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朝圣者之歌 [book_author]黑塞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4380 [book_dec]散文集，黑塞的一切作品都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对个体的关怀上。他的作品总是捍卫着个体和人性和人格，为之呐喊、为之请命。在他看来，个体面对的是力量强大的群体，各种权威在限制着个体的发展。黑塞的主要作品是小说，他以小说闻名于世，不过，他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诗歌主要记录了他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洞见，散文则更多记录了他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book_img]Z_10095.jpg [book_title]译者序.朝圣者之歌 赫尔曼·黑塞是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广为世界各地读者喜爱，中国读者热爱黑塞作品的也大有人在。我自己所读的第一本黑塞作品是他的自传体札记《温泉疗养客》，那是黑塞作品中少为人知的一本小书，却可说是最为风趣的一本。当时我因为腰椎神经病变住院治疗，日夜被疼痛折磨，读着那本书，居然能够在剧痛中大笑几回，而打动我心的是主人公在疾苦中所表现的幽默以及对个体、生命、自然的思辨。后来我把这本小册子翻译成中文，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此后我陆续读黑塞的诸多小说、诗歌、散文、书评以及书信集，也将我心爱的一些散文翻译出来。做着这些事情，精神上得到无比的享受，我把作家黑塞当成自己神交的良友。 黑塞作品的德文版已经出了20卷本的作品集，包括诗歌、小说、散文、书信、书评，另外有4卷本的书信集以及2卷本《青少年时代书信集》（1895—1900），后者是他的夫人妮侬编选的黑塞青少年时代的书信来往。单行本除了各种小说、散文，还有摘录同一题材的集合本，诸如《黑塞谈幸福》《黑塞谈个性》《黑塞眼中的中国智慧》《忙中偷闲读黑塞》等等。翻译成中文的有几乎所有著名小说，大部分诗歌和非常少的散文。现在这两本散文集是在《朝圣者之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的基础上稍作增删编成的（诗集则另成一册）。因为那本书在市面上已经长期缺失。增添的有《温泉疗养客》，删减了一些散文，实为篇幅所限不得已而为之。 黑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可说是他的心灵自传。黑塞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感，很大一个原因是他的写作全是来自切身的经历和体验。黑塞在描绘和阐释自己的生命时，因着能够生动地把握住其特殊性，能够将特殊性转化为普适性，故而能够超越时空的距离、超越文化的距离，直接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群交谈，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总是能够从他那儿得到一点信息、一点启发、一点感应。就如那位写信给黑塞的日本少年，他觉得远在瑞士的黑塞在同他说话，并且比之任何人都更理解他的苦恼。还如一位德国作家，他说，如果他在学校读书时就读到黑塞的书，那么他当时的许多无助和困惑对他的伤害就可能减少，至少不会让他那样地绝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告诉我们，越早阅读黑塞的作品越是受益，当然，任何时候读都不嫌晚。 黑塞的主要作品是小说，他以小说闻名于世，不过，他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诗歌主要记录了他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洞见，散文则更多记录了他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诗歌对黑塞而言，“是灵魂对经历的反应……诗最先只对诗人自己说话，是他的呼吸，他的呐喊，他的梦，他的微笑，他的挣扎”，也就是主体性极强的一种文学形式。写诗的第一要义是真：生活经历之真，感情感觉之真，思想之真，还有就是真正的内心的需要，所以绝不能以形害意。但这不是说，他不重视形式，相反，在对待诗的形式上，他的态度极为认真，总要在各方面不断推敲，直到一首诗全无雕琢的痕迹。浑然天成，大概是黑塞诗作的理想，而他的诗的确具备了优美而简单、自然而真切的特性。黑塞诗的另一特点就是节奏性和音乐性强，这对他是不可或缺的。 举凡时序变化、晨昏交替、湖光山色、花草树木皆是黑塞诗歌的题材，生老与病死、童稚与耄耋、内在的困惑、外在的苦难、对精神的追求、对生命的感悟也是题材。当然，爱情诗还有讽刺之作更不会少。无论什么题材，他的写法都是以主体感受和思考为着眼点，咏物抒情写人无不将“我”置于其间，这时候，诗人的个性品格、生活态度、生活理想、对存在的理解和认识了然于诗中。 他的诗和散文以及小说的内涵一致，讲述社会用同一模型塑造人，人和树木一样，被修剪成四平八稳，整齐一律。诗人以《被修剪的橡树》道出了渴望发展个性的心声：“我与你何殊，屡屡遭剪的/满是磨难的生活并没把我折断”，然而，柔弱的生命虽然困顿，却能“从千磨万劫中/我日日朝外探首依然”，因为“但不可摧毁是我本性/我无怨也无尤/从被斫伐的枝丫中千百遍/我耐心地把新叶儿吐/千种苦，万种痛/怎经得我对这浊世情深如故”。这首诗以树喻人，表现出诗人不受摧残和束缚的天性。“吐新叶”既是本性的需要、自然的过程，也是为人间作出的贡献；既有主观的价值，也有客观的价值，因为诗人热爱生命和人类，所以能够不屈不挠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盛开的花》一诗中诗人从满树的桃花联想到人的思想。思想像花一样，会开出千万朵，正如不是每一朵花都为了结成果子而开，思想也不必每一个都符合功利的需要而有。诗人说：“愿任花开物自适/莫问收获几许”；又说：“人间正自有赖/嬉戏、无邪与过剩的花朵/否则世界就太小/生趣就太枯涸”。诗所蕴含的是一种十分宽容自在、十分非功利的思想：自然界有它本身的价值，人不要以自己过分实际的价值观去看待自然，人的精神与自然是相通的。诗人呼吁不要将“有用”“无用”这类观念套进生命的每个角落去，短期的以及狭隘的价值观会扼杀人的精神发展。看来“无用”的有时反而更具有价值，因为它能给生命留一些余地、一些生机。身处功利至上社会的我们，读这样一首小诗是否有如醍醐灌顶呢？ 黑塞的诗既是个体灵魂的呐喊，那么生命危机时期的苦难黑暗与混乱状态，内心的冲突与沟通整合自然也就入诗了。诗《荒原狼》出现在小说《荒原狼》中，描写了荒原狼处于灵与肉、精神追求与本能冲动时的状态。诗中出现的字眼如鲜红的血、孤独的号叫、热乎乎的肉、花白的头发、不济的眼神、死去的女人、冬夜的大风、覆盖着大雪的大地、燃烧的喉咙、魔鬼、可怜的灵魂，等等，读来惊心动魄，与那些写景状物感时抒情的诗大异其趣。另一首类似的诗《给印度诗人巴特里哈里》中，作家称这位印度诗人为先人与兄弟，描写了人在神与魔鬼之间的一切挣扎。诗人虽受尽民间的奚落，却确知有神的气息在相伴着，“不知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却只能如此地走下去”。这类诗，在黑塞诗作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可以看出，即使在最混乱的状态中，诗人内心最深处也仍然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东西，他最终可以找到统一整合的道路。黑塞晚年的诗中，灵与肉总是和谐的，精神与自然最终融为一体。 黑塞的散文和书信内容较之诗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除了湖光山色、花草树木、生老病死，还有对亲情友情的追忆，对时代和社会诸多现象的思考和批评，对文学艺术的看法，还有不少是自传性文字。散文简洁优美，时而心平气和，时而充满幽默，时而奋笔直指时代弊病。从中我们看出黑塞服膺的是个体良知，捍卫的是个性、精神与艺术文化，他所走的是通向内在的道路，目标是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符合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散文和书信中我们更直接地认识作为人的黑塞，见到他终生不渝的为人与为文一致。 黑塞一生蛰居乡间，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瑞士，他都尽力避开尘世，但他绝不是如同批评他的人所说的象牙塔里的文人，他不躲避时代的问题，对国家和世界大事了如指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德国处于狂热之中，知识分子们也都鼓起响亮的掌声，而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对战争。他的评论文章《朋友，换个调子唱吧！》呼吁各民族不要对立，虽然是战争，但可以不敌视对方的文化。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为全人类服务的，音乐、文学、艺术，一夜之间就被迫不能互相交流，那么，战争过后又该怎么办呢？谁来促使民族之间再次相互理解呢？用笔工作的人不应该也跟着摇旗呐喊，应该对人类充满信心，应该维护和平、架起桥梁、寻找道路。他还认为德国对于发动战争应该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到1916年，他终于和德国当局的立场完全决裂，他成了卖国贼，老朋友也视他为毒蛇猛兽。他的文章引起罗曼·罗兰的同感，罗曼·罗兰特地去拜访他，他们从此成为至交。他们两人看法一致，反对毫无意义的流血和战争，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战后，帝国被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却无所作为，希特勒和纳粹终于掌权，将德国一步步推向新的世界大战。预见到德国终将再次发动战争，再杰出的个人也影响不了这种趋势，他终于在1923年下定决心放弃德国国籍，入了瑞士籍。从德国到瑞士，国籍改变了，不过德语仍然是通用语言，环境也是他熟悉的，黑塞的流亡不是远离故国的流亡，更多的是内心的、精神上的流亡。流亡期间他写了一些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出自个体良知，也诉诸个体良知。文章所想达到的不是带引人们去碰政治问题，而是进入自己的内心，进入完全是个体性的良知。他说：“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维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个人，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他深信，人的最内在有某些区域，是一切源于政治和带着政治印记的因素达不到的地方，他想做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内心，听从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盲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黑塞就没有停止过批评德国，因而也备受同胞的毁谤和讥讽，然而，是他，而不是那些高喊德国万岁的文人，为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作出了贡献。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他认为，把文学奖颁发给他，意味着国际上承认德语和德国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托马斯·曼就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黑塞也把他的获奖看为各民族和解的象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什么叫爱国，诗人黑塞毕生同群体的狂热和偏见斗争，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德国同胞自省，主张民族间精神的合作，他就这样在同胞的咒骂中实际完成了伪爱国主义者不能完成的爱国行为。 在散文中，黑塞也提出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诸如个体与集体、特殊与一般、精神与自然、虔诚与理性、大与小、上与下、老与少、质与量、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内与外、自我与无我、传统与创新、节制与放任，等等。他以极为简单质朴而又优美的文字谈这些理性的概念，谈人生、宗教、文化、艺术、写作，描写人性和人的无意识这些复杂问题，他以无比的细腻和爱心描写天地造化，山和水、云和月、花和草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活泼，他描写的小城风光或乡间小径读来让人犹如身临其境。他以冷峻的笔调挞伐一切戕害个体心灵的事物与行为，挞伐不负责任的偏见，挞伐人的残酷与麻木，以自嘲和讥刺的语气剖析自己和别人的弱点。黑塞是个看似矛盾的人物，一生来回摇摆在精神与自然、节制与放任、定居与漂泊之间，他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意识，却是纯粹非政治性的人物，他批评社会却对人类充满爱心，经历黑暗，受尽同辈的奚落，却对生命满怀希望和信心，他的冷峻与温柔，其实缘由一致，都是出于对自然规则的尊重，对个体心灵以及精神、文化的尊重。 黑塞的诗文中，无论是充满西方式的激情与反叛，或是充满东方式的宁静与淡泊，都贯穿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作者对生命真诚的信念。他谱写的生命之歌，是爱之歌，也是一个朝圣者之歌。在一个物欲横流趋势有增无减的时代，在人们感情麻木、思想混乱的社会，与黑塞做伴，或许能够唤醒我们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寻回被重重魔障掩蔽着的本性，使得我们比较宽容、比较有同情心，或许还能多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和怀疑的勇气。 谢莹莹 2011年9月13日 [book_title]魔术师的童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一如当初的动人传说， 我再度跌进你的水池， 倾听你往日的金色的歌、 你的笑、你的梦、你轻声的哭泣。 一个魔咒，自你的深处 向我耳语，把我劝诱； 我如醉如痴，恍如 你又在呼唤我，跟你远走，远走…… 我不仅从父母亲和老师们，还从一些秘不现身的、更高明、更神秘的力量那里受到教育，其中也包括牧神潘恩，他出现时总是和外祖父书橱里那个小个子、跳着舞的印度神像一个模样。早在我能读书写字之前，这位神，还有别的几位，就已经管起了我的童年，在我的小脑袋里装满了东方的古老图像和想法，使得我日后每当接触到印度和中国的哲人时，都有一种重逢之乐，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但我终究是个欧洲人，再加上又是个施瓦本人，一辈子都在身体力行激烈猛进、贪多务得和无休无止地好奇这些西方的美德。幸运的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早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对于生命最不可缺和最有价值的东西。我的先生们就是苹果树、雨和太阳、小河和森林、蜜蜂和甲虫、牧神潘恩和外祖父宝藏箱里跳舞的神像。我懂得很多事情，我知道怎样跟动物玩，一点不怕它们，我识得许多星星，在果园里样样在行，对水里的鱼无所不识，而且也已经学会了唱好多首歌。我也能变些戏法，可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忘光了，等到一大把年纪之后，我就只好再从头学起，总之儿童时代我算得上灵光之极。接着是学校里学的课堂知识，我学起来轻松得很，而且觉得兴趣盎然。学校的教法很聪明，并不教我们一些日后生活上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是以有趣和隽永的对话为主，它们常常使我得到莫大的享受，它教的那些知识，其中有的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比如我至今还记得许多有趣的拉丁字眼、诗句和格言，以及地球上许多城市的人口数目，当然，我说的不是如今，而是19世纪80年代的人口。 直到十三岁之前，我从未认真想过，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能学些什么职业。像所有的男孩一样，我也喜欢并羡慕许多职业：猎人、撑筏工、马车夫、走钢索的艺人、北极探险家，等等。当然我远为醉心的是当一个魔术师。这出于我感觉到的最深切的内心冲动，也出于一种对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不满。