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有花生的寻常一天 [book_author]雪莉·杰克逊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7145 [book_dec]本书是美国短篇小说大师、哥特小说女王雪莉·杰克逊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了她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最高的21篇短篇小说。其中多篇作品曾获文学大奖，如《抽彩》（1949年获欧·亨利奖）、《回家吧，路易莎》（1961年获爱伦·坡奖）和《邪恶的可能》（1966年获爱伦·坡奖）。此外，《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1944）、《度夏的人》（1951）、《有花生的寻常一天》（1956）、《睡衣派对》（1964）等多篇名作曾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年选》。 雪莉·杰克逊的小说往往关注普通人在温和、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突然遭遇的坠落，从中剖析人性的阴暗面，用讽刺的手法揭示浪漫幻想背后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现实。 [book_img]Z_10090.jpg [book_title]抽彩 六月二十七日的早晨阳光明媚，带着盛夏早晨的清新和暖意。鲜花绚丽地绽放，绿草如茵。十点左右，在邮局和银行所在的广场中央，村里的人开始聚集起来。在其他小镇，因为居民太多，抽彩要花整整两天，那就必须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不过这个村子只有三百个居民，抽彩只要花两小时不到，所以早上十点开始，居民还可以在宣布结果后回家吃午饭。 最先到的总是孩子们。学校前不久刚开始放暑假，大多数孩子无所事事，想找点乐子。他们习惯先安静地三两聚集，然后再哄闹，他们永远在聊班级和老师、课本和惩罚。博比·马丁已经在口袋里塞满了石头，很快其他男孩也有样学样，从地上捡起最圆最光滑的石头。博比和哈里·琼斯还有迪基·德拉克洛瓦（村里人把这个姓氏念成“克拉克罗伊”）最终在广场的一角堆起一个巨型石堆，他们看守着，怕其他男孩来抢。女孩们则站在一旁，她们相互交谈，偶尔抬眼瞅瞅男孩们；年纪更小的孩子要么是一团沙似的跑过来，要么被他们的哥哥姐姐牵着。 不久，男人们也到了，打量着自家孩子，他们聊庄稼和降雨、拖拉机和税收。他们站在一起，远离广场一角的石堆。他们讲的笑话很含蓄，而且多半只是微笑，很少大笑。穿着褪色家居服和汗衫的女人也跟着自家的男人出来了。她们彼此打着招呼，在走向各自丈夫身边时，交换着村里的八卦。很快，站在丈夫身边的女人们开始召唤自己的孩子，至少要叫上四五次，孩子才很不情愿地走过来。博比·马丁躲过母亲伸过来抓他的手，笑着跑回到那堆石子边。要等父亲大声训斥，博比才学乖，赶紧回来，站在他父亲和长兄之间。 抽彩由萨默斯先生主持（就和广场舞、青少年俱乐部、万圣节庆祝等其他传统活动一样），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这些村民活动。萨默斯先生圆脸，样子总是乐呵呵的，经营煤矿生意。村里人同情他，因为他没有孩子，而且妻子动不动就骂他。当他捧着黑色的木箱子抵达广场时，聚集的人群中爆发出小声的嘀咕。萨默斯先生挥挥手，喊道：“伙计们，抱歉今天有点迟了。”邮局局长格雷夫斯先生拿着一张三脚凳紧随其后，他把三脚凳摆在广场正中央，萨默斯先生把黑箱子放了上去。村民们站在原地，和三脚凳保持着距离。萨默斯先生问：“有没有人愿意来搭把手？”人们迟疑着，直到马丁先生和他的长子巴克斯特走上前去，他俩把箱子牢牢按在凳子上，萨默斯先生搅动着箱子里的彩券。 很久之前，最早用来抽彩的装备就已经丢了。现在摆在凳子上的这只黑箱子在沃纳老爷子（村里最老的人）出生之前就开始使用了。萨默斯先生好几次跟村民提议要做一只新箱子，尽管黑箱子所能体现的传统这么有限，村里人还是不想破坏这仅剩的传统。有人说，现在的这只箱子是用之前的箱子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之前那只箱子就是来这里建村的第一批村民们制作的。每年，抽彩之后，萨默斯先生都会重提要做一只新箱子，但是每一年这个提议都会被忽略。黑箱子一年年地变得越发残破，现在它都不能算全黑的了，有一面破损得严重，已经露出了木头的原色；另外几面要么褪色，要么沾染上其他污迹。 马丁先生和他的长子巴克斯特把黑箱子牢牢按在椅子上，直到萨默斯先生把里面的彩券洗好。因为大多数的仪式过程已经被遗忘或者舍弃，萨默斯先生成功地用纸彩券取代了之前好几代人在用的木牌彩券。萨默斯先生之前解释，要是村子的规模很小，用木牌彩券没问题，但是现在村里已经有三百号人，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必须用一些能够塞进黑箱子的彩券。抽彩前的那个夜晚，萨默斯先生和格雷夫斯先生制作好所有纸彩券，装进箱子，之后箱子被送到萨默斯先生煤矿公司的保险箱里锁好。直到第二天早上，萨默斯先生亲自去取，径直带到广场。一年中余下的日子，箱子会被收起来，有时候放在某一个地方，有时候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一年，箱子被收在格雷夫斯先生的谷仓里，还有一年存在邮局里，也有时候箱子被放在马丁家杂货店的货架上。 在萨默斯先生宣布抽彩正式开始之前，还有一大堆程序要走。先要拟定抽彩名单：每个家族的大家长，每个家族里每一分支的家长，再是每一分支里每一户的家长。然后，萨默斯先生必须在邮局局长的见证之下，作为抽彩的执行官进行宣誓。有些人还记得，以前，抽彩的执行官必须朗诵一段誓言，那是一段毫无音律可言的马虎颂辞，但是每年都要重复一遍。有人认为，抽彩官朗诵的时候应该站在原地不动，但也有人认为他应该走到人群中间，不过很多年以前，人们就不再对这部分的仪式斤斤计较了。过去还有敬礼式，也就是抽彩官必须向每个走上前来抽彩的村民致敬。随着时光流逝，这部分仪式也发生了改变，如今人们只感到抽彩官必须跟每个走上前来的村民打声招呼。萨默斯先生很适合做这个，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色的牛仔裤，一只手随意地按在黑箱子上，当他没完没了地跟格雷夫斯先生和马丁父子说话时，看起来非常威严。 萨默斯先生终于说完话，转向聚集的村民。此时，哈钦森太太匆匆地顺着小径向广场跑来，她的双肩被汗水濡湿，赶紧钻进人群后排的空当。“完全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对身旁的德拉克洛瓦太太说，两人都小声地笑了。“还以为我家男人出去砍柴了呢，”哈钦森太太接着说，“后来我向窗外看，发现孩子们都不见了，才想起来今儿是二十七号，所以赶紧跑过来。”她用围兜擦了擦汗湿的手，德拉克洛瓦太太说：“还好你来得及时。他们还在那边说话呢。” 哈钦森太太抻长脖子搜寻人群，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站在前排。她拍拍德拉克洛瓦太太的胳膊作为告别，开始往前移。村民礼貌地给她让路，有两三个人用那种刚好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说：“哈钦森太太来了。”“比尔，她终于赶到了。”哈钦森太太来到丈夫身边，先前一直在等的萨默斯先生兴奋地说：“以为我们等不到你就要开始了呢，特茜。”哈钦森太太笑着说：“现在你情愿我把脏盘子留在水槽里，对吧，乔？”人群里传出微弱的笑声，刚才给哈钦森太太让路的人又站回了原位。 “那好吧，”萨默斯先生严肃地说，“我们差不多该开始了，早点开始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可以回去工作。还有没有人没到？” “邓巴，”几个人说，“邓巴，邓巴。” 萨默斯先生查看他手上的名单。“克莱德·邓巴，”他说，“对，他摔断了腿，是吧？谁替他抽彩？” “我想应该是我来抽。”一个女人说，萨默斯先生扭头看她。“妻子替丈夫抽？”萨默斯先生说，“珍妮，你不是应该有个大儿子来替你做这个？”尽管萨默斯先生和村里所有人都清楚这问题的答案，但按照规矩抽彩官必须要问这个问题。萨默斯先生耐着性子等待邓巴太太的回答。 “霍勒斯还不满十六岁呢，”邓巴太太的语气里有惋惜的意思，“所以我想今年我得替家里的男人抽。” “好的。”萨默斯先生说，在手上的单子上做了标记。接着他问道：“沃森家今年是儿子来抽？” 人群中的一个高个子男孩仰起头来。“是我，”他说，“我替我家抽。”他紧张地眨着眼睛，当人群中的其他人说出“好家伙，杰克”和“替你妈感到高兴，有儿子来做这事”时，他羞涩地低下头。 “好，”萨默斯先生说，“所有人都到齐了。沃纳老爷子自己抽？” “我在。”一个声音响起。萨默斯先生点了点头。 萨默斯先生清了清嗓子，目光落到名单上，人群顿时安静了。“都准备好了？”他喊道，“现在，我会念名字——先是每个家族的大家长——听到名字的人上来从箱子里抽一张纸券。抽好后把纸券捏在手里，不要打开，直到所有人都抽完。明白了吗？”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抽彩了，他们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些规则。人们大多沉默，润湿双唇，没有东张西望。接着，萨默斯先生举起一只手，喊道：“亚当斯。”一个男人从人群中抽身，走上前来。“你好，史蒂夫。”萨默斯先生说。亚当斯先生答道：“你好，乔。”他们向对方露出微笑，但都很严肃，也很紧张。亚当斯先生把手伸进黑箱子，取出一张叠好的纸券，他捏着纸券的一角，转身，快速回到人群中自己的位置。他和家人之间隔着一些距离，他没有低头看自己的手。 “艾伦，”萨默斯先生喊，“安德森……本瑟姆。” “感觉好像我们上礼拜才抽完去年的彩，”后排的德拉克洛瓦太太对格雷夫斯太太说，“一口气儿都没歇就已经挨到今年了。” “时间不等人。”格雷夫斯太太说。 “克拉克……德拉克洛瓦。” “是我家老头儿。”德拉克洛瓦太太说。当丈夫走上前去时，她屏住了呼吸。 “邓巴。”萨默斯先生说。邓巴太太稳步走向黑箱子，人群中有个女人说：“加油，珍妮。”另一个女人说：“她真是好样儿的。” “下面轮到我们家。”格雷夫斯太太说。她凝神看着格雷夫斯先生走到箱子的一侧，庄严地跟萨默斯先生打招呼，从箱子里抽出一张纸券。到此刻为止，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抽好彩了，他们的大手紧张地摩挲着纸券。邓巴太太和她两个年幼的儿子站在一起，手里握着纸券。 “哈伯特……哈钦森。” “去吧，比尔。”哈钦森太太说，她身旁的人笑了。 “琼斯。” “人们说，”亚当斯先生对身边的沃纳老爷子说，“在北边的村子里，他们提议要废弃抽彩了。” 沃纳老爷子发出哼哼声。“一群疯子，”他说，“尽听这些年轻人的，年轻人只知道抱怨。很快，他们就想退回到山洞里住，没人会再想工作，就那样过活吧。以前有句俗话，‘六月抽彩，玉米丰收’。你得记着这话，不然我们都只能吃繁缕和橡子了。抽彩不能停。”不一会儿，他暴躁地补充道：“看到乔·萨默斯那小子站在上面跟所有人打哈哈已经够糟的了！” “有些地方已经取消抽彩了。”亚当斯太太说。 “这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沃纳老爷子斩钉截铁地说，“一群年轻的傻子。” “马丁。”博比·马丁看着父亲走上前去。“奥瓦黛克……珀西。” “我希望他们动作能快点，”邓巴太太跟她的长子说，“我希望他们动作快点。” “他们就快抽完了。”她的儿子说。 “你准备好跑回去告诉你爸。”邓巴太太说。 萨默斯先生报出自己的名字，之后他站到了箱子的正前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券。接着他喊：“沃纳。” “这是我第七十七年抽彩了，”沃纳老爷子穿过人群的时候说，“七十七次。” “沃森。”高个子的沃森家长子笨拙地走过人群。有人在说：“别紧张，杰克。”萨默斯先生则说：“孩子，慢慢来。” “扎尼尼。” 这之后，有个漫长的间歇，却叫人紧张得不敢呼吸。然后，萨默斯先生高高举起手中的纸券，说道：“是时间了，伙计们。”有一分钟每个人都不敢动，但下一分钟所有纸券都打开了。约好似的，女人们突然炸开锅来，喊着：“是谁？”“谁中了？”“是不是邓巴家？”“是不是沃森家？”接着有人在说：“是哈钦森家。是比尔。”“比尔·哈钦森中彩了。” “去告诉你爸。”邓巴太太对她的长子说。 人们开始扭头看哈钦森家。比尔·哈钦森安静地站着，低头看着手中的纸券。突然，特茜·哈钦森冲着萨默斯先生大喊：“你都没给他时间去抽他想抽的纸券。我看到的。这不公平！” “特茜，冷静点。”德拉克洛瓦太太喊。格雷夫斯太太说：“我们每个人中彩的概率都一样。” “闭嘴，特茜。”比尔·哈钦森说。 “请大家注意，”萨默斯先生说，“抽彩进行得比较快，现在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这样我们可以准时结束。”他看着他的下一份名单。“比尔，”他说，“你替哈钦森家抽的彩。你在哈钦森家有没有其他家族分支？” “有唐和伊娃，”哈钦森太太高声喊，“让他们一起抽！” “出嫁的女儿随丈夫家抽，特茜，”萨默斯先生好脾气地说，“你和大家都很清楚这条规矩。” “这不公平。”特茜说。 “我猜是不公平，乔，”比尔·哈钦森也流露出埋怨，“我女儿随她的夫家抽，这再公平不过。但是，我除了孩子没有其他家族分支。” “这样，论到家族，应该是你来抽彩，”萨默斯先生解释说，“论到家族里的分支，还是应该你来抽。对吧？” “对。”比尔·哈钦森说。 “你有几个孩子，比尔？”萨默斯先生照规矩问。 “三个，”比尔·哈钦森说，“小比尔，南希，还有小戴夫，之后就是特茜和我。” “好吧，这样，”萨默斯先生说，“哈里，你拿到了他们的纸券？” 格雷夫斯先生点头，举高纸券。“放到箱子里来，”萨默斯先生命令道，“把比尔的那张也放进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头来过，”哈钦森太太说，她把声音压到最低，“我跟你说了这不公平。你没给他足够的时间选。每个人都看到了。” 格雷夫斯先生已经选了五张纸券，把它们放进箱子，之后把除那五张之外的纸券都扔到地上，一阵微风将它们席卷到远处。 “大伙儿，听我说。”哈钦森太太对身旁的人说。 “准备好了，比尔？”萨默斯先生问。比尔·哈钦森迅疾地瞥了瞥妻子和孩子，点了点头。 “记住，”萨默斯先生说，“抽好纸券后不能打开，直到所有人都抽完。哈里，你帮着小戴夫一起抽。”格雷夫斯先生握着小男孩的手，小男孩倒是很主动地跟着他走到箱子前。“从箱子里取一张纸券出来，戴夫。”萨默斯先生说。戴夫把手伸进箱子，笑了。“只能抽一张，”萨默斯先生说，“哈里，你帮他握着。”格雷夫斯先生抓起男孩的手，把折好的纸券从他握紧的拳头里取出来，然后捏在自己手里，小戴夫站在他身旁，用一种好奇的眼神看着他。 “下一个轮到南希。”萨默斯先生说。南希才十二岁，她的同学为她喘着粗气。她走上前，捏着裙角，从箱子里小心地取出一张纸券。“小比尔。”萨默斯先生喊道。小比尔长着一张红脸和一双大脚，他取出纸券的时候险些弄翻了箱子。“特茜。”萨默斯先生叫道。她犹豫了一下，用那种挑衅的眼神打探四周，接着紧闭双唇，走到彩券箱前。她把取出的纸券捏在背后。 “比尔。”萨默斯先生喊道。比尔·哈钦森把手伸进箱子，摸了好一阵，最后终于抽出握着纸券的手。 人群静悄悄的。有女孩在低声嘀咕：“我希望不是南希。”所有人都听见了这句话。 “以前不是这样的，”沃纳老爷子用清晰的嗓音说，“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的。” 格雷夫斯先生打开手里的纸券，当他高举纸券，所有人都看到这是一张白纸时，人群中响起一片叹息。南希和小比尔同时打开了他们的纸券，两人都双眼放光，高兴地笑起来，他们转向人群，把纸券举高。 “特茜。”萨默斯先生说。一阵沉默，接着萨默斯先生看着比尔·哈钦森，比尔打开了纸券给大家看，这是一张白纸。 “是特茜，”萨默斯先生宣布，他压低了嗓音，“比尔，给我们看她的纸券。” 比尔·哈钦森走到妻子跟前，从她手里抢过纸券。上面有个黑点，是前一天晚上萨默斯先生在煤矿公司的办公室，用铅笔重重地画上去的。比尔·哈钦森举高纸券，人群炸成一团。 “好啦，大伙儿，”萨默斯先生说，“让我们快点结束。” 尽管村民们早就忘掉了仪式，也丢失了最早的那个黑箱子，但他们仍旧记得要用石头。男孩们之前堆好的石头已经蓄势待发，地上还有更多的石头和之前从箱子里倾倒出来的纸券。德拉克洛瓦太太选了一块大石头，这么沉，她要用两只手才能搬起来。