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最后一个夏天 [book_author]西蒙诺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453477 [book_dec]被誉为“全景式”长篇小说的奠基者康·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作家，他擅长表现恢弘的历史场景和深厚的人生哲理。本书是他的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系列的第三部分，描写了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解放白俄罗斯的战役。小说描写1944年6月谢尔皮林指挥 的集团军参加解放白俄罗斯的战斗。在这部小说中,作 者大写苏军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和源源不断的补充兵力, 有的地方直接炫耀红军的武力,同时又大写德军尸横遍 野的惨状,极力渲染战争后期即将来临的欢乐的胜利气 氛。小说明确告诉读者,在白俄罗斯战役粉碎了德军 “中央”集团军群以后,谁将获胜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同 时还嘲讽了在白俄罗斯战役前夕盟军打响的诺曼底战 役。西蒙诺夫将苏德战场上的战役与盟军进行的战役 进行了鲜明对比,以强调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重大作用。西蒙诺夫的三部曲于1974年获列宁文艺奖金。前 苏联评论界认为,三部曲描写了“整个伟大卫国战争事 件”;主人公谢尔皮林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勇敢的 坚强的军人形象”。在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前苏联文学 作品中,西蒙诺夫的三部曲占着特殊的显著的地位。 [book_img]Z_10070.jpg [book_title]一 第一章 四四年，也象逝去的四三年一样，是在我军猛烈的冬季攻势的隆隆炮声中开始的。但那时候，一年以前，战争还在俄罗斯腹地，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土地上进行，而现在已经远远地朝西方，跨过第聂伯河，向乌克兰的河右地区推进了。 一月底，列宁格勒的包围圈已经完全瓦解；二月，在科尔宋——谢甫琴科夫斯基近郊围歼德军十个师。三月和四月，德国人在乌克兰几乎全线溃退，被迫放弃乌曼、赫尔松、文尼察、普罗斯库罗夫、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切尔诺夫策、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我军进入罗马尼亚北部，接着又解放克里木，而在五月初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然而，即使把以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这翻天覆地的一年之内即将开展的重大事件的前奏。 从四月中旬开始，攻势逐渐缓和下来。各条战线先后结束了自己的战斗以后，就停留在春季已经到达的界线上。而在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以后，继之而来的是全面的长期沉寂，这标志着发动新攻势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对已取得的成绩的欣慰和对未来的憧憬，在人们的意识中交织在一起。从这种憧憬中，从对我军现在在军事上已占绝对优势的不断增长的信心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即将来临的第四个夏天将是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个夏天。不管怎样，大家心里总是这样想的…… 只有体验过这种感情，才能理解一个军人在此紧要关头突然为一种偶然的因素所支配、不得不离开战场、起先是躺在手术台上、然后被送到医院的病床上会感到多么懊丧和焦急！谢尔皮林乘吉普车给撞伤了，折断了锁骨，还受到轻度脑震荡。他进了医院，现在在莫斯科近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耶军人疗养院里治疗已有两个多星期了。五月已快结束，还要足足等待十天，等医务会议作出决定，如果准许的话，才能重返前线。 事故发生在离斯图典涅茨不远的一条通向铁路线的大路上。这个地方自从四一年以来一直深深地印在谢尔皮林的记忆里，那时候，他从莫吉廖夫城郊突围出来，夜间带领师的余部穿过这条克里切夫－奥尔沙铁路，而现在，时隔三年，他的集团军经过冬季的几次战役以后，又集结在这一带地方，与仍在德军占领下的莫吉廖夫对峙。 谢尔皮林旧地重来，在各处绕了一圈之后，返回司令部。前面一辆侦察处军官坐的吉普车突然滑到路边，打了一阵子空转，轮子触到了鬼知道什么时候埋在那里的地雷。 谢尔皮林的司机把车子拐了个弯，一下子撞在树上。司机现在也来到了莫斯科，以便在司令身边听候使唤。他至今还是灰溜溜的，尽管他没有什么错，车子之所以会撞在树上，是由于夜里天黑，而地雷的爆炸又把他的眼睛搞花了。当然，如果当时不是拐弯，而是立即刹车，可能更妥当些。但这一点谢尔皮林没有说，他不想使人过分难堪。不过他心里暗自盘算：回到前线后，是不是换一个司机？出了这件事故，司机以后开车也许会顾虑重重，怕出差错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谢尔皮林在汽车里苏醒过来，从那时候起，他对所发生的事一直感到万分懊丧。他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的时候开赴新的地方，在他离开的时候得到了补充，在他离开的时候分析敌人的防御力量，准备夏季的战斗，而他却还在跟医生打交道。他的左手还不大灵便，需要每天在医生指导下做体操。疗养院里治疗得很认真，因为他们接到过这样的命令。目前是战斗的间歇阶段，医疗工作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充满了期待和焦急的气氛。大家都眼巴巴地等待着夏天。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等待着夏天，但那时的心情是惶惶不安的，大家都担心着：德国人会不会再一次给我们打击？ 然而在等待今年的夏天时，大家都深信不疑，夏天一开始，我们就会发动进攻。 在疗养院里治疗的，除了军人以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谢尔皮林三十年代的老相识，乌拉尔炮厂的厂长。该厂制造的反坦克炮初速很大，曾经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显神威，现在已开始把这种炮安装在坦克上。这个人在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之后，虽然不久前病情才稍有好转，然而谢尔皮林在和他的谈话中却了解到，他也梦寐以求地急于要回到乌拉尔自己的工厂里去。大家都很着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在战场上，整天待在自己的集团军里，接触的都是和自己在一起作战的战友。可是在这里，在疗养院里，就好比在十字街头，人们来自四面八方。谢尔皮林甚至已不再感到惊奇，在三星期内他竟然碰到了这么多的熟人。有军事学院的同学，有自己见习时的老师，也有一起服役的战友。 …… 今天早晨吃过早餐以后，他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漫步，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唤他：“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是你吗？”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集团军的前任司令巴久克。巴久克穿着一件棕黄色的厚绒布棉睡衣和一双软底便鞋。 尽管剃得光光的头和乌黑的小胡子是熟悉的，但谢尔皮林没有一下子就把巴久克认出来——这次见面实在太突然了，况且巴久克穿着棕黄色厚绒布睡衣的样子，也显得异乎寻常。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以后，谢尔皮林奉召赴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临走前他向巴久克辞行，那时巴久克站在自己的吉普车旁边，冬装打扮：身穿毛皮短大衣，头戴毛皮高帽，脚上是皮底毡靴。留在他记忆中的巴久克就是这个样子，此后他们没有见过面．而现在却是穿着睡衣和软底便鞋！ “你好，伊凡·卡比顿诺维奇！”谢尔皮林认出了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确实是巴久克，就迎上一步说。 也许不单是谢尔皮林，巴久克也觉察到他们在开始拥抱之前有点儿迟疑不决。因此在两人拥抱的时候，巴久克故意迟迟不松开手，显然想以此表明，他对过去的事心里并无芥蒂。 “这样倒也不错，”谢尔皮林心里思忖着，同时再一次感谢那时不宜飞行的天气，使双方都避兔了难堪的局面：当谢尔皮林终于乘飞机来接替他的集团军司令职务时，巴久克已在前一天乘火车到莫斯科去了。 “我已经知道你在这里了，”巴久克说，同时松开了拥抱谢尔皮林的手。“昨天来到这里，了解了一下情况：伤员大队里有些什么人？我来看过你，可是护士说，你到女医生那里喝茶去了。我不想来打搅。你现在是一条光棍嘛。” 谢尔皮林默默不语。他不想回答。然后，他看了看巴久克健康的、晒黑的脸，问道：“你可不是到我们伤员大队里来的吧？” “老天保佑，”巴久克说，“克里木一仗之后，我获准休息两星期。我的近卫集团军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后备队，而我被送到了这里。我的职务暂时由参谋长瓦尔福洛梅耶夫代理。和你一样，是军事学院出身的。不过他没有指挥的才能，因此不会挖我的墙脚。” “我可没有挖过你的墙脚……这要说明白，”谢尔皮林平心静气地说，然而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我是说着玩的！我知道你没有挖我的墙脚，”巴久克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到处寻找你了。这儿花园里的小路可不少……我听说你还没有结婚，这消息可靠吗？” “可靠。” “我可在等我妻子到这里来。飞行员答应今天把她从鄂木斯克送来。” “好久没有见面了吧？” [book_title]二 “战争开始后就没见过。我本来想自己到她那儿去，后来决定让她到莫斯科来。儿子在打仗，孙儿还没有。” “你儿子现在在哪儿？”谢尔皮林问。他记得用时候，四三年，巴久克的儿子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炮兵部队里服役。 “还在老地方，在卡累利阿地峡。他在那里是第二次参加战争了。毕竟还是在我们南方战线愉快些，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嗯，”谢尔皮林含糊地说，他想起了四二年和巴久克一起从顿河向伏尔加河撤退时的情景，还想到，就当时而论，究竟在列宁格勒愉快些，还是在南方愉快些，还无从知道。“嗯……”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重复说。“当然，现在在南方比较愉快。”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争。然而巴久克看到他脸上的神色，以为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在沃罗涅什一仗中阵亡的儿子。 “那时候我和扎哈罗夫原想把他调到离你近些的地方，调到我们集团军里来，”巴久克说。“但没来得及。假如早调了，说不定他至今还活着。不过战争终究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他们两人都非常清楚，这是怎样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人待在什么地方能活，待在什么地方会死，是多么难以预料。 “我的那一个只受过一次轻伤，就在列宁格勒。躺了一个月，又归队了。”巴久克谈到了自己的儿子。他没有停顿，接下去就问：“关于我们克里木的情况你听说了吗？”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关于克里木的情况，他和所有关心战事的人一样，听到过不少。他认为，在战争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是一个吉利的预兆。他知道巴久克的集团军在克里木作战，担任主攻，不过在初见的时刻，大概是由于对方穿着这种厚绒布的睡衣，因而一下子没有想到。巴久克由于这几次战役不仅荣获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而且还在战争中第一次得到提升——成了上将。这个消息一星期以前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刊载过。 “祝贺你双喜临门，”他握着巴久克的手说。 巴久克踌躇满志地笑了笑：在克里木一举成功之后，他终于在战争中爬到了他认为自己早就应得的地位。 他现在指挥的是近卫集团军，并且获得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和上将军衔，而谢尔皮林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虽一度在军衔上追上了他，可现在却仍旧是中将，这一切使巴久克觉得似乎比谢尔皮林又高出了一头，尽管他们的职务同样是集团军司令。他们之间重新保持了距离，这不禁使巴久克扬扬自得地回想起他们在一起作战而谢尔皮林作他下属的那段时光。 “你的集团军情况怎样？”巴久克问。“你接替我以后，撤换了很多人吧？” “我几乎没有撤换过什么人，是战争把人撤换的。有的在哈尔科夫城郊，有的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他向巴久克列举了几个阵亡的和受了重伤以后不再回到集团军的校官。 “军事委员仍旧是扎哈罗夫吗？” “仍旧是他，”谢尔皮林点了点头。“集团军参谋长是莫斯科派来的——一个叫作鲍依科的，原先是上校，现在是少将。” “怎么，不够理想吗？”巴久克从“一个叫……的”这种措辞中感到有一种不满的味道，因此就问。 不过谢尔皮林使用这种措辞并不是出于不满，而是由于过去沙皇军队里遗留下来的多年老习惯。 “不，很理想，”他说。“关于皮金的事，你大概已经知道，发过通报。” “我看到了。他给你添了麻烦，这狗崽子。幸而你没有受到牵连。” “是添了麻烦，”谢尔皮林同意说。“不过，我不相信他真是个狗崽子。” “为什么不相信？通报里说得很清楚，随身带着作战地图，当了俘虏。” 谢尔皮林皱了皱眉头。起先他不想详细谈论他本人侥幸没受牵连的这个严重事件。但后来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了巴久克，并且说，就在当时，四三年三月，他在哈尔科夫城郊递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上面是这样写的：他了解皮金，关于皮金乘‘Y－2’型联络机，由于飞行员迷航误降德军阵地一事，他不信皮金被俘时会不销毁随身携带的作战地图。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皮金来不及开枪自杀而被德军生俘，正是由于首先急于要销毁这张作战地图。 “通报里不是这样写的。说他是带着作战计划投降的。” “是的，”谢尔皮林承认。 “德国人也报道过这个情况。我们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的。” “是的，他们也报道过，”谢尔皮林说。“但他们的情报可能是假造的，为的是要打乱我们的计划。既然俘获了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为什么不说他带着作战计划呢？难道我们没有利用过这种机会，没有报道过类似的消息吗？”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巴久克说。“然而他们也许不是偶然迷航呢，你不认为有这种可能吗？不管怎样，他终究在三O年被清洗过——这不是平白无故的；战争开始以前他是在后备军里……” “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多少次看到他在战斗中的表现，因此不能作这样的设想。” “不管怎样，他总是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巴久克说。“你把他调到作战处来，也过于性急了。” “这是确实的，我过于性急了。” 接着，他们继续并排走了一会儿，由于话不投机，大家默默不语。回思往事，突然有一股恼恨的情绪涌上巴久克的心头，他不禁想到，谢尔皮林还是象过去一样自命不凡：“我了解”、“我看到”、“我不认为”……老是“我、我、我”的。他象过去一样，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book_title]三 而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在思索自己和皮金的事：“我信任过他，而且现在仍旧信任他——这是对的。至于我接管了集团军以后马上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作战处长，这确实是过于性急了。由于参谋长是新来的，自己对他不熟悉，想在他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这是我的偏心，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弱点，事后终于使我懊悔不已。皮金担任工程师的工作倒是合适的，而调到作战处来，这样的规模未免使他穷于应付，何况哈尔科夫城郊的局势又是以外的严重。他由于自己疏忽，没有即使把撤退的命令通知两个师，后来联系中断，就自己要求飞去，亲自去挽救局势。”谢尔皮林同意了这个要求，结果却给自己添了麻烦。 后来有人想把这件事算在他的帐上。然而结果通报里甚至连责备他的话都没有。谢尔皮林至今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其中的缘故。军事委员扎哈罗慎照例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曾向方面军司令部打了报告，说明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光有他帮忙还不够。多半是——谢尔皮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一点——这件事情报告到最高当局，斯大林考虑到，他不久以前才把谢尔皮林提升为集团军司令，因此，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不同意马上把谢尔皮林撤下来。