方政权将会更加迎合日本。另一方面，我认为随着事态发展，中国的民族感情不断被刺激诱发，最终会将民族解放运动推向又一个新的高潮。 正如《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指出的，张学良此番军阀式短视下之举动反而将中国人民阵线运动置于分裂的险境。（《朝日新闻》12月12日附晚报）国民党大概会掉头转向国民战线阵营。不过，随着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大，最终人民阵线亦会随之扩大。如此一来，“防共协定”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中国范围内对抗人民阵线的“防共战线”即将形成。 （1936年12月18日） [book_title]“西安事变”之后的新形势 一 去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事变足以震惊世界。张学良坐拥西北15万大军，当时是“讨伐”共产军的负责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监禁了蒋介石——蒋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乃事实上的中国独裁头目，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万一有什么差错，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大混乱。 然而事件的结局也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已然告一段落。 南京政府多年打着“建设统一国家”的旗号，这与在列强压迫下日益增强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昂扬相符合，民众支持南京政府此一政策的氛围也相当浓厚，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年夏天西南派的讨蒋阵营也打出了“抗日”的大旗，但被南京的“统一”口号挫败。对于张学良的这次企图，一般认为中央的统一不至于受到根本的影响，但可能遭到破坏的看法很是强烈，因此憎恨张学良之行动的气氛成为主流，而且各地方实力人士与张学良产生共鸣的不多。结果，“西安事变”只能以失败告终，即南京政府在16日任命何应钦为讨伐总司令，开始正式向张学良发出征讨。与此同时，让陕西出身的元老于右任宣抚西北军民。 此外，英国人端纳和宋子文等往返于西安、南京之间，为达成妥协努力斡旋。端纳以个人身份担任蒋介石顾问，他也曾是张学良的顾问，而宋子文与张学良亦关系密切，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7日恢复自由的蒋鼎文从西安回到南京，把蒋介石亲笔信交给何应钦、宋美龄。 宋子文19日从南京飞到洛阳，20日飞往西安，得到张学良的迎接，也见到了蒋介石。在协议的基础上他于21日返回南京，又在22日陪同宋美龄夫人再次飞抵西安，结果局面迅速转变。25日蒋介石夫妇乘飞机回到洛阳，次日抵达南京。而当事人张学良居然也来到南京，接受中央的处分。29日的中央常务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则做出以下三项决议。一是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2月15日召开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张学良主张的政治意见并做出是否采纳的决议。二是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惩。三是中止讨伐军的进攻。 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军法会议31日宣布，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职五年。转年1月4日经特赦免除其十年徒刑。（附记：关于公职剥夺虽没有公布，但我认为应该撤销了。） 为救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与张学良达成的妥协条件，虽没有正式公布，但我相信他们将努力满足张学良提出的政治条件，此外东北军有望维持现状，而1000万元的军费也已确实交付给张学良军和杨虎城军。 二 张学良、杨虎城究竟是作为抗日人民阵线派的政治家自觉发起事变的，还是仅将之作为军阀迂回的手段而借用了“停止内战，立即抗日”的旗号？对此两种推测均有。也有说法认为，张学良听从南京的旨意是被部下所逼而自己失去了立锥之地，故想乘机逃出。 但是，他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正确仍然有充分的信心。在军法会审时，由宋子文陪同出庭的他明确地回应道：“对长官蒋介石及各位要人采取监禁的手段自然不对，但坚信自己所怀抱的政治意见出于至诚爱国，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已经看到，南京政府标榜国内统一与建设的口号获得了民众支持，此项运动的领导者蒋介石遭逮捕，则张学良被视为统一的破坏者而遭到指责。但是，若认为张学良之举全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那也是误判。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国内大多反对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南京政府采取包围的态势却没有发起进攻，其原因在于不仅考虑到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还因为南京政府内部亦有不少人赞同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地方实力派中如广西派就敢于表明支持张学良，此外宋哲元、韩复榘等亦明确反对内战。当然这其中有复杂的动机，但需要了解，正因为有民众支持西北派的主张，所以南京政府才这样行动。据报道，目前北平的学生运动分为南京派和张学良派，正在进行抗争。 释放蒋介石，处分张学良，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的结束。现在不断传来西安重要事态的发展情况。因为杨虎城及张学良部下的将领不满中央的处置而举起了叛旗。最为重大的事态是，人们相信这些西北军与共产军达成了合作。 据传在西安，共产军的首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杨虎城的抗日战线联合军事委员会总部参与了其最高方针的策划，正在准备成立西安人民政府。 据说，中国共产军已经占据咸阳、三原、富平、蒲城等西安外郭的几个城市，其中先锋部队3000人已进入西安城。 很明显，不论杨虎城还是共产军当局都不希望与中央军直接冲突。而在中央方面则将尽其全力承认陕西、甘肃两省为旧东北军及杨虎城军的军事管辖范围。至于共产军，恐怕会进一步与之合作以确立自己的地盘。 南京政府出于其国内及国际的立场，恐怕终究不能容忍目前张学良一派所提出的人民阵线要求。因为，那将成为对南京政府自身存在的否定。 中央目前在竭力怀柔、分化张学良部下的将领。据说王树常已经离开，于学忠、王以哲仍在观望。对于曾放出“若中央踌躇抗日，西北断然单独行动”豪言的杨虎城，中央将竭力收买，收买不成功则将发动对杨虎城军和共产军的“讨伐”。而在将于2月15日举行的三中全会上，当容易找到上述种种口实的。 三 现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西北问题，其重要性不在眼下运动的成败本身，而在于当我们将其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自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以来，以日本为首当其冲的对象而达到高潮。