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脱了轨道的星球
[book_author]张资平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完结
[book_length]74481
[book_dec]长篇小说。张资平著。1931年现代书局出版。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家乡在岭南，高祖父在前清开绸缎庄发了财，但到祖父、父亲这两代家道中落。父亲为谋生曾到过南洋，但回家为祖父奔丧连丧葬费都不够匆中一贫如洗，父亲只得开一蒙塾，“我”也跟在父亲身边读书。17岁时，父亲打听到省城官费的测绘学堂开始招考，于是东筹西借了二十块大洋，送“我”去省城考试，“我”为能在省城学校念书兴奋异常。但在复试时，“我”被一篇史论难倒，名落孙山，怀着沮丧的心情回乡，在一个初级师范学校混了两个多月。后来又去参加清华学校的考试，并取得了复试的资格，但因家中久不寄钱，只得替人代考，最后决定安心在高等巡警学堂学习。当时许多有为青年积极献身革命，而“我”则为保持世家的门面，仍醉心于科举考试。自从顶替别人考试之后，便知道人立足于世应准备几个假面，从此“我”的精神开始向病态方向发展，不仅对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漠不关心，还仍在自己个人的小天地里怨天尤人，真象一颗没有轨道的暗星，完全无目的地在天空中乱碰乱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部自传体小说塑造了一个在大革命动荡年月里，仍一心只求自身荣华而远离时代的青年形象，然而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理想又不可能实现，因而成为社会的多余人，整天愁眉苦脸，找不到出路，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说采用第一称手法，富有抒情性，写得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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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一
不单是岭南，大概是全中国，当过新年的时候，无论是在怎样的穷乡僻壤，住民都有一番除旧更新的表示。最容易看得见的就是人家门首的春联，和住室门楣上的横额。譬如春联之最浅俗的是：
“爆竹一声除旧岁，
桃符万户更新春。”
在辛亥革命前，除了少数的革命党人之外，民俗对皇帝还是十分尊崇，这也是可以从春联窥测出来的。譬如在岭南的乡间，民家大门首的春联多是：
“庆春王正月，
祝天子万年。”
其余如侧门（一称小门）的春联，则有：
“圣代即今多雨露，
人文从此际风云。”
一般正门（即大门）的春联多是四个字，而侧门（即小门）的多是七个字。他们之尊君及崇拜元首全出至诚，决没有抱半点希图富贵的私欲而妄去歌功颂德。到了今日，我才解了卢骚之“回复自然”正是和现在之我的“今不如古”的慨叹一样。在所谓三权分立的德谟克拉西破产的今日，在议会政治腐化到了极点的现代，我觉得还是“回复自然”，恢复往昔的君主独裁制痛快些，干脆些。可惜现代的俄国人和意大利人还是卑怯的伪虚的居多，无能更进一步去向史达林和莫索利尼上劝进表。
闲话少提，我们说我们小百姓的日常事情吧。
在岭南的我的住家地点，不乡不市，离城只有四里多路。我的高祖、曾祖在前清算是富贵中人——衡之以今日的时髦语或许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吧，——所以我们家里的春联不像普通民家的那样粗俗，还是带着书香人家、富贵人家的口气。今试举二三之例如下。
我家大门的门联是：
“珠联璧合，
凤翥鸾翔。”
有人说，这是只限于迎亲时候用的，其实不然，这副对联的涵义是极广泛的。我们的祖先之爱用这副门联，是因为它表示着“和气蔼蔼，一家团圆”的意思。
记得我的曾祖曾为我的父亲撰写一对书房里用的对联：
“灯火夜深书有味，
墨花晨润字生香。”
我小时，因为这副联字义易解，喜欢念它，故念得最熟。
我家中堂的楹联是：
“孝友传家，诗书礼乐；
文章报国，秋实春华。”
我家在旧日是如何的家庭，由此一副对联，可以完全表示出来了。
我家上堂，即是祖堂的楹联是：
“孝友一家，庶可承忠厚绵延之泽；
蒸尝百世，其毋忘艰难缔造之勤。”
读者由这副楹联，更不难明白在旧日的我们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了。据说是我伯曾祖所撰。
其次要说门楣上贴的横额了。横额和春联不同，纸幅无须春联的那样长，通常是长二尺宽八寸，只由右至左写四个字，都是吉利语。最普通的如：
“富贵寿考”
“和气致祥”
“千祥云集”
“百福骈臻”。
…………
岭南的民房都是族聚而居而建筑的，故多是合数幢房屋的大屋，屋内分划许多小室（Chamber），每室的门楣上大都贴有横额。假如是新婚夫妇的住室，门楣上的横额大概是用“百年偕老”、“鸳鸯福禄”等字样。至年老者的住室，门楣上则多写“百子千孙”、“子孙满堂”等字样，这表示中国人在往昔是希望多产及重男轻女的习俗。
不单一般人的住室，商店也需要这类吉利语写成横额，贴在门楣上。譬如“贵客常临”、“货如轮转”等字样，都是商业上使用的吉利语。有些农民在猪圈牛栏的门额上，甚至于在厕所的门额上，也贴上这类的横额。我们村里有一个农民不认识字，只请蒙塾先生把横额写好，拿了回来贴错了地方，闹了不少的笑话。例如他把“六畜兴旺”贴在他的父母的寝室门楣上，把“贵客常临”贴在他的妻的住室门楣上，把“子孙满堂”贴在牛舍的门额上。“食禄万钟”是该贴在厨房的门楣上的，他却把它贴到厕所的门额上了。
春联和横额都是用红纸写黑字，这是表示喜庆的色彩。但是，若死了人，则不能用那些吉利语，也不能用红纸写黑字，而改用蓝纸写白字了。这是表示有丧事的色彩。现在国民政府用这样的色彩表示青天白日，我们民众的眼睛也看惯了这种色彩，不觉得它是怎样可怕的了。若给村中的老年人看见，一定不喜欢，会说有丧事才用这类的颜色吧。
有子女的人死了时，大门上的门联上幅是“恩深罔极”，下幅应死者之性不同而有差别，若是男性，用“痛切靡瞻”，若是女性用“痛切靡依”，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侧门的门联或屋内的楹联，当然是临时由死者的亲属友人所撰的挽联了。
“富贵寿考”即是“长命富贵”的意思，也是代表往昔——否，现在还是一样，——知识分子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升官发财。中国人本有一种奴隶根性，即藉赖一个英雄豪杰——当时所谓天子的——之声威势力，一方面当奴才，一方面剥削下层民众以肥自己的私囊，达成了这个目的，即是所谓“富而且贵”了。但是一个人会早死，虽有富贵也不能享受，所以在富贵之外，尚需要寿考这一个条件。富贵是互相依存的。何以言之？譬如做生意的人发了财，就可以捐官或教养他的子弟，使入仕途；做了官后，自然地会发财了。只有寿考是听天由命的。
既富且贵，而又寿考之后，他们更进一步的希望是“子孙满堂”、“百子千孙”了。故他们有了钱便建造广大房屋准备儿孙将来的住宅，买万顷的良田准备儿孙将来的米粮。故跟着“做官发财”的思想而起的，当然是“买田做屋”的思想了。在往昔没有像今日那样可靠的帝国主义银行可以贮款，买田做屋即是他们的积蓄的一个方法。故当时一般的人最先都是储蓄，准备买田。第二步便造房子。
我的高祖在广州开绸缎庄，发了财，在当时（由嘉庆至道光年间）号称百万。百余年前的百万，不止等于今日的千万之价值。他在村中买了二三百亩田，在城里开了两间当铺，但是他的最大的成绩还是建造了一家大厦，名“留余堂”。他的两个儿子，八个孙子，廿四个曾孙，六十余个玄孙在后日得蔽风雨，完全是受这位为子为孙筹划得十分周全的高祖的余荫。
高祖所建筑的大屋是三堂六幢的建筑，像这类的屋式在岭南到处都看得见的。由若干堂和若干幢的数字，可以表示房屋的大小宽狭。最普通的是两堂两幢。最小的是假二堂（有门楼的亭子式建筑）一幢。至于三堂四幢，那是极宏伟的建筑了。何况三堂六幢呢！不过我们的大屋仍然是二堂四幢，最外侧两幢是假的，故称之为假六幢。
何谓堂？堂是岭南族聚而居的民房的中心建筑，为族人所公有的祖堂、礼堂，以充庆吊时使用的。一般分上中下三堂，故民俗有以“三堂大屋”为夸的。有了三堂，至少在两侧有两幢。至两堂式的屋，则只有上下两堂，而缺乏中堂。
上堂是安置祖先牌位的祖堂，在神龛内占有最高位的木主牌一定是刻着：
“某氏历代祖宗之神位”。
祖堂的陈设布置有些和神庙或佛寺相似，极其庄严华丽。当然也有简单朴素的，但也决不至像日本人家庭里的佛坛那样简单，仅仅在一个小木厨里摆一个牌位而已。
中堂是每当庆吊时所需要的礼堂或宴会厅，所以也叫做中厅，一般比上堂宽阔。下堂的面积最小，即是大门内的门廊，遇庆吊时充传达处或鼓乐场之用。联络上中堂或下堂的当然是两侧的廊下。
各幢的建筑是挨正身的“堂”的两侧建造的，每幢有由六七间至十二间的小房子，即前述的Chamber。这种建筑从“百子千孙”的观念产生出来的。建造大屋的祖宗知道他的子孙不是个个都有力建造房屋所以为他们预先准备，使三代四代之后的子孙还能够在一家大屋子里面容纳下去。大屋的建设者到老年便将这些房子均等地分给他儿子们。譬如有房子四十间，均等地分给两个儿子后，大儿子若有五十个子孙仍然挤在二十间的小房子里，小儿子若只有十个子孙，也是一样享用二十间的小房子。
但是田亩却不能够像房屋那样固定地均等地分给儿子们了。他以之充作蒸尝，使他的儿子们轮流着收益。轮着蒸尝的人便是值班祭祀的人。在前清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祭”看得十分重要，郑重其事。当祖先的生忌辰要在祖堂上设祭，又春秋两季要在坟堂里设祭，那即是扫墓。蒸尝愈大的人，他的祭祀也愈隆重。没有蒸尝的人，他的子孙对他也比较的冷落。故欲获得后代子孙的崇拜，自己先要造成一分蒸尝，换句话说，祖先崇拜心的深浅，完全视经济条件如何而决定。乡俗以坟前有多数的子孙跪拜着祭祀，便是泉下人的光荣。但是隔代的子孙都不愿远道来扫墓，于是创立了“祚肉”或“丁子钱”等名目以引诱子孙之来上坟。当然“祚肉”和“丁子钱”是从尝蒸内划出来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上坟的子孙愈多，是证明失业或失学的子孙愈多。由这种论法推论下去，蒸尝愈大的祖先，他的后裔自然是多产出无业流氓。这些问题之讨论让之后节罢。
上述蒸尝的轮流收益也有许多流弊。譬如我的高祖的蒸尝，若给我的祖父一家人（我八九岁时，祖父一家只八个人，算是八口之家。）轮着收益时，足够三年间的米粮。但是我的祖父要十二年间才能轮着一次。我的祖父只是一个穷秀才，既不能像曾祖那样地做官，又不能像高祖那样地发财，结果唯有穷一辈子了。
我的高祖有两个儿子，即是我的曾祖和伯曾祖弟兄两人，成立“留余堂”的甲乙两大房。伯曾祖和他的父亲一样，也只有两个儿子，今假定为a和b两家，我的曾祖却有六个儿子，今亦假定为c，d，e，f，g，h六家。因为中国的财产制度是均等地分配给儿子们的，所以蒸尝也是在甲乙两大房间均等地轮收。在a或b的家庭，有四分之一的轮值机会，即四年可以轮值一次。至于c，d，e，f，g，h各家，则在十二年间才能够轮值一次。今将轮值的顺序关系表示如下：
即在五年间，a家轮值两次了，e家还没有轮着。又在七年间，a家轮值三次了，h家还没有轮着。再下一代，譬如到了c，d……的儿子辈，有四个的，有六个的，那就须四十八年间或七十二年间才能轮着一次了。于是大家对蒸尝也绝望了。各人知道祖宗的余泽，过了三四代之后，也是不可靠的了。只有各人打各人的算盘。念过书的人，开设蒙塾。字墨差些的人，则赴南洋群岛替白种人开荒。
当我九岁的那年，即一九○一年（前清光绪二十七年），我们的农村就荒落得不成样子了。不过比邻近几县还算好的，因为我们县里的大地主比较少数。那时候，在县城，也渐次有商业资本的抬头了。——一部分是由南洋回来的暴发户，一部分是是从地主或官绅阶级的子弟转变的。——因是，佃农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困苦，农业劳动者更不消说了。
村中贫苦民众的金融机关只有摇会和当店。前者也是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最后的利润仍然是归给他们。至于当店是人人知道的剥削贫苦农民的机关。上海的当店限期十八个月，期限比我们村里的短。我们乡里的当店是限期三年，利率二分，比上海的当店利息却高了两分。
这两种金融机关也只有使贫农一天一天地陷于穷困，终至于沦亡。
我的曾祖兄弟举人，大挑知县，曾历署陕西的富平、永寿、韩城、紫阳等县，但是卸任后，两袖清风，只带了许多古籍和怪石回来，因为我的曾祖有米元章之癖。归田之后，住在“留余堂”。我的高祖遗产丰富，故我的曾祖可以坐在村中当一名正绅，（他大概不会被劣绅之名吧。）但是无意识地当了一个剥削苦穷农民的地主。幸得在那时代，一般以农民之供奉地主为理之当然的。
可怜的是我的祖父一代了，要经几年间才轮得着一次的收益，但他仍然担当了小地主的虚名。
到了我的父亲一辈，名为官家世家的子弟，但在经济上穷得和农业劳动者没有两样了。又因为青了一衿，传统的封建的固陋思想禁止住他，不敢去营商，从工，或业农，但又不愿意开设蒙塾去教读。到最后，无可奈何，父亲决意往南洋了。
农村疲弊之后，官绅家里的子弟和贫农家里的子弟是将陷于同运命的，即尽赴南洋为白种人裸露褴褛，以启山林。
那时候的米价每元一斗，但是一般都说打饥荒了。因为那时的银元价格实在太高了，平时一元可以抵三斗米的价值，但到了这样的饥馑时期，只能买一斗多的米了。我家里的稍为好一点的衣服也和贫农家的衣服一样，寄存到当店里去了。
我的母亲早逝，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怎样的女性。我从小是父亲抚养我长成的。白天教我读书，夜里陪我睡觉，都是他一个人。我五岁就破学，念“学而第一”，但只是暗记，不识字义。父亲知道这样传统的念死书方法是不妥的，所以另外剪了许多方纸片，写“天地日月椅桌台凳”一类的字给我认，并要我做浅近的对子，如“日对月”，“风对雨”，“花对草”一类的对子。
由五岁念书，念至九岁，那年春，我居然念到《小雅》了，但是对于文义仍然一点不懂。
我九岁那年，是对我刺激最深的一年。才过了新年，父亲便来问我：
“今年送你到公孚当去念书好么？”
“公孚当”是一个族人借旧当店开设的一间蒙塾。
我当时并没有表示愿意不愿意。好奇心诱惑着我想去，同时又有点害怕，因为我听见过，也看见过，蒙塾的先生专爱叫学童担板凳过去，伏在板凳上面，给他打屁股。
但是父亲给经济压迫得太苦了，决意到南洋各埠去走一遭。等到父亲动了身后，被家人送到公孚当私塾里来时，自己才感着悲痛。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举目无亲”的悲痛吧。每天捧着书走到那个单眼先生面前来背诵时，泪珠便一粒一粒地从眼眶里滚出来。思念父亲么？不是的，对于父亲一点不思念。自己只觉得全塾的人，——不问先生或同学，都是自己的敌人，自己一个人在私塾里是孤立的。
我的《小雅》快要念完了，父亲未动身前不单为我准备了一本《大雅》，也预先为我买好了两大册《书经》。但是在公孚当念书比父亲教我的时候迟缓，书中的字义仍然是一点不懂。当父亲教我念《梁惠》、《离娄》、《公孙丑》的时候，他会讲“瞽叟舜象”、“曾子养曾息和曾元养曾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等有趣的故事给我听。自进公孚当后，真个是完全念死书了。
足足念了一个长年，才把诗经念完。至诗经里所说的是些什么事体，当然是半点不懂。
这年冬，我祖父死了。我的父亲动身往南洋时在二月（阴历）中旬，他是搭当时在梅江为唯一的交通机关篷船到汕头去了。但是父亲动身后两天，老祖父又搭篷船到汕头去了。祖母虽曾加以阻止，但无论如何，老祖父执意要赶四百多里的水路到海口去再和父亲见一面。