我常常觉得，所谓现实，不过是大人们所做的一种无聊的约定，对于这样一种现实，我早就怀着一种既害怕又轻蔑的不满，和一股热切的愿望，要对它施以魔法，叫它摇身一变就更招人喜欢。在童年时期，这种愿望的目标当然是肤浅的、幼稚的。我梦寐以求的无非是：冬天长出苹果；钱包一念咒就装满了金银；一施魔法就能使敌人瘫痪，然后故作大度使他们羞愧无地，我也就被推为征服者和王；等等。当然我还企求挖到秘藏的珠宝，唤醒已死的人和隐去自己的身形。特别是这隐身之术，在我心目中不啻是一种艺术，是最最使我心折和艳羡的。企求这一艺术以及其他所有魔法的心愿，终生都伴着我，而且迭经蜕变，不过我往往在当时还认不出那些变化来。比如后来我早已不再年轻并做起了文人之后，我还老爱尝试，在我的作品之后隐起身形，或者改头换面，或者躲在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之后—— 一些颇受同行们非议和曲解的尝试。回顾起来，我的一生都受着这追求魔力的愿望左右；这些愿望如何随着时间而变，我如何逐渐把它们从外部世界抽离出来而汲进自己之中，我又如何逐步提高到，不是把外物，而是把自己变形，以及我如何终于学会，把依赖隐身帽的举手举脚的隐形提升为不落痕迹的隐形：心知肚明却踪影全无。——我一生的经历，无非就是这些而已。 童年时我活泼而快乐，闯荡在这美丽多姿的世界中，我可说如鱼得水，就算在动物、花木或者我自己梦幻中的原始森林那儿，我也像在家一般自在，我精力无穷，本事通天。炽热的欲求不但没有把我磨得疲累，反而使我更加快乐。我已经学会了玩一些魔术，而且以后重学时无论我怎么练，都再也不能玩得那么好，只是当时不知道罢了。我很容易讨人喜爱，也很容易赢得别人的信赖，不论是充当头头还是徒众还是身份不明的角色，我都能应付自如。年轻些的同学和亲戚还真的有好些年都对我的魔法、我降伏撒旦的本事、我探得宝藏和王冠的名声等等信以为真，奉我为神明。我在乐园里徜徉了不少年，虽然父母亲很早就告诉过我乐园里的蛇的事故。我的童年之梦也做了不少年，世界属于我，一切都呼之即来，一切都井然有序地罗列在我周围，随时供我的游戏之需。每当我心里有什么不满足或新的欲求，每当这欢乐的世界出现了任何阴影或叫我头痛的事，我总能轻而易举地逃进另一个更为自由和充满和谐的幻想世界之中，而当我从这个世界返回时，外面的世界就重又变得可亲可爱了。我在乐园里着实生活了一段漫长的岁月。 父亲的小花园里有一个细木条钉成的笼子，我在里面养了几只兔子和一只乌鸦。我在那儿消磨了无穷无尽的时光，度过了不知几个世纪，享受着温暖和有产者的喜悦。兔子们散发着生命的气息，草和牛奶的香味，血和生育的活力；那只乌鸦大而僵硬的黑眼睛则像是永恒的生命之灯。无穷无尽的夜晚我也消磨在那儿，点着剩下的蜡烛头，傍着散发着体温的瞌睡的动物。有时独自，有时同要好的玩伴一起，我经常不是制订掘宝的计划或寻觅仙草的方案，就是策划率领一队骑兵征服亟待拯救的地区，在那儿我下令处死盗匪，救济贫困，释放囚犯，把强盗窝一把火烧尽，把告密者钉死在十字架上，宽赦投诚的附庸者，赢得国王女儿们的爱情并能听懂动物的语言。 在祖父的大书房里有一本奇大奇重的书，我常常读它，查阅它。在这本无所不包的书里有着许多古老的、美丽的附图——有时候你一打开，它们便鲜明地映入眼帘，有时候你却怎么找也找不到它们，它们好似中了魔法，不翼而飞。这本书里有一篇故事，我读不懂它的含义，却觉得它美得不得了，我经常把它找来读。但它也不总在那儿，必须时间碰巧才能把它找到，它有时踪迹全无，躲着不出来，有时又像搬了家，另营秘窟。就是在读它的时候，它也时而和蔼可亲，让人恍若能够会意几分；时而阴阴沉沉，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像阁楼上那道门一样紧闭。那道门后面，听说有时能在天亮前听到鬼魂的声音：吃吃的笑声或沉重的叹息。这一切都是十足的现实，也是十足的魔幻世界，二者融洽无间，全都属于我。 连外祖父塞满宝贝的玻璃门书柜里的那尊印度神像，也不是永远同一副面孔，同一个舞姿。它有时是一副罕见的、带些滑稽的面容，完全是在陌生而神秘的地方由一些陌生而神秘的人制造出来并加以膜拜所该有的样子。有时它又是一件魔法的杰作，表情微妙，使人莫测高深，它那副永远不知餍足、狡猾、严峻、不可捉摸而又爱捉弄人的尊容似乎故意要逗我发笑，以便有借口来对我报复。它虽然是黄澄澄的金属制的，却会改变眼神，有时候还会斜眼看人。另有些时候，它似乎又是一个无定形的象征，无所谓美丑、善恶，无所谓可笑或吓人，而只是让人想到朴素、古老、无可名状，像一道符，一块岩石上的苔藓或一颗卵石上的花纹，但是在这形象和面容之后，却隐着一位神祇，遥不可及，虽然童年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我对它的崇敬和熟稔却一点不少于我后来能叫出它的几个名字之后：湿婆是它，毗湿奴，或者上帝、生命、梵天、大我、道、永恒之母也是它。它是天父，是天母，是阴阳，是日月。 在玻璃门书柜里，这尊印度神像的两边，以及外祖父别的柜子里还摆着或挂着各式各样的宝贝：木制的念珠，刻着古印度文字的贝叶经卷，绿玉石雕成的玳瑁，木头的、玻璃的、水晶的、陶土的小佛像，绸的和麻的绣花台布，黄铜制的杯盘，这一切都来自印度、暹罗、缅甸和锡兰，那棕榈岸的天堂之岛，那儿蕨类植物遍布，住着温柔的、眼光似鹿的僧伽罗人。这一切也都还依稀带着海和远方，还有桂皮、檀香以及各式辛辣调料的味道，它们想必都经过了黄皮肤、褐皮肤的手，受过热带的豪雨和恒河水的滋润、赤道烈日的曝晒、原始莽林的阴干。这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外祖父，一个备受尊重、身材魁梧、留着大把白胡子的老人，他博学多闻，比父亲和母亲都更有权威。其实他的财富和权力远不止这些，他不仅拥有那些印度的神像和小玩意儿，还有那些画满雕满魔幻故事和人物的檀木箱以及椰子壳制的器皿，这整间客厅和家里的藏书，他还通晓魔法，饱学而又睿智。人的语言他几乎无一不通，大概会三十多种吧，神的语言，甚至于星星的语言，看来他也在行。他能写能说巴利语和梵语，会唱加纳利、孟加拉、印度斯坦、僧伽罗语的歌，虽然他是个地道的信奉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却会佛教徒的梵唱和穆斯林的祈祷。他在东方炎热的、生活条件恶劣的国度住过几十年，做过各种方式的旅行：坐牛车，乘木船，骑马，跨驴……再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只不过是地球上一块蕞尔之地，这世界上还有着成亿的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语言、肤色和神祇，自己的美德和恶德。我爱他，敬他，又有一点怕他。他是我的万应之神，我全心全意地信赖他，从他和他那个扮成印度神的潘恩那儿我有学不完的东西。这位老人，我母亲的阿爸，总是隐形在一座团团秘密的丛林之中，就像他的面庞隐形在一座白胡子的丛林中一般。他的眼神里不时流露出悲天悯人或风趣的智慧，有时却又闪烁着落落寡欢或罗汉式的促狭。他交游满天下，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同他说英语、法语、印度语、意大利语、马来语，而且往往在一席长谈之后就无影无踪，去继续他们的旅程。这些人或是他的朋友，或是他的使节，或是为他操办什么的人。我知道，从他这样一位深不可测的人物那里，我母亲也濡染到几分古老的、不易捉摸的深藏不露。她也在印度生活了好多年，也能说马拉雅兰语和加纳利语，有时还同她的老父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交谈。和他一样，母亲也常有那种陌生的、隐隐约约藏着智慧的笑容。 父亲则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同党，不论是偶像神和外祖父的世界还是城里的日常生活他都无份。他眼冷肠热，甘于寂寞，对人生的疾苦深有体会，精神上有着不懈的追求。他饱学而和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献身于传道。他的笑容虽然一点也不含那份优雅和温柔，却是十分爽朗，毫不隐秘。他总是和善、颖敏，但从来不会像外祖父那样，有时藏身到魔法的云团之后，或者让脸上浮起那种种交织着童稚和神通的表情：忽而怜悯，忽而滑稽，忽而像出神入定的菩萨假面。父亲也不同母亲说印度话，他只同她说英语或德语，正规的、清晰而悦耳的并且略微带点波罗的语口音的德语。他就用这种德语教我，我有时羡慕得不得了，就拼命想学他，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根是深深植在母亲的土壤里的，那儿闪着深色的眼神，围绕着神秘的土壤。母亲一身都是音乐，父亲却不然，他根本就不会唱歌。 我还有两个哥哥和姐妹们，两位兄长自然是备受我羡慕和崇拜的对象。我们住在一座小镇里，古老而崎岖不平，周围是林木茂盛的山丘，山路很陡，也很阴森。山谷里流着一条美丽的小河，弯弯曲曲，从容不迫而带点迟疑。我爱这一切，它们是我真正的家园。林里和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坑一穴和出没其间的鸟儿、鱼儿、松鼠、狐狸，我都了如指掌。这一切都属于我，都是家园——当然也包括家里的玻璃门书柜和藏书，外祖父的无所不知、带几分促狭的慈容，母亲的深邃而温暖的眼神，还有那些玳瑁和偶像，印度歌和谚语，所有这些让我接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让我拥有一个更广阔的家乡，也认识到世间的事物可以溯源更早、联系更广。我们还养了一只鹦鹉。它端坐在高敞的铁丝笼里，毛色灰里带红，是个上了年纪的聪明家伙，一脸学问很大的表情，尖尖的嘴巴，会说话也会唱歌。它也来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它的鸣声是原始莽林的语言，它的气味则叫人想起赤道。东方世界、某个地球的角落都汇集到我们家里，各占一席之地，纷呈异彩。我们的房子大而古老，有不少房间空着或半空着，有透着石头的阴凉的地下室和大走廊，阁楼地板上总是堆满了木柴和水果，剩下的是直吹直出的风和昏昏黑黑的空荡。这座大房子确实是各方世界的辐辏之地。在这儿我们祈祷，读圣经，研究印度语文，乐声盈耳。在这儿，主人们懂得佛祖、老子，客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衣着透着异乡和远洋的气息，他们携带着奇形怪状的皮箱或藤箱，说着异国的语言。这里也经常有济贫的义餐和热闹的庆祝。科学和童话在此并肩比邻。这儿也住着外祖母，我们却不那么熟悉她，甚至有点怕她，因为她不会说德语。读经时她也用她自己的那本法文圣经。这屋里的生活看似分明，却又有些不尽为人知的地方，不乏奇光异彩和丰富的音调。它很美也很合我的意，可是更美的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世界，更丰富的是我的白日梦。现实永远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魔术的帮忙。 魔术在我家和我一生里无所不在。它除了光顾外祖父的柜子之外，还出没于母亲的橱柜箱笼，那里面塞满了亚洲的织物、衣服和纱巾。此外，偶像神的斜视里透着魔术，一些老贮藏间和楼梯拐角处的气味里也充满了秘密。而在我身体之内也有不少东西与这样一个外围世界如响斯应。有些东西和念头似乎只存在于我身上，只为我而存在。没有一样东西像它们那么神秘、那么若即若离、那么和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可是也没有一样东西有它们那样真实。光是那本大书里的图画和故事的出没无常，以及许多事物每个钟头看上去都是另一副模样，这两件事就足以说明一切了。真的，屋子的大门、花园的小屋和街道，在星期天晚上看起来和星期一早上是多么不一样！客厅墙上的挂钟和基督像在外祖父坐庄和父亲当班时是多么不同的两副面孔，而当屋里一个外人也没有，只有我独个儿的灵魂和所有的事物打着交道，盘算着给它们起上新的名字、赋予新的意义时，它们的面目又会变得多么不同寻常！这时候，一些平常最熟稔的事物，比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炉边的影子或者一份报纸的刊头都会突然变得更美或更丑，更有意义或更无聊，更令人向往或更可怕，更可笑或更博人同情。稳定和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多么少有！一切都那么生死无常，那么饱经变迁，那么向往幻化，那么期待着解脱和重生！ 在我的魔幻世界里，最重要也最奇妙的要数“小矮人”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我相信，他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他肯定是跟我一起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小矮人是个灰灰暗暗的、轮廓不清的小不点儿，一个侏儒，可能是个精灵或地仙，也可能是天使或魔鬼。他常不期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在我身边来回走动，我清醒时是如此，在睡梦里也无二致。对这小人我可说百依百顺，远比对父亲或母亲，理智或恐惧更为顺从。每当他一出现，我心目中就只有他一人，不论他去哪儿或干什么，我肯定会亦步亦趋：每当我遇到危险时他必然会现身。要是一只恶狗或哪个被我惹恼了的大个头同学跟踪我而我的处境变得真正不妙时，哈，千钧一发之际，小矮人出现了，他跑在我前头，指示我哪儿有路，一场灾难往往就此化解。他会告诉我，花园篱笆上哪块木条松了，于是我在最紧急的关头终于找到一条逃生之路，他会示范给我看，眼下该如何应付：或摔倒，或转身，或逃开，或喊叫，或闷声不响。他会从我手上拿走我想吃而不该吃的东西，他会带我去某个地方，那儿我丢失了的东西赫然在目。有些日子，我天天都能看到他。有些日子，他又踪迹沓然，这种日子肯定都是不好的时候，一切都温温吞吞、模模糊糊，什么也干不成，什么都不顺心。 有一次，在镇中心的广场上，小矮人在我前面跑着，我在后面跟着跑。他向广场中央的喷水池跑去。那是个很大的水池，从池底到池边大约有一人高，有四根水柱喷向四周石砌的池壁，溅起的水可以一直洒到护栏上。我当然也跟着跑到池边，可是一眨眼，他就钻进了深深的池水里，不容商量，我也纵身入水。要不是凑巧有一位住在我们附近的美丽姑娘路过，把我从水里拖出，我大概早已命赴黄泉了。这位姑娘我平常并不熟悉，可是从此我就与她结下了一段充满谐趣的友谊，它使我快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又有一次，为了我干的某件恶作剧，父亲把我叫去训话。我吞吞吐吐，说不出名堂，我再一次饱尝那种痛苦：要想叫大人们开窍，真是难如登天，最后的结局是一番薄惩，几滴眼泪。末了父亲为了要我把这番教训好好记住，还特意送给我一份颇为精致的袖珍日历。我心里既羞愧又带几分委屈，就信步走出门去，来到了小河的桥上。忽然，小矮人又出现在我面前，他跳上桥栏杆，做着手势，示意我把父亲刚送我的礼物丢进河里。我立刻照办不误，有什么办法呢？在小矮人面前怀疑和犹豫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些都是只有当小矮人不在，当他有心跟我作对，躲着我不见面时才可能有的东西。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跟父母亲去散步，小矮人出现了，他靠着街的左侧走，我也靠了过去跟着他，我们就这样时左时右，每次我父亲都得把我从左侧叫过去，可是小矮人偏偏非走在路左不可，因而每次我都立刻又蹿回左侧。后来父亲实在管不动了，就听任我满街乱走，可是父亲心里实在老大不舒服。后来，回到了家里，他就问我到底有什么理由跟他作对，非要走在街的左边不可。遇到这种时候我总是万分为难，甚至于狼狈不堪，是啊，再没一件事比向任何人提起小矮人更为荒唐了，再没有一件事比出卖小矮人、提起他或叫他一声名字更为犯忌，更为恶劣，更为罪不可恕。我根本连想他、叫他、祈求他现身也办不到。他来了，那么万事大吉，听他命令就是，他不来，那也罢，就好像从来没有过他一般。小矮人根本就没有名字，但世界上有一件事是万万难以想像的，那就是不听从小矮人的指挥。不论他走到哪儿，我都跟着，水里也行，火里也行。他并不发号施令或建议我干这干那，他只需比画比画，我就会跟着去做。要是他干了一件事而我却不跟着做，那就好比我的影子不跟着我移动一样不可思议。或许我正是小矮人的影子或镜像，或许他是我的，又或许我自以为是跟着他做，其实却是先于他，或者与他同时在做。可惜的是，他不是永远出现，一旦他不在场，那么我的一切举动就不再是顺理成章和天经地义的，一切就可能完全变样，我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变得做不做无所谓，或者都要几经犹豫和反复思量才能实现。而在我当时的生命里，凡是好的、愉快的和幸福的行为都是不假思索唾手而得。自由的王国同时也是假象的王国，也许。 我和那位快活的、当初把我从喷水池里拖出来的邻居姑娘的友谊是多么甜美！她活泼、年轻、美丽而又有几分傻，那种可亲的、别人学不来的傻。她爱听我跟她讲侠盗或魔术师的故事，有时候信得不得了，有时候又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她认为我至少是来自东方净土的智者之一，这点让我十分受用。每当我讲起什么有趣的事，她就开心地大声笑起来，其实她还一点都没有把笑话的内容弄懂。为此我责怪她说：“安娜小姐，要是你还完全没有听懂一个笑话，你怎能笑得起来呢？这不太傻了吗？而且这也对我太不尊重了。要不就是你听懂了，觉得好笑，要不就是你听不懂，你不用不懂装笑呀。”她还是笑个不停。“不，”她尖声地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男孩，你真了不起。你将来会做教授，或者部长，或者医生。我的笑，你知道，可是一点坏意也没有。我笑，是因为觉得你太有意思了，你是天底下第一个会开玩笑的人。好了，现在赶快给我解释你的笑话罢！”我费劲地解释起来，中间她还要再问几个地方，最后她终于弄懂了，这下可真的前仰后倒地大笑起来，比刚才那已经很开心的笑还要开心几倍，连我也忍俊不禁起来。就像这样，我们在一起时是多么欢乐无涯，她又是多么宠我，佩服我，对我入迷！