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大历史 [book_author]格鲁塞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91856 [book_dec]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远比国人看到的更加美妙，也更加生活化。翻开格鲁塞的这本《中国大历史》，五千年间的一个个场景就会历历在目，它栩栩如生，毫不枯燥。历史，终归是民众生活的写照，终归是一种文明的展现。与诸多大人物的南征北伐，以及乏味而不忍卒读的军事、政治、经济……相比，这些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体验和感受到的细节，恐怕才是真的历史。格鲁塞告诉我们，如果避开教科书式的条目罗列和枯燥说教，读历史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莫大享受。现在，就让我们追随着这位史学大家，文化泰斗，去感受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吧！ [book_img]Z_9207.jpg [book_title]第1章 中土 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了人的农业才能。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通衢大道到东部山东的崇山峻岭，覆盖范围超过12万5千平方英里，面积比英格兰和爱尔兰还要大。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同样，中原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相对晚近的时期里——我们是在地质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说法——这块平原是一片海湾，大海的波涛冲刷着山西的绝壁悬崖，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从远古时期起，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巨大的泥土冲积层滚滚而下，把它们堆积到这一区域，因此创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冲积土。作为这一泥土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大海被阻挡住了，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继续。就这样，年复一年，泥浆抬升了黄河的河床，两岸的居民不得不相应地筑高他们的堤坝，结果，这条大河流到下游的时候已经远远高出于平原之上；这是一种荒谬的情境，充满了极度的危险。 再向西，在中原的那边，绵延着层层叠叠的黄土梯田，覆盖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那条营养丰富的大河就是从这里发源。这一丘陵起伏的地区，整个都被浩瀚无垠的黄土层所覆盖，它类似于阿尔萨斯黄土，是在过去数千年里被大风所堆积起来的细腻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形成了大块的整体，岁月的侵蚀把它们切割成层层梯田。总的来看，这是一块像中原一样肥沃的土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这里是黍稷和小麦的王国[1]。最后，还有一些广袤的区域，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的门户，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组成了整个地区最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耕作与水稻耕作[2]结合了起来，前者适合于黄土梯田，后者则更适合于淮河流域和长江[3]流域。 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一地区兴起，与农业的发展携手并进，或者毋宁说，是与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耕作携手并进。史前时期不为人知的那几百年时间，被用来焚烧并清理覆盖着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被用来排干浸润着东北中央平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远古歌谣颂扬了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还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4]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劳动，要归功于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从水中开拓土地，“让江河退回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 正是汉人的祖先们所过的这种农业和定居的生活，把他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区别开来，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沼泽森林里——他们大概属于同一种族血统。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种族的差异，更无法想象他们是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小领地，他们注定终有一天也要采用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古风时期[5]的末叶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东京湾[6]也是一样，如果说安南人与他们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成了海滨地区稻田的耕种者，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却没有尝试去学习关于农业的任何东西。 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古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跟今日的乡村生活并无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泥屋里（砖要到后来才得以使用），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风雨和侵蚀所造成的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居住在从峭壁上挖出的窑洞里，田地悬于农舍之上，窑洞的通风口有时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间。蚕的饲养看来也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禹贡》（约公元前5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的话，山东及毗邻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7]。除此之外，在传说中的“三皇”当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汉人养蚕，用纺织品取代他们用稻草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而中原农民自古以来就从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为的是确保他们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这套制度在他们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写道：“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中原冲积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汉人对森林有一种憎恶感，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汉人便系统地开山伐树，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懒得去操心如何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因为有西北梯田和东北辽阔低地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世世代代塑造着汉人。 没有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更辛苦劳累的了。尽管他们有着顽固倔犟、不屈不挠的耐性，尽管有黄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们始终听由自然环境的摆布。在干旱时节，黄土地面临饥荒的威胁，而在中原，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汉人对他们所说的“河神”怀有一种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佐证了远古时期的河畔居民因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而感受到的恐怖。为了让河神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为缺乏造林而无力抵御洪水和干旱，这里的农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更加勉强地依赖于土地。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节令的控制。 比其他任何农业地区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地里劳作，接下来就是在室内过冬。春分时节，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一个头等重要的仪式——神田的首耕，由国王亲自主持，给土地“驱神”。春分不仅预兆着土地的丰饶，而且预示着种族的繁盛。在“燕燕于归”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乡村，当“初雷乍响”的时候，年轻的农夫和乡村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结合：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8] 秋分时节，在举行收获庆典之后，对于村民来说，闭门不出的冬天便开始了，这其间，女人们把她们的时间都用在了纺织上。不难看出，农民的生活范式严格遵循季节的循环。汉人最初的宇宙观，尤其是把事物分为两个一般类别的原始“分类法”，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种分类法直至现代依然在支配着所有的中国哲学体系，无一例外。早期的农民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闭门不出的冬季，此时女性的工作很突出（这是纺织者的季节），另一个是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人打理。按照类似的分类方法，万物被分为两种法则或形态：阴和阳，阴对应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和女性，阳对应热、膨胀和男性。这两种法则，就像它们所效仿的季节阶段一样，是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更改、互相引发、互相转换。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或者统辖它们的交替与转换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会的秩序，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道”，这是构成后来中国一切哲学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 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季节的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而复始相和谐，或者像后来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上的秩序，由居住在大熊座的“皇天”（也称“上帝”[9]）所控制。同样，人间的秩序则由国王来保证，为了这个目的，国王被授以“天命”，这让他成为“天子”。国王的职责就是为管理农事而制定历法，用必须的献祭以及与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举行季节仪式。在大祭司这个角色上，国王的首要职责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过祭献一头红牛作为燔祭向皇天祈春。接下来就是耕神田，这是农事开始的信号。在夏天的第二个月，国王要举行另外一场献祭，伴随着祈雨，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就要处死所有的神汉和巫婆，他们因为自己的咒语被证明毫无效果而被活活烧死。最后，在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国王主持弃田仪式，然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天的住处，这一次，牺牲品是一头黑牛。这次祭祀是献给“太阳神”的，接下来的一次祭祀就是献给祖先的了。最重要的一次庆典——收获庆典——圆满结束了一个周期，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这次庆典，饮酒狂欢，普天同庆。在每个季节，国王都要穿戴合乎季节“方位”的服饰：冬天是黑色，春天是绿色，夏天是红色，秋天是白色；这些就是他在大祭司的职位上行使职能所穿着的僧袍。在他行使五花八门的职责时，协助他的有整个卦师和法师“团队”——这些人在早期中国哲学的苦心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后我们会加以分析。 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领主宗教有关。这个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凶狠而残暴。马伯乐[10]说：“他喜爱祭献给他的鲜血和祭品，献祭的时候首先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这个牺牲者通常是一头牛，不过，要是用人牲也不会让他不快。” 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鸿蒙初始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农民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原与黄土冲积层的交汇处，在忙着清理这块远古的中国领土上的矮树丛，这是一个有着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中原农民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时刻要警觉地提防着周围的半游牧部落。 由这个农民社会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高踞于社会顶端的奢侈阶层。尽管对于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历史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们在这个遥远时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学最近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在最近7年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发现。 鉴定年代来自夏朝时期的最早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装饰陶器，饰有所谓的“篦纹”图案。这种装饰风格，在欧洲的俄罗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的西伯利亚尤为著名，它的发现或许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某些联系了[11]。接着是绘制器皿的发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瓷器皿，绘有一种生气饱满、笔法灵动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意想不到的条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和带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日期与夏朝的第二阶段是一致的。 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第一个时期相吻合。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12]。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最早的青铜器装饰。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据考古学家门京[13]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西伯利亚的起源。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 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皇宫。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在安阳的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那些令人惊叹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遥远的时期，各类青铜器的仪式形态和装饰就已经被完美地确立了[14]。假如此前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传说里安阳只不过是商朝最后的都城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恐怕会认为，这的确不亚于一项突然出现的奇迹，就像那位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一样[15]。较早的几座都城从未得到过发掘，这些都城无疑跟中国人青铜作品最早的那些简陋成就是同时代的。