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有钱人和没钱人 [book_author]海明威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3827 [book_dec]《有钱人和没钱人》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所著的以基韦斯特、哈瓦那和墨西哥海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形象地刻画了“个人主义者”哈里·摩根失败的一生。作者把哈里·摩根的个人经历同社会众生相糅合在一起，在写作手法方面是一种新的尝试。这部作品是海明威最具创造性和实验性的小说。本书分为《春》、《秋》、《冬》三部分，形象地表现了哈里·摩根这个“个人主义者”失败的一生。在《春》里，摩根从事出租钓鱼船的行当，迫于生计，为他人运送“活货”(偷渡者)，为求自保，不惜以身试法，惹上了人命官司。在《秋》中摩根从事走私烈酒的买卖，过着在“刀口上舔血”的日子。到了《冬》，摩根已经山穷水尽，为了挣钱而不择手段，甚至同意接受把一伙抢劫银行的古巴恐怖分子运回古巴的提议。虽然他在游艇上干掉了那伙恐怖分子，但是自己也中了枪弹，不幸身亡。这是海明威的一部引起评论家强烈争议的作品。 [book_img]Z_10091.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译本序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南端和古巴首都之间，隔着墨西哥海湾。温暖的湾流中蕃息着众多的海鱼。那一片海域是有钱人寻欢作乐的游览胜地，也是没钱人赖以糊口的生存区。向游客出租钓鱼船不失为当地一种过得去的行当。开船的往往就是船主，靠他的船和驾船技术足以维持安居乐业的生活水平。 1937年出版的海明威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就是以基韦斯特、哈瓦那和墨西哥海湾为背景的。书中的主人公哈里·摩根是一个开出租钓鱼船的船长。他不属于“迷惘一代”，而是个靠正当营生养家活口的普通人。但是，三十年代，书中写的正是这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的上空笼罩着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经济大萧条的乌云。1932年，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书中的人物艾伯特靠罗斯福的“新政”以工代赈政策，挖下水道和拆除废弃不用的有轨电车的轨道，“一礼拜只挣六块半”。哈里·摩根经营的钓鱼船生涯也日益萎缩，他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不安稳了。他是一条浑身是胆、不甘心对逆境低头的硬汉子，用尽个人的脑筋和力量，作出种种抗争，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并且为此付出了生命。 哈里·摩根的故事分成三部：在第一部《春》中，故事一开头，他同几个古巴人在一家哈瓦那的餐馆里会谈。他们是革命分子，也是恐怖分子。你怎样称呼他们都行，因为在1933年8月12日古巴总统马查多被迫流亡后，古巴国内政局混乱，暴乱此起彼伏，爱国者和政治野心家抱着截然不同的目的，都在干“革命”，在这种形势下，是很难分清这两种“分子”的。摩根坚决地拒绝了他们向他提出的把他们偷运到美国去的要求，因为他有一个顾客租用了他的钓鱼船在哈瓦那钓鱼。他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也不愿运送“活货”。当时，他还是个自己作得了主的人。接下来，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古巴不同革命组织的内讧。剧烈的枪战夺去了四条人命。他回到码头上，送顾客出海钓鱼。海明威利用他丰富的钓鱼经验和精采的文笔描绘了一幅墨西哥海湾中气氛紧张的钓鱼图，也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开始降临到摩根头上的厄运。原来他的顾客约翰逊是个无赖。他悄悄地坐飞机溜回美国，赖掉了他三礼拜的船租钱。他落得两手空空，回不了基韦斯特，而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们却等着他带钱回去哩。出于无奈，他违背自己不运“活货”的规矩，接受了辛先生的这笔把十二个中国人非法运进美国的买卖。（三十年代，贫苦的中国壮劳力漂洋过海，到美国去做苦工，给中国的黑社会开辟了一条挣钱的道路；当时主要运送中国劳工出境的港口是香港和上海。由于直接进入美国比较困难，往往转道拉丁美洲各国，主要是古巴。）他收了钱，却没有完成运送的任务，反而结果了辛先生的性命，免得以后遇上可能发生的麻烦。海明威成功地刻划了这个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的形象。在走投无路的关头，他不惜以身试法，毫不手软地把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他的伙计埃迪侥幸保住性命的这段情节，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是作者从一个侧面塑造哈里·摩根善动脑筋、处事冷静的性格的一种手法。 在第二部《秋》中，哈里·摩根栽大跟斗了。市面萧条，游客稀少，出租钓鱼船这个行当挣钱难，摩根又干起走私烈酒的买卖。他在黑夜里渡过墨西哥湾的时候，遇上了古巴的海岸警卫队人员。摩根想不通：“我们公开地在马拉埃尔来来往往跑了六个月以后，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居然会在那儿向我们开枪。古巴人就是这个样子。有人不给另一个人钱，所以我们就挨了枪子儿。古巴人就是这个样子；没错儿。”这次渡海，他挨了枪子儿，一条胳膊被打断，还损失了不少烈酒。但是，灾难还没有到尽头。雪上加霜的是，他在女人礁红树丛旁等人接应的时候，被两个从华盛顿来的官员撞上了。其中一个自称是大人物。结果，他失去了他的船。三十年代是美国作家纷纷向左转的时代。海明威在这片潮流中也面对社会现实，反映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走私烈酒固然是违法勾当。但是在《秋》中，作者显然对摩根是同情的，而对那个华盛顿来的大人物，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不仅是厌恶，简直是憎恨。民不聊生，铤而走险。“他有一个家；他得吃饱肚子，和养活一家子。”作者通过威利船长的话表明他当时对生活的看法。 在第三部《冬》中，山穷水尽的哈里·摩根为了养家活口已经落到只要有钱可挣就什么都得干的地步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不得不同意接受把一伙抢劫银行的古巴恐怖分子运回古巴的提议。他明知这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买卖，是一桩不折不扣的以性命相搏的买卖，但是他接受了不干好事的律师蜜蜂嘴的提议。海明威在这里有一段精采的描写：“哈里站在酒吧柜那儿，望着那架投五分的吃角子老虎机、两架投一角的吃角子老虎机和那架投两角五分的吃角子老虎机，还望着墙上那幅画《卡斯特最后的抵抗》，好像他从来没有见到那些东西似的。”作者运用他有名的“冰山说”（浮出在海面上的冰山尖只是冰山的很小的一部分），用极简练的笔墨，预示了摩根的必然下场：拿生命孤注一掷，落得死亡的下场，并且也生动地勾勒出他不甘认输的强悍性格。尽管他作了周密的准备，在游艇上成功地干掉了那伙抢银行的恐怖分子，但是一着失算，腹部中了枪弹，不幸身亡。不管这个强横的硬汉子胆子有多么大，处事有多么冷静，手段有多么狠，他不得不承认失败，在临终的时候说出他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一个人独自个儿决不可能有一点儿他妈的该死的机会。”这句话也表明了海明威当时的想法。不少文学评论家都引用这话来证明海明威当时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他们的论断是有见地的。只要看1940年出版的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卷首作者引用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写的《祈祷文集》第17篇就会明白：“……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祈祷文集》第17篇的文字同摩根的那句话雅俗相差很远，但是意思是一脉相通的。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他这一次引用《祈祷文集》第17篇说明个人和人类的关系的时候，诉说得更全面、更深刻。海明威对个人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在这期间有了明显的发展。遗憾的是，个人主义像蚕茧那样把他困在其中，他始终未能破茧而出。在他的后期名作《老人与海》中，他写的是一个老渔人单身同一条鲨鱼搏斗的故事。无论是《有钱人和没钱人》，还是《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搏斗的情节写得好不轰轰烈烈，主人公却都不得不以悲剧告终。毫无疑问，《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受个人主义的束缚最轻，这显然是上面引用的堂恩的《祈祷文集》第17篇中的思想起着作用，但是追本溯源，最早而且早已明确地否定个人主义的话海明威是借哈里·摩根的嘴说出的。把握本书的时代背景和这位大作家的思想脉络对读者欣赏本书应当不无帮助，所以在这里作这一番简短的阐述。 《有钱人和没钱人》出版后，受到一片批评声，几乎没有赞扬，尽管广大的读者却表示出热诚的欢迎。最多的责难是此书缺乏整体的平衡；全书有五分之一的部分游离于哈里·摩根的经历这条故事主线之外。美国著名的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对本书的措辞是最严厉的；他认为，这部小说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都存在着缺点。是“海明威的最差的作品，也许除了《非洲的青山》”。对海明威的作品有深入而精采的研究的菲利普·扬在他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文中说得虽然比较婉转，意思却同考利的是一样的：“这是一部小说，不过不算好，至少以海明威来说，不算好。”但是美国小说家、教授、海明威写作艺术的倾慕者沃特·威廉斯在他于1981年出版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悲剧艺术》一书中作出了截然不同评价。他认为，“每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作品都参差不齐，有高低之分……”他把《有钱人和没钱人》摆在《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和《老人与海》后面，并且说，在海明威的次要作品中，《有钱人和没钱人》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上乘之作……它生动有力，语言富于激情，充满强烈悲剧性的结构，人物性格刻划得十分真实，而且作者在书中反映出发自内心的对当时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激动人心的看法”。这应该是一个不低的评价了。 探讨一下为什么考利·扬同沃特·威廉斯对本书的评价这么悬殊，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得回顾一下《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形成经过。1934年4月，海明威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过海记》；1936年2月，他在《老爷》上发表另一篇短篇小说《买卖人的归来》。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在心中萌生把这两篇短篇小说缀合起来，加上其他情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把《过海记》加上一个短短的尾声，作为第一部《春》，也就是书中的第一章至第五章；他把《买卖人的归来》作为第二部《秋》（请注意，在英语中“秋”同“栽跟斗”是一个字，哈里在这一部中既丢了他的胳膊，又丢了他的船），也就是书中的第六章至第八章。一、二两部大致占三分之一。第三部《冬》，自第九章至第二十六章，是完全为本书写的。除了哈里·摩根用船运送抢银行的古巴恐怖分子和船上那场同归于尽的那条故事主线外，作者还写了一些其他人物和他们的欢乐和烦恼。其中有一个为逃税问题所困扰而失眠的有钱的粮食经纪人、两个即将分手的同性恋者、一个家中人员都相亲相爱的家庭、一个由于沮丧而自渎的好莱坞导演的妻子（顺便提一下，她那段内心独白和玛丽·摩根在同摩根那段做爱的时候的独白显然是在模仿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莫莉·布卢姆的独白）。他们都同摩根的经历毫不相干，只是他们的游艇都锚泊在基韦斯特。另外还有一个人物理查德·戈登，那个被海明威刻划得很不像样的作家，和老兵的聚会也占去了第三部中的不少篇幅。 海明威为什么要写这些情节呢？ 评论家詹姆斯·内格尔表示了他的看法：“《有钱人和没钱人》是海明威的最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的小说，同时也是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这个说法见仁见智，并非定论，至少沃特·威廉斯已提出异议。“最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的小说”这个评语却颇有见地。海明威在本书中在运用一种试验性的写作手法。一个个同故事主线无关，也互相无关的片断看来好像杂乱无章，是信手拈来，随意点缀，但是细心玩味，可以看出这些片断分明是一个用种种社会情况组成的万花筒，用来烘托哈里·摩根的不幸的遭遇。由于海明威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是最激进的，对美国社会现状和美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所作所为具有强烈的反感，他采用了这种把有钱人和没钱人作强烈对比的写作手法，加强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书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书中的一些人物从不同的视角看到摩根的下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知道他的死因和全部事实真相，也没有一个知道摩根的朋友艾伯特的下落。这种扑朔迷离的渲染显示出一种冷漠的气氛。 《有钱人和没钱人》是海明威在写作手法上的一种新尝试。他把社会众生相同摩根个人的经历糅合在一起，试图描绘出一幅三十年代有钱人和没钱人对比强烈的世态画。但是，本书出版后，当时的一些美国评论家，甚至是一些有眼光的评论家，没有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尝试创作新手法的用心。于是，结构不平衡啊、情节杂乱无章啊，诸如此类的批评就纷纷出现了。最有意思的是，内格尔明明已经看到了作者的意图，却还是认为本书是一部失败之作。这恐怕是这种写作手法当时还没有得到承认的缘故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半个多世纪后，这种写法已普遍被评论家和读者所接受，所以对本书的好评也就越来越上升，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交代一下：本书的最前面有一个“说明”，告诉读者“书中人物及其姓名纯属虚构”，这完全是一种障眼法。