至于有人建议撤消谢尔皮林的职务，那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件事上，谢尔皮林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单以他对皮金的信任为由，并不能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可是除了这种信任以外，又没有任何旁的证据。 “你还记得巴拉班诺夫吗？”巴久克突然问。 “记得，”谢尔皮林抬起头来朝他看了一眼说。 他感到巴久克的问话中带着挑衅的意味。可他错了，巴久克不过是想起了巴拉班诺夫这个人也曾经给自己添过麻烦，正象皮金给谢尔皮林添过麻烦一样，虽然两人的情况并不一样。 “去年夏天他出院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荒唐。他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会重新收留他的。” “你收留了没有？” “收留了。他低声下气地到前线来见我，成了上尉，由于企图自杀，降了两级。可现在又是少校了。” “在当副官吗？” “当副官。他要求到侦察队去，可是我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搞熟了嘛。要知道，没有他在身边，我感到无聊。他当副官倒是挺出色的。” “不错，”谢尔皮林说，“假如你当初不是硬要我派他当团长，那么你也不会感到无聊，他也不至于自杀。” 巴久克把谢尔皮林仔细端详了一下，仿佛在他脸上突然看到了一种早已忘怀的东西：“嗯，我看，对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在背后说我什么来着，说我性情暴躁，甚至什么出口伤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不错，我性情暴躁，但不念旧恶。可你呢，外表和气，手段可厉害呢。谁要是妨碍了你，你是决不肯罢休的。” “他妨碍的不是我，伊凡·卡比顿诺维奇，而是事业。”谢尔皮林用巴久克熟悉的那种平静得吓人的声调说，这就是巴久克所指的“外表和气”。“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他不能当团长吗？” “可以说不能，也可以说能！只要不喝酒，就能。他已经有十个月滴酒未沾了。” “这样说来，现在甚至可以派他当师长了，”谢尔皮林笑了起来，他用笑来减轻所说的话的分量。 “你怎么样，照旧喝一点，还是健康不允许？”巴久克问。 “车祸以后，我戒酒了。医生说，终究受过脑震荡。在这以前，还保持着原有的量。晚上在最后一个文件上签了字，临睡前喝上那么半杯。” “懂得厉害吗？” “我不记得了。据说，甩出去大约五公尺才着地的。” “我不喜欢这种吉普车，”巴久克说。“没有它不行，可是不喜欢。这种车子太危险，听说，我的前任坐了吉普车到前沿阵地，车了开过了头，到了德国鬼子那边——被德国佬用机枪迎头扫射！” “我看，这跟吉普车没有关系，”谢尔皮林表示不同意。 “怎么没有关系？”巴久克说。“开得这样快，警卫人员都跟不上。听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件事可做得没有头脑。连忙后退，可已经完了！胸部中了十二颗子弹。就这样，他去了，我来了。我和他留下的原班人马一起作战。一个也没有调动。……在那里，在塔夫利雅和克里木有一种牛乳酒味道很好。早在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就尝过。我一到集团军里，马上就要他们早晨和晚上都送牛乳酒来。” 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他回想起在军事委员会的食堂里，不管怎么样，总要给巴久克准备一份酸牛奶。他很少喝酒，只是在兴致好的时候喝一点儿。而且即使喝过了酒，晚上仍旧要喝一杯自制的酸牛奶。 在打仗的时候，每逢巴久克大发雷霆，许多人都以为事出有因，他不会无缘无故冒火的；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原因，巴久克之所以要大叫大嚷地发脾气，是出于一种长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这样对事业有利。 “嗯，”谢尔皮林心里想，“我倒想看看他现在在前线是怎么一副样子。他究竟改变了多少，改变在什么地方？用粗话骂人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秩序越是正常，借故骂人的机会也就越少，而且官兵们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因为仗打得越久，他们心中的负咎感就越少，自豪感就越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现在打仗打得出色多了。” 巴久克仿佛顺着谢尔皮林的思路，说出了实际上相同的话。 “我们还在克里木的时候，有时向草原一瞥，就能看见遍地都是没有掩埋的白骨——是四一年留在那儿的。只要你一回想起我们经受过的一切遭遇，就会对人们的忍耐力惊异不止：那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也会对自己的忍耐力惊异不止：你经受了这一切之后，怎么还会活着？看着这些白骨，心里就会想：那时候由于这儿退却，那儿失守，谁没有骂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谁又没有骂过自己！……而现在呢，巴不得能使他们起死回生，把他们拥抱在怀里，可是他们在哪儿呢，……我昨天到过莫斯科，有人对我讲到新的教学制度：从今年秋季起学校里将实行男女分校制。你听说过吗？” “好象有这么回事，”谢尔皮林说。 他已经听到过这种男女分校的制度，他认为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学习；这对于应征前的军事训练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对军队是有好处的。四一年的创痛记忆犹新：那时有多少人直接从学校应征入伍，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都没有经过训练，对打仗一窍不通，简直可恨！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巴久克问。 “我赞成这个决定。” “是的，这些年轻人，”巴久克说，“在战争初期他们使我们吃了不少苦。” “应该说我们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吧？”谢尔皮林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说出这句话，突然发问，而在这以前，他似乎也是和巴久克一样想的。 “上将同志，您该去透视了。您要迟到啦！”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 [book_title]四 护士追上他们，站在他们面前。她年轻、高大，脸庞和脖颈都是鲜红的，她一股劲儿奔过来，差点儿撞在他们身上，感到很不好意思。 “的确，该去啦，”巴久克说，同时把睡衣的翻袖口卷了起来。“看你跑得这样，象一辆坦克……” 他朝她的被白色工作服裹得紧紧的年轻、丰满的身体看了一眼，带着奇怪的怅惘之情，用一种既包含着善意、又有点儿粗鲁的语气说： “瞧你这个样子！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安置你们啊？” 护士热泪盈眶。由于她的脸色没有马上随着改变，仍旧带着她刚才在巴久克和谢尔皮林面前站定时的那种惶惑的微笑，因此这眼泪显得那样突然，仿佛是对他们心坎的猛然一击，仿佛触及了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的难言之隐。 谁知道她，也许是她突然感怀身世，想到战争结束以后她还会有什么亲人。 “我们走吧。”巴久克对护士说，但脸并不朝向她。 临走的时候，他向谢尔皮林转过身来说：“要是我妻子今天不来，我们晚饭后再一起走走。” 谢尔皮林点点头。 巴久克和护士离开了他，沿着小径并排走去。现在，他望着他们的背影：巴久克身材矮壮，步子沉重，护士和他在一起走，显得更加高大和年轻了。 “真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安置她们呢？”谢尔皮林心里思忖着，同时想起吃午饭的时候要留下一点甜点心给孙女儿吃。儿媳妇今天休假，副官在午休后会把她和孙女儿带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所来。 吃过午饭，在回病房休息之前，谢尔皮林走到疗养院的前厅，在一幅跟整堵墙一样大的地图旁边站住了。地图上用小旗子标志着战线，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已经越过国境，向罗马尼亚推进了一百公里左右。最近几天来，地图上的小旗子没有移动：战局没有变化。 我们的夏季攻势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暂时只有最高统帅部知道，然而根据许多迹象判断，发动夏季攻势的意图是坚决的。谢尔皮林还在医院里的时候就已经看过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上面的语气对军人说来是相当清楚的：不仅谈到肃清我国境内的敌人，还提到解放我们的兄弟——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读过这个指示以后，只消看一看地图就能明白：未来的进攻任务，用军事术语来说，要解决一大片纵深地区。不然的话，斯大林就不会提到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了。 谢尔皮林站在地图前面，多少次用目光估量着西方战线的总部署，同时思考着未来的夏天。 德国人还占领着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象一个巨大的楔子插入北部波洛次克和南部科韦耳之间的我军阵地之中。 不久以前，从友邻部队抽调人员编组了一个新的方面军，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就是属于这个方面军的，它驻防的地段正对奥尔沙、莫吉廖夫和贝霍夫，恰巧是德国人的楔子插入我方最深的地方。 “多半是我们右邻和左邻的方面军将担任主攻，而我们只是助攻，”谢尔皮林心里想。“从地图上看，很难作另外的设想。” 地图有整堵墙壁一样大，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而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时开赴并驻防的地段，看上去象半根火柴梗一样小。严格说来，甚至连集团军司令都不能把司令部的工作地图随身带到医院和疗养院来。当然，可以向总参谋部去要一张，或者派副官坐吉普车到自己的集团军里去拿一张不标明形势的普通地图……反正问题不大。这张地图，和接下去的两张朝东方叶尔尼亚方向的地图，还有一张朝西方包括莫吉廖夫在内的地图——这几张地图从四一年起就都深深地铭刻在谢尔皮林的记忆里，现在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能说出这几张贴在一起的地图的样子。在这些地方，他起先进行过多次战斗，后来又带领师的余部冲出重围。甚至地图折缝处由于极度磨损而字迹不清的那些居民点，他都能—一背诵出来。 在他的想象中浮现出这幅二俄里缩成一吋的地图，他看到第二张上莫吉廖夫城郊战场的一角，现在他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时已开赴那里。当他们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从莫吉廖夫突围的时候，起先穿过森林，直奔勃拉戈维契，然而无法突破，于是折向东北方，朝谢科托沃、德里宾、斯图顿涅茨、靼鞑斯克的方向行进，正好是通过这个地区。 在他的记忆里，三年战争中的一切经历和遭遇都标记在地图上。将来什么时候，战争中留下来的这些地图没有了，可能会连战争都回忆不起来。 而现在，即使没有这些地图，它们照样都历历在目：莫吉廖夫形势图和莫斯科城郊形势图，是四一年的；夏季形势图，是四二年从顿涅茨向伏尔加河撤退时的；冬季形势图，是斯大林格勒的；春季形势图，是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城郊的；还有一些新的形势图，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防御战开始以后，一张接一张，越来越朝西方移动，直到第聂伯河上游。 现在，除了这些地图以外，马上将会有另外一些新的地图，这是总参谋部测绘局预先印好的。德国人的地图绘制到莫斯科，甚至更远的地方。而我们的地图想必已绘制到柏林。至于在战斗的过程中，生活将在这些地图上标志些什么，怎样标法，我们以后会看到的。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你本身在内。在用分界线把你与左右邻分隔开来的这些地图上，延伸着你自己的生命线——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所指挥的集团军前进的路程……现在这条线在莫吉廖夫以东被一条表示德军阵地的蓝色蛇形防线所切断。在地图上，只消用橡皮擦一下，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要花很大的力气。 命运之神使谢尔皮林重新回到他开始参加作战的地方，这使他不禁百感交集。作为一个军人，在什么地方跟德国人算帐，似乎是无所谓的，只要能算帐就行！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算帐。可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不是无所谓的。 “怎么，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在看地图吗？反正不会让您提前出院，”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在他背后说。同时他感觉到，这个女人并没有从他身边走过去，而是站在他背后，等着他转过身去。 他转过身去朝她看了看，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产生过的想法重又浮上他的心头：他觉得她很美，同时预感到这种想法将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请准许我向您报告，奥尔地·伊万诺芙娜……”他直视着这个女人说。 “既然是‘报告’，就应该用军衔相称，”她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 “请准许我报告，中校军医同志，我现在主要的不是在考虑未来，而是在回想过去。至于未来，我是把希望寄托在您的明智上面。您不会把一个在战场上多少有些用处的人过久地留在这里吧。” “您说我明智，真要谢谢您。这话不是从每个病人那儿都能听到的，”这个女人说，同时举起一只漂亮的手，看了看手腕上的男式大手表，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根据我的明智看来，您该去休息啦。” “遵命。” 谢尔皮林稍稍低下头来，也朝她的带着男式大手表的漂亮的手看了看，并且说：“可有人说，外科医生的手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手拿凿子，一手拿锤子，是吗？”她一本正经地说。“有多少外科医生，就有多少双手。只是我们比其他的人洗得勤些，洗得仔细些，还用热水、肥皂、刷子、酒精，因此，它们的样儿就不总是很理想。不过现在看来还可以，”她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纤纤的手指和剪得很干净的指甲，又笑了说：“因为跟你们这些将军打交道，我与其说是外科医生，不如说是个保姆。简直搞腻了。我要离开这个莫斯科近郊的乐园，请求调到您的集团军医院里去当一个外科主治医生。您看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不是当真。” “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当真。我们走吧，您还有什么没看完吗？”她朝地图那边扬了扬头。 “马上看完，”谢尔皮林说，“再过五分钟，我保证就去休息。” “就算相信您吧。晚上请到我这儿来喝茶。我邀请在先，因为傍晚以前不一定能看到您。” “谢谢，但我是不是到您那儿去得太勤了？” “随您的便吧，”她停了半响说。 “我倒是很愿意的。”他老实地说。 “那么就不要抑制自己的愿望吧。据说，这是对身心有害的。”她笑了起来，走出了前厅。他知道她现在是到自己的诊疗室去了，于是便走到窗口，看到她在小路上走，大概已经不再想到他了。她急急忙忙地走着。她那戴着浆过的白色工作帽的优美的头不住地左右摇晃着，仿佛她一边走，一边在自言自语，也许是向自己提问，也许是和自己争论。远远看去，她显得还非常年轻，比近看更年轻。 昨天她无意中说，她快四十了。那么，四一年冬天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三十七岁……但那时候她看上去比现在老。 他一直在看，直到这个女人在屋角后消失为止。当他离开窗口，重新回去看地图的时候，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她的倩影。 [book_title]五 第二章 午饭后，谢尔皮林久久不能入睡。 他起初想着巴久克，后来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眼睛瞪着天花板躺着、直到午休时间结束。 巴久克跟他见面时那副高兴的样子使他感到惊奇。显然是他把巴久克想得太坏了。巴久克对你怎么会不笑脸相迎呢？虽然你过去对他有意见，但没有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你不习惯做这种事——而是尽心竭力地在各方面协助他：你在他手下竭尽参谋长的职责，从工作出发和他争论，说服他同意你认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在参谋长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也是对他有帮助的。 至于后来你接替他司令的职务——这一点不能怪你，只能怪斯大林。 甚至也不能怪斯大林。被派到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军里当副司令，巴久克当然会感到不大高兴。但也不能算受委屈。何况过了一年，他重新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又是近卫集团军，而且在很好的时刻——发动进攻的前夕。 然而又怎么突然发布了这个任命呢？方面军副司令的作用是不会令人注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看来，斯大林终究没有把巴久克置于脑后。战争拖得很久了，剩下的人屈指可数，没有很大的储备量。况且不久以前光是新编的坦克集团军就有六个。还有几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要派司令。只要你反躬自问，就能记起，你自己也常常犹豫不决：要不要把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长马上提升为师长？当团长是很好的，但担任另外的职务，在另一种规模下，是否能称职呢？ 