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最长的一天 [book_author]瑞恩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6569 [book_dec]这是决定世界命运的24小时。 1944年6月6日（D日），来自12个国家的15.6万名士兵、1.1万架飞机、7千艘海军舰艇，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诺曼底，等待他们的是希特勒用拒马、地雷、碉堡、火炮阵地精心打造的“大西洋壁垒”。无论对盟军还是对纳粹德国，这都是“最长的一天”：残酷、血腥而艰难，战斗惨烈程度前所未有…… 诺曼底登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登陆作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转折点：盟军从西线反攻欧洲大陆，使得战争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最长的一天》正是 “关于诺曼底登陆不可超越的叙事史”。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励精图治，用10年时间寻找D日幸存者，进行了3000多场访问后，终于写成了这部旷世巨著。它真实记录了诺曼底登陆的策划内幕和激战过程，描述了血腥海水和钢铁火焰构成的战争奇观，写下了双方普通士兵作为个人所遭遇的史诗般的命运，所经历的痛苦、迷狂和兄弟情谊…… [book_img]Z_10080.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前言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D日 “霸王”行动，盟军攻入欧洲，是从1944年6月6日0点15分开始的——就在将永远被称为“D日”的那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那一刻，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一些特选人员跨出他们的飞机，跃入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夜空。5分钟后，50英里外英军第6空降师的一个小组也跳离他们的飞机。这些被称为“探路者”的空降先导员，任务是在空降场点燃发光信号，引导后续的伞兵与搭乘滑翔机的机降步兵着陆。 盟军空降部队清晰地标明了诺曼底战场最远的边界，在他们与法国海岸线之间，偃卧着5个盟军准备登陆的海滩：犹他（Utah）、奥马哈（Omaha）、金滩（Gold）、朱诺（Juno）与剑滩（Sword）。 当伞兵们在黎明前诺曼底黝黑的树林中战斗的几个小时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开始在那些海滩外面集结——近5000艘舰船运载了20多万陆军、海军与海岸警卫队的官兵。 清晨6点30分，在一阵猛烈的舰炮轰击与空中轰炸之后，数千名士兵涉水登陆，构成了登陆作战的第一个攻击波。 下面要叙述的并非一部军事史，而是关于人的故事：盟军的官兵，他们所对阵的敌人，以及卷进D日血腥混乱中的平民百姓。战役开始的这一天，也意味着希特勒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疯狂赌博将走向终结。 [book_chapter]第1部 等待 [book_title]一 6月潮湿的清晨里，小村显得非常安静。这座名叫拉罗什吉永（La Roche-Guyon）的村庄位于从巴黎到诺曼底的半道上，躺在塞纳河宽阔、舒缓的弧弯里，几乎长达12个世纪没有受到过打扰。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在旅途中所要经过的一处地点。这里唯一的特色是一座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1]的府邸。村后的山丘如同城堡的屏障，正是这座突出在山壁前的城堡，使拉罗什吉永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一个阴郁的清晨，城堡里寒气逼人，巨大的石块上泛着露水的光泽。快到6点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形鹅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宽阔的大路延伸出去，显得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永非常安静——安静得像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窗板后面的人们在等待钟声鸣响。 6点整，城堡旁边那座建于15世纪的圣桑松教堂里就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永的村民会在胸前画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晨钟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结束了；同时，此地被德军占领后的第1451天也开始了。 拉罗什吉永村的每个角落里都设有岗哨。披着迷彩斗篷的哨兵佝偻着身子，站在城堡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嵌入白垩岩山体的碉堡群里，以及城堡上方小山顶上古瞭望塔残址中的哨所里。机枪手在那里居高临下，把这个在法国所有被占领土中被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永虽然有田园诗般的外表，但对543名村民来说，实际上却是一座监狱。村内外驻扎的德军人数是村民的3倍之多，其中就包括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他是德军在西线最强大的B集团军群的指挥官，他的指挥部就设在拉罗什吉永的城堡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关键的第5年里，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就从这里开始，准备为他此生中最为凶险的一场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50余万军队，任务是防守一条极其漫长的海岸线——从荷兰的拦海大堤一直到被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布列塔尼半岛的海岸，全长几乎有800英里。他的主力第15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吉利海峡最为狭窄的地段。 盟军轰炸机群夜复一夜地轰炸着该地区，第15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场所莫若第7集团军在诺曼底的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几个月来，在密密麻麻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背后，隆美尔的部队就在海边的混凝土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荡荡的，没有舰船的影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忧郁而宁静的周日清晨，拉罗什吉永村仍然看不出一丝盟军入侵的迹象。这天是1944年6月4日。 [1] 法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book_title]二 隆美尔独自一人待在底层那个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办公桌后面，工作时就点着一盏孤零零的台灯。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1]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17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辈——正透过厚重的金边画框俯视着一切。擦得铮亮的镶木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连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和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都没有。既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也没有1942年希特勒兴致勃勃地颁发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权杖（这根18英寸长、3磅重、镶着金鹰与黑“卐”符号、带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在获颁当天携带过一次），甚至连一幅标注部队布防情况的地图也没有。富于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53岁[2]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集团军群没有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的睡眠能超过5个小时。和往常一样，这天早晨他不到4点就起床了，此刻同样在不耐烦地等待6点整的到来。到时他将和参谋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以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勒要求高级军官必须乘坐“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希轿车，开上8个小时回到自己在乌尔姆市赫林根（Herrlingen）的家。 他一直都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做出启程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肩负重任，要在盟军开始登陆后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早已步履蹒跚：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夜不停地对德国进行猛烈轰炸，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入白俄罗斯，盟军兵临罗马城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国防军四处败退，损兵折将。德国虽然离战败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德国的未来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希望6月初能回德国待上几天，有许多理由让他相信现在可以离开了，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需要休息。就在几天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德军总司令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陆军元帅——请求暂时离开，立刻就获得了批准。接下去他又礼貌地拜访了在巴黎附近圣日耳曼昂莱（St.-Germain-en-Laye）的冯·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办理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Blumentritt）步兵上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布鲁门特里特永远忘不了，隆美尔看上去“又疲劳又紧张……显然很有必要回去和家人团聚几天”。 隆美尔确实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压在他身上、几乎难以承受的重担。和海岸线上的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魇里。他总在不断揣摩着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登陆。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情绪。对自己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写了40多封信，几乎每隔一封信，他都会对盟军的攻击做出新的预测。 3月30日，他写道：“现在3月快结束了，而英美仍然没有开始进攻……我开始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打算已失去信心了。” 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此间紧张情绪日益加剧……很可能离决定性的事件只有数周了……” 4月26日的信里他说：“在英国，人们缺乏斗志……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与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一次冒险的进攻来说，这些都是凶兆。” 4月27日的信中说道：“现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合作并没有那么密切，愿意在不远的将来发起进攻。” 5月6日：“仍然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来的迹象……随着每一天、每个星期的过去……我们都变得更加强大……我期待着这次战斗，信心十足……也许它会在5月15日到来，也许是月底。” 5月15日：“我不能进行更远距离的（视察）行程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我相信再过几个星期西线这里就会有动静。” 5月19日：“我希望能比过去更快地推行我的计划……（不过）我怀疑6月里能不能挤出几天离开此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机会到底还是来了。隆美尔决定这时候请假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盟军意图的预判和评估。现在，放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是B集团军群的每周报告。这份预测撰写得很精细，并将于第二天中午送至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指挥部，用通行的军队行话来说即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在那里，报告将经过进一步加工润色，并将作为整个战区报告的一部分呈交给希特勒的指挥部，亦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的军情评估里说，盟军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传送给法国抵抗力量的密电亦大量增加”。不过，报告继续说，“根据以往经验，尚不能得出结论说入侵即将发生……” 这一回，隆美尔判断错了。 [1] 法国染织师家族，所织挂毯闻名于世。 [2] 原文有误，写成了51岁，隆美尔生于1891年，此时应为53岁。 [book_title]三 通往陆军元帅书房走廊的另一端是参谋长的办公室，隆美尔36岁的副官赫尔穆特·朗（Hellmuth Lang）上尉正在这里整理清晨报告，这是他每天为指挥官做的头一桩杂事。隆美尔喜欢尽早拿到报告，这样他就可以在吃早餐时和他的参谋展开讨论了。不过这天早晨的报告里没有多少内容：除了晚间加来海峡省遭到持续轰炸，海岸线上仍然沉寂。看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抛开种种别的迹象不说，光是针对加来海峡省马拉松式的轰炸就足以说明，它已被选中作为进攻的地点。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登陆，那么地点肯定就在那儿。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朗看了看手表，离6点还差几分钟。他们准备7点整动身，得抓紧时间了。不安排警卫车护送，就两辆小汽车上路，隆美尔乘坐一辆，B集团军群首席参谋（Ⅰa）[1]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Hans-Georg von Tempelhoff）上校乘坐另一辆。和往常一样，元帅的行动计划不会通知途经地区的军事长官，隆美尔喜欢这样，他讨厌每个城市进城处有磕着脚后跟向他致敬的指挥官和摩托护送车队这套繁文缛节。轻车简从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下午3点抵达乌尔姆。 老问题又来了：路上带什么给元帅当午餐呢？隆美尔不抽烟，很少饮酒，吃好吃坏也全不在乎，有时候甚至把吃饭都忘了。以往在与朗上尉商量长途旅行吃些什么的时候，隆美尔往往会把设想好的午餐菜单用铅笔划掉，再用粗大浓黑的字体写下“普通野战伙食即可”，有时候他还会加上一句，“当然，倘若你想加一两块牛排我也不反对”。这一来倒把朗副官搞得更糊涂了，细心的他永远也弄不清到底该让厨房准备什么。这天早晨，除了一暖瓶清炖肉汤外，他还要了几种三明治，他猜隆美尔会和往常一样，把午饭忘得一干二净。 朗离开办公室，沿着镶嵌着橡木的走廊向前走去，走廊两旁的房间里传出嗡嗡的话语声和嗒嗒的打字声，B集团军群指挥部如今是一个忙碌不堪的住所。朗一直很纳闷，住在二楼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在这吵吵嚷嚷的环境中怎么能睡得着。 来到走廊尽头，朗在一扇巨大的门前停了下来，他轻轻叩了叩门，扭动把手推门而入。隆美尔没有抬头，他全神贯注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副官进入了房间。朗知道自己不应该打扰元帅，他就站在那里等候。 隆美尔从办公桌前抬起头看了看副官。“早上好，朗。”他说。 “早上好，元帅阁下，这是报告。”朗把它递了过去，随后走出房间等在门外好陪隆美尔去吃早餐。看来元帅今天早上事情特别多，朗知道隆美尔是个只要心血来潮就要改变计划的人，他不敢肯定他们真的能动身。 隆美尔倒无意取消这次行程，他希望能面见希特勒，虽然事先并未做好具体的安排。所有的陆军元帅都有权面见元首，隆美尔已经给他的老友——希特勒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中将打过电话，提出了面见请求，施蒙特认为可以安排在6日至9日之间。除了自己的贴身副官和参谋外，没有人知道他打算去见希特勒，这是隆美尔的典型做法。而在伦德施泰特总部的作战日志里也只是简单记录：隆美尔要请假回家待几天。 隆美尔确信这段时间里他可以离开自己的指挥部。如今5月已过——那个月天气特别好，盟军倘若想进攻，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他得出结论，再过几个星期同样不会有任何动静。他对这一点非常肯定，甚至还为完成抗登陆障碍物的全部工程定了一个最后期限，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给第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的命令，上面写道：“必须尽最大努力完成障碍设置工程，务必使敌人在付出极高代价后，方有可能于低潮时登陆……工程应大力推进……必须于6月20日前向我的指挥部提交竣工报告。” 他现在推断——就和希特勒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一样——登陆不是与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同时发生，便是稍稍延后。