事实上，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几乎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有时候是把一个真人的事分别安排在两个人身上。杰弗里·迈耶斯在《海明威传》中已经作了详细的“对号入座”的工作。不过，这种探幽索隐的成果对熟悉美国文坛掌故的读者当然会增加阅读本书的兴趣，但是反而会使我国的一般读者感到厌烦，所以这里略去不提了。但是有一个人物的原型却不能不指出。我们知道，海明威对同时代的美国文坛名家，如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等，都表示过不友好的态度。但是受到他最严厉和尖刻的攻击的是以《美国》三部曲蜚声美国文坛的约翰·多斯·帕索斯。他在本书中被海明威刻划得那么不堪入目，他就是那个作家理查德·戈登！此中恩怨，不属于本文范围，就不赘述了。 最后，还要谈谈本书的书名问题。老友吴劳不止一次地建议把书名译成“欲得而一无所得”。有些美国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有的甚至认为本书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名字都来自《圣经·旧约·传道书》。不过，前者是暗用，后者是明用罢了。海明威是位写作态度极严肃的作家，哪怕在起书名这件事情上也是绞尽脑汁的。菲利普·扬就说过，《永别了，武器》这个书名中“武器”一词是一语双关，也可作“怀抱”解。对《有钱人和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是暗用《传道书》中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段话，鉴于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所流露的思想，同“欲得而一无所得”这个说法是一脉相通的，可惜用汉语译本书的书名就看不出什么关联，不过只要把“有什么益处”中的“有”改成“得到”，就可以看出这个说法的来源了。但是，我觉得考虑到三十年代的社会背景和书中反映出的当时海明威的思想主流，再说也有不少美国评论家在文章中把“有钱人和没钱人”相提并论，何况“欲得而一无所得”作为书名实在对读者太缺乏吸引力了，所以我只得辜负吴劳同志的拳拳好意，决定把书名译成《有钱人和没钱人》。正像没法用一个书名包含“战争”和“怀抱”两重意思，我没有本事把“有钱人和没钱人”和“欲得而一无所得”两重意思纳入一个书名，所以在这里只得不辞唠叨，作些解释，并请读者原谅。 ---鹿金 [book_chapter]第一部 哈里·摩根（春） [book_title]第一章 你知道，在哈瓦那一大清早是什么情景吗？那些流浪汉靠在建筑物的一堵堵墙上，仍然在睡觉，那时候甚至给酒吧间送冰的大车还没有过去哩。嘿，我们穿过从码头到“旧金山明珠”小餐馆去的广场，去喝咖啡；广场上只有一个要饭的醒着；他在就着那个喷泉喝水。可是我们走进这家小馆子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在等我们了。 我们坐下来；他们当中有一个走过来。 “说吧，”他说。 “这事我不能干，”我跟他说。“我倒是想干，算是帮个忙。可是我昨宿跟你说过，我不能干。” “你自己开个价吧。” “不是钱的问题。我不能干。就是这么回事。” 另外两个人走过来；他们站在那儿，沉着脸。他们确实是相貌漂亮的家伙；我倒是愿意帮他们这个忙的。 “一千块一个，”那个讲一口好英语的人说。 “别叫我作难，”我跟他说。“我跟你说的是实话，我不能干。” “以后，情况一发生变化，这对你可是大有好处啊。” “这我知道。我是完全支持你们的。可是我不能干。” “干吗不行？” “我靠那艘船活命。我要是丢了那艘船的话，那就活不下去了。” “用这笔钱另外买一艘。” “在监牢里可不行。” 他们一定以为，只要跟我磨下去，我会同意的，因为那个人继续说下去。 “你会拿到三千块；这对你今后可是大有好处啊。你知道，这一切不会老这样下去的。” “听着，”我说。“我不管谁当这儿的总统。可是我不带会讲话的活货到美国去。”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说出去？”他们当中有一个刚才没有说过话的人说。他火了。 “我说的是任何会说话的活货。” “你以为我们是lenguas largas[西班牙语，嘴不严的人。]？” “不。” “你知道lengua larga指什么吗？” “知道。嘴不严的人。” “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吗？” “别跟我凶，”我说。“是你们提出要我干的。我可没有向你们许过什么东西。” “闭嘴，潘乔，”那个刚才在说话的人跟发火的人说。 “他说咱们会说出去。”潘乔说。 “听着，”我说。“我跟你们说，我不带任何会说话的活货。用麻袋装的烈酒[1920年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时期开始。美国的冒险者除了在国内酿造烈酒外，还从国外走私进口烈酒。用麻袋装运烈酒是走私者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不会说话。小口的大酒瓶不会说话。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不会说话。人会说话。” “中国佬会说话吗？”潘乔说，一副恶狠狠的神情。 “他们会说，可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我跟他说。 “这么说，你不愿干？” “就像我昨宿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不能。” “不过，你不会说出去吧？”潘乔说。 他没有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他于是感到恼火。我想，还感到失望。我甚至不回答他的话。 “你不是个lengua larga，对不？”他问，仍然恶狠狠。 “我想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是个威胁？” “听着，”我跟他说。“别一大清早就这么凶。我能肯定，你割断过许多人的脖子。可我甚至还没有喝上咖啡哩。” “这么说，你能肯定我割断过别人的脖子。” “不，”我说。“再说，我压根儿不在乎。你跟人打交道就不能不发火吗？” “我现在就在发火，”他说。“我恨不得宰了你。” “啊，真该死，”我跟他说。“别口没遮拦。” “得了，潘乔，”第一个说话的人说。接着，跟我说，“我很遗憾。我希望你会让我们坐你的船的。” “我也感到遗憾。可是我不能。” 他们三人向门口走去；我望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是相貌漂亮的年轻人，衣着讲究；他们三人都没有戴帽子，看上去都好像很有钱。不管怎样，他们对钱谈得很多，而且他们说的是有钱的古巴人说的英语。 他们当中两个人看起来像兄弟；另一个，潘乔，长得稍微高一些，可是相貌同样带有孩子气。你知道，细高挑儿，服装讲究，头发光亮。我认为，他并不像他说话那样讨厌。我认为，他非常神经质。 他们向右拐出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轿车穿过广场，向他们开来。第一件事情是一块玻璃没有了，接着是那颗子弹打碎了摆在右边墙上陈列柜内的那一溜儿瓶酒。我听到枪声不停地响着，砰、砰、砰；顺着墙一瓶瓶酒都给打得粉碎。 我跳到左边的酒吧柜后面，从边上望出去，可以看到发生的事情。那辆汽车停了；两个家伙蹲在汽车旁。一个拿着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另一个拿着一支枪管锯短了的自动猎枪。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是个黑人。另一个穿着驾驶员穿的白风衣。 一个小伙子摊手摊脚地倒在人行道上，脸向下，就在给打烂了的那块大橱窗玻璃外面。另外两个躲在一辆停在隔壁丘纳德酒吧间前的热带牌啤酒运冰大车后面。那儿停着两辆哩。一匹拉车的马套着挽具，倒下了，四蹄乱踢；另一匹在使劲地把它的脑袋挣开去。 一个小伙子从大车的后角上开枪；子弹打在人行道上跳出去。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那个黑人把他的脸几乎贴到地面上，从下面向大车背后砰砰地连续开火；果然，有个人倒下来了，向人行道倒去，脑袋呈现在人行道的镶边石上面。他在那儿翻滚，双手捧着脑袋；那个黑人在换上一个没有用过的弹盘，驾驶员用猎枪向那个受伤的小伙子射击；可是射击的准头太差，白费劲儿。你可以看到，大号铅弹的痕迹遍布在人行道上，像银色的水珠。 另一个人拉着那个给打中的人的两条腿，把他拉回到大车后面去；我看到那个黑人把脸贴到路面上，又发出一次连续射击。接着我看到老伙计潘乔从大车的后角走出来，用那匹仍然站着的马作掩护。他从那匹马后面走出来，脸白得像一条脏床单，他双手握着手枪，保持枪身稳定，用他那把卢格尔牌大手枪[19世纪德国工程师卢格尔（George Luger）制造的一种手枪。]干掉了那个驾驶员。他又开了两枪，子弹都在那个黑人的脑袋上空飞过，一路飞去，他又开一枪，这枪低了。 他打中了那辆汽车的一个轮胎，因为我看到轮胎跑气的时候，街上扬起一片灰尘，接着在十英尺外，那个黑人用汤姆生式冲锋枪打中了他的肚子，那一定是最后一发子弹，因为我看到他扔掉了那支枪，接着老伙计潘乔砰地坐下，身子向前倒去。他试着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握着那把卢格尔牌手枪，可是他的头抬不起来，这时候，那个黑人拿起那把靠在驾驶员身旁那个车轮上的猎枪，把他半边脑袋打掉了。真是个好样的黑人。 我一看到有瓶开了瓶塞的酒，就拿起瓶，就着瓶口很快喝了一口；我甚至没法告诉你，那是什么酒。整个事情使我难受极了。我赶紧在酒吧柜后面溜出去，穿过后面的厨房，一路走去。我一直绕着广场的外围走，甚至没向正在朝那家餐馆前面很快走来的人群看一眼，就穿过码头大门，来到码头，登上船。 那个租船的人在船上等。我告诉他，刚才出了什么事。 “埃迪在哪儿？”那个租我们的船的人叫约翰逊，他问我。 “枪战开始后，我始终没有见过他。” “你想，他中了枪子了吧？” “别瞎扯，没有。我可以肯定地说，打进那家馆子的子弹只打中了那个陈列柜。那辆汽车跟在他们后面开来的时候，这事儿就发生了。那是在他们就在橱窗前面打死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是从这样的角度——” “听起来你对你说的经过的情形完全有把握，”他说。 “我亲眼目睹的，”我跟他说。 后来，我抬头看，看到埃迪顺着码头走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更高、更邋遢。他走路的时候，关节扭动的方向都不对头。 “他来了。” 埃迪的脸色糟极了。他在大清早脸色决不会太好的；可是现在他的脸色糟极了。 “你刚才在哪儿？”我问他。 “蹲在地板上。” “你看到那件事儿了吗？”约翰逊问他。 “别提了，约翰逊先生，”埃迪跟他说。“甚至想想那件事儿，都叫我恶心。” “你还是喝一杯的好，”约翰逊跟他说。接着他跟我说，“咱们出海吗？” “这由你决定。” “今天的天气怎样？” “跟昨天差不多。也许好一些。” “那咱们出海。” “好吧，等鱼饵一送到，就走。” 我们把这家伙送出海去，在湾流[指墨西哥湾暖流，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暖流的温度比两旁的海水高10度至20度，它最阔处达50英里，呈深蓝色，景色雄伟，为鱼类群集的地方。]里钓鱼，已经有三礼拜了；在我们清账以前，他只交给我过一百块钱，是用来付给领事和结关的，还买了一点儿吃的和给船加了汽油；除此以外，我还没有看到过他的一个子儿哩。我要提供一切钓具；他一天付三十五块租费。他睡在一家旅馆里，天天早晨上船。是埃迪给我弄到这笔租船买卖的，所以我不得不雇他做下手。我要给他四块钱一天。 “我得给船加汽油，”我跟约翰逊说。 “好啊。” “我需要一些加油费。” “要多少？” “二十八分一加仑。至少我应该加四十加仑。这就要十一块两毛。” 他拿出十五块。 “其余的钱你要用来买啤酒和冰块吗？”我问他。 “那敢情好，”他说。“记笔账抵充我该你的钱。” 我一直在想，让他宕了近三个礼拜账，日子是挺长了，可是他要是付得起钱的话，那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本来至少应该每个礼拜付一次钱的。可是我已经让顾客宕一个月账，然后收钱。这是我的过错，可是我一开始还喜欢宕账哩。只是到了最后几天，他才使我心里不踏实，可是我不愿说什么，因为我怕会惹他对我发火。他要是付得起钱的话，他租船的时间越长，岂不是越好嘛。 “来瓶啤酒？”他问我，打开冰箱。 “不，谢谢。” 就在这时候，那个我们差他去买鱼饵的黑人在码头上走来了；我吩咐埃迪去解缆。 那个黑人带着鱼饵一上船，我们就解缆，向海港外开去；那个黑人在装两条马鲛鱼，把钓钩穿过鱼嘴，从鱼鳃里拉出来，穿过一个侧面，然后把钓钩从另一个侧面拉出来，把鱼嘴闭住系在接钩绳上，把钓钩系得牢牢的，这样就不会滑落；这样，钓鱼的时候鱼饵会随着钓索平稳地移动，不至于旋转。 他是个真正的黑人，手脚灵巧，神情阴郁，衬衣领下面的脖子上戴着一串伏都教[伏都教（Voodoo）：一种起源于西非的黑人信奉的、会行施巫术的原始宗教，崇拜蛇；现仍流行于海地、加勒比海和美国的黑人中间。]的蓝念珠，戴着一顶旧草帽。他在船上喜欢干的事情是睡觉和读报。可是他装得一手好鱼饵，他手脚麻利。 “你不能这么装鱼饵吗，船长？”约翰逊问我。 “能，先生。” “你干吗要带一个黑人干这活儿呢？” “大鱼纷纷快速游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跟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黑人能比我干得快。” “埃迪干不了这活儿吗？” “干不了，先生。” “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笔不必要的支出。”他付给那个黑人一天一块，可是那个黑人每夜去跳伦巴舞。我看得出他已经瞌睡上来了。 “他是必不可少的，”我说。 这时候，我们已经开过那些锚泊在卡巴尼亚斯[卡巴尼亚斯（Cabañas）：海港，位于哈瓦那西南部，在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内。]前面、有活鱼舱的帆船和运鱼汽车，接着开过锚泊在莫罗古堡[莫罗古堡（Morro Castle）：位于哈瓦那湾入口处，建于16世纪。]前石滩旁捕高鳍笛鲷鱼的小鱼船；我把船开出去，那儿海湾呈现出一条黑乎乎的线。埃迪放出了两个引鱼围拢的诱饵；那个黑人已经在三根钓鱼竿上装了鱼饵。 湾流几乎流到近岸水域；我们向湾流边缘开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几乎变成紫色，留下一个个均匀的旋涡。刮起了柔和的东风；我们把许多飞鱼撵出了海面；那些大鱼张开着黑色的胸鳍，凌空滑翔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林德伯格[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于1927年驾机单人不着陆飞越大西洋。]飞越大西洋的相片。 那些大飞鱼在这儿是最好的兆头。你放眼看去，只见一小片、一小片那种颜色黯淡的黄色果囊马尾藻，这表明主湾流已经深深地涌进来了；前面有一些鸟儿在狠狠地抓一群小金枪鱼。你可以看到，那些鱼在蹦跶；都是些每条重两三磅的小鱼罢了。 “你什么时候想放出钓竿都行，”我跟约翰逊说。 他系上安全带和螺旋轮控制带，把一根有哈代钓索螺旋轮和六百码三十六号钓索的大钓竿放进水去。我回头望；他的鱼饵很好地被拉着，在微微起伏的海水中上下飘动；两个诱饵潜下水去，又跳出水面。我们的船的速度可以说是恰当；我把船开进湾流。 “把鱼竿柄插在座位上的袋子里，别拿出来，”我跟他说。“那样，鱼竿就不会太沉。螺旋轮的制动器要老是松开着，这样鱼上钩后，你可以放松拖着的钓索。要是有条鱼上钩后，制动器没有松开着的话，它会猛地一拉，把你拉下海去。” 我不得不天天把同样的话告诉他，可是我不怕烦。你碰到的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懂得怎样钓鱼。可等他们终于懂得了，几乎总是傻里傻气，要用不够结实的钓索去钓任何大家伙。 “天气看起来怎样？”他问我。 “不可能更好了，”我跟他说。确实是好天气。 我把舵轮交给那个黑人，吩咐他顺着湾流边上向东开去，然后回到约翰逊坐着的地方，他正望着他的鱼饵在水中一路跳动。 “要我再放一根鱼竿到海里去吗？”我问他。 “我想不要了，”他说。“我要亲手让鱼上钩，跟它搏斗，把它拉上船。” “好，”我说。“你要埃迪把钓竿放进海去吗，要是鱼上钩了，让他把鱼竿递给你，你可以把它钩上来？” “不，”他说。