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最后一站：奥斯维辛 [book_author]埃迪·德文德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06274 [book_dec]在本书中，作者埃迪·德文德以第三人称“汉斯”的角度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骇人听闻的亲身经历。在那漫长的16个月，他们每天都面临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微薄的食物、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然而即便在这形同地狱的残酷环境中，依然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辉：囚犯之间的相互扶持、夫妻之间永恒的爱恋、在重压之下为捍卫自由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向世人揭露纳粹罪恶的决心…… 这是唯一一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创作完成的作品，正是这种“在风暴中心写作”的即时性，使这个故事显得与众不同。它没有经过任何润饰，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干预，以其公正、客观的纪录，为后世学者研究集中营大屠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book_img]Z_10073.jpg [book_title]一 那片若隐若现的蓝色山脉有多遥远？延伸到明媚的春日阳光下的那片平原有多广阔？如果是徒步的话，一天便可到了吧。如果骑着马一路小跑的话，一个小时也可到了吧。可对我们来说，它很远，非常遥远，遥远得看不到尽头。那片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因为在我们和它们之间，横着电网。 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狂野的心跳，冲向我们头脑的血液，一切都显得无力。毕竟，我们和那片平原之间隔着电网。电网有两排，上方的灯闪着柔和的红光，照在两排高压电网和高高的白墙之间的一方天地，照在被困于此的所有人身上，就像是死亡在我们身上留下的记号。 总是同样的画面，总是同样的感觉。我们站在营区的窗前，眺望着诱人的远方，胸中充溢着紧张和无力感。 我和她之间隔了十米的距离。每当我眺望远方的自由大地的时候，便会把身子探出窗外。我因为等级较低，还能自由活动，可弗里德尔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因为她是更高等级的囚犯。我住在9号楼，一个普通的病人区。弗里德尔住在10号楼，那里也有病人，但和我们楼的不一样。我们这儿躺着的多是因为暴行、饥饿和过度劳动而生病的人。这些仍算是自然病因，在诊断书上也被算作可以确定的自然疾病。 10号楼是“实验楼”。那里住着被自称为“教授”的虐待狂侵犯的女性，她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作为女人，以及未来能够成为母亲的能力，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残忍方式玷污了。 女孩们不得不放任那只疯狂的野兽将蛮横的激情发泄在自己身上，她们遭受着这样的痛苦，并违背意志忍受被玷污这件事，都是出于由生命中自然萌生出来的、活着的本能。在10号楼，涌动着的并不是爆发的欲望——而是政治妄想、经济利益。 这些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眺望这片波兰南部平原，想要穿越这片把我们和视线尽头的蓝色贝斯基德山分开的草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还知道更多。 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只有一个，但这个结局会将我们从这座铁丝网的地狱中解放出来，那就是死亡。 我们还知道，在这里，死亡会以不同形式在我们身上降临。 它可以像一个坦率的战士般冲来，医生会迎上去和它生死一搏。虽然这种死亡还有些下三烂的盟友——饥饿、寒冷和害虫，但在官方死亡原因里，它仍然被归类为自然死亡。 但它不会就那样找上我们。它会像找上之前在这里的几百万人一样，悄无声息，无踪无影，几乎没有气味。 不过我们知道，那只是死亡为了避开我们的视线而披上的隐形衣罢了。我们知道，死亡是穿着制服的，因为看守毒气室的那个人身上就穿着制服，上面写着：党卫队。 正因如此，我们在眺望那若隐若现的蓝色山脉时才会如此充满渴望。它离我们只有50公里远，对我们来说却永远触不可及。 正因如此，我才用力将身体探向10号楼，探向她所在的地方。 正因如此，她才会将手深深地插进糊住窗子的纱网里。 正因如此，她才把头靠在木头上，因为她对我的渴望不能被人打扰，就像我们对那高高的、若隐若现的蓝色山脉的渴望不愿被打扰一样。 [book_title]二 嫩嫩的青草，熟得快要爆开的棕色栗子芽，还有那一天比一天明媚的春日阳光，似乎在预示着新生的到来。然而，死亡的寒意笼罩着大地。那是1943年的春天。 德国人依然在俄罗斯深处作战，战局还没有逆转。 西方的同盟国军队还没有踏足这片大陆。 肆虐欧洲的恐怖活动，仍在以越发激烈的方式上演着。 犹太人是这些掠夺者的玩具，陪他们玩着猫捉老鼠的比赛。摩托车轰鸣着从阿姆斯特丹的街道间穿过，原本和平的运河边，充斥着皮靴跟跺在路上的声音和咆哮的命令，一夜连着一夜。 然后，这些“老鼠”经常在被带到韦斯特博克后再被放出来。人们可以在营地内自由活动，有包裹会寄过来，一家人也会待在一起。每个人给阿姆斯特丹的家人朋友写信时都会乖乖加一句“我挺好的”，这样，其他人便可不必抵抗，老实地向“绿色警察”[1]束手就擒。 在韦斯特博克，犹太人还抱有幻想。他们现在虽然脱离了社会，但是一切应该会好的，他们最后会离开这被隔离的处境，重返家园。 “战争一旦打完，我们就返家园。”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他们不仅没有预见到自己未来的命运，甚至还有勇气——也许是盲目自信？——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组建新的家庭。 每天，莫豪森博士都会代表韦斯特博克的市长来营地视察，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四月里天气最好的九天之一，汉斯和弗里德尔出现在他面前。 他们是两个理想主义者，他27岁，是著名的营地医生之一，而她刚满18岁。在大厅里，他是医生，她是护士，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独自一人，我们只是虚无；携手并肩，我们便成一体。”他曾在给她的诗中那样写过，如此描述他们的感情最恰当不过了。在一起，他们会渡过难关。也许直到战争结束前他们都会留在韦斯特博克，要不然，就在波兰继续战斗。反正战争一定会结束的，没人相信德国能够获胜。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半年多，住在“医生房间”，那是一个用纸箱子与住了130个女人的大营房隔离开来的空间。住在那里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另一位医生，再后来，他们不得不与两对夫妇共用这个房间。这里真不是年轻人经营婚姻生活的地方。不过要是没有那些运送火车的话，其实也不碍事：每周二早上，都有1000人被送上火车。 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嗷嗷待哺的婴儿，甚至还有病人。只有极少数人，汉斯和其他医生可以证明他们病得太重，无法在火车里躺上三天，才被允许留下来。此外，还有些特权人士：受过洗礼的、跨族通婚的、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营地的“营地旧居民”，以及汉斯和弗里德尔这样的长期工作人员。 有一份工作人员名单，上面有上千个名字。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些城里过来的人需要被保护，他们要么是受到城市里居民的爱戴，要么是受德国人的命令，要么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光荣公民，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理事会成员的旧相识，或者是在韦斯特博克曾经有关键地位的“营地旧居民”。于是这份名单就要被重新修订。 1943年9月13号的晚上，犹太人理事会的一名员工过来叫汉斯和弗里德尔收拾收拾，准备被送走。汉斯迅速穿好衣服，把为了每周的运送而在夜间高强度工作的部门全都巡视了一遍。斯巴尼尔医生，也就是医院的院长，对这个通知怒不可遏。汉斯在营里已经待了一年了，他工作非常努力，而很多后来才进来的人却不怎么干活。但是汉斯是在犹太人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上的，要是他们都帮不了他，医护部门就更束手无策了。 八点钟，他们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站到了穿营而过的火车前。站台上人山人海。治安局和机动兵团[2]的人将行李搬上火车，还有两节车厢载满了路上所需的生活用品。医院的护士们搀着病人蹒跚而来，这些病人大多已经年迈，没法走路。但他们依然不能留下，因为下个星期他们也不会比现在行动便利。然后是留下的人，他们站在距离火车几十米的警戒线后面，哭得比要走的人更伤心。火车前后两端各有一辆带着纳粹党卫队的“SS”标志的卡车在进行监视，不过他们倒也算温和，甚至会鼓励这些人，因为他们不能让荷兰人知道“他们的”犹太人实际上受到的是什么待遇。 十点半，出发时间到了。货车的车厢门从外面被锁上。最后再道一声珍重，最后一次从车厢上方的小窗里眨眼示意，然后他们就踏上了被运往波兰的路途，没人知道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汉斯和弗里德尔运气还不错。他们这节车厢里坐着的全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弗里德尔以前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里的朋友。他们人很友好，也很随和。车厢里一共挤下了38个人，狭小的车厢无比拥挤，大家左挪右挪，再把行李挂在天花板上，这样每个人能勉强有一块坐的地方。 “美满的”生活在路上开始了。到第一站的时候，上来了几个党卫队队员。他们先是索要了香烟，然后是手表，紧接着是钢笔和珠宝。小青年们对此一笑置之，递上去几根散烟，发誓说身上再也没有了。他们很多人的祖籍都在德国，也经常不得不和党卫队打交道。曾经他们也活着出来了，这次自然也不会轻易让人摆布。 吃的就别想了。这三天，谁也没看见之前装上车的那些补给的影子。不过没关系！他们自己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也还够。偶尔可以有几个人下车把满当当的马桶倒掉。当他们看到城市被轰炸的痕迹的时候，会雀跃一下，除此之外，整个旅程就没有其他节目了。 第三天，他们终于知道了目的地：奥斯维辛。这不过是一个词，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不好，但也不坏。 夜里，他们抵达了奥斯维辛的大院。 [1] 秩序警察。——本文中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2] 韦斯特博克的一群囚犯，需要执行必须迅速执行的特殊任务。 [book_title]三 火车停下来很久了，久到人们开始不耐烦，只希望现在能给他们一个准信儿就好，能看看奥斯维辛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好。 准信儿来了。 破晓时分，火车最后一次启动，几分钟后停在了平地中间的一座堤坝上。沿着堤坝站着几队人，每队10~12个人不等。他们穿着蓝白条纹的套装，戴着同样风格的帽子。许多党卫队队员来来回回地走，像是在进行一项看不懂的活动。 火车一停稳，那些仿佛在参加化装舞会的人就冲向车厢，拉开车门。“把行李扔出来，全扔到车厢前面。”里面的人吓得不轻，因为他们知道，这下子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迅速往衣服里面塞东西，企图留下来一些最紧要的。可是那些人已经冲进了车厢，连行李带人一起往外扔。他们就那样踌躇在外面，却也不敢踌躇太久。党卫队队员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推搡着将他们带到一条和火车平行的路上。有人走得慢，他们就踢一脚，或是用棍子打一下，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排成一排排长队。 直到那时，汉斯才彻底明白：他们两个要分离了。男人和女人是要被分开的。他赶快亲了弗里德尔一口，说了一声“再见”，就这样匆匆分别。队伍前面站着一名军官，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人们缓缓前行。每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军官就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用棍子指着：“去左边，去右边。”去左边的都是老头、残疾人和大概还不到18岁的男孩；去右边的则是年轻人和体力尚佳的人。 汉斯走到了军官面前，但是并没有留意。他的目光一直锁在弗里德尔身上，她站在几米之外的另一条队伍里等待着。她对他微笑，仿佛在说：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汉斯没有听到军官——其实是一名医生——问他的年龄。医生没有得到答复，烦躁起来，就用力敲了汉斯一棍，汉斯马上逃到左边去了。 他站在一群可怜人中间：除了老头子们，他身旁是一个盲人，另一边是一个看起来智商有点低的男孩。汉斯咬着嘴唇，试图克服心中的恐惧。他不想和这些老幼病残一个下场，因为他知道，只有健壮的人才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是现在已经没法再跑到另一边去了，到处都是端着枪时刻准备着的党卫队哨兵。 弗里德尔去了年轻女人的那一队。年纪大的女人和所有带孩子的女人单独站成了一排。如此，一共分成了四排。约莫着有150个年轻女人，年轻男人的数量也差不多。另外的700个人站在路旁成为一队。 那个军官医生走了过来，问他们之中有没有医生。四个男人站了出来。医生把脸转向范德库斯——一名阿姆斯特丹的老家庭医生，问道：“荷兰的营里都有什么病？” 范德库斯迟疑了一下，说了一些关于眼病的事。医生烦躁起来，把头转了过去。 汉斯感觉机会来了：“您想问的应该是传染病吧，出现了几个零散的猩红热病人，不过没有传染特征。” “有人得斑疹伤寒吗？” “没有，一例都没有。” “好，都归队吧。”说完，他看向自己的副官，“这几个我们带走。” 副官向汉斯招了招手，把他带到年轻人那一队的末尾。汉斯感觉到自己虎口脱险了。事实也正如他所料：与此同时来了几辆卡车，把年纪大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装了上去。 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党卫队的真正嘴脸。卡车那么高，那些被推搡、被踢打的人，很多人都爬不上去。但是不断落下来的棍棒让每个人不得不使出平生最大的气力。 一个老太太头上挨了一棍，血流不止。还有几个人实在是爬不上去，也落在了后面。每个跑过去想要帮他们一把的人，都会被连踢带吼地赶走。 最后一辆车开过来了。两个党卫队队员抓着一个可怜的老头的胳膊和腿，把他抛了上去。紧接着女人们的队伍也开始移动起来。他已经看不见弗里德尔的影子，但他知道她也在跟着队伍走。等到女人们走出了几百米以后，男人们也开始移动。 这些队伍都有人严防死守。两边都是哨兵，随时准备开枪。大概每十个囚犯就有一个哨兵看着。汉斯走在队伍的最后，能够看见他左边和右边的哨兵如何相互交换信号。他们环顾了下四周，然后左边的哨兵走向汉斯，跟他要他的手表。那只表很漂亮，上面还有一个精密计时表，那是他参加医师考试时他妈妈送给他的。 “我工作需要用这个，我是医生。” 哨兵咧开嘴笑了一下：“狗屁。医生，你就是条狗！把那只表交出来！”那人抓过他的胳膊，想把表撸下来。汉斯挣扎了一下。“好哇，企图逃跑？”那人边说着，边把枪端了起来。 汉斯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多么被动。