不消说，这就是抗日救国运动。 有论者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经过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共约60年。这一阶段的排外运动是原始的、自发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表面化的兴中会排满兴汉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抗争，可以称为启蒙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阶段是世界大战后为对抗国际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强，于1929年5月30日在上海因劳资冲突而引起的五卅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斗争，乃是普遍性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 第四阶段始于1931年的“满洲事变”。这一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抗日救国运动。而目前的人民阵线运动则是这一抗日救国运动的最新阶段。 事实显示，现在中国的抗日人民阵线运动中共产党乃是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对红军的攻击乃是同胞相残，应当立即停止而一致抗日，并提议建立抗日义勇军。经过1932年的上海事件、1933年12月到1934年的福建事件等，民族统一战线的势头逐渐上升。 1935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声疾呼各国结成统一战线，尤其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中国共产党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并呼吁国民党军队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众所周知，现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也有很多持“联俄容共”主张的人。 伴随着抗日风潮的高扬，不仅学生和工人，实业家、思想家、法学家、女性中间要求建立抗日人民阵线的力量也不断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去年7月中旬，浙江实业银行前副经理章乃器、上海律师协会会长沈钧儒、国难教育社代表陶行知、生活日报社社长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共同宣言，阐述人民阵线派的要求，尤其值得关注。 而且，1934年秋放弃江西瑞金这一中心地区后，历经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各地而在西北集结的共产军，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再次登上中国政局的前台。 这些变化，必将成为打开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契机。 诚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人民阵线运动因为张学良派的行动而面临着一朝分裂的危险。（《朝日新闻》12月12日附晚报）国民党迅速在国民战线方面强化他们的阵营而与人民阵线形成对立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但如此一来，恐将导致国民党自身与民众运动大势相疏远的后果，进而危及多年倡导的“国内统一”的实现。 四 现在世界上观察中国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其一，将中国视为不曾改变的“东洋社会”，为纷乱和无序所支配，乃是土匪和军阀、贪婪和迷信所统治的封建社会。其二，认为中国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一路猛进，在国民党的“统一”和“建设”政策的切实推行中，将有望成为国力充实的现代国家。 在前一种观点之中，确实混杂着将中国置于不断分裂的局面和混乱之下从而获利的想法，或者有意分割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图。在后一种见解中，一方面存在着惧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趋势而试图退却的心情，另一方面则关注中国统一市场的巨大价值，将其完全视作自己的利益之所在。这两种感情心理，是交织在一起的。前一种见解并非完全出于恶意，同样，后者也并非出于对中国的纯粹善意。 “西安事变”爆发，第一类人就说：“看到了吗？中国不就是这样吗？”第二类人则感到惊愕和深深的失望。然而此次事件并没有发展为战争，亦没有陷入大混乱，经过两周的交涉、谈判，以蒋介石回归南京、张学良受到处罚而告一段落，这时，与第一类人的失望相反，以国民党为首的第二类人则产生了狂喜。 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在当前的日本，相信中国的统一和国家建设、赞扬国民政府基础之坚固的评论家迅速增多，与此相关联，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也出现了反思的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带来日中关系发展上的一个好的转机，令人高兴。 然而，我认为在判断上述两种见解哪一种正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仔细观察事态本身。就是说，要探讨国民政府所谓“统一”和“建设”的内容。 国民政府将其视为中国重建之先决条件的全国统一，果真如外表所见的那样坚固吗？其所夸示的经济建设或其他一般建设的实情，到底怎样呢？这些仅根据国民政府列举的数字和部分事例，很难做出判断。我们要在仔细考察其建设情况的同时，将中国视为国际环境的一部分观之。试举一例：假设断崖即将崩塌，看到崖下的某户人家在改换屏障，涂抹墙壁，增加支柱，就赞叹这家的房屋得到了改善，安全性增加了，那么面对危险没有比这个更可笑的了。 在此，我并非要揭露国民党的全国统一和所谓建设究竟如何，只想唤起人们注意：基于此种认识冷静地审视中国的现实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才是科学冷静地判断中国现实的第三种立场，与对中国的统一完全不抱同情的态度不同。 五 “西安事变”不是“发展中”中国的突发事件，而是内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鲜明体现。 在去年10月10日政府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夸示8年来国民政府在统一和建设上的成果，豪言“今日之中国，军阀和共产军等反对势力已不复存在”。但“西安事变”及其后的发展却向内外如实显示，实际的情况与此判断相去甚远。日中关系终究不能指望由政局表面上的变化，或单是外交政策上的转变而实现根本的变革。 与之相比，最为根本的是要解决中国半殖民地性的地位问题。当中国自身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在如今中国民众所期待的形式之下，日中关系真正得到调整的机会才会到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的方向，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然而，问题在于国民党面对如此巨大的民族运动的惊涛骇浪，却没有引领、控制其波浪的力量。