我有时念一些绕口令给她听.[1]，缠着她要她跟着念，可是每次没说到三个字，她就笑了起来，她也没想要把它念对，总之，每次的尝试都以哄笑告终。安娜小姐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最快活的一个。在我童年的智慧里，我总认为她莫名其妙得傻，事实上她也许真的是傻，但她始终是个快乐的人。有时我不禁想，快乐的人骨子里才是真正的智者，尽管他们看起来笨。还有什么比聪明更笨，更误人！ [book_title]生平简述 （1925年） 战后的头几年，我曾尝试过两次，用一种童话的、半谐谑的形式，向当时认为我变得有点不对劲的朋友们综述一番我的生平。其中，我个人比较属意的那篇《魔术师的童年》已经成了孤稿，另一篇，我大胆模仿让·保罗把未来预估进去的“推断式传记”，则登在柏林的《新观察报》上，收进本书时曾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曾经计划过把这两篇传记融合到一起，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途径来调和这两篇在笔调和风格上都各异其趣的作品。 我出生在近世纪的末期，中世纪重临之前的几年，我的星宿是人马座，又恰逢木星的友善照射。我出生的时间是7月里一个炎炎夏日的傍晚，那一刻的气温是我一生中有意无意间挚爱和追求的，只要不是这个温度，我就会嗒然若失。我在寒冷的地方从来就无法生活，所以我毕生所有出于自愿的旅行都是往南方去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我爱他们很深，要不是人们早早就把十诫中的第四诫教给了我，我或许会爱得更深。可惜戒律和我始终是格格不入，哪怕它们说得再有道理或者用心再好不过——其实我的生性温顺不下于绵羊，好指使宛如肥皂泡，却偏偏，尤其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对任何内容的戒律都不稍迁就，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打头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强的劲儿就会油然而生。可想而知，这项特性对我的学校生活影响至巨而且让我很吃了些苦头。虽然在那门挺有趣的课——他们把它称做“世界史”——上，教师们老教导我们说，世界是由那样的人们所统治、所支配、所改变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不惜与沿袭下来的法律决裂，我们还被教导说，这些人是值得人顶礼膜拜的。可是这些话和这整门课同样是一派谎言，因为，要是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出于好意或恶意，胆敢对任何一条戒律质疑，或哪怕对任何一项无聊的习俗或规矩表示抗议，那么他不仅不会受到尊敬或被推荐为我们的榜样，反倒会受到惩罚和奚落，被卑屈的教师们压服。 幸运的是，我早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对生活来说最重要和最可珍贵的东西：我生性机警、温和而又敏感，凭这些我就能得到很多乐趣，即使后来我对玄学大为着迷，以致有时故意压制或弃绝我的感性，我也从未失去那种敏锐和细腻的气韵，特别是在辨音识容方面，这一点深深羼入到我的思想之中，即使在那些看起来很抽象的部分里。也就是说，早在入学之前，我对于生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对我们的城市了如指掌，无论在养鸡场、森林、果园还是工匠师傅们的作坊里，我都老到在行，我会认各种树木、鸟类和蝴蝶，会唱不少的歌，会咬起牙吹口哨，还会许许多多生活上大大用得着的事。学校里的各门功课我也学得一点不费劲而又津津有味，特别是拉丁文，学起来更是其乐无穷，我会用拉丁文写诗，几乎和用德文一样早。拜一位教师和一位助理教师之赐，我在二年级就学会了说谎和使用外交辞令的艺术，此前我曾经因为童稚的率直和轻信吃了不少苦头。这两位先生使我幡然大悟，诚实和爱好真理这两样品质完全不是他们要在学生身上找的东西。有一回，他们认定我在班上干了件坏事，那是件小得很的事，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干的，可是他们见我死不承认，就把一件芝麻小事宣扬得沸沸腾腾，他们给了我一顿好揍，不惜使出各种逼供的手段，结果虽然没有逼出我的招认，倒是把我一向把教师们看做正人君子的笃信赶了个精光。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感谢上帝，我还是认识了好些值得敬佩的好老师，可是灾难已经造成，打那以后，不仅对于老师们，对于一切权威，我与他们的关系都变得别别扭扭，戒心十足。大体说来，直到初二、初三，我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至少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头几名。等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每个想造就自己的人都避免不了的战斗一开始，我和学校的冲突才愈演愈烈起来。二十年后，我才慢慢懂得了这些战斗的意义，当时却不甚了了，只知道它们像一场灾难似的，团团把我围住，我就是无力免脱。 事情是这样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为的主意。这一决心虽然昭如日月，可是随着认识的日益增加，困扰也就接踵而来。一个人可以选教师、牧师、医生、工匠、商人或邮局职员，又可以选音乐家、画家或建筑师作为职业，对任何一门行业，都有一条引向它的路，都有专门的学校或者培训班。惟独对于作家这一行，却是一应皆无！当作家当然可以，而且还被视为一种荣誉，但这是就有成就和出了名的作家而言，大多数的作家则在达到这步田地之前早就一命呜呼了。至于当未来的作家，则大出情理之外，而一个心眼儿地要当未来的作家，就更是纯粹儿戏。很快地我就看清楚了这一点。现实告诉我：作家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当的，却不是想当的人可以当的。此外：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个人的文学天分往往引起教师们的侧目，有这样禀赋的人不是遭忌，就是饱受奚落，甚至有时还被羞辱个够。作家就像英雄，或任何俊秀不凡、超群绝俗的人物或言行一样：若是属于历史的，那就会传为美谈，学校的课本上也会对之颂扬有加，若是属于眼前的现实的，那就是大逆不道，必然要受到仇视。看来教师们所受的训练和所肩负的职责也正在于，阻止出色的、童心不泯的人成长和杜绝伟行壮举的发生。 于是在我和我的遥远的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我成为作家的宏愿，而且不论难易，不问荣辱，一切在所不计。这番宏愿所带来的精彩阅历——或不如说灾难——如下： 当我十三岁，这个斗争刚开始时，人们根据我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认为把我送到另一个城市的拉丁文学校就读可能还会使我有救。因此一年后我就成了一所神学院的寄读生，我在那儿学写希伯来字母，已经快要弄通，可是一股内心的狂潮忽然把我淹没，我逃出了学校，结果受到了被严格关禁闭的处罚，最后则是以退学告终。 我又在一所高等文科中学里努力了一阵子，以维系升大学的一线希望，可是结局又是禁闭和退学。于是我转而去做商店的学徒，才学了三天，我又逃之夭夭，几天几夜不见人影，着实让我父母操了一番心。我尝试做了半年父亲的助手，又在一家塔钟厂的机械车间做了一年半的学徒。 总之，不论人们怎么为我张罗，这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件事能够顺顺当当，没有一家学校要我，没有一行叫我学得下去。想把我调教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每一番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多次闹出出逃或退学之类的麻烦和不光彩。虽然这样，人们倒是都承认我资质颇佳，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是十分的尽心尽力！我一直是努力有加，不敢稍存松懈之心——我虽然对燕如之德极为景慕，却从来没有能学到几分。从十五岁起，当学校教育已经成了绝路，我就开始自觉地、全力以赴地自己教育自己。托天之幸，家里有外祖父巨大的藏书室，整个大厅里塞满了古籍旧书，其中整个德国文学和18世纪哲学几乎尽在包罗之列，我耽读其中，乐趣无穷。从十六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我不仅仅为我的文学习作写满了大叠大叠的纸，而且遍读了几乎半个世界的各国文学作品，对艺术史、语言、哲学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这些加在一起，恐怕作为一个常规的大学学程都绰绰有余。 之后我就学做书商，终于能够赚钱养活自己了。书本对于我，本来就比老虎钳和铸铁的齿轮更为可亲，后两样东西在我做机械匠学徒时就着实领教过了。最初一段时间，我得以在新的和最新的文学作品之海中遨游，甚至于被淹没，觉得乐也陶陶，醺然欲醉。可是不久我就发现，对于精神领域，仅仅生活在眼前或一些新事物中是庸俗不堪、难有长进的，惟有对过去的、已成历史的，对古老的和远古的东西保持经常的接触才能开启精神生活之门。因此，当最初的兴头过去之后，一股摆脱被新书的浪潮淹没而返回旧书箱之中的渴望便油然而生，为了实现它，我就从书店转行到旧书店。不过，我操这门行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糊口，因此，二十六岁，在我出了一本销路不错的书之后，我就把旧书店的工作也辞掉了。 这时，历尽风浪，几经艰辛，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当初可望而不可即的，如今竟然成了事实，我成了一个作家，在和整个世界的搏斗中，我似乎赢了一仗。求学和成长年代那几度使我濒临绝境的辛酸历程，终于被淡忘了，终于可以相顾一笑了——过去对我疑虑重重的亲友们，也对我和颜悦色相待了。我成了胜利者，现在，尽管我干的仍然是当初被视为最蠢最无价值的事，可是人们却一如我自己颇为欣赏自己一样，表示大为欣赏。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年复一年苦苦挨过的孤独、苦行和危险是多么回首堪惊，受到首肯和承认使我如沐春风，我开始成为一个满足的人。 我的外在生活有很长一段时期过得安静顺适。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有了房子和花园。我写我的书，被认为是颇受欢迎的作家，生活颇能自得其乐。1905年我协助创办了一份杂志，它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不过我实际上并不怎样关心这份杂志的政治目标。我畅游了瑞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一切都平平稳稳，顺顺当当。 到了1914年的那个夏天，突然之间，里里外外，一切都变了样。真相渐渐为人所知，我们迄今所过的好日子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接下去的则是坏日子，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谓的大时代开始了，我很难说，对于它的来临我是否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准备更有认识。惟一使我与众不同的是，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从欢欣鼓舞中去寻求慰藉。这么一来，我保全了我自己，却得罪了周围的世界，我必须重进学校学习，抛掉我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满意，带着这一番经历，重头跨越崭新的人生门槛。 我永远忘不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的一件小事：我访问了一家伤兵医院，我原想借此尝试一下，有没有可能以志愿工作者的身份来更好地适应这经历了剧变的世界，当时在我看来，这还是有可能的。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老姑娘，她一向靠遗产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现在则在这家医院当一名护士。她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她能赶上这个大时代，是多么幸福和骄傲。我完全能理解她，对于这样一位妇女，战争简直求之不得，她可以借此走出无所事事的、纯粹只为自己的老处女生活，投入到一个热烈的、有价值的生命之中。可是当她向我叙述她的幸福时，我们所站的走廊里满是绑捆着绷带、伤势严重的士兵，两边的大房间里满是少胳膊缺腿的垂死者，愈听我的心愈往下沉，不管我对这位老小姐的兴高采烈多么理解，我却不能赞同她，与她有同感。如果这样一位意气洋洋的护士因为看护十个伤兵而得到快乐，那么这位女士的幸运就来得太昂贵了。 不，我不能分享对那个大时代的欢呼，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深为战争所苦，并且为了自卫，不得不常年地挣扎着同那宛如晴空霹雳、骤然而至、貌似外来的厄运对抗，而在我的周围，似乎人人都在为我的厄运鼓掌称快。每当我在报章上读到一些作家的评论，他们为在战争中找到福祉而陶然，或是一些教授们的呼吁，或是一些名诗人在他们的书斋里炮制出来的颂扬战争的赞歌，我的痛苦就更进一步。 1915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公开流露了我的痛苦，又对所谓的才德之士一味只知挑拨仇恨、传播谎言和对这场灾难揄扬无度略吐了几句微言。这相当含蓄的诉苦带来的后果是，我在自己祖国的报纸上被宣布为叛国者——这真是一项新的经历，因为虽然我和报纸打过不少交道，还从未尝过千夫所指的滋味。提出这一谴责的那篇文章被我国二十家报纸转载，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在报界工作的我相信为数不少，但敢于站出来为我说话的只有两个人。老朋友们对我说，他们用乳汁喂养了我这条忘恩负义的毒蛇，今后他们的乳汁将只用来孝敬皇上和帝国，再不会有我这妖蛇的份了。素不相识的人的辱骂信成叠寄来，书商们通知我，像我这样居心叵测的作家从此算是被销了号。在许多这样的信上，我初次见到这么一枚小小的圆形饰章，上面的印文是：上帝惩罚英国。 人们也许会想，我会为这场误会笑掉大牙，但是我笑不出来。这么一件实际上的眦睚小事为我带来了我生命中的第二次蜕变。 重提一下：我的第一次蜕变是在我立志当作家之后。此前的模范生黑塞从那之后就成了坏学生，他被处罚，被开除，做不成一样好事，而他的父母则为他操心操个没完——这一切只是由于他在这现实的或貌似现实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心声之间看不到一个和解的可能。现在，在战争年代，一切又回来了。我又看到自己在和世界起着冲突，而原先我和它可说相处得不错。我又走上了背运，孤单无援，独自忍受着痛苦，我所说所想的一切，又不断地被攻击，被曲解。我又看到一道绝望的鸿沟，横亘在现实和我所期许的事物之间。 可是这一次我却难以推脱而不反躬自省。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一切磨难都是自找的，而不是哪个外来的力量加给我的。因为指责整个世界都是疯狂的、野蛮的是没有哪个人，也没有哪个神有此权利的，更何况是我呢。那么，像我现在这样和整个世道都过不去，毛病肯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果不其然，我确实是病得不轻，而要探明病象和病因却不是件好受的事。首要的是，我为当初的与世无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何况，这所谓的无争也正如当时的外界和平一样，已经开始腐烂了。我原以为，自己经过了青少年时代漫长而艰巨的奋斗，终于成了一名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我所成。在这期间，成功和优裕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我变得自满了，变得不爱动脑筋了。其实要是我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则所谓作家云云，实际上跟一位写消闲作品的卖文者已经相去无几。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太顺当了。现在，患难当头，不知何日才是了局，若日子永远是个最有效的好学校，我总算慢慢学会了，面对这世界的你争我夺，我既不能螳臂当车，总可以致力于反省自己在这整个纷乱和罪愆中所担当的角色。至于我的这番苦心孤诣能从我的作品中被体会多少，就只好听任读者们做主了。可是我心里永远藏着一个秘密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民族，纵然不是作为全体，也会有许许多多清醒而具有责任感的个人，来做一番类似的检讨，不再仅仅是埋怨和诟骂这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而是扪心自问：我是怎样犯上罪的？我要怎样才能恢复清白？