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华帝国史 [book_author]格鲁塞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6234 [book_dec]我们了解中华历史吗？从上古部落到大清王朝，中国真的是天朝上国吗？中国曾处于世界历史中何等的地位？不了解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不可能真正自省于当下，不了解过去兴衰的历程，不可能深刻理解如今复兴崛起的意义。格鲁塞的这本《中华帝国史》，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时间为线索，以生动客观的语言为载体，收录了从三皇五帝起，历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优秀人物的事迹，全方位介绍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大气而又有细节。文字浅显易懂，内容尊重史实，公正评述人物，让读者从中得到史学和文学双方面的陶冶。 [book_img]Z_9206.jpg [book_title]译者序 提起勒内·格鲁塞（1885—1952），中国学界最为熟悉的是他的《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史》《成吉思汗传》等蒙古史研究专著，格鲁塞术业有专攻，但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研究也颇有心得。 相比许多历史学家，格鲁塞并没有长期在高校执教的经历，他曾任法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后来又担任了吉美博物馆及塞尔努什基博物馆馆长。长期接触和考证丰富的亚洲历史文物，让格鲁塞的历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鲁塞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简要通史《Histoire de la chine》，英文译本为《中华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Chinese Empire），本人在翻译此书时，将其命名为《中华帝国史：从上古部落到大清王朝》。 激荡与复兴，展现出了中国历史的两大特点。华夏文明的历史长达五千年，相比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它的历史从未中断，尽管也曾经屡次为外族入侵，甚至有蒙古与女真对帝国全境的占领，但中华文明依旧能够生生不息，浴火重生，在周期性的震荡中不断向前发展，终于在康乾盛世时期（1661—1796），达到了传统社会发展的最高峰。 这是一本不到二十万字的简明通史，想要面面俱到既不必要，也无可能。因此，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撰写出了一部独具特色的通俗读物，它的语言鲜活，文笔生动，即使是没有受过多少历史教育的人，都可以看明白。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重视对文化脉络的解读与分析。这显然与作者职业背景密不可分。我们过去所接触的通史读物，往往过于偏重对政治和经济的研究，而对文化的涉猎做得不够。格鲁塞的著作，显然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受益良多。他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比较详细地解读了中国学术、宗教、诗歌、雕塑、绘画和陶瓷的发展演变，并指出中国过去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其复兴与创新的无穷力量，在于有创造精神的自发性，这些精神反过来造就了商代青铜器的辉煌、庄周的形而上学理论飞跃，以及孟子的超人视角，等等。而中国近代的落后，显然与背离这种传统脱不开干系。 本书的特色之二，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史的大格局中，用相当多笔墨分析中外关系的演变及对中国发展走向的影响。通过对商代文物的研判，中国的丰饶物产，决定了其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与周边邻居交往的障碍。但中外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每当国力强盛之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会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横跨两大洲的丝绸之路，就是这种交流的标志。而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也相继传入了中国，并对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书创作于1942年，与其代表作《草原帝国》出版时间相距不远。作为蒙元史研究的权威专家，格鲁塞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元朝的好感，以至于用了整整三章来讲述元朝，而对于在中国历史学家看来更重要的明清两朝，他一共也只用了三章篇幅。元朝是一直为我们所忽视与误读的朝代，格鲁塞的分析解读无疑会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重新评估这一伟大朝代。这可以视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 格鲁塞毕生潜心钻研亚洲与中国历史，著述丰厚，取得了很高成就。他从未到过中国，仅有两次造访亚洲的经历，这应该说是一种遗憾，但并不能成为他研究的掣肘。对于中国史的把握与解读，他显然已经站在了一个极高的平台之上。即使本书已经出版了六十余年，许多观点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今天读来，依旧可以使我们受益良多。 中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但其衰落与发展，并没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民族是无与伦比的，但正是在与周边民族不断的冲突与交流之中，她才逐步演变到了今天的格局。 是为序。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土 亚洲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式大冲积平原的产物，在这些区域，天然肥沃的土壤，激发了人类的农业技能。正如早前西亚的巴比伦文明一样，东亚的中国产生了“中原”文明。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直抵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大道，延伸至东部山东的山脊，覆盖面积达到12.5万平方英里以上，超过了英格兰与爱尔兰的总和。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而以同样方式，中原成为了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一个相对较近的时期——在地质学家赋予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这片平原还是一处海湾，浪花冲刷着山西的悬崖绝壁，而如今的山东半岛，彼时还是座海岛。”从远古时期开始，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庞大的泥土冲积层向东奔流，将它们堆积在这一地区，从而创造了一片令人不可思议的肥沃冲积土。作为泥沙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海水被阻隔，海岸线则不断地向东后退，这一进程如今仍在继续。因此，年复一年，造成的结果就是：泥浆抬高了黄河河床，沿岸居民不得不一直相应筑高堤坝，以至于黄河到了入海口附近时，只能在远远高于地平面的水道中奔流；这种境况看似合理实则荒唐，并且极度危险。 再向西越过中原，有大片的黄土梯田绵延，占有面积超过了26万平方英里，那条养分丰富的大河即由此流下。事实上，一种巨大的黄色土层，覆盖了这个丘陵地带。它类似阿尔萨斯黄土，是过去数千年来，被大风堆积起来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细粉尘所形成的大片聚合物，并通过侵蚀作用被切割成梯田。大体上说，这是一片与中原同样肥沃、同样适宜农耕的土地（当时那里并不缺少雨水），是黍稷和小麦的集中产地。最后，还有一些广袤地域，从北京到开封，再由开封到南京的周边，在那里，西北的黄土丘陵与中原的冲积土层不知不觉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个地区中最为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与水稻的种植结合在了一起。前者适合黄土梯田，而后者更适合于淮河及长江流域。 伏羲女娲交媾图 中华文明在这一区域崛起，并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黍稷生产及后来的水稻种植息息相关。不为人熟知的史前若干世纪中，人们焚烧和清理覆盖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排干在东北部中原地带已经占据大片区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古老民歌赞美了这些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以及“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在因指导这些集体劳动而得到歌颂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氏，他教会人们焚烧灌木丛及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即“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贡献要归功于大禹，他是传说中夏朝的建立者。在其排水及挖沟的劳作中，大禹从水中拓展了土地，“让江河退至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水道的数量。 在黄土地区和中原，汉人的祖先从事农业劳动，过着定居生活。这种方式将他们与其他部落区分开来。后者还继续以游牧和打猎为生，要么游荡于陕西和山西北部的辽阔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泥泞丛林中。这两类人很可能属于同一种族血统。设想他们存在种族差异，甚至假设后者是某些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来自中亚，都是没有合理依据的；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窄领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注定要采用汉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从古风时代末期开始，这些部落逐步抛弃了自己的游牧方式，并转向农耕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一转变是自然的。）越南北部同样如此。如果说安南人和他们的近亲芒族人有所不同，是因为安南人成了沿海平原稻田的耕作者，而在内陆森林中，芒族人并没有去尝试学习任何农耕方法。 在同一地区里，古风时代的中国农民，生活方式与今人并无多大差别。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土屋之中（砖是后来才使用的），房子通常无法抵抗季风雨冲刷及侵蚀性损坏；而在黄土高原地区，农民则居住于在峭壁一侧挖出的洞穴中，如此一来，田地就会悬于农舍之上，而洞穴的通风口有时就会奇怪地通到了耕地中间。养蚕业的历史也很悠久。如果我们能相信《禹贡》（大约公元前7世纪）中所采用的经济地图，那山东及周边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树之地”。除此之外，传统上一般认为，神话中“三皇”的第二位，即传说中的黄帝，他曾亲自教汉人养蚕抽丝，并用丝织品取代他们由稻草或者野兽皮毛做成的“野蛮”服装。最后，似乎从远古以来，汉人农民就一直从灌木林和沼泽地中开垦土地，为的是自己征服的区域能采用一套精耕农业制度，直到今天，这种制度在其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曾写道：“中国的农业，只不过是大规模的园艺业。”我们可以补充说，在汉人的发祥地，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中原的冲积地，都难以找到真正的林地。无论在哪里发现森林，他们都不会喜欢。华中和华南原本都是林区，汉人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殖民。他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就有组织地砍伐林地，其数目远远超过了自己直接的燃料需求。他们也无意对山丘做进一步开发，就让它们光秃秃地待在那里。因为，汉人一直是由西北的梯田或东北绵延的大片低地哺育的，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生活。如此一来，平原上的黄土就一直发挥着塑造汉人的作用。 没有谁的生活比中国农民更加勤劳辛苦的了。虽然汉人有着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耐性，黄土高原和中原大地有天然沃土，他们终究还得听任大自然的支配。在饥荒岁月里，黄土地带会受到可怕的饥荒威胁；而在中原，尽管因为有季风雨，旱灾的威胁较小，但黄河会带来洪涝灾害，并引发可怕的流民问题。汉人对他们所称的“河神”，怀着一种迷信式的惧怕，证明了河水沿岸居民对其未驯服的“邻居”心存恐怖。为了安抚河神，汉人习惯于定期献出童男童女作为贡品。这些大片低洼地中林木的缺乏，导致了对水旱灾害的防护不力。当地的农民，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同行，都要更加勉强地依赖土地。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制于季节的变迁。 黄帝 炎帝 相比其他任何农业社会，汉人的乡村生活被分成了两个更为明显的不同阶段：从春季到秋季劳作于农田里，随后于冬季守在室内；到了春分时节，冬季数月里一直置放于田间的“禁令牌”被立了起来。还要进行一种最为重要的仪式，即“圣田”的首次耕作，由国王亲自庄重地完成，以为土地“驱神”。春分预示着土地的肥沃，也预言着种族的兴旺。在“燕子回归之日”，冬季被禁止的婚礼，这时候就能恢复进行了。在乡下，“随着初雷乍响”，农家少男少女们聚在一起，唱起情歌，并在田地中交流：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在秋分时节，庆祝完丰收盛典之后，村民们封闭的冬日生活就开始了，在此期间，妇女们将全部劳作时间都用于纺织。 可以看出，农民的生活模式严格地追随四季循环。中国人最初关于宇宙的概念，特别是将事物分成两大类别的最早“分类法”，很可能就源于这种一致性。直到今天，二分法依旧无一例外地支配着中国的所有哲学学派。在人类社会早期，农民生活被严格划分为封闭的冬季时期，此时女性的工作占主导地位（它是纺织者的季节）；以及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性来承担。根据类似的区分方法，万事万物都可以划分为两种性质或状态：阴，与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及女性相一致；而阳，则与明亮、炎热、扩张、干燥及男性相对应。这两种原理，就像它们似乎要模仿的季节阶段一样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变更、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亦或负责它们交替与变化的规则，就是宇宙和社会的秩序。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它就是“道”——这个中心概念，构成了之后一切哲学学说的主旨。 原始的中国宗教，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确保四季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期相一致，或者，就像后来所说的，天人合一。仙界的秩序由皇天——也被称为上帝——来维护，他住在大熊星座。人类秩序以同样方式由国王来保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被授予“上天之指令”（天命），并让自己成为了“天子”。为管理农事而调整历法，用必要的祭品及与至高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来庆祝四季的到来，都是国王的职责。在其最高祭司的角色中，国王的首要义务就是主持迎接新年的典礼，通过献上一头作为燔祭的红色公牛，向皇天祈求春天到来。紧接着就是耕作圣田，这是农业劳作开始的信号。在夏季的第二个月，国王要再次进行献祭兼带求雨，如果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就是处决所有的巫师和巫婆。这些人将被活活烧死，因为他们的咒语被证明是无效的。最后，在冬季即将到来之时，国王要主持弃田仪式，随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季的住所（与古罗马的Suovetaurilia仪式类似），此次的牺牲品是一头黑色公牛。贡品是献给“日神”的，接下来的另一次祭祀，就是向祖先献礼了。丰收庆典是所有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的举行标志着一个周期的结束。所有民众都要加入到普天同庆中来，欢歌畅饮。在每个季节，国王都要穿上适合季节“方位”的服装；冬季穿着黑色，春季穿绿色，夏季穿红色，冬天则穿白色：这些都是他在行使首席祭司职责时所穿着的宗教袍服。在其多种岗位上，他都有一个完整的占卜者及魔法师“团队”来协助——后者在早期中国哲学的潜心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将在稍后解读。 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祖先循环”，如今全体中国百姓对此都习以为常了，但在远古时期，只限于贵族阶层参与。事实上，只是那些出于种种理由，被祖先附体的贵族才能循环，因为仅有这一阶层才拥有可以复活的灵魂。