他们知道苏联人的进攻总要等到波兰解冻后期[2]才能开始，因此他们认为登陆战不到6月下旬不会发起。 西线的天气近来一直很不好，而且天气预报往后还要更糟。据驻巴黎的空军首席气象学教授瓦尔特·施特贝（Walter Stöbe）上校早上5点钟的报告，云层将会增厚，伴有大风和大雨，此刻英吉利海峡上空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0～30英里。在隆美尔看来，盟军近几天里是不太可能发起攻击的。 即使在拉罗什吉永，夜里天气也起了变化。有两扇高高的法式窗户几乎正对着隆美尔的办公桌，窗外是一个玫瑰花坛，今天早上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玫瑰花瓣与折断的花枝狼藉一地。天亮前不久，一场短暂的夏季暴风雨从英吉利海峡袭来，扫过法国海岸一角后又迅速离去。 隆美尔打开办公室的门跨步走出。“早上好，朗”他说道，仿佛此前压根没见到过自己的副官。 “咱们准备出发了吗？”他们一起去用早餐。 城堡外的拉罗什吉永村里，圣桑松教堂敲响了“奉告祈祷”的钟声，每一声钟响都在大风中苦苦挣扎。现在是6点整。 [1] 德军中特有的参谋职务，师一级部队中相当于师参谋长，这个职务在师以上指挥机构相当于作训参谋主任。 [2] 原文如此，这里作者写错了。当时白俄罗斯战役还未开始，苏军主力尚在白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西部，距离波兰还有一段距离；其次当时是夏季，和融雪化冻期毫不相关。 [book_title]四 隆美尔和朗之间的关系很亲切、随和，几个月来他们形影不离。朗上尉是2月间到隆美尔身边任职的，此后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一起到某地去做长途巡视。通常凌晨4点半上路，用最高速度驶往隆美尔管辖下的某个遥远的角落。今天去荷兰，明天去比利时，后天说不定又是去诺曼底或布列塔尼。意志坚强的陆军元帅充分利用着每分每秒，他对朗说过，“我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时间”。为了把握住时间，隆美尔既不宽容自己也不放松手底下的人，从1943年11月被派到法国的第一天起，他就这样拼命工作。 1943年秋天，负责整个西线防务的冯·伦德施泰特请求希特勒给予增援，可是他得到的却是这个讲求实效、勇敢大胆、雄心勃勃的隆美尔。让贵族气十足、已68岁高龄的西线德军总司令感到屈辱的是，隆美尔身上带着一个“弹性指令”：视察海岸防御工程——也就是希特勒大吹大擂的“大西洋壁垒”，然后直接向最高统帅部汇报。感到难堪与失望的冯·伦德施泰特对更年轻的隆美尔——他叫隆美尔“毛孩子元帅”——的到来大为光火，甚至前去质问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上面是不是派隆美尔来接他的班。对方告诉他“不要胡乱做出错误的结论”，还说“隆美尔纵然才华出众，却还没有资格坐上这个位子”。 隆美尔到任不久即对“大西洋壁垒”做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见到的状况令他大为震惊。只有部分海岸上的混凝土墙和钢筋混凝土工事已经完工，这些工事分布在主要港口、河流入海口以及能俯瞰海峡的地方，大致是从勒阿弗尔（Le Havre）到荷兰地段。至于其他地方，防御工事完成的程度多少不等，有些地方的工程甚至还没有开始。当然，即使在目前的状态，“大西洋壁垒”也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在工程已经完工的地方，简直可以说是重炮林立。可是能让隆美尔感到满意的地方未免太少了，缺少的东西太多，无法阻挡必定会到来的规模宏大的猛攻——隆美尔永远记得去年在北非败给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那一仗。在他那双爱挑剔的眼睛看来，整个“大西洋壁垒”简直是一场闹剧，他曾用德语——这种世界上表现力最强的语言之一宣称，这是“希特勒虚构的脱离现实的幻境”。 仅仅在两年前，这道壁垒几乎还没有一点点痕迹。一直到1942年，元首和趾高气扬的纳粹党人还觉得胜券在握，海岸防御毫无必要。那时卐字旗四处飘扬，不费一枪一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被收入囊中；早在1939年波兰就被德国和苏联瓜分；战争开始还不到一年，西欧诸国就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纷纷落地。丹麦陷落只用了一天；挪威被从内部渗透，费时稍久，用了6个星期。接着在5月与6月，没有任何形式的前奏，希特勒麾下的德军利用闪电战长驱直入，仅仅27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就接连屈服，英国人则在敦刻尔克（Dunkirk）被赶入大海，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在法国崩溃后，唯一剩下的就是英国——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希特勒要“壁垒”又有何用？ 可是希特勒并没有进军英国。将军们请求他这样做，但他却在空等，以为英国人会乞求和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迅速发生着变化，由于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英国开始经历缓慢却坚定不移的复苏。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如今深深地陷了进去——他看到法国海岸不再是一块进攻的跳板，反而成了防线中的一个弱点。到1941年秋，他开始和将领们谈论要把欧洲变成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到12月美国参战后，元首在世人面前吹嘘说：“从挪威芬兰边境的希尔克内斯（Kirkenes）……到法国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省，有一道由要塞和坚固的堡垒构成的防线……这条防线在任何敌人面前都坚不可摧，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纯粹是大吹法螺。弯弯曲曲的地方不算，北起北冰洋，南到比斯开湾，海岸线绵延长达3000英里呢！ 即使在直接面对英国的海峡最窄处的岸边，防御工事也毫无影踪。可是希特勒已经对堡垒的想法着了迷，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大将清楚地记得希特勒首次勾勒他那荒谬设想时的情形。哈尔德永远不能原谅希特勒拒绝入侵英国，他对这套想法反应冷淡。他壮着胆子建议，这些工事“如果真有必要建立”，也应该建立在“军舰舰炮轰不到的海岸线后的纵深处”，否则岸防部队会被敌军火力压制得动弹不得。希特勒快步走过房间，来到一个铺着一张大地图的桌子跟前，足足发了5分钟让人难忘的脾气，他一边用紧握的拳头猛捶地图，一边咆哮：“炸弹和炮弹会落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会落在壁垒的前面、后面和上面……可是待在壁垒里的军队却安如磐石！紧接着他们将从里面冲出来投入战斗！” 哈尔德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他知道，最高统帅部里的其他将军也同样知道，尽管第三帝国赢得了那么多令人陶醉的胜利，可元首已经在担心第二战场了——登陆。 然而，在修建防御工事上仍然没有什么行动。1942年，当战争势头变得对希特勒不利时，英国的突击队员开始袭击这个“无法渗透”的欧洲堡垒。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两栖突击战，这次战斗中5000多名英勇的加拿大人在迪耶普（Dieppe）登陆，这是大规模登陆行动的一次牺牲惨重的前奏，盟军的策划者摸清了德国人对港口做了何等坚固的设防。加拿大官兵伤亡3369人，其中900人失去了生命。这次进袭虽然以惨败告终，但是它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他对将军们怒吼道，“大西洋壁垒”必须以最快速度完成，工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进行。 事实上也果真如此。成千上万奴隶般的劳工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光水泥就用了好几百万吨；水泥需求量太大，导致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再也无法为建造别的东西弄到一点点水泥了。钢铁的需求量大得惊人，不过这种物资本来就供应不足，因此工程师们不得不少用或不用，其结果是只有少量地下掩体和小型钢筋混凝土掩体安装了旋转炮塔，因为炮塔是需要用钢铁来制造的，这样一来火炮的射角不得不受到限制。对材料与装备的需求如此之大，连法国马其诺防线上的老装备与德国边境工事群（西格弗里德防线）上的设施都被拆去一部分，以供“大西洋壁垒”之需。到1943年底，虽然整个壁垒远未完成，却有50多万人在为它工作，工事本身也已成为一个具有威慑力量的实体。 希特勒知道登陆是不可避免的，可如今他又要面临另一个大问题：填进去多少师来挑起越来越沉重的防务重担。在苏联，德军既然试图在苏军凌厉的攻势前守住2000英里长的战线，一个又一个师被吞噬是不可避免的。在意大利，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迫使该国退出战争，成千上万的德军官兵被困在那儿无法脱身。因此，到了1944年希特勒向西线增调援军时，不得不用这样一群乌合之众——老人与少年，苏联战场上被打残的师，从被占领国家强征入伍的“志愿军”（这里有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与南斯拉夫人组成的队伍，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杂牌军），甚至还有两个苏联人组成的师，这些人宁愿帮纳粹打仗也不愿被关在战俘营里。打起仗来这样的军队表现如何自然大成问题，但用来填补空缺的就是他们。希特勒手里仍然有久经沙场的军队与装甲师，这是他可依仗的核心力量。到D日时，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将达到60个师，这是一支难以对付的力量。 这些师并不是全都满员的，但是希特勒仍然寄希望于他的“大西洋壁垒”。有了它局面自会改观。可是对于隆美尔这样在其他战场打过仗——并且吃了败仗——的人来说，他们见到那些防御工事时不免大为震惊。1941年之后隆美尔就没有去过法国，他和其他许多德军将领一样，对希特勒的宣传信以为真，他本以为防御工程快要完成了呢。 他对“壁垒”的尖刻抨击并没有让西线德军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吃惊，相反他倒是衷心表示同意，这也许是他与隆美尔唯一的一次不谋而合。老谋深算的冯·伦德施泰特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固守防御，1940年他策划了对马其诺防线的外线迂回[1]，并大获成功，这一行动导致法国全线溃败。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无非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更多是用来骗骗德国老百姓而不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因为敌人通过他们的间谍，知道的情况比我们多”。壁垒只能“暂时迟滞”盟军的进攻，却无法挡住它，冯·伦德施泰特深信，最初的登陆是根本拦不住的。他粉碎入侵之敌的方案是把大批德军从海边往后撤，等盟军登陆后再攻击对方。他相信，攻击的最佳时刻是敌人立脚未稳，比较虚弱，没有健全的补给线，正打算将一个个孤立的登陆场连成一片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理论，隆美尔却表示不敢苟同，他坚信粉碎进攻只有一个办法：予以迎头痛击。要把援军从后方调来根本来不及，他确信，持续的空袭与来自海上与陆地的重炮轰击肯定会打垮增援部队。他认为所有的一切，步兵师也好，装甲师也好，都必须在海岸或稍稍靠后的地方严阵以待。 他的副官清楚地记得隆美尔归纳出他战略思想的那一天。当时他们两人站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的隆美尔穿了一件厚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走动时挥舞着他那根“非正式”的元帅杖，那是一根2英尺长的银头黑棍，挂着红、黑、白三色流苏。他用权杖指着沙滩说：“战争的胜败要在海滩上见分晓，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挡住敌人，那就是当他们还在水里……挣扎着想要上岸的时候。预备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及时赶到登陆点，指望他们是一件蠢事。主防线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得部署在海边。相信我，朗，入侵的最初24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总的来说，希特勒同意隆美尔的计划，从那时起，冯·伦德施泰特就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总司令了。只有当冯·伦德施泰特的命令与自己想法一致时，隆美尔才会执行；而他要自行其是时，总是用这个唯一然而也是极有力的论据来给自己撑腰。他常说“元首给了我非常明确的命令”，只不过这话他从不直接对威严十足的冯·伦德施泰特表达，而是冲着西线德军总部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这样说。 有了希特勒的撑腰和冯·伦德施泰特的勉强让步（他曾恶狠狠地说“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二等兵老是出尔反尔”），很有主见的隆美尔着手对现有的抗登陆方案进行了彻底改造。 在短短几个月里，隆美尔雷厉风行，使整个局面得以改观。他命令部队在当地强制征集的劳工营配合下，在每个他认为可能会登陆的海滩上竖起笨重的抗登陆障碍物，这些障碍物——被称为“捷克刺猬”的钢制多裂角锥形桩砦、被称为“比利时门”（布满锯齿的大铁门）的反坦克障碍物、包上铁皮的粗木桩、被称为“恶魔方块”的水泥锥型障碍物——都配置在高潮线和低潮线的水线位置。与它们连在一起的是致命的地雷，地雷不够就用其他爆炸装置，它们的触发引信不祥地指向大海，只要一碰就会爆炸。 隆美尔的奇特发明（大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既简单又极具杀伤力，其目的是刺破、摧毁满载部队的登陆艇或是尽可能拖住它们，好让岸上的炮火打个正着。他估计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不等敌方部队登上海滩就会遭到大量杀伤，如今沿着海岸线足足配置了50多万件这样致命的水下障碍物。 然而，追求完美的隆美尔仍然感到不满意，他下令在沙滩、岩石、沟壑和通往内陆的小路上统统都要布设地雷——各种各样的地雷。从足以把坦克履带炸断的圆盘式反坦克地雷，到小巧的人员杀伤地雷，这种地雷被人踩上后会蹦到齐腰高的位置爆炸。现在，海岸线上埋置了足足500多万枚各型地雷，隆美尔希望在进攻开始前再埋下600万枚，他希望最终能给可以用来登陆的海岸线缠上一条由6000万枚地雷组成的束腰[2]。 在密密麻麻的地雷群和障碍物后面，隆美尔的部下俯瞰着海岸线，守候在被层层带刺铁丝网包围的地堡、混凝土地下掩体和交通壕里。元帅所能搜罗到的每一门大炮，都在这里居高临下地对着沙滩与大海，射击诸元早已计算好，火力可以互相交叉。有些大炮确实是对准海岸的，它们隐藏在混凝土掩体里，上面是伪装成平民所有的海滨度假屋。炮筒不对着大海而是直接瞄准沙滩，为的是对登陆的突击部队人潮进行近距离平射。 所有的新技术、新发明全都让隆美尔用上了。哪儿缺少大炮，他就代之以火箭炮或者多管臼炮。在某个地方，他甚至弄到了名为“歌利亚”[3]的小型遥控爆炸坦克，这些能装载半吨多炸弹的车辆可以从堡垒里遥控操作，让它们驶往沙滩，在部队或登陆艇中间爆炸。 在隆美尔的中世纪武器库中，唯一不见踪影的大概只有朝进犯者头上浇下去的一桶桶滚烫的铅水了——不过也可以说隆美尔提供了现代化的替代品：自动火焰喷射器。在前线某些地方，蛛网般的铁管从隐藏的油库里延伸出来，通向沙滩后面杂草丛生的壕沟，一按电钮，进攻部队就会立即被火焰吞没。 隆美尔也没有忘记伞兵或滑翔机机降步兵的威胁。他命令给碉堡群后面低洼的地方灌上水，在离海岸七八英里的开阔地都打上粗重的桩子，设置好饵雷。桩子之间都拉有绊索，只要一触动，会立即引爆地雷或改装过的炮弹。 隆美尔为盟军部队准备好了一场血腥气十足的欢迎仪式，现代战争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强大或密布杀机的防御阵势，可是隆美尔仍然不满意。他需要更多的碉堡、更多的滩头障碍物、更多的地雷、更多的大炮与军队，他最迫切需要的是目前远离海岸作为预备队的大量装甲师。他在北非沙漠曾用坦克赢得令人难忘的胜利，可是现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论是他还是伦德施泰特，未经希特勒批准都无权动用这些精锐的装甲部队。元首坚持要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隆美尔至少需要在海岸上布置5个装甲师，好在盟军登陆的最初几个小时里给予迎头痛击，要得到它们只有一个办法——去见希特勒。 隆美尔经常告诉朗：“最后一个能见到希特勒的人就是赢家。” 在拉罗什吉永这个阴沉沉的早晨，就在隆美尔准备动身长途驱车回到德国的家中时，他下定决心要当赢家。 [1] 严格说来，最初的迂回计划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中将提出的。伦德施泰特持肯定态度，但并未全力争取，结果曼施泰因被大为不满的陆军总司令部调去任步兵军军长。 [2] 隆美尔对于用地雷作为防御武器的想法简直着了迷。有一次，阿尔弗雷德·高斯中将（他在汉斯·施派德尔中将之前是隆美尔的参谋长）和元帅一起视察，中将指着几亩长满野花的田野说：“这儿的景色真好，是不是？”隆美尔点点头说：“你给我记下来，高斯——这块地方得埋1000枚地雷。”还有一次，在他们去巴黎的路上，高斯建议去参观塞夫尔有名的瓷器工场。使高斯感到惊奇的是隆美尔居然同意了。可是隆美尔对展示的工艺品毫无兴趣。他急行穿过几个展览室，扭过头来对高斯说：“问一下这儿有没有办法给我的地雷做防水外壳。”——原注 [3] 《圣经》中的非利士族勇士，一般用以比喻巨人。 [book_title]五 在125英里以外离比利时边境很近的第15集团军指挥部，有一个人希望6月4日清晨快点来临。赫尔穆特·迈尔（Hellmuth Meyer）中校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形容憔悴，睡眼惺忪。自6月1日以来，他就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而刚刚过去的夜晚又是最最糟糕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夜晚。 迈尔的工作很累人，很伤脑筋。他除了担任第15集团军情报部长之外，还领导着反登陆前线唯一的一支反间谍情报小队。这个小队的核心成员是30个人组成的无线电监听小组，在一个地下混凝土掩体里24小时轮流值班，里面配备着各种最精密的无线电仪器。他们的工作就是监听，别的什么也不用管。每个组员都是精通三种语言的专家，盟军方面在空中传播的每一声耳语，或是摩尔斯电码每一个轻轻按触的符号，他们都会捕捉到。 迈尔手下的人经验丰富，而且设备精良，连100多英里之外英国宪兵吉普车上装载的无线电发出的呼叫都能收听到。这对迈尔帮助很大，美、英宪兵在调度军用车队时，会通过无线电交流，这就给迈尔带来极大的便利，使他能编制出驻扎在英国的各个师名单。可是这些天来，迈尔的监听员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呼叫了，这对迈尔来说意味深长，说明对方目前正在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的命令。这是一条新的线索，说明登陆迫在眉睫。 