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最后一役 [book_author]瑞恩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43075 [book_dec]这曾经是一段我们无法回顾的历史。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在德国首都东边不到38英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的夜空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让人目瞪口呆的炮兵掩护炮火立即发射出来，苏联人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动的最后进攻开始了。柏林，即将成为一座被炮火、妒火和欲火彻底焚毁的城市…… 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一场终极恶战。这场战役，也是“二战”中最关键、最血腥的时刻之一，给柏林这座历史名城带来了毁灭性破坏。它不仅导致了纳粹这头利维坦式巨兽的垮台，也影响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际政治局势的走向。 为了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科尼利厄斯·瑞恩采访了2000多人，既有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也有戈特哈德·海因里齐等德国将军，当然还有众多平民和士兵。他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并在冷战高峰期深入莫斯科，查阅苏联未解密档案……最终，写出了这部“无一字无出处”的经典著作。 [book_img]Z_10072.jpg [book_chapter]第1部 城市 [book_title]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动的最后一击，开始于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A日[1]。在一瞬间，离德国首都东部不到62公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的夜空中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令人目瞪口呆的战斗即将打响，苏联人对这座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几乎同时，美军第9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行军，他们要在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和巴尔比（Barby）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做出决定，下令英美盟军停止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突进。“柏林，”他说道，“不再是首要军事目标了。”当美军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部队离柏林只有70多公里。 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柏林人在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静候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当下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场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叙述了战斗经过，但它却并非军事类的报道。更为贴切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这些军人和平民不得不被卷入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1] A日（A-Day），意为“开始日”。原书第122页说：“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book_title]一 北纬地区的黎明来得很早，甚至当轰炸机群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晨曦就已经越过东方的地平线，穿过云层泼洒下来。在这个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耸立在潘科区（Pankow）、韦森塞区（Weissensee）和利希滕贝格区（Lichtenberg）的上空。刚刚经历了夜间轰炸的柏林正在熊熊燃烧——火焰的反光映射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阳光混合在一起，令人难以区分。 当废墟上的烟尘缓缓飘散后，这座遭受了最猛烈轰炸的德国城市显得格外荒凉与可怕。房梁已经歪斜的倒塌楼房、成千上万个层叠在一起的弹坑，充满了这座已经被硝烟熏成黑色的首都。成片的住宅区不见了，一排排街区从城市的心脏地带整体消失了。原先宽阔的马路和街道，现在已经成了废墟中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瓦砾堆中蜿蜒蛇行。没有窗子、房顶坍塌、内部也被烧个精光的楼房，遍布着每一寸土地，正绝望地注视着天空。 空袭之后，残存的灰烬如同雨水般飘落下来，给废墟漆上了一层薄粉。街道变成了充斥着残垣断壁和扭曲钢筋的“峡谷”，只剩下打着旋儿的灰尘在飘动。菩提树下街[1]也是这样一番光景，那些闻名遐迩的大树连树枝上的叶芽都被烧焦了，变成了光秃秃的枯枝。在这条著名的林荫大道两侧，保存完好的银行、图书馆和格调高雅的商店寥寥无几，大多毁于空袭。然而在这条大道的西端，8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柏林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尽管伤痕累累，但12根巨大的希腊式石柱依然矗立。 在附近的威廉大街上，政府大楼和旧时代的宫殿遍布街道两侧。而现在，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从数千个窗户上散落下来的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闪发光。大街第73号就是那座美丽的小宫殿——魏玛共和国期间，它曾是几任德国总统的官邸，后来成了第三帝国外交部所在地——其内部现已毁于一场凶猛的大火。以往人们曾将其描述成一座微型凡尔赛宫，而现在前院那座用来装饰华丽喷泉的海上仙女像被炸碎了，倒在柱廊式的前门上。飞溅的碎片把屋顶边缘的两个莱茵河少女雕塑击打得伤痕累累：塑像的脑袋被炸掉了，如同无头死尸般趴倒在一片狼藉的院子里。 在一个街区之外，第77号虽然也有伤痕，但仍保持完整。这座L形的3层建筑四周堆满了瓦砾，大楼黄褐色的外墙已显得凹凸不平。令人炫目的金鹰雕像镶嵌在房屋每个入口的上方，它们的爪子趾高气扬地勾着字徽章——不过现在，那些骄傲的金鹰已经被打得弹痕累累，身上还有深深的割痕。一座气势雄伟的阳台从建筑上方伸展出来——全世界曾经从那座阳台上听到过许多疯狂的长篇演说。新帝国总理府，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署仍然存在。 在空袭中遭到重创的还有选帝侯大街——也就是柏林的第五大道。大街尽头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曾是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物，而今，它那变形的结构骨架膨胀了起来，烧焦的时钟上，指针从1943年开始就停在7点30分整，至今分秒未动。单是在194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炸弹就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的4平方公里区域，大钟也在这样的灾难中永久性地停摆了。 距离大街100米开外，原本闻名世界的柏林动物园已经被炸成了杂乱的废墟。饲养河马、袋鼠、老虎、大象和各类爬行动物的馆舍，连同周围的几十座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水族馆更是被彻底摧毁。占地2.5平方公里的蒂尔加滕公园也曾是柏林的著名地标，它环绕着动物园，但现在却被摧残成一片荒地。公园里边的弹坑就像房间那么大，湖里填满了瓦砾，附近的大使馆楼房也被部分摧毁。这座公园曾经生长着大片茂密的天然森林，现在大部分树都被烧掉了，只留下丑陋的树桩。 在蒂尔加滕的东北角是柏林最壮观的废墟——帝国国会大厦。不过，它并非毁于盟军的轰炸，而是在德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遭殃的。作为昔日的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在1933年被纳粹故意纵火烧掉了。他们随后栽赃嫁祸给共产党，从而为希特勒攫取完整的独裁权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6根巨大的石柱耸立在帝国国会大厦的入口处，而在其上方的柱廊上凿刻着几个黑色大字：“致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如今，柱廊倒塌了，柱廊下面的废墟几乎把整个大厦都彻底埋没。 国会大厦对面的国王广场上，以前是一个雕塑群。现在除了一根立在巨大柱廊基座上的圆柱以外（这个巨大的圆柱有67米高，由铜和深红色花岗岩制成），雕塑已经全部消失了。那根巨大的圆柱被称为胜利纪念柱。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并非盟军轰炸机部队手下留情的结果，而是因为它在1933年时挪了窝。国会纵火案后，希特勒命人将圆柱移动到距离原址1.6公里以外的夏洛滕堡大道旁，也就是东西轴心大道中心附近。所谓东西轴心大道，是数条道路的交叉处，大致从西边的哈弗尔河穿过城市，到东边的菩提树下街。当太阳在3月的清晨升起时，阳光映照着柱子顶部的金像——一座展开双翼的胜利女神奈基（Nike）的青铜雕像，一只手拿着月桂花冠，另一只手擎着一面装饰有铁十字勋章的军旗。细长而优美的胜利纪念柱，恐怕是整座柏林城内屈指可数的没有被轰炸波及的建筑了。 在这座饱受折磨的城市各处，哀号般的空袭警报解除信号开始传出，这也意味着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空袭终于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空袭是零星发生的，在之后的日子则变得越来越频繁。到了现在，对帝国首都的轰炸已经变成了持续性的蹂躏——美国人在白天炸，英国皇家空军在夜里炸。破坏程度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递增，而累计到现在的数据更是让所有人震惊：炸弹摧毁了26平方公里以上遍布建筑物的城区——这是德国空军摧毁伦敦城区面积的10倍。8 500万立方米的瓦砾堆积在街道上——这足以垒起一座300多米高的山峰。在柏林全部的156.2万座住宅中，几乎有一半受损，更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彻底摧毁或是重创，以至于完全不能居住。要想确切计算人员上的巨大伤亡几乎是不可能的——光是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5.2万人，重伤者则超过10万人。上述数字是伦敦遭受轰炸后人员伤亡的5倍，柏林城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2]——而最后的痛苦挣扎还没有来到呢。 出乎意料的是，在毁灭性空袭后残留的废墟中，历经劫难的人们却仍能继续生活下去——哪怕这样的生活是在残垣断壁中以一种疯狂与理智相交织的状态持续下去的。1.2万名警察仍然坚守在值勤岗位上；邮递员和往常一样沿着大街小巷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印刷，电话电报业务也在继续；垃圾有人清理，剧院、电影院照常营业，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同样对外开放部分区域。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演出季；百货公司则搞起了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的生意还特别好；地铁和高架铁路上的列车仍在运行；柏林城内的时髦酒吧和餐馆能保持完好无损的屈指可数，但内部却是人满为患；著名的柏林花匠们也没有从废墟中消失，他们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在每条街道上。 也许最不平常的是柏林的大工厂，它们有65%以上仍然处于某种程度的开工状态，接近60万人在其中劳动。但“如何去上班”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频繁的轰炸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人们时常要绕道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人群和废墟中，无止境的减速、抛锚更是家常便饭，这些不便让人们的上班之路往往要消耗掉几个钟头。千里之外的美国人起得很早，往往从上午9点开始就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为了准点到岗，柏林人不得不起得更早。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般出现在城市的12个街区里。他们从地铁的出站口涌出，从公共建筑下面的防空洞里钻出，从被炸坏的家中的地窖和地下室里走出。幸存下来的柏林人或许憧憬着不同的希望，心怀着各色恐惧，甚至连效忠对象或者政治信仰也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致的：既然从头天晚上的灭顶之灾中活了下来，那就决心再活上一天。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6个年头里，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自认为将存在千年的帝国[3]，已经遭到来自东西方两侧的围攻。其中，从西方杀来的英美盟军已经在雷马根（Remagen）完成了强渡，冲过了宽阔的莱茵河，正全速朝柏林挺进——此时此刻，他们距离柏林仅500公里。而在奥得河东岸，一个更为可怕的威胁正在形成：兵临当地的苏联红军距离柏林已不到80公里！这样的压迫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是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收音机，柏林人听到了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春天》。 [1] 菩提树下街（Unter den Linden），直译是椴树下大街，柏林东区的一条著名大街，西起勃兰登堡门，东至柏林电视塔，全长1.5公里，因过去种有椴树而得名。菩提树下街是柏林市中心的交通枢纽，并且将多处重要景观和名胜连接在了一起。作为传奇性的首都景观大街，它有很多动人的历史故事。 [2] 迦太基（Carthage），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北非奴隶制国家迦太基古国的首都。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在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与古罗马人进行的布匿战争中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人彻底毁灭。 [3] 帝国（Reich）是德语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称。第二帝国指1871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为1933至1945年间的纳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存世于962至1806年，到1962年是一千年，所以有“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之说。 [book_title]二 每个柏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威胁他们的险境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自动消失；有些人是自入虎口；还有些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另外一些人，基于走投无路身陷绝境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直面命运。 在西南部的采伦多夫区（Zehlendorf），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Richard Poganowska）像往常一样，天还没大亮就起床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波甘诺夫斯卡每天都重复做着那些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工作，但现在他却对这样的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在采伦多夫区边缘时尚的达勒姆地区、有着300年历史的达勒姆庄园农场里干活，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市中心只有几公里远。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就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甘诺夫斯卡却和庄园农场的许多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别的某个地方——远离城市，远离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波甘诺夫斯卡、他的妻子莉丝贝特和他们的3个孩子，在路易丝王后街的主楼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的开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入眠是彻底不可能了，就像任何一个柏林人一样，这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 他并不知道炸弹在夜间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庄园农场的大奶牛牛棚附近，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群珍贵的奶牛是安全的，仿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扰这200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中，它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继续产奶。这一直令波甘诺夫斯卡感到惊奇。 睡眠严重不足的送奶工将牛奶等货物装上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和拖车，再把两匹马套上马车，那是有着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灰色的波美拉尼亚丝毛狗波尔蒂就蹲在送奶工旁边的座位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波甘诺夫斯卡驾着马车到各处去送奶。院子的鹅卵石路把车轮磨得咔咔作响，他朝右拐上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方向前进。这会儿是清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 波甘诺夫斯卡已经昏昏欲睡，但他依然保持着大大咧咧的乐观态度——这样的态度让他俨然成为1 200名客户的士气鼓舞者。波甘诺夫斯卡的送货路线大概沿着采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Schöneberg）、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这3个大区的边缘地带前进。上述3个区都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而后两者因为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单是在维尔默斯多夫，就有超过3.6万栋住宅被炸毁。在两个区的34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绝境下，一张罕见的快乐脸蛋很快就成了极受欢迎的精神图腾。 即使在这个阳光微露的时刻，波甘诺夫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个交叉路口等候他。这些日子里，人们做什么事都得排队——等肉贩，等面包师，甚至在自来水管被炸断时还要等水。波甘诺夫斯卡摇响了一个大牛铃向排成长龙的顾客们宣告他的到来。从1945年年初起，他就开始使用那个铃铛了，因为越来越频繁的昼间轰炸让挨家挨户地送奶成为奢望，只能招呼顾客到路口取货。对他的顾客而言，这个牛铃就像波甘诺夫斯卡本人一样，已然成为某种象征。 这天上午与往常没什么不同，波甘诺夫斯卡照例向他的顾客们打招呼，然后把各人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下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已经认识差不多10年了。老顾客们知道，偶尔还能指望他多给一点儿。