她侧向邓巴太太。“来吧，”她说，“快点！” 邓巴太太的两只手里都抓满小石头，她喘着粗气，说：“我跑不动。你们先去，我待会儿就来。” 孩子们都已经拿好石头了，有人往小戴夫·哈钦森手里塞了几颗鹅卵石。 特茜·哈钦森此刻正站在广场空地的正中央，村民们围拢她时，她绝望地伸出双手。“这不公平。”她说。一颗石头已经击中她脑袋的一侧。 沃纳老爷子念叨着：“快来，大伙儿，快来。”史蒂夫·亚当斯站在人群的前排，身旁是格雷夫斯太太。 “这不公平，这不对。”哈钦森太太尖叫着，人们向她逼近。 [book_title]变节者 现在是早晨八点二十分。一对龙凤胎孩子正在磨蹭着吃他们的麦片早餐，沃波尔太太一只眼睛盯着挂钟，另一只眼睛看着厨房的窗户：校车随时会到。想到孩子们上学要迟到，再想到催促他们常常是对牛弹琴，沃波尔太太就怒从心头起。 “这样下去你们非得走路去学校不可，”她警告说，这大概已经是她今天第三回这么说了，“校车可不等人。” “我已经吃得很快了。”朱迪说。她示意自己动都没怎么动的牛奶，很是得意。“至少我比杰克快！” 杰克把牛奶杯推至桌子中央，双胞胎仔细地比较着两杯牛奶的多寡。“没有，”他说，“你看你的牛奶比我多很多。” “这不重要，”沃波尔太太说，“这不重要。杰克，吃你的麦片。” “我的一开始就比她多，”杰克说，“妈妈，她的没有我多，对不？” 沃波尔太太听见楼上的淋浴声，脑袋中迅速做着盘算：七点的时候，闹钟没有响。今早的咖啡比平时耗时长，白煮蛋软了一点儿。她只够时间给自己倒杯果汁，但还没机会喝。这样下去，肯定有人会迟到——要么是朱迪，要么是杰克，再不就是沃波尔先生。 “朱迪，”沃波尔太太机械地喊，“杰克。” 朱迪的辫子还没有扎整齐，杰克的手帕还没放进书包里，沃波尔先生现在肯定在生闷气。 厨房的窗外，红黄相间的校车已经停在路边。朱迪和杰克冲出门外，麦片没吃完，课本很可能忘在家里。沃波尔太太送他们到厨房门口，喊着：“杰克，别忘了你的牛奶钱，中午一下课就回来。”看着他们登上校车后，她如释重负，回家收起桌上的餐盘，给沃波尔先生腾出位置。她自己的早饭必须推迟了，要到九点之后才能有喘息的空当。这也意味着她必须推迟晾衣服的时间，如果下午下雨（很有可能），这些衣服今晚就干不了。沃波尔太太努力地保持喜悦的神情，对走进厨房的丈夫说：“早上好，亲爱的。”他头也没抬地说：“早安。”沃波尔太太的脑子里满是抱怨的句子：“你就不觉得其他人也会有脾气……”然而，她还是耐心地把早餐摆到他面前：盘子里有半熟的白煮蛋、烤面包，另外还有咖啡。沃波尔先生专注地看着报纸，沃波尔太太多么想对他说：“我猜你都没有注意到我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但她放下餐盘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地不发出响声。 一切都进展平稳，尽管比平日迟了半个小时。之后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沃波尔家和其他邻居合用一个总机号码，所以沃波尔太太总是让铃声至少响两次才去接，这样她可以确定电话确实是打给她的。这天早上还不到九点，沃波尔先生刚开始吃早饭，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骚扰，沃波尔太太一百个不情愿地提起话机。“你好。”她用冷峻的声音说。 “沃波尔太太。”电话那头的嗓音说。沃波尔太太回答说：“是我。”对方（是个女人的声音）说：“抱歉打扰你，但我是……”沃波尔太太没听过这个名字，她问：“有事吗？”她可以听到沃波尔先生正把灶头上的咖啡壶提起，给自己倒第二杯咖啡。 “你是不是有条狗？棕色和黑色相间的猎犬？”对方继续说。一听到“狗”这个词，沃波尔太太就想起在乡下养狗的复杂意味（结扎要六美元，晚上叫会被认为无礼，这个深色的家伙睡在双胞胎房间里双层床旁的地毯上，可以给人安全感。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狗，就好比每家都必须有炉灶，有门廊，或者订当地报纸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条名叫“沃波尔伯爵夫人”的母狗和杰克及朱迪同等重要，它安静，能干，脾气也特别好）。她回答说她确实有条狗，但不觉得有任何理由会让一个听起来和她一样烦躁的人一大清早打来电话。 “对，”沃波尔太太简短地说，“我是有一条狗，怎么了？” “棕黑相间的大猎犬？” “伯爵夫人”有着漂亮的斑纹和一张与众不同的小脸蛋。“对，”沃波尔太太说，声音显得更不耐烦了，“对，那是我的狗，怎么了？” “它杀了很多我家养的鸡。”说出这话后，对方听起来很满意。沃波尔太太觉得自己被逼到死角了。 有好几秒钟，沃波尔太太都无言以对，对方在问：“你还在吗？”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沃波尔太太说。 “就在今天早上，”对方很带劲儿地说，“你的狗还在追逐我家的鸡。大概八点钟左右，我们听到鸡叫，我丈夫去看是怎么回事，就看到两只鸡死了。他还看到一只棕黑相间的大猎犬在追其他的鸡，然后我丈夫拿起一根木棍，把狗赶走，赶走之后发现了更多死鸡。他说，”电话那头继续说，“幸运的是，他没想过把家里的霰弹枪带上，不然你的狗就没命了。你肯定不曾见过那么可怕的一幕，”对方说，“到处是血，满地鸡毛。” “你怎么能肯定是我的狗？”沃波尔太太用微弱的语气问。 “你们家的一个邻居，乔·怀特当时正好经过，看到我丈夫在追那条狗。他说是你的狗。” 老怀特的房子和沃波尔家隔着一栋屋子。沃波尔太太此前一直尽可能地礼貌待他，路过他家时，总是向站在门廊上的他友善地问候健康，她还看过他在奥尔巴尼的孙儿们的照片并表示了敬意。 “我明白了，”沃波尔太太说，她突然改变了态度，“好吧，如果你百分百确信。我只是无法相信‘伯爵夫人’真的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它特别温驯。” 听见沃波尔太太忧虑的语气，对方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这很丢人，”电话那头的女人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我有多么难受。但是……”她的声音一下子减弱了。 “我们当然会赔偿损失。”沃波尔太太赶紧说。 “不，不，”这女人说，几乎带着歉意，“不用考虑这些。” “不，我们当然……”沃波太太再次说，她感到很奇怪。 “这条狗，”对方说，“你必须处置这条狗。” 沃波尔太太感到大难临头。她的早晨已经够糟了，连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就置身于未曾知晓的罪恶局面中。此刻，这个声音，这个语气，还有这里面的潜台词，使得“处置”这个再寻常不过的词都吓掉了沃波尔太太半条命。 “怎么处置？”半晌，沃波尔太太终于问道，“我的意思是，你想要我做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这个嗓音轻快地响起。“太太，我并不知道。我总是听别人说对喜欢杀鸡的狗什么法子都不管用。就像我说过的，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事实上，这条狗杀死的鸡已经被拔了毛，放在烤箱里烤了。” 沃波尔太太感到喉咙口一阵阻塞，她闭上眼睛想冷静一下，但对方还是不依不饶。“除了希望你管好你的狗之外，我们什么要求都没有。按道理，你也明白我们不能容许一条狗一直来杀我们的鸡。” 沃波尔太太意识到对方希望她表态，她说：“这是当然。” “所以说……”对方说。 透过电话机上方，沃波尔太太看到丈夫正经过她身旁去门口。他草草地跟她挥手作别，她向他点点头。他已经迟到了，她本来还打算让他在城里的图书馆帮她借两本书，现在她必须迟些再给他打电话。沃波尔太太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端说：“首先，我当然必须确定这是我的狗。如果是我的狗，我可以打包票说，你以后都不会有类似的烦恼。” “是你的狗没错。”对方重又操起单调的乡下口音，这声音意味着，要是沃波尔太太想找人吵架，对方奉陪到底。 “再见。”沃波尔太太说。她知道这么气呼呼地跟这个女人告别是个错误，她也知道她应当在电话中反复道歉，求这个一门心思挂念她愚蠢的鸡的傻女人饶过她家的狗。 沃波尔太太放下电话，回到厨房。她给自己倒了杯咖啡，还烤了几片面包。 我不会让这件事毁了我的咖啡时光，沃波尔太太坚定地对自己说。她给面包抹上更多的黄油，靠着椅背，松弛肩膀，试图放松心情。早上九点半就五雷轰顶，她心想，这应该是晚上十一点钟才有的心情。外面的明媚阳光也不像平日那样振奋人心，沃波尔太太决定明天再洗衣服。他们在这座乡下小镇住的时间还不够久，所以她没有觉得周二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地方。沃波尔夫妇仍旧是城里人，而且很可能以后也改不了城里人的本性：他们有条喜欢杀鸡的狗，他们在星期二洗衣服，他们没法像其他乡下人一样利用有限的土地、食物和天气来自谋生路。碰到今天这种情况，沃波尔太太就像遭遇其他问题（怎么处理垃圾、怎么做挡风雨的板条、怎么烤天使蛋糕）一样，不得不寻求他人的建议。在乡下，要“找人”帮你处理事情几乎不可能，但沃波尔夫妇早就养成了向邻居咨询意见的习惯，而这些意见在城市里往往得问大楼管理员、门卫或者煤气公司职工。当沃波尔太太的目光无意中落到水槽下“伯爵夫人”的水盆时，她意识到自己现在陷入了无尽的抑郁中。她起身，披上夹克，用围巾裹住脑袋，然后去敲邻居家的门。 她的隔壁邻居纳什太太正在炸甜甜圈。门开着，厨房里的纳什太太向沃波尔太太挥舞着叉子。“快进来，我现在走不开。”她喊着。沃波尔太太走进纳什太太的厨房，想起自家的水槽里还堆着很多碗碟没洗就难受得要命。纳什太太穿着一尘不染的家居服，她的厨房刚刚打扫过。纳什太太炸这么多甜甜圈也不会把厨房弄乱。 “男人们喜欢午饭有刚出炉的甜甜圈吃，”纳什太太除了点头和叫沃波尔太太进屋之外，没有其他寒暄，“我总是想提前做好足够的量，但老是不够吃。” “真希望我也会做甜甜圈。”沃波尔太太说。纳什太太豪气地用叉子指了指餐桌上一堆仍在冒热气的甜甜圈。沃波尔太太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心里却想：这会让我消化不良的。 “每次我前脚做完，他们后脚就吃光了。”纳什太太说。她检查着正在油锅里的甜甜圈，然后终于觉得自己可以腾出一点儿间隙，她也拿起一个甜甜圈，站在灶头旁吃起来。“你怎么了？”她问，“你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好。” “老实跟你说，”沃波尔太太说，“是我们家的狗。今天早上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狗杀了很多鸡。” 纳什太太点头。“哈里斯家的鸡，”她说，“我知道。” 她当然已经听说了，沃波尔太太心想。 “你知道，”纳什太太说着，回到炸锅旁，“他们确实说你拿一条喜欢杀鸡的狗什么办法也没有。我哥哥有一条喜欢杀羊的狗，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试过，但那条狗就是死性不改。狗哦，一旦尝过了血的滋味……”纳什太太夹起一个金黄香脆的甜甜圈，把它凉在一张棕色的厨房用纸上，“感觉比起吃，它们更喜欢杀。” “那我要怎么办？”沃波尔太太问，“有什么办法吗？” “你当然可以试试，”纳什太太说，“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它绑起来，一直绑着，用一根结实的链条。这样它至少有一段日子追不了鸡，好歹不会因为溜出去而被别人杀掉。” 沃波尔太太很不情愿地起身，把围巾重新裹上。“我想我必须到杂货店买一根链条。”她说。 “你现在去杂货店？” “我想在孩子们回家吃午饭之前把东西买好。” “不要买店里的甜甜圈，”纳什太太说，“待会儿我给你家送一盘。你去给那条狗买根结实的链条。” “谢谢你。”沃波尔太太说。纳什太太的厨房满盛着明亮的阳光，她结实的餐桌上摆满了甜甜圈，锅子里散发出阵阵香气，这些都象征着纳什太太的安全感。她对她的生活方式充满自信，她无忧无虑，跟杀鸡的麻烦沾不上边，也没有城里人才有的焦虑。她的生活这么秩序井然，甚至可以把多余的额度赠给沃波尔家，给他们捎上甜甜圈，无视沃波尔太太的脏乱厨房。“谢谢你。”沃波尔太太又说了一次，感到自惭形秽。 “你跟汤姆·基特里奇说，今天中午前我会去买猪肉，”纳什太太说，“让他给我留一块。” “我会跟他说的。”沃波尔太太在门口迟疑了片刻，纳什太太又跟她挥了挥叉子。 “待会儿见。”纳什太太说。 老怀特坐在自家门廊上晒太阳。看到沃波尔太太时，他咧嘴一笑，之后大声叫唤她：“我想你以后不想再养狗了。” 我必须对他和气，沃波尔太太心想，按照乡下的标准，他不算是个告密者，也不算坏人，任何人都会告发一条喜欢杀鸡的狗。但是他犯不着这么得意，沃波尔太太想着，她很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愉悦：“早上好，怀特先生。” “打算给他吃一枪？”怀特先生问，“你男人有枪吗？” “我真的很担心这件事。”沃波尔太太说。她站在怀特先生家门廊下方的人行道上，望向他的时候，她竭力隐藏着内心的憎恨。 “有一条那样的狗真是太糟了。”怀特先生说。 至少他没在责怪我，沃波尔太太心想。“我应该怎么办？”她问。 怀特先生琢磨了一会儿。“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治好一条喜欢杀鸡的狗，”他说，“那就买一只死鸡，系在狗脖子上，系紧，让它不能把鸡甩下来，明白吗？” “绑在它脖子上？”沃波尔太太问。怀特先生不住地点头，然后忍不住咧嘴笑，露出掉光了牙的牙床。 “是这样，等它没法甩掉鸡的时候，它会先试着和这只死鸡玩耍，然后死鸡会让它心有不甘。它会先试着打滚，想把鸡甩下来，但鸡还是缠着它，再往后，它会试着把鸡咬下来，但还是弄不下来，然后它就会发现甩不掉这只鸡，它就以为永远也甩不掉它了。就是这样，这下它害怕了。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夹着尾巴乱跑，死鸡还是拴在它脖子上，然后事情越来越糟。” 沃波尔太太禁不住撑了一把门廊的栏杆来扶住自己。“接下来怎么做？”她问。 “喔，”怀特先生说，“听人说，这只鸡的味道会越来越臭，然后这条狗会看到，感觉到，并且闻到。就是这样，鸡的味道越臭，它就越恨鸡。而且它永远也甩不掉，明白了吧？” “但是这条狗，”沃波尔太太说，“我是指‘伯爵夫人’，我们要把鸡在它脖子上拴多久？” “喔，”怀特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猜你得拴到鸡肉烂到自己掉下来。是这样，鸡头……” “明白了，”沃波尔太太说，“这办法管用吗？” “说不准，”怀特先生说，“我自己没试过。”他的潜台词是，他可从来没有养过喜欢杀鸡的狗。 沃波尔太太没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她没法应对这种情绪：要不是怀特先生，“伯爵夫人”绝对不会被所有人视作喜欢杀鸡的狗。有一秒钟，她在怀疑怀特先生对“伯爵夫人”怀有如此的恶意大概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然后她又甩掉这个念头：不，这儿没有人会污蔑一条狗。 她进杂货店的时候，店里没什么人。就五金柜台旁有个男人，还有个男人靠在肉柜台边跟店主基特里奇先生说话。看到沃波尔太太进来，基特里奇先生大声招呼说：“早安，沃波尔太太。今天天气真好。” “是很好。”沃波尔太太说。 店主说：“真糟糕，狗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拿这事怎么办。”沃波尔太太说。那个在和店主说话的男人下意识地瞅了瞅她，然后马上又看回店主。 “今天早上杀了哈里斯家的三只鸡。”店主跟这个男人说。男人严肃地点点头，说：“我听说了。” 沃波尔太太走到肉柜台边说：“纳什太太请你帮她留一块猪肉。她待会儿过来取。” “我正好要去那儿，”店主身旁的男人说，“我可以送过去。” “好。”店主说。 这个男人看着沃波尔太太说：“我猜你得给它吃一枪？” “我希望不会到这个地步，”沃波尔太太坦诚地说，“我们都很喜欢这条狗。” 这个男人和店主交换了一下眼神，接着，店主用讲道理的语气说：“沃波尔太太，让一条狗到处跑去杀别人家的鸡可不行。” “你得知道的第一件事是，”这个男人说，“一定会有人用铅弹把它打得像筛子似的，你不可能再见到它。”他和店主都笑了。 “就没有办法治好这条狗吗？”沃波尔太太问。 “有啊，”男人说，“毙了它。” “给它的脖子上系一只死鸡，”店主建议说，“可能有用。” “听说有人这么做过。”那个男人说。 “真的有用吗？”沃波尔太太急切地问。 