因为，人人都能重获清白，只要他能认清并了断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 当我在作品和生活中开始透露出这一巨变时，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有的甚至弃我而去。这当然只是我生活大变样的一端，我还失去了房子、家庭、财产和舒服的日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告别，也天天都感到惊异，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而照样活着，照样爱着这离奇的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生命却似乎从来只知道给我痛苦、失望和损失。 有一点我该补述一下：在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护着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我上面说的蜕变开始之前，我都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护了我，像装甲一样使我免于接触外面的世界。战争期间我所生活的城市伯尔尼是那样一个充斥着政治阴谋、间谍活动、贿赂收买和投机操纵的渊薮，地球上少有哪个地方把这一切表现得这么集中，周旋在德国、中立国和敌国的外交捭阖之间，它一夜之间变得人口过剩，云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坛掮客、间谍、新闻记者、豪商富贾和投机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和来自各国，包括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人时相过从，我的周围像是一张交织着间谍与反间谍、密探、阴谋，以及政治交易与私人买卖的网——而我在那些年头里对这一切竟懵然无知！我被摸底，被窃听，被密查，时而被敌对国，时而被中立国，又时而被自己的同胞们列为可疑对象，而我却全然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风闻到一些枝枝节节。简直难以理解，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我行我素、安然无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过来了。 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杀戮、癫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劫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来说，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分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会被视为滑稽可笑了。 当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的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发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理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 [book_title]我的信仰 （1931年） 有时我会在文章里谈起我的信仰，十多年前我还曾经试图把我的信仰写成书，那本书叫《悉达多》。印度学生和日本和尚对这本书里关于信仰的问题常加以审视和讨论，但是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却很少这么做。 在那本书里，我的信仰有一个印度名字和一副印度面孔，那并不是偶然的。我体验过两种宗教的形式，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而我又是印度古籍的读者，最崇敬的是奥义书、薄伽梵书和佛祖的宣道书。我成长在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义之中，而最初的宗教情感却是在印度体验到的，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毕生在印度传教，虽然直到我的一位表兄和我这里认识到各种宗教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那时，我的父母和外祖父都对印度的信仰形式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也颇具好感，只是他们不能完全承认罢了，所以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洋溢着印度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氛围中。 我认识的基督教形式对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它十分刻板、脆弱而无常，这种形式今天已经过时，也几乎已经消失了。我幼年认识的是具有清教徒色彩的新教，经历深刻而强烈。我的外祖父母和父母的生命完完全全由神的国度所决定，他们为侍奉神而存在。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做神的生命，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是作为侍奉和供给而生活在神面前，这是我幼时最深切的经历，也是我得自家庭的最大遗产，我一生受这一经历的强烈影响，从未看重世间和世人，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看得淡薄。但是我父母那种表现为活生生的生命的基督教精神，毕生侍奉和供给，将生命奉献给召会和服务于召会的基督教精神，无论多么伟大和高尚，其宗教和宗派的形式——这是我们小孩子所认识的形式——却是我从很小就不愿信任、不能忍受的。我们总要念一些格言，唱一些诗歌，而这就使得有诗人气质的我感到受辱。当幼年时期过去之后，我在少年时也已经看得出，像我外祖父和父亲这样的人，事实上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有规定的教旨和教条，不能像他们那样有真正的、行之有效的仪式和真正的教堂。 所谓的“新教”教会是不存在的，分布在各处的乡村小教堂就是它的教会，这些教会的历史以及新教的封侯，一点也不比被他们责骂的天主教教会高尚，几乎所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对神国的献身精神都不是在这些小教堂内完成的，而是在更偏僻的，不过却是炽热警醒的秘密集会中以不固定的形式实现的，这些事我少年时代就已得知，虽然在我们家里说起乡村教堂及其传统形式总是充满敬意（一种我感到并非完全真诚的敬意，我很早就对它有怀疑）。事实上，我少年时代从未从教堂得着宗教体验。家中个人的礼拜和祈祷、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同寻常的贫穷、他们乐于接受困难的态度、他们对基督徒的博爱之心、他们为异教徒的担忧，凡此种种基督徒生活中的热情和英勇的营养都来自阅读《圣经》，而并非来自教堂，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上坚信礼课以及教会的儿童班都未曾带给我任何宗教体验。 与很少有回旋余地的基督徒生活相比，与甜腻腻的诗歌和无趣的牧师讲道相比，印度宗教和诗歌的吸引力自然是大得多了。在这儿，我不感到任何事物迫近，闻不到灰色讲台持重的宣道和清教徒圣经课的味道，我的幻想有活动的空间，我内心能够毫无阻力地接收从印度世界传来的音讯，它们对我毕生产生影响。 我个人信仰的形式后来改变了多少次，而这种形式的改变没有一次是突然发生的，而总是在逐渐增长和发展来的。在我的《悉达多》中，爱，而不是知识，占有最高地位，悉达多拒绝教条而以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为中心，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回归到基督教，甚至觉得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的精神。 我认识中国的精神世界晚于认识印度的，认识之后我又有了转变。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及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通过和几位程度极高的天主教徒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与我的好友胡果·巴尔的交往，来自基督教方面的浪潮再次影响了我，我赞同巴尔对宗教改革严厉的批评，但我没有变为天主教徒。当时我也看到一些天主教的运作和政治策略，看到教会及政治代表、精神代表如何利用像巴尔这样人格高尚纯洁的人，他们见势转舵，一会儿宣扬他，一会儿冷淡他。这样的教会显然不是宗教理想的处所，这儿显然也存在追逐名利、自以为是的作风，显然也有争吵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有私人生活中隐藏着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在我的宗教生活中，基督教不是惟一的宗教，但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说的更多是神秘基督教，而不是教会的基督教。它也不是全无矛盾，不过它和带着印度、亚洲色彩的信仰，认为世界是一体的想法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不过，我不需要教会。我总觉得把信仰和政治分开的特别教会看起来像描绘民族主义的讽刺画，这种感觉在战争期间特别强烈，而新教没有能力达到超越教派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德意志没有能力达到一致的象征。早些年，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总会以半崇敬半妒忌的眼光看罗马天主教教会，直到今天，新教徒对于固定形式、传统、可见到的精神的渴望还使我维持着对这个欧洲最大的文化形象的尊敬。不过，我也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对天主教教会有敬意，只要靠近它，它就像所有出于人的东西一样，散发出血腥和暴力、政治和卑鄙的气味。虽然这样，我偶尔仍会羡慕天主教徒，他们能够在神坛之前祈祷，不必躲在狭窄的小房间里，他们能够对着忏悔座的小窗口忏悔，不必在自我检讨中受良心的讽刺。 （谢莹莹 译） [book_title]神学摭谈 （1932年） 今天我想将我在不同年代的思索与笔记整理成文，旨在把我所偏爱的两个观点联系起来：即人成长为人的三阶段观点和人的两种基本类型观点。第一个观点对我尤为重要，太神圣了，我认为它就是绝对真理。第二个观点纯属主观想法，我自己也不希望对它予以过多的重视；不过偶尔在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考察时，它对我很有用。人成长为人的路程始于无罪（天堂、童年、不担负责任的前阶段）。由此走向有罪，走向对善与恶的觉醒，走向应付文化、道德、宗教与人类理想所提出的要求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生活对任何一个真正投入而又不从众趋同的个人来说，将不可避免地以绝望告终，即他终会悟到，道德没有实现的可能，遵从没有百分之百的遵从，服务没有全心全意的服务以及正义与善境乃可望而不可即之境界。绝望所导致的或是消失灭亡，或是进入一种精神的第三境界，使人能体验一种超越道德、法律的状态，使人能朝着获得彻悟与解脱的方向迈进，使人能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不担负责任的境界，简单地说，使人进入信仰。不管信仰采取的是何种形式或表现，其内容总是一致的：我们应尽量避恶从善；我们对世界以及我们本人之不完善不负有责任；我们主宰不了自己而是受主宰者；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还有一个上帝或一个“它”—— 是我们服侍亦是我们可以托付的主人。 此种说法是欧洲式，也可以说几乎是基督式的说法。印度的婆罗门（这个教，如果将与之抗争的运动——佛教，也包括在内的话，则可以说是人类在神学上最高的成就）虽具有不同的范畴，但都能够对人生过程作出相同的解释。其阶段的顺序大约是：纯朴的人因受恐惧与欲望所支配而渴求得到解脱；解脱的办法与道路就是瑜伽术——一种教人克制冲动的修炼。至于把瑜伽纯粹当做一种物质与机械的反省修行或作为一种最高尚的精神锻炼来修炼则无关紧要——其意义总是：教人们蔑视表象世界与感官世界，通过静思去感觉我们固有的、与世界精神合一的心灵、自性（Atman）。瑜伽恰恰相当于我们的第二阶段——它以修行来寻求解脱。普通百姓对之赞赏有加，亦估计过高；纯朴的人则容易把修行人当成圣者或看破红尘的高人。瑜伽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仍以绝望告终。有关释迦牟尼佛的传说（还有成百的其他传说）都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只有当瑜伽被彻悟取代，只有当它被领悟为一种有所求之为、一种勤奋、一种贪欲与饥渴，只有当从表象生活中醒过来的人发现自己乃永恒不灭，乃精神中的精神，乃自性时，他才会成为无动于衷的生活观察者，才能自在地有为或无为，自在地享受或禁欲，如此而不为表面之我所动。其表面之我已完全变成了自性。圣者们的这种“觉醒”（与佛的涅槃同义）相当于我们的第三阶段。再用另一种象征语言来说，它就是等同于老子所说的“道”的阶段；“道”的道路就是从对仁义的有以为到对罪与德的无以为而至“道”。对我来说，这些至关重要的精神体验有其相互关联的意义，因为逐渐地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间歇中，我隐约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感知一再在印度人、中国人与基督教徒对人生所作的解释中和发现中得到证实，而且处处以相似的象征表现出来。人是什么、人之苦难与人之所求，世世代代、全球各地都一致无异，这没有比通过上述体验能得到更有力的证实。至于我们——如许多现代人，把这种对人类的思考与体验用宗教哲学概念来表达的方式看成一种过时且已为今人所超越的表达方式则无关紧要。我这篇文章所用的“神学”这个词，就我来说，它含有时代的色彩，它将是会被淘汰消失掉的某一时期的产物。艺术与语言同样也可能只属于人类历史某些阶段特有的表达工具；它们也有可能会被淘汰、被取代。然而，在我看来，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人们追求真理时，没有什么比感知到种族、肤色、语言与文化的区别是基于完全的一致性，感知到人非千差万别，精神亦非千差万别而只有“一个人类”、“一个精神”这些体会更为重要，更令人感到慰藉。 再概述一下：人成长为人的过程是从无罪到有罪，从有罪到绝望，从绝望到灭亡或解脱，即非为了逃避道德与文化而再返回童年的天堂，而是去经受两者的洗礼直至能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当然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倒退。但要一个已经觉醒过来的人从善恶统治的王国再逃回无罪的天堂是较难做到的。更可能经常发生的则是，那些有过彻悟与解脱体验的人很容易再跌入第二阶段，重遭其法则、恐惧以及那些无法实现的生活要求的折磨。 这就是我所知的心灵发展史的人成长为人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也从很多其他人的见证中得知的。在历史的任何时代，在任何宗教、任何生活方式中总是有这些相同的典型体验，总是有相同的阶段，相同的顺序：无罪童年的丧失；在法律之下伸张正义的努力；接踵而来的是通过修行或认知以求摆脱有罪的徒劳奋斗而导致的绝望；最后乃从地狱走出来而进入一个变化了的不同世界、一种新一类的无罪。人类已千百次用绝佳的象征比喻为自己描述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最熟悉的象征比喻就是从天国的亚当到解脱了的耶稣基督这个过程。 当然，很多这些象征性的描绘还为我们展示了更进一步更高层次的发展：变为圣雄，变为上帝，变为一尘不染、摆脱生死轮回的纯粹精神体。所有宗教对这些理想并不陌生，我常常也有过当至人、无痛者、圣者或仙人这种美好的理想。至于这种理想是否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梦，是否曾经成为经验与事实，是否曾经真正有人成为上帝，我则一无所知。但我确知人的发展史的那几个主要阶段；凡体验过这些阶段的过去人和现代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是现实。其实，那些梦想中的人成长为人的更高阶段，不管有无，其能存在于我们的梦中、理想中、文学中或向往的目标中应让我们感到欣慰。如果过去曾经有人真正体验过这些更高的阶段，那他们不会把这些体验大肆宣扬，而且其性质对那些没体验过该阶段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亦无法言传的。