“我情愿只放出一根钓竿。” “行。” 那个黑人仍然在把船向外开；我望过去，看到他已经看到前面在稍微近上游的地方，突然出现一片飞鱼。向后看，我可以看到哈瓦那在阳光中景致优美，还有一艘船正经过莫罗古堡，在出港。 “我想，今天你会有机会跟一条鱼斗上一斗。约翰逊先生，”我跟他说。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他说。“咱们出来有多久了？” “到今天三礼拜。” “钓鱼的时间可挺长了。” “鱼这玩意儿就是怪，”我跟他说。“鱼不来，这儿就没有鱼。可是鱼要是来的话，就多得很。鱼可总是会来的。现在鱼要是不来的话，就压根儿不会来了。月亮[潮水的大小同月亮的圆缺有关。]也对头。湾流好；咱们还会有好风。” “咱们初来那会儿，倒有一些小鱼。” “可不是，”我说。“就像我那时候告诉你的那样。在大鱼来到以前，小鱼会越来越少，最后一条不见。” “你们娱乐船的船长们说的都是老一套。不是说太早，就是说太迟；要不就是说风向不对头，或是说月亮不对头。不管怎样，你们反正钱照拿。” “唷，”我跟他说，“糟就糟在通常的确不是太早，就是太迟，而大多数时候，风向是不对头。好不容易，你遇上一天样样都好，你却待在岸上，不出海。” “可你认为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我跟他说，“我今天已经够刺激的了。可是我愿意打赌，你会大大地尝一尝刺激的滋味。” “但愿如此。”他说。 我们定下心来，准备拖钓。埃迪向前走来，躺下身子。我一直站立着，在留意海里出现什么迹象。每过一会儿，那个黑人就会打盹儿；我也在注视他。我敢肯定，他跳了几个夜晚舞。 “你不反对给我拿一瓶啤酒吧，是不，船长？”约翰逊问我。 “行，先生，”我说；我随即把手伸进冰块中去，为他取出一瓶冰啤酒。 “你不来一瓶吗？”他问。 “不，先生，”我说。“我等今天夜里才喝。” 我开了瓶塞，把啤酒向他递过去，这时候，我看到这个棕色的大家伙，它的上颌突像一支比你的胳膊还要长的矛，脑袋和肩部突然冲出水面，向那条马鲛鱼扑去。它看上去跟一段锯下来的原木差不多一样大。 “放松钓索！”我大叫。 “它还没有上钩哪，”约翰逊说。 “那么，别放。” 它是从海水深处游上来的，没有咬到鱼饵。我知道，它会拐个弯，再向鱼饵冲过来。 “准备好，等它一咬住鱼饵，就对它放松钓索。” 接着，我看到它从后边的水面下游来。你可以看到它的鳍张开着，像紫色的翅膀那样阔，棕色的鱼身上有一条条紫色的条纹。它像一艘潜水艇似的冲来；它的背鳍露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它剖开水面。接着，它一下子来到鱼饵后面；它的矛状上颌突也显现出来了，微微摇动，完全露出水面。 “让它把鱼饵吞进嘴去，”我说。约翰逊把手从绕索轮上挪开；轮子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条该死的马林鱼[马林鱼（marlin）：又名枪鱼、青枪鱼、箭鱼等。]身子一拐，沉下水去；它胡乱拐过身子，向海岸很快游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身长，银光闪闪。 “稍微扭紧一点制动器，”我说。“别扭得多。” 他在制动器上扭了一下。 “别扭得太多，”我说。我可以看到钓索斜着向上了。“扭紧制动器，使劲制住它，狠狠地拉它，”我说。“你得狠狠地拉它。不管怎样，它总是要跳的。” 约翰逊扭动制动器，使螺旋轮放慢旋转，接着又把手放回到钓竿上。 “狠狠地拉它！”我跟他说。“把钓钩深深地扎进它的身体去。拉上六七回。” 他狠狠地又拉上两三回，接着鱼竿弯得好像变成两截；钓索螺旋轮开始吱吱地大叫起来；接着，砰的一声，响得像打雷，长长的、笔直的一跳，马林鱼跳出了水面，在阳光中银光闪闪，溅起了水花，好像一匹马从悬崖上摔下来似的。 “打开制动器放钓索，”我跟他说。 “它逃掉了，”约翰逊说。 “该死的，它才没逃掉哩，”我跟他说。“快放松制动器。” 我可以看到钓索变弯了；那条鱼下一次是在船尾旁跳起来的，向海洋游去。后来，它又露出水面，把海水搅成白色，我可以看到，鱼钩钩住了它的嘴边。它身上的条纹清清楚楚。它是条好鱼，现在变成亮闪闪的银色，有一条条紫色条纹，跟锯下来的原木差不多一样大。 “它逃掉了，”约翰逊说。钓索松了。 “给它收钓索，”我说。“它给牢牢地钩着嘛。开动一切机器，把船往前开！”我向那个黑人大叫。 接着，它露出水面一回、两回，僵硬得像一根柱子，它的整个身子直挺挺地向我们跳过来，每一回它落到水里，把海水溅得很高。钓索绷紧了；我看到它又向海岸游去；我可以看到它在掉转身子。 “嗨，它要拚命游啦，”我说。“它要是给钩住了的话，我会撵上它的。你别用制动器把钓索拉得太紧。钓索多着哪。” 那条该死的马林鱼像一切大鱼那样向西北游去；我说，老兄，他的确没脱钩。它开始用一个个长长的、从容不迫的跳跃动作跳跃，每一回落水就像在海中的快艇那样溅起水花。我们跟在它后面，我拐弯以后，总是把它拦在船侧后部。我掌握着舵轮，不断地向约翰逊大叫，要他别用制动器把钓索拉得太紧，让螺旋轮快速地放出钓索。冷不防，我看到他的钓竿猛地一震，钓索松弛了。由于钓索形成的肚状突起部分的拉力，看上去钓索并不显得松弛，除非你知道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 “它逃掉了，”我跟他说。那条鱼仍然在跳，它不断地在跳，直到看不见为止。它的确是条好鱼。 “我仍然感到它在拉，”约翰逊说。 “那是钓索的重量。” “我几乎没法用旋转轮收钓索。也许它死了。” “瞧它，”我说。“它仍然在跳。”你可以看到它在半英里外，仍然在溅起一根根水柱。 我摸了摸他的制动器。他把制动器扭得很紧。你压根儿不可能拉出一点儿钓索来。它自然免不了会给拉断。 “我不是跟你说过，别用你的制动器把钓索拉得太紧吗？” “可是它不断地把钓索拉出去。” “那又怎样？” “所以我把制动器扭紧了。” “听着，”我跟他说。“鱼像这样上钩以后，你要是不给它们放钓索的话，它们就要把钓索拉断。没有任何钓索能把它拉住的。它们要钓索的时候，你就得给它们。你得把制动器保持在不扭紧的状态。那些卖鱼为生的打鱼人哪怕用系着鱼叉的钓索，也不可能制住它们。咱们该干的是，用船撵它们，这样它们在拚命游，游的时候，钓索就不用经受它们的全部力量了。等它们拚命游得乏力以后，就会潜下水去，这时候，你就可以扭紧制动器，把钓索收回来。” “这么说，要是钓索不断的话，我会逮住它的？” “你有过机会。” “它不可能老是这样子跳啊跳的，对不对？” “它还能干许多别的事情。要等到它拚命游以后，搏斗才开始。” “好吧，咱们来逮一条，”他说。 “你首先得用螺旋轮把钓索收回来，”我跟他说。 我们钓住了那条鱼，又失去了它，都没有把埃迪闹醒。这会儿，老伙计埃迪回到船尾来了。 “怎么啦？”他说。 埃迪在变成酒鬼以前，曾是船上的一把好手，可是现在他压根儿不行了。我望着他站在那儿，高个子，两腮低洼，嘴唇松弛，眼角上沾着白眼屎；他的头发在阳光中都烤得颜色干枯。我知道，他从沉睡中醒来，完全是因为酒瘾发作了。 “你还是喝瓶啤酒的好，”我跟他说。他从箱子里取出一瓶，喝起来。 “唷，约翰逊先生，”他说，“我想，我还是把盹儿打完的好。非常感谢你的啤酒，先生。”真是个好样的埃迪。那条鱼没钓到并没有使他有什么不一样。 噢，约摸中午光景，我们钓住了另一条；它跳走了。你可以看到，它把钓钩摔掉的时候，钓钩飞到三十英尺高的空中。 “那么，我干错了什么？”约翰逊问。 “没有干错什么，”我说。“只是它摔掉了钓钩。” “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他已经醒过来，又在喝啤酒了——“约翰逊先生，你的运气真糟。嗨，也许你跟女人打交道倒有好运气。约翰逊先生，今夜咱们出去逛逛怎么样？”说罢，他走回去，又躺下了。 约摸四点钟光景，我们逆着湾流水回到靠近岸边的地方，水急得像磨坊水车的水流似的哗哗流着；阳光照在我们的背上；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马林鱼咬住了约翰逊的鱼饵。我们放出过一个鱿鱼形状的鱼饵[鱿鱼形状的鱼饵（feather squid）：一种人工制造、状如鱿鱼的鱼饵，主要用来钓金枪鱼。]，逮住了四条小金枪鱼；那个黑人把一条金枪鱼钩在鱼钩上当鱼饵。那条鱼拖着沉得很，可是在船尾的水波中扬起一个大浪花。 约翰逊把钓索螺旋轮上的控制带解开，这样他就能把钓竿横在他的两个膝盖间，因为他一直用一个合适的姿势拿着，两条胳膊累了。因为他抓着钓索螺旋轮的线轮轴，对付那个大鱼饵的拉力，两只手累了；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扭紧了制动器。我一直没发现他扭紧了制动器。我不喜欢他那样拿着钓竿，可是我讨厌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再说，只要制动器没有关紧，钓索会不断地放出去，那就不会有危险。不过，这是不正规的钓鱼方式。 我在掌管舵轮，船开在老水泥厂对面的湾流边上；那儿，湾流的水一直挨到岸上边，所以水很深，形成了一片有点像旋涡的水域，那儿总是聚集着许多鱼，它们会把别的鱼诱来。后来，我看到像一个深水炸弹溅起的那样的浪花，接着是一条黑马林鱼的箭状上颚、眼、张开的下颚和紫黑色的巨大脑袋。整片背鳍高高耸出水面，看上去好像装备齐全的一艘全帆帆船那样高；它向那条金枪鱼凶猛地冲来的时候，它的整条像长柄大镰刀似的尾巴露出水面。它的剑形上颌跟棒球棒差不多一样大，向上斜着；它向那条鱼饵咬去的时候，把海面劈开了一大片。它浑身紫黑色；眼睛跟汤盆一样大。真是个庞然大物。我敢肯定地说，它准有一千磅重。 我向约翰逊大叫，让他放钓索，可是我还来不及说话，只见约翰逊从座位上一下子直升到空中，好像在被转臂起重机吊起来似的；他啊，刚把手抓到钓竿上，钓竿弯得像一张弓，接着钓竿柄打在他的肚子上；整个设备都翻进海去。 他刚才把制动器扭紧了；那条鱼咬住鱼饵的时候，把约翰逊从座位上一下子拉了起来；他不可能制住这力量。他把钓竿柄放在一条大腿下面，把钓竿横在怀里。要是他把控制带系着螺旋轮的话，那么他也会被一起带走的。 我关掉发动机，回到船尾。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捂在刚才给钓竿柄打过的肚子上。 “我想，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说。 “那是什么鱼？”他跟我说。 “黑马林鱼，”我说。 “怎么会发生这事儿的？” “你估算得出的，”我说。“钓索螺旋轮花两百五十块买的。现在更贵了。钓竿我花了四十五块。还有六百码不到一点儿的三十六号钓索。” 就在这时候，埃迪拍拍他的脊背。“约翰逊先生，”他说，“你真是不走运。你知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事情。” “闭嘴，你这酒鬼，”我跟他说。 “我告诉你，约翰逊先生，”埃迪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看到过最希罕的事儿。” “我给一条鱼这样钓住了的话，那该怎么办呢？”约翰逊说。 “你说过要独自个儿搏斗，这就得看你的了，”我跟他说。我恼火极了。 “那些鱼太大了，”约翰逊说。“唷，这简直会整治人。” “听着，”我说。“一条这样的鱼会要了你的命。” “也有人逮住它们的。” “懂得怎么钓鱼的人会逮住它们。可是别以为他们可能豁免受到整治。” “我看到过一张一个小姑娘逮住一条鱼的相片。” “没错儿，”我说。“静态钓鱼[静态钓鱼（still fishing）：抛锚停船钓鱼，或在水中静置钓索和鱼饵钓鱼。]。鱼吞下了鱼饵；人们拉出了它的胃；它浮出水面，死了。我是在说，鱼把钓钩吞进嘴以后，就拖钓。” “得了，”约翰逊说，“这种鱼太大了。钓它们要是没有乐趣的话，那干吗要钓呢？” “说得对，约翰逊先生，”埃迪说。“要是这不能给人乐趣的话，那干吗要钓呢？听着，约翰逊先生。你这话说到节骨眼上了。要是这不能给人乐趣的话——那干吗要钓呢？” 我从看到那条鱼起就一直心情紧张，还为那些设备难受得很；我没法静下心听他们说话。我吩咐那个黑人向莫罗古堡方向开去。我不跟他们说一句话；他们坐在那儿；埃迪坐在一个座位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约翰逊呢，也拿着一瓶。 “船长，”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能给我调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苏打吗？” 我一句话不说，给他调了一杯；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纯威士忌。我暗自在想，这个约翰逊钓了十五天[前文说“三礼拜”，此处说“十五天”，原文如此。]鱼，最后他钩住了一条一个打鱼人情愿花上一年豁出命去弄到手的鱼；他丢掉了它，他还丢掉了我的钓大鱼的设备；他干了蠢事，出乖露丑，可是坐在那儿，心满意足，跟一个酒鬼一起喝酒。 我们回到码头上的时候，那个黑人站在那儿等着，我说，“明天怎么样？” “我不想去了，”约翰逊说。“我对这样的钓鱼腻烦了。” “你要跟这个黑人结清账，不要他再来了吗？” “我该付他多少？” “一块美元。你可以付一点小费，你想付的话。” 约翰逊听到后，付给那个黑人一块美元和两个两毛钱的古巴硬币。 “这算什么？”那个黑人问我，给我看两个硬币。 “小费，”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你的买卖结束了。他给你这些钱作小费。” “明天不用来了？” “不用了。” 那个黑人取了他用来系鱼饵的那个麻绳球和他的太阳眼镜，戴上草帽，再见也不说一声就走了。他是个不把我们哪一个放在眼里的黑人。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账，约翰逊先生？”我问他。 “我明天早晨去银行，”约翰逊说。“明天下午，咱们就能结账了。” “你知道一共是几天吗？” “十五天。” “不。加上今天，是十六天；还有两头都得加一天，是十八天。出了今天的事儿，还得付钓竿、钓索螺旋轮和钓索的钱。” “你该负担丢掉设备的风险。” “不对，先生。你是在那种情况下丢掉的，那就不该由我来负担了。” “我每天付钱租用这些设备的。你该担负风险。” “不，先生，”我说。“要是设备是给一条鱼弄坏的，那就不是你的过错了，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你是不小心才弄丢掉所有这些设备的。” “是那条鱼把设备从我手里拉走的。” “因为你扭紧了制动器，又没有把钓竿插在袋子里。” “你没有理由向我要这笔钱。” “你要是租了一辆汽车，把它从悬崖上开了下去，难道你不认为你得赔钱吗？” “我要是在车里的话，就不用赔了，”约翰逊说。 “说得太好了，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你听清楚了吧，是不是，船长？他要是在车里的话，就没有命了。所以他就不必赔了。这话说得真妙。” 我压根儿不理睬那个酒鬼。“你该为那钓竿、钓索螺旋轮和钓索赔两百九十五块，”我跟约翰逊说。 “嗨，这不公平，”他说。“不过，你要是觉得应该这么办的话，干吗不打个折扣呢？” “没有三百六十元，我没法置全部新设备。可我没有要你赔钓索。一条这样的鱼能把你所有的钓索毁掉；这不是你的过错。要不是这儿只有一个酒鬼，没有别人的话，就会有人告诉你，我对你是多么公道。我知道，这看来是一大笔钱，可是我买这些设备的时候，也花了一大笔钱嘛。要是你不买你能买到的最好的设备的话，你就没法这样钓鱼。” “约翰逊先生，他说我是个酒鬼。也许我是的。可是我告诉你，他的话是对的。他的话是对的，他是合情合理的，”埃迪跟他说。 “我不想在这件事儿上争了，”约翰逊最后说。“我会付钱的，哪怕这事儿我想不通。这就是，十八天，每天三十五块，外加两百九十五块。” “你付过一百块给我，”我跟他说。“我会给你一张我付掉的钱的单子，我还会扣掉剩下的食物的钱。准备出海和回航用的食物是你买的。” “这合情合理，”约翰逊说。 “听着，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你要是知道有些人通常怎么向一个外国人收费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就不止是合情合理了。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是特殊照顾。船长待你就跟他待他的亲妈一样好。” “我明天早晨去银行，下午回这儿来。然后，我乘后天的班船。”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别花船票费了。” “不了，”他说，“我乘班船，可以节省时间。” “好吧，”我说。“喝一杯怎么样？” “那敢情好，”约翰逊说。“现在不生气了吧，对不对？” “不了，先生，”我跟他说。接着我们三人坐在船尾那儿，一起来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苏打。 第二天，我整个早晨在船上干活儿，换掉船底部的油，还有其他种种事情。