而决定派什么人当集团军司令，更要难得多。有时想冒险提升一个年轻的新人，有时又恰恰相反，认为老马识途。巴久克终究已经担任过近两年的集团军司令。不消说具备各方面的经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有他的勤勉之处，在司令部里待偶税收，每天一早就下部队，我们这儿很看重这一点。巴久克本人非常勇敢，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了这种勇敢的作用；这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成为习惯。任命他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来到了一个很好的集团军里，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有着很好的司令部，很好的战斗传统。他到了那里，开始继续作战，据他自己说，他没有打乱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没有调动人员。这在现在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上面不让调动！战事的进行，完全符合经过周密考虑的作战计划，还得到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从效果来判断，这任命没有错：集团军在巴久克指挥下在克里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许在另外一个人的指挥下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评价战争的难处，因此，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积累了经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巴久克显然也并不例外。但提高了多少？这就是个问题。无论对他、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假如不宽于责己，回顾以下十五个月来自己指挥集团军的工作，那么，应该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各次战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谢尔皮林自己是在十分顺利的环境下接受集团军的。先前已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经验，况且大胜之后士气正旺，人们都觉得，他们今后简直能够排山倒海。 有了这样的开端，使人感到前途将会一帆风顺，然而结果却并不这样，自己的第一次战役却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集团军被紧急地调到重新被德军占领的哈尔科夫城郊，必须再度经受已经不再习惯的一切。起先是堵住一条三十公里长的缺口，然后是边战边追，在没有防御装备的阵线上阻挡德军。这一切都刻不容缓，战士们刚下了军用列车，踏上遍地是雪和水的三月的泥泞道路，立刻就投入战斗…… 当时的情况是原先的计划中没有估计到的，一会儿缺这，一会儿缺那。后勤部队下车较迟，没来得及安排工作，马上就开始撤退了。 应付不了紧急局势的方面军司令被撤职了，任命了新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来到了前线。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还在三月的哈尔科夫城郊张牙舞爪。必须拼死挡住他们。在阻击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他这里来过三次。最后一次和他的谈话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不禁使他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撤销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但假如把他撤了下来，他也不能怨天尤人，因为他退却了，没有能完成挡住德国人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他最不爱听的话：他的集团军不象是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他本人也不象个司令，而是……他默不作声。因为他无言可答。 后来终于在一处地方稳住了阵脚，在第二处，第三处……接着又抵挡不住，后退了数公里，然后又有一个师稳住了阵脚，接着是第二个师……稳住了，坚持下来了。假如在四二年，这显然是抵挡不住的，但现在他终于把德国人挡住了。所以能够挡住，那是因为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经受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考验，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新调防以后，开始了战争中的第三个夏天——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长时间的间歇，难堪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人在哈尔科夫城郊重新耀武扬威，促使我们对未来的战斗准备得更加努力，甚至超过命令规定的范围。德国人在夏天将用他们所能集中的全部力量来打击我们，这一点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得到。这样纵深的防御工事过去从来没有建筑过。我们废寝忘食地训练部队，似乎每一天的训练都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还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把两个自行火炮团，一个“喀秋莎”旅和九个炮兵团配属给集团军。应当学会的已经不是怎样堵住漏洞——这是过去的事——而是怎样控制全局。 最后的检验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尽管作了这一切准备，尽管有守住的信心，最初的三天在德国人的打击下终究还是后退了——有的地方退三公里，有的地方退五公里，有的地方甚至退八公里。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终于能够报告，集团军前方的德国人已被全部挡住。 第五天的战斗和以前一样激烈。在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周而复始。然而并非如此。德国人虽然继续在遵照命令行动，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命令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第六天早晨，谢尔皮林已感觉到，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的集团军后退一步了。 他等待着，希望德国人重新向他进攻，并且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攻中耗尽自己的力量。 早晨德国人通常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刻过去了，然而他们没有开始进攻，过了一小时，又是一小时，他们始终没有开始。他并不象过去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感到松一口气，而是感到失望，这实际上就是感到自己对敌人已占优势。 之后，我们转入了进攻。不论是北边的奥廖尔，南边的别尔哥罗德，还是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都转入了进攻。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前进的方向，没有尽人皆知的大城市。在最高统帅部发布的通报中，他的集团军一共只被提到过三次。他的集团军收复的那些居民点，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说，大概从通报中才第一次知道。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非但没有进入大城市，而且，还得渡过许许多多的中小河流，通过泥炭沼泽和变成沼泽的洼地。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攻的时候，几乎永远是企样的，总会有一个集团军要穿过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会儿掉在后面，一会儿又赶上那些比较幸运的友邻部队，用自己的行动来保证友邻部队在通报中取得荣誉。 [book_title]六 在战争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性格，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所担负的默默无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对友邻部队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把目光　于自己的界线以内，如果对左右友邻部队的情况漠不关心——一管它们是死是活！——那么你还不能算是集团军司令，只能算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市侩。当然，在大合唱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独自引吭高歌，好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然而在战争中现在很少独唱，而且指挥很严格。不过这也很好，这就是说，战争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感到这种说法有点古怪：战争是不是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好象战争还会有什么轨道似的。不过谢尔皮林心里正是这样想的。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他就记起了将在十天以后召开的医务会议。他不由得摸了模自己的锁骨，心里思忖着：“医生说，长得很好，再好没有了。的确，儿乎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过手还不能挥动自如。” 他想从病床上站起来，双手小心地作了医疗体操中的几节动作。然后把左手捏紧、放松，一连试了几次。手仍然感到麻木，而手指象被针刺一样痛。 但总的说来，他感到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头已经不痛了，不再常常惊醒。而最初的时候，由于做到着非常逼真的困人的恶梦，每夜总要醒四、五次。 在战场上可以说只考虑到精神，而肉体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的。他的肉体有时坐在吉普车里，有时在堑壕里走来走去，有时看地图，有时打电话，一昼夜匆匆忙忙地吃两顿饭，夜里尽可能沉沉地睡一觉，再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打一两个钟点磕睡。它默默地干着向他要求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医生一下子又是怎么说的呢？不久，在发生车祸以前，他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可是照医生的说法，他全身都是病。他不想争论，医生怎么吩咐就怎么办：打针就打针，浴疗就浴疗，做操也好，电疗也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全身都是病，那就彻底治疗吧。 他把治病看作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忍受离开自己集团军的痛苦。为了不妨碍治疗，他甚至把需要乘车到莫斯科去的几次拜访也取消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跟儿媳妇见了几次面，在她的休假日，她在午休时间以后带了孙女儿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来看他。 他看了看表，走出房间，到了花园里。副官迟到了十五分钟。 “她们出了什么事？也许孙女儿病了吧？”他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就看见自己的副官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沿着林荫道向疗养院大楼走来。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突然看到了谢尔皮林，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她们出了什么事？”谢尔皮林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不来了……”副官脸上仍旧带着惊慌的神色。 “怎么不来了？为什么？” “这是给您的便条。” 副官走上一步，把提在手掌里的便条交给谢尔皮林。 在半张方格练习本纸上写着：“您好，爸爸！我没有来，请您原谅。我不能来，我不好意思见您的面。一切情况由阿纳托利面告。安尼雅。” “既然她托你转告，那么你就讲吧。”谢尔皮林慢吞吞地把目光从便条上抬起来，看着仍旧站在他面前的副官。 副官站着一言不发。在他带有稚气的和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感到难以启齿的惶恐。 “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好。“她们出了什么事故？” 他听到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由于和他心里所想的对不上号，因此显得有点儿可笑：“我跟安娜·彼得罗芙娜结合了。我劝过她，可她说，现在不敢来见您。” “你劝过她什么？”谢尔皮林仍旧用开始时那种严厉的语调问，等到问出了口，才明白过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劝她一起前来说明情况，但她不愿意，叫他一个人来。 副官仍旧笔直地站着，可是，让他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谈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方便的。 “让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吧，”谢尔皮林说。坐下以后，又补充了一句：“把制帽脱下。” 副官脱下制帽，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现在你说明一下。既然是叫你说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合的？” “结合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结合就是结合。而如果想问，他们有几分真情实意，这也是多余的。这从副官的脸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昨天结合的。”副官顺从地回答。他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 “你是素来不喜欢多说话的，这我知道，”谢尔皮林说。“但总得给我说个明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竟会这样报告。你也得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 谢尔皮林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尴尬，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但副官把他的苦笑当作是生气的表示，因而越发不知所措。 说明什么呢？对司令说，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很晚才回去，在她家门口告别时，两人都感觉到，这件事迟早总会发发生，但在这以后，他们还是尽一切力量克制了两个星期——难道说这些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因为昨天是她首先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地靠在他身上，由于感到已经身不由主而哀哀　泣，后来又是她首先吻他——难道这样说明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如果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究不能推　责任，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难道这样说明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只是说了他此刻心中的感觉： [book_title]七 “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也不管，甚至不考虑，”他带着幸福的狂热情绪，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诉说着。“她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过将怎么办。她怎么说，就怎么办。” “‘她说，她说’，”谢尔皮林生气地说。“怎么，现在看来还要等女人来替你拿主意吗？” 他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突然一转念，就不说了。 “她是你生平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吗？” “是第一个，”副官低声说，同时抬起眼睛，盯着谢尔皮林的脸，仿佛这个佩着军官肩章的、长得高高的男孩子将来是否还会象以前一样地爱你和尊敬你，就决定于你接下去再说什么话和说话时的表情。 “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比你大六岁，还拖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感觉到副官看他的这种目光，心里思忖着。“可是不管怎样可怕，还是下了决心。