实际上，他们拥有两个灵魂，一个纯粹是动物的散发物，注定要变成一种鬼魂，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种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上天空，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后代的葬礼祭品滋养时方能存在。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的或季节的供奉相关，祭品能让死者参加到家庭生活之中，他（她）由其牌位来代表。就其起源来说，土地神的崇拜，在原初时期为树木或者粗石所代表，同样与这种领主信仰有关。这类神是最早的地域性神明，既凶猛又残忍。“土地神喜欢血腥，”马伯乐（Henri Maspero）评论道，“向他献祭时，要先用牺牲品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祭品通常是一头公牛，但如果用人来做祭，他也并非不喜欢。” 在这段原初时光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生活在中原和黄土沉积层的交汇之处，致力于清理这片原始中国家领土上的树下灌木丛。这是一个有贵族阶层和君主制度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汉族农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们要经常警惕地提防自己周边的半游牧猎人部落。 尧帝 舜帝 这个农业社会中，农民辛勤劳作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在社会结构顶端造就了一个奢侈政权。尽管事实上，我们对最早的王朝——夏的政治史一无所知，但这个远古时代人们所使用的器皿，近来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指出了某些迹象。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46），在最近七年中，考古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意想不到的发现。 商汤王真像 可以追溯到夏朝的最早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装潢粗糙的陶器，以所谓的“篦纹”样式修饰。这是一种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普遍使用的风格，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间相当出名，它的发现也许显示，那时两个大洲之间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了。接着是彩绘器皿的出土。近来在河南省仰韶和秦王寨的村落中，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罐，上面绘有一种生机勃勃、很有灵气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让人意想不到的波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及带有睫毛的眼睛。这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夏朝的第二阶段。 半山陶器，得名于甘肃省内的一个地点，1921年起开始发掘，其年代为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间，或根据某些观点，是公元前1400至前1300年，因此相当于商朝的第一阶段。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美装饰，其装潢品质堪比爱琴文明时期的文物。而且，这种相似性并非仅仅是风格上的，有鉴于类似主题曾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史前彩绘陶器上发现过，这就让人猜想，它们可能是由爱琴海滨，途经俄罗斯大草原运抵中国西北部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外来装饰风格无法在华夏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种爱琴风格的螺旋纹之外，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更加简单的装饰形式即棋盘图案，显然这是模仿自编织物。这种本土装饰形式，是在下一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能够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已经被舍弃了），从甘肃的马厂遗址中发掘。在那里，我们看到彩绘陶器上引入了多种多样的隔行编织物图案，而在下一时期，我们将看到它们进入到了最早的青铜器的装饰之中。 这里，我们涉及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根据考古学家门金（Menghin）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青铜冶炼技术被引进到了西伯利亚。不过，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少量很早时期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它们源自西伯利亚。而且，一些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皿还显现出了对木制品简单模仿的迹象。青铜工匠忠实地复制他们的模型，甚至还要效仿凹口和刀痕。中国人突然间邂逅了西伯利亚的金属冶炼技术，似乎一夜之间，就丢弃了他们过时的陶制和木制的祭祀器皿，并用青铜器取而代之。 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天河南省的最北部）所做的考古发现，将诸多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兴盛一时的商朝古都中，我们发现自己突然遇到了一种已经达到巅峰的物质文明，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帮助我们了解其起源的东西。其中的一个发掘地点，占地大约6公顷，完全被一座建筑的地基所占据，它的规模相当大，想必是一座王宫。这里的坟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祭祀牺牲品的殡葬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活人祭品在宗教仪式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王室迎接新年的仪式中，就将四个人牲分别置于城市的四个主要城门处。用于占卜的骨头和龟壳，上面刻有最早的、一直流传至今的汉字字符。它们显示出，当时书写与绘画的差别相当小。埃及象形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以及中国的方块字符，都是从相似的图画技法中发展而成的。不过，在安阳发现的汉字已经充分程式化，这就迫使我们承认，汉字自从真正的“原始”图形以来，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初步精细化过程。到目前为止，其原型尚未大白于天下。 司母戊鼎 在安阳的发掘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让人赞叹的青铜器皿，在1934—1935年间，它们的出土量有相当规模。考古学家们非常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各类青铜器的形态和装饰就已经很好地确定了。如果我们并未知道，依据中国的传说，安阳不过是商朝末期的首都之一，那我们的确会认为它是个奇迹，如同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宙斯头颅中跳出来。更早的都城从未得到发掘，它们无疑与中国早期青铜器生产的艰苦努力同期。如果我们承认，青铜制造技术是在公元前15世纪或其末期经由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那在我们能够确定中国青铜生产的起点之前，还遗留了大约三个世纪的时段有待探究。 因此，近年来在安阳发掘的商代青铜器，向我们展露了一个艺术的巅峰，却没有必不可少、笨手笨脚的初始阶段。在以后的时期里，中国的青铜工匠们在祭器上达到同样的材质构建能力，或者类似的质量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有盖的大烹罐（被称为盂或罍）；但类似的、有说服力的例证出现在一些更为简单的样式中，例如三脚罐和三脚酒杯（分别被称为鬲或鼎，以及爵）。事实上，这种节制绝不会破坏形态的典雅，正如觚，它是一种庞大的酒杯，看到的人们却为它的细长感到吃惊。大部分的祭祀用青铜器上，都有几何及神话图案作为修饰，同样呈现出一种华彩。人们会为这些怪兽面具的气势而大吃一惊，特别是饕餮，它们起初是逼真的公牛、公羊、虎或熊之头颅，随后逐渐程式化，演变为可怕的鬼怪。商代青铜器（以及玉器）上能看到的另一种神话形象就是夔龙，“一种声如打雷般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敲响用这种怪物之皮做成的鼓，“如阵阵雷霆般的发出命令”。“作为宇宙力量的象征，”乔治·萨勒说，“这些传说中的动物，赋予了其所装饰的对象一种神秘而强大的能量。” 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大理石圆雕，或者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描绘的正是神话中的怪物。（这种对圆雕的偏好，在商代以后似乎终止了，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才重新出现。） 最后，除了青铜器，安阳文明还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玉器，它们在礼仪中同样重要。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古代中国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我们从中国经典中得知，王族的头饰，允许用玉做装饰，而王权的重要标志，就体现在一块大玉板（圭）上。它被系在君主的腰带上。商代遗址的挖掘中，发现了大量玉制的刀、斧、戈，其中一些为棕色或浅黑色，似乎有意模仿青铜器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有特色的玉制祭器：璧和琮。前者是中心有穿孔的圆盘，代表着天；后者是外圆内方的物件，代表着地。这两种形态的玉器，可能也和青铜器一样用于季节祭祀，国王将之献给上天，以求得土地的肥沃。 物质文明的这种丰富，证实了中国古代史书中提及的商代国王之生活。其末代君主，受辛（纣王），留下了一个“中国尼碌”的恶名，他是一个精致、奢侈及腐败的宫廷之产物，是一个已经衰落的文明之例证。他“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犬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不过，在这种巴比伦式的奢华外表背后，汉人种族的扩张依旧在继续。 [book_title]第二章　先民的扩张 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与任何其他伟大的人类社会相比较的话，首先应该选择的是加拿大或者美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洲大陆，基本和实质性的关注，远非政治的兴衰变迁，而是一个辛劳民族对无边无际的处女地之征服。在他们的拓荒之路中，汉人能够发现的只有半游牧族群。这场征服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必定是与大自然本身的直接抗争：清理土地，砍伐原始森林，驯服河流，以及在所到各处开辟可耕地。不过，法裔加拿大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用了三个世纪就将北美大陆开拓完毕，汉人的农业征服却花费了几乎四千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这场征服在黄土地与中原的边界之内开始，直到今天仍未完全完成。因为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倮倮和苗族“土著居民”依然在抵挡着汉族农夫的干涉。 毫无疑问，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汉人殖民者就开始形成了紧密团体，越过中原的边界，去“蛮夷部落”那里开垦新的耕地。后者要么被他们征服，要么被同化，或者被争取过来。这一进程，与汉人19世纪在蒙古草原上占地耕田，或者20世纪开发砍伐满洲森林相比，可以说没有多大区别。汉人最早的这次扩张，向南前进到了长江流域，当时此地几乎完全为森林所覆盖；向北到达了山西的黄土梯田，向西北来到了陕西与世隔绝的渭河河谷，这是一处同样从黄土中开拓出的区域。在接近长江的地方，中原农夫遭遇到了一些依旧处于半开化状态的部落（尽管毫无疑问和汉人属于同一种族），他们靠打猎和捕鱼为生，并在汉人的指引下，逐步过上了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北。一个勤劳的拓荒者部落——周人在这一区域定居下来，并承担起了清理并耕种这片丰饶的冲积平原之任务。他们将自己置于一位农业神人“后稷”的保护之下，此举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片从黄土中开拓出的领地，覆盖着精细的灰黄色黏土。正是在这里，后来修建了陕西省府西安城，或称长安。此地盛产玉米和粟稷，堪与加拿大相媲美。古代史书带着有所克制的热情，谈及在这里定居的周人家族最早的首领们，说他们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就开始耕地和播种”。他们将创立一套“屯垦”制度，能够持久地对抗其定居地周边的蛮夷部落。荒凉的中国西部之定居者，与所有类似位置的殖民者一样，都过着粗陋生活。他们开拓可耕地的顽固决心，危害了毗邻梯田地区的半游牧部落，也让自己付出了高昂代价。古老的史书显示，他们一度在野蛮人的攻击下被迫撤退，接着，再次从黄土高原下来，奔向渭河流域，“将士扶老携幼”。 周文王 作为边界捍卫者及高原开拓者，周人的首领们在严酷的工作中适应了战争的艰苦。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他们之中的一人，在历史上以武王而闻名，因商朝末代君主受辛的不受欢迎而受益，后者由于其残忍及放荡而广受憎恶。武王领导了一场反叛，并歼灭了王室军队。受辛逃回自己的宫殿，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自杀：“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武王凯旋进入都城。“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铖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周武王 姜太公 这是边境之民，是西部高原河谷的粗俗拓荒者，对奢华的朝廷，对中原富裕的耕作者之胜利。周人就这样夺取了政权，并拥有在渭河流域维持其住所近三百年的智慧，他们将自己的力量归因于地理位置，从这里，周人能够控制中原。这一时期（公元前11和前10世纪）的艺术，以风格比前代更为粗糙的青铜器为主要特征，带有一种严苛的线条韵律（或者以龙为主题），有时还会有相当笨重的几何图案。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Karlgren）最近对此做了毋庸置疑的确认。如果我们能相信这些迹象的话，就可以推测，相比商代那些奢华而让人炫目的艺术作品，周代最初统治者的物质文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退。 一场灾难终结了周朝的强盛。公元前771年，他们的首都遭到了西部蛮族的突袭和劫掠。这个王朝抛弃了其边境的住所，迁移到了洛阳地区，这里是中原的门户，也是当时中国的中心。周人在洛阳获得了大得多的安全，但很快丢掉了他们的武士个性；国王退缩成了有名无实的王室领袖，与此同时，真正的权力转移到了封建诸侯的手中。 [book_title]第三章　封建制度与骑士精神 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能够向西方的中世纪学者提供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素材。在上述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王室权力衰落所催生的制度，与10世纪的法国有几分相像。封建领地的分割持续了相近的时间，随后，与法国类似，一定数量的大诸侯引发了领土的重新整合。 春秋战国进度图 我们无意列举出中国全部的封建诸侯国，但应当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形成是出于地理原因。今天的中国各省，通常相当于好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小；相应的，在历史长河的起起落落之中，它们与总是重复出现的永久性单元保持一致。（像后者所做的那样）这些大的地区性单元，在中国古代的诸侯国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在西北，位于渭河河谷之中的今天之陕西省——这条河谷是从黄土中开辟出来的，它控制着河南平原——自从这段历史时期的开端就已确定了。我们已经看到，周朝的国君是如何从这些西部边陲出发去赢得王位的。他们曾经丢弃的边境之王角色，被其封臣秦伯承担起来了。后者在陕西开拓了一处地盘，并注定要有一番引人注目的事业。在山西省的黄土梯田上，另一个诸侯国建立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其高于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优势使它能够成功地建立霸权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三个占优势的诸侯国建立在山东东部，这个有独特性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山岳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岩石丛生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一处湖泊纵横交错的浅盆地，在当时遍布森林），蛮夷部落被中华文明的典范所吸引，自发地采用了一种汉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并建立了第四个大国。以上我们只提及了最强大的几个诸侯。如果试图列举所有其他小国，包括从封建领地中再分出去的较小诸侯国，我们就能得到大约六十块封地。 春秋列国图 同样地，我们将不能详谈各类诸侯国之间的残酷斗争。