根据已掌握的所有情报，再加上这样一条，足以使迈尔勾勒出一幅盟军备战的画面，况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一天中，他要对监听得来的情况进行数次筛选整理，不断寻找可疑的、不寻常的——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 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昨天晚上他手底下的人果真收听到了一条，这条消息是一项通讯社的加急电讯，是天刚黑时收到的。电文内容如下： 紧急快讯，美联社，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迈尔惊呆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去警告集团军参谋部。可是他停下脚步并冷静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两个理由：第一，整个海岸前线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果发动攻势他一定会马上知道；第二，还在1月份，当时的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海军上将就曾告诉迈尔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奇特信号，他说登陆前盟军肯定会启用这个信号警告地下抵抗组织。 卡纳里斯当时警告说，在进攻前的几个月里，盟军一定会向地下抵抗组织播送数以百计的信息，其中只有几条确定与D日有关，其余都是假情报，是故意混淆视听用来迷惑德方的。卡纳里斯的意思十分清楚：迈尔要监听所有这些信息，为的是不要和最重要的那一条混淆起来。 起初，迈尔对此还抱着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完全依赖一条独一无二的信息，简直就是发疯。另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柏林的情报来源十之有九都是不可靠的。他有一整套假情报的档案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盟军似乎给北至瑞典斯德哥尔摩南到土耳其安卡拉的每个德国间谍都提供了登陆的“确切”地点与日期，可是没有哪两份报告是一致的。 可是这一次，迈尔知道柏林方面并没有弄错。6月1日晚上，迈尔的部下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监听之后，截取到了盟军信息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和卡纳里斯所描述的分毫不差，与迈尔部下前几个月收听到的其他数以百计的密码词句也没什么不同。每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照例的新闻广播之后，播音员都会用法语、荷兰语、丹麦语和挪威语向地下抵抗组织朗读密码指令。大部分信息在迈尔听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更令人气恼的是无法破译出这类神秘莫测的片断，如“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糖浆明天将向外喷涌干邑白兰地”，“约翰有一条长上髭”，或“萨拜因刚得了腮腺炎和黄疸病”。可是，紧跟在6月1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21点的新闻播报之后的那条信息，对迈尔来说却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请听几条个人讯息。”播音员用法语说道。瓦尔特·赖希林（Walter Reichling）中士赶紧打开一台钢丝收音机。片刻的停顿后，播音员开始念道：“萧瑟秋天，提琴幽咽声声情。”[1] 赖希林突然把双手往耳机上一拍，接着扯下耳机冲出掩体往迈尔的营房奔去。他冲进迈尔的办公室激动地喊道：“长官，信息的第一部分来了！” 他们俩一起回到侦听室所在的地下掩体。迈尔听了一遍录音，果真如此——正是卡纳里斯警告他们要注意的那条讯息，那是19世纪的法国诗人保罗·魏尔兰（Paul Verlaine）的作品《秋之歌》中的第一行。据卡纳里斯方面的情报说，要是魏尔兰的这一行诗在“一个月的第一天或第十五天广播……那就意味着它是宣布英美入侵的那条信息的前半段”。 这条信息的后半段则是魏尔兰的同一首诗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按照卡纳里斯的说法，要是这句诗广播了，那就意味着“登陆将在48小时之内开始……从广播第二天的零时起计算”。 听了魏尔兰第一行诗的录音之后，迈尔立即向第15集团军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Rudolf Hofmann）中将做了汇报。“第一条信息来了，”他告诉霍夫曼，“现在肯定会有情况发生。” “你能绝对肯定吗？”霍夫曼问。 “我们录了音。”迈尔回答道。 霍夫曼立刻向第15集团军所有单位转达了这一警告。 与此同时，迈尔通过电传打字机把这条信息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接着他又打电话通知了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和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 在最高统帅部，这个讯息被呈递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文件就一直搁在他的桌子上。约德尔没有下令警戒，他认为伦德施泰特肯定已经这样做了，而伦德施泰特则以为隆美尔的指挥部会下达这样的命令。[2] 在整条海岸前线上只有一个集团军处于战备状态：那就是第15集团军。守在诺曼底海岸的第7集团军由于对这一信息一无所知，因而没有进入战备状态。 6月2日与3日晚上，信息的第一部分又重新广播，这使迈尔大惑不解，根据他所掌握的消息来源，这个部分是应该只广播一次的。他只能这样解释：盟军重复广播是担心地下抵抗组织没有收听到。 6月3日晚，重复广播那条信息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美联社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急电也被截获了，如果卡纳里斯的警告是正确的，那么美联社的新闻肯定错了。在片刻的惊慌之后，迈尔把宝都押在卡纳里斯这一边，现在他身心疲惫，但却得意扬扬。拂晓时分，整个前线仍然是一片宁静，这进一步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现在，除了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至关重要的下半段警告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这件事的可怕含义让迈尔不寒而栗。盟军登陆的成败、千百万个同胞的生命、连同自己的国家能否存在，都取决于他和部下是否能及时监听到广播，以及迅速通知到前线指挥部。迈尔和他的部下自然会极端小心谨慎，他只求他的各位上级也能够理解这条信息的重要含义。 就在迈尔镇定下来安心等待的时候，125英里之外，B集团军群指挥官正准备动身去德国。 [1] 此句原文是法语。 [2] 隆美尔肯定是知道这条信息的，可是根据他自己对盟军意图的判断，他肯定排除了这条信息的可靠性。——原注 [book_title]六 隆美尔小心翼翼地往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上抹了层薄薄的蜂蜜，早餐桌旁坐着他那位才智过人有着博士头衔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Hans Speidel）中将，还有几名副官。大家都已熟不拘礼，餐桌上的谈话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就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坐在桌子的上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也确实像关系很亲密的一家人，每个军官都是隆美尔亲自挑选的，并且都对他忠心耿耿。今天早晨他们就某些问题向隆美尔做了简短汇报，并希望他能使希特勒注意，但隆美尔很少说话，就只是在倾听。现在他急于动身，先看了看手表，突然说道：“先生们，我必须走了。” 在大门外，隆美尔的司机丹尼尔站在元帅的汽车旁边，车门敞开着。隆美尔请冯·滕佩尔霍夫上校和他一起坐进那辆霍希车，上校是除了朗副官以外和他同行的唯一的参谋军官，滕佩尔霍夫的汽车可以跟在后面。隆美尔和他的办公室成员一一握手，跟他的参谋长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坐到了司机旁边，这是他坐惯的位置，朗和冯·滕佩尔霍夫上校坐在后面。“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丹尼尔。”隆美尔说道。 汽车绕着院子缓行，接着驶出大门，穿过车道旁那16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在村子里，汽车往左拐，开上了通往巴黎的公路。 现在是早上7点，在6月4日这个特别阴沉的星期天早晨离开拉罗什吉永，隆美尔感到挺合适。这次旅行所选择的时间再恰当不过了。他的座位边上放着一只硬纸盒，里面有一双手工制作的灰色软羔皮鞋，5.5码大小，这是带给夫人的。他之所以要在6月6日星期二和她团聚，有着颇具人情味的特殊原因，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1] 在英国，现在是早上8点（英国双重夏令时间与德国中部时间相差一小时）。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附近树林里的一辆房车中，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上将在工作了一个通宵后，陷入了熟睡之中。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密码信息通过电话、信使与无线电从他附近的总部传了出去。差不多就在隆美尔起床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做出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由于天气状况欠佳，他让盟军登陆的时间推迟24小时。如果天气状况合适，D日将是6月6日，星期二。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隆美尔麾下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抱成团，力图围绕隆美尔6月4日、5日甚至D日的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前线的情况，作不在场的证词。在书籍、文章和访谈录里，他们都说隆美尔是6月5日动身去德国的，这不是事实；他们还都声称是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去德国的，这也不是事实。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唯一知悉隆美尔要来访的人是元首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将。原来在最高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任副参谋长的瓦尔特·瓦尔利蒙特炮兵上将告诉过我，不论是约德尔、凯特尔还是他自己，对隆美尔回到德国都一无所知。甚至到了D日，瓦尔利蒙特还以为隆美尔是在自己的总部指挥战斗。隆美尔从诺曼底动身的日子就是6月4日；无可置疑的证据是那本记录得异常精细的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上面提供了确切的时间。——原注 [book_title]七 33岁的美国“科里”号驱逐舰舰长乔治·杜威·霍夫曼（George Dewey Hoffman）海军少校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观察着船后面那一长列正劈波斩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舰船。船队走了这么远却未遇到任何攻击，这在他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船队是依着航道走的，时间上也分秒不差，整支船队按照之字形反潜航线缓缓行进，每小时还走不了4英里，自从昨晚离开朴次茅斯港以来，已经航行了80多英里。可是霍夫曼时刻都在担心会遇见麻烦——潜艇或空袭，也许二者同时来到。他估计即使运气好也会进入雷场，因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们正越来越深入到敌方水域。法国就在前方，现在离他们只有40英里了。 年轻的舰长——在这艘“科里”号上，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就从一名上尉“蹿”到了舰长的位子上——对于自己能担任这支浩浩荡荡船队的领队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在他通过望远镜观察时，他知道对于敌方来说，这些船队也仅仅是等着挨打的“呆鸭”。 在前面的是扫雷艇，6艘小小的舰船排成一条斜线，就像倒过来的V字的半边，每艘船都在右侧的水里拖着一条长长的锯齿状金属扫雷装置，用以切断系泊的水雷和引爆漂浮的水雷。 在扫雷艇后面的是瘦削、灵活的“牧羊犬”，亦即护航的驱逐舰。在它们的后面，一眼看不到边的就是船队本身了，数艘行动迟缓、笨重的登陆舰，运载着数以千计的军人、坦克、大炮、车辆和弹药。每一艘重载的舰只都在一根粗钢索的顶端系着一只拦阻飞机的气球，由于所有悬浮在同一高度的防空气球在疾风吹拂下都往一边倒，整个船队就像是个走路倾斜不稳的醉汉。 在霍夫曼眼里这幅景象却很壮观。他估算了船与船之间的距离，考虑到船队的总数，他寻思这支令人惊叹的船队尾巴现在仍然还在英国，还没有驶离朴次茅斯港呢。 这还仅仅是一支船队，霍夫曼知道另外还有十来支船队在他离开或即将离开英国的那天里正要起航，到那天晚上，所有的船队要在塞纳湾里集结。清晨时分，一支由50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将停泊在诺曼底登陆海滩的外面。 霍夫曼简直是急不可待。他所带领的船队离开英国最早，是因为它要行驶的航程最长。这是强大的美军第4步兵师的一部分，它要去的地方是霍夫曼——其他千百万美国人也一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那是瑟堡半岛（科唐坦半岛）东部的一片风刮个不停的沙滩，代号“犹他”。其东南12英里，在海边小村滨海维耶维尔（Vierville-sur-Mer）和滨海科莱维尔（Colleville-sur-Mer）的前方，是另一片代号“奥马哈”的美军登陆滩头，那是一片新月形的银色海滩，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的弟兄们将在这儿登陆。 “科里”号的舰长原以为今天早上会在附近见到别的船队，可是如今似乎整个海峡都归他独自使用。他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他知道附近海域总有属于U登陆编队或O登陆编队的船队在驶向诺曼底。霍夫曼不知道的是，由于天气情况不稳定，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只批准了不到20个航速缓慢的船队在夜间起航。 突然，舰桥里的电话响了。甲板上的军官过来接电话，可是霍夫曼离得更近，顺手就抄起了话筒。 “这里是舰桥，”他说，“我是舰长。” “你确定没搞错？”听了一会儿后他问道，“命令确认过没有？” 霍夫曼又听了更长一会儿，然后把话筒放回托架上。真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命令整个船队返回英国——没有说明理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难道登陆延期了不成？ 霍夫曼透过望远镜眺望前面的扫雷艇，它们并未改变航程，跟在它们后面的驱逐舰也没有。它们收到命令了吗？他决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亲自去看看打回头的命令——他得确认一番才行。他迅速爬下扶梯来到下一层甲板的报务室。 报务员本尼·W.格利森（Bennie W.Glisson）海军下士并没有搞错，他边让舰长看无线电记录簿边说：“为防出错，我核对了两遍。”霍夫曼匆匆回到了舰桥。 他和其他驱逐舰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支庞大的船队掉过头去，而且动作还得迅速。由于他的船是先导舰，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前面几英里处的扫雷小舰队，由于无线电静默的死命令早已下达，现在无法通过无线电与他们联系。“全速前进，”霍夫曼命令道，“靠近扫雷艇，信号兵打开信号灯。” “科里”号往前蹿的时候，霍夫曼回过头去，见到身后的那些驱逐舰在船队的侧翼拐弯掉头。这会儿它们的信号灯在眨眼，开始艰难地引导船队掉头。心事重重的霍夫曼明白船队处境危险，这里离法国极近——只有38英里了。难道它们还未被发现？倘若它们掉头开走都未被察觉，那真是个奇迹了。 在下层的报务室里，本尼·格利森继续每15分钟收录一次进攻推迟的密码电报，对他来说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收到的最坏的消息了，因为这似乎证实了一种恼人的猜疑：德国人对进攻早已了如指掌。是不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发现，所以D日被取消了呢？像无数人一样，本尼不明白德国空军的侦察机怎么可能没有发现登陆的准备工作——船队、舰队、陆军部队与补给品，塞满了从兰兹角[1]（Lands End）到朴次茅斯的每个港口、小海湾和海港里。如果电报仅仅意味着登陆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推延，那么接下来德国人仍然有更多的时间侦察到盟军的这支庞大舰队。 23岁的报务员打开了另一架收音机，调到巴黎电台，那是德国人的宣传台。他想听听“轴心姐儿萨莉”富于性感的声音。她那谩骂式的广播听着怪有趣的，因为消息都假得离谱，可是有时候也很难说。听她的广播还有一个原因：“柏林婊子”——大伙儿常这样轻薄地称呼她——的流行歌曲节目常翻新，都让人听不过来。 本尼暂时还顾不上听歌，因为这时收到了一长串电码，是有关天气预报的。等他用打字机记录完，“轴心姐儿萨莉”正开始播放今天的第一张唱片，本尼立刻听出这是战时的流行歌曲《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歌词是改写过的。听着听着，他最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那天早晨将近8点，本尼和成千上万为了6月5日登陆诺曼底而鼓起勇气的盟军官兵——现在又要焦虑地再等上24小时了——都听到了《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里异常贴切、却让人心惊肉跳的歌词：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靠近。 摘下那顶大礼帽少给我吹牛。 别咋咋呼呼给我放规矩点。 你可敢跟我打赌？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进攻。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行动。 你唬人宣传里没半句真话，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下双份的赌注和你打赌。 [1]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半岛最西端，也是英格兰的最西端。 [book_title]八 在朴次茅斯城外索思威克庄园别墅的盟军海军指挥部巨大的作战中心里，人们在等待舰船的归来。 高大宽敞贴着白、金两色壁纸的房间里既忙碌又紧张，一张巨大的英吉利海峡航海图覆盖了整整一面墙壁。每过几分钟，就有两个女兵站上活动梯子，在海图上移动一些彩色的标志，以显示每组正在回归的船队的新位置。每逢有新报告来到，盟军各机构的参谋就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默不作声地观看。