男人郑重地、缓缓地摇了摇头。 “你知道，”店主说，他把胳膊支在肉柜台上，他很健谈，“你知道，”他又说了一次，“我父亲以前有条狗常偷鸡蛋。它会溜进鸡笼，把蛋壳弄碎，然后舔掉蛋液。家里一半的鸡蛋大概都是它吃的。” “麻烦事，”旁边的男人说，“狗吃鸡蛋。” “是啊，麻烦事。”店主肯定地说。沃波尔太太发现自己也在点头。“最后，我父亲实在受不了了。家里一半的鸡蛋总是被吃掉，”店主说，“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鸡蛋，把它放在灶头上，放了两三天，一直到鸡蛋熟了，熟透了，再到鸡蛋腐烂。那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他把狗叫来，狗就急急地跑过来。我抓着狗，我父亲把狗嘴撬开，把鸡蛋放进去，是滚烫的，而且臭气熏天，然后他再把狗嘴合上，这样狗就不得不把蛋咽下去。”想起往事，店主笑了，摇了摇头。 “我猜，那条狗之后再也不碰鸡蛋了。”旁边的男人说。 “再没碰过一个鸡蛋，”店主的语气很确凿，“你在那狗面前放一个鸡蛋，它撒腿就跑，就像撒旦在后面追似的。” “但是那之后它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沃波尔太太问，“它敢不敢再接近你们？” 店主和男人同时望向她。“这是什么意思？”店主问。 “它之后还喜不喜欢你们？” “喔，”店主想了想，“不喜欢。”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我觉得也不能说它喜欢过我们。它也不算一条很帮得上忙的狗。” “有个法子你应该试试，”身旁的男人突然对沃波尔太太说，“如果你真想治好那条狗，有个法子你应该试试。” “什么法子？”沃波尔太太问。 “你应该把那条狗，”男人说着，凑近了她，用手比画着，“把它和要保护小鸡的母鸡关在一只笼子里。等母鸡让它尝到苦头，它就再也不敢追其他鸡了。” 店主笑了起来，沃波尔太太一脸困惑地看看店主，又看看这个男人。男人一脸严肃地看着她，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而且眼白很黄，像猫的眼睛。 “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完全摸不着头脑。 “鸡会把它的眼珠子啄出来，”店主言简意赅，“它就再也没办法看见鸡了。” 沃波尔太太虽然感到头晕目眩，却还努力保持着微笑。为了不让自己失礼，她匆匆离开肉柜台，走到杂货店的另一头。店主继续在肉柜台后面跟这个男人聊天，过了一分钟，沃波尔太太走出店铺，呼吸到新鲜空气。她决定一回家就躺下，一直睡到午饭时分，等下午再去买菜。 回家之后，她发现，厨房的餐桌不收拾干净，水槽里的碗碟不洗好，她就没办法躺下。等她把这些忙完，已经将近午饭时分。她站在碗架边，内心焦灼。当门口出现了一个挡住阳光的大黑影时，她知道是“伯爵夫人”回来了。有一分钟的光景，她呆呆地站着，望着“伯爵夫人”。狗安静地走进屋子，毫无恶意，就像它整个早上都在草坪上和朋友们嬉戏一样，但它的腿上有着斑斑血痕，而且它这么急切地喝水。沃波尔太太的第一反应是去责备它，去按住它，打它，因为它使她遭受了这么多恶意和痛苦，因为像“伯爵夫人”这样漂亮的狗竟然一直在家里掩饰着它的兽行和杀戮本性。接着，沃波尔太太眼见着“伯爵夫人”安静地走到灶台边自己的位子上趴下，突然感到很无助。她转身取下碗架上她瞥见的头几个罐头，把它们放在厨房的餐桌上。 “伯爵夫人”静静地坐在灶台边，直到回家吃午饭的孩子们发出闹哄哄的声音。“伯爵夫人”一跃而起，往他们身上扑，它迎接他们的姿态就好像它才是这家的主人，而他们是客人。朱迪拉扯着“伯爵夫人”的耳朵。“妈妈，你知道‘伯爵夫人’做了什么吗？你是一条坏狗，坏狗，”她对“伯爵夫人”说，“你要挨枪子了。” 沃波尔太太再次感到头晕目眩，她赶紧把盘子摆到餐桌上。“朱迪·沃波尔。”她说。 “就是这样的，妈妈，”朱迪说，“它真的要挨枪子了。” 孩子们不懂，沃波尔太太对自己说，他们离死亡太远，所以不懂。她告诫自己：试着保持理智。“坐下吃饭，孩子们。”她轻声说。 “但是，妈妈。”朱迪说。之后杰克也说：“它会挨枪子的，妈妈。” 他们闹哄哄地坐下，铺开餐巾，看也不看，抓起食物就吃，急着说话。 “你知道谢泼德先生说什么吗，妈妈？”杰克满嘴的食物还未咀嚼就说。 “听我说，”朱迪说，“让我们告诉你他说了什么。” 谢泼德先生是住在沃波尔家不远处的一个和善的男人，他经常给孩子们五美分硬币，还带男孩们去钓鱼。“他说‘伯爵夫人’会挨枪子。”杰克说。 “还有尖钉，”朱迪说，“说说尖钉的事。” “尖钉，”杰克说，“听我说，妈妈。他说你应该给‘伯爵夫人’弄一个项圈……” “结实的项圈。”朱迪说。 “然后你还要有又大又粗的钉子，就像栅栏上的那种尖钉，你把它们敲到项圈上去。” “整个项圈都要敲满，”朱迪说，“让我来说，杰克。你把那些钉子敲满项圈，这样项圈内侧也都是尖钉。” “但现在是松的，”杰克说，“这里让我来说。现在项圈还是松的，你可以把它套到‘伯爵夫人’的脖子上……” “接着……”朱迪把手放到喉咙上，发出了一种被勒死的声音。 “还没到这一步，”杰克说，“还没到呢，傻瓜。首先你要有一条很长很长很长的绳子。” “一条真的很长的绳子。”朱迪强调说。 “然后你把绳子拴到项圈上，然后我们把项圈套到‘伯爵夫人’脖子上。”杰克说。此时的“伯爵夫人”正坐在杰克的身旁，杰克凑近它说：“接着我们把这个镶满真尖钉的项圈套到你的脖子上。”说着，杰克亲了亲它的头，“伯爵夫人”依偎着他。 “然后我们把它带到有鸡的地方，”朱迪说，“我们让它看到鸡，让它去追鸡。” “我们让它追鸡，”杰克说，“就在那时，就在那时，等它离鸡很近很近的时候，我们拉紧绳子……” “接着……”朱迪再次发出那种被勒死的声音。 “尖钉会把它的头割下来。”杰克结束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他俩同时放声大笑，“伯爵夫人”看了看朱迪，又看了看杰克，喘着粗气，就好像它也在跟着笑。 沃波尔太太看着他们，看着她的两个说话残忍的孩子，看着两张被太阳晒黑的脸蛋凑在一起笑，看着自家狗的腿上还残存着的血迹，也跟着一起笑。她走进厨房，看了看窗外幽幽的青山，看了看被午后微风吹拂的苹果树。 “把你的头割下来。”杰克还在说。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静而美的：宁静的天空，柔和的山影。沃波尔太太闭上眼睛，忽然感觉一双强有力的手把她按倒，尖钉正勒紧她的脖子。 [book_title]幽灵情人 她没睡好。夜里一点半送走杰米后，她不大情愿地回床睡觉，一直躺到早上七点，她都没怎么睡着，最后索性起床冲咖啡。一整夜，她都时梦时醒，醒着的时候睁开眼，看着近乎全黑的房间，往事联翩，之后又迷迷糊糊地做起狂热的梦来。起床后，她在咖啡上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俩说好要一起去外面吃早餐的。咖啡喝完，除了提前梳妆打扮，她没有其他事可干。她刷了咖啡杯，铺好床，仔细地检查待会儿要穿的衣服。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她毫无必要地忧虑今天会不会是好天。她坐下看书，然后又想着应该给姐姐写封信。她用最工整的字迹写道：“我最亲爱的安妮，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让我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会明白‘奇怪’都算不上确切的形容……” 她坐在椅子上，手握墨水笔，犹豫着应该怎么往下接。她看了看已经写好的句子，忽然把整张信纸撕个粉碎。她走到窗边，确信今天是个好天，然后突然想到或许不该穿那条蓝色的绸缎裙：太普通了，近乎呆板，她应该要显得温柔，要有女人味才是。她焦虑地翻看衣柜里的裙子，最终，目光停留在一条去年夏天穿过的印花裙上。她踟蹰着：有褶饰的领口，她穿显得太嫩，而且现在还没暖和到可以穿印花裙，然而…… 她把绸缎裙和印花裙并肩挂在衣橱门的外侧比对着，然后又移开被她当作迷你厨房用的小柜子上的玻璃门。她把咖啡壶底下的炉火点燃，又走到窗边，外面阳光灿烂。等咖啡壶“突突”作响时，她走回来，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倒在一只干净的杯子里。要是不赶紧吃点实在的东西，我肯定会头痛的，她心想，喝了这么多咖啡，抽了这么多烟，却没有吃早点。婚礼当天犯头痛，这可不行。她走到卫生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装阿司匹林的小铁皮盒，塞进蓝色的皮包里。假如决定穿那条印花裙，就得配褐色的皮包，可她只有一个褐色皮包，而且已经很旧了。她感到无助，目光在蓝色皮包和印花裙之间来回摇摆，接着她放下包，又去拿起咖啡杯，再度坐回到窗边。她喝着咖啡，打量着她的一室户公寓。他俩计划好今晚回到这里，一切都不容有失。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忘记给床换上干净的床单了，惊慌不已。洗衣店刚把洗好的衣物送回来，她赶紧从衣柜的最高层取出洗净的床单和枕套，重新铺好床。她动作很快，这样就没时间去想自己干吗要换床单。这是张沙发床，还配了让它看起来更像沙发的床套，等一切完成后，其实看起来和没换床单之前差不多。她把换下的床单和枕套拿进卫生间，塞到盥洗池下方的衣物篮里。她把原先的毛巾也扔到篮子里，全换上干净的。等回到房间时咖啡已经凉了，不过她还是把咖啡喝光了。 等忙完这些再看时钟，九点已过，这时她终于知道要抓紧了。她洗了澡，用了一条刚换好的干净毛巾，用完后也扔进衣物篮，再换上一条干净的。她很仔细地梳妆打扮，保证所有的内衣衬裙都是干净的，而且绝大多数是新的；她把前一天穿的所有衣服（包括睡衣）都塞进了衣物篮里。等到要穿裙子的时候，她又在衣橱前犹豫起来。蓝裙子当然体面，而且干净，还很合身，但之前和杰米出去的时候她已经穿过好几次了。而且说实话，蓝裙子本身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婚礼应该穿些独一无二的。印花裙很抢眼，而且杰米没看她穿过，但现在这个季节就穿这样一条裙子，显得太急吼吼了。最后她想，反正今天我结婚，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于是她从衣架上取下这条印花裙。当她把裙子套上身时，她觉得它又鲜亮又轻巧，可是当她望见镜子里的自己时，她才想起来，有褶饰的领口挡住了她迷人的脖颈，夸张的大裙摆显然是做给小姑娘穿的，让她们可以到处乱跑，翩翩起舞，而且还可以在走路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扭屁股。看着镜中的自己，她不禁感到恶心：就好像我为了讨他欢心，特意要精心打扮；他会觉得我是因为他要娶我，才拼命装年轻。这么想着，她匆忙脱下这条裙子，但因为动作太急，裙子的一只袖口开了线。穿上那条旧的蓝裙子，她觉得更舒服、更亲切，不过毫无兴奋感可言。虽然她坚定地告诫自己穿什么并不重要，但身子还是不禁挪到衣橱边，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剩下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结婚穿，有一刻，她甚至绝望地想，干脆去最近的小店赶紧买条新裙子。但眼看已经快十点了，她必须要弄头发和化妆。头发简单，在颈后扎一个发髻，但化妆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是看起来越漂亮越好呢，还是尽量展现真实的自己？她可以不去遮盖蜡黄的肤色，眼睛旁边的皱纹也可以不在乎，尤其是今天，这么做会显得她是为了结婚才这么大费周章。但是她没法接受杰米会领着一个黄脸婆去结婚。你毕竟已经三十四岁了，在卫生间里，她对镜中的自己宣告这个残酷的事实，虽然她的证件上写着三十岁。 已经十点零二分了，她对自己的裙子、脸蛋和公寓没有一样感到满意。她又热了一壶咖啡，又回到窗边坐下。现在做什么都没用，她想，临阵磨枪一点儿用也没有。 她试图接受现实，试图去想杰米，可是她的脑中既没有浮现他的脸庞，也没有响起他的声音。人总是想不起自己爱的人，她这么想着，说服自己不去纠结于今天或者明天，而是要展望更久远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杰米已经成为一位名作家，而她已经辞去工作，他们会住进上周一起聊起的那间金黄色的乡村小屋。“我以前很会做菜，”她向杰米保证过，“只要给我一点儿时间重温，我就能想起怎么做天使蛋糕，还有炸鸡。”她知道这些话会在杰米的脑中回荡，带着几分浓情蜜意，“我还会做荷兰酱。” 十点半了。她站起来，目标明确地走到电话机旁，拨通号码，等着，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的铿锵嗓音：“现在是十点二十九分整。”她下意识地把钟调慢一分钟。想起前一晚她在自己家门口说过：“十点。我会准备好的。你是说真的？” 当时，杰米大笑着顺着走廊离开。 到十一点的时候，她已经把印花裙开线的袖口缝好，小心地把针线盒放回衣柜里。换上印花裙后，她又坐到窗口，喝起另一杯咖啡。我本来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想穿什么衣服的，她想，可是现在太晚了，他随时都会到。她不敢做任何补救，任何补救的尝试都意味着从头来过。公寓里没有留给她自己吃的东西，有的只是她小心存起来等着他俩开启人生新篇章时享用的食物——没开封的培根，没动过的一打鸡蛋，没开封的面包和黄油——明天的早餐。她想过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点吃的，在门上留张条子，但还是决定再耐着饥饿等一等。 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感到头昏眼花：必须下楼买点吃的。要是杰米有电话，她肯定早就打给他了。此刻，她只能拉开书桌抽屉，在便笺纸上写道：“杰米，我去楼下的杂货店，五分钟后就回来。”笔漏了墨水到她的手上，害她要去卫生间洗掉，用了一条干净的毛巾，之后只能再换一条新的。她把便笺贴到门上，再次检查了公寓，等确保一切完美无瑕后，她关上房门。因为担心他随时会来，她没有锁门。 在杂货店里，她发现自己除了想再喝上几杯咖啡之外没有任何想吃的东西。她买了咖啡，但是还没喝完就匆匆回家，因为她忽然想到杰米很可能已经在楼上等着了，而且他肯定等不及要开始婚礼仪式。 不过楼上的一切都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安安静静，蓄势待发：门上是她寂寞的便笺，因为她先前抽了太多的烟，公寓里的空气不大好闻。她打开窗，坐在窗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四十了。 此刻，她才真正害怕起来。眼前这整个严阵以待的公寓让她猝不及防，从十点开始，所有东西都准备一新而且没再被碰过。她怕急了，而且感到再不抓紧就真的来不及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几乎是横穿房间跑去卫生间，往脸上扑冷水，用了一条干净的毛巾。这一次她把用过的毛巾随便地挂回到毛巾架上，晚点再换也来得及。她穿着印花裙，套上外套，没戴帽子，手上是颜色不搭的蓝色皮包，里面装着阿司匹林。她就这样走出公寓，锁好门，没有留便条，匆忙地走下楼梯。她在街角招了一辆出租车，把杰米家的地址给了司机。 其实没有几步路。如果不是这么虚弱，她完全可以走过去。然而，坐进出租车后，她才意识到就这样贸然地把车停在杰米家门口会显得多么冒失。于是，她请司机把她放在杰米家附近的街角。她付了钱，等出租车离开后才走过去。她从没来过这里，这栋楼很老，但是很体面，门口的信箱上没有杰米的名字，住户的对讲机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她核对了地址，是这里没错，最后她按响了写着“大楼管理员”的门铃。大概一两分钟后，大门开了，她推开门，走进昏暗的大堂。她不知所措，直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开了，有人在问：“有什么事？” 她很快意识到她不知要怎么回答，于是走向这个背着光站在房门口的人。等走到足够近时，这人又问：“有什么事？”她看到这是个穿着衬衣的男人，因为光线的缘故，双方都看不清彼此。 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硬着头皮说：“我在找一个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可在外面没看到他的名字。” “你找的人叫什么名字？”