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杰斐逊总统 [book_author]莫尔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7318 [book_dec]本书讲述了托马斯·杰斐逊少年时代志存高远、勤于治学，成年后参加大陆会议，起草《独立宣言》、革新弗吉尼亚、普及发展教育、两次竞选总统、成功践行外交、购买路易斯安那扩大美国领土等事迹，充分肯定了托马斯·杰斐逊杰出的政治才能、博大精深且带有浓厚人文主义的民主思想，凸显了他对美国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book_img]Z_10108.jpg [book_title]第1章 成长之路与兴趣爱好 精彩看点 弗吉尼亚的种植庄园主——彼得·杰斐逊——少年时的教育——威廉-玛丽学院——学习法律——爱情与婚姻——基层法院的工作——经营农场的兴趣——广泛的爱好 大概一个世纪之前，没有贵族的文明国家实属罕见。最早踏上美洲大陆的殖民者并未将贵族制度带到这片蛮荒之地。出于道义，他们权衡利弊，遵循欧洲惯例，依当地风尚，对弗吉尼亚富有的种植庄园主们推崇备至。这些种植庄园主们完全有资格凭借既定身份行事。他们以打牌、赌马、斗鸡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赌博，并以此为乐。他们生活奢靡，生性慵懒，妄自尊大，总觉得高人一等，认为领导并管理别人既天经地义又责无旁贷。他们拥有大量庄园，保留了长子继承的习俗，异常重视家庭谱系和荣耀。虽然宽敞的住房因管理不善而破旧不堪，但他们依旧热情好客。他们酷爱野外活动，马术精湛，令人艳羡。他们崇尚荣誉，也愿意为之挺身而出甚至流血牺牲。他们慷慨大方，勇猛果敢，兴致高昂，其中一部分人饱读诗书，受过良好的教育。众所周知，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面对艰难困苦考验时的表现，丝毫不弱于已载入史册的精英们。[1]但要研究这些卓越的前辈和他们得以应运而生的社会环境，则如同荆棘从中摘葡萄、蒺藜堆里摘无花果一样难。 1743年4月13日，杰斐逊[2]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平民家庭。有一种说法在杰斐逊家族中世代相传，杰斐逊的祖先曾生活在威尔士斯诺登峰一带，后来移居美洲。“五月花”号载着整船货物从葡萄牙到达新英格兰海岸之前，杰斐逊的祖先已随最早的欧洲移民到了弗吉尼亚。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身强体健、富有智慧、吃苦耐劳，在弗吉尼亚安家立业。初到弗吉尼亚，彼得·杰斐逊与来自塔卡霍的威廉·伦道夫交好，并在威廉·伦道夫的大片庄园旁边开荒置田，足有千亩。后来彼得·杰斐逊又从朋友手中购得四百多英亩土地。交易价格像“亨利·韦瑟伯恩的一大碗潘趣酒一样便宜”，这在契约中都有记载。1738年，彼得·杰斐逊迎娶了威廉·伦道夫的表妹简·伦道夫。两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后来，杰斐逊曾轻描淡写地提起，贵族血统的注入使普通的杰斐逊家族变得与众不同。杰斐逊还以典型的民主式口吻嘲讽地说道，自己母亲的血统可追溯到遥远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人们认为，杰斐逊所有的信念和优点都源于引以为豪的贵族血统。 彼得·杰斐逊的种植庄园位于里瓦纳河畔。这里平原广阔，西南面是延绵起伏的丘陵，适宜大面积种植小麦。因妻子出生在伦敦沙德韦尔地区，彼得·杰斐逊将此地命名为“沙德韦尔”。丘陵间便是蒙蒂塞洛。后来杰斐逊在此安家落户，经营庄园。彼得·杰斐逊既是上校又是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高。1757年，五十岁的彼得·杰斐逊正当年富力强，当年8月却突然撒手人寰。年仅十四岁的托马斯·杰斐逊继承了大笔遗产，母亲娘家又有极好的家庭背景，有此优越条件，日后成就辉煌人生也顺理成章。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最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他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地发展自我，注重锻炼身体。少年时的杰斐逊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脸部轮廓棱角分明，发色赤金，眼睛灰褐，看起来并不怎么帅气。但他沉着镇定、宅心仁厚、能言善辩、言谈得体、温文尔雅、富有幽默感。随着年龄渐长，杰斐逊的容貌有所改变，中年时相貌堂堂，步入老年更加端庄潇洒[3]。杰斐逊热爱运动，喜欢打猎，精于马术，酷爱音乐，擅长拉小提琴。1760年，杰斐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威廉-玛丽学院学习，年仅十七岁。威廉-玛丽学院位于弗吉尼亚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鉴于和威廉·伦道夫一家的交情，杰斐逊得以享用威廉-玛丽学院最好的公寓。[4] “五月花”号到达新英格兰海岸，英格兰殖民者换乘小船登陆 威廉-玛丽学院 威廉·斯莫尔博士 威廉·斯莫尔博士来自苏格兰，是数学教授，临时兼授哲学。他擅长教学，方法巧妙，热爱学习，深深地感染了自己的学生。杰斐逊认为，大学里遇到的这位老师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大学二年级时，杰斐逊养成一天学习十五小时的习惯，并在早晨和黄昏苍茫的天色中锻炼身体。1808年，杰斐逊给孙子写信，简要叙述了自己在大学时期的生活。信中不乏对孙子的谆谆教导，也显现出杰斐逊从小与众不同的自律能力。杰斐逊情不自禁地思忖，当时诱惑颇多，年少的自己为什么能够洁身自好。杰斐逊喜欢数学和自然哲学，爱读经典著作。除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外，他尽力避开那些混在一起、令人讨厌的学问，沉迷于能激发求知欲、学起来轻松愉快的学科。杰斐逊曾毫不避讳地说，上道德哲学课纯粹浪费时间，若有人将道德行为当作科学，只会使别人变成草包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可怜的草包。杰斐逊认为，道德永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成年以后，杰斐逊依然坚持年少时这种有点异端的看法。杰斐逊博览群书，精心选择而不拘泥于一类。他研读了希腊文、拉丁文经典作品与英国文学经典，对法兰西、意大利的作品也有涉猎。杰斐逊曾长期迷恋古爱尔兰诗人奥西恩[5]夸张的语言风格。杰斐逊并不讨厌小说，只是很少主动读小说而已。 从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杰斐逊师从乔治·威思学习法律。与杰斐逊同时期的知名人士都认为乔治·威思是一位交际能力超群、专业造诣深厚的绅士。 杰斐逊学习时劲头十足，养成了每天学习十五小时的习惯。大概二十一岁那年，杰斐逊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并念给朋友听。计划如下：早上8时以前专心钻研物理学，8时到12时探究法律，中午12时到13时研究政治，下午学习历史，天黑到睡觉前安排了文学和演说……当时弗吉尼亚其他青年们正吃着蛋糕，喝着啤酒，与年轻的姑娘约会，或在罗利酒馆跳舞，抽时间打打牌、骑骑马，尽情享受美好生活。每天坚持学习十五小时或许令人难以置信，可杰斐逊总能严格要求自己，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威廉·斯莫尔博士、乔治·威思先生与他们这位年轻的学生——杰斐逊经常在弗朗西斯·福基尔的豪华住宅内举行“四人论谈”。弗朗西斯·福基尔是弗吉尼亚总督，温文尔雅，富有智慧，思想自由，却嗜赌成性。尽管每天得学习十五小时，杰斐逊仍然常和三位朋友一起吃饭。杰斐逊虽然只是个求学的毛头小伙子，心智不太成熟，但很快与这三位绅士结为好友。更幸运的是，杰斐逊从“四人论谈”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没有染上恶习。 乔治·威思 弗朗西斯·福基尔 杰斐逊的好友约翰·佩奇出生于弗吉尼亚声名显赫的佩奇家族，后来成为弗吉尼亚州州长。学习法律期间，杰斐逊不怕费力劳心，几次给约翰·佩奇写信，能幽默时就幽默，多处引经据典，还用了拉丁文，但绝无卖弄才华之意。信中重点提到了一些女孩。她们的脸蛋很漂亮，名字却不怎么好听，如苏姬·波特、朱迪·伯韦尔等。杰斐逊喜欢一个叫“贝琳达”的姑娘，并向她表白，不过，杰斐逊不想马上与这位“贝琳达”订婚。因为他想去欧洲，且归期不定。杰斐逊向“贝琳达”承诺，去欧洲后对她情真意切，永不变心。“贝琳达”觉得从杰斐逊的承诺中感受不到炽热的真情，拒绝了杰斐逊，不久便另嫁他人。情场失意后，杰斐逊还给心爱之人写过一两封信，但最终未能感动她。舒舒服服地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后，杰斐逊对年轻的寡妇巴瑟斯特·斯凯尔顿萌生爱意，将自己温暖而真诚的心都交给了她。1772年1月1日，杰斐逊和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结为伉俪。从年鉴编者们冠冕堂皇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杰斐逊的新娘具有女性身上一切引人瞩目的优点。巴瑟斯特·斯凯尔顿风姿绰约，落落大方、性情温顺、才华横溢。她父亲约翰·威思是一位律师。巴瑟斯特·斯凯尔顿与杰斐逊结婚大约六个月后，约翰·威思就去世了。杰斐逊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岳父的遗产。 约翰·佩奇 杰斐逊并非为了得到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的财产才娶她为妻。他自己虽未富甲一方，可生活充裕，财富积累也不慢。杰斐逊原有土地一千九百英亩，结婚时又购置了一些，婚后多达五千英亩，原有奴隶三十人，后来增加到五十二人。杰斐逊的薪酬每年高达三千美元，[6]还能从农场收入两千美元，当时在弗吉尼亚也算高收入了。杰斐逊致力于改善公众生活，无暇发家致富。他好像命中注定有积累财富的本事。人们不知道他的理财能力有多强。 1767年，杰斐逊二十四岁。当时他经营着一个酒吧，七年后关门了。酒吧关门后，杰斐逊放弃了经商，步入令人羡慕的法律行业。或许法律诉讼是弗吉尼亚人的首选职业，或许是杰斐逊意外地交了好运。基层法院工作期间，杰斐逊第一年接了六十八个案件，第二年上升到一百一十五个，第三年为一百九十八个。基层法院成立之前的案件没有记录在案。亨利·兰德尔先生说，杰斐逊声音沙哑，没能成为出色的辩护律师，主要做咨询律师的工作。 从杰斐逊所做的笔记可知，无论何时何地，他经营农场的兴趣始终如一，并未因公务繁忙而有所减退。实际上，与自己的开支相比，杰斐逊经营农场获得的收入显得微乎其微。已出版的《杰斐逊文集》第一卷收录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有点儿残缺不全，也未标注写作日期。文中写道：“是否我的国家因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我对以下事情责无旁贷。”然后列举了诸如弗吉尼亚政教分离、取消不动产限嗣继承制、禁止进口奴隶、起草《独立宣言》等事件。一张不太长的清单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将马赛的橄榄、非洲高山旱稻引进到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来代替夏天易生疫病的水稻等重大事项。杰斐逊说：“为国家引进一种可栽培的作物，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粮食作物比石油更重要。”在另外一页，杰斐逊写道：“地球上劳作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有了选民，就得让他们吃饱，这才是真正的美德。”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农民道德败坏的现象鲜而有之。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其他公民与农民的比例就是道德不健全的人与道德健全的人的比例，反映了本国的道德水准。杰斐逊认为千万不可引进欧洲的工匠。这些工匠待在欧洲的车间里更合适。让他们“去给工人们送饭、供水、递材料，并要按工匠们自己所定的规矩进行。不能让别人为他们做这些事情。”这种观点在政治经济制度健全的当下显然有点匪夷所思。由此可见，杰斐逊富于想象，容易产生不现实的想法。黄热病侵袭时，杰斐逊在沉思中得到慰藉，觉得上帝将世间万物管理得井然有序。他认为恶是善的根源。黄热病将减缓大城市的发展。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的道德、健康和自由有害无益。丰富的阅历未能改变杰斐逊以往的观点。1785年，杰斐逊在巴黎写道：“农民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精力充沛、独立自主、心地善良。他们永远与自己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工匠们是邪恶的始作俑者，他们颠覆了国家的自由。”“我坚信自己的理论，希望我们的国家既不经营商业、航海，也不与欧洲保持联系，像中国一样自给自足。” 从事律师职业时期的杰斐逊 杰斐逊对农业情有独钟，再忙也要抽时间记录什么时候该种植，什么时候蔬菜和水果会成熟。杰斐逊画了一个表格，记录了三十七种可食之物，并标明连续八年内它们各自在华盛顿市场上最早的上市时间。杰斐逊观察敏锐，才思敏捷，走在田间地头，总能获得一些新知识，不经意间发明一些有用的东西。在忙碌的从政生涯中，杰斐逊一直关注土地和农民，不停地比较不同耕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向各地发放新种子，甚至向耕种者提建议，帮助农民做试验。从杰斐逊的经历可以证实，弗吉尼亚的种植庄园主们不思进取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杰斐逊做事雷厉风行，根本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保守的一面。 杰斐逊是功利主义者，文学鉴赏力不强，想象力丰富，常关注那些不起眼却很实用的领域，尽可能为民众谋些实际利益。他认为农业和政治一样重要。杰斐逊的梦想与自己同胞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将理想变为现实是杰斐逊一生的追求。杰斐逊乐于探索新生事物，思想和行动颇具个人风格。不想安于现状的民众很乐意接受他的建议。 杰斐逊的爱好十分广泛。奥西恩的作品、青年时代的生活、爱情的经历深深影响着他。杰斐逊曾对别人的一些做法嗤之以鼻。譬如，计算哪些活要用独轮手推车完成，哪些活得用两轮手推车完成；修一段木栅用多少颗钉子，花多少钱；砌一堵石墙要用几磅石灰、多少块石头等等。不过，在完成装饰性工作时，杰斐逊筹划周详，精于计算。杰斐逊曾幻想，在公园中荒僻的溪谷选择一处“埋骨之地”。溪水汩汩流淌，古老珍贵的橡树环绕四周，常青之树郁郁葱葱。中间要有一座外观独特的哥特式小神殿。这里一半留给自家，另外一半给投宿者、仆人使用。骨灰瓮要放在刻有墓志的基座上。忠诚的仆人死后，其坟墓要用粗糙的石头堆成金字塔状。此处还得开凿一个漂亮的石洞，并用晶莹剔透的鹅卵石和漂亮的贝壳装饰。溪水缓缓流过，睡椅上长满青苔，林间仙女在此安然入睡。岩洞壁上用英文和拉丁文刻上箴言。杰斐逊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些无聊的幻想，更没有打算建造迷人的坟茔。他正关注着一份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爱尔兰诗人奥西恩，坐在他身边的女子为玛尔维娜 注解： [1]　在成名之前，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以及詹姆斯·麦迪逊都未能有幸成为弗吉尼亚贵族家庭所组成的排外小圈子内的一员。——原注 [2]　即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彼得·杰斐逊之子。——译者注 [3]　塔克：《杰斐逊传》，第29页。——原注 [4]　不要把威廉斯堡想得太过完美，这是一个村子，住着二百多户人家，白人、黑人共有一千人。除商人外，有十到十二家绅士在此常住。只有在冬季立法会议期间，这里才“挤满了贵族”。帕顿：《杰斐逊传》，第20页。——原注 [5]　奥西恩又译为“莪相”，3世纪时爱尔兰诗人。实际上，所谓“奥西恩的作品”大部分是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菲森自己的创作。——译者注 [6]　婚后七年中，杰斐逊每年平均花费三千美元。——原注 [book_title]第2章 弗吉尼亚议员 精彩看点 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当选议员——起草决议——联络委员会——禁食和祈祷日——最叛逆的决议——弗吉尼亚代表大会——殖民地的宣言——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大陆会义代表 上大学的时候，杰斐逊结识了帕特里克·亨利。帕特里克·亨利是一个家庭贫寒、滑稽可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当时帕特里克·亨利刚刚成年，对法律一无所知。杰斐逊与帕特里克·亨利很快成为挚友。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工作时，经常住在杰斐逊威廉斯堡的单人公寓里。1765年5月，帕特里克·亨利掷地有声地发表了反对税收的演讲，成了弗吉尼亚爱国人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帕特里克·亨利演讲时，杰斐逊站在大厅门口出神地聆听，思考帕特里克·亨利说的“正如荷马所写的那样”意味着什么。帕特里克·亨利才华横溢，颇具吸引力，影响了更多本已蠢蠢欲动的青年，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叛逆者。杰斐逊生性勇敢，追求自由，富有思想，遇事沉着冷静，绝不心浮气躁。那些年，杰斐逊密切关注公共事务。北美大地上独立战争的火种已经点燃，呈澎湃发展之势。杰斐逊对革命颇具同情心，满腔热情地加入了革命队伍。1768年，弗吉尼亚来了新总督。弗吉尼亚议会必须进行选举。杰斐逊抓住机会积极参与，自荐为阿尔伯马尔郡的候选人。杰斐逊盛情款待来客，准备了喝不完的潘趣酒，站在投票站旁边，彬彬有礼地向投票的选民鞠躬，一切都按照弗吉尼亚当时的风俗进行[1]。功夫不负有心人，杰斐逊最终成功当选弗吉尼亚议员。1769年5月11日，杰斐逊开始在弗吉尼亚议会任职。博特托尔勋爵诺伯恩·伯克利代表英国王室发表演说。杰斐逊起草了决议，作为回复的主体部分。谁也没想到杰斐逊起草的决议遭到否决。杰斐逊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屈辱，于是亲自去回复。1769年5月13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一些类似《人权法案》的决议。弗吉尼亚总督博特托尔勋爵诺伯恩·伯克利惊慌失措，认为议员们可恶之极，立刻解散了议会。1769年5月14日，弗吉尼亚所有议员聚集在罗利酒馆狭长的“阿波罗”大厅开会，包括杰斐逊在内共八十八人。会上成立了“禁止进口联盟”，形成了抵制英国商品的决议。该决议上签名的所有议员都由选民重新选举产生。后来，英国“葛斯比”号巡逻艇在纳拉甘塞特湾被殖民地居民烧毁。英国议会做出极端的决定：殖民地的任何居民“摧毁”“水手大衣的纽扣”[2]，都将被带到英国受审，并处以死刑。1773年3月，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们又一次开会，心情极不舒畅。杰斐逊和其他五六个人私下里进行了磋商。杰斐逊说：“我们的先驱缺乏时代所需的热情和进取心。”会上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负责与姊妹殖民地设立的同级委员会通信联络。当时的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解散了弗吉尼亚议会。弗吉尼亚联络委员会在议会解散后的第二天开会，向各殖民地发出了邀请信。后来人们无聊地争论，是马萨诸塞还是弗吉尼亚首先用这种联络方式。杰斐逊明确指出，弗吉尼亚领先于马萨诸塞，而且拿出了证据。