他不想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就“逃跑不成反被射杀”，于是他把表递了上去。 跨过铁轨的时候，他在转弯处看到了弗里德尔。她挥了挥手，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铁轨之后他们越过了一根横杆，还带着岗亭。现在他们才算真的踏上了集中营的领地。这是建筑材料的储存场，棚子里堆着大堆的木头和砖头。有靠手动才能行走的小火车，还有靠人拉着的运货车。路边到处是大楼、工厂，里面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然后又是木头、砖头和棚子。有一架吊车，用来吊起水泥罐。到处都是在干活的人。除了吊车和小火车，见到的更多是穿着囚服的人。这里可没有什么机械化，工作都是靠成千上万双手完成的。 蒸汽很实用；电力效率高，可以覆盖几百公里；汽油又快劲又足。但是人便宜。你从他们饥饿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他们裸露的上半身根根分明的肋骨就好像绳子一样，把整个躯体缠连在一起；从那些拉着石头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穿着木鞋，有的甚至光着脚向前挪动着。他们就这样向前走，都不会抬头或是向四周看一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看见新来的人也没有反应。时不时开过来一辆拖拉机，后面拉着装满石头的车皮。发动机缓慢地蹦着：燃油发动机无疑。汉斯想起从前的那些夜晚，他躺在自己的船上，货船从身边驶过的情景。 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充满希望啊！他振作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该担心害怕，而是要抗争。或许以前的生活还会回来呢。 他们站在大门口，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的真面目。都是巨大的砖房，就像军营一样。大概有25座楼，两层的，还有屋顶和小小的阁楼窗户。大楼之间的道路维护得很好。人行道上铺了干净的地砖，还有小块的草坪。到处都刷了漂亮的油漆，在明媚的秋日之中闪耀着，显得无比清晰。 这里看起来简直是一座模范村庄。营里的几千名工人从事着出色而有用的工作。大门上方是用铁浇铸的集中营的口号：“劳动带来自由”，一句充满暗示和危险的口号。这种暗示，让进来这里的无数人平静了下来。这里，还有德国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大门。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这座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要是换成“进此门者，万念俱灭”，就和地狱的大门别无二致了。 因为集中营的周围架满了高压电网，有两排混凝土的桅杆，三米高，整齐地刷成白色。绝缘体上装着铁丝网，铁丝看起来非常坚韧，难以穿越。不过人们肉眼看不到的才是更可怕的：3000伏的高压！只有各处亮起的小红灯，告诉你这是通了电的。每隔十米，就挂着一个画着骷髅头的牌子，上面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着：站住！ 光有电网挡着，没有子弹做二重防护还是不够的。所以每隔100米就建了一座塔楼，上面站着一名端着机枪的党卫队队员。 你是无法从这里逃出去的，除非有奇迹发生。每个被关在营里的人都这么说，因为他们一旦进入电网的这一侧，守卫就松了很多，党卫队队员也常常把一些自己的任务交给囚犯来做。虽然同是囚犯，但是他们看起来和外面那上千个在干活的人明显不一样——穿着条纹清楚并且合身的亚麻套装，穿着经常近乎优雅，戴着黑帽子，穿着长靴。他们的左臂上套着一个红袖章，上面有个编号。 他们是楼长，是各楼的头头，处理所在楼的所有事务，并有文员协助，管理人口，分发食物。他们肯定不属于吃得最少的，这从他们满月一样圆润的脸上就能看出来。能当上楼长的都是波兰人和德意志帝国的人，不过也还有几个荷兰人。楼长和党卫队把他们远远地拦下来了，因为新来的人身上还有些值钱的物件儿。不过还是有几个荷兰人会想办法上前，向他们索要手表和香烟，反正这些东西他们最终都会失去的。可是大部分人还心存幻想，仍然把东西揣在口袋里。汉斯给了一个荷兰人一包烟，却被一名党卫队队员撞见了，被打了一巴掌。那个荷兰人却提前预料到了会发生这一幕，已经跑了。 他们面前站着一个男人，个子很小，但是肌肉发达。人们显然很敬畏他。 “那个，小伙子们，你们是什么时候从韦斯特博克出发的？” “三天前。” “有什么新鲜事吗？” “你们已经知道登陆意大利的事了吧？” “那还用说，我们看报纸的。荷兰现在怎么样？” 比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更想先听听奥斯维辛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您是？”其中一个新人问道。 “雷恩·桑德斯，拳击手。我在这儿已经一年了。” 新人们稍微平复了下心情。也就是说，这里是能生活的。 “您那一批来的人里面还有很多人在这儿吗？”汉斯狐疑地问道。 “在这里，你不要问太多，早晚都会经历，”拳击手说，“多听，多看，别说话。” “但您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雷恩睿智地笑道：“要不说我是拳击手呢。” “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啊？” “你们会被分进工作小队，去外面干活。” 汉斯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些人，那些在外面一排排走着的“工作机器”，那些石头和水泥，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那些毫无生气的眼睛，还有那些消瘦的身躯。 “上了卡车的那些老人，他们会怎样？” “你从来不听英国广播吗？”雷恩问道。 “听啊。” “那你就应该都知道了。” 汉斯一切都明白了。他想起弗里德尔，她的队伍从他眼前消失。他想起他的妈妈、他的哥哥，以及他见过的所有去往奥斯维辛的人。他想起他的学习生涯、他的从医经历、他的理想。他再次想起弗里德尔，以及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只有相信自己时日无多的人，才会想起这些吧。 尽管如此，他还不完全相信，他仍心存侥幸。或许，或许他就走运呢。他是名医生——唉，算了，他不敢期望过多，但是希望总是要有的，对嘛。他不相信自己就会死在这里，但是他也不再相信他会活下来。 “快点！”一声吼叫把他带回了现实。他们走在拉格尔街上，从监区之间穿过。这里走过的人很多，有几个监区门上的玻璃窗上写着： 监区医院 内部部门 禁止进入 门前坐着穿白大褂的人，他们看起来很体面，外套的背部有一条红杠，裤缝那里也有，他们无疑就是医生了。他们基本不怎么看新来的人，但是汉斯察觉，他们的那种不感兴趣，和在外面的那上千个人的不感兴趣，原因并不一样。那些劳动奴隶身上是疲惫，那种让人万念俱灰的深深的挫败感。这些看起来很体面的人身上则是一种傲气，他们毕竟是营里的红人，这些新来的人算什么？谁都可以辱骂、嘲笑。 就这样，他们到了26号楼。这个楼有个名字叫“财物室”。雷恩告诉他们，每个“囚犯”的所有“财物”，包括衣服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之类的都会在这保管。窗前挂着几长排纸袋子，袋子里分别装着每个人的财物。如果他们离开营地，可以拿回自己所有的东西。 衣服是不会被保管的，犹太人也绝不会从这里出去。他们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没有被刑事处罚，所以也不会被刑满释放。 没错，在26号楼和27号楼中间，每个人都要把衣服脱掉。所有的衣服，以及里面的东西，都被装在一辆火车上，只有皮带和手绢他们可以留着。汉斯还想私留几件医疗工具，但马上就被发现了。一个精瘦的男人，左臂上戴着“营地理发师”袖章，检查着每个人，一旦有人私藏物品，不但要再次上缴，还会额外获得一巴掌的奖励。汉斯问他可不可以留下几件工具，那人咧嘴一笑，便把汉斯口袋里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 所有人都站好了，现在他们一无所有。这一过程看起来缓慢，但也终究到了这一步。公共安全总署署长拉特的犹太事务代表施密特曾经说过：“犹太人将赤条条地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去，就像他们当初赤条条地来到这里一样。” 施密特没提犹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那是16、17世纪，而且他们也不是赤条条地来的，被从那些国家赶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带着大量财宝的。而且他也没提到荷兰犹太人的历史权利，那权利可是当时遵照威廉一世的指示赋予他们的。 但是他怎么能说起荷兰自由英雄的这件功绩呢！人们怎么可能指望从这些压迫者眼中的英雄，这些没有为祖国祈祷、英勇就义，而是仓皇逃走以求保命的人口中听到这些呢。 汉斯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诚然，他的处境并不乐观，但起码，他的命运只是悲伤而已，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失败，而他们所追求的胜利最后也仅剩下一个：击败犹太人。 荷兰犹太人缓慢却无可挽回地一步步沦陷： 1940年，解除所有犹太人的公职。 1941年，禁止从事自由行业，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拥有商店、剧院、公园、运动物品和生活清洁用品；将资产限制为1万荷兰盾，后来缩减为250荷兰盾。 1942年，开始驱逐，连生存本身都被禁止了。 很缓慢，是因为那时恐怖在荷兰其他地方还没有蔓延开来，荷兰人本不用承受“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会灭绝的后果。 [book_title]四 现在他们一丝不挂地站在太阳底下，阳光已经在他们身上炙烤了好几个小时了。与此同时，把他们变成“囚犯”的所有程序都已经就绪。 一条长椅后面站了六个理发师，正在把这些“囚犯”的头发剃光，体毛剃净。他们也不问问“先生要不要擦点粉，抹点乳液”，动作粗暴。这么热的下午还要干这么多活就已经让他们很烦躁了，他们用已经钝掉的刀片，与其说是剃头，还不如说是将头发生生撕扯下来。要是谁没有转身或者转动配合他们修理毛发，就会被推搡，有时还会被殴打。剃完了的人，理发师会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编号，再拿着这张纸去找文身师，汉斯的编号是150822。 当那个号码被刺在胳膊上时，汉斯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现在他已经不是范达姆医生了，现在他是囚犯150822。他也不在乎，如果能让他再次变回范达姆医生就行，如果…… 那个在他脑海里像泥球一样滚来滚去的思绪再次浮现。思绪就像疯狂转动的留声机一样，吵得他失去了所有力气。不知谁在他背上打了一拳，他回过神来。 他们大概50个人一起进了财物室，那里有浴室。许多个喷头挨在一起，每三个人挤在一个喷头下，喷头上洒下一点温水，用来冲净夏天的热汗和一身灰尘的话太冷，用来提神的话又太热。跟着进来一个戴着大橡胶手套的人，在他们的腋窝和si处抹一把刺鼻的消毒剂。 像闪光灯这样咔嚓一冲，他们就算“干净”了。这和我们荷兰语里说的“干净”可不是一回事。他们身上半干不湿的，还沾着汗和消毒剂。由于脱毛时候的刮擦，皮肤隐隐灼痛，但起码身上没有虱子和跳蚤了。 从那么一大堆衣服里面找到一件合身的还真不是件易事。如果你从烈日下走进来“更衣室”，也就是27号楼的别名，走廊尤其昏暗，你压根不知道该拿什么。你被推搡着，他们对你吼叫着，如果吼叫还不够的话，就直接动手，直到你把衣服找齐为止。一件衬衫、一条麻布裤子、一件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木鞋或者凉鞋。一下子你也找不到合适的尺码，所以人们穿着囚服看起来就跟小丑一样。 这个人半条腿是光着的，那个人的裤子长得绊脚；这个人的外套缺条袖子，那个人又不得不把袖子卷起来。但所有的衣服都有共同点：都很脏，并且打了补丁。这些衣服不过是把蓝白色的布条拼在一块罢了。 很快，人们又在楼前站好了。此时已是傍晚，但是营地仍然被这夏末的暑气深深笼罩着。人们饥渴交加，却不敢开口问。 他们在比尔肯大道上又等了一个小时。那是条从楼群后面经过的街道，人们坐在路肩上或是草坪旁边的长椅上，或者直接就席地而躺。疲惫，尤其是他们感受到的扑面而来的苦难，让他们动弹不得。 街上支起了几张桌子，人们在那里注册。所有能想到的个人信息和其他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职业、其他才能，更主要是疾病，像肺结核、性病什么的；当然还有那些“国籍是什么”“祖上有几个犹太人”人们已经不再陌生的问题。 汉斯和一个叫艾力·珀拉克的同行聊了起来。艾力已经崩溃了，卡车停在火车边上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妻子，她昏倒了，被扔上了卡车，他们的孩子紧随其后。 “我后来再也没看见她。” 汉斯感觉自己没心情安慰他，他装不出来。“那可不一定。”他说道，但是听起来并没什么底气。 “你听说比克瑙那边情况怎样了吗？” “比克瑙是什么？”汉斯问道。 “比克瑙是个巨大的集中营，”艾力答道，“它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部分。到了那边，所有老人和小孩都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去了，说是要给他们沐浴，事实上是用毒气把他们毒死，之后再把尸体烧毁。” “不过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那样的。”汉斯逼着自己安慰他。 这时汤送来了。三大桶，每个人可以领一升。人们排成了一条长队，排在最前面的人帮着分发。他们用金属做的碗喝汤，碗坑坑洼洼的，搪瓷也都脱落了，数量也不够，所以每个碗里装两升，你得找个人分着喝；还有勺子，大概就20把，没拿到勺子的就只能直接就着碗喝，这倒也没什么难的，那汤本来就很稀。汤桶里漂着一些硬邦邦的东西，大家讨论着这到底是山毛榉还是榆树叶，不过这都不重要。大多数人都吃得挺饱，是灌了一肚子热水还是食物，也没什么区别。 突然，有人过来催促他们：“快点，马上就点名了！”他们尽可能地赶快把那烫嘴的汤吸溜进去，就被带到一个建在两个监区之间的大木棚里去了。那是个洗衣房，一半是用来洗衣服的大锅炉，另一半是浴室。汉斯数了一下，144个喷头。旁边还有长椅，人们可以在那儿脱衣服。 他们坐在长椅上等着。据说，点完名以后，他们会被带出去，去布纳。通知这条消息的管理员被各种问题包围着：“布纳是什么？”“那边好吗？”“那边也喝这样的汤吗？”他说那地方很好，你得在一个工厂里做合成橡胶，吃得不错，因为你相当于给工业公司打工。那人精明地笑着。 汉斯发现了一个比利时人。“你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吗？” “一年了。” “这地方人能受得了吗？” “有时候吧，要是你运气好，分到了不错的工作小队的话。” “什么样的小队算不错？” “比如洗衣房、医院什么的，白天在营地的活也都还不错，生活用品公司也还行，不过犹太人基本没机会进去。” “我是医生，那我能进医院吗？” “你报到的时候没说自己是医生吗？” “说了，但是他们没要我。女人们都去哪儿了？” “这批来的女人已经进了营地了。这边有个女子楼，她们在那边做各种实验。”汉斯的心停跳了一拍，弗里德尔在这个营。做实验！这是什么意思？ 他跟那个比利时人说了弗里德尔的事，并问他能否给她捎个口信，他就要去布纳了。比利时人说捎口信相当困难，因为靠近女子楼是很危险的。这时候进来了一个党卫队队员，人们全都弹起来，就好像统一练过似的。他问了那个让汉斯心心念念的问题：“你们里面有医生吗？” 三个人跨上前来：汉斯、艾力·珀拉克和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年轻人。 党卫队队员问他们都从业多久了。年轻人原来是个实习医生，艾力当过八年的家庭医生，党卫队队员让艾力归队，对他说：“你跟他们去布纳。”说完便带着汉斯和实习医生走了。 [book_title]五 他们横穿过营地，走过一栋栋楼，到了28号楼，在走廊里等着。这是一条长长的混凝土走廊，墙面刷成白色，两边都是门，门上挂着：流动医院、办公室、手术室、耳鼻喉科室、X光室，还有很多别的牌子。走廊的中间是一个水泥楼梯，通往二楼。 