如果我们承认青铜加工技艺是在（或接近）公元前17世纪末叶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话，那么，在我们能够到达中国青铜器的起点之前，还留下了一段大约300年的时期有待探究。 因此，近年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一座艺术的巅峰，没有必不可少的蹒跚学步阶段。在以后的几个时期里，中国的青铜器制作者从未在礼器上达到过同样的建筑构架能力，也没有实现过类似的总体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些有盖的大烹罐（被称做盂或），但类似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显示在那些更朴素的形态中，比如三脚罐和三脚杯（前者被称做鬲或鼎，后者被称为爵）。事实上，这种节制绝不会损害形态的典雅，正如你在一种名叫“觚”的钟形大酒杯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酒杯纤细得令人吃惊。装饰着大多数青铜礼器上都有的几何与神话主题的图案，也同样华丽。这些怪兽面具，尤其是饕餮，其气魄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们开始是牛、羊、虎、熊等写实风格的头颅，然后逐渐被程式化，成了吓人的鬼怪。在商代青铜器中（还有玉器上）发现的另一个神话形象就是夔龙，“一种声如雷霆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们就是擂响用这种怪物的皮所制成的鼓，“发出雷霆般的命令”。乔治·萨勒说：“神话动物赋予它所装饰的对象以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饱满有力的大理石圆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表现的就是神话中的怪物。（这种“对圆雕的偏爱”，在商代之后似乎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中间再也没有出现过。） 最后，除了青铜器之外，安阳文化还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玉器，也都具有礼仪的意义。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人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我们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得知，对王族头饰来说，用玉器做装饰是允许的，而王权的显著象征，就包括一块大玉版（圭），牢牢系在君主的腰带上。商代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有一些是褐色或黑色，在外表上模仿青铜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典型的玉制礼器：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这两种玉器形态，就像青铜器一样，可能也用在国王为祈求土地丰饶而献给上天的季度献祭中。 这种物质文明的丰富，证实中国古代史书在谈及商代帝王时所讲述的那些事情。商代最后一位国王——纣王，身后留下了“中国的尼禄[16]”这样的名声，是一个精致、奢华、腐败的宫廷的产物，也是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文明的样本。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7]然而，在这奢华堕落的外表的后面，华夏种族的扩张依然在继续。 【注释】 [1]原注：如今，几乎整个华北都种植粟或小麦。山西大约是43%的粟，16%的高粱，14%的小麦；河南、陕西与甘肃则是45%到60%的小麦。 [2]原注：稻谷不适宜于华北，但想必很早就在南方种植；早在公元前8世纪，它就被列为“五谷”之一。 [3]原注：外国人通常把这条河称为扬子江，但只有流至镇江附近才被称为扬子江，而长江才是整个河流的通用名称。 [4]这两节诗分别出自《诗·周颂·载芟》和《诗·小雅·谷风之什·楚茨》。 [5]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亦称狩猎游牧时期，古希腊史中的一个分期概念，指的是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479年这段时期。 [6]东京湾，东南亚一历史地区，该地现在组成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7]《尚书·禹贡》中有“济、河惟兖州，……桑土既蚕”的说法。 [8]这节诗出自《诗·郑风·溱洧》。 [9]原注：在中文里，“上帝”也是新教徒用来称呼基督教主神的一个词。 [10]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法国汉学家，敦煌学者。 [11]原注：尤其应该注意最近在河南北端安阳附近的后冈村所发现的那些雕刻和绘制陶器，饰有平行线和简单的方格图案。还有侯家庄附近发现的陶器，饰有须根和编织物的印痕。这两批陶器的鉴定年代都来自夏朝初年。（吴金鼎：《中国史前陶器》，1938。） [12]原注：事实上，在某些马厂陶器中，你可以发现圆形波纹，它们让人联想到半山陶器的装饰，仅仅在这种情形下，它们才没有那么大量地被用来充当棋盘格图案的圆环饰边。（参见吴金鼎《中国史前陶器》中的插图，1938。） [13]奥斯瓦尔德·门京（Oswald Menghin，1888—1973），德国考古学家。 [14]原注：各种青铜器风格的这种固定，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这显然要归因于它们用于献祭的仪式意义。 [15]传说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的。当宙斯的头颅裂开时，雅典娜从中跳出，头戴光芒四射的头盔，身披华丽的铠甲，手持闪闪发光的长矛。 [16]尼禄（37—68），古罗马暴君，公元54—68年在位。 [17]《史记·殷本纪》卷三。 [book_title]第2章 先民的扩张 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如果你打算把中国的历史与任何其他伟大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个比较的话，你应该把目光转向加拿大或美国。无论在中原，还是在美洲，基本而实质的利害关系，远不是政治的此消彼长、盛衰兴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处女地的征服，在这条征服之路上，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半游牧族群。这场奋斗中最艰苦的部分，便是对大自然本身的抗争：清理蛮地荒土，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到处开拓耕地。然而，法裔加拿大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用了300年时间就把整个北美大陆置于他们的犁锄之下，而中原的农业征服，却耗去了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这场征服，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黄土地和中原的边界之内开始，到今天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在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中，倮倮和苗族的那些“土著居民”依然在阻挡着汉人农民的蚕食。 毋庸置疑，早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中原的殖民者就结成了紧凑的团体，蜂拥着越过中原的边界，到那些“蛮夷”当中去开垦新的耕地，他们已经征服了这些蛮夷，要么同而化之，要么战而胜之。这个过程，跟汉人的耕地在19世纪对蒙古草原的蚕食或者20世纪对满洲森林的侵蚀比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汉人这次最早的扩张，南至长江流域（这里当时几乎完全被森林所覆盖），北至山西的黄土梯田，西北至陕西的渭河流域，这块土地同样是从黄土中开拓出来的。在接近长江的地方，汉人接触到了那些依然处于半开化状态的部落（尽管他们无疑跟自己同种同族），这些部落靠打猎和捕鱼为生，在汉人榜样的带领下，他们也逐渐采用了农耕的生活方式。 在西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这一地区扎下脚跟的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先民部落——周人，他们象征性地把自己置于一位农业神人“后稷”的保护之下，担负起了清理、耕种这片富庶的冲积平原的任务。这一地区是从黄土中开拓出来的，覆盖着细腻的灰黄色黏土，后来的陕西首府西安城（或称长安）就是在这里建起来的。这是一块盛产玉米和稷粟的土地，足以和加拿大相媲美。古代史书带着有所克制的热情说到在这里定居的周人家族的最初的首领们，他们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开始耕种”。他们将拿出一套“屯垦”制度，以便能够不断抵抗周围的戎狄。中国西部荒野的移民们，过着所有处于同样位置的殖民者一样粗糙的生活。他们开辟耕地的顽强决心，不仅损害了在梯田毗邻地区放牧的半游牧部落，也让他们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代史书记载，他们曾一度在野蛮人的猛烈攻击面前被迫撤退，然后，再一次从黄土高原下来，迁往渭河流域，“将士扶老携幼”。 作为边境的保卫者和高原的开拓者，周人的首领们在他们严酷的工作中习惯了战争的艰辛困苦。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位（史称“武王”）得益于商纣王的威信扫地，纣王因为残暴和荒淫受到百姓的憎恨。武王领导了一次反叛，大败纣王的大军。纣王逃回王宫，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自杀了：“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1]武王高奏凯歌，进入都城。“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2] 这次胜利，是边境居民及西部高原流域的粗野拓荒者对骄奢淫逸的宫廷和中原富足的耕种者的胜利。周人就这样登上了王座，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在地处高原的渭河流域坚持了几近300年的时间，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归功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中原。这个时期的艺术（公元前11世纪及公元前7世纪），以比前一时期风格更粗糙的青铜器为特征，最近，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3]对这一点做出了无可怀疑的鉴定。这些青铜器带有线条的韵律，是一种简朴、有时笨重的几何图案[4]。如果这些迹象靠得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周代统治者们的物质文明，似乎标志着某种回归，从商代那些奢华而炫目的艺术创造中向简朴粗拙回归。 一次灾难终结了周人的势力。公元前771年，他们的都城遭到了西部犬戎的突袭和劫掠。在行军中，王朝放弃了他们的驻地，退守到中原门户洛阳地区，这是那个时期中原的中心。他们发现那里要安全得多，但是，他们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战士品格，国王们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实权落入了封建诸侯之手。 【注释】 [1]《史记·殷本纪》卷三。 [2]《史记·周本纪》卷四。 [3]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瑞典汉学家，是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的先驱。 [4]原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形态的青铜器，比如钟和。 [book_title]第3章 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 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为西方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提供了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材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王权衰弱所牵涉到的制度，跟10世纪法国的制度有几分相似之处。封建领地的划分延续了相似的时间长度；其次，像在法国一样，一定数量的大诸侯导致了领土的重组。 我们不会尝试着列举中原所有的诸侯国，但应当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形成是地理因素的结果。今日中国的行省，常常相当于几个欧洲国家那么大，与永久性单位相一致（像后者所做的那样），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这些单位总是反复出现。这些大的地区性单位，在古代中原的诸侯国中就已经很明显了。比方说，在西北，位于渭河流域——这条河流是从黄土中开掘出来的，俯瞰着河南平原——即今天的陕西省，从这段历史时期开始以来就固定了。我们已经看到周王是如何离开这些西部地区向王座进军的。被周天子们抛弃的这个边境国王的角色，已经被他们分封的诸侯秦伯担当起来了，他们在陕西建立了自己的封地，注定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山西的黄土梯田上，建立起了另一个诸侯国，这要归功于它高于中原之上的地理位置在建立霸权上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让它能够把这种霸权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第三个强势诸侯国，建立在山东东部，这个个性独特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1]——岩石嶙峋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这是一块湖泊纵横的浅盆地，那年头被森林所覆盖），蛮族部落被汉文明的榜样所吸引，自发地采用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第四个大诸侯国。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及了最强大的诸侯国。如果打算列举所有其他的诸侯国（包括从封建领地中再分出去的更小的诸侯国），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大约60块封地。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纠缠于各路诸侯之间龙争虎斗的具体细节。它们就像11世纪法国封建领主之间的纷争一样单调乏味，只有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看才是有趣的。在这里，重要的是社会结构本身，以及这段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对等物。 这是中国的骑士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争是有侠士风度的战争，用来作战的是那种杰出高贵的武器——战车。这些战车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不仅仅是通过古代史书的描述，而且还通过汉代的浅浮雕。战车被套在四匹马上，两匹套在车辕上，另外两匹则通过皮带从“两翼”拉动战车。这些马都是矮小、结实、强健的战马，膘肥体壮，充满激情。它们的马嚼子上饰有小铃铛。战车由一个矮而窄的框架所组成，装在两个轮子上，车尾敞开。中国人的战车，像亚述人的战车一样，也载着三个人：御者居中，长矛手在右，弓箭手在左。三个人全都身着胸甲、臂饰和牛皮做的护膝甲。长矛上带有小钩子，为的是能叉住敌人，弓的顶端镶着象牙。三位伙伴都有一块彩绘过的盾牌，他们盔甲上的清漆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前锋、后卫和两翼都飘扬着军旗，上面绘有代表四个主要方位的象征动物——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白虎代表西方，青龙代表东方。 当一位诸侯的大军侵略邻国的时候，后者的国君，出于挑衅和虚张声势，往往会派出一支卫队护送粮草给入侵的敌军。有时候这种挑衅会采用更血腥的举动。国君会派出使者至敌军阵前，这些勇士当着他的面割断自己的喉咙。有时候，一辆战车会飞快地驶至敌军城门之下，大声叫骂，凌辱对方。紧接着，就是一场按照亚述人的方式展开的战车混战。“千乘战车互相冲锋，战旗对战旗，荣誉对荣誉。”就像在荷马时代那样，当两军勇士彼此认出对方的时候，他们会高高地站在战车上互相致以“傲慢的问候”。有时候，在战斗之前他们会在一起喝酒，甚至交换武器。这样两军对手之间的战争，不得不遵照严格的礼法来进行。如果被征服者能证明自己的勇敢，或者，如果他们懂得如何以真正的骑士风度向胜利者致词的话，那么他们会得到赦免。就像后来在日本武士中一样，“名声是凭借慷慨大度的行为而赢得的。”日本人的武士道，早就已经有了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侠士荣誉的礼法准则，带着这样的准则，勇士们在他们张弓之前表情冷峻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箭镞之下，侍从们也是带着这样的准则，从容赴死，为的是给主人的纹章带来荣耀。早期的编年史《左传》中，有许多段落生动描绘了这些英雄美德。秦王的首席御者，尽管被箭矢所穿透，依然擂鼓不止，因为“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2] 在和平时期，绅士们也抱有同样的理想。他们的腰带装饰着玉佩，发出“清脆和谐的声音”，他们来到国君的宫廷里，参加贵族箭术比赛，伴随着袅袅不绝的轻歌曼曲，点缀着彬彬有礼的问候致意，整个比赛搞得就像是一场芭蕾舞。 这种对君主忠诚、待敌人公平的侠士理想，这种对用兵诚实的尊重，这种和平时期在“礼教”中表现出来的高贵谦恭的准则，将会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留下深深的烙印。部分儒家教义就出于此。 【注释】 [1]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曾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1532年正式并入法国。 [2]这两节引文均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时齐鲁交战，其事与秦王无关。 [book_title]第4章 先圣前贤 中国哲学，就像希腊和印度哲学一样，代表着人类思想史中的最初面貌。 在中原，哲学思考很可能来自非常古老的四季交替的自然观念。对这种季节规律的观察，必定塑造了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把客体分成两个一般类别的分类方法中。这两个类别就是阴和阳，它们代表了黑暗与光明，潮湿与温热，由此类推，还有天与地，收缩与膨胀，女性与男性。这两个法则既互相对立、互相交错，又互相依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互相转换，这种关系解释了宇宙万物和整个生命的过程。然后，在这两个对立的法则之上，添加第三个法则——也可以描述为它们的不可分离、互相依赖和无穷演进的法则。 