马萨诸塞人认为，他们比弗吉尼亚早两年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没有付诸实践，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帕特里克·亨利激情演讲 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发表演讲 1774年春，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们正在开会，传来了《波士顿港口法案》的消息。杰斐逊和另外十余位议员一致认为“处理这些问题时，众议院的领导席位不应该再留给老议员们了”，并且认为弗吉尼亚“必须英勇地和马萨诸塞站在一起”[3]。杰斐逊与其他议员秘密会面，制定了相应措施，确定了禁食和祈祷日，在弗吉尼亚议会中形成决议，并付诸实践。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又一次解散了弗吉尼亚议会。杰斐逊与其他议员又去了“阿波罗”大厅，通过了最叛逆的决议。其中之一是要求联络委员会利用每年殖民地大会的便利条件，向其他殖民地征求意见。还有一项是拟定于1774年8月1日在威廉斯堡举行弗吉尼亚代表大会。阿尔伯马尔郡的世袭地产保有人再次选举杰斐逊为议员和大会代表。 “葛斯比”号巡逻艇在纳拉甘塞特湾被殖民地居民烧毁 邓莫尔勋爵 去参加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路上，杰斐逊得了痢疾，未能亲自前往。杰斐逊准备了一份提案，希望参加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能将该提案转交给大陆会议。帕特里克·亨利收到了提案副本，却没有传给任何人看，因为他不同意杰斐逊的观点。帕特里克·亨利“也许”懒得去读。很幸运，提案的另一份副本交给了大会主席佩顿·伦道夫。佩顿·伦道夫将其放在桌上，别的议员们正好也看到了。大家认为杰斐逊的提案不错，于是以《英属北美民权概述》为标题，将之刊印成了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传到英国，“被反对派所接受，反对派领袖埃德蒙·伯克先生对其做了补充”[4]后，在英国广泛流传，很快形成了若干版本。 佩顿·伦道夫 那时的北美殖民地，宣言随处可见。许多“笔杆子”都在起草文件。有政府的，有私人的，有的出了名，有的不为人们所知，但没有一个不是精益求精、生气勃勃、慷慨激昂又言简意赅的。杰斐逊的提案也难免染上俗流。他像别人一样鼓吹自由民主的权利，反对君主压迫。在一篇义无反顾地表达积极进取精神且论证合理的文章中，这些小小的瑕疵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杰斐逊认为，现代英国人的祖先“撒克逊”人也是从别处移民到英国的，“这与英国人移民到美洲殖民地没什么分别。来美洲的移民们没有声称自己有多么优越，也没有人依赖自己的祖国——英国。他们宣称大不列颠国王的臣民们深信祖先们赋予他们的权利，对国家的君主顶礼膜拜，难免脱离实际又显得自命不凡。撒克逊人曾征服了英格兰。英国人与撒克逊人本质上没有差别。英国人征服了北美，将其作为殖民地。北美殖民地的稳固与发展以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与英国人无关。” 埃德蒙·伯克 英国人对待北美殖民地的方式如同将斧头放在了树根上，只是还没有用力去斩草除根罢了。殖民地与母国的确存在联系。在巧妙的解释之下，这种联系似乎变得微乎其微。杰斐逊说，来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们“臣服于同一君主，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君主协调了大英帝国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他们的核心。”“英国和这些殖民地的关系正如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即位到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这段时间内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也像现在英国与汉诺威的关系，除了有共同的君主，再没有别的必然联系。”所以，“英国议会无权干涉北美事务。英国议会如果一意孤行，那就是用自由独立的立法权剥夺了我们的立法独立和自由。” 杰斐逊的革命性言论和不到两年后美国人所期望的《独立宣言》相差无几。要是英国人带杰斐逊去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话，这些言论足以让杰斐逊掉脑袋。如果殖民地的暴力反抗延续的时间再长一点，英国人或许真会带杰斐逊去英国。《英属北美民权概述》的小册子流传不久，英国议会出台《剥夺公民权利法案》，法案中附了一份很长的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杰斐逊的名字。这本小册子也被英国人采取紧急措施抑制在萌芽状态。杰斐逊的支持者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认为“大多数民众并不适应激进式的跨越”。多年后，杰斐逊也坦率地承认，当时民众的选择很明智。1775年4月，鉴于佩顿·伦道夫可能会离开大陆会议，弗吉尼亚的议员们又选举杰斐逊为候补人员。几周后，杰斐逊接替了佩顿·伦道夫的职务。杰斐逊花了不少时间代表弗吉尼亚议会给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著名的“橄榄枝”式的“和解提议”写答复。乔治·尼古拉本愿意承担这份工作，可大家担心他的思想已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就让杰斐逊起草答复。 詹姆斯一世 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 1775年6月10日，弗吉尼亚议会接受了杰斐逊的草案。“乔治·尼古拉和默瑟先生对草案顾虑重重”，稍微修改了一下。杰斐逊认为，这种修改“到处泼凉水，生怕言辞过于激烈。”几天后，杰斐逊带着答复前往大陆会议任职。大陆会议也期望这份答复能成为率先进入英国内阁议题的殖民地答复。 注解： [1]　詹姆斯·帕顿：《杰斐逊传》，第88页。——原注 [2]　18纪末，英国海上势力日渐强大，经常派出舰船到殖民地巡逻。此处作者借用“水手大衣的纽扣”指代所有用来保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坚船利炮。——译者注 [3]　杰斐逊后来写道，事实证明“亨利、利斯、佩奇、梅森等人大无畏的精神完全符合事态的发展，我全力支持他们的观点。我们的选民很明智，意见一致，这很重要。我们总希望事情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我们放慢了脚步，那些缺乏革命热情的同胞就可能会赶上我们。这些同胞已经改变固有的谨慎，阔步向前，巩固了英国的力量。在大胆与谨慎和谐共存的当下，我们与选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进，永不分开。”——原注 [4]　亨利·兰德尔：《杰斐逊传》，第1卷，第89到90页。——原注 [book_title]第3章 大陆会议与《独立宣言》 精彩看点 到达费城——讨厌争论——约翰·迪金森的声明——大陆会议委员会成员——代表们的争论——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起草《独立宣言》——讨论理查德·亨利·李的决议——如何对待奴隶贸易——约翰·汤普森的故事——签署《独立宣言》 杰斐逊整整走了十天才到达费城，于1775年6月21日参加了大陆会议。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发自内心地说，与会成员们空前优秀。他们推理严密、聪敏睿智、善于总结。三十二岁的杰斐逊与其他几位年轻代表在同一个集体中工作[1]，另外还有七十一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七十六岁的爱德华·拉特里奇。几位老者常帮助年轻人。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代表着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选民。杰斐逊学识渊博，文采飞扬，有主见，一时名声大振。参加大陆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认为他前途无量。谁也没有料到，杰斐逊并不擅长辩论。即使在民主讨论时，他也经常讲不好。一方面他声音沙哑，另一方面他生来就讨厌争论。 杰斐逊写文章时见识超群，与别人争辩时却退避三舍。他当然知道议会辩论中有力的武器便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无论在与人交谈还是开会时，他都将笔、墨水和纸摆在自己面前，看起来非常显眼，似乎要向人们表明——从十三个殖民地中选出的六十个代表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一员。杰斐逊工作能力强，很快取代了约翰·杰伊为大会起草文件。 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 本杰明·富兰克林 邦克山战役的消息传到费城，与会代表们认为必须发表声明，将这次流血事件公之于世。作为委员会成员，杰斐逊承担了起草声明的工作。出于对约翰·迪金森这位谦恭有礼、受人欢迎的绅士的尊重，同时从政治上考虑也不能太出风头，杰斐逊将自己的文章呈给约翰·迪金森，请约翰·迪金森帮助修改。约翰·迪金森勉强算是一位爱国人士，不太满意杰斐逊起草的声明。约翰·迪金森不愿惹是生非，做事瞻前顾后。他觉得杰斐逊的文章太过犀利，另外准备了一份自认为合适的声明。在声明最后的四个半句子中，约翰·迪金森引用了杰斐逊的话。仰慕杰斐逊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这四句半话，约翰·迪金森的文章[2]不再空洞无力。这四个半句子的内容意义重大：“我们并不想退出历史悠久的联盟。它的存在让各加盟地区快乐相处。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与英国言归于好。我们与联盟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分道扬镳的地步。” 约翰·杰伊 邦克山战役 约翰·迪金森 一个月以后，因为文章写得好，杰斐逊又交好运。大会委员会的成员以所得总票数确定，然后再按他们各自得票多少排名。杰斐逊在大会委员会中排名第二，受大会委托为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的“和解提议”写回复。该回复以给弗吉尼亚议会的回复为蓝本。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爽快地接受了，杰斐逊感到十分满意。 几天后大陆会议宣布休会，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任职。后来，杰斐逊又被选为大陆会议代表，在所有代表中排名第三。 在大陆会议召开之前，与会代表们就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最终走上独立的道路是何人在何时提出的问题争论不休，浪费了许多时间。最终，所有可能看到的证据都搜集了，但结论未能得出。有人考虑与英国对抗的结果；有人焦虑不安，没有主见；有人意气风发，坚决要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大家很难形成统一的看法。在不同的情绪左右之下，人的情感体验有所不同。杰斐逊认为，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的日子为期不远，于是就公开声明各殖民地应该脱离英国，并阐述了继续处在英国压迫之下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灾难。真到了北美各殖民地要脱离英国时，杰斐逊的心情确变得沉重。他犹豫不决，看起来很不情愿。约翰·伦道夫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检察总长，也是杰斐逊的亲戚，反对殖民地独立，1775年夏准备移民英国。杰斐逊友好而认真地给约翰·伦道夫写信，阐明了自己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希望约翰·伦道夫在合适的时候将信呈给英国政府。杰斐逊不赞成人们争论，更反对无休止的混乱状态。杰斐逊说，英国“试图让我们冒着风险接受他们的援助。北美各殖民地要永远脱离英国统治，根本不需要他们帮忙。有些人仍然希望与母国重新统一，认为很难脱离英国。我就是其中的一员，非常愿意依靠英国。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不能依靠其他国家，也不能没有国家可依靠。我和其他人一样，绝不接受英国议会为我们设立法律的行为。事实表明，他们的行为十分卑劣。我真想亲手将整个英国的岛屿埋葬在海洋中”。以上是1775年8月25日所写的内容。三个月后，杰斐逊更加深情地写道： 大英帝国拥有乔治三世这样的国王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早期我们写了请愿书，只想表达一项诉求。我们的诉求没有得到重视，他的诉求又强加到我们身上。英王乔治三世应该明白，如果所有的殖民地都跟他对着干，大英帝国毁灭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英国采取的措施迫使我们不得不马上与他们脱离。他们似乎唯恐我们不这样做。相信我的话吧，亲爱的国王陛下，我们十分热衷于与大不列颠结盟。我们不想通过欺骗或暴力的方式来宣告独立。我们所缺的是决心。这种决心正在国王陛下的亲手培养下迅速成长。或许一次血腥的运动能够决定我们未来永久的事业，可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运动。 乔治三世 1775年秋，杰斐逊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1776年初，他回到家乡。1776年5月13日，他当选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代表，去参加大陆会议。十年前，北美独立运动像冰川运动一样缓慢而有力，十年之后会迅猛发展。在大西洋西岸，托马斯·潘恩[3]的著作《常识》中的思想早已漂洋过海，在美洲广为传播，彻底唤醒了人们的意识。自从列克星敦和查尔斯镇的流血事件以来，法尔茅斯被烧毁，诺福克被炸。乔治·华盛顿围攻波士顿取得了胜利，像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一样，是英国的劲敌。乔治·华盛顿已不是英国的叛逆者，而是彻底与英国决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美人。如果殖民地不能彻底与英国决裂，那么参加大陆会议的所有人都免不了面对绞刑的绳索。这些时代的佼佼者，无论是军人还是市民，都到了生死关头，要么争取殖民地的独立，要么被绞死。弗吉尼亚代表已向大会提议，宣布“所有殖民地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和独立。”1776年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4]也向大会提交了同样的提议。1776年6月8日和6月10日的辩论中，杰斐逊说，各殖民地的确“还没到成熟得从母体上脱落下来的程度，但它们正在快速达到那种程度”。为了节省时间，防止争论不休，大会于1776年6月11日成立《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辩论时总得给思想“落后者”一些时间赶上思想“超前者”。为了达成一致，大家一直辩论到1776年7月1日。《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按得票总数排名，依次为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罗伯特·R.利文斯顿。 列克星敦流血事件 波士顿之战，乔治·华盛顿将军接受伯戈因将军投降 一百多年来，美国人在孩子启蒙教育阶段就告诉他们，《独立宣言》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最初的手稿后来存放在美国国务院。除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做了几处语言上的修改外，《独立宣言》的内容都出自杰斐逊的手笔。这份宣言的草案最终以杰斐逊所拟为准，提交大陆会议讨论。多年以后，约翰·亚当斯谈起杰斐逊是如何成为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者时，说法与杰斐逊本人有点不同。这种小小的差别根本不重要，就像有经验的律师处理案件时，期望从两个诚实的证人证词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内容因天长日久而记错了，有些因没有备忘录的帮助想不起来了。杰斐逊的说法似乎更可信，但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叙事者都认为自己说得最准确。 理查德·亨利·李 杰斐逊说，在委员会会议上，同事们一致同意让他起草宣言。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担此重任。草案完成之后，杰斐逊又向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和约翰·亚当斯先生征求修改意见。他们“只做了两三处语言上的改动”，“修改意见就写在字里行间”。《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通过了该草案。杰斐逊又照原文抄了一份，提交大陆会议。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值得商榷。为什么《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名单上杰斐逊的名字排在第一，而没有理查德·亨利·李的名字？理查德·亨利·李是决议的最初倡导者。按照大会礼仪，他应该担任大会主席。对此有很多说法，其中有的是讲述者根据自己的嗜好杜撰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杰斐逊没有政敌，所以是完成这份特殊而艰巨的起草任务的最佳人选。激烈的争辩中，杰斐逊能很好地调控情绪，从来不发怒，也不激怒别人。 当时杰斐逊所在的著名集体内派系林立。各派不乏阴谋诡计，少不了拌嘴斗舌，充溢着人类不和谐的因素，时常让人心痛不已。其中就有反对乔治·华盛顿的派系。人们都怀疑是约翰·亚当斯和弗吉尼亚贵族气十足的利斯在从中作梗，和自己的同胞唱对台戏。约翰·亚当斯坦率地说，自己不太受人欢迎，理查德·亨利·李根本不可能与自己做朋友。反对乔治·华盛顿的只是派系小圈子内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党派，但数目不小。约翰·杰伊与理查德·亨利·李之间也有个人恩怨。理查德·亨利·李的妻子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了，他便以此为借口溜之大吉。杰斐逊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中排在第一的位置，自然要承担大量的工作。一方面能者多劳，另一方面如此重要的工作容不得掺杂半点个人恩怨。 起草《独立宣言》 罗伯特·R.利文斯顿 1776年7月1日，依大会日程安排，大陆会议全休委员会成员重新讨论理查德·亨利·李提出的决议。九个殖民地赞成该决议。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投了反对票。特拉华的两位代表意见不合。纽约的代表们表示，就个人而言，他们完全同意该决议，相信纽约的选民们也会同意，但1775年纽约殖民地议会决议认为，与英国和解很有可能，绝不允许任何人阻碍和解。爱德华·拉特里奇[5]宣布休会一天。部分代表本不同意他的决定，但为了全体一致，只得少数服从多数。第二天，南卡罗来纳的两位代表改变了立场，特拉华有代表寄来了信件，同意投票赞成。宾夕法尼亚同样改变了主意。几天后纽约殖民地议会也支持了该决议。 