而最近不断发展的事态稍有差错，就可能有将国民党政权掀翻在浪潮下的危险。 在此，我无意探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能否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话题。但不得不说，至少现在国民政府的“统一”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建设”的前途还相当渺茫。 始于去年9月而日本抱着强烈意愿参与的日华南京会议，经过三个月的交涉之后如今处于全面决裂且不知未来何时会重启会谈的局面。 恕我直言，其最大的困难在于外交交涉的内容涉及国民政府无法解决的民族解放问题的领域，而日本外交当局又无法辨别其中的好坏，或者即使有所认识也不知如何是好。 有三大原因导致现在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力度放缓或出现停滞。其一，内部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二，中国与其他列强结成共同战线，有导致日本被孤立的危险；其三，可能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被逼到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原因之一是对列强依存关系的深化，二是国内民族运动的激化。此种情形下，国民政府依然紧紧抓住“统一”的旗号，而叫嚣“必先安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近回国意在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的演说（1月19日于南京）值得注意。 从以上关系看，日中外交在不远的将来打开死结也并非全无可能。但我想，那恐怕是表面上的，仅仅是暂时的。 （1937年2月） [book_title]东亚的战争危机 一 在此，我要探讨的课题是“东亚战争的危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该如何避免”。 美国著名评论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的论点，刚好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对其相关论述的介绍和批判开始吧。（Nathaniel Peffer，Must We Fight in Asia？，1935） 裴斐从理论上论述了现今世界范围内列强在经济上的角逐如何激烈，且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他说“远东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尚有割取余地的广大地域”，因此必将成为列强展开最为激烈竞争的地方。仅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是正确的见解。 他认为：“解决远东纷争的关键在于中国。作为决胜点的对于中国的‘占领’或‘统治’之太平洋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问题的最终处理。不仅是菲律宾、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就连西伯利亚都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能否征服中国将决定对东亚的统治，前提是中国可以被征服。”在此，裴斐得出了列强之间必然走向战争的结论。 他认为，远东地区的基本对立在日美之间。美国的核心政策是“对远东地区尤其中国的经济掠夺，绝不允许他国夺得先机”。而日本的膨胀式发展，只能依靠强力来阻挡。 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与自己的利害无关的他国手中。如果说现今的中国之所以能同1900年时一样在列强各国的攻击下仍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得以苟延残喘，原因就在于角逐中国的列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换言之，尚未有哪个国家敢于充当出头之鸟而独夺霸权。就眼下的具体形势而言，日本对是否要最终全面推进自身的计划仍踌躇不前。如果日本强行推进既有的政策，实际上中国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因此只有出现第三国干涉的情形，中国才可能获救。 他进而感慨：“战争的危机原本可以避免，未必会如今日这般一触即发。”他认为，欧洲大战后召开凡尔赛和会之际，各国本应充分审视世界和平。暂且抛开历史与传统上的感情对立、人种等问题错综复杂的欧洲不论，仅就亚洲而言，诸如此类的矛盾及对立问题只存在于日中两国关系之中，他国之间并不多见，因此解决起来并不困难。简言之，欧美列强全部撤出中国，然后国与国之间还原为最单纯的贸易关系。如此一来，倘若仅有日本对中国露出侵略的态度，则必将陷入孤立之境。然而，欧美各国向来对自己手上的猎取之物紧抓不放，且越抓越紧。第二次机会，是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当时英美仅以日本赢得的份额过多为由而诉诸审判，却丝毫不肯放弃自身所获。只是放弃了一些诸如邮政权等微不足道的权益和约定未来的关税自主条约等，而治外法权、内河航运权，抑或驻兵权等重要事项，却一个不肯放弃。这正好给了日本以借口和自信。另一方面，中国对《凡尔赛条约》极为不满，因而迅速向俄国靠拢。可以说华盛顿会议是导致俄中亲近的直接原因。中国欲以一己之力（迫于民族运动的压力）将日本势力从满洲铲除掉。日本反而加大反击，以满洲为据点追击中国。而欧美各国一直力图维护本国的在华既得权益，深知倘若日本被驱逐出满洲，最终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在此形势下，实际上欧美各国势必选择支持日本而非援手中国。 时至今日已成难解之局，裴斐不禁长叹： 诱发远东战争的诸多要素（经济的膨胀、民族的崛起、帝国主义的对立）早已蓄势暗涌，且逐年扩大。如今再不加以遏止，据以往历史诸多先例之鉴，只怕是战火再起而重蹈覆辙。悲惨的结局恐怕不远矣。 二 当然，我们无法悉数赞成裴斐的观点。欧美人普遍对于日本突如其来的决堤泄洪之力颇为震惊，而认识不到这股力量也有它的界限。这篇文章是裴斐在此情形下所作，特别是他基于理想论式的假设论点，实在不得要领。 其次，我认为忽略中国自身的力量不谈也是一个误区。中国所具有的力量并非国民政府在国际政局上所显示的，而是中国民族运动所具有的潜在力量。 此外，将日美战争视为一种必然也不正确。对华盛顿和华尔街而言，单纯地过度夸大与日关系的紧张将带来经济利益。的确，华盛顿政府主张建造更多军舰和飞机的政策得到了众多的支持。 再次，维克特·亚克霍多夫（Victor Yakhontoff）也认为日美关系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关系甚少，因此与其冒卷入战争的风险，不如从远东脱身而退”。并且强调此事的解决并非轻而易举，对于日美之间的对立关系十分重视。（Victor Yakhontoff，Eyes on Japan，1936） 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于1932年1月7日发表著名的宣言，即美国政府不承认满洲事实上发生之变化的合法性，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及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的，包括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施政完整性的，或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政府均不予承认。