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曾国藩传 [book_author]黑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53015 [book_dec]《曾国藩传》是国内首次原版引进的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曾国藩传记。 面对横扫大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白手起家创建湘军，于重重危难中摸索出治军之策、战阵之法，以其韬略智慧历时11年终获胜利。之后，在直隶总督任上他主持处理了影响深远的天津教案，并且力主整肃朝政，选拔新型官员，倡导洋务运动。 黑尔博士采用近200种亲历者资料，着眼晚清民政、军事的颓败大局，生动讲述了曾国藩出将入相的非凡一生。 [book_img]Z_10068.jpg [book_title]导读 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当前西方国家依然满足于从中国年鉴中去读取信息，而年鉴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拿绘画作比，如今中国画的魅力与地位在美术专业的学生圈里已广为人知，同样的，如今我们手头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足以辅助学者们开展研究工作。对于以后的学者来说，这项重任也是一个挑战。黑尔博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为这项任务开了个头，他用纯西方的科学历史观去研究纯中国的课题，最终取得了成果，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但是，若非把握有度，又熟谙汉语，谁都不可能取得像他那样的成就。他的研究对西方世界的贡献与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一样重大，经过对史实的解读和客观的分析，他把一段中国人熟知的中国历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他们面前。另外，黑尔博士在中国居住、工作了20年，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他既能感同身受，又能旁观者清。他并不受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观念的影响，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清朝官员一无是处，且相信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是外国人，黑尔博士对这种偏见提出了反驳，给出了更加公正的评价。 这场19世纪中叶的叛乱，无论是从它自身的重要性，还是从它所受到的镇压角度而言，都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要说分布广、破坏性大，那么亚洲确实发生过一些类似的叛乱，但要找到规模相当的，且同样被一位能人一力镇压的，那就只能追溯到大流士或哈沙时代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正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连年的乱政之后，民众只能自行组成军队对抗叛军，直到将其消灭。曾国藩就是这支军队的组建者，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有类似的人物出现。黑尔博士将他与华盛顿相提并论，两者在性格上确有相似之处。但前者的奉献最终得到了回报，这个在他的带领下走向独立的国家推举他担任总统，但后者却不可能凭自己的贡献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清王朝的最终结局表明，曾国藩所有的努力最后还是付诸东流，但他从头到尾都忠于清王朝，以忠君的形象活在后人的心中。本书将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的海外读者勾勒出一个尽忠职守的完人，让人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F.W.威廉斯 于耶鲁大学 [book_title]序 不少研究世界历史的人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许多痛苦和破坏。数百个州府被轮番攻取和克复，交战双方都在烧杀抢掠，城池空却，原野荒芜，前方则是更惨烈的战争和屠杀。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摧毁清王朝，把帝王拉下皇位。到了1882年，S.W.威廉斯在他的《中央王国》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场运动： “他们点燃的内战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被双方军队践踏过的土地，只剩鸟兽在盘桓、栖息，原本车马喧嚣之声荡然无存，只剩雉鸟飞旋带过的风声。居民曾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也已蔓草丛生。钱财不断流失，幸存者每天与痛苦、疾病和饥饿相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1851到1865年间，大约有2000万人因太平天国运动而丧生。” 清廷软弱，政府无能，所以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一则因为1853到1858年间，太平天国没有强大的领袖力量，二则因为曾国藩的出现。1926年的中国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作用，但许多外国历史学家却被一支小型外国军队所取得的成就遮住了双眼。这支部队由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组建，后来由“中国人”戈登领导，官兵约3000人，被誉为“常胜军”，戈登几乎因此被奉为圣人，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却被淹没在烟尘之中。 把本应属于曾国藩的成就安在戈登和李鸿章头上，如此的不公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当时曾国藩面临的是多重困境：清廷数百年统治的弊病已经暴露，没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维持军队的饷银又极度匮乏，十多年的军队开销加起来不过2100万两白银，再加上他自己又不通行军用兵之道，但即便如此，曾国藩最终还是凭着清晰的头脑、永不言败的决心、审慎的态度和敏锐的直觉，镇压了这场运动。他从不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反而愿意让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他们的才能，弥补自己在用兵上的不足。他信奉儒学，努力践行君子之道，从不曾因危险或怕失脸面而背离自己的职责，而且在那样一个诚信比较缺失的时代，他能做到直言不讳，开诚布公。 据我所知，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日本作家将曾国藩比作了华盛顿。用拿破仑作类比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曾国藩可以称作是远东的华盛顿，他凭自己的力量与执着的信念，参加过前途未知的征战，经历过以弱斗强的险境，最终让中国免遭分裂与毁灭。中国当代学者梁启超曾说过，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不仅中国历史上寥寥无几，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并不多见。如果担心这个评价过誉了，怕唐突了其他人，那么说曾国藩是19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绝对不为过的。 然而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却对曾国藩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指责他拥戴异族建立的清王朝，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曾国藩确实如此。君主专制以及一切形式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如今的中国和在欧洲一样为民众所抵制，但是，这样的思潮是在曾国藩死后又隔了整整一代人才逐渐兴起的，如果用当今的思想标准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岂不是很不公道？难道我们不该把自己放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感知一下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除了用当今的反君主制思想去评价一个早已作古的人物，如今的年轻人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又足够忠诚的人来捍卫领土的完整，晚清时期的中国很可能已经因内战而分崩离析，最终落入外国人之手，因为那时列强都在埋头建立自己的帝国。中国一直以来都处于完整和中立的状态，正是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成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造反运动的结果。 这本书原本是笔者攻读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为了让本书内容更加完整，笔者添加了曾国藩人生最后7年的概述，主要涉及他为剿捻所做的准备，也就是为李鸿章镇压捻军所做的铺垫，以及他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的一些事迹。另外，笔者还从曾国藩的书信中收集了一些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此外又多加了一个章节来介绍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这似乎也很有必要，因为这能帮助解释太平天国运动是如何星火燎原的。为了完成这些修改，笔者略去了许多关于战役的细节。 中国的人名地名很难用罗马拼音标注。现在已经有几个现成的注音系统了。对于地名，本书会尽量使用邮局地名清单中的名称。对于其他专有名称，本书采用的是韦氏音标。不过不管是人名和地名，都会出现几个例外。有些名称的标注方法已经约定俗成，硬要改过来恐怕就显得太过死板了。 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理解那个为镇压这场运动而献身效力的人，那么笔者便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头，因为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外交关系于中国的意义日益凸显，所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史料，我们应该有更加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西方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个时期，但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 耶鲁大学的F.W.威廉斯教授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指导，并在修订时也给予了建议，笔者的不少资料也是从威廉斯教授处获得，在此请允许笔者对威廉斯教授表示真诚的谢意；另外要感谢F.浅川教授，他在翻译工作中提供了建议与帮助；也多谢长沙的G.G.沃伦牧师，他对本书的几个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另外还有耶鲁大学中国分校的左福和其他成员，感谢他们在处理汉语材料时提供的帮助。 W.J.H 1926年11月 长沙 [book_title]第一章　清政府 第一节　军事 太平天国尚在襁褓中时，土匪流寇和宗教狂热分子都并不成气候，不足以威胁清王朝，甚至连一个省都奈何不了，百姓都以为朝廷能尽一切努力将其剿灭。然而当时整个朝廷似乎都瘫痪了，面对流窜于湖南、广东和广西诸省的流寇，朝廷的军队显得尤其无能。两广总督名义上统领着89000人马，除去军官不算，广西有22532人，广东有66907人。为公允起见，必须说明，其中55401人肩负戍边或巡防的任务；即便如此，依然还有34000名步兵和骑兵，组成一支野战军还是不成问题的，本应足以肃清1894年之前集结的流寇团伙。 军队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在文武官员中实行的分权体制。就军队而言，全国实行两类不同的兵制，即八旗和绿营，两者的组建方式以及所享受的待遇都不同。 早在1614年，满族人还没有开始攻打明朝的时候，他们就已将自己的军队划分成8个旗，每个旗大约有7500人，分别由一位都统统领，所有的满族人都被编入旗内。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制度的雏形。而每个旗又被划分为若干个甲喇，每个甲喇由1500人组成，而甲喇又下辖若干牛录，每个牛录300人。 在逐鹿明朝疆域的过程中，满族人得到了蒙古军队和汉人军队的协助，因此，在满族问鼎中原后，这些军队的大多数官兵都被编入了八旗。最初他们的兵籍与满族人混杂在一起，但随着汉军和蒙军人数的增加，将这些官兵分开整编才是上策。于是，1635年，八旗蒙军建立，人数达16840人，同样，7年之后，从一开始就协助满军入关的汉人军队被编入了八旗汉军，人数在24050人左右。攻占京师之后，整个清军的总数达到了10万人。自此，这些官兵就成了驻军的核心，是保卫紫禁城、京师、直隶以及镇守北方和西北边陲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2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驻扎在当时的满洲、突厥和直隶。他们的兵籍是世袭的。 很明显，这种兵力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牢牢守住满洲和都会省份，抵御蒙古和突厥的入侵。直隶守军分布较广，足以构成京师的屏障，而陕西、甘肃和山西等西北省份也有重兵把守，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前哨部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守军一般都驻扎在总督所在的省份，云贵两省因位置边远而成为例外。广西、湖南、江西及安徽等省份只有巡抚，因此并无旗营驻扎；而河南、山东和四川诸省的驻军规模相对较小，驻守开封的官兵不足千人；山东守军分别驻扎青州和德州，总人数不过区区2600人；而以四川范围之广，成都守军中的戍卒也不过2528人，军官222人。 而长江一线则有所不同。朝廷意识到了掌控这一航运要道的重要性，因此派了驻军把守湖北荆州，这样上可控制四川，下可震慑湖广；江宁、镇江也有旗营驻扎。荆州驻军中，戍卒有6292人，军官516人；驻守江宁的戍卒有3122人，军官369人；镇江则有1596名戍卒和147名军官把守。 沿海的浙闽两省分别由两名鞑靼将军镇守。驻节杭州的将军统领1970名兵卒，270位军官，此外，另有一支水师驻扎在乍浦，其中有1526名兵士和104名军官；福建的驻防将军统领的步兵中有2000名兵士和209名军官，同时他也另外率领着一支小型的水师防御部队，共有475名兵士和39名军官；广东省则共有4599名兵卒和249位军官把守，这些官兵全部驻扎在广州。 除山东和河南外，各省旗营全部处于鞑靼将军的控制之下。这些驻防将军的地位在总督之上，直属京师，但他们所辖部队的供给还是依赖于他们所驻扎的省份。山东、河南两省并非鞑靼将军驻守，这两个省份的旗营由比巡抚低一级的军官统领。京城的旗人则由24名都统或副都统组成的特殊机构统领，每个都统分别代表一个旗，并受兵部管制。 清朝的军队就是由这些世袭的旗人组成的，而这些人又根据他们与皇家的关系被分为两类，一类侍卫宫中，另一类驻防宫外。前者专为皇室、王公效力，后者则可随意服务于军队或官署衙门。事实上，所有成年的满族男子都会被编入八旗，不是效力于军中，就是供职于官府。上三旗子弟不论是否在公门任职，都能领取供养，而下五旗子弟则需实际供职于现役或后备役，才能领取俸禄。 以上是清军的大致情况。在京师及易发战乱的地区，这支军事力量是皇室主要的倚靠。在这些区域，八旗官兵还有一些勇与德的名声。在内地诸省，八旗军则是统治阶级的独立驻军，分别听从各自统领的指挥，一旦发现总督在其所驻省城谋反的苗头，便会立即取缔或镇压，但其力量不足以应付战乱。这些地区的旗人“虽有个荣耀的虚名，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囚徒，被禁锢在城墙之内，周围全是敌视的目光。他们除了自己的母语，还要另外学习当地的方言，否则去大街上买棵白菜都买不成；而鞑靼将军们虽然享有高于汉人总督的地位，却被轻蔑地称为‘老古董’或‘醉鬼’”。不过，这段引文的作者帕克自己也承认，这种说法需要加以修正，优秀的鞑靼将领和勇武的将士也还是有的，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描述大体上是真实的。 我们说旗营无能，实际上并不夸张，他们作战能力差，防御也并不尽如人意，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时，满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旗营堕落的最好证据。当时江宁府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兵共5106人，由此可推测，当地成年人口共2—3万人。太平军在外城发起猛攻，汉人的官兵还多少作了些抵抗，攻下外城后，太平军便长驱直入，直攻内城的满人。密迪乐曾对这次进攻作过这样的记载： 满人必须为所有他们所看重的东西而战，比如一向善待他们的皇室，比如他们民族的荣耀，比如他们自己和妻儿的性命。他们都清楚，天王洪秀全已经发话，称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除掉他们。