这人问。她意识到她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詹姆斯·哈里斯，”她说，“哈里斯。” 这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哈里斯”。他转身往房间有光亮的深处走去，说：“玛吉，你过来一下。” “又有什么事？”里面传出一个声音。等了好一会儿（等这么久，也没人搬把椅子出来让她坐），一个女人走到门口的这个男人身旁，瞅着黑黢黢的走廊。“这儿有位女士，”男人说，“她想找个叫哈里斯的男人，住在这栋楼里。有这个人吗？” “没有，”女人说，她的声音里有取笑的意思，“这儿没有叫哈里斯的男人。” “抱歉。”男人说，准备关门。“你找错地方了，女士。”他说。不一会儿又低声补充道：“要么就是找错人了。”说完，他和身旁的女人都笑了。 当门几乎完全阖上时，她孤零零地站在昏黑的大堂里。她对透出细长光亮的门缝说：“我很清楚，他真的住在这儿。” “瞧，”女人说着，又微微打开门，“这种事经常发生。” “请不要敷衍我，”她说，嗓音里透露出三十四年累积起来的尊严和骄傲，“我猜你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性质。” “他长什么样？”女人疲惫地问，门仍然只是半开。 “他个子很高，皮肤很白。经常穿藏青色的西装。他是个作家。” “没这个人。”女人说。但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他有没有可能住在三楼？” “我不清楚。” “有这么个人，”女人想起了什么，“他经常穿藏青色西装，之前在三楼住过。罗伊斯特家去北部看亲戚的时候，把公寓借给了他一阵。” “很有可能。我猜，虽然……” “这家伙整天穿藏青色西装，但我不知道他有多高，”女人说，“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之前应该是……” “你去问问罗伊斯特家，”女人说，“他们今天早上回来的，三楼B座。” 这次，门紧紧关上了。大堂非常昏暗，楼梯看起来更暗。 上到二楼的时候，从高处的天窗漏进来一丝光亮。公寓门排成一条直线，一层有四间，各守一隅，彼此之间并无往来。二楼C座的门口有一瓶牛奶。 走到三楼，她在楼梯口停了一会儿。三楼B座里有人在放音乐，她还能听见说话的声音。半晌，她鼓起勇气敲了敲门，见没人应门，她再次敲门。门终于开了，音乐声直接灌入她的双耳，是午后的交响乐广播。“您好，”她礼貌地向门口的女人问好，“罗伊斯特太太？” “是我没错。”女人穿着家居服，脸上是前一晚的妆容。 “我能向您打听一些事吗？” “当然。”罗伊斯特太太说，纹丝不动地站着。 “是关于哈里斯先生的。” “哪个哈里斯先生？”罗伊斯特太太冷冰冰地问。 “詹姆斯·哈里斯先生。跟您借公寓的先生。” “喔，上帝，”罗伊斯特太太说，她似乎此刻才第一次睁开眼睛，“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我只是想找他。” “喔，上帝，”罗伊斯特太太再次发出感叹，接着她把门开大一些，“请进，”同时她对房间里喊，“拉尔夫！” 公寓里漫溢着音乐。沙发上，椅子上，还有地板上全是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墙角的餐桌堆着没吃完的午餐，桌旁坐着一个年轻男人，有一分钟，她恍惚觉得他像极了杰米，之后年轻人起身向门口走来。 “怎么了？”他问。 “罗伊斯特先生，”她说，声音很难盖过这震天价响的音乐，“楼下的大楼管理员告诉我詹姆斯·哈里斯先生之前住在这儿。” “没错，”他说，“如果他是叫这个名字的话。” “我猜是你把公寓借给他的。”她说，对他的回答感到惊讶。 “我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罗伊斯特先生说，“他是多蒂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罗伊斯特太太说，“他不是我朋友。”她已经走到餐桌旁去了，此刻正在给一片面包涂花生酱。她咬了一口，对丈夫挥舞着抹了花生酱的面包，说话时嘴里的食物还没吞下去，“不是我朋友。” “你是在该死的互助会里认识他的。”罗伊斯特先生说。他把椅子上的行李箱放到地板上的收音机旁，之后索性坐在地板上，随手拿起身旁的一本杂志。“我跟他之间说话都没超过十个词。” “你说可以把地方借给他住，”罗伊斯特太太说，之后又咬了一口面包，“最起码，你对他这个人没什么意见。” “对你的朋友，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罗伊斯特先生说。 “相信我，要是他真是我的朋友，你会发表一大通意见的。”罗伊斯特太太话中有话，她又咬了一口面包，“相信我，他会有一大通意见的。” “我不想再跟你争下去，”罗伊斯特先生说，把脸埋进杂志里，“不说了。” “你看，”罗伊斯特太太拿着涂了花生酱的面包指着丈夫，“你老是这个样儿，动不动就这样。” 除了罗伊斯特先生身旁的收音机传出的嘹亮乐声，公寓里没有别的声音。她用一种自觉无法匹敌收音机的音量说：“那么，他已经走了吗？” “谁？”罗伊斯特太太问，手里拿着花生酱瓶子。 “詹姆斯·哈里斯先生。” “哦，他？他应该是今天早上走的，在我们回来之前。哪儿都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走了？” “不过一切都很好，再好不过。我告诉过你，”她对罗伊斯特先生说，“我告诉过你他会把公寓打理妥当。我看人总是很准。” “你只是运气好。”罗伊斯特先生说。 “家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罗伊斯特太太说，再次标志性地挥舞面包。“一切跟我们走的时候一个样儿。”她说。 “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罗伊斯特太太用愉悦的语调说，“但就像我说的，他把一切都打理得很妥当。怎么了？”她突然问，“你在找他？” “为了很重要的事情。” “抱歉他不在这儿了。”罗伊斯特太太说。看到客人转身出门时，她礼节性地送了两步。 “可能管理员看到过他。”罗伊斯特先生说话时，头仍然埋在杂志里。 身后的房门一关，她又回到了黑黢黢的走廊上，不过至少听不见收音机的音乐声了。等罗伊斯特太太再度开门，从楼梯口喊她时，她已经走下了一半的楼梯。“要是我看到他，会跟他说你在找他。” 我该怎么办？她想着，出了公寓楼，回到大街上。没有杰米的音信，她没法回家。她在人行道上愣愣地站了很久，久到街对面正巧把头探出窗口的女人着急喊人出来看她有没有事。最终，她心血来潮地走进公寓楼旁的一家熟食铺，这个方向是她回家的方向。熟食铺里，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倚靠着柜台看报纸，见她进来，他抬起头，然后走到柜台内侧招呼她。 她看着玻璃柜里的冷切肉和奶酪，羞涩地说：“我正在找一个住在隔壁大楼里的男人。我想或许你见过他？” “你干吗不去问住在大楼里的人？”男人说着，眯起眼审视她。 他的态度这么冷淡全是因为见我不买东西，她想。“很抱歉，”她说，“我问过他们了，但他们都不认识他。他们说他今天早上走了。” “我不知道你问我做什么，”他说，身子情不自禁地挪向报纸的方向，“我又不是在这儿监视隔壁大楼有什么人进进出出。” 她赶紧说：“我以为你可能会留意到，只是这样。他可能会经过这里，在十点之前，他很高，而且总穿藏青色西装。” “女士，你知道这儿每天会进来多少穿藏青色西装的男人吗？”这人问，“你以为我整天吃饱饭没事干，就为了……” “我很抱歉。”她说。走出门的时候，她听见他说：“真是见了鬼了。” 往街角走的时候，她心想，他肯定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是去我家的路，这是他唯一会走的方向。她试着想象杰米：他会在哪儿过马路？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在自家公寓前过马路，还是走到某条街当中随便过马路，还是在街角等红绿灯）？ 街角有个书报摊，他们可能见过他。等前面的男人买完报纸和另一个女人问完路，她赶忙走上前。当摊主看到她时，她问：“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今天早上十点之前有没有一个个子很高，穿藏青色西装的男人经过这里？”摊主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张。她想，他肯定以为她在说笑，要不就是在故意寻他开心，所以她严肃地补充道：“我有很重要的事。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女士，你看。”男人终于开口了。但她又着急地补充说：“他是个作家。他可能在你这儿买过杂志。” “你找他做什么？”男人问，微笑地看着她。她意识到身后还有一个男人在等着，摊主可能是在跟他微笑致意。“没事了。”她说。但是摊主说：“听着，他可能真的来过这儿。”他露出的是那种心照不宣的微笑，而他的目光已经转移到她身后的男人身上。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穿着不合时宜的印花裙，她急忙裹紧外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摊主说：“抱歉，我真的说不准，不过今天早上可能真有个像你朋友的人经过。” “十点左右？” “十点左右，”摊主说，“高个子，藏青色西装。如果是他，我完全不会觉得意外。” “他往哪个方向走的？”她迫切地问，“上城区？” “上城区，”摊主点头说，“他往上城区的方向走的，就是这样。这位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她退到一旁，把外套裹得紧紧的。之前站在她身后的男人抬眼看了看她，之后他跟摊主相互递着眼色。她犹豫着要不要给摊主一些小费，可是当两个男人都大笑起来时，她疾步往前走了。 上城区，她心想，这就对了。走到马路上时，她在心里盘算着：他不可能在这儿过马路的，只要他往上城区的方向走，再过六条街，往旁边一拐就是我家。走过一条街后，她经过一家花店，橱窗里有婚礼的摆饰。她想，怎么说今天也是我大喜的日子，他可能会买花给我。这么想着，她就走进花店。店主从店铺后方迎上来，衣着光鲜，笑容满面。她没等他开口就抢先说话，这样他就不会以为她要买东西。“这件事情真的很要紧，我一定要找到今天早上可能进来买过花的这个男人。很要紧。” 她说完调整呼吸，店主说：“好的，他买了什么样的花？” “我不知道，”她对店主的反应感到很意外，“他从没……”她想了想改口说：“他是个个头很高的年轻人，穿藏青色西装。大概是早上十点。” “这样啊，”店主说，“抱歉，真的，我可能帮不上……” “但是这很要紧，”她说，“他可能进来的时候样子很着急。”她觉得自己补充的信息很有用。 “嗯。”店主说。他的笑容很和善，露出了整排的小牙齿。“如果是买花给一位女士的话，”他说着，走回柜台，打开一本大本子，“花是送到哪个地址去的？” “啊？”她说，“我觉得他没有把花送到哪个地址去。是这样的，他走进来，他买了花带走。” “女士，”店主说，这次他生气了，微笑中有鄙夷的意思，“是这样，你必须明白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麻烦帮我想想，”她乞求说，“他很高，穿藏青色西装，大概是今天早上十点。” 店主闭上双眼，一根手指抵着嘴巴，深思着。接着他摇了摇头。“我真的想不起来。”他说。 “谢谢你。”她失望地说，往门口走去。忽然，店主用尖厉的嗓音激动地说：“等等！女士，等一下。”她转身，店主又露出了深思的神色，然后说：“菊花？”他想在她的脸上找到答案。 “喔，不是。”她说，嗓音在打战，必须冷静一会儿才能往下说。“我很肯定，他不会在这种日子买菊花。” 店主紧闭双唇，冷冷地望向一边。“嗯，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他说，“但是我很肯定你问的这个男士今天早上来过，还买了一束菊花。没有订外送。” “你肯定？”她问。 “很肯定，”店主强调说，“肯定就是这个男人。”他露出灿烂的微笑。她也回以微笑，然后说：“好吧，非常感谢你。” 他送她到门口。“要不要来上一朵胸花？”他边走边说，“红玫瑰？栀子花？” “真的很感谢你帮我。”她在门口说。 “女士们有花相衬的时候最好看，”他说，头微微倾向她，“或许你喜欢兰花？” “真的不用，谢谢你。”她说。他答道：“我希望你能找到你的那位先生。”说完发出不悦的啧啧声。 她继续往上城区走的时候，心里想：每个人都觉得我在寻开心。她再次用手裹紧外套，这样印花裙只会露出百褶边。 街角有个警察。她想，干吗不去找警察呢？碰到有人失踪，你总是去找警察帮忙。但很快她又想，我看起来肯定像个傻子。她马上想象自己站在警察局里说：“对的，我们说好今天结婚的，但是他没来。”然后那些警察三三两两地围着她，听完她说的，然后先是看她，再是看她的印花裙。她的妆容过于鲜亮，他们准会在暗地里笑她。她没法跟他们解释更多，她没法说：“对，这听起来很傻，对吧？我已经换好衣服化好妆了，在找一个答应娶我的年轻男人。但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个很好的女人，有很多你们看不到的好。我很聪明，有时还很有幽默感，我是好人家的姑娘，我有我的骄傲，我重感情，心思细腻，对生活也很有规划。这会让男人对未来充满动力，而且会让他们感到满足和快乐。你们看我的时候看不到这些。” 找警察不是什么好主意，不要说杰米现在全不知情，要是他知道她去找警察，心里不知道会怎么想。“不，不。”她说出声，加快了脚步。某个经过她身边的人停下来，好生打量着她。 在下一个街角——她距离自己家还有三条街——有个擦鞋摊，有个老人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打着瞌睡。她走到他面前，等着。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向她微笑。 “瞧，”她的话径直蹦了出来，没有经过思索，“我很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在找一个年轻男人，他大约今天早上十点经过这里，你见过他吗？”她开始描绘他，“高个子，藏青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鲜花？” 她还没说完，老人就在点头了。“我看到过他，”他说，“是你朋友？” “对。”她说，情不自禁地回以微笑。 老人眨了眨眼说：“我记得当时我在想，你肯定是去见女朋友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去见女朋友的。”说完后，他豁然地摇摇头。 “他往哪个方向走的？顺着大道笔直走？” “对对，”老人说，“擦了鞋，拿着花，打扮得很体面，样子很着急。当时我就想，你要去见姑娘。” “谢谢你。”她说着，从包里摸零钱。 “他的姑娘见到他时肯定会很高兴，他打扮得很体面。”老人说。 “谢谢你。”她又说了一次，从包里抽出手来，手里空空如也。 这是她第一次有十足的把握他肯定在等她，于是她迅速走过剩下的三条街，印花裙的百褶边在外套下扭着。她回到住的那条街，在街口她还看不到自家的窗户，看不到杰米是不是在探头张望，是不是在等她，是不是在她向他跑去时也迫不及待地跑下楼来。走到公寓楼门口时，她握着钥匙的手在打战，当透过橱窗望进那家杂货店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早上的惊恐，她在那里面买咖啡喝，现在她笑了。到自己的公寓门前时，她急不可遏，隔着还没打开的门就喊起来：“杰米，我回来啦。我担心死了。” 她的公寓正在等她，静悄悄，空荡荡，午后长长的日影从窗口折射进房间。好一会儿，她只看到空咖啡杯，她想，他肯定来过，在这儿等她。接着，她才想起这是自己早上喝光的杯子。她查看整间公寓，打开橱柜，还走到卫生间里。 “我从没见过他，”杂货店员工说，“我很肯定。要是有人手里拿着花，我肯定会留意到的。没有那样的人走进来。” 看到她走回来，擦鞋摊的老人又从瞌睡中醒来。“又是你啊。”他说，露出一丝微笑。 “你确定？”她厉声问，“他真是顺着这条路往上城区的方向走的？” “我确实看到他了，”老人说，比她的语气更威严，“我想，这是个要去见姑娘的小伙子。我看着他走进那栋楼的。” “哪栋楼？”她用空洞的嗓音问。 “那栋，”老人说，他身子前倾用手指了指，“就在前面那条街。他拿着花，擦了鞋，准备去见他的姑娘。走到她家大楼里去。” “哪栋？”她问。 “大概是街中间的那栋楼，”老人说，他用怀疑的眼神瞅瞅她，“你准备要怎么做？” 她几乎是跑着离开的，都没停下说句“谢谢”。