乔治·华盛顿 约翰·亚当斯 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接受了杰斐逊先生的《独立宣言》草案，作为当日以及接下来几天的议题。辩论一直持续到1776年7月4日下午很晚的时候。在辩论过程中，代表们对草案的语言做了多处修改。大部分修改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表述。有两三处直接被删去了。删去的部分中，杰斐逊公开指责英王乔治三世支持奴隶贸易。就奴隶贸易而言，北方的贩奴者执意保留，南方的购买者更不愿意停止。英王乔治三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方殖民地千方百计想通过立法来制止奴隶贸易。英王乔治三世始终不愿意批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案。南方殖民地的努力化为泡影。以此为由来攻击英王乔治三世恐怕有失偏颇。杰斐逊写道，英国在北美招募雇佣军意味着“我们永远失去这些无情的弟兄”，让我们“努力忘却以前曾对他们充满爱意，而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他们。战争中是敌人，和平时是朋友。”在会上，这段话也被删去了，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最好不要说任何谴责英国人的话。除了删去的部分外，最终也没有增加新的内容。 爱德华·拉特里奇（左一）与同僚 辩论的结束完全值得杰斐逊庆贺。三天以来，草案多次受到尖锐的批评。杰斐逊一直非常郁闷。在辩论中，杰斐逊一言不发，或许担心自己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落败，或许认为“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听到别人刻薄地批评几处内容时，杰斐逊很痛苦。坐在旁边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给杰斐逊讲帽子制造商约翰·汤普森[6]的故事“来安慰他”。杰斐逊很明智地避开了与约翰·亚当斯的辩论。整个辩论中，约翰·亚当斯一往无前。杰斐逊称他是“辩论巨人”。后来每当杰斐逊说起当时的情况，常常会给这庄严的时刻添上一点滑稽可笑的色彩，并以此为乐。杰斐逊说，当时的辩论好像没完没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天气异常闷热，会议室里挤满了各地的代表。会议室旁边是个马厩，饥饿的马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落在在代表们的腿上，隔着他们薄薄的丝袜使尽咬。代表们迫不及待地投票赞成后，赶忙到桌子上签了名，迅速离开会场，以避开这些可怕的马蝇，似乎叛国事小，舒适事大。约翰·汉考克[7]以大家熟悉的大字体签名，并开玩笑地说，那些“约翰牛”[8]不戴眼镜也能看见。然后，他突然严肃起来，强调大家必须“团结一致”。“是的，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一定会被一个一个地绞死。”本杰明·富兰克林打断了约翰·汉考克的话。本杰明·哈里森[9]接着说：“执行绞刑时，弗吉尼亚雍容华贵的绅士，马萨诸塞的瘦小子埃尔布里奇·格里[10]，都统统往后站。我要先于你们在空中蹬腿而去。无论干什么我都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那个夏日的黄昏，看到自己亲手执笔起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签署通过，杰斐逊的心情隐约有点儿沉重。杰斐逊是殖民地忠诚的“送葬者”，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接生婆”。 奴隶在运奴船中生活的场景 奴隶贸易：运奴船抵达北美海岸 约翰·汉考克 吹毛求疵地批评这份宣言真是多此一举。在五千万同胞心目中，它就像主祷文一样熟悉。文中所谓的瑕疵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文风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杰斐逊勇猛果敢、积极向上。他的精神理智而独立，最能激发人们的行动，但将他的精神写在文章中或直接说出来，就难免有点像在宽泛地夸夸其谈。约翰·亚当斯和蒂莫西·皮克林[11]后来特别憎恨杰斐逊，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恶魔，指责他的文章没有创造性，每个观点都那么陈腐，一半是别人以前公开讲过的内容。文中的主张既正确又荒谬，同时还有点存心不良。北美殖民地人民争论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月仗，不会不清楚自己信奉什么学说，追求什么目标。有些人偏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尽做些荒唐的事情。杰斐逊认为乱哄哄的争论根本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面对别人的指责，杰斐逊的回应合理而富有智慧，“有人说我的主张是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指责。” 签署《独立宣言》 埃尔布里奇·格里 蒂莫西·皮克林 有人说，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容易让人误解，可有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误解过，除非是故意的。对那些毫无意义的批评要漠然视之。《杰斐逊传》的作者塔克教授公正地评价了《独立宣言》。他说，这篇大作“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任何赞美之辞都是多余的，任何批评也是徒劳的”。 注解： [1]　杰斐逊常说自己是这里“唯一最年轻的人”，其实这种说法不太准确，除了爱德华·拉特里奇生于1749年，约翰·杰伊生于1745年外，这儿还有别的年轻人。——原注 [2]　最后几段的作者没有确定为杰斐逊，而是约翰·迪金森。能证明最后几段是约翰·迪金森所写的证据明显不足，而且与杰斐逊在《自传》第11页中的主张不一致。杰斐逊的主张也有合理之处。之所以说它们是约翰·迪金森写的，是因为这些话包含在约翰·迪金森的文章之内，由此推断而已。见美国杂志《纪元》，第八期，514页。——原注 [3]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撰写的小册子《常识》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独立的斗志。——译者注 [4]　理查德·亨利·李（1732—1794），美国政治家、演说家，两届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李决议”，是第一个提出摆脱英国统治而宣布独立的大陆会议代表，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译者注 [5]　爱德华·拉特里奇（1749—1800），美国独立初期的政治家，起先反对美国独立。后来，因其他人都同意独立，他也跟着签署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6]　第二次大陆会议期间，杰斐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讨论时受到别人尖刻的批评，杰斐逊很痛苦。为了安慰杰斐逊，富兰克林讲了帽子商人约翰·汤普森的故事。约翰·汤普森开了一家帽子店，拟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约翰·汤普森制作并出售各式礼帽”，还在招牌下面画了一顶帽子。约翰·汤普森认为招牌很醒目，可他的朋友们不以为然，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只剩下名字和帽子图案，几经删改后招牌更加简洁、醒目。杰斐逊听了这个故事，开始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译者注 [7]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革命家、政治家，富商出身，《独立宣言》第一个签署人。英文中“约翰·汉考克”成为亲笔签名的代名词。——译者注 [8]　约翰牛是英国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中主人公。他是一位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愚笨而且粗暴冷酷、桀骜不逊、欺凌弱小。后来，他成为英国人自嘲的形象。国际上也用“约翰牛”指代英国人。——译者注 [9]　本杰明·哈里森也叫本杰明·哈里森五世，美国第9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的父亲，大陆会议代表，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译者注 [10]　埃尔布里奇·格里（1744—1814），美国外交家、政治家。他是大陆会议代表，曾在《独立宣言》上签字。1813到1814年任美国副总统。——译者注 [11]　蒂莫西·皮克林（1745—1829），美国政治家、联邦党人，1795到1800年任美国国务卿，1803到1811年任参议院议员，1813到1817年任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弗吉尼亚的革新与立法 精彩看点 拒绝担任大陆会议代表——共和政府——废除限嗣继承制——摧毁贵族制度——宗教改革——修改弗吉尼亚法律——创新学校体制——反对奴隶制 1776年6月20日，杰斐逊拒绝再次担任大陆会议的代表。当时，他的理由是“家中有事”，要办理“私事”。弗吉尼亚议会没有允许杰斐逊去打理家事。多年以后，杰斐逊说出了当时不想参加大陆会议的另外一个原因：“1776年，我要离开大陆会议。当时认为，我们要重新审视所有的法典，让其适应共和政府的形式。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没有议会、州长、国王的消极限制。所有法案都应该修订，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共和政府。我们应对民众怀有好感，要理性地看待问题。”“在君主制国家，立法有许多缺点。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改革。我要在推进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殖民地很容易以独立国家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1777年8月13日，杰斐逊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信：“弗吉尼亚的民众已将君主体制抛在脑后，纷纷选择了共和政府，就像脱掉旧衣换上新装一样惬意。我们现在正静下心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有条不紊的政府工作中。”政府形式转变得很快，别的方面进行变革的时机也随之成熟。当时，革命、破坏和重建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全面改变已有法律和社会形势的时机也已来临。民众就像刚刚犁过的田地。政治种子的散播者们正将新的观念和新创的学说撒向“田间”，满怀期待，盼着早日收获。杰斐逊是激进的改革家，知道改革的机会已经悄然而至，便满怀热情地去承担责任。杰斐逊用自由之手将强壮而健康的种子播撒在早已开好的犁沟里。一部分种子立刻生根发芽，大部分种子却长期埋在地下。十年后，杰斐逊任议员的两年中所起草的法案大部分成为法律。通过努力，杰斐逊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并非杰斐逊一人独自奋斗的结果。乔治·梅森、乔治·威思以及新来的年轻人詹姆斯·麦迪逊都是杰斐逊的得力助手。 18世纪80年代的杰斐逊 1776年10月7日，杰斐逊在弗吉尼亚议会任职。其间，他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工作。1776年10月12日杰斐逊获得议会许可，制定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限嗣继承财产保有人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处理所继承的财产。1776年10月14日，杰斐逊又制定法案废除了限嗣继承制。在弗吉尼亚，土地和奴隶被当作最珍贵的财产代代相传。法律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也保全了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杰斐逊大胆地提出了废除限嗣继承制，贵族们苦不堪言。这项建议是在一次大会上提出的，参加会议的人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只考虑自家的利益，严正捍卫旧的制度。一般情况下，改革只有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才能缓慢进行。杰斐逊这项突如其来的改革让人们惊讶不已，感到无所适从。弗吉尼亚的限嗣继承制几乎在一天内分崩离析，贵族阶层顿时黯然失色。 随后，长子继承制也被废除。贵族阶层不断指责杰斐逊。埃德蒙·彭德尔顿[1]乞求道，如果长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全部土地和奴隶，那么就让长子多分一份财产。杰斐逊说，长子不能同时吃两份饭，不能同时干两份活，没有理由多分财产。这样一来，如死者未立遗嘱，子嗣们可以平分财产了。当时的贵族们都偏向长子，但法律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很大，遗产分配的差别很快就消失了。 短短的几个月中，杰斐逊博爱慈善、满怀信心，推动了弗吉尼亚的社会变革。后来，他说起当初自己发起各项改革“不是为了威胁或伤害富有的贵族阶层，而是为了给贵族们打开美德和智慧之门，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有所贡献，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杰斐逊也为自己辉煌的胜利付出了代价。他摧毁了贵族中等级制度，昔日的贵族自然痛斥制度的破坏者，长期怀恨在心。贵族家庭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孙们恶意诅咒这位政治家，伺机报复，因为是斐逊让他们和普通民众平起平坐。 乔治·梅森 詹姆斯·麦迪逊 埃德蒙·彭德尔顿（右）与同僚 杰斐逊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圣公会。杰斐逊的宗教观念让他的传记作家们感到很头痛。他们费尽心思让杰斐逊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来不管杰斐逊的自由思想。没有证据证明杰斐逊这一时期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但他的确没有藐视也没有公开反对过基督教。杰斐逊对基督教教义持包容的态度，而不是顶礼膜拜。 1787年8月10日，杰斐逊写信给尚未成年的儿子彼得·卡尔，用相当长的篇幅详述了宗教问题。他告诉儿子：“要独立地审视宗教问题。”杰斐逊对这句话的解释苍白无力，就像一个执法如山的法官痛苦地面对陪审团的指控而不能做出判决一样。面对特殊且棘手的宗教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反而成了一种消极的偏见。杰斐逊指出，基督教教义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能教条式地维护。尽管杰斐逊格外小心，试图隐藏自己的偏见，但人们本能地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一个基督教信徒之手。若是杰斐逊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就不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信仰和不信仰的两扇门中间，把两扇门都打开，但没有指明怎么走是对的，怎么走是错的。关于杰斐逊是否信仰基督教的问题，任何推断都没有真正的依据。唯一有必要说的是，1777年，杰斐逊对当时弗吉尼亚中世纪式的宗教立法十分憎恨。 杰斐逊在“砍伐”社会改革中的“障碍之木”时坚强有力，也要将宗教中的“朽木”收拾得干干净净。这看起来苟延残喘的“干枝”进行了强烈的抗争。杰斐逊所要的是彻底的宗教自由，就是美国现已广泛存在的这种宗教自由。为了能够建立良好的开端，杰斐逊只能从说服议会议员开始。议会主要由神职人员把持。随后的几年中，在杰斐逊的推动下，立法者们最终达成一致，同意杰斐逊宗教改革的建议。杰斐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顺利通过。有人修改过该法案，但只是隔靴搔痒式地做了一些补充。1786年，杰斐逊宗教改革的目标完全实现。 作为一名议员，杰斐逊是唯一在改革中获得成功的人，是不计其数的民众的代言人，是势不可挡的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数人都对美国圣公会[2]颇有异议，决定不再资助它。杰斐逊说：“源源不断的请愿书涌向第一个共和立法机构，要求废除宗教暴政。”杰斐逊感到自己的坚强后盾便是无数优秀的民众。他们虽然有点无知，但人数众多。很难想象，面对民众大声的抗议和喧哗，杰斐逊是如何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如何劝说一些被误解的人们的。早期的从政生涯中，杰斐逊常常与群众同甘共苦，用心聆听他们的抱怨。杰斐逊站在高处，算不上口齿伶俐，但别人能理解他说什么。民众的大声呼喊使他倍受鼓舞。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他获得了力量。民众的称赞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任职期间，杰斐逊担任五人委员会的领导，负责修改弗吉尼亚法律。繁重的工作大大超出了杰斐逊应有的工作量。法律修改委员会的报告不仅肯定了杰斐逊的立法活动，而且提到了其他重要事项。弗吉尼亚州政府所在地从威廉斯堡的商业中心迁到里士满的一个村庄。村庄虽小，却位于里士满的中心。后来，别的州政府选择所在地时，都纷纷效仿弗吉尼亚的做法。一项促进外国人迅速同化的法案为国家以后处理同类问题提供了范式。该法案因未提出进行知识、智力、健康等检查，就轻易允许接纳外国人而受到谴责。处理大部分事情时，杰斐逊很民主。在个别事情上，杰斐逊却与自己一贯的做法大不相同，显得不太合乎情理。当时制定的刑法典改进了残忍而严厉的旧刑法典，但不合理地保留了同态复仇，既不合情理也有悖于杰斐逊的初衷。杰斐逊还精心设计了一套学校体制。富裕的种植庄园主们出于狭隘的偏见，没有将这套体制全面采纳并合理地付诸实践。 美国圣公会 早期的里士满 杰斐逊任弗吉尼亚议员的两年中，弗吉尼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大部分长期以来都未曾改变过。杰斐逊所制定的法律为北美殖民地的刑法提供了深厚的法律渊源。立法机构不时地援引杰斐逊所制定的法律，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援引才停止。后来的立法以杰斐逊制定的法律为基础，并未改变多少。如果将1786年至1787年弗吉尼亚的法律称为“杰斐逊法典”的确有点夸张，但他的思想渗透到每一部法律当中。尤其是社会立法方面，杰斐逊的影响力很大。 解放奴隶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杰斐逊和几位仁慈而高尚的助手为解放奴隶而做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弗吉尼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杰斐逊虽然没有像他的朋友乔治·威思一样解放自己的奴隶，但很早就强烈反对奴隶制。当时，许多善良而明智的弗吉尼亚人都反对奴隶制。