这些自然观念，在原始思维的最早分类中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就是从占卜学派中提取出来的更复杂的观念[1]。在早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占卜者，为了方便自己操作而想象了一个抽象世界，它高于并支配着我们这个可感知的世界，这有点像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然而，中国人的占卜，牵涉到几何抽象，牵涉到对不同组合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爻”和“六爻”的形式排列的虚线和实线体系，不同的排列方式，象征着阴和阳的不同组合，亦即宇宙的各种面貌，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纯粹中国式的关于数量的质量价值的观念[2]，我们不难意识到，这种特殊的观念，为远东哲学后来的发展充当了一个起点。 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孔子诞生了（相传是在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于鲁国（今山东）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他一度背井离乡，奔走于邻国的宫廷之间，回来之后创立了一个智慧学派。由于其教义的道德特征，人们把他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们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身后都没有留下任何成文著作。我们不得不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留下的肖像中（有时存在分歧）推想苏格拉底的形象。而就孔子的情形而言，这个任务可能更加棘手。我们所拥有的他的格言和对话，仅仅是经由一个修订本才传到我们手中的，而这个修订本，是在他去世大约500年之后完成的。然而，从这个文本中，浮现出了一个颇具人格魅力的人物轮廓，令人愉快地展现了他敏锐的感受力，以及从容自然的巧妙应答，这绝不是那些惯于歌功颂德的赞美者所能编造出来的。 孔子的思想路径，就我们所能够追寻的范围而言，似乎绝不寻求什么改革。照着守旧派（他跟这一派颇有渊源）书吏们的样子，他的教义看上去似乎是对古代传统的评注。在他的身上，你会再一次发现合乎礼教的对天的敬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敬畏。阴和阳的古典理念，以及更高的“道”的观念，在孔子那里通常意味着治国之正道，亦即古道；而他的道教竞争对手们，则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像他这一学派的所有圣哲贤人一样，孔子也宣扬孝道，提倡对亡魂的虔敬，换句话说，就是祖先崇拜。尽管他恪守传统，但某些逸闻趣事却让我们看到，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完全被礼仪俗套所束缚。他给予最高评价的东西，看来应该是意图的纯洁和心灵的诚实[3]。他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学说，他的教义是一种积极的道德。“看来，正是作为良心的监督者，让他赢得了声望。” 可以把儒学概括在“仁”的概念中，这个概念一方面意味着对他人的仁爱之感，同时又暗示着自己身上的人性的高贵之感。简言之，这是一种对自己以及对拥有这一理想所包含的所有附属美德的其他人的尊敬，这些美德包括：宽厚、忠诚和仁爱。在外部关系中，仁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克己中，这是一种对礼仪的尊重，是一种合乎礼仪的优雅，而这种优雅，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内心优雅的外在显示而已。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某种谦恭，正是这种谦恭，在骑士理想的支配下，在欧洲的贵族阶级中激发出了封建时期的礼节。 像苏格拉底的教义一样，儒学也首先倾向于教人认识自己，为的是不断自我完善。正如苏格拉底正式放弃了爱奥尼亚哲学家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一样，孔子——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也绝不是个不可知论者——也拒绝探索命运的奥秘，拒绝“语怪力乱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他还说：“未知生，焉知死？”[5]他的教义不承认个人道德与公民及社会道德之间有什么不同。其目标就在于“仁政”，正如在所有中国哲学体系中一样，这种仁政，要借助君王美德与上天秩序之间的和谐而得到保证。“正是君主的道德力量，以及他从天命中所得到的超自然的影响力，导致他的百姓是为善还是为恶。”因为人们看重这些格言，孔子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典型的圣人和文人学士中的至高权威。 如果我们不得不把儒学的精神浓缩为一句话的话，那么我们会说：它是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作）的一种公民秩序。 孔子的继任者，是表现出了最大独创性的墨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初）。凭借一次大胆的飞跃，这位杰出思想家异乎寻常地走近了有神论。墨子援引了一个人格化的神“上帝”，取代了其前任的非人格化的“天”。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本质上是道德的：“善行的主要理由应该是对上帝的畏惧，上帝能看到山林深谷中的一切，能看到人眼不能看穿的隐蔽处的一切。他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取悦的。他希望君主对人民仁善，而人人互爱，因为上帝爱所有人。”[6] 墨子从这种有神论中提炼出了非常高的道德律令。孔子的利他主义到他这里变成了兼爱，达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7]同样，墨子强烈谴责了诸侯之间的战争。下面这句格言概括了他的思想：“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8] 道家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学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占卜者关于阴、阳、道的观念的思考，这些观念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们还与自我暗示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正是远古时期的巫婆神汉们的本行，他们狂热的舞蹈导致了精神恍惚的状态，能够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并保持神的在场。从这些原始的实践（依然充满了原始巫术）到“道教之父”们的高级思想，无论如何都是一条漫长的路，而且，正统观点更愿意对它可疑的祖先视而不见。据传说，哲学上的道教是由一位被称做“老子”的圣人创立的，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确凿无疑的了解，但根据传说，他应该活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对第二位道教圣人列子，我们也并没有更多的了解。相反，第三位圣人庄子，倒是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下半叶，他大约死于公元前286年。 道教从古代巫术实践中保留了某些在呼吸控制上的古怪练习，或者不如说是一套真正的“呼吸体操”方法，为的是把新入行的人送入迷狂和飘飘然的状态。对古代中国来说，这些方法并不稀奇，你可以在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当中找到这些方法。这些自我暗示的方法，被一种神秘的实践给弄得高深莫测，像印度的瑜伽一样，这也是为了“让灵魂清空一切，只留下它最纯的本真”。道教圣徒因此达到了一种持久的迷狂状态，“一种不可思议的优美状态，也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状态”。 道教文献向我们揭示了这种神秘方法的不同阶段。在《庄子》一书中，一位圣人的弟子声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9]另一段说：“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列子》一书则更精确地分析了这些冥想状态，这种状态即使在俗务缠身的时候也能得到维持，因为它们可以与这种状态沟通：“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10] 这种智力上的苦修赋予道教徒以非凡的力量。葛兰言写道：“他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了纯力之外他不再是任何东西，这种纯力无法估量、无懈可击，并且完全自治，圣徒彻底自由地在环境中穿行。” 庄子教导说，在这种超越状态中，圣人超越一切俗世的可能性之上：“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11]他像纯粹的精魂一样穿过所有物质，因为对他来说，一切物质仿佛都是能渗透的一样。《庄子》一书，以柏拉图式的神话开篇，描写一只巨大的天鸟扶摇直上，去寻找“道”。“‘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12]在这种乘着巨大神鸟的翅膀的星际飞行中，在这种想要一举达到那推动世界的无名力量的狂热渴望中，庄子感觉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 因此，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加入到宇宙力量中去，道教徒必须压制自己的逻辑推理，“吐尔聪明”[13]。庄子教导说，要“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14]社会和文明只不过是纯粹的习俗而已。像卢梭的信徒一样，为了让人回到自然的人的状态，只有除掉身上文明的东西。这就是长生的秘诀，也是整个道教所遵循的原则：不为自己追求生存而违背自然规律，只要顺应自然，便可以长久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道教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15]。 在深入研究“道”的概念的同时，道教又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形而上学，威力无穷，难以明确地下定义。“道”是在宇宙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物，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没有任何明确定义或限定。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16]一切都在物之外。“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17]道萌生于元始的、混成的统一整体，分裂为阴和阳对立的两方，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个实体是完全不可知的事物，不能言喻的事物。“可以名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它很消极，就如我们经常引用的《老子》中的四句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8] 但当我们认为这种一元论是静止不变的时，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实际上是动力论。正如马斯佩罗和葛兰言所观察的那样，“道”与其说是一个实体，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它总是散发光芒，而且具有生命冲动。“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9]，或者确切地说是“宇宙自生性的永恒原则”，宇宙的力量与生命冲动具有同等威力。 通过一个很奇特的换位，绝对一元论就变成了根本的相对论。如果“万物”是一体的，那它们就可以相互替换，相互转换。智者自身，如果埋藏名姓，抛却品行，隐藏自我个性，那就跟世上的其他人都一样。《庄子》中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20]甚至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中国的哈姆雷特——列子，手上提着一颗路边捡来的头颅，一边喃喃道：“谓予与彼知而尔未尝生未尝死也”。[21]然后就主观地想象到勒南的形象（勒南的形象就出现在天狼星的位置）。庄子为了提出普遍相对论的观点，启发我们去类似观象台的地方观察事物。“如果你登上太阳”，在这样的高度，“物我”（或者像我们所说的“主体与客体”）高度合一的亲密关系中：“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2] 这种相对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普遍可逆性，产生了一种超然姿态，平静而安详地接受人类生活的一切兴衰枯荣。马可·奥勒留写道：“啊，世界！你带给我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庄子同样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23]他对这“道”喊道：“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24]道教的最后一课就是漠不关心。 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哲学，就是杨朱的哲学，杨朱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此，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糟糕的时代——战国，这是一段诸侯混战的时期，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对全体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对这刀光剑影的几百年，杨朱给我们留下的景象是令人绝望而愤世嫉俗的。他的教义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宿命论，他内心的悲苦伤痛，留下了一段私人笔记，让人联想到卢克莱修[25]：“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死则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26] 如果说现实世界的图景让思想家们深感失望的话，那么，有一个学派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种现实，这就是法家。在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纪里，他们尝试建立起不依赖于道德的治国学说。从人的本性出发，连同人的所有恶行，法家创立了一套在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仁政学说。法律，即使是在庸君的治下，也应该通过交替使用“二柄”——明赏罚，以确保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安乐。政治是一门技术，判断法律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其理论的道德属性，而是其实践功效。就这一方面而言，主要的事情是，法律应该以力量为后援：“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27] 孟子（约前372—前289）是儒家学派的一位道德家。他讲授一种中庸学说，介于杨朱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墨子彻底的自我牺牲之间，强烈主张反对法家的苛刻无情。简言之，他回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使之与更现实的正义理论相平衡。 孟子特别重教育：“心灵的卓越是通过培养仁善的胚芽而达到的，就像一粒得益于沃土和丰年的麦种。”[28]这种温和的学说当时并不受欢迎，直到后来在汉朝的稳定统治之下才大获成功。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糟糕的阶段，所有法家的现实主义学说都几乎满足不了暴君和冒险家们的要求。 【注释】 [1]原注：早期的中国懂得两种占卜形式：一种是用龟甲，当龟甲接触到火的时候会出现裂缝，这种占卜方式就是解释这些裂缝；第二种是借助搅乱蓍草秆，正是蓍草秆的各种可能的排列，导致了我们稍候将要讨论的六爻理论。 [2]原注：数字1=水=北=黑。 2=火=南=红。 3=木=东=绿。 4=金=西=白。 5=土=中=黄。 北的象征动物是玄武，南是朱雀，东是青龙，西是白虎。 [3]原注：不过孔子是作为礼仪的支持者而闻名的，他把“礼”视为表达并激励美德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法国汉学家。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 [4]《论语·为政篇第二》。 [5]《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6]这段引文未见于《墨子》一书。《墨子》中提及“上帝”一词达20余处，大多与“鬼神”并列。 [7]《墨子·大取》。 [8]《墨子·公孟》。 [9]《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 [10]《列子·黄帝第二》。 [11]《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12]《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13]《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14]同上。 [15]引自《老子·第四十七章》 [16]引自《老子·第二十五章》 [17]引自《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 [18]引自《老子·第四十一章》 [19]引自《老子·第七章》 [20]引自《庄子·齐物论第二》 [21]引自《列子·天瑞》 [22]《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23]《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24]同上。 [25]卢克莱修（约前99—前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 [26]《列子·杨朱第七》。 [27]《韩非子·二柄第七》。 [28]这段引文不见于《孟子》一书，疑为对《孟子·告子上》部分段落的概述。 [book_title]第5章 火与剑 终于有几个大国从封建诸侯的混战当中脱颖而出，它们兼并了一些小诸侯国，并很快就卷入了彼此之间的生死角逐。在这场决定谁是最后胜利者的竞赛中，所有诸侯都是竞争者，笑到最后的人将因为统一中原的版图而收天下之利。