这与11世纪法国的封建争端一样冗长无味，而只有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才是有意思的。这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本身及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法国封建时代的对等物。 这是中华民族的骑士时代。那个时期的战争，是一种有侠士风度的较量，是使用那种高贵的贵族装备——战车——进行的。无论是通过古代史书的描述，还是凭借汉代的浅浮雕，都能让我们对这类战车相当熟悉。战车上套着四匹马，其中两匹套在车辕上，另外两匹通过皮带从两“翼”拖动它。它们是矮小、粗壮、强健的骏马，营养充足，充满激情。它们的马嚼子上装饰有小铃铛。战车上有一个短小狭窄的框架，它的后部开口，装在两只轮子上。中国的战国像亚述人（Assyrian）的一样，能载三人：御者居中，一名长矛兵居右，一名弓箭手居左。三人全都着胸甲，戴护臂，并穿着浸渍牛皮制成的护膝。长矛上装着小钩子，以便能叉住敌人，弓上则镶有象牙。三位同伴共用一个涂有明亮色彩的盾牌，他们盔甲上的亮光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此同时，在前方，后面和两翼，都有军旗高高飘扬，旗上绘有象征四种主要方位的标志性动物——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白虎代表西方，青龙则代表东方。 晋文公与楚交战（元代王振鹏《养正图》） 当一位君主的军队入侵邻国之时，后者的首领，出于蔑视和虚张声势的目的，往往会派出一队人马，带着给养送给侵略军。有时，这种挑衅会采取一种更加血腥的形式，国君会向其敌人派出信使，而这些勇士则在对方面前割断自己的喉咙。有时，一辆战车会全速驶到敌人城门下，并做出侮辱举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以亚述方式进行的混战。“千乘战车相互冲击，战旗对战旗，荣誉对荣誉。”如同荷马时代一样，当两军中的一些勇士彼此相认时，他们就会从战车的最高处交换“傲慢的赞美”。有时在开战之前，他们会一起饮酒，甚至互换兵器。这种对手之间的战争，不得不遵照一套严格的礼仪准则来进行。被征服者如果有证据证实自己的勇敢，或者懂得如何以真正的侠士精神向其胜利者致辞时，就能得到释放，如同以后日本的武士阶层，“名声是通过慷慨大度的行为赢得的”。此时，已经有了一种与武士道相近的观念，即侠士荣誉的规则。因为这样的准则，勇士们在张弓之前，将自己无所畏惧地暴露在敌人的箭矢之下；同样因为这样的准则，侍从们刻意求死，为的是给其主人的纹章增添荣誉。早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不止一个段落描述了这些史诗般的美德。秦王的首席御者，即便浑身中箭，依然不停地擂鼓，因为“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在和平时期，绅士们也抱持着同样的理想。这些人的腰带上饰有玉佩，发出“清脆和谐之声”；他们来到国君的朝堂上，参加贵族射箭比赛。空气中弥漫着轻柔的乐曲，处处都有高雅的互相致意，整体气氛如同一场芭蕾舞剧。 这种忠诚于国君、公平对待敌手的侠士理念，这种对交战诚实的尊重，这种和平时期在“礼教”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礼貌准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从此产生了儒家学说的部分教义。 [book_title]第四章　上古先贤 中国哲学，如同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代表着人类思想史的一种原初面貌。 在中国，哲学思考很可能产生于非常古老的四季交替的自然概念。对于这种季节规律的观察，想必铸就了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它将事物分成两个一般类别，即阴与阳，分别代表黑暗与光明，潮湿与温热，由此类推，还有天与地，收缩与膨胀，女性与男性。这两种法则的相互对立和交替，以及它们的相互依存，或者说二者的相互转变，解释了宇宙中万物与一切生命的演变进程。在这两种对立法则之上，还叠加着第三种原理——道，它可以描述为前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依赖并无穷演进的法则。 这些自然主义观念，在原始思维的最早分类中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是从占卜之学中引出的更为复杂的概念。早期的中国社会中，占卜者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方便自己的表演，他们虚构了一个抽象世界，它高于并支配着可知世界。这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些相似。不过，中国的占卜涉及了几何抽象，还用到了对不同组合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爻”、“六爻”形式排列的虚线和实线系统，并象征着阴与阳的各种组合，也就是宇宙的多种面貌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纯粹中国式的、关于数目的定性价值之理念。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特殊的观念，为远东哲学之后的演变充当了一个出发点。 孔子画像（唐代吴道子作） 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孔子——在汉语中被称为“孔夫子”或“孔先生”——诞生了（通常认为其生于公元前551年）。他是鲁国（在今天的山东省）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曾离开家乡，走访多个邻国之宫廷，随后回国创办了一个智慧学派。因其教义的道德特质，人们将孔子与苏格拉底（Socrates）相提并论。两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即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书面作品。我们不得不从柏拉图（Plato）和色诺芬（Xenophon）留下的肖像中（有时会有出入），重建苏格拉底的可能形象。但就孔子而言，这一工作甚至可能更为麻烦。我们所熟知的其格言，及与别人的对话，是经由一个他去世五百年之后的修订本传递给我们的。不过，这个文本中，浮现出了一位有迷人个性的人物轮廓，欣欣然地展示了其敏感性，以及发自内心的机敏应答。这永远不可能是常规的歌功颂德者所能编造出来的。 孔子的思想历程，就我们所能追随的内容来看，似乎绝不追求革新。模仿保守派笔吏的样式（他与这一派联系紧密），孔子的教义表现为对古代传统的一种评注。人们在他身上会再度发现对“天”的敬重，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推崇。阴与阳的古典理念，以及更高一层的“道”之理念，在孔子这里，通常意味着正道（也就是古之道），而他的道教对手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则是在不同的意思上使用它。 如同他这一学派的所有圣贤一样，孔子鼓吹孝道，以及对亡灵的虔敬。也就是说，崇拜祖先。尽管有这些传统主义理念，一些逸事告诉我们，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当绝对为礼仪规则所制约；他特别赞赏的，似乎是动机的纯洁与心灵的真实。本质上说，他的教义似乎是一种行为学说，他传授的是一种积极的道德。“看来，正是作为良知的指导者，令他赢得了声望。” 儒家学说可以用“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概念既意味着对他人的仁爱之感，也表明对自身人格尊严的感知。简而言之，这是对自身及他人的一种尊重，只要对方拥有这一理念所包含的所有附属美德：宽宏大量，诚实守信及仁慈宽容。在外部关系中，仁表现在持续的自我控制之中，这是对礼仪的尊重及一种正式的礼貌，而这种礼貌，正如前文说过的，不过是一种内在优雅的外在表示。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谦恭，它在骑士理想的支配下，在欧洲贵族阶层中催生出了封建时代的礼节。 如同苏格拉底的教义，儒家学说首先倾向于教人了解自己，以便于促成自我完善。正如苏格拉底宣布放弃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一样，孔子——无论如何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拒绝探究命运的奥秘，不愿“语怪力乱神”。“知之，”他说，“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教义，不承认个人道德与公民及社会道德之间的差异。其目的就在于行仁政，正如在所有中国哲学体系中一样，仁政要靠君主美德与上天秩序的和谐来确保。“正是统治者的道德力量，他从天命中唤起的超自然影响力，导致其臣民是行善还是作恶。”因为人们强调这些格言，孔子后来被尊崇为圣人典范，以及儒家学派的至高权威。 如果不得不将儒家思想的精神浓缩为一个简单准则，那我们会说，它是一种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说相合作的民事秩序。 墨子 孔子的继承者墨子，展示出了最大的独创性。（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前4世纪早期。）通过一次大胆的飞跃，这位著名的思想家走进了一神论，这让人难以理解。他援引了“上帝”，一位人格化的神，来取代其前辈们非人格化的“天”。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本质上是品性端正的：“善行的主要理由，应当是对天上之主的畏惧。他能看到森林、山谷中所经过的一切，还能看到人眼所不能看穿的所有隐蔽之处。他是我们应当努力取悦之人，他喜好善行并憎恶恶行，热爱公正且痛恨不公。天下的一切权力都从属于他，并必须根据他的意见来执行。他希望国君善待其子民，所有人互敬互爱，因为他，上帝，爱所有人。” 从这种一神论中，墨子提取了一种非常高级别的道德。孔子的利他主义，在他这里变成了兼爱，甚至于发展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以同样方式强烈谴责封建战争。以下格言概括了他的思想：“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 道家学派则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占卜者对于阴、阳及道理念的探究，这些我们均已经讨论过。它们还与古代神汉巫婆自我暗示的行为有关联，他们狂热的舞蹈导致了恍惚状态，能够捕捉神的注意力，并保持后者的在场。然而，从这些粗鲁的实践（依然充满了原始巫术）到“道教之父”们的崇高思想，必定是一条漫长之路。而且，正统观念更倾向于无视其可疑的祖先。根据传统，作为哲学的道教，由一位名叫老子的圣人所创立，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确定的了解，但依照传说，他很可能活到了公元前5世纪。对于道教第二位圣人列子，我们也不会知道更多。相反地，第三位圣人庄子，已经清楚地显示，他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期，大约死于公元前320年。 老子 道教一直保留着从古代巫术实践中继承的一些古怪的控制呼吸练习，更精确地说，是一套真正的“呼吸体操”，为的是将初学者送入一种狂喜和飘浮状态。这些方法并非古代中国所独有，因为人们可以在印度瑜伽修行者中间发现。这些自我暗示法，因一种神秘实践而显得高贵，正如印度瑜伽一样，其目的也是“让灵魂清空所有一切，只留下纯粹的本质。”道教圣徒因此达到了一种永久的入迷状态，“一种神奇的优雅，也是真正的自然情形。” 道教书籍向我们揭示了这种神秘方法的不同阶段。“自吾闻子之言，”在《庄子》一书中，一位圣人的弟子断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类似的还有另一段：“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列子》一书更加精准地分析了这些冥想状态，人即使处于俗事最繁忙之时，也能维持上述状态，因为它们可以与尘事交流：“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乎。” 这种智力上的苦修，赋予道教徒非凡的力量。葛兰言（Granet）写道：“他实现了一种状态，他不再是任何其他，只是一种纯力，没有重量，无懈可击，并且完全自主，圣徒完全自由地通过环境。” 庄子教导说，在这种超然状态下，圣人超越一切世俗的可能性之上：“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他像一个纯粹精神体，穿过一切物质，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物质似乎都能渗透。《庄子》一书以柏拉图式神话开篇，讲述一只巨大的神鸟为求道而越飞越高：“‘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种立于巨大神鸟之翅上的星际飞行中，在这种渴望一举达到能推动世界的无名力量之狂热里，庄子感觉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 庄子 因此，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并与宇宙力量联系起来，道教徒必须首先抑制他们的逻辑推理，并“吐尔聪明”。“目无所见，”庄子教导说，“耳无所闻，心无所知。”社会及文明不过是惯例。就像卢梭的信徒，他必须回到一种自然状态，并生活在与野兽和家畜都保持亲密的状态；为了让他重新发现自然状态，唯有除掉文明中的虚饰。这样，他就能找到一切学派都在寻求的长寿秘诀。为了无限期地延长生命，我们只需要保持自己生命力的平和，不要人为干预。在其日常应用中，道教智慧从本质上说，在于避免一切无用的烦乱。《老子》中讲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通过深化古老的“道”之概念，道家为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即使提出者从不打算给它下一种明确定义。“道”是宇宙中的物质，不受任何事物决定。 老子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在具体的物质中，阴与阳不过只是两种模式，宇宙的连续统一，使得它们可以永恒反转，但宇宙本身是未知和不可言喻的。“道可道，非常道。”因此我们只能消极地理解它。以下是《老子》中的陈述，它得到了人们的经常引用：“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一元论是静态的，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动力论。正如马斯佩罗（Maspero）和葛兰言所观察的那样，道与其被视为一种存在，不如被当作一种力量。它总是有热情及生命的冲动。“以其不能生，故能长生。”或者不如说“宇宙固有能量的永恒准则”，宇宙的力量等同于生命动力。 通过一次奇特的倒转，绝对的一元论就变成了彻底的相对论。如果“万物”是一体的，它们就可以相互交换并相互取代。智者本人如果隐姓埋名，丢弃自己的品性与其个人特征，他就会变得与世间其他人没有区别。“昔者，”《庄子》中写道，”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或者再举一个莎士比亚剧一般的场景，列子提着一颗在路边捡到的人头，如哈姆雷特似的低语道：“谓予与彼，知而尔未尝生，未尝死也。”就像勒南（Renan）想到其“天狼星的形象”一样，庄周为了确立其普遍相对论，邀请我们到类似的观象台去观察事物。“如果你登上太阳战车，”那么这一样一种高度下，“物我”，或者如我们经常说的主体与客体，就会完全相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种相对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普遍的可逆性，造就了一种超然态度，平静且安详地接受人世间的一切变化无常。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说：“啊，世界！你带来的一切都对我有益。”以同样的方式，庄周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吾师乎，吾师乎，”他呼喊着，向“道”致辞，“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道教的总结性课程，就是漠不关心。 杨朱 另有一种非凡的哲学，即杨朱哲学。此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现在，我们来到了非常糟糕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诸侯混战的时期，伴随的是对全体平民可怕的伤残及屠杀。对于这刀光剑影的几个世纪，杨朱留给我们的影像是绝望及嘲讽的。他的教义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其苦闷怨恨有一段私人笔记所见证，让人联想到卢克莱修（Lucretius）：“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法家代表人——韩非子 如果说思想家们对现实世界的图景深为失望的话，有一个学派却坚定地接受了一切，这就是法家。在这个武力的世界里，他们试图建立一种不依赖道德的治国之教义。从人类的本性，以及其所有罪恶出发，法家构建了一种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善政学说。这套法律，即使在个性平庸的君主统治下，通过“双管齐下”的交替使用，明赏罚，依然能够保证国家的健康发展，以及百姓事实上的幸福康乐。政治是种技巧，法律价值的标准，并非它们理论的道理品质，而是其实际效果。就这方面而言，主要的事情是：法律应当以实力作为后盾：“夫虎之所以服狗者，爪牙也。” 孟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72到前288年，是一位儒家学派的道德家。他讲述一种中庸之道的道义，介于杨朱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与墨子宣扬的完全自我牺牲之间，并坚决反对法家的残酷无情。简而言之，他回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并使之与更现实的正义理论相协调。 孟子 孟子特别强调教育：“心灵之卓越，由培育善的胚芽而达成，如同一粒麦种，受益于沃土及丰年。”这种温和的教义，当时并不受青睐，直到后来，汉代的统治稳定之后，才收获了成功。当下，战国时期正处于其最糟糕的阶段，法家所有的现实主义学说，都几乎无法满足暴君及冒险者对它们的要求。 [book_title]第五章　火与剑 最终，几个大的诸侯国从封建战乱中脱颖而出，它们兼并了一些次等的领地，彼此间很快开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决定其中哪个会因统一中国领土而受益的竞争中，所有国家都是敌手。从公元前335年开始，最重要的几个诸侯国之首领，就不再麻烦自己操心周朝那位有名无实的君主了，并开始自己戴上国王的头衔。