法律修改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难题，没能消除弗吉尼亚奴隶制的弊端。法律修改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满足于以前的法律，在修改法律时“仅对现有法律做了解释，没有任何彻底解放奴隶的计划，也没有以修正案的方式增加解放奴隶的内容。后来的修正案规定，同意给某一天以后出生的奴隶自由。达到一定年龄后，这些奴隶就被送境外。”这些计划都未能实施。1821年杰斐逊在自传中写道：“公众在思想上不愿接受解放奴隶的提议，即使到今天也难以接受。但在不远的将来必须接受，否则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法律如果不规定给予奴隶的自由，那么还能规定什么？”杰斐逊和具有先见之明的同行们有幸说服了弗吉尼亚人。他们的远见已超出了所处的时代。他们正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如果详细审视杰斐逊的计划，计划刚开始，杰斐逊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解放奴隶的法案通过后，“由奴隶所生的黑人将获得自由。达到一定年龄之前，他们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由政府出钱，依他们各自的天赋，让他们学习耕种、艺术和科学，直到女性满十八岁、男性满二十一岁。作为奴隶的黑人住在殖民地时，政府可以提供工具，让他们安家，学习手工技术、播种技术以及饲养家畜等本领”。然后，“宣布他们为自由独立的人，属于我们这个联盟，受我们保护。待他们足够强壮时，将他们装在船上，运到世界别的地方，再运回数量相等的白人。同时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白人移民美国。”[3] 杰斐逊认为，这个耗资巨大而又精心设计的计划可能得以实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思想中最致命的弱点。他常常陷入幻想，只凭自己的感觉做出判断，根本不管计划可行不可行。当时，杰斐逊等时代骄子们都在创建社会和政治学说，敢于针砭时弊，善于把握时代潮流。 在早期，奴隶制问题似乎难以解决。杰斐逊的种族观使奴隶制问题变得更加无法解决。通过观察，杰斐逊完全相信所有白人都认为黑人的智力不如他们。杰斐逊认为“两个种族，即使同样自由，也不能由同一政府管理”。他认为，如果两个种族处在同一政府之下，将会使“弗吉尼亚四分五裂，出现动乱。只有其中一个种族消失了，动乱才可消除”。杰斐逊未能提出与解放奴隶有关的更好的方案。在殖民地时期，杰斐逊多次试图禁止进口奴隶，但在英国的阻挠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778年，“在弗吉尼亚共和政府第一次会议上”，杰斐逊又提出停止奴隶进口的法案。该法案顺利通过后，杰斐逊很高兴。他说：“要阻止这种道德和政治上邪恶的观点继续发展。民众的意识已日渐成熟，人性可获得彻底解放。”[4]无人知晓这模糊不清、看似荒谬的话究竟所指何意。杰斐逊的说话风格一贯如此。杰斐逊总是唠叨“人性的彻底解放”。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他在改革中的丰功伟绩。 渴望得到自由的奴隶 注解： [1]　埃德蒙·彭德尔顿（1721—1803），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律师、法官，大陆会议成员。——译者注 [2]　美国圣公会是圣公会（即英国国教）在美国的教区。美国独立战争后不久，由于英国圣公会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效忠英国君主，圣公会美国教区被要求与英国圣公会断绝关系。——译者注 [3]　参阅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笔记》。——译者注 [4]　参阅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笔记》。——译者注 [book_title]第5章 独立战争中的弗吉尼亚州长 精彩看点 接任弗吉尼亚州长——筹备战争物资——迎战英国军队——如何对待俘虏——英国人的突袭——弗吉尼亚的危机——抓捕叛徒——躲避抓捕——英国军队在抢劫——伤心卸任——再不参与公共事务 帕特里克·亨利是弗吉尼亚独立以来的第一任州长，曾成功连任三年。根据宪法，他再无资格竞选下一届州长。1779年1月，经立法会选举决定，同年6月1日由杰斐逊接任弗吉尼亚州长。杰斐逊并不贪求荣耀。在选举中，他意外地发现年青的约翰·佩奇[1]得票很高，自己只是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在共事过程中，两位竞争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杰斐逊卸任时，似乎更愿意约翰·佩奇能成为州长候选人，而约翰·佩奇却不太乐意为之。杰斐逊的传记作家们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在杰斐逊任州长期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亨利·兰德尔详细谈论过杰斐逊任州长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关于杰斐逊的争论。热心于公众事务的人难免出现失败之处。杰斐逊也被指控不能胜任州长的工作。有人说，杰斐逊用华丽的辞藻和超群的写作能力感染和说服别人，为自己进行完美的辩护。作为州长，杰斐逊勉勉强强，无大功也无大过，算不上人们心目中的好州长。确切地说，他真不适合当“战时州长”。他尽管尽心尽力，但和别的州长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弗吉尼亚承平日久，从未遭到外部势力的侵犯。帕特里克·亨利第三个任期快结束时，一切都变了。这片土地呼唤着爱国志士们去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弗吉尼亚就像一匹任劳任怨的坐骑，三年来一直在帕特里克·亨利这位勇猛的骑手的鞭策下向前飞驰。当帕特里克·亨利要休息时，它难免气喘吁吁，筋疲力尽。 杰斐逊上任后发现弗吉尼亚的人力、马匹、军队、钱财都已挥霍殆尽。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动员大家积极捐赠。这是一件令人苦恼的差事。心甘情愿捐出自己财物的人并不多，捐赠进行得异常缓慢。杰斐逊别无他法，只得精打细算，最后各方面都获得了补给。杰斐逊到南卡来罗纳和北卡罗来纳为格林军招募新兵时，一切都很顺利。许多农民放下早已荒芜的田地，踊跃参军。1780年9月，将要出征的战士手中没有武器，更谈不上一分钱的军饷。马车和马匹只得强行征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该征用的还得征用。杰斐逊的农场也征用了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驾车的黑人。杰斐逊不懈地尽最大努力置办一切，但士兵们依旧缺乏夜晚遮体的毯子。他希望新的征税方案能够万无一失，确保军中一半人可住进帐篷。 帕特里克·亨利 查尔斯·康沃利斯[2]正带领凯旋之师向北进发，直指弗吉尼亚。大批用来雪中送炭的物资不是被毁就是被抢，给杰斐逊带来沉重的打击。查尔斯·康沃利斯的部队在离弗吉尼亚边境不远的地方驻足不前。杰斐逊既感到很意外，又暗自庆幸。杰斐逊正为下一步行动忧虑不安时，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他，说他没有将南卡来罗纳和北卡罗来纳的物资用在该用的地方。杰斐逊将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要打仗的地方是无可挑剔的。因为除此之外，无法确保弗吉尼亚取胜，也无良策让战争远离弗吉尼亚。如果向前线运送的物资不足，英国人便可大获全胜。 在弗吉尼亚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中，乔治·罗杰斯·克拉克[3]将军和士兵们英勇奋战，俘虏了英国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4]上校。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上校被指控犯了重罪，或许有点言过其实。杰斐逊判断力超群，对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上校和其他战俘一视同仁[5]，命令下属将他和另外两个被俘的军官带上镣铐，严密监禁起来。英国将军菲利普斯提出了抗议。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征求处理意见。乔治·华盛顿也犹豫不决，迟迟无法回答，最后建议缓和激烈的对峙。杰斐逊准确把握处理事情的分寸，采纳了乔治·华盛顿的两全之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杰斐逊关押了许多英国俘虏，其中不乏高官、贵族。杰斐逊公开宣称，自己以德报怨，对俘虏和自己的同胞一视同仁，坚决不用绞刑、不关监狱。杰斐逊以德报怨的做法使许多英国官员一改昔日残忍的性情。 查尔斯·康沃利斯 乔治·罗杰斯·克拉克 独立战争期间的乔治·华盛顿 帕特里克·亨利任州长时，英国人常常突袭弗吉尼亚。十几艘英国船满载两千多军队，盘桓在弗吉尼亚重要的港口，肆意地抢掠了好几天。英国人能轻而易举地破坏弗吉尼亚的物资供应区，严重威胁着弗吉尼亚的安全。1780年10月，英国人又故技重演。1780年10月22日，杰斐逊得知六十多艘船停靠在汉普敦水道，四艘船上载着军队。上岸后，英国人组成了大约两千五百多人的队伍。弗吉尼亚州刚刚建立不久，还没有足够的防卫能力，许多士兵都没有配备滑膛枪。传来这种情报，真让人感到心惊肉跳。杰斐逊悲伤地写道：“一个民族的能力和热情足够打败敌人，但竟然要抱着膀子等待防卫用的武器，想起来真让人心痛不已。”过了几周后，弗吉尼亚军队的状况依旧“十分糟糕”。阿尔伯马尔港口附近大约有四千名战俘。他们是约翰·伯戈因[6]的军队，被派往弗吉尼亚执行安保任务。在离弗吉尼亚边境一百五十英里的卡姆登，查尔斯·康沃利斯刚刚打败霍雷肖·盖茨[7]的军队。亚历山大·莱斯利[8]将军的一名信使被弗吉尼亚军民抓获了。该信使是入侵部队的指挥官，口含一物——是亚历山大·莱斯利将军写给查尔斯·康沃利斯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两军协同作战的计划。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全州上下都显得很无助。最终险境得以化解。一方面弗吉尼亚运气不错，另一方面英国军队失去了斗志。北卡来罗纳的爱国民众不停地袭击查尔斯·康沃利斯的军队，最后迫使其向南撤退。亚历山大·莱斯利按兵不动一个多月后，坐着船走了。弗吉尼亚又可以出人意料地休养生息了。 汉普敦水道示意图 约翰·伯戈因 1780年12月31日是星期天。杰斐逊再次得到情报，二十七艘大船已于12月20日进入切萨皮克海湾，弗吉尼亚陷入危机。无论以前的情况如何，杰斐逊这次因马虎大意而难辞其咎。杰斐逊总以为船上装的是去巴尔的摩的法兰西人。他很清楚英国人的攻击目标是威廉斯堡、彼得斯堡或者里士满。当时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弗吉尼亚正是农闲时节。在无法准确把握敌情的情况下，不知杰斐逊为什么未做最坏的打算。他只是信心十足地命托马斯尼尔森[9]将军率部驻扎在地势较低、河流众多的县内，然后守株待兔。 1781年1月2日早上，五十个小时的珍贵时间已经浪费了。其间，杰斐逊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传来的消息和杰斐逊掌握的情报似乎都表明他做了蠢事。那支船队来者不善，顺着詹姆斯河上溯。杰斐逊这时才恍然大悟，做了星期天早上就该做的事情。他从最近的县里派出四千七百多人，精力充沛地投入战斗。他带上公文和一些值钱的物件来到河对面的一个隐蔽之处，然后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地在全州策马飞奔。后来自己的马累死了，不得不骑上一匹尚未驯服的小雄马。连续八十四个小时内，杰斐逊鞍马劳顿，奔前跑后。英军占领了河道，进入里士满，一路“扫荡”，然后重新上船，突然顺流而下。这时，弗吉尼亚民兵才开始集结。英国军队早已回到了亚历山大·莱斯利丢弃的营地，挖战壕将自己围了起来。杰斐逊回到一片狼藉的村子后，重新组织州政府应敌。杰斐逊不善于快速做出决策，天时地利都与他失之交臂。 18世纪70年代的巴尔的摩 早期的彼得斯堡 英国军队似乎要在营地里安家落户。他们的军需物资非常充足，防备森严，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弗吉尼亚无正规部队，民兵组织没有配备武器。杰斐逊写道：“这儿的情况和北卡罗来纳一样糟糕。人们都希望敌人能自我克制，谨慎小心，不来进攻，但这些全是痴心妄想。”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0]在这片土地上指手画脚，让弗吉尼亚人更加怒发冲冠。杰斐逊想方设法捉住他。不过，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只“鸟”却怎么也不上“猎手”的当。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几个月以来，英国人将弗吉尼亚扰得人心惶惶。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杰斐逊心情沉重，度日如年，终于熬到自己任期届满之时。1781年6月10日，他将卸任。杰斐逊明智地决定不再参加竞选。别人的不满虽未明说，可足以让他感受到自己任期内的败笔。杰斐逊在自传中说：“英国人入侵时我们压力很大。民众对我的领导信心十足。来自民众的力量使我这个军事指挥官倍受鼓舞。军民应该迅速有力地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任州长的第二年末，我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这段忧郁的日子里，一些垂头丧气的弗吉尼亚人对杰斐逊指指戳戳，说他像一个独裁者。杰斐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典型的权宜之计，他自己也想把事情做好。后来，杰斐逊说：“指责我是独裁者的人们脱离了民众，失去了作人的原则。” 担任弗吉尼亚州长期间的杰斐逊 1781年5月，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就要卸任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四月下旬，查尔斯·康沃利斯向北进军，一路“扫荡”，进入弗吉尼亚。1781年5月20日，查尔斯·康沃利斯已到达彼得斯堡，整个弗吉尼亚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杰斐逊并无良策，只得向乔治·华盛顿求教。弗吉尼亚州议会已三次闻讯逃离里士满，一直处于休会状态，后来决定于1781年5月4日在离蒙蒂塞洛不远处的夏洛茨维尔村开会。直到1781年5月20日，法定人数才凑齐。日子一天天过去，杰斐逊的任期已满，但新州长尚未选出，他不能丢下手头的工作一走了之。1781年6月4日清晨，一匹快马飞驰而来，停在州长家门前。骑手从东边一个镇上连夜策马赶来，向杰斐逊报告敌情。原来，一队英国骑兵在伯纳斯特·塔尔顿[11]上校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沿着大路直奔蒙蒂塞洛和夏洛茨维尔而来，三小时后就会到达。杰斐逊异常勇敢，没有半点惊慌失措的样子。他没去夏洛茨维尔通报情况，因为议员们能自己撤离。杰斐逊平静地吃过早饭，安排家人转移，从容不迫地藏好贵重物品和文件后离开了家。杰斐逊走出家门，马上隐蔽到树林中。伯纳斯特·塔尔顿上校失望地无功而返。杰斐逊说，自己能够脱险全靠运气，与聪明和警惕没有关系。如果当时杰斐逊落入敌人手中，人们一定会认认为他是最愚蠢的人。伯纳斯特·塔尔顿走后，弗吉尼亚州大部分官员都给杰斐逊抹黑，言过其实地散播他执政时的缺点。杰斐逊非常愤怒，认为官员们的做法极不光彩。甚至有人说，如追究法律责任，杰斐逊应该停职几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杰斐逊被认为是胆小如鼠、生性懦弱的人。杰斐逊自愤愤不平，躲避敌人仿佛成了他一生的耻辱。那些官员认为，当伯纳斯特·塔尔顿的骑兵冲过来时，杰斐逊应该独自站在门口朝骑兵开枪。 伯纳斯特·塔尔顿 伯纳斯特·塔尔顿的军队在杰斐逊家中拿了点吃的喝的，别的东西丝毫没动。杰斐逊本人热情好客，别人在他家吃点喝点休息一下，他从不计较。杰斐逊后来说：“伯纳斯特·塔尔顿对我很客气。”英国派来的一些地方长官，说是肩负和解的使命，可不做什么正事。他们宣称，殖民地必须脱离法兰西，英国也不想占法兰西什么便宜。这种含沙射影式的说法是他们以后采取实际行动的前奏。后来，英军将解决战争冲突放在一边，专门到处掠夺抢劫、搞破坏，杰斐逊家也未能幸免。杰斐逊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行径。查尔斯·康沃利斯带人抢了他的粮食，宰杀了牛、羊、猪共一百五十头，充作军粮。英军肆意地糟蹋了正在生长的庄稼，将杰斐逊的庄园篱笆付之一炬，掳走了杰斐逊多匹良马，就连小马驹也不放过，残忍地割断了它们的喉咙。离开之前，英军还抓走了三十个奴隶。杰斐逊说，查尔斯·康沃利斯“要是能真正给他们自由，可算做了一件好事。怎奈他的军营中天花蔓延，热毒难驱，腐烂病无法控制。在死神面前，这些奴隶无一幸免”。难怪后来杰斐逊对英国人充满仇恨，他们不仅损坏了杰斐逊在同胞们中间的名声，而且侵占了他的财产，仿佛要赶尽杀绝。 伯纳斯特·塔尔顿在弗吉尼亚纵兵抢掠，遭到民兵袭击 一些弗吉尼亚人认为杰斐逊爱挑剔。据说他任州长的最后几个月里，有人在一次议会会议上公开表达了这一看法。不过可以肯定，乔治·尼古拉曾提议对杰斐逊进行质询[12]，不少人支持该提议。乔治·尼古拉的提议深深地伤害了杰斐逊。杰斐逊十分痛苦，辞去了弗吉尼亚州州长，下定决心再也不参与公共事务，只希望能参加下届州议会，去直面具有威胁性的质询。阿尔伯马尔郡十分推崇杰斐逊，全票选举他当议会代表。杰斐逊向州议会声明，自己很愿意面对别人的指责，但没有人回复他。后来，杰斐逊当着众人的面读了乔治·尼古拉提供的“反对意见”，并且做出了自己的答复。弗吉尼亚州议会中依旧没有人站起来质问杰斐逊。1781年11月，查尔斯·康沃里斯在纽约投降，战争造成的艰苦局面有所好转。杰斐逊的朋友们大胆地提出一项决议，并且顺利在弗吉尼亚议会通过。该决议表达了对杰斐逊的感谢，说他任州长时“不偏不倚、诚实正直、尽心尽力”，证明了杰斐逊“为人清廉、人格健全、能力超群”。该决议还宣称要为他洗清“所有不明之冤”。决议结尾部分用词精挑细琢，委婉地表扬杰斐逊的战时政绩，里面不乏抚慰之辞，对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却漠然视之。乔治·华盛顿百忙之中抽空给杰斐逊写了信，信的结尾部分都是谦恭赞美之辞，赞扬了杰斐逊良好的品行。在别人的评价中，杰斐逊能找到的安慰也就这些了。杰斐逊不幸出任战时州长，不适合这一职位，但换作别人也一样差强人意。杰斐逊接受了别人的赞美也面对了别人的责难，但更多的是不公平的责难。他真是个命苦之人。经历了战时的波折之后，杰斐逊决定退出政界，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查尔斯·康沃里斯率军打出白旗准备投降 查尔斯·康沃里斯交出佩剑向乔治·华盛顿投降 注解： [1]　约翰·佩奇（1743—1808），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1776到1779年任弗吉尼亚议会主席，1793到1797年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802到1805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2]　查尔斯·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军人、殖民地官员及政治家。1776年前往北美镇压美国独立战争，1778年起任北美英军副总司令，1781年在约克镇战役大败后率军投降。——译者注 [3]　乔治·罗杰斯·克拉克（1752—1818），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弗吉尼亚当过测量员、士兵和军官，后成为西北边境最高军官。——译者注 [4]　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1742—1803），英国将军，1775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英军指挥官。