这就是说，她既相信你的爱情，又相信自己的力量。” 他还想到了一点，他想到了战争，想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不顾一切地扑到一个一星期以后就要远离她重返前线的人的怀抱里。 [book_title]八 副官望着谢尔皮林沉静而忧伤的面容，重新对他怀着负咎的感觉，他想，司令的脸色所以这样难看，一定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我今天给妈妈写了信，”副官仍旧望着谢尔皮林的脸说。 “哦，原来你还有一个妈妈，”谢尔皮林仍带着忧伤的脸色点了点头，继续思忖着。“身在千里之外，每天盼着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说明儿子还活着，每天担心会收到‘英勇牺牲’的通知，而现在从一封三角形的信中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做了婆婆和奶奶。然而她看了这封信，还不知道对她来说最重大的变化。对母亲来说，最重大的变化—一这在她收到信的时候多半已经发生——并不是儿子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而是为了这件事，他不能再当集团军司令的副官，要重新下部队去打仗，更加接近前线，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死亡。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不可能继续让他当副官，而安排他到后勤部门去工作，他自己又不愿意。” “我说，阿纳托利，”谢尔皮林违反平日的习惯，直呼副官的名字，这无意中使所说的话变得缓和了。“假如你需要取得我的同意，那么可以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你们两人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等我们回到了前线，你考虑一下新的工作。列宁早在二十年代就教导过我们，亲戚不要在一个部门工作。”他微微一笑，用这种微笑又一次来缓和斩钉截铁的语气。 “我明白。我今天早晨已经对她说过了。”副官回答。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没有说谎，确实对她说过，然而从他的睑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点，谢尔皮林这样快采取这个决定，使他大为震惊。 “她明天做哪一班？”谢尔皮林问起儿媳妇的工作。 “第二班。” “你对她说，叫她明天白天上工以前到我这儿来。”他顿了顿，在想明天他要做哪些治疗，在什么时候做。“把吉普车给她用，让她在十三点以前来。一个人。”他看到副官脸上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又补充说：“别害怕，我不会责怪她的。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 说这话的时候，谢尔皮林不仅想到了他和她，而且还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去吧！” 副官急忙站起来，戴上制帽。 “要不要让她把小女儿也带来见您？” 大概他认为，她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会好过一些。 “已经说过了：让她一个人来。”虽然谢尔皮林心里很想看看孙女儿，但明天的谈话，有女孩子在场不妥当，对她没好处，何况儿媳妇还可能哭哭啼啼。 副官举手敬了个礼，沿着小路走了。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谢尔皮林喊住他。 “是，司令同志！” “召见的事怎么办？” “他们答应明天办好手续。” “假如明天办好手续，那么你准备一下，后天就走。” “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走吧。” 副官重新转身走了。谢尔皮林站着，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拐弯为止。谢尔皮林怅然若失，要是副官看到这个刚才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这种脸色，一定会大吃一惊。 谢尔皮林感到怅然若失，这是由于他想到了自己。他对副官说，“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这句话表露了他对副官恋恋不舍的感情。 当副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有时是靠某个人的情面、有时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原先是巴久克的副官。巴久克为了“培养”自己的巴拉班诺夫，把他派去当团长以后，就从军官预备队里要了这个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巴久克称赞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汽车开得很好，抵得上司机，并且说，这个小伙子是在对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他巴久克一起喂过虱子的一个已故的老同学的儿子，这次偶然碰到，就把他留下来当副官。 这是谢尔皮林在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成为他的的副官以前所知道的一切。 谢尔皮林突然奉召赴莫斯科的时候，把自己原来的副官放走了，吩咐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免得他无所事事。当他从莫斯科接受任命回来的时候，巴久克已经走了，他惊奇地看到了出现在他眼前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巴久克没有把他带走，还是他自己愿意留在集团军里，谢尔皮林不想追根究底。适合，就留下；不适合，就另外挑选一个。 谢尔皮林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最初几天的行动中看到：他并不力求待在谢尔皮林身边。这是谢尔皮林当时喜欢他的第一点。他沉默寡言，勤于职守，有文化，善于按地图或就地确定方位，从没有发生过中途耽搁或迷路的事。派他去传达命令，每次都能把命令直接交给本人，在战争中，这一点不仅证明他善于确定方位，而且还证明他很勇敢。找不到人通常不是真的找不到，而是不肯冒着危险去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却每次都能找到。 一个半月以后，在哈尔科夫城郊，他进一步表现了自己的才干。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非常艰苦的。早晨他们到自己的一个往后撤退的师里去，路上碰到了别人的后勤部队，甚至不知道是谁的，也在往后撤退，乱作一团。管它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总得停下来整顿一下秩序：在军队里哪能分彼此！ [book_title]九 一到自己的师里，就遭到第一次轰炸，之后，从这个师到另一个师，路上又遭到第二次轰炸。傍晚从前沿返回自己的指挥所，在交叉路口遭到德军的重炮轰击。司机的背部中了弹片，受了伤。吉普车几乎翻车，幸亏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及时从后面抓住方向盘，拨正了方向。他们躲在满是泥浆的排水沟里，等到轰击过去以后，浑身又脏又湿，重新爬上车子。他们让司机坐在后座，由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驾驶。 似乎一切都过去了，突然从低低的云层里钻出两架“密塞尔希米特”，就在公路上空，嗖的一声在车子上面掠过。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刹住车子，整个身体扑向谢尔皮林，把他压在自己的身子下面，差点儿使他从车子上摔下来。谢尔皮林一下子甚至还不明白副官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直到一切都过去以后才醒悟过来。“密塞尔希米特”重新飞入云层，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挡风玻璃上满是裂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下臂中了子弹，打在肉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起初他什么也不说，继续把车子开了三公里，直到指挥所。当他扑过来把你按在坐垫上的时候，是不是救得了你，这很难说，因为子弹是不生眼睛的。也许这样恰恰是救了他自己。但他心里总是想救你，而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之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被送到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谢尔皮林在为他呈请奖励的时候，把他的档案拿来看了一遍。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父亲是个副团长，一九二九年牺牲于中东铁路。母亲是打字员。他夫人是独子，四一年七月十八岁的时候上前线当志愿兵，曾获得“勇敢”奖章，中士军衔，受过伤，住过医院。后来在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绩优良，获得中尉军衔，重新上前线。 经历并不长，但值得重视。 当巴久克的副官终究不是无缘无故的。谢尔皮林头脑中曾闪过一个念头：可能是母亲凭老交情写信来，请求巴久克帮忙的。 副官从医院回来，谢尔皮林亲自向他道谢，并且打趣说，由于副官下的毒手，自己身上的青紫斑一星期还没有退去。然后，谢尔皮林代表组织在他胸口别上“红星”勋章。 从那时以后，他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你尊敬我，我爱护你。要没有今天的事情，一定会继续这样工作下去。 “是的，让他离开自己是很难受的。他从不使人上当，从不失信于人，从不利用自已副官的地位盛气凌人，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也许他能在团里当一个负责侦察工作的副参谋长：他很勇敢，足以担当这个职务。现在他大概已经快到她那里了。特别是自己开车。他急于要去和她商量。我们也该去吃晚饭了，去吃奶渣和酸牛奶。各人有各人的事……” 想到这里，谢尔皮林叹了口气：事与愿违，生活使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去。要不要回到房间里去把桌子上那一包“卡兹别克”牌纸烟拿来？碰到这种事情，要不要抽一支烟？然而他没有回去，他不想破坏自己订的规约——出院前不抽烟。 在往餐厅的路上，他追上了走在他前面的巴久克。白天巴久克穿的是睡衣，现在却穿着全套将军制眼。 “我去接过妻子了，”巴久克说。 “接到了吗？” “见他们的鬼！”巴久克气呼呼地挥了挥手。“答应送到，却没有送到。还是不要答应的好。让她在古比雪夫过夜了，说什么莫斯科天气不好。天气怎么不好，不是挺好吗！” 谢尔皮林抬头看了看。天空浓云密布。 “也许天气预报说有雷雨？” “什么雷雨？一定是飞行员的妻子住在古比雪夫，就借口说有雷雨。这样的天气能说不好吗？” 谢尔皮林不想和他争辩。不管天气怎样，总之是巴久克希望今天就能看到妻子。战争开始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巴久克和他并排走了几步，说：“斯大林同志在召见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起或问起过我？” 巴久克大概早晨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他什么也没有问。” “他自己没说什么吗？”巴久克全神贯注地问。 对开门见山的问话必须如实地回答：当时，谢尔皮林问斯大林，预备把他派到哪一个集团军去，斯大林回答说，接替巴久克，并且说明了原因。 谢尔皮林明白，斯大林这些话对巴久克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他把当时听到的原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巴久克同志在集团军司令的位置上停留太久了，现在有人提议把他提升，让他有更广阔的天地发挥他的才能！ 他当时感到斯大林这些话中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讽刺意味，但这一点他没有说，他认为没有权利这样做，况且这又何必呢？ “嗯，”巴久克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的，当时打算提升我，可是后来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跟我捣鬼……谢谢你告诉我。值得考虑一下。”接着他叹了口气，补充说：“上次把我调到一个没人注意的方面军去加强领导也好，这次派我到近卫集团军来也好，两次都没有召见我。”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对巴久克很熟悉，但在这次战争中，却一次也没有召见他，这一点使巴久克仍然感到不安；不过他总是尽是宽慰自己——斯大林实在太忙了。然而在他旁边走的那个人，斯大林还是能抽出时间在一年前召见了他。 “扎哈罗夫向我解释过，”他沉默了半晌重新说．“你那时是由于写了一封关于格林哥的信而被召见的吧？” “是的。” “后来怎样？” “他说，如果找得到，让他回来。” “看来没有找到吧。” “他死了，”谢尔皮林简短地回答。 ①格林哥是三十年代和谢尔皮林同时被捕的一个军长，参阅《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二部第十九章。——译者 “哦，格林哥死得太早了，”巴久克说。“多半是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说出了一个在军界赫赫有名的姓氏，“那时到远东去，在他那儿转了一圈，要不然，他的遭遇也许会完全不同。真是乱搞一通！” 突然，巴久克又前方不搭后语地说： “原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至今还在你身边！我从飞机场回来，看见他坐了吉普车离开这里。既然你给了他‘红星’勋章，看来你对他很满意。” “给他‘红星’勋章，是因为他立了功，”谢尔皮林说。“假如他不是我的副官，甚至可以获得‘红旗’勋章。你当初干吗不把他带走，而让他留下来呢？” 巴久克摇摇头。 [book_title]一〇 “你这话说得真怪。好象只有你一个人尝到过被叫到莫斯科去是什么滋味：知道自己到哪儿去，但去的结果怎样，却心中无数！我也是这样，突然看到命令：速来移交集团军职务，真是心乱如麻。去的时候，一路上思前想后。哪儿还顾得上把副官带走？把一个人从前线带走，却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这怎么行呢？不过这小伙子倒是很出色的，不是个见缝就钻的人。他在你身边，这很好。” “嗯，他在我身边，这很好，”谢尔皮林心里想。“不管怎样，对她说来，也是好的，”他又想到了儿媳妇。 他想趁巴久克情绪好的时候向他说明，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分手，但结果没有说——他们已经走近餐厅了。 “晚饭以后还散一会儿步吗？” “我要回病房去，今天已经散步很久了，”谢尔皮林要了个花招。他记得有人请他去喝茶，不想迟到。 “今天心口有点儿疼，很想到外面走走，”巴久克说。“也许天气真变啦。一方面，我的力气还不小，另一方面，要知道，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一次伤，国内战争中受过三次伤，这次战争中又受过一次重伤，加在一起的话……有时侯很好，有时侯心口发疼，就会使人想到：只要能打到最后一天，打到胜利，那么死也瞑目了！”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谢尔皮林说。“我可恰恰相反，我认为胜利能使我们所有的人增进健康。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活下去，更要活下去！” 于是他想起不久又将上前线，这使他联想到军级政委李沃夫，现在的军衔是中将，就是刚才巴久克谈到远东的时候提起的那个人。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方面军编组的时候，李沃夫被任命为军事委员。” 巴久克不胜惊讶，甚至打了个唿哨。 “这个消息倒还没有听说过！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哪儿没有派他去过！你算吧！两年之内在五个方面军里待过！跟哪一个司令都合不来。还满不在乎呢。你们的方面军司令真倒霉——跟这样的军事委员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谢尔皮林不想跟巴久克争辩，但说的却是实话。“也许人家说了他一些闲话。恶名难洗哪！” “你一共见过他几次？”巴久克问。 “到目前为止，还只一次。” “好，你以为会认识他的。”巴久克冷笑了一声。 [book_title]一一 第三章 邀请谢尔皮林去喝茶的那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等他。茶壶就放在她身旁，上面遮着一块餐巾，再用护耳帽盖着。桌子上除了这把茶壶、一个糖罐子和一盘饼干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她把茶预先煮好了，因为她不喜欢临时张罗。 她住的这个房间是公房，但她喜欢这个房间窗明几净，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在目前战争的年代里，亲人都不在一起，房间里放许多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她坐着，把一双手指纤细、指甲修短的漂亮的手搁在桌子上。谢尔皮林很欣赏这双手。她在想，今天是她四十岁生日，在这一天，她所渴慕的那个人将到她这里来作客，这是多么好啊！ 她井不打算告诉谢尔皮林今天是她的四十岁生日，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他们的谈话按照另一种不是她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说不定他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取一瓶白兰地——他桌上放着一瓶白兰地和一包纸烟，他经党风趣地说：这是为了与诱惑作斗争。而她却希望今天能够继续昨天的谈话。经过昨天的一席谈话，她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个既不漂亮又不年轻、比她大十岁的人为什么对她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她认识谢尔皮林已经很久了，是在八年以前，她的已故的丈夫在火车站介绍他们相识的。