波甘诺夫斯卡一边接着食物配给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他会为洗礼或者婚礼这样的“特殊需要”多提供一些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样做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 波甘诺夫斯卡的顾客们表现得越来越疲倦、紧张、斤斤计较，没有什么人谈论战争，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关于战争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更何况，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实在犯不着小老百姓为他们操心。波甘诺夫斯卡的到来也不会让人们破天荒地去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也埋头于本职工作，花15个小时“例行公事”，从而将这场战争抛于脑后，这样一来，他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 不过现在，波甘诺夫斯卡每天也开始留意那些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比如，道路交通仍然畅通，主干道上并没有出现路障或者反坦克壕，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战车，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包围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甘诺夫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Friedenau）分区，那里住着一些地位颇为显赫的顾客。每次路过此地的时候，他都会朝一个著名纳粹分子的家中瞅上几眼——那是柏林邮政局的一名重要官员。通过起居室敞开的窗户，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体态傲慢、显得格外扎眼的“希特勒”仍然伫立在那里。波甘诺夫斯卡知道第三帝国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危急的话，墙上的这座元首“神龛”铁定早就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儿继续向前进发。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能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Spandau），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能从轰炸中完全幸免，这片从狂轰滥炸（这是所有人都最惧怕的攻击）中幸免于难的区域是柏林的第二大区，坐落于城区的最西部。夜复一夜，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会遭到从天而降的打击，但令他们感到格外惊异的是，预料中的空袭并没有来临。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庞大的军工制造中心呀！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75%都被摧毁了，而在如此惨烈的对比之下，施潘道区仅仅丧失了10%的建筑物！尽管这意味着有1 000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已经不能再住人，但按照饱受空袭之苦而变得愈发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市中心区被炸弹蹂躏得焦黑一片的废墟中，有一句刻薄的俏皮话开始流传开来：“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一个进棺材。”（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 安静、如同田园诗般美好的施塔肯（Staaken）分区位于施潘道大区的最西边缘，栖身于此的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和英格博格·科尔布（Ingeborg Kolb）夫妇为自己一家人能住在这么个僻静之处而谢天谢地。这个分区没怎么遭过灾难，哪怕少数落在附近的炸弹，也只是因为没能击中机场而意外掉在这里的，造成的破坏微不足道。他们的两层楼房抹着棕黄色的灰泥，有一个用玻璃封闭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不过罗伯特本人是个例外。54岁的他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这意味着全程都要暴露在猛烈的昼间空袭中。这一直让英格博格忧心忡忡。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德语广播——尽管这种行为很早就被禁止了。他们时刻关注着东部和西部盟军的进展——现在，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距柏林的路程，甚至可以搭乘公共汽车走完。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氛围又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一直认为战争是遥远而虚幻的事情，根本无法想象来自东方的复仇怒火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坚信，自己的丈夫毕竟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预感不会有问题。罗伯特曾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战争，将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科尔布夫妇一致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把他们卷进去，只需要平静地展望未来就好。春天来临之际，罗伯特纠结于到底要在花园里的哪个地方挂上吊床；而英格博格则家务缠身，她还想种些菠菜、香菜、莴苣和早季马铃薯。对她而言，横亘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到底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再等上些日子，等到了5月，春天的气息更浓郁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40公里的兰茨贝格（Landsberg，今大波兰地区戈茹夫）城郊，苏联红军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3层楼房之中。朱可夫此刻正坐在司令部里的桌子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身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攻占这座城市而拟议的进攻细节。他的桌子上有3部战地电话：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能连通他的同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们二位是北翼和南翼兵力庞大的方面军的司令员；第三部电话能与莫斯科的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通话。这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时年49岁，胸部健壮厚实，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部队进展情况。现在，朱可夫还不清楚斯大林何时会下达攻克柏林的命令，他希望自己还能有一些准备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自己能够立刻拿下柏林，但就准备工作而言，现在仍有一些缺憾。根据他的初步计划，进攻会在4月底打响，要是幸运的话能在10～12个小时之内进抵柏林城下，并粉碎一切抵抗。他预料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他们大概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为激烈的战斗，正如他所知道的，那里有德国守军唯一明确的逃生路线。不过他决定，在德军试图突围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时，一场规模宏大的屠杀将在施潘道区展开。 在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一栋公寓楼的2楼房间里，卡尔·约翰·维贝格（Carl Johann Wiberg）推开了卧室的法式百叶窗门，迈步走到小阳台上，心里估算着天气状况。两只红褐色的腊肠犬伴随在他身边，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作为维贝格的忠诚伙伴，腊肠犬们正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主人，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清晨散步。 散步是近段时间维贝格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街坊四邻都很欣赏这个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维贝格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刻，他并没有如同很多外国人那样抛弃这座城市，而是留了下来。 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没有对自己的不幸发出抱怨，但他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个人几乎失去了一切：他的妻子在1939年就死了；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歇业；这位在柏林打拼了30年的小商人，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不过，在一些邻居看来，他的悲惨遭遇比起许多“真正的德国人”而言，已经好上许多了。 维贝格低头看了看“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然后自言自语道：“该出去了！”他关上窗户，穿过卧室，进入了小门厅。他穿上了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顺手把那顶精心拉过绒的洪堡毡帽[1]戴在头上,随后打开了身旁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最后，他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会儿放在抽屉里面那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艳丽，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的骑士，全身披挂，骑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透过敞开的头盔，骑士凶狠而锐利的目光正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前额耷拉着一绺头发，唇上留着一小撮黑色的胡子。一面旗帜正在长矛上猎猎飘扬，旗帜上写着“Der Bannerträ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了抽屉，把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明令禁止的。但维贝格又舍不得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锁上前门，然后走下两段台阶，踏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公寓楼附近的街道上，狗在他前面溜达着，引着主人沿街走去，偶尔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维贝格礼貌地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他很纳闷，现在结局似乎更近了，可那位威风的“旗手”又在哪里呢？是慕尼黑？是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中的“鹰巢”？或者，是在——柏林？这样的疑惑实在太平常了。有关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到位于内斯托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落脚。这是维贝格最喜欢的酒吧，更是该区尚在营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们可谓鱼龙混杂：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有投缘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样在轰炸之下屹立不倒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这位牵着狗的男人对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很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特别想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致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问题的维贝格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让他的邻居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是美国绝密战略情报局（OSS）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他是盟军潜伏在柏林城内的间谍。 在克罗依茨贝格区（Kreuzberg）的一间底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通教会[2]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Arthur Leckscheidt）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原先那座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在几周以前被炸弹直接命中，并在几分钟后被燃烧弹化为灰烬，教徒也被战火驱散了。透过房间的窗户，莱克沙伊特能看到教堂的废墟，每次凝视都会让他感到悲伤，而这种悲伤感至今仍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了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后部和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蹿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想向他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告别曲，轻轻地唱出了声，眼里满含热泪。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区各处爆炸的时候，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都听见了梅兰希通教堂里的风琴奏出的那首古老圣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而现在，莱克沙伊特更换了一种告别方式。他的桌子上有一封联名信的草稿，他要把这封信寄给那些已离开这座城市，或是正在军中服役的众多教区居民。他写道：“尽管东西两线的战斗令所有人紧张，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想象，死神正获得大丰收，甚至连棺材都变得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安葬她死去的丈夫，她用20磅蜂蜜换了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也有些愤懑地提道：“在安葬空袭罹难者的时候，经常没有请牧师们到场。送葬的人往往抛开牧师就随便地主持了葬礼……连《圣经》都没有。” 从始至终，他在信中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炸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断煤气、断电、断水，上帝保佑，让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到黑市买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吓人。”在信的末尾，莱克沙伊特语气显得格外心酸和悲伤：“这大概是相当长时间内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一切联系。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 另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希（Bernhard Happich）神父，坚定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他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一个微妙的问题始终令他担心，在夜复一夜的祷告中，他一边祈求着神灵的引导，一边思索着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其中以对哈皮希神父的需求为甚。神父时年55岁，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他的身份证上盖着一行横着写的鉴定：“耶稣会教士：不适合服兵役”（这是一种纳粹的戳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戳记一样）。他从事很多兼职，其中的一个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这座会所由圣心修女院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并而成。不过，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Cunegundes）和她的教徒们给神父带来了问题，也使得他做出了决定。 哈皮希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会怎样结束也持相同态度，他老早就认定，希特勒和他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陷入困境的柏林成了征服者眼中失去光泽的圣杯，当大军席卷这片土地时，达勒姆宗教会所和那些善良且不谙世事的修女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哈皮希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停下了自行车。大楼只受到表面损伤，修女们坚信这样的幸运是因为她们的祈祷声被上帝听到了。哈皮希神父对此不以为意。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中年男人，认为这一切不过是运气以及对手拙劣的瞄准术带来的结果。 路过门厅时，他抬头望着那座巨大的圣米迦勒[3]塑像。圣米迦勒是“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上帝的骑士”，教堂中的塑像高举着一柄剑，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修女们虔诚地期待圣米迦勒的护佑，不过哈皮希神父依然为自己做出了决定感到高兴。和许多人一样，他也从那些东边逃过来的难民那里打探到了不少消息，推进中的苏联人已经让德国东部地区陷入一片恐慌。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但有一些他认为是真的。哈皮希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那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她们有遭到侵犯的危险！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警告她们呢，这一切都让哈皮希神父感到头疼。 [1] Homburg Hut，德国人叫它洪堡毡帽，美国人叫它霍姆堡毡帽，这是一种在整个西方国家流行的首产于德国洪堡（Homburg）的男士软礼帽，帽顶由前向后呈凹形，帽檐微微上翻，使得整体廓型更加流畅，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3] 圣米迦勒（Saint Michael），基督教《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 [book_title]三 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如同一张棺罩，覆盖在全城之上。在经历了将近6年的战争之后，柏林已经变成一座女性占多数人口的“女儿国”。 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初，首都的居民人数有432.1万。后来的战争在城市中造成了巨大伤亡；而为了躲避轰炸，100余万市民在1943至1944年间向相对安全的乡间进行了自发性疏散；再加上相当数量的适龄男女被军队征召服役，这一切使得市内人口总量已经减少了不止1/3。到现在，所剩下的数量较为可观的男性，唯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员。