在所有宗教的圣人传说中都提及此类体验，听起来确实可信。在小宗派异教团体与假冒大师的邪说中经常也提及类似的体验，但全都带有幻觉或有意欺诈的标志。 在此要补充说的是，并不仅仅是心灵那些神秘的最后阶段与体验无法被人理解，无法被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些人生历程更早的，包括最初的经历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才能被言传。一个在初级无罪阶段里生活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出自有罪境界、绝望境界、解脱境界的人的自白。对他来说，这些自白听起来有如外国民族的神话故事对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读者那么荒诞无稽。与此相反，任何人都能在别人的讲述中毫无疑问地与迅速地认出那些他本人有过的典型的心灵体验——即使是从外国陌生的神学中翻译过来的体验。任何真正有过一种特殊体验的基督教徒毫无疑问能认得出圣保罗、帕斯卡尔、马丁·路德与伊格纳修斯所有过的特殊体验[1]与他曾有过的是相似的。而任何一个更深入接受信仰核心因而超越了单纯“基督教式”体验模式的基督教徒肯定能在其他宗教信仰者中，从各种特征中觉察到所有那些用了不同象征语言表达的基本心灵体验。 要把我个人从基督教开始的心灵发展史讲述出来，以及根据它来勾画出我个人方式的信仰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所有的书都可以作为出发点。这些书对读者群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某种意义：即他们自己最重要的的体验以及胜利与失败在书中得到了证实与阐明。这部分的读者为数不多——有过心灵体验的人本来就不很多。大部分人根本成不了人，他们滞留在原始状态中，滞留在充满冲突与发展的幼稚人世间；大部分人甚至连“第二阶段”都摸不着，而只停留在不担负责任的欲望与儿时梦想的动物境界中；他们对关于一种超越他们朦胧意识的境界的传说，关于善与恶的传说，关于一种对善恶的绝望的传说，关于一种走出苦难进入受彻悟光华沐浴的状态的传说都会感到荒谬可笑。 人的心灵发展史与自性实现可能有千万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这个发展史的过程及其各阶段的顺序却亘古不变——去观察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体验、来积极投入于、来受折磨于这一必然不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作家们能从中获得最大满足的一种癖好。 在我们靠自己的智力对人生这个多姿多彩的画册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分类所做的各种努力中，其中较明显的而古已有之的努力就是把人按其类型进行分类与归类。现在，在我依据我个人的方式与经验来描述两种对立的人类基本类型时，我完全意识到这种把人类分成几种所谓的基本类型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人并不能分类成有限的几个或无数个类型；哲学家如果无条件地去相信某一个类型学说则要铸成大错。但作为一种游戏，作为一种把我们凌乱的经验素材整理出来的尝试，并作为一个整理我们人生经验的不足可信的手段，这种把人分成不同类型的做法则是存在着的（大多数人只是一直不自觉地在做着）。即使小孩也可能把他眼里所看到的人按人类原始意象中的爸爸、妈妈、保姆进行区别、分类。我把人分成两个主要类型源于我的阅历与书本知识，我称之为理性者与虔诚者。世界，对我来说，就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按照这非常粗糙的模式来划分归类。当然，这种划分归类只是短暂的事，没过一会儿世界又变为一个无法看透的谜。我早已不相信人们对纷繁的万事万象的认识与洞察会高于这幸福的瞬间所呈现的表面条理性，会高于这个时不时可以体验到的小小乐趣，即在一秒钟内自我欺骗地把混沌想像成宇宙。 如果我在这种幸福的瞬间把我那“理性—虔诚”的模式套用到世界历史的话，那么人类在这一瞬间对我来说，就只是由这两种类型的人所组成。我也就认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属于哪个类型，也知道自己准确属于哪个类型——我属于虔诚者这类，不属于理性者那类。可是转眼间，当那愉快的思考体验结束时，刚理出的那轮廓清晰的世界又垮掉了，成为一片茫无头绪的纷乱；我方才还以为看得很清楚的事，即释迦牟尼佛、圣保罗、恺撒大帝或列宁是属于两种类型中的哪一个，但现在却又完全模糊了；并且遗憾的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同样模糊了。方才我还准确地知道自己是一个虔诚者——可现在我却在我身上一点一点地发现理性者的特征，那些十分突出的令我浑身不舒服的特征。 一切知的命运亦是如此。知即是行动，知即是体验。它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寿命只是瞬间。——现在我将尝试以不做任何系统分析的方式来大约勾画出为我的思想游戏提供了一个模式的两种类型的人。 理性者最相信的莫过于人的理性。他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挺好的才能，而且简直就是最高的一切。 理性者认为他自身就含有世界与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一个合理安排有序的个体生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条理性与切实可行性套用到世界与历史上去。因此他相信进步。他看到人们今天比以往能更好地开枪射中目标，更快捷地旅游，他不想也不愿意看到与这些进步相对立的千百个倒退。他认为现代人比孔子、苏格拉底或耶稣更进化，更高级了，因为现代人具有一些更强的技术能力。理性者认为地球是听任人去开发榨取的。他最害怕的敌人是死亡，是想到生命和事业的有限性。他尽量不去想它，实在不得不想到它时，他就逃到活动中去，通过对财物、对知识、对法律、对合理地控制（统治）世界的加倍追求来与死亡抗争。他对永生不死的信念就是对进步的信念；他认为作为进步永恒链中积极参与的一环可免遭彻底消失的命运。 理性者有时对那些不认同他的进步观点与妨碍他实现他逻辑合理的理想的虔诚者易于产生憎恨和过激的情绪。人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革命者的狂热，回忆一下所有进步的、民主又讲理的以及社会主义者作家对那些不同信仰者所发表的极强烈厌恶与无耐心的意见。 理性者看来在生活的实际操作中对他自己的信仰比虔诚者更有信心。他觉得他代表理性天母，有权发号施令，有权组织一切，有权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他要别人接受的都是好事：卫生、道德、民主，等等。 理性者追求权力，为的是贯彻“好事”。他的最大危害也在于此——在追求权力方面，在滥用权力方面，在喜欢发号施令方面，在进行恐怖威吓方面。托洛茨基很不忍看到一个农民挨打，但是为了他的想法他可以毫不犹疑地让几十万人被杀掉。 理性者很容易对制度有所偏爱。由于理性者们追求并拥有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蔑视或憎恨虔诚者，还可以迫害、控告、杀害他。他们承担拥有权力并将其用于“好事”上的责任，为此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大炮都无不当之处。当大自然与他所谓的“愚蠢”一再是那么顽强时，理性者偶尔会失去信心——有些时候，他会由于他必须迫害、惩罚或杀害他人而感到痛苦万分。 理性者处于最佳状态的情况是：尽管有众多相互矛盾之处，他坚信理性归根到底与创造和主宰世界的精神是同一的、合一的。 理性者把世界合理化并对它施以暴力。他总是容易变得严肃认真。他是一个教育者。 理性者一向不太相信他的直觉。 理性者在大自然与艺术面前总是无所适从。一会儿蔑视它们，一会儿又迷信般地高估它们。为古老艺术品付出百万高价或为鸟类、野兽、印第安人建立保护区的人就是他。 敬畏是虔诚者的信仰与生活感情的依据。其表现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然有强烈的感觉；一是相信有一个超越理性的世界规则。虔诚者虽然视理性为一个挺好的才能，但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足以用来彻底认识，更不要说用来主宰世界的手段。 虔诚者认为，人是为地球服务的一分子。在死亡与生命有限的恐怖降临到他身上时，他则使自己相信创世者（或大自然）也是通过此种使人畏惧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的；他不认为对死亡的试图忘却或抵抗是件好事，相反，既能敬畏且又虔诚地献身于一个更高的意志才是好事。 他不相信进步，因为自然而非理性才是他的模本，而且还因为他在自然中觉察不到进步，而只觉察到无数种看不出有何最终目标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与自我实现。 虔诚者有时候容易对理性者产生憎恨与过激的情绪，圣经里充满了有关对无信仰与世俗理想的过激行为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诚者在处于少有的最佳状态时，他也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体验的闪光而使他相信，理性者在崇高理想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与粗暴，以及一切战争、一切迫害与奴役，最终都是服务于上帝的目的的。 虔诚者不追求权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愿干的。他不喜欢发号施令，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他对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却过于消极，容易陷入清静无为和自我沉思。他经常仅满足于心怀某种理想，却不去为其实现而奋斗。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们人更为强大，他也就不愿意多加插手。 虔诚者很容易对各种神话有所偏爱。虔诚者会憎恨或蔑视，但他却不会迫害或杀害他人。苏格拉底或耶稣绝不会是迫害者或杀害者，而永远是受难者。可是，虔诚者经常轻率地使自己承担不轻的责任。对不能积极地去实现他美好的理想，还有对他自己的毁灭以及敌人因杀了他而承担的罪责他都负有责任。 虔诚者将世界神话化，又经常不将它当一回事。他总是那么倾向于游戏人间。他不教孩子，而热衷于夸奖他们。虔诚者总是那么倾向于不相信他的理智。 在自然与艺术面前，虔诚者总是那么很有把握，潇洒自如，而在教育与知识面前他却不知所措，难以适从。一会儿将后两者视为废物而不能公正对待，一会儿对它们又迷信般地过高估计。举一个撞到一起的极端例子：比如一个虔诚者将自己置身于一台理性机器中，他在一场他不愿意参与但又受理性者指使的审判或战争中死亡——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总是有责任的。理性者要负的责任是因为有死罪、有监狱、有战争、有大炮的存在。而虔诚者并没有在对消除这一切有何作为。在世界史中有关虔诚者被理性者杀害的例子没有比苏格拉底与耶稣的审判更形象、更象征性的了：对两者的审判都呈现了一种恐怖的双义性特征。难道雅典人，难道彼拉多[2] 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借口而又不失威信地使被告获得释放吗？难道苏格拉底，难道耶稣除了以一种英雄式的受害残酷性使敌人背负错判之责并以死来战胜他们之外，就不能以较轻微的消耗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吗？肯定能。但悲剧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它们并非事故，而是两个对立世界的冲撞。 在以上的分类中，我处处把“虔诚者”与“理性者”对立起来，但希望读者自始至终能明白对这两种称呼的纯粹的心理学含义。当然从表现上看来，以往经常携刀带剑的是“虔诚者” 而流血的是“理性者”（如在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时期）。然而，对我来说，虔诚者不一定是神父，理性者不一定是乐于思考的人。当西班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把一个“无神论者”送上火场时，审判者是理性者、组织者、强者，其牺牲者则是虔诚者。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我的分类模式有点极端，我完全无意认为，虔诚者一定没有奋斗精神，理性者肯定与天才无缘。在两个阵营里都成长着天才，焕发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应该是一个吧）这些“理性者”我都视为天才。另一方面，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虔诚者和反暴力者毕竟为了“追求实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我觉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一个标志是：他虽然代表他类型中一个特别成功的典型，但同时对对立极又有一种隐蔽的[2]渴望，对他的对立类型在心中怀有一种无言的尊重。纯粹沉湎于数字的人绝不是天才之料，纯粹沉湎于灵感的人亦如是。某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似乎恰恰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中摆来摆去，他们受控于两种根本相互对立，却不相互抵消反而相辅相成的天赋；虔诚的数学家（如帕斯卡尔）就是这类众多的例子之一。 既然虔诚与理性的天才能相互了解得很好，相互暗暗地爱慕对方，一个被另一个吸引着，那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体验一向也就是理性与敬畏的和解，即把两大对立面视为对等存在的认识。 结束语： [book_title]读书与藏书 （1908年） 每一张印了字的纸都代表一种价值，所有的印刷品都源于精神工作，应该得到尊重，这种看法在我们这儿已经过时了。现在，无论在大海之滨或荒山之上很难再找到一个不在印刷品泛滥之灾中灭顶的人。很少有人会认为一份日历、一本小册子，甚或一张报纸有价值，该留起来。我们已习惯不付钱而收到一大堆印刷品，我们对中国人将写过字或印了字的纸视为神圣的行为感到可笑。 虽然如此，尊重书的传统仍然保存下来了。免费送书以及甩卖书籍是到了最近才有的事。德国人藏书的兴趣看来正在增长之中。 当然，一般人对真正意义上的藏书还缺乏了解。许多人可以为啤酒或去小歌舞厅花钱，却不肯以十分之一的钱去买书，另一些比较老式的人则把书当圣物，让它在客厅里铺着丝绒桌布的桌上蒙灰度日。 基本上每一个真正的读者也会是书的友人。一个知道用心去接受书、去爱书的人，也会想尽可能地拥有书、永远放在近处，以便随时拿得着，随时可以再读一遍。借书，读完了送回去，这很简单，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书还掉之后，所读的也就忘得差不多了。有的人每天可以生吞活剥读一本书，尤其是清闲的妇女，对这样的人来说，租书馆是个好去处，因为他们并不想收藏宝藏，赢得朋友，丰富生活，他们只想满足一下欲望。这样的读者只有随他们的恶习去摆布了。戈特弗里德·凯勒曾为这类人画过惟妙惟肖的画像。 对一个好读者而言，读一本书就是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本质和他的思想方式，去理解他，可能的话和他成为朋友。特别是读诗人的作品，我们认识的不仅是书中那小圈子里的人物和围绕着人物的事件，更主要的是诗人本身，他的生活和观察方式、他的性情、他的内心，还有他的手迹、他的艺术手法、他思想上语言上的节奏。一个人只有被一本书吸引住，开始去认识作者，去理解他，与书产生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时，书才对他产生真正的影响。他自然想保有这本书，也就是说，他要买下它，在想读的时候就能读，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它里面生活。只买其语调和灵魂能打动自己的书的人，很快就会不再毫无目的地生吞活剥随便什么书了，他会圈定范围，选择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书，选择他在其中可以找到快乐和知识的书。无论如何，圈定这样一个范围要比偶然遇到什么就读什么好多了。 我们不能说哪一千本或一百本书是“最好的书”，但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他读得懂、感到与自己接近、觉得喜爱并有价值的书。因此，个人藏书不能成批订购，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逐步选购，就像他交朋友一样。这样，他的少量藏书对他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好读者所需要的书为数不多，有些农村妇女一生只拥有一本圣经，而她们从中所获得的知识、慰藉和乐趣却远比一些拥有贵重藏书的富人多得多。 