所以，按照常理，就算只为自保，他也该作一下困兽之斗，然而事实上他们竟完全放弃了抵抗，好像在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进攻和根深蒂固的仇恨面前，旗人们已经丧失了理智、力量和血性；他们扑倒在地，高呼着“天王饶命”，向太平军领袖们求饶，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论老幼，无人可得赦免。 比起江宁，直隶旗人的表现也未见得能有多好。攻占江宁后，太平军派了一支规模很小的部队北上，他们抵达直隶省边界的时候，皇帝只得派名将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部队火速救援天津。毫无疑问，如果旗人善战，那么直隶的旗营人数足以击溃太平军。然而，他们非但无力作战，反而还将直隶省的财政收入消耗殆尽。威妥玛曾对中国内地八旗官兵的薪俸和津贴做过详细的统计，每年的总额达13785020两白银，如果再加上满洲、伊犁和突厥，则将近1600万两。如果帕克的统计没错，那么这个数字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前一年总收入的1/3，并至少占了年支出的一半。 再说汉人军队。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与八旗军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汉人是自愿参军的，军队将士来自全国各地。军官可以是满人，也可以是汉人，但普通士兵都来自当地；全国18个省份，汉军分布比较平均。如果我们误认为它是中央军，那就错了。汉人军队的高级军官确实系京师直接任命的，然而一经任命，军官就可以全权指挥自己的人马，形成独立的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制衡关系错综复杂，他们还是要依赖省内其他军官和文官。这套体制与西方国家军队的指挥系统完全不一样。 这支由汉人组成的武装力量被称为“绿营”，字面意思是“绿色的帐篷”。绿营的历史始于清朝初期，那时候满族人还在争天下。与八旗军一样，绿营也以7500人为一个团，而它下辖的单位是否与旗营一致，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很大。据我们所知，顺治帝定都北京时，至少有3个汉人军队在汉人将领的指挥下为他征战，总人数不下15万人。正如之前所述，后来这些官兵中有一部分被编入八旗，但多数还是在八旗之外，成立绿营军的核心力量。追溯到清朝初年，共有4位汉军降将助清有功，分封藩王，即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其封地分别位于云南、广东、福建和广西，都在中国南部。 1673年，吴三桂与另外两位在世的藩王在云南、广东和福建地区发起叛乱，形势一度有利于三藩，整个西南地区，甚至部分北方地区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他们棋逢对手，他们要面对的是年轻但有雄才大略的康熙（1662—1722），一位注定会跻身中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列的帝王。于是，叱咤风云的吴三桂与一代雄主康熙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1678年，吴三桂在围攻湖南永兴时病故，这场叛乱才渐渐平息。但它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自此以后，满人就改变了汉人原来的官府设置，一省之内，文武官员权力分立，同一组官员中，又由不同级别的官员各自掌握权力。 △绿营，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在咸丰以前有六十万左右，较之八旗兵多三四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及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战争中，绿营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在康熙和后来的历代帝王治下，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各个省份的民事和军事权力被分散到至少2到3个权力中心，最多的情况能分散到8到10处。总督和巡抚可以通过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来间接操控省内的军队，但被直接置于其掌控之下的只有5000到6000名护卫。 鞑靼将军的驻地通常就是总督所在的省城，或在其附近。鞑靼将军统帅的人马与总督大致相当，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但鞑靼将军在京师的地位居于总督之上。与之类似，巡抚受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提督制约，提督控制着整个省份的军事力量，在军事等级上与巡抚相同。个别情况下，提督会驻扎在省城，但更常见的是在省内的另一大城市。这样，督抚、鞑靼将军和提督就形成了三个互相独立的指挥体系。 但实际上，连提督都觉得自己的权力被自己的下级，即总兵，也就是各地的主将所牵制。虽然总兵必须通过提督才能联络北京的兵部，而且在理论上必须听命于提督，而事实上，与其说是听命，不如说是被迫。总兵统帅的人马都已形成独立团体，驻扎在各地，要把他们调离驻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多与同级别的文官来往，这个级别的文官称为道台，即他们驻地的行政长官，而他们的兵力则分布在各大城镇和商业中心的战略要地。对于级别不高的文官来说，这种小规模的军队非常重要，一旦因集结需要而被调离驻地，如果遇到像1847到1850年间广西盗匪蜂起那样的情况，驻地官府就会陷入无防的困境，束手无策。因此，这些官府都很不愿意让军队离开驻地。 在地处中原的省份，绿营军内还有其他问题。管理着大运河的漕运总督，也就是负责粮食运输的官员，以及负责治理长江黄河的官员，手下都有一批人马。 在康熙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体系，但实际上，只有文武百官相安无事，这个体系才能正常运作，然而，这有悖于人的本性，各个指挥机构从来都不可能太平地共事。这局面其实是康熙故意造成的，其目的是防止这些机构相互勾结，向京师发难。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做法还是非常明智的。 所以绿营的战斗力也非常堪忧，只是比八旗好了一点点而已。遇到紧急情况，根本不能指望巡抚或提督能把各个驻地的军队集结到一起。指挥机构过于分散，充其量只能保卫一下京师和几个重要的城市。绿营的驻防的能力比实战能力要强很多。他们能防止其他官员发动兵变，比如提督或总兵发起暴动，总督的部队可以镇压；或者农村地区发生小规模的叛乱，他们也可以出面平息。但是由于这些部队很难集结到一起形成更强大的兵力，因此，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绿营是几乎指望不上的，除非再招募新兵。即使各个绿营部队勉强集结，军官之间也未必能默契配合。 步兵、骑兵和守兵人数的比例，各省不尽相同。但所有省份中，有十四个省的驻防兵马比当地步兵和骑兵人数加起来还要多。1850年，绿营军的总人数是：骑兵87100人，步兵194815人，守兵336404人，加起来共618319人。每个省的兵力分布如下： 从地位等级上来讲，骑兵最高，士兵可通过部队间的调动获得升迁。 军官的任用方式与文官一样，步兵、骑兵和水师之间也并无差别。兵部考核是必经程序，武进士和三甲都是武举过后获得朝廷任命的，除此之外，军官任职还有另外四个途径：公爵以下，包括五品官阶在内，其职位可世袭；军官之子可因其父军衔而获得荣誉晋升，军官之子可因其父为国捐躯而获得荣誉晋升；低职位的人可因立功而获得提拔。 但是获得任职资格与实际任命是两码事。任命有三种方式。一定等级的军官，尤其是从副军校到副参领，通过常规渠道甄选出来的，会被派遣到各省等候缺位。在某些省份，由总督、巡抚或提督从现役军人名单中举荐升迁人员，实际上是论资排辈。在这些省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提拔的军官，在下一次升迁时就需要通过另一种途径。第三种方式就是纯粹根据功绩来决定晋升人选。副参领以下的军官可由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甄选，级别更高的则必须由京师根据这些军官受到的举荐来任命。对于参加过战争的军官，升迁或允诺升迁则是对其战场勇武表现的嘉奖。 武官的等级划分与文官完全一样，只是同一品级的武官比文官地位略低，因为身为武官仅代表此人具备武力，而非学识。下表罗列了各个等级武官的官衔、品级以及他所统领的人数： 我们缩小一下范围，仅细说两广，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地方。两省加起来共有14个师，兵力分布在142个军营，共有骑兵3688人，步兵30330人，守兵55421人；然而由于营地数量颇多，平均每个军营的骑兵数量不过240人，步兵和守兵不过390人。这些兵力不足650人的小营在两广的分布非常分散，实际上根本无法调动，充其量不过是地方安保力量而已，所以造反势力在山间乡野能够潜滋暗长，也不足为奇了。 这种兵力部署的弊端，在军情告急、需要大规模兵力集结的时候便暴露无遗。军官不愿放走手中那点少得可怜的人马，而他们的上级则一心想避免因招集援军或填补缺位而产生的巨额开支。地方官员们想保住官帽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会想尽办法隐瞒动乱情形不报，或者买通叛乱者，又或者说服他们转移到别的地区，这样便可一时瞒过巡抚，直到事态失控。与之类似，巡抚也存在侥幸心理，希望造反团伙被粉碎，或被驱赶出本省，流窜到别的辖区去，所以他们也会向京师隐瞒事态的严重性。 官员之所以会瞒报，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失职而被罢免，毕竟动乱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此外他们也不想看到自己的钱打水漂。文武官员能得到官位都是花了重金的，通常他们会把这笔钱当成一种必要的投资，以确保自己在任期间有利可图。因为突发动乱遭到废黜或开支浩繁都会对他们的经济状况造成打击，有时甚至会带来无可弥补的后果。 行伍之中最为常用的贪污手段，就是向省级官府索要全部人马的俸禄和津贴，而实际上只保留一部分兵力，同时将在役人员的薪俸削减到最低。因此，步兵、骑兵和守兵人数长年缺损，而且其中多数是老弱病残。一旦阅兵将近，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大规模调集兵力，军队便临时招募农村青壮年充数。这些人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就作为战斗力量加入了军队。言官们纷纷进谏，痛陈清军不敌太平军和洋人的种种理由，诸如：首先，朝廷兵力不足，军官仅向上级汇报兵马人数，却并不上报名册，以致上级无法核实，致使朝廷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士兵支付俸禄。其次，军营疏于练兵，致使实际存在的兵力根本无法应付实战。第三，军官把士兵当做仆役，窃取其应得的俸禄，致使士兵与盗匪勾结。第四，兵员常常从流浪者中招募，这样做的后果与窃取士兵俸禄无甚差别，至少会让军队更加无能。更有甚者，不少士兵由于缺乏训练，不会使用弓箭火器，或者单纯出于怯懦，往往临阵脱逃。此外，还有人雇替身入伍的，这些人更是无心留在军营，一旦找到机会便会逃脱。 毫不夸张地说，这情形已是一片黯淡了。清军的致命弱点已在抗英战争中暴露无遗，朝廷并未采取任何明显措施来改善体制上的缺陷。就连1839—1842年间广东临时招募以扩充兵力的兵员也被遣散了，这样一来，清军根本敌不过虽装备落后但是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即便朝廷派了钦差大臣亲赴前线（但钦差大臣无权征收税赋，缺乏关键的掌权要素），或是令鞑靼将军亲自从广东赶去战场，依然于事无补。朝廷需要的是一支全新的军队，而这项使命，便是由曾国藩来完成的。 第二节　民事 清朝军事力量不足以应对危机，而民政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清朝的衙门架构也遵循着与军事组织相同的原则，即分散权力，反对集权。 在京城，掌握行政大权的主要有两个机构。内阁在明朝居中枢地位，到了清朝则居两者之次，演变为皇家的秘书处，共设4名大学士，两满两汉，2名协办大学士，一满一汉，另有10名学士。举国上下大小事务都由内阁一应掌控，皇帝则通过内阁与下属机构接触。 内阁之上是军机处。军机处原本作为军事议事机构设立的，后来逐渐发展为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其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每天清晨4点到6点，军机处都需要召开例会商讨国务。军机处通常有5名军机大臣，都是由其他衙门的官员兼任。军机处是皇帝掌握下的中枢权力机关，而内阁则成了一个传旨办事的机构。 清代承前朝官制，设六部，各部两名尚书，四名侍郎，满汉各半。户部、兵部和刑部还另有专人管部。六部分别为：吏部，下设4司，主管全国上下的文职官员；户部，下设14司，掌管地方官署和财政事务；礼部，下设4司，另辖属衙教坊司；兵部，下设4司，掌管军务，直到19世纪末，还管理着水师和邮驿；刑部，与都察院和大理寺协作，复核各省份案件的审理结果。工部，下设4司，掌管全国的营造工程。 除上述六部外，另有专门的佐理机构必须提及。一个是理藩院（译者注：前身为蒙古衙门），最初是专为处理清廷与蒙古的关系而设立的。理藩院架构与六部类似，但主管官长只有一位。在主管邦交事务的独立机构成立之前，除蒙古、回族和边境朝贡国事务之外，对俄事务也由理藩院主理。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主要职官隶属简表 另一个机构就是都察院。它与刑部及大理寺共同复核刑案，主持审判。但它更重要的职责是监督京师及各省份官员的言行。如官员有失，则由都察院向皇帝奏裁，有渎职或贪腐行为的官员随时都有被降职或罢黜的可能。各种革除弊政的进谏也是由都察院主导的。 与英法联军交战失败后，清廷开始感觉到需要有一个机构专门管理邦交。迫于门户开放的压力，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院，而不是一个司，去主管外务，这就是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最初有10名大臣，一般都是由各部院正副职官员署理，包括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就曾兼任总理衙门通商大臣。 如此一来，各部院权力并非集中在一人手里，六部、内阁、军机处都有人分管。虽然实权还是很有可能落到为数不多的几人手中，但至少在理论上，权力是非常分散的。总的来说，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似乎运作得非常顺利。 各省的衙门设置似乎也承袭了前朝的做法，只是稍加调整而已。满族统治者们吸取了蒙古人的失败教训，不再企图直接施政，而是选择与汉人合作或借助汉人的力量来实现统治。明朝全国共有15个省，清朝时增加到了18个，原先的陕西省被划分成陕西和甘肃，原先的江南省被划分成江苏和安徽，原先的湖广被划分为湖北和湖南，但这些一分为二的省份又依然由同一个总督管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些地区的统一性。关东地区也被划分为三个省份，但当时的划分是出于军事目的。直到1876年，奉天才开始实行新的行政制度，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与内地行省统一制度的地区。 清朝18个省份，共设8名总督，16名巡抚。8名总督分管：1.直隶；2.两江，由江苏、江西和安徽组成——两江的名称在江南省一分为二前就已存在了；3.两广，广东和广西；4.湖广，湖北和湖南；5.四川；6.闽浙，福建和浙江；7.陕甘，陕西和甘肃；8.云贵，云南和贵州。直隶和四川直接由总督管辖，而山东、陕西和河南则不设总督，由巡抚管辖。 督抚通常都有加衔，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衔。督抚掌握着一省的最高行政权力，同时又有兵权。鸦片战争前，在与英法联军的交战中，督抚有时要受一位特殊官员的领导，这位官员叫做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在他所驻省份没有行政权力，但他直接代表皇帝，地位在督抚之上。有时督抚本人也会被额外授予钦差的头衔以巩固其地位——这种现象在太平军动乱时期非常常见。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上。 各省份衙门的职能由民事和军事两套班子执行。这两套班子为大批候补官员提供了职位。这些官员都已通过了常规的任职考核，其中还有不少人已经为获取提名交了费用，因而被授予知县、知府甚至道员，并被派往各省需次。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正式任职。督抚就在这些候补官员中招募下属，挑选自己的布政使。民生诸事主要由督抚负责，而军务则另有专门部门负责。 总督下一级是巡抚，授加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巡抚的实际职能很难与总督区分开来。当一省之内同时有总督和巡抚驻节，他们明显不会将彼此看作上下级，更多的是以正副职的关系相处。与总督一样，巡抚也手握着生杀大权；刑案需经巡抚审核，下级官员需要巡抚监督，下级想与京师取得联系，必须通过巡抚，巡抚可与总督一起或单独向皇帝上奏。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鞑靼将军，在某些省份，同时有鞑靼将军和督抚驻节，这种情况下，这三名官员就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省级议会，共同讨论本省行政事务，也可召下级官员参与商讨。 这些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下一般有3到4名省级官员，分别是布政使、按察使、督粮道、盐法道，这些官员也在省城驻节。 布政使相当于巡抚副职，若巡抚临时缺位，布政使可暂时代管巡抚官印。明朝初年，布政使主管各类民政事务，但到了清朝则主要负责掌管一省财政了。 按察使主管一省刑名，审核地方刑案裁决，并与布政使共同负责民政事务。然而，因为只有督抚才能向皇帝上书，所以他们决定着自己辖区内的一切任免事务，只是在形式上征求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意见而已。常规事务一般都是由这两名官员向督抚提议。因此，说这四名官员便可包揽一省衙门的全部职能也不为过，他们全权掌控着执法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审议权。事实上，他们四人就能组成一个衙门。 各地皆需征收盐税，因此各省皆设盐法道。