（如同在公元前305年之后，即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希腊世界，其将军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战国时期到达了其顶点。 吴起，魏国大将 随着战国格局的出现，早期有武士风度的战事，让位于冒险家们的厮杀，他们全无同情之心与忠诚理念，战争因此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战役，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很可能就被拉进反对邻国的战事之中。战车这种显赫高贵的、有着伊利亚特（Iliad）风格的精致作战装备，逐渐被骑兵完全取代，后者是突然袭击和快速攻掠的战术。公元前307年，赵国（位于今天山西省北部）国王实施了这项军事技术革新。赵王不得不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抗争，他意识到这些游牧者的优势，在于其弓骑兵。他们的机动性及快速推进，总是令移动缓慢的汉人战车御者惊慌失措。赵王采用他们的战术，建立了一些骑射兵团。其邻居和敌人秦王（在今天的陕西），走得更远：他不仅为自己配备了骑兵，还组建了轻装备的步兵军团，作为常备的“国家”军队，来取代笨拙的封建募兵。与此同时，随着攻城机械、移动塔楼和石弩的发明，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真正炮兵的出现，攻城战术也形成了。封建战事的谦虚礼让已成为陈年旧事。战国之间的争斗是难以和解的。从这时候起，胜利一方再也不豪爽地用战俘来索取赎金，而是以大屠杀的方式处理他们。秦王国的士兵，是战国中最为好战的，他们获得报酬的唯一方式，就是展示自己砍下了多少敌人的头颅。在那些被攻占的城镇中，即便已经投降，全部人口通常都要被处死，妇女、老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原始人类的吃人习惯再度恢复了，首领们为了“提高其威信”，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捉拿的敌人扔进沸腾的坩埚里，喝着这种可怕的人肉汤，甚至会强迫受害者的亲属也喝下去。在战国诸侯中，秦国因其地理位置享有极大优越性。它从渭河的高原河谷控制着河南的富庶平原，这是它在这场竞争中首要的战利品。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中国的希罗多德（卒于大约公元前80年），用以下惊人措辞将读者吸引到这一点上：“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秦国除了这些地理优势之外，还有其民众的尚武性格。他们生活在中国西部荒凉的外部边界区域，是一个拓荒民族，一个兵民相结合的民族——他们利用了这些天赋才能，再加上一个顽强不屈，注重实际的地方王朝，很早就意识到了敌对政权那些隐秘的弱点，即为了满足王室随从的利益，国王的领地被封地和庄园分割得支离破碎。为避免这种弱化进程，秦国的国王们学会了如何犒赏他们的属下而不必分割王家领土。最后，他们还在身边网罗了一群法家读书人——我们已经提及了这一哲学学派——后者为了确立王室的权威及征服的正当性，构建了一套君主及国家专制的综合理论。 胡服骑射 李牧，赵国大将 那些严酷的摄政大臣们同样非常重要，在辅佐幼主时为确保王室政策的连续性，往往比国王本人还更加积极。这些权臣中有一位即大名鼎鼎的卫鞅，有关他的事情，编年史学家简略地说到，在公元前359年，他“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这位中国黎塞留（Richelieu）的付出没有得到好报。一位新国王，在他还是继承人之时，曾受到卫鞅的训斥。登基之后，他就将后者车裂处死。对一位级别如此之高的人士，采用如此严酷的惩罚，证明了秦国法律的严厉，它对社会等级中的各个阶层都一视同仁地残酷无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一套严酷的法令被强加给了全国民众。 即使在这样的领袖统治之下，对于当时中国——黄河谷地及长江流域——的征服足足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才完成。只有亚述国王赛纳克里布和亚述巴尼拔的编年史，才能展示出如此丰富的暴行。公元前331年，秦国俘获魏军八万人，并将他们全部斩首；公元前318年，秦国粉碎了魏、韩和赵国的联盟（他们曾帮助过匈奴人），并斩首八万二千；公元前312年，秦国击败楚国，让八万颗人头落地。公元前307年，秦国为六万人头的战绩而得意洋洋，但随着秦昭襄王的即位（他在公元前306到前251年间统治秦国），屠杀规模又升级了。公元前293年，他击败韩国和魏国，为自己赢得了二十四万人头的战利品。这只是个开始。在公元前275年对魏国的战役中，仅有四万人头落地，但在针对同一敌手进行的远征中，秦国又收获了十五万人头。公元前260年，在一场攻击赵国的重大胜利中，尽管他已承诺留下被征服者的性命，依然有四十万多人被杀。中国其他君主内心的恐惧与日俱增。但十多年过去了，秦国这头野兽，并没有吞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在这个时刻，秦国一位王子登上了王位，而他也成功地完成了其先辈的工作。他就是中国大陆的统一者，未来的秦始皇。 卫鞅，又名商鞅 苏秦，战国时期著名外交家、谋略家 张仪，战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谋略家 白起，秦国大将 [book_title]第六章　中国的恺撒 公元前246年，未来中国专制制度的缔造者，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当时他仅有十三岁，不过以“秦王政”而为人所知。他的年轻让其他王国都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喘息是短暂的。“秦王为人，”一位他的幕僚评价说，“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二十五岁之时，他的一位将军，敌对的赵国（在今天的山西省）之征服者，向他献上的战利品，合计有十万人头。其他的诸侯认为，他们末日将到，并感到唯有暗杀这个年轻国王，才能拯救自己。他们中有一人组织了谋杀，但秦王逃脱了，而刺客则被碎尸万段。从那时起，秦王的的征服行动，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次又一次成功。在公元前230到前221年之间，其他所有王国（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一个接一个地被秦国吞并。公元前221年，当时中国的全部领土被整合在了秦王的统治之下，他接着采用了至高统治者的头衔，也就是皇帝。由于取得了“秦朝第一个皇帝”的头衔，因此在中国历史中，他以“秦始皇”闻名于世。 秦始皇真像 吕不韦，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曾扶佐秦王政登基。 随着中国统一的实现，中华帝国也就建立起来了。它历经多个王朝，持续时期达2133年（公元前221—1912）。 秦始皇完成了中国领土的统一，随后就开始了政治、社会甚至思想的统一工作。这是其功业中最不引人注目的部分。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的大人物，这位中国的恺撒不仅是征服者，而且是天才的领导者。他将其祖先在秦国所创造的军事和民政集权制度推广到了整个帝国，通过大规模的人口置换，他成功地摧毁了最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他的君主专治制度，终结了在中国社会中似乎与生俱来的封建割据。他的将军们，曾希望皇帝创造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可后者根本不打算这么做来取悦他们，而是将帝国分成了三十六郡，每郡均由一位文职官员、一名军事长官及一名监督官员直接管理。他的丞相李斯实现了整个帝国的书写字体标准化，这是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因为从北京到广东，任何地方方言的差异，使得标准的书面语言成为唯一能让人理解的交流手段。而且，他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这最后一项措施还提及了御道系统的创立，其宽度统一为五十步，路边植树，并修建堤防，以抵御洪水的侵害。 公元前213年，在其丞相李斯的鼓动下，这位中国恺撒下令焚毁古代经典，特别是儒家学派的著作。此后很长时间里，这项措施令秦始皇一直受到知识阶层的憎恶。在当时，习惯于坚守过去时代封建礼仪的读书人，都有意无意地成了秦始皇所摧毁的那套制度之信奉者。为了终止这种暗地里的反抗，皇帝实施“禁书”，此项激进措施，不大可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广泛，因为尽管如此，诸多经典还是幸存下来了。在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之中，他的专制统治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创建一套强大得足以持续两千一百年的中央集权制度。无论如何，这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成就，此业绩可以与恺撒或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相媲美，但却比他们要持续长得多的时间。简而言之，他是注定要重塑人类的、最强有力的天才之一。 这位中国恺撒在其帝国境内到处刻碑留文，证明他对自己成就的历史功绩并非没有意识。泰山上的碑文读起来让人印象深刻：“初并天下。”“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碣石的碑文如是说。这是琅琊的碑文题字：“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这是远东“中国太平”（Pax Sinica）的表达方式，相当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太平”（Pax Romana）。更进一步地，出于相同效果，碑上还写着：“黔首（指老百姓）安宁，不用兵革。……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这样的表达，唤起了一幅自给自足的“华夏盛世”图景，可与“罗马盛世”相提并论。 李斯 秦始皇的石刻文字，记录了他的旅程。在最终统一中国之后，他开始了在主要区域的盛大旅程；登上庄严的泰山，为的是与天上的神仙交流；从琅琊的平台上凝神大海，试图加入与海神的谈话之中。后者居住在神秘的日出之岛。 秦始皇的当务之急之一，是使中国免于突厥—蒙古游牧民族的侵犯；这些蛮夷在当时被称作匈奴，他们在帝国与蒙古的边境一带放牧。为阻止他们，在北部边境的不同地点，古代的国君们已经修建了大段的高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将这些古代的初级防御工事连接起来，形成了一道连续的防线，也就是长城。它从渤海湾的山海关关口，一直绵延到了甘肃省的渭河源头，那里已是西北边境了。 直到这一时期，中国领土仅仅包括黄河谷地与长江流域。华南特别是广东地区，依旧是化外蛮荒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出一支远征军占领了广东，并着手“中国化”已经征服的领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皇帝下令围捕游民，并将这些人由长江口驱逐到广东，让他们在新土地上居住。欧洲殖民史中，可以举出许多相似例证，他们通过输入罪犯实施这一拓殖体系。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根据其意愿，他被安葬在靠近今天陕西新丰村的一处地点。始皇陵是一个巨大的坟茔，从其地基算起高为48米，从周边土地量起有60米长——这是一座人造的、名副其实的山峰。坟墓中还安葬着他的数位妃子，以及将财宝运到那里的工匠。 战国时代，见证了秦王国崛起的那个时段（从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及在秦始皇统治下，皇室被神化的那个短暂时期（前221—前210），目击了青铜器艺术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风格之发展。这种类型从前叫作“秦代工艺”，现在被称为“战国工艺”，其特征是在表现器皿侧面的动物时，“从浮雕中解放出来”，从现收藏于卢浮宫的著名鲤鱼瓮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它首先以一种新的装饰形式为特征，饰有隔行及重叠的线条、圆圈、钩子、穗带、螺旋及波纹，呈现出一种不断生长及在永恒运动中舞蹈的效果。如蜥蜴一般的龙，可以看到已经不像周代青铜器装饰上的缓慢运动，而是被卷入了这种颤动的节奏，并跳起了一种疯狂的舞蹈。类似的勃勃生机，在打猎场景中也能见到，这类风格装饰着后来向汉代艺术转变时期的青铜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风格既来自周代艺术的逻辑发展，同时也受到邻国艺术的影响。这就是草原艺术，它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边境。 秦始皇陵墓兵马俑 在这一让我们关切的时期，从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穿越西伯利亚和蒙古南部，直到中国的长城，是广阔无边的草原地带，被不同种族的游牧部落所占据——俄罗斯血统的高加索斯基台人，蒙古种族的匈奴人——都赶着他们的畜群追逐着季节性牧场。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斯基台人及匈奴人，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表现在刻画有斗兽的装饰性青铜饰板上——野兽与骏马，捕食的鸟与鹿——以一种充满动感的风格，古怪地扭曲且痛苦。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能在相同的立足点上与蒙古的匈奴人作战，汉人模仿他们的样板，创建了骑兵射手军团。同时，他们还采用了后者的部分衣装——骑手的长裤，代替的是战车御者的长袍——以及他们的部分装备，特别是青铜环扣及装饰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饰板和带扣出现的同一时期，中原艺术中还产生了程式化的动物造型，其风格与草原艺术有着紧密联系，尽管它们属于战国和秦代时期的中原风格——此类型对中原风格的形成有所帮助。这个事实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让我们发现：中国艺术不仅与蒙古的匈奴动物艺术及米努辛斯克的西伯利亚青铜艺术有着一些联系，而且与俄罗斯南部的斯基台艺术存在某种接触（尽管是间接的），而后者，因其与希腊艺术的关系而广为人知。 秦陵出土的铜车马 不管这些考古比较依然不成熟并没有明确意义，在我们已经接触的这一时期，中国都正顺利走向进入世界历史潮流的道路上。这个由秦始皇所创立的统一帝国，在下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注定将与印度、波斯和罗马帝国产生联系。 [book_title]第七章　过渡时期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秦朝所创立的君主专制政体，只服从于一位政治强人的领导。这位中国恺撒的儿子及继承者，是个不称职的年轻人。经过三年混乱统治之后，在一场全国性的暴动中，他被迫自杀。国家堕落到了最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军队首领取得了许多地方的政权。 随后的夺权斗争中有两位主要领袖。中国历史学家们乐于比较他俩的性格。项羽，一位粗俗的大力士，其行为方式就像个老兵；而刘邦是个典型的中国政客，诡计多端，精明慷慨，同样也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冒险家。关于刘邦，历史学家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肖像：“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最后一点是其未来飞黄腾达的明显标志。尽管非常贫穷，他却“好酒及色”。史书告诉我们，他常常在一位老店主王媪家饮酒。在那里，要么是因为慷慨，要么出于自夸，刘邦付出的酒钱总是高于标准价格，尽管实际上他总是赊账。有这么一件真事：一天，当刘邦醉醺醺地酣睡之时，这位老妇人认为自己看到了一条龙在他头顶盘旋；这是大富大贵摆在他面前的进一步征兆。从那以后，她比以前更乐意允许刘邦赊账买酒了。 刘邦 项羽 刘邦早早就放弃农民生活，在村上担任了亭长。此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其传记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他的离奇逸事。有一次，这一地区的行政长官要求刘邦交纳一千钱作为“礼物”，他凭借完全的厚颜无耻逃避掉了，而且分文也没上贡。对一个企图发家致富的冒险家来讲，秦帝国的崩溃提供了一次绝佳机会。刘邦通过相当原始的方式组建了一个团伙，开始自己的造反生涯。一天，当领命监送一队囚犯时，他认为除掉他们的锁链，让自己担任这伙人的头目更好。刘邦“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并在他的本省江苏开拓了一块封地。公元前207年，他向帝国都城所在的陕西省进军，并通过其仁慈赢得了民众支持。刘邦的对手项羽随后占领了陕西，将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项羽曾经捉住了刘邦的父亲，并威胁其对手说，如果他不投降，自己就将这个老人活活烹掉。刘邦不会轻易被吓倒。他用最温和的腔调答复这个可怕的威胁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因这样的冷静沉着而惊慌，立即释放了他的这位俘虏。 刘邦的狡诈很快将其对手推到了灭顶之灾。在淮河沿岸进行的一场激烈战斗中（前203年），项羽展示出了惊人的勇猛，率领自己的骑兵一次次地突破敌人的防线，并亲手杀死了刘邦的一名副将。直到最后，他身受十余处创伤，并发现自己被占压倒性优势的敌军包围。在追兵之中，项羽发现了一位从前的伙伴，后者全副武装。于是，项羽对他喊道：“我知道我的脑袋很值钱，拿去吧！”说着，他就割断喉咙自杀了。 楚汉之争 刘邦没有了其他对手。这个军事冒险家成了皇帝！一场无法预料的时来运转，结果使得这个农民的儿子，攫取秦国三十七代国君的劳动成果而受益。秦始皇最终出于自己的利益创建了中国的君主专制，而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刘邦这个幸运的冒险家，就成了那些高傲诸侯漫长世系的继承人以及一位天才的受益者。而正是此人，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并统一了中国。不过，刘邦统治的开始，不仅谦逊而且艰辛。他不得不拿出大片封地和王位以犒赏其他的雇佣军，是他们帮他得到皇位的。很显然，为了取悦他们，刘邦恢复了被秦始皇废除的旧分封体系。不过，他用一只手给予的，又用另一只手收回。