从外表看他们很镇静，可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那份紧张却是无法掩饰的，船队不仅要在敌人鼻子底下掉过头，沿着扫过雷的特殊航道回到英国，眼下还面临着另一个敌人的威胁——海上的风暴。对于动作迟缓、满载部队与装备的登陆舰来说，遇上暴风雨极可能是灾难性的。海峡里的风已经达到时速30英里了，海浪足足有5英尺高，天气肯定会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海图上反映出了船队返航时形成的规整图形。有好几行标记直指爱尔兰海，有的则麇集在怀特岛附近，拥簇在英格兰西南海岸各个港口与停泊处，有些船队几乎得用一整天才能回到港口呢。 向那面墙看上一眼，就能找到每个船队乃至每一艘盟军船只的位置，可是有2艘舰艇没有显示出来——那是一对小型潜艇，它们似乎完全从航海图上消失了。 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俏丽的24岁海军女上尉在纳闷，她的丈夫要过多久才能回到英国的海港来。内奥米·科尔斯·昂纳（Naomi Coles Honour）有点着急，但是还没有担忧过度，连她在“作战”部门里的朋友好像也全然不知，她的丈夫乔治·巴特勒·昂纳（George Butler Honour）上尉和他那条57英尺长的小型潜艇X23号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在离法国海岸一英里的大海上，一根潜望镜伸出了海面。30英尺深的水下，乔治·昂纳上尉蜷缩在X23号狭窄的控制室里，把军帽往后推了推。“好了，先生们，”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说的，“咱们来好好瞧瞧。” 他把一只眼睛贴紧杯形橡皮眼罩，慢慢地转动潜望镜，当那层扭曲泛光的水膜从镜头上消失之后，前面的朦胧景象变得清晰了，奥恩（Orne）河口边上沉睡中的度假胜地乌伊斯特勒昂（Ouistreham）出现在他眼前。距离那么近，再加上镜头放大了好几倍，昂纳都能看见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以及卡昂（Caen）城西卡尔皮凯（Carpiquet）机场刚刚起飞的一架飞机。他还看见了敌人呢！他惊讶地注视着河口左右两侧的沙滩上正在抗登陆障碍物之间静静干活的德国士兵。 对26岁的皇家海军预备役上尉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从潜望镜跟前退后一步，对负责这次行动的导航专家莱昂内尔·G.莱恩（Lionel G.Lyne）上尉说：“来瞧瞧，瘦子——我们都快要撞到目标上了。”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攻已经开始，盟军的第一艘舰艇和第一个军人，已经在诺曼底海滩之外就位了。X23号的正前方就是英国—加拿大军队的攻击区域，昂纳上尉和他的船员并非不知道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四年前的6月4日，33.8万名联军官兵中的最后部分，就是从距此地不到200英里的烈焰冲天的敦刻尔克港撤走的。对于X23号艇上5名特选出来的英国人来说，现在是个令人紧张、骄傲的时刻，他们是大不列颠的先锋队：X23号的官兵是为数以万计即将杀回法国的同胞来开路的。 5个人挤在X23号的多功能小船舱里，身着橡胶蛙人服，怀里揣着制作精巧能对付最多疑的德国岗哨严格检查的假证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假法国身份证，外加工作许可证、配给证，上面盖着官气十足的德国橡皮图章，还有别的信函与文件。万一出了什么差池，X23号沉没了或不得不放弃，这些船员也能游到岸上，在新身份的掩护下逃过搜捕，与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取得联系。 X23号的任务异常艰险，在攻击开始前20分钟，这艘小型潜艇和姐妹艇X20号——它在20英里以外的海边，正对着一个叫勒阿梅尔（Le Hamel）的小村——将勇敢地浮出水面，充当导航标志，明确标识英国—加拿大军队登陆区域的两端。这片区域由3个代号为“剑滩”、“朱诺”和“金滩”的海滩所组成。 这两艘潜艇要执行的计划相当细致复杂。一浮出水面，它们就要启动一台能连续发出信号的自动操作无线电信标机，与此同时，声呐导航系统将自动向海里放送声波，好让水下接收装置能够收到。运载英国与加拿大部队的舰船，将依据其中一种或两种信号对准目的地进发。 每艘微型潜艇还将携带一根18英尺长的望远镜杆，它和一架小型的大功率探照灯连在一起，发出的光束在5英里外都能见到。倘若发出的是绿光，就表示潜艇到达指定位置上；如果没有到位，发出的将是红光。 作为辅助性措施，计划还要求每艘潜艇派出一条搭载一名水兵的泊系橡皮艇，这条小艇得朝海岸漂过去一段距离。小艇上也配有灯光设备，由艇里的水兵操纵，驶近的舰船依据潜艇与所属小艇的灯光显示的方位，将不难找出3个登陆海滩的确切位置。 一切情况都算计到了，甚至连微型潜艇说不定会被某艘笨拙的登陆艇撞翻的危险也估计在内。作为保护措施，X23号上将升起一面巨大的黄旗，昂纳估计这面旗子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靶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再升起另一面巨大的被水手们戏称为“战斗抹布”的白色海军旗，昂纳和他的船员做好了挨敌人炮轰的准备，但是他们可不想让自己人撞翻，葬身鱼腹。 所有这些设备再加上许多别的东西都塞在X23号已很狭小的船舱里，潜艇原来定员3人，现在又增加了两名导航专家。在X23号唯一的多功能舱房里，站立和坐下都找不到空间，这间只有5英尺8英寸高、5英尺宽、不到8英尺长的舱房里，现在又热又闷。他们在天黑后才敢浮上水面，换气之前艇内的空气自然是越来越恶浊。 昂纳知道，即使白天待在这样的近岸浅水里，潜艇也很可能被低飞的侦察机或是巡逻艇发现——而且他们在潜望深度待的时间越久，被发现的危险也越大。 莱恩上尉通过潜望镜观测了一系列的方位，很快就认出了一些目标：乌伊斯特勒昂灯塔、镇里的教堂以及西边几英里外的滨海朗格吕讷（Langrune-sur-Mer）村与滨海圣欧班（St.-Aubin-sur-Mer）村教堂的尖塔。昂纳说得不错，他们真是“撞到靶子”上来了，这里与他们的预订位置只差四分之三英里。 距离目标那么近，昂纳感到很宽心。此次航程既漫长又艰难，从朴次茅斯来到这里的90英里路程，他们用了几乎两天，其中有许多时间是在布雷区里航行的。现在他们要驶入阵位，然后再坐沉到海底，这次代号为“弃兵局”（Gambit）的行动会有一个好的开端。昂纳心里暗暗希望当初选定的是另一个名称，他虽然并不迷信，但是在查询了这个词的意思之后，年轻的艇长惊讶地发现“gambit”在国际象棋的下法中意味着“开局时牺牲一两个卒子以换取优势”。 昂纳透过潜望镜对在海滩上干活的德国人看了最后一眼，心想明天这个时候，这几片海滩上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了。“收潜望镜。”他命令道。随后X23号坐潜到了海底，并与基地切断了无线电联系。 昂纳和他的艇员还不知道登陆已经延期了。 [book_title]九 到上午11点，海峡里的风刮得正凶。在与英国其他地方严密隔绝的海滨保密区，登陆部队在苦苦等待，他们的全部天地如今只有集结营地、飞机场和舰船。这几乎像把他们活生生地从本土上割裂开来——古怪地悬吊在熟悉的英吉利世界与未知的诺曼底世界之间，一层重重的保密帷幕把他们与熟稔的世界隔离开来。 在帷幕的另一边，生活在照常进行，人们干着他们每天该干的事，丝毫不知晓有数十万名军人正在等待一道命令，而这道命令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序幕即将拉开。 在萨里郡的莱瑟黑德（Leatherhead），一位54岁的物理教师正在遛狗。伦纳德·西德尼·道（Leonard Sidney Dawe）是位不爱说话的谦谦君子，除了小圈子里的朋友外没什么人知道他。可是这个逐渐淡出生活的人却自有一大批人追随他，其数量远远超过一个电影明星的崇拜者，每天早晨都有上百万的读者，为他和他的教师朋友梅尔维尔·琼斯（Melville Jones）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编制的纵横字谜游戏绞尽脑汁。 20多年来，道一直是《每日电讯报》纵横字谜游戏栏目的高级编制人，在此期间他所出的困难而又复杂的纵横字谜既让千百万猜谜人恼火，又让他们感到过瘾。有些纵横字谜游戏爱好者认为，《泰晤士报》的纵横字谜难度更大，可是道的崇拜者立即反驳说，《每日电讯报》上的谜面从未重复过。矜持寡言的道正是以此为荣。 道会大吃一惊的，倘若他知道，自5月2日起自己竟成了军情五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反间谍部门）委托给伦敦警察厅（别名苏格兰场）的一个重点调查对象的话。一个多月以来，他的纵横字谜游戏多次引起盟军最高统帅部（SHAEF）多个部门的惊慌。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早晨，军情五处决定要和道谈一谈。道遛狗回来时，发现有两个人在家门口等着他。和别的人一样，道听说过军情五处，不过他们找自己又有何贵干呢？ “道先生，”其中一个人开口问道，调查由此开始，“上个月，涉及某项盟军行动的一系列高度保密的代号出现在《每日电讯报》的纵横字谜游戏里。你能谈一谈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吗——或者谈一谈你是从哪儿知道它们的吗？” 还不等惊讶万分的道开口，军情五处的那位先生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字条，他指着那张字条说：“我们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会选中这个词的。” 5月27日《每日电讯报》的有奖纵横字谜竞赛里有这样一个谜面（横11）——“可是某个这样的大亨有时候偷去一些……”，这个神秘莫测的谜面还是难不倒道的忠实追随者，倘若他们没有摸错门径的话。仅仅两天之前，也就是6月2日，报上披露的谜底里赫然有着盟军整个反攻计划的代号——“霸王”（Overlord）。 道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讲的盟军行动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自然对这些质问感到震惊，甚至是愤慨。他告诉他们，他无法解释怎么和为什么会单单挑中这个特殊的词。他指出，在历史著作里这是一个挺普通的词。他反问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哪个词给你们用来当代号，哪个词没有用呢？” 军情五处的两个人倒是挺讲道理的，他们也承认这确实很难说清。可是这么多用作代号的词语都在同一个月里出现，岂不是太奇怪了吗？ 他们和这位戴眼镜的教师逐一研究字条上列出的词语，老先生现在稍稍有些不安了。在5月2日的纵横字谜里，谜面“美国的一部分”（横17）的答案是“犹他”；而5月22日“纵3”的谜面“密苏里的红印第安人”的答案恰好是“奥马哈”；5月30日“横11”的谜面“此种灌木是育苗革命的一个关键”的谜底是“桑树”（Mulberry）——这是将要在登陆滩头外围构筑的两个人工港的代号；而6月1日“纵15”的谜面，“大不列颠和他紧紧拥抱着同一物体”的答案是“海神”（Neptune）——这是反攻中海军的行动代号。 道对为什么使用了这些词语无法提供解释。他说，就他所知，字条里提到的这些纵横字谜游戏6个月之前就已经编好了。那么究竟应如何解释呢？道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奇的巧合。 可是还有别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呢。3个月之前，在芝加哥中心邮局偌大的办公室里，分拣桌上有只包得不严实的邮件破裂后漏出了一些看上去很可疑的文件，是关于“霸王行动”之类的，至少有十来个分拣员看到了内容。 不久后情报人员蜂拥而至，分拣员受到了盘问，并被要求把可能看见的一切全都忘掉；接着完全无辜的收信人受到了审问，那是一个姑娘，她无法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要寄给她。可是她认得出信封上的笔迹；于是从她那里又追溯到文件的寄出者，驻伦敦的美军指挥部里一个同样清白无辜的士官，他发誓说写信封时犯了糊涂，竟把文件寄到他在芝加哥的妹妹那里去了。 这件事情虽然不算大，但是如果盟军最高统帅部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被称为“阿布维尔”（Abwehr）的军事情报局已经发现了“霸王”这个代号的意义，那就会对它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估了。军事情报局有个名叫迪埃罗（Diello）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局里他的另一个名字“西塞罗”（Cicero）更为人所知——在1月份就给柏林送去了有关情报。起初西塞罗判定这个计划叫“霸主”，可后来他做了更正，柏林方面很信任西塞罗——他在驻土耳其的英国大使馆里当贴身男仆。 可是西塞罗未能探明霸王行动最关键性的秘密：登陆的时间与地点。这个机密保守得极其严密，4月底之前也只有几百名盟军军官知道，可是就在这个月里，尽管反间谍情报部门不断警告德国间谍在整个英伦三岛非常活跃，还是有两名高级军官——一名美国将军和一名英国上校——漫不经心地泄了密。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这位将军对几个相熟的军官说，登陆将在6月15日之前进行。而在英国另一个地方，那名担任营长的上校就更加大大咧咧了，他告诉几位平民朋友，自己的部下正在受训，以便攻占一个特别的目标，他还暗示那个地方是在诺曼底。这两名冒失鬼都被立即降了级，并且调离了原单位。[1] 可是现在，在6月4日这个紧张的星期天，又一次严重得多的泄密事件令最高统帅部大为震惊。头天晚上，美联社的一个电传打字机打字员，为了提高打字速度在一架空闲的打字机上练习。谁知他出了错，竟然将练习用的含有“简讯”的穿孔纸带，接到每晚要发的俄语公报的前面去了。仅仅30秒钟之后错误就得到了纠正，可是电文已经打出去了，在美国收到的“简报”是这样的： 紧急快讯，美联社，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这条信息所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但是要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登陆的巨大机器已经开足马力了。现在，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空运与两栖部队，在等待艾森豪威尔上将做出决定。艾克是否会把6月6日定为D日？或者会不会由于海峡上空的天气——这是20年来最恶劣的一次——再次推迟进攻呢？ [1] 虽然那位将军曾是艾森豪威尔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最高统帅别无选择，只能把他送回美国。D日后，这个将军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他后来以上校军衔退役。至于那位英国军官的事，没有档案材料能证明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有所知悉。此事是由该军官的上级悄悄处理掉的，此公后来还当上了国会议员。——原注 [book_title]十 在离索思威克庄园别墅海军指挥部两英里的一片被雨水浇灌着的林子里，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美国人，在他那辆设备简陋的三吨半活动房车里苦苦思索之余，又想让自己放松片刻。虽然他可以走进宏大的索思威克庄园别墅找到一个更舒服的地方落脚，但艾森豪威尔却决定不这样做，他希望能尽量接近部队正在登船的海港。几天前，他下令组建一个小而精干的战斗指挥部——几顶给他亲信幕僚用的帐篷和几辆活动房车，包括他自己住的那辆，很久以来他一直称呼这辆拖车是“我的马戏团货车”。 艾森豪威尔的活动房车是一辆长长的低矮的拖车，有点像搬运车，隔成3个小间，分别充作卧室、起居室和书房。除此之外，是一溜排列整齐和活动房车长度相同的小型厨房、微型电话总机房、简易卫生间以及最末尾的用玻璃封闭的观察平台。不过，最高统帅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太长，活动房车并没能得到充分利用。他几乎没怎么启用起居室和书房，每逢召开参谋会议时，他总让大家在活动房车旁边的一个帐篷里开会。只有他的卧室才有点“住了人”的模样，这儿毫无疑问是他的地盘：床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大摞袖珍本西部小说，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放在这里——他的妻子玛米（Mamie），还有身着西点军校学生制服的21岁的儿子约翰。 从这辆活动房车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着几乎300万名盟国官兵，其中美军超过半数，约有170万名地面部队官兵、水兵、空勤人员与海岸警卫队员。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加在一起约有100万人，此外还有自由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挪威和荷兰的部队。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人指挥过这么多国家组成的大军，肩负过这么沉重的责任。 然而，尽管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皮肤黝黑的高个子男人身上的责任这么重、权力这么大，但透过他那张富有感染力笑容的脸庞，却很难看出他就是盟军最高统帅。和许多别的盟军名将不同，他没有穿戴有明显标志、古怪头饰或者用层层叠叠的勋章一直堆到齐肩高的惹眼军服，好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各方面都很节制。除了显示军衔的四颗将星、左胸口袋上的一条勋表和表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那燃烧的宝剑图形臂章之外，艾森豪威尔摈弃了一切惹眼的标记。甚至连活动房车里也几乎没有显示其权力的迹象：没有旗帜、地图、镶在镜框里的命令和经常来拜访他的伟人或名人的签名照片。可是在他的卧室里，他的行军床边有三部至关重要的电话，每一部的颜色都不相同：红的是打到华盛顿去的（绝不会被窃听），绿的是直通伦敦唐宁街10号温斯顿·丘吉尔寓所的专线，黑的则能接通他那位卓越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内的其他高级军官。 正是通过这架黑色电话，艾森豪威尔得知了那条关于“登陆”的错误“简讯”，这给他的诸多烦恼中又添加了一条。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海军副官哈里·C.布彻（Harry C.Butcher）上校记得，当时最高统帅仅仅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与可做的呢？ 四个月之前，在委任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用一句话精确地概括了他的任务：“你要攻入欧洲大陆，并协同其他盟国采取行动，直指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 这次进攻的宗旨与目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可是对于盟军世界来说，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称它为“一次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一劳永逸地终结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把整个世界拖入了它发动的一场最最血腥残酷的战争中，使整个大陆变成焦土，还让3亿人民沦为奴隶（的确，当时人们都无法想象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野蛮行径的全部内容——数以百万计的人消失在海因里希·希姆莱无情火葬场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里，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被驱离家园像奴隶一样劳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被当作人质处死、被随意地活活饿死）。