中午，我不到闹市区去，而是在一家中国佬开的小馆子里吃饭；在那儿花四毛钱，你就可以美美地吃一餐了；接着，我去买了些东西，带回家去给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三个女儿。你知道，香水啦、几把扇子啦，还有三把高梳子。我办完事儿以后，顺便走进多诺万酒馆，来一杯啤酒，跟那个老人谈了一会儿，接着走回旧金山码头，一路上在三四家酒馆里停下来喝啤酒。我在丘纳德酒吧间请弗兰基喝了两三杯，然后登上船，感到心情很好。我来到船上的时候，身上只剩下四毛钱了。弗兰基跟我一起上了船，我跟弗兰基在等约翰逊的时候，一起喝了几瓶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啤酒。 埃迪一整夜，或者说一整天没有露面，可是我知道，只要没有人再让他赊账，他早晚会出现的。多诺万跟我说，上一夜他跟约翰逊在那儿待过一会儿，是埃迪以他的名义赊账的。我们等着；我开始怀疑起约翰逊会不会露面了。我给码头上的人留过话，转告他上船去等我，可是他们说，他没有来。尽管这样，我还是猜想他昨宿在外面逛得晚，中午光景才起床。银行开到三点半。我们看到飞机飞去；五点半光景，我再也没有好心情，变得非常担心了。 六点钟，我差弗兰基去旅馆，看约翰逊是不是在那儿。我仍然认为，他也许出去一会儿，要不，因为心情太坏，还赖在旅馆里床上。我继续等着，等着，直到天黑。可是我非常担心，因为他欠着我八百二十五块哩。 弗兰基去了半个钟头多一点儿。我看到他走来的时候，他脚步很快，摇晃着脑袋。 “他乘飞机走了，”他说。 好啊。原来是这样。领事馆已经关门了。我还有四毛钱；不管怎样，现在飞机已经停在迈阿密[迈阿密（Miami）：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了。我甚至没钱打个电报。真是个好样的约翰逊先生，好啊。这全是我的过错。我早该料到的。 “得了，”我跟弗兰基说，“咱们还是来瓶冰啤酒。约翰逊先生花钱买的。”还剩下三瓶热带牌啤酒。 弗兰基跟我一样心情很糟。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心情糟，可是他看起来是这样。他老是不断地拍我的脊背，摇晃着他的脑袋。 啊哈，情况就是这样。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五百三十元的租船费我拿不到了；那些设备呢，没有三百五十块我也换不成了。那帮在码头上转悠的人中有一些人会对这件事儿多么高兴啊，我想。不用说，这会让有些本地佬[本地佬（conch）：英语的意思是“海螺”。此处是俚语。意为“这一带居民”，确切地说，是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沿海各珊瑚岛上的居民，其中最西端的岛是基韦斯特，哈里·摩根就住在那里。传说因这一带海域里盛产海螺，所以岛上居民有“海螺”的外号。]快活的。上一天，有人愿意出三千块，要我把三个外国人送到佛罗里达群岛上，我也不干。去哪儿都行，只要把他们送出这个国家就行。 好啊，现在我将干些什么呢？我没法用船带一批货，因为我得有钱去买烈酒啊；再说，贩私酒再也挣不了多少钱了。城里到处都是酒，可没有人买。不过，我决不能，再怎么也不能一个子儿都没有地回家去，待在那个小城里，整整一个夏天挨饿。再说，我还有一家子人哩。在我们入境的时候，结关费倒是付清了。你惯常预先把钱付给代理人。他把你领进境，就跟你结清账。真他妈的，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加汽油。这确实是好大的一笔倒账哪。真是个好样的约翰逊先生。 “我不得不运点东西，弗兰基，”我说。“我得挣点钱。” “我来想办法，”弗兰基说。他一向在码头一带转悠，干些零碎活儿，耳背得很，夜夜喝得太多。可是你绝不可能见过一个比他更忠诚、心眼更好的人了。自从我第一次来到这儿闯荡，就认识他了。他过去总是帮我搬运货物，有许多回。后来，我不干倒腾货物的买卖了，改行干开了开旅游船到古巴来钓箭鱼这个行当，在这以后，就经常在码头上和咖啡馆里见到他，有许多回哩。他看来像个哑巴，经常用微笑代替说话；不过，那是因为他耳背。 “你什么都运？”弗兰基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现在没法挑挑拣拣了。” “什么都运？” “那还用说。” “我来想办法，”弗兰基说。“你会在哪儿呢？” “我会在明珠餐馆里，”我跟他说。“我不得不填饱肚子。” 你在明珠餐馆里花两毛五分就能美美地吃一餐了。除了汤以外，餐单上的菜都是一毛钱一份，而汤是五分。我跟弗兰基一起走到那儿；接着我走进餐馆，他继续走去。在他走前，他跟我握握手，又轻轻地拍拍我的脊背。 “别担心，”他说。“我，弗兰基；办法懂得多。买卖懂得多。酒喝得多。没有钱。可是个铁哥儿们。别担心。” “再见，弗兰基，”我说。“你也别担心，老弟。” [book_title]第二章 我走进明珠餐馆，在桌子旁坐下。那块被子弹打烂的橱窗玻璃已经配好了；玻璃陈列柜也修好了。许多加利西亚人[古巴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故西班牙加利西亚人后裔在古巴甚多。]坐在酒吧柜前喝酒，有几个在吃东西。一张桌子旁，已经有人在玩多米诺骨牌。我花一毛五分钱，要了黑豆汤和炖牛肉加煮土豆。要了一瓶阿图埃[阿图埃（Hatuey）：古巴东北部卡马圭省一城市。]牌啤酒，付的钱增加到两毛五分。我跟那个服务员谈起那场枪战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愿说。他们都吓坏了。 我吃罢饭，背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卷，愁得快要发疯了。接着，我看到弗兰基从门外走进来，背后跟着一个人。黄种人，我暗自在想。原来是黄种人。 “这位是辛先生，”弗兰基说，微笑着。他确实办事很利索；他自己也知道。 “你好！”辛先生说。 辛先生可以算是我见到过的最圆滑的人了。他是个十足地道的中国佬，可是他讲起英语来像个英国人；他穿一套白西服和丝衬衫，系着一条黑领带，戴着一顶一百二十五块美元一顶的巴拿马草帽。 “你来杯咖啡吗？”他问我。 “你要的话，也来一杯。” “谢谢，”辛先生说。“咱们在这儿没有别人了吗？” “要是把泡在这酒馆里的人除外的话，”我跟他说。 “这不相干，”辛先生说。“你有一艘船？” “三十八英尺长，”我说。“一百匹马力，克尔马思造船公司造的。” “啊，”辛先生说。“我原来想，船要大些。” “空船的话，可以装两百六十五个货箱。” “你愿意把它租给我吗？” “什么条件？” “你用不着去。我会配备船长和船员的。” “不，”我说。“它去哪儿，我去哪儿。”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请你走开一下，好不好？”他跟弗兰基说。弗兰基仍然显出一副注意的模样，对他微笑。 “他耳背，”我说。“他英语懂得不多。”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你会说西班牙语。告诉他待一会儿再来见我们。” 我伸出大拇指对他摇了摇。他站起身来，向酒吧柜走去。 “你不会说西班牙话？”我说。 “啊，会，”辛先生说。“唔，是什么情况会——使你考虑……” “我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我明白了，”辛先生说。“那艘船欠什么人钱吗？它可能被控告吗？” “不。” “原来是这样，”辛先生说。“你的船容得下多少我的不幸的同胞？” “你的意思是说运送？” “正是这个意思。” “去多远？” “一天航程。” “我不知道，”我说。“要是没有一点行李的话，能运十一二个人。” “他们没有行李。” “你要把他们运到哪儿？” “我会让你看着办的，”辛先生说。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在哪儿上岸由我定？” “你要把他们往托尔图加斯[托尔图加斯（Tortugas）：在墨西哥海湾内，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的小群岛，其中最大的一个小岛就是下文提到的蠵龟礁。]运，那儿有一艘纵帆船把他们接走。” “听着，”我说。“托尔图加斯小群岛的蠵龟礁上有座灯塔，那儿有无线电设备，为两国[指美国和古巴。]工作。” “说得对，”辛先生说。“把他们运到那儿上岸当然很蠢。” “那怎么办？” “我刚才说的是，你要把他们往那个地方运去。这是他们的航程规定了的。” “行，”我说。 “按照你的判断，他们哪儿上岸最好，就运到哪儿。” “那艘纵帆船会到托尔图加斯去接他们吗？” “当然不会，”辛先生说。“真蠢。” “运一口多少钱？” “五十块，”辛先生说。 “不行。” “七十五怎么样？” “你一口人拿多少？” “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你知道，我还有许许多多方方面面，或者你会说是渠道吧，要去通路子。事情不是在那儿就结束了嘛。” “可不是，”我说。“那凭什么我又被认为干这事儿用不着付出代价呢，哦？”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辛先生说。“咱们说一百块一口人，怎么样？” “听着，”我说。“你知道要是他们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话，我在牢里要蹲多久吗？” “十年，”辛先生说。“至少十年。可是没有理由去蹲牢嘛，我亲爱的船长。你只冒一个险——你运那些乘客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就凭你的谨慎了。” “要是他们回来找你呢？” “那挺简单。我要向他们把话说清楚，是你出卖了我。我会退还一部分钱，把他们再送出去。不用说，他们懂得偷渡入境是挺艰难的。” “拿我怎么办呢？” “我想我该写封信给领事。” “我明白了。” “一千两百块，船长，眼下可不是一笔无足轻重的钱。”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你一同意，马上拿两百；人上了你的船，拿一千。” “要是我拿了两百块溜掉呢？” “当然啦，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微笑了。“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船长。” “你把两百块带来了吗？” “那当然。” “把钱放在盘子下。”他照办。 “好吧，”我说。“我会在早晨去结关；天黑后把船开出来。哦，咱们在哪儿上人呢？” “在巴库拉那奥[巴库拉那奥（Bacuranao）：古巴西部一城市，离哈瓦那市7公里。]怎么样？” “好吧，你安排定当了吗？” “当然啦。” “嗨，谈谈上人的办法吧，”我说。“你在当地用两个电筒亮两次，一道光在另一道上方。我看到电筒光以后，就会把船开进来。你坐一艘小船出来，用小船驳人。你亲自来，带上钱。我收不到钱，不会让一口人上船的。” “不行，”他说；“你开始放人上船后，拿一半；另一半人上罢了拿。” “好吧，”我说。“这合情合理。” “这么说，一切都谈妥了？” “我想是这样，”我说。“不带行李，也不带武器。不带枪，不带刀，或者剃刀；什么都不带。这我得先弄清楚，不能含糊。” “船长，”辛先生说，“你对我不信任吗？难道你没有看到咱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吗？” “你能打包票吗？” “请别叫我难堪，”他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咱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吗？” “好吧，”我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在那儿？” “午夜以前。” “好吧，”我说。“我想就这么办吧。” “你要哪种钞票？” “要一百块一张的。” 他站起身来；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过的时候，弗兰基对他微笑。辛先生没有看他。他确实是个长相圆滑的中国佬。真是个好样的中国佬。 弗兰基来到桌子旁。“怎么样？”他说。 “你在哪儿认识辛先生的？” “他运送中国人，”弗兰基说。“大买卖。” “你认识他多久了？” “他在这儿约摸两年光景了，”弗兰基说。“他来以前，另一个人运送中国人。有人杀了他。” “也有人会杀了辛先生的。” “没错儿，”弗兰基说。“干吗不会呢？很大很大的买卖哩。” “好买卖，”我说。 “大买卖，”弗兰基说。“运送走的中国人从来不回来。别的中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 “真精彩，”我说。 “这种中国人不会写字。会写字的中国人都是有钱人。他们什么都吃不起。靠吃大米过活。这儿有十来万中国人。只有三个中国女人。”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 “这情况真糟糕，”我说。 “你跟他干成买卖了？” “也许干成了。” “好买卖，”弗兰基说。“比干政治强。钱多。很大的买卖。” “来一瓶啤酒，”我跟他说。 “你不再担心了吧？” “去他妈的，不了，”我说。“很大的买卖。非常感谢。” “好，”弗兰基说，拍拍我的脊背。“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了。我只是要你高兴。中国人的好买卖，哦？” “好极了。” “也叫我高兴，”弗兰基说。我看到他快要哭出来了，因为他是为一切都顺利而那么开心，所以我拍拍他的脊背。真是好样的弗兰基。 早晨第一件事情是，我找到了那个代理人，告诉他给我们结关。他要船员的名单；我跟他说一个没有。 “你要独自个儿渡海，船长？” “对。” “你的助手怎么了？” “他喝得醉么咕咚，”我跟他说。 “独自个儿渡海很危险的。” “只有九十英里嘛，”我说。“你认为有一个醉鬼在船上会有什么两样吗？” 我把船开到海港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码头，在两个油柜里都加满了油。我加了几乎两百加仑，才把两个油柜都加满。我不愿意一加仑汽油要付两毛八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上哪儿去。 自从我见到那个中国佬，收下钱以来，我一直担心这桩买卖。我想，我整整一宿没有睡着过。我把船开回旧金山码头去；埃迪在码头上等我哩。 “喂，哈里，”他跟我说，招招手。我把船尾的缆绳扔给他，他系好缆绳，然后登船；比往常个子高了一些，眼神模糊了一些，醉得厉害一些。我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哈里，那个家伙约翰逊这样溜掉了，你有什么打算呢？”他问我。“你对这事儿了解到什么情况吗？” “从这儿滚开，”我跟他说。“你叫我恶心。” “老兄，我不是跟你一样感到不好受吗？” “滚下船去，”我跟他说。 他干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背往后一靠，伸直两条腿。“我听说咱们今天要横渡海峡，”他说。“嘿，我想待在这一带也没有一点儿用处。” “你不去。” “怎么啦，哈里？跟我发火可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滚下船去。” “啊，消消气。” 我在他脸上揍了一下；他站起身来，接着向码头上爬上去。 “我不会对你干这样的事儿的，哈里，”他说。 “你说得他妈的完全对，你不会干的，”我跟他说。“我不会带你出海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干吗非揍我不可呢？” “这样干，你才会相信。” “你要我干什么？待在这儿挨饿？” “挨饿，见鬼去吧，”我说。“你可以搭渡船回去。你可以靠干活儿回去。” “你待我不公平，”他说。 “你到底待谁公平过，你这酒鬼，”我跟他说。“你会出卖你的亲妈。” 这也是实话。可是我为揍了他觉得不好受。你知道，你揍了一个醉鬼，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是眼下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是不可能带他去的，哪怕我想带也不行。 他开始在码头上一路走去，看起来好像不止一天没吃早餐了。后来，他转过身子，走回来了。 “给我几块钱怎么样，哈里？” 我给他一张那个中国佬给的五块的钞票。 “我一向知道，你是我的铁哥儿们。哈里，你干吗不带我去？” “你运气差。” “你只是在发火罢了，”他说。“不要紧，铁哥儿们。你还会高兴看到我的。” 他既然有钱了，走起来快得多了，可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哪怕看他走路，都叫我恶心。