自公元前335年以后，几位举足轻重的大诸侯不再为那位有名无实的周天子而操闲心了，他们开始把国王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在他死后的公元前305年也同样是这么干的）。战国时代正是诸侯争霸的高潮时期。 随着战国时期的到来，早期的侠士之战让位于冒险家的战争，完全没有了怜悯和忠诚，反而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战争，一个国家的全部百姓都被卷入了针对邻国的杀伐。杰出高贵的战争武器——战车，这种伊利亚特式的竞赛武器，开始彻底让位给骑兵——用于奇袭和突袭的武器。军事技术的革命，在公元前307年被赵国（今山西南部）的国王引进。在对付蒙古匈奴人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这些游牧部落的优势要归功于马背上的弓箭手，他们的灵活性和迅速变换队形，总是让汉人的战车御手们猝不及防。采用匈奴人的战术策略，他也组建了一些骑马射手团队。他的邻居和竞争对手，秦国（今陕西）的国王，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装备了骑兵，而且还组建了轻装备步兵，作为“国家”常备军，以取代笨重的诸侯兵。与此同时，随着攻城器械、移动城堡和石弩（这组成了名副其实的炮兵）的发明，攻城兵也出现了。骑士战争的谦恭有礼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战国诸侯之间的角逐是一点也不讲情面的。从今往后，征服者们不再那么豁达地把战俘扣起来换取赎金，而是把他们全部处死拉倒。秦国的士兵是各国中最骁勇好战的，他们只凭自己砍下的敌人的头颅来领取军饷。在那些被攻取的城镇里，即使他们已经投降，满城的男女老少也都全部要成为刀下之鬼。原始人类的吃人习惯再一次恢复了，首领们为了“提高威信”，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征服了的敌人扔进沸腾的大锅里，喝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汤，甚至强迫受害者的族人一起喝。 战国时期的列国中，秦国因为其地理位置而拥有最大的优势。它从渭河的高原流域俯瞰着富庶的河南平原，这块平原是它在这场比赛中最主要的奖品。中国的希罗多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用这样惊人的措辞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点上来：“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1]，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2]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民的尚武个性，他们生活在中国蛮荒西部这些偏远的边境地区，是一个拓荒者的种族，是一个屯垦的民族，再加上一个为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天赋而建立的作风顽强、注重实际的地方王朝，这个王朝早就认识到了那些竞争王朝秘而不宣的弱点，那就是，王室领地为了照顾王家随从的利益而被割裂为许多子封地和私人地产。于是，为了避免这个不断削弱的过程，秦王们学会了如何奖赏他们的臣民而无须分割王室领地。最后，秦王们还搜罗了一大帮法家围着自己转（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哲学流派），这些人为了确立国王的权威并证明征服的正当性而构建了一整套包罗广泛的君王和国家的专制主义理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严厉无情的摄政大臣，他们在辅佐幼主时，为了确保王室政策的连续性，常常比国王本人还要卖力。这些摄政大臣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商鞅，关于此人，编年史家简略地说道（时在公元前359年）：“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3]然而，这位中国的黎塞留[4]好心帮忙，却没有得到好报。新国王在作为王位继承人时曾受到过商鞅的训斥，登上王位之后，他就“车裂商君以徇”。[5]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显赫人物采用这样一种严酷的刑罚，这足以证明秦国法律之严厉，这些法律对各个等级的社会阶层都一视同仁的残忍。“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6]严厉的纪律被强加给了全体百姓。 即使是在这样的领袖人物的统治之下，征服当时的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用了150年才得以大功告成。只有亚述的几位国王的编年史，才展示了这样大量的暴行。公元前331年，秦军俘获魏军并处死8万人；前318年，他们粉碎了魏、韩、赵的联盟（这个联盟曾帮助过匈奴人），斩8万2千首级；前312年，他们大败楚国，8万人头落地。前307年，他们为6万人头的成绩而沾沾自喜，不过，随着昭襄王的即位（他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统治秦国），屠杀的规模就愈发变本加厉。前293年，他击败了韩国和魏国，为自己赢得了24万颗人头的战利品，这只是个开始。在前275年对魏国的战役中，只有4万人头落地，但在针对同一位敌手的一次新的远征中，又有15万颗人头入账。前260年，在对赵国的一次主要胜利中，尽管他已经答应留下被征服者的性命，但还是有40余万人被杀。其他的诸侯国被日益增长的恐怖气氛所笼罩。差不多10年过去，秦国没有吞掉一个诸侯国。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位成功地结束了前辈工作的秦王登上了王座。这位中国版图的统一者，就是未来的始皇帝。 【注释】 [1]原注：1里通常大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所谓的“千里”或“万里”，常常只不过是“很多里”或“无数里”的意思。 [2]《史记·高祖本纪》卷八。 [3]《史记·秦本纪》卷五。 [4]黎塞留（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和重臣，曾任路易十三的首相。 [5]《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 [6]《史记·高祖本纪》卷八。 [book_title]第6章 中国的恺撒 公元前246年，未来中国专制制度的缔造者登上了秦国的王座，当时他只被称为“秦王政”。这一年，他只有13岁。他的年幼让别的诸侯国暂时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缓刑期。他的幕僚提到他的时候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当他的一位将军、赵国（今山西）的征服者向他献上10万颗人头的庞大战利品的时候，他25岁。其他国王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末日，觉得只有暗杀掉这位年轻的国王方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其中的一位组织了这样一场谋杀，但秦王侥幸逃过一劫，被剁成肉酱的反倒是那位刺客。打那时起，他的征服便以闪电般的速度接二连三地获得成功。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之间，所有其他的诸侯国（分别为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一个接一个地被全部吞并。公元前221年，那个时代的整个中国版图被统一在了秦王的治下，于是，他采用了至高统治者的头衔——皇帝，由于他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他又被称为秦始皇。 中国的皇帝，随着中国统一的实现而被创立。在各个不同朝代的统治之下，这个名号维持了2133年的时间（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2年）。 秦始皇在完成中国领土的统一之后，紧接着就是政治、社会甚至智力统一的工作了，这项工作同样是他的不朽业绩中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这位中国的恺撒不仅是一位征服者，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管理者，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把秦国的祖先们所创立的军事和民事中央集权制扩大到了整个帝国。通过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他成功地瓦解了最顽固的地方分权制。他的君主独裁政治结束了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封建制度。他非但没有像他的将军们所希望的那样为了讨他们的欢心而创立一个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反而把帝国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均由一位文职长官、一位军事长官和一位监督官直接管理。他的丞相李斯，统一了整个帝国的书写文字标准，这对今后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因为方言的差异常常使得标准的书写语言成为唯一可以理解的交流工具，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此外，他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1]这最后一项度量方法还提及了一套驰道体系的创立，其宽度统一为“五十步”，栽种树木，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 公元前213年，在丞相李斯的鼓动下，这位中国的恺撒下令销毁典籍，尤其是儒家的著作。这一措施，使他受到了历代文人学士的憎恨。在这一时期，传统上依恋于过去封建礼仪的文人学士，有意无意地成了被秦始皇废除的那套政治制度的忠实党徒。为了消灭这个暗地里的反对派，皇帝便开始“禁书”。这样一种激进措施，未必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普遍，因为不管怎样，那些典籍终究是幸存了下来。在一个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中，他的专制独裁能够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创立一套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竟持续了2100年之久。无论如何，这总归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成就，这项成就足以跟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相媲美，但比它们更持久。简言之，他是那些命中注定要重塑人类的最有力的天才之一。 这位中国的恺撒到处树碑立传、刻石记功，遍及他的帝国，这些碑铭证明了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功绩。泰山的碑文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初并天下。”碣石的碑文说：“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琅邪的碑文说：“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这是远东的“中国太平”（Pax Sinica）的惯用套话，相当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太平”（Pax Romana）。更有甚者，还有这样的话（为了产生同样的效果）：“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这样的套话，让人联想起自鸣得意的“华夏盛世”（Orbis Sinicus），堪与“罗马盛世”（Orbis Romanus）相媲美。 秦始皇的石刻，成为他旅行的纪念物。统一中国之后，他开始巡幸几个主要地区。他登上了有着神秘色彩的泰山，为的是与天上的神灵交谈；他从琅邪台地上凝视东海，试图与海上的神灵对话，这些神灵是神话中的日出之地蓬莱仙岛上的居民。 秦始皇的急务之一，就是抵御蒙古游牧民族的入侵，确保中原的安全，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匈奴人，游牧于帝国的蒙古边境。为了阻止他们的入侵，古代先王们在北部边境的不同地点修筑了一些蜿蜒延伸的城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把这些尚未完善的古代防御工事连接成了一条连续的防线。这就是长城。它从渤海湾畔的山海关口向前延伸，直到西北边陲的渭河源头（今甘肃）。 直到这一时期，中原的版图还只包含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原的南方，尤其是广东地区，依然是化外之地，蛮荒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占领广东，并着手使已经征服了的地区“汉化”。为了这个目的，秦始皇下令搜捕游民，把他们从长江口遣送到广东，让他们成为新领土上的移民。欧洲人的殖民历史可以提供很多类似的例子，他们通过输入罪犯而实施了类似的移居地制度。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按照他的愿望被埋葬在今陕西省临潼附近的一个地方。他的陵墓是一座巨大的古冢，垂直高度48米，斜坡长度约60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工建造起来的大山。陵墓之内，还埋葬着他众多的妻妾，以及那些把财宝运送到这里的工役。 战国时代目睹了秦国崛起的那段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起），以及在秦始皇治下皇室被神化的那段短暂时期（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目击了青铜器艺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风格的发展。这种风格从前叫做“秦代工艺”，如今被称做“战国工艺”，其特点就在于把器皿侧面的动物表现“从浮雕中解放了出来”，正如我们在著名的鲤鱼瓮（现藏卢浮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它首先以一种全新的装饰形式为特征，饰有隔行而重叠的线条、环圈、钩子、编织、螺旋和波浪形纹饰，给人以生气蓬勃或在永恒运动中舞蹈的印象。蜥蜴形状的龙，已经完全不同于周代青铜器装饰的缓慢运动，而是被卷进了这种颤动的韵律，跳起了狂热的舞蹈。类似的活力在打猎场景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场景装饰着后来向汉代艺术转变的那段时期的青铜器。这种风格既是周代艺术的逻辑发展，更不用说也可能受到了同时期相邻艺术的影响。这一最早出现在中国北部边境的相邻艺术，便是草原艺术。 在这个让我们牵肠挂肚的时期，那片浩瀚无边的草原地带，从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穿越北西伯利亚和蒙古，直到中原的长城，一直被不同种族的游牧部落所盘踞——俄罗斯血统的高加索斯基台人，蒙古种的匈奴人，全都赶着他们的畜群追随季节性牧场漫游漂泊。这些草原上的骑手，斯基台人和匈奴人，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表现在那些装饰性的青铜牌匾上，上面饰有正在战斗的动物——野兽与马、捕食的鸟与鹿，这些动物以一种充满动感的风格古怪地扭曲，显出痛苦的样子。我们已经看到，汉族人为了能够站在相同的立足点上与蒙古的匈奴人作战，照着他们的样子创立了自己的骑兵射手团队。同时，他们还采用了匈奴人的部分装束——骑手的长裤取代了战车御者的长袍，以及他们的部分装备，尤其是青铜扣环及装饰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牌匾和扣环出现的相同时期，中国艺术也出现了风格化的动物主体，它们的节奏韵律与草原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它们属于战国时期和秦代的中国风格——它们对这种风格的形成很可能有所帮助。这个事实令人颇感兴趣，因为它让我们得以发现：中国艺术不仅与蒙古匈奴艺术及米努辛斯克地区的西伯利亚青铜艺术有着某种联系，而且还与俄罗斯南部的斯基台艺术有着某种联系（尽管是间接的），而后者，后来因为它与希腊艺术的关系而闻名遐迩。 不管这些考古学比较（这种比较依然很不成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在我们已经到达的这个时期，中国正稳稳当当地走在加入世界历史潮流的路上。这个由秦始皇创立的统一帝国，在接下来的朝代里，注定要遭遇印度、波斯与罗马帝国。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后面所引几段碑文均出于此。 [book_title]第7章 过渡时期 秦朝所创立的君主专制政体，在秦始皇那里仅仅是对强人领导的服从。而这位中国的恺撒大帝，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却是一位软弱无能的小青年。混乱无序的三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次全国性的叛乱中，他被迫自杀了。国家重又回到了糟糕透顶的无政府状态，军队首领乘机抢夺地盘。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很乐意比较这场权力之争中两位主要首领的个性。一位是项羽，此人是个鲁莽的大力士，带有老一辈军人的做派；另一位是刘邦，典型的中国政客，老谋深算，机敏过人，同样也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冒险家。历史学家给他留下了一幅浓墨重彩的肖像：“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1]最后一项是未来大富大贵的明显标志。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我们被告知，他总是在一位老店主“王媪”的家里饮酒，要么是因为慷慨大方，要么是为了自我夸耀，他总是支付高于标准价格的酒钱，尽管实际上总是赊账。有一件事倒是真的，有一天，当刘邦醉醺醺地倒头便睡的时候，王媪认为自己看到了一条龙在他的头顶上盘旋。这是一个吉兆，表明大运就摆在他的面前。打这之后，王媪就比从前更加乐意让他赊酒账了。 早年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农夫生活，在乡里担任了小小的亭长。在他人生经历的这个节骨眼上，他的传记作者拿出了一些关于他的逸闻趣事，让我们大呼过瘾。有一次，地方长官要求他孝敬一千钱作为“贺礼”，他凭着赤裸裸的厚颜无耻摆脱掉了，愣是分文没给。秦帝国的崩溃，为那些想要发财致富的冒险家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刘邦以颇为原始的方式组织了一班人马，以此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一天，当他受命护送一队囚犯的时候，他想到，倒不如索性砸碎他们的锁链，自己来当他们的头儿。他“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并在自己的本省江苏划出了一块封地。公元前207年，他向着皇帝所在的行省陕西进军，他因为自己的仁爱而赢得了民心。刘邦的竞争对手项羽，紧随其后占领了陕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项羽把刘邦的老父亲给逮了起来，威胁他的竞争对手：如果他不投降，就把老头子给活烹了。