刘邦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就调动他被迫创设的地方君主，好像他们不过是地方长官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他将诸王逼到造反的境地，随后就废掉他们。最后，这些新兴的汉代诸侯全遭驯服，被剥夺了一切行政权力，沦落为这个国家纯粹的宫廷贵族，再也无法妨碍皇帝的绝对权力了。 刘邦是很有福气的，他成为了一个最幸运王朝的奠基人——其后世子孙将这个帝国维持了四百余年。起初，再也没有比他更受怀疑、更为危险的当权者，但随着时间推移，再没有比从他那里继承来的正统更为合法的了。因为他的世系——汉朝——将从公元前202年开始统治中国，直到公元220年，在中华民族的命运中留下特别牢靠的印记。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依然称自己为“汉人”，并为此而骄傲。 与此同时，没有人能像这位王朝建立者那样，一直不因自己的幸运而沉醉。在其权力的顶峰，刘邦也没有忘记自己出身的平凡：“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只有在家乡（在今江苏省）的卑微民众中间，他才能感到真正的快乐。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喜欢回忆自己的年青岁月。不过，他不得不离开他们，在其长安（今西安）的新都城定居下来。此地是帝国的真正核心。在离开故乡之前，刘邦大摆宴席招待当地百姓。“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临行前，皇帝无法抵制自己的泪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正如与其同乡在一起那样，刘邦乐于和他的士兵们打成一片。这些人和他志趣相投。虽然没有系统地迫害儒家知识分子——就像其前任秦始皇所做的那样，刘邦非常鄙视这帮人，对他们冷嘲热讽。对那些整天在他耳边念叨《诗经》和《书经》中的古典文字之人，刘邦总是毫不客气地批判：“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事实上，对帝国的军事控制，容不得片刻的松懈。公元前200年，在山西北部平城的一处高地上，皇帝本人不幸地被匈奴包围，在七天时间里，他与主力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无法得到给养。最后，他使了一个诡计，让人送给匈奴君主一幅汉族美女的肖像，这才得以逃出。两年之后，他确实顺从地在自己后宫中选了一位美女，送给了蛮族首领。因此，诗人们一直不停地为这位可怜的“中国鹧鸪”写挽歌，感叹她被迫嫁给“北方蛮鸟”的悲惨命运。 刘邦对各类知识分子都表现出普遍的蔑视，其中也包括医生。他在一次战役中受伤，却拒绝接受治疗。伤口腐烂了，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安去世，当时不过才62岁。 这位汉帝国的缔造者，将皇位传给了一个儿子，这个男孩过于年轻，无法执政。因此，权力由孩子的母亲吕太后来承担。这是一位能力惊人的女性，在早前，她的建议曾帮助刘邦巩固了自己的胜利成果。吕后一度被迫为保住其地位而和一位妃子竞争，后者比她年轻，在刘邦执政的最后岁月中，她一直很受皇帝的宠爱。皇帝刚刚过世，这位太后就对其竞争对手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报复行动。她砍掉了对方的双手和双脚，烧掉了其耳朵，挖出了其眼珠，并给这位可怜的女人吃了麻醉药，将她扔到皇宫的猪圈之中。在那里，她被当成“人猪”，只能以垃圾为食。这位中国的阿格里皮娜，因一位年轻王子的存在而有进一步焦虑，后者是已故皇帝第三个妃子的儿子。在一次宴会上，吕后为他准备好了一起布列塔尼库斯式的死亡。但是年轻的皇帝，并没有获悉针对其异母兄弟的阴谋，他第一个将手伸向毒酒杯并试图喝光它。说时迟，那时快，太后从自己的座位上一跃而起，打翻了这杯致命的毒酒。不用说，这位受害者在奇迹般地逃脱死亡之后，就火速离开了这个危机四伏的家庭。 吕后利用她的权威，将自己家族的成员安排在所有关键岗位上，但她去世后的某一天，在一出新的宫廷大戏中，他们被皇子们全部杀死。 尽管有这些困扰，汉王朝却日益呈现出更大的权威，也可以说是“正统”。其最早的几位统治者——除了刘邦——也许都是没有多大成就之人。但是，如同加佩朝几位最早的，有直系亲缘关系的君主一样，他们不仅有耐性优势，还是奠定其时代道德与宗教体系基础之原则的卓越典范。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汉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他的谈吐如同一位儒家学者，嘴上经常念叨的，是“高皇之圣明”及“天地之大德”，是对祖先的祭拜及农事的重要，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这样一来，儒家学者设计的父权制度，返回到了神话时代的幻想之中。 汉文帝 汉景帝，汉文帝之子 这些道德说教并非没有意义。它们的一再重复，显示了皇权专制主义——这种由秦始皇所创立，由刘邦所维持的残酷专政——正在赢得文士的支持。他们的依附，从传统主义者的立场认可了现政权，因为它跨跃了刀兵不断的几个世纪，将自己与“黄金时代”的诸位圣贤联系在了一起。 [book_title]第八章　中华盛世 汉王朝成就最杰出的人物，就是汉武帝。这位君主享受了一段超长的统治期；在十六岁时，他登上了皇位，并执政了五十三年（前140—前87）。他天生具有惊人的能量及超凡的活力，并且从未想过保留自己的精力。有人发现，就像早先亚述的国王们一样，他曾在大草原上将野兽困住穷追，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乎带给随从们的巨大惊恐。汉武帝是个智力非凡之人，满脑子都是大胆且独创的想法，以及对独裁统治的钟爱。不过，他也懂得明智地倾听他人的观点。因此，在其统治初期，汉武帝就将一批儒家文士拉拢到自己身边，并开诚布公地征求他们的建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专治统治，学者文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傲的反对立场，这种态度导致了秦始皇的“禁书”，也激起了刘邦的嘲讽。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汉武帝给予他们的偏爱呢？武帝此人，似乎整合了秦始皇强烈的专制主义脾性和汉代缔造者的政治现实主义了？当然，没人不太可能被文人学士们孜孜不倦捍卫的乌托邦理论所吸引。答案在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为反对贵族制度的政策效力。文人学者阶层，开始呈现出了未来官僚阶层的雏形，使皇帝有可能在与地主贵族及由皇族构成的新兴封建阶层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者是长久以来朝廷许可发展的。为了将这些贵族降低成完全名义上的荣誉职位，汉武帝用一个文官政府取代了这些人，这个政府的组成人员，是那些因其知识而出名之人的子弟。以同样的方式，他又在军队中用出身卑微的军官取代了他们。通过这些变革，未来的官僚阶层，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能够实现其“平天下”之重任。而且，武帝采取了激进措施，志在削减封建领地的重要性。他装出关心年幼孩子的姿态，迫使诸王将自己的封地不加区别地传给所有的儿子，对长子并不给予特别照顾。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这种平均主义法规，像拿破仑法典一样，打破、削弱甚至根除了强大的封建领地。 汉武帝 在其外交政策上，武帝采用的手段，是征服他那个时代亚洲为人所知的地区。行动首先从占领上亚细亚的开始。 从汉朝的长城到西伯利亚森林，上亚细亚在匈奴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我们中世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其多个部落分享了蒙古高原，既包括位于东部戈壁北面的蒙古地区——被称为“外蒙古”，也包含沿戈壁南部边缘伸展的大草原——以“内蒙古”而闻名。畜群是游牧民族的唯一财富，他们带着自己的牲畜不断迁移，以寻找新的牧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要扎营，支起圆顶帐篷作为临时住所，正如五世纪的拉丁文作者描述的那样，他们已经出现在了古老的中国史书之中，并以类似的方式被解读为纯粹的野蛮人：他们的头大得离谱，他们的特征模糊，但眼睛却如烧红的黑炭；他们有宽阔的胸膛，以便抵御戈壁冰冷的夜晚及灼热的白昼，因为长时间骑马，他们的双腿成了罗圈；他们生来就是无与伦比的骑手和弓箭手，对北部边陲——河北、山西和陕西三省北部——的汉人农夫来说，这些人是最可怕的邻居。当干旱耗竭了水窖，晒干了草原的牧草，匈奴人的牲畜面临死亡，他们就会袭击汉人的农田。匈奴人会意想不到地出现，抢劫杀戮，并在汉朝卫戍部队有时间集结兵力之前，沿着广阔的沙漠空地再次消失。 在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之前，汉武帝筹划了一个“天下”策略。中亚的另一端，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高原上，生活着另一些游牧民族，他们可能是斯基台人（Scythian）。在早期时候，匈奴人将他们赶出了戈壁。武帝派出了一个使节，在索格狄那亚（Sogdiana）和大夏（Bactria）的边界处，也就是说，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希腊人于这一地区建立的诸王国之入口上。武帝建议斯基台人可以从西部进攻匈奴，而他自己则经由蒙古发动攻势。当这一提议被拒绝之后，武帝开始单独行动。公元前128年，他的将军卫青——一位昔日的马夫，作为弓箭手和骑手，他可以与匈奴人本身一较高下——沿着蒙古戈壁实施了一次“反袭击”，最远渗透到了翁金（Ongun）河，令敌人大为震惊，“斩首”七百余人。这种“逆袭”战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有军事殖民地的创造作为补充。这些驻屯士兵的营地，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前哨，同样是为了保护边界——同时也以牺牲匈奴草原为前提，保护汉人的可耕地。这些屯驻点为黄河的大河套充当了警戒，如此一来，就把被河套圈进帝国边缘的戈壁地区，包含在了汉朝本土的自然边境之内。这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在中原衰落之时，这里一直充当了游牧民族的兵力汇聚点，供他们从此侵略北方各省。 卫青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是一位甚至比舅舅更了不起的英雄。当大概仅有二十岁之时，他就仿照匈奴模式重组了汉朝的轻骑兵。公元前121年，他率领一万骑兵，将匈奴赶出了甘肃东部，此地为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公元前119年，他和卫青一道，带着五万骑兵，完成了一次对外蒙古势不可当的攻击。卫青率领左路纵队，直插翁金河下游，通过突然袭击抓获了匈奴单于。在戈壁的一场风暴里，大风将沙子吹入蛮族军队的眼中，导致了他们的溃败。霍去病率领右路军，穿过整个东戈壁，到达了吐拉（Tola）河上游，直抵杭爱（Khangai）山脉。在这里俘虏八十名匈奴将领之后，他举行了庄严的祭神仪式，以象征汉人用武力占领外蒙古。回到中国之后不久（公元前117），这位年轻将军就去世了。他的坟墓位于长安附近的咸阳，在坟茔上方竖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表现的是一匹中国战马，将一个蛮夷踩在脚下。 霍去病墓 但是，汉朝对上蒙古未开化荒地的远征，只不过是一些惩罚或预防性的攻势。而在中亚方向，中国人更为偏爱。那里，即今天的新疆，民众过的是定居生活，正如最近一次考古发现所显示的，他们属于印欧语系。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两弧分布的绿洲，是骆驼商队的天然必经之地，正是这些线路将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联系起来了。早在公元前108年，武帝的将军们，就将汉朝的宗主权强加给了这一地区的两处主要绿洲，即罗布泊和吐鲁番。公元前102年，一位中国将领李广利，在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中，率领六万人一直打到了费尔干纳（Ferghana，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来到了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门户。这次远征的目标有重大意义。尽管霍去病、卫青等都取得了显赫的功绩，但面对令人生畏的匈奴骑兵，汉军还是处于下风。匈奴人天生就是骑手，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战斗力及耐性都独特超群的小蒙古马。汉人中没有这样优秀的骑手，而且不得不依靠一种高度类似，但强壮程度却差得多的马匹。如今，波斯、河中（Transoxiana）与费尔干纳都是这种阿拉伯战马的产地，此马类似当今的英国阿拉伯马，就是其品质被希腊历史学家赞不绝口的“尼西亚牡马”（Nicaean stallions）。正是为了得到这种战马，并在马背上赢得对匈奴人的压倒性优势，公元前102年，汉朝强迫费尔干纳每年献上一定数量的种马作为岁贡。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一事件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痕迹。因为，汉代墓葬中的浅浮雕，主要描绘的就是古代矮小肥壮的中原马，这是一种小型的佩尔什马，有着肥大的臀部和胸部。而在中国和韩国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赤陶雕像，展示了一种有更精致线条、更接近希腊风格的骏马，毫无疑问，它们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 与此同时，在蒙古地区，匈奴人依然没有被打垮，到了武帝统治的末期，汉朝人有理由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过度自信而懊悔。公元前99年，一位年轻的汉人将军李陵，率领一支五千人的步兵纵队从长城出发，深入到了蒙古的心脏地带。他离开中原，取道额济纳河，深入戈壁，向北行军直抵翁金河与杭爱山脉。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匈奴骑兵包围，环骑的弓箭手把他的小股士兵射得千疮百孔。李陵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他斩杀了士兵们藏匿在运货车中、拖慢了行军步伐的所有女子，并开始撤退。他们被追赶的骑兵一再骚扰。在损失了三分之一有效力量，用光了所有箭支，并抛弃了辎重之后，在距离边境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他们被困在了一处峡谷中。当天夜里，匈奴人滚下了无数石块，砸向他的手下。只有四千汉人设法逃出。剩下的所有人，包括不谨慎的李陵本人，都被俘虏。 尽管武帝听到这些消息时感到震惊和愤怒，但这无论如何也无法同降临到罗马大将瓦卢斯（Varus）头上的灾难相提并论。边境的安全并没有危如累卵。最坏的也不过是眼下放弃了在蒙古的反袭击举措。这一插曲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充当了儒家文人反对军备扩张政策的一个口实。“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毙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纵观中国历史，我们能发现中国文士不少这样的慷慨陈词，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千古不变的信念，这些教条最终压倒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军职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因为它被文士所轻视，这些人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无法使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成为可能。 对诸如汉武帝这样的统治者来讲，这些滔滔雄辩几无作用。这位皇帝并不仅仅满足于在中亚描绘汉人扩张的图景，而是要完成一项甚至更加重要的工作，即最终吞并华南。 我们已经看到，在古时候，中国的领土仅限于华北和华中，也就是黄河谷地，以及长江流域的北部。华南依旧与印度支那处在同一个类别，是一处化外之地，一个山岭之国，或者至少是遍布森林的丘陵，与远古中国那低洼的冲积平原和黄土高原反差强烈。正如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秦始皇是这方面的先驱，是第一个对南进运动给予明确推动的人。他发起的巡视之旅，向南最远到达了长沙（今天湖南的中心城市），随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占领广东地区。不过，始皇死后，军队首领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汉人王国，并将今天东京湾的安南人纳入其控制之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中止了这种分裂，广东从此明确地纳入了中国版图，在历史进程中，这一事件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在次年，他同样取得了对浙江省（在上海以南）的控制权。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片新的但依旧处于殖民期的中原，在许久之后，即大入侵时期，将成为真正的中原，这个帝国最后的堡垒，那么，这起兼并的意义就丝毫不逊于前者。最后，在东北，汉武帝于韩国部分地区确立了中国的支配权，在东南，他控制了安南国，在当时，该国包括东京湾及北部诸省，向南最远到达了顺化。 汉武帝的成就可以总结如下。在国内，文人学士之支持，以及最后的封建地主之没落，给中国的专制统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本土的边界得以确定，它们向南延伸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港口。在国外，中华帝国的历史版图同样穿过中亚，划到了突厥西部，穿过朝鲜半岛直到首尔的高地，并穿过印度支那到达顺化近郊。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旧为“大汉之子”的名号而自豪的话，这确实是因为这位伟大皇帝，他从公元前140年到前87年在位。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支配权。武帝的军队在中亚和东亚建立了“中国治下的和平”，这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在远东之对等物。 