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坚定不移，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且要摧毁纳粹主义，让史无前例的野蛮时代宣告结束。 可是首先要做到的是登陆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最后战胜德国还得拖上好些年。为了准备这次关系重大且必须全力以赴的登陆，制订细致的军事计划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早在无人知道艾森豪威尔会被提名为最高统帅之前，就有一个英美军官组成的联合小组，在英军中将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爵士的领导下，为登陆计划打下了基础工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无比复杂——几乎没有方向，几乎没有军事上的先例，却有一大堆疑问需要解决。应该在何处登陆？何时为宜？该用多少个师？如果需要X个师，那么在Y日，它们能集结完毕、训练好且随时出动吗？运载这些部队需要多少交通工具？海上炮击、辅助船只与护卫力量又该如何解决？这么多的登陆舰艇从哪里弄来——能不能从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区调拨来呢？要容纳空袭所需的数千架飞机又得有多少个飞机场？贮存所有的补给品、装备、枪炮、弹药、运输工具和食品需要多少时间？还有，除了发动攻击所需，后续行动还得要准备多少物资呢？ 这些仅仅是盟军计划制订者必须回答的大量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问题不计其数。最后他们的方案在艾森豪威尔接手后又扩大、修订成为最终的“霸王”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需要更多的兵力、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装备与物资，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次军事行动所曾集结过的都大得多。 集结行动的规模是空前的，计划还未最后定型，规模空前的部队与装备就开始拥进英国。很快，小镇与村庄里就涌入了大量美国兵，通常数量都大大超过原先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他们的影院、旅馆、餐厅、舞场和熟稔的小酒馆里突然挤满了来自美国每个州的大兵。 飞机场也在各处出现，为了这次巨大的空中攻势，除了原有的几十个飞机场外，又新建了163个。到后来，飞机场的数量之多，在第8航空队和第9航空队的空勤人员中传出了一句俏皮话，说他们在英国不管东西南北都能在跑道上滑行，绝对不会擦伤机翼。海港也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支庞大的支援舰队开始集结，近900艘舰船，从战列舰到鱼雷快艇一应俱全；运输船队也大批抵达，到当年春天，它们运来了几乎200万吨货物与补给品——由于东西太多，不得不新铺设了170英里铁路，好把它们从岸边运走。 到5月，英格兰南部宛如一座巨大的军火库。山一样高的弹药隐藏在森林里；荒原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坦克、半履带车、装甲车、吉普车与救护车——足足有5万多辆；田野上排着一长溜榴弹炮、高射炮，从尼森式活动房屋[1]到简易跑道的大批预制构件，外加大批推土机、挖掘机这类工程车辆。贮藏中心堆放着数量极大的食品、衣服和医疗用品，从晕船药片到12.4万张病床。不过，最让人吃惊的景象，还是所有的山谷里摆满了一长列一长列全套的铁路车辆：将近1000个崭新的火车头、将近2万节油罐车和货车车皮，一旦建立滩头阵地，它们就要用来替换破烂不堪的法国设备。 这里还有新奇的军事装备，例如能浮渡的坦克，有的坦克能携带成捆成捆的板条，用来填塞反坦克壕沟或是充当爬越墙垣时所需的垫高物；还有的坦克装有粗大的铁链，它们在坦克前方敲击地面以引爆地雷。这里还有整条街区那么长的平底船，每艘都装着森林般稠密的炮管，用来发射火箭弹这种最新式的武器。也许所有东西中最奇特的要算是两座人工港了，它们将被拖过海峡置放在诺曼底海边。这是一大工程奇迹，也是“霸王”行动最重要的机密之一：它们可以保证在敌方海港未被攻克的关键性的前几周内，部队与装备能源源不绝地运上滩头阵地。这两座代号为“桑树”的人工港，外围是一道由巨大的钢铁浮筒组成的防波堤，内部是145个型号各异的水泥大沉箱，它们将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以充作内圈防波堤。最大的水泥沉箱上还设有海员营房与高射炮，当它们被置放到水里时看起来就像一幢幢横躺着的五层公寓楼房。在两座人工港内，自由轮[2]大小的货轮可以把东西卸到来往于海滩的驳船上去，小一些的舰只，如近海商轮与登陆艇则可以把货物卸在巨大的钢铁码头上，由等在那儿的卡车运载驶过浮桥码头开到岸上去。在“桑树”的外侧，还会有60条水泥沉船组成的一长列障碍物，作为一道附加的防波堤。在诺曼底登陆滩头就位之后，每座人工港都有多佛尔港[3]那样大的规模。 整个5月，部队和物资开始集结到各港口与上船地点。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按时运转。 装着军人与物资的列车在每条铁路线上来回调动，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条道路。各处大小村庄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静谧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绝不会听错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 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几乎在一夜之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由尼森式活动房屋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等候开饭的队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人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物资开始装上运输船和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 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年轻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艾森豪威尔一个人来做出决定。 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活动房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确保以尽可能小的生命代价使登陆获得成功，可到如今，在经历了多少个月的政治和军事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成败却全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然而无论情况如何，他都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而且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与否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替他做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由他一人来承担。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D日将是6月的三天中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诺曼底地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两大气象条件：月亮升起得晚、天刚破晓时海水处于低潮状态。 约有18000名伞兵和滑翔机机降步兵将充当进攻的先锋队，他们是美军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英军第6空降师的官兵，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进入空降地域时天空是否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迫切要求。 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得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物，登陆的整个时段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令气象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当天晚些时候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 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问题限制了艾森豪威尔。单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六天之内，而其中的三天是没有月光的。 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到的。首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日照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地在塞纳湾里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其次，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经失去战斗力。再次，倘若刮的是轻柔、飘向内陆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硝烟密布，部队能清晰地观察到攻击目标。最后，D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三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物资的迅速集结。 盟军最高统帅部里没有人指望D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约束自己与他的气象参谋一起进行了无数次排练演习，分析考虑各种各样容许以最低限度条件发动进攻的因素。可是按照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在6月里的任何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活动房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大得难以估量。 在最适宜登陆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的话，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在6日登陆，万一又不得不取消，那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就可能会延误7日发动的进攻。他还可以把D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也就是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降兵就不得不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拖延，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痛苦到连想都不愿意多想的事情”。 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以至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也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么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收到命令了——连续几个星期都关在船上、出发营地和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己方没有泄密，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更会设法打听出计划的相关情报。无论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 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活动房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他在活动房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肩膀稍稍前伛，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 当他孤独地来回踱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但下午时分他注意到了派驻到其前进指挥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梅里尔·“雷德”·米勒（Merrill“Red”Mueller）。“咱们一块儿走走吧，雷德。”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着步子向前走去，迈的还是平时那种急促的步子，直到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绪里，全神贯注地考虑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思考的时候他似乎忘了我还在他的身边。” 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登上活动房车门口的那架铝质小梯。此时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肩膀上的四颗将星每颗都有1吨重”。 那天晚上将近9点30分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索思威克庄园别墅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色粗呢布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的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遮光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军官三五成群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正和抽着烟斗的最高统帅的副手、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总司令伯特伦·拉姆齐（Bertram Ramsay）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总司令特拉福德·利―马洛里（Trafford Leigh-Mallory）空军上将。据史密斯中将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那就是要负责D日突击行动的言语尖刻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翻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转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自己的参谋军官——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到来，他们将于21点30分召开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届时他们还将听取气象学家们提供的最新天气预报。 时针指向21点30分，房门打开，穿着整洁的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只有在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他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式的微笑；可是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了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为“霸王”行动服务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他们的组长——英国皇家空军的詹姆斯·马丁·斯塔格（James Martin Stagg）上校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做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象图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道：“先生们……天气状况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变化……”这时，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象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至海峡上空并让登陆区域逐渐变晴。这样逐渐改善的气象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保持到6月6日早晨，此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斯塔格断定的晴朗天气中，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能见度很高——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在5日夜间与6日早晨的正常行动。到中午时分，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尽管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的趋势，他们是做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回答，然后就退了出去。