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有290万人，但到3月中旬这个数字显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的时间里，柏林城已经遭受了85次空袭，敌军围城的威胁更是笼罩在每一个柏林市民头上，这样的重压又让成千上万的人落荒而逃。据军队有关部门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有270万，其中200万以上是女性——而这一数字也只是估算。 由于难民正从苏联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导致要获得有关人口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更为艰巨，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数月，这些逃亡的平民背井离乡，用肩膀扛，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着他们的家当，甚至驱赶着牲畜，挤满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滞留在柏林，而是继续西行，但在他们的身后，梦魇般的故事和东方经历的传闻被留了下来，然后如同流感一般在柏林城内疯传，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市民。 难民们谈到了一个个急于复仇、凶猛狂暴而又掠夺成性的征服者；很多百姓从遥远的波兰逃难而来，或是从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1]和西里西亚（Silesia）[2]的被占领地区艰苦跋涉到了首都，心有余悸地做证说：敌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难民们断言，苏联的宣传是在敦促苏军不要饶恕任何一个德意志人。他们谈到一则据说是苏联头号宣传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所写的“复仇宣言”，这则宣言不但被广播了出来，还被印成传单分发给了所有部队。“杀！杀！”宣言开门见山地嘶吼道，“德意志种族只有邪恶！……要在法西斯的兽穴里把法西斯野兽彻底消灭！要使用暴力，打碎这些日耳曼女人的种族骄傲，把她们当作你的合法战利品带走。杀！当你向前冲锋的时候。杀！你们是苏联的英雄战士。”[3] 难民们说，向前推进的一线苏军纪律严明，举止得体，但跟在后面的二线部队却是一帮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这些士兵桀骜不驯，酗酒无度，干出了凶杀、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暴行。难民们声称，许多苏军指挥员似乎放纵了部下的这些兽行，起码没有想办法阻止他们。不论是农民还是绅士，他们的说法都是相似的。而在潮水般涌来的难民中，到处都有妇女在讲述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女性在枪口的逼迫下脱掉衣服，然后惨遭奸污。 这里面有多少是想象，多少是事实，柏林人并不清楚。很多人对德国党卫队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杀有所耳闻，他们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这是民族社会主义[4]新的和可怕的一面，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这些人也相信难民的话。那些更有见识的柏林人完全相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位置正在对换，报应的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许多人了解第三帝国制造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因而也放弃了最后一丝侥幸。位高权重的官僚和纳粹高级官员已悄悄地把他们的家人送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送出。 狂热分子仍然待在这里；而一般的柏林人没啥消息渠道，对真实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也待在这里，他们既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国，”一位名叫埃尔娜·森格尔（Erna Saenger）的家庭主妇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信任带来失望。诚心诚意地去相信，就意味着愚昧、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逃走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我们绝不要那种失败。”森格尔已经65岁了，是6个孩子的母亲。 然而，没有几个柏林人敢断言，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眼前面对的是何等性质的危险，几乎所有人都听到过这些故事。住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对夫妇，胡戈（Hugo）和埃迪特·诺伊曼（Edith Neumann），实际上已经通过电话得到了警告。住在苏占区的一些亲戚，就在一切通信手段被切断前不久，冒着生命危险告诫诺伊曼夫妇，征服者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强奸、杀人、抢劫，马上往西跑，跑得越远越好。然而，诺伊曼夫妇还是选择留下来——胡戈苦心经营的电器商店遭到了轰炸，但现在又舍不得放弃它。 由于宣传的缘故，另外一些人宁愿拒绝考虑这些事情，不论是难民们散布的还是政府鼓动的“恐怖故事”，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希特勒在1941年无缘无故命令入侵苏联的那刻开始，所有的德国人便都被一连串无情的仇恨宣传支配着：苏联人民被描绘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近乎禽兽。而当形势逆转，德军在苏联的所有战线上节节败退之时，帝国那位先天脚部畸形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又强化了他的宣传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博士在私下承认：“我们的宣传成功地渲染出苏联人的可怕模样，引起了全体人民对红军将施加在柏林头上的行径的恐惧，柏林人已经沦入一种纯粹的恐怖状态。”到1944年年末，瑙曼却哀叹道：“我们做得过分了——宣传引起的恐慌已经反弹到我们身上。” 现如今，宣传的调子又发生了转变。随着希特勒的帝国被一点点肢解，一个又一个柏林的街区被摧毁，戈培尔开始从散布恐怖转向让人消除疑虑：人民被告知，胜利恰恰已经不远了。不过，戈培尔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只是在见多识广的柏林人当中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这种幽默是一种庞大的、集体性的冷嘲。全体人民揶揄地把这种冷嘲对着他们自己，对着国家的领导人，也对着全世界。戈培尔的格言是“元首统率，我们跟随”，而柏林人很快就把这句格言改成“元首统率，我们承受随之而来的一切”。至于宣传部长许诺的（德国）将最终获得胜利，则被人挖苦成郑重呼吁所有人“享受战争吧，和平将是可怕的”。 难民的传闻已经造成了接近歇斯底里的气氛，谣传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理性和事实则被歪曲了。各种各样的暴行故事在全城蔓延开来。苏联人被描绘成了吊眼角的蒙古人，他们在人们眼前屠杀妇女和儿童。神职人员被描述成用火焰喷射器烧死；有传闻绘声绘色地告诫所有人，修女被奸污后又被赤身裸体地拉去游街，女人被强征为军妓，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甚至有一家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把罹难者的舌头钉在桌子上。不那么敏感的人则觉得，这些故事太荒谬了，没什么可信度。 还有些人充分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安妮—玛丽·杜兰德—韦弗（Anne-Marie Durand-Wever）医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欧洲最著名的妇科医生之一，在舍讷贝格区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她了解真相。这位55岁的医生以反纳粹的观点而著名（她是多部捍卫妇女权利、倡导两性平等和节制生育的著作作者，这些著作被纳粹全部查禁了），她就敦促自己的病人离开柏林。她曾给数量庞大的难民妇女做过体检，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强奸的传闻不仅没有夸张，反而远远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那些惨剧。 杜兰德—韦弗医生打算待在柏林，但现在不论到哪里去，她都随身带着一粒小小的速效氰化物胶囊。在当了多年医生以后，她并没有把握自己一定能自杀成功。她认为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从8岁到80岁的每个女性都有被侵犯的可能，包里的这个胶囊能帮助她快速自决以免遭侮辱。 玛戈·绍尔布鲁赫（Margot Sauerbruch）医生同样料想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她和丈夫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教授都在沙里泰医院[5]工作，丈夫是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沙里泰医院则是柏林最大和最古老的医院，位于米特区（Mitte），由于该医院占地面积大，又紧靠中心火车站，所以接收了最严重的难民病例。基于她对受害者进行的检查，绍尔布鲁赫医生对于苏联红军在失去控制时所犯下的暴行不抱任何幻想，她非常肯定，那些有关强奸的传闻并不是虚传。 玛戈·绍尔布鲁赫被试图自杀的难民数量惊呆了——其中还包括几十个并没有遭到猥亵或者强暴的女人，她们仅仅是被目睹或者听闻的事情吓坏了，因而试图割腕自杀，有的人甚至试图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过，绍尔布鲁赫医生只看到那些自杀未遂的人，而至于有多少人自杀成功，谁也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苏联人攻占首都，柏林就会掀起一波自杀浪潮。 大多数其他医生显然赞同这个看法。在维尔默斯多夫，京特·兰普雷希特（Günther Lamprecht）医生在日记里提道：“重大的课题——甚至在医生当中也是一样——那就是自杀的技巧。这种绝望的交谈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远不仅是交谈而已，死亡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在每个区，病人及其亲友包围了医生，人们竞相询问能够迅速自杀的方法，恳求大夫给予配制毒药的处方，在医生拒绝“帮助”时，人们就转身前去药店。在歇斯底里的恐惧浪潮中，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下定决心，宁可采取各种方式死去，也不向苏联红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时就自行了断。”20岁的克丽斯塔·莫尼尔（Christa Meunier）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妮·博赫尼克（Juliane Bochnik）吐露道。克丽斯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妮的朋友罗茜·霍夫曼（Rosie Hoffman）和她的父母也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完全绝望了，他们根本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然而，尤利亚妮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的亲戚，而这位恶魔则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对集中营里涉及几百万人的集体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杀的首选。有一种被称为“KCB”的胶囊简直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置人于死地，甚至闻到它的气味就能一命呜呼。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的“KCB”。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家人朋友搞到毒药。医生、药剂师，甚至包括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许克尔（Rudolf Hückel）是柏林大学的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自己和妻子的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妻子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用到毒药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把目光投向了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吕曼，常常被人称为“德国的丹尼·凯”[6]，他对同为演员的美貌娇妻赫塔·法伊勒以及幼子的未来非常担忧，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一罐子老鼠药藏在了花盆里。纳粹德国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经退休的荣誉中将威廉·福佩尔，打算通过服用过量药物的方式来毒死自己和妻子。老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强心剂)的兴奋剂，福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这样就能迅速地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方式莫过于给自己一颗飞速的子弹；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的克茨勒（Ketzler）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Gertrud）原本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性，现在却在钱包里放了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同样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吕林（Inge Rühling）也带着一个刀片，两个女人焦虑不安地讨论着，哪一种是确保死亡的最有效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把动脉纵向切开。 还有机会阻止悲剧的降临，让种种极端的自杀手段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中而不去付诸实施吗？或许有的——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他们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恐惧，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盟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联红军战线后方的布洛姆贝格（Bromberg，今波兰比得哥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博夫（Sergei Ivanovich Golbov）上尉醉眼蒙眬，打量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战地记者刚刚“解放”的这间位于3层豪华公寓套房内的大起居室。戈尔博夫和他的朋友们喝得很尽兴。他们每天开车从位于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出发，到145公里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后，相貌英俊、年方25岁的戈尔博夫正在愉快地享受着生活。 他手握酒瓶子，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墙上挂着镶嵌在华丽沉重的金色画框中的绘画；窗前挂着缎子边的窗帘，家具上铺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厅里悬挂着巨大的枝形吊灯。戈尔博夫十分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个重要的纳粹分子。 在起居室的尽头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博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钩子上挂着根绳子，下面吊着一具身穿制服的纳粹官员尸体。戈尔博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具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很傻。戈尔博夫呼唤着他的朋友，但他们正在餐厅里尽情玩耍，没有任何回应。这几个苏联人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制品投掷到枝形吊灯上，互相之间乐此不疲。 戈尔博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已经冰凉的女性尸体，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精致的准备，临死前她把头发梳成了辫子，挂在两侧的肩膀上，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戈尔博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这具美丽的尸体，在他的身后，餐厅里的大笑和玻璃器皿摔碎的声音一直持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博夫认为她多半是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女孩所躺的沙发后面有张桌子，上面摆放着镶在银框内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簇拥在一对年轻夫妇身旁，画面里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博夫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被饿得半死的爸爸妈妈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煮汤喝，那锅毒汤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戈尔博夫的一个哥哥在战争爆发初期就阵亡了；另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则当了游击队长，在被党卫军抓住后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戈尔博夫认为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很安详。他又从瓶子里闷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前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随后走到了紧闭的窗户面前。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声中，餐厅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博夫把姑娘的尸体径直抛出窗外，打碎了很多窗玻璃。 [1]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北欧地区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现在位于德国和波兰北部，处于波罗的海南岸，一般以奥得河为界，河东地区称为东波美拉尼亚，河西地区就是西波美拉尼亚。二战后德国和波兰基本上以奥得河为国界，德国割让东波美拉尼亚的全部领土给波兰，因此今天波兰的西波美拉尼亚省实则是历史上的东波美拉尼亚的西部地区，与德国人所称的西波美拉尼亚——今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不能混淆。 [2] 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目前，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奥得河及其支流几乎流经整个地区。该地区沿着苏台德山脉，其南部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接壤。西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今属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和卡托维兹，前者曾经是德国历史名城布雷斯劳。西里西亚的东南部分叫上西里西亚，西北部分属于下西里西亚，卡托维兹就属于上西里西亚。 [3] 我并没有见到爱伦堡的传单，但我采访过的许多人见过。