盐法道的主要职责不在地区的管理，而在财政。 全国共有12个省份设督粮道，督粮道负责征收粮食税，上缴京师。在其他省份，这项工作由布政使负责。 此外，品级较高的省级官员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提督学政。提督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主持各省科考，科考在省城进行，朝廷会钦派考官协助。 帕克曾说过，每个省份各自独立，“与其他地区互不依赖，当然，贫穷省份向富裕省份催讨朝廷‘拨款’的除外。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陆军、水师、赋税系统和风俗。只有在进行食盐交易或遇到与水师有关的事务时，不同的省份才需要在朝廷轻微的调控下互相作出一点让步。其情形下，各省督抚相互掣肘，如若不同省份恰好牵涉同一问题，则督抚们达成初步共识后，再一起向皇帝或六部禀报”。然而出于邦交需求，又因为需要水师，19世纪末，各地区的团结比太平军动乱时期要好得多。 虽然各省相互独立，但官员还是要受到监督。一方面，朝廷派来的人会默默地监督着省内高官的举动，而这些高官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监督着下属。另一方面，省城和其他较大城市的士绅阶层会借助村乡的民间组织来防止官员独断专行，鱼肉百姓。县级或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在本省上任，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民众勾结，危害朝廷，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导致衙门内部出现与军营同样的弊端，那就是缺乏团结，软弱无力，一旦碰到大范围的动乱，全国的资源很难集中，无法为前线提供补给。 一省之下通常有6个单位，其中一个是功能意义上的划分，其余属于地域划分：1.道，主要是为了行使政府职能；2.府；3.直隶厅；4.直隶州；5.州；6.府下辖的县或直隶州下辖的县。下图也许能将它们的关系解释清楚： 主管道的官员称为“道台”。道台对两个或若干个府有一定的管辖权，同时在其职权范围内还可以调动一定的兵力，因此道台又称兵备道。如果道台在口岸坐镇，那么海关通常就由其掌控，这时，道台又被称为“海关监督”，其品级通常与外国领事挂钩，如果当地没有专门处理外务的机构，道台便肩负起外事管理的职责，而重大事件需经督抚审核。 府这一行政区域的最高官员称“知府”。知府的职能定义并不明确，但他有一定的司法审核权。或许可以把知府理解为一个监管职位，他同时也是建立省级官员和州县官员之间的联络关系的角色。 厅或直隶厅的长官叫作同知。一府副职或其他一些特殊的职位也使用相同的官名，其中有些官员手握兵权，有些负责水陆交通，还有些则被派驻到某些原始部落聚居的地方。与直隶厅平级的是直隶州，而散州与县虽名称不同，但在行政区划上的级别是相同的。 朝廷命官当中，州县长官是级别最低的，而只有他们才是直接与普通百姓接触，处理日常琐事的人。州县长官既是朝廷中坚分子，又是其所辖地区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最低级别的朝廷命官，也是百姓的“父母官”。在提到县的时候，帕克教授很好地总结了知州知县们的职责：“民刑诸事，无分巨细，皆在其管辖之下；另需行牢头、仵作、巡检、县试主考、税吏、主簿、巡捕、主祭之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百姓常称其为‘父母官’。” 至于这些官员是如何得到官位的，我们在这里没法一一细说。总之买官是一种常见的手段。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花了7000吊钱买了个知县，8000吊钱买了个知州。按照常理，只有通过科举才有资格为官。知县手下有四名官员，分管政务、文书、稽查赋税和秩序维护。这四名官员手下的爪牙称为衙役，不幸落到他们手中的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一个县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及行政司法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衙门就有机会谋取一些不义之财，比如“审讯、发放特许、批文、乡绅送礼、土地买卖、邮驿、官粮存放和供应”等等。 虽然县衙是一个县的管理机构，但实际权力大部分都在当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当地乡绅手中。乡村巡防工作由“团总”或“练总”负责，治安工作倚仗的就是“地保”或“保正”。这些人并非官吏，只是平民百姓，但对当地衙门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会尽量不让事情闹到官府，诸如伤害、钱财纠纷、绝婚等事务，他们会尽量通过民间调解私下解决。通过与其他乡村头目联手，地保能代行地方衙门的一些微小职能。所以，地保固然能带来不少好处，但若他本人行为底线不高，那么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地位行敲诈勒索、徇私舞弊之事。地保是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纽带，毫无疑问，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暴政的发生，有效地保护了百姓的利益，使其不至受到太大的侵害。 这样的描述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要调集一个省的资源去镇压暴动有多么困难。各省督抚相互独立，但同时又都处在监视之下。类似的，省城也只能通过府对各州县进行微不足道的控制。全国上下权力分散，掌权的人又不容许自己的权力受到干涉，于是收回权力成了上级对付下级的主要武器。州县之间不愿配合，除非迂回地通过省城来实现合作，各个知县或知府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百姓邻里之间的日常琐事，通常不经官府出面就自行解决了，而所有的官员也都遵循着这一古已有之的惯例，限制着自己的行为。这种为分散权力、保护皇权而设置的衙门架构在太平盛世运行得可谓有条不紊，但是，在这样的架构下，协作与联合很难实现，因此，一遇到战乱，这个体系便立刻榱崩栋折了。 [book_title]第二章　拜上帝会 要追寻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大规模运动发生的原因，清廷的种种弱点立刻就能向我们揭示个中缘由。这些缘由根植于当时的军事和民事机构内部，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太平天国，那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究当时中国南方的特殊环境。 19世纪40年代末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那十年间，全国上下兵荒马乱，天灾肆虐。英国的一支小型部队在鸦片战争（1839—1842）中打败了广东的钦差，随后便沿着中国海岸线一路北犯直抵长江，最终，在江宁的江面上，清廷被迫签下了一纸和约，承认中英为平行交往关系。清廷战败，举国震惊，天朝上国的外强中干和清军的不堪一击终于暴露无遗。 战争失败后，被遣散的广东士兵们回到了田间山头，有些人重操旧业，太平度日，而有些人则铤而走险，干起了抢劫的营生。于是，他们的亲友便难免会听到一些骇人的传闻，诸如洋人如何如何剽悍，洋枪洋炮如何如何厉害，西洋战术又是如何闻所未闻，久而久之，众人对那些外来入侵者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他们很快又发现，在广东，那些让钦差们闻风丧胆的洋人并没有获得进城的允许，因为他们会引起城内百姓的骚乱。于是，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实际情况则是，出于贸易利益考虑，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不过这一问题在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中再一次浮出水面。不管怎样，鸦片战争惨败是清廷的耻辱，不少人开始暗自盘算，若汉人发起民族起义，那么击溃软弱的清军，将汉族人推上皇位倒也不是没有希望。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1838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为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开战。战争以中国失败并割地赔款告终。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关税由两国商定。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的反面教材不可能不引起当时中国革命团体的注意。其中一些团体将其政治目标与宗教信仰捆绑在一起；还有一部分团体纯粹就是为了反清，他们必须秘密行动，因为朝廷的眼线时刻保持着警觉，一旦发现异动便会把他们全部剿灭。就在半个世纪前，一个名叫白莲教的组织就发起过叛乱行动，西部和西北诸省均被卷入其中，甚至中原地区都有所波及。1796年到1804年，为了镇压这场叛乱，朝廷几乎无暇他顾。白莲教最初是为了抵制蒙古人篡位而成立的。在汉人统治的明朝，这个组织几乎销声匿迹，但满族人夺取了江山后，它又一次复活了。 另一个秘密组织叫三合会，又名天地会。这个组织是满人统治一个世纪后的产物，其宗旨就是反清。这个组织的势力在广东和广西尤为强大，这一带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地方。三合会宣称其目的就是光复明朝，它的势力范围甚广，其会众在一些庄严口号的激励下等待着一个成熟的时机，一旦那一刻到来，他们便要揭竿而起，推翻异族的政权。稍后我们会说到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三合会与太平军的关系。1853年到1856年的3年间，三合会或它的一个分支盘踞上海，但一直无法与南京那群拥有狂热宗教信仰的太平军联手。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社会团体，或其他具有相同目的的组织都意识到了满人与西方对抗时的弱点，他们相信，自己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清廷与洋人的这场战争对知识分子、广东农民和地下组织产生了影响。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1846年到1847年间，中国还遭遇了一系列天灾。湖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粮食歉收，受灾地区民众之中盗匪蜂起。其中有些团伙规模较小，无关紧要，但也有些团体的人数达到了数百甚至数千人，并拥有强悍的领袖人物，对州县甚至省一级的衙门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为了镇压这些叛乱分子，朝廷开始组织乡兵进行团练，甚至还将其整编成军队。由于大规模招募民兵，整编成队，有了类似江忠源组建的楚勇，曾国藩才得以将叛乱镇压下去。而太平军本身也是由广西的“自发起义”发展而来的。 △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晚清名将。江忠源举人出身，后兴办团练，镇压雷再浩起义，升任浙江秀水县知县。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组建楚勇，到广西参战，并在蓑衣渡之战中击毙冯云山。此后，江忠源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累升至安徽巡抚。咸丰三年（1853年），江忠源到达庐州，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同年十二月（1854年1月），庐州城破，江忠源投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追赠总督，谥忠烈。 除此之外，沿海一带海盗猖獗，他们不但抢劫中国船只，悬挂外国旗帜的船也不能幸免。海盗制造了不少麻烦，1849年，英国不得不派出战舰对付他们，他们的58艘船在广东沿海被英军摧毁。一个月之内，在不远处的广西地区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叛乱分子与朝廷正打得不可开交。许多海盗被迫上岸时依然是有武装的，不难想象，他们要么加入了太平军，要么又自行挑起了骚乱。他们的种种特征让他们很容易与广西地区的客家人联合起来，很明显，孕育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拜上帝会最初就是在客家人之中建立的。 这场运动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道光帝的治国方略。较之曾经的康乾盛世，大清国在道光年间出现了普遍的停滞与衰败，除非皇帝天天都在醉生梦死，否则他不可能看不出来。官爵买卖愈演愈烈，军队越来越无能，货币严重贬值，海盗土匪人数激增、日益猖獗，地方分裂势力气焰高涨。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暴露无遗，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揭竿而起，光复汉族统治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时机。纵观过往史料，每当一个朝代将要面临更迭时，必会出现如道光年间的光景，预示着这个朝代气数将尽。确实，1849年就有一个外国人从举国上下的乱象和政府的软弱中看出了苗头，他觉得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他并没有说错，因为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势力已经在广西的山野间潜滋暗长，只是尚不成气候，被淹没在了当时一系列的动乱当中而已。 最终成为太平军首领，攻占南京，登上天王之位的，正是一个客家人。他的家乡在广东花县，距离广州并不远。这个人叫洪秀全，生于1814年，他家中还有两个兄弟。少年时家里一直是供他读书的，但他参加了好几次院试，都以落第收场。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期间得到一套书，这是一套基督教的书，他当时并没有翻看。1837年，洪秀全科考再次失败，当即大病一场，是被人用轿子抬回家去的。病中的洪秀全进入了幻境，后来他坚持说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在幻境中，他被引领着来到了天堂，在河里沐浴过后，有人替他换了一颗新的心脏。接着他被带到一个面相庄严的老人跟前，老人坐在宝座上对他说：“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创造出来的，也是靠了我才能活下去的。他们吃我赐的粮食，穿我赐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记得我，尊敬我。更有甚者，他们用我所赐的东西去供奉邪灵，故意背叛我，激怒我。你可千万莫要效仿。”老人说完便赐给洪秀全一把除魔宝剑，一枚镇妖大印，还有一个甘甜的黄金果。洪秀全当即想先劝服大厅里的人皈依，但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有些人则怀着敌意。老人还带着洪秀全来到天堂的护栏边，叫他从那里看向人间，人间的邪恶与堕落深深地触动了他。后来洪秀全又看到过几次类似的幻境，接受了新的启示。他经常在幻境中遇到一位中年人，并称其为“长兄”。他还在幻境中见到了不少先贤，有一次他甚至还听到那位老人指责孔夫子没有在他的学说中提到自己。 每次从这样的幻境中醒来，洪秀全都为世人的恶行和错误信念感到震怒，他一心想除掉作谎言的邪灵，将国家带回到正轨上来。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的亲人朋友都会紧盯着他，他们担心洪秀全已经疯了。虽然幻境中的一切栩栩如生，洪秀全病中受其影响不浅，但那些迹象在他痊愈后便消失殆尽了。他去当了塾师，病后他唯一的改变就是从先前愉快友善的青年变成了不苟言笑的教书匠。 直到6年后，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些关于幻境的记忆才再次复苏，成了洪秀全内心的动力。那天，他的一位李姓表弟碰巧进了他的书房，又恰好把1836年他在广州得的那套书翻了出来。这套书的内容比较新奇，这位表弟很感兴趣，便借回去读了。还书的时候，他建议洪秀全也读一读。洪秀全读后立刻明白了病中所见的幻境的真意。那位老人正是上帝，长兄就是耶稣，而神殿里站着的那些则是妖魔。他曾被委以重任，要恢复人类对真神的崇拜。在他看来，幻境与书中内容完全吻合。于是，洪秀全决定接受重任。他与表弟互相施洗后，便开始四处宣传这种新的教义。最先接受他的劝说皈依的人是他的邻居冯云山和他的族弟洪仁玕。洪仁玕又名洪金，他的名字因韩山文的记述而被西方人所熟知。洪秀全的新政权建立后，这两个人都被封了王，冯云山在太平天国初期就封王了，而洪仁玕受封则在很多年以后，那时的太平天国已接近败亡。 洪秀全在家乡传教遭到了反对，于是他便决定和冯云山去别处传教。1844年，他们从家乡出发，最后抵达了广西贵县。贵县的一位王姓亲戚热情迎接并款待了他们，最后洪秀全都不想再打扰这位慷慨的亲戚了，于是他让同行的其他人先回花县，自己随后便回。然而，冯云山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与同行的人分道扬镳了，他去了紫荆山，他在那里经营数年，成立了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时候，拜上帝会在广西东部沿河的不少府县已颇具规模，其成员中不乏学者和有点身份的人物，不过大部分成员还是客家农民和山里的苗族部落。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发现找不到冯云山，很是吃惊。他自己则重操旧业，又当起了教书先生，闲暇时间用来冥想，还把思考的内容写成了几册书，这些书后来被太平天国奉为典籍。就在他潜心教书的时候，一位来自广州的牧师来到了花县，洪秀全通过他了解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1846年或1847年，洪秀全和族弟洪金还去拜访过传教士，并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指点。但是，由于一些误会，他们并没有接受洗礼就离开了。 1847年中，洪秀全决定再度前往广西，去3年前自己传教的地方。来到广西之后，他第一次听说了冯云山干的大事，于是便决定去紫荆山拜访他。然而到了目的地后，他才知道冯云山正在监狱里关着。