“本来今秋该叫你出省赴科的。不过家计这样的紧迫，而我又老了，……”
老祖父赶到汕头会见了父亲时，这样的说着流下泪来了。祖父是十分不愿意父亲离开的。父亲也当然含着满腔的悲泪，送老祖父回到潮城，再转回汕头去。
父亲是在早晨离潮赴汕的，但到晚上，祖父又赶到汕头去了。父亲再把他老人家送回到潮城来，就急急回汕头去赶上大船（驶往暹罗的火船）。等到老祖父第三次赶到汕头去时，父亲已经在海上了。听说老祖父就在码头上，望着海口流泪。
祖母后来说，这是一个不吉的前兆。老祖父知道自己不能再见父亲一面了，所以在潮汕间往返了三次。
老祖父是在这年十月廿二日死的。我的父亲在南洋由暹罗赴苏门搭腊，再由苏门搭腊转赴大霹雳，行踪飘忽，所以得不到家中的一切消息，当然听不见祖父的死耗。一直到祖父死了两个月后，才接到信，赶回到家中来时是腊月下旬了。 自祖父逝后，家计更不堪设想。除几间破旧的房子外，真是一贫如洗。祖母和家人都束手无策，只指望父亲能够早日回来，或有办法。但是父亲在南洋流转了半年余，所得的结果，除旅费外只带回银币两百余枚，尚不够为祖父治丧及安葬的用费。恰恰壬寅年由春至夏，几乎几年余不见半点雨水，全无收获，梅江流域，到处饥荒。家中所有完全典卖尽了。一天两顿的稀饭，差不多都难继续下去。到了次年的下期，父亲才决意出来开蒙塾。
距我们家里不远有一个小村落，名叫廖屋岗。那村里有不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有念书的地方。我的父亲幸得认识了邻村的渔师兼泥水匠的阿洪哥，才由他介绍到廖屋岗村里去的，阿洪哥和我们同姓，他感激我的父亲是因为为祖父筑坟时，父亲曾请他当副工头，给他赚了三十多块钱的工资，故他十分努力为我的父亲拉学生。父亲在邻村的声誉很好，农民都称赞我的父亲长厚慈和。并且父亲是一位秀才，秀才的学问总比老童生好，这是农民间的偏信。于是我的父亲有了三四十名的学生，合计他们的束修共有五十余元，可以说为农村的蒙塾冠了。
壬寅年，我尚在公孚当念书。癸巳年在家里由父亲教读《左传》。甲辰年春才跟父亲到廖屋岗的塾中来，继续读《左传》。
蒙塾的学童大抵都是害怕塾师的，因为从来的蒙塾师的只会强迫学童背死书，暗记书中的文句，弄得才发育的学童便奄奄无生气。我的父亲却不是这样。他每天在下半天多讲故事给他们听，教他们读《三国》、《水浒》、《西游》、《封神》、《东周列国》等小说。这样一来，学童们都十分欢乐，唯恐塾师不到来了。不过在那时候，花四角钱买一部《三国演义》，却是一件重要的事。学童的父兄们没有一个能允许买小说给他的子弟的。他们看见我居然会念《三国》和《东周列国》，非常的羡慕。我在那时候正在念《左传》和《战国策》，所以读《东周列国》更读得津津有味。
乙巳年又增加了十多名学童，因为给我父亲教了一年的学童们，回到家里去居然会写信、记账及算数了。父亲不单教他们识字义，不单讲有趣的故事给他们听，也会教习算术，珠算和笔算并进，而教材则是根据《算法统宗》。
笔算的方法还是从一部旧书抄袭来的。我此刻记不起是那本算书的名字了。加号是用“丄”符号，减号用“丅”符号，至乘除号则和现在的相同。教乘法遇数位大繁的时候，我们一时弄不清楚，父亲便用中国固有的“铺地锦”的方法来说明。总之我的父亲是一位天才的小学教师。
我有一位堂兄弟进了美国人的教会学校，他们的教科书用《笔算数学》，是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好像是美国牧师傅兰雅译的。父亲把他们的书借来读了一遍就学会了公约数、分数、小数等新的计算方法。在《笔算数学》里面称“分数”为“命分”。至于比例和开方等，原是我的父亲所晓得的。于是父亲立即改良了旧日的计算法，而采用新式的计算法。譬如在《算法统宗》里面有一个算题是：“东村长女隔三朝。六日西村女到。小女南乡路远，依然七日一遭。何朝齐至香醪；请问英贤回报。”我最初觉得这个题目不容易算，后来发见（现）了公约数的方法，给我算出来后，父亲当时真有无限的喜悦。
父亲也就在这时决意送我进教会学校，希望我日后能够留美，能够像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物那样办洋务。
我有像父亲一样容易疲倦于教书的生活。父亲在廖屋岗村教了两年，便有些厌倦了。的确，教村童读书是一件很重苦的工作。父亲因为决意送我们进教会的学校，便向东家们辞退了廖屋岗的蒙馆。
丙午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我十四岁了。这又是值得我去纪念的一年。因为我在这一年春，开始学英文了。进教会学校的手续很简单，只由那个先进的堂兄弟领我们来拜访教会的两位美国牧师。据说一个名惠文（是Whitman的音译）一个名叫汲衡（是Giffin的译音）。在那时候，一般人对于宗教都视为异端，不加以排斥，亦对之敬远。凡进教会学校念书的要被人家说是吃了洋教。故教会学校的学生很少，只有十余个，尽是被压迫的贫民子弟。他们受了豪绅们的压迫，只有藉吃洋教以求外国人的庇护。到后来美国牧师们知道所办的学校之不发达，完全是因为吸收不到士绅的子弟。现在看见我们要进教会学校，当然是十二分的欢迎。我的父亲既然送自己的子侄进了教会学校，当然是热心地为他们宣传。父亲说，除不领受洗礼之外，一切都可以接收。牧师也只借我们做做幌子，以吸收士绅阶级的子弟，并不要求我们马上信教。
初进学校，在星期日的下半天，恰恰是举行礼拜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见老学生们在众口同音地在唱赞美歌，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后又看见他们都闭着眼睛，站了起来，听牧师祈祷，更觉得奇怪，差不多要笑响声了。但是看见他们那样真挚诚恳，只好忍耐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听见父亲也给汲衡牧师来教中国语了，每月有大洋六元的薪金，合计一年有七十二元，比在廖屋岗坐蒙塾就强多了，而且比顽童们比较不费力。故那些村里的蒙师们都羡慕起我父亲的新职业来了。当然也有顽固的老者们，尤其是廪秀班，骂我父亲是吃了洋教，当了洋奴。这是冤枉了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始终反对领洗礼，进教会的。
在教会学校，我最喜欢三种功课，一是惠文先生的算术，教本当然是用前述的《笔算数学》；二是汲衡先生的英文，用的教本是岭南大学出版的“Beginning English”；三是汲衡夫人的音乐。我在这时候学会了乐谱上的种种符号，如Clef，Bar，Sharp，Flat，等。
到了三月间，惠文以任期已满，回到美国去了。算术便由我的父亲兼代。我的父亲一天两角钱的薪水，每天一早要赶三里多的路程来学校里上课，下午又要到汲衡牧师家里来教他们夫妻学中国话。在那时候，我父亲的劳力是这样浪费了的。
到了第二年，父亲加了薪，由六元增至七元了，交换条件是加担一、二、三年级各级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用教会出版的《地理问答》。
初进教会学校，即我十四岁那年三月，县城开设了官立中学，也举行招生考试了。据说考进了中学，念五年书后，就可以分等奖拔、优、岁。当时父亲听见，确实有点羡慕。但是因为需要二十元的学费，加上其他膳宿费等，每年须五六十元的用费，父亲于是绝望了。当然，我在那时候也没有程度考官立中学。我虽然开了笔会写些简短的“义”或“论”，但仍然（不）是十分通顺。在这时候，又因自己全神贯注于英文和算术两科去了，国文不免荒疏了许多。
除了算术一科由我的父亲担任外，代数、几何无人教授，当然三角术不消说了。其余的自然科学，则由汲衡先生一人包办，这位先生的圣经，倒还念得非常之熟，至于自然科学，却不十分高明，尤其是物理、化学，经他教授了一年余，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领会他的高深。
就这样地糊里糊涂混过了三个年头，转年是第四年级了，据汲衡先生说，念足了四年书，就算毕业有文凭可发。但我已经十七岁了，看着父亲还是只月领七元大洋的薪水，而背负着一大家人的生活，自己便感着往后的责任了。作算这种精神作用不能算是责任感，但是从前的嬉戏的态度突然地改变为庄重的，也失掉了从前的天真活泼的性质，而变为忧郁性的人了。望见举人伯父的儿子穿着官立中学的制服，扬武耀威地走回来，自己便会远远地避开，不愿意和那些贵族式的堂兄弟们见面，又看见家事好一点的人们，也不免对他们怀些妒恨。同时我在十七岁那年春，完全由童年期转变了青春期，在生理上也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虽然发生追求异性的行动，但终于敌不住求出路之心激烈。故同辈的兄弟们又常常骂我是假正经。
我的同辈堂兄弟，有四十余人，岁数前前后后不相上下的也有十人八人。每当假期中晚饭之后，常聚在一块漫谈。到了夜深肚饥的时候，便有人提议凑分到村口的饺面店去吃面，或喝黄酒送花生。于是他们都从衣袋里掏了些铜钱出来。没有钱带在身上的堂兄弟也立即走回去向他们的母亲要钱，在这时候，我就不能不偷偷地走开了，同时也觉得有无限的伤心。最初是怨自己没有母亲，第二是归咎到自己父亲不该比他们的父亲穷，同时自己也下了一个决心：
“虽然脚下穿着的是屐，但我一定要赶过他们！”
就是因为这样地受着经济的压迫，想买一部书，缝一件长衫，都不可得。他们不单在冷天，即在热天，都穿着白竹纱长衫，这确是令在当时的我十分羡慕。岁数只十七岁的青年，态度和性格完全包一个四五十岁的老人了，有时竟会偷偷地流泪。老祖母看见我无日不是这样悒悒寡欢的，以为我是想讨老婆了，有时便向父亲提起我的婚事来说。
“饭都没有吃，还要说老婆么？就有钱，不如给他出省进学校去。”
父亲却是我的知己。我在那时候，真想出省城去进学，这个目的如能达到，那我便可以压倒在县城里官立中学念书的堂兄弟们了。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在县城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的看重。但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能够博得村人的尊敬，故我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
“想出省城去求学，不要钱么？”
才炽热起来的一颗心，又掉回冰窖中去了。
“你该把国文学好一点，字写好一点，等父亲有钱的时候，就送你出省去考法政吧。”
父亲当是这样来哄我。要把国文学好，是不难的。要把字写好这却真难为我了。但是一查省城各校入学考试的科目，确是法政学校的最简单，只考国文一科。其他如高等学校，优级师范，高等实业等所考普通科目十分麻烦。父亲深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程度，不单几何、三角没有学过，也不知所谓物博学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时代办学的人都是老朽不堪的举人进士，或候补官僚，不懂什么教育，他们的主张仍然是只要国文学得好，其他科学都可置之不问，所以酿成各校的入学考试，专注重国文一科。父亲也抱有同样的倾向，常常责备我的国文做得太坏，不容易允许我到省城去。
“再在广益（教会学校）读一年书吧。全始完终领一张文凭出来，可以准作高小卒业的程度，也不要使汲衡牧师失望了。”
父亲的主张是要我在教会学校念足四年的书，毕了业后，或出省，或进东山初级师范，或视来年的经济状况如何而决定。我听见进东山初级师范，就感着一种不快。因为这间学校是最腐败的，比官立中学更加腐败。官立中学还有一二名由省城回来的新教员，而这间初级师范完全是由土豪劣绅包办的。
在那时候，我常向父亲暗示我的要求，纵令变卖房产，也要送我出省城去进学，不然则让我赴南洋做工去。我想脱离广益学的消息，居然给汲衡夫妻听见了。我是成绩最优的一个学生，他们很爱我想把我和浸信会联结起来，永不分离开，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我研究神学，为他们的教会当一名宣教师。所以汲衡先生立即向我的父亲表示，我如能在“广益”读足四年，他可以聘我在初小部当教师，而送我入宣教师养成所，等到他期任满后回国时，便带我一路到美国去留学。父亲的心给他打动了，并且父亲看见现代许多外交家、洋务家，都是这样地出身的；所以他觉得也是儿子的一条最好的出路。
父亲把汲衡先生的意思告诉了我。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西半球去，因为这种远游，比留学省城是更庄严，更可夸的一件事。不过为展到这个月的之先，要当三年的初小教师，并专研究圣经。对于前项工作，我不见得怎样会讨厌。对于后项的工作则在我是十分难堪的。原来教会办了一间宣教师养成所，养了一批藉宗教吃饭的流氓，他们是走投无路的失业者，为贪图三元二角半的伙食津贴，都群集在这间养成所里来，热烈地表示将来要为救主耶稣牺牲一切。
“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以上的人，而我是仅十七岁的青年，也参加进这群动物里面去，不太难堪了么？”
我想了一想后，暗暗地叹息了一会。但据父亲的推测，这是汲衡牧师特别对我的优待了，即在三元二角半的伙食津贴外，还加给我三元或四元的初小教员的薪水。
父亲的意思是不管将来赴美能否成为事实，我如听从汲衡先生的主张，在这三四年内，可以贮蓄二百多元。那么，结婚费也有着落了，最少可以补助一部分。
“家里这样穷，自己又没本事，谁人的女儿肯嫁我哟！”
我这样地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默默无言了。
但是经济没有办法，过了新年，我仍然搬进广益学校的宿舍里来了。
[book_title]二
“最好是能进官费的学校。”
父亲听见一个亲戚的儿子在日本考上了官费时，又叹息着对一个友人这样说。
“现在只有进陆军学校，才有官费。”
那个父执这样地回答我的父亲。
“好子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父亲在那时候是这样顽固的。假如父亲在那时候，能预料着自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军人也像黄浦滩头的地价一样，一天一天地涨价时，他也赞成了我去投考陆军学校了吧。
有一天，下雨，但父亲特别的早跑到学校里来。他一看见我，便说：
“今天下课后吃过了中饭，你赶快到城里啸天楼去拍一个照，我已经嘱了K兄。”
啸天楼是一个堂兄弟K开的照相馆。我听见父亲劈头只说这么一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略望了望父亲的脸，表示要他加以说明。
“过几天，送你出省去考学堂。”
父亲微笑着对我说，因为他断定我是十分喜欢听这个消息的。
“考什么学堂？”
我反问父亲。听见有出省城的希望，当然有几分惊喜的。
“考测绘学堂。这是官费学堂，又不会像陆军那样危险。你爱习数学，与你性质也相近。”
我听见后，自己好像就考进了测绘学堂般的，于是把测绘学校幻想成一间异常堂皇宏伟的学校。
有一个堂兄是进广益学校时的同学，但不是四年前介绍我去拜访惠汲两位牧师的那位堂兄弟。这位堂兄弟名叫耀仪，在省城进了方言学堂。父亲先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替我先在测绘学堂报名。
距考期尚差一个多月，父亲怕我在途中有耽搁要我早些动身。他东筹西扯，总算筹足了二十元给我，计有大洋十二元，双毫二十只，单毫四十只，香港的五仙银币二十只。据父亲说，大洋的一部分是用作汕港客栈的开支，双龙毫是作在香港及到省城后的零星用费，单龙毫和五仙银角则充沿途杂用。不是做父亲的人，决不会筹划得这样周到的。