萨拉托加战役中，他率英军投降，被关押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译者注 [5]　塔克教授在《杰斐逊传》中为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辩护，但不过是在说自己认识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认为他本性不坏，有绅士风度，不应该对别人的指控负责。——原注 [6]　约翰·伯戈因（1722—1792），英国陆军上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伯戈因的部队在萨拉托格被美国将军霍雷肖·盖茨的部队击败。——译者注 [7]　霍雷肖·盖茨（1726—1806），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在萨拉托加战役中大胜，在卡姆登战役中惨败。——译者注 [8]　亚历山大·莱斯利（1731—1794），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陆军少将，1782年接替查尔斯·康沃利斯担任英军南方指挥官。——译者注 [9]　托马斯·尼尔森（1738—1789），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签署者，独立战争时期曾在弗吉尼亚指挥民兵作战。——译者注 [10]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具战略才华、足智多谋的领导人之一。1780年，在扼守哈德逊河的时候，他打算将要塞献给英军。事情败露后，他逃到英军寻求保护，后来被任命为英军准将，指挥英军在弗吉尼亚作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美国独立事业最大的叛徒而饱受非议。——译者注 [11]　伯纳斯特·塔尔顿（1754—1833），英国陆军将领、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英军指挥官，进攻大陆军。他表现突出，深受倚重，却被北美人民痛恨。——译者注 [12]　后来，杰斐逊与乔治·尼古拉关系友好，杰斐逊说乔治·尼古拉能干、诚实，作为一个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只是他做事的动机错了。乔治·尼古拉也向杰斐逊道歉，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原注 [book_title]第6章 国会议员 精彩看点 退隐在家——中年丧妻——给孩子们的教导——外交使命——有原则的国会议员——各州联合委员会——确定货币单位——划定共有区域——奇思妙想 辞去州长后，杰斐逊极度痛苦，一直愤愤不平。他憋着一口气退隐在家，反复重申自己决心已下，再也不管公众之事。杰斐逊忙着经营种植园，教育孩子，照顾生病的妻子。1782年初，冬寒还迟迟未去，杰斐逊将1781年春天的一些感想写了下来，这便是著名的《弗吉尼亚笔记》。1782年春，杰斐逊还是州议会议员，但他执意拒绝参加会议。杰斐逊的对手们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这种做法。鉴于这种情况，杰斐逊的朋友们也不好为他辩解。詹姆斯·麦迪逊私下里为杰斐逊不与人为善的脾气悲叹。詹姆斯·门罗公开写信直言不讳地批评杰斐逊，但杰斐逊不为所动，只是反复地诉说自己内心受伤后的痛苦，不断地声明自己再也不参政。 杰斐逊执意这样做的确是出于气愤，同时还有更令人为之动容的原因，只是他过于自尊，内心受伤太深，不愿意说罢了。当时杰斐逊妻子的健康每况愈下。1782年5月，她躺在六个孩子的身边，再无康复的希望。杰斐逊履行丈夫的责任，温柔、勤快、悉心地照顾妻子。1782年9月，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妻子死后，杰斐逊连续三周未出家门。后来一段时间内，杰斐逊只在山间茂密树林中的小路上徘徊，以寻找一点儿寄托。在极度悲痛的日子里，杰斐逊的长女玛莎一直陪伴着他。她曾留下令人悲伤的文章，展现了杰斐逊性格中的深情和脆弱。 詹姆斯·门罗 杰斐逊的长女玛莎 据说，杰斐逊夫人在弥留之际乞求丈夫不要给孩子们找继母。杰斐逊当即答应，并恪守诺言，鳏居一生。玛莎是杰斐逊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在六个孩子中，玛莎和玛丽是杰斐逊亲生的，并且都活到了成年以后，却只有玛丽晚于父亲去世[1]。杰斐逊的妹夫达布尼死后，妹妹家里很穷。于是，杰斐逊将妹妹和六个孩子都接到家中，视为己出。杰斐逊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关心他们的成长，一直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杰斐逊常给孩子们写信，信中只是最平常不过的教导，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孩子们对这些信件饶有兴趣，颇感亲切。杰斐逊的传记作家认为这些信息很有价值，赋予了无数赞美之辞。 1776年9月，大陆会议曾提名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迪恩一同去法兰西，与法兰西结盟并签订贸易条约，杰斐逊拒绝了。1781年6月，杰斐逊被委以重任派往国外，和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杰伊等人一同参加一项和平条约的谈判。杰斐逊以个人事务为借口拒绝了。1782年12月，在弗吉尼亚安特希尔种植园的朋友盖理上校家中，杰斐逊正给孩子们进行预防接种，又被委以出使法兰西的重任。这项委任很及时，有助于杰斐逊换个环境，从丧妻的阴郁中走出来。杰斐逊欣然答应，并做好了启程的准备。当时，法兰西巡洋舰要离岸，耽搁了其他船只的航行。杰斐逊还没有离开，就得知谈判已经提前进行，无须再出访。1783年2月，杰斐逊又回到了家中。 1783年6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选举杰斐逊为国会议员，任期从1783年11月开始。国会议员们对杰斐逊的到来略显轻视。这些绅士们认为作为议员是一种荣耀，不想因杰斐逊的加入惹上麻烦。杰斐逊去上任时，碰巧国会要批准美国与英国的和平条约。至少有九个州赞同才可批准，但只有七个州参加。一些议员提议，七个州参加也可批准。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绝不会发现赞成票数不够的情况。杰斐逊和另外一些议员竭力反对，因为这种权宜之计会损害国会的名声。最后在国会的紧急呼吁之下，未参加投票的各州都先后赶来。杰斐逊很乐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因为该条约使自己七年前在《独立宣言》中的倡议变成了现实。乔治·华盛顿的大陆军总司令辞职仪式就要举行，负责安排和筹划的重任落在了杰斐逊肩上。 杰斐逊认为国会的各项权能应一直存在，不能断断续续。他提议设立“各州联合委员会”，由每州选一名代表组成。国会休会期间，该委员会继续工作。国会采纳了这一提议，但因委员会内部出现派系斗争，该提议以失败而告终。古弗尼尔·莫里斯[2]就国家的资金问题做了报告。通过精准的计算，他设计出了一种货币单位。该货币单位为美元的一千四百四十分之一，能实现各州货币的精确兑换。杰斐逊指出，这种换算将日常生活中简单的计算变得极为烦琐。比如说，一块面包的价格为二十分之一美元，可换算后变成七十二个单位，一磅黄油为五分之一美元，合二百八十八个单位，一匹马为八十美元，合十一万五千二百个单位，而一个国家的债务是八千万美元，则要换算成一千一百五十二亿个单位。为了避免这种愚笨的做法，杰斐逊建议还是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 杰斐逊向国会推荐了弗吉尼亚的做法，提议在美国西北部划出一块区域为各州共有。后来成立了专门负责在该区域建立政府的筹备委员会，杰斐逊也是成员之一。因为杰斐逊起草了国务院的草案，所以该报告自然由他起草。报告包含了著名的《西北土地法令》的内容，其中最可敬的条款是“自1800年之后，除惩治犯罪外，所有上述各州都要取消奴隶制和非自愿奴役。”除了作为政治家高尚而尊贵的一面之外，我们也可以窥见杰斐逊思想中的荒谬之处。杰斐逊的崇拜者们尽力为他开脱，称他为“哲学家”。有件事情虽小却引人深思。杰斐逊将所划定区域的各个地方分别命名：喜瓦尼亚、密希高尼亚、雪龙斯、阿森尼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伊利诺亚、萨拉托加、乔治·华盛顿、波力波塔米亚和皮力西比娅。幸好这些奇思妙想的地名未能流传下来，若不然，现在上学的孩子们将会苦恼不堪。杰斐逊在报告中所写的关于取消奴隶制的条款最终未能通过。会上只有中部和西部六个州的代表投了赞成票，他大失所望。 吉弗尼尔·莫里斯 任大陆军总司令期间的乔治·华盛顿 以上是杰斐逊任国会议员时从事的立法活动。1784年5月7日，杰斐逊离开了国会。 注解： [1]　杰斐逊有以下子女：玛莎·杰斐逊，1772年9月27日出生，1790年2月23日嫁给托马斯·曼·伦道夫，1836年10月10日去世；简·伦道夫·杰斐逊1774年4月3日出生，1775年9月去世；一个儿子，1777年5月28日出生，1777年6月14日去世；玛丽·杰斐逊，1778年8月1日出生，1797年10月13日嫁给约翰·W.埃普斯，1804年4月17日去世；1780年11月3日出生的是个女孩，1781年4月15日去世；露西·伊丽莎白·杰斐逊，1782年5月8日出生，1784年去世。——原注 [2]　古弗尼尔·莫里斯（1752—1816），美国著名政治家、开国元勋和外交官，曾任美国驻法大使。——译者注 [book_title]第7章 出使法兰西与法兰西大革命 精彩看点 远赴法兰西——法兰西人的友好——美国的债权人——英国人态度——新闻报道中的谣言——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参与法兰西大革命——谨慎行事——观点和情感——丹尼尔·谢司起义——有报纸而没有政府——对宪法的观点 杰斐逊离开国会后，第四次奉命参与外交事务。他的使命是协助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和约翰·亚当斯进行贸易谈判。1784年7月5日，杰斐逊乘船离开波士顿。1784年7月30日，他到达朴次茅斯，然后立刻赶往法兰西，住进了体面的房子，后来又搬到更加富丽堂皇的住宅。杰斐逊精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尽量活得有头有脸，富有品味。杰斐逊年薪九千美元，还有自己私人财产收入做补贴，但这些收入与他当时的花费相比，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杰斐逊将女儿玛莎送到当时法兰西最时尚、最高级的女修道院学校。 不久，杰斐逊觉得自己只是忠诚地代表了美利坚合众国，给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做了好榜样。除此之外，再不能为自己的祖国多做一点事情。1785年春天，本杰明·富兰克林回了美国，约翰·亚当斯去了英国。外交家三人小组解散了。杰斐逊成了名副其实的驻法公使。欧洲古老的君主政体下，人们还不了解遥远的美洲大陆上新建的共和国。他们不知道美国的经济状况如何、贸易总量是多少，不太重视与美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法兰西以前侵占过北美新大陆，现在为了顾全美国人的脸面，谦恭有礼地公开接待北美来的代表们，殷勤地表现法兰西王室热情好客的一面，以求与其他强国建交。但这些所谓的强国已非同往昔，变得文明、强盛，不再需要法兰西保护，并不在乎法兰西友好的意愿。实际上，法兰西在贸易中并没有多少自信。杰斐逊就美国在自由贸易中的优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不遗余力地设法让法兰西轻易不变的贸易条例有所变通。杰斐逊、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和法兰西外交大臣维尔热纳伯爵查尔斯·格拉维尔常有外交通信往来，信中谈论的都是散发着臭气的鲸油、咸鱼、烟草。 因为美国财政困难，所以外交官受辱的事情常有发生。杰斐逊也未能幸免，因为他周围都是美国的债权人。这些债权人虽不以还钱为由敲诈勒索，但折磨得他苦不堪言，仿佛他们的钱多么有价值。按照惯例，杰斐逊气愤而无奈地代表自己的同胞们向法兰西献上可耻的“贡品”。在北美，强大而文明的国家倒是习惯性地给予海盗一些施舍。杰斐逊曾多次极力主张用战争来消除海盗隐患，因为战争比受窝囊气更划算，更有荣耀感，代价更小。杰斐逊还提出要发展国际贸易，组建联合海军，让那些海上强盗在自己的水域瑟瑟发抖。他满怀希望，也曾为此殚精竭虑，最后却功亏一篑。 1786年暮春，杰斐逊去伦敦协助约翰·亚当斯进行各种悬而未决的商贸谈判。杰斐逊按照惯例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和王后，“他们对我和约翰·亚当斯漫不经心，我们从未受过这种轻视。”外交大臣是来自卡马森郡的一位侯爵，说话时含糊其辞、不谈正事，似乎要让杰斐逊明白，英国“所有讨厌的事都与美国有关”。杰斐逊一无所获，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印在他脑海中的全是英国人的冷漠和傲慢。此次英国之行后，杰斐逊认为英国对美国充满敌意，更加轻蔑和仇视英国。后来，杰斐逊在信中多次言辞激烈地提起此事。 英国仇恨我们。英国大臣仇恨我们，国王乃至所有的人都仇恨我们。在签订贸易条约时，我们的主动提议换来的却是冷嘲热讽……英国人对我们的敌意是现在而不是战时产生的。 尽管两国签订了各种条约，可英国依旧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根深蒂固。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将我们连同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全部从地球上抹去。 英国不希望在政治上与我们建立联系。贸易谈判中，他们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要求我们言听计从。英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不支持我们，甚至全国上下都反对我们。 目前，英王乔治三世、大臣们、英国民众都对我们充满敌意，比战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王乔治三世、王后与他们的孩子们 这种敌对意识在英王乔治三世心中酝酿已久，又在臣民中蔓延开来，影响了大部分行政机构。 我直言不讳地说……英国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是地球上唯一希望我们彻底毁灭的国家。我确信若我们的国家被大海吞没，整个英国大地上将会亮起点点篝火，庆祝我们的灭亡。 杰斐逊极不信任英国，甚至认为“英国人有可能给阿尔及利亚人提供帮助”。 欧洲各国的新闻报道中，英国不断变本加厉地对美国恶语相加。杰斐逊非常愤怒。他说：“和平时期，整个欧洲对我们非常热情，这根本就是个谣言。英国每天利用报纸为美国造谣生事，令人印象深刻，可见英国是多么厚颜无耻。这些谎言登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报纸上，反而使英国民众更加相信美国有多恶劣。”杰斐逊说，美国在国外的声誉不好，“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伦敦的报纸到处散播谣言。主管新闻报道的部长出钱支持散播谣言，就是为了让英国民众也加入反对我们的行列。难怪每一份报纸上都有若干反对美国的言论”。 英国人普遍反美，杰斐逊感到未来一片渺茫。“英国民众的呼声往往会影响国家的管理。臣民们只尊崇英王乔治三世的意志，前途令人担忧。”“不知什么时候，美国民众也开始仇恨英国……我们的同胞充满激情，热衷自己的事业，无暇顾及自己的得失。”这种敌意渗透到民众中间，“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长此以往会引发灾难”。杰斐逊说：“这个时代，罗马和迦太基时期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他也不免自我安慰地认为：“我们的国家还年青，存在的时间一定会比英国长。他们就像腐朽的机器，将在困难中被压得粉碎。” 杰斐逊爱好和平，习惯在和平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杰斐逊曾指出“只有战争胜利了才不会赔偿损失”，但他一生都对掠夺恨之入骨。杰斐逊反对与英国开战，又十分痛恨英国。他并不好战，内心深处早就埋下了向往和平的种子。杰斐逊知道英国人想干什么。仇恨英国的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美国长期以来的堕落和固执。杰斐逊满怀正义地说：“十二年来，我们的敌人一直与理智背道而驰，这是他们一贯遵循的原则。我早已看穿了英国人的伎俩，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了如指掌。他们根本不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杰斐逊有点冒险地说：“英国如此无理，就是欠揍。”[1]平心而论，杰斐逊认为英国的政府体制的确很有特色，对政府各部门和那些地位显赫的官员们却嗤之以鼻。 令人懊恼而乏味的英国之行结束后，杰斐逊又回到了他感觉比较和谐的法兰西。巴黎愉快的时光已过去几年，这些时间对美国来说似乎没什么重要的意义。杰斐逊感到很满足，当时还不知道这段时光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这段时光就像是一个播种的季节，直到杰斐逊成为美国一个强大政党的领袖后，才到了收获的季节，结出了成熟的果实。 杰斐逊在法兰西长达五年。他刚到法兰西时，法兰西君主政体尚且稳固。等他离开时，巴士底狱已被攻破，街上血流成河。暴动的民众威慑法王路易十六，杀死了内阁大臣。杰斐逊比任何一个法兰西人都更加饶有兴趣地观察法兰西革命，也没有人比他有更好的机会来观察法兰西逐渐高涨的革命热情。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2]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一开始就进入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领导的自由爱国的政党内部。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领导的改革者行事稳重、头脑理智，与后来的暴力革命者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发现杰斐逊身上有一种与自己相似的精神：杰斐逊常思考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拥有他们正在逐步获得的信念。他们立刻请杰斐逊当顾问，并把杰斐逊当作知音。他们认为杰斐逊是一位关心人权、推理严密的思想家，是传播政治自由激进学说的布道者，执政理论的设计者，表达含糊却极具概括力的提议者，更是现实中阻碍社会发展势力的谴责者。按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杰斐逊简直就是一位“哲学家”。杰斐逊憎恶法兰西王权的专治，仿佛自己就是法兰西人，每天都兴致盎然地去凡尔赛宫前参加法兰西国民公会的辩论。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和其他人都去征求杰斐逊的意见。波尔多大主教是法兰西国民公会中某一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起草宪法。深思熟虑后，他邀请杰斐逊“参加宪法审议”。杰斐逊很明智地拒绝了。几个朋友私人聚会时，杰斐逊慎重提议道：“在神圣的王权之下，路易十六的权利应由权利宪章来规定。该宪章应由国王路易十六和法兰西国民公会每位成员共同签署。”杰斐逊起草了该“宪章”最主要的部分。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巴黎暴动 法兰西民众攻打巴士底狱 占领巴士底狱 凡尔赛宫 杰斐逊的行为似乎不合规矩，但他对身边异常的政治事件特别感兴趣。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等人友谊深厚。