洪秀全听闻此事后立刻出发前往广州，以与外国签订的允许宗教自由的条约为理由，替冯云山向总督说情。广州方面没有答应洪秀全的请求，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广西，却又发现冯云山被释放了，已经出发去找他了。洪秀全又回到花县，听说冯云山来过了，但是刚刚出发回广西了。为了避免再次错过，洪秀全留在了家中，直到1849年10月，冯云山终于再次回到花县，把洪秀全接到了广西，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根据洪金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拜上帝会的组建过程中，洪秀全并没有起到活跃的作用。而忠王在自述中更加直白地表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此外，他还指出，创国之计除了天王外只有6个人知晓。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奠基人，我会在下一章里详细阐述。根据洪金和忠王的描述，我怀疑洪秀全事先并不清楚南王的用意，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即使他一开始就知道整件事的目的，最终成事的实际工作，他的参与度也并不高。 1846年和1847年的动乱为这个新的宗教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他们得以组建自己的民兵队伍。饥荒地区的盗匪四处流窜，官府却没有足够的兵力镇压，于是这些省份的村民自发地组成了民兵队伍，保卫自己的村庄免遭抢掠。拜上帝会也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但同时又非常注意，避免被收编入其他志愿兵军队。各个团体之间存在相争相斗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民兵的人数还是在增加。 △洪仁玕（1822—1864），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囯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在1848年，这些民间的军队组织与朝廷的正规军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但表现形式不过是一些小冲突而已。这一年，拜上帝会经历了几次危机，差点陷入绝境，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个中经过我们也只能猜测，但当年的结果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他们与官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第二，他们的组织内部发生了一些事，导致这场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巨大的政变，洪秀全成了这场运动的领袖。此外他们还宣称这场运动得到了天父上帝的授意，他下凡附在杨秀清（即后来的东王）身上，而救世主耶稣则通过萧朝贵（即后来的西王）说话。有几段记述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太平天国运动的实情： 戊申岁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稣降凡，显出无数权能，诛尽几多魔鬼，场场大战，妖魔何能斗得天过？ 1858年递送给英国的文书中有几段摘录也许更具体地描述上帝神力： 7.戊申（1848）三月，上帝下凡 8.附身于东王 9.同年九月，救世主下凡 10.令西王显其神力 11.父兄引我等坐上天国（宝座） 12.权能得彰显，可坐天国大殿 13.以圣城为国都，建立天国 14.各国臣民皆可朝拜天父皇上帝 太平天国的《三字经》也提到了上帝下凡： 戊申岁，子烦愁，皇上帝，乃出大，率耶稣，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帝立子，存永远，散邪谋，威权显。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镌刻《三字经》 另一份1858年递送英国的文书摘录中也提到了1848年上帝的一次下凡，不过关于这次下凡的描述比较特殊： 35.戊申年，南王困于桂平 36.我等乞天父下凡，显其神威 37.我等自广西返回广东 38.天父下凡，南王获救 根据洪金的叙述，这一年间，冯云山不在广东时，拜上帝会内部发生了不少混乱与冲突，出现了类似于基督教早期所记载的现象，许多男男女女言谈反常，似被圣灵附体。据记载，广西会众当中附体的现象较多，被附体的人会在昏迷状态下开口说话，有时不知所云，不过大部分人说出来的都是些打油诗。洪秀全到广西后查阅了这些五花八门的附体传语记录，并判定其中有些确属天启，其余则是邪灵侵扰。杨秀清和萧朝贵被附体就属于前者，他们确实是在替天父和耶稣传递讯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人想篡权，但不管是谁，一旦杨秀清和萧朝贵被认定为天父和耶稣的代言者，反对的声音便平息了，这场运动的主导权就到了杨萧二人的手中。不过，没有一个首领人物，这场运动还是进行不下去的，而洪秀全既是运动最初的推动者，那么领袖非他莫属，许多宣传工作就是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的。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事实，即会众之中存在着权位之争，其激烈程度足以影响洪秀全本人的未来，不过那些争斗暂时被平息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发生在3年后，但从桂平的监狱里解救冯云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这一举动的成功几乎有些不可思议。从相关文字记载中，能找到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营救冯云山，洪秀全动用了武力来对抗衙门的官兵。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事件看作太平天国运动的开端。 据洪金回忆，1850年中期，衙门对拜上帝会组织发起攻击，这才导致运动爆发，但他也曾承认，早在1845年或1846年，洪秀全便向一位亲戚透露，他有意推翻清朝的统治。很显然，洪金忘记了自己曾经承认过的事实，而坚持宣称这场运动开始于1850年，这个时间已是战争实际爆发的两年后了，当时广西的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发生械斗，斗败之后，大批客家人前来投奔洪秀全的组织以求庇护，洪金说，此事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少文献中找到证据，表明双方交战确实始于1848年，到了1850年，这些会众依然由几位首领分别率领，他们接受了不少战术方面的训练。 1850年阴历6月（7月8日—8月7日），拜上帝会各地组织云集桂平县金田村，这是由于客家人和本地人发生冲突，而官府支持本地人，于是邻近村落的愤怒会众纷纷涌入金田，杨秀清在那里对他们敞开了大门。彼时洪秀全和冯云山正被关在120里开外的平南县花洲镇的大牢里，正等着杨秀清集结部队前去营救。阴历8月，他们成功救出洪、冯二人，又接着向武宣县前进，太平军最强悍的几名将领就是在这里加入起义的；其中包括后来的北伐将领林凤祥、三合会的侠盗罗大纲，以及当时与洪秀全地位相当，后被尊为天德王的洪大全。他们的武器和军需日渐齐备，政府和军队组织也初具雏形，队伍壮大之后，洪秀全他们又回到了金田。 太平军已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几步之后，朝廷这才如梦初醒，他们终于明白，比盗匪肆虐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非常措施已势在必行。早在8月，朝廷任命将军向荣为广西提督，从湖南出发赴任，10月抵达广西。因点燃鸦片战争导火索而声名在外的林则徐那时已去职返乡，情急之下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派往广西，但在赴任途中病故，其职位由李星沅接替。周天爵为代广西巡抚。1851年1月1日，太平军与朝廷军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冲突，朝廷战败。2月1日，正值中国春节，起义军创立了自己的新政府，建号太平天国，以天德王和洪秀全为共同领袖。 接下来的几个月，太平军和朝廷都增加了兵力。太平军在金田及其策源之地大黄江和象州起义后，吸收了不少兵力，加强了补给，太平军人数迅速增加。朝廷也给自己的军队派出了增援，旗人将领乌兰泰奉诏奔赴广西，同年4月，赛尚阿受命全权钦差，携200万两白银赴任。京师援军由巴清德和达洪阿率领，经湖南抵达广西；朝廷还命广西巡抚将本省民政事务一应交由布政使打理，自己则全力镇压其辖区内的太平军。 当年春夏，官家军队与太平军交战多次，却从未打出个所以然来。新任钦差赛尚阿于7月3日抵达驻地，并决定招募兵勇，他认为依靠正规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募勇人数达30万，全部被派往作战地区。 很遗憾，双方各自究竟有多少兵力，我们无从确认。虽然朝廷军队缺乏战斗力，但7月25日参加象州之战的兵力应该非常强盛，他们与太平军一连交战7次，重创太平军，迫使其逃往新墟，太平军折损兵力有两三千人。 △林则徐（1785—1850），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虎门销烟图 太平军在新基地的山里建立了若干个战略据点，新墟在前，两侧分别有山为隘。朝廷的军队缮甲厉兵，准备再次攻打太平军。达洪阿攻西南，乌兰泰和秦定三攻西北，李能臣和经文岱分别攻东和东南，巴清德和向荣则直接自紫荆山攻入。虽然所有将领恪守军令，协力出击，但最后还是没能歼灭太平军。不过他们成功占领了两翼要隘，将太平军逼退到茶山深处。 向荣想乘胜追击，在太平军稳住阵地前便去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巴清德的反对，朝廷军耽误了5天，错失了最好的时机，而太平军则正好利用这5天休整完备。随后又发生了几次延误，军队迟迟不得进攻，一直等到8月28日才开始攻打风门坳。但是后来的追击中，乌兰泰的军队在山中迷路，向荣的军队被大雨所阻，太平军躲过一劫，开始向永安进发，他们由水陆两路夹击，于9月25日攻下了永安。当时他们的人数是37000人，有效兵力有5000人。 太平军被清军围攻，遁入茶山时，这个政权差点就此覆灭。那时的太平天国可谓内忧外患。8月17日是最危险的日子，上帝和耶稣一天之内必须下凡三次才能稳住众人。这说明那就是太平天国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而并非如他们自己所称是在其他时候。不满情绪的矛头主要指向洪秀全和他的得力部下，也就是上帝的喉舌杨秀清。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究竟是因为众人害怕日渐逼近的官军，还是受了企图篡权之人的煽动，从记录里，我们无从得知。 好在永安大捷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太平军不再违抗领袖，也不再惧怕朝廷军队。就在官军缓慢地集结兵力，为围剿作准备的同时，太平军在永安城内为自己的政权奠定了基石。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取代了在金田组建的临时政府，新王朝在永安宣告成立，原先封王的两人之外，又另封了5位王，都分别委以重任。他们委任了几个重臣，确立了军制，任命了将领，建立了关键的民政机构。他们还采用新的太阳历，一年366天被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或31天，闰年被废除了。 朝廷军队逐渐向永安逼近，准备包围攻打。太平军再次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早在11月4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抵达了永安附近的阳朔，并在年底之前完成了合围。乌兰泰居南，刘长清居北，后来向荣也亲自来到北面，东西两侧山头也有重兵把守。 1852年2月7日，一切就绪，赛尚阿（当时已降为提督）从阳朔出发，直奔永安，亲自指挥围剿。被围困的太平军快要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他们分别于2月17日和19日进行了两次突围。而朝廷军队则企图一举攻下永安。他们的进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如果不是因为几名将领阵亡，幸存的将领又有所懈怠，那么太平军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他们被朝廷军队困在城内，2月底，他们再次试图突围，却仍以失败告终。 双方僵持不下，直到4月6日，太平军从官军防线最弱的地方下手，又进行了一次突围，猛烈的攻势竟让官军败下阵来。4月7日，太平军终于全部突出重围，逃出城外。乌兰泰紧追不舍，太平军在穿越山岭时折损2000多人，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但清军作战不力，又逢大雨，最终还是让太平军安全撤出山岭，远走高飞。唯有乌兰泰坚持阻挡太平军后队的去路，但他在桂林附近受了重伤，部队将士受到打击，士气低迷。 这一仗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转折。太平军损失了主要将领洪大全，但他们的成功突围明显地支持了神灵护佑的说法，因此宗教的力量在太平军之中大大增强，他们开始认为自己的军队战无不胜。渐渐地，太平天国的将士不再相信政治家式的冷静思维和远见卓识，取而代之的是愈演愈烈的狂热与迷信。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洪大全被俘是太平军内部的蓄意安排，因为想去救援的只有韦昌辉一人，其他人要么不能救，要么不愿救。这次乾坤扭转之后，太平天国注定会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壮大，以及成千上万的新追随者。但是，这一政权缺乏清醒的领袖，当治国之策被抛在一边，宗教狂热深入人心时，太平天国便已经走上了全盘覆灭的不归路。 另一方面，清军本来握着一手好牌，却于1851年在新墟和茶山败北，1852年又在永安失利，眼睁睁地看着这场较量变得旷日持久，整整持续了12年。这两次战败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无能。精确数据我们无从得知，据说清军有几十个营；而我们可以推测，太平军抵达湖南之前第一个军队都尚未满员，那么他们的兵员人数大概在12000人左右。赛尚阿手下的兵力应该是太平军的四五倍。经过这一战，赛尚阿被革职，向荣接替了他的位置。 太平军绕过城防坚固的地方，从间道前进，抵达桂林。不少人拖家带口，还有许多人真的将过河烧桥一词付诸实践，他们放火烧了自己的住处，断绝了退路。太平军中有汉族人，也有苗族人。向荣意识到了桂林即将陷入危险，便全速赶去，协助当地巡抚保卫省城。他终于在太平军发起进攻前1小时抵达了桂林。为了攻入城内，太平军已经将所有能用的装备都用上了，云梯、吕公车和其他器械都试过了，还是无法攻破。这场攻防之战持续了31天，以太平军放弃而告终。他们转而向湖南和长江沿岸的城市挺近。这时的太平军早已不再是区区一群土匪强盗，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政权，正朝着未来的家园前行。 桂林遭围攻的时候，清军曾发出紧急求援文书，江忠源带着1200名从湖南招募的勇军前来增援。刘长佑也带着自己的勇军赶来，这支部队曾击败过天地会首领李元发。江刘二人与太平军在桂林城东交战数次，屡屡获胜，湘军善战的美誉就此传开。 [book_title]第三章　被抹煞的领袖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假设太平天国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洪秀全的党羽是这次运动的唯一力量。对于这场运动的最初情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间，拜上帝会与其他民兵团体并无两样，他们组队练兵，目的都是驱逐盗匪。通过竞争和训练，拜上帝会的民兵组织战斗力强，而且热情高涨。对他们来说，184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当中的两个成员，杨秀清和萧朝贵借助神力获得了权力，分别成了天父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代言人。与官府的对抗就此开始。有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反政府力量也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领袖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控制了局面，洪秀全坐上了领袖的位子。他在1837年所看到的幻象恰好契合了其他人类似的经历与诉求。冯云山来到广东，将洪秀全从花县请了出来，作为这场新运动的首领推到了台前。到此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这里有一些疑点，其一便是冯云山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所有的记录都显示，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但当众人集结到一起的时候，他却明显地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杨萧二人究竟是如何被神灵附体，竟排在了冯云山的前面？其二，洪秀全成为领袖之后，虽然得到了杨秀清的鼎力支持，但会众们似乎并不买账。关于1851年和1852年上帝和耶稣下凡的记录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村民即便在舍弃家园追随天王之后，依然对他存在着不忠，需要有人不断号令他们履行追随者的职责。有几次天神下凡事出有因，那是因为太平军面临被清军打败的危险，但另外几次下凡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太平军内部存在反对势力，企图利用会众的恐惧心理激起他们的不满情绪，从而篡权夺位？如果我们仅根据我们研究过的资料来分析，那么对于这些危机，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会众们背井离乡并非心甘情愿，需要有神明启示作为激励；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随着会众日益增多，上帝必须重新令众人确信，他们所做的事业是上天授意的。