父亲赴南洋时，曾在汕头经过，对于汕港的情形约略知道。故当我动身的时候，他曾叮嘱我到汕头后要怎样进栈房，买船票，到香港后又当怎样登陆转搭省渡。至到省城后应当如何，父亲也是和我一样，一切唯付之想像。他只是对我说：
“省渡到省城泊了码头时，便有许多挑夫拥进舱里来，争挑行李。这时候，你要小心你的行李。多出三两角钱不要紧，拣个比较老实的挑夫，叫他挑到流水井张氏家塾，你在后面紧跟着他走就好了。”
父亲是从一个曾到过省城的叔父听见了些省城的情形，只能给我这样一个抵省城后应当拆看的锦囊。
张氏家塾是我们张氏族人在省垣建立的祠堂。从前张氏的子弟出省科考的，都寄寓在这家祠堂里，可以无需要租钱。同乡的有会馆，同族的有祠堂，虽然是封建的遗物，但在飘泊穷途的人，是相当受用得着的。
这次算是初出乡井，父亲为我准备的行李很简单，一个皮箱，一只被包，被席装在这一条马包里面。据父亲说，这些都是祖父从前科考时所用的旧物。
“旅费要一半带在身边，一半锁在箱里，遇了扒手，还有箱里的一半；失了行李，还有带在身边的一半，那末在旅途中不致陷于绝境。”
这又是父亲的一番叮嘱。
“凡事叮嘱不了，只要你自己步步老成而已。”
父亲最后才结束了他的嘱咐，叫我快点去睡，快点起身，明早就要出城去赶船。
从广益学堂出来，在家中歇一夜，第二天便出城去搭篷船。傍晚时分，广益学堂回到家里来时，有许多叔伯祖母，叔伯母们看见我就问：
“星仪哥，明天出省城去么？”
“星仪哥，你真有本事啊！这小年纪就会一个人出省去考学堂了。”
其实我满十六周岁了，岁数决不算小。只是独自一个人出门，自己心里也觉着有几分夸耀。我当下想，在许多堂兄弟们中，那一个能够像我这样勇敢地上这个遥远的从无经验的旅途呢。
“星仪哥你出省考什么学堂？”
“听说是考官费的测绘学堂。”
我只是报她们以微笑，并没有回答。但在她们间，这一个问那一个答，把我出省考学堂当做一件新闻在谈论。
我当时只是感着一种紧张，完全没有悲喜之念。这时候的情绪，恐怕是有些像临出发时的兵士的吧。
到前线时，或生或死，谁也不能预料。但在出发之前，兵士的精神，都是有些像由前线凯旋回来了般的。在外表，我虽然是在矜持着，但在内里，确是感着几分得意。自己就像已经变为一个测绘学校学生了。
“脱离这个早厌倦了的教会学校，一跃而为一个留省学生，不比那班官立中学生胜一筹么？”
我在动身的前一天，盼望那些进了官立学校的堂兄们都能听见我出省考学堂的消息。在那时候，我确有过这样幼稚的见解。但是，今天早上，汲衡夫人给了我一个失望，于是埋怨我的父亲不该叫我去向那位教士夫人告别。
“你不该在汲先生未回来之前离开学校哟！”她蹙着额这样地向我说。她从前和我说话时都是面带笑容的。只有这一次，她不单不笑，并且还蹙着额，锁着眉根。因为在这时候，汲衡先生为教会的事体到汕头总会接洽去了，他所授的英文由他的夫人代课，他所授的圣经由另一个教士夫人Mrs.Campbell代课（他们译Campbell为甘武），他所授的西洋历史由甘武牧师代课，他所授的理化则暂行停授。
预料着汲衡夫人听见我出省投考学堂她一定会笑着勉励我几句后，和我握手说good bye的，今看见她的那种不喜欢的样子，我不觉感着轻微的失望。我想假定考测绘失败了后，再回到这个教会学校里来时，还有面目和她们见面么？我把这个意思向父亲说了。
“胜败乃兵家的常事，今年考不上，明年不可以再考么？”
父亲这句话又鼓励了我的不少的勇气。我便一个人勇敢地单骑远征了。
父亲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洋布长衫，洗了几次水，快转成白色的了。他站在码头（县城南门外的罗屋码头）上，看着我所搭乘的篷船解缆，船向下流行驶，我坐在船尾的左舷上，望着码头上的一个白点渐渐地消失了。看不见父亲的影子后，我才感着我的前途的飘泊，愈想愈悲切，差不多要流出泪来了。因为有许多同船之客在望着我，我才极力忍着，不敢哭出来。
到了潮汕，都是按着父亲的叮嘱，平安地通过了。只在汕头过香港的海澄轮船上，给小窃扒去了一枝洋伞。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大的失败。到了香港，忙写信去报告父亲知道，要父亲恕我的疏忽。
在香港的客栈里，认识了三个同乡青年，也算是同志，即都是赴省城考测绘学堂的。一个姓谢名百度，一个姓李名颂声，一个姓赖名少舫。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年长，因为同一桌子吃饭，便认识了。他们像都佩服我这小小年纪，一个人无伴，敢由乡里跑到这香港地方来。
“我们今晚上一同上省去。”
这是谢百度的提议。真是他乡遇故知了。我当时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
一同吃过了两顿饭后，我们便成知己了。省渡是十点开身的，我们吃了晚饭后，便到先施永安等大公司里去观光，又到海皮去吸空气。我乘机问那位谢百度，测绘学堂是怎样考法的。因为听见李赖两人常常去问他考测绘学堂的情形，知道他在去年曾来投考过，失败了的。他在去年虽然失败了，但在今年的我们间，却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了。
“只考一篇国文。”
谢君伸出他的巨掌来向空摇了一摇，表示除国文外不再考什么学科。但是我听见后，却有点失望了。
“如果单考国文，那我们不惧它！”
这是李赖两位的表示，我听见更加丧胆了。因为我对国文一科，实在没有自信，只希望在国文之外能够多考些英算等普通学科，多增加一些平均的绩点。
“今年投考的人更多吧。听说有两千多人报了名。报名期没有截止，大概不下三千人投考吧。”
我听见谢这样说，我更觉绝望了。在三千人之中只选拔五十名，而这五十名的选拔标准只是在一篇作文。那末问题是，在这三千名的青年中，至少我的国文程度要能够压倒二千九百五十人。这很显然地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想到这点，我更悲观了。
由香港赴省，谢赖李诸人主张搭尾楼，我不知道船票的价钱，所以只对他们说，要搭价钱最便宜的舱位，这当然是统舱票了。
“这是不着算的，掉了一件行李，不是损失更大么？”
谢君笑着劝我一同搭尾楼，好彼此招呼，并且为我说明搭统舱实在省不了多少钱，而在统舱里面，扒手又太多。
“尾楼票多少钱？”
“十二毫。统舱票要七毫。相差只半块钱。”
于是我听从他的忠告，也搭尾楼了。但我在当时，仍不敢十分相信谢君，对他还怀着相当的警戒。我想他这样对我好，莫非想向我借款么？在客栈里好像听见他说过，他的旅费带得不十分充足。
“纵令谢君是个坏人，难道李赖两个也是坏人么？”
赖的态度十分骄傲，好像看不起我，我也就神经锐敏地少和他攀谈了。的确在香港客栈里，向他说了“请教贵姓台甫”之后，便很少交谈了。李君比较年轻，尽和我谈论学校里所习的学科。他是官立中学的第二期生，大骂县立中学的腐败，以劣绅为监督（即校长），以一班老朽的举贡廪秀为教员，无论任何学科，都是取决于国文，谈不到什么科学。我听见之后，觉得李君是一位奇人，同时佩服他的见解新颖。因为我们县里的一班青年，住在穷乡僻壤中，有若井蛙，假如他进了某一个学校，他便要拼命地夸赞某学堂如何办得有精神，校长如何有能力，教员如何有学问，尤其是拥护校长，拥护得高与天齐，而甘愿做个人的忠狗，丧失了他们做人的意义。现在李君的见解完全和他们青年的不同，不随波逐流，叫我自然会钦佩他。李君又说，他是因为看不惯官立中学的腐败，才脱离了中学，出来考测绘学堂的。
谢君问我到省后住什么地方，是不是住流水井。我答应是的。流水井在留省学生间变为代表张氏祖祠的代名词了。
“你们呢？”
我转问他们。
“住府学东街的泉兴昌。”
泉兴昌是邻县兴宁县人开的，专为学生寄宿的公寓。
“先到泉兴昌，然后再叫一个挑夫送你到流水井去吧。”
谢君这样说。
李君劝我也一同住泉兴昌，我当然不能答应，因为在动身的时候，父亲叫我要到流水井去看那位进方言学堂的堂兄耀仪，一切由他打理。
临天亮的时候，我早给船上的卖茶水的人惊醒了。
“热水洗面！热水洗面！”
他们，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就这样地叫来叫去。我惊醒了后，忙起身来，从窗口望岸上风景，看见满堤尽是阴浓的绿树，觉得省会地方的风景自是不凡。
他们也都醒来了。
“快到省城了么？”
李君问谢君。谢君操着不驯熟的广州话去问卖茶水的人，才知道船还没有到黄浦。但是全舱都嘈杂起来了，船客尽都在打叠行李。我因为有帆布床，没有把被打开，只借他们的一张毛毡来覆着腹部，就过了一夜，连脚下的鞋都没有除去，所以行李无须打叠，很觉清闲，只看着他们在捆被包。我在那时候真个是笨拙，笨到不会走过去帮忙朋友打被包。我把借来的一张毛毡交回他们时，也不会道谢一下，只袖手旁观着在暗暗地羡慕他们都有洋毡。尤其是羡慕赖君有两张毛毡，一张岭南人最常用的红色毛毡，一张比较高价一点的褐色毛毡，同时也暗暗地悲叹自己被包内容的贫弱。我的被包里有些什么呢？一张加文席（南洋商人最常用的一种草席，是一个由南洋回来的旅人送给我父亲的），一张旧棉被，里面的棉絮也因年数久了，固化到赶得上石块那样坚硬了。
我正在沉思着，茶房忽走来收拾帆布床，并向我们要钱。我只当他是来讨酒钱的，到后来才知道帆布床也是要租钱的，每张一毫，连船票共十三毫了。
谢君先叫了一盆热水来洗面，面盆中心有一个茶盅，盛着七分满的冷水，这当然是备漱口用的。因为谢君用了，各人也就跟着要了一盆水来。问谢君一盆洗脸水讨什么价钱，谢君说一个“斗令。”“斗令”是香港五仙银币的代名词，价值三分六厘银。在那时候，省港的银币是同价格的。当然在省城用的都是广东省造的龙毫，有双毫，有单毫。
漱了口，洗完了面，从船尾窗口射进些日光来了。从窗口向外望，看得见有些像街市的房屋了。
他们在那时代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排外意识很强烈。他们不住地在数骂欧美人的罪恶。我虽然从他们获得了许多凡是一个国民都应当具有的知识，及应当知道的历史的资料；但在我心目中的美国牧师好像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可怕的人。不过在当时我不敢和他们辩驳，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实在浅陋。他们都在侃侃而谈地演说出许多国耻的史实，来给我听。可怜得很，我所知道的国耻的史实，只是从一本新三字经里面获得的：
“……光绪皇，好皇帝，戊戌年，下谕旨，除八股，除诗赋。……甲午年，有日本，来打仗，我国败，失台湾，台湾失，又赔钱，赔几多，二万万。当此时，失地多。有德国，占胶州。俄罗斯，占旅顺，及大连。法国占，广州湾。……我国人，要相爱，你爱我，我爱你，我国人，爱皇帝，愿我皇，无灾害，愿我皇，万万岁！”
这是在满清末年的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的表示。当他们大骂白种人时，我略表示了白种人不完全是坏人，其中也有好的意见。
“糟了！你中了耶教的毒了！”
不知道是李君还是谢君，伸出指头来向我指点着这样说。我才以耶稣教为新的学识，而他们在那时候，竟知道宗教是一种鸦片了。这真使我失望，也使我惊异。当然，他们Chauvinism去排斥耶教的，但和义和团的意识又有点不同了。
他们在轮船的选择上，表示出爱国的思想及民族意识来。原来船行省港间的省渡，最初只有英国商人的四艘，名金山，佛山，香山，河南（这是取广州市的南岸的河南这个固有名词）。前两船是夜渡，后两船是日渡。星期六夜渡和星期日日渡停航。“省渡”两字是香港的商人所起的名称。
因为省间的交通日见繁盛，由别家的外商公司增加了两艘“省渡”，一名“播宝”，大概是Paul Beau的音译，一名哈得安，忘记了它的原字了。同时也有中国商人集资办了两艘轮渡，名“广东”及“广西”。当我们由香港赴省城的那晚上，有三条轮船航省的。我们因为爱国，故搭乘了“广西”。
“广西”泊在近靖海门的珠江心里。有许多挑夫和艇夫拥了进来，还有各旅馆各栈房的伙伴。由汕头到香港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并不害怕了，何况此刻还有同伴。每个挑夫或艇夫在我们面前走过时，都来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李君便很高兴地和这些广州劳动者说起咸水正音来。
“他们不懂得你在说些什么！你的普通话也不见得怎样好！让老谢去交涉吧！不要你去多嘴！”
赖君忙止着李君，不准他去从旁插嘴，只让那个识途老马谢君去和那些艇夫挑夫讲咸水广州话。到后来我才晓得赖君并不是骄傲，他只是个性质爱沉默的人，并且很遵守纪律。
谢君高声响气地和挑夫艇夫们吵了一会，价钱算讲定了，由省渡载至靖海门码头的艇费要多少，由海门码头挑至府学东街的挑费又要多少。于是谢君派我先下舢板里去坐着看他们一件件地落行李。赖李两君跟着他们搬运。谢君在行李未搬尽之前留在尾楼舱里坐镇。
在赴泉兴昌公寓的途中，我们都急急忙忙地流着臭汗，跟着挑夫跑。挑夫们挑着行李，一面Le Le，Ho，Le Le Ho地在唱和。我听见很觉得奇怪，也觉得有趣。
到了泉兴昌后，休息了一忽，因为我要转搬到流水井去，谢便替我们作了一个结算。因为由香港客栈出来，一直到泉兴昌，各人都支出了相当的钱，但是多少不等。由李君应用他在官立中学学来的四则，把结果算出来了。谢君对我们三个人都负债，负我的最少，只四角小洋。谢君向我们说明了，要过几天家中才有钱寄来还给我们。他确是一个痛快的男儿。
到了张氏家塾，冷静静地不见一个人。看门的是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老妇人，体格胖胖的，看见我，好像睇不起般的。挑夫把我的行李，一个被包，一只皮箱搁在中厅里后，便向我要钱。我正惊疑，何以全祠堂里不见一个人影。当挑夫吵着向我要钱的时候，从中厅走廊的一间木板栅成的厢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叫了我的名字。
“阿星，你来了么？”
我抬头一望，原来是我平日很佩服的一个从堂兄仲仪。（他和耀仪是嫡堂兄弟。）我佩服他的理由，是他刻苦读书，进了学。后来又听见他进了省城的蚕桑学校，一面卖文为活，不要家里寄学费给他。
“仲哥，你也住在这里么？我竟没有想到。”
我看见他也无暇揩额上的汗了，便向他作了一个揖。这样的态度却把他引笑了。
“你一个人出来的？没有同伴？”
我把沿途的情形大略告诉了他后，他便半似称奖半似勉励地说：
“总算难为你了，星弟，你的责任也不算小啊！”
他的言外之意，我直觉着了。他原有一个哥哥，患肺病死了。他的父亲年轻时本有神童之名，但也只补了一名廪，以后便是潦倒不堪不容易维持一家的生计。这个责任，到了今天，当然轮到他的身上了。大概他是引我为同境遇的人，这是不错的。我们的家事贫穷，正相仿佛。
我们就站在中厅上谈了一会话，他才看见我满额上流着汗，于是他穿过屏风到后头去。我听见他叫了两声：
“阿三妹。”
不一刻，一个赤着足的年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出来了。据这个堂兄说，她是久住省城的一个族人的童养媳，按辈数排她是该叫我们做叔父的。
“倒一盆水来给星叔洗面。”
仲仪吩咐那个名叫阿三妹的。
“面盆呢？”
阿三妹把我打量了一会，大有看不起我的样子，像故意问我有没有面盆。
“你没有带面盆么？”
仲仪问我。我回答没有带。
“那你拿我的脸盆去倒水好了。”
他再吩咐阿三妹。阿三妹的样子很不高兴，拿着仲仪的小洋磁面盆走进里面去了。
我真想不出他们睇不起我的理由来。看守大门的老婆婆不睬我，只当她不懂我所讲的客话。这个小女儿明明会听客话，但也一样地睇不起我，又是什么道理呢？
不一刻，阿三妹端着一盆水出来，搁在一张又脏又黑的方桌上面，就走了，仲仪又问我有没有毛巾。我倒有一条红色毛巾，是在家动身时买的。当我洗面的时候，仲仪便回他的房里去了。
我外面穿的一件是深蓝色洋布长衫，最经脏的，里面是一件黄棉布操衣，贴身的是一件侧衿的白洋布短褂。已经是阴历的四月中旬了，天气很热。但我还穿这末多的衣服，这完全是谨守父亲的嘱咐，在旅途中宁可多穿些，以防天气的急变，着了凉生病，反为吃亏。