那时她丈夫和谢尔皮林一起从军事学院到白俄罗斯去参加一次大规模演习。后来她又匆匆地见过他两次。那时候，在战争以前，她对谢尔皮林既感兴趣，又有芥蒂，因为他自已对她的丈夫也心存芥蒂。这是丈夫对她说的，她对此深信不疑。 但那几次见面的情况她几乎全部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那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在四一年十二月，她的丈夫已在突围时死去，她去见刚从医院出来即将重返前线的谢尔皮林，了解她丈夫去世的情况。 这次会面，使她当时就对谢尔皮林产生了好感，而一年以后，这种好感更增强了。 她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谢尔皮林对她扯了个谎，说她的丈夫是英勇牺牲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另外一个人向她说明，她的丈夫并不是英勇牺牲的。他销毁了证件，乔装改扮，在森林中被他们碰上了；之后，他们一起突围，她的丈夫由于经不住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在路上开枪自杀了。 要不是她向这个人苦苦哀求，说谢尔皮林在战前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因此她对谢尔皮林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感到怀疑，这个想法使她非常苦恼，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诉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至今还会蒙在鼓里。 她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她和谢尔皮林谈话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在他说她的丈夫英勇牺牲这句话以前，有点儿吞吞吐吐，似乎对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这个人显然是敬爱谢尔皮林的，当时听了这话，为谢尔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谢尔皮林那时对她的丈夫太好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该枪毙的，这件事要不是谢尔皮林插手，而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早就这样办了。 听了他的冷酷无情的话，她并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请求他说，既然他敢于对她说这些话，就请他把全部经过情况详细地告诉她。他把详细情况说了，她明白这全是实情，她默默地听完了实情，只问了一句：“再没有别的了吗？”听到回答说：“是的，再没有别的了。”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 [book_title]一二 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 [book_title]一三 一瞬间，他的眼睛华闪现出严峻的光芒，以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也曾流露过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使人想到，这个人不仅会怜惜人，也会派他们去死。 “是的，我希望知道真相，尽管我对它感到害怕。总之，我不需要听假话。” “可我觉得是需要的。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从什马柯夫那儿知道以后，把全部事实都写信告诉了儿子吗？” “不，没有写。但后来见了面，都告诉了他。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让他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您不怜惜他。” “我爱他，但不怜惜他。” “也许，您是正确的，”他说。“那时我对您扯了谎，我妻子还把我骂了一顿。” 他没有说：“我的亡妻”，但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类消息在医院和疗养院里经常是不径而走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谢尔皮林的亡妻，现在也不想去猜想她的为人怎样，容貌怎样。但听了谢尔皮林的回答，她想他的妻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跟他很相配。她想到他的妻子，象想到她自己一样，而想到他，象想到一个非常熟识的友人。她明白，要充分评价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只能在他作战的战场上，不能在这里，在他治疗的地方，然而她毕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力量。 她喜欢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林萌道上走路的样子：脚步很快，没有将军架子，穿着一套旧的蓝色滑雪衣，关于这件衣服，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说过，他曾经穿着它考得了劳卫制证章。从他走路的样子，从他的筋骨强健、体格魁梧的身躯中，可以感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这与其说是由于象他这种人有着健康的体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喜欢他的长长的、毫不漂亮、但坚强而聪明的睑，还喜欢他的眼睛，不论他在微笑还是生气，他的眼睛深处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当时，她告诉他说，在前线她工作的那个医院里，象传送带那样，日日夜夜接连不断地送来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人体——肢体被弹片炸得残缺不全，或者由于受内伤而浑身发青，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声嘶力竭地呼救，——看到这种情景，她就会对他们这些将军产生不可遏止的激忿。每一次进攻都是这样…… “难道你们不能换一个样子，把仗打得好一些，使这种情况稍微减少一些吗？”她问。她这时不仅考虑到那些经常送到她这个外科主治医师这里来的重伤员，而且还考虑到自己的两个从未上过手术台的儿子。 “看样子，不能，做不到，”他气恼地回答。“我们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会做到使你们没有工作可做，不管我们多么卖力，”他越往下说，就越加气恼。“如果您以为我们还不够卖力，还没有拿出我们的全部能力，那么您还是不要和我讲话，倒不如朝我脸上吐一口唾沫。假如您这样想，您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而他的眼睛深处却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并没有这样想。” “您没有这样想，就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这种事即使您不说，三年来也老是使人感到心痛。要一直痛到战争结束为止。只要情况许可，请您还是少考虑这些事吧。” 使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打断了她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而是最后一句关于“情况许可”的话。她从这句话里感到，他冤枉了她，责备她为什么不到前线去，而留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 “可以奉告您，”她理直气壮地说，“一星期以前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在医务会议上通过，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把我重新派到集团军的医院里去。还有别的问题吗？” “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认为我的话是在责备您这样一个妇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个人却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上前线的妇女部感到十分抱愧。我真希望妇女能够不上前线。我不过是想对您说，请您尽量不要去考虑您刚才谈的那些事情，这是战争的规律，不能老是去想它。” “好吧，”她说。她相信，他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委屈而让步，他说的确实是他的心里话，于是，为了表示和解，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紧按着桌子的拳头上。“我不怪您了，我明白了，问题已经解决……别对我捏着拳头吧！” 他放开拳头，微微一笑。 “这不是对您，是对战争。”接着，他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语调继续谈论刚才谈到的话题：“您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你们的手术台上。是的，我们送了。可是，在每一次战斗以前，为了尽量不使他们上你们的手术台，我们——不管是头脑聪明还是笨拙，动了多少脑筋啊！‘爱惜人’这句话，如果只是空谈，那是一钱不值的！这话不能光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订入作战计划！我们这儿是这样，你们那儿大概也是这样。难道在你们那里，只要对病人多说几句体贴的话就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接着，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怎么会当外科医生的问题。她说，现在早已把当医生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很难推究最初的动机。 “我跟父母很亲，我们的家是靠行医为生的。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概这一点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是一个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到我们家里来。”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到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回答说：不，他们在战争前一年已相继去世了。她继续讲着自己的身世，想对他尽情倾诉，这种心情甚至使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她开始回忆自己在前线的两年生活，接着突然说： “尽管我在您面前自吹自擂，您可别以为我是个没有错误缺点的人。我既有缺点，又有错误。甚至去年秋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还和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中校发生过关系。” “后来怎样，他恢复了健康？”谢尔皮林莫名其妙地问，从他这句话的内容来看，好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又是很认真的。 “恢复了。” “那么您呢？”地问。她从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她说话时的那种轻松的口吻，他明白，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我作了确切的诊断，也恢复了健康，”她仍旧用那种轻松的口吻回答，她不能不用这种口吻。“我终究是个外科医生，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简单、明白的。” “我不相信您的自白，”他气呼呼地说。 他不相信是有道现的，事情根本就不简单；就对待自己的问题来说，她完全不象个外科医生。她身上那种纯粹是女性的感情把她吸引到那个人身边去，但是，她身上另外一些——同样是女性的——感情，却反对她跟他接近。她试图把这两种感情分割开来，但没有成功，而她却越来越察觉到他精神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接近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达到，而肉体上的接近，很快就变成了每夜匆促地重复着的没有乐趣的活动，割断它比延续它更加简单。 [book_title]一四 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一个人。否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对她说“我不相信您的自白”这句话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不语，后来他说：“关于您所说的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件事呢？”他严肃地问。 “真的，为什么呢？”她重新考虑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过去： “大概我是一时冲动，把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您。” “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可别引得我也打开话匣子，我的许多废话会叫您听得腻烦的。” 她想说，她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但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站起来告辞了。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害怕讲述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关的什么事情，认为还是不说为妙。 现在，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来赴约。 从半开的窗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脚步声。她探头一看，那里寂无一人。她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生气，就关上窗子，再也不去倾听了——恰恰在这个当儿，谢尔皮林敲门了。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和巴久克上将同桌吃饭，这顿饭老是吃不完。” “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吗？” “不见得怎样好吃：奶渣。不过在吃奶渣的时候谈到了夏天将怎样作战的事情，还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象我们这种人能不能在三十七岁就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担任这样的职务年纪不是太轻了吗？这样年轻能够掌握战争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吗？” “您认为怎样，能够吗？” “我认为能够的，谢尔皮林说。“可是巴久克将军把我所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和你议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们也没有掌握我们这种人所必干的个部知识。’他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掌握，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战争，那时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吗？’他回答说；‘这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年轻。’我对他说，拿破仑三十三岁就当了总司令。他回答说：‘拿破仑对我们不足为法，我们有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们是在多大年纪取得胜利的？’总之，比我们年轻的人都不应该爬到我们上面去！我甚至试图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这也帮不了忙。他说：‘当然，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但这个人选终究是别人向他推荐的，他不过批准一下罢了。但愿他不要后悔！’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一致。” “可没有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学着谢尔皮林的语调问。由于他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她感到很高兴。 “还不算厉害，不致于影响健康……假如象《闵豪生男爵奇游记》中那样，把我们所有这些将军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争论冻结起来，到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再把它解冻，那么，一定可以听到许多关于战争和相二谈论的趣事。” “如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写日记，不间断地写，那么，甚至象我这样的人写的日记，读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她说。 “日记我们是明文规定不准写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写，”他说。