不过，这支小军队战斗力还比较优秀，而且有几次天神下凡明显与战事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天神下凡次数竟有9到10次之多，我们不得不怀疑，根本的矛盾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与外界力量无关。 如果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我们没法找到更多关于这些疑点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文献。清廷对这次运动的记载可追溯到一个叫朱九涛的人在狗头山创立革命帮会的时期，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后来加入这个帮会的。但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这个帮会的所谓神力根本不够，因此，他们又去了广西，在桂平县创立了拜上帝会。 1853年，梅德赫斯特博士发表了如下言论：“据记载，太平天国本来有一个名叫朱九涛的首脑，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抵达湖南后，所有革命帮会的头目都在狗头山跪迎。他们还杀猪宰牛，设宴三天为他接风。关于此事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之后便没再提及。”梅德赫斯特所言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狗头山在广东，不在湖南；如果真有此事，那也肯定是在广西太平军组建之前。但不管怎样，这一证据虽只有只言片语，却具有重要价值，它足以说明帮会之内确实非洪秀全一人独大，且不说是否有哪个首领地位高于他，至少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是存在的，拜上帝会成立之前，此人就已经是个反清分子了，他也曾试图建立帮会，但成果平平，因为他所宣扬的迷信教义并不能吸引人。若事实与我们所听闻的一样，此人恰好遇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发现前者坚信自己曾被引领到天堂，得了个上帝次子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此人必欣喜若狂，因为他可以利用洪秀全的这段天启经历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此一来，洪冯二人原先那次令人费解的广西之行便也说得通了。精明的朱九涛一眼看到了这一新信仰的价值，可以加以利用，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帮助自己发动政变。他自己创造的那套教义无法让众人信服。于是，他决定为洪冯二人所坚持的信仰找一片最合适的土壤，所以，他们来到了广西苗疆的边界，那里也住着不少客家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洪秀全其实是个空想主义者，冯云山才是两者之中更有才能和力量的人。在知会了洪秀全并征得他的同意后，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洪秀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朱九涛和冯云山二人达成了共识，在去广东的途中闪到一边开始传播新的宗教信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洪秀全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至少传教工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他的那段幻境中的经历也是传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人传教的同时，洪秀全则在广州老家继续教书，也许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也可能他当时对朱冯二人的密谋根本就不知情。 然而1848年的那场危机最终还是将领导权问题摆上了台面。既然这场运动的基础就是洪秀全所看到的那段幻象，那么洪秀全本人就应该是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领导权归属确定之前，洪秀全必须在场，而且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朱九涛真是这场变革的真正策划者，那么他一定期待着最终登上王位。权力之争为1848年那几次天神下凡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洪秀全本人将其视为自己权力的根源所在。那么问题来了，新的政权应该由谁来领导？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洪秀全还是热衷政治的朱九涛？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冯云山和朱九涛应该是共同掌握着大权，而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宗教方面的造诣要胜过其政治素养。他们所见到的幻象着实帮了大忙，其他人只好让步，等待时机，洪秀全到后否定了其他人看到的幻象，让这些人不得不偃旗息鼓。朱九涛被迫妥协。 那么问题又来了。朱九涛后来究竟去了哪里？无论是在朝廷文献中，还是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人的身影。但是，在官方资料中，另一个名字开始活跃起来，最近一本号称是太平军成员所写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名字。中国的所有记述都说，太平天国成立初期有6位王，而非5位，那位多出来的王叫做天德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翻译出版的太平天国初期的所有布告中，天德王这个名字的位置与诏书中皇帝的署名位置相同。太平军抵达江宁之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最高领袖的。但是他们攻占江宁，首次与洋人接触时，关于这个称号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最高领袖的称谓变成了“天王”，“天德”的称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究竟哪种解释会胜出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一份名为《洪大全供》的文书。洪大全是在永安被俘的，他就是那个天德王。 如果这份文书作者的真实身份与供词一致，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对太平天国初期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还记得，1852年4月7日，被清军围困在永安多日的太平军终于逃出生天，开始北上，最终抵达江宁。但是其中有一小批人在一种非常费解的情形下被清军拦截并俘虏。这批人当中的领袖明显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被押解到北京严加看管。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自称洪大全，说自己与天王洪秀全地位相当。由于他的供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全文抄录了下来。 洪大全供述如下：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唯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 数月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 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为贤弟，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晃、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 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只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贪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苦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 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 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全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总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洪秀全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有不少论据可以说明这份供词是真实的。 1.清廷相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很高，清军押解洪大全回京时非常谨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朝廷是否认为洪大全的地位高于洪秀全，这点我们无法确定，但至少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叛军的唯一首领，也没觉得俘虏了洪大全就等于粉碎了太平军。如果朝廷后来发现洪大全其实级别没那么高，只是在冒充太平军领袖，那么在获得了更多精确信息后，朝廷必然会在记载中把关于他的信息略去。另外，赛尚阿因失职被削官，是在洪大全被捕后不久，若朝廷认为他在洪大全身份认定一事上被蒙蔽或存在失误，那么这一条一定会成为他被罢免的理由之一，然而实际上朝廷对此并未提及。 2.洪大全自称是湖南人，这一点在沿湘江而上时得到了印证。行至长沙时，押解人员对洪大全说，他们已抵达衡州，但洪大全很快就认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长沙。 3.洪大全自称与天王地位相当，这也是可信的，因为众所周知，从运动一开始，便有“天德王”这号人物存在。如果这是洪秀全的号，那么他没有理由在后来改变称号；即使改了称号，也没有理由隐瞒。 4.洪大全的号也与天王之下的其他五位王不一样。他的王号听起来更像是帝王年号。王号中的“天”字说明，他至少与天王平起平坐，说不定比天王地位更高。他所用的名字也很能说明问题，洪大全，一个“大”字便说明了他的位高权重。 5.不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洪大全非常了解天王。由于普通会众与天王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他们只当天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知道实情的应该只有其他五位王。实际上洪秀全根本无法独立领导一个政府，他更适合躲在他那妻妾成群的后宫里，一门心思去研究他的宗教，任凭手下将领们去南征北战，以他的名义呼风唤雨。如果会众知道他们的领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英明神武，便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追随了。虽然那几位王对洪秀全的这些缺陷心知肚明，但他们愿意为其掩盖，尊这位所谓的先知为君。 我们不能忽略，这份供述中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洪大全把南王冯云山说成了北王（译者注：供词原文是正确的，并没有把冯云山说成北王，但作者所引用的英文文献译成了北王），有些人可以据此怀疑洪大全的身份，认为他并不了解情况。但是多数错误都带有一种刻意的痕迹，还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如此。他似乎不想与这场运动的宗教信条扯上关系，以便能维护自己在同胞心目中的读书人的形象。很明显，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影响力为自己吸引追随者，但他还是想依靠武力夺取王位，而不是靠怪力乱神那一套手段。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位洪大全和朱九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对此二人的身份做过鉴定。不过，洪大全在供词中已明确表示，他所用的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与天王关系亲密，来往自由，其穿戴又是身居王位的人才可使用的，所获封号与天王相当，甚至高于天王，而且他还看出，如果洪秀全继续推行他的破绽百出的政策，太平天国运动注定会失败。这样一个人，应该在运动早期就身居高位了。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朱九涛外，再无其他人符合条件。因此，洪大全的真实身份，似乎只能是朱九涛了。 我们姑且认为这份供述属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重新梳理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比较研究这套新的材料后，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图像：一个叫朱九涛的湖南人，参加科举屡试不中，便退隐山林当起了和尚，并潜心钻研兵法，想着有朝一日能推翻清王朝。1843或1844年的某一天，他来到了广东，在一个叫狗头山的地方遇见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当时他本人正在组建帮会，而洪秀全的迷信学说很快吸引了他，他可以借着这套学说来争取追随者。于是，他与冯云山达成了共识，表示愿意宣传新运动。从忠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在这里，这种说法得到了证实。利用宗教发动叛乱，幕后主使正是朱冯二人，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秘密谋划告诉洪秀全，直到1848年危机爆发后他才知道实情。 高瞻远瞩的朱九涛想依靠武力来赢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借助宗教面具的力量，他便无法吸引众多追随者，因为他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威。拜上帝会这样的帮会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任务就是将这批会众训练成能上战场的士兵。这一切背后的那个人，不是洪秀全，而是朱九涛，这是毫无疑问的。 天德王在供述中毫不避讳地说，他不认同洪秀全在永安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所以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希望能取而代之，可惜机会来得不是时候。总的来说，他的整篇供词向我们揭示了这场运动背后的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一种思想由天德王主导，以反清为目的，具有政治动机，使得这场运动被赋予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另一种思想以天王为首，强调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狂热的宗教，借助天启的手段，将儒家学说与基督思想杂糅，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仰。太平天国早期，这两种思想是双管齐下的，但没有背道而驰，因为天德王预见到这种宗教会招致民众的反对，并且正在极力避免这种结果。如果分道扬镳的那天真的到来了，那么首先要做的当然是维持拜上帝会会众的忠诚度，否则谁也无法取胜。 我们虽无从知晓1848年太平天国诸王之间是如何产生内讧的，但我们能猜到，一通争斗是免不了的。杨秀清、萧朝贵与朱九涛和北王韦昌辉反目，可能冯云山也成了杨萧二人反对的对象。经过这两个人的一番动作，宗教狂热分子们都相信上帝和耶稣确实下凡了，而且让他们坐了领袖的交椅。到后面我们还会发现，定都天京后，杨秀清甚至还觊觎过洪秀全的位子，此后他与韦昌辉倒戈相向，不共戴天。另外，永安突围之时，韦昌辉曾试图营救洪大全，但遭萧朝贵反对。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因此可以推测，诸王就是这样决裂的。洪秀全正式出面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时，其他人被天神附体的经历都被他否定了，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得到了承认，这样一来朱九涛就受到了压制，他只能暗自等待机会。 1848年的这场斗争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内部权力之争的序曲。在得到洪秀全的承认后，杨萧二人的地位超越了原先的其他领袖，排在了前面。但是天德王的势力太大，不可能把他挤到一边，于是，为了维护帮会的团结，洪秀全与天德王不得不相互妥协。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同居最高位。天德这个王号暗示着帝王的身份，甚至当时一些文书也用了“天德”作为临时的年号（译者注：天德年号应该只在天地会文书中出现过，其中有的文书假托太平天国名义发布，所以作者有此一说）。如此看来，天德王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天王，而天王只是宗教首领，其身份可理解为太平教皇之类的。但是，这场运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能与天神扯上关系的东王和西王手中。天德王束手无策，只能等待时机一举清除他们的势力。