我揩了脸后，觉得周身怪腻腻的，便把蓝色的长衫，黄色的操衣，白色的短褂，一齐解开来，袒着胸腹，用毛巾去揩胸腹部，汗泥跟着毛巾一条一条的掉了下来。揩了一会后，再背转手去揩背部，泥垢还是一样的多。愈揩愈觉得周身发痒。望着面盆里的水，已经转成黑色了。我想这个困难，唯有洗一盆澡，才能解决了。在那时候，我是在生理上新陈代谢最盛的时期，并且在四五天之间，经过了三四个大都市，流了不少的汗，在身上吸集了不少的烟尘，这当然会使我变为周身给汗泥包裹着的一个人。
又过了一刻，阿三妹出来说，要煮饭了，问我是不是和仲仪等人一同吃。仲仪告知她，当然是的。她就跑开了。
将近正午时分，便有一群人走回这家像古刹般的祠堂里来，有穿白竹布长衫的，有穿乾纱长衫的，有身穿白色操衣头戴白色军帽的，各人手中都拿着书本、讲义及墨盒、毛笔等等。全祠堂便骚然起来了。
“原来有这样多学生寄宿在这家祠堂里。”
在当时，我真是有点吃惊。看见他们的服色，知道他们的衣服都换了季，不免又惭赧起来。因为我们乡里，一般在冬天是穿蓝布长衫，在夏季是穿短褂，或白布长衫。现在我身上穿的深蓝色长衫不单不合时令，并且样子也不像省装时髦，和他们一比较，真是有点土头土脑的样子。当时我便直觉着我和他们之间，有了一道的鸿沟。
有几位比较年长的穿白色操衣戴白色军帽的学生在我面前走过时，竟笑着向我点头招呼，我便想，他们不尽是看不起我的吧。
有一个比较老成的，身体胖胖的学生，姓徐的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出来考测绘学堂的。我答应了是的，同时惊异他何以也会讲客话。到后来，才知道他是丰顺县人。
又过了一刻，耀仪穿着一件长达脚跟的白竹纱长衫走回来了。我还是走上去叫了一声耀哥，同时作了一个深揖。他只手捧着两三本舶来书、笔记、墨盒之类，只手拿着一把黑色的摺扇。他看见我向他作揖，不像仲仪那样回我一个礼，他只摇动他手中的小摺扇，叫我不要多礼，并且笑着说：
“你怎么像一个乡巴佬！”
我给他这末一说，满脸绯红的，很难为情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海陆丰和丰顺人分成两桌，在上堂里吃饭。我们堂兄弟三人是托阿三妹家里包饭的，不另使用火夫，在中厅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便不客气地问了耀仪许多话，到后来知道穿长衫的是方言学堂的学生，穿操衣的是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前者的学堂在流水井之东，后者之学堂是在流水井之西，所以寄宿在张氏宗祠，最为方便。
耀仪说，他在下午还要上两堂课，回来就和我一同到测绘学堂去报名。他又说，父亲寄给他的信和我的相片，昨天才收到。
吃过午饭，阿三妹照例又倒了水来给我们洗脸。我还是借用仲仪的脸盆。到了下午，由绘测学堂回来，又是满身汗了。我问耀仪，想洗澡要怎样办才行。他便问我，
“你要洗山水，还是洗井水？”
“洗山水怎样？洗井水又怎样？”
“洗井水唔使（不要）钱，洗山水三分六。”
我才知道我们烧饭菜烧茶是用观音山挑来的水，洗涤器物则用门首的井水。井水的咸味过浓厚，不适于饮料。山水由观音山挑回来，每担一角，每桶半角钱。
“洗井水不好么？”
我当时实在舍不得花半角钱去洗一盆澡。在家里洗澡，那里要花钱呢。半角钱委实是太贵了些。
“你不怕发癞么？”
耀仪笑着问我。
“怎么洗井水会发癞的？”
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洗井水不如不洗澡。因为用井水洗了澡，周身会不住地发痒，于是我不能不花这个三分六厘了。
吃过了晚饭，耀仪带我去逛惠爱大街。几家洋货公司的陈列窗引起了我这个村童的注意。耀仪告诉我，他如有钱，一定要买一个金表儿，还要制些丝绸的衣服。他又告诉我，我身上的蓝布长衫不能穿了，穿着实在太难看，叫我缝一件白竹纱长衫。我当然听从了。他带我到一家成衣店里去，定做了一件价值十一角钱的竹纱长衫，交了一个团龙双毫光绪元宝做定钱。在回寓的途中，又买了一个价值两角钱的小洋磁面盆。这是每天不能缺的用品，所以也决意买了。
回来寓里，便忙着写信去报告家里的父亲，报告他沿途平安到了省会，报告他一路用了多少旅费，报告他定做了一件白竹纱长衫和买了一个小洋磁面盆，因为在我这也是一件大事。
耀仪有功课，并且是个非常用功的人，每天吃过了晚饭，就关着门读书，所以我常常跟仲义出来逛街路。但我每次伴着仲义出去回来后，耀仪定来问我：
“仲仪兄对你说及我的事没有？”
“没有，我只跟他到他的一个友人家里去坐了一忽。”
“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是那一条街道，好像是是办实业杂志的所在。”
耀仪便没有话说了。
距考期还有十多天，我闲着无事，只在流水井附近的街道上走走。但也不敢走远，怕迷了道路。很想到府学东街去看看谢李赖诸友，但恨不认识路。我把这意思告诉了耀仪，他说他也认识谢君，答应晚上带我去，并赞成我和他们作伴去赴考。
但是到下半天，谢李两君先来看我，我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谢君原来有乾纱长衫的，穿在身上，真像一个绅士。李君是和我一样没有白竹纱长衫的，在香港时他只穿着黑缎的操衣，今天他也穿着一件白竹纱长衫走了来，样子完全变了，像个留省学生了。我当下有点羡慕他的长衫缝得这样快，到省只三四天，就做成功了。
我便跟了他们出去。他们说要玩观音山去。我问赖君何以不来，他们说赖君一个人访问他的朋友去了。我真佩服他们，一到省城就敢一个人到处跑，并且还有可以访问的朋友。于是我不禁又悲叹我自己之无能和孤独了。
我们只在一家茶楼上，各喝了一盅茶，吃了一二件点心，就回到泉兴昌来闲谈。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谢君老气横秋地躺在床上，向我问长问短，问教会学校的内容，问我的家事。随后他又说些诙谐和猥亵的话来给我们听，我在泉兴昌又认识了几个同乡。我把他们的姓名学籍都紧紧地记着。我羡慕谢李诸君及其他同乡，都像生长在广州般地十分惯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异常寂寞，与其说是患了思乡病，宁可说是患了思亲病。这是因为平时父亲太爱我了，一旦离开了他，在旅途中因为精神紧张，还不觉得怎样；到了一个人要自己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时，便感着无限的寂寞和不便了。
李君特别地和我说得来，大概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们两个最年轻，还有小孩子的脾气。由府学东街回流水井，我还不认识路，李君自告奋勇地再把白竹纱长衫穿上，说送我回流水井去。当然我十分感激，也十分欢迎的。
“要快点回来哟，快要开饭了！”
谢君呼喝着般的说。
我想李君送我回流水井来，我当然要留他吃晚饭，并且刚才在茶楼上的账好像也是李君一个人会的。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留客吃饭，没有先和耀仪商量过。
李君送我回来张氏宗祠时，耀仪也从学校回来了。我忙代李君介绍，但耀仪很冷淡地点了点头。李君也像不好意思般地向我告辞。
“现在你认得路了，可以常过来耍。”
耀仪听见，才很客气地留李君吃晚饭。但是李君一面走一面说：
“不要紧，不要紧。”
我觉得李君真是我的好朋友了，心里很过意不去。他送我回来时，沿途教我认清楚路道，在惠爱大街府学东街口有什么商店做标识。沿惠爱大街向西行，到了观莲街口，我就认得路了。原来道路是这样近，这样简单的，只恨自己从前不留心，不努力，专会跟着他人的屁股跑而已，所以不中用。
我代谢君向耀仪致意了后，耀仪便决意带我一同到泉兴昌去看他们了。吃过晚饭，耀仪带着我到流水井北首，从一条很狭小的巷子穿出去，经过一家当店，跳出当店的大门，便是惠爱大街了。我想，现在又发见了一条赴府学东街的捷径了。
嗣后，我差不多天天下半天都跑到泉兴昌去和他们谈天，也学会了上茶楼、进饮食店的习惯，不过很节省，不敢多用，每天只花一二角钱，吃茶蛋、莲子羹一类的东西。
又过了两天，我的白竹纱长衫也做好了。以前每天都是穿操衣出去的，现在改穿长衫了。穿好了后，在镜里望了一望，虽然不算是个翩翩的美少年，但还是左顾右盼，自觉不凡。低头一看，却发见（现）了一个大缺点，就是自己还穿着一双褐色皮鞋，配着这件雪白的长衫，太“土气”了，也太“武气”了一点。
嗣后，我一天一天地时髦化，一天一天地留省学生化，同时也一天一天地忘记了家中的父亲和老祖母了。我穿着新长衫再溜到泉兴昌来。但公寓中人对于我这件长衫不见得怎样特别加以注意。我感着轻微的失望了。我想，这还不排场么，莫非那双有“土气”而又有“武气”的褐色皮鞋在作祟。因为有了这双讨人厌的皮鞋，还不能把自身彻底地文绉绉化，还不像是一个留省学生，于是我要李君和我一路出来同到他买过鞋的鞋店里，再花了四角五分钱，买了一双学士鞋回来。有了学士鞋，又觉得自己的袜太不像样子了，于是又买了一双价值一角半的丝袜。长衫也有了，学士鞋也有了，丝袜也有了，我完全地十足地化为一个文绉绉的留省学生了。半点“土气”也没有了，我也像个生长于广州的人了，对于一切也渐次惯熟了，阿三妹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
[book_title]三
四月廿五日（？）是第一场的考试，举行体格检查。我们自投考之后，差不多隔一天就到测绘学堂门首去看看有没有特别的布告。测绘学堂在东门外，也是沿惠爱大街向东走，出了东门，转入一条向北的小街道，街道尽处便是测绘学堂和军医学堂。
因为投考的人太多了，按府厅州县的顺序，分两天检验体格。我们的体格检查时间排在第一天的下午，上半天是广肇罗，下半天是惠潮嘉。
在检查体格的前一晚，我差不多没有睡着，是尽翻来覆去在胡思乱想。我想明天的体格不知是怎样检查的，假如体格检查通过了，第二场当然是考验国文了。于是联想到由耀仪处借来的一部闱墨，因为天天逛街，至今还没有翻开来读过。由家里带来的一本劝学篇，一部陆宣公奏议，自到省来也还搁在箱里，没有取出来。由书籍又联想到带来的两册“Beginning English”，本想翻来温习温习的，因为常听见耀仪在读他的英文文法教本“Mother Tongue”，比我的程度高深得多，觉得相形见绌，不敢拿出自己的英文教本来温习了。由英文书又联想到教会学校的先生们。由美教师，便又联想到甘武的一个女儿名天抱的。（其实他的名是Dorothy。）这个女儿今年只十三四岁，长得非常可爱，由是又联想到关于一位名得仪的堂兄弟的笑话来了。
得仪是一个近似白痴的书呆子，他不知道当时的美国先生们之看我们犹之于我们之看非洲内陆的动物。因为在那时候，我们的脑袋后面都是垂着长辫发。他看见他们美国人之住洋楼，吃面包，竟敢羡慕起来，不单羡慕，更进一步竟敢妄想起来。他说，到后年他有出息时，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同时要把甘天抱娶过来作夫人。于是同学间便替他造成了一首三言四句的谣歌：
“张得仪，吃面包，造洋楼，讨天抱。”
我躺着想了这许多故事之后，又觉得自己之无聊，于是再翻想考测绘学堂的事情了。假如自己考上了测绘学堂时，等到暑假回去，自己是何等地扬武耀威啊。那些堂兄弟们，那些旧同学们，又何等地羡慕我啊。最好是穿着学校的制服，戴着学校的制帽回去更是有威风。
这样地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个终宵，到临天亮时才闭着眼睛睡了一忽。耀仪他们在七点半就要吃早饭的。我在床上听见河南工场的汽笛呜呜地响了，知道是七点钟了，虽然疲倦，也只好起床了。
吃过了早饭，即打算到府学东街，约他们一路到测绘学堂去。
“穿长衫去好呢，还是穿操衣去好呢？”
自己立在床前踌躇了一忽后，决意穿操衣去。
“测绘学堂是陆军的性质，并且今天是检查体格，该穿操衣去，英武一点。”
于是我穿着在洗衣店里洗得十分干净、熨得十分漂亮的黄棉布操衣，走到泉兴昌来约他们一路到测绘学堂去。
“吃过了饭去还不迟呢。”
谢君不赞成这样早就到测绘学堂去。但李君却和我同意思，很急地想去看热闹，这完全受着好奇心的驱使。
走到测绘学堂的门首来时，大约是十二点钟前后了，门首和校庭里已经满挤着不少的人。但望望学校里面却是冷静静的，好像没有当考试是一回事般的。
我和李君在测绘学堂门首又认识了几个和我们一样性急的同乡。据我所知道的同一县的人已经有二十多个投考者了。我真担心竞争他们不过。我和李君，各人买了两个馒头，算充了饥。其实只两个馒头也吃不下了，因为精神完全灌注到体格检查上去了，肚里并不觉得饿，只觉得胸口在怦怦地跳动。
好容易又挨过了一个多钟头，学堂门首的人愈挤愈紧了，从外面还陆续不断地进来许多投考者。
又过了一刻，人丛中起了一阵激烈的波动，原来站在前面的给学校的门卫赶出来了，便有许多人从里面涌了出来。我不提防，差不多要给他们冲倒了。我和几个同伴也被冲散了。我探起头来，望了一望人丛中，看不见李君的头脑，不一刻又像看见了似李君的一个人头，但立即又隐下去不见了。
听见里面有人高声的叫：
“惠州府！广州府！”
我知道开始点名了，于是用趾尖蹬起足来，向内望了一望，门首摆着一张长案桌，桌前系着一条红桌帷，桌上摆有锡制朱砚台和笔架山，还有两个铁筒，情形十分森严，而空气也非常紧张。坐正案的身穿袍套，头戴蓝花翎。考完了试后，我曾问了在该校的同乡，今天坐正案把着朱笔点名的是不是监督，他们说不是监督，乃是由制台那边派来监考的。
我想，朝庭取士原来是这样郑重的哟。当日的庄重的情状，紧张的空气，决不是今天所能看见的。那时候的两广总督袁树勋，接张人骏之任未久，据说仅赚了二三十万，一般方正的老者便批评他贪污，以视今日，……噫！袁树勋原任山东巡抚，因报效庆亲王二十万元，得署两广。但是一般人即非笑他为捐班出身，因为当时封建思想犹未打倒，一般皆以捐班出身为可耻。无怪乎张勋看不惯辛亥革命后之北京官僚军阀政府而实行复辟。
约过了一点多钟，听见叫“潮州府”了。但我还没有看见谢君赖君，真有些替他们担心了。潮州府的投考者像不很多，不一刻就听见叫“嘉应州”了，我的心脏更加悸动得厉害了。略翻转身，作了一个深呼吸，忽然看见谢君和赖君的脑袋居然浮在前面的人丛里。我想，他们真有本领，竟这样地神出鬼没。但这时候不像开始点名时那样挤拥了，我也作了一个最后的挣扎，挤上前去，听见站在坐正案的蓝顶花翎的旁边的一个人，穿着白夏布长衫，戴着无顶的红缨帽，在唱谢李赖诸君的名字时，他们应了一声“有”，走进里面去了。我看李君的神气，好像当竞争功名时候，便不顾有朋友了。随后又听见那个人唱了几个我不认识的同乡的名字，总不见唱到自己的名字，我担心，莫非自己的名字早就唱过了，自己没有听见。正在痴想，忽然听见唱自己的名字了，我也声音颤动着应了一个“有”字，望了那个蓝顶花翎一眼，我的视线和蓝顶花翎的遂碰着了，他不转睛地注视了我一忽，我害怕起来了，急忙忙地低了头跟着前面的人走进里面来了。
廿六日是北江及下四府的投考者检验体格的期日，我们在寓里休息。廿七日走去看，学堂门首挂了牌，说明廿八日一早揭晓，凡体格检查入选者，准于廿九日上午九时来堂考试国文。我们也打算于廿八日一早来看榜。
廿八日八点多钟，看榜的人又拥挤在测绘学堂门首了。到了九点钟，果然发榜了。榜长十多丈，还是按府州县的顺序揭晓，共取九百余名，即由检查体格的结果，掉了二千余名。同县的投考者二十余人中，及格者仅五名，我居第一位。此外还有姓刘、王、李的，还有一个，忘记了他的姓名。不过及格的李君是另一个人，不是住在泉兴昌的李君。总之，和我由香港同伴来省的谢赖李三君都落选了。据在校的同乡说，他们三人的体格不是不好，只是太不结实了。
我看了榜后，回到泉兴昌来，李赖两君对我冷冷的不说话，只有谢君在躺着对我说了一句：
“星仪，恭喜啊！”
过后全房里便异常的寂静。
“我们要上呈文请补考。”
“检查了体格还可以补考么？”
我怀疑着问。
“不会改姓名么？说在途中耽搁，误了考期，请补考不可以么？”
“你们有相片在学堂里，不怕被查出来么？”
我又问谢君。
“他们没有这样的工夫来查那些相片。早给他们烧掉了吧！”
于是大家又沉默了一会。我看见他们那样不高兴的样子，再不敢提起测绘学堂的事来说了。
“测绘学堂算得是什么！甲种专门的程度吧了！所争者，是不要钱读书！”