书的效应真是十分奥妙，每个父亲、每个教育者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他们及时给孩子送上一本自认非常好的书，结果却必须承认失败；咨询和善意的监护虽说也有一定的益处，但事实上无论年长年幼，要进入书的世界，每个人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有些人在早年便喜爱诗人的作品，而有些人则要经过很多年之后才能体验到其中之奥妙；书可以从荷马开始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可以以相反的顺序读；可以从小先读诗人的作品，最后转向哲学著作，也可以反其道而行。读书，真是有上百种不同的方式与道路。然而，要自我教育、要通过书籍使精神成长则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尊重自己所读的书。有耐心和意愿去弄懂它，谦虚地认可它，倾听它。只为消遣而读书的人，所读的书再多再好，读过就会忘，读后与读前同样贫乏。如果我们读书像在听友人说话，书就会向我们展露自己，成为我们的财富。我们所读的书不会流失，会成为我们的所有，会留在我们身上，会做只有朋友能做的事，使我们欣喜，使我们得到安慰。 （谢莹莹 译） [book_title]阿西西圣徒弗兰西斯科的花冠 （1905年） 《圣徒弗兰西斯科的花冠》刚刚出了德文版，这是一本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书。近十年来人们对圣徒弗兰茨以及他的重要性甚为关注，而且关注的程度与日俱增，因此，介绍此书并加一些有关的资料并非多余。 弗兰茨原名吉奥瓦尼·伯纳东，1182年生于阿西西一位富商之家。家庭并未把他培养成一位学者，不过与贵族家庭及上等市民的交往使他受到很好的处世教育。他的父亲曾多次远出经商，到过法国南部，因而对当时的社会潮流应有所知。那个时代，自由城市兴起，市民文化萌芽，新的需求不断增加，教会不知如何应付，与皇帝的权力斗争已把教会弄得精疲力竭，再也无力他顾。人们的心灵渴望神谕、慰藉，渴望福音书的信息和对它的理解，而教会布道的内容十分混乱，它给予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头。于是有些人开始起来行动，非专业的布道人、民间的传道者出现了。有预言者、行奇迹者、传邪教者，还有真正的重要的民间演说家。这些人中，有的耽于空想，终于消失，有的在无谓的斗争中耗尽精力，多数人以及最好的一批则被妒火中烧的教会以暴力镇压了。一时之间，到处都有异端和殉道者，群情激昂，跃跃欲动。 我们不知这一时代氛围对少年弗兰茨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的是，别的一些潮流把他牢牢吸引住了。那是吟游诗人的抒情诗萌芽的时代，弗兰茨毕生保留了一丝吟游诗人的气质，为了提高生命的价值，他从未停止过对艺术的追求。他的冲动起初以青少年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纵情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惜大把花钱，事事先于他的贵族同伴。他经常举办宴会，也经常参加朋友的宴会，对于武器、华服和马匹的兴趣极为浓厚，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完美的骑士。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种追求的。在这近似游戏的少年人的作为与活动中，已经显示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做事决不会半途而废，他有热切的渴望，需要理想，并且会全心投入以赴理想之路。他要尝生命中最深最宝贵的东西，只要知道哪儿有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往那儿走。不过，他的天性有如会歌唱的鸟，具有内在的不可泯灭的欢乐，在他身上，你随时可以看到笑容，听到歌声和热情真挚的话。追求高远，同时又具有孩童的欢乐无邪及真诚，这两种基本特性足以说明他整个人和他整个生命。 不到二十岁他就参加了反抗佩鲁齐亚的保卫战。皇帝委派管理阿西西的执政官斯泼雷托被推翻之后，城里反对贵族的平民百姓越来越多，有几个男爵出于自救做出背叛的事，他们请求强大的佩鲁齐亚相助，佩鲁齐亚于是出兵，把阿西西打得落花流水。参战的弗兰茨和许多人一起被俘到佩鲁齐亚，在牢里关了一年，因着他的优雅有礼，他和贵族关在一起。牢狱生活并未令他沮丧，他总是活泼快乐，总是努力设法安慰鼓励同牢的伙伴，不放弃做个好骑士的希望。 1203年被释放后回到阿西西，他又开始过起从前的放荡生活，整天游乐张宴，像贵族一样大把花钱。后来他得了重病，以为必死无疑，于是非常自责，开始内省，尝试改变自己。可是，没有多久，他对尘世生活的激情重新燃起。这时通向他渴望的冒险和伟大事业、通向光芒和荣誉的道路似乎出现。 著名的指挥官和骑士瓦尔特在南意大利受雇为教皇建军。各地上层阶级的志愿者蜂拥而至。阿西西上层阶级也有几位年轻人决定参加。弗兰茨听说此事之后，欣喜万分，立刻决定加入。他心中有一股热切激烈的躁动，给自己装配了比别人更好的战袍和武器，见到人就说自己的希望和计划。他沉醉在期望和欣喜中，预见自己将踏上实现年轻人野心勃勃的梦想之路，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将以王侯和胜者的身份归来。出发那天，他骑上名贵的马与同伴们同行，他华贵的装备引起同伴的妒忌，也使留下的人啧啧称奇。 两天之后，弗兰茨单独往回走。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精神涣散，谦虚拘谨。他把装备送了人，我们不知道使他返回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是同伴们看不惯他夸张的行为不愿理他，或许是突生大病身体虚弱。总之，他的心灵经历了一个与死亡斗争的时刻，神触动了他的灵魂，在这神秘的时刻里，他的野心和冒险乐趣从他身上脱落，像脱下一层空壳。回家之后，他备受奚落，人们见到他就摇头。他一点儿也不在意。深层的东西折磨着他。他的理想、希望和生命计划全都破碎了。现在该怎么办？他需要新的理想，需要新的容器装他炽热的生命，需要一位新的神和一种新的信仰。在渴望和寻求中，他长时间耗费着生命。回来后不久，他对旧友的邀请一概不予理会，可是，有一天他出人意外地把大家请来欢聚。他们大吃大喝直到深夜，接着一群人肆无忌惮地又唱又闹穿行于大街小巷。这时，弗兰茨独自一人走在一旁，陷于沉思之中，因为这一晚他初次意识到自己新的理想是什么。同伴们找到他，笑哈哈围着他问，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不是想娶老婆了。他回答说，是的，他找到新娘了，她比他们能够想像的高贵美丽得多。同伴们笑着离开他，他们以为他喝醉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宴饮，也是他旧生活的最后一天。 这就是这位圣徒少年时代多彩多姿的生活。他少年时的性情，他的欢歌，他的喜乐，他对美的爱好，他的骑士风范，终其一生没有丢失。由于他后来过的是非常简朴的生活，对生命持极端严肃的态度，于是，他天性里的这些特征就获得一种更高更精神化的全新的美，从而使这位忍者和圣徒的形象总是环绕着一层童真和温雅的气息，这种气息吸引了千千万万人的心。 弗兰茨开始了新生活。他独处祈祷，与贫穷需要帮助的人交往。他心中得不到安宁，极端痛苦地体验着整个时代无法满足的宗教追求和需求，这种不安驱使他到罗马去朝圣。在罗马他找不到想寻找的。回来后不久，他开始醒悟，知道要回归那位许多挣扎着的心灵徒劳地寻找中、那位能给予他及无数追随者救赎的神，有一条单纯的路可以走。耶稣派遣门徒外出传道时对他们有所嘱咐，他决定，按照耶稣所说的字字句句去做。在他之前有许多人是这么做过的，可是他们或是成为苦修者或是成为隐士或是变为呆子。弗兰茨老老实实地把耶稣的话紧紧和当前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不教条化，特别避开圣经教条式的理解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他直觉感受到圣经最本质的部分，认真探究福音书有关贫穷的规定。他认识到，赤贫是达到内在自由的惟一道路，于是立即决定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通过在街市上凭直觉与人谈话，通过和朋友的讨论，他逐渐成为—位民间布道者。他所传的道理，没有不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这样，教义体现在他本人身上，就更加具有说服力。更主要的是，他不以忏悔布道者所穿的灰暗衣着出现，不做苦修者常做的殉道姿态，他总是快乐而谦恭，他不威胁不怒吼，而以他天生的欢乐吸引着听众。他称自己和他的弟子为神的乐手，他并不以地狱之苦恐吓人，而是以歌唱和赞美神让人感受天上人间之可爱。 他的工作十分艰难困苦。今天的读者读他的传记，在惊叹仰慕之余，会想，现在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当时并不比现在容易。那是个城市逐渐兴起、商业逐渐发达的时代，钱财已经具有一定的力量，这时宣扬贫穷的福音并不合时宜。而弗兰茨并非出身农家或贫困人家，他是富商之子，交往的是上等人。当他卖掉马匹把钱送给圣达米安的修士，当他同乞丐及贫困的人在一起，丢弃一切少爷的生活习惯时，不但所有朋友都离开他，他的家人也不原谅他。父亲在众人面前羞辱他，把他关起来，又把他送上法庭，最后把他赶出家门，取消他的继承权，兄弟嘲讽他，为他而感到羞耻，百姓嘲笑他、看不起他，在城里人们当他是个傻子，但他毫不屈服。主教的一个仆人见他可怜，送他一件衣服，他就穿着这件衣服走了，忍受着所有的屈辱，心中没有愤怒。他并没有想到要建立教派，不过，他不能无所事事，总得为荣耀神而做点什么事，于是他一个人开始修葺一座颓坏的小教堂。有需要，他就进城化缘，要建筑的石料，要点圣灯的油。他无所畏惧的坚持以及谦虚诚恳的态度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尊敬。化缘过程中，有上百次的侮辱和贬抑，但也有千百次与人单独谈话的机会，不知不觉间，他成长为一位极佳的传道人。不久，他有了第一个追随者，一个富家子弟来请求精神上的指点，弗兰茨劝他：“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自己什么也不要留下，来同我生活在一起，做我的弟兄。”这位年轻人按他所说的做了，他成了他最忠诚的一位弟子。 到了1210年，弗兰茨已经有了少数一些弟子，于是他到罗马，请求教皇认可他新的召会。教皇犹豫不决，拖了很久，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教会有了那个世纪最伟大的非专业出身的传道人。 这新宗派发展很快，信徒从几百增加到几千。随着宗派的发展，奠基者个人逐渐退居幕后。这么大一个团体的工作和责任、对整个团体的监督、规章制度的制定，凡此种种，加给他很大的负担，也带来一些忧虑和失望。现在他同最初几位同伴更加亲密，负担和忧虑越来越多，他就越感到需要乡间的宁静，感到需要在自己最深处的泉源休憩。他内心深处的泉水从未干涸，有赖于此，我们才有幸得以享受到他的《太阳之歌》，这是他对造物的赞美。弗兰茨的魅力至今不衰，对其他宗派的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其奥秘正来自他对大自然深刻的感情。他视大千世界所有可见的力量和创造物为他的弟兄，他爱这一切，欢迎这一切，他的生命感觉充满感恩和快乐，而这不带任何教会色彩，其超越时代的人性和美是中古世界最奇特最高贵的现象。 关于弗兰西斯科派修士的生活和这一派修女会的成立，关于弗兰茨晚年的生活、他的耶稣钉痕和他去世的情况，《花冠》有详尽的描述。在此我们只介绍几个日期。1224年，他踏上著名的阿尔维诺之旅，此时他身已患病，并预知自己的死亡，在阿尔维诺他经历了耶稣钉痕的奇迹。1226年10月3日，他受尽病痛的折磨后终于逝世，我们所知的圣徒死亡故事，没有一个比他的故事凄美。死后两年，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封他为圣徒，同时，阿西西弗兰茨教堂奠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教堂可说是意大利艺术的发源地。关于雕塑艺术和弗兰茨的关系及弗兰茨对他之后几个世纪文化上的重要影响，亨利·图德在他著名的有关弗兰西斯科的作品中有深入的介绍。图德的书是现代有关艺术专著中最为深入最为重要的一部。 有关圣徒弗兰茨的故事，在他生前已在民间有所流传。他死后，传说越来越多，或在家庭，或在寺院，或在宫廷，或在街巷，他的故事传遍各处。这些传说无一例外带着民间故事色彩，简单而生动活泼。到了14世纪，传说第一次结集成书，书名《圣弗兰西斯科的花冠》，后来这本书加入许多第一代弗兰西斯科教派修士的生平和传说。在印刷成书之前，它已经是，今天仍然是，最受意大利人喜爱的民间传说。《花冠》内容虽然虔诚，仍可说是意大利短篇小说的先驱，它是一位伟人在他民族的文学中所能得到的最美丽而不朽的纪念碑。它并非弗兰茨生平、事迹和话语的历史见证，但整本书，即使在极微小处，都充满了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可爱和严肃；他在书中的形象，就是几百年来民间对他的虔诚思念的形象。 （谢莹莹 译） [book_title]邂逅往日 （1953年） 我常常收到青年诗人附上他们处女作的信。他们所用的意象和音律就是流行的几种形式，极少有人试试以其他方式写诗，几十年来没有一个青年诗人像四十年前罗伯特·瓦尔泽或特拉克尔年轻时那样，以自己固执的、独一无二的新面貌让我感到惊喜。当然，收到年轻人诗页的老人也已不再好奇、不再容易感动了，他一年收到上千首新诗，像个已吃得饱饱感到疲倦的客人，耐心地坐在饭桌上，而一道道的菜还在上。收到的诗中也有音调不错、结构完整、思想高尚的，几乎接近歌德，接近格奥格，接近里尔克。其他的则都是一式的幼稚无助：将一个散文句子分成好几行，每行两三个字，完全是一种图示法，艺术上谈不上什么，但对于作者思路所设的限制却比那些完美诗句少得多。在这些模仿的诗中我们常可看出被模仿的是哪位诗人，是哪一首诗。读着这样诗的老作家常会摇头感叹，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会如此直接、如此幼稚地去模仿，他们怎么不知道人家一下子就能看出来龙去脉。他们不但从他们崇拜的诗人那儿借用了音律、语气、词汇，就连内容和情调也抄袭过来。我摇着头认定年轻人真是毫无所知、毫无顾虑，他们被好诗吸引，如此着迷，竟然将人家已写过的东西尽可能相似地再写一遍。 当老年人对年轻人的行为大摇其头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忘记自己年轻时是什么模样。当我一会儿带点同情、带点幽默，一会儿又有点不满地看着那许多的格奥格们、里尔克们和特拉克尔们时，我也是这样。不过，上了年岁的人有时也还能学。这是我近几日出乎意料地经历到的。 在阿德蕾的遗物中有一张小纸条，上面的一首诗显出我少年时代的笔迹，他们寄给我了。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诗是我十六岁时写了送给我姐姐的。没有题目，诗句如下： 海浪复归平静， 岸上的鸟儿也都栖隐， 水妖弹起了竖琴， 小舟里的渔夫正凝神静听。 松树低垂着树枝， 风已把力气吹尽， 小镇漆黑一片，惟有山崖上 耸立着灯塔，孤孤伶伶。 远海上，船儿悠悠驶行， 载着满舱的财富宝藏， 多少颗怀乡的心 安息在雾气笼罩的船上。 此刻一切是那么平静， 可是不久风浪就要苏醒—— 啊天主，请与流浪的人同在， 请做领我们越过夜的带路人！ 读到自己的诗，我感到很惊愕。我曾经带着感触和诧异的心情读过多少少年人的诗，虽然我能够分辨它们形式上的优劣，我却无法身历其境地感受他们的天真和他们模仿的乐兴。现在，我自己少年时代写的诗就放在眼前，拿它与现在年轻人随便哪首诗相比的话，它至少也一样没有创意，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是学来的。今天的年轻人至少还从他们的崇拜者如格奥格、里尔克、罗尔克或本恩那儿努力学到一点儿表现上的风格，而我则循着艾兴多夫的路子走，他虽是个伟大而虔诚的诗人，却不讲究诗句的构造和措辞。我的诗整个儿借用他的东西，用他简单易学的格律，用他的景象和人物——水手、航行中的船只，用他虔诚的结尾。那时我从未见过航行中的船或雾中的大海和海洋的波涛，没有见过灯塔，没有听过水手的琴声，也不曾想过在夜晚祈求上帝保护漂泊的人。如果以同样的眼光来看不相识青少年的诗和我自己当时的诗，那么我的诗也完完全全是仿制品，既不真实，也没有创造性，可说是欺人之谈。我必须向无数青少年请求原谅，并且承认，我初时的写作和他们完全一样。把人家讲过的话再讲一遍，用滥的形式再拿来用，用别人的词汇，学人家的音调，诗写得不好，诗里面也没有真正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拿着那首诗，我既羞愧，又难过。 但是，拿在我手上的毕竟并非仅仅是一首一文不值的诗。这诗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羞愧和沮丧，它还给我带来其他更好的东西，带来心灵的波动，使我似乎又找到少年时的自己。光是纸张本身就充满魅力。它是一种相当牢固坚实的纸，带点浅红色，我立刻就认出它，我童年至少年时画画写字，除了不得已时用包装纸的边角料和信封的反面，经常用的便是这种纸了，它是当时店里最便宜的纸张，就是所谓的草稿纸，一分钱可以买两大对开张，那几年里，每当生日和圣诞节，我要的礼物单上总有它。越多越好，当我逐渐少画而多写时，我就更加节省着用纸。我总把它分成小张，各式各样的大小都分过了。