走到前一条街，她的步伐还是很快，仔细搜寻每栋大楼，看杰米有没有在窗口向外张望，她还仔细听是否有地方传来他的笑声。 有个女人坐在其中一栋楼门前，时不时用胳膊机械地推一下婴儿车。车里的婴儿睡熟了，随着车一前一后地摇着。 到现在，她已经能很溜地问这个问题了。“抱歉，今天早上十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年轻男人走进这里的哪一栋楼？他个子很高，穿藏青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花。” 有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听到了，认真地打量着推婴儿车的女人，再看看她，偶尔也瞥瞥睡着的婴儿。 “听着，”女人话语中能听出倦意，“这孩子早上十点要洗澡。你说我可不可能看到陌生男人在附近走动？” “他拿着一大束花？”男孩问，扯了扯她的外套，“一大束花？我见过他，夫人。” 她低头，看到男孩正无礼地对她咧嘴笑。 “他进的是哪栋楼？”她担心地问。 “你准备跟他离婚？”男孩急切地问这个问题。 “这不是你应该问一位女士的问题。”摇着婴儿车的女人说。 “听我说，”男孩说，“我见过他。他进了那栋楼。”他手指隔壁的大楼。“我跟着他，”男孩说，“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男孩压低声音说：“今儿我运气真好，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 她给了男孩一张一美元的纸币。“他去了哪里？”她问。 “顶楼，”男孩说，“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他一路上到顶楼。”男孩退回人行道上，和她隔着几步远，手里紧紧握着一美元纸币。“你准备跟他离婚？”他再次问。 “他手里拿着花？” “对啊，”男孩说，他开始尖叫起来，“你打算跟他离婚，夫人？你抓到他的把柄了，对吧？”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下街道一边大喊：“可怜的家伙被她抓到把柄喽！”推婴儿车的女人也咯咯笑了。 那栋公寓楼的大门没上锁，门外既没有门铃也没有对讲机，连住户的名牌都没有。楼梯看起来狭窄、肮脏，顶楼有两间公寓。应该是靠外的那间——门口有张揉皱了的花店单子和一条打结的纸缎带——这是线索，这场猫鼠游戏的最后线索。 她敲响了门，觉得自己听到公寓里有人在。突然，她惊恐万分地想：要是杰米真的在里面，要是开门的人真是他，我该说什么？里面的人声忽然安静下来。她再次敲门，一切都沉静下来，只能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类似笑声的声音。他可能已经在窗口看到我了，她想，这是靠大门这一侧的公寓，刚才那个孩子说话这么大声……她等待着，之后又敲了敲门，但一切仍是寂静的。 最后，她走到同一层的另一间公寓前，敲响那扇门。她的手还未移开，那扇门就开了，她看到空空如也的小阁楼，墙上赤裸裸的板条，没有上漆的地板。她往里走了一步，四处张望：公寓里满是装石灰的袋子，成堆的旧报纸，还有一只破损的行李箱。忽然传来一阵窸窣声，她意识到可能是老鼠，之后她就看到了它，就坐在她旁边，离墙很近。它魔鬼般的脸很警觉，一双灰亮的眼睛紧盯着她。她赶紧退出去，关上门，印花裙的一角被门缝夹住，破了个口子。 她知道有人在另一间公寓里，因为她确定自己听到了低沉的人声和偶尔的笑声。之后，她反复回来造访，第一周她每天都来。早上，她会在上班路上折过来；晚上，独自去吃晚饭的时候也会来。但无论她多么频繁、多么坚定地叩响房门，永远没有人来开。 [book_title]巫婆 火车很空，连小男孩都可以霸占一整张座位。小男孩的母亲坐在隔着走道的位置上，身旁是小男孩牙牙学语的妹妹。女婴一只手抓着一片面包，另一只手握着拨浪鼓。背带紧紧地勒在椅背上，这样她就可以坐直身子东张西望——要是她往椅子的一侧滑下去，背带会拽着她，她母亲也能及时看到，并重新固定好她的位置。小男孩一边吃饼干一边望向窗外，母亲在安静地看书，她头也不抬地回应着小男孩的咕哝。 “我们在河上，”小男孩说，“下面是一条河，我们在它的上面！” “嗯。”母亲说。 “我们在一座桥上。桥在河的上面。”小男孩自言自语道。 火车上其他零星的乘客散坐在车厢的另一端，要是他们中有人凑巧来到走道的这一侧，小男孩会跟他们打招呼说“你好”，陌生乘客往往会回答说“你好”，有时候还会问小男孩喜不喜欢坐火车，有人甚至会夸小男孩长得很结实。小男孩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他一气就会扭头对着窗外。 “那儿有头奶牛！”他会说。有时候他也会叹气道：“我们到底还要坐多久啊？” “没多久了。”母亲每次都这么回答。 这时，一直在旁边安静摆弄着拨浪鼓和面包（母亲会时不时给她换一片新的）的小婴儿不小心滑到了座位下侧，磕到了自己的脑袋。小婴儿放声大哭，母亲忙着哄她。小男孩自己也从座位上滑下来，穿过走道，拍拍妹妹的脚，求她不要哭。终于，小婴儿破涕为笑，又玩起她的面包来。小男孩则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一根棒棒糖，回到了自己靠窗的座位。 “我看到一个巫婆！”半晌，小男孩对母亲说，“外面有个很大很老很丑、很老很坏的老巫婆。” “嗯。”母亲说。 “很大很老很丑的巫婆，我叫她走，现在她走了，”小男孩接着说，似乎是低声说给自己听，“她走过来说：‘我要吃掉你。’我说：‘你吃不掉我。’我把她赶走了。这个很坏很老很脏的巫婆。” 他忽然不说了，抬眼看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缓缓开启，走过来一个男人。这是个老头儿，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和善的面孔。他的藏青色西装很整洁，长时间的火车之旅只留下了细微的褶痕。他手里有根雪茄，小男孩对他说“你好”，这个男人用雪茄指着他，说：“你也好呀，孩子。”他停在小男孩的座位旁，扶着椅背，低头看着小男孩，小男孩也抻长脖子抬头看他。 “你一直看着窗外，在看什么呢？”男人问。 “巫婆，”小男孩马上接口说，“很坏很老很脏的巫婆。” “这样啊，”男人说，“看到了几个老巫婆？” “我爸爸抽雪茄。”小男孩说。 “男人都抽雪茄，”男人说，“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抽雪茄。” “我已经是个男人了。”小男孩说。 “你几岁了？”男人问。 面对这个逢人必被问的问题，小男孩用猜疑的眼神瞅了瞅这个男人。“二十六，”他说，“八百四十八。” 听到这话，母亲放下书。“四岁。”她笑着帮忙答道，充满爱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哦，是这样啊？”男人和气地对小男孩说。“二十六，”他示意隔着走道的母亲，“这是你妈妈的岁数？” 小男孩往男人的方向侧了侧身，说：“对，是她的。” “你叫什么名字？”男人问。 小男孩又露出了那种猜疑的眼神。“耶稣先生。”他说。 “约翰尼。”小男孩的母亲说。她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 “那里坐的是我妹妹，”小男孩对男人说，“她十二岁半。” “你爱你妹妹吗？”男人问。小男孩盯着他看，此时男人已经在小男孩身旁的空座上坐下了。“嘿，”男人说，“想不想听我说说我妹妹的事？” 上一刻母亲还被这个坐在儿子身旁的陌生男人弄得紧张兮兮，这一刻她已经在继续读自己的书了。 “跟我说说你妹妹，”小男孩说，“她是女巫？” “有这个可能。”男人说。 小男孩兴奋得笑起来，男人则靠向椅背，吸了一口雪茄。“很久以前，”他说，“我跟你一样，也有一个小妹妹。”小男孩抬头看着男人，对方说每一个字的时候他都点头。“我的小妹妹，”男人接着说，“特别漂亮特别可爱，我对她的爱超过了世上的一切。想不想知道，后来我做了什么？” 小男孩拼命点头，他的母亲则抬头微笑，她也在听。 “我给她买了一只木马、一只布娃娃，还有很多很多棒棒糖。”男人说，“后来我抓着她，把手按在她的脖子上，然后我用力地按呀按呀，直到把她按死。” 小男孩倒吸一口冷气，母亲侧过头来，她已失去了笑容。她张嘴想要说什么，但因为这男人接着说话，她又合上了嘴。“后来我把她举起来，切下了她的头，再后来我拿起她的头……” “你把她切成一块一块的？”小男孩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我切下了她的头、她的手、她的脚、她的头发，还有她的鼻子，”男人说，“然后我用一根棍子打她，我杀了她。” “等等。”母亲说，就在那一刻，身旁的女婴又滑到座椅下侧。等母亲终于把她扶正，男人已经又继续说了。 “我捧着她的头，拔掉了她所有的头发……” “你的亲妹妹？”小男孩几乎是气急败坏地问。 “是我的亲妹妹，”男人很肯定地说，“我把她的头放进了一个关着熊的笼子里，后来熊把她的头吃掉了。” “把她的头全部吃掉了？”小男孩问。 母亲把书放下，穿过走道，站在男人的身边，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男人礼貌地抬起头。母亲嚷道：“你给我滚。” “我吓到你了吗？”男人问，他低头看着小男孩，并用手肘捅了捅他。他和小男孩都笑了。 “这个男人把他妹妹切成一块一块的。”小男孩对母亲说。 “我现在就叫乘务员过来。”母亲对男人说。 “乘务员会吃掉我妈妈，”小男孩说，“我们把她的头砍掉。” “还有小妹妹的头。”男人说。他站起来，母亲往后退了两步，给他让路。“再也不要到这节车厢来。”她说。 “我妈妈会吃掉你。”小男孩对男人说。 男人笑了，小男孩也笑了。然后，男人对母亲说“借过”，接着从她身旁走过，离开了这节车厢。等间隔门关闭后，小男孩说：“我们到底还要在这破火车上待多久？” “没多久了。”母亲说，她站着看着小男孩，想说些什么。最后她只是说：“如果你答应好好坐着，乖乖的，我可以再给你一根棒棒糖。” 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溜下椅子，跟着母亲来到走道另一侧的座位。母亲从手袋的侧袋里取出一根棒棒糖给他。“你应该说什么？”母亲问。 “谢谢，”小男孩说，“刚才那个男人真的把他妹妹切成一块一块了吗？” “他只是在开玩笑。”母亲说。很快她又强调说：“只是在开玩笑。” “大概吧。”小男孩说，他拿着棒棒糖回到自己的座位，又安静地望向窗外。“大概他也是巫师。” [book_title]查尔斯 我儿子劳里开始上幼儿园的那天，他宣布不再穿带围兜的灯芯绒裤子，而要穿束皮带的蓝色牛仔裤。那天早上，我看着他跟邻居家的小姐姐一起出门，目睹着我人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我那个向来甜言蜜语不断的小宝贝现在成了穿长裤、跨大步的大孩子，他甚至都忘记要在街角停下跟我挥手说再见。 他回家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房子的前门被他关得乒乓响，帽子丢在地板上，他的嗓音一下子变得喧天价响：“家里没人啊？” 午饭时分，他用张狂的语气跟他父亲说话，弄洒了妹妹的牛奶，还强调他的老师说不能随随便便把“上帝”两个字挂在嘴边。 “今天在幼儿园感觉怎么样？”我装作随意地问。 “挺好的。”他说。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他父亲问。 劳里对待父亲的态度冷冰冰的。“我没学到西东。”他说。 “是东西，”我说，“没学到东西。” “不过，老师今天打了一个男生。”劳里说着，拿起他的黄油面包。“因为他没大没小。”他还没来得及吞下满嘴的食物，就补充道。 “这孩子做了什么？”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劳里想了想。“他叫查尔斯，”他说，“他没大没小。老师打了他，还罚他站墙角。他真的很没大没小。” “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又问了一遍，但是劳里已经跳下椅子，抓了一块饼干就走了。他父亲还在喊：“看这儿，年轻人。” 第二天午饭时，劳里一坐下就说：“今天查尔斯又干坏事了。”他说着笑了笑：“今天他打了老师。” “天哪！”我说，留心没有说出“上帝”两个字，“我猜他又挨打了？” “这是当然。”劳里说。“看上面。”劳里对父亲说。 “看什么？”父亲说着，抬头看。 “看下面，”劳里说，“看我的大拇指。天，你真笨。”他突然发狂似的笑起来。 “查尔斯为什么打老师？”我忍不住问。 “因为老师想逼他用红蜡笔涂色，”劳里说，“但查尔斯只想用绿蜡笔涂色，所以他就打了老师。老师打了查尔斯，还说大家都不准跟他玩，但大家还是跟查尔斯玩。” 第三天（幼儿园第一周的周三），查尔斯用跷跷板砸一个小姑娘的脑袋，砸得她头破血流，老师罚他在休息时间不准出教室。星期四，查尔斯必须在讲故事的时间到墙角罚站，因为他老是用脚蹬地板弄出响声。星期五，查尔斯被罚不许用黑板，因为他扔了粉笔头。 星期六，我问丈夫：“你觉不觉得幼儿园的环境对劳里不好？他变得这么粗鲁，说话不文明，那个查尔斯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影响。” “一切都会好的，”丈夫劝我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查尔斯这样的人。早遇到这种人早好。” 星期一，劳里回家晚了，带来了很多新闻。“查尔斯。”他远远地在山坡下就喊，我正焦急地等在前门。“查尔斯，”劳里上山坡的一路都在喊，“查尔斯又干坏事了。” “快进来，”一等他走近，我就说，“先吃饭。” “你知道这次查尔斯做了什么吗？”他一边问，一边跟我进门，“查尔斯大喊大叫，声音响到一年级的班上派来一个男生，要老师请查尔斯闭嘴，所以查尔斯被罚留校。而且全班同学必须跟他一起留下来。” “他做了什么？”我问。 “他就坐在那儿。”劳里说着，爬上餐桌旁的椅子，“嗨，老爸，你这个老拖把。” “查尔斯被罚留校，”我对丈夫说，“所有人都必须留下来陪他。” “这个查尔斯长什么样？”丈夫问劳里，“他姓什么？” “他个头比我大，”劳里说，“他没有橡胶鞋，他连夹克衫都不穿。” 那个周一的晚上是幼儿园的第一次家长会，但因为女儿感冒了，我没法去。我真想会一会查尔斯的母亲。周二，劳里回家后突然说：“今天有个朋友来看我们的老师。” “查尔斯妈妈？”丈夫和我异口同声地问。 “错啦，”劳里的语气里有鄙夷的意思，“来的人是个男的，他要我们做操，我们必须用手指头碰脚尖。看！”他跳下椅子，蹲下身触碰脚尖。“像这样，”他说着，庄重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叉子，“查尔斯连操都不肯做。” “那没什么，”我这话发自内心，“查尔斯大概是不想做操？” “错啦，”劳里说，“查尔斯对老师的朋友没大没小，所以他被罚不准做操。” “又没大没小？”我问。 “他用脚踹了老师的朋友，”劳里说，“老师的朋友让查尔斯用手碰脚尖，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查尔斯踹了他。” “你觉得他们准备怎么罚查尔斯？”劳里的父亲问他。 劳里夸张地耸耸肩。“我猜，会让他拍屁股走人。”他说。 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切照旧，查尔斯在讲故事的时间大吼大叫，打了一个男生的肚子，把对方弄哭。星期五，查尔斯又留校了，其他孩子又被连累了。 到了幼儿园的第三周，查尔斯已经成了我们家的惯用语。如果女儿整个下午哭不停，我们就叫她“查尔斯”；劳里往玩具车里装满泥土，然后把泥土倒在厨房里，他也成了“查尔斯”；甚至有我丈夫，当他用力一拽缠在电话绳里的胳膊时，把话机、烟灰缸、花瓶统统带到了地上，事后他自己说：“这像查尔斯才会干的事。” 不过，在第三周和第四周，查尔斯似乎有了一些改变。第三周的周四，劳里在午饭时严肃地报告说：“查尔斯今天表现良好，老师给了他一个苹果。” “真的？”我说。丈夫也小心地问：“你是说查尔斯？” “是查尔斯，”劳里说，“他给全班派蜡笔，之后收集课本，老师说查尔斯是她的小帮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不敢相信。 “他是老师的小帮手，就是这样。”劳里说着，耸耸肩。 “真的吗？那个查尔斯？”那天晚上我问丈夫，“这种事真会发生？” “我们等着瞧，”丈夫语带讥嘲，“如果你手上有个查尔斯，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在打别的算盘。” 丈夫似乎错了。这之后的一整个星期，查尔斯都是老师的小帮手。每一天他都在帮忙发东西和收东西，没有人需要陪他留校。 “下周又有家长会，”一天晚上我对丈夫说，“我准备去会会查尔斯的母亲。” “问问她查尔斯是怎么转性的，”丈夫说，“我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我说。 那周的星期五，一切又故态复萌。“你知道查尔斯今天干什么了吗？”劳里一坐到餐桌旁就说，语气里流露出一丝敬畏，“他教一个小姑娘说一个词，小姑娘照说了，老师就用肥皂水冲她的嘴巴，查尔斯哈哈大笑。” “什么词？”他的父亲不明智地问。劳里回答说：“这我必须轻声跟你说，是个很糟的词。”他跳下椅子，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低下头，劳里乐呵呵地和他咬耳朵。父亲一听，双眼瞪直了。 “查尔斯真的叫小姑娘说那个？”他佩服地问。 “她说了两次，”劳里说，“查尔斯让她说了两次。” “查尔斯呢？得到什么惩罚？”丈夫问。 “什么惩罚都没有，”劳里说，“他在发蜡笔。” 星期一早晨，查尔斯甩掉了这个小姑娘，他自己把这个恶毒的词说了三四遍，每次说完都被老师逼着用肥皂水漱口。他还扔了粉笔头。 那天晚上，我出门去开家长会时，丈夫送我到大门口。“家长会结束后，请她到家里喝杯茶，”他说，“我想见见她。” “如果她去家长会的话。”我真心希望她会到场。 “她会去的，”丈夫说，“要是查尔斯的母亲不在，我不知道这家长会开了还有什么意思。” 开会的时候，我如坐针毡，目光扫视着每一张充满母爱的脸庞，渴望知道哪张面容里藏着查尔斯这个秘密。没有人看起来特别憔悴，也没有人在开会时起身，为儿子的行为向别人道歉，甚至也没有人提起查尔斯。 家长会结束后，我找到了劳里的幼儿园老师。她端着的托盘上有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蛋糕，我的盘子上则是一杯茶和一块棉花糖蛋糕。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近彼此，微笑致意。 “我一直很想来见你，”我说，“我是劳里的妈妈。” “我们都对劳里充满好奇。”她说。 “喔，他很喜欢幼儿园，”我说，“他整天都在说幼儿园里的事情。” “之前我们之间有些适应问题，大概是第一周的时候，”她严肃地说，“但现在他是个很好的小帮手。当然，偶尔还是会犯些错。” “劳里通常适应能力很强，”我说，“我猜这次靠的是查尔斯的帮忙。” “查尔斯？” “对，”我笑着说，“幼儿园里有查尔斯这样的孩子，肯定让你忙得焦头烂额。” “查尔斯？”她说，“我们整个幼儿园里都没有孩子叫查尔斯。” [book_title]盐柱 不知为何，当和丈夫在新罕布什尔登上去纽约的火车时，她的脑袋里回荡着一支小调。他们已经快一年没去纽约了，但这支小调来自更久远的过去，她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她还没去过纽约，只见过电影里对这座城的虚构，因此，她想象中的纽约是一间顶层公寓，里面住的全是诺埃尔·科沃德那类人。当虚构的纽约炫耀着它的高度、速度、奢华和享受，当这一切被一个生活单调的十五岁姑娘收进困惑的双眼里时，这座城的魅力就显得更遥不可及，只能存在于电影里。 “这支小调叫什么来着？”她哼出这支小调，问丈夫，“应该是某部老电影里的，我觉得。” “我听过，”丈夫说着，自己也哼起了这支小调，“但不记得歌名了。” 他舒服地靠在火车座椅上。他已经挂好了他们的外套，把行李箱放到了架子上，也取出了自己的杂志。“我迟早会想起来的。”他说。 她先是望着窗外，几乎是在偷偷品味这种新鲜感，享受坐在行驶的列车上的那种极度的幸福。在接下去的六个小时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可以自由地阅读、打瞌睡、到餐车里坐坐。每分每秒，她都在离孩子们越来越远，远离厨房的地板，就连家乡的小山丘都被她远远抛下，外面的景致已经被农田和树木取代，这么陌生，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我喜欢火车。”她说，她的丈夫同情地冲着杂志点点头。 接下来的两周，会是不可思议的两周，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了，不需要再做什么规划，唯一要想的大概就是到哪儿看戏，以及上哪家餐馆吃饭。一个拥有独立公寓的朋友正巧出门旅行。他们银行账户里有足够的钱可以承担去纽约的花销，而且并不妨碍给孩子们买滑雪衫。最初的障碍被克服之后，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仿佛一旦他们打定主意，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宝宝的喉咙不痛了；通水管的工人上门了，两天就把所有活儿都搞定了；送出去改尺寸的裙子也按时改好了；当他们想着可以到城里去看看有没有新式的家用器皿时，他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不去管家乡的五金店了。纽约城没有被烧也没有被封，他们的朋友刚好出城，布拉德的口袋里装着朋友家公寓的钥匙。每个人都知道怎么联系其他人。他们有张不可错过的戏剧清单，还有张要逛好几家商店才能完成的购物单：尿布、布料、高级食品罐头和耐脏的银器盒子。最后，当然还有火车，它还在正常运行，下午缓缓靠站，尽职尽力并且毅然决然地把他们送到纽约。 玛格丽特好奇地看着丈夫，他坐在午后的火车上一动也不动。玛格丽特也打量着其他幸运的旅客，看着窗外阳光下的乡村景致，她多看了一眼以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这才放心地翻开书页。那支小调还在她的脑袋里回响，她哼着，然后听见丈夫在翻动了一页杂志后温柔地接着哼了下去。 在餐车里，她点了烤牛肉，倘若此刻在家，她也会给自己做同样的菜。她不想一下子做出太大的改变，立即享用假日里新鲜刺激的美食。她点了冰激凌作为甜点，但是喝咖啡的时候忽然紧张起来，因为一小时后他们就要抵达纽约，她必须要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恢复优雅的姿态；布拉德必须把行李箱取下来，收好杂志。他们站在车厢尾部等待无限冗长的出站人流，拿起行李箱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一步步往前移，心里焦躁万分。 车站是临时的庇护所，把参观者逐步转移到一个满是人群、喧哗和光亮的世界，给他们时间准备好迎接外面街道上的嘈杂。她先在人行道上望了一眼这个聒噪的现实世界，之后才坐进出租车，成为这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接着他们睁着疑惑的双眼，堵在上城区的车流里，之后又前进，最后被赶下车，来到另一条人行道上。布拉德付钱给出租车司机后，仰头看了看这座公寓大楼。“好吧，是这儿没错。”他说，仿佛他先前一直在质疑司机没法找对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门牌号。他们乘电梯上楼，钥匙和锁眼相配。此前，他们没有来过这个朋友的公寓，但是一切看起来都合理而熟悉——这个从新罕布什尔搬到纽约的朋友随身携带着家乡的个人印记，这么多年来这些印记都未曾抹去——公寓里尚存的家的感觉足以让布拉德一进门就坐上正确的椅子，也让玛格丽特在床单和被子里找到了信任和归属。 “这是我们接下来两周的家。”布拉德说着，伸了个懒腰。过了一会儿，他俩不约而同地走到窗边，和预想的一样，下方就是纽约，街对面都是住满陌生人的公寓楼。 “棒极了。”楼下有车，有人，也有城市的喧嚣。“我很开心。”她说完，吻了吻丈夫。 第一天，他们去城里观光。他们在一家自助快餐店吃了早餐，接着去了帝国大厦的顶层。“现在都修好了，”在顶层时，布拉德说，“不知道当初那架飞机撞到哪里了。” 他们很想问问别人飞机究竟撞哪儿了，但羞于开口，只能试着从顶层的每个方向往下打探。“话说回来，”她试图用理性来分析，在角落咯咯笑着，“要是我身上有什么坏了，我肯定不想人们多管闲事地要看看这些坏掉的零部件。” “要是你拥有整座帝国大厦，你不会担心这些。”布拉德说。 最初的几天，他们只坐出租车，其中有辆出租车的车门是用绳子固定的，他们指了指这扇车门，不出声地微笑对视。在第三天，他们搭的那辆出租车路过百老汇时轮胎爆了，他们不得不下车，再招一辆。 “我们只剩下十一天了。”有一天她说。过了一会儿，她补充道：“我们已经来这儿六天了。” 他们见到了想见的朋友，还准备去长岛上的度假屋过周末。“房子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吓人，”电话那头女主人用欢乐的语气说，“我们自己下个礼拜也准备出城，既然你们来都来了，要是一次都不来看看，我们不会原谅你们的。”这几天的天气很晴朗，不热，有种秋天来了的意思，商店橱窗已经换上深色的衣服，甚至零星出现了皮草和天鹅绒大衣。她每天都穿自己的大衣，基本适合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她带来的单裙都被挂在公寓的衣帽间里，她现在想着去某个大商场里买件毛线衣，或是任何只适合在长岛穿，而不适合新罕布什尔的衣服。 “我必须去买点儿衣服，至少能抽一天的时间去逛商店。”她一对布拉德说，他就发出了嘟囔声。 “别叫我拎袋子。”他说。 “你受不了逛一整天商店的，”她对他说，“你受不了整天这么走。要不你自己去看部电影或者做点儿别的事？” “我自己也有东西要买。”他卖关子地说。或许他指的是她的圣诞礼物，她也依稀想过趁自己在纽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买好，孩子们肯定会高兴收到来自城里的新事物，收到他们家门口商店里看不到的玩具。最后她说：“你至少可以有时间去一趟五金店。” 他们正要去见另一个朋友，那位朋友奇迹般地找到了地方住，提醒他们不要介意公寓大楼的外观，也不要介意楼梯，或者所在的街区。这间公寓的外观、楼梯、所属社区都很糟，只有三层楼，楼梯又窄又黑，不过楼顶倒是可以住人。他们的朋友新搬来纽约，但一个人住着两个房间，而且轻易地迷上了细瘦的长桌及低矮的书架，这就让他家里有些地方看起来空落，而另一些地方看起来拥挤不堪。 “这地方挺好的！”她一进门就说，很快就为自己的话感到抱歉，因为她的朋友说：“不用多久，这糟糕的境遇就会结束，我会想办法搬到一个真正能住人的地方。”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客人，这些人都坐着，聊着如今新罕布什尔人关心的话题，只是他们喝起酒来比在家乡的时候更没节制。很奇怪，他们都没醉。他们说话更大声，用词更夸张，但手势更内敛。有些时候，要是在新罕布什尔他们准会挥动手臂，而此刻在纽约他们只是摇了摇手指。玛格丽特重复了好几遍一样的话：“我们只在这儿待两个礼拜，度度假。”“这里好极了，一切都让人兴奋。”“我们运气特别好，有个朋友正好出城……” 终于，她觉得房间太挤也太吵了，于是走到窗边的角落透一口气。一整晚，窗户开了又关，这取决于站在窗口的那个人有没有空着的手摆弄窗户；现在，窗户是关上的，外面是明朗的天空。有人过来，站在她的身旁，她说：“听听外面的噪声，和里面一样吵。” 他说：“在这种街区，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人被杀。” 她皱起眉头来。“可这声音听起来和之前的不一样。我是说，应该是发生了别的事情。” “酒鬼，”他说，“街上全是醉鬼。一路上都有人酒后闹事。”他拿着酒杯走开了。 她打开窗，探出脑袋。街对面的窗户有几个人抻长脖子在嚷嚷，隔着一条街她也能听到：“女士，女士！”他们大概是在叫我，她心想，他们在看我这边。她探出身子，那些人的喊声不是很一致，但她总算听清他们都在叫什么：“女士，你家着火了，女士女士！” 她赶紧关上窗，转向房间里的其他人，抬高了一点儿嗓门。“听着，”她说，“他们说这栋楼着火了。”她怕极了，担心人们会笑话她，怕隔着距离的布拉德觉得她脸红的样子像白痴。她再次喊道：“这房子着火了。”之后因为担心自己听起来不够理性，赶紧补充道：“他们是这么说的。”离她最近的人转向了她，有人叫起来：“她说这房子着火了。” 她想要去到布拉德身边，却一时找不到他的踪影，公寓的主人也不知哪儿去了，所有站在身旁的人都是陌生人。他们不会听我的，她想，我最好不要待在这儿。她走到门口，打开门后，发现既没有烟也没有火，但她还是对自己说，我最好不要待在这儿。所以她在惊慌中抛下了布拉德，没戴帽子也没披大衣就冲下楼梯，一只手握着玻璃杯，另一只手还抓着盒火柴。楼梯长得不可理喻，但是楼道里空气清新，也很安全，她打开公寓楼的大门，跑到街上。一个男人抓住她的胳膊，问：“所有人都出来了？”她说：“没有，布拉德还在里面。”消防车在街角轰鸣，旁边几栋楼的居民都探出窗口张望他们。抓住她胳膊的男人说“下来了”，之后离她而去。火情隔着两栋楼之远，他们可以看到顶楼窗口窜出的火舌，看到涌向夜空的黑烟。十分钟不到，火被扑灭了，消防车开走了，一并消失的还有那种不惜动用一切设备来消除十分钟火警的殉道精神。 她慢慢走上楼梯，回到朋友的公寓，很难为情。她一看到布拉德，就要他带她回家。 “我刚才吓坏了，”等他们都安全地躺在床上时，她对他说，“我完全昏了头。” “当时你应该设法找人帮忙。”他说。 “他们不会听我的，”她坚持说，“我一直在告诉他们，但他们不听，接着我想一定是自己弄错了。我就想着自己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好情况没有变得更糟。”布拉德已经犯困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她说，“被火困在了那栋老楼的顶层。就像一场噩梦。还在一座陌生的城市。”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布拉德说。 第二天，同样的不安全感仍然隐隐追随着她。她独自去购物，布拉德终于能跑一趟五金店。她乘着公交车去市中心，等到该她下车的时候，车里挤满了人，动都动不了。被夹在走道中央的她喊着“我要下车，请让一让”“抱歉，让一让”。等她终于挤到门口，公交车已经启动，她只能在后一站下车。“没人听我的，”她对自己说，“大概因为我太礼貌了。”商店里的衣服价格奇高，而且那些毛线衣看起来和新罕布什尔的一样平凡无奇。给孩子们的玩具也令她失望，那些显然都是设计给纽约孩子的：全是可怕的成人生活的缩小版，玩具收银机、满载仿真水果的微型购物车、可以用的小电话机（仿佛纽约城这么多的电话还不够用）、装在篮子里的微型牛奶瓶。“我们的牛奶是从奶牛身上挤的，”玛格丽特对售货小姐说，“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当然她是夸大其词，有一瞬间甚至为此感到羞愧，但身旁没有人指出来。 她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城里的小孩子都打扮得和他们父母一样的画面，紧随其后的画面是城市文明的微缩版，玩具收银机一点点放大，直到孩子习惯真正的收银机。成千上万粗制滥造的仿制品帮助他们做好准备，有一天他们会接过家长每天生活所依靠的那些无用的大尺寸玩具。她给儿子买了副滑雪板，她知道这套器材不足以应付新罕布什尔的雪；她给女儿买了个玩具马车，但布拉德用一个小时亲手做出的马车要比这个好上一倍。她没理会那些玩具邮筒、带微型唱片的小播放机、孩子的化妆套装。她离开商店，踏上回家的路。 此刻，她已经不敢再搭公交车了。她站在街角等出租车。她瞥了瞥脚下，看到身旁的人行道上有一枚十美分硬币。她想捡起来，但身旁人这么多，她先是担心连弯腰的空间都没有，再是怕别人会盯着自己看。她一脚踩在那枚硬币上，接着看到旁边还有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和一枚五美分硬币。有人弄撒了零钱包，她想着，伸出另一只脚踩在二十五美分硬币上，她踩得很快，想让自己的动作看起来自然。接着，她看到了另一枚十美分硬币，然后是又一枚五美分硬币，之后发现阴沟里还有一枚十美分硬币。行人经过她的两旁，没有人在看她，她却不敢蹲下捡钱。也有别人看到了硬币，但他们还是继续赶路，她意识到没人会捡这些钱。他们全都感到难为情，要不就是太赶时间，或者就是街上人太多太挤。一辆出租车刚好停下让乘客下车，她挥了挥手。她分别抬起了踩在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硬币上的脚，把硬币留在了原地，自己坐进了出租车。出租车开得很慢，一路颠簸，她开始留意到，出租车里也显现出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腐坏。公交车有着无足轻重的裂缝，皮制的座椅又破又脏，建筑也一样——在最好的一家商店里，门厅的大理石地板上有个大洞，你只能不动声色地绕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大楼的角落似乎都在逐渐垮塌成粉尘，随风飘散，花岗岩也在悄然腐蚀。