几分钟后，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把他们带到走廊深处。毛玻璃门上写着“住院部”，这是一个大房间，基本上像一个大厅那么大，只有一半地方摆了床位，另一半摆了几张长凳，一个体重秤和一张大桌子，桌上堆满了书和纸。每个被医院接收的人都要在这里注册，不管是病人还是工作人员。 一个又矮又胖的波兰人接待了他们，他吼道为什么他们看着这么脏，然后让他们全都脱光，指给他们一张床。这床有三层，汉斯光着身子躺在上铺，盖着两层薄薄的床单。他试图让自己尽可能地卷进床单，因为稻草铺上的草扎得慌。他刚躺下，就进来了一个人，爬上他自己的床，他大概30岁，圆脸，戴眼镜，眼镜很任性地挂在鼻子上。 “你叫什么？”那人问道，“你是医生吗？” “是。我叫范达姆，你呢？” “我叫德红德[1]，我已经在这儿三个星期了。上周我就在营地医生那边，那边接收了我，现在我在护士备选名单上。” “你在哪儿上的学？”汉斯问道。 “在乌德勒支，我学儿科临床的。”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什么都做。他们每天给你安排各种杂活，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挺恶心的工作，跟尸体打交道什么的。你没有衣服吗？” 汉斯还真没有，这得明天才能再想办法了，德红德会帮他。 “你知道这边的女子楼吗？” “知道啊，”德红德回答，他明显神情紧张，“那是10号楼，我妻子也在那儿，她也是医生，三周前她到的10号楼。” 听到营区里有荷兰医生，汉斯还挺高兴的。他说了弗里德尔的事，说她也去了10号楼。 “嗨，”德红德说，“看看她在那能做些什么吧。” “什么意思？” “萨缪，在那工作的一个教授，跟我保证说他不会拿我妻子来做实验，因为她是医生，或许他想帮做医生的妻子一把。” “他们会对这些女人做什么？” “那你得自己问萨缪了，他每天都过来。” “我能见到我妻子吗？” “很难。他们要是抓住了你，那你就倒霉了，得坐牢，要是能用一个25就了结，你就算是走运了。” “什么意思，25？” “哦，就是他们给你上的刑。屁股上打25棍。” 汉斯微笑了下。他倒不是很怕这个，不被人发现就好了嘛。况且，为了能见弗里德尔一面，付出任何代价他也在所不惜。德红德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带他一起去。然后就九点钟了，熄灯。 不过房间里并不暗。28号楼是这一排的最后一座楼，住院部在电网这头，沿着电网的灯亮了起来，每隔一根混凝土柱子，就有一盏很亮的灯，所有靠近电网的东西都被照得一清二楚。 一排排的照明灯，中间夹杂着红色的指示灯，这景象很是壮观。灯光照进了房间，照在躺在住院部等待第二天见营地医生的病人身上。 汉斯不想再看到这灯光，这让他感到害怕。他闭上眼睛，但却忍不住不停地看，仿佛是在逼迫自己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紧张起来，辗转反侧，但是灯光一直跟随着他。他把床单蒙在脸上，但还是躲不开那灯光。灯光穿透了一切。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可是在集中营。不论你是把头转向一边，还是蜷缩进床单里，这个念头都在那里。不管你尝试想些别的什么，这个想法都超越一切，就像那电网上的灯光一样，不管你看向哪里，它都会跟着你。 汉斯哭了。不是那种小孩子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的号哭，这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无声哭泣。他的内心没有波涛汹涌，他只是单纯地感觉到悲伤满溢，化成眼泪蔓延开来。 不过好在他很累，累极了。他不再擦去眼泪，也渐渐感觉不到自己在哭，他的意识慢慢地消失了。 在集中营里，每个人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是幸福的。灯熄了，电断了，电网被切断了。这样他们的灵魂就可以从疲惫不堪的身躯里释放出来。夜晚，囚犯们进入一座王国，那里没有党卫队，没有楼长，也没有囚监。那里只有一个统治者：伟大的愿望；那里只有一项法律：自由。 生活是一个循环，由两个时段组成：晨钟到晚钟，以及晚钟到晨钟。晨钟一响，感官苏醒过来，和灵魂交织在一起：天堂时刻结束了。 [1] De Hond在荷兰语中，本身是“狗”的意思。不过后来也被人拿来做姓氏。就像中国姓牛、苟一样，在读音上会有一种谐音效果。这里保持音译。 [book_title]六 晨钟响了半个小时之后，第一批病人来了。汉斯从床上可以看到整群人。 人们在外面脱掉衣服，将衣服捆在一起，要把外套上的编号露出来，然后光着走进大楼。他们在浴室洗澡，编号写在他们胸口，这样营地医生可以很快看到他要给谁看病。 人们从浴室回到住院部，注册，然后等待。大概有60个人。七点钟，所有人都洗好澡，注册好了，但是营地医生十点钟才上班。就算如此，也没人觉得无聊。大多数人都因为可以一天不用干活而沾沾自喜。有些人则是病得太厉害，无暇顾及无聊不无聊了。他们得以坐在为数不多的几张凳子上，此外也没人搭理他们。有些人发烧或者哪里疼痛，但是没人帮得了他们。他们必须先看营地医生，在这之前谁也不能给他们拿药什么的。 九点半，汉斯和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要起床。他们也得去见一下营地医生。用这种面貌出现在未来的上司面前有点诡异，不过反过来想，穿那件脏衣服去自我介绍还不如光着呢。走廊里有人开始喊：“看病的可以进了！” 先进去的是德意志帝国的人。他们虽然也是囚犯，但在这个大多数是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营里还是有一定特殊地位的。德国人之后是波兰人和其他的“雅利安人”，最后才轮到犹太人。 人们穿过走廊，小跑着跟着前面的人进入流动医院。这里看起来还不错，屋子中间半米高处挂着一根金属杆子，病人都要待在这后面；护士站在杆子另一边，身后是张大桌子，上面摆放着包扎伤口之类的东西。 玻璃墙后面有一张办公桌，桌边坐着文员，把所有来过流动医院的人写在信息。他一般会不定时出现在营卡上。 现在没有病人，没有护士，只有营地医生和一个党卫队队员，即党卫队下级小队队长；还有两个波兰囚犯——一个是波兰的营长[1]，囚犯医生的头儿，另一个是住院医师。这两个波兰人前一天晚上已经把需要党卫队医生看病的人检查过了，现在要把他们的情况和营地医生讲解一下。 所谓讲解，和身体状况没什么关系，也没有陈述，无须讨论，更用不上检查。快点，再快点，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队长可没有时间，从来都没时间。念一下卡片上的诊断，扫一眼病人，答案就有了：住院或者免除劳动。后者，病人可以几天不用工作，但是还是要待在营区。符合这类情况的主要是不需要住院，但是还无法工作的人，比如手指受伤或者腿上生疮的。 但是犹太裔的病人多半需要住院，因为他们的总体状况都非常差。他们一般都被分进最辛苦的劳动小队，外面没人给他们寄包裹，楼里面放饭的时候，他们的食物也大多被楼长据为己有。 住院，住院，免除劳动，住院。短短几分钟，整个一排都交代完了，最后，剩下汉斯和范里尔站在那里。 “这俩是医生，昨天送过来的。”波兰医生说。 营地医生点了点头：“分配下去吧！” 然后就结束了。两人回到了住院部，又得去床上躺着了。汉斯很高兴，这起码是一个机会，医院里的生活和外面的建筑工地肯定很不一样。被接收住院的病人被护士带去外科、内科和传染病科几个不同的病区，其他人去外面穿上衣服，免除劳动的可以拿一张请假条回去给文员。 德红德来接汉斯和范里尔，他们走了出去。 外面还有被接收住院的人之前脱下来的衣服，几个护士正在拆包裹，把值钱的东西从兜里掏出来，看着还不错的衣服被扔在一边，剩下的就扔到一个小车上，他们可以从车里找找看。 没一会儿工夫，他们也换上了还算能穿的衣服。竟然还捞着了一双皮鞋，虽然破烂不堪，但是走起路来比木头凉鞋舒服多了。 不过他们现在有了衣服，就得开始干活了。很快，就有人让他们先把这车衣服送到消毒室去。 消毒室的囚监站在门口，他是这个小木屋里工作的12个人的绝对领导。这两个新人到达的时候，他嘲讽般地鞠了个躬。 “两位大人，请问来自何方啊？” 范里尔礼貌地回答：“我们从荷兰来，先生。” 囚监笑道：“那你们很快就会死了。荷兰人到这边几周之内就全都玩完了，你们的身子太金贵了，没法工作。” 汉斯耸了耸肩，仿佛想说：我们走着瞧。 这时，大蒸汽炉打开了，滚出来一辆装着消过毒的东西的车。 “赶紧的，卸货吧。” 他们把东西卸下来，很烫，特别烫，这些衣服的温度和开水一样。水蒸气从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灼烫着他们的手。他们在沸腾的空气中无法呼吸，一瞬间汗水就开始往下滴。 但是囚监不断地催促着，一旦他们想停下来缓口气，就马上被推一巴掌，囚监咆哮着：“快点，蠢货！” 所有的衣服都从锅炉里拣出来了，正当汉斯晕乎乎地在房前喘气的时候，有人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也在消毒室工作。 “我们囚监是个好人，是不是？” 汉斯不解地看着他。 “你看，他和你们开着玩笑，但是你不知道营地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波兰人指了指自己胸口的编号：62，后面还有三个什么数字。“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半了，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现在这里就跟疗养院似的。打人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如果你不是朝圣者的话，你就没有危险。” “你说什么，什么朝圣者？” “啊，你还真是个新人。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骨瘦如柴，筋疲力尽，看着就和甘地似的？我们把瘦弱成那样的人叫朝圣者。” 汉斯明白了。“他们会怎样？” “他们已经干不了活了，要被送到火葬场，和以前情况不一样。我在比克瑙干过活，那时候，如果分了小队，假如囚监带着‘270个铺路工人’来报到，党卫队队员说‘多了40个’，那他们就要保证那天得有40个人被处死。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闻到的就是白天多出来的那些人的烤肉味。那时候没人问他们是不是朝圣者，好几千人就这么丢了性命。如果有人侥幸逃过了，则会有另外一种死法。打个比方，早上八公里过去，晚上八公里回来。一整天都在水里挖碎石头，有时候水没过脚脖子，有时候直接没过腰，快入冬那时候我们经常回去的时候衣服都冻成钢板了。还有就是打！你别以为可以偷偷倚在铁锹上休息一分钟，马上就有党卫队队员过来，他们知道怎么收拾你。你看。” 说着他把腿露出来，一大块伤疤，还有左手的两根指头已经没了。“那是一顿痛打，我朋友干活的时候抽了根烟，我问他能不能给我抽一口。就在他准备把烟递给我的时候，哨兵过来了。他用步枪的枪托打我，我挡了一下，手夹在了枪托和墙中间，第二下是冲着我朋友去的。我们晚上是拖着昏迷不醒的他回的营。本来他或许还有救，但是那天晚上点名点了很久，足足三个小时，这期间他就只能躺着。” “为什么没人帮他？” “因为点名嘛，人数必须对得上。不管你当时什么惨状，都得被算进去。” 雅克，这个波兰犹太人，看着左手的几根断指，不再作声。汉斯环顾四周，忽然吓了一跳。消毒室的斜对面有一座楼，窗户上钉着铁丝网，他看到铁丝网的后面有女人的身影。没错，那上面写着10号楼。那就是女子楼了。 雅克看到了他的惊讶。“你站那儿看什么呢？” 汉斯支吾道：“我妻子应该在那里。” 雅克惊喜地问道：“你妻子是昨天过来的？那就是了，兄弟，你可真是个幸运儿。” “我能见她吗？” “晚上吧。有风险，但是你总得付出点代价。” 这时候，和他们一起来送衣服的护士走过来了。 “该回去了。” 一天到晚忙的都是没用的事。总有一张床上落了一根稻草。总有一扇窗子上有一块污点，那就找点破纸来擦一擦。挺无聊的，但是汉斯也不抱怨。他再次想起外面的工作机器，想起自己，每当毫发无损地度过一天，就离终点更近了一天。 汉斯想起了卡尔克，一个来自海牙的医生，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见过他，他是自家亲戚的家庭医生。他现在在21号楼工作，外科医生楼。他之前过来打听了一下新来的荷兰人都是些什么人。“小伙子们，”他对汉斯和范里尔说，“你们一进来就会感觉到这里给你们的当头一棒。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 “您在这里多久了？” “我来了三个礼拜了。前两个礼拜我在住院部这边，后来被派去了21号楼。” “您帮他们做外科手术吗？” 卡尔克迸发出一阵笑声：“是啊，先对厕所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解剖研究，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打扫了。你可不知道那活多复杂多有意思。每天你要擦四次地板，每隔一天用沙子洗一次马桶。我打扫过的厕所简直令人赏心悦目。我负责两个厕所：一个给病人用，一共12个马桶，分两排放；还有一排六个马桶的，给工作人员。小厕所里还有一个专属角落，给重要人士，比如楼长和营长，据说还有营地医生，不过我还没见过。他每天也就在营里待半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他还是憋得住的。他要是和囚犯们共用一个厕所，那才奇怪了呢。” 汉斯喜欢卡尔克欢快的语气，继续问道：“您能吃饱吗？” “现在还行。喝汤的时候可以再领一轮，我能喝一升半。要是你正式被分配了，每周两次可以多分点面包。” “您现在在这儿具体能分到多少吃的呢？”范里尔问道。 “每天能有一升的汤和一份面包，每周可以分到两次40克的人造黄油，有两次可以分一勺果酱，还有两次可以分到一片40克的香肠。不过别想得那么好，黄油只有15%的脂肪，其他都是合成剂，香肠也只有一半是湿漉漉的马肉做的。” “这些加在一起能有多少营养成分，多少卡路里啊？” “我粗略地估算了下，”卡尔克说，“汤没有多少热量，一升也就150~200千卡吧。所有加一起，每天大概能吃下去1500千卡。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待着，身体就需要消耗1600千卡热量。所以就能明白，一个在这要卖力干活的人，很快就瘦成朝圣者了。” “但你看那些护士，他们看着都挺好的。”汉斯反驳道。 “没错。不过首先他们大多是波兰人，能收到包裹；其次他们一般都是大组织者，或者换个词，小偷。这么和你说你可能还不能马上明白，观察几个星期就知道了。护士负责发汤。病人拿到的是上面的稀汤，汤里面的土豆和豆角什么的，都被护士自己留下了。” 这时，进来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年纪挺大了，绝对超过了60岁。他走路有点驼背，鼻子上架着个很老气的长柄眼镜。 德红德跳了起来：“教授下午好。” 汉斯知道了，这就是萨缪教授。他做了自我介绍，等着看对话怎么进行。都是些标准问题：什么时候来的、政治新闻什么的。汉斯讲了他来奥斯维辛一路上和进来之后的事，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弗里德尔。 教授心领神会。“确实，我已经和几个新来的荷兰女人说过话了。范达姆这个名字我没印象。您可以去窗户边和她亲自说话，不过要小心。我会和您妻子问个好的。” 汉斯想问教授能不能帮他捎个纸条，但是他忍住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问。 “您经常去女子楼吗？” “每天都去，我在那儿工作。” 汉斯假装自己不知内情。“您是那些女人的主治医生吗？” “完全是，我有几项任务要完成。那里的女人准确来说算是学习材料。” “对她们来说岂不是挺不好的？” 教授辩解道：“不太美好的实验肯定是有的，有的可能还会对妇女身体有伤害，但是我的工作跟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成功地引起了党卫队对子宫的形成这个研究的兴趣。所以我可以用很多女人来做实验，如此一来，她们就不用参加那些其他的不好的实验了。” 汉斯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这位教授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心，他还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不想表现出来，他毕竟还有求于他。 “您自己评判吧，”萨缪补充了一句，“我从我的女实验者的宫颈里取一块黏膜。然后用显微镜观察样本。我们在一定比例的女性身上发现了某些组织异常。她们的细胞构造和一般的女性相比有很大差异。我相信这些细胞以后会变成癌细胞，希望能用这个方式找到肿瘤生长的原因。” 从教授所说的来看，这些实验对女人们并没有很大的伤害。