我特别喜欢把它们做成小小的本子，自己用母亲的针线装订。在这种小本上写满故事或诗句，就是我送给朋友、母亲或姐姐的特殊礼物了。 当我这么看着、摸着这历经六十年而完好无缺并且还保持着一点儿淡红色的纸张时，已经褪色的许多事从记忆涌现而出：我的房间，我的书桌和椅子，还有那地板和床前的地毯。而我那首不光彩的诗所有的不光彩之处也逐渐消失了，它不是诗，也不该当做诗来看，这是我少年时期的纪念品。我的少年时期既美妙，又艰难，我曾问题重重，反应激烈，当时写诗对我虽也重要，但那是像游戏在孩童生活中占主要地位那样。如果说我当时极力模仿艾兴多夫或盖贝尔，写出一些不像样的诗，那么，重要的不是写出的诗，而是游戏本身，模仿、投入、戴上一副成人的面具，且不是像随便哪个成人，而是一位特殊杰出的著名人物。如果说我作为少年人，套用了伟大或渺小的前人的东西，不但借用了他们的字句和韵律，还借用了他们的经历和感情，那么我当时所做的，就像小手抓着虚设的方向盘，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他想像自己驾着马力很大的汽车在奔跑而欣喜万分。像孩童玩着开汽车的游戏，诗人最初阶段也想像自己进入艾兴多夫的角色，用他的竖琴在弹奏。把这看做愚蠢的效颦甚或剽窃的人，是不知何为童真和游戏，而只知抱怨的批评者。 重见自己草稿纸上的涂鸦，不仅带来羞愧和教训，也使我回忆起内心冲突相当激烈的一段日子，对此，我只有高兴。那是段充满危机和不安的生命青春期，如果有个爱批判、爱牢骚的读者看了我浪漫化的诗句就得出结论，就认为这玩着儿戏的少年缺乏自己的感情和经历，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年轻生命的浪潮正汹涌着，生命经历了最远的疏离和最深的消沉，濒临死亡的边缘，我仅仅是诗歌爱好者，写出的拙劣诗句没有能力表达这种体验，事实上，我更不敢面对它，不敢对它多加思索，这不足为怪。十年后我在《在轮下》描写的正是这段日子的经历，那是我对这段经历的第一次召唤，其实我还没有什么把握，远远没能真正懂得它、超越它。我想以吉本拉特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表达当年的危机，书里另一个人物海尔纳是他的朋友，性格和他相反。写出来是为了从那段回忆中解脱。而我自己当时还不够成熟，也没有什么优势，于是就摆出一副批判和控诉的姿态，批判那些置吉本拉特于死地的力量，也就是当年几乎置我于死地的那些力量：学校、神学、传统、权威。 我写那本学童小说是个过早的尝试，它也只有部分是成功的，并且曾引起不少争论。所以，当它后来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多年以来，书店里没有它的踪影——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反倒觉得这样也好。 但是，不管书写得好不好，书里终究蕴藏了一段受过煎熬的真实生活，而这种活生生的核心有时能够在很久之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产生作用，从而把它的能量散发一些出来。我意外地经历到了这一点。就在我少年的诗句回到我身边后一星期的光景，我收到一位少年读者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信是用德文写的，德文不坏，信很令人感动，它使我得知，已经消失的施瓦本少年吉本拉特在日本重又成为一个少年的同伴，成了他的慰藉。我略去信里一些恭维和过分热情的话，把这封信抄录下来： 我是东京的一个中学生。 我读的第一本您的小说是《在轮下》，我一年前读了它。当时我非常严肃地思考着孤独的问题，我像汉斯·吉本拉特一样，心灵处于极端混乱之中。我从许多书中找出符合我当时心情的一本来读，当我在那本小说中发现了您描写的那位少年时，欣喜之情简直无法形容。我想，没有相同体验的人，是无法理解您的。 自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读您的作品。读得越多我在书中找到自己的感觉就越深。现在我深信，最能理解我的人就在瑞士，他总是注视着我。 请您保护我，也请珍重您自己的健康。 在卡尔夫老房子里学着艾兴多夫写诗的那段时间里，我所经历并经受住的东西，十年后在同一栋房子里我尝试客观地把它写出来，这东西并未消失。在经过半世纪之后，它被翻译成日文，对一个生活在那里的少年说话，在他陷入危机挣扎着走向自己的途中，它为他照亮了一小段路。 （谢莹莹 译） [book_title]说老 （1952年） 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像生命里其他阶段一样，它有自己的容貌，自己的情绪和脾性，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同我们年轻的弟兄一样，有自己的任务，它使得我们的存在有意义。即使病入膏肓或濒临死亡听不到世间呼唤他的声音的人，也有自己的任务，有他必须做的重要事情。善处耄耋和善待青春同样是美好而神圣的任务，学会死亡和完成死亡同人生其他的职能一样可贵，前提是我们在完成这一职能时，必须对一切生命的意义和神圣有敬畏之心。眼见自己年岁变老、头发变白，接近死亡而感恐惧、发怨言的老人，就如同强壮的年轻人讨厌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想逃避一样，都有愧于自己的这一生命阶段。 总之，如果要做个称职的、能给自己生命以意义的老人，我们就得接受老年岁月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同意它的到来。如果不同意，如果不投身于自然所要求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日子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不管我们年老或年轻。 每个人都知道，年岁一大，各种毛病就跟着来，最后就是生命的终结。我们一年不如一年，逐年得放弃一些事，得学会怀疑自己的感觉和力气，前不久轻松散步走过的一段路，会忽然变得很长，走起来很费劲，直到有一天我们再也走不动。我们向来喜欢的食物，现在得放弃。感官的享受越来越少，偶尔尝试一次，便有严重后果。各式各样的病痛会纠缠我们，我们的感觉越来越不灵敏，身体的器官逐渐罢工，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这一切都不可否认，都是痛苦的现实。但是如果我们老是专注于衰老的过程，而见不到老年也有好的一面，有优越性，有慰藉和快乐的源泉，那就太可悲可怜了。两个老年人见面时，不该只谈那可恶的痛风、那僵硬的四肢以及爬楼梯时的心跳气喘，他们不仅该谈论受的苦和气，也该谈谈他们愉快的经历和令人安慰的体验。而这肯定也是不少的。 如果我提起老年正面的、美好的一面，说到我们白发老人也知道的一些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却能给予我们力量、耐心和快乐的源泉，那么，我指的不是宗教和教会给人的安慰，对此我无权谈论，那是牧师的事。不过我可以说说几件老年带给我们的礼物。对我最宝贵的是保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图像宝库，那是我们漫长一生中收集的，当我们不再忙碌于世事时，我们就能比以前更好地来关心它。消失了六七十年的人物形象和面孔活在我们心中，他们属于我们，陪伴我们，用活生生的眼睛看着我们。已经消失或者面貌大变的房子、花园、城市，在我们看来和以前一模一样，在我们的图像宝库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十年前旅行时去过的远方的山水，明媚灿烂一如当初。观看、观察和内省越来越成为习惯，也是一种训练，不知不觉间我们整个人都受到这种观察和内省的态度及气氛的影响。我们曾像大多数人一样，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愿望、梦想、需求、激情，我们不停冲刺，有时烦躁不安，有时满怀希望，我们的情绪因为成功或失败而大起大落——如今，仔细翻阅我们生命的大画册，我们会惊讶地发觉，避开那些追逐，进入沉静内省的生命是多么美妙的事。在这老人的花园里开着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空闲去侍弄的花，比如可贵的耐心之花，我们会变得心平气和，知道同情宽恕，参与和行动的愿望越小，我们就越有能力去谛听和凝视自然和邻人的生命，我们会惊讶生命的多彩多姿，有时关怀备至带着静静的惋惜，有时大笑，有时大喜，有时带着幽默，不加批判地让它从我们面前经过。 不久前我在院子花园里烧枯枝落叶。一位大约八十高龄的老太太经过我的荆棘篱笆，她停下来看着我烧火。我同她打了个招呼，于是她笑着说：“您烧火真是烧对了。在我们这种年龄，得开始同地狱打交道了。”这就定下了聊天的调子，我们相互诉说自己的病痛和缺乏，不过一直以玩笑的语气说着。聊到最后，我们承认自己虽有病痛，但只要村里还有百岁老人在，我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耄耋之老者。 当不懂事的强壮少年意识着自己的强势，跟在我们后头，觉得我们不稳的步履、稀疏的白发和青筋暴露的脖子很是可笑时，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当年也曾和他们一样窃笑过人，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被打败的弱势者。我们要为自己已经跨过这一生命阶段，比以前稍为聪明了一点、宽容了一点，而感到宽慰。 （谢莹莹 译） [book_title]忆父亲 我站在一个大火车站的行李窗口旁，还有几分钟火车就要开了。天色已晚，灯已亮起。今天一早我就从家里出来了，在这儿停留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要找的朋友，于是跑到一个相识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去消磨时间，看了许多画和陶制品，其实心里很着急，因为家里有许多工作待做，而明后天我还得继续旅程，到两个地方去演讲。演讲，也是为了有助待做的那些工作。 在敌国俘虏营里的可怜虫，是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回不了家不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帮助他们毫无疑问是件好事。但是——我有时感觉到，现在也这么想——我们这么热心努力做好事是不是全然正确？做法是否有点儿过热？所做的事使我们的灵魂感到陌生不相称，是否受到那种在战争中恣意发泄的可怕的世俗精神的感染？几个月来，我不是一不留神就身心疲惫满怀渴望地躲到古老的神圣呼救中去吗？上百次我也喊道：“尘世啊，不要纠缠我！” 火车已经亮灯鸣笛，我取了行李正想上火车，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我亲爱的朋友来了，他站在那儿，眼睛盯着我看。 “留下吧，”他很友善地说，“今晚留在我家吧！不必继续旅行了！” 我马上笑了起来，摇摇手，这时他低声说：“我收到电报，有个消息带给你。” “什么事呢？”我还毫不知情地问。 他拿过我的箱子，说：“有坏消息。你父亲突然去世了。” 一刻钟后我坐上了火车，不是原先打算乘坐的那一班，而是改乘今晚就能回到我自己家的一班车。我心里乱糟糟的，什么也还没有做，只是匆忙地写下要发的电报，找出合适的火车班次。现在我坐在火车上，不是如心所愿到父亲家，而是往反方向，往我自己家去。我必须先回家办新护照才能到德国去。现在不是战争吗，你不准有私事，不准有痛苦，不准做自然而正确的事，你得排队，得等人家盖章，照人头相，签字，得说明申请护照的原因，对你的说明谁感兴趣呢。反正这些对我也并非新鲜事。更糟的是，我的心情无论如何平静不了，一路上，我心里悲痛之极，随着车轮可怕的节奏，我的耳边上千次响起沉重苦闷的声音：“你父亲死了，现在你没有父亲了！” 许多别的声音也响起了：回家还能见到人吗？不知道能不能很快拿到护照？我的兄弟姐妹们不知道怎么样了？忽然我又想到应该有一套黑西装。深切的羞愧和哀痛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间折磨着我，我愧于此刻不能集中精神以一颗平静的心献给父亲，我的心神如此紊乱分散，让这么多的琐事占据着。 时而半意识到丧父之痛，使我非常压抑，呼吸都感到困难，头疼不止。我力图集中精神全心全意想像亡父的形象，可是无法完全见到父亲清晰和真实的面容。此刻惟一的安慰是：父亲得以安息，他现在好了，能遂其所愿，走上归家的路。我又想起从前亲见父亲卧病的情形，那是他备受疼痛折磨的时候。于是，父亲的形象突然清晰万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见到他和蔼可亲而痛得令人揪心的表情，他深深呼吸着，用张开的手把额际的长发掠到后面去，目光好似来自陌生的远方，平静而悲伤地盯着我看。现在我重新感受到父亲整个的人了，他纯然而清晰地在我心中，于是我对自己说：“他们从未了解他，没有人，连他的朋友们也不了解他。只有我完全了解他，因为我和他一样，孤独而不被理解。” 夜晚，火车到达我居住的地方，我上了电车，见车里有相识的人在聊天，就把脸转向车窗，目光对着夜晚熟悉的街道和桥梁却觉得陌生，好似我正疲惫地途经一个陌生地方。我太太到城外电车终点站来接我，我们一起穿过漆黑的田野走回家，我今晨才离开的家。 家里我的书桌上放着一些信，上面就放着那封电报，我看了电报，禁不住浮起一丝微笑来。电报上写着“溘然长眠”，这听起来多好，多温和，与父亲是多么相称啊！这完完全全就是他的作风，我十分了解，并且与父亲颇有同感，感觉这是场小小的胜利，因为他成功地逃逝了，一点也没有被人察觉到。他就像一只鸟儿，像一只关在屋里的森林之鸟，在窗户开着而屋里无人时飞走了。 到了夜深时刻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根、我心灵深处神秘的处所受到的震撼，感觉到这一切的凄美和不可再现。到了此刻，我才能够哭出来。 第二天直到中午时分我都在为护照奔波，一切就像在噩梦中那么不顺当，事事受障碍，处处有欠缺，每个地方都还得等上一刻钟，惟一适合的火车班次早已开走了，而我还头脑疲乏双手冰凉无所事事在各个办事处等来等去，我心中难受，像中了魔咒似的站在办公室的黄色椅子和钉满规章和公告的墙之间，这真是个可怕的世界。这个如此严酷、如此可咒、如此欠缺的世界包围着我，自从彼拉多以来，生命在此世已不真正存在，灵魂的实质也已失去。现在，它以它清醒的非真实在梦幻中包围着我，再次夺走了我的悲痛和反抗，这个无实质的世界的墙偶尔打开一会儿，于是我在极遥远的虚空后面见到一位穿着寿衣的人安静地等待着我。接着我又得对着办事人员把事情再说一遍，还在各种文件上签名。终于办完护照，我麻木地站在街上，跳上一辆车，回到家，饭桌已摆好，箱子也收拾妥当，我打了很久的电话，快速吃了点东西，口袋里装上书就赶紧乘车去火车站。 今天到不了父亲那儿了，但能走多远，我就要走多远。离家之际我看见孩子们正放学回家。上了火车，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走的就是我昨天来回走过的那条路线，黄昏时刻，火车经过我今晚本该来演讲的城市，非常靠近演讲大厅。夜晚时分波登湖出现了，湖上还行驶着一条船，在港口的灯光下我迎来德国土地。我曾在这地区生活过多年，在这儿喝过的酒、吃过的鱼忽然把成百幅已卷起的画卷打开来，尘封的记忆一涌而出。晚风中火车经过沉睡中的弗里德里希港，沿着波登湖前进。然后我就沉睡到清晨。 早晨，当我站在带我返回故乡的火车上时，我才清楚地感到，父亲的棺柩带我穿越不断变化的景色紧紧把我拉回他那儿。他拉回家的不止我一人，他还拉着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坐不同的车经过不同的地方都为奔丧而回家来，每个人都完全熟悉和了解父亲某一些特质（一些或许只有我们其中一人熟悉和了解的特质）。 火车渐行渐近故乡，经过我上过学的地方，我青少年时代经常在这森林茂密的群山间漫游。今天，一切都变得黯然无光，回顾我的生活，它不像弯弯曲曲的愉快山谷，而像一条不容避免的笔直艰难的道路，从父亲那儿来，又回到父亲那儿去。 我又想起父亲从不被人了解，虽然父亲天生有才能表现天性中轻松快乐开朗的一面，他总是使别人愉快，但是父亲艰难的一生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不为人所了解中度过。令人惊讶的是，病痛不断、温柔多感的父亲身上总是闪耀着一种特殊的庄严，一种出自良好教养和骑士风范的高尚光辉。这并非健康质朴的天性具有的那种愉快，他拥有的是历经苦难者的感恩和乐天，在艰难的岁月里，他学会小心翼翼为生命中的阳光和小小的慰藉开一扇门。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看望父亲时，互相问候之后我们立刻就谈了起来，谈得那么相投，那么快乐，互相充满信赖。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我或者责备我，或者对我有别的希望，他知我胜于我知他，虽然同他柔和的虔诚相比，我是个粗鲁的俗人，但是我们却感到彼此相同，相互需要，这种感觉就像温暖的天空，笼罩着我们。毫无疑问，父亲比我宽容得多，也更能忍让。因为他虽然并非圣人，却拥有成就圣人的珍贵品质。最后一次坐在他安静的小房间里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那小房间是远离尘世的安全地和隐蔽所，于他，这里却是监狱和折磨人的牢笼——此时他失明已有好一段日子了，夜里常失眠，他有不少借以度过漫漫长夜的办法，他讲了其中一种给我听。睡不着时，他就尽力想一些拉丁文警句和成语，按照字母的顺序一条条背下去，这不但能够训练记忆力，还能够更加紧凑地将保存在记忆里的财富显现并使用出来。那天他要我同他一起做这游戏，从A开始。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两三句。先想起“大局已定”，再想到“艺术长存，生命短促”。