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领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做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在星期二进行，那么艾伦·古德里奇·柯克（Alan Goodrich Kirk）海军少将指挥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舰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牵扯出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日——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中将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博上一博；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报中的云层感到担心，云层太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中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他的意见，昨晚在做出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的决定时他就说过了，“我的意思是赶紧进攻”。 现在得由艾克来做出决定，其实也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权衡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中将在一旁注意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他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感触颇深。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过了2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5分钟。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决定，他的表情很紧张，语速缓慢地说道：“我非常肯定非下命令不可了……尽管不愿意，可只能这样……除了行动我看不出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有些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个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状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将这个庞大的进攻计划付诸实施。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射出亮光，壁炉架上，座钟的指针显示时间是晚上9点45分。 [1] 加拿大人彼得·诺曼·尼森（Peter Norman Nissen）少校设计的一种半圆形活动房屋，可以用作营房或者仓库。 [2]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建造的一种运载量在1万吨左右的货轮。 [3] 英国港口城镇，濒临多佛尔海峡，现为英国最大客运港。 [book_title]十一 晚上10点左右，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1营C连外号叫“荷兰佬”的阿瑟·B.舒尔茨（Arthur B.Schultz）二等兵决心退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机翼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宿舍的庞大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还是在不断地“搬家”，从高低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共得超过2500美元。他活了21个年头，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做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美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就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美元他打算寄给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收下另外500美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剩下的钱他有特殊的打算：当他所在的第505伞兵团到达巴黎后，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这个年轻的伞兵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不过他是不是真的做好了？为什么早上那件事老在他脑子里转，让他不得安生呢？ 今天早上分发家信时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撕开信封后，一串念珠滑落到他的脚下。为了不让身边那些嘴巴厉害的家伙看见，他一把抓起念珠，塞进一个他不打算带走的背包里。 如今想到了那串念珠，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念头：他干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赌钱？他瞅了瞅手指缝间那些折起和捏成一团的钞票——他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呀。这时候，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很清楚，要是他把这些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肯定会送命的。“荷兰佬”决定不冒这份风险了，“挪过去点儿，让我接着干”，他朝手表瞥了一眼，心想要输掉2500美元不知得花多长时间。 舒尔茨不是那晚唯一一个行动古怪的人，从小兵一直到将军，谁也不想和命运抗争。在纽伯里（Newbury）附近的第101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正和手下的高级军官在开一次非正式长会。房间里有六七个人，其中副师长唐·福里斯特·普拉特（Don Forrester Pratt）准将坐在一张床上。正当他们谈话时进来了另一个军官，他摘下帽子往床上一扔，普拉特将军立即蹦起来把帽子扫到地上，抱怨道：“我的上帝，这会带来该死的坏运气！” 众人都笑了，可是普拉特再也不肯坐回到床上去了，他是自愿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滑翔机部队空降诺曼底的。夜晚一点点过去，全英国各地的登陆部队都在继续等待。训练了好几个月，他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推迟又令官兵们忐忑不安。宣布暂停已经过去差不多18个小时了，而每个小时都是拿部队的耐心与战备状态作为代价的，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D日已经不满26个小时了，上述消息还远不到逐渐扩散至底层的时候。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夜晚，人们等待着，在孤寂、焦虑与内心恐惧中等待着一些事情——任何事情也好——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正是世人预料的军人在当前情况下会做的事：思念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儿女或心上人。每个人都在谈论即将来临的战斗，那些海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登陆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艰苦吗？没有人想象得出D日会是怎样的，可是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来做准备。 在漆黑一团波涛汹涌的爱尔兰海上，美国驱逐舰“赫恩登”号上的小巴托·法尔（Bartow Farr，Jr.）中尉想把心思集中到桥牌上来，但他难以做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他，今晚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消遣的夜晚。贴在军官休息室墙上的巨幅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出了能够覆盖诺曼底海滩的德军炮兵阵地位置，这些大炮正是“赫恩登”号D日的目标。法尔忽然想起“赫恩登”号同样是这些大炮的目标。 法尔有理由肯定自己在D日那天能活下来。关于谁能闯过去谁闯不过去，大伙儿开了不少玩笑。还是在贝尔法斯特港时，他们的姐妹舰“科里”号的舰员，曾就“赫恩登”号能否回来下了10∶1的赌注同他们打赌。“赫恩登”号的舰员为了报复，就散布谣言说由于“科里”号的水兵士气太低，进攻船队出发时根本不会让它出港。 法尔中尉深信“赫恩登”号会平安返航，而他自己也必定会和它一起回来。不过，他还是为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而感到高兴。他从未想过，在纽约的妻子安妮说不定生的也许会是个女儿（不过她生的不是女儿，那年的11月，法尔夫妇有了一个男孩）。 在纽黑文（Newhaven）附近的一处集结地，英军第3步兵师的雷金纳德·G.戴尔（Reginald G.Dale）下士坐在铺上，为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发愁。他们是1940年结婚的，婚后两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就在几天前的最近一次休假时，希尔达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尔气极了：他一直感到反攻快开始了，而他自己是肯定有份的。“我得说这真来得不是时候。”他脱口蹦出了这么一句。他这会儿仿佛又见到了希尔达立即出现的受到伤害的眼神，他再次责怪自己嘴巴太快。 可是懊悔也迟了，他现在连电话都没法给她打。他躺倒在铺位上，和在英国的集结地域中成千上万的官兵一样，想法子强迫自己入睡。 也有一些人神经坚强而冷静，他们睡得很沉实，在英军第50步兵师登船区域，第69步兵旅格林霍华兹团第6营的连军士长斯坦利·埃尔顿·霍利斯（Stanley Elton Hollis）就是这样一个人，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睡觉。霍利斯并不怎么担心即将来临的战斗，反而很是期盼，他从敦刻尔克撤退过，随第8集团军在北非作过战，还在西西里岛海滩上登过陆。那天晚上在英国的几百万军队里，霍利斯可以算是一个“珍品”了，他盼望着反攻，他要回到法国去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霍利斯有点个人的账要去清算。在敦刻尔克那阵儿，他当过摩托通信兵，撤退时他在里尔（Lille）城见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场面。当时他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拐错了弯来到城内的某个地区，很多迹象表明德国人刚从这里经过。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死胡同，里面躺着100多个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尚有余温的尸体，他们都死于机枪扫射，尸体后面的墙上满是弹洞，连地上都有不少，德国人打出来起码数百发子弹。从这时起，斯坦利·霍利斯就成了一个超级猎杀者，他的猎物现在已经有了90个，D日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斯登冲锋枪上刻下第102个战果。 还有一些人同样渴望踏上法国的土地，对于指挥官菲利普·基弗（Philippe Kieffer）海军少校和麾下的176名凶猛的法国突击队员来说，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除了在英国结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之外，他们没有谁可以告别——他们的家人都还在法国呢。 在汉布尔（Hamble）河口附近的营地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检查武器，研究用泡沫橡胶制作的剑滩地形模型，研究他们要夺取的目标——乌伊斯特勒昂镇。拥有伯爵头衔的居伊·约瑟夫·德蒙洛尔（Guy Joseph de Montlaur）是其中的一名突击队员，他为自己能当上中士而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晚上，他高兴地听说计划要有些许改变：他的班将带头攻打这个旅游胜地的赌场，听说这家俱乐部现在成了戒备森严的德军指挥部。“我感到不胜荣幸，”他告诉指挥官基弗，“我在那里倾家荡产了好几回呢。” 150英里以外，在普利茅斯（Plymouth）附近的美军第4步兵师集结地域，哈里·布朗（Harry Brown）中士值完班后发现有一封信在等待他。他在战争电影里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未料到这种事会落到自己头上：信里是一张推销阿德勒增高皮鞋的广告。这份广告都快让布朗气昏了，他班里的士兵身材都不高，人称“布朗的矮人班”，中士本人是最高的一个——可也只有5英尺5英寸半（约1.66米）。 就在他猜测是谁把他的名字透露给阿德勒公司的时候，他班里的一个家伙出现了，约翰·格瓦多斯基（John Gwiadosky）下士决定把欠布朗的钱还清。当格瓦多斯基一本正经地把钱交给他时，布朗中士的情绪还没恢复过来。格瓦多斯基解释说：“可别误会啊，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在地狱里到处追我，向我讨债。” 在海湾对面的韦矛斯（Weymouth）附近停泊的“新阿姆斯特丹”号运输船上，第2游骑兵营D连2排排长乔治·弗朗西斯·克希纳（George Francis Kerchner）少尉正忙于日常琐事。他在检查排里的信件，今晚任务特别繁重，每个人似乎都给家里写了长信。第2游骑兵营和第5游骑兵营在D日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爬上奥克角（Pointe du Hoc）几乎垂直的100英尺（30米）高的绝壁，摧毁拥有6门远程火炮的炮台——这些大炮威力极大，能对奥马哈海滩或犹他海滩的运输区进行直瞄射击。游骑兵们必须在30分钟内干完这个活儿。 伤亡数字肯定不会小——有人认为会高达百分之六十——除非在游骑兵到达之前，空中和海上的火力能摧毁这些大炮。不管怎样，不会有人认为进攻易如反掌，谁也不会这样想，除了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上士，他是克希纳手下的一个班长。 少尉读到约翰逊的信时简直傻了眼，虽然所有的信都得等D日过后才会发出——还不定是哪天呢——这封信却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出。克希纳派人把约翰逊叫来。上士来到后，他把那封信还给了约翰逊。“拉里，”克希纳用冷淡的语调说道，“这封信你还是自己去寄吧——等你到了法国之后。” 约翰逊的信是写给一个姑娘的，约她6月初见面，她住在巴黎。 上士离开船舱时，少尉脑子里冒出来这样一个念头：只要世界上有约翰逊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存在，那就没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长时间的等待中，登陆部队中几乎每个人都给某人写了封长信。他们被封闭起来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写信仿佛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途径。他们中的许多人记下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想法，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少这样干的。 预定要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第1步兵师26团2营副营长约翰·F.杜利根（John F.Dulligan）上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爱这些人。他们睡在船上的每个角落里，在甲板上，在车辆的里面、顶上和底下。他们抽烟、打扑克、比赛摔跤，打打闹闹。他们扎成一堆堆，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女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女朋友和没有女朋友的经历）……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世界上最优秀的……在北非登陆前，我很紧张，还有点害怕。在西西里登陆时我忙得不可开交，就把恐惧抛在了脑后……这回我们要去登上法国的一处海滩，到了那里情况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了。我要你知道我全身心地爱着你……我祈求上帝能让我活下来，免得让你、安和帕特失去我。” 那些在海军重型舰只或大型运输船、在飞机场或集结地待命的人还算是幸运的，虽然行动受限制，住得太挤，可至少是干燥、温暖和过得去的。对于在几乎每个港口外的锚地中颠簸的平底登陆舰上的部队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战士已经在这样的船上待了一个多星期。这些船里都挤得不可开交，环境特别脏，战士们苦不堪言。对于他们而言，战役在离开英伦三岛时就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对付持久的恶心与晕船的战役，大部分人到现在仍然记得，船上只有三种东西的气味：柴油、临时厕所与呕吐物。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通讯兵小乔治·R.哈克特（George R.Hackett，Jr.）海军下士惊愕地看到，高高的海浪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6号坦克登陆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船，由于超载太多，美军第4步兵师第746坦克营营长克拉伦斯·G.于普费（Clarence G.Hupfer）中校一直担心它会沉没。海水在齐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这指的是那些还能吃得下去的人。 第5特种工兵旅的基思·布赖恩（Keith Bryan）中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舰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让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莫里斯·H.马吉（Morris H.Magee）中士来说，他搭乘的船“比在尚普兰湖[1]湖心的小筏子晃得还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吐也吐不出来了。 