不过汉斯不懂这一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日本的研究人员曾经用焦油产品擦拭小白鼠的皮肤，并准确追踪了它们的组织变化。实验的结果是人工制造了癌症。所以焦油里含有致癌物，就是让人得癌症的物质。顺便一提，这一点医生也从日常经验里差不多总结出来了：经常抽烟袋的人更容易得唇舌方面的癌症。以前人们以为那是吮吸造成的，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烟管里的焦油才是癌症形成的原因。 其实，汉斯觉得，在任何条件下，违背人们的意愿对他们进行活检都是违法的，这个和实验是否有用无关。不过他无法评价，因为他对事实还不够了解，而且他的心思也不在这些事上。“新来的荷兰女人们也要被做实验吗？” “毫无疑问，”萨缪答道，“不过我倒是可以帮帮您的妻子。我可以把她放在我的名单上，这样她就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我尽可能不去动她。” 汉斯谢过了教授。他稍微松了口气。当然，他不知道这句承诺有多少价值，但是这起码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弗里德尔暂时安全了。 [1] 这里的营长也是囚犯，可以对他的下属囚犯进行“纪律处分”。 [book_title]七 谈话间已经到了晚上，电网上的灯亮起来了。 指挥官过来了，是一个胖胖的护士。他对着汉斯和范里尔两个新人喊道：“去运尸队。” 德红德咧嘴笑了下：“这可是份美差，卷起袖子收拾烂摊子去吧。” 他们出去了。外面停了一辆大的平板货车，运尸工从地下室把尸体抬了上来，一个架子上放两具。一次抬两个一点也不困难，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残破不堪，瘦得皮包骨，和骷髅差不多了。 他们抓着尸体的胳膊和腿，把一具具尸体扔进铺着锌的卡车里，从尸体上滴下来的水湿润了金属表面，尸体便这样滑进了货斗里。然后汉斯和范里尔要赶快跳到一旁，以免尸体碰到他们的衣服。尸体滑到后面去时，他们就捡起来，整齐地堆成一堆。然后要马上跳开，因为下一个已经滑过来了。运尸工人尽力地将尸体向汉斯和范里尔的衣服上扔，于是他们不得不在车上跳来跳去。 一切有序得就好像一个专做惊悚生意的公司在正常营业一样。天已经快黑了，电网上的灯照着他们。尸体不断在车上滑落，上面还有人“跳舞”。他们的手变得又脏又滑，已经抓不住尸体了。于是尸体一个接一个撞到他们的衣服上。 等汉斯回到住院部后，发觉自己奇脏无比。他用冷水洗了手，他没有肥皂，也没人愿意借给他。洗衣服那就更别想了。 浴室里面写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清洁是健康之道”“保持卫生”之类的。德国人就是这样，宣言可以取代现实。只要你把口号重复得足够多，并且大张旗鼓地贴在墙上，人们就会慢慢相信了。就像“我们要向英国出征”“V代表胜利”“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之类的口号。 藏族人有转经筒，上面写着经文，转经筒在风中旋转，那些经文就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你要是去过浴室，用冷水洗过澡，然后默念三遍“保持卫生”，你就可以健康不得病了。汉斯宁可和藏族人待在一起。在文明这一方面，德国人唯一不断进化的就是他们杀人的技巧了。 德红德正在住院部找他。“范达姆，过来。天都快黑了，我们去10号楼。” 他们踏上了比尔肯大道。路上有很多人，漫无目的地来回游荡。10号楼附近站了几个男人，德红德走了过去。他向汉斯介绍道：“同事，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不断追问关于韦斯特博克和他岳父母的事。不过汉斯对外面的事也知之甚少。他看着十米外的那些装着栏杆的窗户，里面偶尔会闪现出一张女人的脸。 阿德里安继续絮叨着。他已经在这里几个月了，还挺幸运的。依玛在这座楼里，她是护士，他则在卫生院，或者准确点说，是“东南武装党卫队细菌与血液研究卫生院”。集中营和周边的所有党卫队营地都在这做实验，倒都是些相当正常的工作，只不过要被党卫队的实验员催着干活。忽然，他头也不回地说了句： “依玛你好，孩子你好，今天过得怎么样？” 比尔肯大道边上的最后一扇窗前，出现了一个女孩。她戴着红色的头巾，穿着白色的围裙。她回答着，不过基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汉斯激动得难以自持。他向依玛呼喊，问她愿不愿意找到弗里德尔。但是小伙子们立刻给了他一拳，让他别出声。不出五十米就是营地的一个角，那边，也就是第一道电网外面，有个哨兵正站在瞭望塔上。大声喊一嗓子女人的名字，换来一声枪响，就再也别指望着岁月静好了。 等待一直都不是汉斯的强项。对他而言，仿佛已经等了好多年，而他再也扛不住这个压力了。气氛紧张，暮色沉沉，窗子后面映出女人的形态，就好像是古老的童话剧院里的剪影。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空气中笼罩着神秘的气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这些小伙子站在庞大的宫殿里，满心渴望着他们心之所属的那个人出现。 她的声音传来，好像一个寂静的东方之夜里一座遥远的尖塔上传来的歌声。像一场充满悲伤和渴望的梦，轻柔得如同爱人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的耳语，忧郁得如同匍匐在地的祭司向先知吟唱的歌。 “汉斯，亲爱的，感谢上帝，你也在这儿。” “小弗里德尔，我们现在在一起，别的就都不重要了。” 他寻找着她的轮廓，随着天色越来越暗，女人们胆子也大了些。她们挤在窗户前，都戴着红色的头巾，猛地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他问她在哪里。 “等我把头巾摘下来，你马上就能看到我现在有多漂亮了。” 第二扇窗前站着的，就是她，他的姑娘。他嘴角泛起笑意。她当然漂亮了，不管她有没有头发，在他心里都一样漂亮。如果他能再次拥有她，不论她受到过怎样的侵害，在他眼里都还是原来的那个她。 “你们楼里情况怎么样？” 小伙子们挡在汉斯前面，这样哨兵就看不见他了，他也可以多说点。“啊亲爱的，这边还不算糟。不用干活，也挺干净。” “弗里德尔，我和教授说过话了。你不要害怕，他说你是医生的妻子，他会尽力保全你。” “那太好了，因为这边看起来有好多卑鄙的勾当。” 汉斯看见弗里德尔旁边的女人戳了戳她。显然这事是说不得的。 “弗里德尔宝贝，我现在在医院，在那边我也还能挺住……” 然后对话就结束了。一声口哨传来，小伙子们推了汉斯一把。他们走回比尔肯大道上，不再注意女子楼的情况。 一个小伙子跑过来：“是我吹的口哨，克劳森来营里了。” 克劳森是主管助理[1]。他一般会不定时出现在营地，以便晚上向营区主管汇报情况。他是一个高大的金发日耳曼人，就跟从画上走出来的一样。早上他只是尖酸刻薄而已，而晚上就很危险了，因为那时候他一般都是醉醺醺的。 对残酷的欲望，每个文明人自幼以来就被环境和教育不断压抑着，如今在德国人民中得到了释放。民族社会主义道德，加上酒精，可以直接把人变成魔鬼。说实在的，魔鬼都会觉得自己被侮辱了，毕竟魔鬼只是个坦荡的复仇者。它只有在对方应该被惩罚的时候，或者像《浮士德》里面那样通过买卖合同被赋予了正当权利的时候，才会动手。而纳粹对这些无助的受害者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克劳森，那个主管助理，当晚就是那个样子。人们只敢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看着他。每个近身过去的人都会得到他“应得”的一脚或是一拳，那些来不及跑的，就会被推倒在地，好好认识一下克劳森穿着皮靴的“蹄子”。 不过威利也在，他是营长，是囚犯的老大，也是他们的代表。他笑着向克劳森走来，手里攥着帽子。克劳森害怕地犹豫了一下，不过当他看到这个豪爽的男人友好地向他点头示意，便又平静了下来。他欣喜地拍了拍营长的肩膀，跟他一起走了。两人估计会一起喝点小酒。 整个营区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威利为他们解了围。威利人还不错，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站在囚犯这边，并且他也敢冒这个风险。他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已经凭着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集中营待了八年了。 而德灵又是另一种人。德灵是医院的“头儿”，这些“头儿”是党卫队从囚犯中选出来的。汉斯第二天早上见到了他。 “你是什么医生？” 汉斯用一个词介绍了一下。他对这个男人感到厌恶，他就那么随意地躺在椅子上，跟同事说话的态度就像个混混儿似的。 “行了，去走廊等着吧。” 走廊里有几个囚犯在等待。大多数都是年轻的波兰人，来当护士，也要见见院长。再就是三个犹太人：汉斯、实习医生范里尔和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男人。他介绍自己是本杰明医生，是来自柏林的一名儿科医生。他和汉斯是同一批来的，不过消毒之后就直接被萨缪教授带去医院了，他们两个上学的时候就认识。 最后一个波兰青年也去见了院长之后，一个文员出来，拿着一张单子，他让犹太医生单独待着，把波兰人带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 “你们要先去隔离区。然后就会被分到各个医院去。” 头一天汉斯在营地医生那边出来的时候，他以为已经没事了，不过德红德提醒过他：“德国人那边你可能没事了，波兰人这儿还没完呢。” 可惜，被德红德说中了。 营地医生接收了他们，但是波兰的院长把他们支去了隔离区。他们到底还能不能回来，还是说，这不过是院长的一个借口而已？ 汉斯觉得害怕。为什么那些波兰青年不一起去隔离区？为什么只有三个犹太人要去？ [1] 负责点名的党卫队军官。 [book_title]八 在隔离区，汉斯见识到了集中营的生活。汉斯、年迈的本杰明医生和一个俄国人，同睡一张三层的上下铺。早上四点半，厨房房顶的钟就敲起来了，十个数都不到，隔离区就乱作了一团。所有人都跳起来，爬下床，然后舍长爬上去检查床上还有没有赖着没起的。要是有，就把那家伙打下来。 人们在中间的过道上排成一长排等着洗漱。那一个小时的等待对汉斯来说就跟受刑一般难熬。一般他要是起床了，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的身体这一辈子都是这么运转的。结果现在要单穿一件衬衫在队伍里等着，根本没机会溜出去一分钟。你要是想和门口的舍长或者警卫说一下自己的难言之隐，等着你的肯定是几巴掌。 一个小时总归还是要过去的。门口会有人发给你一双木拖鞋，你就可以下楼了。楼下是厕所和浴室。厕所里有个厕所管理员，负责监督你不弄脏那块地方。他手里拿着根棍子，并且非常了解那棍子怎么用。浴室里有个浴室管理员，也拿着根棍子。墙上写着“清洁是健康之道”和一些类似的口号。所谓清洁，就是几滴冷水，没有肥皂，用自己的衬衫当毛巾。洗完澡之后有人检查，谁要是不干净那就倒霉了！ 然后铺床。整个德国好像都跟床过不去似的。他们的床不是拿来睡觉的，是拿来观赏的。床单干不干净，铺床的稻草还有没有，或者床上有没有躺着个病人甚至死人，都无所谓，反正只要叠得“板正”就行。床单上不能有褶子，不能粘着稻草。 然后大家又站成一排，这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里夹杂着200多个波兰人和俄国人，在床后面排着，就为了喝口咖啡。不管你渴不渴，你都得在那排着。碗不够，所以你要么两个人喝一碗，要么抓紧喝，因为后面的人还等着用你的碗呢。一边墙上写着“保持卫生”，一边大家共用一个碗。这碗拿来喝咖啡，喝汤，一块木头就当作勺子了。 汉斯想起了一位牧师的轶事，这位牧师坐在一位农民（教区居民）的餐桌旁，并从公共锅里盛大麦汤。嘴上烫起一个泡的时候，农民说：“牧师，吐回去吧，我刚也是这么做的。”不知道这边这些吃的里面都被喷进去了些什么。 汉斯还能幽默地看待这些事，但是本杰明医生就不一样了。这个老人已经崩溃了。他无法忍受一天到晚被人催被人打，而恰恰因为他的无助，他挨的打最多。他拿到咖啡的时候，肯定不能像别人那么快速地喝完，那就要挨一下子。喝完咖啡，命令又下来了：“所有东西都放在床上去。”本杰明医生又要被踹一脚了。 之后他们会在床上坐几个小时，享有特权的人拖地。享有特权，是因为他们喝汤的时候能多分一勺。汉斯觉得无聊，他现在忽然变成了一个好动的人。他想起雷恩·桑德斯的话：在隔离区每待一天，都算你捡便宜了。跟劳动小队吃得一样多，还不用干活。 没错，是省了力气，但是神经都在这儿被折磨坏了。等着喝咖啡，等着喝汤，等着被打被吼叫。 有时候白天可以出去，在各楼之间走走还不错，但是在这九月份的阳光里，下午就热得跟烤炉一样。不过出去总有一件事是好的：汉斯待在一个全是俄国人和波兰人的房间里，他一个字都不会说。他和本杰明医生是仅有的两个犹太人，所以其他的囚犯也对他们抱有敌意。但要是出去，你可以见到其他隔离区的人，有捷克人和奥地利人。最棒的是，你总能遇见一个人，愿意跟你分析战况，告诉你这场仗最多再过三个月就会打完了。 三天之后是个大日子：弗里德尔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有几片面包、黄油还有果酱。在隔离区，面包都被掰碎了。这几片面包切得很整齐，中间涂上了黄油和果酱，这可是女人，他的女人亲手做的。 她离他那么近，不超过300米，但是门口站着警卫。要是被他们看见，那估计是一顿好打。如果只是那样的话冒险也就罢了，可是他们也可能会报告给党卫队，那就意味着处罚。这个险可不能随便冒。就这样，他在无所事事、无尽等待、面包和巴掌、无聊和渴望中，紧张地度过了一个星期。 一周之后，一切开始改变…… [book_title]九 各栋楼之间很热，热得要命。在13号楼边上有一小条阴影，阴影在这难挨的无尽夏日里缓缓地变宽，这一小条阴影里挤下了一半中欧和东欧的人；另一半挤不进阴凉处的，只能在充满阳光的12号楼墙根底下蹲着，或者交错着躺在尘土里，赤裸的上半身混着沙子和汗水，肮脏不堪。帽子盖在脸上，他们就这么睡觉。 比起阴影里那些挤在一起的人呼出来的气息带来的闷热，汉斯宁可在太阳下晒着。他和奥本海姆闲逛着，听他不断地讲着他最喜欢的话题：战争将因为石油短缺而结束。 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穿木鞋的人过来集合。”汉斯迟疑了一下。他是为数不多的穿鞋的人之一。其他人都是消了毒就直接来到隔离区了，他们都穿的凉鞋。 这一迟疑可了不得，因为刚才在那喊的是楼长。他看出来汉斯想假装没听见，于是一边拽着汉斯走，一边咒骂他。那边站了15个人，大多数都是波兰人，笨拙的年轻人，能看出来家里伙食不错。他们两两一组，走向了1号楼。那边停了几辆车，他们分到几条腹带，用铁丝绑在车上，然后拉着车走向大门口。监督他们的楼长报告说：“囚犯27903号，带15名囚犯去建设道路。” 这就是道路建设小队了。党卫队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本子就在营房长房间后面的柜子里。大家继续向前走。 汉斯想起了他来的那天，那已经是一周之前了，他不禁微笑起来。那些拉着货车的“工作机器”。现在他也变成了其中一员，变成了15轮机器的一个轮子，而且他要是拉得不够卖力，走在他后面的波兰人立马就会给他一脚。 “快点快点！”波兰人叫道，“赶快走！”那是俄国人的声音。“快点！猪狗不如的东西！”楼长喊道。如果有党卫队队员走过，他会用两倍的音量喊，并且用棍子给离他最近的人的后背或者脑袋来一下。反正他不在乎，因为他只想让党卫队队员看看他是一个多么勤劳的楼长。 纳粹都是那个德行。党卫队队员对每个人吼叫，楼长也不放过；楼长喜欢连吼带打，波兰人也不放过；波兰人只能寻找最弱的人来吼一嗓子。这些最弱的人，就是汉斯和一个波兰犹太人，他叫莱博。 他们没还口。汉斯感觉得到波兰人吼叫的时候释放的压力，就像是他们自己被吼叫时受到的压力一样。元首对着将军们吼，将军们也还承受得住，因为他们回头又可以去对着自己的军官吼；军官又去对着士兵吼。就像台球一样，一个球撞到另一个时就停下来，所以当士兵打骂囚犯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平静下来了。 楼长打波兰人，波兰人打汉斯。这来自元首的一巴掌一路传到汉斯这里，而汉斯是不危险的，因为他没权力打别人了。 到了砾石山，汉斯依然是最没权力的一个。他们要分成两拨来装石头，不过每一拨里面都有他。要是他这拨装完了，想把铁锹交回去，就没人接着。这也符合逻辑：15=7+8，八个人干活，七个人等着接替，所以第八个人就没人接替了，而这第八个人每次都是汉斯。他和莱博抱怨了一下，莱博用波兰语和其他人说了几句话，大家笑了一会儿，但是接下来还是老样子。 货车来来回回很多次，去外面装砾石，再把它们运回集中营，营里还有很多其他隔离区过来的人在忙着硬化路面。 汉斯整个人湿透了。他手上都是铁锹磨出来的茧子，脚上火辣辣地疼，因为木鞋的边缘不断摩擦着毫无保护的皮肤。被波兰人推到前面去好多次以后，他去找了看守砾石山的守卫队。不过他并没有申诉的机会，这位党卫队的突击队员先生并不想被他打扰。