汉宣帝 重启这位伟大君主工作的下一位皇帝，是武帝的曾孙宣帝，他于公元前73到前49年在位。这位头脑清楚的皇子有机会认识到文士的颠覆性倾向——他们是专业的和平主义者，汉人扩张暗地里的反对者。 “汉家，”宣帝有一次曾宣告，“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对中亚的征服仍在继续。在宣帝统治下，中原军队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战略据点，包括吐鲁番、焉耆和莎车。在北方，汉朝的政策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煽动两位相互竞争的王位觊觎者之争斗，汉朝设法挑起了匈奴帝国的一场分裂。其中一位竞争者，注定会获得蒙古的控制权，他试图寻求汉朝的帮助。此人成了一名诸侯，在公元前51年（尤利乌斯·恺撒在此年最终征服了高卢），来到长安的皇宫，在宣帝面前“磕头”（将脑袋磕在地面上，以显示屈服和尊重）。被他赶走的竞争对手，跑到了西突厥斯坦的大草原上，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国。但是在公元前35年，一支中原军队搜寻到了此人，奇袭了他的营地，并砍下了其首级。这一大胆举措阻止了西部匈奴人的扩张，而且，顺便说一下，这无疑挽救了欧洲四百多年。直到公元437年，同样的匈奴人才在阿提拉（Attila）家族周围重新集结，再一次开始了他们横贯日尔曼和罗马世界的征服之行。 [book_title]第九章　文人的胜利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及了两个帝国——罗马与汉朝——形成过程中的某些一致性。罗马帝国的坚固，可以在如下事实中显示出来：从公元前49年横渡卢比孔河，到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猖獗于整个拉丁世界的内战，始终未能危及罗马。多年之后，中国也同样经历了一场这种规模的危机，令这个王朝几乎消失；但尽管这样，汉朝在亚洲的经济地位还是得以幸存。 汉朝早期支系的衰败，显然是由宫廷生活的特殊气氛所导致的。因为，并非只有法国才具备凡尔赛那样的宫廷，能为王朝的衰落做好准备。而且，还有文人学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些人的观念与现实生活几无联系。这一支系最后几位统治者的历史，就是宦官宠臣与儒家文士之间一系列钩心斗角的闹剧。从客观角度来看，他们都无法正视中国强大的持久要求。汉元帝在二十七岁登基，四十三岁驾崩（前48—前33），是一位怯懦胆小，且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任由宦官们封闭自己。随着成帝的继位，衰退进一步加剧，此人登基时年仅十九岁，死时四十五岁（前32—前7），他同时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名浪荡公子。（到了夜间，他就会微服出行，冒着被攻击的危险，造访都城的娱乐场所。）他的继承人哀帝，从公元前6年到公元1年在位。此人生活在娈童的陪伴之中，并任命他的安提诺乌（Antinous）为统帅。这种堕落最终败坏了朝廷的名声。老太后——元帝的遗孀——利用这个机会，将政权委托给了她自己的侄子，即著名的王莽。这是个有无穷野心的政客。他扶植了一个虚君，过了几个月之后，当目的已经达到之时，就给后者喝下了一杯毒酒。接着，王莽宣布自己为天子（公元9年）。 王莽 王莽就这样篡夺了政权，他并不仅仅是个野心家。当然，后来的官方历史，是为颂扬复辟的汉代支系所写，必定会谴责这位篡位者。他们不可能说出来，或者至少试图掩盖的，是这一政权（公元9—22）标志着文士阶层的胜利。王莽对儒学的教义很有研究，并认同他们有关父权统治的理论，这种所谓的最早统治者（神话中的）和周代早期诸王的统治，在中国起到的作用，有几分类似让-雅克·卢梭所珍视的“自然状态”。本着这种精神，王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措施极为引人注目，在于它们引发了一场无法回避的社会危机。 自从中国专制社会出现以来，大庄园一直在发展，而小家阶层一直在减少，因此导致了食客与奴隶的数量增多。特别是在饥荒年月，穷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家产，甚至将其子女乃至本人卖为奴隶。王莽试图与这种对农村人口的奴役现象做斗争，并将之带回“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时代，但现在，他补充说，并将矛头直指要害：“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为贵’之义。”公元9年，王莽模仿哲学家孟子的古代乌托邦，给予每个八口之家五公顷的财产。同时，他迫使有更大领地的人，向亲戚和邻居出售其剩余。为了防止大庄园的重建，王莽宣布了一条原则，即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他禁止对这一法令做任何变通，从而杜绝了一切土地买卖作为；以同样的方式，王莽禁止所有的奴隶贸易，唯有国家才有权拥有他们。 在次年（公元10年），王莽建立了一个官方团体，其职责是管理国家经济。市场监督官被分派了季度任务，固定每一种商品的最高价格。“价格稳定器”们以当前价格，买下带到市场却未能找到买主的商品（例如谷物、丝绸和布匹）。这些未售物品由代理人储存起来，当商品匮乏，价格有抬高危险时，又再度投放于市场。官方的“银行家”以月息三厘的利率放贷。另一方面，税收按所有利润的十分之一征取。除了农民之外（他们每个收获季节的测算都是简单的事情），政府颁布一道法令，要求各个行业——猎人，渔夫，家畜或桑蚕饲养者，纺纱者和织布者，金属工匠，商人，郎中，占卜者及术士等——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并将其十分之一上交国家。王莽还授权持续铸造新货币，（这也解释了惊人数量的货币都要用到他的名义之原因。）在此期间，他不断让货币贬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下令垄断黄金，并对铜材实施禁运。 这些改革显示了王莽不仅仅是个精力充沛之人，全神贯注地要找到彻底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他所处时代的危机；他还是一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更是理论家而非人类本性的裁决者。他让人痛苦的国家控制制度，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普遍的暴动。对黄金的垄断毁掉了贵族阶层。为新发行的非足值货币制定的固定汇率，连同以同样面值向国家归还更好成色老货币的责任，正在毁掉商业。最后，国家对木材和渔业的垄断严重影响了农民阶层。经济处在混乱之中，谷物歉收导致饥荒肆虐多个地区。农民暴动不断出现。特别是在山东，这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自然的肥力无力阻止连续数月的旱涝灾害。出于这个原因，此地总是成为社会动乱的温床，以及道教狂热宗派的中心。公元前3年，山东遭受了一场严重旱灾，可以看到大量的饥民在乡间徘徊，并向道教神明祈求。公元11年，黄河决口，山东及河北洪水泛滥。公元14年，发生了严重饥荒，农民不得不吞食同类。一位强盗首领将叛乱农民组成纪律严明的团伙，指示他们将自己的眉毛染成红色，作为一种标识手段。（公元18年）赤眉军受益于人民的同情，击溃了政府军，并很快使自己成为黄河下游盆地的主宰者。 同时，正统主义并未灭绝，汉王朝依旧有其效忠者。随着王莽改革的崩溃，在因赤眉军农民起义导致的混乱局面中，正统派起来反抗了。两位汉朝的王子，即刘秀和刘玄，充当了指挥官。前者在河南省，后者在河北省。公元22年，两大集团很明智地联合起来，承认刘玄为其领袖。他们猛攻帝国首都长安。王莽被其追随者抛弃，躲到了一座修建于皇家花园水池中央的塔楼楼顶。他在那里被刺杀，首级被献给了汉朝王子。这位梦想按照儒家文士的理想来改变中国社会根基之人，就这样毁灭了。 尽管这个篡位者被推翻，社会秩序依旧没能重建。汉王朝的复辟，是打着刘玄这位王子的名义完成的，但此人是个平庸之辈，一旦掌权，就显示出他无法胜任重担。刘玄只对自己的寻欢作乐感兴趣，并将其厨师封为高官。同时，赤眉军依旧控制着东部各省，而现在为刘玄的无能所鼓舞，他们向都城进军。赤眉军不费任何功夫占据了这座城市，刘玄则逃跑了。一旦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这些农民叛乱者就沉溺于抢劫的快感之中。不久他们俘虏刘玄，将他勒死了。 现在，还剩下第二个觊觎者刘秀。这是一个才智与刘玄大为不同的人。他聪明机智，充满活力，既是一名出色的将军，又是一位受欢迎的领袖。在长安被毁之前，刘秀就已经在洛阳建立了总部，如今，他在那里自封为皇帝（公元25年）。赤眉军在彻底洗劫长安之后向东撤退。刘秀的军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包围了他们，屠杀了无数人，并将剩下总共八万名强盗及其女人全部俘虏。刘秀很精明地知道如何终止一场叛乱。他在反叛者中挑选最强壮之人，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军队。三年之后（公元27年），他的改革措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税收能够从收成和利润的十分之一下降到三十分之一。 汉光武帝像，清人绘 [book_title]第十章　丝绸之路 汉王朝恢复了。幸运的刘秀现在当上了皇帝（光武帝），在执政的三十二年间（公元25—57年），他将致力于为自己的国家修复战争创伤，并重建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在过去那些动荡年月，中国很自然地丢失了她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属地。暴动是有传染性的，一些依旧保持忠诚的领地，在动乱期间也成了迟来的反抗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人之国就是这种情形。在当时，该国只包括东京（Tonking）和顺化以北的安南（Annam）。现代安南的中部及北部各省，当时还处于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统治下。而且，安南人事实上仅占据了东京湾三角洲及安南北部沿海的狭窄地带，因为本质上说，安南人是这一海岸的稻田耕种者——这种生活方式将他们与同一种族的邻居芒族人区分开来，后者是林木繁盛的内陆山地中之猎人。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令安南人与汉人走得更近，因此当大约公元前110年，汉人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之时，后者就以一种温顺的方式接受了。在清化（Yhanh-hoa）的墓葬群中，同样的地点既可以看到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亚式用具，也能发现纯粹的中国式物件。不过，在公元40年，作为一系列中国统治失误的结果，安南人在两位女英雄的鼓舞下，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这两位女性在以后的当地传说中得到颂扬。光武帝将平定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他叫马援。印度支那海岸是中国航海家们在那个时代能够到达的最远地点，而马援在此开创的辉煌业绩，为他赢得了“伏波将军”的名号。马援于公元42年到达东京，并在次年年初平定了安南人叛乱。传说广南（位于土伦地区）竖立起的一根铜柱就是他所为，以此标明中国领土与安南未开化之地的界线。 公元45年，马援从印度支地赶赴帝国的另一端，为的是驱逐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其他突厥—蒙古部落，因为他们将游牧生活方式向东传播，一直渗透到了大兴安岭。之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亚细亚发生了一起旱灾，形势特别严重，以至于之后三年中，没有任何植物存活的迹象，一半的牲畜，甚至一些牧民自己都因饥饿而丧命。正如匈奴人中一再发生的那样，饥荒过后，内斗随之而来。公元48年，内蒙古的游牧民起来反抗统治着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首领，并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作为盟友，他们沿鄂尔多斯河套的边境地带落脚，以守卫当地的那段长城及黄河。只要汉朝能够维持其至高地位，这些匈奴同盟者就会一直对汉人效忠。这种局面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就这样，到了光武帝去世之时，中国在远东的主导权已经恢复了。留给他儿子汉明帝（公元58—75年）的，是恢复在中亚的保护国体制，以最终完成其霸业。在明帝执政期间，中国一直试图彻底解决塔里木问题。 像中亚其他地区一样，塔里木河盆地是一个内陆水系区域。从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在流入主河道塔里木河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而反过来，塔里木河本身，当它在罗布泊的盐碱地断流时，也几乎干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却主要由一片与中原北部黄土相类似的富饶土地所构成，因此只要是可以浇灌的地方，农耕者及园丁们就会发现，自己的些许努力都能得到丰厚回报。事实上，这与尼罗河即将干枯，或者幼发拉底河在干涸过程中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情形如出一辙。从塔里木河两岸向后，民生缓慢地衰退，只有沿着环绕塔里木盆地的两座半圆山系才能生存：即北部的天山，及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在那里，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奔流，一系列绿洲构成了农耕的最后庇护之所。从西边的喀什噶尔到东边的罗布泊，这些绿洲被间隔开来。在北边——从疏勒向东——是库车和焉耆，吐鲁番就是从这里向东北方向延伸；在南边——再一次从疏勒开始——是莎车、和田、尼雅和米兰，更后的绿洲位于罗布泊近旁。 这些绿洲的主要意义，在于以下事实：它们构成了两条沙漠驼队线路，一边是中国，另一边则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是远东与西部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中介。而且，这些绿洲一直得到了精耕细作，灌溉工程将它们变成了花园城市。在这里，玉米、小麦、甜瓜、西瓜、苹果、杏子、石榴和葡萄都大量生长。在这些绿洲上耕作的农民，有别于周围的阿尔泰游牧民（尽管当时他们都讲土耳其语），而更像西亚的农业居民。甚至直到今天，他们的外貌体态也非蒙古人，而是非常接近高加索的伊朗人变种。探险家李默德（Fernand Grenard）描述他们有着“浓密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当他们没有被阳光和风沙侵蚀时，皮肤呈白皙的蔷薇色，长椭圆形脸庞上长着精致、突出并经常挺直的鼻子，以及从不倾斜的褐色眼睛”。远古和中世纪的中国旅行家们，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类似描写。 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这些人种学证据，并显示，直到公元9世纪，吐鲁番、焉耆和疏勒的居民，讲的都不是突厥语，而是纯粹的印欧语言，与伊朗语、梵语和欧洲语言非常接近。 西域各国分布图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对于中西之间主要通道的重要性，务必会吸引远东和亚细亚两大军事强权的注意。来自杭爱山脉的匈奴人，以及来自甘肃边塞地区的汉人，都一直在注视着这两条沙漠商路，并声明对它们的控制权。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汉王朝治下的汉人，已经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诸小国的宗主权；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公元1世纪头二十五年的内战，已经让他们在盆地区域丢掉了大量地盘。 后汉朝廷幸运地拥有一群杰出的军人去收复这一地区，去“开西域”。公元73年，两位将军窦固和耿秉（骠骑将军），率领一支预备队远征军进入蒙古，并将北匈奴打得溃败而逃。为了封锁敌人的路径，他们在哈密绿洲，即戈壁西部的心脏地带，建立起了一处军事定居点。公元74年，窦固和耿秉对吐鲁番绿洲发起了一场攻势。“（匈奴）王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 这些汉人将领中，最为大胆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骑兵将军。他出自一个学养极高的家庭。其哥哥和妹妹是前代史书的作者，后者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知识女性之一。不过，班超更喜欢用武器而非毛笔来建功立业，他特别喜欢在西部的冒险生活。而且，他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次，班超领命率一支小分队去罗布泊地区刺探情报，他从当地国王不友好的态度中猜测，后者已经被某个来自匈奴的使节争取过去了。遇到一个土著时，他突然问对方：“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此人仓皇失措，透露了全部实情。于是班超将自己的属下召集在了一起。 班超 班固，班超之兄 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属下们认为，他采取行动之前，应首先征求随军文职长官的许可。这种态度令班超十分恼怒。“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他最终说服了他们。夜幕降临，狂风吹起。 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 做完这些之后，班超将罗布泊之王传唤到自己面前，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看了匈奴使者的首级。这位原本准备出卖他们的国王，怯懦地重新向大汉称臣。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于阗国王也在洗耳恭听匈奴使节的教诲。这一事态同样严重：因为，罗布泊能够阻截沙漠商队的到达，而于阗控制着整个南部通道。有人警告了班超这种变节的危险，他于是出其不意地来到于阗。国王对班超缺乏尊重，因为一位与匈奴勾结的本地巫师已经煽动他反叛汉朝。“神怒何故欲向汉？”这个王室巫师宣称，“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国王被这个消息所吓住，冒昧地向班超求马。班超假装答应下来，条件是巫师应该亲自前来，以带走马匹。巫师刚一到，班超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并将之送给国王。