“不过战争中反正会留下许多文件，以后哪怕你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战斗报告啊，作战汇报啊，侦察汇报啊，战斗日志啊，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团里，如果有人牺牲的话，第四副参谋长每天还要编写阵亡将士名册：姓名、军衔、亲属地址、阵亡经过、埋葬地点。在每一个连里，司务长要统计人数，以便按名额领取全部给养。在一个集团军里，这样的司务长有多少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坐着写。你们的医疗报告单、化验单、病史记录不也是这样的吗？你们的全部记录，从战场经过急救站、卫生营、后送医院、卫生列车……一直到初愈伤员大队，要是加在一起，那么，战争以后，光是你们的医疗记录大概就能装满一幢四层楼的房子。” “为什么是四层楼呢？” “我是按一年一层楼计算的。您想要五层楼吗？” “还是让它四层楼吧。” “您将坐在这幢房子里翻阅这些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写学位论文。” “您今天不知为什么攻击起医学来了？” “恰恰相反。我想到了你们的事业的重要性，你们做医生的手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你们使每四个伤员中能有三个回到我们部队里来。只要想一想，假定从战争开始起，你们不曾使一个伤员重返部队，那么今天已经没有人打仗了！我自己要不是走上了军人这条路，一定会象您一样，当一个医生。也许仍旧当一个医士。会接到应征通知，戴着有三个菱形标志的领章。在你们的集团军医院里，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您过去在哪一个集团军里？” “四十九集团军。” “假如是在四十九集团军，方向是：塔鲁萨——康德罗沃——尤赫诺夫……是吗？” “是的。不过我很难想象您会当一个医士，”他说。 “这是为什么？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我恰恰是一个医士，直到十月革命后才选拔我当营长。我的父亲也是个医士。至今还是医士，在五十年前的老地方，弗拉基米尔省的土马。” “他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岁。说不定您还能看到他。我在设法给他弄一张通行证，让他到这边来见一次面。我预备派副官去接他。昨天我问您怎么会当医生的，同时就想到自己——我也曾经想过当医生。我们家也和医学有联系，当然不象你们是教授世家；我们是学识淡薄的村医之家，不过却样样都会。譬如说，您接过生吗？” “在五年级实习的时候，当过一次助手。” “您当过助手，可我却接过三次生，都很顺利。因此，假如按照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至今还在我们的麦谢拉地区当医土。” “我原先以为您完全是另一种血统。” “这是指什么而言？”他一开始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以为您出身于军人家庭，象……”她本想说“象我的丈夫一样”，但不知怎的却说不出来，只说了：“象巴兰诺夫一样。” “我可没有这个缺陷，我不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纵声大笑。“没有的事总归是没有的。甚至在那个时候，人家给我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book_title]一五 于是他们接触到了她认为反正不可避免的话题。本来可以回避，但她不想回避，就问道：“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过去对巴兰诺夫有什么看法，现在又有什么看法？”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对她看了看。她明白：他本来不想和她谈这个问题，但既然她自己提出来了，那么他也不怕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以前不知道您需要了解这一点，甚至现在也吃不准，”他用一种异样的、沉重的语气说，接着就沉默不语，似乎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她叫他别说下去。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虽然她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危险的成分；她注视着他的眼睛，默默不语。于是他明白，已经非说不可了。 “您要知道，”他说，“我这个人不善于遵守‘对死者隐恶扬善’的规矩。我谈论死者跟谈论生者一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坏。”他不说下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可是他抬起头来朝她看了看，终于又补充说：“我说的不是关于战争时期的事。在战争初期，胆怯的不止他一个人。我还知道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早就以实际行动洗刷了自己的污点。我认为：如果他还活着，他也可能洗刷掉自己的污点。虽然我不完全相信，但还是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对他的坏印象是从您所知道的那个时候产生的。” “您以为他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吗？可我不相信这一点。”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怎么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呢，我的天啊！”她高喊一声，但看到他沉痛的目光，就住口了。 “奥尔达·伊万诺夫娜，”他说，“甚至跟您，我也不想谈这件事。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我认为，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再去回想这件事。在现在这样的战争时期，我们何必再去讲那些不幸被我们记住的事情呢！至于您信任自己的丈夫，您尽管信任吧。我知道您的为人，我也想和您一样地信任他。不过这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怎么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呢……” “您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他又打断了她的话。“对于我个人，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是微不足道的。我刚才对您说，我对巴兰诺夫的印象非常坏，并不是指这件事，而是指他在军事学院的年代里——三六年、三七年，直到最后一天看到他的时候的表现。难道能够象他那样培养学员，来对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战争吗？如果他是个只会信口开河的人倒也罢了！然而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一套，讲的又是另一套。有意扯谎！经过苏芬战争以后——虽然晚了一点——我们的头脑毕竟清醒起来了，要不然，我们会弄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他站起身来，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地走着；他暗暗责怪自己，不该沉不住气，向这个很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的女人讲这些话——他厌恶她丈夫的所作所为，但她是毫无过错的。 “您一开始就不相信他是心口如一的吗？”她问。 “我不相信，”谢尔皮林没有站停下来，他边走边说，井且摇了摇头。 “我那时是相信的。” “我可不相信。确实有那样的人，他们真的认为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这些人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们还活着……可是谁也不能相信象他这样聪明博学的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带着忧郁的神情在她那间他感到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注视着他，几乎想告诉他很久以前她和巴兰诺夫之间一次可怕的谈话，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的那一次谈话。 然而她忍住了：不，那时候一切都并不那么简单。她和那个现在已经去世的人的夜间的谈话，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房话；而谢尔皮林和她的丈夫之间争论的老问题，究竟谁是谁非，早已由战争本身作出了结论。她丈夫好象不怕这场战争，其实是故作姿态而巳，但谢尔皮林…… “谢尔皮林……谢尔皮林又怎样呢……”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她眼睛望着谢尔皮林，心里想到了完全另外一件事；他在四一年受伤以后——这是在他的病史上记载的——走起路来腿有点儿瘸。 她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现在当他在她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她发现了。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怎么？” “请坐下。您是来喝茶的，那么请喝吧。怕凉了吧……” 谢尔皮林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下，从茶壶上揭去护耳帽和餐巾，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突然又把杯子推开。 “请原谅，为了明白起见，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您尽管说吧，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她试着说一句笑话。 他板着脸，不去理会她的笑话：“我知道，我说了许多使您难过的话。尽管我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可我不能收回所说的话。” “不用收回，”她说。“您的话里很少使人愉快的东西，这是事实。可是我也并不期望听到使人愉快的话。您不要以为您说的一切对我是什么特别的新发现。其中大部分我自己早就料想到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的。我向您问起这些事情并不是出于女性的弱点。而是象您所说的，‘为了明白起见’。因此，‘为了明白起见’，我可以告诉您，我老早就过孤苦无依的生活了，就象一株‘独木’似的。您明白吗？您刚才把杯子往旁边一推，好象要对我说：谈过这番话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喝茶了，我却想回答您说：没关系，请喝吧。” 他们默默地喝着茶，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疲乏。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以后，看来似乎它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象所有这一天的谈话一样，只消有一个地方彼此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解，就会发展到以后即使双方共同努力也无法挽回的地步。 “您怎么会突然想到我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喝完了茶问。 “您身上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军人气质，仿佛您从小还另外受过这种教育。” “‘另外’，”谢尔皮林苦笑了一声。 “您笑什么？” “我想，我在军队里待了近二十年，除此以外，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使我更象一个军人吗？自从实行军衔制以来，我有时在谈话中发现有些人对我们那些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的人过于推崇了。我可不同意。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良　不齐。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曾经当过医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谈到我以前所属的那个方面军的司令，说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这一点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是什么呢？是由于他在沙皇军队里就当过准尉！按照那个人的看法，他后来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了业，还在和平时期当过红军的师长和军长，而在这次战争中，当了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他曾经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这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这话出于一个年轻尉官之口，倒也罢了，可是这却是出了一个中年人之口！” “顺便说一句，”她笑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但突然改变了主意。“从今天起我也是个中年人了，整四十岁。” 他瞠目望着她，以为她在说笑话；她的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 “完全是真的。一星期前两个儿子都给我寄来了祝贺信。他们是提早几天写的，怕不能及时送到，现在的邮递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您别站起来去取白兰地，我知道您有，不过今天不想喝。等下一次另外找个机会再喝吧。” “感谢您在这样的日子叫我来，”谢尔皮林停了半晌说。“我向您祝贺啦。” 她想，他马上要吻她的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吻。 “不应该您感谢我，而是应该我感谢您到这里来，”她说。“除了您以外，今天我谁也不想看到，对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当然，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会儿我就写信告诉他们，我请您来喝茶，吃饼干。” 她打算把关于自己生日的谈话转为轻松的说笑，但结果却相反，谢尔皮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突然问道：“您准备写信告诉儿子，说我在您这里作客吗？” [book_title]一六 她从他睑上的神色看出，他是从和她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准备写，”她用和他一样认真的口气回答。“我一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写信告诉他们。” “这对我说来也是重要的，”谢尔皮林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接着，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仿佛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甚至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里。 谢尔皮林记起了不久以前进炮兵学校的她的小儿子，就提起今天他和巴久克已经讨论过的实行男女分校制的问题。他问她的看法怎样：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好处大不大。 “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也许是好的，”她说，“但从其他各方面看，我不赞成。” “为什么？” “可您赞成吗？” “我赞成的。” “那么请您先说：为什么？” 他说，在只有男孩子学习的学校里，更能培养斯巴达式的精神，战争结束以后将会有一代训练有素的军人参加军队。 “您要他们干吗？况且，照您所说，还要训练有素。战争结束以后，您打算重新打仗吗？是为了这个吗？” “说‘打算’，那是过分了，但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职。” “好吧，就算我提了一个糊涂的问题，就算您现在已经有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这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呢？”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女学生。特别是在医士学校里。” “好，请不要光从字面上理解我的问题。我用另一种方式问您：在您的生活中，有女人在您身边的时候，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妨碍您成为一个军人？妨碍您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妨碍您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现在在战争中她们妨碍着您？难道要把她们单独编一支队伍吗？……不，不，”她看到他微微一笑。“我是完全认真的。您有过妻子，她多年来和您一起分担着您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难道她什么时候妨碍过您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还是恰恰相反，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她这样直率地提到他的亡妻，使他大为震惊。“我说的是学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那么您希望怎么样？