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等人也尊重杰斐逊。杰斐逊很可能也从中受到影响，经不住诱惑而卷入一些政治事件。总体上来说，杰斐逊谨慎小心，懂得自我克制。一次，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事先没有征求杰斐逊的意见，安排了六到八个法兰西国民公会自由党不同地区的领导到杰斐逊家吃饭，希望这些领导人能达成协议。杰斐逊对朋友的这种“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第二天早晨杰斐逊要求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3]做出解释。事后，杰斐逊写道：“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做了解释，说他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认为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等人不该在那种场合使用我的房子，请我不要生气，还真诚地希望我能一如既往地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确信我能缓解紧张气氛，切实促进改革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告诉他，我对国王路易十六、对法兰西王国、对美国都负有责任，不干涉法兰西王国的内政。我要以旁观者的身份积极主动、不偏不倚、百折不回地坚持那些对法兰西王国最有利的措施，并让其推广开来。” 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在法兰西形成的观点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深远。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且有失公允。杰斐逊青年时期就从事理论学习，经常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去法兰西前，他在各个方面已经完全成熟，做事更加独立。杰斐逊的性格和激进的思想经国外历练后更加趋于稳定。杰斐逊喜欢法兰西、仇恨英国的情感不是到欧洲后才形成的。去欧洲之前，两种情感就在他心里酝酿已久。杰斐逊驻留法兰西的时间较长，去英国只是简短的出行。通过对比后，杰斐逊对法兰西更加情有独钟，对英国的成见越来越深。有人说，杰斐逊后来的执政是将法兰西政治的“种子”带到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并非是本国环境中土生土长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了解杰斐逊。在性格形成以前，杰斐逊从未去过美国以外的地方。一直以来，杰斐逊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仇恨英国而喜欢法兰西，同情法兰西大革命。欧洲之行证实了杰斐逊先前的观点，强化了他长期藏在心中的情感。杰斐逊对英国和法兰西王国的看法与情感形成强烈的对比，如能彼此中和就会更加有益。如果杰斐逊看到法兰西的恐怖统治和罗伯斯庇尔的权势，看问题就不会如此泾渭分明。1789年9月，杰斐逊强烈要求告假回家，从法兰西勒阿弗尔乘船回美国。世事多变，这次回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美国。 人们认为，过去五年里，杰斐逊并非背井离乡、被流放国外，他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国增光添彩。法兰西的确有许多迷人之处，但跟自己亲爱的祖国相比，一切都显得相形见绌。杰斐逊说：“伦敦比巴黎美，可再美也美不过费城。”就教育而言，在欧洲只能多学到点现代语言知识和不道德的行为。国外最好的课程只能达到威廉-玛丽学院的水平。杰斐逊建议詹姆斯·门罗去法兰西，并说：“那里的土壤、气候、平等、自由、法律、民众以及人们的行为举止都会让你对自己的祖国羡慕不已。”杰斐逊预言，许多欧洲人会来美国定居，但“绝不会有哪个美国人想搬到欧洲去定居。”杰斐逊认为自己的同胞们“天生洁身自好，品德高尚，丝毫没有受到浩瀚的大洋那边的欧洲人的影响。”“我们的宪法确有瑕疵之处……我们的政府若与欧洲的政府相比，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英国就如同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中转站。” 恐怖统治 罗伯斯庇尔 杰斐逊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眼中，自己祖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比国外好。马萨诸塞州丹尼尔·谢司[4]的起义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宪法的通过。杰斐逊认为，丹尼尔·谢司领导的起义值得称赞。 这些起义并没有引起多么可怕的事情，反而证明人民有足够的自由。我不希望他们的自由有所减少。如果以这些小小的起义来保全人民大众的幸福，再划算不过了，就是发生流血冲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厉惩治起义将压制保护自由的民众。”“偶尔出现小小的起义反而是件好事……遵循这些道理，可以使管理者们在惩治起义时变得温和一点，但绝不是鼓励人们多起义。起义也是给政府疗伤的一剂良药。”“假如十一年中，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一次起义，平均每个州一百四十多年或者一个半世纪才发生一次起义，这个数量比现在别的政府管理下的起义少得多。不同政府惩治起义的轻重程度也彼此有别。”“历史上有如此体面地进行的起义吗？上帝不允许我们二十年中没有一次暴动。一两个世纪内丢掉几条性命又有什么呢？有了爱国志士的流血牺牲和暴君的断头，自由之树才会长青。” 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说出这样愚蠢的话，真会动摇人们的信仰。杰斐逊的这些思想并非受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影响。最后的这些话是在1787年9月说的。当时杰斐逊大概正在向法兰西温和派传授这些离奇的观念，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狂热的思想。看到“国王路易十六和贵族们的阴谋”，杰斐逊引身而退，并没有参与其中。在一段时间内，杰斐逊曾鼓吹过荒谬的“无政府”论。杰斐逊说：“民众的意志是政府得以建立的基础，首先得要保证意志的正确性。”杰斐逊的这种观点还算明智，若是将民众意志当作上层建筑的基础，就有点荒谬。杰斐逊补充道：“如果让我选择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宁愿选择后者。”“印第安人的社会没有政府，但我相信，他们的民众肯定比欧洲政府管理之下的人们幸福得多。有了政府，公众意见受到法律的约束，道德对人们的抑制也像法律一样强大。”“社会应按以下三种形式存在：一、像印第安人一样没有政府。二、政府管理之下，每个人的意志都得以体现。三、强权政治的管理之下……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第一种状况是否最好。”一位智者如此讲话，可见杰斐逊失去了耐心。 杰斐逊在国外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贸易条约。国外的经历使他明白，若要与外国建立关系，美国各州就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关于丹尼尔·谢司起义，杰斐逊的看法与别人截然不同。显而易见，杰斐逊还没发现，国内更需要牢牢地抱成一团。杰斐逊说：“在对外事务上，美国各州要牢牢结为一体，处理纯属国内的问题时可各抒己见。”美国宪法颁布时，杰斐逊感到其中的许多内容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毫无根据。杰斐逊在公文中写道：“我很难同意国会的做法。”他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国会。后来，杰斐逊看到了联邦党人的争论，通过与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等人通信，经深思熟虑后，逐渐改变了对宪法的观点。1788年5月，杰斐逊说：“我殷切盼望新宪法全部得以批准。就我们现在的处境而言，这件事举足轻重。”杰斐逊虽然对宪法中的一些细节心存芥蒂，但在情感上却能与大多数新宪法热心的倡议者们共鸣。杰斐逊最终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了新宪法。杰斐逊“十分满意新宪法将为民众带来的利益，并希望找出有利的时机来修正其中的瑕疵”。杰斐逊希望能有九个州接受新宪法。他说：“为了使宪法中好的内容得以保留，一段时间后，可能对其做一些必要的修订。”杰斐逊后来明确表示，马萨诸塞州的计划“更胜一筹”，并且希望其他犹豫不决的州也能效仿马萨诸塞州。1788年11月4日，杰斐逊写道：“看到十一个州接受新宪法后，我欣喜若狂。第十二个州也没有反对。第十三个州反对与否已不太重要。”杰斐逊对新宪法的看法很多，但其要旨完全相同。杰斐逊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新宪法的真实情感，有力地驳斥了后来的政敌们不公正的指责。杰斐逊曾很有个性地声明：“我不是联邦主义者，我的思想体系从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党派。无论在宗教、哲学、政治上，还是其他任何领域，我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如果不加入一个党派就无法去天堂，那我情愿不去。我也绝不是反联邦主义者。我始终支持新宪法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杰斐逊表明自己完全支持新宪法，对此坚信不疑，别人无须再争论。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比，新宪法很有可能更接近杰斐逊的理想。杰斐逊之所以一直反对新宪法，是因为新宪法有两个缺点：一是缺少《权利法案》，二是总统可以连任连选。第一个缺陷已被迅速而明智地补全，第二个缺陷实际在杰斐逊自己英明地开创的惯例中受到了限制。 新宪法通过 注解： [1]　艾尔伯特·杰伊·诺克：《杰斐逊传》，第109页，1926年出版。——译者注 [2]　吉尔伯特·德·莫蒂（1757—1834），法兰西贵族，立宪派首脑，1789年出任法兰西国民军总司令，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译者注 [3]　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1745—1792），法兰西政治家，曾任法兰西王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译者注 [4]　丹尼尔·谢司（1747—1825），美国军事家，独立战争时的军官。1786年马萨诸塞州发生经济危机，他领导被迫负债和遭受政府错误政策压迫的农民起义。——译者注 [book_title]第8章 出任国务卿与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精彩看点 出任国务卿——内阁成员——战时债务承担——政治交易——无力的辩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奇异的想法——分歧越来越大——错误的说法——不共戴天——对死人的诽谤 1789年10月23日，杰斐逊从英国考斯乘船回国，1789年12月23日到达蒙蒂塞洛。庄园里的奴隶们热烈地举行了欢迎仪式。离开法兰西时，杰斐逊本想用几个月的时间回趟家，然后迅速返回，去亲眼见证轰轰烈烈的法兰西大革命。一到美国，乔治·华盛顿总统就邀请杰斐逊担任国务卿一职。杰斐逊并不想去，因为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兰西大革命。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回复，自己应该遵从总统的意愿，但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乔治·华盛顿再次写信，极力劝说杰斐逊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1]亲自到蒙蒂塞洛向杰斐逊说明情况，让他任国务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他发挥个人影响力。迫于压力，杰斐逊很不情愿地放弃了继续去法兰西的想法，接受了国务卿的职务。杰斐逊办理好自己的家事后，于1790年3月21日到达纽约任职。 当时，内阁成员只有四人。约翰·杰伊为临时国务卿，正式任命的国务卿一到，他就出任首席大法官。乔治·华盛顿总统就职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同时亨利·诺克斯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来，埃德蒙·伦道夫出任首席检察官。内阁公共事务中，最大的反对力量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善于承担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所有与国家外债和内债有关的问题，都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议后提交国会处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由联邦承担各州战时债务的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相互对立的两派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叫苦连天。众议院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该承担方案，讨论结果为：三十一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方案随即被提交到众议院大会。适时，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到了，事情发生了扭转。1790年3月29日，该方案被否决。从人们的情感状态来看，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国会每天都在开会、休会，并未解决任何问题。敌对的派系在任何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除了战时债务的问题外，议员们都不屑于思考和谈论别的事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财政部关乎着新政府的命脉。有了民众的支持，国家才有财政收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深谋远虑，正面展开稳步攻势的同时，也策划从侧面进行迂回包抄。他想到了新策略，决定要充分发挥杰斐逊的作用。 正在这个时候，国会内部就首都选址问题产生产了局部分歧。南部各州想选波托马克为首都，中部和东部各州想再往北一些。最后，支持在北方选址的一方占了微弱的优势。关于战时债务承担问题，辩论中也分成了两派。中部和东部各州支持战时债务承担方案，南方各州持相反意见，最后南方各州占了微弱的优势。就目前状况来看，两个问题还有商量的余地，也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只要理由正当，就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决定做一笔交易，准备支持波托马克为首都，以此为交换，让投票支持选择波托马克但反对战时债务承担方案的那些州投票支持战时债务承担方案，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的债务承担方案多赢得几张选票。为实现其政治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选择了杰斐逊这个得力的伙伴。一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街上遇到杰斐逊。他们边走边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悲切地描绘了国家的危险处境，情真意切地请求杰斐逊，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响力来挽救国家。杰斐逊回答道，他对整件事情“知之不多”，但如果要维护祖国利益，那么他责无旁贷。杰斐逊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第二天一起吃饭，还要请一两个朋友，希望共同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结果，饭局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杰斐逊后来写道，他“不可能亲自参与讨论，只是牵线搭桥，促成了此事，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饭桌上，双方提出了各自的条件，马上达成一致。这笔交易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既能实现定都波托马克的目标，又可赢得战时债务承担方案的通过，双方各得其所。按事先约定，双方将选票提交国会。这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稳占优势。 埃德蒙·伦道夫（右二）与同僚 战场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亨利·诺克斯 后来，杰斐逊很后悔自己参加了这笔交易。杰斐逊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帮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树立了威望，扩大了影响力，有效地促进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财政方案的成功实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成了杰斐逊政治上的劲敌。无奈之下，杰斐逊找到参与谋划的那伙人寻求解释，就像一只为逃离陷阱而不得不咬断自己腿的狐狸。为了否定此事，杰斐逊完全牺牲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品质，忘记了自己在政治上精明的一面。他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下了套，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上了人家的当。财政部长在进行一笔缺德的交易，而他作为国务卿，却“非常无知地拿着蜡烛为其照亮，”站在一边推波助澜。这种辩解似乎表明杰斐逊不适合从政。同时这种辩解也贫乏无力，可信度不强。杰斐逊如此为之，可能另有缘故。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笔交易简单明了，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明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战时债务承担方案十分健全，杰斐逊本期望能听到别人对它的议论，不料一无所获。该方案的确立一波三折，杰斐逊最清楚其中的苦衷。如果杰斐逊当初没有拿定主意支持该方案，那么他就显得太轻率、太鲁莽。杰斐逊既然当初没有慎重考虑，就无权指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应该提出并宣扬自己的观点[2]。其实，透过杰斐逊的各种理由和实际行动，事情的真相显而易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如同人皮肤下面的肌肉，表面之下才是力量所在。