然而，在待命期间受罪最厉害的，还是那些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23点，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 在朴利茅斯港外，“科里”号舰长霍夫曼少校站在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黑影，那是为了预防空袭而进行灯火管制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头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船在波谷中摆动时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 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上面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甲板下面消息传播得很快，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来到那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每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一语成谶。登陆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人至少有一半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卫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张声势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29步兵师的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William Joseph Phillips）二等兵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待的时间那么长，得到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白色峭壁上的蓝知更鸟的鸟粪。” 午夜时分，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操持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 在法国海岸线外，X23号微型潜艇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点。乔治·昂纳上尉迅速打开舱盖，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纳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舱内，詹姆斯·霍奇斯（James Hodges）上尉把无线电的旋钮固定在1850千赫上，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大脚板……大脚板……大脚板。” 在听清了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次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其他人。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着脸对视着：他们将要面临的局面是，还得在水底下待上整整一天。 [1]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大湖，面积为1127平方公里。 [book_title]十二 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阵雨已经成了连绵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湿。从海滩往内陆走，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 四年来，诺曼底的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3座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弗尔和瑟堡（Cherbourg），以及处在二者之间（地理位置与大小规模上均是如此）距离海岸10英里的卡昂——占领是一个残酷和不变的事实。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指挥部，这里满是战争的印记——半夜搜捕人质，对地下抵抗力量无休止地报复，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 一出城，特别是在卡昂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灌木篱墙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的木质农舍，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镇和村落。每个村镇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灰色石头房子。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滨海维耶维尔、滨海科莱维尔、拉马德莱娜（La Madeleine）、圣梅尔埃格利斯（Ste-Mere-Eglise）、谢迪蓬（Chef-du-Pont）、圣玛丽迪蒙（Ste.Marie-du-Mont）、阿罗芒什（Arromanches）、滨海吕克（Luc-sur-Mer）。在这些人烟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让自己与形势相适应。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被赶出小镇和村子，用船运到外面去当奴隶劳工；留下来的人也得花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工营，为德国的沿海驻军无偿劳动。不过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尽可能出工不出力，他们一天天熬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憎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般等待并盼望着解放的那一天。 31岁的律师米歇尔·阿尔德莱（Michel Hardelay）正站在母亲家的起居室窗前，这栋房子坐落在能俯瞰沉睡中的滨海维耶维尔村的小山上。米歇尔的双筒望远镜对准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道路往海边走去，马鞍两侧垂挂着几只水桶和饭盒。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似的钢盔。 阿尔德莱眼看着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着高高的细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路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了马，在马背上留下一只饭盒，其他都取了下来。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饭盒爬过墙头，来到一幢被树木环绕的大型黄褐色夏季别墅前，别墅就横跨在海滩尽头的滨海步道上。走到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饭盒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与地面齐平处伸出来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间点把早上的咖啡送到滨海维耶维尔的村口。对于待在峭壁哨所和海滩尽头的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就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 米歇尔·阿尔德莱知道，现在正好是早上6点15分整。 这套程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让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不过，阿尔德莱的高兴是带有点苦涩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几个月以来，阿尔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征的劳工营，沿着海滩后的峭壁与河滩两端的悬崖，不断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致命的令人讨厌的地雷。不止这些，他们还有条不紊地拆光了峭壁下面临海那一排漂亮的粉色、白色和红色夏季小屋及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7幢，拆掉它们不仅是为了给炮手清理射界，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7幢房子里的最大一幢——石砌的常年有人居住的房子——属于阿尔德莱。几天前，当地驻军指挥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 阿尔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会有某个人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常常让人难以预料。不过在24个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接到通知，这幢房子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 6点30分，阿尔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方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调到耳语那样轻，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不列颠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 Ritchie），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授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统帅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个小时里都收听一下，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 阿尔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时刻即将来到。他认为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在敦刻尔克或加来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 住在滨海维耶维尔的迪布瓦（Dubois）和达沃（Davot）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聚会，因为教会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领受圣餐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迪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滨海维耶维尔小教堂里，在骄傲的家长和亲戚们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领受圣餐仪式。有些亲戚还从巴黎远道而来，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国占领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火车头都成了盟军战斗轰炸机的袭击目标。 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如今巴黎人简直难得一见——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更不消说还有卡尔瓦多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里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距英国足够远而不至于被选作登陆地点。 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痛饮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其他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 然而他们在诺曼底的三天假期大大延长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他们被困在了滨海维耶维尔。 离海滩更近的滨海科莱维尔村口附近，40岁的费尔南·布勒克斯（Fernand Broeckx）正在干他每天早上6点30分必定要干的活：坐在湿乎乎的牲口棚里，眼镜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就在一条狭长的土路旁，此地距离海岸还不到半英里，位于一座小土丘的顶部。他已有很久没有顺着土路溜达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五个年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姓布勒克斯的比利时人曾亲眼目睹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了诺曼底，他认为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了。 在10英里外的天主教小镇巴约（Bayeux），他19岁的漂亮女儿安妮·玛丽（Anne Marie）正准备去学校，她在那里的幼儿园工作。她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假从明天开始，她打算在农场里度假。第二天她要骑自行车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个来自美国罗得岛那个她从未谋面的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她父亲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 整个诺曼底海岸边，人们在干他们的日常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黄白花母牛；村庄和小镇的店铺开始营业。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下的日子。 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海滩后面，那座叫拉马德莱娜的小村子里，保罗·加藏热尔（Paul Gazengel）和平时一样打开了自家杂货店兼咖啡馆的门，哪怕生意非常清淡。 有一段时间，加藏热尔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足够他自己、妻子玛尔特（Marthe）和12岁的女儿让尼娜（Jeannine）的开销。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离海岸最近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Vire）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人才被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马德莱娜村的7户人家以及驻在附近的一些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加藏热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自家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将被集中起来，送到英国去接受询问。 这个早晨，加藏热尔的好友之一，面包师皮埃尔·卡尔德隆（Pierre Caldron）的心事要重一些。在距离海岸10英里的卡朗唐（Carentan）镇，他正在让纳（Jeanne）大夫的诊所里，坐在5岁的儿子小皮埃尔的床边，小皮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孩子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位焦虑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觉得“今天就把小皮埃尔带回家去的话，他的母亲会更高兴”。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踏上了回家的路，他家就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丽迪蒙村——D日，伞兵们将在这里和第4步兵师的战士会师。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同样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不指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天气太糟糕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连驻巴黎卢森堡宫的德国空军西线指挥部首席气象学教授瓦尔特·施特贝上校，也在例会上建议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防空部队的官兵们接到命令可以解除战备状态。 紧接着，施特贝给西线德军总部打了个电话——冯·伦德施泰特的指挥部位于圣日耳曼昂莱的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这里距离巴黎只有12英里。那是一座三层楼高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高中的斜坡侧下方。施特贝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eller）少校通了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参谋，米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把它送交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上将。西线德军总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门特里特急着要今天的这份，是因为西线总司令计划进行一次巡视，他正为元帅的行程表做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让他更加确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的儿子——一个年轻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 在圣日耳曼昂莱，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堡垒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西线德军职务最高的陆军元帅就居住在中学后面的亚历山大·仲马路28号。