他走路的时候，好像关节都向后扭。 我登上岸，到明珠餐馆去，会见那个结关代理人；他把结关文件给我，我请他喝了一杯。接下来，我吃午饭；弗兰基走进来了。 “有人把这交给我，让我转交给你，”他说，递过来一个卷着的、有点像管子形状的东西，外面裹着纸，用红绳系着。我解开裹着的纸，摊开来的时候，从形状看，它好像是一张相片；我以为也许是一张码头附近哪一个拍的我那艘船的相片。 好啊。原来是一张一个死黑人的脑袋和胸膛的特写相片，他的脖子上利索地开了一个口子，从这一边耳朵到另一边，然后整齐地缝起来了；胸前的一张卡纸上用西班牙语写着：“这是我们处置Lenguas largas的办法。” “谁给你的？”我问弗兰基。 他指指外面一个在码头一带干杂活儿的西班牙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害着痨病，眼看活不长了。他站在用便餐的长条桌旁。 “叫他过来。” 那孩子走过来。他说是两个年轻人在约摸十一点光景把那东西交给他的。他们问他，他是不是认识我；他说，认识。后来，他把那东西交给弗兰基，让他转交给我。他们给他一块钱，要他一定要让我收到。他们穿的衣服很讲究，他说。 “耍手段，”弗兰基说。 “啊，可不是，”我说。 “他们认为，你把那天早晨你在这儿跟那几个小伙子见面的事儿报告警察了。” “啊，可不是。” “耍手段真糟糕，”弗兰基说。“你走掉是好事情。” “他们留下什么话吗？”我问那个西班牙小男孩。 “没有，”他说。“就是要把那东西给你。” “我现在要离开了，”我跟弗兰基说。 “耍手段真糟糕，”弗兰基说。“政治很糟糕。” 我把结关代理人交给我的所有文件扎在一起，付了账，走出那家餐馆，穿过广场，走进那扇大门；我很高兴穿过了仓库，终于走到了外面码头上。那些年轻人确实把我吓坏了。他们真是够蠢的，竟然认为我向另一伙人暗中通风报信。那些年轻人像潘乔。他们一心惊肉跳，就心情激动，而他们的心情一激动，就要杀人。 我来到船上，预热了发动机。弗兰基站在码头上望着。他流露出聋子才显露的古怪的微笑。我走回到他身旁。 “听着，”我说。“你别陷这件事儿内，省得惹什么麻烦。” 他没法听清我的话。我不得不把话向他大叫着说一遍。 “我耍起手段来挺在行，”弗兰基说。他解开了缆绳，扔上船来。 [book_title]第三章 弗兰基已经把张帆索扔上船；我向他摇摇手，接着把船开出码头间的水域，把船在航道上开出海去。一艘英国货船正在往外开；我一路在它旁边航行，后来超过了它。它满满地装着白糖；船壳钢板上锈迹斑斑。我经过那艘船的时候，一个穿着陈旧的蓝色圆领套衫的英国水手从船尾上望下来，看着我。我开出海港，经过莫罗古堡，把船开在往基韦斯特的航线上；正北方。我离开舵轮，向前走去，卷起张帆索，然后走回去，掌握船的航向，让船在航线上行驶，让哈瓦那在船尾渐渐展现，接着我们把它抛在身后，这时候我们让群山渐渐耸现了。 过了一会儿，我把莫罗古堡撂在视野外，接着是国民旅馆，最后我只能看到国会的穹顶了。跟最近我们钓鱼的那一天相比，潮流不算大，只有微风。我看到两艘单桅小帆船向哈瓦那开去；船是从朝西的方向开过来的，所以我知道潮流不大。 我关上开关，停掉马达。没有理由要浪费汽油。我让它漂流。天黑下来以后，我可以看到莫罗古堡的灯光，要不，要是它漂得太远的话，可以看到科希马尔[科希马尔（Cojmar）：古巴西部一城市，系避暑地。]的灯光的，靠着灯光开进去，一路开到巴库拉那奥。我估计，潮流看上去既然是这样子流着，等到天黑，船会漂流十二英里，漂到巴库拉那奥；我会看到巴拉科那的灯光的。 得了，我关掉马达，向前面爬上去看看四周。只看到两艘从西面开来的单桅小帆船在开过来，还有后面远处海边上，白色的国会穹顶高高耸现。湾流上有一些果囊马尾藻；几只鸟在抓鱼，可是不多。我在那幢大厦前注视了一会儿，可是我看到的鱼只是通常在果囊马尾藻周围转悠的那种棕色小鱼。老兄，别听任何人跟你说，在哈瓦那和基韦斯特中间水面不怎么开阔。我只是坐在它的边上哩。 过了一会儿，我又到下面驾驶舱去；埃迪在那儿。 “怎么啦？马达怎么啦？” “它出毛病了。” “你干吗不把舱口盖开着？” “啊，见鬼去吧！”我说。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又回来了，打开前舱口盖，溜进下面船舱，睡着了。他带来了两夸脱朗姆酒。他在他见到的第一家酒店里买的，然后带着酒，上了船。我开船的时候，他醒了，接着又睡着了。我把船开进海湾的时候，船在波浪中有一点儿颠簸，把他颠醒了。 “我知道你会带我的，哈里，”他说。 “带你见鬼去，”我说。“甚至船员名单上都没有你。我现在倒有一个好主意，让你跳下海去。” “你老是爱开玩笑，哈里，”他说。“咱们都是小岛上的本地佬，遇上麻烦的时候，应该抱成一团嘛。” “你，”我说，“凭你这张嘴。你头脑一发热，谁能信任你这张嘴？” “我是个好人，哈里。你不妨让我经受这回考验，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好的好人了。” “把两夸特酒给我，”我跟他说。我在想别的事情。 他把酒拿出来；我从已经开了瓶塞的那一瓶酒喝了一口，把两瓶酒放在前面的舵轮旁。他站在那儿；我望着他。我为他，也为那件我知道我不得不干的事情感到难受。真他妈的，他是个好人那会儿，我就认识他了。 “船怎么啦，哈里？” “船没有毛病。” “那么，怎么啦？你干吗这样望着我？” “老弟，”我跟他说，也为他感到难受，“你陷在一堆大麻烦里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里？” “我眼下还不知道哩，”我说。“我还没有把事情全想清楚哪。” 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不想再跟他说话了。我明白了那件我不得不干的事儿后，跟他说话就困难了。后来，我到下面去，取出我一直放在下面船舱里的那支滑机操作的连发枪[又叫滑膛枪。]和那支温切斯特牌30-30连发步枪[一种美国制造的后膛装填式连发枪，以厂主奥立佛·温切斯特的姓作为枪的牌子。]，把放在枪盒里的枪挂在房顶上我们通常挂钓竿的地方，就是在舵轮正上方，我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我把两支枪放在两个全长的羊毛盒里，盒里的羊毛都用油泡过。你把枪放在船上，这是唯一可以防锈的办法。 我松开滑机，来回推拉了几回，接着装满枪弹，把一颗枪弹推进枪管。我在温切斯特牌连发枪的弹膛里装上一颗枪弹，还在弹盘装满了枪弹。我从床垫下取出我在迈阿密警察局干的时候保存着的那把特制的史密斯和韦森牌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把它擦干净，抹上油，装满子弹，挂在我的皮带上。 “出了什么事儿？”埃迪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没事儿，”我跟他说。 “这些该死的枪是干什么用的？” “我总是带在船上，”我说。“向那些打搅鱼饵的鸟儿开火，或者向鲨鱼开火，或者沿着那些小岛航行的时候以防万一。” “出了什么事儿，真他妈的？”埃迪说。“出了什么事儿？” “没事儿，”我跟他说。我坐在那儿；船颠簸的时候，我的老伙计那把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一晃一晃地撞着我的腿，我望着他。我想，现在干那事儿没有意思了。现在我会需要他了。 “咱们要去干件小事儿，”我说。“在巴库拉那奥。时候一到，我会告诉你干些什么的。” 我不想太早告诉他，因为他会变得担惊受怕，吓得心慌意乱，什么用处也没有。 “你不可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人了，哈里，”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帮你干的。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跟你站在一起。” 我望着他，高个子，两眼迷糊，哆哆嗦嗦；我一句话也不说。 “听着，哈里。你给我来一口，行不行？”他问我。“我不想紧张得浑身哆嗦。” 我给他喝了一口。我们坐着，等天黑。日落的景致很美；叫人舒适的微风吹着；太阳落得很低的时候，我开动马达，把船慢腾腾地向陆地开去。 [book_title]第四章 我们在黑暗中离岸约摸一英里光景停船。随着太阳落下去，潮流变急了；我注意到它滚滚地涌进来。我可以看到在远处向西的方向的莫罗古堡的灯光和哈瓦那灯火辉煌；我们对面的灯光是林康[林康（Rincon）：波多黎各西部一城市。]和巴拉科阿[巴拉科阿（Baracoa）：古巴东奥连特省北岸一海港城市。]。我逆着潮流开过去，直到我开过巴库拉那奥，将近科希马尔。然后，我让船逆着潮流开去。天很黑，可是我能正确地说出，我们在哪儿。我把所有的灯都熄了。 “要去干什么，哈里？”埃迪问我。他又吓慌了。 “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你使我担惊受怕。”他差一点就要打哆嗦了；他走近我的时候，他嘴里冒出一股臭气，像秃头鹫的。 “几点了？” “我下去看，”他说。他回上来，说九点半。 “你饿吗？”我问他。 “不饿，”他说。“你知道我吃不多，哈里。” “好吧，”我跟他说。“你可以喝一口。” 他喝了一口以后，我问他，他的感觉怎样。他说他的感觉好了。 “稍微过一会儿，我会再让你喝两口，”我跟他说。“我知道，除非你喝了朗姆酒，你就不可能有胆子，可是船上酒不多了。所以你还是悠着点儿的好。” “告诉我，怎么啦，”埃迪说。 “听着，”我说，在黑暗中跟他谈话。“咱们在往巴库拉那奥开去，去接十二个中国佬上船；我叫你掌管舵轮的时候，你就照办；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把十二个中国佬接上船，然后咱们把他们锁在下面前舱里。现在继续往前走；把舱口盖从外面关牢。” 他走上去，我看到他在黑夜中，变成一个黑影。他回来后，说：“哈里，我现在可以来一口吗？” “不行，”我说。“我要你喝了朗姆酒变得胆子大起来。我不要你变成一个废物。” “我是把好手，哈里，你会知道的。” “你是个酒鬼，”我说。“听着。有一个中国佬要带来另外十二个。他会在开始的时候，给我一些钱。等他们全都上船以后，他会再给我一些。你看到他第二次开始给我钱的时候，把船向前开，推上排挡，然后把它向外海开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别管。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不停地把船开出去。你懂吗？” “懂。” “要是有哪个中国佬在咱们把船开到外海后，要从房舱里冲出来，或者从舱口里爬出来的话，你就用那支滑机操作的连发枪开火，把他们撵回去；他们一冒出来，你就得把他们撵回去。你知道怎样用滑机操作的连发枪吗？” “不知道。不过，你可以教我。” “你再怎么也不会记住的。你知道怎样用温切斯特吗？” “只要拉动滑机，开枪就行。” “说得对，”我说。“不过，别在船壳上打出个窟窿来。” “你还是给我再来一口的好，”埃迪说。 “好吧。我会给你一小口。” 我给了他一大口。我知道，现在酒不会使他醉了；不是吓得一下子把酒灌下肚子嘛。而是每一口会起短短一会儿作用。这个埃迪喝了后，好像他挺快活似的，说：“这么说，咱们要运送中国佬了。好啊，上帝作证，我过去老是说，哪一天我要是落得一个子儿都没有的话，就运送中国人。” “难道你以前从来没有落得一个子儿都没有过不成，嗯？”我跟他说。他确实疯疯癫癫。 在十点半以前，我又给他喝了三口，维持他的胆气。看着他，叫人感到可笑，而且使我自己免得想那件事情。我没有估计到要等这么久。我原来计划天黑后出发，开出海去，避开强烈的灯光，一路沿岸航行，直到科希马尔。 十一点差一点儿，我看到在当地出现两道亮光。我等了短短一会儿，然后把船慢慢地开进去。巴库拉那奥是一个小海湾，那儿从前是一个装运海沙的大码头。雨季里，连绵不断的雨水冲开横在河口的沙洲后，有一条小河流进来。冬天，猛烈的北风把沙堆起来，河口就封住了。从前，人们乘着纵桅船来到，从河里装运番石榴，所以从前有一个市镇。可是飓风毁了市镇；现在除了一所房子外，全都没有了；那所房子是有几个加利西亚人用飓风吹倒的棚屋材料盖起来的；他们在礼拜天离开哈瓦那，来游泳和野餐，拿这所房子当更衣房。另外还有一所房子，是那个特派员住的，不过离海滩有好长一段路。 每一个像这样沿海岸的小地方，有一个政府特派员；不过，我想那个中国佬用的一定是他自己的船，而且已经把他买通了。我们把船开进去的时候，我可以闻到海葡萄的气味和那股甜丝丝的香味，香味是从岸旁灌木丛中传到你的鼻子里来的。 “向前去，”我跟埃迪说。 “你开在这一边什么都不可能撞到的，”他说。“你往里开的时候，礁石是在另一边。”你瞧，他从前是把好手。 “注意船，”我说，把船开进去，开到我知道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没有风浪的话，他们可以听到马达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看得见我们，由于不愿等在那儿，我开亮了一下航行灯，只闪亮了一绿一红两道亮光，随即熄掉。接着，我掉转船头，向外开去，然后停在外面，马达没有关。周围有一片微微起伏的波浪。 “回到这儿来，”我跟埃迪说，给他喝了一大口。 “你得先用你的大拇指扳起扳机吗？”他低声跟我说。这会儿，他坐在舵轮前了；我已经伸出手去，把两个盒子打开，把枪托拉出约摸六英寸光景。 “没错儿。” “啊，好样的，”他说。 酒竟然会对他起这么大的作用，而且起得多么快，真是妙极了。 我们停在那儿；我可以看到从特派员的房子那儿，透过灌木丛，出现一道亮光。我刚才看到那地方有两道亮光照下来，其中有一道在那地方移开去。他们一定把另一道熄掉了。 后来，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艘船从小海湾里向我们过来，有一个人在划。根据他前弯后仰摆动着身子的姿态，我可以认出来他是在划。我知道，他拿着一把大桨。我很高兴。要是来船是划桨的话，那就是说，是一个人。 他们一路过来。 “晚上好，船长，”辛先生说。 “到船尾来，让船的一侧靠近，”我跟他说。 他跟那个划船的年轻人说了几句，可是他没法把船向后划，所以我抓住小船的舷边，把它拉到船尾。船上有八个人。六个中国佬、辛先生和那个划船的年轻人。我把小船拉到船尾的时候，我等着什么东西揍在我的头顶上，可是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挺直身子，让辛先生抓住船尾。 “该亮亮那玩意儿，让我瞧瞧它是什么模样儿了，”我说。 他把钱递给我；我拿着那卷纸币，来到埃迪在舵轮前的地方，打开罗经柜上的灯。我仔细地端详。在我看来，钱没有问题，接着，我熄掉灯。埃迪在打哆嗦。 “给你自己来一口吧，”我说。我看他伸手去拿酒瓶，把酒瓶斜着往嘴里灌。 我回到船尾。 “好吧，”我说。“让六个人上船。” 辛先生和那个划船的古巴人在费劲地干活儿，让船稳住在那片有微微起伏的波浪的海面上，避免碰撞。我听到辛先生用中国话说了一些话，接着船上所有的中国佬都开始往船尾上爬。 “一个一个上，”我说。 他又说了一些话，接着六个中国佬一个接一个来到船尾上。他们有高有矮，有胖有瘦。 “带他们往前走，”我跟埃迪说。 “往这边走，先生们，”埃迪说。上帝作证，我知道他刚才喝了一大口。 “锁上船舱，”他们都进去后，我说。 “是，先生，”埃迪说。 “我去把另外一些人带来，”辛先生说。 “行，”我跟他说。 我把那艘乘着他们两人的小船推开去；那个年轻人带着他开始划去。 “听着，”我跟埃迪说。“你别碰那个酒瓶了。现在，你的胆子够大了。” “是，头儿，”埃迪说。 “你怎么啦？” “我喜欢干这件事儿，”埃迪说。“你说你只要用你的大拇指往后一扳？” “你这讨厌的酒鬼，”我跟他说。“把瓶递给我来一口。” “瓶里空了，”埃迪说。“对不起，头儿。” “听着。你现在得干的是，他给我钱的时候，注意看着，把船往前开。” “是，头儿，”埃迪说。 我伸出手去，拿起另一瓶酒，取出螺丝起子，拔出软木瓶塞。我喝了一大口，走回到船尾去，盖紧瓶塞，把酒瓶放在两个盛满水的大水罐后面；水罐裹在柳条套子里。 “辛先生来了，”我跟埃迪说。 “是，先生，”埃迪说。 那艘船出现了，在向我们划来。 他把船划到我的船尾；我让他们抓住船尾，把船稳住。辛先生抓住一块滑板，那是我们装在船尾，用来把大鱼运上船的。 “让他们上船，”我说，“一个一个上。” 又有六个各种各样的中国佬登上船，来到船尾上。 “打开船舱，带他们往前走，”我跟埃迪说。 “是，先生，”埃迪说。 “锁上船舱。” “是，先生。” 我看到他在舵轮前了。 “好啦，辛先生，”我说。“咱们来瞧瞧其余的钱吧。” 他把手伸进衣袋，把钱向我递过来。我伸手去接，一把抓紧他的手腕，那只拿着钱的手的手腕；他在船尾上向前走的时候，我用另一只手狠狠掐住他的脖子。我感到船突然一震，排挡推上了，接着螺旋桨转动起来了，我在忙着对付辛先生，可是我可以看到那个古巴人站在那艘小船的船尾上，手里握着在划船的桨，这时候，辛先生一直在蹦跶和乱晃，在他的挣扎中，我们跟小船的距离拉开了。他蹦跶和乱晃得比任何给手钩钩住的海豚更凶哩。 我把他的胳膊扭到他的背后去，狠狠地扭，可是我的劲使过头了，因为我感到它折断了。