刘邦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人，对这个可怕的威胁，他用再温和不过的口气回答道：“想当年我与项羽那厮一起在怀王帐下效命，相约为兄弟，我老爸就是他老爸，如果他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活煮了的话，最好分一碗汤给我尝尝。”[2]项羽被这样的沉着镇定给吓住了，立马把俘虏给放了。 没多久，刘邦的奸诈狡猾就把对手逼上了绝路。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交战地点在淮河岸边（公元前202年），项羽表演了他的神勇，他领着自己的骑兵，一次又一次横穿敌阵，亲手杀死了刘邦的一位副将，直到最后，他负伤十余处，发现周围全是势不可当的强敌。在追兵当中，项羽认出了从前军中的一位老战友，于是对他喊道：“听说汉王以千金和万户侯买我这颗人头，我就给你做个人情吧。”[3]说完，他拔剑自刎。 刘邦再也没有别的对手了，这位军事冒险家就这样成了皇帝！凭借意料之外的时来运转，这位农夫的儿子攫取了秦国37代君王的劳动成果，正是在最后，秦始皇为了他的利益而创立了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到5年的时间，这位幸运的冒险家，就意外地成了那些狂妄自大的诸侯漫长世系的继承人，成了一位天才人物的受益者，而正是这位天才，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和一个统一的中国。然而，他的统治的开端，依然是谨慎的，甚至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拿出大片的封地和王位来犒赏其他的condottieri（意大利语：雇佣兵），是他们帮助他登上了皇位——这显然是为了讨他们的欢心而恢复被秦始皇废除的旧的封建制度。然而，他玩起了一手予、一手取的把戏：他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调动他被迫分封的地方王侯，就好像他们只不过是地方长官一样。他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逼反，然后再把他们除掉。到最后，这些新兴的汉代诸侯全都被驯服，被剥夺了管理权，沦为纯粹的宫廷贵族，再也不会妨碍皇帝的绝对权力了。 刘邦是幸运的，成了一个最幸运的王朝的创立者——他的世代子孙将这个帝国维持了400年。在王朝开始的时候，没有比他的权力更可疑、更不稳定的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他这里世袭来的权力终于变得再可靠不过了。他的家系——汉王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一直统治着这个帝国，在中国人的命运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依然自豪地把自己称为“汉人”。 同时，这位王朝的奠基者又是一位最不为自己的幸运所陶醉的人。在他的权力处于巅峰的时候，他从没忘记自己的卑微出身：“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只有在家乡（今江苏）那些卑微的百姓当中，他才真正感到快乐，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喜欢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光。然而，他不得不离开他们，住到他的新家——首都长安城（今陕西西安）里，那是帝国真正的心脏。离开故乡之前，他大摆盛宴，“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临去，皇帝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就像跟故乡的父老们在一起一样，刘邦也乐于跟将士们打成一片，他们彼此趣味相投。虽然他没有像前任秦始皇那样系统性地迫害儒家士子，但他也非常瞧不起这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百般刁难。那些用《诗经》和《书经》[4]中的古文辞章塞满他的耳朵的人，总是自讨没趣，遭到斥骂：“老子马背上打天下，读这些诗书有甚鸟用。”[5]的确，对帝国的军事控制丝毫松懈不得。公元前200年，皇帝本人遇上了一件倒霉事：在平城（今山西北部）附近的一块高地上被匈奴人包围，他跟大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整整7天，粮尽草绝。最后，他玩了一个花招，让人把一位中原美人的肖像送给了匈奴王，这样才得以逃出重围。两年之后，他只好把自己后宫里的一位美女送给了那位蛮族首领，诗人们从未停止过为这位被迫下嫁给“北方蛮鸟”的可怜“中国鹧鸪”的悲惨命运而哀歌叹惋。 刘邦对所有知识分子都表现出普遍的蔑视，这当中也包括医生。他忍受着战伤，拒绝接受医生的帮助。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安城去世，年仅52岁。 这位汉王朝的奠基人把皇位传给了他的一个儿子，对于行使权力来说这个孩子还太小，于是行使权力的任务就由孩子的妈妈——吕后——承担了起来。这个女人精力过人，从前，她的忠告帮助刘邦巩固了自己的胜利，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她不得不与一位比自己更年轻、在刘邦的晚年深得宠幸的妃子展开竞争。几乎在皇帝去世之前，她就对竞争对手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报复。她让人砍去了她的手足，烧掉了她的耳朵，挖出了她的眼睛，在让她吃了哑药之后，把她投入了皇宫的猪圈里，让她作为“人彘”以垃圾为食。这位中国的阿格里庇娜[6]有更多的理由为另一位皇子的存在而焦虑，这就是已故皇帝的第三位妃子所生的儿子。在一次宴会上，吕后为他准备好了一次不列塔尼库斯[7]那样的死亡。然而，年轻的皇帝对这次针对自己异母兄弟的阴谋毫不知情，他第一个把手伸向了那个毒酒杯，吕后迫不得已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打翻了那杯致命的毒酒。不消说，受害者在奇迹般的逃过一死之后，便赶紧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家庭。 吕后利用自己的权威，把自己的族人安插在所有关键位置上，但她去世之后，在一场新的宫廷戏剧中，他们全都被皇子们给残杀了（公元前180年）。 尽管有这些动乱，但汉王朝平常却呈现出更大的权威，可以说是“正统”。它最早的几位统治者，除了刘邦之外，多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然而，像卡佩王朝[8]最早的几位国王一样，他们不仅有耐性的优势，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是奠定那个时代道德和宗教体系基础的那些原则的杰出代表。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汉文帝（前180—前157），言谈举止像一位儒家学者，嘴上念叨着的，总是“高皇的圣明”和“天地之大德”，是祖先的崇拜和农业的重要，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9]儒家文士所设计的家长政体，回到了神话时代的缥缈幻想中。 道德言说并非没有意义。这些话的反复言说，显示了皇帝专制主义——由秦始皇创立、被刘邦维持的残酷专制政治——正在赢得文人学士的支持。他们的忠诚，从传统主义者的观点支持了这个政体，因为它越过了那刀光剑影的数百年时光，把自己跟“黄金时代”的先圣前贤们联结了起来。 【注释】 [1]《史记·高祖本纪》卷八。本章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高祖本纪》，后面不再一一标出。 [2]《史记·项羽本纪》卷七：“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3]《史记·项羽本纪》卷七：“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 [4]原注：《诗经》和《书经》是孔子传授的两本书。《书经》是一部古代历史的传说和记事集，年代从最早的圣王直到周代。据说，现存文本当中有很多是伪造的。 [5]《史记·陆贾传》卷九十七：“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6]阿格里庇娜（Agrippina），罗马暴君尼禄的母亲，后被尼禄杀死。 [7]不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尼禄的弟弟，被尼禄用药酒毒死。 [8]卡佩王朝（987—1328），由休·卡佩所建立的法兰西王朝。 [9]《史记·孝文本纪》卷十。 [book_title]第8章 华夏盛世 汉代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人物是汉武帝。这位皇帝的统治时期格外漫长。他16岁继位，在位54年（前141—前87）。他天生精力充沛，活力过人，从未想过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像从前亚述的国王们一样，他也曾在高原牧场上把野兽逼入绝境，毫不顾及自己的性命，不顾及随从们的惊慌失措。他是个智力超群的人，满脑子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充满对独裁专制的喜爱，但他也懂得听取他人智慧的观点。因此，早在统治初期，他就让一帮儒士围着自己转，开诚布公地征求他们的建议。而文人学士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对独裁政治保持着沉默超然的反对态度，正是这种姿态，导致了秦始皇的“禁书”，激起了刘邦的讽刺挖苦。那么，又如何解释汉武帝慷慨给予他们的偏爱呢？武帝这个人，既有始皇帝那种专制主义者的火暴脾气，又有汉高祖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理念。毫无疑问，人人都有可能被文人学士们持久捍卫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所吸引。答案是，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他反对贵族的政策效力。文人学士阶层，开始呈现出了未来官僚阶级的雏形，他们让皇帝在针对地主贵族的斗争中有可能占到上风，这个新兴的由皇室子弟所组成的封建贵族阶级不断得到发展。为了把这些贵族降级为纯粹的荣誉位置，他便用一个文人政府来取代他们，这个政府由那些以知识渊博而著称的人的子弟所组成；同样，他还用出身卑微的军官取代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位置。通过这些变革，这个未来的官僚阶层使得中国的独裁政体能够完成其“平天下”的任务。除此之外，武帝还采取了旨在削弱封地重要性的激进措施。他假惺惺地从幼子的利益出发，强迫亲王们把自己的封地不分长幼地传给所有的孩子，对长子没有什么特殊。不出两三代，这种平均主义继承法，就像《拿破仑法典》一样，就瓦解、耗散、穷尽了那些大的封建领地。 在对外政策上，武帝采取的策略就是征服，征服那个时代为中国所知的亚洲地区，首先从征服上亚细亚开始。 从汉朝的长城到西伯利亚的森林，上亚细亚都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是中世纪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他们不同的游牧部落共享着蒙古草原，既包括位于戈壁东部的部分蒙古地区——被称为外蒙古，也包括沿着戈壁北部边缘延伸的大草原——被称为内蒙古[1]。这些游牧民，畜群构成了他们唯一的财富，为了寻找新的牧场，他们随着自己的牲畜们一起迁徙。每到一地，他们就搭起毡包作为临时营地，走的时候再拆除。正像公元5世纪的拉丁文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也早已经以类似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这些史书同样把他们描绘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的头大得有些过分，他们的面部特征很模糊，但眼睛却像烧红的炭，他们有魁梧的胸膛，体格足以抵御戈壁滩冰冷的夜晚和灼热的白天，他们的腿因为长年骑马而成了罗圈。他们天生就是无与伦比的骑手和弓箭手，对北方边陲（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的北部）的中国农民来说，这些人是最可怕的邻居。当干旱耗枯了匈奴人的水窖，烤焦了草原上的牧草的时候，畜群遭受了灭顶之灾的匈奴人就会袭击汉人的农田。他们会突然出现，烧杀抢掠，然后，在汉朝戍军还没来得及集合整队之前，他们就再次穿越辽阔浩瀚的不毛之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着手针对匈奴人的一场大战之前，武帝制定了一项针对整个“天下”的政策。在中亚的那一端，生活着另外一些游牧民，看来应该是斯基台人，早先，匈奴人把他们赶出了大戈壁。武帝派出了一位使节，在索格狄亚那和大夏（巴尔克）的边境，换句话说，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在这一地区创立的那些王国的边界上，找到了他们。武帝打算让斯基台人从西边攻击匈奴人，而自己则取道蒙古向匈奴人发起进攻。当这个提议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便单独采取行动了。公元前128年，他的将军卫青——此人从前也是个牧人，作为一个骑手和射手足以与匈奴人相匹敌——穿越蒙古戈壁，执行了一次“反袭击”，直捣翁金河，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斩首”700人。这套“反袭击”方法，乃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时得到了军事殖民者的创造性补充。这些屯垦部队的营地，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前哨地，同样是打算用来保卫边境的，同时也保护中原耕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匈奴人的牧场为代价的。尤其是，这些移民点守卫着广袤的河套地区，这样一来，就把被河套圈进中原自然边界之内的部分戈壁地区包括进了帝国的疆域之内。这就是鄂尔多斯草原，在衰落时期，这里一直为游牧民族的军队打算进犯北方各省充当了一个集结点。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甚至比他的舅舅更了不起。当他照着匈奴人的样子重组汉朝轻骑兵的时候，大约只有20岁。公元前121年，他领着一万骑兵把匈奴人赶出了甘肃东部，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公元前119年，他和舅舅卫青一起，领着5万骑兵完成了一次势不可当的对外蒙古的袭击。卫青领军左路，直捣翁金河的下游，通过一次奇袭俘获了匈奴国王，其时，正值一阵狂风把戈壁滩的沙子吹进了匈奴人眼睛里，从而导致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失败。霍去病率右路军穿越整个东部戈壁，到达土拉河的上游，直逼杭爱山脉。在那里俘获80名匈奴将领之后，他举行了庄严的祭神仪式，以象征蒙古被汉朝大军占领。回到中原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英雄便去世了（公元前117年）。在他位于咸阳（长安附近）的陵墓上，树立起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塑的是一匹中国战马把一个蛮夷踩在脚下。 但是，汉人对外蒙古未开垦荒地的这些远征，只不过是一种惩罚性的或先发制人的袭击。而汉人更偏爱于把他们的目光转到中亚的方向。那里（今新疆）生活着习惯定居的人口，正如最近的发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属于印欧语系。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弧拱分布的沙漠绿洲，是骆驼商队的天然行程，正是这些商队把中国跟希腊罗马世界联系了起来。早在公元前108年，武帝的将领们就把中国的宗主权强加给了这一地区的两块主要绿洲：罗布泊和吐鲁番（高昌）。公元前102年，一位名叫李广利的汉族将领，率领6万人向那里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进军，直捣费尔干纳（拔汗那）。这次远征的目标非常重要。面对匈奴人令人生畏的骑兵，汉人处于下风，尽管有像霍去病、卫青这样的将领们的辉煌功绩。匈奴人除了天生就是骑手之外，还有其战斗力和耐性都天下闻名的小蒙古马。汉人并不是这样优秀的骑手，他们不得不依靠一种高度相似但吃苦耐劳却远为逊色的战马。如今的波斯、河中与费尔干纳是一种阿拉伯战马的出产地，这种战马类似于今天英国的阿拉伯马，就是受到希腊历史学家们交口称赞的“尼西亚牡马”。正是为了得到这种战马，并在对匈奴人的战斗中赢得马背上的决定性优势，公元前120年，汉族强迫费尔干纳送来了大量的尼西亚牡马作为岁贡。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一时间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它的蛛丝马迹。因为，来自汉墓中的浅浮雕主要描绘了古代膘肥体壮的中原马，这是一种小型的佩尔什马，有着壮硕的臀部和胸部，在中原和朝鲜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赤陶塑像，展现了一种线条更加典雅、风格更接近希腊的战马，毫无疑问，它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 与此同时，在蒙古，匈奴人并没有溃散，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接近尾声的时候，汉人有理由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过于自信而懊悔不已。公元前99年，一位名叫李陵的年轻汉朝将领率领一支5000人的步兵纵队从长城出发，直奔蒙古的心脏。他取道额济纳河离开中原，投身茫茫戈壁，向北进军翁金河与杭爱山脉。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匈奴骑兵所包围，匈奴人的箭镞让他这支小股部队百孔千疮。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轻率鲁莽，他斩掉了士兵们藏在辎重马车里的所有女人，因为她们减缓了行军的步伐，并开始撤退，这支步兵被敌军追赶得筋疲力尽。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之后，他们用完了箭镞，丢弃了辎重，当他们被围在一个峡谷中的时候，距离边境不到50公里。夜里，匈奴人从山上滚下巨石，砸向李陵的人马。只有400名汉人设法逃了出来，剩下的所有人，包括鲁莽的李陵本人，全都成了俘虏。 尽管武帝听到这些消息时勃然大怒，但这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降临在罗马大将瓦卢斯头上的灾难。边境的安全并没有岌岌可危，最坏也顶多是不得不暂时放弃在蒙古的反袭击措施。这一插曲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充当了儒家文士反对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2]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我们到处都能找到文人学士们发表的这些雄辩说辞。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不变的信条，这些信条最终战胜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由于文士们的轻视，戎马生涯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到那时，他们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不可能提出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 对于像武帝这样的统治者来说，这些滔滔雄词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他并不满足于在中亚描画汉人扩张的图样，而是要完成一项甚至更伟大的工作——最终吞并华南。 