那里是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四周围着一圈高墙，铁门永远是紧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特别建造的穿越学校院墙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一扇很不起眼的小门。 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元帅如今难得在10点30分之前起床），临近中午他才会坐到别墅底层书房的办公桌后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要事，并签署了西线德军总部对“盟军意图的评估”，以便在当天晚些时候呈送给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份评估又是一个典型的错误推测。报告是这样写的： 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登陆的地点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Scheldt，也叫斯凯尔特河）河口到诺曼底一线……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之间的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意味着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进行登陆的迹象…… 在做出这样含混与别出心裁的评估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了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前往元帅心爱的餐馆，位于布吉瓦尔（Bougival）附近的“勇敢的公鸡”（Coq Hardi）饭店。现在刚过13点，再有12个小时就是D日了。 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而言，持续的恶劣天气起到了一副镇静剂的作用，各级指挥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近期发生。他们的判断是基于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登陆时都对气象条件做了仔细评估而做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施特贝和他在柏林的上司卡尔·松塔格（Karl Sonntag）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除非对有利气象条件有十拿九稳的把握，特别是能满足空中支援的条件，否则盟军就不会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日耳曼人一板一眼的思维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象条件要合适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好。 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内，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时一样，参谋长施派德尔中将觉得形势很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他的连襟霍斯特大夫，哲学家与作家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Wilhelm von Schramm）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施派德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希望可以讨论他心爱的话题——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由容格起草并秘密交给隆美尔和施派德尔的20页文件。他们两人都笃信这份文件：它描绘了一幅令和平得以到来的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好好谈谈。”施派德尔对施拉姆这样说。 在第84军军部驻地圣洛（St.-Lô），情报处长弗里德里希·海因（Friedrich Hayn）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利白葡萄酒。午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给军长埃里希·马克斯（Erich Marcks）炮兵上将一份惊喜，将军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们之所以准备在午夜举行这场令人惊喜的生日宴会，是因为马克斯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布列塔尼的雷恩（Rennes）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的其他所有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大型图上演习。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场演习是第2伞兵军军长欧根·迈因德尔（Eugen Meindl）伞兵上将安排的，也许由于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指挥官，这场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行动是以伞兵“突袭”开始的，紧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 这场“战争游戏”使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他都在勒芒（Le Mans）的指挥部里考虑这件事。诺曼底和瑟堡半岛的高级指挥官全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泽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在天亮前就离开前线，一直以来他最怕的就是黎明时分：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他通过电传打字机发出了如下命令：“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指挥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6月6日黎明前动身去雷恩。” 可惜为时太晚，有部分人已经先走了。 情况就是这样。自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在战斗前夕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前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就像冥冥中那多舛的命运操纵着他们离去似的。隆美尔在德国，B集团军群首席参谋冯·滕佩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总司令特奥多尔·克兰克（Theodor Krancke）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Bordeaux）了；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第243步兵师师长海因茨·黑尔米希（Heinz Hellmich）中将动身去了雷恩，第709步兵师师长卡尔―威廉·冯·施利本（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中将同样如此；第91空运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师长威廉·法利（Wilhelm Falley）中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主任威廉·迈尔－德特林（Wilhelm Meyer-Detring）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1] 正当负责滩头防务的军官星散到欧洲各处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空军在法国残余部队中的一些战斗机中队调到根本够不到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去。飞行员们简直惊呆了。 撤走这些中队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本土防空需要这些中队。几个月以来，德国遭到盟军航空兵越来越猛烈的昼夜不停的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飞机留在法国毫无掩护的飞机场上，听任盟军战斗机、轰炸机来摧毁，这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应过他的将领，盟军登陆那天将会有1000架德国飞机来袭击海滩。可是6月4日，德国空军在法国境内只有183架昼间战斗机[2]，其中仅有160架被认为是可用的。在这160架飞机中，有124架属于第26战斗机联队（JG26），恰好就在这个下午被调离海岸。 在第15集团军防区的里尔，外号“皮普斯”（Pips）的约瑟夫·普里勒（Josef Priller）空军中校站在飞机场上大发雷霆。这里是第26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部，中校是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96架飞机。在他头顶上的是三个大队[3]中的一个，正朝法国东北部的梅斯（Metz）飞去。第二个大队即将动身，接到的命令是去兰斯（Rheims），这个地方大致在巴黎和德国边境的中途。第三个大队已经去了法国南部。 联队长除了抗议什么都做不了。普里勒是个外向型的性情敏感的飞行员，在德国空军里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与将军们顶撞，这会儿他正在和某位将军通电话。“这简直是发疯！”普里勒吼道，“要是我们预计敌人会入侵，联队应该往前挪，而不是往后撤！如果正好在转场过程中敌人来袭怎么办？我的给养要到明天甚至是后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们都疯了！” “听着，普里勒，”将军说，“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普里勒撂下听筒。走回到机场里，现在只剩下两架飞机了，那是他和海因茨·沃达尔奇克（Heinz Wodarczyk）下士的座机，下士是他的僚机驾驶员。“咱们还能干什么？”他对沃达尔奇克说，“要是敌人来进攻，上头没准就指望咱俩顶着呢，干脆喝他个一醉方休吧。” 整个法国，在千万个观察着期待着的人们当中，只有少数人真的知道进攻确实是迫在眉睫了，这样的人不过10个左右，他们还跟往常一样镇静，照样若无其事地干着他们的事情，保持镇静与淡然就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他们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巴黎。那里，他们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事实上这就是一支军队，有完整的指挥链与无数的部门和分支，掌管着一切事务——从拯救被击落的盟军空勤人员到破坏活动，从充当间谍到搞暗杀。这里有地区指挥官、部门负责人、各分支的头头脑脑以及成千上万的普通男女战士。从字面上看，这个组织有许多重叠的行动网络，显得过于复杂，好像没有必要，但这种明显的混乱是有意形成的，地下抵抗组织的力量就在这里，多头指挥能提供更多的保护，多重行动网络保证每个行动的成功。整个机构如此隐秘，以致领导人都几乎互不相识，只知道别人的代号，每个小组绝不会知道别的小组在干什么，地下抵抗组织要生存下去必须如此。但即使有了种种防范措施，德国人的报复行动依然充满了强大的摧毁能力：到1944年5月，地下抵抗组织的活跃战士平均存活时间估计还不到6个月。 这支由大量男女组成的秘密抵抗大军，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已经战斗了四年多——这场战争经常显得平淡无奇，但永远是生死攸关的：数千人被处决了，更多的人死在集中营里。现在，虽然普通战士还不知道，但他们为之而战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了。 前几天，地下抵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成百个密语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说登陆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就是魏尔兰的《秋之歌》中的第一行——也就是6月1日迈尔中校的人在德军第15集团军指挥部截获的同一警告（卡纳里斯是对的）。 现在，比迈尔更激动的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正在等待这首诗的第二行以及别的信息，好确证早先获悉的信息。这些警告不到真正进攻前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是绝不会广播的；即使到那时，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从信息中获悉登陆的具体地点。对于抵抗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说，真正的警告要等盟军下令把预先安排好的破坏计划付诸实施时才算来到。有两条信息能表明进攻即将开始：一个是“苏伊士热得很”，一收到它，“绿色计划”就要开始行动——铁路运输和设施将被瘫痪；另一个是“骰子在桌子上呢”，它将引发“红色计划”——切断电话线和电缆。所有地区、区域和部门领导人都得到过警告，要留神倾听这两道信号。 在D日前夜的星期一傍晚，英国广播公司在18点30分广播了第一条信息。播音员严肃地播报：“苏伊士热得很……苏伊士热得很。” 纪尧姆·梅卡德尔（GuillaumeMercader），诺曼底滨海维耶维尔和贝桑港（Port-en-Bessin）之间的海岸地段（大致相当于奥马哈海滩地区）情报负责人，在巴约开了一家自行车铺，这会儿他正蹲在车铺地下室里，面前摆着一台偷藏起来的收音机。听到播音员播报的这条信息，他简直惊呆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不知道反攻会在何时何地进行，但是等待了这么些年之后它终于要来临了。 停顿了片刻后，又传来了梅卡德尔期待着的第二条信息。播音员读道：“骰子在桌子上呢，骰子在桌子上呢。” 紧接着是一长串密语，每次都重复这几句话：“拿破仑的帽子在圈里……约翰爱玛丽……箭穿不过去……” 梅卡德尔关上收音机。他听到了与他有关的那两个信号，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地下抵抗组织发出的。他匆匆上楼，告诉妻子马德莱娜：“我得出去一趟，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 接着他从自行车铺里推出一辆低矮的赛车，蹬着去通知他的部门领导人了。梅卡德尔是诺曼底自行车赛的前冠军，多次作为省里的选手去参加有名的环法自行车大赛。他知道德国人不会拦阻他的，他们给他发了一张特殊证明，允许他练习骑车。 这时，各地的抵抗组织都静悄悄地接到了上级通知，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计划，很清楚自家该完成什么任务。阿尔贝·奥热（Albert Augé）是卡昂火车站的站长，他和他的人要破坏车场上的水泵，捣毁机车上的蒸汽喷嘴。安德烈·法里纳（AndréFarine）是滨海伊西尼（Isigny-sur-Mer）附近喷泉广场的咖啡馆老板，他的任务是扼杀诺曼底的通信联络，他麾下的40名抵抗战士将切断从瑟堡通往外界的大量电话线路。伊夫·格雷斯兰（Yves Gresselin）是瑟堡的一家杂货铺老板，他的任务最为艰巨：他的人得把瑟堡、圣洛和巴黎之间的铁路网炸烂。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地下抵抗小组，地下抵抗组织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时间紧迫，破坏行动又非得等到天黑后才能开始，不过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整条海岸线上的人们都在做准备，所有人都希望反攻在自己的地区进行。 对于某些人来说，密语信息又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问题。维尔河口附近的海滨度假小镇格朗康迈西（Grandcamp-Maisy）几乎正处在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中间，地区领导人让·马里翁（Jean Marion）有重要情报得送到伦敦去，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送到那边——纵使时间上还来得及。午后，他的人报告说，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新来了一个高射炮群。为了证实这一消息，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骑着车去观察高炮，他知道即便有人拦阻自己也能通过：他准备了许多假证件专门用来应付这类场合，其中有一张证明他是大西洋壁垒的建筑工人。 这个高射炮群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使马里翁感到震惊。这是由重型、轻型以及混合型高射炮组成的机动高炮突击群，25门炮编为5个连，正在进入能覆盖维尔河口到格朗康迈西村边缘地区的阵地。马里翁注意到，炮兵们在拼命干活让大炮尽快进入阵地，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这种疯狂劲儿令马里翁感到困惑，这说明反攻可能会在这里开始，而德国人通过某种途径已经有所察觉。 马里翁还不知道，这些高射炮恰好对准了几个小时后第82、第101空降师的运输机与滑翔机航线。不过，即使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人对即将来临的进攻有所察觉的话，他们也没有通知第1突击高炮团团长维尔纳·冯·基斯托夫斯基（Werner von Kistowski）上校，他还在纳闷为何让他这个拥有2500人的防空单位匆匆赶到这儿来。但是基斯托夫斯基对突然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次他的部队竟被单独调往高加索，从此以后什么情况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了。 让·马里翁一边镇定自若地围着忙于架炮的士兵蹬车，一边在苦苦思索一个大问题：如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到50英里外的卡昂城去。莱昂纳尔·吉勒（Léonard Gille）的秘密指挥部就在城里，他是诺曼底地下抵抗组织军事情报部门的副指挥官。马里翁现在无法离开他负责的地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于是他决定冒险通过一系列的“交通”把情报送给巴约的梅卡德尔。他知道这会花掉好几个小时，但是他深信只要时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