这与1915年5月13日国务卿布莱恩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立即发出的公告，简直如出一辙。 如果从列强逐鹿中国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日英关系其实也暗含着同样尖锐的对立问题。日英两国在中国无论贸易战还是投资战，都呈现出相互抗衡之势。日本在世界范围内迅猛的经济扩张，不仅严重威胁到他国在华利益，而且令多年来一直竭力在中国开拓地盘的英国——这个老牌大国也瞠目结舌。不过，面对日本的攻势，英国也绝不会拱手相让，坐以待毙。近年来英国对华南的政策，显得十分活跃。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本华北政策的进展所刺激；二是为增强华中政策的稳固性；三是共产党的势力退出华南使英国大为安心。 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英国最近启动了新的攻势。他们着眼于通过支援财政窘迫的南京政府而帮助其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从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毋庸置疑，铁路、矿山、大工厂等诸如此类的大型设施建设，势必需要统一的中央政权提供方便。且英国在经济层面上的活动，随着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取得短暂成功而步入正轨。国民政府关于经济建设的近期计划中，就包含着为英国经济利益着想的部分，这乃是众人皆知的。 显然，英国的在华活动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执行势必水火不容。其实，两国之间并非仅有中国一个问题。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在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问题上，日英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尖锐。同样，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也并不会因菲律宾的独立而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后，亦会明白日美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 太平洋上点缀着两颗“珍珠”。一颗是夏威夷的珍珠湾。在这里，美国可谓是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赶建大型军事要塞。去年夏天，我参加太平洋会议，归途中顺道去了夏威夷，时值美国联合舰队在其附近进行大型军事演习。南国之夜，海面上舰艇悉数并排，探照灯发射的信号闪烁如星，依稀可见夜空中飞机与信号的相互交汇。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太平洋上的另一颗“珍珠”，即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这个以夜景闻名于世的海港，自鸦片战争以后便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根据地。放眼望去，湛蓝如洗而美丽动人的小岛上，山地里却遍布着用黏土夯实的要塞通道。另外，报纸上亦报道说英国在此扩建了高射炮台。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见在列强的角逐中暗藏着战争的危机。但其实，最为根本的危机一直存在于日后的日苏关系之中。 眼下，倒不如说真正的战争危机将随着日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而一触即发，原本日渐尖锐化的日英、日美关系则自行缓解。届时，英美或将自行加入讨伐苏联的战争。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对苏联之战是整个亚洲大陆的霸权之争，因而十分重要。如果从中国的民族运动这一角度来看，的确如此。 日本向世界声言将“剿灭”中国的共产运动。所谓“广田三原则”，即“日华防共协议”的提议，可视为广义层面上日本对苏联战争的筹谋。显然，把去年11月的“日德防共协定”仅当作单纯的意识形态防卫，乃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现今，日本已进入备战体制。一直以来，日本内部的各种斗争多数不会陷于旋涡之中纠缠不清。且不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即便在军部与金融资本之间、军部内部、金融资本内部，对立抗争也从未停止。因此，日本对外诉诸战争之前，必先努力清除这些对立抗争以尽量减少内部摩擦，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国内爆发的各种流血事件皆可认为是此策略下的有意谋划。当然，日本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民众的诱导亦筹划完毕，譬如国内屡次爆发的爱国运动以及“国体明征”论。现在，日本政府以备战体制之名，在财政、经济等广泛领域里强行对经济体制进行改编。而且，国家对重要产业的统一编制是此次改编的重心。此外，较之日本国内，在满洲境内的改编则推行得更为迅速。事实上，军事装备也正从日本境内迁移到满洲的中心区域，同时国家也集中实施了对煤炭、炼钢、石油等能源领域的管理。出于满洲经济战时体制的需要，如今第二个“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正在制订之中。我们试看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军事预算急速增长的轨迹。 日本军事预算 四 至此，人们已然不会再否认战争危机的存在。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阻止这种几乎以加速度的方式愈演愈烈、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 很遗憾，眼下并未发现足以阻止战争爆发的“主观”力量，但同时我觉得尚有可以阻止战争爆发的客观条件。 “今后数年日本将倾全力筹备以应战争之需”，虽说如此，倘若在这几年的筹备期，敌国也筹得更为强大的军备，如此一来战争势必陷入下一个备战期。的确，日本的假想敌极有可能与日本一起陷入备战竞赛的恶性循环。日本在军事上的弱点体现为军事技术水平的薄弱，原因在于国内重工业水平普遍较低，而愈加严峻的经济困境亦会阻碍备战体制的推行。 不过，我认为能够阻止战争爆发，或者说日本在推行大陆战争中最大的客观障碍在于其对华政策实施上的困境。 如今，日本在对华关系上遭遇到“抗日人民阵线”这一巨大的民族运动。而与此民族运动的对峙，要远比与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困难得多。 从“满洲事变”到1935年年末冀察政权的建立，其间日本对大陆政策的推行甚为迅猛，但到1936年下半年因受到抵制而出现明显的下滑，如今已完全进入一种停滞状态。这种摩擦，的确存在于中国以抗日为号召的民族运动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12月爆发“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据传，近来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频频开展秘密合作。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眼下的确时局动荡、事态不明，但对于普遍的抗日要求又不能置之不理，可谓进退两难。