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中国版图只限于华北和华中，亦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北部。南部中国依然跟印度支那是同一个类别，是化外之地，是山川草莽之地，或者至少是树木繁茂的丘陵，与远古中国那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和黄土梯田形成鲜明对照。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秦始皇也是这方面的先驱，是最早给予向南推进以明确动力的人。他的巡幸之旅最南到了长沙——今日湖南省的中心，并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占领广东地区。然而，在他死后，这支军队的首领们宣布独立，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汉人地方王国，把今天东京湾的安南人划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结束了这种争端，广东明确地加入了中原的版图，这一事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二年，他又获得了对浙江省（上海南边）的控制，这次吞并的重要性毫不逊色，尤其是如果你认识到：这个新的但依然是殖民化的中原在很久以后（大入侵时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帝国最后的堡垒。最后，汉武帝确立了辽阔的中国版图，东北至朝鲜的部分地区，东南至安南国，这里在那个时期包括东京湾和今日安南的北部各省，直至顺化。 汉武帝的功绩可以概括如下：在内，中国的专制制度通过文人的支持和封建领主的最后没落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恰当边界得以定义，南边扩张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海港。在外，中国帝制的历史版图同样也划过了中亚直至土耳其的西部，越过了朝鲜半岛至首尔的高地，穿过印度支那直逼顺化的门户。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为“汉人”这个名字而自豪的话，那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位从公元前141至公元前87年一直统治中国的伟大皇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和苏拉[3]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而汉武帝的大军则在中亚、东亚和远东奠立了一个足以与“罗马盛世”相媲美的“华夏盛世”。 重新开始这位伟大君主的工作的下一位皇帝，是他的曾孙宣帝，他公元前74至公元前49年在位。这位头脑清醒的皇帝有机会目睹文人们的颠覆性倾向——他们是专业的和平主义者以及汉朝扩张的暗地里的反对者。 汉宣帝曾有一次叫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 汉朝对中亚的征服仍在继续。在宣帝治下，汉朝大军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战略要地，包括吐鲁番、焉耆（喀喇沙尔）和莎车。在北方，汉人的政策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通过煽动匈奴的两位觊觎王位者之间的反目，从而在匈奴帝国激起了一场分裂。其中一位竞争者打算获得对蒙古的控制，想得到汉人的支持。公元前51年（恺撒大帝也是在这一年最终征服了高卢），他成了一位诸侯，来到长安的宫廷里在宣帝面前磕头称臣。他的那位被赶走的竞争对手则逃入了西突厥斯坦的大草原中，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国。公元前35年，一支前来搜寻他的中原大军袭击了他的营地，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一大胆之举阻止了西部匈奴人的扩张，而且（顺便提一句），也无疑保全了欧洲长达400余年。直到公元347年，这些匈奴人才重新集结到了阿提拉[5]家族的周围，再一次开始他们纵横日耳曼和罗马世界的征服之旅。 【注释】 [1]原注：自1912年之后，这也是一种政治划分，当时的中华民国只能控制内蒙古。1924年，外蒙古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主权在1946年得到承认。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卷一百一十二。 [3]马略（前157—前86），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七次被选为执政官。苏拉（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和独裁者（前88—前79）。 [4]《汉书·元帝纪》卷九。 [5]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曾成功入侵罗马帝国，被称为“上帝之鞭”。 [book_title]第9章 文人的胜利 上一章中我们暗示了罗马帝国的形成与汉代帝国的形成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下面的事实则显示了罗马征服的坚固：从横渡卢比孔河[1]（公元前49年）到亚克兴[2]战役（公元前31年），席卷整个拉丁世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始终没有危及罗马帝国的根基。许多年之后，中国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机，险些让汉王朝土崩瓦解，但尽管如此，中国人在亚洲的统治还是得以幸存了下来。 汉王朝早期支系的衰落，显然是由宫廷生活的独特气氛所导致的，因为，并非只有法国才有像凡尔赛那样的宫廷，为王朝的衰落铺平道路。除此之外，还有文人日渐增长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跟实际事务不沾边。这一支系最后几位统治者的历史，是宦党与儒士之间钩心斗角的故事，从客观的立场上看，两者都同样无法面对中国强大的持久需求。27岁登基、43岁去世的汉元帝（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是个胆小懦弱、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任由宦官们监禁自己。随着成帝的登基，衰退进一步加剧，成帝19岁即位，45岁去世（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7年），他既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浪荡公子（他总是夜晚微服出宫，流连皇城的花街柳巷，不惜冒着遭遇袭击的危险）。他的继任者哀帝同样也是19岁即位，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年至公元元年，他生活在一伙娈童之中，任命他的安提诺俄斯[3]为军队统帅。这种堕落最终让王朝声名狼藉。老太后（元帝的遗孀）利用这个机会，把权力托付给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王莽，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扶持一个影子皇帝（一个9岁的孩子）在皇位上待了几个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他就让这孩子喝下了一杯毒酒。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天子”（公元9年1月10日）。 就这样，已经篡权夺位的王莽不再仅仅是个野心家了。当然，后来为颂扬汉代支系复辟而写的官方历史谴责了这个篡位者。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至少是极力掩饰的是：这一统治时期（公元9年至22年）标志着文人党的胜利。王莽对儒家教义颇有造诣，关于家长统治抱有跟儒士们一样的理论，这种统治，就是最早（传说中的）统治者和周代先王的所谓统治，它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卢梭十分珍爱的“自然状态”。本着这一精神，王莽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这些法令利害攸关，不亚于一场无可置疑的社会危机。 因为中国专制统治的出现，使得大土豪得以增加，而小地主阶级随之减少，这增加了食客和奴隶的数量。尤其在饥荒时期，穷人被迫卖掉他们所有的祖业，甚至出卖自己和儿女为奴。王莽力图跟农村人口的这种奴役作斗争，把他们带回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年代。然后，他矛头直指要害：如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4]公元9年，王莽仿效哲学家孟子的远古乌托邦，每8口之家只允许拥有田地5顷。同时强迫领地多于此数的人把余下的田地分给亲戚和邻居。为了防止大领地的死灰复燃，他宣布了一项原则：国家是土地唯一的经营者。他禁止对这一法令作任何更改，从而防止了所有的土地买卖；用同样的方法，他禁止了所有的奴隶交易，只有国家才有权拥有奴隶。 次年（公元10年），王莽创立了一个官方团体，其职责是管制国家的经济。市场监管者们奉命按季度制定每件日用品的最高限价。“市官”们按市价买下那些拿到市场上却找不到购买者的货品（比如谷、绢、布匹等），这些卖不出去的货品被储存起来，等到商品匮乏、面临升价威胁的时候再投放到市场上。官方银行家们以三厘的月息放贷。另一方面，课税均按照所有利润的十分之一征收。除了农民之外（对他们来说每个收获季计算课税很简单），法令要求各行各业——猎人、渔夫、家畜养殖者、蚕农、纺织者、金属制造者、商人、医生、占卜者和术士——全都要申报他们的收入，上缴百分之十的利润给国家。王莽还授权连续铸造货币（这解释了为什么有数量惊人的货币都冠以他的名字），在此期间，他反复让货币贬值。到最后，他下令垄断所有黄金，立法禁运铜。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显示了王莽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门心思要找到解决当时危机的激进办法，而且还表明他更多的是一个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理论家，而不是人性的裁判者。他混乱的国家控制，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普遍的反叛。黄金的垄断使贵族阶级遭受了灭顶之灾。为新发行的劣等货币制定的固定汇率，加上把成色更好的老货币以同样的票面价值归还国家的义务，正在毁掉整个商业。最后，国家的木材和渔业的垄断，严重影响到了小农阶级。经济陷入了混乱，糟糕的收成导致饥荒席卷各省。农民叛乱频繁暴发，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山东，那里的天然肥沃也不足以抵挡经年累月的干旱或洪水，因为这个原因，山东总是成为社会动荡的温床和道教狂热宗派的中心。公元前3年，山东大旱，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饥民在乡间游游荡荡，祈求道家的神。公元11年，黄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山东与河北平原。公元18年，天下饥荒，人相食。一位强盗首领把叛乱的农民组织成了训练有素的队伍，指示他们把自己的眉毛画成红色，以为区别。赤眉军在人民同情的支持下，击溃政府军，很快就控制了黄河下游地区（公元18年）。 与此同时，正统主义并没死去，汉王朝依然有它的支持者。随着王莽改革的失败，在赤眉军起义所带来的混乱之中，正统王朝的拥护者们在叛乱中迅速崛起。两位汉朝皇族后裔，刘秀和刘玄，作为领袖人物出现了，前者在河南，后者在河北。公元22年，这两个集团明智地联合了起来，公认刘玄为领袖，他们袭取了皇城长安。王莽被他的追随者们抛弃，躲到一座修建在皇家花园的池中塔楼的楼顶上避难。他在那里被人刺杀，头颅被献给了汉王。这位梦想按照儒士的理想改变中国社会基础的人，就这样身败名裂。 尽管这位篡夺者被推翻了，但秩序依然没有重新建立。复辟是打着刘玄的旗号才得以实现的，但刘玄是个平庸的人，一旦掌权，就显示出了他的无能。他只对自己的享乐感兴趣，让自己的厨子做了高官。与此同时，赤眉军依然盘踞着东部各省，此时，他们被刘玄的无能所激励，正在向首都进军。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长安，刘玄仓皇而逃。一旦控制了这座城市，农民叛乱者就大肆劫掠。俘获刘玄之后，他们便把他勒死了。 还剩下第二位汉代皇位觊觎者刘秀，此人的才识器量大不一样，他机智聪明、精力充沛，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一位深受欢迎的领袖。在长安被毁之前，他就在洛阳建立了自己的总部，此时，他在洛阳称帝（公元25年）。赤眉军在彻底抢劫长安之后，便开始向东退却。刘秀的大军把他们包围在了长安与洛阳之间，斩杀无数，剩下的都成了俘虏，总共大约有8万盗匪和他们的女人。此外，刘秀精明地意识到了该如何结束一场革命，他在革命者当中挑选精干强健的人，把他们编入自己的大军（公元27年）。三年之后，他对行政管理的改革已初见成效，税负下降到了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之间。 【注释】 [1]卢比孔河，发源于意大利中北部的一条河流，公元前49年恺撒率大军渡过此河，从此开始了内战。 [2]亚克兴角，希腊西部一海角和古镇，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此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3]安提诺俄斯，古罗马美男子，为罗马皇帝哈德林所宠幸。 [4]《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 [book_title]第10章 丝绸之路 汉王朝复辟了。幸运的刘秀如今当上了皇帝（光武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25年至57年），他花了32年的时间来修复战争给他的国家所带来的满目疮痍，重新建立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 在天下大乱的那些多事之秋，中国自然而然地丢掉了其大部分外国属地。革命是有传染性的，某些依然保持忠诚的领地，在动乱岁月里也成了迟来的反叛的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国，就正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一时期，安南国仅仅只包括东京湾和顺化以北的安南。现代安南的南部和中部各省，当时还处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事实上，安南人只占据了东京湾三角洲和北部安南狭窄的沿海地带，因为安南人本质上是这一海岸的稻田耕种者——这种生活方式把他们跟同一种族的邻居芒族人区别开来，后者则是生活在内陆森林地区的猎人。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安南人与汉人的关系更近一层。大约在公元前110年的时候，中国人统治了这个国家，而后者也温顺地承认了这种宗主权。清化的墓葬群中，在同样的地点，既发现了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亚”器具，也找到了纯粹的汉人物品。然而，公元40年，作为一系列中国管理失误的结果，安南人在两位后来在当地传说中非常著名的女英雄的激励下，摆脱掉了中国人的统治。光武帝把平定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久经沙场的将领马援，他在印度支那海岸（这是当时中国航海家到达过的最远点）所创下的辉煌业绩，为他赢得了“伏波将军”头衔。公元42年，马援进入东京湾，次年初就平定了安南人的叛乱。据传说，广南（土伦地区）的那根铜柱就是他竖立起来的，以标志中国领土与安南那些化外之地之间的边界。 公元45年，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另外的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把游牧生活带到了更远的东方，直逼大兴安岭，为了击退这些游牧民，马援从印度支那出发，奔赴帝国的另一端。不久之后，匈奴人内部出现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亚细亚出现了一场大范围的干旱，以至于三年时间里大草原寸草不生，成了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半数畜群甚至还有一些牧民因为饥饿而死去。就像匈奴人中间一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内部分歧紧接着干旱旋踵而至。公元48年，内蒙古的游牧民起来反抗统治着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首领，因而承认了中原的宗主权。他们沿着鄂尔多斯河套的边境建立了同盟国，守卫着中国的长城和黄河的那一部分。只要汉人能够维持他们的霸权，这些匈奴同盟者就一直保持着对汉人的忠诚，而这种霸权保持了200余年。到光武帝死的时候，汉人的霸权就这样在远东恢复了。他的霸业留给了他的儿子明帝（公元57年—75年），才通过在中亚的保护国而得以完成。在他的统治时期，汉人一直在努力最终解决塔里木盆地的问题。 像中亚的其他地方一样，塔里木盆地也是一个内陆水系地区。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大多数在汇入塔里木主河道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而塔里木河，当它自己消失在罗布泊的盐碱沼泽里的时候，也几乎干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却主要由一片堪与华北黄土相媲美的富饶土地所组成，因此，在那片可以灌溉的土地上，农业耕作者和果园栽培者可以不费力气地得到丰厚的回报。事实上，这跟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在干涸的过程中流经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是一样的。从塔里木河两岸向后，生活的富庶程度缓慢衰退，只有沿着环绕塔里木盆地的两个半圆形山脉才能维持生存；北边有天山拱卫，南边被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所环抱。那里，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流淌，一串绿洲形成了农业耕作最后的庇护所。这些绿洲，在东边跟罗布泊以西的疏勒（喀什噶尔）遥遥相对；在北边——从疏勒往东——是龟兹（库车）和焉耆，吐鲁番就是由此向东北方向延伸；在南边——又是从疏勒开始——是莎车、于阗（和田）、尼雅和米兰，最后一块绿洲靠近罗布泊。 这些绿洲的主要意义就潜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们组成了沙漠商队的两条主要路线，一端是中国，另一端则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它们是远东和西方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媒介。