汉斯咬着牙接了一个耳光，接下来一切如初，被楼长推搡，被波兰人羞辱。 当他们第六次推着满满的货车回到营地时，所有工作小队都已经收工了。他们在营房前排着队等点名。到处都有人对他们大喊大叫，让他们快点，他们半小跑着拖着货车向前，很多人扬起拳头威胁着他们，而每经过一个党卫队队员，就会有人挨几巴掌。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隔离区的营房，把货车放下，跑上去。走廊里早有人等着点名了。到处骂声不断，所有值班的人都对他们挥着拳头——就好像他们巴不得干这么长时间的活一样！ 点名点了很久。党卫队队员已经来过了，但人们还在等。汉斯头晕目眩地站着，他的心怦怦乱跳，喉咙紧得难受，脚上的伤口灼烧得让他时不时眼泪上涌。他要是稍微蹲一下或者靠着后面的床，马上就会有一名“同事”戳他一下，让他注意站姿。 点名之后领面包，又排起了看不到头的长队。接着就吃面包喝咖啡，面包上有一抹果酱，他把果酱舔了下来。他喝了咖啡，但是面包却咽不下去。要是躺一小会儿，估计会有点食欲。于是他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困意袭来，像是一种解脱，把他从挂在货车上的腹带上解放出来，手上的铁锹掉落，疼痛也缓解了好多，欲望也平息了下来，因为他慢慢地陷入了昏迷的黑暗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吼叫，吓了人一跳：“所有人起来！” 什么情况？从意识的无尽深渊里忽然返回来思考，让他的头脑混乱不已。刚才叫喊的是妈妈吗？着火了？他生病了吗？发烧？他一时间动弹不得。然后变得清晰起来，他清醒了。和他一张床的俄国人使劲儿晃了晃他。 “脚底检查！” 现在怎么办？他疲累交加，晚上睡过去了，脚没洗。现在已经是半夜，他的脚还是脏的。不过这次算他走运，党卫队队员喝多了，看东西也不太清楚。他从汉斯边上过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又躺下直接睡着了。 他没有休息好。凌晨四点，所有肌肉，整个皮肤，到处都疼。他希望他不用再去干活了，可这根本是奢望。他们在等待命令的时候，值班人员拿了一张纸进来，上面是要去拉车的人的编号，汉斯又得去。 这次的任务要做一整天。11个小时，从装石头、运石头到卸石头。有时候换成别的，比如把石头铺在新的路面上，或者把旧的路面打磨一遍。然后又是拉车。 汉斯坚持干活，尽管他的背疼得似乎要被撕成两半，尽管他手上的铁锹已经被磨得发亮。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波兰人看见他没有放弃之后，慢慢开始愿意帮忙了，竟也偶尔从他手里把铁锹接过来。不过那几分钟的休息也实在算不上什么，等再次轮到他干活时，他整个人僵硬得每个动作都要花更多力气。 这一天还是熬过去了，第三天，第四天……日子毫无意外地一天天过去。巴掌、吼叫、咒骂。谁还会数呢？之后依然是越发剧烈的疲劳和疼痛，不过又能怎样呢？他脚上的伤口化了脓，护理人员给他擦了一些类似碘酒的东西，但这能有什么用啊？他的眼睛因为沙子和日照也发炎了，可是谁在乎呢？ 有一次，他早上想请病假。护理人员笑话他：“就为了这么点小划痕。” 再就是饥饿！从未间断的饥饿！一份面包和一升汤能顶什么用？而且那汤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水，加点甜菜，或者是切碎的菜根。偶尔一升汤里有一个半个的土豆，也得到桶底去捞才能捞到，而且那些本来是值班的人给自己和朋友留的。你要是运气好，或者有朋友帮你的话，还能再喝一升，但是最好还是别喝。反正别喝太多汤就对了，因为一两周之后就已经有一些老人——在集中营里指的是40~45岁的人——腿上开始浮肿。他腿上那些伤口，要是浮肿起来得什么样，估计再也没法愈合了吧！ 第五天，他们刚开始拉那些满载的货车，意外出现了！左边的一条小路上走来了一群女人。货车要在交叉路口的五米前停下，这样男人和女人便无法交流。 汉斯屏住呼吸，眯着眼看。突然他情绪失控，大喊一声：“弗里德尔！”他扔掉腹带，跑向女人们的方向。不过只跑了几步就被抓住了。是莱博，那个波兰犹太人，及时拦住了他。 “你个蠢货，他们会把你打到起不来的！”汉斯说他不管。“他们也会打她的。”汉斯语塞，无法反驳。他偷偷看了一眼监工的楼长，楼长什么都没发现，他自己为了看那些女孩，已经走出去一段路了。 尽管如此，弗里德尔还是看见了他，并从远处悄悄地微微挥了挥手。仿佛是在对他说：我还在这呢，你想起过我吗？他回答道：噢，我真是太累了，累得没有力气想你。但是你必须要想我，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动力。这倒不假，他又小心地挥了挥手，仿佛要给她一个信号，告诉她，他都明白了，她说得对，他会带着对她的想念继续战斗的。 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天气变得凉爽起来。一开始还算是提神。皮肤不再那么干硬，肌肉也感觉柔滑了一点，也不会像在酷暑里那样容易喘不过气。不过接着就开始下雨。麻做的外套和衬衫，一点儿也不防雨，浑身都湿透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下了两天雨之后，没有路了。整条通往砾石山的路都变成了水洼和泥泞的土坡，水一直积到脚踝。鞋子都粘在地上，轮子陷到泥里，一直没过车轴。 但是车还是得往前走。要是装满了砾石的车陷在泥地里，那楼长的棒子就又有用武之地了。要是楼长抽的这几下子不能让车拉出来，那就会过来一个段位更高的党卫队队员。他穿着大靴子从泥水里跋涉过来，顺便就踢离他最近的人一脚，溅起来的泥飞到所有人的耳朵上。 他们抓住轮子上的辐条，一边拉一边转；党卫队队员一边打骂，楼长一边笑，好像在对他们展示他对党卫队队员的崇拜。就这样，货车往往还是能被拉出来。因为他们虽然又湿又累，但是这一两周以来，他们的力气还没有完全透支，要是没有别的办法，逼到了这一步，不行也得行。因为不断地挨打，每个人身上都被打出了伤口或者鼓包，好在还没有人受重伤。 但是他们知道，下场可能也是另一番景象。昨天，营房长，也就是负责监督各个营房的党卫队队员，点名的时候把一个吉卜赛男孩打得整个脸颊都绽开了，就因为他站姿不好。点完名之后那男孩就被送去医院了。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人和受伤的事。于是他们也开始额外注意了。和愤怒的党卫队队员相反，每个人现在都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所以从感受上来讲，大家也成了一个集体。波兰人鼓励汉斯，汉斯也想帮助波兰人。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被打的皮肉之痛了，只剩下顽强的意志： 车会拉出来的！“使劲！”“使劲！” 两匹马拉不动的东西，十五双男人的手臂总是可以拉动的。现在他们还有点残留的力气，但是一个星期后，一个月以后，会怎么样呢？汉斯晚上躺在床上，担忧起来。他觉得自己生病了，他脱下了湿透的衬衫，发烧使他在那张薄床单下发抖，这张床单他还要和两个人分着盖。尽管房间的上面很热，尽管周围有很多人挤在一起，他还是发抖。这可怎么办？ 那个已经在这好几周的波兰人经常能从家里收到邮包。俄国人经常能有营里的朋友带吃的给他。没有人比俄国人更擅长“安排”[1]。就算厨房里站了十个党卫队队员，俄国人也不怕，而且总会用偷来的土豆把自己的口袋都装满，也总会悄悄生火把土豆做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同志情谊像俄国人这么伟大，即便他在隔离区里也总有个朋友和他一起共甘苦。 不过谁来照顾汉斯呢？还有鲜有的那几个同在隔离区里的荷兰人？他发现在营里荷兰人的名声不怎么样，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人们觉得所有荷兰人都软弱懒散。 或许人们是对的。荷兰人是沉着而实际的人，他们不习惯用圆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也不心急。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么费力的劳动中那么勤勉呢？既然毫无意义，那么勤勉也无用，弄不好还成了战争机器。所以荷兰人必须得懒一点。 不过正因如此，营里基本没有什么荷兰人觉得可以“安排”的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在厨房或者仓库干活的人，有点用的那么几个人——可能雷恩·桑德斯除外，也极少表现出什么社会意识。 有几次有人帮他从弗里德尔那里偷偷顺进来一包面包。这就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善举了。 但是在饥饿和劳动之下，这点帮助有什么用呢？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三个星期之后，惊喜来了。时间还很早，汉斯正在第三次倒嚼他昨天偷偷留下来的一片面包，文员进来了，他叫了几个号，汉斯也在其中。 他们四个人站在走廊里，工作小队派出去之后，他们去了医院。21号楼里已经站了一大群人。 汉斯和一个小个子老头聊了起来。他第一眼看上去很胖，但是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整个人都是浮肿的。所谓的“胖”不过是水肿而已，他额头上有一个大火疖子。他叫科恩，原来是皮肤科医生，在道路建设劳动队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这是他第三次来看营地医生了，不过这次估计又是无功而返。 汉斯稍微乐观一点，而且他也确实如此。对方简短地问了他几个和学历有关的问题，他觉得这下有门儿了。到底还是回到了医院，到底又有了个机会。拉车的日子结束了，道路建设结束了，过度劳动结束了，一整天在雨里的日子结束了。尽管他的手已经粗糙得写不了信，尽管他的脚上依然有伤口，尽管他的背弯不下去也直不起来，他还是充满斗志，回到了28号楼的住院部。 [1] 指偷东西。 [book_title]十 在集中营里也能感到无聊，你可以想象吗？汉斯很无聊。在28号楼里没有工作。他们要等着被分到不同的病区去，那边需要护士。 汉斯正好也想好好休息下，早上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下午出去晒晒秋天的太阳。不过那是行不通的。集中营的原则就是要“动”。就算你无事可做，也要一直动。 早上听着晨钟起床，洗漱，穿衣服，之后要是劳动的钟响了，三刻钟之后就要开始工作。宿舍的值日人员在拖地。你不能去帮他，不然他就没事做了，搞不好他就会被插到繁重的户外劳动队中去。 之后是擦窗户。早上六点钟，你就拿一块报纸或者旧纸张开始擦玻璃。十二点钟汤来了的时候，正好擦完两扇玻璃。如果你太早擦完，那就把它弄脏，再从头开始擦。 要是楼长或者党卫队队员经过你身边，但是你擦得不够卖力的话，哼。一声吼叫，一巴掌都是轻的。他们可能会说自己用不上懒散的护士，你第二天早上去“上钟”吧。也就是说，早上第二道钟响，去楼外面集合的时候，你得站在钟下面，然后就不知道会把你分到哪一队了。 所以每个擦玻璃的人都特别勤奋。 尽管如此，汉斯还是很满足的。这份工作很枯燥，每天站着也很累，但是并不会把体力耗尽。医院的汤通常也比隔离区好喝一些，经常还能多喝半升。因为很多波兰护士能收到巨大的包裹，压根儿就不稀罕喝这里的汤。 营地里的点名非常漫长，人们有时候要在雨里站两个小时甚至更久。医院自己单独点名，一般来说几分钟就结束了。点完名之后，你就可以睡觉，或者走动，想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脚底检查之类的糟心事。护士应该知道怎么保持个人卫生。 日子还能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和弗里德尔又能联系上了。夜晚不再那么漫长，要是需要有人打掩护，他也经常能找到一个愿意帮他把风的人。 于是他晚上经常能和她在窗边说上几分钟的话。 “弗里德尔，不用再给我留吃的了，我每天都能多喝些汤。” “那汤能有什么用啊？” “今天我还赚了一份面包，我给一个波兰胖子洗了内裤。” 弗里德尔紧张地捋了捋她的短发。她沉默不语。弗里德尔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喊叫。过了一会儿，她说：“文员看到了，不过她不知道是我在说话。” “你那边怎么样？” “噢，亲爱的，我们不用干活。我们可以拿到食品补贴，和那些干重活的人一样。所以日子还过得去，不过……” “不过什么？”他催问道。 “哦，这里很恐怖。现在又是那些希腊女孩。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体内部都被烧了，一共15个人，‘治疗’之后她们痛不欲生，有一个已经死了。” “他们会不会也对你怎么样？” “这个实验貌似已经结束了。前几周舒曼教授，还有一个叫‘德国肥佬’的还在这儿，现在已经不见人影了。我估计他们去别的地方继续实验了，给下体注射什么的。” “他们不会让你参加吧？” “可能不会。我现在是荷兰女人住的那间房的护士，不会这么快轮到工作人员的。” 会面又要结束了，因为营地里传来熟悉的尖尖的口哨声。 每天晚上，主管助理都会来到营里。这位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克劳森，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马鞭。如果你靠近他的跟前，迎接你的只有一鞭子的话，那都算你走运。他要是靠近营地，就会有人吹一声尖尖的口哨报信。每个听到口哨的人，会继续传下去。不管克劳森有多烦躁，他永远也揪不出吹口哨的那个人。 不过，呵，要是他看到了什么不顺眼的，比如你头发长了，你打招呼的时候不够笔挺，你笑了，或者他就单纯看你不顺眼，他会想办法消气的。到目前还没有某一个晚上没人被暴打，就算如此，比起比克瑙或者布纳，所谓的奥斯维辛二号营，都算轻的。 在这里，奥斯维辛一号营是个模范营，楼房都是砖砌的，每个人都有床睡。这边有大仓库，每个人都能偶尔从里面偷点东西出来，而且这里还有模范医院。不能用奥斯维辛一号营的条件来衡量整个集中营。那天晚上，汉斯遇到的年轻人在聊天时是这么和他说的。他来自布纳，上个月和汉斯一起到的，然后和那228个男人一起去了布纳。那是两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是个巨大的工业区，到处都还在建设。 “大多数人都得去扯电缆，还有一些要去水泥小队。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整天拖着75公斤的水泥袋，还要用小跑的速度。” 汉斯不禁设想了下那样干一天的话，晚上会累成什么样。那些水泥得被扛到100多米远的地方去，从一列窄小的火车到水泥搅拌机那里，每隔十米就站着一个哨兵或者党卫队队员，敲打着大家，好保证速度。第一天就已经有一个人倒下了。 “汉斯，你有没有记起普劳特护士，就是那个来自韦斯特博克的持证护士？他们对他用的也是一套老把戏。工作场地的四个角落都站着哨兵，你不能走出被划分出来的那片区域。党卫队命令普劳特去拿一个箱子，正好在哨兵所在的界限之外。普劳特正在犹豫，就立刻挨了一脚，头上也挨了一巴掌。除了去拿箱子，他也别无选择，不过当他越过哨兵的界限那一刻，就被开枪射死了。 “别告诉他妻子，她在10号楼。 “第二天是老雅各布逊，一个45岁的男人，在营地里已经算很老了。在炎热的午后，小跑着扛着75公斤的袋子，他就那么倒了下来。关心他的人被用棍子赶走，半个小时后才可以有人去看他。可他已经死了。 “我们想把尸体拉走，但那是不允许的。因为早出工前他是被算了人数的，晚上点名的时候人数必须对得上。于是我们把尸体拖到了晚上点名现场，这样他就又会被算到人数里去。到现在，五个星期之后，我们已经有20个人死去了，而这个死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现在都已经筋疲力尽，遍体鳞伤。 “昨天有个叫约普·范戴克的小伙子，不过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得不先停下来喘了口气，哨兵看到了，用枪托给了他一下子，他倒在地上之后，还对他的脑袋踢了一脚。约普躺在那里，失去了意识。他显然也算倒霉，因为我们晚上想带他一起走的时候，他还没醒。 “他的耳朵里流出血来。没人能帮得了他。我们得先去点名。点名的时候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他呻吟着要水喝。大概等了能有两个小时。一声‘点名结束’之后，我们把他带去了医院。今天早上他死了。”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汉斯问道。 “昨晚我去了医院报到，我嗓子疼，还发烧。他们说我得了白喉，会传染，所以不能待在那儿，就把我送到中央医院来了。我挺高兴的。布纳的医院简直不成样子。床都是三层的，和这边一样，但是他们那边让病得最重的人睡在最上面，打的旗号是他们需要多一点空气。昨晚我头顶上睡的是一个痢疾病人，拉得很厉害。他一晚上都在喊着要个夜壶，但是当然没人搭理他。所以每次他都拉在床上。