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萍踪忆语 [book_author]邹韬奋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81390 [book_dec]邹韬奋著。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收文37篇。作者在“弁言”中说:“这本书是我于一九三五年夏季在美国观察所得的结果。”由于“材料虽是在美国所得到,但是回国以后才把它整理追记下来,只得称为‘忆语’了。”作者从亲身见闻感受出发,记叙并谴责了包括对华侨与黑人施行歧视的“帝国主义麻醉下的种族成见”,更通过客观的调查研究,“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如政治背景、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杂志和新闻事业等等,都根据种种事实,有所论述;尤其注意的是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由此更可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国家的真相和它的未来的出路。”其间,对于“掌握全美国经济生命的华尔街”、美国头号富豪梅隆的发迹、“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纽约的两极分化,以及美国劳工运动、失业救济、生产效率、利润与工资、教育的真相、新闻的垄断等社会问题的剖析,尤为具体而深刻。记叙南方之行,观察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描绘大瀑布大工厂的特色等,也颇能捕捉新意。作者的写作目的在于“希望国人对于这三大国之一的美国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从中看到“种种事实和教训”,借鉴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其观察敏锐,记述全面,擅长分析而文笔简明生动。 [book_img]Z_14874.jpg [book_title]弁言 这本书是我于一九三五年夏季在美国视察所得的结果。我以前在欧洲观感所及，曾著有《萍踪寄语》初集、二集和三集；那都是在欧洲的时候就动笔写，写后寄到国内来，所以叫做“寄语”。这本书的材料虽是在美国所得到，但是回国以后才把它整理追记下来，只得称为“忆语”了。有一部分曾在《世界知识》上陆续发表过，现在经我再加修订一番；最后八篇是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写的。这本书原可早些完成出版，因为我于去年十一月下旬在上海被捕，羁押苏州八个月，所以延搁到现在，这是对读者诸君深为歉然的。 世界上有三个泱泱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这三个国家的土地特广，人民特多，富源特厚：它们对现在和将来的世界大势，都有着左右的力量！不仅如此，这三个大国，在太平洋的关系上更有着重大的关系！我对苏联已根据视察所得，有过较详的记述（《萍踪寄语》第三集）；现在对美国也根据视察所得，写成这本书来贡献于国人，希望国人对于这三大国之一的美国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如政治背景，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杂志和新闻事业等等，都根据种种事实，有所论述；尤其注意的是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由此更可明瞭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国家的真相和它的未来的出路。这里面有着种种事实和教训，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研究美国，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国家看去，从国际的形势看去，从太平洋的风云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就是从中国取长去短的立场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义。 韬奋记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廿六年三月廿六日夜十点钟。 [book_title]一　帝国主义麻醉下的种族成见 记者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出国，最近于八月廿七日回国，光阴似箭，转瞬间已过了两年。关于海外的观感，曾经略有记述，以告国人；已出版的有《萍踪寄语初集》和《萍踪寄语二集》两种。去夏有美国全国学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所领导的旅行团，赴苏联研究游历，途经伦敦，记者临时加入，同往苏联视察约两个月，回伦敦后，草成《萍踪寄语三集》，全书约十八万字，对于苏联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有颇详的评述，不久希望有机会就正于读者。