然而，太平军一次次绝处逢生，众人都觉得他们是得了上帝庇佑，因此天德王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机会。他们最后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是永安突围，天德王在这次突围中被俘，他再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机会了。此后不久，萧朝贵在攻打长沙时阵亡，之后的宗教狂热现象便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治下愈演愈烈，会众对宗教的痴迷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也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灭。而与朱九涛共同创立了这个帮会的冯云山，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洪秀全好好领导这场运动，只可惜太平军刚开始从广西向湖南挺进时，冯云山便阵亡了。 如果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掌握了三合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所在。据韩山文记载，洪金曾提到三合会领袖率部下来到太平军营地，太平军方面向三合会传授新宗教教义，但三合会众人最终因不堪忍受太平军的森严军纪不辞而别。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个借口，并非真正的理由。虽然天德王曾试图将冯云山推出去代替自己面对三合会，但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也可获知，太平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就来自三合会。东王杨秀清在1852年发布的一则诰谕进一步证实了太平军兵力的来源，当时三合会中有不少人倒戈投靠清军，杨秀清在诰谕中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如果太平军中真有大批三合会成员，那么究竟是原先的拜上帝会成员加入了三合会，还是如洪金所称，在1850年末的那次起义以前，三合会成员集体加入了拜上帝会？而且，不论何时加入，他们在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时候离开，仅仅是因为军纪森严？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背信弃义，投靠朝廷，激怒太平军，连反清复汉大业都抛下了，如杨秀清所说，这可是他们歃血为盟的宗旨所在。 我们再次回到了朱九涛的身份问题上。这位消失的领袖，他的姓氏是朱，一说到这个姓氏，立马就会让人联想到明朝，明朝开国皇帝叫朱元璋，他曾经当过和尚。天德二字与明朝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姓氏却似乎有些来历。朱九涛也曾出家为僧，研习兵书，也许就是出于光复明朝的抱负，因为明朝的开国大业就是这样成就的。太平天国成立之初，会众之中有传言说，一位明朝宗室后人正藏在幕后，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亲自登场。另有落入洋人手中的史料记载，“后明”一词常与“太平王”同时使用，后又与“我天德皇帝”同时出现，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这位天德皇帝意在兴复明室，但为图大业，他必须安抚追随者中的教徒，也就是拜上帝会成员，所以，他作出了让步，给了洪秀全一个与自己比肩的地位。 △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皇帝。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三合会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这个帮会的会众追随的是朱九涛，而不是洪秀全。1848年，心存高远的朱九涛没能成功将拜上帝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既不能与这些人为敌，又不能成功煽动他们追随明朝宗室后裔，所以他只能妥协。不过他仍是运动的主谋之一，三合会听命于他，只要他一声令下，便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金田起义之际，朱九涛可能真的下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按照洪金的说法，三合会很快又退出了。杨秀清的诰谕足以否定这一点。他对洪秀全的引用也并不在点上，洪秀全说自己并无兴复明朝的意图，并明确表示了对三合会及其宗旨的排斥。正相反，它恰恰说明了洪秀全与这个会党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如果不是因为朱九涛，三合会成员是不可能追随洪秀全的。 朱九涛被捕并从永安押解回京后，权力完全落到了宗教狂热派的手中，于是三合会开始背弃新的领袖，杨秀清这才在诰谕中加以谴责。三合会成员离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太平军抵达江宁时，三合会的人已经没剩几个了。对于这样的异常叛变，我们只能遵从前文的假设。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太平军与三合会之间最终水火不容的结局。三合会的一个分舵攻占上海后，为保战果，他们自然希望与太平军结盟，但双方结怨颇深，协议根本无法达成。如洪金所说，洪秀全奉行政教合一的做法也许与三合会宗旨相左，但他的雄厚实力能给三合会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精明的会党们不可能将其拒之门外。然而三合会最终背弃盟约投靠敌军，双方再无修好的可能。所以，在取胜之后，太平军抹去了一切与三合会有关的蛛丝马迹，也断然拒绝了与他们的所有来往。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天王究竟是何时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我们从三处得到了三个不同的答案。干王洪金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自己身陷囹圄后，曾供述说，他们最初的政权是在金田建立的，太平军将领在金田就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时间要早于永安建制。洪大全也在供述中承认，在永安正式建号前，太平军的政府就已初具雏形。 但是根据太平天国的历法、朝廷的官方记载以及洪金早期的自述，太平天国政府正式建立、国家体制正式确立、军队制度正式颁行、其余事务尽数完成，应该是在1851年到1852年春占领永安之时。这里有些时间上的出入，但是无伤大雅，因为在中国，新帝登基当年不会更换年号，要等到第二年年初才会建元。 忠王在其自传中的说法则更为严谨，他的说法也得到了所有官方资料的认同。他提到，1852年11月，在太平军攻打长沙之际，洪秀全获得了一方玉玺。这就说明，在永安的时候，洪秀全根本没有玺印，到了长沙他才弥补了这一缺漏。只要想一想玉玺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便能明白，掌权的人没有玺印是非常荒唐的，更何况太平天国内部等级森严，官员品级不仅可以通过旗帜区分，还可以通过印鉴大小来辨别。天王居然长达两年没有玉玺，简直不可思议。另一个解释是，在此之前，洪秀全仅仅是“王”，现在要称帝了，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因为洪秀全从未真正称帝，这是拜其宗教信仰所赐，在他眼里，“帝”只能是上帝。不过天授玉玺这一出倒也的确有称帝的效果，据史料记载，当时将士们向洪秀全高呼“万岁”，这可是个皇帝专用的称呼。 如果经历了长沙的这个事件，洪秀全算是真正登基了，但他却依然只用“王”的称号，那么天授玉玺这一出的意义何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之前洪秀全与另一个人共同统治太平天国，而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天德王的结局，那么天授玉玺可以看作是天王更进一步，独揽大权的标志。要知道在洋人所掌握的资料中，太平天国早期的文书都是以天德为年号的，这说明，不管天德王在供述中是怎么说的，至少在1852年之前，他才是人们心目中太平天国的实际统治者。 太平天国内部文书中还有一份颇有些意思的告示，它的发布日期是在对长沙发动最后攻击之前。告示署名“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岁洪”，年份是天德二年。但这则告示中的信息有误，因为它提到长沙已经平定，接下来要前往广西（也许实际应该是前往江苏）。由于这份告示没有标明发布的具体日期，我猜测，这份文书是提前写成的，以便贴在沿江各座城池的城墙上，因此月份日期都没写，准备以后补上。告示中说，长沙已经平定，这与事实不符，但可据此推测这份文书写于放弃围攻的前几天，起草告示那时正是太平军打算用地雷攻城的时候。他们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引爆了地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天授玉玺一事发生的那几天，“天德”依然被用作年号。 到现在为止，如果所有事件都按照我在前文中所推测的顺序发生，那么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洪秀全真的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叛乱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此事便又显得扑朔迷离了。不过我的推测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布莱恩曾在他的书中记录说，太平军攻下江宁后不久，洪秀全曾经的宗教老师罗孝全收到了一封书信，邀请他去江宁。据说这封信的封口处盖的是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印，上刻“天德太平皇印”。我们没见过这方玉玺，因此我们没法作出判断。如果此信为真，而且确从江宁寄出，这边说明天王同时拥有天德和太平两个号。然而话说回来如果1853年攻下江宁前不久，天王还拥有这样的两个号，为什么短短几周后，一切关于“天德”的信息就都被否认了呢？ 我们要知道，太平天国后期的文书再也没有提到有任何领袖与洪秀全平起平坐。如果天德真的存在过，那么太平天国一定在自己的记载中抹去了他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朝廷官方文献和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告中找到关于他的讯息。基于这样的认识，密迪乐对洪大全的供词表现出了不以为意的态度，他写道：“天德连传说都算不上，他纯粹就是个误会。”他与太平天国的成员有过对话，他还表示在太平天国的书中找不到他们抹煞天德王痕迹的证据，因此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然而，如果太平天国真的失去过一位领袖和众多三合会追随者，那么剩下追随天王的人多数都是宗教狂热分子，我们怎能指望这些剩下的人承认那位失踪的领袖真的存在过呢？至于抹煞，如前文所述，杨秀清的诰谕曾被刻意篡改，其目的就是隐瞒太平军中有三合会成员的事实。这样看来，他们对天德王难保不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最近出的关于这场运动的非官方著作中倒也提到了天德王，但他被排三等王之列。 总的来说，证明天德王是叛军实际领袖的一系列事件，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信其为真。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也许还真是明朝宗室后裔。他一心想着招罗人马，上天也算是给他指了条明路，但这是一条危险的路。他们着手图谋大事的时候，危险因素便渐渐开始浮出水面，于是这位主谋不得不屈居次位，或者说，至少也得和宗教狂热派分权，并等待着时机成熟。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在永安突围时，代表耶稣的西王萧朝贵失手，天德王被捕，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就这样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大权落到了并无多大能耐的宗教狂热派手中，在他们的统治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开始腐化堕落。最终，大清帝国的保守势力汇聚到一起，帮助满族统治者将这场运动镇压了下去。洪秀全掌权后，太平天国剩下的只有宗教幻想了，它在朱九涛领导时所代表的民意已经荡然无存。 洪大全认为洪秀全成不了大事，而这场运动后期的种种一次次地印证了他的看法，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长沙和江宁所发生的事。在长沙时，太平军的数万官兵足足攻打了81天，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于是洪秀全决定转而前往湘西常德。然而攻下益阳后，太平军截获了很多船只，就因为这一偶然的因素，洪秀全居然当即改变了主意，决定顺江东进。此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沿途百姓闻之而色变。攻下江宁后，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劝洪秀全继续挥师北上，挺进河南，直逼京师，以夺取天下。不料太平军领袖仅凭军中一个船夫的几句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终究功败垂成。那个船夫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而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恩知！”就这样，太平天国领袖决定留在江宁，不再北上。换作是朱九涛，必然会抓住这个时机一路攻打到京师，但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白白错失良机，与江山失之交臂。 [book_title]第四章　北伐之路 前文说到太平军抵达了桂林，他们在桂林城外围攻了31天未果，只得放弃，前往湖南。清军将领和春率7000人追击。此后，5月22日，他们攻占了兴安，6月3日又拿下了全州。江忠源判断太平军会从全州沿江行进直扑长沙，于是他紧急赶往全州附近的蓑衣渡，那里河道狭窄，岸边林木茂密，正可以伐木为堰，无须土石，便可阻挡太平军去路。如江忠源所料，太平军果然乘小船蔽江而下，行至蓑衣渡，便遇上了伏兵此地的江忠源楚勇部队，双方厮杀了两天两夜，太平军损失兵力逾千，冯云山也在交战中阵亡。楚勇官兵放火烧了太平军的船队，后者被迫改道陆路，前往永州和道州，并于6月12日攻下道州。 太平军在道州停留了一个多月，其间有数千人前来投靠，他们的队伍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次补充兵员至关重要，太平军最终能抵达江宁也得益于此，但是它还是弥补不了大军在蓑衣渡所遭受的损失。冯云山死了，太平天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的、头脑清醒的领袖，再也没有人能把洪秀全和他的同伴们拉上正轨。冯云山阵亡给太平天国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失去洪大全。他与洪大全共同创建了帮会，其见地很可能并不比后者逊色，更重要的是，他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不错，这对洪秀全有利。从后来的情况看，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能也还算清醒，但他们没有力量去和杨秀清、萧朝贵抗衡。于是，冯云山死后，权柄完全握在了宗教狂热派手中，他们所推广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并不能被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它最终产生了负面作用，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除此之外，蓑衣渡一战让朝廷看到了一个可以有效镇压太平军的办法。他们曾两次派出高级将领，率大队人马围剿太平军，结果都让太平军逃脱了。而在这场战役中，勇军实力看似与朝廷军队悬殊，但他们却成功守住了阵地，在太平军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为守卫长沙争取到了时间。正是这类军队在曾国藩手下发展壮大，最终帮助朝廷赢得了胜利。只有尽快乘胜进攻，或者再出现天德王或冯云山那样的领袖，太平天国才有存活的可能。如今朝廷利刃在手，终于能够弥补体制上的致命缺陷了。 朝廷军队聚集到了道州，把太平军赶到了郴州。郴州是广州通往北方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于8月16日攻克了这座重镇，而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拿下了贵阳。天王和大部分兵力留守郴州，西王萧朝贵率一支分遣队的死士继续北上，企图攻取长沙。他知道此时长沙城防务尚未完善，趁机攻破应该比较容易。 结果，太平军整整攻打了81天，毫无结果。这场攻防战开始没多久，萧朝贵就被城墙上的炮火击中身亡，太平军只得在洪杨的率领下倾巢而出赶来增援。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洪秀全一样，也是花县人。朝廷军队逐渐沿江而下，如果他们都和江忠源的楚勇一样能征善战，就完全有可能歼灭太平军。随后，太平军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3次引爆地雷，长沙城墙两度被炸开缺口，太平军企图从缺口扑城，但都因城内守军抵拒而失败。 太平军油盐断绝，四面又都有敌军营地，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决定放弃长沙，转向别处。就在大军撤离之际，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称呼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呼万岁在后。