天快亮的时候，都开始往下漏了。我尽可能地靠着床边，免得沾上。护士进来看到了，把他一顿打。打在脸正中央，能有五下。这个护士很胖，他负责发汤，自己吃最底下的。要是有人死了——每天都会死几个人——那面包就会留下。要是有人被送到另一个部门或者另一个医院，面包也不会跟着送过去。我今晚的面包就会被护士吃掉。行吧，反正我嗓子太疼了，也没法咽。” “那你得了白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我不知道。我估计，每个来奥斯维辛医院的人，都要去毒气室。” 不，这个汉斯不相信。没错，营地医生时不时会过来，但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是不会被带走的。 “你能给我妻子捎个信吗？” “你有孩子吗？”汉斯问道。 “没有。” “那她估计和我们这一批来的所有女人一样，在10号楼呢。白天太危险了，明天晚上我去试试。你叫什么来着？” “你不记得了？布克宾得，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 汉斯想起来了，他们聊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之类的事。就算你现在处境困苦，思维也不想完全退化。 汉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便说道：“不存在特殊的犹太人，只有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个普遍的社会矛盾，反映在了犹太人身上而已。这场仗一旦打完了，那个犹太问题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的犹太人将永远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啊。” “真要是那样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在俄罗斯有十多个民族，有的大有的小，各自文化不同，却能共存而没有冲突。” 不过这场对话言不由衷，所以当钟响的时候，汉斯挺乐于摆脱掉它：“九点了，该睡觉了。” 白喉患者们躺在住院部的预备护士中间，这应该没什么大碍。大家的结局终究都是一样的。除非同盟国军队突然来救，那时候还有谁还活着呢？啊，这太长远了，长远到那个泥球又出现了。那个泥球在他的脑袋里，有时候变成一个独立而不羁的魔鬼，掌握着所有有关生死的猜想。但是汉斯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口令，“弗里德尔”这个词一出，就赶走了那个不羁的魔鬼。他召唤出她的影像，那个泥球就失去了生气，瘪了下去。 他平静下来，刚刚的恐惧和怀疑，现在变成了安静的向往。于是他很快就睡着了。 [book_title]十一 汉斯在28号楼待了两周，之后的某一个下午，来了一条消息：“所有预备护士集合。” 现在这是要搞什么？楼长进了住院部，带着一个穿着整齐的囚犯，一个真正的“体面人”。这个男人身穿黑色面料的外套，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他的条纹裤子是羊毛的。从头到脚都是体面人的穿戴。 他们私下说了几句，这个陌生的男人说他要用五个人。 “带六个去吧，”楼长说，“不然我永远也用不完。” 他们选出了六个小伙子。其中四个是荷兰人：汉斯、赫拉德·范维克——那个年轻的心理医生，托尼·哈克斯汀—— 一个预科医生，还有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他们把行李收拾一番，就被那个男人带走了。他好像是9号楼的楼长。他对这几个小伙子还挺友善，说他在集中营已经待了九年。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早在第一年就被希特勒政权抓了。今年他50岁了。 “噢，一旦你开始适应了营里的生活，还是可以坚持的。你知道吗？九成的人都是在第一年死去的，但一旦你度过了那一段，后面就好了。你适应了这里的食物，你的衣服会好一些，而如果你成了老囚犯，党卫队队员们也会尊重你一点。” “您不想从这儿出去吗？”汉斯问道。 “想和愿意是两码事。外面也没那么好。我是个木匠，我现在这个年纪，还要找个师傅从头开始吗？在营里我就是我自己的头儿。” “我以为党卫队队员们才是头儿。” “哦，那些全都是小鼻涕孩儿，我在奥拉宁堡的时候他们还裹着尿布呢。营地说到底也不是营地，现在是个疗养院。你们都是荷兰人，是吧？我还是有点同情荷兰人的。那是……我想想……1941年在布痕瓦尔德，我是隔离区那个楼的楼长。400个荷兰犹太人，他们和我待了三个月，也有点适应了。我能保证他们不用那么拼命干活，他们到底还是比那些波兰人什么的要好。后来他们忽然整个都到毛特豪森去了。我后来听说，他们都去了砾石坑。一天到晚扛着石头小跑上坡。最顽强的那个人也只活了五个星期。” 没错。汉斯回忆起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二月，抵抗部[1]一个叫科特的在犹太区被打死了。后来秩序警察从大街上抓走了400个青年。几个月之后，死讯传来，后来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9号楼。他们要先在走廊等着，然后进了1号房间。 桌子后面坐了一个小个子男人，是那种矮胖的类型。他戴着一个红色的三角臂章，上面有个字母P，这说明他是波兰政治犯。他肥头大耳，长了一张严肃的嘴脸，但是眼里却有种美好但有点失神的神情。他紧张地把玩着一根铅笔，这种事他肯定见得多了，或许他也在营里很久了。 这些小伙子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面前，作为楼长的替补，以及楼里最老的医生，他负责分配任务。 第一个轮到托尼·哈克斯汀。问他是医生吗，他对此有点含糊其词。楼长问他的实际年龄，他回答22岁。旁人笑了起来，有人嘟囔了一句“愚蠢的荷兰人”之类的。然后是赫拉德·范维克，他说自己之前学医，现在是心理医生。营区医生不是很明白，问他是精神科医生吗？赫拉德不敢说不是。 “那你去3号房，找你的老乡波拉克去。布纳那边用不上他，那边全是疯子。” 汉斯感觉他有机会了。他毕竟当过两年精神科助理医师，比赫拉德那个理论派更有成为精神科医生的资格。不过现在可不是竞争这事的时候，赫拉德或许就这么一个当“精神科医生”的机会。所以汉斯说自己是内科医生。 “好，”楼长说，“你就留在这屋吧。这位是住院医师奥科斯基医生。你可以给他打打下手。”没有轮到范里尔。28号楼的楼长已经和9号楼的新同事说了范里尔脚上有伤的事，所以他要先在病房等伤口愈合。 汉斯很高兴。“去给住院医师帮忙”，肯定是个不错的工作。 他依然对营地里的关系一无所知。谁是临床看病的？那些18~20岁的小青年，掌管着流动医院，卖药换香烟和黄油。药并非卖给有需要的人，而是卖给买得起的人。 9号楼里谁是老大？不是楼长和营区医生，而是负责发放食物的人和他的伙伴，一个粗暴的波兰人和几个俄国人。 医疗工作？奥科斯基医生，一个公道的人，一个无事可做的人。每天大概能来十个人住院，奥科斯基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间屋子。那也就是五分钟的活儿，之后他就整天在床上躺着。如果门卫开始敲警钟，他就知道党卫队队员来了，立刻开始逮个人做检查。是的，没有什么医疗工作，但是别的工作有的是。尽管如此，9号楼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要是你会数数的话，9的后面就是10！ [1] 属于荷兰政党“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 [book_title]十二 现在是四点半。“起床了，咣！”守夜人一边喊道，一边打开了工作人员宿舍的灯。大家惊坐起来。鲍尔昨天对着几个敲钟五分钟之后还躺在床上的人大发了一通火之后，今天没人敢多翻一个身。只有赫拉德还在躺着。 “起床了兄弟！想多拉一个星期锅炉吗？” “啊，汉斯，我起不来，我睡得太差了。我的稻草铺上一根稻草都没了，我还咳嗽得很厉害。” “咳嗽是够倒霉了，但是你没稻草了可要怪你自己。昨天21号楼那里还有五捆呢。” 赫拉德确实不太敢做这种事。这么说吧，他是个任人欺负的人。但是这样一个人，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良好的平民家庭出身，父亲是公务员。他们从未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至于为生活而疲于奔命。这样的男孩怎么斗得过那些囚犯？那可都是一些了不得的人：做黑市交易的、小偷和反社会人士，别人都愿意整天和他们在一起。要是这里面有波兰政治犯，他们已经在营地里待了多年，便也不会一直和你柔声细语的。 在他们慌忙起床，衣服都没穿好就站在走廊里的时候，就体验到这种感觉了。 “你们在哪儿呢，天杀的垃圾，倒霉催的荷兰人。” 库琴巴推了他们每人一下，就算问过早安了。之后他们就一路小跑去厨房，拿一大桶茶。如果你拿了个小桶，就会被骂得灰头土脸，或者他们会让你再跑一趟，你要是拿了个大桶，就会洒掉一半。厨房里有的是烧开的水沟里的水，病人要是需要，管够。两人一组，一共四组跑去厨房，早就有其他楼的20个人站在那里等了。 厨房里又是乱糟糟的。一个党卫队下级小队队长看到了一个偷土豆的俄国人，他不太高兴，于是把这个俄国人打到流血，紧接着又把几个厨师和门卫一并收拾了。所以那天早上的厨房气氛并不和谐。因此他们不能在屋里站着，必须在外面等着把茶灌到壶里。 外面很冷，湿答答的雪在院子里飘，他们的脚全都湿了。用不了多大会儿，他们浑身就湿透了。一件衬衫一件麻外套可不怎么防水，他们紧靠着抹灰的墙壁，屋顶的排水管能挡一点点雪。但是那个小队长又出现了。 “你们站那儿干什么，蠢猪。站好了！”赫拉德没有及时站到队伍里，脚踝上就挨了漂亮的一脚。踢得不重，但是他该怎么拎水壶啊？算了，谁在乎啊？范达姆医生和那个年轻的心理医生范维克就站在这个潮湿的11月的清晨里，都快冻上了。 “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赫拉德问道。 “还不如问问我们为什么要急着从楼里出来。现在你知道了吧，‘动起来，动起来’，快走，赶时间！从理论上来讲，你一直被催着走，就会尽可能多地消耗能量。” 半个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厨房。锅炉冒着热气，湿暖的空气透过衣服，给了这些快冻僵的人一点生气。锅炉旁边站着穿着发灰的白大褂的厨师，一个波兰大块头，肌肉发达，神情深不可测。你不能和他们靠太近，他们已经被催促着忙了好几个小时了。 囚监又过来了：“你这个浑蛋，半桶都被你洒边上了！当心我把你脸打烂。” 波兰人耸了耸肩。囚监是一个德国囚犯，臂章是绿色三角形，这是罪犯的标志。他可能背负了五起谋杀案，但他已被党卫队任命为监督员，那你就必须得听他的。 汉斯和赫拉德找了一个桶，握住铁手柄往上抬。汉斯看见了一桶盐，想起了之前弗里德尔问他能不能搞到盐。他刚抓了一把盐揣进口袋里，脸上就被泼了一注冷水。一个正在拿着喷头清洗锅炉的厨师抓到了他。 现在他全身湿透了，不过他还能挺过去。他看了看厨师，装傻一般地笑了笑。不然他该怎么回应这一泼淋浴呢？打回去吗？妄想。那厨师可比他结实多了，平时没挨过饿，况且还占理。在这里要是抓到了偷东西的人，是可以直接惩罚他的。 他们把锅炉抬起来，拖出了厨房。每隔25米，赫拉德就得把它放下来一下。他并不强壮，是个小个子年轻人，并且从来没做过什么体力活，而这个锅炉能有100多公斤重。他们就这样回到了营区。这时大概已经六点了，楼里只有楼长戴手表，但是你还是能有一点时间概念的。再过一个小时，10号楼就开门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宿舍长亚努斯在汉斯进屋的时候已经开始擦地了。这是一个小房间，里面躺了58个病人，全都是波兰人和俄国人——“雅利安人”[1]。病人们躺在三层铺的床上，睡在最上铺的人享受最多的温暖，睡在最下面的人则拥有最多的跳蚤。虽然跳蚤跳得还挺高，但是受重力影响，它们最后还是会掉下来。所以睡在上面的都是些重要人士：有名的波兰人，大多有头衔和奖章。那都是些政治犯，是被其他囚犯高看一眼的。睡下面的就是普通人，那些农民和工人，他们有的是因为偷宰了一头猪，或者骂了德国士兵一句脏话，更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进来的。 在这么一群人中间生活，对汉斯来说可不容易。那些重要人士要求很多，不愿意遵守宿舍规则，不愿意四点半起来洗漱，把食物藏在床上，把洋葱皮或者其他垃圾扔在地上，而且要是你对此稍有微词，他们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睡中下层床铺的普罗大众并没有把他们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藏着掖着。他们说了汉斯一些什么，他幸好也听不懂，但是总会感受到一些的，他尽量不去在意这些。这些现在还重要吗？ 他看向窗外，正好看到19号楼的那些人拖着茶桶到10号楼去。还好亚努斯不太难缠，让汉斯去了。他跑到外面。“楼长现在不在吧？” “不在，一切安全。”一个19号楼的希腊人把茶壶交给了他。两个人都很高兴。汉斯一边紧张地喘着气，一边把茶壶抬到了10号楼的台阶上。 走廊前面一个女人都没有。好吧，只有一个，还是个小孩。她偷偷地看着男人们，门卫一出来就马上跑开了。然后有人端着壶到了楼梯那里，往楼上运。楼梯上站满了女人，一窝蜂地抢着接茶水。此时一个胖胖的斯洛伐克指挥官堵住了楼梯。 “谁都不许下来！回去，回去，蠢母猪！”她推搡着，把这些女人赶回楼梯上去。这让汉斯感到焦急，他要怎么接触到弗里德尔呢？这时贝蒂看到了他，便跑上楼去。这一去便是很久，门卫已经开始吼起来了：“男人们，出去，往前走，往前走！”他或许看不到弗里德尔了，等一下！她过来了。 她从人群中挤下楼梯，挤到那个斯洛伐克人那里。然后汉斯朝她冲了过去：“那是我妻子，让她过来，就一分钟。”斯洛伐克人将她的手从栏杆上移开，弗里德尔跳下了最后几级台阶。 他抓住她的手，她想亲吻他，可是他很害怕。他们一时相对无言。她振作了一下，先开了口： “汉斯，有什么新消息吗？” “小弗里德尔，没有，没消息。” “吃的够吗，汉斯？” “够。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从我这拿点面包。一个波兰人从邮包里面分给了我一点。” “不用，亲爱的，你都吃了吧。你干那么多活，我一天都没什么事。只是等待，无止境地等。不过说到底，我还算幸运的，其他人……”她停了下来。 “怎么？”他追问道。 她紧张地环顾了一眼四周：“露露和安斯昨天被注射了。” 他咬了咬嘴唇。他明白她的紧张。注射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但很惨就是了。弗里德尔告诉他，安斯腹痛得很厉害。她流了一夜的血，一腹痛就流血，血量是正常的十倍多。现在她躺在床上，筋疲力尽，痛苦不堪，而下周她又要回到教授那里去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但是他们的眼神里都透着惊恐不安，担忧她也要经历这些。 这时门卫来了。在营地的这段时间，她已经忘记了如何说话，现在只会吼叫了。正因如此，她也是个优秀的门卫。“出去，你疯了吗！男人都走了。快点快点，要是党卫队女监工过来，我可是要掉脑袋的！”她吼得这么大声，反倒会把女监工招来，所以还是走为上策。 弗里德尔无法再控制自己了。她靠在他身上，不断亲吻他，他也以吻回应。门卫烦躁起来，用楼长威胁着他们。于是汉斯推开了弗里德尔，努力平复下来。 “弗里德尔，你要坚强。” “我很坚强，但是这些姑娘在这儿太苦了。” “我知道，但是不会一直这样的。” “还要等多久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又能预测到什么呢？弗里德尔，她是金子般的女孩，可是纯金是一种软金属。她要是钢做的，那些苦难就不会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了。 汉斯离开了。其实他是逃走的，因为他感觉自己无力安慰她。对于这些恶行，他的几句安慰有什么用呢？汉斯对10号楼里发生的事情和目的不过是一知半解。大规模的绝育不是德国人的计划项目吗？他们会不会想让所有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甚至其他人种都绝育？除了尝试绝育，这些妇科实验还能有什么意义？犹太妇女是廉价的实验品。他们盼着她们受苦，而她们是否会惨死才没人关心。怀着这种忧郁心情，他回到了9号楼。 [1] 纳粹时期指代“优秀的种族”。 [book_title]十三 9号楼里迎接他的并不是愉快的气氛。鲍尔，那个楼长，已站在走廊里等他，一看见他走进来，开口就骂。 他把所有骂人曲目都演唱了一遍：“上帝啊，你个遭天谴的，该死的白痴，劳动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你肯定是去隔壁逛窑子了吧。我真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么体面的集中营里建那么个东西。