后者屈服了，并交出了匈奴使节。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起反对汉朝保护国的普遍叛乱。班超被困在疏勒，而其他几位汉人将军被封锁于吐鲁番附近。他们只能靠吃装备上的皮革续命，但坚持到了最后。同时，汉朝皇室却被这些持续的战争吓住了。明帝刚刚过世，由他年仅二十岁的儿子章帝继位。朝廷颁下一道诏书，要求撤出塔里木地区。班超故意表现出服从的姿态，或者至少是一下子撤到了于阗；随后他改变了主意，从容不迫地无视自己收到的诏书，转过身来，重新在疏勒安置下来，并把在此期间表现不忠的人通通处决。同时，来自甘肃的中国军团也正在从匈奴手中收复吐鲁番地区。“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驼驴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 在给新皇帝的一篇吊文中，班超努力将朝廷的胆怯态度与他自己的对西域方针协调起来。这位汉人英雄指出，这些远方战役，固然被文人学士指责为浪费生命与财物的无用举措，事实上是一种有远见的防御政策。这是一个能否保障中原免受匈奴周期性攻击的问题：“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方法是真实的移民政策：“以夷制夷”。事实上，仅仅迫使每个新近征服的绿洲提供军队，班超就能够实现对整个塔里木地区的控制，他运用这些军队镇压依旧反抗的其他区域。在他的军队中，除了少数试图在边境的多变生活中找回荣誉的冒险家和流放人员之外，真正的汉人元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重新入侵的保护地之外。“臣见莎车、疏勒，”班超向皇帝解释道，“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明智而审慎地将这一地区（因为接近帕米尔并有大片森林，得以保持着处处葱绿），与从罗布泊延伸到敦煌的多石盐质黏土沙漠进行了对比。 所有的殖民政策，都基于对土著心理的认知之上。在这场竞赛中，班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公元87年，在叛乱中脱颖而出的疏勒国王假装屈服并请求召见。他带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前来，企图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为此，班超假装相信来客的善意，并为后者举办了一场盛宴。当觥筹交错之时，班超抓住了国王并砍了他的头。与此同时，汉朝军队丢下面具，向敌人发动进攻，将他们全部屠杀。公元88年，在莎车，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其中既有汉人，也有于阗的辅助部队。在夜间，班超假装撤退，接着通过一次强行军折返回去，在黎明时，他向莎车人发动攻势，斩首五千余，迫使该城市投降。 在北方的蒙古地区，汉朝将军们意图模仿班超，或者说向后者挑战的欲望也非常坚决。公元91年，中国军团开赴匈奴心脏地带，也许远至鄂尔浑河沿岸，俘虏了匈奴单于的全部家族成员。在塔里木地区，龟兹大绿洲失去了得到匈奴进一步帮助的所有希望，于公元90年投降。唯有焉耆继续反叛。公元94年，班超率领一支来自龟兹和罗布泊的辅助部队，向反叛的城市进军。城中居民砍断了裕勒都斯（Yuldus）河上的桥梁，但一切都是无用功，因为班超的军队渡过了齐腰深的河流，并从沼泽地中走出，来到焉耆城前。一些居民得以逃过博斯腾（Bagrach）湖，但余下的被迫投降。这个国家的国王被砍头，处决地恰好就在他处死汉人居民的地方。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朝廷授予班超“西域都护”的头衔，这位中国征服者成为中亚事实上的总督。他“逾葱岭，迄县度”，也就是说，最远到达了波斯和印度的门口。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存在有印度—斯基台人（Indo-Scythian）的王国，这个民族我们随后将有机会更充分讲述，因为佛教正是通过他们传到了中国。波斯属于安息王朝（Arsacid）的帕提亚人（Parthian），正是由于班超的征服，他们与中国人即使还没有实质上的接触，至少也有了商业往来。与此同时，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为邻。帕提亚人控制了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他们与中国征服者被河中及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隔开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着他们，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步伐，似乎也从帕米尔高原东坡向前推进。公元94年，帕提亚人“借助一系列的翻译”，意识到审慎的做法是：向汉朝皇室派出一个使团，并携带很可能会被视为贡品的礼物。公元97年，班超委派一位名叫甘英的助手，去和这些帕提亚人，以及更远的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联系。 中国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并赋予其“大秦”的名号。他们甚至了解帝国东部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译为“轩都”，亚历山大则被译为“安都”。如果班超的使节能成功抵达罗马帝国，那就将是图拉真（Trajan）皇帝登基的时候。这位君主的统治（公元98—117）标志着罗马在亚洲统治的巅峰，在一场值得纪念的战役中（公元114），他作为征服者进入了帕提亚人的都城泰西丰（Ctesiphon）。有人设想了一种中国与罗马军队为了中亚宗主权而达成的同盟，或者从更谦逊的程度，设想图拉真的罗马人，迦腻色迦（Kanichka）的印度—斯基台人，以及对抗帕提亚人的、久经沙场的班家军之间，能达成一系列的协定。这当然都是徒劳的梦想，因为中国的使节甘英在遇到帕提亚人之后，接受了他们的劝说，不再向罗马边境前进。这似乎表明，帕提亚人对罗马和汉朝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是何等担忧。 公元102年，班超解甲回朝。当他返回首都洛阳时，可以说满载荣誉。但二十九年的戎马生涯，让班超精疲力竭，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班超死后，他的伟大事业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新的挫折。政府中负责塔里木地区的班超继承者，从本质来说，都是忠诚的边塞将领，但对拓殖地的环境却一无所知。不过在生前，班超就警告过他们要预期到什么：“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继任者们却对这番明智的忠告充耳不闻，其结果是，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起普遍性的暴动。 汉朝宫廷再度变得心灰意冷。而文人学士们有了机会，他们以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之名义，要求撤离拓殖地，并放弃保护国。他们的调门总是一如既往，在那些最早的王朝——在中国文人的语录中被描绘成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境外领地，局限于其固有边界之内，人民生活幸福。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供养那些遥远的要塞呢？它们花费甚高，并且事实上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暴动。在会场中，文士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此时班超的儿子班勇请求发言。他说：“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轩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 中国在这些区域建立的保护国，对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开通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线路——经由罗布泊、焉耆、龟兹和疏勒的北路，以及经过罗布泊、尼雅、于阗、莎车和疏勒的南路——中国与罗马世界建立了商业联系。正是通过这些路径，中国向罗马的亚洲区域出口了他们的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丝绸。这条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路，连同两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Silk Road）。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张骞墓 中国的养蚕业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代。《禹贡》和《周礼》（前者成书于公元前9到前6世纪，后者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这两部经典，都记述了在相当于今天山东与河南的区域，丝绸是一种主要的收入来源。到了汉代，在与外国王室的官方交易中，成卷的丝被当作货币使用。 当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熟悉丝绸之时，没有比它需求更大的产品了。亚历山大和罗马为各种货物的目的地争执不休。卢卡（Lucan）告诉我们，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想要在宴会上令她的客人眼花，就穿着一件丝制长袍闪亮登场。维吉尔（Virgil）在其《牧歌》中如此歌颂蚕茧：“精致的羊毛，赛里斯人从其树叶上梳下。”用赛里斯人来称呼中国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它源于“丝绸”一词，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说，中国首先是“丝绸之国”，也就是赛里卡（Serica）。以丝绸作为时尚变得十分流行，以至于提比略（Tiberius）制订了反奢侈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服装，以保证对女性的充足供应。小普林尼（Pliny）和马提雅尔（Martial）同样提及了丝绸贸易，它是在首都最时髦的街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必须经过帕提亚帝国，因此中国史书提到，帕提亚人试图维持他们对中国丝绸的垄断，因此就阻止后者与罗马之间的一切直接交流，正如我们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蒂提亚诺斯（Maes Titianos）的希腊—罗马商人（他是马其顿当地人，主要业务似乎在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让其代理人探测从叙利亚直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以绕开帕提亚人的干扰。其探索的结果，通过推罗的马里诺斯（Marinos of Tyre）（大约公元110年），经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传到了我们手中。这条道路，显然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在今阿勒颇以东的曼比季）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帕提亚帝国，并从这里穿过阿克巴塔那（今哈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鲁德），再经过马雷（今木鹿）的安提阿，到达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马克特拉（今巴尔赫）。从这里再转向北，在帕米尔高原脚下，一直攀上科默多伊山路，接着穿过群山，转向南方，直到那个通向平原的峡谷。在这里，你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石塔”之地，以此命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分别位于塔什库尔干，莎车西南，阿莱的上游河谷及疏勒西部。根据马里诺斯和托勒密的描述，此路从那里经过了“迦西亚国”——这里可能正是（尽管可能与事实相反）疏勒（梵语为Kacha）——接着，经过伊塞顿·希西卡（可能是库车绿洲），达姆纳（可能是焉耆绿洲）和伊塞顿·塞里卡（可能在罗布泊地区）。这条通道经过了达克斯塔（也许是玉门关，从甘肃边塞进入中原的门户）和吐火罗（可能是今天甘肃省的甘州城），在当时，所有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都要赶到这里。此路的终点是“丝都”，可能就是汉代早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它是从西方到达中国后的第一座大城市。 丝绸之路并非大汉与罗马两个帝国联系的唯一通道。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推罗的马里诺斯和托勒密还描述了一条海路——未来的“香料之路”，其终点为卡提喀拉港，很可能就是今天东京湾海防（Haiphong）附近的某地。《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90年）中讲到，一直向北航行，穿过黄金半岛（马六甲半岛），可以到达一个名为“秦那”的内陆城市，从那里，中国的丝绸出口到巴克特拉。在当时，希腊地理学家所说的秦那（中国名China的希腊语翻译），也许就是汉帝国的新都城洛阳。最后，我们从中国编年史作家那得知，公元166年，一位大人物来到了中国，他自称是罗马皇帝马可·黎勒留的使节。（在中文里，“安敦”就是这位皇帝名字的可靠汉译名。）这位陌生人自“日南徼外”，从海路来到中国——此地为中国的驻军管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过这两条通道——横跨两大洲的陆路及海路——佛教得以进入中国，对远东命运来说，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book_title]第十一章　佛教的启示 本质上说，佛教是一种印度宗教，在六百年时间里只局限于当地。其创立者释迦牟尼，赢得了佛陀的名号（也就是智者之义），在公元前563至前483年间生活在恒河东部流域。他是尼泊尔丛林中的一位年轻贵族，放弃世俗世界，过起了隐居生活。经过一段漫长的禁欲修行，他意识到这是徒劳无益的，而在伽耶（Gaya，今巴特以南）的菩提树荫下，他却得到了彻悟。佛陀理解众生皆苦的法则，这显示整个世界不过是变化的激流，最终会归于悲痛。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悲观情绪来源于在印度普遍流行的一种信念，即灵魂转世或轮回的观点。西方宗教为人类提出了永生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永生，采取了一种噩梦的形式，因为，一切转世机会——出生、苦楚与死亡——皆是为了永恒的苦难和死亡而再生的，如同宣判了一场永久的苦役。 针对这种噩梦，佛陀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为了逃出轮回世界中的这种无休止的转世循环，有必要首先根除“对人格的渴望”——正是这种欲望引发了再生；还要根除自我，而这种消灭才是真正的涅槃或者至福。为达到这个目的，佛陀并不宣扬自杀（这只能将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之中），而是鼓励与激情做斗争，为了众生的利益牺牲个体，并将普遍的善行推广到为所有生命（包括人和动物）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他的教义，尽管在形而上学上是消极的，却成就了克己、贞洁、宽容及温顺的道德准则。 要理解佛教的无限扩张，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这样一种精神气氛，对真正高贵的心灵来说，注定是很有吸引力的。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关于佛陀的“前生”（Djataka）之传说中，所存在的诗意元素，几乎和方济会（Franciscan）的亲切如出一辙。这些传说在文学和艺术中都能够发现，佛陀的前生呈现为各种人类及动物的形象。其中包括为鹿群而牺牲自己的牡鹿王，为拯救濒死道士而自投火中的野兔，将自己的长牙送给谋害者的大象，以及许多其他的传说。 创立者在世期间，佛教就已经在恒河东部、摩揭陀（南比哈尔）、贝拿勒斯和奥德等各邦宣传，并经由这些区域，逐步传播到印度其他地区。佛陀所创建的教派，由一个僧侣阶层组成，他们集中居住在寺庙中，周围聚集了许多底层的信徒。在随后的五个世纪里，佛教教义逐渐得到了改良。在其创立者那种略显冷酷的道德信条之上，添加了一种满足人类心灵需要的神学。历史上的佛陀，已经达到了涅槃境界（也就是说“寂灭”），对祈祷者来说几乎无法接近。后来的佛教，通过创立许多未来的佛——菩萨——从而避免了这种困境。这些菩萨正等待着在极乐世界得道成肉身的时刻，并利用这个等候期来拯救尘世的生灵。其中的某些菩萨，最终会从历史上的佛陀那里赢得青睐。弥勒佛（Maitreya）就属于这类情况。作为菩萨，他即将道成肉身，出于这个原因，他被称为“佛教的弥赛亚”。接下来还有观世音菩萨，其梵文名说明她是一种佛教的神，并承担了“佛教的圣母玛利亚”之功能。这位观音“女神”，将在中国佛教中扮演一个极为突出的角色。与观世音菩萨密切相关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他在中国和日本一些虔诚教派中承担了同样重要的角色。佛教这座“万神殿”的建立，显然是公元1世纪期间在印度北方完成的，就在它准备承担起皈化远东的责任之时，佛教的主要特色确定了。 新近创造的菩萨，将对这次皈依做出很多贡献。这些崇高的灵性形象，充满了同情与宽容，在他们周围产生了一种信任与关爱的氛围，这是一种虔诚且私人化的宗教，在东亚找不出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当地的儒教和道教，与之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在这里，将从佛教中发现一种全新的精神世界之启示，这对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哲学思考在佛教中发现了一股取之不尽的营养源，多亏了形而上学，在它的帮助下，到了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已经达到了顶峰。一般来讲，这种精心构建的学说体系，宣扬的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非现实的基础上之绝对理想主义。