胳膊折断那会儿，他发出一声低低的、古怪的喊叫，向前扑来；我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使出浑身力气；他咬住我的肩膀。不过，我感觉到那条胳膊折断的时候，就把它放开了。它对他没有一点儿用处了；我用两只手掐住他的脖子；老兄啊，那位辛先生就会像一条鱼那样蹦跶开了，没错儿，他那条松了的胳膊像连枷那样挥动着。不过，我把他往前按，让他跪下，两个大拇指狠狠地压进他的嘴巴后面，我把他的整个喉管向后弯，直到它啪的折断为止。可别以为你不可能听到它啪的折断的声音啊。 我一动也不动地抓着他很短一会儿，然后我把他横放在船尾上。他躺在那儿，脸向上，一动也不动，穿着讲究的衣服，两只脚伸在驾驶舱内；我从他身旁走开。 我从驾驶舱的地上拾起钱，开亮罗经柜上的灯，点数。接着，我掌管起舵轮，吩咐埃迪到船尾下去找几块铁，我们在小片礁石底区域或者岩石底区域的水面上钓海底鱼的时候，你不愿冒锚泊的危险，我就常用那些铁块代替锚。 “我什么也找不到，”他说。他是怕到下面那儿去，被辛先生吓慌了。 “掌管舵轮，”我说。“一直往外开。” 我听到下面有一些不断在移动的声音，可是这吓不了我。 我找到了两块我要的铁，那是从托尔图加斯废弃的运煤码头上拾来的；接着我取了一些钓笛鲷的钓索，把两块着实大的铁牢牢地扎在辛先生的两个脚踝子上。后来，我们离岸约摸两英里光景的时候，我把他一路滑过去。他顺顺溜溜地从滑板上滑下去。我甚至没有查看他的衣袋。我并不想胡乱摆弄他。 他的鼻子和嘴里淌出了一点儿血，滴在船尾上；我拿了一个桶去舀水，由于我们的船开得快，我差一点没掉下海去；我从船尾下取出一把硬毛刷把船擦得干干净净。 “放慢船速，”我跟埃迪说。 “他要是漂起来的话，会怎么样？”埃迪说。 “我把他扔进约摸七百英寻[英寻（fathom）：长度单位。1英寻合6英尺。此处原文确是700英寻，可能是作者笔误。]深的水中。”我说。“他会一直沉下去。这是个长距离，老兄。在他的尸体胀气把他浮起来以前，是不会漂流的，再说他会一直在随着潮流移动，引诱鱼儿来吃，”我说，“你用不着为辛先生担心。” “你干吗要收拾他？”埃迪问我。 “没什么事儿，”我说。“我遇到过的人当中，他是最容易打交道的了。我一直在想，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那你干吗杀了他？” “免得去杀另外十二个中国佬，”我跟他说。 “哈里，”他说，“你得给我来一口，因为我觉得肚子里的东西在往上冒。看到他的脑袋那么耷拉着，叫我直想吐。” 我就给他喝了一口。 “那些中国佬怎么办？”埃迪说。 “我要尽快地把他们放出来，”我跟他说。“免得他们在船舱内留下味儿。” “你要把他们送到哪儿去？” “咱们眼下就把他们运到能上岸的地方去，”我跟他说。 “现在就开进去？” “那还用说，”我说。“慢腾腾地开进去。” 我们把船在礁石上面慢腾腾地开进去，开到我可以看到海滩上显出亮光的地方。礁石上有大片海水；再往里，都是沙底，接着是一个又一个斜坡，一直到里面岸边。 “到前面去，告诉我水深。” 他用一根鱼叉杆不断地在测水深，用鱼叉杆招呼我往前开。他走回来，做手势要我停住。我把船倒了倒。 “有五英尺水深。” “咱们得抛锚了，”我说。“要是出什么事情，咱们没有时间起锚的话，咱们可以砍断或者绷断锚缆。” 埃迪放出缆索，等到最后船不拉锚的时候，他才把锚固定住。船就掉头，船尾对着岸了。 “这儿是沙底，你知道，”他说。 “咱们船尾的水有多深？” “不超过五英尺。” “你拿着那支温切斯特牌连发步枪，”我说。“要小心。” “让我来一口，”他说。他神经非常紧张。 我给他喝了一口，取出那支滑机操作的连发枪。我打开船舱锁，开了门，说：“出来吧。” 没发生什么事儿。 接着，一个中国佬探出头来，看到埃迪站在那儿，拿着步枪，又缩了回去。 “出来吧。没有人会伤害你们的，”我说。 没有什么举动。只听到说了许多中国话。 “出来，你们！”埃迪说。我的上帝，我知道他已经喝过那一瓶了。 “把那个酒瓶放好，”我跟他说，“要不，我会把你崩下船去。” “出来，”我跟他们说，“要不，我就要向你们开枪啦。” 我看到他们当中有个人在门角落里张望；显然，他看到了岸，因为他开始咭咭呱呱地说起话来。 “出来，”我说。“要不，我就要开枪啦。” 他们出来了。 嘿，且听我说，哪怕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要下毒手干掉像这样一伙中国人也着实不容易，而且我愿意打赌，何况还有很多麻烦哩，且不说闹得吃不了兜着走吧。 他们走出来了；个个都吓慌了；他们没有一支枪，可是他们有十二个嘛。我一直退到船尾，拿着滑机操作的连发枪。“下船去，”我说。“水不会淹没你们的脑袋的。” 没有人移动。 “你们去啊。” 没有人移动。 “你们这伙黄皮肤、吃耗子的外国人，”埃迪说，“下船去。” “闭上你这张满嘴酒气的臭嘴，”我跟他说。 “不会游泳，”一个中国佬说。 “用不着会游泳，”我说。“水不深。” “走啊，下船去，”埃迪说。 “到这儿船尾来，”我说。“你一只手拿枪，另一只手拿你的鱼叉杆；测给他们看，水有多深。” 他测给他们看，提起湿淋淋的鱼叉杆。 “用不着游泳？”那个人问我。 “不用。” “真的？” “没错儿。” “咱们在哪儿？” “古巴。” “你这该死的骗子，”他说，接着跨过船舷，悬在船外，把手一松。他的脑袋没入水中，可是他升上来，下巴从水里露出。“该死的骗子，”他说。“该死的骗子。” 他气疯了，胆子很大。他用中国话说了几句；另外的人开始纷纷从船尾跳进水中。 “行了，”我跟埃迪说。“起锚。” 我们向外面海上开去的时候，月亮开始升起来了；你可以看到，那伙中国佬向海岸走去，只有脑袋露出水面，还有海滩上的亮光和后面的灌木丛。 我们经过礁石区开出去；我回头看过一回，看到海滩和群山在渐渐呈现；接着，我把船开上向基韦斯特去的航线。 “行了，你可以去睡一觉了，”我跟埃迪说。“不，等一下，下去把舷窗都打开，放掉臭气，给我把碘酒拿来。” “怎么啦？”他拿碘酒来的时候，说。 “我弄破了手指头。” “你要我管舵轮吗？” “去睡觉，”我说。“我会叫醒你的。” 他躺在驾驶舱里油柜上面固定了的铺位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book_title]第五章 我用膝盖控制舵轮，解开衬衫，看辛先生咬我的地方。咬得着实不轻；我把碘酒抹在伤口上；然后，我坐在那儿掌舵，拿不准给一个中国人咬了一口是不是会中毒，听着船航行良好、顺利的节奏声和海水一路拍船的声音；接着我想，活见鬼，不会的，咬一口不会中毒的。一个像辛先生那样的人可能一天要刷两、三回牙哩。并不精明的辛先生。他当然不是个好买卖人。也许他是。也许他只是信任我罢了。我告诉你，我确实想不透他是怎样一个人。 得了，现在一切都简单了，除了还有个埃迪。因为他是个酒鬼，只要他喝得头脑一发热，他就会捅出来的。我坐在那儿掌管着舵轮；我望着他，接着我想，这该死的，他这副模样跟死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我岂不是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了吗。我发现他在船上的那会儿，就拿定主意，我非干掉他不可，可是，后来，样样事情都办得那么顺当，我就硬不起心下手了。可是，看他躺在那儿，当然是一种引诱。可是，后来，我认为，干一件你以后会感到心里难受的事情，破坏这个美好的结局，是没有道理的。接着我开始想到，船员名单上甚至没有他这个人，我把他带进去得付一笔罚款，而且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得了，我有很多时间来思考；我让船一直开在正确的航线上；每隔一会儿，我拿起他带上船来的那瓶酒喝上一口。瓶里酒不多了；等我喝完那瓶后，我打开了我剩下的最后一瓶；我告诉你，我真的感到掌管舵轮挺开心，而且这是一个美好的横渡海湾的夜晚。结果，这确实是一次美好的航行，尽管有好多回，看来情况很糟糕。 天亮以后，埃迪醒了。他说，他感到不好受。 “掌管一会儿舵轮，”我跟他说。“我要去瞧瞧。” 我回到船尾，在船上泼了一点儿水。可是船上干干净净。我用刷子擦洗船边。我从两支长枪里退出子弹，把它们藏到下面去。可是我仍然把手枪佩在皮带上。下面船舱里，就像你想要的那样，空气新鲜、清爽，一点味儿也没有。有一点儿水从右边舷窗外溅进来，溅到了一个铺位上；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所以我关上所有的舷窗。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海关人员能在船舱中闻得出中国佬的味儿了。 我看到装在镜框里的航行证下面放在挂着的网袋里的结关证件，那是我在上船后塞在里面的；我把结关证件取出来，仔细看了一遍。接着，我到上面的驾驶舱去。 “听着，”我说。“你怎么把你的名字写上船员名单的？” “那个代理人到领事馆去的时候，我碰到了他，就跟他说，我在赶着上船去。” “上帝照顾酒鬼，”我跟他说，接着我取下那把0.38英寸口径的手枪，藏到下面去。 我在下面煮了一些咖啡，然后到上面来掌管舵轮。 “下面有咖啡，”我跟他说。 “老兄，咖啡对我不会有一点儿用处。”你知道你不得不为他难受。不用说，他脸色难看。 约摸九点光景，我们看到桑德礁上的灯塔几乎就在正前方了。已经有好一会儿，我们看到油船纷纷向海湾上游开去。 “从现在起，两个钟头后，咱们就入境了，”我跟他说。“我会一天付给你四块，就跟约翰逊付给你的一个样。” “你昨宿弄到了多少？”他问我。 “只有六百块，”我跟他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我的话。 “难道那里边没有我的份儿吗？” “这就是你的份儿，”我跟他说。“我刚跟你说过了嘛；你只要哪一天开口说出昨宿的事儿，我会听到的，那我就会干掉你。” “你知道，我不是告密的人，哈里。” “你是个酒鬼。不过，不管你给朗姆酒醉到什么程度，只要你说出那件事儿，我决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我是个好人，”他说。“你不应该这么跟我说话。” “别人没法老是那么麻利地管住你，让你一直做好人，”我跟他说。不过，我不再不放心他了，因为谁会相信他的话呢？辛先生不可能去控诉了。那伙中国佬不会去的。你知道，那个划他们出海的小伙子也不会。他不会给自己去惹麻烦的。也许埃迪早晚会声张出去，可是谁相信一个酒鬼的话呢？ 嘿，有谁能证明什么吗？本来人们看到了他的名字在船员名单上以后，那自然会引起更多的闲话的。我的运气确实好。我可以推说他从船上掉下海去了，可是那会引起很多闲话的。埃迪的运气也很好。确实很好。 接着，我们来到湾流边上；海水不再是蓝色，变得发亮而泛绿色；向里面看，我可以看到东干礁和西干礁上的一排排栅栏桩，还有基韦斯特上的一根根天线杆、高出所有矮房子的海螺壳旅馆和在人们烧垃圾的地方冒起的滚滚浓烟。桑德礁灯塔现在很近了；你可以看到灯塔旁的那所停游船的棚屋和那个小码头；我知道，我们现在只有四十分钟路程了；我为回来感到高兴；我现在有很多钱过夏天了。 “来一口怎么样，埃迪？”我跟他说。 “啊，哈里，”他说，“我一直知道，你是我的哥儿们。” 那天夜晚，我坐在起居室里抽雪茄，喝兑水的威士忌，听收音机里播放格雷西·艾伦[格雷西·艾伦（Gracie Allen，1902—1964）：滑稽演员。父母都是杂耍演员。她童年即登台演出，1922年遇见乔治·彭斯。两人组成彭斯和艾伦喜剧班子。1929年两人结婚，在杂耍、电影、电台和电视剧中红极一时。]唱的歌。女儿们去看电影了；坐在那儿，我觉得瞌睡迷糊；我感到心情高兴。有人在前门前；玛丽，我的妻子，从她坐着的位子站起身来，去开门。她回来，说：“是那个酒鬼，埃迪·马歇尔。他说，他得见你。” “告诉他滚出去，免得我把他撵走，”我跟她说。 她回进来，坐下；我搁起着脚，从我坐着的地方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埃迪跟他带来的一个酒鬼一起在弧光灯光下沿路走去，他们两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而弧光灯光映出的他们两人的影子摇晃得更厉害。 “可怜的、该死的酒鬼，”玛丽说。“我可怜一个酒鬼。” “他是个走运的酒鬼。” “不可能有什么走运的酒鬼，”玛丽说。“这你知道，哈里。” “对，”我说。“我想，是没有。” [book_chapter]第二部 哈里·摩根（秋） [book_title]第六章 他们在夜晚横渡海湾；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太阳升起后，他看到一艘油船向海湾下游开来；船屹立着，在寒风中，阳光照在船体上，它是那么高、那么白，看来好像是正在从海中冒出来的高耸的建筑物；他跟那个黑人说：“咱们到底在哪儿？” 那个黑人直起身来看。 “没有一点儿地方像迈阿密[迈阿密（Miami）：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位于基韦斯特东北部。在古巴和基韦斯特间往返，毋用经过迈阿密。]一带。” “你知道得完全清楚，咱们不该开到迈阿密来，”他跟那个黑人说。 “我要说的只是，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些礁石岛上，没有那样的建筑物。” “咱们一直在往桑德礁开去。” “那咱们一定会看得见的。桑德礁，要不，就是那些美国浅滩。” 后来，稍微过了一会儿，他看到那是一艘油船，而不是一些建筑物；后来，不到一个钟头，他看到了桑德礁灯塔，笔直、细长、棕色，屹立海面上它应该在的地方。 “你应该有掌管舵轮的信心，”他跟那个黑人说。 “我原来倒有信心，”那个黑人说。“可是这回航行落到这个模样，我不再有信心了。” “你的腿怎么样了？” “它一直在痛。” “这不要紧，”那个人说。“你只要保持伤口干净，一直包扎得好好的，它自己会好起来的。” 这会儿，他掌管着舵轮向西开，要开到女人礁旁的红树[红树（mangrove）：一种生长在沿海的植物。热带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及墨西哥湾至美国佛罗里达州礁石群周围多有生长。又名美国红树。]丛里去，把船隐藏在里面，躲过白天；他在那儿不会碰到什么人；那艘约定好的船会来那儿接他们的。 “你会好的，”他跟那个黑人说。 “我不知道，”那个黑人说。“我痛得厉害。” “咱们到了那地方以后，我会把你安顿好的，”他跟他说。“你受的枪伤不重。别担心。” “我中了枪子儿，”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中过枪子儿。不管怎样，我中了枪子儿，真受不了。” “你只是害怕罢了。” “不，先生。我中了枪子儿。而且我痛得厉害。我一直在抽痛，痛了整整一宿。” 那个黑人老是这样没有完了地抱怨；他还忍不住解掉绷带，看那个伤口。 “别碰它，”那个在掌管舵轮的人跟他说。那个黑人躺在驾驶舱的地板上；到处堆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烈酒，形状像火腿。他给自己在那些酒中间腾出一个地方躺下。每一回他挪动身子，一个个麻袋里就传出破玻璃瓶的响声和洒出来的酒散发的气味。酒淌在样样东西上。那个人在把船向女人礁开进去。他现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它了。 “我痛，”那个黑人说。“我一直越来越痛。” “我感到难受，韦斯利，”那个人说。“可是我得掌管舵轮。” “你待一个人就像待一条狗，”那个黑人说。这会儿，他发脾气了。可是，那个人仍然为他感到难受。 “我会让你舒服的，韦斯利，”他说。“你现在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吧。” “你对别人遭到的痛苦一点不关心，”那个黑人说。“你简直不像人。” “我会把你安顿好的，”那个人说。“你只要一动不动地躺着就行了。” “你不会把我安顿好的，”那个黑人说。那个人，他叫哈里·摩根，这时一声不吭，因为他喜欢那个黑人，可是现在除了揍他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是他不能揍他。那个黑人说个没完。 “他们开始开枪的时候，咱们干吗不停船？” 那个人不回答。 “一个人的性命不是比一船酒更值钱吗？” 那个人一心一意地掌管着舵轮。 “咱们不得不干的是停住船，让他们拿走酒。” “不行，”那个人说。“他们会拿走酒，还有船，你还要去蹲监牢哩。” “我不在乎蹲监牢，”那个黑人说。“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挨枪子儿。” 这会儿，他说个没完没了，惹得那个人心烦起来；那个人听他不断地唠叨，听得腻烦了。 “到底谁受的枪伤更重？”他问他。“你，还是我？” “你的枪伤更重，”那个黑人说。“不过，我以前没有挨过枪子儿嘛。我没有想到过会挨枪子儿。我不是给雇来挨枪子儿的。我不想要挨枪子儿。” “别发火，韦斯利，”那个人跟他说。“这样说话，对你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他们这会儿在靠近这片礁石了。