我在布痕瓦尔德整整五年，一条裙子都没见到，直到后来‘普夫’[1]开门。” 齐里纳，站在他边上的首席医生，给了他一拳：“你那时候肯定是天天赖在那儿。” “你想什么呢？！我可一次都没去过。我确实是个共产党人，但是我可不和那些婊子混。再说了，布痕瓦尔德那边的都不是什么体面人。你绝对看不见戴着红三角袖章的政治犯会去普夫。我真是不懂，奥斯维辛这边怎么都是一群软柿子，一晚上站在那里排着队等。” “这边的饭太好吃了。”齐里纳打趣道。 “不过说回你这个倒霉鬼，”鲍尔对汉斯说道，“要是你迎面遇上主管助理，我才会笑死呢。你知道我们那个理发师弗洛莱克怎么了吗？” “不知道。” “弗洛莱克站在窗边和一个10号楼的女人聊天。弗洛莱克这人你知道的，少不了那些恶心的话、那些恶心的动作。然后卡杜克，第二主管助理，正好过来了。他提起弗洛莱克的脖子，像攒肉丸子那样把他拎起来带到营房长的房间去了。把他交给营区主管霍斯勒，说：屁股上打25棍。于是他马上就在地堡里吃到了这顿爆炒牛尾巴。” “那是什么？” “我不刚说了吗，风干的牛尾巴，那可是一流的日耳曼刑罚工具。弗洛莱克在床上趴了三天。现在都过了两周了，他还不太敢坐着。” “你从来没听说过‘25棍之国’吗？”齐里纳插话道，“在德语里是非洲东南部的意思。用棍子或者鞭子抽打25下，在那些老黑那里是种很常见的刑罚。这个绰号也是这么来的。” 鲍尔打断了他：“我们德国人现在可是一个狂野的民族。”他用极其愤怒的眼神看着汉斯，又接着骂了几句，把汉斯派去21号楼。这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要分派工作小队的任务。 21号楼前站了15个人。门卫忙着比画，推搡着把人们分成五人一排，嘴里骂着那些还没有把工人配额送过来的营区。 接着又是：“快点！走起来，速度！”不过当30个人凑齐了之后，又过了半个小时才过来一个党卫队队员来带他们走。等到他们都列队走出大门，到了党卫队大院，并没有看到拉货的车。工头[2]去交涉，于是他们又站着等了一个小时。外面很冷，人们穿着亚麻的衣服瑟瑟发抖。他们站在道路中间，因为已经被囚犯们扫过雪的人行道是为进出大楼的党卫队准备的。党卫队大院一共有三座大楼：党卫队医院、东南地区行政管理部和司令部。 整个大院就和一个蜂巢一样，男人们鱼贯出入着，中间偶尔有几个衣着精美的女孩，她们肯定也曾是那些现在已经被杀的犹太女孩中的一员。有时候有几个囚犯会因为“党卫队医院劳动”，来这边打扫卫生，还有些重要人士甚至可以过来当药剂师和牙医。这可是个大便宜。他们吃的是党卫队的食物，日用品和药品一应俱全。“党卫队医院劳动”也是整个营里最重要的药品来源。在这里干活的囚犯把药顺到营里，然后卖了换果酱、香肠和别人从更衣室里偷出来的衣服。这边有一个巨大的药房，还有大阁楼，火车运来的成千上万的药品都会堆放到这里。它们和从柏林利希滕贝格的武装党卫队医疗营运来的货物一起，构成了庞大的库存。从这个中心点，这些药品被分发到整个东南前线部门的党卫队去。同样，奥斯维辛建筑院是所有部队的建材中心，而武装党卫队东南区的所有战争物资都是由奥斯维辛的工厂提供的。德国军工厂，简称DAW，负责所有木制的东西，尤其是弹药箱。弹药本身，则是由“汽车联盟公司”在布纳的工厂里做的。布纳那边还生产合成橡胶。 这里的这些大楼，就是巨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心，这个集中营是由30多个营地组成的： 奥斯维辛一号营区是汉斯所在的营，比克瑙是灭绝营，莫诺维茨加上布纳的工厂，还有很多煤矿和农业的劳动队，这些加在一起，共有25万多名工人。司令部和行政管理部负责行政管理，管理所有的工人和材料。 不，奥斯维辛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欺凌场所。它的工厂和矿场是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重要部分，劳动力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便宜。他们不需要工资，也基本不吃什么东西。如果要是被累垮了，就直接沦为毒气室的受害者，反正欧洲还有足够的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人来把缺失的人数再补齐。 柏林在统筹一切。在威廉大街上有一个特别的集中营部门，隶属于希姆莱之下。那里的人负责安排从整个欧洲到集中营的运输。所以韦斯特博克才会下令：这几千人去这个营，多少多少人去那个营。那里也会计算，这一批人中的几成会直接被处决，以及多少人需要被派去干活。 对，格伦，那个牙医，在营里已经待了一年半，他什么都知道。那些天不怕地不怕而且从来不为他人着想的波兰人都把他视为榜样。他在营里声名大噪，并且一直干的都是最体面的活。他在政治部门工作的人里有自己的朋友，那些人跟他透露了各种秘密：司令部的决定、柏林来的电报什么的。他和那些在党卫队医院工作的女孩子也不清不楚，要是被抓到也不会掉脑袋，因为他在党卫队厨房里也有朋友，可以给他搞到两斤杜松子酒，带过去把那个知道格伦太多秘密的人的嘴堵上。但是现在他的处境也有点不比从前了。 “你知道‘沼气’是什么吗？” “不知道。” “‘沼气’是一个600个人的工作小队，他们住1号楼和2号楼。每天他们要走五公里，那边的一片沼泽地边上建了一个大工厂，用来从腐烂的气体中提取沼气能源，这个工作也有一些民工一起做。沼气工作小队是最大的走私队。来这干活的人把亚麻布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脱下来卖给民工，换取生活用品，有时候还有首饰和手表。他们的东西又是从那些在“加拿大”[3]工作的人手上得来的。火车上运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到那边，“加拿大”的人则把这些收获一起瓜分了。 “两个月以前，我手上本来有挺不错的一单，但是失败了。一个男孩在“加拿大”的一件大衣里搜出了几颗钻石，他找到了我，因为他知道我在沼气小队。这个钻石的要价很明确：自由。 “我首先在负责工作安排的人那边打点了一公斤荷兰金酒，我的朋友也被分到了沼气小队。然后我们给一个波兰司机出了个主意，问他能否在车斗下面铺几块板子，这样我们俩可以躺在那。也就是车斗和曲轴中间。但是我失策了，因为这个人和小队里的一个哨兵认识。我碰巧看见他站在那儿和哨兵商量。于是我就在作业长那里请了病假。他肯定也会狠敲我一笔的，不过还是找了个哨兵把我送回营地了。至于我那个朋友，我没机会再警告他了。他们当天就射杀了他。但是他们没在他身上找到钻石，因为钻石已经被我收好了。 “你懂的，在那之后我就居于幕后了，因为肯定有不少党卫队队员对钻石垂涎欲滴呢。” 汉斯还明白了一点：这个格伦，在事情败露的时候，牺牲了他的朋友，就为了自己能带着钻石全身而退。 “你要是想逃避工作，”格伦补充道，“医院就是最好的地方。花一斤杜松子酒你就可以当护士了。” 确实，格伦很清楚怎么躲藏。 工头来了。他弄到了辆车，他们要去把袋子从火车上卸下来，再运到这边。格伦和他说了几句话，从工头那拿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他需要清点袋子的数量。 他们推着车上路了。路上很安静。他们都是护士，左边的袖子上有一个黑色的袖章，上面绣着H.K.B三个字母：医院囚犯。蓝色字母代表护士，红色代表技术人员，医生则是白色。不过这个分配不过是理论上的罢了，因为所有人现在都在推着同一辆货车。 H.K.B是几个神奇的字母。尽管党卫队队员对知性主义非常反感，但他们还是有点畏惧感的。韦斯特博克的知识分子们能坚持的时间最长，并且之后大多被送到有特权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是巧合吗？医生，尤其是涉及生死的医生，在奥斯维辛和其他营地里生存的机会都最大，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原始人一直生活在对灵魂世界的不断恐惧中，而这个世界却是由死者的灵魂组成的。如果杀死了某个人，他的灵魂就会视你为敌，而这样一个愤怒的灵魂，在活着的时候越“强大”，死后就越危险。医生尤为危险，他们掌管着古老的巫师留下的精神遗产，统治着活人与死者的精神世界。而又有谁比“日耳曼贵族”更加原始呢？ 再者，对医生你可要小心着点。就算是党卫队最健壮的野蛮人，也总有个“你或许某天就需要看医生”这样的感觉。也多亏了这点，医生、护士、技术人员，才没有被过分催促和殴打。 不过工作还是要做的，并且是烦人的工作。车上装满了纸袋子，上面写着“除疟蚊的药”，然后是化学配方、硫化合物。很多袋子已经破了，所有东西上面都盖着层绿色的粉末。你要是把袋子扛起来，粉末就会撒进脖子，撒在你那大汗淋漓的寸头上。粉末钻进鼻子里，你就开始流鼻涕，撒进眼睛里，你就开始流眼泪。 一开始你还会尽可能地注意，把袋子放在后背的正中，防止撒出来，但是每个袋子都有一百斤重，你要是累了，就得把袋子扛在肩上。那它就倾斜了，于是人人都撒了一身粉末，衣服变成了绿色，脸也变成了绿色。 眼睛是最惨的，又辣又痒。你要是用沾满灰的手揉一揉，眼睛就像火烧一般开始流泪。你看不见了，也没法再继续干活儿，只好把袋子先放下来。但是那也不行，活儿必须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工头要负责，所以他得来催你。要是你抱怨粉末刺痛了你的眼睛，腐蚀了你的皮肤，工头就会神秘地笑笑。他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晚上，大家筋疲力尽红着眼睛流着泪回到营区，感觉惨极了。这个哆嗦，那个恶心，每个人眼睛都痛，有些人的皮肤上起满了疱。汉斯觉得自己很难受，在点名之后就直接爬上床去。第二天他起不来床了，发烧，而且他肩膀、后背和身体其他沾到了粉末的皮肤都红肿了起来。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有四个护士都卧床不起。鲍尔还挺友善，那天安排了别人去，活总是得有人接着干的。 新派去的人问工头能不能拿一些橡胶之类的把后背和肩膀盖上，或者有没有可以保护眼睛的护目镜。工头漠不关心地耸耸肩，大不了就是多几个生病的囚犯嘛。一个护士从处置室里拿了些橡胶床单，每天检查医院的卫生署的卫生员，也叫S.D.G，发现了之后，把他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给了他几巴掌，把床单拿了回来，骂道：“搞破坏的。” 要是你想保持健康，要是你把自己和每天都要接触的毒药隔离开来，你就叫搞破坏。这么说的话，荷兰人给油漆厂里的工人带牛奶，简直是犯了死罪。好吧，晚上又多了几个病号。 鲍尔看起来若有所思。 接下来的一天也是如此。现在，仅仅是因为那个防疟疾粉末，9号楼里的35个护士里面已经有七个都病倒了。不过工作总算是做完了。 汉斯并无不满。烧总是会退的，身体也终将会把毒素排出去，他身上留下的疹子也会慢慢长好。休息还是不错的，唯一痛苦的是他不能和弗里德尔联系。他给她写了封信，说他情况不太好，但是没有收到回音。给10号楼送饭的小青年们不敢去送，刚有几个人遭到了鞭打，还有一个人，他身上的信被搜了出来，于是被送去比克瑙接受惩罚了。 [1] 是奥斯维辛的一家主要的妓院。 [2] 负责选人的党卫队军官。 [3]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存储仓库所在的地方被称为“加拿大”，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加拿大代表富饶。 [book_title]十四 等到第五天，警报响了起来！鲍尔冲进了护士宿舍：“快，所有人穿上衣服，赶紧的！营地医生在19号楼，随时就可能到这边来！”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走廊里汉斯碰见了格伦。他一脸愁容：“太平日子过太久了。营地医生三个星期没来了。” 这时门开了。“注意！”门卫喊道。 格伦把汉斯拉进了厕所，他们听到营地医生上楼去了。几个病号进了厕所。托尼·哈克斯汀，那个扫厕所的，刚要张口骂人，格伦赶快示意他别出声。 “让他们在这儿躲一下，蠢货。” 格伦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他带着汉斯上了楼，悄悄地闪进房间，和其他护士站在一起。床铺瞬间就空了，人们都在中间的走廊集合。卫生员把几个病得下不了床的人的编号记了下来，写完之后，集合好了的人们就上路了。 这令人感觉恶心，尤其当你知道他们去干什么的话。那些可怜的骨头架子，摇摇欲坠、残破不堪、无家可归、遍体鳞伤，光着身子排成一条长队，互相支撑着，或者抓着床才站得住。营地医生扫了每个人一眼，每指向一个人，卫生员就把他的编号记下来——最后大约有一半的人。 “这是做什么？”一个倒霉蛋壮着胆子问营地医生。 “闭嘴。” 不过卫生员倒是挺坦诚：“重病号去另一个营地，那边有特别的医院。” 护士听到这话，咧嘴笑了，窃窃私语道：“特别医院，包治百病。” 营地医生完成任务，下了楼梯。汉斯一惊：3号房间的那些疯子中间躺着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他之前太任性了。他不仅因为化脓的伤口而不得不卧床，还跑到3号房间和那些疯子凑热闹去了，因为有两个荷兰人在那工作：范维克和艾力·珀拉克。他们要是把他藏起来就好了。 但是营地医生临走时，在走廊遇见了艾力。他表情严肃：“只有三个德意志帝国人可以留下，其他人的号码都写上去了。” “范里尔也是吗？” “范里尔，还有那些疯子都是。” 他们去找楼长鲍尔，或许他能做点什么。鲍尔是一个怪人。他不坏，从来不打人。他会吼叫和威胁，但也仅止于此。但是他在营里待了这么久，同情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范里尔，他咎由自取，他早就该好好表现。为什么你们都没事儿？那是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在这好好工作，所以我把你们分配到护士组了，但他是个废物！” 这当然算不得什么理由。说到底范里尔也是被营地医生分配做护士的。要是鲍尔对他不满，大可把他从床上赶下来，甚至行使他作为楼长的权力，把他从医院辞退。但是他不能这样坐视不理。不过再好的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集中营生活之后，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正义感”，就像他刚才那歪理邪说一样。鸟道理，集中营里一般这么叫。 于是，范里尔的名字就留在了名单上，第二天他就出发了。十一点钟，来了一辆卡车，带着一个党卫队小队，这场面汉斯在医院还没见过。营区主管带着两个主管助理，营地医生带着卫生员、卡车司机，还有很多别的人。 他们不停地比比画画，非常粗暴，吼叫不断。不，这看起来并不像是送他们去卫生员所说的那个“特别医院”的情形。 楼长拿着一张名单，上面写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和编号。他们要尽快出列，每个人分到了一条裤子和一双凉鞋之后，就被赶上了车。 那些没法走路的重病号，则被护士用担架抬出来。如果动作不够快，护士也会挨一脚，党卫队队员就会接过这些可怜人，把他们像扔面粉袋子那样扔上车。 这些人倒也不重。一个本来长得很结实的大汉，一开始可能有80公斤，现在也就50或者52公斤那样，还有些本来是正常身材的，现在都不超过38公斤。 从营养学上来讲，体重降低时，心脏和大脑是能够保持重量最长久的器官。所以大多数人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多么渴望活下去啊。很多人向护士哭诉，一个16岁的男孩大声咆哮着。于是来了一个党卫队队员，照着他的脑袋就打了一下。男孩吼得更大声了，党卫队队员下手就更狠了些。但是，这种德式教学法并没什么用。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醉汉踢着一条呜呜叫着的狗的场景？狗的悲鸣越来越响，而尽管醉汉是醉着的，他也能感觉到对他的残酷行为来说，这悲鸣是理直气壮的控诉。虽然他并不会因此产生“悔意”，但是这控诉显然让他感到不适，于是他用变本加厉的残暴来掩饰。踢得越狠，叫声越大，直到把狗踢死。起码这样狗就无法再继续控诉了。 这个党卫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下手越狠，那个孩子叫喊得就越响。最后他把这孩子举起来，像投球一样扔上了车。一切归于寂静。 汉斯站在楼下走廊的1号房门前沉思。不，只要还赋予这些“人”责任，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被教育该如何悔改。“司法惩罚”只会激起他们的仇恨，即使他们假装“有了改善”，一旦把他们再次放回到人类中，他们也会卷土重来。对他们而言，未来只有一种惩罚的可能性： 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新的社会。 汉斯用指甲掐着肉，极力克制着情绪。反抗，甚至哪怕是表露出一丝同情，都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之前有一次分选的时候，一个护士帮了一个可怜人一把，管事的党卫队队员对因为这一个人耽误了整件事很不满。