赖君虽然是在发牢骚，但他说的话是对的。耀仪也这样地说过来。大概贫家子弟才不能按正轨，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去求学。作算我考得上这家测绘，要写卖身契的学校，也不过是进了中等程度的甲等专门学校吧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我写信到南洋去叫他们寄款给我，投考法政。”
李君的用费像是由他的父兄在南洋寄回来的。
“测绘真是取唇红齿白的青年哟！”
谢君狂笑着这样说。在招考的规程上，入选条件确有“口齿清白”几个字，这是该由口试决定的。不知为什么缘故，并没有举行口试。大概是因为广东的方言复杂吧，于是有人把“口齿清白”误传为“唇红齿白”了。
“体格检查就是选拔靓仔么？”
在留省学生间都这样说，专选拔靓仔（美少年）的，第一是黄浦的陆军小学，第二便是测绘学堂了。
“那些外江佬都是顶喜欢靓仔的。”
他们更极端地说到陆军小学监督黄士龙，就是有断袖之癖的。在房里不单李赖谢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无非是嘲讽陆军小学生及测绘学生的。有时候更加露骨地说笑。我实在难堪了，听又不好不听又不好。
听见泉兴昌的伙记叫午饭，我乘这个机会溜脱了。
才到省城的第三天，接到父亲来的一封信。那时候一个人住在冷冷落落的大祠堂里，悲寂得难挨了，读了父亲的信，便痛哭得像泪人一般了。父亲信里说，说当我动身的上半天天气太热，所以没有叫我多穿衣服，但入夜之后，天气骤变，他很担心我一个人睡在江上的篷船里会着凉。父亲信里又说我抵汕头没有写报平安的信，他在家里每天只是心悬悬地望我的报平安的信不久会到，并且嘱我以后要多写信，至少每星期两封，如果没有病痛，最好在封面的四隅，分写“平安家报”四个。父亲信里又说，他在罗屋码头望着我启帆之后，到外祖父的店里去报告外祖父知道，外祖父便怨父亲不该让我今年只十七岁的小孩子一个人独上这样遥远的旅途，不送我到省，也该送到香港，最少要送我到汕头。父亲还说，他受了外祖父的责备，心里更加难过。父亲最后又说，家里大家有希望我平安抵省的信早日到来，但是，假如身体有什么不舒适，就该明白地报告，不可隐瞒。
我接到父亲的第一号信时，作覆了一封信后，因为忙于投考测绘，一个多星期没有写家信了。今天回来吃过了午饭，就坐在桌子面前，打算写封信去报告父亲，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入了选。才写了两行，略说明因投考人多，分属检查体格的经过；看见耀仪捧着一个茶杯，一面喝一面走进我房里来了。
“你在写什么？”
他微笑着问我。
“写家信。”
我回答他。
“为什么要写家信？”
“我的体格检查及格了。”
“怎么刚才不告知我？”
他像有点不高兴，于是他问本县共取了几名，谢赖李诸君有无及格。我一一答覆了。耀仪说，他们三人的国文程度都比我好，字画也比我的端正，可惜体格失败了，不然我不能和他们竞争。
“你写的信给我看。”
他要求看我写的家信。
“这看不得。”
“你一定写信告诉你的父亲，讲我的坏话。”
耀仪要看我写的家信不外是两种动机，第一是他自愧，近一星期来完全没有过问我的事，第二是想由我写的家信窥测我的国文程度。经他这样一迫，我便给他看了。于是我不禁想起李赖谢三君对耀仪的批评了。他们说：
“你的令兄耀仪，一定是个枭雄。”
“何以言之？”
“你看他的有钩的鼻儿，那是鹰嘴鼻！”
的确，耀仪的鼻常是一个罗马鼻。他们常常要我一同到什么地方去玩，我常推辞说，怕耀仪说话。他们便说：
“你们所谓大世家的子弟，总是遵从家族主义。一个从堂兄也要怕得这样厉害。假如我的父亲不对，我也要反抗他。……”
的确，满清末年还单讲家族主义，真是落伍了。八股诗赋不是废了么？学校不是林立了么？在大小各学堂里，不都在练洋操了么？在政界不是捐班流行，也不以为可耻了么？无论什么种类的配合，不都是藉金钱之力了么？只有我们留余堂的大世家的父兄们，还在提倡落伍的什么家族主义！
经他们这样地一煽动，我对耀仪不像从前那样尊崇，那样拘谨了，我由一个封建的遗孽立即转变为最革命的分子了。哈，哈！
到了廿九日，天一亮，我就爬起床来，跑到后面火厨里去叫阿三妹起来，快替我煮鸡蛋米粉，这是昨晚上交代她买好了的，一个鸡蛋两个铜仙，米粉两个铜仙，猪油三个铜仙，合起来可以煮成一大碗，够我吃了，但是因为起床起早了，阿三妹端来的米粉，只吃了一小半，便吃不下去了。我忙回房里整理我的墨盒和毛笔，用一方小手巾包好。
“今天穿长衫还是穿操衣呢？”
最后，因为是考国文，我便改穿长衫去赴考了。
“用心些哟。不要由梯子上掉下来。”
当我出门时，听见阿三妹在后面这样地向我笑。我不理她，一溜烟跑出大街路上来了。
“今天不能到府学东街去约他们，只我一个人踽踽独行了。他们还在梦中吧。假如这场国文失败了时，那就是自己徒劳了。不如他们还在甜睡着的舒服。”
我一面走一面看两侧的商店，除了几家茶楼和点心店之外，尽都关着店门。沿途也闻了不少的粪香，因为正是倒马桶的时候。有许多赤着膊的黑皮大汉挑着粪桶向东行，我也跟着他们出大东门，一阵阵的粪香，中人欲呕。
“想考进一家官费的学校，要挨这许多苦么？”
但是出了大东门，我又翻想到今日国文的问题来了。今天他们出什么题目呢？于是想起前几天在闱墨里看见的论报章的一篇文章，至为有趣，大意是“今有一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同时又想着劝学篇里面有一篇论铁路的文章，笔法也有些相似。假如出了这一类的题目，自己就不妨模仿一下，在篇后再加几句余波的唱叹，那一定可以打动阅卷者之心了。
到了九点，又开始唱名了。我今天的胸口更跳动得厉害。唱到我的名字了，我应了一个“有”，领了一本试卷。按着厅号，找着了我的试场及座席；是在一间大花厅里，四面都是花彩的玻璃窗扉，实在好看。坐下去后，心里更加骚乱得难堪，只觉得头部发热，也非常的沉重。看见有些投考者的态度至为泰然，在高谈阔论，我真个惊异他们何以这样镇静得来！
过了一刻，有一个穿军服戴军帽的人走上讲台上去了，大概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官吧。他捻着粉笔，向墨板上写，我当他是写题目了。殊不料他写了“禁止喧哗”四个大字出来。但经他写了后，试场里果然肃静了一点。
一个穿乾纱长衫，脑袋后拖着一条长辫发的老先生走上讲台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子。我想，这趟一定是出题目了。我感着我双颊更加发热了。
他向着我们说了几句我没有听懂的话后，就翻转身向着黑板，拭掉了那‘禁止喧哗’四个大字后，开始写国文的试题了。
“南半球大陆位于热带，北半球大陆位于温带，故南半球不及北半球之发达。然，亚与欧美同处温带，而亚洲又不及欧美之发达，能言其故欤？”
我看见了这个题目，觉得不难，先把题目抄上试卷里后，再在卷后起稿。我把欧美比亚洲发达的原因，归之于交通及强邻迫处，虎视鹰聆的竞争等。亚洲之所以不发达，完全是因为地势使然，即屏障天然闭关自守，故文物落后。最后还很俏皮地加上“所见如此，敢质之高明以为何如”一句，结束我的一篇策论。
回流水井来时，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在试场里吃了一小碗伊府汤面，故不觉得饿。住在祠堂里的人都来问我，出的什么题目。我念给他们听了。
“这是地理的题目呢。”
一个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在这样说。他们似在希望有一个更艰深的经史的题目给他们讨论讨论。他们对于这个地理问题好像不发生什么兴趣。
“你怎样做法的？”
耀仪问我。
“我怎么念得出来呢。”
“自己作过了的文章怎么念不出来呢？”
“总之，不好就是了。”
还是那个丰顺县的姓徐的算是比较老成的人，在国学方面也有相当的素养。到了晚饭后，他对我说：
“小弟弟，你把今天作的文章大意抄出来我给看看，我看了后，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及格。”
我看他那样态度和婉可亲的，便听从了他，把日间的文章写出来给他看。当然比试卷里的更加修饰了些。他看了后便说：
“有希望，有希望。这是策论的体裁。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他虽然这样地称赞我，但我看他脸上的神气是不甚佩服我的这篇作品。
过了两天，是五月二日，我走到测绘学堂去看，但不见半点消息。大概是学校当局忙于过端阳节了，把我们的试卷搁了下来，没有评阅吧。
但是我还是天天到测绘学堂去望榜。约一星期后，第一场考试国文的结果揭晓了，共取一百二十余名，这次有八百多名的落选者。我心惊目跳站在那张榜面前，从尾至首，一名一名地念上去，发现了我的名字也居然列在里头了，并且位次很高，第三十三名。但看榜前的布告，还要复试。复试确是中国特有的考试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坏的方法。
我回来流水井，报告他们我考及格了，并且名列第三十三。耀仪听见，也有几分对我刮目相待了。
“考取了后，入校时，要绅保和铺保。”
耀仪这样地告诉我，绅保容易求人，铺保却难觅，要我写信到家中去，叫父亲想法，托人写信给在省开有商号的同乡，准备入校时出保结。我当然写信去了。并报告我第一场的国文考试已经通过了。
到了复试那天，我的精神比前两次入场镇静得多了，胸口不会悸动，头部也不会发热了。我在赴考的途中就这样想，如果这场考试是数学时，那就是我的拿手戏了。招考的规则内也明白地列有国文算术等考试科目。
进场之时，才知道复试者乃复试国文也。假如是考验数学，便不算是纯粹的复试了。复试的题目是一篇史论，“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我看见这个题目我的心儿便像掉在横膈膜之下了，不知要怎样动笔才好，因为我的历史知识实在薄弱。萧何所先收的图籍是些什么东西，自己还不十分明了，而图籍是否和测绘有关系，自己也不敢遽下判断。
“糟了！糟了！”
自己拿着毛笔，虽醮饱了墨渖，但经过了半个多钟头，仍然不敢下手写。略抬起头来望望他们，都在热心地一面吟哦，一面写。无可奈何，自己只得在卷后勉强起草起来，打算先写图籍之重要，次述萧何的有见识，结果，汉高祖所以能统一天下。刚把草稿写完，茶房送了两个大肉包来了。
“假如这场复试失败了，不是白花了一元的填册费么？这两颗大肉包非吃不可了！一元填册费的代价是一小碗伊府面和两个大肉包。”
这是我在当时看见大肉包时所起的自暴自弃的思想，也是我在当时所抱有的浅薄的唯物的思想。因为写不出文章来，很早就交了卷。“肚里无文才，卷上画红梅”，便是我当时的写照了。
回到流水井，还没有响一点钟，幸得他们都上学去了，没有人来围着我问长问短，只有同房的一位同乡的老者问我今天文章做得如何。我答应不好。
“你们不怕的。你们张家风水好。将门之子，一定考取得上的。”
这位老者也姓李，松口人，在提学使衙门里当录事。据他说，他的儿子在新兵营里当喇叭手，月薪六元。我便问有招考没有？他说不久就要招考了，字墨清通就可以入选，但也要检查体格，尤注重肺量。我当下想，假如测绘落选了时，就到兵营里当喇叭手去吧。花了父亲千辛万苦筹来的二三十元，一无所获，也还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么！至少也得当一名喇叭手，带枝喇叭回家里去，吹一吹，吓吓乡里的人们。
“当了喇叭手，暑假能不能回家去？”
我问那个老者。
“那不行。进了兵营，不比进学校，没有暑假的，除非婚丧大事。”
我听见暑假不能自由回家，又大失所望了，不禁叹了一口气。老者看见我担心考不进测绘，便来劝我。
“黄浦陆军小学不是也在招考么？进测绘不如进陆军好。陆军的前程远大。天下要大乱了，正需军人！……”
这位老者真是有先见之明。在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还不十分了解这位老者所说的话，我只问他，何以天下将要大乱。
“不久一定要起革命的，不出五年。”
于是他说明政界的种种黑暗和腐败给我听。他说，在上者卖官鬻爵，在下者耽于赌色。譬如制台袁树勋，只是他的太太的傀儡。一省的政事要取决于一妇人，而这个妇人只知道收赂，将所得存进香港的帝国主义银行里去，天下安得不乱。将军署方面更腐败不堪，藉捕捉同盟会会员为名，行其公开的绑票，并且不经法律手续，任意封书店，封报馆，结果还是要求贿赂。摄政王坐在宫里昏天黑地，每日只希望各地的封疆大臣的进贡，天下又安得不乱！袁制台天天只在骂同盟会中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不知道现在有钱有饭吃的，只是限于攀龙附凤，拥护朝廷的少数人。大多数的贫民都是水深火热，饥寒无告，真是一家笑一路哭的时代。天下那有不大乱之理！最多也不过五年，革命就要起来了！
“牝鸡司晨，维家之索！”
老者更痛骂西太后之昏庸无道，拿海军费数百万去修颐和园。女性出来干涉国事，那种政治便是末日到了。
我从这位老者，一个小小的录事，竟获得了许多意外的知识。真是听他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了。可怜那时代的青年学生，个个都希望拔、优、岁和副榜举人的奖励呢。
在那时代，省垣有几个学堂是一般青年最慕羡的。第一是高等学校，设在广雅书院，为京师大学的预科。毕业后，若不进大学，是无能成就专门学问的。但是满清的学制却非常奇特，凡高等学堂毕业之后，概奖举人，若不再进大学，亦可分省候补知县。第二是法政学堂，这差不多是法官养成所，初创办时有以一年半为期的速成科，到后来分为两类，一是本科五年为期，毕业后亦奖举人，一是特别科，三年为期，毕业后奖副榜。第三是优级师范，这是中国教员的养成所，亦是五年为期，卒业后同样奖举人。第四是方言学堂，大概是外交员的养成所，亦是五年毕业后即奖举人。当时的青年，对于那一种专门才是自己性之所近，是绝对不加研究的，他们只要能够考进其中的一个学堂，最后目的，则是在举人的空衔。换言之，即是科举的遗毒犹存。在名义上虽废除了科举，但对于功名的迷信，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考进了这些学校后，在家里仍然是热烈地贴报条呢。报条的的内容是：
“捷报 贵府少爷老某某，今蒙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两广总督部堂袁，二品顶戴赏戴花翎广东提学使沈，×品顶戴××学堂监督某；会同考取为××学堂学员一名，俟毕业后给以举人出身，指日荣升禄位。”
要经过这些学堂才是正途出身，要能贴这样的报条，日后才能获得朝廷的功名。以外的学堂日后没有发展，也不过是像从前的佐杂出身吧了。
但是像我这一类家计清贫的青年，想准备五年多的学费以图一个举人的功名，是万无能力的，也决不梦想那些空衔的。自己只想考得一份官费，求得一番专门知识，日后可以以之为敲门砖，在社会上谋一个举人噉饭地。我的父亲是这样地希望我，也是这样地期待着自己。
“没有饭吃，还谈得上功名么？”
为穷所迫，所以我要思想确比耀仪一班人进一步。但是他们反以异端者视我，以我为属于劣等阶级的人物。他们笑我行动太粗暴，没有半点文绉绉的气象。他们摸了摸我的久经运动的皮肤，说我的臂膀上像是长了刺般地那样粗硬，不能像他们的皮肤那样柔滑。
耀仪常常赞夸他所进的方言学堂如何好，他的同学甲的国文如何好，他的同学乙真是个天才，读外国文过目成诵。我听多了，听得不耐烦了。
“假如我进了那些学校，我相信我也学得来的，一个人只要有学的机会。”
我到后来再不能忍耐了，表示了我的意见。但是耀仪不服输地说，想考进这些学堂，就不容易。我说，只要有学费给我进学校，有时候给我准备，今年考不上，明年也考得上的。
“大言不惭！……哼！”
耀仪好像在说，“你这个人是不堪教训的。”幸得仲仪在旁边，他听见后便说：
“星弟的话是对的。第一先有钱。有了钱可以游学，可以到日本去，像你的父亲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哈，哈，哈！”