制造玺成，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 太平军派先遣队向湘潭方向行军，绕山而行，再与主力会合。主力部队已于11月30日夜搭浮桥渡过湘江，西进益阳。朝廷军队上当，果然火速沿东安赶往湘潭，太平军终于得以脱身。此时距他们9月开始围攻长沙已经快3个月了。 他们在益阳截获了几千艘渔船，便乘船过临资口，越洞庭湖抵达岳州。在岳州，太平军缴获了吴三桂在康熙朝的三藩之乱中窖藏于此地的军火。岳州城的多数守军听闻太平军前来，早已提前出逃。12月13日，也就是抵达岳州的4天后，太平军攻下了这座城池。除了吴三桂留下的军火外，他们还另外截获了5000多艘船只，装备大大改善。他们紧接着沿长江行至汉阳，12月19日破城。他们放火烧了通商口岸汉口，随后便渡江攻打武昌。总督以守湖南为由未至，湖北巡抚已尽全力防御，此时从湖南赶来的向荣援军距离武昌城不过3里开外，太平军被夹在援军和守军之间，但双方似乎都不愿与太平军交战，加之连日阴雨，正好给了他们消极作战的借口，而太平军则正好借机布下炸药。1853年1月13日黎明，武昌城门被炸开，巡抚拼死抵拒，最终还是不敌太平军，以身殉国。 此时赛尚阿已被革职，徐广缙接任钦差，但他抵达长沙时，太平军已经撤离，他赶到岳州时，武昌已经失守。徐广缙因此被革职，其职位由向荣接任。 听闻武汉未有恶战而连失三镇，朝廷非常震惊，决定命琦善从直隶、陕西和黑龙江挑选骑兵步兵前去河南驻守，严防太平军进犯京师。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林则徐被革职，当时前去接任钦差的就是琦善。向荣此时殊荣加身，这才开始积极应战，若他早有这样的态度，武昌也不至于失守。太平军自认没有长期守住城池的把握，便赶忙调集了数千艘船，于1853年2月8日离开武汉，夹江东下。据说此时的太平军人数，男女老幼都包括在内，已经达到了50万人。上万舳舻蔽江而下的场景必然产生了不小的震慑力，太平军就在向荣的眼皮底下向着江宁进发，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天国。 在太平军沿江东进途中，沿岸所经城镇无一不遭其抢掠。两江总督原本已抵达其辖区边界武穴，准备在此迎战，却突然又决定撤回江宁，一方面是出于畏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手中兵力太少。他先派了一个总兵前去拦截太平军，但此人很快败下阵来，于是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仓皇出逃。2月17日，没有设防的九江被太平军一举攻下。过安庆时，安徽巡抚死于太平军之手，布政使守城失败，2月24日，安庆失陷，布政使逃亡舒城，仅一周后，舒城被克。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消息搅得京师的大员们惶惶不可终日。总督出逃，江宁城的防守便应由江苏巡抚负责，哪知这位巡抚也借口战事需要，逃到镇江去了。3月8日，太平军兵临江宁城下，9日破城，江宁失陷。朝廷称八旗军拼死保卫内城，但事不久后密迪乐便从太平军口中得知，实际上满人纷纷跪地求饶，要除掉他们就和宰羊一样容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通商口岸，武汉正式开埠。自此武汉先后设立了五国租界。 对太平军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继续北上还是留在江宁。天王和东王都主张立刻进军河南，这样也好躲避钦差大臣向荣的追击。处理完武昌的事务后，向荣便出发追赶太平军，追到九江时，因为没有船渡江，因此耽搁了。如果太平军能成功拿下黄河沿岸城池，日后攻打京师便有很大胜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军中有个船夫以河南多险阻为由加以劝阻，还说江宁是帝王之家，力劝洪秀全在此定都。洪秀全竟然听信了这个船夫的劝阻，打消了北上的念头。 如果那时太平军乘胜追击，要攻克京城也并非难事。但也许那个船夫所表达的是多数太平军将士的心声，他们不愿渡过长江远赴北国。自古以来，这道天堑就将中国南北一分为二，往长江以北走几里地，周遭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你会感觉到自己来到了北方。相比美国的梅森-迪克森线，长江更具有分界线的意味。太平军从广西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江宁，尽管他们所宣扬的宗教在中国土地上就是个异类，但他们还是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因为在百姓眼里，太平军能把他们从满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然而，一旦渡过长江来到北方，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北方是敌军的天下，他们只是陌生人，他们将无处招募兵员，来自朝廷和民间的抵抗也会更激烈。那个船夫所说的就是多数人的担忧。 只要洪秀全稍微有些胆识，便会断然否决船夫的提议。实际上北方的局势与南方一样动荡，那时捻军已经开始作乱，假以时日就会对朝廷构成巨大困扰；西北边境的回民也是蠢蠢欲动，随时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只需稍有些胆识和魄力，懂得如何应付那些有心起事的团体，太平军便有望成事，将满人赶下皇位。如此情形，让人不能不设想，倘若天德王和冯云山尚在，历史又该是怎生模样。 天京建都并未花去太平军太多精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占领了镇江和扬州两处战略要地。镇江乃是南北要冲，京杭大运河和长江在此交汇；而百里开外的扬州，运河穿城而过。漕粮要通过运河运往京城，所以，这两座城池可谓扼住了京师命脉。奉命攻打镇江、扬州的将领是林凤祥。3月30日，他攻下镇江，留罗大纲镇守，自己则继续率部北上攻打扬州。1853年4月1日，扬州被攻陷。没过多久，他又拿下与江宁隔江相望的浦口，以及浦口与扬州之间的地带，以巩固太平军对镇江和扬州的控制。 与此同时，在九江耽搁了5周之久的向荣终于在3月30日赶到江宁城下。此时的太平军防守森严，还控制着镇江，因此向荣只能在城外扎营，再作逐步攻城的打算。此后，长达11年，天京便一直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这11年间，双方冲突不断，其间的刀光剑影、输赢胜败，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清军在城外扎营一事并没有引起太平军的恐慌，但经年累月，他们的生活必然受到了影响，他们不得不把天京当成一座大营，因为长年来战火不断，天京是经常处于戒严状态的。本来军队可以随意进出城门，百姓良民要通过也是很容易。1860年后，外国的舰艇在江面上频繁往来。但是天京曾一度取消了原先的贸易活动，紧闭城门，守卫森严。城内百姓靠政府配给的口粮生活，每户人家出男丁为兵，随军往来征战。城内法度十分严整。 镇江和扬州是要塞，朝廷自然一心想要收复。所以琦善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一道，率领4000骑兵和30000步兵，迅速在扬州城外扎了营。无奈太平军严防死守，朝廷的军队久攻不下。林凤祥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将妇孺财宝运出城外送往天京，然后便留下曾立昌镇守，他自己则于5月22日率大军离开扬州，踏上了北伐的征途。 林凤祥的部队经过了滁州和临淮关，于5月28日破了扬州西北300里左右的重镇凤阳。接着，林凤祥又派出6支部队去攻打六合，想把六合与浦口之间的地区都置于太平军掌控之下。但是，六合的民兵乡勇们奋力相搏，林凤祥派出的部队损失惨重，无奈之下只得退守天京。 东王杨秀清旋即派出援军，林凤祥的军队与援军汇合后继续北上。清军将领胜保从扬州出发追击太平军，但他动身时北伐军已走出很远，因此一直没能追上。6月13日，河南归德府被攻克。19日，北伐军抵达省城开封，但攻城未能得手。各部撤围后继续行军，官军在后穷追不舍。7月1日，北伐军抵达汜水，滔滔黄河就在眼前。 事到如今，朝廷再也不能敷衍逃避了。清军必须把太平军挡在黄河以南，这关系着京师的存亡。朝廷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命河南、山东和山西巡抚襄助，又火速召来察哈尔的蒙古部队，黑龙江和陕西的骑兵也受调遣前来援助。朝廷军队一时兵多将广，太平军自知阵地难守，决定暗地里迅速转移，于是他们乘煤驳渡过了黄河。7月7日，北伐军开始攻打怀庆，却反遭闻讯赶来的官军袭击。官军共向北伐军发起了10次进攻，都未能将其歼灭。最后还是一场大雨帮了清军，北伐军向西逃窜，官军在后面追击，太平军殿后部队折损3000余人。河南被朝廷平定，北伐军则继续前进。 太平军一路向西，抵达山西垣曲后开始北上，并攻下了平阳府。讷尔经额被革职，由胜保任钦差，咸丰帝特赐神雀刀，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可以立斩。此时北伐军仅剩20000余人，但朱锡琨和许宗扬率援军从天京赶来，与北伐军会师。 与援军汇合后，北伐军以神速横扫山西，连克数座城池，清军闻讯十分惶恐。9月29日，北伐军经临洺关入直隶。在直隶大省，太平军照样势如破竹，10月1日克任县，次日破隆平、柏乡，4日下赵州，6日踞藁城，8日攻陷栾城、晋州，9日抵达深州。短短10日内，太平军行军300余里，拿下5座城池。钦差大臣胜保一直在追击太平军，从扬州一路追到深州，还有怀庆的几位将领也在后面穷追不舍。21日，清军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太平军突围不成，但第二天他们就退深州向东逃窜，31日又攻克了静海县。但是，静海和附近的独流最后却成了北伐的终点，百里开外就是天津，但他们终究没能踏上这片土地。 回想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一路挥师北上攻下江宁，最后差点兵临天津城下，清军之无能，官员之怯懦，已经一目了然。当年的《京报》对各级官员的谴责可谓毫不客气，上至将军、督抚，下至州县长官，一到紧要关头，个个原形毕露。有的弃城而逃，有的称病不出，有的到了太平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才慌忙招募新兵，还有些官员处决了个把掉了队的太平军士兵，或是进了太平军的弃城，便谎报军情，向朝廷告捷。就连向荣、胜保也多有失责之处。向荣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歼灭太平军，但他每次动手的时候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太平军深入北方时，他在一门心思围攻天京，却久攻不下。胜保在天津郊外追上了太平军，却又与他们拉开了距离，就是不上前攻打，唯恐吃了败仗遭到贬黜。 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咸丰帝也顾不上自己与蒙古的种种恩怨，急召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命其率蒙古劲旅出京清剿。蒙古官兵与清军一道，将太平军挡在了静海和独流不得前进。朝廷军人多势众，当时又值寒冬，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太平军依然与朝廷僵持了两三个月，但最后还是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撤回到黄河边上。此时天京已派援军北上，林凤祥又与朝廷军对抗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855年被俘，其部队全军溃散。 就在林凤祥率军北伐的同时，洪秀全又派出了另一支军队，重新去攻占他们北上江宁途中所放弃的城池。这支军队兵分两路，分别由赖汉英和石祥祯率领，他们首先向九江发动进攻，然后经鄱阳湖抵达南昌。 与此同时，江忠源因在广西和湖南作战骁勇，在朝廷军将领中才能凸显，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并受命前往江南大营。5月14日，江忠源率3000官兵从武昌出发，沿长江东进，途中他得知太平军西征部队已经抵达南昌。南昌是湖南的后门，江忠源闻讯火速从九江掉头赶往南昌救援。抵达南昌后，江忠源企图冲散太平军的包围，但7月7日，太平军还是将南昌城墙炸开了缺口。城内守军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入城。南昌的围攻长达三个月之久，最后一次攻城失败后，太平军决定撤离，前往九江。江忠源一路追赶，依然迟到一步，九江被攻陷。但太平军不打算在那里久留，攻下九江后便继续溯江而上，在田家镇击败湖广总督，经黄州抵达刚刚修复完毕的汉阳。 与此同时，太平军的另一支西征队伍取道陆路，攻下了安庆。在翼王石达开和将领胡以晃的率领下，大军穿过安徽境内，荡平了一座又一座城邑。当年年底，汉阳的军队回师皖北，安徽省被太平军置于鼓掌。在曾国藩等人的举荐下，江忠源擢升安徽巡抚，赶往庐州，与胡以晃率领的10万太平军对峙。刘长佑和江忠源之弟江忠濬想赶来增援，却遭到太平军堵截，无法前行。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开始攻城，庐州城内将寡兵微，双方兵力悬殊。守军殊死相抗，庐州城最终还是被太平军攻破，江忠源投水自尽。 江忠源殉国，清廷失去了一名不世之将才。因为英年早逝，江忠源未登得名人堂，然而，正是他在广西沙场上第一次告诉世人，乡勇也可以成为平定变乱的重要力量；正是他在蓑衣渡口挡住太平军的去路，救长沙于危难，为这座省城争取到了布防的时间；正是他在星城一役中亲率楚勇坚守城池；也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曾国藩才创建了湘军，并编练了水师，成为华中地区水上作战的中坚力量。若是江忠源的戎马生涯没有那么早结束，他的名字一定会与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并列，甚至位于诸公之首。正是有了江忠源的铺垫，才成就了曾国藩一生的伟业。 安徽被扫平后，东王杨秀清亲率大军溯江而上，企图攻下武昌，从而控制天京上游地带的长江制水权。湖广总督吴文镕督师挺进黄州堵截太平军。当时正值新年，吴文镕以为太平军会放松警惕，便于2月7日发兵攻打，不料却被太平军击溃，吴文镕战殁。太平军避开朝廷军队继续向武昌进发，而朝廷军则在新任总督指挥下退守武昌上游的金口，而武昌除了有士兵把守城垣外便毫无防御。1854年6月26日，武昌失守，自此，长江流域从武昌到天京全部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 [book_title]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 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来自它的领袖洪秀全，他希望将太平天国打造成华夏土地上的基督之国。根据干王洪金（洪仁玕）的口述，韩山文记录了关于洪秀全所看的幻境的全部内容。看过韩山文记录的人很容易会认为，这场运动原先纯粹是出于宗教目的，是因为朝廷迫害才转变成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投效忠王的英国人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呤唎曾出面谴责过西方国家，说他们以险恶之心背弃信仰，助纣为虐，打压基督徒。他并不否认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都存在问题，但他觉得这只是由于太平天国领袖的无知造成的，他们主观上并没有过错。中国国内不少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作品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场叛乱中，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反对清政府的宗教运动，这场运动的基础是一种迷信思想，它是吸收了外来的基督教元素而形成的。 要说基督思想和中国传统观念在这种新的信仰里分别占多大比重，那我们就不能忘记，洪秀全在生病前从未听说过基督教，虽然当时已有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和澳门传教。就算他有所耳闻，他也一定不理解这种新宗教的教义。他一门心思参加科举，落榜后便回去教书，这说明他脑中装的是儒家经典。我们可以猜测，在研习新宗教时，若无人指点，但凡遇到疑难，洪秀全只可能站在四书五经的角度去理解。 之前我们提到过，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赶考时，有人给他一套传教书，他看都没看就扔在一边，而且一扔就是好几年。落榜次年，洪秀全在病中进入幻境，但直到1843年，他出于偶然翻了那些传教书之后，才领悟了当年梦中幻境的意义。此后他的注意力就完全转移到了这些书上，他所受到的影响，从他1845和1846年间撰写的那些文书中便可见一斑。要去追寻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已是不可能了，因为他的早期作品中，为世人所知的都是后来在天京刊行的那些，在1853年赫尔墨斯号战舰带回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能找到这些文字内容，其中包括《百正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其中3篇与《原道救世歌》一起被编入《太平诏书》。 《太平诏书》中除收录洪秀全本人撰写的篇章外，还有《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天父下凡诏书》以及太平天国陆续颁布的一些规定和律法，这些史料的英文文本是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主要信息来源，而近期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则提供了这些史料的中文文本。 上帝创造世界，保佑众生，他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洪秀全理解得很好，但很显然，他并没有领会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的一封诏书是这样写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至高无上，世人皆为其所生所养。天父上主皇上帝为独一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神爷也，魂爷也。”如果只有这封诏书，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人是真正的一神论者。