父亲则闭目思索，接着像个水晶探寻器般，仔细地按照字母的排列将一个个美丽完美的句子搜索出来——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怀着对美丽、简短、悦耳的语言的喜悦和敬意，仔细而清楚地说出每一个句子，就像一个有教养的收藏家小心翼翼用手拿他珍爱的收藏品一样。 想着想着我又能够见到父亲整个人了。他的长发向后梳去，面容像骑士，高高的额头，高贵而优美，盲目上的眼睑闭着，上面高高隆起两道弧眉。得知父亲的死讯后，这是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感到所有这些亲爱珍贵的东西都已经失而不可复得了，我浑身发冷。再也感觉不到他温柔的手了，那在我头上抚摸祝福的手，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这是何等的损失啊！站在颠簸的车厢窗口旁，有好一会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除了父亲被夺之痛，以及一些愤怒，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愤怒，他们不知道那么正派的一个人已经死去，他们感觉不到损失。 不一会儿我想起一件更糟更可怕的事——怎么可能到现在才想起来呢！我最后写给他的信，或许他在临终前收到了——一张匆忙写下的非常简短的明信片，没有关爱，只有几句随便问候的话，还抱怨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写信。天啊，这是多么可悲、可恶、可耻，比不写还糟！与此相比，我少年时代给父亲带来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虽然那也很严酷，可那是当然而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这种淡漠，真是卑劣，真是无可饶恕，我居然迷失于空虚的事务和责任而忘却爱的第一要务！负罪感就像一股浑浊的泥流滚压在我身上，使我透不过气来。 火车停在省会的车站，一位朋友接我回他家休息，等待可以继续旅程的车。不久，我就坐上乡村慢车，火车最后停在小车站上。车站上站着一些人，我忽然看到了弟弟和姐姐，我们互相拥抱起来，于是我们又和童年时代一样，属于同一血脉。逝去的童年故乡、童稚无邪的共同生活、早已去世的母亲那温暖的褐色眼睛，这一切忽然间都出现了，使我觉得温暖和安全，我嗅着家乡的气息，听到家乡的方言，这一切在我血液中流淌，使我心平气和。啊，我们平时是多么可怜地奔波于滚滚红尘之中，而我们本有可能呼吸如此丰富的爱的，多么可怜，多么可怜啊！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我回到家了。 我们静静地穿过村庄早春的草地，残雪处处可见。多好啊，我来了，一手挂在姐姐臂弯里，一手搭在弟弟肩膀上，这真有说不出的好！走近小山走回家去，父亲躺在那儿等着我们，这又是多么悲哀多么奇异的感觉啊！我又见到那扇窗户，每个孩子出远门时，父亲就在那儿挥手告别。走上楼梯，看见玻璃门旁的钩子，父亲柔软的帽子原本总是挂在那里。在走廊和房间里，我呼吸着简朴、整洁、干净的气息，这种温和纯洁的气氛曾一直围绕着父亲。 姐姐妹妹做好咖啡，首先讲述了父亲临终的情形。是的，父亲走得非常容易非常快，几乎是恶作剧般不声不响地偷偷溜走了。我们知道，受尽痛苦的父亲并非不怕死亡，然而他常常衷心渴望死亡的到来。现在好了，解脱了，也别无他求了。印好的讣告放在桌上，上面特别印了一行拉丁文赞美诗，这行诗将按照他的遗愿刻在他的墓碑上。我问姐妹们，这句话德文怎么讲。她们微笑一下说：“绳索扯断，鸟儿自由了！” 我一个人轻轻走向父亲的房间，打开了房门。窗户开着，寒风带着雪花吹进来，房间里洋溢着花香。 我们的父亲躺在花丛中，双手交叉放着，头朝后靠，似在做深呼吸，高高的额头高贵庄严，双目宁静地闭着。他是如何热切地深深呼吸着这终于得到的宁静啊，他终于可以休息了，解脱了，可爱的面容显出多少的满足啊！疼痛和忙碌伴他过了一生，也把他造就为战士和骑士，看来现在他正极为惊讶地倾听着他周遭的无限宁静。父亲啊，我的父亲！ 我哭泣着吻他的双手，把温暖而活生生的双手放在他冰凉的额头上，我一下子想起童年时代，冬天里每当有孩子从外头进屋，父亲就会让我们把冰冷的手在他额头搁一会儿，因为他常常连续几天发作剧烈的头疼而倍感痛苦。而今，我不安而暖和的手就放在他额头上，从他那儿吸取寒冷之气。父亲一切的骑士风范和高贵气质如今清晰万分地在他的脸上显示出来，庄严一如宁静的雪峰。父亲啊，我的父亲。 晚上，姐姐拿了一个金戒指给我。那是母亲在60年代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定做的，戒指内圈刻有一句箴言，十年后与父亲结婚时她把这戒指送给了父亲。 我转动戒指，看了上面的箴言，然后就把它戴在手指上。大小正合适，这戒指戴在父亲手上时，我见过千百次，小时候还常转着它玩，当我端详着戴上戒指的手时，姐姐也看了，我们两人都觉得，我的手和手指同父亲的手是多么相似。夜里，由于不习惯戴戒指而醒了两次，因为我以前从未戴过戒指。我躺在床上，悟到了这戒指只是个微弱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与父亲的存在及命运的几百种必然的联系。 第二天，我又单独在父亲身边待了一会儿，他似乎仍然热忱而惊讶地凝听着这无比的宁静，完全与宁静融为一体了。我的额头和双手再次从那神圣源泉得到冷却，一切的痛苦有了这冷却就不算什么了。无论我是个多不肖的儿子，无论我多么不配有这位父亲，有一天我的灵魂也会得到宁静，我的不停的脉搏也会得到冷却。如果在痛苦中得不到别的安慰，那么至少还总有这一点安慰：有一天我的额头也会这样完全冷却，于是我的意识就会流向本质。 自从在父亲明亮寒冷的房间度过几个美妙而衷心满足的时辰后，认识死亡于我变得很重要而且很可贵。迄今为止，我很少想过死亡，从未畏惧过它，无望焦急的时候还常盼望死亡的到来。而今，我才见到它整体的真实和伟大，它作为反极，使我们能够完成命运和生命之圈。迄今为止，我的生命像一条路，路的开端是母亲和童年，充满了爱，我常欢快地、也常烦恼地走着这条生命之路，我也常诅咒它——不过，我从未清楚见过路的尽头。我觉得，给我的存在以滋养的一切动因和力量都来自混沌之初，来自从母体出生的时候，死亡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偶然点，力量、活力和动力到达这一点便衰弱消失。如今我才见到这“偶然”的伟大和必然性，并且感觉到我的生命系于两端，决定于两端，我明白，我的道路和我的任务是，走向终点的完满，接近它，使它成熟，使它成为所有庆典中最严肃的一个。 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谈了很多，听过父亲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特别故事的，就把它们讲给大家听，我们还不时穿插着朗读一小段父亲的笔记。不时有人从墙上拿下一幅家庭合影仔细地看，还找背面记录的拍摄日期。不时有人走开，到“那边”去同父亲待一会儿，不时有人哭泣。姐妹当中有一位比我们谁的损失都多，她的生活和命运将因父亲的过世而有大转折，就连她的外在生活也将有大改变。我们大家对她表现出特别的关爱，围绕在她的左右。我们兄弟姐妹分开多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对父母的千百种珍贵的回忆以及共同的血脉和精神将我们环抱在一起。因为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将要继承的是父亲遗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在惊惧的时刻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血脉的纽带，我们继承的还有严格的要求与信仰，我们的父母为之毕生献身，我们孩子们也没有一人想摆脱它。即使我这割断了一切语言和地区束缚的儿子，内心也仍然受这种严格要求和信仰的紧紧约束。我们大家现在都感觉到了这种信仰，这是对于天职与责任的信仰，一种无法以语言表达，也无法以行动平静其内在冲动的信仰，它是我们共有的，就像我们有同一血脉一样。即使我们彼此离散，我们仍然属于同一宗派，属于同一个秘密的骑士团体，没有退籍的可能，因为这样的信仰虽然可能被践踏，却不可能被消灭。 不过，这些我们一点也没有谈到。 如今父亲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春天的黄土。在他的墓地上，第一批种下的花或许已经生根。如今我已经是个没有家乡的人，父母分别葬于不同的地方。我没有带走任何别的纪念品，除了这枚轻轻的戒指，如今，我已经习惯戴它了。将来，埋葬我的地方、土地为我尽母亲最后一份责任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然而，就像故去的父亲，我热爱又感到陌生的世界并未使我迷失方向。由施瓦本大地上那座潮湿的褐色坟墓，我所获得的远超过我所失去的。一个人一旦踏上成熟的道路，他就不会再有所失，他只会有所获。直到那个时刻也降临于他，他将发现鸟笼开着，于是带着最后的心跳逃离充满缺陷的世界。 想在圣经或者其他书上找一句恰当的格言形容我们这样的人，不说出一切，也不想说出一切，但能够反映出整个事情的圣洁的光辉格言，大概没有比圣经诗歌里这一句更好的了：“绳索扯断，鸟儿自由了！” [book_title]忆我的弟弟汉斯 生命中有一些我们无法忘却的时刻，当我们从外部观察自己，忽然发现一些本来不存在或不为自己所知的特点，这样的时刻，是无法忘却的。我们会全身震颤，震惊于这新的发现，发现我们的本质并非永远一致、并非如我们一向以为的那样固定不变。我们从骗人的甜蜜梦中醒过来一会儿，见到自己改变了，变大或变小，发展了或萎缩了。无论我们的心情是喜是忧，在这一刻里，我们见到自己随着无尽的激流漂流，它或是发展的，或是变动的，或是吞没一切的消逝，我们虽然知道它存在，不过，一般我们会将自己和自己的一些理想当成例外情况。因为，如果我们是清醒的，那么，这清醒的一刻会扩展为几个月或几年，那样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无论如何受不了这种清醒状态。我猜大多数的人连清醒的一刻也没有经历过，他们毕生住在自己看似不会变动的尖塔里，像诺亚在他的方舟中一样，看着生命之激流、死亡之激流从身边咆哮而过，看着陌生人或朋友被卷走，于是追呼他们、恸哭他们，而以为自己会永远稳当停留在岸上观看，不会跟着被冲走，不会一起被吞没。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围着每一个人转，每一个人的有生之日都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和高峰：在他之前有几千年的时光逝去，有许多的种族消亡，而继他之后什么也没有，巨大的世界历史看来只是在为此刻、为当前的天顶服务。如果这种自己是中心、站在岸边不会被卷走的感觉被扰乱，幼稚的人会觉得这是种威胁，他拒绝被唤醒，被教导，他觉得苏醒过来、触及现实的真实是可恨的事，他觉得精神含有敌意，他会愤怒地、直觉地避开那些他认为被苏醒状态所侵袭的人，避开预言者、问题人物、天才、先知和精神错乱者。 今天看来，我也不曾有过许多这样的苏醒时刻，其中有些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被遗忘，记忆总想将它们尘封。我少年时代几次苏醒的体验最为强烈。当然，后来每当这样的警告时刻到来时，我已经比较有经验，比较聪明，也能够比较好、比较有智慧地去思考，不过经历和体验本身以及苏醒时那一刻的震颤，在少年时代则更为真切、更令人惊讶，那时的体验更加血淋淋、更加充满激情。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倘若遇到了大天使，他的心会跳得很厉害，不过他不会比少年时黄昏时刻在花园门口等待女友时更紧张、更欢欣。 我今天想起来的体验发生在片刻间，大概只有几秒钟之久。但是在那苏醒和知觉的瞬间我们看到了许多东西，回忆它、记录它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经历本身要多得多，就像我们回忆和记录梦境一样。 那是在卡尔夫的老家发生的事，圣诞夜在我们那间“美丽的房间”里，高高的圣诞树上点着蜡烛，我们已唱完第二首歌。最庄严最重要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那就是父亲朗读福音书的时刻：父亲高高的个子站在圣诞树前，手中拿着小小的福音书，他以节庆的声调读着、背着耶稣诞生的故事：“牧羊人在野外羊栏旁，他们夜间守护着羊群……”这是我们圣诞节的核心节目：围着圣诞树，听着父亲激动的声音，眼睛看着摆放在屋子一角的半圆桌上的青苔和石头之间的伯利恒城，紧张快乐地等待着礼物。这时心中会有轻微的矛盾，这是每一个节日都有的心灵挣扎，这种矛盾使我们有点儿败兴，同时又增加了节日气氛，这是尘世与神国的抗争，是自然的快乐与虔诚的快乐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在圣诞节不像在复活节那么糟，在耶稣诞生的日子里，人们允许欢乐，也应当欢乐，然而伯利恒马槽里的耶稣的诞生、圣诞树和烛光、圣诞饼干和星形饼干的香味所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心中忐忑不安的催迫感相伴，因为想知道几星期来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在礼物桌上，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不纯的感觉。反正，和烛光和歌声一样，这种轻微的困扰和良心小小的不安也属于节日。在我们家，庆贺生日时总要先唱一首歌，歌词的头两行充满怀疑：生而为人，何言快乐？ 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快乐的。孩童时代，我唱这歌的时候总是把问号略掉，我确信，“生而为人”确是快乐的事，特别是有人生日的那天。所以，在圣诞夜我们大家都从心底感到欣喜。 福音念完了，第二首歌唱过了，唱歌的时候我已经偷偷往摆着我礼物的桌子一角看了看，现在我们走向自己的礼物，母亲领着女孩们到放她们礼物的地方。屋里已经很暖和了，房间闪烁着烛光，弥漫着蜡和树脂的气味，还有浓浓的饼干香味。女孩们彼此兴奋地小声说着话，显露出她们的喜悦，抚摸着她们的礼物，小妹妹正打开自己的礼物，不禁欢呼起来。当时我大约十三或十四岁。 我也像大家一样，离开圣诞树，走向我的礼物桌，我的眼睛已经寻找到礼物，于是看准目标走去。我得绕过小弟弟汉斯和那张摆着他的礼物的小矮桌子，走过的时候，我瞄了一眼他的礼物，其中最醒目最漂亮的是一套小茶具，那可爱的小人国用的小盘、小杯、小壶放在一起，那么小、那么漂亮，看去好玩而动人。我的小弟弟站在小桌旁，头向前伸，全神贯注看着这小茶具。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童稚的脸，就一秒钟的时间——他比我小五岁——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在记忆里曾几次重见这张脸，那一秒钟显示给我的这张脸：一张暗自欣喜的、粲然微笑的脸，因着幸福和快乐而完完全全着迷的童稚的脸。 这就是全部的经历。当我下一步走到我的礼物旁边的时候，我的注意力被礼物吸引，这瞬间的经历也就过去了。现在我一点也想不起自己得到的是什么礼物，而汉斯的小陶茶具则精确无比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天这景象仍保留在我心中，当时，在见到弟弟欢乐的面容后，我的心立刻被触动、被震撼，感情相当复杂。最先升起的是一股对小汉斯的浓浓的柔情，不过其中掺杂着优越感和距离感，因为我觉得，虽然这种粲然的幸福很美丽很悦人，可是对着这么点几毛钱就能买到的小陶制品就如此愉快幸福，那也未免幼稚了。接着，其实是与此同时，心中一动，我又感到，蔑视这些小陶杯小陶罐，意味着侮辱，实在可耻而卑鄙。更可耻的是我觉得自己比小弟弟高超、聪明，但小弟弟还能够欢喜得入神，圣诞节、小杯小盘以及这一切对他来说还具有完全的魔力，还是神圣的，而我也一度拥有过这样的能力。这就是这次经历的核心意义，令我惊醒，令我恐慌：我有了“一度”的概念！汉斯还是个孩子，而我突然间明白，我已不是孩子了，永远再也不会是了！汉斯面对他的礼物桌像进入乐园，而我不但已经没有这种体验，还骄傲地觉得超过他了，一方面是骄傲，一方面也有点妒忌。我从远处，从高处带着批判的眼光朝弟弟看去，同时又感到羞愧，羞愧于自己竟然这样看待弟弟和他的陶杯陶盘，以这样的蔑视和同情，以这样的高傲和妒忌看待他。一瞬间就造出这距离，就撕开这么深一条缝，突然间我明白我不再是孩子了，我比汉斯大，比汉斯聪明，也比他坏，比他冷漠。 在那个圣诞夜发生的，其实就是一小段成长在我内心挤压着我，使我不舒服，在我成为我的过程中有上千个圆圈要连接，这时其中的一个正在连接，但它不像其他圆圈那样在暗中进行，我有个瞬间醒过来了，意识到这一活动，我虽然并不知道一切成长都伴随着死亡，但是，从我的抗争中，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在那一刻，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了，我身上的一片鳞凋萎了。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都有这样的事发生，成长和凋萎的活动轮替不息，只是我们难得苏醒，难得注意到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心中的事。见到弟弟那张欢畅的脸之后，我对自己和对生命有了许多了解，那是我进入这弥漫着节日气氛的房间时、唱着圣诞歌时所不知的。 这一次经历我后来想起过许多回，每一回我都惊讶于记忆中两种相反感觉的均衡。对应膨胀的自负感有模糊的负罪感、对应成长的感觉有变为贫乏的感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