杰斐逊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财政方案强大的影响力之前，就有人征求过杰斐逊的意见。当时杰斐逊同意参与其中，这才是事实真相。杰斐逊实际上十分愿意推行该财政方案。该财政方案让联邦得以持续，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后来，杰斐逊很欣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能出奇制胜地操纵财政，能采取适当的财政措施，使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相当可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应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集中力量为社会谋利益。 从政期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斐逊的想法逐渐被人们知晓。他觉得自己糊里糊涂地受人欺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原则，做了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对此异常愤怒。杰斐逊也对自己曾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交易牵线搭桥、推波助澜而懊恼不已。杰斐逊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他不仅参与了此事，还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起寻求同伴，共同谋划。最后，杰斐逊算是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其实充分利用了他的天真，引诱他去宣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杰斐逊。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恨之入骨。杰斐逊曾是种植园主，经营种植园时有自己得心应手的办法，但不是财政专家。杰斐逊热情难抑，要将以前的经验变为理论，用来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家财政问题。杰斐逊的思想有时狂热不已，常常荒谬地异想天开。去内阁任职的几个月前，杰斐逊曾有一个奇异的想法，他说：“这样的结果不仅值得做出决策，而且要成为政府基本准则。”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伟大而令人迷惑的学说指什么。杰斐逊认为任何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不能比设立债务的这一代人的寿命更长。他像一位大胆而独到的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活着的人在土地上设立了用益物权，人死了之后再无权使用它。”他说，一旦一项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比设立它的一代人的寿命长，“土地上”设立的益物权就变成了一种死人强加给下一代的负担。这种说法与“不证自明”的前提背道而驰，显然不对。杰斐逊认为，假如一个人在二十一岁有权设立债务，大多数在二十一岁时活着的人会再活三四十年。由此推断，一代人可能会背负长达三四十年的债务。“一代人由各个年龄段的人组成，法律的制订是以二十一岁以上的所有人为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会死去，三四十年的合同期太长。”于是他将该负债时间减少到十九年。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说这样的废话，真让人感到可笑、可怜又可怕。由此可见，杰斐逊在批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政专家时，难免让人感到有点遗憾。 杰斐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善于处理财政问题，毫无顾忌地批评别人，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杰斐逊总是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就是一个谜，民众从来不能理解也无法质询。1802年，杰斐逊在写给艾伯特·加勒廷[3]的信中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他想将财政问题复杂化，乔治·华盛顿总统和国会都无法理解，因此也无法控制他，政府几乎成为他操纵的机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通过负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东拼西凑来的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财政拨款，用在不同的对象上。实际上，好多收入根本不存在，整个财政系统被他搞得乌烟瘴气。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最武断、最不可思议的财政政策。 1818年，杰斐逊才公开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财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完美无比，根本无懈可击。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责绝对真实，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一直是杰斐逊无法破解的“难题”。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盲目地仇恨和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杰斐逊对具体问题吹毛求疵时，对经济原则却一无所知，思维异常混乱。相比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宏大而简洁，有总的大纲，也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清晰易懂，就连妇女儿童都能理解。杰斐逊不太熟悉这个领域，没有什么难题要解决，也算是一件幸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日趋完善，控制了除国家银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有人认为，乔治·华盛顿组建内阁就是为了合并政党，将持相反政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搭档。这种说法以两种错误的判断为依据，显然不正确。第一，杰斐逊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支持的宪法。这已证明是错的。第二，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分别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相互对立的财政体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对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疑心重重，捉摸不定新政府的政策。结果表明，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做的一切都十分符合事实逻辑，也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实际特点。他们已离我们远去，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这两位主要人物的思想特点过了好长时间才得以显现。他们曾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有一定的友情基础。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他俩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去奉行同一种政策。起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确没有两个政党，更没有两种体制。只是人们思想观念中自然而然地觉得他们是两个党派，这种观念就像是斜躺在矿坑里的矿石，有一半不为人们所见，尚未加工成形。 有人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观点，但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派，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人们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创立者的了解也更加全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了财政秩序，增加了财政偿付能力，使政府越来越强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自己的准则来解释宪法，为政府的运行奠定了基础。政府有了更多的权力。人们都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崇君主政体。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将一个共和政府变得如此强大。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们对此惊恐不已，他们牢牢抱成一团。这些人中间，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最强，对君主政体最警惕。回想杰斐逊宁愿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的观点，我们不难想象，杰斐逊看到一个联邦如此迅速地转变成君主政体的国家时，该有多么伤心。不久杰斐逊又有了奇思妙想。他认为就当时情况来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同开着船航行在一条毁灭之路上，而他杰斐逊要在乘客中低声发出警告，组织一场哗变，来对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真正有权掌舵的是他杰斐逊，而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互信任的时间不长，有过短暂的友谊。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政治上的劲敌。两个朋友相互指责、攻击，各自的追随者们也参与其中。不久以后，他们彻底撕破了脸，相互之间的攻击日益尖刻，甚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 由于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杰斐逊开始准备撰写著名的《语录》，为自己树立好名声。杰斐逊的朋友们不敢为这些令人恐怖的言辞辩护。有人以向杰斐逊道歉的方式进行辩解，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杰斐逊的著作出版时，编辑以责任为借口，借杰斐逊之名，诽谤杰斐逊已死去的政敌，并将这些诽谤永久地保留下来。其中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传了再传的谣言和闲话，以及充满恶意的故事，目的是攻击敌人的名誉。而这位编辑所谓的“敌人”从来也没有攻击过他本人一次。更令人可憎的是，这位编辑让这些恶毒的片断整理出版。当时他所攻击的“敌人”早已死去，已无法以现有的证据反驳，而他自己死后，也无人将他叫来当面对质，更不能惩罚他。编纂这些臭名昭著的片断可算是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严重损害杰斐逊的名誉，远远超过了杰斐逊一生中所犯的错误和政敌们对杰斐逊的攻击。如果这位编辑能够抵挡住诱惑，不要对这些已死去的所谓的“敌人”卑鄙地进行报复，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更加高尚。 艾伯特·加勒廷 总统任上的乔治·华盛顿 注解： [1]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四任总统，大陆会议代表，制宪会议的主要人物，担任总统期间领导了第二次美英战争，保卫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为美国赢得彻底独立。——译者注 [2]　在杰斐逊1790年6月20日写给门罗和1790年6月27日写给吉尔默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他当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理解到位，并对此寄予希望。——原注 [3]　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注 [book_title]第9章 反对君主政体及同联邦党人论战 精彩看点 成功的政治家——君主政体的影子——支持共和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财政政策——投机活动——银行法案——银行促生了腐败——国债——支持新宪法——广大民众的支持——菲利普·弗瑞诺引起的论战 杰斐逊才华卓越，智慧超群，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与别人之间不太受人称颂的斗争也众说纷纭。杰斐逊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具有政治家所没有的一些优点。杰斐逊还是一位思想家，深刻地思考政府理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原则。他是激进分子中的激进分子，是激进阶级中的民主主义者。他从未宣称过民众应该组织政府，因为他的潜意识中，政府根本不应该存在。“人权”是当时最流行的词语。杰斐逊认为“人权”意味着完全没有政府控制。相对温和的政敌们称杰斐逊为“空想家”。他那些不合实际的空洞理论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尖刻的攻击者们指责杰斐逊不诚实。杰斐逊也有不聪明的时候。他以自己惯常的方式处理问题，从不计较小事，总是粗心大意。杰斐逊信守自由学说，奉行宽松的民主，坚持无政府主义，不放弃宗教立场，对宗教的热忱和激情堪比穆罕默德或约翰·卫斯理[1]。杰斐逊总是怀疑与自己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邪恶可憎，在人类最关切的问题上散播谎言。杰斐逊有可能听信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言，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早就怀有成见。杰斐逊善于观察，才思敏捷，很快就看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什么办法迅速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团体。杰斐逊看到，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都是能力非凡、雄心勃勃的人。有些人得到了公众的信任，获得了权力；有些人狂敛了大笔财富；还有些人树立了广泛而强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看着这些毫无前途的发展，杰斐逊既恐惧又反感，情不自禁地担忧人类的自由将在美国彻底毁灭。透过联邦主义者神秘的政策，展现在杰斐逊眼前的是君主体制的影子。杰斐逊觉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财政部长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君主政体下的狡猾手段。联邦主义者们每次集会，杰斐逊都仿佛能听到那些“君主主义者们”的小声谋划。如果有人饭后喝了酒，说了大话，传到杰斐逊的耳朵里又会被夸大。他会将听到的话记下，作为君主政体计划有力的证据。杰斐逊将自己写在纸上的偏激思想寄给了朋友们。这些片断后来被收集到一起，形成了他的《语录》。杰斐逊悲伤地将别人为自己散播的流言蜚语告诉了乔治·华盛顿，并一再重复，但乔治·华盛顿却说他在胡说八道。 约翰·卫斯理向民众讲解基督教教义 约翰·卫斯理向印第安人传教 多年之后，杰斐逊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他刚到纽约不久，就看出了这种可怕的君主政体倾向。 杰斐逊说：“总统热诚地接待了我，我的同事们及圈内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明确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两个对立的政治派系都对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谦恭有礼，将我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饭后谈论的内容让我感到很惊奇，也很没面子。他们谈论的主题当然是政治。他们更愿意要君主政体，而不愿选择共和政府。我不是一个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也不是一个伪君子。我发现在场的所有人中间，我是唯一支持共和的人。” 这些话萦绕在美国大地上，一直是人们争辩的内容。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夸张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谎言。事实上，杰斐逊后来发现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不完美，也曾痛苦万分。听到君主政体，杰斐逊就觉得是对民主的冒犯。宪法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宪法的作用通过政府才能体现出来。人们公开讨论宪法的效力，还未从心底里忠诚于宪法，也没有萌生对宪法的自豪感和深情。杰斐逊对君主政体深感忧虑。他甚至想改变政府形式，指控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杰斐逊觉得君主政体十分恐怖，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宪法。这种说法不攻自破。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宪法最忠实的支持者。谁是谁非，乔治·华盛顿总统心知肚明。杰斐逊说：“他（乔治·华盛顿）认为，目前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有人怀疑某一党派做得太过分了。也许有人想把政府的形式变成君主政体，但他不相信有阴谋。也许有人希望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大城市里，实行君主政体，但东部、南部各州的绝大多数人都坚信共和。”这些话是杰斐逊自己说的，可靠性强。 我们要像探求真理一样对待杰斐逊的思想，不必过分关注他的行动。杰斐逊深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为了君主政治搞阴谋诡计，认定他们背叛了宪法。