仲仪是很想留学日本的，可惜他给经济限制住了。耀仪的父亲是由广雅书院派往日本留学的官费生。
“我的父亲现是自己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呀。”
耀仪表示他的父亲完全是由自己努力，并没有受其他的经济的助力。
“最初没有官费，你的父亲有能力到日本去么？假如当日你的父亲没有到日本去，你今日又如何能在方言学堂读书呢？”
耀仪的学费，是由他的父亲每月寄十五元的日金回来给他。仲仪之所谓能力，也是指经济的力量而说的，并且表示他在学问上的能力是够了的，只是没有钱，所以不能留学日本。
“没有根底，怎么能留学去呢？”
耀仪当然是说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了。
“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去留学！星弟有钱，他马上可以到日本去预备一切普通学科，投考各专门学校，各大学。”
“哼！……”
耀仪无话可说了，但他的脸色转成青色了。
“能到日本去才有趣啊！哈，哈，哈！”
仲仪的神经确有些变态了。耀仪不睬他了。我不能不敷衍着问他：
“怎样有趣呢？”
“日本的萝卜是这么大，这么长。哈，哈，哈！”
仲仪做手势比给我看。我想，这位堂兄因受经济压迫，变为神经者了。天下如此之大，因为无钱，不知埋没了几许天才哟！我能保不为仲仪之续么？
经了这次口角之后，他们嫡堂兄弟，每当吃饭的时候，彼此都是警戒着不开口。
“阿耀，我写信给朋友去了，等他的钱寄到这里来后，欠你的两块钱，即还给你。……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到了第二天，仲仪在他的房门首，贴上了一张白纸的横额，上书“我行我法”四个大黑字。他又用一片长约半寸，宽约三分的小木片，上写“戒言”两个字，贴在他的额上。他贴上了那片戒言的木片之后，看见同住者只是笑，不说话。有人故意去多方缠问他，他无论如何不回答。我看见心里异常难过。我想，我们和耀仪之间，在思想上显然有一道的鸿沟啊！
到了晚上，耀仪在他房里ap Dap地吊起腔板，在读英文时，仲仪也在他的房里，起反响般地，Sakieko，Takiko地念起日本文来了。耀仪听见读日文，便不念英文了，改高声地朗读古文。于是仲仪也跟着不念日文了，亦在高声地读“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
[book_title]四
感谢“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的一篇史论，转变了我的运命。不然，我便以一个测量的技手终其身了。我并不是敢菲薄测量技手这个职业，不过当了那种职业后，一定要少读几本书，这是无庸讳言的。在今日的我看来，由测绘学堂毕业出来后充其量不过做一个测量局长，又有何等的人生意义呢。
复试后第三天，发榜了。及格者分正备取两种，正取五十名，备取取十二名。我抖着双腿，遍查榜上，都不见有我的名字。在那时候的我，自然垂头丧气起来。检查体格后及格的，本有五个人（同县的），考第一场国文后，掉了两个，只留我和王兆佗、刘卷欧三名。现在第二场的结果发表了，王刘两人居然及格，只我一人落选。
“早知有今日的落选，何必苦我三场！”
经了这次的失败，我才知道从前在科场失意者的痛苦。
回到流水井，耀仪便问我，
“发了榜么？”
“发了。”
我精神颓丧地低声地回答他。
“考掉了？”
他微笑着问我。
“……”
我只向他作一苦笑。其实这一个苦笑都是笑得十分勉强啊。
少年人真受不起打击。这末一个小小的失败，差不多竟陷我于“咄咄书空”的境况了。
“往后怎么办呢？回家去么？”
有好几天我都是关在房间里不出去。当时的心理，好像是受了绝大的压迫。我虽然不出去，但和祠堂里的同住者是每天要见面的，他们个个都好像是在对着我作一种狞笑，嘲笑我的国文程度，不通，不通，第三个不通。他们对于我这个弱者，并不加以半点的怜悯和同情。只有同房间住的那个老者是我的知己了。他看见我考测绘失败后，这样的苦闷，便来劝我说：
“小孩子，失败是成功之母。考不进测绘，有什么要紧呢。你的体格这样好，岁数这样小，考黄浦陆军小学去罢。”
我想来想去，觉得就这样地空回家去，纵有面目见自己的父亲，也没有面目见教会学校的同学，因为我在教会学校是第一名的Champion哟。我尤其是怕那些进官立中学的堂兄弟们，也一定会像这些同居者对我作冷漠的狞笑吧。于是我决意投考陆军小学了。
“投考陆军小学的人多不多？比投考测绘学堂的如何？”
我问老者。
“当然更多啊！”
我是惊弓之鸟，听见陆军小学的竞争试验比测绘学堂更要激烈，又失掉了勇气了。
“那不是比测绘更难考么？”
“天下无难事，只怕耐心人。考试也和买彩票一样，有几分是碰彩的。你以为考上了的人，个个都是成绩很好么？……不是的！”
我便决心考陆军小学了。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耀仪，但是耀仪听见后，以冷冷的神气回答说：
“那由得你的意思，但要写信去问过你的父亲。”
这是耀仪应取的态度。不过，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当时，对于他的这个态度是十分不满的。我立即写信去征求父亲的意思赞成不赞成我投考陆军小学。
在我等父亲的复信的期中，耀仪和其他同居者正忙于暑期前的大考。我一个人颇为无聊，天天都向人打听在省城还有什么官费学堂可考。果然给我发现了，陆军军医学堂正在招考。我又想去报考军医了。但一查该校的招生规程，考试科目极其繁重，有些是我从未学过的。不单从未学过，其实是从未听过。即是所有普通科学都要考试。除国英算三科外，还要考物理、化学、三角、几何、博物等等。我在教会只略习了算术和代数，对于三角几何的知识完全是等于零。物理、化学也不过是略知abc，仍是不可靠。对于博物的知识更加缺乏。耀仪也劝我不必去考，理由第一是定额仅十名，而竞争者亦近千人之多。其次是英文程度颇高，到底不是如我程度这样浅薄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听见了耀仪的解释，我背上像给冷水浇过了，便把投考军医的意思打消了。
像我这个受着经济压迫的青年，像我这个从荒落的农村逃到都会上来的青年，像我这个尚受着在崩溃中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势力的支配的青年，对于专门学问——非对于学校——的选择完全失掉了自由。在当时，自己的情形实在有些像饥不择食的动物。我的先决条件是在有官费的津贴，有了官费，不论任何学堂都可以进，如何的辛苦都可以挨。但是除上述的有军事性质的学校外，只有一家法政学校在招生了。听见要收报名费两元，我的心里已经十分不自在了。龙毫二十只，是我半个月以上的粮食，决不是当顽（玩）的。再听见考进法政后，每月须缴三元的学费，我就想，法政学校就给我免试验，我也无能进校的。
耀仪告诉我，海陆丰和潮州属的学生，成绩好的特别的好，但大多数是由枪替考进各学校的。他们一考进了省城的官立学校，便名成利就了。毕业之后，更了不起的。
“什么道理？”
“像未废科举之前一样，我们考进了官立学校算是得了一种功名，可以受祖尝得津贴，年中有数十石乃至数百石的米谷的收入。他们考进了官立学堂后，在乡里要贴报条请喜酒啊。我们之进学堂，是想毕业后觅一官半职。他们之进学校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我听见之后，自然羡慕起来。在未开始崩坏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也是自有一种享受啊。最可怪的是，头部从封建社会里面伸出来了，但尾巴还受着它的压抑，尽爬也爬不动，不能达到更上一层的阶级的爬虫！我就是这类的爬虫的代表者。至时代，可譬之以将近新生代的白垩纪（Cretaceous Period）吧。
挣扎，挣扎！尽是一个人在挣扎，是挣扎不出什么来的。不先打破压抑着自己的一座魔塔——封建社会的势力，虽每天在拚命努力，仍然是得不着什么结果的。我的大弱点就是不能脱尽做好子弟的思想，不能完全离开做孝子贤孙的观念。
自考测绘失败后，我感着我的国文程度太不行了。于是每天晚上也不再客气地高声朗诵起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来了。有一晚上，读到了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读了这一段我便想起我的亡母的墓地来了，我便妄想我日后能摹仿这段文章：
“惟我皇妣谥愍懿，张母谢孺人卜吉于石子坑之××年。……”
我是何等的一个封建的余孽哟！区区一个测绘学堂尚考不进去，还敢在梦想日后的富贵荣达，到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归乡扫墓，荣耀荣耀下先人，光宠光宠下宗族乡里。我是何等的一个封建的余孽哟！
“……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原于仁。……”
我想，我虽欲孝，但无能力为养，这不一定是我的罪过吧，天下不知有多少不能养其亲者哟！天下也不知有多少幽魂孤鬼在热望着他的孝子贤孙来为他们展基而不可得哟！一家虽笑，怎奈一路哭何！我又想，现在的世界，不单人世界是贫富悬隔，即鬼世界也是一样地贫富悬隔啊。
“噫！我的亡母哟！噫！我的未死的父亲哟！我是非敢缓也，盖无待也！你们不要再望我来养，也再不要望我来扫墓。现在欧阳修的老子的泷冈阡在那里哟！你们生人和死鬼还不觉悟么？”
这是一个封建的余孽的自暴自弃的表现吧。但是我的头脑终究是封建时代的头脑，尽在讲革命，还是不中用的。当我回家里去，拿着三枝线香，走到亡母的坟前跪下去，拜了三拜时，族人和邻人便走来夸奖我说，我有孝心，足为后辈的表率。我当时听见，就像穿上了一件鸡绒衫，连骨头都轻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得意。读者试想想，我是何等的一个封建的余孽哟！
“决意当一名喇叭手去吧，像老者的儿子一样。处在这样的社会，唯有吹了！”
我想到试验竞争不激烈的学校，我的经济能力不容许我进去，而官费的学校，试验竞争又那样的激烈，不容易考进去。养尊处优，每日唯他的太太，由堂子班出身的名小青青的女人之言是从的袁树勋制台，和有麻雀大王之称的提学使沈曾桐，又不替我们这类被压迫的小民想想救济的办法，那末，我只好退让一步去抢那种少人争夺的新兵营里的喇叭手的饭碗了。我决意之后，也写了一封信去报告父亲，说明当喇叭手之有利，月薪六十毫，还有饭吃。
“我想，父亲一定赞成的。进学校毕业出来，还不是为挣钱么？现在当喇叭手，马上有入息。六十毫的薪水，也不算少了。父亲的月薪，不过七元大洋，比我的又能多得多少呢。”
我好像马上当了喇叭手，拿着一枝喇叭，踏着双足，在嗒嗒嘀嘀地吹。乡下的妇女和小孩子们都围着我看我吹喇叭，他们的脸上也表现出羡慕我的神气。我越发高兴，双足一上一落地踏得更起劲。那些进了官立中学的堂兄弟们都像在后面跟着我来。
“你在发什么痴？”
不提防，背上给后面的人打了一掌。
“我在吹喇叭！”
我翻转头来一看，原来是耀仪微笑着立在我身后。我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走进我们的房里来了。
“你不要想进学堂，想到发痴了。”
“学堂第二。第一要有钱……”
我的精神清醒了起来，冷冷地回答耀仪，同时听见外面街路上有人在叫卖冰淇淋。
“香蕉鸡蛋雪啊！香蕉菠萝鸡蛋雪啊！咽（吃）雪个（者）就来！透心凉的雪啊！”
他那样的呼声，具有一种旋律，十分好听，也十分凄楚，好像是弹着了我胸里的郁闷和悲哀。我也想学他的样子，叫出声来。
第二天吃过了早饭，我不给同住者之任何一个人知道，自己一个人穿着那件白竹纱长衫走出来，打算到燕塘新兵营去投考喇叭手。
还是要沿惠爱大街向东行，这是叫我如何的伤心啊。风景如故，心境已非。我由测绘生降格为喇叭手了。我一面叹着气，一面走。在途中有好几次无端地恨起父亲来了。父亲何以这样没出息，不能筹钱给我读书。假如父亲有钱给我，我便投考法政学堂的特别科了。三年之后，毕业出来，不是可以当一名司法官么？父亲也不难做老太公哟。在那时候，我还是满肚子的封建思想。
出了大东门，在圆顶塔（dome）的省议会面前走过，以后便是一条黄尘蔽天的坦直的官道。有许多车夫问我是不是到息鞭亭去，要不要车子。我问到燕塘去要多少钱，他们都一致地说两角，决不像上海的车夫故意减低车资，以争夺同志的生意。我觉得两角钱太贵了，够我两天的伙食费呢。我便决意走路了。一路饱餐许多尘沙，在后面有不少的轿子和黄包车陆续地追上我，向前头去了。在疯麻病者（癞病）收容所前走过时，有不少的癞病者紧追着我，向我讨钱。我窘极了，才觉得有坐黄包车的必要。
一个人流着汗，行了许久，行到金娇墓旁边来了。我当然要去凭吊一下。金娇是广州的一个妓女，她的事迹，我不甚详悉。据说是火烧酒楼时焚身而死，她的恩客把她葬于息鞭亭后。于是金娇便变为广州之一名胜了。过了金娇墓，折向南行，有一段短街道。在这个街道里面，有一座小庭园，坐西朝东，这就是息鞭亭了。里面有卖茶点的，卖酒菜的，也饲有一部分的动物以供游客的观览。这本来不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名胜，但那时代在广州，足以供人游览的自然风景甚少，所以息鞭亭遂为数一数二的名胜了。出了息鞭亭那条短街道，再折向东行，只十多步，便有一条桥，桥下的小河，据他们说，就是沙河了，发源于白云山。过了桥后，更觉得黄尘蔽天，望望前面，是一面莽原。看见这样的风景，便会联想到李华的古战场了。远远地望见莽原的那一端，有参差不一的建筑物，不时听见有喇叭的音响从那边吹送过来。
“大概那边就是新的兵营了，自己将来要到里面去吹喇叭了，吹得像刚才听见的那样悲壮吧。”
我不顾流汗多少，忙放快脚步，想立即跑到那个营盘面前去。虽然望得见，但是尽走都走不到，我不免心急起来了。按着胸口的跳跃，又走了一会，看见有两三个身穿黄棉布军服，头戴同色的军帽的兵士迎面而来。
“回龙招展汉旗黄。十万横麾剑叶光。……”
“海外烟气逼九州。吾人今日赴同仇。……”
他们在唱军歌。我想，和着喇叭唱，恐怕更好听呢。
我走到一个军营前面来了，远远地看见营门首挂的白底黑字的长木牌子上，写着炮兵营等字样。我记得招募喇叭手的是步军第三营，知道这个营盘不是我的目的地，但不知道步兵第三营的营址在什么地方，于是我放大胆，走前去问那个持着枪站在营门首作少（稍）息的姿势的卫兵。我战战兢兢地问了他后，很担心会给他诉骂一顿，或更进一步，拿枪头来敲我；因为是“军营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明明白白地高挂在那营门的两侧。但是出乎我的意外的是，那个卫兵很和婉地告诉了我步兵第三营的方向，并很恳切地指示出到第三营的路径。我想，一定是我这件白竹纱长衫发生了效力。老祖母常说“先敬衣服后敬人”，这句话现在应验了。我向那个兵士道谢了后，指向到第三营的那条路上来，翻了一个矮岗，就到了步兵第三营的营盘门首。
果然看营门首贴有招募喇叭手的告示。我的胸口更跳动得厉害，两眼前也有无数的喇叭在跳舞。告示的内容是：
“陆军步兵第三营营长王，为募集事，今因……，须募集喇叭手六名。如有愿意者，……”
我看了那张告示后，忽然悲观起来，内心里也非常难过。我想，我这样虔诚地来投考喇叭手，何以告示上不见有“招考”两个字，只有“募集”两个字，不知是何缘故，我看见“募集”两个字，心里非常地痛恨，就想翻转身回去，不报名了。但过后又想，已经来了，且进去问问是怎样的情形。于是我决意走上前去。
“干什么的？”
一个操湖南口音的兵士在喝问我。我把来意说明了后，他打量了我一下，有些不相信我这个文绉绉的人能够进来当笛鼓手。
“到号房里去写一个名字下来吧。”
那个曾国藩的老乡，湘勇，还是那样作威作福地在呼喝。我不理他，一直走到号房里来。号房里有一张床铺，两把椅子，一张方台，有两三名兵士在说笑，或吹口哨。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后，坐在方台面前的兵士看了我一眼，也不回话，只从台上那一端拿了一本名册掷向我面前来。他把名册丢给了我后，伸了伸他的双足，再伸懒腰，双手作一个椭圆形，高高地撑起来，打了一个长呵欠。我想，这和测绘学堂真有天渊之别了。朝廷募士，何以这样不庄重其事呀！