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日本一样置身其中的强敌英美两国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涨的浪潮下，将通过与国民政府的巧妙合作来阻止日本的对华扩张。眼下的现实情况，其种种迹象亦可佐证这一论点。如此，日本的既有大陆政策将逐渐变形、缓和，最终演变成“日中经济合作”的形态。若真如此，那么战争的危机便可暂时缓和下来。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深知最根本的危机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 （1937年4月） [book_title]转折期中国的基本问题 一 1911年的革命，人们曾认为可以使中国快速走上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遭遇到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残存的封建和官僚势力的反攻，中国没能实现发展，反而陷入了停顿。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基于俄国革命直接影响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而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目标，具有非比寻常的热度，甚至给人以中国民众即将从双重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当时，将中国的革命运动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相当普遍。人们相信，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将中国民众从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在中国，两者的结合形成核心的统治势力）下解放出来。然而，即使这是最终的真理，但眼下的问题则要由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是否有实现的能力来决定。总之，事实是1927年夏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成为互不相容的敌人，彼此持续抗争。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权即国民政府在与军阀连年斗争的最后，于1936年夏征服了西南派，12月控制了旧西北、旧东北军的反抗，而基本上具备了全国统一的形态。虽然，以冀察政权的特殊立场为代表，包括广西、山东、山西及四川等地还残留着很多未能完全中央化的部分，但是基本上具备了统一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南京政权的显著成功。 若说国民政府的这项成功缘何获得，第一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兴起，而国民政府与这一发展态势取得了一致；第二是国民政府获得了列强的善意援助。对于以上两点，我们需要分别说明。尤其是第二点，一言以蔽之，即一方面列强不希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要履行自己的政权所肩负的使命，必须成为能够控制国内各种势力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而列强各国，不用说乃是国民党的援助者。此外，列强内部的矛盾相克及其给中国之压力的不均衡，也使国民党有利用其内部矛盾而趁机发展的余地。 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换时期。与中国是否完成了其所谓的统一或者取得了“建设”之初步成果的问题相比，要点还在别一方面。 就是说，中国现在正处于民主主义即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其再次实现民族阵线的统一或阵线是否正在形成之中，这才是最大的核心问题。如果得以实现，中国的民族革命会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很快就会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崭新关系的意味就非常深远而且重要。 二 中华苏维埃政府以江西东南部为中心建立起来，其势力最大之际，占据了中国大陆六分之一至七分之一的广大地域，据称其人口总数有3600万至8000万。 亚洪托夫在其著作《中华苏维埃》中对将来的预期有如下描述：“毫无疑问，南京政府或者苏维埃中国的其他敌人，在获得外国援助的情况下会使其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延续下去。但即便如此，根据中华苏维埃时至今日的发展判断，上述援助一旦停止，中国不日就会全部或基本上变为‘共产区’。” 然而，情形却没有像亚洪托夫所预想的那样发展。1934年1月末，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会召开之后，7月萧克、10月主力军先后开始了向西部的大迁移。朱、毛主力在1935年夏的7月中旬同徐向前在四川西部会合，驻留湖南多年的贺龙军队和萧克军队均打算向西迁移到四川、西康。这些军队最终又北上迁移到了甘肃、陕西地区。据说去年夏天以后到10月期间，在甘肃南部地区，毛泽东、徐海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萧克等各部队取得了联络。不消说，中国红军至此失去了苏区，在率军长途跋涉中亦失掉了很多精锐有力的部队，势力大为减弱。 红军陷入窘迫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武力“讨伐”。与此同时，红军与城市及工业地带没有接触而不得不依存农村，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明显地制约红军发展的一大原因。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如今中国正发生转变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崭新关系比中国的统一乃至建设的事实更为重要。 这一新关系的变化，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更容易得到理解。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以来作为中国政局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得到快速发展，其分期大体如下： （第一期）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 （第二期）1928年至1931年，农村苏维埃建设时期； （第三期）1932年至1935年，此乃向最近之策略转变的过渡期； （第四期）1935年以后，贯彻抗日政策的时期，其特征是更为彻底地贯彻了与国民党接近的政策。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确定了党的两大核心任务——“将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以达成中国的真正统一，通过民主主义的方式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将彻底摧毁土地制度中的所有半封建束缚”。