此外，德国的官方文件、作战日志和众多的历史著作都一再提到这份传单，传单的最完整文本见于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的回忆录第179页。对于传单的存在，我丝毫也不怀疑。不过我对上述文本有疑问，因为众所周知，俄文翻译成德文的译文是不精确的。不过爱伦堡还写了一些同样恶劣的小册子，任何人从他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战争期间由苏联人自己正式出版的那些小册子尤其如此，在1941—1945年间的《苏联战争新闻》第1~8卷，他的“杀死德国人”主题一再被重复。1945年4月14日，在苏联红军报纸《红星报》的一篇绝无仅有的社论中，他正式受到苏联宣传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夫的训斥。亚历山大洛夫写道：“爱伦堡同志是在夸大其词……我们并不是和德国人民打仗，只是和世界上的希特勒分子打仗。”对任何其他的苏联作家来说，这样的指摘都会是灾难性的，但对爱伦堡来说则不然。他继续他的“杀死德国人”的宣传，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1963年，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莫斯科出版，在这部回忆录的第5卷，爱伦堡轻易地忘掉了他在战争期间写的东西。他在第126页写道：“在几十篇文章里，我强调，我们不可以，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追杀人民——毕竟，我们是苏联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但下面的话也必须说：不管爱伦堡写的是什么，它也不会比当时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发表的言论更为恶劣——这个事实许多德国人也轻易忘掉了。——原注 [4] 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为希特勒所倡导的纳粹主义。 [5] 沙里泰医院，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均有此医院，原文是法文（Charité），字面意思是“济贫”或者“慈爱”医院。 [6] 丹尼·凯（Danny Kaye），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歌手，生于1913年，卒于1987年。 [book_title]四 柏林的老百姓几乎每天都会朝着轰炸机群挥舞拳头，时常会为在空袭或者在军队中逝去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感到悲伤。而现在，他们则热诚地谈论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市民们并没有把英美军队称为“征服者”，而是称其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随后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玛丽亚·科克勒住在夏洛滕堡区，她绝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入苏联人之手，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45岁、头发灰白的家庭主妇对朋友们说，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联红军’，直到‘美国人’到来”。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崩溃中的西线战事的每个阶段——给人感觉就像是在期盼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空袭间歇期，会计师玛格丽特·施瓦茨（Margarete Schwarz）夜复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盟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她而言，盟军所占领的每一公里似乎都是自己奔向解放的又一大步。莉泽—洛特·拉文内似乎同样如此，她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一栋位于滕佩尔霍夫区（Tempelhof）的摆满了书籍的公寓里，她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向前推进，并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拉文内太太是一名半身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架子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她不愿意考虑美国人的推进速度，也不担忧如果苏军抢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 成千上万的人深信美军会首先冲入柏林，他们的信念近乎天真——朦朦胧胧、含糊不清。安娜玛丽·许克尔太太是鲁道夫医生的妻子，她开始将旧的纳粹旗帜扯得稀烂，打算在美国大兵到来之时，把这些旗帜的碎片当作绷带来用，为“伟大的战斗”出一份力。夏洛滕堡区的布丽吉特·韦伯是一位20岁的新娘，新婚才3个月，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甚至吹嘘自己愿意和任何人打赌，美国人铁定会把尼克拉塞（Nikolassee）的富人区作为居住地。布丽吉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她听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而且那片富人区几乎没有挨过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娅·范赫芬（Pia van Hoven），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博格曼（Ruby Borgmann）和埃伯哈德·博格曼（Eberhard Borgmann）夫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奇迹才能抵挡住苏联人首先杀入柏林的脚步。因此，他们欣然接受好友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elle）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舍勒性格开朗，有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经营着格鲁班—苏夏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餐馆和酒店之一，就位于博格曼家所在大楼的底层。他把饭店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和不少给养，以应对城市被包围的绝境。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食品数量不多，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干邑白兰地和成箱的香槟。舍勒告诉他的朋友们：“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时，我们不妨先过一下舒适的生活。”随后他又补充道：“如果停水的话，至少还有香槟可喝。”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少女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都“只是些废话”。出生于英国的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因被怀疑是德国抵抗组织成员而在5个月前被匆匆处决。容米塔格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军和对苏联人的态度别无二致，都会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能清楚地知道，英美盟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不过，即将抵达柏林的苏联红军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只要她向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即可保证安全。这或许是比迪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英国人的明智方式”。 德国共产党人觉得没有必要用证件来保护自己；与之相反，他们不仅预料到苏联红军会来，甚至还期盼着迎接他们进城。德共党员的生活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奋斗，而苏联士兵出现的那一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之时。这群人无时无刻不在被盖世太保与刑警追捕和骚扰，但在纳粹的天网之下，竟然有几个坚定的基层党组织幸存了下来，他们和共产党同情者们都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希特勒主义的事业中，但柏林的共产党人太分散了，他们的作用——至少对西方盟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只是作为苏联的谍报网络而工作。 拉杜施（Hildegard Radusch）在1927年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共产党代表，此刻她几乎完全是靠信念支撑而勉强维持着，饥寒交迫的她与几名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Prieros)附近。拉杜施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奇(Else “Eddy” Kloptsch)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被固定在一个混凝土墩上，有3米长、2.4米宽。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也没有水和盥洗设施，但对于身强力壮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当家的男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从1939年起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的地下组织存在了差不多10个月。在纳粹的“通缉”黑名单上，希尔德加德赫然在目，但这个机智的女人却一再骗过了盖世太保。像该地区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食物，如果去申请食品配给卡，那么身份会立即暴露，随之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到通缉，因此每周都有食物配给，但少得可怜的定量甚至都不够自己果腹［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经刊登了一个成年人每周的食物配给：4.25磅面包，2磅肉和香肠，5盎司黄油，5盎司糖，每3个星期再加上2.25盎司奶酪和3.5盎司人造咖啡］。两个女人偶尔还能小心翼翼地从黑市上买些东西来补充营养，但那里的商品价格实在高得吓人——单是咖啡每磅就要100～200美元。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二是苏联红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待是艰苦的，生存境况也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糟糕。她在日记里条理清晰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快要到这里了……法西斯走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有关朱可夫的部队到达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什么新闻，我们正绝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快点来吧，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还有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男人怀疑地看着我，但我知道，亲爱的埃迪就在我的身旁，这真是给我的莫大安慰。哪里也没能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食物配给卡买香烟——卡上有10支烟卷的定额。可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只能买了5支雪茄。埃迪本希望用两双长筒袜和一件丝绸连衣裙交换一些食物，结果一无所获，黑市上的面包也绝迹了。”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公报都没有发布。” 2月27日：“在等待中我已经快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为事业而奋斗的人而言，被禁锢在这里简直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美餐一顿——佳肴是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算太辣。” 现在，春天来到了，可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她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找到一些可以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我已经快被逼疯了”。没有来自红军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剩下“春风把冬日的寒气从田间地头吹跑了。雪花莲开花了，阳光普照，空气温暖。但空袭却仍然在进行着……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冲进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柏林人“宁可迎接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的宏大进攻能在复活节就打响。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40公里处，也就是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Neuenhagen），另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持着。它的成员们同样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诺因哈根距离奥得河还不到56公里，因而他们希望，这里将成为最早被红军解放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坚持着工作，为解放日的来临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分子、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及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与红军合作，哪些人会选择反抗。有些人的名字被记在了黑名单上，苏联人来到后立即将其逮捕，还有的人要被清算。这个组织严密的小组甚至已经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制订了详尽计划。 诺因哈根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盼望着苏联人到来。他们坚信自己的建议会被解放者们接受，但心情最急迫者莫过于布鲁诺·扎日茨基（Bruno Zarzycki）。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但他老是说苏联红军到来的那天他的病就会痊愈，这一点他很确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处的小隔间和壁橱里，甚至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风的阁楼内，所有纳粹受害者中最易遭到仇恨和迫害的一些人还在顽强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外国军队能迅速赶到就行。有些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人挤在一起，还有的甚至是一小群人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早已遇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确是“死”了，一些可怜的人甚至几年都没有见过太阳，更不敢在柏林喧闹的大街小巷中行走。他们病不起，因为生病意味着要请医生，就会立即遭到盘问，身份将暴露无遗。甚至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跑到防空洞里避难，他们立即会被认出来。他们很早就领悟到一条真理：永远不要惊慌失措。为此，这群人保持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纳粹的铁蹄下幸存至今，完全归功于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又顽强不屈，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以及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近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 000人仍然活着。他们的幸存，也证明了这座城市中部分基督徒的勇气。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中却无人能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认可[1]。 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Siegmund Weltlinger）和妻子玛格丽特都已经50多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的一套小型底层公寓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接纳了他们。房间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尔夫妇一起挤在一套两居室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分享他们的食物配给和其他一切，从无怨言。在许多个月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只有一次冒险外出的经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格丽特的解释，她是“来走亲戚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被驱逐出证券交易市场，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犹太人社区局的特殊事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的领导下，该局主要负责登记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属人。后来，西格蒙德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尔知道，社区局迟早是要被关闭的——但他们仍然勇敢地坚持着他们的工作。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该局，施塔尔消失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隔离区[2]，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被命令搬到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一处由60个家庭组成的“犹太人之家”。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中待到太阳落山后，把衣服上的“大卫之星”标记摘下，然后迅速消失在黑夜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的外部世界就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长在阴暗院子里的树。套间的厨房窗户已然成了他们禁锢生活之中的一本日历。“栗子树披上了银装，这已经是第二回了，”玛格丽特对她的丈夫感叹着，“树叶变黄了两次，但现在它又再次开了花。”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再躲上一年呢？玛格丽特告诉她的丈夫：“也许，我们真的被上帝抛弃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们必须为了很多事情而坚强地活下去，比如，为了他们那一双儿女。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逃到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女儿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儿子也应该变成了15岁的俊朗少年。