她在回上城区的路上所看到的每一扇窗户似乎都有破损，很可能每个街角都落有零钱。行人的步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出租车的窗户右上角浮现出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女孩，你还没看清她的帽子，她就已经消失在窗户下沿。商店的橱窗如此鲜亮，这是因为你至多只会匆匆一瞥。人们似乎正在做出某种疯狂之举，让一小时变成四十五分钟，一天变成九小时，一年变成十四天。餐厅里的食物上得那样快，必须匆忙下咽，你总是觉得饿，总是赶着去和新的人吃新的东西。每一分钟，每样东西都在不经意地加速。她从道路的一边上出租车，从道路的另一边下车回家。在电梯里，她按下五楼的按钮，之后她很快又会下来，沐浴完毕，换好衣裳，和布拉德出门吃晚餐。他们吃完饭后又回来了，还是饿，赶着上床休息，为了明天能吃早餐，以及之后的午餐。他们已经在纽约待了九天，明天是星期六，他们准备去长岛，星期天回来，之后的星期三他们会回家，回真正的家。当她想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在去长岛的火车上了。火车很旧，椅面破着口子，地板很脏，一扇车门没办法打开，几扇窗户没法关上。穿过这座城市的郊区时，她在想，就好像所有一切都在高速行进，所以坚固的东西都抵御不了这种损耗，最后只能烟消云散，檐口被刮飞，窗户在塌陷。她知道她怕真的把这些说出口，怕面对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大家都自愿地跟上这种节奏，自愿地加速再加速，直到最后毁灭。 在长岛，女主人带他们看到了纽约的另一面。这是一间塞满纽约家具的屋子，很多都靠橡皮筋固定着，被专门运来，捆扎好，一旦房门再度打开，租约到期，就准备随时运回城里的公寓。“我们每年都来这儿度假，很多年了，”女主人说，“不然我们今年不可能弄到这间屋子。” “真是个漂亮的地方，”布拉德说，“我很奇怪你们不是一整年都住在这里。” “必须时不时回城里待一待。”女主人说着，笑了。 “不太像新罕布什尔。”布拉德说。他开始想家了，玛格丽特心想，他想诉说这种心声，哪怕一次都好。自从火灾之后，她就很怕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晚饭后，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访，她就到门口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对自己说他们在一楼，她随时可以跑到外面，所有窗户都是开着的。接着她找了个借口先回房睡觉了。布拉德很晚才钻进床褥来，她被弄醒了，他不耐烦地说：“我们整晚都在猜字谜，这帮疯子。”她睡眼惺忪地说：“你赢了吗？”还没等到他回答，她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她和布拉德出门散步，他们的男女主人都在读星期天的报纸。“如果你们出门右拐，”女主人鼓励他们说，“大概走三条街，会看到我们的海滩。” “他们干吗要去海滩？”男主人说，“冷得要命，啥都干不了。” “他们可以看看海。”女主人说。 他们走到了海滩。每年的这个时候，海滩光秃秃的，而且狂风大作，但它仍以为自己残有盛夏时的风光，对来客热情点头。沿路有几幢房子，都有人住。只有一家午餐铺孤零零地开着，大胆地宣传它的热狗和根汁汽水。午餐铺的男老板看着他们走过，他的脸冷冷的，没有表情。他们走到既看不到他也看不到那些房子的地方，走到一段铺着鹅卵石的灰色沙滩上，一边是灰色的海水，另一边是灰色的鹅卵石沙丘。 “想象在这儿游泳。”她说话的时候打着哆嗦。海滩叫她开心，有种奇怪的熟悉感和与之相配的安全感，与此同时，那支小调又回来了，带来了双重的回忆。海滩是她昔日想象中生活过的地方，她为自己编造出无数烂俗的爱情悲剧，故事的女主角总是走在汹涌的海浪边；这支小调则是一个金色世界的象征，这是她逃出单调的日常生活之后来到的世界，正是那些日常的单调驱使着她写出了那些有关海滩的悲情故事。她大笑起来，布拉德问：“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我只是在想，这儿和城市是多么不同啊。”她没说真话。 天空，海水和沙滩都这么阴沉，让人觉得这不是早晨而是日暮。她已经累了，想回去，但是布拉德忽然说：“看那儿！”她回头，看到有个姑娘正从沙丘上跑下来，手里拿着她的帽子，长发被风吹起。 “这种日子只有这样才能让身子暖和起来。”布拉德说。玛格丽特不同意，说：“她的样子像是被吓坏了。” 姑娘看到他们，冲他们跑来，等靠近他们的时候才放慢脚步。她急切地跑过来，可当她真到了日常对话的距离，又觉得难为情，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这让她犹豫起来，她的眼神在玛格丽特和布拉德之间不安地来回摇摆。 “你们知道我到哪儿能找到警察吗？”她终于张口问道。 布拉德上下打量着贫瘠的鹅卵石沙丘，严肃地说：“周围似乎没有警察。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我觉得没有，”姑娘说，“我真的需要找警察才行。” 他们一有事情就找警察，玛格丽特想，这些人，这些纽约人，就像他们选了人群中的一小部分专门来解决各类疑难杂症，所以不论碰到什么都找警察。 “只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什么忙都愿意帮。”布拉德说。 女孩又迟疑了。“好吧，如果你们真想知道，”她气急败坏地说，“那上面有一条腿。” 他们礼貌地等待姑娘解释下去，但她就甩下这么一句：“上来。”她示意他们跟着她。她领着他们翻过沙丘，来到毗邻一个小海湾的地方。那儿，沙丘突然转为一湾海水。一条腿就横在靠着海水的沙滩上，姑娘指了指那个方向，说：“在那儿。”说得好像那是她自己的财产，而他俩硬要跟她分一杯羹。 他们走到那条腿的旁边，布拉德小心地俯身。“是一条人腿没错。”他说。那条沙滩上的腿看起来像蜡像的一部分，死白死白，从靠近大腿根的地方一直截到脚踝上方，切口非常平整，膝盖的部分稍稍弯曲。“是真的，”布拉德说，他的嗓音显出一丝不安，“你是应该找警察。” 他们一同走到午餐铺，布拉德打电话报警的时候，铺子老板没精打采地听着。等警察到了之后，他们又一起走回那条腿横着的地方。布拉德把他们的名字和住址留给警察，然后问：“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你们还待在这里干吗？”警察故作幽默地问，“等着看他余下的部分？” 他们回到度假屋，和男女主人说起那条腿。男主人道歉，仿佛他的客人撞见一条人腿，作为东道主的他对这种不悦负有责任。女主人饶有兴趣地说：“有条手臂被冲到了本森赫斯特的沙滩上，之前我在报纸上读到的。” “这种杀害时有发生。”男主人总结说。 回到楼上后，玛格丽特突然没头没尾地说：“我觉得这种事总是最先发生在郊区。”布拉德问：“什么事？”她不安地说：“人们开始四分五裂。” 为了让度假屋的男女主人觉得这条腿没有毁掉他们的旅途，他们一直待到下午的晚些时候才搭火车回纽约。再次回到公寓后，玛格丽特觉得连大楼底楼前厅的大理石都已经老了几岁，才过了两天，地板上就冒出几条新裂纹。电梯好像在生锈，公寓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覆上了一层灰。他们回到床上的时候也觉得浑身不自在。第二天早晨，玛格丽特一醒来就说：“今天我哪儿也不想去。” “你不是还为了昨天的事情感到不舒服吧？” “不是，”玛格丽特说，“我就是想待在家里休息。” 聊了几句之后，布拉德决定自己出门，他还有重要的人要见，还有想去的地方。在自助快餐店吃了早饭之后，玛格丽特独自回到公寓，拿着她在路上买的那本悬疑小说。她挂好大衣和帽子，坐在窗口，听着窗外传来楼下街道嘈杂的人声，望着楼房之上的灰色天空。 我不会为这种事提心吊胆的，她对自己说，没必要整天想着这种事情，糟蹋我和布拉德的假期。没必要担心，人们都是为了不必要的事情担心。 那支不依不饶的小调再次在她的脑袋里响了起来，带着不合时宜的温柔和怡人音质。街对面的大楼很安静，或许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楼里没有人在，她让自己的眼珠随着小调的节奏转动，从一扇窗掠到另一扇窗，掠过窗台。她的目光迅速地扫过两扇窗户，小调的一句刚够她瞥过一层楼的窗户，接着她换了一口气，看到下一层楼。大楼的每一层都有着同样数量的窗户，小调的每一句也都有着一样的节奏，接着她再往下看一层，之后是更低的一层。她突然停下了，因为她觉得刚才看过的那个窗台似乎已经无声无息地垮塌，而且碎成了齑粉。等她往回看时，窗台还完整如初地待在原位，很快，她又疑心塌的是上方或者右侧的窗台，再或者是房檐的一角。 没必要提心吊胆，她对自己说，并且逼自己望向大街，不去想任何事情。盯着街道看了太长时间，她感到头晕目眩，于是站起来，走进公寓里狭小的卧室。像所有称职的家庭主妇一样，她在下楼用早餐前就铺好了床，现在她有意把床弄乱，一层层地抽掉床罩、被子和床单，接着重新铺床，花了很长时间塞好边角，捋平每一道皱痕。“弄好了。”她说着，又走回窗口。当她再次望向街对面的时候，那支小调又响了起来，从一扇窗到另一扇窗，窗台碎裂塌落。她探出身子，俯身张望自家窗户下方的窗台，这是她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一部分窗台已经被腐蚀了，当她伸手去摸的时候，几块碎石脱落了。 已经十一点了，布拉德应该在找直喷式打火机，一点之前肯定回不来。她想着写封信给家里，但还没找到纸笔，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她觉得应该打个瞌睡，她从没有在上午打过瞌睡。她走进房里，爬到床上。躺下的时候，她觉得整栋楼都在震动。 没必要提心吊胆，她再次劝自己，就好像那是一道对付女巫的咒语。但她不一会儿就起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我就出去买点香烟和信纸，她想着，就去街口。乘着电梯下楼的时候，她惊慌不已，电梯的速度太快了。等她走出电梯进了大厅的时候，要不是旁边站着人，她早就落荒而逃了。她疾步走到大楼外的街道上，有一瞬间在犹豫，想着走回去。来往的车子开得飞快，行人和往常一样健步如飞，但是来自电梯的恐慌感驱使她一往无前。她走到街角，跟着那些健步如飞的人，她跑到马路上，卡车的鸣笛仿佛轰在她的脑袋上，背后还有人在大吼，还有急刹车的声音。她盲目地跑着，来到马路的另一侧，停下脚步，四处张望。那辆卡车正在大型车的车道里拐弯。她左右两旁都有人在经过，她成了某种路障，人流在此分成两股，绕过后再汇合。 没有人留意我，她为此感到放心，每个看见我的人都早就走远了。她走进前方的便利店，问店员要了包香烟。此刻，对她而言，公寓楼似乎要比大街更安全——她可以走楼梯。从便利店出来，她走到街角，尽量贴着一侧的楼房走，不愿意把路让给从公寓楼里出来的人。到了四岔路口，她仔细地看着红绿灯，是绿灯，但它看起来随时都会变。多等一下总是更安全，她想，不要再走到另一辆卡车面前。 人群推搡着超过她，有些人在红绿灯变换的时候被困在马路中央。有个女人比其他人的胆子更小，绿灯换红灯的时候，她转身跑回到路缘上，但是其他人都站在路中央，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取决于两侧通行的车辆。有个人穿过车与车之间短暂的间隔抵达了马路的对岸，其他人则慢了几秒，只能再等。接着红绿灯再次变换，当汽车减速时，玛格丽特把一只脚伸到马路上准备过街，然而一辆小转弯的出租车忽然冲到她的面前，吓得她打道而回，她又站在路缘了。等到这辆出租车开走，绿灯又要变成红灯了，她心想，我可以等下一班，没必要被困在道路中央。她身旁的男人跺着脚，急不可耐地等着红绿灯变换。两个姑娘走到她前面，站在路缘前的马路上等着过马路，但凡车子开得太近时，她们就往后退两步，一直聊个没完。我应该跟她们站在一起，玛格丽特想。紧接着她们退回到她身旁，而绿灯又亮了，那个没耐性的男人冲到马路上，两个姑娘则等了一小会儿，之后慢悠悠地走，仍旧说个不停。玛格丽特起初跟在她们身后，随后又决定继续等。她身旁很快聚集了更多的行人，他们刚从公交车上下来，准备在此过马路。当红绿灯变了时，她忽然感到自己正在被这群人夹持着往前走，她害怕极了，用手肘挤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远离这群人。她贴着路缘内侧的大楼，在那里等着。她觉得，那些准备过马路的人似乎开始注意自己。他们怎么想我？她思索着，挺直了身子就仿佛在等人。她看了看手表，皱起眉头，接着心想，我肯定看起来像个白痴，这儿没有人看我，他们都走得太快了。她再次走到路缘，然而绿灯正又转成红灯。她想，我还是回到便利店买杯可乐，没必要回那间公寓。 看到她回来，便利店店员脸上没有惊讶的表情。她坐下，点了杯可乐，喝可乐的时候，惊慌感再次攫住了她。她想着自己第一次过马路时站在身边的人群，现在已经在好几条街之外了，他们肯定已经通过了数十盏红绿灯，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往前走，而她一直在试图鼓起勇气过第一个红绿灯。她很快付了可乐的钱，克制着没说“可乐没有一点儿问题，是自己必须回去，只是这样”。她又一次走到路口。 这一次，红绿灯一变，她就坚定地对自己说，没必要再等。但她还没准备好的时候，红灯就变绿灯了，而在她镇定下来之前，小转弯的车辆又吓到了她，她再次缩回到路缘。她用一种渴望的眼神望着街对面的烟草店，上边就是她的公寓。她想着，人们到底是怎么到达那里的？她知道，有着这样的疑惑，说明自己已经迷失在这座城里。红绿灯变了，她用憎恶的眼神看着它，蠢东西，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她诡秘地看着左右两侧的人群，看有没有人在看她，她悄悄地往后退，一步，两步，直到离路缘远远的。再次回到便利店后，她等待着店员露出认出她来的表情，但是他没有任何表示。和她第一次光顾一样，店员用冷淡的语气招待她。当她要求使用电话的时候，他机械地指了指电话机。他不在乎，她想，对他来说，我打给谁都不重要。 她没有时间去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因为他们一下子就接起了电话，声音很和善，也很快就找到了他。他接过电话的时候，声音听起来既惊讶又平静，她只能用哭腔说：“我在街角的便利店里，过来接我。” “发生什么事了？”他听起来并不想过来接她。 “求求你，过来接我，”她对着黑色的话筒喊着，不知道话筒能否把讯息传达给他，“求求你，过来接我。布拉德，我求求你。” ⊙盐柱(pillar of salt)的典故见于《圣经·创世纪》。耶和华派天使去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时，罗得和妻女得到解救；在逃亡的路上，罗得的妻子不听天使的警告，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变成了一根盐柱。 ⊙Noel Coward，英国演员、剧作家、作曲家，因影片《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获1943年奥斯卡荣誉奖。 ⊙1945年7月28日，美国陆军航空军一架执行人员转移任务的B-25米切尔型轰炸机在浓雾中撞上了帝国大厦，事故并未破坏帝国大厦的建筑结构，但造成了14人遇难。 [book_title]这就是生活 “宝贝，”威尔逊太太不安地说，“你确定你自己没问题？” “当然。”乔说。她再次弯下腰亲他的时候，他往后躲闪着。“妈妈，”他说，“别人看着呢。” “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他母亲说，“你确定他会没事？”她问丈夫。 “谁，乔？”威尔逊先生说，“他没事的。对吧，儿子？” “当然没事。”乔说。 “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完全可以自己出门了。”威尔逊先生说，这几天他已经把这些话给他紧张的妻子重复了好几遍，但仍不失耐心。 威尔逊太太瞅着火车的样子就像在估算敌人的杀伤力。“万一碰上什么事情？”她问。 “看，海伦，”威尔逊先生说，“火车四分钟之后就要开了。他的行李已经上了车，海伦。他会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火车开到美丽城。我跟行李员打过招呼了，我还给了他几美元小费，他保证火车一停靠美丽城，乔就会提着行李下车。海伦，他已经九岁了，他知道自己叫什么，要去哪里，应该在哪里下车，爷爷还会在站台等他，而且一到家就会给你打电话，还有行李员……” “我知道，”威尔逊太太说，“你真的确定他会没事？” 