反帝及土地革命这两大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乃是相互统一的。 然而事实上，根据现实的情况，两个目标的比重有变化。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反帝国主义运动先行，之后主要力量集中于土地革命。1931年以江西瑞金为首都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就称自己为反帝国主义政权。“满洲事变”之后，随着中国抗日民族情绪的昂扬，其主力倾注于反帝方面，特别是1936年伴随着红军在北方的集结，其态度更加明了。现在反帝运动的特征，不消说，是将全部重心放在了抗日上面。 三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6日发布对日宣战通电，呼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联合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红旗之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国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当时还要求“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表面上，打倒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解放不可或缺的条件。 1932年9月18日和193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同样的旨趣。但在1月15日的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只要政府军停止对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在这一条件下，红军与政府当局合作”之意，并提议组织武装义勇军。 1934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在民众的自己的政府指挥之下，对日本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拥护苏联，获得中国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此相关，5月3日《对日作战宣言》以及宋庆龄、何香凝女士联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发表。其中具体的办法如下所示有6项：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接着在7月15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之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红军的一部分作为北上抗日先锋队已经离开苏区。然而，当时红军在江西正经受着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眼下的主要目的则是如何击退南京政府的“讨伐”，抗日不过是次要的任务。 但是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之后，上述关系为之一变。抗日成为第一目标，而对国民党的政策则从属之。在此，一般的排外集中于抗日，中国共产党欲将自己所有其他纲领的解决全部置于抗日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这一转变，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国民党政权统一的推进，列强对华活动的深入复杂化导致的相互对立激化，红军面临的困难等）相照应，自不待言。同时也遵从了同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基于世界形势所做出的决议。在此，中国欲团结全国各党派，形成以抗日为目标的反帝统一战线，并提倡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合军。 这事实上，乃是与国民党合作的一种提案。 四 中共此后越来越明了地开始实行这一政策。明确显示这一态度的文献有：1936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诸公书，8月10日毛泽东致章乃器等四人的书信，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书，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召集和平会议的通电，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最后一项有重要提议：（一）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除此之外，应该注意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两位美国记者的毛泽东会见记（译文载《改造》6月号）。 会见记中毛泽东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民族主义立场的强调，值得注意。在此，引用其一部分。毛泽东说： 第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与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第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提倡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提倡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以下各项： 国内的和平统一。 （一）对日抗战； （二）人民的民族自由； （三）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四）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五）改善人民生活； （六）发展工商业； （七）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而对于“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这一提问，毛泽东回答说： 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与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急性。 此一转变对了解共产党历来与国民党固执斗争的人来说，实在有一种果敢决绝之飞跃的印象。 五 然而，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的要求，“终结十年来的旧政策，转为新的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吗？ 针对前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我们可以从2月21日通过的三中全会“根绝赤祸”决议文中一窥国民党方面的回答： 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城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绝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守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万亿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隐忧。 