一定要活着见到他们！为了给妻子鼓劲，西格蒙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91章，轻缓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西格蒙德坚定地对妻子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相信我，纳粹就要完蛋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4 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街头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在黑暗中的生活，宁可铤而走险，也要来到大街上晒晒太阳，看一下奢望中的白天和城市。 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Hans Rosenthal）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一心要坚持下去。他在一个不到1.8米长、1.5米宽的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具棚，搭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边。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他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在16岁的时候就被扔进了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坐火车到了柏林，寄居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那个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一个老式的便盆是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藏身处。除了一张窄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标记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军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抢先攻占柏林。这让他忧心忡忡，即使这意味着他将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说：“我是犹太人，我既然可以逃出纳粹的魔爪，也同样可以从苏联的劫难中生还。” 在同一个行政区的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躲藏在地下室的约阿希姆·利普希茨（Joachim Lipschitz）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Otto Krüger）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克吕格尔家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自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苏联红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就像不耐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柔和低沉。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自己的臆想——苏联人其实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不过，他曾领教过红军的持续炮击，约阿希姆曾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1941年来到东线作战，并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但为德国服役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逃过纳粹的迫害——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是“半犹太人”。1944年4月，他被纳粹当局挑选出来准备关入集中营，从那时起至今，他就一直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27岁的约阿希姆想知道，当高潮临近之时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Eleanore）都会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形势。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一对恋人了，但埃莉诺没有保住这个秘密，结果失去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因为她在和一个“劣等”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已经完蛋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注定会成为一处战场——也许是另一个凡尔登[3]。至于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约阿希姆估计是苏联人，而埃莉诺则认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在学习英语，约阿希姆则在钻研俄语。 在等待柏林陷落的人中，没有人比莱奥·施特恩费尔德（Leo Sternfeld）、他的妻子阿格内斯（Agnes）以及他们23岁的女儿安娜玛丽（Annemarie）更为苦恼了。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被恐惧折磨得坐卧不安。盖世太保如同猫耍老鼠一样戏耍他们，尽管他们现在还有人身自由，但随时有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战火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为妻女打气鼓劲。头天晚上，一颗炸弹把附近的邮局夷为平地，但莱奥居然还能以此来打趣。“你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去取邮件了，”他告诉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淫威下干起了收垃圾的活。3月的这个清晨，当莱奥离开位于滕佩尔霍夫区的家时，他知道由于自己一再推迟制订计划，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逃离柏林，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还能坚持几个礼拜，就等于宣告了他们的死刑。已有人向莱奥透了底，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逮捕所有拥有犹太血统的人，哪怕只有一滴血也不放过。 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远在德国西部靠近荷兰边境的瓦尔贝克（Walbeck），集团军医务部长休·卢埃林·格林·休斯（Hugh Llewellyn Glyn Hughes）准将，试图就未来几周内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医疗卫生问题做出评估——他很担心，当大军抵达柏林时，城内会爆发大范围的斑疹伤寒。 他的助手们曾忧心忡忡地汇报说，已经有一些难民在各处穿越了战线，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和盟军前线的其他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发展，要是出现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那就可能造成一场灾难。他用力拉扯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时，自己应该怎样应付那些难民，况且，还有成千上万被解放的盟军战俘。当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与之相关的一些消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二者是如何运转的，其中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2集团军将会是占领集中营的首支军队，他的桌子上有份报告，说汉诺威北部有一个集中营，就位于部队的推进路线上，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具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卫生状况保持在可控状态。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Belsen）。 [1] 犹太人幸存者的估计数字来自柏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该资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的沃尔夫冈·舍夫勒（Wolfgang Scheffler）博士统计的。有一些犹太人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他是战后政府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把幸存者的人数定为只有1 400人。舍夫勒博士说明，除了那些处于秘密状态的人之外，起码还有5 100名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婚，在所谓的合法状态下在该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梦魇般的不确定状态，因为那些犹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何时会被捕。今天，有6 000名犹太人住在柏林——这只相当于1933年该城160 564名犹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在那个数字当中有多少犹太柏林人是离开了该市，移民离开了德国，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了。——原注 [2] 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希米亚地区北部市镇，1941—1945年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先后共关押14万人，33 000人死于该地，19 000人从这里转往瑞典或瑞士而生还。约88 000人被运往各死亡灭绝营，其中仅3 000人在战争结束时生还。 [3] 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这场战役伤亡之大留下了“绞肉机”的外号。 [book_title]五 赫尔穆特·科茨（Helmuth Cords）上尉是一名东线老兵，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被关押在柏林监牢中的囚犯，很可能活不到亲眼见证战争结局的那一天了。科茨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反希特勒密谋集团7 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这群人因为与1944年7月20日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有牵连，在8个月前被逮捕。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 000名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有罪或无辜，皆难以幸免；一个个家庭遭受牵连而毁灭，甚至就连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而且往往被即刻处决。希特勒曾怒吼道：“叛徒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结果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剥夺了生命，他们被挂在钩子上的钢琴丝而不是绳子活活绞死。 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里，一大群涉嫌密谋者正在其中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派，也有共产党；有军官、前政治人物，也有医生、大学教授、作家和神职人员，还包括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囚禁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没有被正式起诉过；有些人受到了审判，正在等候着审判再次降临；有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仍然被关在牢房里；还有的人已经走完了虚假的审判流程，然后被匆匆宣判，现在正等待着被执行死刑。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B监区到底关押着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其他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因为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这全都源于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时的心血来潮。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所有人都认为，哪怕盟军已经打到了监狱大门口，米勒仍会继续屠杀这些囚犯。 科茨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是驻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的一名下级军官，直属上级正是有着伯爵头衔的预备军参谋长，37岁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但这位只有一条胳膊，左眼蒙着黑眼罩仍相貌堂堂的上校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刺杀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代号“狼穴”的元首大本营里，冯·施陶芬贝格利用希特勒举行的冗长的军事会议，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身旁的长地图桌下。冯·施陶芬贝格随后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后炸弹发出了骇人巨响，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柏林的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判，便在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院子里被枪决，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3名关键人物[1]。每个与之有关的人，甚至连他的远亲都被逮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茨。 科茨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Jutta Sorge）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的还有她的父母。包括赫尔穆特·科茨在内的所有人，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只是关押着。 赫伯特·科斯奈伊（Herbert Kosney）下士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茨还要少。不过，科斯奈伊是无意中被牵连的。他是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对暗杀事件的参与仅仅是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送到了万塞（Wannsee）。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0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他居然还被征入德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前线作战。1942年11月，赫伯特回到柏林休假，他的哥哥库尔特——自1931年起就加入了共产党——用激烈的手段阻止他返回前线。库尔特用一支步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将他送去了一家军队医院，解释说自己发现这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条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从此远离了前线，被安置在驻柏林的一个预备营里，每隔3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Albert Olbertz）医生那里获得一份新的医疗证明，这份证明使得他能一直从事“轻闲的勤务”。碰巧的是，奥尔贝茨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连累了赫伯特，令其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让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紧急运送工作，他们乘坐的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完全陌生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高级军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Artur Nebe），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段时间，内贝被逮捕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当即自杀，内贝没多久就被绞死，赫伯特也上了死亡黑名单，被民事法庭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国防军军人，因此必须经过军事法庭的再次审判。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在盖世太保头子米勒的眼中，形式不值一提。当赫伯特·科斯奈伊从牢房窗子朝外眺望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惨遭毒手。 就在不远处，另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清楚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他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奈伊。盖世太保反复审讯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一个字也没说，更没有暴露会牵连到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弟弟会遭遇什么呢？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兄弟之间只隔着几间牢房，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对此一无所知。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但他们却被留在了柏林。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与无数人一样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点获得自由，谁把他们放出去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个国家的男女劳工，有从东欧地区抓来的苏联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也有从北欧掠来的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甚至还有来自西欧的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和法国人。 