他们的船已经进入浅滩；他把船开进航道的时候，由于水面上映着阳光，什么都很难看清楚。那个黑人越来越迷迷糊糊，要不，就是因为他在痛，所以对宗教虔诚了，在祈祷。不管怎样，他一直在说个没完。 “人们现在干吗还贩运烈酒？”他说。“禁酒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干吗还要继续用这种方式干买卖？他们干吗不用渡船把酒运进来？” 那个在掌管轮舵的人仔细地注视着航道。 “人们干吗不老老实实、正正派派，过老实、正派的日子呢？” 那个人甚至被阳光映照得看不见海岸的时候，也看着海岸外海水在柔和地荡漾的地方；他让船拐弯。他用一只手旋转舵轮，掉转了船头，接着航道展现出来了；他把船慢腾腾地径直开到红树丛边上。他倒了倒船，分开两个离合器。 “我能放一个锚下去，”他说。“可是我没法把锚取上来。” “我甚至一动也动不了啦，”那个黑人说。 “你的身体当然糟极了，”那个人跟他说。 他花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拿出那个小锚，把它举起来，扔进水去，可是总算干成了，他拉出了许多绳索；船擦着红树丛转进去，所以那些树枝都径直伸进驾驶舱。他想，驾驶舱里会变成多么狼狈的景象，没错儿。 自从他包扎了那个黑人的伤口和那个黑人用绷带包扎了他的胳膊以后，整整一宿，他一直在注视着罗经，掌管舵轮；天亮以后，他看到那个黑人躺在驾驶舱中央，一个个麻袋中间，可是那会儿，他注视着海面和罗经，在寻找桑德礁上的灯塔；他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周围的情况。情况着实糟啊。 那个黑人躺在那批装在麻袋里的烈酒中间，两条腿搁起着。舵轮被子弹穿透，出现八个很大的弹孔。挡风玻璃碎了。他不知道，多少货给砸烂了；哪儿黑人的血没有淌到的地方，哪儿淌的就是他，他自己的血。不过，最糟的是，他眼下认为最糟的是，酒的气味。样样东西都泡在酒里了。这会儿，船一动也不动地停在红树丛旁，可是他仍然没法摆脱他们在海湾里过了整整一宿后才产生的大海在波浪起伏的感觉。 “我去煮点咖啡，”他跟那个黑人说。“然后，我会再来照料你的。” “我不要咖啡。” “我要，”那个人跟他说。可是走下去以后，他开始感到头晕，所以他又回到甲板上来了。 “我想咱们喝不成咖啡了，”他说。 “我要喝点水。” “行。” 他从一个小口大玻璃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那个黑人。 “他们开始开枪的时候，你干吗不停地逃呢？” “他们干吗要开枪？”那个人回答。 “我要个医生，”那个黑人跟他说。 “一个医生会为你干的，我还有什么没有干呢？” “医生会治好我。” “今夜，船来以后，你会有医生的。” “我不想没有船干等。” “好吧，”那个人说。“咱们现在来把酒扔掉。” 他开始扔掉酒；这活儿用一只手干可挺费劲儿。一麻袋酒只有四十磅重，可是他没有扔了多少，又开始头晕了。他坐在驾驶舱里，后来，躺下了。 “你会断送你自己的性命的，”那个黑人说。 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驾驶舱里，脑袋靠着一个麻袋。红树丛的枝条伸进驾驶舱来，在他躺着的地方投下阴影。他能听到红树丛上掠过的风声，向外望去，看到一朵朵给强北风吹薄的白云。 “刮着这种风，没有人会出来的，”他想。“已经刮起了这种风，他们不会来找我们的。” “你认为他们会出来吗？”那个黑人问。 “那还用说。”那个人说。“干吗不会？” “风刮得太紧了。” “他们在找我们。” “在这样的天气下，不会找的。你干吗要跟我撒谎呢？”那个黑人说话的时候，嘴几乎贴在一个麻袋上了。 “别发火嘛，韦斯利，”那个人跟他说。 “别发火嘛，头儿说得倒好听，”那个黑人接着说。“别发火嘛。别发什么火呀？像狗一样心平气和地死去吗？是你把我弄到这儿来的。把我弄出去。” “别发火嘛，”那个人温和地说。 “他们不会来的，”那个黑人说。“我知道他们不会来的。我冷，我告诉你。这样又痛、又冷，我可受不了，我告诉你。” 那个人坐起来，感到心里空洞洞，坐不稳。那个黑人的一双眼睛盯着他看，看他用一个膝盖撑起身子，他的右胳膊垂着，他用左手握着右手，放在两个膝盖中间，然后拉住钉在甲板边缘上面的木板把他自己拉起来，直到他站起身来，向下看，看着那个黑人，他的右手仍然夹在大腿中间。他在想，他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叫痛。 “我要是干脆不去管它，把它抽出来的话，它就不会痛得那么厉害了，”他说。 “让我用挂带把它挂起来，”那个黑人说。 “我的胳膊肘没法弯，”那个人说。“它就那样僵硬了。” “咱们要干些什么？” “扔掉这些酒，”那个人跟他说。“你不能把那些你够得着的麻袋扔进海去吗，韦斯利？” 那个黑人试着挪动身子，去拉一个麻袋，接着呻吟一声，躺了回去。 “你痛得那么厉害吗，韦斯利？” “啊，上帝，”那个黑人说。 “你难道没有想过，你只要动动，就不会痛得那么厉害了？” “我挨了枪子儿，”那个黑人说。“我动不了。我挨了枪子儿，头儿还要我扔掉酒。” “别发火。” “你再说一遍这话，我简直要发疯了。” “别发火，”那个人心平气和地说。 那个黑人大吼一声，两只手在甲板上来回乱摸，接着从舱口围板底下拿起一块油石。 “我要宰了你，”他说。“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 “用油石可不行，”那个人说。“别发火，韦斯利。” 那个黑人把脸贴在一个麻袋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那个人继续举起一麻袋、一麻袋的烈酒从船边上扔到海里去。 [book_title]第七章 他在扔掉烈酒的时候，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望过去，看到一艘船在礁石尽头附近从航道上向他们开来。那是一艘白色的船，上面有一个暗黄色的舱房和一片挡风玻璃。 “船来了，”他说。“快干啊，韦斯利。” “我不行。” “从现在起，我会记住的，”那个人说。“在这以前，情况可不一样。” “行啊，记吧，”那个黑人跟他说，“我也什么都不会忘的。” 这会儿，活儿干得快了，汗水从那个人的脸上直淌下来，他不停地望着那艘船在航道上慢腾腾地径直开来，用他那只好手提起盛在一个个麻袋里的烈酒，从船边上扔进海去。 “翻身，”他伸手拿起那个黑人的脑袋底下的那一袋，胳膊一转，从船边上把它扔进海去。那个黑人坐起来了。 “他们来了，”他说。那艘船几乎对着他们的船的一侧。 “是威利船长，”那个黑人说。“还带着游客哩。” 在白船的船尾，两个穿法兰绒衣服、戴白布帽的男人，坐在钓鱼座位上，在拖钓；一个戴毡帽、穿防风夹克衫的老人握着舵柄，把船紧挨着那片停靠着运酒船的红树丛旁开过。 “你好吗，哈里？”那个老人经过的时候，嚷着说。那个叫哈里的摇摇他那条没有受伤的胳膊，算是回答。那艘船继续开过去；那两个在钓鱼的人望着那艘运酒的船，接着跟那个老人说话。哈里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会在航道出口的地方掉转船头回来，”哈里跟那个黑人说。他下舱去，拿了一条毯子回来。“让我把你盖起来。” “你把我盖起来的时候是该快到了。他们免不了会看到这些酒的。咱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威利是个好人，”那个人说。“他会告诉城里的人，咱们在海上这儿。那两个钓鱼的人不会打搅咱们的。咱们有什么可以引起他们的关心呢？” 他这会儿觉得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就坐到掌管舵轮的座位上，用两条大腿紧紧地夹住右胳膊。他的两个膝盖直打哆嗦；随着一阵阵哆嗦，他能感觉到他的上胳膊里面的碎骨头在摩擦。他分开两个膝盖，把那条胳膊挪出来，然后让胳膊耷拉在他身旁。他坐在那儿，他那条胳膊耷拉着，这时候，那艘船沿着航道开回来，经过他们。那两个坐在钓鱼座位上的人在说话。他们收起了钓竿；其中一个拿着一具望远镜在望他们。他们离得太远了，他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哪怕他听到了，对他也没有用嘛。 出租的钓鱼船“南佛罗里达”号开在女人礁航道上，让那两人曳绳钓，因为风浪太大了，没法开到外面那座礁石那儿去钓鱼；威利·亚当斯在船上想，原来哈里昨宿横渡海湾去了。这小子胆子可真大。他一定挨到了彻头彻尾的攻击。船倒确实是一艘海船。你想想看，他的挡风玻璃是怎么砸烂的？我再怎么也不会在昨宿那样的黑夜里渡海。我再怎么也不会从古巴去运酒进来。现在，他们全都是从马里埃尔[马里埃尔（Mariel）：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一城市。]把酒运进来的。那儿没有人管，完全开放。“你说什么来着，老板？” “那是艘什么船？”其中一个坐在钓鱼座位上的人问。 “那艘船吗？” “是啊，那艘船。” “啊，那是艘基韦斯特的船。” “我的意思是说，那是谁的船？” “我怕不知道，老板。” “船主是个捕鱼的吗？” “呃，有些人说他是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样样都干一点儿。”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先生。” “你刚才管他叫哈里来着。” “我没有叫。” “我刚才听到你管他叫哈里。” 威利·亚当斯船长仔仔细细地盯着那个跟他说话的人看。他看到一张高颧骨、薄嘴唇、肤色红彤彤的脸，长着一双洼得很深的灰眼睛，在帆布帽底下望着他，嘴角上流露出轻蔑的神情。 “我那么叫他，一定叫错了，”威利船长说。 “你能看出那个人受伤了，博士，”另一个说，把望远镜递给他的伙伴。 “这我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那个被称为博士的人说。“那人是谁？” “我怕不知道，”威利船长说。 “得了，你会知道的，”那个嘴角上流露出轻蔑的神情的人说。“记下船头上的号码。” “我记下了，博士。” “咱们过去看看，”那个博士说。 “你是医生[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字。]吗？”威利船长问。 “不是医学博士，”那个灰眼睛的人跟他说。 “要是你不是医生的话，我不会开到那儿去的。” “干吗不开过去？” “他要是要咱们过去的话，会向咱们发信号的。他要是不要咱们过去的话，咱们就别去管闲事。在这儿，人人都只管他们自己的事儿。” “好吧，那么你不妨只管你的事儿。把我们送到那艘船上去。” 威利船长继续把船开在航道上，那艘两汽缸的帕默尔船在平稳地噗噗噗地前进。 “你没有听到我的话吗？” “听到了，先生。” “你干吗不服从我的命令？” “你到底以为你是哪号人物？”威利船长问。 “这没关系。按照我跟你说的话办。” “你以为你是哪号人物？” “好吧。让你知道了吧，我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三个大人物中的一个。” “那么，你到底在基韦斯特干什么？” 另一个人探出身去。“他是弗雷德里克·哈里森，”他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姿态说。 “我可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威利船长说。 “得了，你会听到的，”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我要是不得不把这个臭烘烘的偏僻的小城市连根拔的话，这样，这儿人人就都会听到我了。” “你可真是个好样的，”威利船长说。“你怎么会这么重要的？” “他是政府里最大的大人物之一，”另一个说。 “胡说，”威利船长说。“他要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他在基韦斯特干什么？” “他只是来这儿休息，”那个秘书说明情况。“他将要担任总督——” “够了，威利斯，”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现在你会把我们送到那艘船上去了吧，”他说，微笑着。他这种微笑就是留在这种场合流露的。 “不送，先生。” “听着，你这个蠢头蠢脑的捕鱼人。我会让你吃足苦头，过不成日子——” “行，”威利船长说。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这我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威利船长说。 “这人是走私烈酒的，是不是？” “你在想什么啊？” “说不准有捉拿他的赏格呢。” “我不信。” “他是个犯法分子。” “他有一个家；他得吃饱肚子，和养活一家子。这儿基韦斯特的人们给政府干活儿，一礼拜只挣六块半，你到底还要把谁一口吞下去呢？” “他受伤了。这就是说，他遭到了麻烦。” “没准儿是他自己为了闹着玩才开枪打伤自己的。” “你用不着说这种挖苦话。你开到那艘船边去，咱们要把那个人和那艘船带去扣起来。” “扣在哪儿？” “扣在基韦斯特。” “你是官员吗？” “我跟你说过，他是什么人，”那个秘书说。 “好吧，”威利船长说。他把舵柄猛的推到另一边，掉转船头，船偏到紧挨航道的一侧，螺旋桨搅起了一团旋转的泥浆。他嘎嚓嘎嚓地在河道上开去，那儿另一艘船停靠在红树丛旁。 “你的船上有枪吗？”弗雷德里克·哈里森问威利船长。 “没有，先生。” 这会儿，那两个穿法兰绒衣服的人站着，望着那艘走私烈酒的船。 “这比钓鱼有趣，呃，博士？”那个秘书说。 “钓鱼是胡闹，”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你要是钓到了一条旗鱼的话，你拿它怎么办？你不能吃它。这事儿可真有趣。我很高兴亲眼看到这种事儿。那个人受了伤，他逃不了。海上有风浪。咱们认识他的船。” “你真的会独自个儿逮住他的，”那个秘书钦佩地说。 “而且没有带武器，”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 “也没有联邦调查局人员胡乱插手，”那个秘书说。 “埃德加·胡佛[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1924年至1972年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臭名昭彰的反共分子，长期受进步舆论谴责。]夸大了对他的名声的宣传，”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我觉得咱们给了他为所欲为的自由。把船并排靠上去，”他跟威利船长说。威利船长分开离合器；船漂流着。 “嗨，”威利船长向另一艘船喊叫。“听着。你们别抬头。” “怎么回事？”哈里森愤怒地说。 “闭嘴，”威利船长说。“嗨，”他向另一艘船喊叫。“听着。进城去，别着急。别管船了。他们会扣住船的。把你的货扔掉，进城去。我这儿船上有个华盛顿来的人，是个呱呱叫的密探。他说，比总统更重要哩。他要逮捕你。他认为你是走私烈酒的人。他记下了船的号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能确认——” 两艘船漂开了。威利船长继续喊叫：“我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怎样回到这儿来。” “行，”走私烈酒的船上传来一声喊叫。 “我送这位呱呱叫的大人物去钓鱼，直到天黑为止，”威利船长大叫。 “行。” “他喜欢钓鱼，”威利船长大叫，他的嗓子喊嘶哑了。“可是这个蠢货说什么你不能吃鱼。” “谢谢，老兄，”传来了哈里的声音。 “那家伙是你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哈里森问，他的脸很红，可是他爱打听的心情仍然没有平息。 “不是，先生，”威利船长说。“大多数在船上的人都兄弟称呼。” “咱们去基韦斯特吧，”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不过，他的语气不大有把握了。 “不，先生，”威利船长说。“你们两位先生租了我一天的船。我要让你的钱花得值。尽管你说我是个蠢头蠢脑的人，可我要让你坐上整整一天。” “把我们送到基韦斯特去，”哈里森说。 “是，先生，”威利船长说。“过些时候准送。不过，听着，旗鱼可跟无鳔黄鱼一样好吃。我们经常把那种鱼卖到里奥斯去，供应哈瓦那的市场，我们卖一毛钱一磅，价钱跟无鳔黄鱼一样。” “啊，闭嘴，”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说。 “你是个政府工作人员嘛，我原以为你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呢。你是不是跟我们吃的东西的价钱，或者这类事儿有牵连？不是这样吧？把吃的东西的价钱，或者别的什么的价钱抬得更贵？把粗燕麦粉的价钱抬高，把熏咸肉的价钱压低吧？” “啊，闭嘴，”哈里森说。 [book_title]第八章 哈里在走私烈酒的船上把最后一个麻袋扔进水去。 “把鱼刀给我，”他跟那个黑人说。 “刀丢了。” 哈里按了自动起动器，发动了两台发动机。大萧条时期[指1929年起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出租钓鱼船这个行当变得一塌糊涂，他又干起了走私运烈酒买卖，就在船上安装了第二台发动机。他取出斧头，用左手斫断绕在系缆桩上的锚缆。酒会沉下去的；不过，他们要是找到了这批货的话，会用抓钩捞起来的，他想。我要把船开进要塞湾[卫戍要塞所在的海湾。]去；他们要是要扣船的话，那是绝不会放过的。我得去找个医生。我不要既丢掉了船，又丢掉胳膊。那批货的价钱跟那艘船的一样多。没有砸烂多少。稍微砸烂一点儿，气味就很冲嘛。 他推上左边的离合器，随着潮水把船从红树丛旁转出去。两台发动机平稳地运转着。威利船长的船这时候在两英里外，向大博卡开去。我想现在潮水涨得够高了，可以穿过那些湖了，哈里想。 他推上右边的离合器；他推动油门杆，两台发动机轰鸣起来了。他可以感觉到船头在升高；船把红树丛的根旁的水吸掉的时候，绿色的红树丛迅速地在船旁滑过。我希望他们别扣船，他想。我希望他们能接好我的胳膊。我们公开地在马里埃尔来来往往跑了六个月以后，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居然会在那儿向我们开枪了。古巴人就是这个样子。有人不给另一个人钱，所以我们就挨了枪子儿。古巴人就是这个样子，没错儿。 “嗨，威斯利，”他说，回头向驾驶舱望去；那个黑人躺在那儿，身上盖着毯子。“你觉得怎样？” “上帝，”威斯利说。“我觉得不能再糟了。” “那个老医生检查伤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更糟的，”哈里跟他说。 “你不是人，”那个黑人说。“你没有一点儿人心。” 那个老威利是个好样的，哈里在想。那个老威利数得上是个好样的。咱们进城去比等着好。等是干蠢事。我的头晕得好厉害，人又难受得很，我变得没有主见了。 这会儿，他可以看到前面海螺壳旅馆的雪白的建筑物，一根根无线电天线杆，和城里的一幢幢房子。他可以看到停在特朗博码头上的一艘艘汽车渡轮；他要绕过码头，到要塞湾去。那个老威利，他想。他刚才一直在数落他们。不知道那两个仗势欺人的家伙是谁。我现在觉得糟透了，实在挺不住了。我头晕得厉害。进城去，咱们是干对了。不等，咱们是干对了。 “哈里先生，”那个黑人说。“我没能帮助扔掉那批货，感到抱歉。” “去他的，”哈里说，“没有一个黑人挨了枪子儿，还能干什么活儿的。你是个挺不错的黑人，威斯利。” 他感到，有一个声音盖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船在水中冲刺的很响的噗噗噗的声音，那是在他心中响起的一种奇怪的、空洞的响声。他每次出门回来，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希望他们能接好我那条胳膊，他想。我那条胳膊还大有用处哩。 [book_chapter]第三部 哈里·摩根（冬） [book_title]第九章 我们都在弗雷迪酒馆里面；这个又高又瘦的律师进来说：“胡安在哪儿？” “他还没有回来，”有人说。 “我知道他回来了；我得见他。” “那还用说，你把他的消息透露给他们，使他受到控告，现在你可要为他辩护了，”哈里说。“你别上这儿来问他在哪儿吧。他也许已经完全听凭你摆布了。” “你胡扯些什么呀，”那个律师说。“我给他找了个活儿。” “那好，到别处去找他，”哈里说，“他不在这儿。” “我给他找了个活儿，确实是这样，”那个律师说。 “你给谁都找不到活儿。你这人头顶生疮，脚底化脓，叫人恶心。” 就在这时候，那个长长的灰头发披在衣领后面的老人进来了，他是卖避孕用具的；他来买四分之一品脱朗姆酒；弗雷迪倒给了他；他塞上瓶塞，带着瓶子急匆匆地走回到街对面去。 “你的胳膊怎么了？”那个律师问哈里。哈里把一个衣袖别在肩膀上。 “我不喜欢它的模样，所以我把它斫掉了，”哈里跟他说。 “你，还有哪一个一起把它斫掉了？” “我跟一个医生一起斫掉了它，”哈里说。他一直在喝酒，也一直在挖苦那人的话。“我一动也不动；他把它斫掉了。要是人们因为有人把手伸进别人的衣袋而斫掉它们的话，那么你早已既没有手，也没有脚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们非把它斫掉不可呢？”那个律师问他。 “别钉着问，”哈里跟他说。 “不行，我是在问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到哪儿去过？” “去跟别人胡搅蛮缠吧，”哈里跟他说。“你知道我到哪儿去过；你也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闭上你的嘴；别跟我胡搅蛮缠。” “我要跟你说话，”那个律师跟他说。 “那就跟我说吧。” “不，到后面去。” “我不要跟你说话。你从来不会有什么好事情的。你叫人恶心。” “我有事情找你。是件好事儿。” “好吧。我就听你一回，”哈里跟他说。“是什么事儿？胡安的？” “不是。不是胡安的。” 他们走到酒吧柜弯曲处的后面，那儿有一个个小房间；他们去了好一阵子。他们走开的时候，大露西的女儿跟那个从她老是在那儿转悠的馆子来的姑娘一起走进来；她们坐在酒吧柜前，喝可口可乐。 “人们告诉我，他们将不让姑娘们在夜晚六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也不让姑娘们进哪一家酒馆，”弗雷迪跟大露西的女儿说。 “他们是这么说的。” “城里会变得糟糕透顶，”弗雷迪说。 “城里变得糟糕透顶，这话说得对。你只是出去买一份三明治和一瓶可口可乐；他们就逮住你，罚你十五块。” “这就是说，他们眼下要找所有的人的岔子，”大露西的女儿说。“不管哪一种卖笑的女人。不管哪一个有哪种愉快前景的女人。” “要是这个城里不是很快地出一点儿事情，情况就会变糟了。” 就在这时候，哈里和那个律师回到外面来了；接着那个律师说：“那么，你会到那儿去喽？” “干吗不带他们上这儿来？” “不行。他们不想上这儿来。到那儿去。” “好吧，”哈里说，接着走到吧台前；那个律师继续向外走。 “你要什么酒，阿尔[阿尔（Al）：艾伯特的昵称。]？”他问我。 “巴卡迪[巴卡迪（Bacardi）：一种古巴朗姆酒的牌子。]。” “给我们来两杯巴卡迪，弗雷迪。”接着，他向我转过身子，说：“你眼下在干什么，阿尔？” “干救济活儿。” “干什么？” “挖下水道。把旧有轨电车铁轨拆掉。” “你挣多少？” “七块半[上文威利说六块半一礼拜，此处艾伯特说七块半一礼拜。译文按原作直译。]。” “一礼拜？” “你还想怎样？” “你怎么还上这儿来喝酒？” “在你请我以前，我可没有喝过。”他稍微向我身旁挨近一点儿。“你想出门一次吗？”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 “咱们再谈。” “好吧。” “出来，上车，”他说。“再见，弗雷迪。”他喝得有点酒意以后，透起气来总是比平时稍微快一点儿；我沿着那条路面已经挖开、我们整天在那儿干活儿的街道走过去，直走到他停着汽车的拐角上。“上车，”他说。 “咱们上哪儿去？”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我会弄明白的。” 我们的车在怀特海德街上开着；他一句话不说；到了这条街的头上，他把车向左拐；我们把汽车穿过城市的顶端；来到怀德街，在这条街上一直开到海滩。在这段时间里，哈里始终一句话不说；我们拐到沙路上；在沙路上一直开到林荫大道。在林荫大道上，他把车开到人行道边上，停住车。 “有几个外国人要租我的船出门去一次，”他说。 “海关把你的船扣起来了。” “那些外国人不知道。” “出门干什么？” “他们说他们要把一个非去古巴不可的人送过去干件事儿，那个人既不能坐飞机，也不能乘船入境。蜜蜂嘴告诉我的。” “他们是干这事儿的吗？” “没错儿。自从革命以来，一直是这样。听起来没有一点儿问题。许多人是那样走的。” “船的事情怎么办？” “咱们不得不去偷那艘船。你知道他们没有把船修好，所以我不能开动它。” “你怎么把它从附属基地上弄出来呢？” “我会把它弄出来的。” “咱们怎么回来？”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要是不想去的话，尽管说。” “要是干这事儿有钱的话，我马上就去。” “听着，”他说，“你眼下一礼拜挣七块半。你有三个孩子在上学，中午得饿肚子。你的一家子人肚子都饿得发痛，而我给你一个机会，挣点儿小钱。” “你没有说多少钱。你得有钱挣才冒风险呗。” “眼下，不管什么风险，都挣不了多少钱，阿尔，”他说。“瞧着我。我过去在这个季节里送人出海钓鱼，往往每天要挣三十五块。唉，为了运一批倒霉的烈酒，那批酒最多值我的船的价钱，我挨了枪子儿，还丢掉了一条胳膊，还有我的船。可是，我肯定地跟你说，我的孩子们不会饿得肚子发痛，我也不会拿一份没法养活孩子们的工钱，去给政府挖下水道。不管怎样，眼下我不能去挖。我不知道，是谁制订了法律，可是我知道没有规定你得挨饿的法律。” “我参加了反对工资这么低的罢工，”我跟他说。 “可你又回去干活儿了，”他说。“他们说你参加罢工，反对救济。你一直在干活儿，对不对？你从来没有要求过哪一个人救济。” “什么活儿都没有，”我说。“不管在哪儿，都没有什么活儿能挣到能养活人的工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可是我的一家子也要靠吃饭活下去，活的日子也要跟任何人一样长。他们尝试的办法是让你们这些本地佬挨饿，饿得你们从这儿离开，那他们就能烧掉窝棚，盖起有套间的公寓，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城市。这是我听说的。我听说他们买下了一块块土地；然后，等穷人们饿得离开此地，上别处去，然而却饿得更厉害，在这以后，他们就会来了，把这儿建成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 “你说话像激进分子，”我说。 “我才不是激进分子呐，”他说。“我窝着一肚子火。好久以来，我窝着一肚子火。” “你丢掉了一条胳膊，这不可能使你好受些的。” “让我的胳膊见鬼去吧。你丢掉一条胳膊只是你去掉一条胳膊罢了。还有比丢掉一条胳膊更坏的事情哪。你有两条胳膊和两样别的东西。可是只有一条胳膊和一样别的要紧东西，人还是个人，”他说。“让这事儿见鬼去吧，”他说。“我不想谈这事儿。”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还有另外两样要紧东西哪。”接着，他开动汽车，说：“走吧，咱们去见见那些家伙。” 我们在林荫大道上开过去，和风吹着，几辆汽车开过，还飘来水泥地上的死海藻的气味；那是在涨潮的时候，波浪冲过了防波堤，把那些海藻留在那儿的，哈里用左胳膊在开车。我确实一向喜欢哈里；过去，有许多回，我跟他一起在船上干活儿，可是他眼下变了，这发生在他丢掉胳膊以后，那个从华盛顿来旅游的家伙递交了一份宣誓陈述书，说他那时看到那艘船在卸烈酒，海关就扣了船。他只要在船上，他就感到很好；丢掉了船，他就感到糟透了。我想，他很高兴有个借口去偷船。他知道他没法保住那艘船，可是他也许可以利用船在他手里的时候，挣一笔钱。我需要钱，要得没命，可是我不想卷进任何麻烦。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不想卷进任何真正的麻烦，哈里。” “你还会卷进什么比你现在更糟的麻烦呢？”他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比挨饿更糟的麻烦呢？” “我没有在挨饿，”我说。“你到底干吗老是谈挨饿？” “也许你没有，可是你的孩子们在挨饿。” “别说了，”我说。“我会给你干活儿的，不过，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 “行，”他说。“不过，你一定要打定主意干这活儿，别三心二意。我在城里能找到很多人。” “我想干，”我说。“我跟你说过，我想干。” “那么，开心点。” “你开心点，”我说。“你是唯一说话像激进分子的人。” “呃，开心点，”他说。“你们本地佬没有一个是有胆子的。” “从什么时候起，你不是本地佬了？” “自从我吃了第一餐好饭以来。” 他这会儿说话挺冲人，没错儿；从他还是小孩子那会儿起，他对谁都从来没有同情心。不过，他对自己也从来没有同情心。 “好吧，”我跟他说。 “别激动，”他说。我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那所房子的灯光。 “咱们要在这儿跟他们见面，”哈里说。“把你的嘴牢牢地闭住。” “你见鬼去吧。” “呃，别发火，”哈里说，这时候我们拐进车道，开到那所房子的后面。他是个霸道的人，而且说起话来冲人，可是我确实一直喜欢他。 我们把汽车停在房子后面，走进厨房；那个男人的妻子在炉灶前煮东西。“你好，弗雷达，”哈里跟她说。“蜜蜂嘴在哪儿？” “他在里面那儿，哈里。你好，艾伯特。” “你好，理查兹小姐，”我说。自从她常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出现以来，我就认识她了，可是城里少数干活最卖力气的已婚女人从前往往是干卖笑这个行当的女人，而她可是个干力气活的女人，我说的话千真万确。“你家里的人都好吗？”她问我。 “他们都挺好。” 我们穿过厨房，走进后间。蜜蜂嘴，那个律师，还有四个古巴人跟他在一起，都坐在桌子旁。 “坐吧，”他们当中有个人用英语说。他是个长相凶狠的家伙，身材粗壮，大脸膛，嗓音深沉；你看得出他喝了很多酒。“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哈里说。 “得了，”这个古巴人说。“随你的便，不说也罢。船在哪儿？” “船在停游艇的内港里，”哈里说。 “这人是谁？”那个古巴人问他，望着我。 “我的伙计，”哈里说。那个古巴人仔细打量着我；另外的古巴人打量着我们两人。“他看来像在挨饿，”那个古巴人说，接着笑起来。其他人没有笑。“你喝一杯吗？” “好吧，”哈里说。 “喝什么？巴卡迪？” “你们喝什么，就喝什么，”哈里跟他说。 “你的伙计喝酒吗？” “我也来一杯，”我说。 “还没有人问你哩，”那个大个子古巴人说。“我只是问你是不是喝酒。” “啊，别说了，罗伯托，”另一个古巴人说，一个年轻人，比孩子大不了多少。“你干什么事儿，难道不能不恶狠狠吗？” “你说恶狠狠，是什么意思？我不过是问问他是不是喝酒罢了。你要是雇个人，难道你不问他是不是喝酒？” “给他一杯酒，”另外一个古巴人说。“咱们来谈正事儿。” “你的船要什么代价，大老板？”那个嗓音深沉的、叫罗伯托的古巴人问哈里。 “那得看你们拿它派什么用处，”哈里说。 “把我们四个人送到古巴。” “古巴哪儿？” “卡巴尼亚斯。卡瓦尼亚斯附近。就在里埃尔海岸那儿。你知道它在哪儿吧？” “当然喽，”哈里说。“就把你们送到那儿？” “就是这样。把我们送到那儿，送我们上岸。” “三百块。” “这太贵了。要是我们按天数租你呢，保证租你两个礼拜，怎么样？” “四十块一天；你预付一千五百块，作为船万一出什么事情的赔偿。我得报关吗？” “不用。” “你付汽油费，”哈里跟他们说。 “我们给你两百块，你把我们送到那儿，送上海岸。” “不行。” “你要多少？” “我告诉过你们了。” “这太贵了。” “不，这不贵，”哈里跟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是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谁会向你们开枪。我得在冬天里横渡海湾两回。不管怎样，我在拿我的船冒风险。我同意收两百块送你们去，可你们得付一千块作押金，以防我的船万一出事儿。” “这合情合理，”蜜蜂嘴跟他们说。“这完全合情合理。” 那些古巴人开始用西班牙语说话。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可是我知道哈里懂。 “好吧，”那个大个子罗伯托说：“你什么时候能出发？” “明夜什么时候都行。” “也许我们要到天黑以后才走，”他们当中一个人说。 “这对我没有问题，”哈里说。“不过，要及时告诉我。” “你的船的状况好吗？” “那还用说，”哈里说。 “那是一艘模样漂亮的船，”他们当中那个年轻人说。 “你在哪儿看到的？” “西蒙斯先生，这儿的律师，指给我看的。” “啊，”哈里说。 “来一杯，”另一个古巴人说。“你去过古巴许多回吗？” “去过几回。” “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从来没有学过，”哈里说。 我看到那个律师蜜蜂嘴望着他，可是他生来极不老实，要是别人不说真话，他总是更高兴。就像他到酒店来找哈里谈这事儿的时候，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他得假装要见胡安·罗德里格斯，那是个坏到骨子里的穷加利西亚人，他会偷他亲妈的东西，蜜蜂嘴又使他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