杰斐逊的信念刚开始时如同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微小，但他坚持不懈地反复声明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不断增强，变得像参天大树一样茂盛。杰斐逊经常重申自己所持的观点，并找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天长日久，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一位读者从杰斐逊的信件和回忆录中发现，杰斐逊将多年来挂在嘴边的“君主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们描述得像水蛇一样毒。这位读者认为，杰斐逊经常提到的这些人应该存在，若不然他就是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事实。一谈到这个话题，杰斐逊往往真情流露。这种情感至深至强，难以言表，根本不像虚情假意。 杰斐逊认为君主主义者做事的目的令人厌恶，其手段也很卑鄙。他们连同拖欠的利息全额付清了国内债务，然后出台了各州债务承担方案。一年半的时间内，君主主义者们提供了许多投机机会。当时人们的热情高涨，就是现在生活在华尔街的人也望尘莫及。 城市里有资本、有远见和有事业心的人们低价购买了证券。尤其是纽约和费城的民众简直就是国会肚子里的蛔虫，什么信息都能预先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也大胆加入这场投机活动。有人认为君主主义者们像稻草人一样虚张声势。后来，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获得了巨额财富，赢得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杰斐逊等人感到既震惊又恐惧。他们指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财政部长的职位，为他人提供牟取暴利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追随自己。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庞大的金融体系将美国从濒临破产的不景气状态变成了偿付能力较强、信誉良好的国家。杰斐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一切，认为这样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台巨大、复杂而高效的机器，正在生产国内最危险的贵族政党。 杰斐逊讨厌军事机构，憎恶政府权力。他认为所有税收应该留给各州，取消消费税。从杰斐逊给国家银行的建议中也看不出他对银行有半点好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准备通过政治手段推行财政政策，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赞赏。财政部再也不会说自己难以支撑，联邦的存在已岌岌可危了。《银行法案》首先要合法，而且要从长远着眼。由于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通过该法案困难重重。乔治·华盛顿向内阁官员们征求书面意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国内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论据来支持该法案。杰斐逊则从另一方面入手，强有力地论证只有自己能理解的法律问题。乔治·华盛顿瞻前顾后，最终决定签署该法案。乔治·华盛顿总是不愿干涉各位部长的工作。如果总统违宪了，最高法院可予以纠正。法庭上，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2]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证没做任何补充，证实了银行的合宪性。法庭拒绝采纳杰斐逊的观点，牵强附会地解决了纯粹的法律问题。该问题的关键是从严解释宪法还是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应该从严解释宪法。不少人支持杰斐逊的观点。 杰斐逊只想到了该法案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及其政治意义，并没有考虑到它与国家财政、商业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法案》签署后，黄金和白银禁止流通，纸币一统天下。杰斐逊认为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马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了不少荒谬的废话。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认购股份。他们的认购远远超过了股本。杰斐逊开始担忧货币问题，闷闷不乐地给詹姆斯·门罗写信说：“我们每年将以八百万美元纸币中的百分之十三作为流通代价，若用金银，则可免去这笔费用。其中百分之七被认购者以利润方式拿去，百分之六为公共费用。纸币流通后，有六万纸币或两百万硬币作为特别存款，不能被提取，令人难以相信。人们为了寻求安全保护而存入银行的现金可能满足现金流通需求。”杰斐逊不知道银行的特别存款是违法的。显而易见，他不懂金融。 银行无论是否合宪，都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杰斐逊认为银行就像是一台多产的机器，也能制造出更多腐败分子支持那些危险而又有预谋的君主主义者。杰斐逊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称为“财政党”，变本加厉地指责他们，一生也没改变过对他们的看法。1818年，杰斐逊在《语录》的前言中写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建立腐败的君主政体。”杰斐逊说，银行变成“影响力持久的生产腐败的机器”，腐蚀了立法机构，对财政系统的影响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杰斐逊认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不仅经常被当作“董事”，根据该机构首脑的意愿投票，而且要和“股东们”一起谋划怎样可以让联邦党的得票占绝对优势。1793年3月3日，国会讨论威廉·贾尔斯[3]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名决议。杰斐逊写道：“组成众议院的成员比较复杂，有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盲目投资者。有些人很无知，还有一些人又懒又幽默，不愿意谴责别人。有人预测，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占了众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一。盲目投资者、无知的人、懒人又占了剩余人数的一半。”杰斐逊指出，反联邦党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控无中生有，不太光彩，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杰斐逊认为《银行法案》的实施让人感到遗憾，也令人悲伤，对其中的错误深表同情。 《银行法案》会议上的乔治·华盛顿 约翰·马歇尔 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束后，杰斐逊开始担心国债。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派想巧妙而隐蔽地使用国债来永久性地腐化立法机构。一部分国债到期已好几年了，还没有兑现。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打算永远不让民众来兑现国债。他说，每个人都在观望，害怕“财政部的胆小鬼”和他们的“阴谋诡计”，“买了国债的人认为国债对公众是好事，越久越好，希望这笔债越来越多，让政府永远也还不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短期内促进还债的计划，但杰斐逊仍然怀疑他。杰斐逊绝不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政治上能做出一件诚实的事来，对他的偏见根深蒂固。 乔治·华盛顿总统密切关注着部长们，发现他们互不信任，已经组建了敌对的政党。乔治·华盛顿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决不与任何党派往来。对立党派的领导人争论不休，不断相互指责、互相抱怨，乔治·华盛顿不能充耳不闻。1792年5月23日，杰斐逊给乔治·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探讨了两党争斗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因为两党争斗与整个国家事务息息相关，“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杰斐逊说，新形势下增加国债不可避免，但国债多得无法偿还，这是“人为地将债务人和债权人账户的全部金额相加而造成的。”国家资金被挥霍无度，产生了“许多腐败分子，他们把持了立法机关”大有“摆脱宪法限制的意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共和政体到君主制的转变做好准备。”杰斐逊认为，“腐败的立法机关”将成为“国王、贵族、公爵和平民的产生地，成为任人操纵的工具。”债务人在南方，债权人在北方。这种分配上的不均衡使联邦面临解散的危险。杰斐逊深信，只有乔治·华盛顿继续执政，才能避免这种危险。杰斐逊将反对总统连任的理由搁置一边，恳求乔治·华盛顿不要退休。一有机会，杰斐逊就反复说这件令人担忧的事。1792年7月10日，杰斐逊力劝乔治·华盛顿，说：“没必要再增加国债，因为它不断腐蚀立法机关。参议院和众议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票支持纸币和股票经纪人的利益。审查这些人的投票时发现，他们对财政部每一项措施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些措施大多数是由少数人制定，然后由多数人投票通过的。” 1792年2月至3月，杰斐逊曾告诉乔治·华盛顿，财政部惹得人们怨声载道： 这种金融体系不用真金白银，而是用纸币来哄骗各州。民众不再热衷于商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各种实用的工业，而带着他们的资金都卷入一场赌博，败坏了道德，并将不正之风带进了政府。事实上，法律正在审议的时候，某些议员借机大赚一笔，然后投票支持法律……议员们的提议和以前大不相同。许多人都开始关注议员们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让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有限制的政府还是没有限制的政府之下。 杰斐逊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发表看法。“这份报告打着奖励某些制造业的旗号”，旨在掌控国会，控制社会福利、货币使用等一切事务。1792年10月1日，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报告： 民众是可靠的，许多派系中有君主政体的意图，财政部长就是其中之一。我曾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宪法软弱无力，不甚完善，还需改进。我回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议会会议中曾力主设立英式宪法，没能成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措施都殊途同归。有些措施引起了立法机构的腐败。许多议员对这位财政部长百依百顺，叫他们往东，他们绝对不敢向西。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心中自然不舒服。 1793年2月7日，杰斐逊再次表示：“国会中有不少议员对财政部言听计从。”他们投票时本应忠诚于选民，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致使制定的法律违背了民众的本意，引起了南方的不满。 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外，杰斐逊很少攻击别人。1791年5月8日，他却借别的事情狠狠地攻击了约翰·亚当斯。杰斐逊说：“恐怕是印刷工粗心大意将内容印错了，致使我攻击了约翰·亚当斯。他是我诚实、无私的朋友。长期以来，我们都信奉共和，观点一致。我对他更是尊敬有加。即使他改变信仰，去追随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度，我们的友谊仍在。”杰斐逊对乔治·华盛顿这样说，对其他人也这样说。早在1791年2月4日，杰斐逊写信给乔治·梅森上校[4]，说：“我们中间有些人相信英国宪法包含了最完美的制度。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民众中地位很高。”1791年7月29日，杰斐逊在写给托马斯·潘恩的信中提到，“这里有一派人，名声很大，人数不多”，错误地认为人们正在“皈依”有国王、贵族和平民之分的“君主政体”。杰斐逊又很有礼貌地补充道，这种错误已“得到制止”。随着托马斯·潘恩《人权》的出版，人们都“回过头来信奉共和。”1792年6月16日，杰斐逊写信给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说：“我们中间有一派人，宣称支持新宪法，不是因为新宪法本身有多好，而是新宪法和英国宪法非常接近，在他们眼中很完美……好多股票经纪人和宣扬君主政体的人进入了我们的立法机构，影响了不少议员。”面对众多繁杂事务，杰斐逊恐慌过、焦虑过，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杰斐逊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有坚定的信仰，发现民众也在追求共和，顿时倍受鼓舞。杰斐逊的信仰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家和上流社会的反对。杰斐逊总会抓住时机摆脱不利因素。如果他发现某种思潮意义深远，与自己的追求一致，符合自己的期望，就会精神焕发，期待着这些思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影响国家的发展。杰斐逊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民众参与政治、建立自由政体是大势所趋。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佩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才能。杰斐逊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像自己这样能干的人运筹帷幄，广大民众就能以绝对的优势战胜那个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小团体。 杰斐逊信任民众，坚定地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坚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杰斐逊认为，民众有足够的智慧做出分辨，会选择像自己和詹姆斯·麦迪逊这样诚实、能干的人主持国家事务。杰斐逊认为，在最理想的政体中，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贫乏和无知，崇尚高贵的品质和杰出的智慧。当时，贫乏、无知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杰斐逊坚持认为他们谦逊质朴，懂得自我克制。杰斐逊想当然地认为民众总是好的，这是值得称颂的地方。自杰斐逊的学说形成以来，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杰斐逊也不可能改变民众。杰斐逊所设想的民主政体中，民众会选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国家。如果期望无法实现，杰斐逊无疑会失望而愤慨地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只是一种推测，不知正确与否。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民主政治并未像杰斐逊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杰斐逊如果能看到后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一定会大为震惊。 按当时的习俗，高级官员在报纸上交流政治观点时必须匿名。这种习惯有利有弊。它会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怨恨甚至敌对起来。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之间的误会就源于此。当时杰斐逊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 约翰·亚当斯的《达维拉的演讲》现在读起来有点乏味，当时有民主倾向的读者们对它厌恶至极，因为书中言辞激烈地批评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说来也巧，《人权》在美国“唯一的副本”传到了杰斐逊手中。杰斐逊读完后“寄给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让他的弟弟去重印。”杰斐逊说：“我不认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我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这个陌生人寄给他一本小册子。我告诉他，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被重印，并要求他在重印时把那些枯燥的笔记部分去掉。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反对政治异端邪说了。”这位印刷工居然将那份笔记附在了书的最前面。杰斐逊看后大吃一惊。联邦党的作家们立刻像一群黄蜂似的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口诛笔伐。一位叫“爱民者”的人还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尖刻的讽刺。杰斐逊急忙给约翰·亚当斯先生家写了两封信解释，希望不要争吵，要与那愤愤不平、略显蔑视之意而又搬弄是非的“爱民者”对话。杰斐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写了这么多表达和平意向的信，这位“爱民者”居然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引以为豪的儿子。这就是匿名在报纸发文章这种可怕的习惯带来的危险。 讽刺漫画：托马斯·潘恩拿着卷轴，上面写着“人权”，体现了他反对“君主政体”的本质 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国家公报》也参与这场风波、制造麻烦。杰斐逊任国务卿不久，詹姆斯·麦迪逊写信推荐菲利普·弗瑞诺作书记员。菲利普·弗瑞诺是民主主义者中的三流作家，诗写得也不怎么好。当时杰斐逊没有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