纳粹使用暴力抓来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庭和企业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已经被榨干：有50万人来自面积不大的荷兰（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 095.6万人），6 000人来自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外国劳工在柏林从事着每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许多纳粹高层人士家里都用苏联女孩充当家仆；从事和战争有关工作的建筑师们，会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人员；重工业里充斥着这些被抓来的人，干着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数千人，但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国预备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劳工的身影，法国人雷蒙德·勒加蒂热（Raymond Legathiére）就受雇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碎后立即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然把《日内瓦公约》抛诸脑后，让战俘像外国劳工那样从事至关重要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可以随意使用苏联战俘。目前，战俘和外国劳工别无二致。由于条件日益恶化，战俘们被用来修筑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受轰炸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发电厂里为锅炉铲煤。现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劳工的自由要多一些，不过这也得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劳工住的“城市”仅仅是由一些木制的营房式建筑构成的，要么在工厂边上，要么干脆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食堂填饱肚子，佩戴着表明自己身份的特别徽章。有部分企业没有按照纳粹当局的规定办事，宽容地允许他们的外国劳工住在厂区以外的柏林城内。许多人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行动，去看电影或者去其他娱乐场所放松，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2]。 有些看守或警卫已经感到德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厄运将降临在德国人的头上，所以对待劳工们的态度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劳工——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掉一天的劳动。有一名看守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名看守是个软心肠，后来干脆就不再费心清点走出车厢的战俘人数。他并不在乎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只要一到18点，每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集合，然后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但并非所有的外国劳工都如此幸运，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遭到了严格限制，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城市经营的或者是政府设立的工厂里，情况皆如此。在柏林南部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的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就没有什么优待，与在私人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相比，他们的伙食相当糟糕。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仍然要比苏联同行好。有个叫安德烈·布尔多（André Bourdeau）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从来都不送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让劳工们补充食物甚至“允许我们到地里拣几个马铃薯”。布尔多为自己不是来自东方的苏联人而感到庆幸。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根本就不像人吃的”。不过，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劳工的处境稍微好一些，起码在伙食上，他们与西方劳工是差不多的。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劳工都注意到，苏联人身上有一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里，人们以为随着战争的推进那些苏联人应该高兴和骄傲才是；可与此相反，他们看上去异常沮丧。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女工，似乎对于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特别不安。 两三年以前，当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朴素的农民服装。渐渐地，她们产生了变化，开始考究自己的服装和举止，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苏联姑娘们模仿着身边的法国或者德国女人，从发型到服饰都有了可观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劳工认为，她们预见自己会因为太过西方化而遭到苏军的报复与惩罚——即使她们当年是从苏联强征而来的，在德国生活也并非自己的本意。 整个柏林城内的西方劳工士气高涨。位于鲁勒本（Ruhleben）的阿尔克特工厂坦克生产线上有2 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规划。法国工人尤其兴奋，一到晚上就谈论起将来踏上法国的土地后要享用的法国大餐，他们还唱起了流行歌曲，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我就是我》（Ma Pomme）和《繁荣昌盛》（Prospère）是他们的最爱。 20岁的让·布坦（Jean Bouting）是一位来自巴黎的技工，他为自己的行为加速了德国人的垮台而格外感到快活。几年来，布坦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零部件生产。德国工段长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去，但因为人力短缺，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几乎整座工厂都完全依赖外国劳工维持。让·布坦认为，这种形势很有意思。比如，他所制作的每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在54分钟之内完成，但他却磨起了洋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期拖到一天，搞出的部件还都是问题产品。在阿尔克特工厂，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坚信：他们悄悄逃过工段长的耳目而交出的每一个报废零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1] 这3人是预备军副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步兵上将、默茨·冯·奎恩海姆上校和维尔纳·冯·黑夫滕中尉。 [2] 还有另外一种劳工——外国志愿工人。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有些是纳粹的同情者，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战斗，而绝大多数人则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德国报纸上的广告做出了响应，那些广告提供了帝国内的高报酬工作。这些人获准可以自由地住在雇佣地点附近。——原注 [book_title]六 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遭到轰炸，尽管在奥得河畔出现了苏联红军的身影，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正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顽固地拒绝考虑即将到来的灾祸。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坚信柏林会永远屹立，第三帝国获得胜利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分子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和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久经世故见多识广，国内的国外的什么没见过。事实上，柏林人十分刻薄幽默，奉行政治犬儒主义，对元首及其鼓吹的新秩序更是完全不感兴趣，这一切都让纳粹党长期以来头痛万分。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其他纳粹集会活动，以此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当局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无法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计划按照纳粹的形象来打造一个新柏林。他甚至打算把城市的名字改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1]，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没有把票投给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乐观地认为他能让兴登堡[2]下台，可在柏林，他却收获了最低的得票率——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让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化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相对是少数，却仍然控制着整座城市。 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是狂热分子中的主力军。他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更多的人接受了从使用步枪到类似反坦克火箭筒那样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的训练，以捍卫这项事业，使之永存。克劳斯·屈斯特（Klaus Küster）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人物，他是“希特勒青年团”[3]团员（柏林有1 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50米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而他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就是如同机器人一样坚决执行命令的党卫队员（包括武装党卫军的军人）[4]，他们坚信纳粹能获得最终胜利，并且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这种狂热有时看来甚至已经渗透进潜意识里了。沙里泰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前线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打了麻药的党卫军士兵做手术时，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在安静的手术室里，处于深度麻醉状态中的党卫军士兵开始小声但却异常清晰地反复说道：“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 尽管这些人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选择与他们同流合污，有些人甚至拙劣地模仿着自由世界眼里的那种纳粹狂热分子的模样。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Gotthard Carl）就是其中一个丑角。尽管戈特哈德不过是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的卑微文员，但他每天却身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上班，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自己就是一名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当他在傍晚时分走进自家公寓时，他的两只脚后跟会“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然后猛地向前伸出右臂，声嘶力竭地呐喊“希特勒万岁”，这样的表演持续了数年。 他的妻子格尔达已经对丈夫的法西斯狂热感到彻底厌倦了，但她又忧心忡忡，急切地希望和丈夫讨论一下有关未来如何生存下去的计划。她指出，苏联军队正在逼近柏林……还没等她吐出下一句话，戈特哈德当即打断了她。“谣言！”他大为光火地吼道，“谣言！全是敌人故意散布的恶毒诅咒！”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顺风顺水，希特勒的胜利是必然的，苏联人也并没有兵临柏林城下。 此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又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些人也从未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在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供职的埃尔娜·舒尔策（Erna Schultze）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这位41岁的妇女刚刚实现了生活中的“远大”抱负，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今天是她担任该职务的第一天。 海军总司令部的建筑没怎么装修过，猛烈轰炸在过去的48小时里一直笼罩在其头上。不过，灰尘和瓦砾并没有让埃尔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这份命令提道，所有的绝密文件都要焚毁。但就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对新工作兴奋不已的埃尔娜却被领导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长假”，她们的工资将通过邮局寄发。这无异于给这位中年妇女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但埃尔娜仍毫不动摇，她对纳粹的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当官方公报承认战事不利时，埃尔娜都拒不相信。她坚称，整个柏林的士气仍然高昂，帝国获胜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在埃尔娜离开大楼时，她还乐观地相信，要不了几天，海军总司令部就会重新让她回去工作。 还有一些人的信念非常坚定，他们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因而对战争或者战争的结局没有任何想法。简而言之，他们被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彻底迷住了，在这样虚幻的白日梦中，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还愚昧地继续忠于希特勒，认为自己受着他的完全护佑。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Käthe Reiss Heusermann）就是这样一个人，她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 在选帝侯大街213号，35岁的克特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金发碧眼、性情活泼的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约翰尼斯·布拉施克（Hugo Johannes Blaschke）教授的助手。布拉施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近臣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队旅队长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队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施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分子，他成功地利用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势力最大也是牟利最多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与克特不同，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纳粹政权崩溃的不祥之兆，早就做好了打算，时机成熟后就尽早逃离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队军衔和地位会令他非常尴尬：一旦自己落入苏军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成为明天的灾祸。 克特并没有关注战争形势，因为她实在太忙，从一大早忙到深夜，出入各个诊所、指挥部，或者布拉施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给他当助手。克特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基本上希特勒的所有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得到了护理元首本人的殊荣。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巅峰。1944年11月，她和布拉施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营，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正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顶。他总共有3个假牙上的齿桥，上牙只剩下8颗，甚至连这8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牢固定住，其中的一颗牙，也就是右边的智齿，被严重感染。” 布拉施克看了看那颗牙，他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齿拔出来，已经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了。布拉施克进一步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那颗受到感染的牙齿，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瓷制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钻孔和锯开的工作。接下来，在最后拔出坏牙之后，他要花几天时间再造一个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施克对做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过程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更麻烦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克特记得希特勒告诉布拉施克，他只接受“最小剂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施克还是克特，他们都知道希特勒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手术过程可能持续30～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计可施。 布拉施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打了一针，手术随即开始。克特站在元首的身旁，用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一只手举着面镜子。布拉施克手中的钻头在刺耳声中迅速钻进齿桥，随后他换下钻头开始锯了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冻僵了一样”，她回忆道。最后，布拉施克把那颗牙清理干净，迅速拔了出来。克特后来说道：“在整个过程中，元首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无法理解，他怎么受得了那种钻心的疼痛。” 那是5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元首那个悬垂的齿桥并没有接受后续的治疗。