让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跨出校门以后，看到姑娘们就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吗？您认为这样就能增加他们的勇气吗？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是在我这个做妈妈的裙子边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虽然我不懂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对他们说四个字：‘是’、‘非’、‘好’、‘坏’。” 谢尔皮林没有作声，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他想到的不是男女分校，不是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女人的儿子，而是他自己的一生，他自己的儿子；想到他在前线碰到 各样的人的对候，曾经不止一次痛苦地想过：“什么树结什么果”这句俗话有时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争论？”她问。 “我不想争论了。我想到自己在十五岁以前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去世，我也象您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裙子边绕来绕去。她是个靼鞑人，她脱离家庭，受了洗礼，嫁给了我的父亲。这样，她就和娘家断绝了一切关系，远亲无戚，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对我是多么宠爱啊！有时我想，她生前对我的宠爱，已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她从他的话里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深深地埋藏在内心的柔情，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抑制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始终保存在他的心坎里，成为他早就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她是怎么死的？” “被牛撞死的。为了奔过来救我。”即使现在已经事隔多年，一回想起这件事情，他的脸还是抽动了一下。“她临终以前受了一昼夜的折磨，用靼鞑话说着呓语，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懂。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几句靼鞑话，至今还记得。” “您父亲大概很爱她吧？”她问。这大概是一般女人一定要问的问题。 但谢尔皮林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不回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你谈了你一生中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这段身世？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白呢？在你年已半百的时候，怎么会想到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她将怎样看待你的这种经历？她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让她想到你的一生经历，这难道是必要的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 他沉默着，一直不开口，内心在进行着斗争。由于这种思想斗争，他脸上流露一种严峻的神情；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现在也正是这样．然而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以为，他现在不是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是在责怪她。 “我是顺路搭车，跳上了您的车子的踏板，请您不要见怪。我可以跳下去，……不过我心里不大愿意。” 就在这当儿——不是在她刚才等待着的时刻，而是现在不再等待的时刻——他俯下身去，吻了吻她搁在桌上的双手：吻了一只，又吻第二只。然后，他把身子伸直，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说： “搭车的不是您，而是我。因此，如果需要把谁谁下踏板的话，恰恰应该把我推下去！” 这话说得非常有力，甚至太有力了，以致再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可以说，这等于承认你是他需要的，而这话是出于这样一个人之口，所以它比一般见人口中常说的“你多么美”、“我多么喜欢你”之类的话更要有力得多。她还很美，这是她知道的；他喜欢她，这曾经多次听他说过，她也是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但他能够以这样强烈的感情对她说，她是他所需要的——这一点是她过去不知道的。尽管她的理性使她一下子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战争、年纪。儿子等等，尽管她生性喜欢椰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产生一种朴素而又非常幸福的想法：“命运终于使人结合在一起！”虽然命运还没有使他们结合起来，也有可能不使他们结合。 她对他所说的关于“踏板”的话并不回答，只是用目光表示，他们两人谁都不需要跳下去。她开始谈起公事来了。她从疗养院院长那里获悉，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曾用高频电话跟莫斯科联系，迫不及待地询问谢尔皮林的健康状况。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免得引起他内心不必要的波动。但她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集团军内科主任日内将到我们这里来会诊，我带您去见他，您要尽量使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气色给他一个良好比印象，免得以后在医务会议上突然被卡住。我不希望医务会议作出不合乎您期望的决定。即使把您留在这里，反正您的心也不会在这里，而在那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留在这里。” 她微微一笑，而他认为，既然已经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那么看来该站起来告辞了。 “去吧，您确实也该走了，”她看到他的期待的目光，就这样说。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两人互诉衷曲以后，现在她已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要么说这一句，要么说“您就留在这里吧”。 [book_title]一七 第四章 当谢尔皮林和巴久克远离前线，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回想到方面军军事委员李沃夫中将的那一天，李沃夫也想起了谢尔皮林，他打了个电话给集团军军事委员扎哈罗夫，要他来见自己。 “什么时候来？”扎哈罗夫问。 “马上！”李沃夫用这样的口气回答，表示这个问题提得不很恰当，“您路上需要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我等您。” 深更半夜，甚至也不问一声“您现在能不能来”，就把人叫去，对这一点你不必感到奇怪。李沃夫有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他喜欢在夜里工作，至于别人的作息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睡觉，他都不管。 扎哈罗夫骂了一声“见鬼”，便穿上军大衣。临走以前，他先去找代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参谋长鲍依科。 “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鲍依科问。 平时他们把一切工作料理完毕，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拟定了第二天的计划以后，就一起吃晚饭——这还是谢尔皮林定下的规矩。 “我不能吃了，”扎哈罗夫说，“李沃夫同志不知有什么事要我去。” “马上就去吗？” “要我亲自去，立刻就去！甚至问了路上需要多少时间。你感觉到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一整天总共只来过两次电话。” “这么说，他一定深更半夜在我们今天的集团军报上发现了什么问题。要么社论写得不得当，要么排版有问题，要么突然想到了什么新主意，不能等到明天……本来只要用电话通知一下也就行了，但他决定多敲一次警钟，检查一下我的战斗准备状态！……再见啦！” “那么到七十一军去的事情怎么办？”鲍依科问。 “照原先约定的那样，七点钟去。你一起来就打电话叫醒我。要是我在那里耽搁久了，就直接去。在路上睡一会儿。” 扎哈罗夫叹了口气，带着倦容抚摸了一下圆滚滚的脑袋上的灰白色头发，就走了。 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磕睡。 “咱们走吧，尼古拉，”扎哈罗夫推推他的肩膀，在他身边坐下来说。“如果我睡着了，要注意：必须在一小时五十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虽然感到很疲乏，却不想睡。 “将军同志，您有没有听说，司令什么时候回来？”司机看到扎哈罗夫没有睡，就打听起来。他还是从战前扎哈罗夫在莫斯科军区工作的时候起就给他开车的。 “谁知道他。他写信来说，身体渐渐复原了，但决定权不在他手里，在医生手里。你问这干吗？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战士们中间听到了什么小道新闻？” “随便问问。我看，他不在这里，您很想念……” 扎哈罗未确实很想念谢尔皮林，不过现在他忙得连想念的时间都没有。集团军里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为战斗和强渡江河进行着准备。每天不是训练，便是操演，不是召集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集训，便是检查工作。虽说是处于战斗的间歇阶段，实际上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想念”——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说说是容易的。而事情的实质是：即使谢尔皮林不在，也必须使一切都照常进行。 “鲍依科比较年轻，一年前他还是上校，而现在是身兼两职：除了自己原有的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谢尔皮林的工作。他到处奔忙，但工作照干，甚至没出现忙乱现象。虽然累得浑身是汗，但没有显出筋疲力尽的样子。”扎哈罗夫不喜欢那些只会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的人，他怀着尊敬的心情想到鲍依科。 “他叫我去是为了什么呢？”他又想到了李沃天。 上一次也是在深更半夜，李沃夫把他叫去，命令他在集团军报辟一个专栏介绍狙击运动的经验，并且花了整整一小时说明这个专栏应当怎样编。他讲得头头是道。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为什么要在夜里叫去？为什么要亲自去？ 不管这个专栏多么重要，总不需要军事委员亲自去编排吧，只要跟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编辑谈谈也就够了。样样都抓，必然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提法：怎么？我方面军军事委员也能够样样都管，我也有时间做这些事情，难道你集团军军事委员就没有时间吗？ 这样一来，怎么反驳呢？但还是可以反驳的。我所忽略的或来不及做的事情，你在上面看得很清楚，或者大家认为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在上面突然想到要亲自抓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当然只会感到高兴！这是很明白的事！然而由于抓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在上面有没有忽略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呢？这不是我应该问的问题。不过完全有这种可能。哪怕你一昼夜只睡两小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动手反正是办不到的。因此，总得有所分工：有些事情自己做，有些事情让别人做。当然，首先得假定他们都能尽职。而使每一个人都能尽职——这才是最最主要的，没有这一点，不管你抓了多少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 “奇怪，叫我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扎哈罗夫又思索起来。“也许，他熟悉了集团军的情况以后，想抽调个把他喜欢的人到方面军政治部去？……要是能把巴斯特留科夫从我这儿调走就好了。看样子，巴斯特留科夫博得了他的欢心。夜里在他那儿谈了两小时，走出来的时候满面春风，扬扬自得。如果他要，我就给他，决不惋惜……” 如果终于把巴斯特留科夫从他那儿调走。无异给他帮了个大忙，这一点恐怕是李沃夫自己意料不到的。扎哈罗夫一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您怎么啦，将军同志？”司机问。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我们的军人服务社主任被德国鬼子俘虏去了。我们报告了司令，并且问：‘您要不要下个命令把他夺回来？’司令说：‘不用啦，我们已经吃了他两年苦头，现在让他们也去尝尝吧……’我想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记起了这个笑话。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您曾经讲过一次。” [book_title]一八 “那么你第二次为什么还要笑呢？看来我的记性已经不行啦，现在到了不该笑而该哭的时候啦……” 他们来到方面军司令部，在李沃夫使用的一所小木房前面停下来，正好是午夜一点钟，没有迟到。 扎哈罗夫脱下军大衣，把它丢在吉普车的座垫上。 “你睡觉的时候，把它盖在身上。” 他用左手擦了擦右手——右手一路上握着吉普车的前支杆，被寒风吹得冻僵了。他向站岗的自动枪手出示了证件，走上台阶，推开了门。 桌子后面，有一个胖胖的上校靠在墙上睡觉，他用一只肥大的手撑着胖鼓鼓的脸颊。此人很久以来一直是李沃夫的副官，同时又是为他办现重要公务的军官，象尾巴一样，跟着他从一个方面军转到另一个方面军。 “他在这样一个坐不不定的首长手下办事，怎么还能保养得这样肥胖呢？别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扎哈罗夫看到这个题造的上校，心里思忖着。他恶作剧地叱喝了一声，使那个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奉中将之命来到！请报告……” 上校吓了一大跳，眨巴着浑浊的睡眼，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用不满的口吻说，李沃夫同志在司令那里，还没有回来。他不按照军队的规矩——用军衔和职务称呼自己的首长，而是称他“李沃夫同志”，并且习惯地使这个称呼含有一种独特的意味：他的首长现在是中将，但“中将”这个称呼还不及他过去和现在一直保持着的“李沃夫同志”这个称呼来得有意思。 上校隔着桌子和扎哈罗夫面对面站了一会儿，最后似乎对他让了步，朝门那儿扬了扬头：“进去吧，在那儿等着。” 扎哈罗夫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让门仍旧开着。他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他从上校的语气中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人犹豫不决的心情 他把房间打量了一下。上一次李沃夫接见他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邻村的方面军政治部：在那里突然想起了要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就把他叫到那里去。 这个房间相当宽敞，圆木的墙壁很干净，也许特地洗刷过。墙上什么也没有挂：既没有房东留下的旧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房间的一角，从地板到天花板，用一大块拼接起来的军用油布遮挡着。其余的部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只保险柜，靠另一堵墙，还有四把椅子。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桌子上面，放着一本新的大拍纸簿、一枝粗的红蓝铅笔和一个眼镜盒。既没有文件，也没有地图。 当然，这桌子是办公桌，有抽屉，大概文件和地图不是放在抽屉里便是放在保险柜里，因为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现在主人不在房间里，这些东西也就不放在外面。 扎哈罗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就坐下来，他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集团军军事委员，而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待接见的来客。 这椅子是一般办公室里用的硬板椅，漆成黄色。它和靠墙放的另外三把以及桌子旁边的一把式样相同。桌子也同样漆成黄色。 扎哈罗夫心里想，这些东西大概是李沃夫随身带来的，从一个方面军带到另一个方面军．大家都知道，李沃夫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能待得长。 那个用六块军用油布拼接起来的有铜圈的帷幕，多半也是他随身带来的。帷幕后面是什么呢？大概总共只有一张行军床和一只手提箱。 