护士抗议了一下，营地医生过来，把护士的名字写了下来，于是他也得一起上车走。 范里尔出现在了走廊里。他慢慢走向汉斯。他的头垂在他高瘦的身体上，穿着肮脏的衬衫，趿拉着凉鞋，摇晃着长长的手臂，看起来惨极了。仿佛他正要面临的死亡，已经提前侵入了他的身体。他想和汉斯说话。 但是汉斯已经没有勇气了，他心急如焚。他知道范里尔想问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他转过身去。他退却了，他没骨气地逃了。在1号房，他从大砖炉后面爬走，却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痛苦的好奇心，走去窗前站着。 一切就绪，卡车的门关了，后面爬上去了一个党卫队队员，一车人即将前往比克瑙。汉斯紧紧抓着窗框，他听到波兰人在床上大声议论着。他想尖叫，他有种模糊的感觉，感觉人们会听到他的尖叫并且赶快来营救他。但是他的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沉默中，他的眼泪涌上了眼眶。忽然一只手臂搂住了他。是齐默，那个来自波兹南的波兰胖子。 “嗨，哥们儿，他们不会再抱怨了。对他们来说，这一曲哀歌已经终了。” 汉斯颤抖着，齐默感受到了。 “来，你得坚强起来。你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跟我们在这里还挺好的。你还年轻、健壮，你也知道首席医生挺喜欢你的。” “您说得对，齐默。我难受也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那些人，就这么被拉去屠宰场了。” 齐默微笑了一下：“上千人，上百万人，都已经遭遇了这些了。你当时哭过吗？只不过现在一切发生在你面前了，你才这么困惑。不过我不怪你，你见过的还太少。1939年，德国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时，他们闯进了犹太人的家。男人们带着希望被送去了劳动营，女人们被强奸。种族耻辱什么的，没用。我见过他们抓着小孩子的脚拎起来，把他们的头撞碎在树干或者门柱上。那时候流行这个。似乎在党卫队每年都会兴起一种新时尚。1940年流行两个人把孩子从中间生生撕开。1941年他们流行找一盆水并把小孩的头按进去，小孩就那样淹死在十厘米深的水里。近几年他们收敛了一些。他们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营里和前几年比起来简直和疗养院似的，因为他们现在杀人杀得更具系统性了。” “所以您所在的地区出了不少事吗？” “可别和我提这个，小伙子。我们波兰人，是知道德国人的德行的。他们不断地侵略我们，不断瓜分我们的国家，并把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波兹南、但泽，也就是格但斯克，还有什切青，波兰最美的地方都被他们侵吞了。但是他们现在的领土划分到哪里不重要。一旦他们赢了战争，整个波兰不都得成为他们的。但是他们会输的，正义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的这番话，将汉斯的心思从今天早上发生的残忍的事件中转移出来。 [book_title]十五 这期间，锅炉小队来了。五座医院现在要轮流每周去给10号楼送汤。这周轮到了9号楼。汉斯和马泽尔，一个安静善良的比利时医生，两人一起抬着一个桶，他的妻子也在10号楼。 大多数的护士都愿意去10号楼。很多人在里面有朋友，有的人就算在里面谁也不认识，也想在女人中间待上几秒钟。所以从厨房到10号楼大家都一路疯跑，因为最先到达的四对护士可以给她们送汤，剩下的就得去9号的男宿舍楼了。 即便如此，汉斯和马泽尔总会挑一个重的桶。他们觉得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忠诚：他们想抢先看女人，于是就挑一个小桶，这些女人反而要因此受到连累，只能分到更少量的汤。 但是那都没关系，他们的目标不一样。比起看女人，给她们多带一些食物更重要，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卖力。而且如果马泽尔——他比汉斯年长十岁——有时候走不动，他们就会抓着桶的把手，让重量压在汉斯这边，因为他还健壮，也有更顽强的毅力。所以一般他们都是第一个带着桶到达的。 弗里德尔已经站在走廊里等着了。门卫——那个巫婆——已经有点认识他们了，便不像以前那么凶。弗里德尔笑了，用手抚着汉斯的胸口：“傻小子，那么卖力。看你那心脏跳的，回头别再生病了。” “它还跳着，你就偷着乐吧。” 说完这话，他立刻想起今早看到的景象，剧烈的痛苦又回来了。他尝试着把话岔过去，但是她已经察觉到了。她从窗子里也目睹了这一切。 “这里的姑娘们的丈夫们都还好吗？” “米尔·布克宾得一切都好，海尼和君特也是，但是一个叫海特曼的人已经离开19号楼了。” “天啊，我该怎么和她说？！她今天疯了一般，来回踱步了一早上。她特别害怕，因为他的状况已经很差了，但是她还是不敢相信这事。我这还有一袋面包呢，是她托我转交给他的。” 汉斯觉得，最好假装一切正常。这样她可以过几天再说他突然离开了，被调去了另一个营地。不管怎么说，不能让她知道他今天被选走了。 “那个可怜的孩子，她这周还被萨缪处理了。很疼，还出了很多血。你还能搞到棉花和卫生纸吗？他们要是还像上周那样做那么多实验，我这儿的东西是绝对不够的。” 米尔的妻子贝蒂走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两袋面包，一包给米尔，另一包给海尼·斯皮特，是他的妻子带给他的。 “这里面没有纸条吧？”汉斯问道。要是拿着面包被抓，倒也还可以侥幸逃脱，尤其你要是能证明这是一个妻子带给她自己的丈夫的也罢了。但是带纸条，那可不行。 “我的那包里面有封信。” “赶快拿出来，我宁愿把它藏在衣服里。”汉斯开始紧张起来，因为门卫已经开始赶人了。他还想和弗里德尔再多说几句，但是这袋面包占用了太多时间。弗里德尔看出来他有点不耐烦了。“你就依着她吧，毕竟你也是她们和丈夫联系的唯一的机会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门卫发现了。尽管他已经尽量藏在女人堆里了。 “你是真有毛病啊。”她骂了起来。他也不想再挨骂，就赶快亲了弗里德尔一下。但是弗里德尔不依，她抱住他，想要得体地告个别。 忽然，一扇门开了。一个高大肥胖的婆娘闪了出来，好像刚从鱼市卖鱼回来一样，但是身体并没有荷兰渔婆那样健康利落。一头脏兮兮的亚麻金色乱发，一张苍白的圆脸，和烈焰般的红唇形成了一种恶心的对比。她处于孕晚期，穿着那身制服就更令人难以直视。“怎么了，你们这群婊子？！” 这就是一场闹剧：剧中可怜的女孩，是弗里德尔和其他女人。她们把从自己口中省下来的面包带给自己的爱人，却被骂成“婊子”。但是那肥胖的婆娘漠不关心地把玩着的那根棍子，可不像是闹着玩的。所以汉斯在女人们的掩护下，从女监工的身边溜走了。他把袋子藏在了外套下面。直到回到9号楼，他才重新喘了一口气。刚才差点就遭殃了。 [book_title]十六 9号楼的汤已经分到各个房间去了。在楼下的小房间里，亚努斯站在桶边盛汤。每人一升，汉斯把红色的汤碗传过去。有些人不想喝汤，他们吃了太多邮包里的东西。这样汤就会剩下来些。汉斯还能再盛出两升，端上楼去给一位同胞喝。 楼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病人们排着长队，手里拿着碗，等着盛汤。只有病得最重的人可以卧床，由值日人员把吃的给他们送过去。 护士们懒得保持房间卫生并且还要给病号送饭，于是找了几个病得不重的人来做。每个人都愿意做这份活，因为可以每天多喝一升的汤，而且也不用被赶出医院去外面劳动。当然这也很危险，如果营地医生过来找朝圣者，那值日人员就得躲在厕所或者阁楼里。 汉斯端着汤进房间的时候，所有人都向他喊着：“护士，给我点汤吧。”他们举着昨天剩下的面包和自己攒下来的黄油，想和汉斯换汤。 不少护士都会参与到交易中来。集中营完全就是个黑市。有时候甚至连价格都标好了，一升的汤值半份面包或者一整份黄油。于是护士和值日人员每天可以用五升或者更多汤来改善伙食。有时候甚至连医生都悄悄从窗户里把汤递出去换黄油。要是被人发现，他们就赶快跑出医院，但是他们不会让人轻易发现的。汉斯没有参与，他或许赚不了什么外快，但他也不是那么需要这个。 等他再次回到楼下，齐默单独把他叫住，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包裹：“这周的包裹今天到了。” 汉斯得赶快拿上包裹走人。这可不能让其他波兰人看见，他们会嘲笑齐默的。在护士室的一个角落，汉斯打开了包裹。里面有两个苹果，一块饼干，还有一块培根。他马上吃了一个苹果和一块饼干，剩下的就留给弗里德尔。他把它们藏到了稻草铺里，然后老老实实地洗碗，打扫房间。宿舍长库琴巴吆喝了一声需要人去拿面包，所以他要找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一趟要拉120个面包，那就是170公斤。然后又是厨房任务：要准备晚上的茶。在这基础上还要迎接鲍尔的辱骂：“你这条死狗，你没看见茶都洒在外面的楼梯上了吗？”外面的楼梯也是汉斯的工作范围。“这可是个体面活儿。这台阶是我们楼的名片。你得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我们楼的形象。赶快去擦地，多擦擦，倒几桶水，然后拿笤帚。嗯，你知道该怎么干。” 汉斯当然知道怎么干。他提着水从走廊飞奔而过，尽可能地显得忙碌，让别人看到他干活多么卖力。这样就免得他的不知道哪个上司又提前给他找好下一份差事，而且在等待楼梯晾干的时候，可以偷偷瞄一眼3号房间。 那个房间是“疯人院”，艾力·珀拉克在那儿做医生。艾力坐在桌边的一个角落打瞌睡。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坚强。尽管他才35岁，个头也不小，但总是给人一种又老又弱的印象，似乎承担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这也可以理解。在他来到奥斯维辛三个星期之后，就已经听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就和所有带小孩的女人一样——从荷兰出来之后就直接被带到比克瑙“灰飞烟灭”[1]了。 “你知道吗？”他对汉斯说，“我当时站在男人那排，看着我的妻子被装进货车，我估计她当时昏过去了。我知道她或多或少也明白会发生什么。” “别瞎说！”汉斯吼回去。他感到自己无法安慰艾力，而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用无礼来掩饰羞怯。“她能发现什么？不管她当时有没有昏过去，你也会猜到她会以各种方式被送去火葬场的。” 这时沃特开口了：“以元首的名义，我，沃特，被选为月亮上的千年王国的永久使节。我掌管着所有的恒星和行星。我姐姐给了我三个帝国马克，于是我从经济上控制了赫尔曼·戈林工厂。凭借我们的新型武器，我成功地掌控了整个宇宙，并且以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三个人的名义，成为大区的州长。我的权力是无穷无尽的。元首下达了命令。房间里的所有疯子现在要举办一场自由选举。选举，选举，选举。你先来，你个草包，你个一天到晚只会睡觉的人，选我们大日耳曼帝国的救世主。你个天杀的民主人士，快醒醒吧。” 他摇晃着和他一张床的一个傻子的胳膊，使劲敲打着他的脑袋。那个男人坐了起来，嘟哝了些没人听得懂的话。 “我们的横幅下面有上百万、上亿的人在前进。我们的血液滋养着永恒的真相女神，她诞生了首领，首领将带我们走向最大的完美帝国。我的孩子们是血液和土壤的蠕虫，他们用粪便滋养着土地，土地上长出玉米，我们就可以挺过英国的封锁了。你这条肮脏的没有信仰的狗，站起来，正步走进我们的队伍里。让犹太人的血从我们的刀刃上喷出吧。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前进！” 然后他又开始踢打那个傻光头，对方惊恐不已，向沃特举手求饶。艾力过去准备让沃特冷静下来。 “当然了，沃特，明天就游行了，今天你得睡觉。” “我永远也不睡觉，医生，我是齐格弗里德，我守护着永恒的贞女布琳希德。她和龙，也就是元首的父亲，躲在小酒馆里。我是这棕色血统的守护者。我是胜利者。万岁，万岁。我是日耳曼的孩子。我们的队伍在前进。前进，前进！” 他跳下床，兴奋地咆哮着，在宿舍里来回迈着正步。在沃特这个人民首领的领导下，所有的疯子都躁动起来。他们坐在床边，晃荡着胳膊和腿。这些原本死寂的可怜蠢蛋，大着胆子，喃喃地唱起了歌。 一个脑积水患者用餐盘打着拍子，他那双患了白内障的眼睛里荡漾着幸福的笑意。 沃特正步走在前，艾力跟在他后面。 “我是老板，我是使徒，我是整个疯人院的元首。” “没错。”汉斯说。 突然一声大吼，盖住了骚动之声。“我的老天，怎么不让雷劈死他们呢，都在这干什么呢？”是鲍尔，他注意到了骚乱声，过来看看。 闹剧草草收了尾。他抓着沃特的脖子，把他摁到床上。集会结束了。“给他打一针，珀拉克。你站在那儿做什么梦呢？” 艾力给沃特打了一针，他渐渐地平静下来。鲍尔走到桌边坐下。 “你们都听着，你们不能一遇事儿就慌。我在这个疯人院已经待了十年了。我能让这么一个自称元首的疯子骑到我头上来吗？这十年里，哪怕是元首自己都没能让我屈服。” “注意！”楼里传来一个声音。鲍尔跑出了房间。艾力开始清洁针头，汉斯抓起一把笤帚开始勤快地扫地。“都动起来！” 是卫生员来进行每日巡查了。以前他非常愤怒，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消停了些。齐里纳发现了他的弱点：一旦他进入楼长的房间，总有一包香烟为他备着。波兰人轮流把自己包裹里的香烟贡上来。如此，他们得以在巡查中得到一些宽待。他们可以把衣服放在床上，有时候可以在锅炉里做点吃的，也破了很多其他的小规矩。不过好日子也没几天了，卫生员很快就要被调到别处去了，然后会调来个新的。集中营的管理者们显然非常了解，每个人，不管性格多么火暴，时间长了，还是会和囚犯们打成一片的。所以哨兵、卫生员，所有和囚犯接触得多的人，都要定期调换。 三个星期后，新的卫生员来了。这是个高个子男人，留着一撮金色的小胡子。他第一天先过来转了转，看起来十分随和。不过几天以后，他在波兰人的房间让所有病人都下床。这是要干什么？ 他要是去犹太人那儿，人们估计会猜测：又要分选了，因为每周这种挑倒霉蛋的戏码都会重演。可是去波兰人那儿干什么？ 汉斯和他的室友得把所有床都清空，所有包裹都打开。五花八门的东西映入眼帘：衣服、鞋子、破抹布、发霉的面包，还有上百种其他玩意儿。所有的东西都被丢到一起。包裹里的日用品可以留着，但是烟草和其他特殊的东西，比如巧克力和沙丁鱼什么的，都被卫生员揣进口袋里了。 与此同时，他开始随机检查，看看稻草铺下面是不是还藏着东西，还在病人身上搜。谁有多于一件衬衫的，要扔到那堆东西上去，顺便还要被打几下。 齐默表情烦躁。他有一件漂亮的羊毛毛衣，还有一双高帮鞋，当时是藏在包裹的夹层里送来的。现在他什么都没了。冬天已经到了，不久以后他可能还要被分到小队里去干活。 衣服和其他的东西都用床单裹了起来，卫生员说所有东西都要拿到楼长房间去。他刚开始清点衣服的数量，街上就忽然传来一声枪响。卫生员走向宿舍另一端的窗前张望，于是汉斯抓住了机会，他在每只胳膊下面夹了一个包裹，溜出了门。 等他回来的时候，卫生员正站在包裹前面。汉斯抢先开口：“我已经把一个包裹送过去了。” “好，还有五个。” 汉斯来回走了五趟，卫生员紧盯着看包裹里有没有丢东西。等所有的包裹都被拿到楼长房间了以后，卫生员锁上了门，带走了钥匙，晚些时候他会回来把东西都拿走的。但是现在齐默的毛衣和鞋子，还有其他最好的东西，都被汉斯藏在阁楼上了。 到了晚上，汉斯就发了大财。齐默拿回自己的东西时，给了汉斯半斤培根。大庭广众之下，其他被汉斯救下了物品的人也不敢落后，给了汉斯培根、糖、苹果、白面包，等等。他在10号楼的窗前对弗里德尔讲到这段历险的时候，整个人看上去红光满面的。 “明天我给你带点过来。” “自己多留点吧。” “放心吧。” 不过他知道，大多数的东西还是都要给她，因为他在窗口看见她的时候，听见她咳嗽了。而且先前她也要过止咳药水了。他让她量一量体温。她量了几个晚上。腋下37.3~37.5摄氏度。“从体温上看不出来。”她说。 但是汉斯怕了。他已经锁定了新的敌人：肺结核。他要和它对抗，照顾她。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给她送点吃的，但只要有一点他能做的，他就会去做。他躺在床上，想起他白天是怎么蒙骗卫生员的，感到十分满足。一种久违了的安宁的感觉袭来，他微笑着进入了梦乡。 [1] 指被火化。 [book_title]十七 某天早上，楼长来叫汉斯：“范达姆，你得去隔离区。” 汉斯一惊，他想，又要被赶出医院了。但是站在一边的齐里纳笑了，安慰他：“隔离区那边出了猩红热，需要个医生。那边的病人医院不能收，他们晚上也不能去大流动医院包扎。所以我们得派个医生过去把所有工作都在那边做了。” 一个小时以后，汉斯到了隔离区。他被带去了楼长那里，楼长嘲讽地笑着迎接他：“看哪，这不是我们的医生大人嘛。您可是这里的头儿。您来了我就放心了。” 他把汉斯带到病房。角落里有一小块地方用帘子隔开了，后面是一张普通的床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