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手术的详情。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都是绝密。 克特善于保守秘密。例如，她十分清楚布拉施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尚未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施克打算在她下一次来柏林时把金齿桥安上去，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肯定需要它。 最后，克特还知道一个最为严格保守的秘密——希特勒的确切位置。因为她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她都要亦步亦趋地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她还在为希特勒4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她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Johanna Wolf）。不久后，克特就要在总理府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9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施克的诊所和总理府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居住在那里。 随着春天的夜幕降临城市，柏林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悲惨景象。这个已经沦为废墟的庞然大物，如同瘫痪的幽灵一般易受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打击对象。在地底下，柏林人静静地等待着轰炸机群的光临，不知等到清晨降临时分，他们当中有谁还会继续活着。 21点，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们如期而至，防空警报在24小时内第四次哀号着嗡鸣起来，柏林遭遇的第317次空袭就这样开始了。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卫戍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Hellmuth Reymann）中将[5]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埋头工作，对高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充耳不闻，他正在为赢得时间而拼死战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 仅仅在16天以前，电话铃声在雷曼位于德累斯顿的家中响起，那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埃马努埃尔·布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步兵上将打来的。布格多夫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对他说道：“元首任命你为德累斯顿城防司令。” 一开始雷曼甚至都不知道说啥好，这座建于16世纪的萨克森州首府，拥有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但这些美丽只是昨日的美好回忆罢了，因为整座城市已经基本上在3次大规模空袭中被完全毁灭了。雷曼因此感到心痛欲绝，他发了脾气，对着话筒吼道：“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什么好保卫的！”然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 他愤怒的话语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放肆。但一个小时以后，布格多夫再次打来了电话，他说：“元首重新任命你为柏林卫戍司令。” 雷曼于3月6日上任，只用了几个小时他就有了惊人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座要塞（Festung）城市，但防御工事只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这座城市在防御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上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实际上连防御部队都没有——一切都是空白。更糟糕的是，当局没有为城内的居民准备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 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轴转，忙乱地试图理清当前混乱的局面。他遇到的问题非常棘手：从哪里能搞到守卫城市的部队、枪炮、弹药和装备？从哪里能搞到修建防御工事的工兵、机械和所需材料？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出城市？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城战开始之时，又如何给他们提供食物并保护他们？他的脑海里一再闪现那个大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 甚至得到高级军官们的协助更成为一种奢望，时至今日，上级仅仅在最后关头才给雷曼指派了参谋长：汉斯·雷菲尔（Hans Refior）上校。这位干练得力的上校几个小时以前刚到柏林，首都的混乱局面让他大吃一惊。几天以前，他在图片杂志《帝国》（Das Reich）里看到了一篇文章，声称柏林固若金汤。他对其中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有着环形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工事一定进行了“绝妙的伪装”，因为雷菲尔压根就没能找到几处工事。 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后，有着一头灰发的雷曼从来就没有想到，53岁的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不仅要迎头而上，还得为每个问题找到——而且是迅速地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拼尽全力。军事史上类似的战例不胜枚举，当时失败似乎已不可避免，然而最终却柳暗花明，胜利最终还是到来了。他想到了维也纳。这座城市曾在1683年成功地挡住了土耳其人的猛攻；他还想到了奥古斯特·威廉·冯·格奈森瑙元帅[6]，他是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布吕歇尔元帅[7]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成功地守住了科尔贝格要塞。当然，这样的比较是相形见绌的，但也许给予了他们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得河防线的德军部队，依赖于指挥这些部队的将领。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卢格、冯·曼施泰因……这些曾家喻户晓、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们如今已全部销声匿迹，他们要么死了，要么被打入冷宫，要么不得不隐退。现在，这个国家和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名一流的军人——另一个富于创造力和干劲的隆美尔，另一个严谨到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或许连德国是否能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存在，都将有赖于此。可是那个人，现在又在何方呢？ [1] 希特勒以此命名的理由是“日耳曼尼亚”作为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心，无论日耳曼人身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一听到这名字，就能激发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2] 保罗·路德维希·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陆军元帅，1925—1934年间任德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击溃俄军，后任总参谋长，总统任内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授命希特勒为总理。 [3]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1924年纳粹党建立的大德意志青年运动（Grossdeutsche Jugendbewegung）演变成了“德意志劳动青年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Jugend Bund der deutschen Arbeiterjugend），1933年在合并了德国的各类青少年组织后正式更名为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12月成为德国法定的青少年必须加入的组织。该组织训练青少年使用武器，学习军事策略，并加强身体能力和灌输反犹太主义，将德国的青少年变成了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辅助部队。 [4] 希姆莱的党卫队系统庞大而复杂，为了以示区分，按照国防军编制直接上战场作战的部队被称为武装党卫军（简称党卫军），其他系统的单位统称为党卫队。 [5] 原文中雷曼的军衔写的是少将，可他在1943年4月1日就晋升中将了。 [6] 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Graf von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鲁士陆军元帅，普鲁士军事改革和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曾与沙恩霍斯特中将一起在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正在形成中的总参谋部，实行征兵制，对普鲁士和德国的军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1806年，他成功地率部抗击法军，保卫了科尔贝格要塞。 [7] 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数次重大战役中名声远扬，他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为他赢得了“前进元帅”的称号，并在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大捷（1815）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book_chapter]第2部 将军 [book_title]一 3月22日黎明，浓雾密布，天寒地冻。位于柏林南部的第96号帝国公路在挂着露珠的松树林里逶迤远去，一片片白霜在宽阔的沥青路面上隐约闪光。早春的第二日，在这个寒气逼人的清晨，公路上塞满了车辆——甚至对于处在战火之中的德国而言，如此繁忙的交通也形似虚幻的海市蜃楼。 一些重型卡车从公路上驶来，货箱里装着笨重的文件箱、文件柜、办公室设备和纸板箱，车上还高高地堆放着不少艺术品——精致的家具、装在板条箱里的铜管乐器、绘画、陶瓷制品和雕像。在一辆敞篷卡车上，一尊瞎了眼睛的尤利乌斯·恺撒胸像正在轻轻地前后摇晃着。 在卡车的长龙中，还夹杂着各种坐满人的轿车——霍希、漫游者，甚至是梅赛德斯豪华轿车，所有的车都带有银制的字标志，表明它们是纳粹党的官员用车。车队沿着第96号帝国公路继续行进，无一例外地开向南方，轿车里坐着第三帝国的纳粹党官僚们——这些纳粹中坚分子被称为“锦鸡”，拥有佩戴金质字章的特权。“锦鸡”们与他们的妻子儿女及财物一起，正在向外地转移，这些面色冷酷而阴沉的人身穿棕色制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未知的前方。一种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可能性正萦绕在心头，即他们可能被截住，然后送回那处他们刚刚逃离的地方——柏林。 一辆大型黑色梅赛德斯轿车却在逆潮流而动，在公路的另一侧向北方狂飙。这辆车属于德国国防军参谋部门，左挡泥板上挂着一面代表集团军群指挥官的金属旗，由黑、红、白三色方格图案构成。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穿着一件式样老旧的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围巾，身子缩成一团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正郁郁寡欢地看着车窗外的公路。和帝国的所有将领一样，他也知道这条公路。海因里希的表兄，陆军元帅卡尔·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曾刻薄地把这条路称为“der Weg zur Ewigkeit”——“通向永恒之路”。这条路曾让许多高级军官在军事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为第96号帝国公路是前往距柏林29公里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直达路线，在高级将领的圈子以外，没几个德国人知道陆军总参谋部的所在。甚至连当地居民也没有意识到，经过重重伪装并深藏在林中的是希特勒德国军事神经的中枢，它就坐落在措森（Zossen）边上。这座始建于15世纪的古镇正是海因里希此行的目的地。 迎面驶来的南逃车队，政府部门正在搬迁……种种令人不安的举动正在对海因里希大将产生难以言表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个影响传染给他36岁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Heinrich von Bila）上尉。比拉上尉和海因里希的勤务兵巴尔岑（Balzen）一起坐在轿车的后面，在800多公里的漫长旅途中，他们之间就没说过几句话。一行人是在黎明前从匈牙利北部地区动身的，海因里希当时正在那里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他们先飞到靠近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边境的包岑（Bautzen），再从那里坐车继续赶路。现在，随着时间在他们身边流逝，58岁的海因里希——德国国防军的防御大师之一，正愈发接近他40年戎马生涯中的最大考验。 海因里希将在措森了解新职务的全部职责，不过他已经获悉，他要面对的不会是西方盟军，而是老对手苏联人。对海因里希而言，这样的安排有些苦涩，却最为合适：他将奉命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把苏联军队阻挡在奥得河畔，拯救柏林。 突然间，刺耳的防空警报大声鸣响了起来。海因里希大吃一惊，猛地转过身来，回头张望他们刚刚经过的那些砖木结构的房屋。没有看到轰炸或者盟军飞机，警报器的声音仍在持续着，随着距离拉开，那令人心悸的警报声逐渐消失了。令他大吃一惊的并不是刺耳的警报声——对于轰炸他并不陌生，而是在如此深居德国腹地的一个小村庄中，竟然也有防空警报了！海因里希慢慢地转过身来。自1939年战争爆发后，他就指挥各支部队，先是在西线，1941年后又开赴苏联作战。他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在德国待过，因而对总体战对大后方产生的冲击一无所知。他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不过是一个外乡人。这让他感到沮丧，原先他并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而对于这场战争的经历，没有多少德军将领能与他相提并论；不过换一个角度而言，也几乎没有比他名气更小的高级将领了。他并不是锐气十足的隆美尔，后者因其在北非立下的战功而被普通德国人视为名将，随后希特勒又授予他陆军元帅的元帅杖，让隆美尔成为绝佳的宣传素材。但海因里希却默默无闻得多，除了在作战命令中，你甚至都很难在公开印刷品上找到海因里希的名字，每个军人所追求的名誉和光荣，都与他无缘。作为一名在东线率部与苏联红军作战数年的战地指挥官，其职务本身就将他置于默默无闻的境地。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闪电战狂飙突进带来的光荣，唯有难以忍受的撤退行动造成的绝望。他的专长是防御，在这一点上他无与伦比。海因里希是一个思维缜密、面面俱到的战略家，是一个拥有温和举止假象的指挥官，他虽然是受过旧式贵族教育的冷酷将领，但很早以前就领悟到应该用最少的兵力、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来守住防线。他手下的一个参谋有一次评论道：“海因里希只有在空中布满敌方火力的时刻才会选择撤退——而且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对海因里希而言，这场战争就是从莫斯科郊外缓慢而又痛苦地一路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脉，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近乎没有希望的阵地里抵抗着。他不屈不挠、勇敢无畏、一丝不苟，抓住了每一次机会——即使在那里只不过是多坚守一公里，多坚守一小时。他的作战风格非常凶猛，麾下的官兵们骄傲地送给他一个绰号：“Unser Giftzwerg”——“我们狠毒的小矮个”[1]。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对“狠毒”这样的描述感到困惑。海因里希身材矮小，长着一双平和的蓝眼睛，外加黄头发和干净的八字胡，乍一看更像是教师而不是将军——而且还是个衣衫褴褛的教师。 对他的副官冯·比拉来说，海因里希并没有什么大将的派头。这是件很值得关切的事情。冯·比拉老是为海因里希的外表烦恼——尤其是他的靴子和大衣。海因里希讨厌德国军官们喜欢的那种擦得锃亮、齐膝高的长筒军靴，他更喜欢鞋帮开得很低的普通靴子，然后将一战时期的那种老式皮裹腿在一边扣上。至于大衣，他倒是有几件，不过他最喜欢的一件是有点邋遢的羊皮大衣，尽管冯·比拉一再劝说，他仍拒绝把它丢弃。同样，海因里希的制服要一直穿到磨破露线为止，而且由于他信奉轻装行进，所以海因里希随身很少有超过一套制服的时候——而这“一套”，其实仅仅是指他身上的那套制服而已。 在海因里希的衣服破烂到一定程度之后，冯·比拉不得不采取主动，来为大将添置些新装。比拉有些害怕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海因里希对新衣裳没有丝毫兴趣。通常，他会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试探性地询问海因里希：“大将阁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找点时间，量身做一套新制服？”比拉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与他的上司就这样的问题发生冲突，因为一番争论下来输家总是他自己。 海因里希放下阅读用的放大镜，看着冯·比拉温和地问道：“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比拉？” 一时间，冯·比拉以为自己成功了。接下来这位“狠毒的小矮个”就冷冰冰地问道：“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从那以后，冯·比拉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 不过尽管说海因里希的外表不像将军，但是他的行为的确很像。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而且对他所指挥的部队而言，尤其是经历了莫斯科城下的抵抗之后，他还是一个传奇式的将军。 1941年12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大规模闪击战在即将抵达莫斯科之时终止了。在冰天雪地里，125万名散落在各条战线上且衣衫单薄的德国军人陷入了地狱般的严寒中，当年的冬季来得过早，而且气温低得吓人。正当德军在冰雪中痛苦挣扎之时，已经被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专家们一笔勾销的红军部队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苏联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投入了100个拥有丰富冬季作战经验的师来打击侵略者。德军被击退了，损失大得惊人。一时间，仿佛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可怕溃败将要重演——而且在规模上甚至更大，更为血腥。 战线必须要稳住。而海因里希需要坚守的地段情况最为棘手。1942年1月26日，他受命指挥第4集团军余部，该部坚守着直接面对莫斯科的地段，是德军战线上最为关键的所在。任何大的撤退行动，都会导致两翼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引发全线崩溃。 海因里希在一个极度严寒的日子里接管了部队。气温降至零下42摄氏度，蒸汽机车头锅炉里的水都冻住了，机枪无法打响，地面冻得像铁一样硬，战壕和散兵坑根本无法挖掘。海因里希手下那些装备简陋的官兵们就在齐腰深的雪地里奋战，而他们的鼻孔和眼睫毛上全挂着冰溜。“我被告知一定要守住防线，直到攻克莫斯科的大攻势重新开始，”海因里希后来回忆说，“然而在我的周围，我的部下正在死去——不仅仅死于俄国人发射的子弹，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被冻死的。” 