不知什么缘故，在想到李沃夫的时候，觉得他会把这张办公桌和这些椅子随身带来带去，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除了一只手提箱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即使这只自己的手提箱和行军床，他也用帷幕遮起来不让别人看。生怕他们想到，他象所有的人一样，也要在行军床上睡觉，也要在手提箱里放干净的衬衣。 看了这个房间的陈设，甚至不需要贴“公家重地，非请莫入”之类的字条，谁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扎哈罗夫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心里在思索着李沃夫给他的至今还不甚分明的印象。 关于李沃夫的传闻他听到过很多，有一次在远东，他还被李沃夫召见过十五分钟。但那一次见面不能算数，因为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实际上，他们真正相识是在这里前线，特别是不久前李沃夫在他们这个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开始的。 这三天内有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可以理解，也有的不易理解。李沃夫深夜把人叫去谈话——刚刚睡着而突然被叫去的人们，眨巴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在这个彻夜不眠的首长面前感到内疚。其实，如果通盘计算的话，大概他们不会比他做得少，也不会比他睡得多。 唯独巴斯特留科夫大概预先摸到了李沃夫的脾气，白天睡大觉——亏他睡得着！———夜里精神抖擞。 当然，严格地说，在战场上是不分昼夜的。必须时刻准备着。如果确实需要，当然应该这样。然而扎哈罗夫觉得，李沃夫喜欢把人家搞得很紧张，不管有没有必要。仿佛他们在战场上还不够紧张似的！ 在前线，李沃夫曾多次爬到前沿阵地，这在不同的情况下使扎哈罗夫产生不同的感觉。在一个团里，李沃夫不仅走遍所有的前沿阵地，而且还爬到了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到最前面一个坑中的最前面一个士兵那里。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做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听到了反映，那里已经两昼夜没有送热的食物去，甚至干粮也没有了。于是他亲自爬去进行调查。有一个连里，情况确实如此。这样一来，连的司务长就被送交军事法庭，政治副团里遭到训斥，政治副师长和扎哈罗夫本人都感到脸红…… 但在其他地方，李沃夫爬到前沿阵地去却不知为了什么。他爬来爬去，仿佛想挑选一个突破口，了解敌人的前沿阵地。而实际上他既没有挑选，也没有了解，又没有询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是爬来爬去，毫无必要地拖了一大批随从人员——从政治副军长到政治副团长。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生命安全吓得面如土色。他这样爬来爬去，仿佛想以此椰　他们；他不来，他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现在他来了，他们也不得不来！而实际上，在必要的时候，即使他不来，他们也常到这里来。 他在堑壕里和很多人谈过话，有时谈得很久，特别是在德国人发现动静而开火的场合，仿佛想以此来考验周围的人。他了解到士兵们把马合烟放在口袋里，烟叶都弄碎了——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就命令后勤部门立即缝制一些烟荷包。然而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一句亲切的、有人情味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book_title]一九 也发生过一些使人难堪的小事。他在他们的集团军里总共只过了三夜，有一夜是在前沿阵地过的，这当然很好。然而他随身带来了一个卷成辊状的薄得象坐垫一样的床垫，并且吩咐把这个床垫和自己的床单、被子铺在已经替他准备好的被褥上面，这就没有必要了。不知是怕虱子，还是认为集团军里不会给他准备一床干净的被褥……他从来木和人一起喝一口酒，好象拒人于千里之外。主要是他的什列约夫，就是那个上校，不仅为他带了一个热水瓶，还带了一只供他专用的杯子，又用油纸包了一些供病人吃的菜丸子和另外一些专门为他准备的东西。但尽管这样，他却善于在大白天趴在泥地上爬到战斗警戒散兵坑…… 扎哈罗夫看了看表——他已经等了三十分钟，——把李沃夫的房间又打量了一番。这房间似乎表明，它的主人除了交给他的任务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的同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加弗里林讲到李沃夫的妻子的事情：李沃夫的妻子并不年轻，甚至可以说已经上了年纪，在方面军的一所医院里当配方处主任，曾经到丈夫那里来过几次。从这个医院到方面军司令部大约有四十公里。加弗里林从旁人那里知道，李沃夫的妻子第一次是搭了顺路的汽车来回的。后来他顺便问起李沃夫：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李沃夫的车没有空，可以另外找一辆嘛！可李沃夫回答说：“我不给她创造特殊条件。让她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来吧。”“解决的办法当然有，”加弗里林含笑对扎哈罗夫说，“经过这次谈话以后，后来的几次我只得派自己的汽车去接她——终究人非草木啊！”扎哈罗夫听了以后，当时就想到，现在重又想到，李沃夫的这种过分拘泥小节的表现有点装腔作势，他处心积虑地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把一切细小问题提高到原则上来无情地攻击别人…… “您好，扎哈罗夫同志，”扎哈罗夭听到背后李沃夫的声音。 李沃夫走进来，随手关上了门，赶忙把手伸给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扎哈罗夫，然后走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搬一只椅子坐下来，我们谈谈。” 扎哈罗夫搬了一只椅子，放在桌子前面，面对李沃夫坐下。 “今天我回想起来了，我和您在哈巴罗夫斯克见过面，”李沃夫说。 “在我们集团军里待了三天也没有回想起来，现在倒突然回想起来了，”扎哈罗夫心里想，“大概看过了我的档案材料。” 于是他朝角落里的保险柜瞟了一眼，仿佛他的档案材料一定就放在这只保险柜里。 “一九三八年五月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见过我，”扎哈罗夫说，“那时候您召见过我们很多人，我以为您已经忘记了。” “不，没有忘记。那时候关于你们的命运的问题是相当令人注目的。” 扎哈罗夫一句话也没回答。 “一开始就谈这些干吗？有什么目的？”他心里思忖着。“要提起过去的关系，完全可以谈其他的事嘛。也许他是想强调指出，那时候我的命运操在他的手中吗？在我们这些人中间仿佛已成默契，尽可能不提那些使我们感到痛心的事情。但是他却偏偏提了。显然，他并不感到痛心。” “要喝茶吗？”李沃夫问。 “谢谢，刚赶了路，喝一杯也好。” “什列约夫？”李沃夫用高而失的嗓子朝门外喊了一声。 门一开，马上就出现了胖上校和他的睡意未消的白脸。 “准备茶，”李沃夫说。 上校出去了，随手关上门。 李沃夫把拍纸簿移到身边，从桌子上拿起铅笔，用蓝笔在拍纸簿上写了个数目字“1”，又加上一个括号，但其他什么也没有写。 他有着一张瘦瘦的三角脸：尖尖的下巴额儿，宽阔的前额，上面是一头浓黑、粗硬的卷发。 现在，当他坐在那儿，垂下沉重的眼皮，眼睛望着拍纸簿的时候，从他的眼皮上，从眼睛旁边的皱纹上可以看出，他年纪已经不轻了，而且一脸倦容。 “他比我大十二岁，我早已有了白发，而他还是一头黑发，”扎哈罗夫心里想，同时看了看李沃夫的光光的鬓角——大概今天他刚理过发，——在他的鬓角好容易才能发现几绺白发。“那么第一点谈什么呢？” 李沃夫把目光从拍纸簿上抬起来，朝扎哈罗夫看了看，似乎自己也没有决定，第一点谈什么，第二点又谈什么。 现在，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上去要年轻些，不象个五十八岁的人。他的眼睛并不看着扎哈罗夫的眼睛，而是稍高一些，看着扎哈罗夫的前额。似乎他感到兴趣的，并不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而是藏在前额后面的思想——这是必须知道的。 “切尔年科，”李沃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他并不说下去，眼睛看着拍纸簿，用蓝笔在数字“1”和括号后面写了“切尔年科”这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问道：“您对他的看法怎样？” 旅级政委切尔年科，现在是上校，自从来到集团军以来，在扎哈罗夫跟前已经工作了足足两年了。四二年，正在撤退的当儿，他来接替牺牲了的政治部主任，第二天自己也受了伤，颈部被子弹打穿了，但他没有下火线。在这两年中，后来又受过两次比较轻的伤，两次都没有下火线。 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了解得很透彻，了解他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勇敢，粗暴，急躁，很讨厌动笔，善于用最简单的几句话鼓舞土气，不善于有计划地使他们领会某种含意深刻的指示。切尔年科在战斗中是不知疲倦的，而在战斗间歇的日子却很懒，而且在前沿阵地上有避开首长的习惯。 扎哈罗夫认为切尔年科虽然有严重的缺点，却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轻易地把他撤掉，但很难找到代替的人。 假如在扎哈罗夫而前的不是李沃夫，而是另外一个能够理解一个人身上可能既有特殊可贵的优点、又有特殊严重的缺点的人，那么，扎哈罗夫按照自己的性格，会把自己对切尔年科的看法全部讲出来。然而依他看来，李沃夫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因此他怀着戒心，冷淡地回答说，切尔年科是称职的。 “完全称职吗？”李沃夫问。 [book_title]二〇 于是他开始列举切尔年科的罪状：不注意集团军报纸的工作，不理解它的重要性，把许多工作都推给副主任去干，甚至最近一次根据五一二号指令召开的政工会议他也不亲自主持，而是把工作交给了副主任，自己却在集团军的后勤部门闲逛。对政治汇报很不重视，有时自己不看就签上了名，有时把反面材料都勾去了，据他看来，这些材料是无足轻重的，而实际上却很能够说明问题。 扎哈罗夫一边听，一边在想，那天夜里巴斯特留科夫在李沃夫那里坐了两个小时，可没有浪费时间：不仅把自己上司的罪过向李沃夫—一细述，而且还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大作——后来被切尔年科大加删节的政治汇报草稿。 “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那是确实存在的，中将同志，”扎哈罗夫完全知道李沃夫不喜欢人家称他中将，而喜欢称他“李沃夫同志”，但他不想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但关于在后勤部门闲逛的事，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是在后勤部门闲逛，而是得到军委的同意，去参加后勤人员对付冲过来的坦克的演习。他自己和他们一起坐在堑壕里，向他们证明，这并不怎么可怕……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我去和他谈一次话，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称职的。” “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很好，”李沃夫说。“那些一下子就改变自己意见的人，我并不尊重。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应当，出于固执，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在我所列举的事实中您目前只反驳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中将同志。三枚‘红旗’勋章，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如果说他至令还没有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这是因为对政工人员一般很少授予这种称号，这您自己也知道。要不然，他早就得到了！集团军领导上曾经提出过申请。在战斗的时刻，他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在最危险的地段。事实可以为他作证。” 扎哈罗夫知道，李沃夫是一个看重勇敢、蔑视懦怯的人，因此，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认为李沃夫是难以反驳这些话的。然而李沃夫却反驳说： “也有这样的情况，扎哈罗夫同志，看上会所有的事实似乎都说明某一个人的优点，但他仍旧不能算称职。如果把他调任别的职务，这些同样的事实将具有另一种价值。您可以考虑一下：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是不是更恰当些？这样他可以更接近前沿，也可以摆脱那些他不能胜任的工作。他的职务，可以另外派一个人担任。或者我们给，或者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 关于“我们给”，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至于“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那么，在什么地方找，找到谁，都是非常清楚的。找一找，结果一定会找到巴斯特留科夫。 当然，如果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他是不会感到难受的。他会很好地打仗，心里也不会感到什么委屈。然而让巴斯特留科夫接替他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可不敢赞同！ “别的事情还可以商量，可这绝对不行！”扎哈罗夫心里打定主意。“死也不答应！嘿，真有你的，已经在首长面前叽叽喳喳告了一大状！”他想起了巴斯特留科夫叽叽喳喳的单调的声音。接着说：“中将同志，副军长我们已经有两个了，两个都很称职、而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据我看来，也是称职的。我看不到有调职的必要。” 讲这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他明白，如果李沃夫现在能够不征求你的意见就撤换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如果切尔年科不仅有缺点，而且还发现某种可以把他一下子拉下马的事实，那么谈话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然而，没有这样的事实！假如你同意，那就可以撤换。如果你，集团军军事委员，不仅不同意，相反还提出异议，那么上面就可能不理会和不支持李沃夫的意见。李沃夫的职务已经今非义比，他不象过去那样显赫了，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不过谁知道他呢，也许他会不顾一切，蛮干到底的！”扎哈罗夫心里想，同时望着李沃夫的眼睛，而李沃夫的眼睛却依旧不看着他的眼睛，而看着他的前额。 “好，那就暂且搁下吧，”李沃夫平心静气地说，仿佛对整个这次谈话并不怎么重视。“不过我想，您将来会后悔的。” 接着，他提高嗓子，又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 上校走了进来。 “茶好了没有？” “好了，”什列约夫又走了出去，并没有把门关上。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倒茶的声音，扎哈罗夫以为，现在将由传令兵把茶送来，然而走进来的仍旧是什列约夫，他送来两杯茶，茶杯下面带有茶碟。 他走进来，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就走出去了，随手关上了门。 “他的脸有点儿浮肿，他这样虚胖，大概心脏有病。还不让他睡觉。”扎哈罗夫突然同情起他来了。 “请喝吧，”李沃夫从茶碟上拿起一把小匙子，开始搅拌杯子里的糖。 扎哈罗夫怎么也弄不懂，既然已经吩咐过拿茶来，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叫唤“什列约夫”。 也许这里有这样的规矩，不叫唤，谁也不准进来，哪怕是送茶。 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 “既然喝茶，那就还得听他说些什么，”扎哈罗夫心里想。 李沃夫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但很快就喝完了，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很仔细地擦了擦嘴唇，仿佛他不是喝了茶，而是吃了粥，然后，不加任何开场白，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集团军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司令了。我今天打电话到莫斯科去问了一下情况。他们无法确切地回答，还要过多少天他才能回来工作。要取决于检查结果。这就形成了不能容忍的状态。集团军参谋长还没有足够的指挥经验，在未来的战役中不可能提升为司令。事态在向前发展，而司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即使来得及回来，”李沃夫仍旧那样严厉地说，“他的健康在战前就损坏了，在战争初期又受了重伤，而现在，在车祸中还得了脑震荡……即使医生让他回来，这样一个虚弱的人能不能用全副精力指挥集团军，还是个疑问。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还是让他担任别的工作好？” 说过这些话以后，李沃夫就不作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决定，用不到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也没有什么可询问的了。 然而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还是问道：“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不同意，中将同志！”扎哈罗夫不假思索地坚决回答。 “为什么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