以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府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和社会生活亦极端相悖，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为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前述记者谈话中说道：“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目前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这个决议虽然名为“根绝赤祸”，但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共产党方面的要求。“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共产军的“讨伐”事实上已经停止，不难想象这意味着两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关系。 冷静观察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共产党方面受到外部施加的压力（南京政府的武力“讨伐”）所迫有要打开局面的意思，这虽然是事实，但最重要的还是受到民族命运的动向所支配。国内统一与抗日需要并行而不能分开，这种主张的形成也是鉴于自1934年12月以来“福建人民政府”的立场、西南派的“抗日主张”、张学良事变等得到的教训。 对于国民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伴随着追求自身解放的民族运动的昂扬，国民党一路走来，它强调首先解决国内统一这个先决条件，在国家处于非常之际对内以极大的牺牲谋求国民的团结，对外主张“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将毅然“决心做出最后的牺牲”。其国内统一的主张曾获得国民广泛而深入的支持。然而，谋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进一步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这时候国民政府亦遭遇到自身进一步陷入窘境的危险。之前快马加鞭的骑手，如今恐怕到了自己无法驾驭所骑的奔腾之马的地步。至少，在抗日意识激越昂扬的现在，国民党已很难去压制已表明对自己做出很大让步且是抗日最彻底之主张者的共产党了。 目前中国各种状况的根本变化，均是由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的压力变得不均衡引起的。 直截了当地说，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满洲事变”之后日本实行了急进的大陆政策，导致所有帝国主义的压力出现不均质、不均衡状态。 中国国民党利用这种情况推进其国内统一，而且获得了日本之外其他列强的具体援助或善意的舆论支持。这是在帝国主义进攻下获得的暂时安定。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也找到了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活路，同时致力于在民族运动中强化自己掌控的势力范围。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转换期中国特异的面貌。 六 如前所述，中国统一的初步达成，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乃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今后决定两者关系的应该是统一的强化和构成其实质内容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内涵。 与国民政府的统一之成功相关联，其近年所实现的经济建设成就因符合时宜的宣传工作，而在世界上逐渐得到广泛的评价。如今，中国在实现了统一的同时通过经济建设即产业开发的推行而出现作为现代国家复兴的希望。 然而，迄今为止的实际成果还远远不够充分，而存在的问题却与将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评判中国经济建设的尺度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设的速度。现在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为摆脱其不利地位，最为需要的是迅速获得建设的成果。如果其速度明显落后于列强，中国的建设和这些国家的差距就将成为陷中国于殖民地状态的殖民地化指标。 第二，建设的内容。以往常常听到这样的非难之声，即经济建设只是为了中国的银行家、产业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为了蒋某及其一党独裁权力的强化。 第三，建设事业与外国的关系。有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外国在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不容忽视，在南京政权推进的统一和经济建设的事实之中，始终有形影相随的与列强利害关系的一致性。例如，航空线路的发展伴随着外国航空公司的利益，公路的延长与外国汽车公司的利益相合，铁路的发展亦与外国火车车辆公司的利益相伴。而且，帝国主义时代的这些经济利害关系必然伴随着政治势力的渗透。 七 国共两党新的政治关系的产生，恐怕不会发展到像1925年至1927年时那样亲密合作的程度。因为，共产党做出这一战术转变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其苏维埃阶段的各项纲领，那是不可想象的。而国民党推行其国内统一与建设的纲领，可能试图通过加重“国防”的要素，来强化自己的政权。而且，国民党自身的权力一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强化，那时恐将再次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不必说，共产党不可能只通过让步和妥协来实现保卫自身地位的目的。 国民政府指导下展开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作，在自身的霸权地位确立之前，是一定要争夺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近来，中国的托派受到南京政府的动员而公然攻击共产党，就是一个例证。例如，《文化建设》3月号上张涤非的《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检讨中国共产党的最近政策》一文，即其代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已非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分派而已。已非社会主义者，而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已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巴枯宁主义者。” 据外电传，蒋介石根据国民党顾问的国内思想统一案，决定在全国开展“精神建设运动”。