第4集团军的抵抗差不多持续了10个星期，海因里希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他激励他的部下，鞭策他们，提升他们的军衔和职务，或者撤职——而且还一再无视希特勒一贯坚持不容改变的命令“Starre Verteidigung”——“固守不退”。那年春天，第4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估计，在漫长的冬天里“狠毒的小矮个”所部与当面敌人的兵力对比，有时至少达到了1比12。 在莫斯科城外，海因里希推出了一种后来令他闻名全军的战法。当他得知某个特定防区即将遭到苏联红军进攻时，他会命令部队在头天晚上撤退到二三公里以外的预备阵地上，这样一来，苏联红军来势汹汹的炮火准备就会砸在空无一人的战场上，成为彻头彻尾的无用功。正如海因里希所言：“就像打在空袋子上一样，红军的进攻会失去锋芒。我的部下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并且做好了下一步战斗的准备。接下来，我方未受到攻击区域的部队就会从两翼包抄而来，重新占领原先的前沿阵地”。这种战法的关键之处在于要了解苏联军队的进攻准备，利用情报部门的报告、反复侦察和对俘虏的审讯，再加上一点非同寻常的第六感，海因里希得以准确判定敌方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几乎就像数学公式那样不差分毫。 这样的方法并不能一直采用，每次海因里希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因为拒不执行“固守不退”的命令，希特勒已经囚禁甚至枪毙了数名将领。海因里希后来哀叹，“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们甚至难以把站在窗前的哨兵移到门口。”“不过，”上将坦言，“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规避希特勒那近乎自杀性的命令。”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海因里希从来也不是希特勒或者其统治集团的宠儿，他的贵族和保守主义的军事背景，要求他应忠实地履行自己忠于希特勒的誓言，但一种更高权威的召唤却凌驾在其之上。早在战争初期，海因里希的宗教观点就与元首产生了冲突。 海因里希的父亲是一名新教牧师，受到亲人们的影响，他每天要读上一段《圣经》，在星期天的时候还要去做礼拜。海因里希不仅一个人做，甚至坚持让他的部下们一起排队去教堂。希特勒却很讨厌这些宗教活动。海因里希接到了几个毫不掩饰的示意，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将军被人看到公开去教堂是不明智的。海因里希最后一次回德国的时候，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Münster）度假，这时柏林派了一名纳粹党高级官员来拜访他，并与之展开深入交谈。一直都没有加入纳粹党的海因里希被告知，在元首的眼中，自己的宗教活动与民族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不一致。海因里希面无表情地听完了警告，但在下一个星期天，他又和妻儿们前往教堂虔诚地做起了礼拜。 从那以后，他的提拔就变得缓慢而又磕磕绊绊了。要不是他无可否认的杰出领导才能，要不是几位领导过他的指挥官——尤其是京特·汉斯·冯·克卢格元帅坚持要提拔他，恐怕他往后的军旅生涯就一直是在原地踏步了。 1943年岁末，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也表示了对海因里希的敌意，原因还是宗教。戈林曾言辞激烈地向希特勒抱怨，海因里希在指挥第4集团军从苏联撤退时，将元首的焦土政策当成了耳旁风。戈林特别指控到，这位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故意无视“烧毁每一座可住人的房屋”的命令，幸免于难的建筑物中就有屹立在城市中的大教堂。海因里希严肃地解释说，“倘若彻底烧掉斯摩棱斯克，我就无法让手下的部队途经该城撤出”。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希特勒和戈林感到满意，但其中却有足够的军事逻辑，这最终让海因里希逃脱了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命运。 然而，希特勒依旧对此耿耿于怀。海因里希是一战中毫无人道的毒气战的受害者，从此以后就患上了多种胃病。在与戈林发生上述矛盾几个月后，希特勒提到海因里希的这些不适，以“身体欠佳”的原因将他列入预备役官兵名单。退出现役后，他前往苏台德地区卡尔斯巴德（Karlsbad，今捷克卡罗维发利）的一家疗养院，用海因里希的话来说，“他们就这么让我在那里干坐着”。在他被解职的几个星期后，苏联红军首次突破了第4集团军的防线。 在1944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海因里希就待在卡尔斯巴德，在希特勒做出一系列令帝国逐渐毁灭的决定时，他只是远方的一名看客：6月，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英美盟军挺进意大利并攻占罗马；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流产；苏联红军穿越东欧大举猛攻，势不可当。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海因里希发现自己无所作为，沮丧得无法忍受。他本来可以通过恳求元首获得指挥权，但他拒绝这样做。 终于，经历了8个月的被迫转入预备役的生活之后，在1944年夏季快要结束之时，海因里希奉命再入现役——这次是去匈牙利，指挥处于困境中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 在匈牙利，海因里希的性格一如既往。当那里的战斗进入高潮之时，约翰·费迪南德·舍尔纳（Johann Ferdinand Schörner）大将——希特勒的得意门生，海因里希在匈牙利的顶头上司——发布了一道指令：任何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者，都要被“立即处决，暴尸示众，以儆效尤”。海因里希对这道命令很反感，生气地反驳道：“在我的指挥下，这种方式以前不会用，现在不会用，将来也不会用！” 尽管他被迫率部从匈牙利北部撤入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其非常顽强地与敌争夺有利阵地，海因里希还是于1945年3月3日获颁了一枚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对于一个为希特勒非常不喜的人而言，是一个罕见的成就。而现在，仅仅是在荣膺勋章两个星期之后，他正怀揣着命令匆匆赶往措森，去接管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海因里希凝视着飞驰的梅赛德斯轿车车轮下方远去的第96号帝国公路路面，他不知道这条公路最终将把他带往何方。他还记得在匈牙利的时候参谋们获悉新任命之后的反应，他奉命要去陆军总司令部（OKH）向总参谋长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报到，他们都惊呆了。“你真的想干这活吗？”他的参谋长乌尔里希·比尔克（Ulrich Bürcker）上校问道。 在他忧心忡忡的部下们看来，直言不讳的海因里希似乎肯定会遇到麻烦。奥得河前线是苏联人和柏林之间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作为奥得河前线的指挥官，他将一直处于希特勒和他的“弄臣们”——海因里希手下的一个军官对希特勒身边的人的蔑称——的监督之下。海因里希从来就不会阿谀谄媚，更不会粉饰事实，他又如何避免与元首身边的人发生冲突呢？而每个人都知道，与元首意见不一致的下场是什么。 与海因里希亲近的军官们尽可能委婉地建议，他可以找某种借口拒绝服从这道命令——比如可以借口“健康原因”。令他们惊讶的是，海因里希简单地回答说，他会“像列兵舒尔茨或者列兵施密特那样服从命令”。 现在，当海因里希逐渐接近措森郊外时，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离开部队那一刻的场景。手下的参谋们看着他，“仿佛我就是一只被送去屠宰的羔羊”。 [1] “Unser Giftzwerg”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恶矮子”（引申意思是“我们狠毒的小矮个”）——那些不喜欢海因里希的人说他是“Unser Giftzwerg”时，往往用的是“我们的恶矮子”的意思。——原注 [book_title]二 在基地大门口，海因里希的车迅速通过了检查。大门内红黑相间的护栏抬了起来，在哨兵手忙脚乱的敬礼之中，车驶入了措森的指挥部——这几乎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确实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经过缜密伪装、深深隐藏、井然有序的军队的世界，只为少数人所知，它们的代号是“迈巴赫Ⅰ号”和“迈巴赫Ⅱ号”。 他们开车经过的建筑群是“迈巴赫Ⅰ号”——古德里安大将所领导的陆军总司令部，他就是从这里指挥着在东线奋战的各个集团军。往前再走上1 000多米，是另外一片完全独立的营区：“迈巴赫Ⅱ号”，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尽管排名第二，但“迈巴赫Ⅱ号”的权威要更高，因为那可是最高统帅希特勒的司令部。 与古德里安将军直接在陆军总司令部进行指挥不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层——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伴随在希特勒身边，无论元首身处何地。还留在措森的只剩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凯特尔和约德尔遥控指挥着西线的各个集团军。此外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交流情报的中心，把希特勒的指示传达给整个德国武装部队。 如此一来，“迈巴赫Ⅱ号”就成了一个全封闭的禁地，在它与“迈巴赫Ⅰ号”之间甚至筑起了高耸的铁丝网，还安排了巡逻的哨兵，彻底隔断了两者的联系，甚至连古德里安手下的军官们都没有几个人能获准进入“迈巴赫Ⅱ号”。希特勒曾在1941年宣告，在执行他命令的时候，谁也不许了解超出其职责范围以外的事务。在古德里安的总参谋部里，人们调侃说“如果敌人攻占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我们仍会继续工作，因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 在森林颇具保护性的浓密枝叶下方，海因里希的车行驶在建筑群之间纵横交错的狭窄土路上。透过林木，可以看到一排排参差不齐的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它们之间的间隔不小，这是为了从林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庇护，为此它们都被漆上了死气沉沉的绿色、棕色和黑色的伪装色。车辆都停在道路之外——在覆盖着伪装网的兵营式房屋旁边。到处都是严阵以待的哨兵，而在营地周围的战略要地上，卫兵干脆就驻守在小型的低矮地堡之中。 这些都属于拥挤的地下设施的一部分，它们在整个营地之下向四周延伸。“迈巴赫Ⅰ号”和“迈巴赫Ⅱ号”的地下设施比地面建筑还要多，每栋房子的地下都有3层，彼此间还用通道相互连接。在这些地下设施之中，最大的是“500型电话交换机”——那是德国最大的电话、电传和军用无线电通信交换机构，它自成体系，完全独立，还拥有着自己的空调系统（包括一个可防毒气的特殊过滤系统）和给水排水设备，以及厨房和生活区。它差不多就在地表21米之下——相当于一栋修建在地下的7层楼房。 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唯一的共用设施就是这台巨型的电话交换机，它既是将远方征战的陆军战区、海空军司令部与上述两大指挥机构以及柏林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还是帝国政府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主要电话交换系统。它建成于1939年，其设计宗旨是要服务于一个国土广袤的帝国。在主中继线或者长途电话室里，几十名话务员坐在灯光闪烁的交换机面板前工作，面板上的每个插孔上方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城市的名字——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哥本哈根、奥斯陆等。不过，有些交换机面板插孔上的灯光消失了——插孔上面的卡片写着诸如雅典、华沙、布达佩斯、罗马和巴黎这样的名字。 门类齐全的伪装措施并没有让措森的建筑群免于空袭，当海因里希的车在古德里安的指挥部外面慢慢停下时，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轰炸留下的证据。此地坑坑洼洼遍布弹坑，大树被连根拔起，有些建筑物遭到的毁坏十分严重。不过，坚固的房屋把轰炸的损毁效果降到了最低——一些房子堪称固若金汤，光是墙壁就厚达1米。[1]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主楼内部也在轰炸中遭了殃。海因里希和冯·比拉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古德里安的副手：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克雷布斯就在空袭中负了伤，头上还裹着白色包头巾似的密实绷带，右眼戴着单片眼镜的他此时正坐在靠近古德里安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后面。海因里希对面前的这位上将颇有微词，把他看成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小人。尽管克雷布斯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对眼前的真相完全视而不见，还替希特勒在人们面前低估严峻的战局。 海因里希瞄了一眼克雷布斯，很突兀地开口问道：“你怎么了？” 克雷布斯耸了耸肩，有些无奈地回答道：“噢，没事……没什么大碍。” 克雷布斯始终很冷静。战前，他作为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被派驻到了莫斯科，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1941年，在《苏日中立条约》签署以后，斯大林给了克雷布斯一个热情的拥抱，并告诉他“我们永远都是朋友”。这会儿，在与海因里希随意聊天的时候，克雷布斯提到他仍在坚持学习俄语。“每天早晨，”他说道，“我把一本词典放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趁着刮脸的时间再学上几个词。”海因里希点了点头。克雷布斯可能会发现，他的俄语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 此时，古德里安的副官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Bernd Freytag von Loringhoven）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与他在一起的是格哈德·博尔特（Gerhard Boldt）上尉，他也是古德里安个人参谋班子的一员。两人对海因里希和冯·比拉表示了正式欢迎，然后陪着他们前往古德里安的办公室。在冯·比拉看来，每个人都似乎衣着整洁，高筒靴锃光瓦亮，田野灰色的制服剪裁精细、熨烫精心，领口上佩戴着表明参谋身份的红领章。海因里希和冯·洛林霍芬一起走在前面，和平时一样，他的着装看起来不合时宜——特别是从后面看过去时，那件软毛领子的羊皮大衣让冯·比拉直皱眉。 冯·洛林霍芬消失在古德里安的办公室里，几分钟后又出现了，他打开门请海因里希进去。“海因里希大将阁下。”海因里希进门的时候冯·洛林霍芬喊道，随后关上门，与博尔特及冯·比拉一起待在接待室。 古德里安坐在一张堆满文件的大桌子后面，海因里希刚刚进门，他就站起身热情欢迎，还给来客搬来一把椅子。古德里安花了几分钟时间聊了聊海因里希的行程。海因里希注意到，古德里安显得急躁不安，宽肩膀、中等身材的陆军总参谋长灰发稀疏胡须凌乱，看上去比56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古德里安还是个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病人，上述疾病的症状并没有因为他屡受挫折而减轻。古德里安是希特勒庞大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在1940年时，他更是靠着凌厉的装甲兵战术，仅用39天就将法国征服——在苏联战役时他也几乎取得了如此成就。但近来，这位战功赫赫的名将却发现自己已对战局无能为力了，即便身居总参谋长的高位，可他的话在希特勒面前并没有什么分量。海因里希听闻，就算是在仗打得最顺利的时候，古德里安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军官。而面对建议屡屡被驳回的现状，这位总参谋长的怒火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 闲谈过程中，海因里希四下打量了一番。办公室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的地图桌，几把直背椅子，两部电话机，桌上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棕黄色的墙上除了常见的镶在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之外别无他物，这幅画就挂在地图桌上方。堂堂的陆军总参谋长甚至连把安乐椅都没有。 尽管古德里安和海因里希并不是至交，但他们也算老相识了，两位军官尊重彼此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关系密切到足以自由随意地聊天。一谈到正题，海因里希便坦率地发言了：“将军，我一直都在匈牙利的偏远战场，对于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它的建制怎样？奥得河的形势又如何？” 古德里安也没有任何隐瞒：“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海因里希，希特勒本来不想让你指挥这支部队，他心中另有他人。” 海因里希一言不发。 古德里安继续说道：“我要对此负责。我告诉希特勒，你就是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最合适人选。起初他根本不想考虑你，最后我说服他同意了。” 古德里安讲话的时候是一副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样子，不过当他就这个话题越讲越起劲的时候，他的声音变了，甚至在20年之后，海因里希还能记得他在激烈述说时的细节。 “希姆莱，”古德里安急促地说道，“就是最大的问题，你要摆脱他，取代他——希姆莱！” 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着，接着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海因里希刚刚才得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前任指挥官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消息让他惊呆了，一开始他根本不敢相信如此荒唐的任命。他清楚希姆莱是希特勒核心内阁的成员——在德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但他根本没听说过希姆莱有任何指挥部队作战的经历——更不用说指挥集团军群级别的战斗了。 古德里安愤懑地说着：在1月份，波兰前线在苏联红军锐不可当的进攻前开始崩溃时，他强烈敦促组建维斯瓦集团军群。当时的构想是，把维斯瓦集团军群当作一个北方的集团军群，守住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主要防线，大致是从东普鲁士到更南方的一个地方，与另一个集团军群相连。这条战线如果能守住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挡住雪崩般涌来的苏联红军，使他们不能直接穿过下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否则他们将大举猛攻，然后进入勃兰登堡州，最后到达——柏林，进入德国的心脏。 古德里安曾提议，这个至关重要的集团军群应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男爵统率。“当时，他恰恰是应付这个局势的合适人选，”古德里安说道，“但结果又如何呢？希特勒说，冯·魏克斯太老了。约德尔也出席了会议，我期望他能站在我这一边，但他说了一通有关冯·魏克斯笃信宗教的话，这事就这么黄了。” “那么，”古德里安咆哮了起来，“我们得到了谁呢？希特勒任命了希姆莱！在那么多人当中——任命了希姆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这个毫无军事常识的人的“骇人而又荒诞无稽的任命”，他“争论过，甚至也乞求过”，但希特勒却固执己见。不出所料，在希姆莱的拙劣指挥下，前线几乎崩溃，苏联红军完全按照古德里安所预计的那样推进着。苏联人一渡过维斯瓦河，就分出一部分兵力挥师北上，在但泽（Danzig，今波兰格但斯克）抵达了波罗的海，单是在东普鲁士就切断并包围了20～25个师；其余的苏联红军穿过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抵达了奥得河和尼斯河。尽管东线各地的德军防线在重压面前都被击溃了，但希姆莱负责的防区却是其中垮得最快的。因为他的失败，通向德国全境主干线的大门已然洞开，苏联人还因此加快了与西方盟军会师的步伐。而最为重要的是，对手已经将柏林置于了险境之中。 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希，就在48小时以前，他驱车前往比肯海恩（Birkenhain）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大致在柏林北边80公里的地方，试图说服希姆莱放弃指挥权。到了那里后，他被告知希姆莱病了，并最终在30多公里外的吕兴（Lychen）附近找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他蜷缩在湖边的疗养院里，只不过有点感冒头痛”。 古德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