但是《三字经》中的一段文字却又让人产生怀疑，这段文字即使不是洪秀全本人所写，至少也是表达了他的意愿，这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位太平天国领袖是否真的能领会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洪秀全首次“诛妖升天”的情形： 战胜妖，复还天。皇上帝，托大权。天母慈，最恩爱。娇贵极，不可赛。天嫂贤，最思量。时劝兄，且悠扬。 在《三字经》的这段文字中，上帝和天兄耶稣都是有妻室的。如此一来，本该是独一真神的上帝变成了有妻儿甚至还有儿媳的天父。这说明，洪秀全消化不了抽象的西方神学，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被他理解成了三个神，而且这三个神还是一家子。其中另两个神唯天父是瞻，就像中国家庭以父亲为一家之主一样。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确实反对冒充圣灵篡夺上帝权位的僭越行为，但是他们认为上帝和耶稣都有家室，这就说明在他们的观念里还有其他神灵的存在，因为在中国，婚姻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甲姓家族的人入了乙姓家族的门。那么在他们眼里，天国一定还存在其他家族，其地位虽不比上帝那一族，但也得是高门大户，必须配得上上帝的门第。 △《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 △《天条书》 △《天命诏旨书》 此外，《三字经》中还有一段关于救赎史和耶稣下凡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把《约翰福音》3：16的内容重述一遍： 皇上帝，悯世人。谴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信得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翻一翻我们所参考的其他诗作、文论和告谕，我们也同样会发现来自西方宗教经典中的内容。但我们实在无从确认，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基督教的真谛。谦卑、仁慈、宽恕、赤子之心以及与上帝基督为伴的渴望，这些德行统统都没有体现，要不就是被套上了儒家的道德标准，用于规范世人的言行。他们也强调惩恶扬善，但那是孔夫子的声音，不是基督的。在他们那里是找不到宗教慰藉的。 他们的主要教义就是要信仰上帝，要遵守道德，特别是要服从命令。他们认为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都能做到这点。只要敬畏上天，遵道秉义，就会得到护佑，可以行使权力，享受上天恩惠。孝顺和禁欲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太平天国要求自己的子民远离邪神，禁淫乱、忤逆父母、杀人害人、偷盗、溺信巫蛊、赌博、吸食鸦片、饮酒及算卦占卜。 洪秀全经常说，古时候先人书里写的那些内容与西方《圣经》里讲的是一回事，古人敬拜的、皇帝在祭坛祭祀的、西方人顶礼膜拜的都是同一个真神，也就是上帝。所以他把《圣经》拿出来和中国的典籍相提并论，作为其教义的圣典。这就足以激起全国上下文人学士的敌意了。《三字经》中有一段话，就是他专门用来号召国人追随他的信仰的：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 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刊载。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殷勤。汤盘铭，日日新。帝命汤，狂其身。文翼翼，昭事帝。人归心，三有二。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两千年……汉明愚，迎佛法。立寺观，大遭劫。至宋徽，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皇上帝，乃上主。普天下，大天父。号尊崇，传久载。徽何人，敢乱改？宜宋徽，被金掳。同其子，漠北朽。自宋徽，到于今，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前面的经文里还讲了许多《圣经》里的内容，比如上帝如何创世，比如上帝如何籍以色列人启示世人，比如上帝如何在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时展示他的仁慈和威力，比如他们在荒原上时上帝是如何关爱他们，比如十诫是如何传播的，再比如世人误入歧途时，上帝又是如何让自己的长子降世救赎世人的。接着洪秀全便揭晓了自己在这一神圣的救赎计划中的角色：他也肩负着使命，要向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在西方世界所做的那样，他也要带着自己的国人重回上帝的怀抱。 皇上帝，海底量。魔害人，不成样。上帝怒，遣己子。命下凡，先读史。丁酉岁，接上天。天情事，指明先。皇上帝，亲教导。授诗章，赋真道。帝赐印，并赐剑。交权能，威难犯。命同兄，是耶稣。逐妖魔，神使扶。 挑明了这一点后，经文就开始述说阎罗妖嫉恨洪秀全，作恶多端，于是上帝便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也就是洪秀全本人去降服阎罗妖和他手下的小妖。最后他斩除了妖魔，便上天去再次接受上帝的旨意，然后回到凡间，发誓一定要不辱使命，代替上帝引领万民。 这是他的第一战，我们无从知道对手究竟指谁。从经文来看，应该不是指他的家人或村民，那些人不过是对他怀着反对或嘲讽的态度罢了。也许这是指他早期某次与对手交手的经历，比如关于1848年上帝下凡的记载中所提及的情况，也可能指曾经与洪大全发生的矛盾，或是某次与朝廷的对抗，只是未见文字记录而已。虽说这里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但至少交代了在洪秀全心目中，他自己与上帝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耶稣他给足了面子，说他是上帝的长子，不过自己作为次子是与长子平起平坐的。号称自己和上帝是一家子，这点他毫不客气，但说到称号他倒又谦虚起来，有几段文字提到他拒绝称“帝”，因为他觉得“帝”只能指上帝，凡人称帝就是僭越；另外他也拒绝称“圣”，因为这个字只有上帝和长兄救世主耶稣配用。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1848年，拜上帝会领袖之间起了内讧，有两个人被神选中了，当年阴历3月，上帝下凡，杨秀清，也就是后来的东王被附身，对着一帮会众说了一番话；阴历9月，耶稣下凡，附身萧朝贵，即后来的西王。接下来的两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后来萧朝贵战死长沙，于是与洪秀全分享替上帝传话这一殊荣的就只有杨秀清一人了。随着这场运动不断深入，洪秀全渐渐退居深宫，大权落到了杨秀清手里，直到1856年他在天京事变中被杀之前，他其实是独揽朝政的。杨秀清给自己加了一连串封号，自称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他说自己是圣灵，这便是在抢洪秀全因为幻境而得来的地位了，此外杨秀清还有谋反的举动。不过这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地位：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父兄的特权他不能觊觎，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在凡人之上的。没有人从思辨神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来质疑他，没有人去怀疑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否合理：他已经把这种关系本身作为信仰和信念的一部分了。 这就是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用儒家思想去理解《圣经》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对于《圣经》里的材料，洪秀全只能按字面意思理解，然后便拿来为自己所用。就在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勇往直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同最初在广州接触到的基督教义渐行渐远了。他自称先知、上帝之子，外国传教士的指引他已经不接受了，仅仅愿意承认他们膜拜的是同一个上帝。那些传教士应该反过来去他那里接受点化，因为他可是上帝直接派来下凡的，而且圣灵的肉身就在天京的宫里头。 1853年和1854年间，真有外国传教士来到天京，但听到了洪秀全那番亵渎神灵的言论后，只得纷纷敬而远之。后面我们会详细研究他们递交给本国政府的关于太平天国政治和宗教的汇报。如果他们在天京见的是另一派的领袖，如果洪秀全没有用那些亵渎宗教的言论去冒犯他们，没准他们还真会承认太平天国。1854年正是杨秀清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公使造访，太平天国官员给这位公使的复信中有一封可谓颐指气使，大放厥词，内中措辞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之前清廷与英国就驻京使臣及邦交身份问题僵持不下，战火一触即发的那段时日：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作者为英国海军军官呤唎。他于1861年加入太平军，投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其训练军队，先后率炮队作战，教练太平军操演，为太平天国采购武器和粮食。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呤唎回国后，怀着对太平天国的深情，于1866年出版此书。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如果太平天国有希望推行开明的政策，这位公使原本是有权承认这个政权的，但他没有承认，这也并不在意料之外。不论那些所谓的开明国家、文明社会对这场运动寄予过怎样的期望，此刻一切都已明了。太平天国传播的从来都不是基督教教义，他们也不懂得它的教义。无论人们怎样定义它政治权利的属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想与太平天国平等交往，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没理解错，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西方传教士推崇上帝，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到的至高无上的神灵也是上帝。孔夫子本该让上帝为更多人所知，以免世人背叛，但他没做到。后来历朝历代的君主无一例外都背弃了上帝，连他的名字都改了。于是，耶稣降临到西方世界，成为救世主，他献祭了自己，换回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敬。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西方的《圣经》和本国先于儒家学说出现的关于上帝的记述，两相对照，以求贯通。但中国已经到了让人绝望的境地，于是上帝拯救西方之后就要开始对东方伸出援手了。我在1837年看到的幻境就是他对我的感召，要我像耶稣一样去救赎世人。上帝在幻境里告诉我，我是耶稣的弟弟，是他的次子，所以我可以直接接受并传达他的旨意。我也是神明。” 有了洪秀全的这番神圣铺垫，宗教集会建立起来了。像杨秀清和萧朝贵这样有些野心的人便自称神灵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洪秀全的地位，把这场运动引向了越发放肆的深渊。 洪秀全自称拥有神圣血统，他坚信上帝会保佑他和他的大业。据忠王所说，洪秀全对此深信不疑，直到天京陷落的那一刻，正所谓“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清军正渐渐逼近，忠王曾几次劝洪秀全离开天京，他都不肯。对于他如此这般的矢志不渝，朝廷是有记载的。当时忠王向他痛陈战局之艰险，撤出天京，退居江西等地是大势所趋。结果天王表示：“朕承上帝圣旨、奉天兄耶稣之命下凡，做万国九州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妖兵乎？” 还有一次是在1858年的一个酒宴上，一颗炮弹击穿房顶落在了天王脚边，顿时四座皆惊，只有天王对将领们大笑道：“朕奉天命登天王之位，纵妖兵百万，弹丸雨下，朕何惧乎？诸妖将又奈朕何？” 因为坚信有神明护佑，天王便不理朝政了。他过于执着于天意，将领们的计策被他频频驳回，谋胜虑败的事他根本不愿去做。忠王对此表达过他的不满：“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 洪秀全自己封了神还不够，还要宣布自己的儿子洪福瑱（译者注：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继位之后，因玉玺名下刻“真主”二字，清廷误作“福瑱”）为上帝的孙子。1860年，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诏谕，其中有一段格外引人注目：“戊申爷哥同下凡，带朕暨幼大当担，上帝亲子迹越见，父兄君王共为三。”这段文字的措辞颇为古怪，洪秀全似乎让自己的儿子给耶稣当了义子，以确保他能继承神圣天国的大统。 太平军对自己的宗教很是重视，他们在官员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的礼拜制度，不管在哪里都要执行。早晚和用餐时他们要祷告；每周第7天，他们会半夜起床做午夜祷告，中午和晚上都要进行大礼拜。 呤唎曾几次目睹过礼拜的场面，据他描述，首先是唱诗，他们早期所唱的赞美诗与现在教堂里唱的相差不大，但是随着他们的宗教越来越往不伦不类的方向上发展，后期的赞美诗，结尾处必须把太平天国诸王挨个歌颂一遍。1853年到1856年间，东王杨秀清就被捧为圣灵：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是独一真神； 赞美天兄为救世主，是舍命代人； 赞美东王为圣神风，是赎病救人； 赞美西王为雨师，是高天贵人； 赞美南王是云师，是高天正人； 赞美北王是雷师，是高天仁人； 赞美翼王是电师，是高天义人； 赞美燕王是霜师，是高天忠人； 赞美豫王是露师，是高天真人。 后面还有一段颂歌：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颂歌唱完就要读《圣经》了，读完了《圣经》再背他们自己的教义，可惜我没有找到教义的文本。接着众人下跪，由一名领袖念祈祷文，其他人跟着念诵。朝廷的相关记载里有一段祷告文，是某几个位高权重的王在场时使用的，原文如下： 小子某同众小子外小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天兄耶稣亲大哥，于某年某月某日敬奉茶果，虔置灯台，吟圣歌以颂天恩。祈天父赐我等圣灵之神力，点醒天下万民，令其迷途知返，共沐圣恩，共享太平。祈天父保佑我等百战百胜，诸事顺遂，衣食无忧，永无灾祸，同圣子永享太平荣光。仰救世主真神天兄耶稣并禾乃师赎病主之功，我等恳祈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地如同在天，保佑我等心愿得成。 太平天国，某年某月某日。 祷告过后，所有人拿着写有布道文的纸开始朗读，读完后就把手上的纸烧掉。接着所有人都站起身，在奏乐声中恭祝天王万寿无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诵读十诫，包括所有的注解。十诫很短，其实是照搬《圣经》十诫诫条的主句，只是删去了修饰的部分。读完十诫就该点上爆竹焚上香，一起唱赞美诗了。 经过编译的十诫是太平天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太平天国强制推行，因此有必要一一抄录下来。每次诵读诫条都跟在一连串的因场合而变的祷告之后。它的开头有一段文字，专门介绍这些诫条的由来。 天条书 天下凡间，谁人不犯天条？但从前不知，尤可解说。今皇上帝恩诏既颁，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威风无了期；凡不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条者，定罚地狱受苦，千年万万载哀痛无了期。孰矣，真有福不知享矣，千年万万载在高天威风，如此大福都不愿享，情愿受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永受苦矣。哀哉！今有被魔鬼迷蒙心肠者，动说君长方拜得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如谓君长方拜得皇上帝，且问家中父母难道单是长子方孝顺得父母乎？又有妄说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故今皇上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生前不至受鬼气，死后不至被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皇上帝格外恩怜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十诫是太平天国宗教崇拜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地位非常突出。每一诫条之后都辅有文字阐释和批语，还有一首诗作总结： 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十款天条是皇上帝所设） 第一条崇拜上帝（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谢其恩。俗语云：“天生天养天保佑。”又俗语云：“得食莫瞒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条）。 △太平军将领拜见洪秀全。 诗曰： 皇天上帝是真神，朝朝夕拜自超升。 天条十款当切记，切勿痴呆昧性真。 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 诗曰： 邪魔最易惑人灵，错信终为地狱身。 劝尔豪雄当醒悟，堂堂天父急相亲。 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名爷火华，世人不可妄题。凡妄题皇上帝之名，及咒骂天者，是犯天条）。 诗曰： 巍巍天父极尊崇，犯分干名鲜克终。 真道未知须醒悟，轻狂亵渎罪无穷。 第四天条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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