我翻了翻名册，已经有不少的报名者了。约略估计一下约三百多人。
“有三百多的人报名了？”
我问那个兵士。
“不。还有呢。”
他又打了一个呵欠把另一本填满了的名册掷给我看。每册填六百名，我想仅仅取六名的笛鼓手，而应募者竟达千人之多。这是如何的一种惨痛的现象啊！
“怎样填册法？”
我拿起一枝毛笔来在问他。
“你学过吹喇叭没有？”
“没有。”
“你在学堂里，没有学吹喇叭，打铜鼓？”
给这个兵士这末一问，我才知道我是个落伍者了，因为我不会吹。我之所以会落伍，完全是教会学校害了我。现在的中、小学，那一所没有喇叭铜鼓呢？他们上洋操时，不是嗒嗒嘀嘀地吹，咚咚咚咚地擂么？他们都在振作尚武的精神，准备日后投笔从戎，战死沙场，而我还在教会里跟着外国牧师们唱赞美歌，念哑们呢。
“我劝你不要来考啊。已经报名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能够吹喇叭的，并且还有从前当过喇叭手的。”
我听见后，不单落胆了，也几乎掉下眼泪来了。我的双腿在搦搦地颤着，一时无话可答，唯有暗暗地悲叹自己之无能了。
“我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不中用的人么？不够程度当测绘生，已经够可怜了。现在连当一个喇叭手的程度也不够了。这不是枉吃了十几年的饭么？由五岁破学到现在，也足足念了十二年间的书，但只是把自己造成了一个废人，噫！”
我当时差不多要蹲下去痛哭了。忽然听见在招募喇叭手的兵营里也在奏喇叭了。
“吃中饭了！”
另一个兵士在叫。
“填不填册？”
坐在方台前面的兵士站了起来，看见我尽在发痴，因催问我。
“我试一试吧。”
他便指导我，把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及住所填好了后，对我说：
“你回去好了。要考的时候，再通信给你。”
我听见觉得有些奇怪，便反问他。
“考试的日子没有定么？”
“没有定的。今日考几个，明天考几个，考够额就不通信叫你们来考了。”
我点了点头想，原来如此。那末，我今天之填册，也是枉填之而已。
我再步行回到息鞭亭，肚又饥，喉又干，双腿无力了。不得已，花了两角钱，叫了一辆车子，赶回省议会前来。
由省议会前再步行回到流水井来时，是下午两点钟时分了。同住者都上学校去了，全祠堂异常的冷静。我一个人坐在房里，也不觉得饿，只觉得满面尘灰，非洗面不可，叫了叫阿三妹，不见来，心里更加气恼。听见门外有的达的达的敲竹拆的音响，知道是卖馄饨面的，忙走出来，买了三分六的馄钝面吃了后，再回房里来，躺在床上，筹思今后自己应当怎么样。前星期父亲寄了八十毫来，他在信里说，考得进测绘，不要回家，作住省的费用，等到下学期好进校。考不进去，就留作旅费，等放暑假后，跟耀仪一同回家来，那末他也放心了。
我觉得近数天来，用钱用得不少了，于是尽将所有的，不论是双毫，是单毫，是“斗令”劳，一齐倒出桌面上来，打算作一个总决算。但是刚把这些银币倒出来时，阿三妹抱着一个小娃娃忽然走进我房里来。我有点狼狈了，因为给她晓得了我有这末多的钱。
大概是天气热的缘故吧，阿三妹的双颊像熟苹果般的，比平时可爱了。只是她身材瘦削，颧骨很高，显出她的双颊的凹陷，并且牙齿又疏又小，遂使她陷于一般女性美的水准之下了。不过“十六十七无丑女”，在这样枯燥的祠堂里，同住者个个都围着她来说笑。她变为张氏宗祠的一个Heroin了。
“她看见了我的银角子进来的吧？”
我当下这样想，她抱着小娃娃站在我的桌子前来了。
“你几时还来个呀？”
她大声大气地问我。
“好半天了。叫你倒盆水都叫不到。”
“如今（此刻）要洗面吗？”
她说了后，向我瞟了一眼，骇得我银角子也不能数了，话也不会回答了。她抱着小娃娃走出门时，又瞟了我一眼。我想：
“都市上的女儿的胆量到底比乡下的大些。她才十六岁呢。”
等了一忽，她真倒了一盆水来了。我便把银角子收拾好，立起身来洗面。她尽站在我的旁边，望着我洗。我真胆小，不敢望她的脸了。偶然翻过头来，看见她还是在痴望着我微笑。
我曾听耀仪说，这个小儿女揩油揩得非常厉害。她最喜欢人家叫她去买东西。于是我想，她今天下午这样客气的，让她揩一点油吧。谁知我这样地心一软，我就招了一个大大的失败。一直到现在，我行年近四十了，其间所经的失败，都是由于自己心软，不能下决绝的决心所致。
“你替我买两角钱的烧猪还来。我想吃烧猪啊。”
我只听见省城的烧猪肉好吃，但自到省来，还没有买来尝过。今天决意大花特花，买两角钱烧猪来请他们两位堂兄弟了，自己也得尝尝。
“衰罗！想咽烧猪话哟！”
阿三妹拿着一只一钱四分四厘的光绪元宝，满脸绯红的向着我又瞟了一眼后，立即一翻身，像飞鸟般地不见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除耀仪指定她们预备的两三盘小菜外，居然多了一盘的烧猪肉。
“怎么来一盘烧猪呢？”
耀仪惊异着问阿三妹。我当时心里很得意。我想，等阿三妹告诉了他是我买的时，耀仪才佩服我阔啊。
“佢想咽烧猪啊！”
阿三妹红着脸，说笑般地，指着我对他们说。说了后在狂笑。
“哈，哈，哈！”
耀仪大笑了。
“哈，哈，哈！”
仲仪也狂笑了。
我真莫明其妙，吃烧猪是一件平常事，有什么可笑呢。耀仪或许是笑我太乡巴佬了，连烧猪都没有吃过。但是，仲仪不该也来笑我啊。
因为他们在狂笑，由上堂走来许多海陆丰和丰顺的同住者，问有甚事情这样好笑。他们听见后，也都狂笑起来了。有的竟很刻薄地问阿三妹：
“佢想咽你的烧猪，系吗？”
“啐！”
阿三妹敛了笑容，正色地斥那个姓杨的陆丰人，高等巡警学校学员。我看见阿三妹的颜色，约略推知“咽烧猪”是怎样的意义了。他们太笑得厉害了。阿三妹的婶母，当做有什么事体，也走出来了。
“二伯母！……”
同住者都叫这位老婆婆做二伯母。
“什么事？”
她笑着问。
“他要吃阿三妹的烧猪啊。”
又是一个刻薄鬼在开玩笑。
经过了这趟的失败后，我怕说及“烧猪”两个字了。看见广州人店门前挂着的烧猪，也觉得它是一种下等的食物。
[book_title]五
父亲的复信来了。他信里说，测绘既然失败，一时又无相当的学校可考，还是回广益学堂来加读半年，毕了业后，俟明年再想办法吧。他信里又说，有了这次的失败的教训，今后非加紧工夫，对于国文多读多做多斟酌不可了。
由广益学堂派出去的Champion，做了一个败军之将，回到故乡来了。家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虽然花了几十块钱，总算学得了一番阅历，现在平安回来了就好了，学堂什么时候都有得考的。他们说的话固然不错，但是在我听来，只是一种无聊的安慰。我的性质也大概是因为经了一番的阅历，变为更沉郁的了。
“我失掉了我的青春了。”
我常常这样地自为悲欢。我的忧郁当然不是全因为担心我的将来的学业，也有一部分是为因生理上起了极重大的变化。简明地说，就是会追慕异性了。
到了下学期，虽然不十分愿意，但也回到广益学堂来了。汲衡先生表示欢迎我之回校，并且暗示，只要我和教会联结起来，他可以替我想法，送我留美。父亲是十分希望我之留美能够实现，但我总觉得汲先生的话，只是在引诱我做一个Christian。至于留美，恐怕还是一个空中楼阁。
我虽然天天上课，但觉得种种学科都不能使我满意，连我父亲所教的算术代数都不能使我满意了，也觉得父亲太无聊了。
大概是我的脑力发达得太快了吧。当时的智识欲实超人一倍。只恨住在穷乡僻壤中，找不着学科来作我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没有良师来指导我。在广益学堂，只是空度了我的岁月。假如当时我能有机会，像在日本的大学预科，或像在德国的Gymnasium一样，接照军国主义的训练方法，攻研学科，炼锻身体，那末我的造就一定是很有可观的了。可怜我在那时候，那里敢梦想留学外国，就连望进省城的优级师范和广雅书院（高等学堂），也像望月亮一样，虽然爱它，但拿不到手里来。总之，我是糟蹋了我的锐利的头脑，空度了我的青年的光阴。噫！
因为受经济的压迫，在我的智识上也起了一个大饥荒。我本来是在智识欲上可以吃三大碗饭的人，但广益学校所能给我的只是半碗稀饭，怎么能止饥呢？我对于广益学校既失了信仰，同时对于宗教也讨厌和加以鄙弃了。我对于那几位美国的男女先生的态度，也不像往日那样天真，而神气又非常之忧郁，不言不笑。做礼拜时常常缺席，即出席也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他们便私私地议论，说我出省城去后，一定受了什么一种煽动，所以对宗教的信仰完全颠覆了。
另有一个堂兄弟，和宣统皇帝同名，叫做溥仪。他原是在汕头一家烟丝店里当学徒习生意的，因为认识了一个琵琶仔（岁数尚轻的堂子班），盗用了东家的银钱，被逐出店，回到家里居住。他非常羡慕我们通英文，能笔算，所以尽缠着我及一个和我同级的堂兄弟仁仪，要求我们介绍他去见汲先生，准他进广益学堂插初年级。
“你岁数这样大了，愿意进初年级么？”
我们笑他。其实他只比我大两岁，今年才十九岁，还是一样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早死了。他的母亲有四个小孩子，当然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常常骂他的举人伯父不援助他进小学。他只是希望有小学的程度啊。他的伯父是个举人，自己的四个儿子都送进官立中学去，对于这个无父亲的侄儿，则送到人家商店里去当学徒。这个举人从最初起就抱有一个偏见，即自己是举人，故自己的儿子是读书种子，他人的子弟是冥顽不可教训的。他听见我出省考测绘，花了三十多块钱，便来责备我的父亲说，不该花这些钱。要我父亲送我到外祖父店里当学徒去。
“英文算术的程度不够，只好插一年级哟。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溥仪说起话来，居然能应用他小时候念过的三字经。我们就带他去拜见了汲先生。
“你在汕头习过英文么？”
汲先生这样笑着问他。
“学过一点点。狗是叫dog，猫是叫cat。”
他真大胆。他还写不会二十六个字母竟敢在汲先生面前说他学过英文，我想这真是个荒唐鬼了。
“我还知道男人叫做曼，女人叫做乌曼。”
他的那种天真的态度也把汲先生弄笑了。
“你从前听过耶稣的道理么？”
汲先生再问他。
“听过的，听过的。每次礼拜日，我都到礼拜堂去听讲道理。我知道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教主，是西方的圣人，和我们的孔夫子一样！”
汲先生虽然笑了，但坐在一边的汲夫人却不喜欢，向着她的丈夫说了几句英国话，大意是说耶稣和孔夫子不同，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并且耶稣不是西方的人，实在是东方的人。汲先生也回答了他的夫人几句，大意是，这是初入校来的学生，不必一一去指摘。汲夫人也就无话了。
果然，汲夫人是一个长于直观的人。她知道这位和宣统皇帝同名的新闯入者一定是个煽动家，一定是个反耶稣教的人。
“你的潮洲话说得很好吧？”
汲牧师再问他。
“顶刮刮！”
他竖起他的右手大拇指来回答。我们在旁边看见，差不多要笑死了。但看他的态度是十分泰然的。我当时真羡慕他有口才，有本领，因恨自己的性质太拘谨了，不能像他那然豪放。想学学他的样子，但这是不能学的。
溥仪和我同学了。进了学校一个多月，他开始他的革命的宣传了，向全堂学生煽动。他第一个目标是在排斥甘武牧师，不要他来教我们的博物、历史，理由是甘武牧师架子太大，不肯来校上课，要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听讲，并且他只是叫我们自己念，自己讲，高兴时他略加解释，不高兴时就让我们念过去，一声不响，像这样的先生，完全是个饭桶。
“不要他教，他乐得不教的。叫谁代课呢？”
一个进了教会的学生在反问溥仪。
“叫汲先生代课。”
“汲先生没有工夫。”
“那就取消那门功课好了。”
其次他提出国文教员杨廪生来，他的意思，至少，要对杨教员下警告。理由是杨教员上国文堂也和甘武牧师一样，只是念下去，不加解释，并且声音太低；其次是无诚意改文，不管学生的国文做得通与不通，只是把它密圈圈下去。
第三是甘武夫人了。他说，这也是饭桶，她只叫学生去和着她的风琴，唱赞美歌，这在她是一种消遣而已，在我们学会了什么音乐！她整天没事做，吃得胖胖的，高兴时就叫我们去给她消遣。我们以后，至少，不要到她家里去唱歌了。那些耶稣歌有什么唱头！我们要像其他的学堂，唱“春风十里杏花香，同袍壮士何昂藏……”的从军歌。这位与宣统皇帝同名的一年级生，在指手画脚地向群众演讲，煽动。他又对我说，汲夫人也是应该抵制的，因为她教一年级的英文，教授法实在太不行了，并且孤形寡相，专爱刻薄人，专爱当堂扫人的脸子。不过看汲校长的面上，不理她吧。
“这算是什么一回事呢？要排斥这么多的教员。”
大家知道他只是在放空炮，决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只望着他笑，都觉得他的那种奋昂的神气有趣。
“这算是什么一回事吗？你们都是书虫！你们都是书呆子！你们都是不中用的学生！现代有本领的学生，那一个不起来闹风潮呢？”
他拍台子高叫起来了。
“闹风潮？”
大家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是的！要闹风潮！一个学堂不常常闹风潮，是没有意思，像快要死的人般，愈闹风潮，学堂愈有精神！”
我虽然不能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心里却暗暗地佩服他有特殊的见识。他是没有进过学校，小学初等程度还不够的青年。他比我们强的，只是在汕头住了两三年。但他的不受一般腐败的约束的精神，竟这样的活跃。于是我悲叹自己之太不中用了，尽守着平凡的校规，单想做一个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的好学生，结果只是变为一个奄奄无生气的人了，等于走肉行尸了。我过去的学校生活真是太无聊了，太无聊了！
“宣统皇帝”——这是他的绰号了——之煽动学校群众，由杨廪生的一个孙儿杨木生，我的同级生，告诉了他的祖父。第二天我的父亲由家里来校上课时，才踏进校门，就给杨廪生请到他的房里去了。我还不觉得有什么事体，但是聪明的“宣统皇帝”立即直觉着杨廪生是为他的事叫我父亲去的，一定是要我的父亲来责备他。
“那个老××是要叫十五叔父来骂我的！”
他不客气地用猥亵的代名词去叫杨教员。至他对我的父亲的敬畏，第一是因为和我的交情，第二是族中后辈多是受了我父亲的教育的，他一个人反抗不来。
他的性质真痛快豪爽，他听见同学们叫他“宣统皇帝”时，他便说：
“不，我是焦赞。你们叫我焦赞好了。”
“什么意思？”
“不会读书，也要念起书来。你们没有看辕门斩子么？”
他喜欢看戏，这是和我有同癖的。我们常常因为要看一个面貌漂亮的小旦，每晚上都去看戏，戏班在什么地方演戏，我们便跟到什么地方去。在我们乡里看戏是不要钱的。凡有神祠庙宇的地方，都可以搭起戏台来演开。民众就在戏台面前挤来拥去地看。我们常常品评那一个花旦唱得好，那一个花旦面貌长得漂亮，翻来覆去，只是讲那类的话，有时终宵不睡。仁仪有时也会跟了我们来看戏，来品评，但是他有了老婆，所以不能常和我们孤佬一块顽。
“花旦虽然好，但到底是男的，没有意思哟。星弟，假如我们能够在汕头，那才好顽（玩）啊。汕头的琵琶仔真可爱哟。如果你到她们家里去，她可以倒茶给你喝，唱戏给你听，天热时，也会给你扇扇子。你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文雅，她们看见你，定规欢喜你哟。”
这个宣统皇帝忽然赏给我一顶红顶花翎。我不知道琵琶仔是怎样的人物，我只看见过城里石牌楼下的堂子班，个个涂脂擦粉得像傀儡般的，一点不好看，于是我问宣统帝：
“是不是和城里那些堂子班一样的女人？”
“不是的。琵琶仔不搽粉的，和人家女儿一个样子。”