据说工作重心放在对青年的思想统一上，并召集全国各大学的教授恳谈，以下面三点为中心形成方案： （一）通过三民主义再解释建立新国家思想； （二）确立抗日救亡工作的统一思想和学生运动的指导方针； （三）强化国难教育特别是适用于经济建设的技术教育。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意义在于努力夺取国内民族运动的指导权。 国民党在南京政府确立以来，基本上将三民主义弃之不顾，至少在实践领域并未将其作为问题。然而，最近在宪法草案、三中全会的宣言以及经济建设计划案中，三民主义又被重新拾起。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再次提起这个过去曾全面批判的主义。毛泽东在前述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说：“我们希望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力贯彻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这表明，民族主义受到了重视。 共产党此时需要政策的一大转变，国民党也需要三民主义的“修订版”。 （1937年7月） [book_title]中国果真会“赤化”吗？ 革命之父孙中山的话 刚好10年之前的1927年，在中国是国民革命浪潮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运动常常以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消说，这是因为不断蒙受着外国的压迫和侵略之故。 1839年到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早就出现了反抗，虽然是消极的。1858年至1860年《天津条约》签署之际，中国出现了反击，虽然是微弱的。与俄国的伊犁事件、与法国在越南的抗争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以最绝望的形式爆发的则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团匪之乱”）。这一时期的排外运动是自然发生的、感性的民族解放运动。 继而出现的是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中华革命党以及国民党指导下的排外民族运动。国民党的发展本身即以排外运动为底流。其指导理论以灭满兴汉、清朝的灭亡为现实的目标。其实，民众对清朝廷的反抗不能只解释为汉人要摆脱满人统治这样的种族感情问题，毋宁说问题的根本在于人们对清朝廷面对外国势力无为无能而感到愤懑、厌恶。 因此，为了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自身，就必须打倒腐朽的清政权。国民党的这一主张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目标所指的清朝，但中国社会的内外矛盾丝毫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国内的军阀官僚势力更为强大，外国列强更是强势进入中国。对此，国民党未能给出任何指导性的策略，不仅如此，还试图利用旧军阀、官僚势力，有时常常不得不与他们联合。 被称为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如下说明且发出感叹： 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中国是已经缔结了条约的所有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的白热化色彩，实际上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在此之前，欧洲大战末期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风潮也确实带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1919年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亦没有超出这个范畴。 然而当俄国革命成功后，意气昂扬的俄国革命领导人趁势鼓动世界革命。这时候他们的视线从欧洲转向东方，将中国广大的处女地作为“赤化”的对象，是有充分理由的。孙中山当初与各国通过谅解与协调逐渐对中国实行经济上的开发，同时曾设想最终实现摆脱不平等地位这一多年夙愿，而当现实中这种理想陷入绝望之时，俄国伸出了援手。 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以加拉罕之名发表著名的宣言，声明放弃帝制时期的一切特权。这对幻灭于凡尔赛会议上各国态度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打动了他们的心。 继1923年1月孙中山、越飞共同宣言之后，1924年1月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在此，中国的排外民族运动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1926年7月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如燎原之火般的快速进军，致使列强各国惊慌失措。这成功，尤其得益于共产党方面强有力的宣传工作和组织能力。工会成员从1925年的45万人增加至翌年的120万人，1927年则达到280万人。农会会员从1925年的20万人增到1926年的300万人，1927年则飞升至980万人。 在此，民族运动呈现出最鲜明的排外特征，对侵略中国的始作俑者英国发起猛烈攻势，夺取了汉口及九江的英租界。 中国会“赤化”吗？ 我曾提醒大家注意1927年，这一年是排外的民族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 此时，“中国会‘赤化’吗？”这个问题又成了全世界要急切了解的焦点。不消说，各国的利害关系正源源不断地聚集于中国，而且对市场未来的发展，其重要性不可估量。这样的中国如果要“赤化”，那必定是一件大事。回顾起来，我当年毕业参加现在供职的报社入职考试的时候，其选择题中就有这个“中国会‘赤化’吗？”的问题。性情怯懦的我虽最为这个题目所吸引，但还是选择了其他不太重要的题目，比如“论学生生活”。一个朋友则滔滔不绝地论证中国必将“赤化”，（不知是否因此）而完美落选。 我们从当时报纸上得到的印象，正是“赤化”不可避免。 然而，事实上到了1927年后半期发生了国共分裂，中国的左翼势力急剧退潮。国共分裂导致民族运动内部的分裂。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将之视为破坏国内统一，同时致使中国的民族抵抗力下降的势力；共产党则责难国民党放弃与列强抗争，亲手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而共产党因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这股中国内地农村不可忽视的反抗势力，成了国民政府的敌视对象。但当时，其影响力并没有迅速扩大。 然后，情况的发展看上去仿佛出现了突变。 “中国会‘赤化’吗？”又引起世界上的重大关切，理由是共产党开始向国民党“重修旧好”，并且在此一重要的瞬间不断向前推进。 共产党在“满洲事变”之后主张抗日统一战线，但感觉这只是攻击国民党的一个手段。国民党方面则对此也没有什么顾虑，举全力继续“讨伐”之。然而去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事态有了迅速的转变。 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其原因。一是出于日本的压力而民族抗日感情昂扬，因此国共两党的对立抗争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