宇宙变成了一个“纯粹思想”的王国，一个“理想之海”，此种信条与中国古代的道教有一定相似之处。而且，人们的情感不可能不被每一位菩萨的无数传说吸引，被为了供他们崇拜而设计的佛像之温柔亲切、壮观奇妙吸引，被圣徒们的生平——“佛教的黄金传说”——吸引，被其天堂与地狱的五彩斑斓吸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被佛教艺术本身吸引。 直到基督纪元开始后，印度佛教才创造了一种充满魅力，并受该国永恒的自然主义所启发的艺术形式。这些最早的、完全印度雕塑风格的艺术家们，从不敢冒险去描绘佛陀的可能相貌，正如同一个穆斯林，从不敢画出安拉或者穆罕默德的肖像。毫无疑问，这不单单是出于尊敬，还是个逻辑问题：希望一个已经达到涅槃状态的人，也就是说已经非人格化的人，通过肖像使其再生肯定是矛盾的。即使在其生活场景中，佛陀的塑像也为许多传统符号所取代。不过，当希腊文化在印度东北扎根之后，（起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继承者统治之下，随后又为接替他们的印度—斯基台人国王所管理，这些人本身都是坚定的希腊精神捍卫者。）皈依佛教的希腊人，认为有必要现实地描绘佛陀，并从他们自己的神阿波罗那里得到了灵感。因此，最早的佛陀雕像（大约于公元1世纪初在白沙瓦地区，即古代的犍陀罗塑造）几乎就是一座阿波罗，只是添加了佛陀的一些仪式特征：双眼之间的智慧标志，很长的耳垂（当佛陀还是王子时，他佩戴沉重耳饰，导致如此），最后是用来戴花头巾的假髻，而当这一种装饰风格被遗忘之时，假髻则演变成为脑壳的突起部分。 在古犍陀罗和更西边的哈达（在白沙砖瓦与吃喀布尔之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这种希腊雕塑，它们有着古典主义的轮廓及希腊风格的服装。正是这种同样希腊风格的佛陀，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一步接一步，穿越了整个中亚，传播到了中国和日本，并诞生了不可尽数的佛像。不用说，在这场穿越时空的漫漫旅程中，最初的希腊佛陀模样已经被修改。这种改变通过佛陀的中国化而结束，但即使此时，从轮廓的线条及服装的安排上，依稀能让人回忆起它的希腊出身。 在其着手皈化中亚（塔里木盆地）和中国之前，印度佛教已经采用了这种希腊式的肖像法。 看起来很有可能的是，佛教僧侣在中国传布其教义的工作异常迟缓。释迦牟尼去世于公元前483年，而直到公元60到70年，才有首个佛教团体被人提及。事实上，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佛教僧侣在中国的传教，才因两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并发而成为可能。首先，印度西北及阿富汗（当时，这一地区也和恒河流域一样，有着浓厚的佛学根基）成了一个大帝国的组成部分。这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此民族产生于中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直与中国保持联系。不过，一旦在印度和波斯边境，作为最后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的继承者安顿下来，他们就同时开始了与印度信仰——特别是佛教——及希腊文化的接触。在这些印度—斯基台人国王中，最著名的就是迦腻色迦，他很可能与班超和图拉真是同时代人。迦腻色迦留下来的一些精致的硬币上面有用希腊方式处理过的佛陀图像，并用希腊字母刻着“佛”（Baddo）这一名号。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暂的反目之外（当时印度—斯基台人试图干预塔里木盆地，结果被班超所挫败），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良好，这就确保了印度与塔里木地区的中国保护国之间交流沟通的安全。 白马寺始建于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 在汉代，中国对西域的征服所产生的宗教后果，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这正是有利于佛教传播到东亚的第二个历史原因。汉代所形成的“天下”帝国，最远一直延伸到了帕米尔高原，也就是说，抵达了印度的门户。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成为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邻居。作为一种普适的宗教，佛教很快从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中受益。大致在同一时期，罗马征服以同样方式，使天主教在西方的传播成为可能。就这方面来说，远东的“中国治世”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治世”，有着几分相似的精神结果。 因地理原因限制，佛教使徒的传道线路，开始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阗地区，正如那里发现的希腊—佛教雕塑所显示的那样。于阗东北部拉瓦克（Rewark）一座佛塔的院落中的浅浮雕，可以追溯到公元1到2世纪，其服饰具有纯粹的希腊风格。佛教的传播路线跟随的是丝绸之路的沙漠商队通道。在古于阗（约特干，Yotkan）以及更东靠近尼雅的地点上，发现了罗马工艺的凹雕，表现的是古代诸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四马战车（由四匹马并排牵引的战车）。显然，大部分凹雕，很可能是流动的宝石工匠当场雕刻出来的；他们是亚洲的希腊人，叙利亚人或者大夏人（Baktrian），出于利益的诱惑，亦或是对旅行生活的热爱，吸引他们来到遥远的赛里斯。在罗布泊南部的米兰一座大约公元3世纪的古代佛寺中，发现了一些壁画。这些作品除了有佛教的灵感之外，很可能也会在罗马的亚洲部分或者庞贝出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由僧侣伴随的佛陀，长着翅膀的精灵，戴着弗里吉亚（Phrygian）帽的无须男人，女性琵琶弹奏者，最后还有四轮战车，它直接源自叙利亚的罗马艺术。其中一幅壁画上有印度文的题字，给出了画家的名字：提塔（Tita），这也可能是提图斯（Titus）一名的印语翻译。还有一些东西比这些佛教和罗马绘画更能透露实情，它们是在罗布泊沙漠的心脏区域发现的，就在沙漠商队通道到达敦煌（首个中原边境站）之前的最后一站。 但是，对那些来自印度西北的佛教使徒来说，塔里木盆地仅仅是进入中国的门户。在公元60—70年间，在汉朝一位王子的宫廷中，组织了一个最早的佛教团体。此王子的封地位于今天的江苏省。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是名道教徒。事实上，当佛教刚开始在中国传播之时，它对中国人来讲，似乎只是道教的一个教派；就像罗马天主教，起初也被人仅仅看作犹太教的分支一样。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佛教使徒从这种初始的误会中得到了好处。要创造出一套全新的词汇体系，将印度人的思想变成中国人的语言——有人也许会说，是变成中国人的思维——从道教术语中借用对等词汇，并按后者模式仿造他们新词的表达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类似地，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为将天主教的神学概念转化为汉语，不得不从儒家学者处借用其一部分词汇。公元3世纪的天主教护教论者同样如此，从柏拉图和斐洛（Philo）处借用他们的哲学术语。中国最早的佛教团体，正如马伯乐所说，是“一个越来越有佛教气息的道教组织”。 最重要的的佛教团体，自然是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在帝国都城洛阳发展起来的那一个。它由某个帕提亚人创建。此人公元148年来到中国，死于公元170年。一位帕提亚人居然会出现在最早的佛教布道者之列，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绝对不是一起个案。在这一时期，以及公元3世纪上半期，在中国的各个佛教僧侣阶层中，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帕提亚人，同样还有印度—斯基台人，后者是统治阿富汗及印度西北的印度—斯基台帝国土著。在大汉帝国新建立的佛教团体中，这些人的出现，赋予了佛教在此国家传播之外附加的意义，因为佛教给远东带来的不仅是印度思想和希腊艺术，同样还有来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响。 有汉一代，佛教尽管在中国取得了一些局部成功，但并没有获得普遍的青睐。尽管起初它得益于同道教的混淆，但道教徒很快就开始指责这种基本错误，并以无法平息的宗派仇恨，来驱逐佛教传道士。至于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做出了最终判决，抵制此“外来宗教”：佛教的出家制度是反社会的，因为它毁坏了家庭生活，并危及了祖先崇拜；与此同时，佛教的僧侣，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漠不关心。这不过是一场争吵的开端，它一直持续到了当代。许多世纪以来，儒家学士与佛教徒使用不对等的武器相互争斗，因为儒家思想——就此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依旧是这个国家的官方思想；而佛教，即使在那些自身向佛的皇帝统治下，也仅能代表一种非官方的思潮，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无论它在宗教狂热时期多么受人欢迎，对汉人家庭及华夏国家来说，依旧还是外来的。 在汉代，佛教尽管从来没有被镇压，但相比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它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会更为重要。 [book_title]第十二章　汉帝国的兴与衰 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长期和平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关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艺术可以作证。 我们对汉代艺术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代表了佛教引入所产生的外来影响彻底颠覆一切传统之前，中国早期艺术发展的巅峰。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西汉时期） 我们已经描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商朝，一个有着惊人创造力的时期，它有着充满活力、自然发生且形式多样的主题，是此后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接着是周朝初期，一个无论形态还是装饰都笨重和贫乏的时期。最后是战国和秦朝时期。这是一个创造力恢复的阶段，其装饰因一种活泼的风格而生机勃勃。随着汉代的建立，形态被大幅简化，以至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尽管线条很纯净，有时却带有希腊花瓶式的严肃。在它们的装饰上（除了带有把环的饕餮之外，装饰没有彻底被禁止），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丰富与复杂被简朴所代替，后者同样引人注目。所有的过度装饰——在某些古代器物上被发挥到极致——都消失了。从此时开始，图案的优雅就存在于装饰的对称，巧妙地使用线条和标志，以及圆雕中立体感的“节制”。浮雕中的装饰，往往为雕刻的图案，或者镶嵌的绿宝石、孔雀石或银饰所取代。“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非凡的装饰效果，要么是几何图案，要么因真实或者虚幻的场景而生动活泼：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狩猎或作战的场景，都因其异常的活力而引人注目。”类似的宝石和贵金属镶嵌，也在汉代的带扣上发现（其他一些则确定无疑地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服装的装饰很可能来源于匈奴。汉朝时期在中国得到普遍发展的镶嵌技术，也许是从希腊—波斯世界引入，这也并非不可能。 在战国时期和汉代，铜镜首次出现，并很快传遍了这个国家。这些镜子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出于某些神秘目的，带有这两个时期的装饰特征。汉代的镜子上，同样显示了在青铜器皿上所发现的那种几何意义上之简朴，这种简单绝不会妨碍道教徒归因于镜子的那种神秘力量。 我们在汉代镶式青铜器上发现的隔行交错、卷筒及螺旋图案，也运用在了同一时期的漆器上。这些漆器不仅在中国本土可以发现，而且在韩国的汉人坟墓，在诺颜乌拉（蒙古的库仑附近）以及贝格拉姆（靠近阿富汗的喀布尔）都发现过。 在河南和山东发现的一些小墓穴中，出土的石雕及浅浮雕，也许是工匠们用凿子仿照消失许久的宫廷壁画复制的。它是一种线条与绘画的艺术，画面上的战车的队列及前行，亦或狂放起舞的神明鬼怪们，都充满了速度与动感。这些艺术具有双重意义，因为在贵族和军事生活场景中，它试图依照汉代知识分子的想象还原古代历史；在幻想的场景中，它唤起了一种因官方儒家思想所禁止而部分消失的神话，这种神话如不是保留在道家传说中的话，后人肯定知道得更少。我们有机会看到新道教在汉代末期的作用，以及它在导致王朝崩溃的宗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河南和山东的墓穴浮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条溪流的暗流，它正在逐步侵袭着当时表面上稳定的儒家社会。 在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别是那些刻在著名的“神柱”上的，具有更高水准，其风格更接近于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尽管如此，这些都是艺术家的作品，而非出于工匠之手。顺便说一下，请注意一下某些汉代浮雕，例如陕西的狮子造型（这种动物在中国未曾发现），看起来，启发其灵感的原型即使不纯粹是波斯的（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至少也是希腊—波斯的。这很可能是一个受丝绸之路影响的例子。 圆形的雕塑，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后就从中国消失了。在战国时期，它又以镶在青铜器盖子上的龙，以及诸如老虎和公牛一类的动物形式重现。这些造型的朴素现实主义在汉朝得到了发展。圆雕不再仅仅用来作为装饰图案，其本身也被当成一种艺术目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赤陶墓穴雕像，包括人物、动物及神话造型。正如在古埃及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制作它们，是为了使死者继续他们正常的每日生活。这些小雕像，特别是动物造型，其主要特征还是朴素生动的现实主义，没有过于发达的肌肉，并且充满了动感。 汉代艺术还没有让人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某些技巧依然与草原的动物艺术相关，正如前一时期的战国一样。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草原艺术的特征，以作为装备及马具的青铜小物件为代表，如带扣、扣环及饰板等，装饰着固定风格的斗兽图案，或多或少地纠缠在一起，经常被置于不对称的相反方向。我们还看到，尽管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许多变化，草原艺术，从南俄罗斯的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领地，一直延伸到了鄂尔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控制区。在俄罗斯阿尔泰的巴泽雷克，考古发掘显示了这种艺术的持续性；出自公元前1世纪初的物品，属于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或匈奴人的，数量看起来平分秋色。外蒙古库仑附近的诺彦乌拉（Noin Ula）古墓，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段的早期岁月，甚至更能让人感兴趣。在这座某位匈奴首领的墓穴中，可以看到并排放置着一件标注有日期的中国漆器，（公元前2年）一些中国丝绸，以及一件引人注目的羊毛地毯，其上以纯粹的草原风格刺绣着斗兽；此墓穴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明证。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在（法国）巴黎的塞努奇（Cernuschi）博物馆中有一件汉代青铜器，其主题表现的是草原动物间的一场争斗，是以一种纯粹的中原方式处理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如何建立了一个匈奴边区，作为自己的蛮族同盟以及鄂尔多斯边境的守卫者。在这一地区，中原与草原的艺术风格的相互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成吉思汗时代。 这些匈奴同盟者在长城脚下建立的定居点，显示了汉朝对自身力量的信心。这种自信并没有用错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鄂尔多斯的匈奴人，依然可以证明是易于管教的附属。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前150年，上蒙古（鄂尔浑盆地）的匈奴人，丢失了他们在东蒙古的霸权，新霸主是另外一个游牧民族鲜卑，他们是兴安岭北部的土著，似乎还是历史上蒙古人的祖先。像其他所有新兴部落一样，鲜卑人当然也会攻击中华帝国边陲。公元2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今天的满洲南部，这些入侵断断续续地一再发生，但每一次都被打退了。不同于罗马帝国，汉帝国从不屈服于侵略。它的衰落是内部危机的结果，这些危机既有政治和社会方面，也与知识分子有关。 从一种纯粹的政治视角来看，汉代在公元25年复辟之后，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活力，但很快故态复萌，重新陷入衰弱甚至衰败之中。它的皇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登基，因年轻人的放荡而油尽灯枯，在人生盛年就死去。在宫廷虚伪做作的氛围中，奸党变得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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