他又把他在汕时的一段Romance告诉了我。他的爱人名叫小什么仔的，如何地爱他。恨只恨他少了两个钱，小什么仔为鸨母所逼，跟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儿走了。在未走之前，她怎样地对他啼啼哭哭，说要和他逃走。但他没有胆量带她出来，也是因为怕没有能力养活她。他说来说去，真说得有些像“杜十娘”的故事了。他愈讲愈高兴，随后把他和小什么仔的性的关系也通盘托出来告诉我了。总之，这位宣统皇帝不单是个闹风潮的提倡者，也是我的性的启蒙的导师。
那天下午，父亲要回家去之前，便叫我去问，溥仪近来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回答他没有说什么。我当时只担心，莫非父亲听见了我和他谈论花旦和琵琶仔的事么。
“他昨天叫你们要闹风潮是不是？”
“你说笑的，对几位先生们说俏皮话吧了。”
于是父亲告诉我杨教员怀疑他是个革命党，不知他在汕头是不是进了同盟会的。
“革命党是犯杀头罪哟！”
我父亲虽然不是个保皇党，但他对于孙先生的主义始终不能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的确，在二十年前的同盟会比今日的共产党还要危险，因为是犯上作乱，背叛君国，故清廷设立了许多苛例来处罚当时的同盟会员，给地方官以先斩后奏之权。凡敢批评满清政治半句的，都视作乱党，格杀勿论。在摄政王，以为如此便可以把革命镇压下去，殊不知是自促其亡。
我想，那个像小孩儿般的宣统皇帝有什么资格当革命党呢？我当下没有把我的意思回答父亲。
“近来革命党人到处活动，确是真的。他们想推倒清朝，所以派了许多人到各地方去宣传，煽动，难保他一定没有加入革命党。”
父亲并不是怎样反对革命党，但他害怕，他不相信清廷是这样容易可以推倒的。
“你以后要少和他来往。”
父亲这样叮嘱了我一番后，又加上一句：
“总之，他不是个安分的人，他并不是来读书，他是来混的。不久他又要走的吧。”
这确是给父亲猜中了。学堂的风潮闹不成，但美国的先生们不像从前那样热心地教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反宗教的态度。
果然，又过了一个多月后，溥仪接到了他的叔父由汕头来的信，要他到汕头去，在一家客栈里当伙伴。他欠了汲校长一元五角的学费走向汕头去了。临行时，他对我是依依不舍的。
“星弟。你的前程远大啊！你该出省去读书，至少，也当来汕头进岭东同文书院。将来留余堂的门户，全靠你来支撑啊。”
他再给了我一顶高帽子，其余的大概他要带往汕头去看别的人了。说这类“支撑门户”、“光大门楣”的腐迂话的人，怎么能当革命党员呢？
“大概我明年总可以和仁仪一路到省城去再考一回学校。如果失败时，我就决意往南洋去挑锡泥了。”
我很沉痛地向他宣誓。
“不会的，不会的。仁仪却靠不住，他是有钱子弟，肉食者鄙。他每天只是搂着老婆，会做什么事！”
他竟这样地恨有钱的人。照现代的时髦语说来，他是有阶级意识的先觉者。的确，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今天，广大的贫苦平民只是为少数的官绅军阀的享乐而牺牲，但他们仍不自觉啊。
“你到汕头来时一定要来看我啊。最好，落我的客栈新广昌。到那时我带你去看琵琶仔。”
“又来了，你的琵琶仔又来了。”
讲老实话，我也有些想领略领略琵琶仔的风味了。因为在那时代，并没有女学生或什么东宫南宫的皇后给我追逐。我开始感到性的烦闷了。自渎的结果，使我咯过一次血。
溥仪到汕头后，常常有信来报告他在汕头的状况，并将汕头有如何好的花旦及他近来认识的琵琶仔告诉给我听。他的信来得愈多，愈觉得家庭是牢狱了。我的心理状态和半年之前完全相反了。半年前在省城时，常常思念家乡，思念父亲及老祖母。现在呢？很想急急地离开他们了。
“欲脱离这样枯燥的樊笼，非有旅费不可。但是钱从何来呢？”
想到经济的压迫，我的一颗热烈的心儿又掉进万丈深潭里去了。
[book_title]六
从省城回来后半年间，虽然在上英文数学的课，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贯注于国文之上，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因为想考学校求出路，唯有国文是一种利器。在这半年间，每星期的作文都要另抄一篇回来给父亲改削。我一方面努力造句，一方面读史，——读脚批通鉴。父亲说，我的作文差不多是白话化了，没有半点书简气。最大缺点是段落不明，脉络不清，而又不能运用成话。于是父亲一面叫我读魏家三字的文章，因为可以由是多记忆些有益的成话，一面把明清两代有名的八股文选出来讲给我听，使我明白要切题作文，及分段叙述的方法。他说分段叙述的方法中，又以正反合的方法为最得体，这真是和Hegel的正反合的方法不谋而合了。父亲的意思，以后作文至少要以下列的分段为标准。
第一：冒头写几句映射本题的空文句。
第二：述叙本题的事实。
第三：从正面讨论。
第四：从反面讨论。
第五：作一个结论。
第六：作余波唱叹几句，最好用骈文。
父亲又说这就是中国的修词学，起，承，转，结。第一段是起，第二段是承，第三第四段是转，第五段是结。第六段可有可无，写得不好时，宁可从略。作文之道，至为容易。他骂我何以读了十余年书，还尽是写出那些不通的文章来。他又说，能够照这样的方法写文章，一定考得上省城的学校了。
父亲的六段论法并不是抄袭Hegel或Marx的辩证法，仍然是中国的起承转结的老方法，和欧西的文章法（修辞）也没有两样。即：
（1）绪言（Proem） ………………………起
（2）述叙（Narrative） …………………承
（3）论证（Arguments） …………………转
（4）补说（Subsidiary remarks） ……………转
（5）结论（Peroration） ……………………结
父亲又把我作的那篇失败了的“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为例，解释六段作文法给我听。父亲给我先做了一个冒头，是：
“九州之大，无图不能稽也，万民之众，无籍不能治也。治地固难，治民尤难，故……”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要述史实，即述秦如何之失政，汉高祖如何之能用人，第三段当论能得图籍之利益，并论萧何之事能见及此。第四段从反面论证，即假如无萧何其人，则如何如何。第五段作一结论。父亲再选了许多八股文来作例证。读后，真觉得是声调铿然，我也感着兴趣了，因尽弃英文数学于不顾，而拚命地读起八股来了。我的国文程度也果然日新月异，居然看得出其他堂兄弟所作的文章之无条理了。
一年容易又秋风，转眼是腊鼓惊人了。我们在广益学堂毕了业了。
“明年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又有无限的伤心。仁仪家里有钱，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承着传统思想，要他进官立中学，五年之后，可以获奖贡生。官立中学，每年须二十元大洋的学费，父亲无论如何不愿意多花这一笔款。我也不十分想进这个学校。官立中学所容纳的学生大部分是豪绅的子弟及有钱的贱大夫们的儿孙，这也是一个使我生反感的原因。但是窥父亲的意思，欲叫我进比官立中学更腐败的东山初级师范。于是我不能不反对了，力说东山师范之腐败不堪就。还有重大的理由是初级师范无外国文这门功课，自己从前所习英文，必至荒废。父亲对于我的所说，都加首肯。他最后说：
“暂进去读一年或半年，有机会即出省考学堂去吧。”
我才答应了去报考东山师范。东山师范只有一班本科，一班预科，一班小学。当我去投考那年，那班本科是第三年第一学期了。但该校每季都招考新生，说是招插班生。考试的时候，管理官，署理嘉应直隶州正堂的知州章献猷，自己亲身前来点名监考，以昭郑重。但是投考者寥寥无几，考本科的只有十个人左右，所出试题也极粗浅。据说章州官把所有的试卷都带回去，亲自批阅，以炫他的头脑是新式的，知道算术等普通科学。发榜之后，我的名字居然高占第一。州署的礼房是照旧日科举之例，走到我家里来贴报条。敲了我的老祖母的竹杠两角小洋。
东山师范的监督是一个老廪生，不懂什么教育，更谈不上师范教育。他只当学校的监督是一个他应享受的职位。我进校之后，问他：
“我插第三年级，是不是三年之后即可毕业？”
“部章规定初级师范本科五年毕业，怎么只三年就可以毕业呢？”
他对于学部所定中等学校章程像背得很熟。
“同级的到那时候不是都毕业么？”
“他们可以毕业，你不够年数，不能毕业。”
“那末要怎么办？”
“部章上不是有补习两个字么？”
“三年之后，再回头去补习我可以无须补习的功课么？”
“对了！”
不知道是学部糊涂，还是那位监督糊涂，我无暇查究了。我只知道这间学校是不能读下去的了。
校中所有教员都是浑浑噩噩的，不懂得什么教育。我上起课来，觉得所有教员尽都是会催眠术，催着我打瞌睡。他们都和广益学校的杨廪生差不多。这不免使我伤心起来，觉得广益学堂还是不错啊。
在学生间最爱戴的两位教员是从省城优级师范选科毕业回来的。一个姓萧的，专门数学。一个姓张的，专门博物。姓萧的除担数学之外，兼担地理、历史，地理以屠寄的地志为课本，历史以日本人著的支那通史的译本为教科，这确是一个奇现象了。姓张的除担博物外，兼担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学生们头脑简单，以为从省城回来的便是好教员。这位姓张的教员，简直是一个乡愿。最讨厌的是，他每天把他在优级师范领来的讲义写在黑板上叫我们抄。高兴的时候，我也抄了几段，但是一点不懂。——否，其实是我不愿意看。我只常常听见他吊起很好的声音，在讲坛上叫：
“当儿童发育未完全时呀，……”
今天听他是叫这一句，明天听他还是叫这一句，到了后天他仍然是叫这一句，像这样，我只好闭着眼睛向他频频地点首表示赞赏了。他的催眠的本领真大哟。
值得我纪述的就是去年赴省城投考测绘的赖君，也以高小毕了业，由他乡里的公学送了进来，和我们同级了。
在东山师范还是每星期作一回文。国文教员李伯修，是个老秀才，监督的亲家，为人和蔼可亲。初进学校的第一星期，他出的作文题为“郑子产不毁乡校论”。我照父亲授给我的六段论法，大发挥其德谟克拉西的精神，结果居第一，得点数九十。于是那些骄傲的老班生，对我便改变了态度。耀仪说的话是对的，在那时代的男学生的国文好似女人的面貌，国文不好，便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了。但是自赖君进来后，国文的锦标就给赖君夺去了。
一星期有六时间的读经，六时间的讲经，这是张香涛宰相的创案。我们每天都要在讲堂上放开喉咙，高声地读《左传》一个钟头。至由那一节读至那一节，则是由先生临时指定。先生坐在讲台上守着我们读。现在想来，真是滑稽不过的事情啊。
在初级师范混了两个多月，又是四月初旬了。一天下午，回到家里来时，父亲笑着向我说：
“不要上课了。后天要起身出省了。”
“有什么学堂可考的么？”
“考清华学校的预科。”
“正是荒月里，艰艰辛辛地裁（才）这末多钱，又不晓得考得上考不上。”
祖母的意思，不愿意我再出省。她希望我在东山师范念完一二年书后，就出来当小学教员，第一可以帮我的父亲，第二再过三四年，就订婚结婚，生一二个曾孙给她，以娱晚景，她就心满意足了。不幸的是我的希望和她的希望完全相反，成就我的希望，当然要牺牲她的希望了。她不是完全爱惜那一笔旅费，她是听见我在省城如考上了清华后，还要上北京复试，在北京读八年书后，再赴美国。美国在什么地方呢？在西半球，和中国地方恰恰是脚对脚。
“那有这回事！和我们脚对脚，不会掉进大海里去了？”
祖母还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她说，这都是红毛鬼造的谎。
“等你由美国回来时，老祖母的骨头早不知转过了几处的岌岗了。你如果是我的孙儿，就切不要到美国去。看了汲先生那些人，还不是同到了美国一样？”
“在北京读书有七八个年头，每年假期都可以回来看你老人家的。”
父亲忙这样地安慰她。
后来父亲告诉我，仁仪的父亲由省城寄信回来，要仁仪出去考清华，考上了清华，便是官费了，父亲听见了后，觉得仁仪可以考清华，我也有程度考清华，这个投考的权利决不能放弃。若因为省一副川资，误了我的前程，落在仁仪的后面，那就不是儿子不中用，完全是为父者之过了。父亲为着我的学业，实在是着想得苦心惨澹。仁仪的父亲是想利用他的金力造成仁仪的前途。我的科学程度不在仁仪之下，故父说，不论怎样节衣缩食，纵令是饿饭，也要筹出一副川资来。我问父亲，现在有钱了没有？父亲惨笑着说，此刻一个钱也没有。
我从广益毕业出来后，父亲也辞了广益的教席，杨教员看见父亲辞了职，也向汲先生告退。到这时候，我觉得在学四年中，都是闹小孩子脾气，对于杨先生事事曲解，太对不住杨先生了。父亲还对我说，杨先生和祖父是同年进学的呢。所以父亲很尊敬他。
父亲辞了广益的教席后，有许多未毕业的堂兄弟也跟着退了学。广益学堂忽然荒凉起来了。汲先生看见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十分伤心的。
“他忍耐着七元大洋的薄薪，在广益教读四年，完全是为看护他的儿子哟。”
美国的先生们对父亲下了这样一个批判。父亲从广益出来后，就在留余堂左侧的咏花书屋里（伯曾祖凤曹公的学堂）开办了一间小学校，名善长学校。当然一切设备，都不完全，只能说是稍稍改良了的蒙塾。村里的父老听见我的父亲开设学堂了，都把子弟送了来。一共有五六十名学生，分三级教授，请了两位堂兄弟来帮忙。但是束修还是在廖屋冈时一样，由学生的父兄自由捐助。因为是自由捐助，故要按三节收学费。在端节之前，是全无收入的。所以父亲说，一个钱也没有。
吃过了晚饭，父亲匆匆地出门去了。平时父亲在晚饭时候，可以吃两大碗稀饭的，今天只吃了一碗，就放下了筷子。父亲出去了后，祖母便对我说：
“你父亲身体近来弱了许多，痔疾复发。大概是办善长学校比在广益教书更加辛苦吧。学生的学费一个没有收到。木匠天天来讨钱，迫人迫得要命。”
因为开办学校，父亲在一家木匠店里定做了几十副书桌、板凳及黑板，还没有清帐。祖母只是痛他的儿子，但是父亲也只是专为他的儿子打算。
“水总是向低处流呵！”
祖母看见我没有回答，又叹了口气。的确，低垂着头、神气颓丧、匆匆地出门去的父亲的背影，实在是使我心里难过哟。
我和几个堂兄弟是在咏花书屋寄宿的。父亲在十天之中有八天晚上要到市里去转转的。回来得早，或听见有什么消息，他一定到咏花书屋来告诉我们。我等到十点多钟还不见父亲回来，就去睡了。但是无论怎样都睡不着，听见里房的四隅，都有老鼠儿在唧唧地叫。于是我想到父亲是像一只老鼠儿，为它的小鼠，夜里走出去，在市里东奔西撞。此刻正不知如何低声下气地向人借钱啊。
父亲常常教我用费要节省，但是对人要厚道。他教我说：“金钱是养廉耻的，此外并无何等的用处。”他又教我说：“克于人为刻，克于己为俭。”款待人不是常有的事，不可太省。但是自己的生活费，每天要支出的，一定要极力节省。到了没有钱的时候求人，那是千难万难的了。祖母也教训我说：
“只要自己节省，则万事可不求人。你尽向人称穷道苦也是无人理你的。所以穷人要装出富人样，才不会给人看轻。第一要紧的还是自己要节俭。”
我对于父亲，对于老祖母的遗训是有许多违背的，唯有这些我至今还是遵守着。经世愈久，愈觉得父亲和老祖母的话是经验之谈。老祖母的“……装出富人样”，并不是教我没有钱也要去坐汽车，住洋房子，吃大菜，她的意思是虽然穷，也当艰苦地挨过去，不可意志薄弱，装出穷样子去讨人家的怜悯，或贪人家的便宜。贪了人家的小便宜，自己的名誉无形中是要受莫大的损失。
“你想贪人家的便宜时，先要想想你的便宜可不可以给他人去贪。”
这又是一个久经世故的友人对我的忠告。他是劝我如果自己没有钱，决不可跟他人去上茶馆，上酒楼。人家请了你时，你一定要回敬。社会是要这样才维持得住的。
第二天一早，回到留余堂来见父亲，父亲还没有起床，我便走到床前，叫醒了父亲，问他旅费筹好了没有。
“不容易哟！……”
父亲先叹了一口气。
“总之，要想方法使你明天能够和仁仪一同动身。昨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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