此外，这些绿洲一直被精耕细作，灌溉作业把它们变成了花园之城，这里盛产玉米、小麦、甜瓜、西瓜、苹果、杏子、石榴和葡萄。在这些绿洲上耕耘劳作的农民，不同于他们周围的阿尔泰游牧民（尽管他们眼下都说突厥语），反而更像西亚的农业人口。即使在今天，他们的身体外貌也不是蒙古人的，而是非常类似于高加索人的伊朗变种。探险家李默德[1]描述他们有着“浓密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在没有经过风吹日晒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呈白皙的玫瑰色，他们长卵形的脸蛋上长着精致、突出、常常还笔直的鼻子，褐色的眼睛一点也不歪斜”。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中国旅行家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画像。 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凿实了这一人种史学的证词，并表明，直到公元9世纪，吐鲁番、焉耆和疏勒等地的人，说的并不是突厥语，而是纯粹的印欧语言，跟伊朗语、梵语和欧洲语言很接近。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其对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主要通道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吸引远东和上亚细亚的两个军事强国的注意。来自杭爱山脉的匈奴人，和来自甘肃边陲的汉人，全都眼睁睁地盯着这两条沙漠商队的路线，全都声称自己有权控制它们。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汉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原就已经成为吐鲁番盆地的那些小国的宗主国。但是，在公元纪元的头25年里，汉人的内战却让他们在那里丢掉了大量的地盘，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 后汉朝廷幸运地拥有一群杰出的军事将领以收复这一地区，“开西域”。公元73年，汉朝的两位将领窦固和耿秉（骠骑将军），率领一支预备远征军进入蒙古，把北部匈奴人赶得仓皇逃窜。为了堵住他们的通道，汉朝军队在戈壁西部的心脏——哈密绿洲——建立了一块屯垦移民地。公元74年，窦固和耿秉对吐鲁番绿洲发动了一场进攻。匈奴王“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2] 这些汉人将领中，最大胆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骑兵将军。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哥哥和妹妹——后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才女之一——前者是《前汉书》的作者。而班超则更喜欢戎马建功，而非文字传世，尤其喜欢西部的冒险生活。他还认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3]有一次，班超受命率领一支小分队去罗布泊地区打探消息，他从当地国王不甚友好的姿态中推测到对方已被匈奴的使节争取过去了。在遇到一位当地人的时候，他突然发问：“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对方惊慌失措，将全部实情和盘托出。班超随即把手下的军官们聚到一起，“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要取得随军从事的许可，班超愤怒地拒绝了：“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最后说服了他们。夜幕降临，狂风大作。“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完事后，班超把鄯善国王召到自己面前，一言不发地向国王展示了匈奴使节的首级。这位正打算出卖他们的国王，乖乖地重新对汉朝俯首称臣。 在塔里木盆地的南边，于阗的国王也正在洗耳恭听匈奴使节的说辞。这一事件同样很严重，因为，罗布泊能够阻截沙漠商队的到达，而与此同时，于阗却控制着整个南部通道。班超受到这一变节行为的警告，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于阗国王对他不够尊重，因为一位跟匈奴人勾结的本地巫师煽动他反对汉人。这位王室巫师声称：“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国王被这个消息给吓着了，于是冒昧地向班超求马。班超假装答应了，条件是要那位巫师亲自去取。巫师刚到，班超就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送给了国王。后者屈服了，乖乖地交出了匈奴的使者。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场反对汉人保护国的普遍叛乱。班超被困疏勒，而另外几位汉将则被封锁在吐鲁番附近。他们粮尽草乏，不得不用器械装备上的皮革果腹，但他们坚持到了最后。在此期间，汉朝廷被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给吓坏了。明帝刚好在这段时间去世，他的儿子章帝继位（公元75年），是年，章帝只有20岁。朝廷颁诏，下令撤出塔里木地区。班超装出服从的样子，或者至少是撤到了于阗；然后，他改变了主意，不顾收到的命令，从容不迫地掉转方向，重新在疏勒站稳了脚跟，把所有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背叛的人全都斩了首。与此同时，来自甘肃的汉朝军团也正在从匈奴人的手里收复吐鲁番地区。“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4] 在给新皇帝的一篇上疏中，班超极力把朝廷的畏怯姿态与自己在西域的方法策略协调起来。这位汉人英雄指出，那些被文人们指责为劳民伤财的远距离作战，其实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防卫政策。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保护中原免遭匈奴人周期性的攻击：“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而他的方法才是货真价实的殖民政策：“以夷狄攻夷狄。”事实上，仅凭强迫新近征服的每个绿洲提供兵力，他就能够实现对塔里木地区的征服，这些兵力被他用来对付仍在反抗的其他几个绿洲。在他的军队中，除了少数冒险家和那些打算在变故频仍的戎马生涯中找回荣誉的流放犯之外，纯粹的汉人因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人攻击的保护地之外。他对皇帝解释说：“莎车、疏勒（喀什噶尔）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明智地把这一地区（这里因接近帕米尔高原和内陆森林而保持着郁郁葱葱）与从罗布泊一直延伸到敦煌的那些多石盐质黏土沙漠进行了对比。 所有这些殖民政策，全都是建立在对当地人心理状态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这场比赛中，班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公元87年，最近在叛乱中脱颖而出的疏勒国王假装降顺，并请求召见。国王领着一支精干强悍的骑兵小分队到达了，计划发动一场奇袭。而班超这方面，则假装相信客人的善意，设宴款待他。酒酣耳热之际，班超抓住了国王，砍掉了他的脑袋。就在同一瞬间，汉朝军队露出真实面目，攻击了敌人的骑兵队，把他们全给杀了。公元88年，在莎车，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既有汉人，也有于阗的援军），他伪装在夜间撤退，然后通过一次强行军掉头返回，在黎明时分向莎车人发起进攻，斩首5000余人，迫使莎车城降顺。 对北方的蒙古，汉朝将领们的意图（或者说是与班超竞争的好胜心）也同样坚决。公元91年，汉朝军队直捣匈奴的心脏，大概一直到了鄂尔浑河的两岸，俘获了匈奴酋长的全家。在塔里木地区，龟兹大绿洲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得到来自匈奴人的更多帮助，于公元90年投降。只剩下焉耆仍在反抗。公元94年，班超率领一支来自龟兹和罗布泊的援军部队，向反叛者的城市进军。当地人砍断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梁，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班超涉过了这条齐腰深的小河，出现在焉耆城前的沼泽地里。有些焉耆人得以逃过了博斯腾湖，但剩下的人全都被迫投降。焉耆国王被斩首，行刑地点就在他当年杀汉人都护的地方。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朝廷授班超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这位汉人征服者成了中亚事实上的总督。他“逾葱领（即帕米尔高原），迄县度（悬渡），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也就是说，一直到了波斯和印度的门户。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是印度－斯基台人的王国，我们稍后将有机会更充分地谈到这个民族，因为佛教正是通过他们传到中国的。波斯是安息王朝帕提亚人的，由于班超的征服，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即使没有实际接触，至少是建立起了商业上的联系，同时，他们还在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接壤。帕提亚人是今日伊拉克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区的主人，毋庸置疑，河中与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把帕提亚人跟中国人的征服隔离开了。然而，就在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着他们的同时，中国军队的进军步伐，似乎也正从帕米尔高原的山坡上隆隆逼近。公元94年，帕提亚人“借助一连串的翻译”，认识到审慎的做法是：派遣一位使节携带礼品去大汉朝廷，这些礼品可能被描述为贡品。97年，班超委托他的一位助手（名叫甘英），去跟这些帕提亚人以及更远的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关系。 中国人已经知道了罗马帝国，并冠以“大秦”[5]这个名字。他们甚至知道东罗马帝国的一些都城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译为“轩都”，亚历山大城被翻译为“安都”[6]。如果班超的特使成功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话，那应该是在图拉真皇帝登上皇位的时候。图拉真的统治时期（98年—117年）标志着罗马帝国在亚洲扩张的巅峰，在一场令人难忘的战役中（114年），他作为征服者进入了帕提亚人的都城泰西封。你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军团与罗马军团之间为了中亚的联合宗主权而结成同盟，或者换一种更谦虚的说法，为了在图拉真的罗马人、印度－斯基台人和班超的那些能征善战的军队之间达成一连串的协定。这不过是徒然的美梦。因为中国特使甘英在见到帕提亚人之后，听由他们劝阻自己不要向罗马边境推进。这似乎足以表明：帕提亚人是多么害怕罗马与中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 公元102年，班超退役。他满载着荣誉回到了首都洛阳，但29年的戎马生涯耗尽了他的生命，几个月之后，班超去世。在他死后，他的伟大事业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新的挫折。他在塔里木地区的继任者们，就内在本质而言都是一些诚实正直的戍边将领，但他们对殖民地的环境一无所知。在生前，班超已经警告过他们：“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结果，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场普遍的反叛。 中国朝廷再一次变得沮丧气馁。儒士们又有机会拿出他们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要求放弃保护国。基调总是一成不变，在古圣先王的时代——这在中国文人的说辞里总是被描绘为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外国领土：“局限在其固有的边界之内，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供养这些遥远的戍军呢？耗费甚巨，而且也证明无力阻止周期性的叛乱。”在御前会议上，当班超的儿子班勇请求发言时，儒士们的观点正要占上风。班勇说：“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 中国在这些地区所建立起来的保护国，其于文明史的发展关乎至重。正是在那一时期，通过打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两条通道，从而使得中国与罗马世界建立起了商业联系——北边的通道途经罗布泊、焉耆、龟兹和疏勒，南边的通道途经罗布泊、尼雅、于阗、莎车和疏勒。中国人就是通过这两条通道把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罗马的亚细亚，其中主要商品是丝绸。这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旅之路（包括它的两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 中国人的养蚕，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期。《禹贡》和《周礼》这两篇文献的年代，前者来自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后者则来自公元前4世纪，其中就说到了丝绸是那个地区（今山东与河南）的主要财源。到了汉代，丝绸卷在与外国朝廷的官方交易中被当做流通货币来使用。 当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熟悉丝绸的时候，没有比它的需求量更大的商品了。亚历山大港与罗马城为了不同货物的目的地而争吵不休。卢卡[7]告诉我们，克利奥佩特拉想在宴会上让宾客们目眩神迷，而身着华丽的丝绸衣袍闪亮登场。维吉尔[8]在他的《牧歌》中这样歌唱蚕茧：“赛里斯[9]人从树上梳下来的精细的羊毛。”用赛里斯这个名字来称呼中国人，意味深长；它源自丝绸这个词，因为对罗马人来说，中国首先是“丝绸之国”，或者称“赛里卡”（Serica）。丝绸的时髦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提比略[10]制定了戒奢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服，为的是保证对妇女的充足供应。普林尼和马提雅尔[11]也谈到过丝绸贸易，这种买卖总是在首都最时髦的街区里进行。整个贸易都必须经过帕提亚人的帝国，中国史书记载，帕提亚人意欲保护他们对中国丝绸的垄断，因此，他们阻止了中国与罗马之间的直接交流，正像我们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蒂提亚诺斯的希腊－罗马商人（他是马其顿本地人，其主要生意看来应该是在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他的代理人探测从叙利亚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从而克服帕提亚人的阻碍。他的调查成果，通过推罗城的马里诺斯（约公元110年）、经由地理学家托勒玫（约公元170年），传到了我们的手中。这条通道，显然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希拉波利斯（今阿勒颇以东的曼比季）穿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再从那里穿过阿克巴塔那（今哈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鲁德），再经马雷（即木鹿）的安提阿，进入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到达巴克特拉（今巴尔赫）。从那里折向北，在帕米尔高原的脚下，“走上科默多伊那岩石嶙峋的坡道，穿越崇山峻岭，然后转而向南，直到那条通向平原的峡谷”，至此，你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石塔”的地方，叫石塔的地方还有很多，分别位于塔什库尔干、莎车的西南、阿莱的上游河谷和疏勒的西部。根据马里诺斯和托勒玫的描述，这条通道从那里通过“迦西亚（Kasia）国”——这里可能就是疏勒（梵语为Kacha），尽管与有些人说的相反——然后，经伊塞顿·希西卡（可能是龟兹）、达姆纳（多半是焉耆）和伊塞顿·塞里卡（大概在罗布泊地区）。这条通道经过达克斯塔（很可能是玉门关，从敦煌进入中国的门户）和吐火罗（可能是今天甘肃省的甘州），那里是当年所有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这条通道终止于“丝都”，很可能就是汉代早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当时从西方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大城市。 丝绸之路并不是汉帝国用来与罗马帝国来往交流的唯一通道。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马里诺斯和托勒玫还描述了一条海路——这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终点是卡提喀拉港，可能就位于今天的东京湾海防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公元90年）记载，一直向着黄金半岛（马六甲半岛）的北边航行，就可以到达一个名叫“秦那”的内陆城市，中国的丝绸就是从那里出口到巴克特拉。很有可能，希腊地理学家所谓的秦那（Thina，就是希腊语的China）就是这一时期的汉代首都洛阳[12]。最后，我们从中国的编年史家那里得知，公元166年，一位显赫的人物来到中国，声称自己是奥勒留[13]皇帝的特使（在中文里，奥勒留的名字被翻译成“安敦”）。这个陌生人“自日南徼外”，经海路来到中国，所谓的日南，是汉朝的一个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过这两条通道——横跨大陆的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佛教即将进入中国，对于这个远东王朝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件。 【注释】 [1]李默德（Fernand Grenard,1866—?），法国探险家，曾于1889年至1894年穿越新疆、蒙古、西藏等地。 [2]《后汉书·耿秉传》卷十九。 [3]《后汉书·班超传》卷四十七。本章的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于此。 [4]《后汉书·耿秉传》卷十九。 [5]原注：秦跟古老的秦国是同一个字，“大秦”这个名字的来历尚不清楚。译注：古大秦相当于何地，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谓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谓指罗马帝国，一谓指黎即亚历山大城。 [6]安提阿为古叙利亚首都。作者在这里正好弄反了，中国古书中的黎或黎轩一般认为是亚历山大城，而安都则是指安提阿。 [7]卢卡（Lucan,39—65），古罗马诗人，他的《法尔萨利亚》是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内战的史诗记录。 [8]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其主要作品为史诗《埃涅伊德》。 [9]古罗马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意为丝绸，后面提到的Serica一词也由此演化而来。 [10]提比略（Tiberius,前42—37），古罗马皇帝。 [11]小普林尼（Pliny The Yowger,61—113），古罗马执政官和作家，他的书信提供了有关古罗马人生活的珍贵信息。马提雅尔（Martial,约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 [12]原注：China看来似乎是来自古梵语对东方地区的称呼，而并非像人们常常猜测的那样是来自秦国这个名字。在必要的时候，中国人会把世界的中心（他们就生活在这里）跟外围地区区别开来，一个古老的措辞变成了现代这个国家的名字：中国，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中央之国”。 [13]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罗马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 [book_title]第11章 佛教的启示 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印度宗教，大约600年来一直只局限在印度。其创立者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至公元前486年之间生活在恒河的东部流域），他最终挣得了“佛”这个头衔（换句话说，就是“大觉大悟者”）。他是尼泊尔丛林里的一位年轻贵族，弃绝红尘，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经过漫长的禁欲苦修之后，他认识到这是白费力气，在伽耶（今巴特那以南）的菩提树下，他获得了彻悟。他认识到了众生皆苦的普遍规律，这表明，俗世只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湍流，最终将沦为悲痛。同时应该说，这种悲观主义，源自于印度人普遍抱持的一种信念，这就是对灵魂转生轮回的信念。西方宗教提出了来世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来世，则是以噩梦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所有这些轮回的机会——生、老、病、苦、死——都是为了永恒的苦难而再生的，这就好像是宣判了来生的苦役。 对于这种噩梦般的轮回，佛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要想逃出轮回世界的这种永恒的转生循环，首先必须消灭“对生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导致了转世），消灭自我。这种消灭，是真正的涅或者至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佛并不鼓吹自杀（这只能把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中），而是提倡与激情作斗争，提倡为了一切生命而牺牲个体，把普遍的善推行到为了众生（包括人和动物）而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佛的教义，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消极，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克己、贞洁、慈悲和温顺的处世准则。 要理解佛教的极大扩张，你首先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种精神气氛，对于真正高贵的灵魂来说，必定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特别是，我们不难指出，那些关于佛的“前生”（在各种各样的人和动物的外表之下）的传说中充满着诗意的元素，这些传说在文学和艺术中都得到过表达。其中包括那个为了鹿群而牺牲自己的鹿王，那只为了供养道士而自投于火中的兔子，那头提出把自己的长牙献给凶手的大象，以及许许多多别的故事。 在其创立者在世期间，佛教就在恒河东部、摩揭陀（南比哈尔）、贝拿勒斯和奥德等邦宣讲，再从这些地方逐渐传播到整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教派，由一个僧侣阶层所组成，他们集中居住在寺庙里，团结了一大帮底层的俗家信众。在接下来的500年的时间里，佛教信条自然也得到了修改。在其创立者的那种稍显冷漠的道德信条的基础上，添加进了满足人类心灵需要的神学信仰。历史上的佛陀，达到了涅（换句话说，就是“寂灭”），对祈祷者来说，变得几乎不可接近。后来的佛教，通过创造出许多未来的佛——菩萨——从而避免了这种困难，这些菩萨正等待着在极乐世界里道成肉身的时刻，而这段等待的时间，就被用来拯救俗世苍生。其中有些菩萨最终会赢得历史上的佛陀的热爱。弥勒菩萨就是这样的情形，他道成肉身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称为“佛教的弥赛亚”。接下来有观音菩萨，她的梵文名字表明她是“佛教的神”，相当于“佛教的圣母马利亚”，这位“女神”观音，将要在中国佛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观音菩萨密切相关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他在中、日几个虔诚教派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观音菩萨。这座万神殿的创造（显然是于公元1世纪在印度北方建立起来的），正好赶在佛教准备承担起皈化远东的任务的时候，完成了佛教的主要面貌。 新近创造出来的菩萨，将对这次皈化作出很大的贡献。这些高高在上的属灵造像，充满了怜悯和慈悲，在周围产生出一种信任和爱的气氛，这是一种虔诚的、私人化的宗教，东亚还拿不出可以与之匹敌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儒教和道教拿不出任何相似物），将从佛教当中找到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的启示，这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是有吸引力的。哲学思考在佛教中找到了取之不尽的营养源，多亏了形而上学，印度佛教才在接近公元1世纪的时候凭借它登上了顶峰。一般而言，这样精心构建起来的体系，其所宣扬的通常是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非现实基础之上的绝对理想主义。宇宙成了一个“纯粹的思想”王国，一个“理想之海”，这种信条与古代的中国道教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除此之外，人们的感情不可能不被关于每位菩萨的无数传说所吸引，被那些为了让他们崇拜而设立的慈爱亲切、令人惊叹的佛像所吸引，被圣徒们的生平——“佛教的黄金传说”——所吸引，被天堂和地狱的缤纷色彩所吸引，最后，尤其是被佛教艺术本身所吸引。 直到基督纪元开始之后，印度佛教才产生出了富有魅力的、深受印度永恒自然主义启示的艺术。这些最早的、纯粹印度雕塑流派的艺术家，从来不敢描绘佛陀的肖像，就像穆斯林不敢描画安拉或穆罕默德的画像一样。毫无疑问，这并不单单是个尊敬的问题，它还是个逻辑问题：因为，一个最终实现了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已经去人格化的人，希望通过肖像让他复活肯定是矛盾的。即使是在他的生活场景中，佛陀的像也被许多传统符号所取代。然而，当希腊精神在西北印度扎下根之后，这个观点发生了变化，最初，那里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统治之下，后来是在继任的印度－斯基台人国王们的治下，他们本人都是希腊文明的坚定支持者。皈依佛教的希腊人觉得有必要写实地表现佛陀，并从他们的阿波罗神那里得到了灵感。因此，最早的佛像（大约塑于公元初叶的白沙瓦地区，即古代的犍陀罗），纯粹就是阿波罗，简单地添加了佛陀的一些仪式特征：双目之间的智慧标志，拖长的耳垂（在佛陀还是王子的时候由于佩戴沉重的耳环而导致的），最后是用来承载花饰头巾的假髻，这一特征在后来当这种头饰的样式被遗忘了的时候发展成了脑壳的隆起部分。 在古犍陀罗和更西边的哈达（位于白沙瓦与喀布尔之间）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希腊佛陀，它们有着古典主义的轮廓和希腊风格的衣饰。就是这种类型的希腊佛陀，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一步接一步，穿越整个中亚，传递到了中国和日本，产生出了难以数计的远东佛陀。至于在这场漫无边际、穿越时空的旅行中，最初的希腊佛陀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就更不用说了。等到变成中国的佛陀之后，也就走到了它的终点，不过即使在这时候，依然能凭借轮廓的线条和衣饰的排列，让人依稀想起它遥远的希腊血统。 印度佛教在着手皈化中亚（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前不久，就开始采用这种希腊风格的肖像法。 看来很有可能，佛教僧徒们在中国宣讲其教义的时候异乎寻常的迟缓。释迦牟尼死于公元前486年，可直到公元60—70年，才有最早的佛教团体见于记载。事实上，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佛教僧徒在中国的传教，才因为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时发生而成为可能。首先，西北印度和阿富汗（当时这一地区也像恒河流域一样有很深的佛教根基）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这是一个起源于中亚的民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跟中国人的联系，而刚刚作为最后的印度－希腊国王的继任者在印度和波斯边境安顿下来，他们就同时开始接触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和希腊文明。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印度－斯基台人国王，就是迦腻色迦，他多半跟班超和图拉真是同时代的人。迦腻色迦留下了一些精美的硬币，带有按希腊方式处理过的佛像，用希腊文刻着Boddo（佛）这个名号。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暂的反目之外（当时印度－斯基台人试图插手塔里木盆地，被班超挫败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不错，这确保了印度与塔里木地区那些中国人的保护国之间交流的安全可靠。 汉代中国对西域的征服，其对于宗教的重要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会过分——这就是有利于佛教在东亚传播的第二个历史因素。汉代的“天下”帝国的形成（其范围直到帕米尔高原，也就是印度的门户），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成了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邻居。佛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很快就因为这一空前有利的地理位置而受益。同样，大致在同一时期，罗马人的征服使得天主教在西方的传播成为可能。就这方面而言，“华夏盛世”在远东的宗教上的意义，与“罗马盛世”在地中海世界的宗教意义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支配，佛教僧徒的传道路线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阗地区开始，正像那里发现的希腊－佛教雕像所显示的那样。于阗东北部买里克阿瓦提的一座古代佛塔的院子里的那些浅浮雕，其鉴定年代来自公元1—2世纪，其衣饰具有纯粹的希腊式韵味。佛教的传教路线遵循沙漠商队的丝绸贸易通道。在古于阗（在约特干）以及更东边尼雅附近的地方，发现了罗马工艺的凹雕，表现的是古代众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驷马战车。这些凹雕，显然大部分可能都是流动的玉石工匠在现场刻下的，那些亚洲希腊人、叙利亚人或大夏人出于利益的诱惑或对旅行的热爱而不远万里来到这个丝绸之国。在罗布泊以南的米兰，在一座大约公元3世纪的古代佛教寺庙里发现了一些壁画，除了佛教的灵感之外，还可以发现罗马亚洲或庞贝的影响。你会惊讶地发现，佛陀的身边环绕着僧侣、长着翅膀的精灵、戴着弗利吉亚帽的无须男人、弹琵琶的女人，最后，是驷马战车，显然源自于叙利亚的罗马艺术。其中一幅壁画有印度文的题字，显示画家的名字叫提塔（Tita），这很可能是提图斯（Titus）的印度语翻译。还有几件东西，比这些佛教和罗马绘画更能透露内情，都是在罗布泊沙漠的核心地带找到的，这里是沙漠商队通道到达中国第一个边境站——敦煌——之前的最后一段。 但对于那些来自西北印度的佛教僧徒来说，塔里木盆地只不过是进入中国的门户而已。公元60—70年间，一位汉朝亲王的宫廷里组织了一个最早的佛教团体，他的封邑在今天的江苏省。我们有趣地发现，这位亲王是位道教徒。事实上，佛教最早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在中国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道教教派；罗马天主教最初也是这样，在人们看来只不过是个犹太教教派而已。佛教僧徒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种最初的误解。要创造一套全新的语汇把印度人的观念翻译成汉语——也可以说是翻译成汉人的思想，从道教中借用类似的术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也就是照着道教的模子铸造他们新的表达方式。类似地，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把基督教的神学观念翻译成汉语，不得不从儒家知识分子那里借用部分词汇。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辩护士也是这样，从柏拉图和斐洛那里借用他们的哲学术语。中国最早的佛教团体，正像马伯乐所说的，是一些“越来越有佛教气息的道教”信徒。 最重要的佛教团体，自然是公元2世纪下半叶在皇城洛阳成长起来的一个团体。它是一个帕提亚人所创立的，此人148年到达中国，170年去世。在最早前往中国的佛教僧徒中发现一个帕提亚人似乎有些古怪，但这绝不是孤立的例子。这一时期，以及公元3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国的佛教僧侣阶层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些帕提亚人，还有印度－斯基台人，统治阿富汗和西北印度的印度－斯基台帝国的本地人。在大汉帝国建立的佛教团体中，这些人的出现赋予了佛教在这个国家的传播以额外的意义，因为佛的信仰带给远东的不仅仅是印度人的思想和希腊人的艺术，而且还有来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响。 尽管有这些局部的成功，但在汉代中国，佛教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在一开始它因为跟道教的混淆而受益，但道教徒们很快就醒悟过来，公开揭发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怀着压制不住的宗派敌意，他们对佛教僧徒穷追猛打。至于儒家知识分子，他们明确宣布了对这个“外来宗教”的最终判决：佛教徒的落发出家是反社会的，因为这种修行方式摧毁了家庭生活，危害到了祖先崇拜，而佛教僧侣则自私地专注于自己的个人拯救，对国家的命运表现得漠不关心。这只是争吵的开始，它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千百年来，儒家学者和佛教徒一直在拿着不对等的武器互相战斗，因为儒教——在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上——所要维护的是官方的国家学说，而佛教，即使是在本人好佛的皇帝的统治之下，也只能代表非官方的活动，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不管它在宗教盛行的年代传播得如何广泛，但对中国人的家庭和中国人的国家来说，它始终是外来的东西。 在汉朝的统治之下，佛教尽管从未受到过迫害，但它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却并不比基督教在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的罗马帝国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book_title]第12章 汉代的盛衰 中国在汉王朝统治下所享受的长治久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空前的财富，这一时期的艺术可以为此作证。 汉代中国的艺术，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因为它代表了早期艺术发展的巅峰，这个时候正好就在佛教引入的外来影响彻底颠覆传统标准之前。 我们已经描述过古代中国青铜器发展的主要阶段。首先是商代青铜器，这一时期有着惊人的创造活力，有着生气蓬勃的力量、自发性和多样性的主题，这在此后任何年代都是无可匹敌的。接下来是周朝初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态笨重，装饰贫乏。最后是战国时期和秦代青铜器，这是一个创造活力复兴的时期，其装饰因为明快的节奏而显得生气勃勃。随着汉代的到来，形态被大幅度地简化，以至于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尽管线条很纯净，但有时候带有希腊花瓶的那种节制。在它们的装饰中（在这些青铜器上，除了带环把的饕餮之外，装饰并没有被完全禁止），战国青铜器的繁复被同样引人注目的简朴所取代。所有过度的装饰（这在某些古代青铜器中发挥到了极致）全都消失不见了。从这以后，主题的典雅精致便潜藏在“装饰的对称，对线条和符号的巧妙使用，以及圆雕中模型的节制”。浮雕中的装饰，常常被雕刻的图案或镶嵌的绿宝石、孔雀石或金银所取代。“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了非凡的装饰效果，要么是几何图案，要么因为或真或幻的场景而生气饱满：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打猎或战争的场景，全都因为它们惊人的活力而令人称奇。”在汉代的带扣上（另外一些则无疑是来自战国时期），也发现了类似的宝石和贵重金属镶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衣物的装饰有匈奴的起源。在汉代中国得到广泛发展的镶嵌工艺，也许是从希腊－意大利世界引入的，这也并不是不可能。 铜镜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和汉代，并迅速传遍全国。这些镜子，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为了某种神秘的目的，它们都带有这两个时期的装饰特征。汉代的铜镜同样显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