威尔逊先生和乔短暂地面面相觑，然后看向别的地方。 威尔逊太太搂着乔的肩膀，趁着乔暂时没有表示异议，她又亲了亲他，但他仍来得及开溜，妈妈的吻落到了他的脑袋上。“妈妈！”乔抗议说。 “我不想我的小男孩有任何事。”威尔逊太太露出一丝勇敢的笑容。 “妈妈，我的天。”乔说。“我应该上车了。”他对父亲说。 “上去吧。”他父亲说。 “再见，妈妈。”乔说着，倒退着走向车门。他迅捷地瞥了瞥站台，之后冲向母亲，在她的面颊上匆忙地亲了一下。“照顾好你自己。”他说。 “别忘了一到爷爷家就给我们打电话，”他母亲说，“每天给我写信。跟奶奶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刷牙。要是天气凉了的话……” “我知道，”乔说，“我知道，妈妈。” “再见了，儿子。”他父亲说。 “再见了，爸爸。”他们严肃地握了握手。“照顾好你自己。”乔说。 “旅途愉快。”他父亲说。 乔走上火车阶梯的时候还能听到母亲在唠叨：“一到那里就给我们打电话，小心……” “再见，再见。”他说着，走进车厢。父亲把他的座位安排在车厢尾部的双人座，一坐下，他就下意识地望向窗外。父亲脸上担心的神情让他看起来有些怯懦，他一边对乔挥手，一边重重地点头，仿佛在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表示他们做对了所有的事情。但是母亲没有这么镇定，她的双手搅在一起，凑近火车车窗，她的唠叨只有身旁的人能听到，火车里的人听不见。她的样子让乔担心她已经改变了主意，正告诉他，她还是决定要陪他一起去爷爷家。乔点着头，微笑着，挥手，之后耸肩，表示自己听不见，但是母亲还在说，偶尔紧张地看看车头，仿佛在担心引擎随时启动，会在她还不能完全确保乔会安全的情况下就把他带走。在过去的几天，乔的母亲告诉他去爷爷家路上会经过的每一个环节，以及她对每一个环节的担忧，听了这么多次，此刻的乔觉得他光看妈妈说话的口型就知道她在说“当心”“一到就给我们打电话”“别忘了写信回家”。终于，火车发动了，稍微停了一会儿，之后再次缓缓开动。乔不再贴着窗户，但仍在挥手和微笑。他很肯定火车启动的时候，母亲在说：“你确定你真的没事？”火车往前开的时候，她给他送了个飞吻，他躲开了。 火车把他慢慢带离母亲和父亲的身边，他开始审视四周，心里很高兴。应该只有三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他知道目的地的站名，而且车票已经在外套口袋里放好了。虽然他不想像母亲那样神经兮兮，但他私底下摸了好几次口袋，确保车票在里面。他带了五本漫画书——平时他不会被准许这么做——还有一块巧克力。行李箱和帽子都在，之前他盯着父亲把自己的第一副棒球手套装进箱子里。他的裤子口袋里有一张一美元纸币，因为母亲觉得他必须有点钱以防万一——她每时每刻都担心会出事——比如火车脱轨（尽管父亲已经指出，如果碰到重大意外事件，受害者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车费，至少在家人被告知之前），又比如碰上什么他爷爷的收入不够负担的事情。乔的父亲觉得乔的兜里应该有点钱是因为万一他想买点什么：一个口袋里没钱的男人没办法出门。“比如说火车上看到个漂亮姑娘，想给她买东西吃。”父亲曾乐呵呵地说。但是母亲严肃地看了看丈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乔不会做这种事。”当时乔和父亲相互挤了挤眼睛。所以，此刻，乔确认自己有漫画书、行李箱、车票和巧克力，感到口袋里的一美元纸币既轻微又至关重要。他靠着柔软的椅背，目光掠过窗外被火车匆匆抛下的房子，对自己说：“这就是生活，孩子。” 在尽情享受漫画书和巧克力之前，他花了一些时间看着车窗外逐渐消失的家乡的房子。在他的前方，在爷爷的农场里，夏天意味着奶牛、马匹，以及在草地上举办的摔跤比赛；在他的身后，是学校和与之相关的无尽烦恼，还有他的母亲和父亲。他想着母亲是不是仍在站台上望着火车，还在嚷嚷他必须写信回家，但是不一会儿，他基本把她忘掉了。他欢快地吐出一口气，贴着椅背，选了本漫画书，关于一个厉害的魔术师在充满敌意的非洲土著部落里冒险的故事，完全是现实主义笔调。这就是生活，孩子。他又对自己说了一次。再次瞥了瞥窗外，有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坐在篱笆上看火车驶过。有一刹那乔想跟那个男孩挥手，但很快觉得这么做有失旅行者的尊严。再说了，这个篱笆上的男孩穿着脏兮兮的汗衫，这不禁让戴着硬领、穿着西装外套的乔感到别扭。他忽然想念起那件印着“布鲁克林道奇队”的T恤衫，那么舒服，现在装在他的行李箱里。接着，他生出了一个念头：就在火车上把衣服换掉，这样他到爷爷家的时候身上穿的就不是西装了。他越想越带劲儿，这些叛逆的想法正在不必要地把理智逐出他的脑袋。就在这时，有人坐到他身旁的空位上，沉重地呼吸，空气中泛起了香水味和裙子的窸窣声。乔猛然意识到，他的天堂遭到了某个陌生女人的入侵。 “这位子上有人吗？”她问。 乔虽然转头看她，但拒绝承认她的存在。他没好气地说：“没人。”没人坐这儿，他心里想，她没看见我想一个人坐在这儿吗？火车上有这么多空座位，她干吗偏要坐在我旁边？ 他的样子像沉浸在对窗外景致的凝思中，其实他在心里默念，希望这个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忘了带行李箱，或是没买车票，又或是想起家里浴室的水龙头没关——随便什么都成，只要能让她在下一站下车，还他清静。 “你要坐很远？” 还要跟我说话，乔心想，她真是打算坐在这里，然后没完没了地烦我，老太婆。“是啊，”乔说，“美丽城。” “你叫什么名字？” 长到九岁，乔已经很熟悉这些问题的套路，他完全可以一口气答完她要问的——我九岁，我今年五年级，哦，不，我不喜欢学校，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学校里学什么，我真没学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学校，我倒是喜欢看电影，我乘火车去爷爷家。说到底，我讨厌不请自来坐在我旁边，还要问我蠢问题的女人。要是我妈妈没有老是教我保持礼貌，我早就收拾好东西，坐到别的位置上去了，如果你再问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 小男孩，乔抱怨着这个称呼，讨厌死了，小男孩。 “乔。”他说。 “你今年几岁？” 他疲倦地抬起双眼，看了看正走进车厢的乘务员。现在指望这个讨厌的女人没有带车票可能已经太晚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她上错了车？ “你有车票，乔？”女人问。 “当然，”乔说，“你有吗？” 她笑了笑，说——显然是对乘务员说，因为她用的不再是刚才那种跟小男孩说话的声音，而是跟乘务员、出租车司机、售货员说话的语调——“抱歉我还没买票。我太急着上车了。” “你去哪儿？”乘务员问。 他们会不会赶她下去？这是乔第一回扭头看她，眼神里充满急切的渴盼。他们能不能行行好，赶她下去？“我去美丽城。”她说。乔一直觉得成人世界唯唯诺诺、缺乏主见，此刻得到了证实。乘务员从一本随身携带的小簿子上撕下一页，往上面戳了个小孔，对这个女人说：“两美元七十三美分。”当她翻着手袋找钱时——乔已经对她厌恶至极，要是她真打算买票，难道不该早就把钱准备好？——乘务员拿起乔的车票，对他微笑。“你儿子倒是已经买好票了。”乘务员说。 女人露出一丝微笑。“他比我快一步到车站。”她说。 乘务员给她找钱，继续往车厢的前方走去。“有意思，他以为你是我的小男孩。”女人说。 “是啊。”乔说。 “你在看什么书？” 乔厌倦地放下漫画书。 “漫画。”他说。 “好看？” “是啊。”乔说。 “看，有警察。”女人说。 乔望着她指着的方位，真的看到——他之前并不相信，因为他知道大多数女人连警察和邮递员都分不清楚——一名警察！这名警察正小心地审视每个乘客，仿佛火车上正藏匿着一个谋杀犯或者国际珠宝大盗。在车厢里张望了好一会儿后，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了车厢尾部乔和这个女人所坐的位置。 “叫什么名字？”他一脸严肃地问女人。 “约翰·奥尔德雷奇太太，警官，”女人立马答道，“这是我的小男孩，乔。” “你好，乔。”警察说。 乔一下子蒙住了，呆呆地看着警察，点了点头。 “你从哪儿上的车？”警察问女人。 “阿什维尔。”她说。 “在阿什维尔上车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跟你个头、身材差不多的穿皮草的女人？” “没见过，”女人说，“为什么这么问？” “通缉犯。”警察简短地说。 “仔细留心着，”他对乔说，“可能会有赏金。” 警察继续去往下一节车厢，偶尔停下跟看起来落单的女人交谈。接着，车厢尽头的门关上了，警察已经走远。乔转身，认真地瞅了瞅这个坐在自己身旁的女人。“你做了什么？”他问。 “偷了点儿钱。”女人说完，冲他笑了。 乔也冲她笑了笑。如果真要他说实话，在迄今为止的人生经验里，他认为女人当中只有自己的妈妈既漂亮又讨人喜欢。然而，此刻——可能得益于某种非法之徒的光环——他觉得身边这个女人比他之前觉得的有魅力得多。她的样子很漂亮，发丝松柔，笑起来让人舒服，没有化很浓的妆或涂很重的口红，她的皮草温柔地蹭着乔的小手。更重要的是，当她冲他笑的时候，乔知道她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问他年龄以及喜不喜欢上学等无聊的问题。他对她露出的笑容不自觉地洋溢着友善。 “他们会抓到你吗？”他问。 “会，”女人说，“可能很快。不过一切都值得。” “为什么？”乔问。犯罪，他很清楚，没有好下场。 “是这样，”女人说，“我想在阿什维尔快活地过两周。我想要这件皮草，看到了吗？我只是想买很多很多衣服和东西。” “所以？”乔问。 “所以我从我效力的那个小气鬼老板手里拿了点儿钱，逃到阿什维尔，买了几件衣服，看了几场电影，玩了些好玩的，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听起来像度假。”乔说。 “是啊，”女人说，“我一直知道他们早晚会抓到我，这是肯定的。我一直知道我迟早要回老家，但是这一切都值得！” “多少钱？”乔问。 “两千美元。”女人说。 “乖乖！”乔说。 他俩都舒服地靠着椅背。乔想都没有多想，就把自己那本有关非洲猎头族的漫画书借给这个女人。等刚才那名警察又走回来的时候，他用狐疑的眼神瞥瞥他们，但是他们紧挨着肩膀，女人显然被非洲历险故事深深吸引了，乔则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会飞的报社记者侦查恶性黑帮罪案的故事。 “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妈妈？”警察走过的时候，乔大声地说。女人笑着答道：“挺好，挺好。” 警察走过后，车厢之间的门再次关闭。女人柔声说：“你知道，我很想看看我能逃多久。” “不能永远逃下去。”乔说。 “是的，”女人说，“但是我想自己回去，然后把剩下的钱还给他们。我已经有过开心的日子了。” “就我所知，”乔说，“假如这是你第一次犯这种事，他们应该不会罚得很重。” “我绝对不会再这么干，”女人说，“我的意思是，你基本上一辈子都在兢兢业业工作，为的就是想有一段这么开心的日子，过完了你就可以无怨无悔地接受惩罚了。” “我不知道。”乔为难地说，想起了自己犯过的小过错，他拿过爸爸的火柴和雪茄还有其他人的午餐盒。“我觉得就算你现在认定自己不会再犯，有时候……嗯，有时候，你还是会再干。”他心想，反正我老是保证我永远不会再这么做。 “好吧，如果你再这么干，”女人指出，“你下次将得到双倍的惩罚。” 乔笑了。“有一次我从我妈妈的手袋里拿了十美分，”他说，“但我不会再这么干了。” “和我做的是一样的事。”女人说。 乔摇着头。“要是警察打算像我爸打我那样打你……”他说。 他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女人说：“嘿，乔，你肚子饿吗？我们一起去餐车？” “我应该要一直坐在这里的。”他说。 “但是没有你我哪儿都去不了，”女人说，“他们觉得我没问题，全是因为他们要找的女人绝对不可能跟她的小男孩一起出门。” “别叫我‘你的小男孩’。”乔说。 “为什么？” “叫我‘儿子’或者其他什么，”乔说，“就是别叫‘小男孩’。” “好，”女人说，“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你妈妈不会介意你跟我一起去餐车的。” “难说。”乔说。但他站起来，跟着女人走出车厢，径直穿过下一节车厢。他们经过的时候，两旁的人都抬头看他们，不过很快又各自低下头。乔心里骄傲地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这个看起来无辜的女人和她的儿子每一步都比警察高明，他们肯定会刮目相看的。 他们在餐车里找到了一张空桌。坐下后，女人拿起菜单问：“你想吃什么，乔？” 乔看着这个女人，心里美滋滋的，餐车里有忙前忙后的侍者、闪亮的银器、白色的桌布和纸巾。“一下子决定不了。”他说。 “汉堡包？”女人问，“意大利面？还是你更想点两到三道甜点？” 乔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比如说，可以点蓝莓派和冰激凌，外加热焦糖圣代？”他问，“像那样？” “当然可以，”女人说，“我们可以把这当作最后一次庆祝。” “从妈妈的手袋里拿了那十美分之后，”乔对她说，“我花了五美分买软糖，另外五美分买硬糖。” “是吗？”女人说，身子前倾，表情认真，“硬糖和软糖——是那样吗？我是说，你花钱买的东西跟平时一样？” 乔摇了摇头。“我怕有人看到我，”他说，“我站在大街上两口就把硬糖全吃掉了，那包软糖我连开都不敢开。” 女人点了点头。“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快回去的原因，我猜。”她说完，叹了口气。 “好吧，”乔做出实际的决定，“还是先吃个蓝莓派再说，管他的。” 他们静静地吃着午餐，聊着棒球、电视，以及其他乔长大以后想做的事情。有一次那个警察走过车厢，冲他俩愉快地点点头。在乔决定饭后再来一块西瓜的时候，侍者瞪大了眼睛，哈哈大笑。吃完后，女人结了账。他们发现再过十五分钟就到美丽城了，于是赶紧回到座位，把乔的漫画书收进行李箱。 “非常感谢你请我吃这么好的一顿饭。”再次入座的时候，乔对女人说，他很骄傲自己记得这么说。 “没事，”女人说，“你不是我的小男孩吗？” “不许再说小男孩。”乔警告说。她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儿子吗？” 乔父亲打点过的行李员打开车厢之间的门，探进脑袋。他微笑地跟乔确认说：“五分钟之后就到站啦，孩子。” “谢谢。”乔说。他扭头看女人。“或许，”他的语气着急起来，“如果你跟他们说你真的很抱歉……” “不会再这么干了，”女人说，“我真的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 “我猜也是，”乔说，“但是你不会再那么做了。” “嗯，我做的时候就知道迟早要受到惩罚。”女人说。 “是啊，”乔说，“现在也逃不掉了。” 火车缓缓进站，乔凑近窗户看爷爷是不是在站台等他。 “我们还是不要一起下车，”女人说，“你爷爷看到你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会担心的。” “我猜也是。”乔说着，站起来，提起行李箱。“那就再见了。”他不情愿地说。 “再见，乔。”女人说，“谢谢。” “没事。”乔说。火车停稳后，他打开车门，走下阶梯。行李员扶他下车，乔一转身就看到爷爷正朝自己走来。 “你好啊，小子，”爷爷说，“你一个人完成旅行啦？” “那当然，”乔说，“货真价实。” “从没觉得你不行，”爷爷说，“你妈妈希望你……” “一到就打电话，”乔说，“我知道。” “那走吧，”爷爷说，“奶奶在家等着呢。” 他领着乔走向停车场，让乔先上车，帮他把行李箱放好。等爷爷坐到乔身旁的驾驶位，乔扭头再望了一眼火车，那个女人刚下站台就被警察搭住了胳膊。乔探出窗外，猛力地挥着手。“再会。”他说。 “再会，乔。”女人喊道，也在挥手。 “太遗憾了，还是被警察抓到了。”乔对爷爷说。 爷爷笑了。“你漫画书看得太多啦，小子，”他说，“不是每个跟警察走在一起的人都是罪犯——他很可能是她的哥哥或者其他什么人。” “是啊。”乔说。 “一路上顺利吗？”爷爷问，“碰到什么事没有？” 乔想了想。“我看到一个男孩子坐在篱笆上，”他说，“不过我没有跟他挥手。” [book_title]失踪的姑娘 她一边在房间的某个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