今年五月间由伦敦赴美视察约三个多月，因在苏联和美国旅行团中的旅伴相处了许多时候，在那里面交到了不少思想正确的好友，所以这次在美国视察，很得到他们的有力的介绍和热诚的指导。现在“萍踪”略定，很想就记忆所及，记些“忆语”出来，陆续在本刊上发表，很殷切地盼望读者诸友教正。 在国外研究视察，在私人方面，虽随时随地可遇到诚挚的友谊，但一涉及民族的立场，谈到中国的国事，乃至因为是做了“材纳门”（Chinaman），就一般说来，随时随地可以使你感到蔑视的侮辱的刺激，换句话说，便是种族的成见（racial prejudice），把中国人都看作“劣等民族”的一分子。除了思想正确，不赞成剥削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人外（在这里面我要承认有不少是我要诚恳表示感谢的好友），受惯了帝国主义统治阶层的麻醉的一般人，对于种族成见，根深蒂固，几已普遍化。在这一点，各国对中国人的心理，原都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所不同者，有的摆在面孔上，有的藏在心里罢了。在欧洲各国里，以英国人的种族成见较深。当然，你和他们的知识阶级中人谈谈，你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或和你所认识的英国男女朋友来往等等，并不感觉到有这样的刺激。你如遇着他们里面的老滑头，还要对你满口称赞中国五千年的老文明。但你如能冷眼旁观一般的态度，便常能发现种族成见的存在。试举一件我所亲历的小事做个具体的例子。 记得在伦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一位中国朋友去看一处开演的苏联的著名影片，跑了很远的路，才到了目的地，不料到时才知道改期，只得打算回家。刚从那处走出几步，看见附近有一处开着跳舞会。这位朋友说，跑了这样远的路，未看着什么，似乎不值得，何妨跑进去看看。我们进门之后，见有一人在一张办公桌旁主持登记和收费的事情；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跳舞会是多半住在附近的职工所组织的，有的是店员，有的是机关里的职员，男女都有。会员没有限制，只须缴纳若干会费，每逢星期六都可来参加，并说我们倘欲参加也可以。我同去的这位朋友建议进去试试看，藉此见识见识。我说我们未带有女朋友来，没有舞伴。那个执事说，来的人有男有女，不全是带有舞伴，尽可临时凑合的。我又对我的朋友说，除非我们带有女友，或是参加所认识的团体或所认识的英国朋友的交际舞，恐怕要感到不愉快罢，因为一般英国人的种族成见特甚，我是早有所闻的。他说，就是有种族成见，我们也不妨乘此机会进去看看他们的成见深到什么程度。 我看他那样的好劲儿，便缴了会费（每人似为两个半先令），一同跑进舞厅。参加的男女已有四五十人。我们两人也照例约请舞伴，她们虽没有什么无礼的表示，但总是说句“I am sorry”，婉辞谢绝。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自讨没趣”的勾当，其窘可想。可是我的这位朋友却富有试验的精神，他在美国和英国都有了好几年的经验，比我老练得多，向这个女子约请吃了一鼻子的灰，便改向那个女子约请。试了三四个之后，居然有一个被他请到了。我觉得他那样“迈进”的精神却也不无可取，说来好笑，竟唤起不甘落后的情绪，也鼓起勇气（其实也可以说是厚着脸皮！）依法炮制，结果在硬着头皮碰到几次钉子以后也得到一个舞伴。 我们虽都算“排除万难”达到了目的，但是看去对方仍似不很自然。猜想对方的心理，也许自己即觉得不在乎，还不免顾虑到旁人说闲话，以为你怎么肯和“材纳门”——这名词在他们是觉得包含着一切可厌可贱的意义——周旋起来呢！我饱受了一肚子的闷气，不久便溜。出来以后，我的朋友见我好久静默无语，好像受了电击，失却了知觉似的，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值得观察的，至少可使你深切地知道“材纳门”在海外所受到的待遇，可使你深切地知道他们对于“材纳门”的种族成见的一斑。 不久以后，有一位从美国经伦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某君，彼此原不相识，有一次在一个餐馆里因座位拥挤，偶然同桌，略略接谈，知道他是要乘回国之便，到欧洲玩玩的，在伦敦只有几天耽搁，承他交浅言深（他只问了我的姓，我的名字职业他都不知道），他所最急切关心的是要寻得玩玩英国女人的门径，我深愧对这门学问未曾用过研究工夫，很使他失望；他降格以求，叫我介绍有舞女可雇的英国跳舞场，我说曾在几条马路上看见有跳舞场在门口高悬着招牌，可惜我自己没有工夫，也许是没有心绪，到里面去尝试，只不过把地名和怎样走法告诉他。过两天又无意中碰到他。承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已到过几处有舞女的跳舞场；但是她们都把冰冷的面孔对待；他对她们谈几句话，她们也像要理不理的样子；他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不想再去了。原因当然是因为他是“材纳门”，虽则他的衣服穿得很漂亮。 在欧洲各国中，英人的种族成见比较地厉害，我曾和好几位由欧洲大陆到英国的朋友们谈起，他们都承认。我未往美国以前，正在打算赴美的时候，常听人谈起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成见比英国人更甚。我在国内读英文的时候，教师多半是美国人，我在国内所曾经肄业过的南洋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不但有不少美国的教授，而且这两个学校的毕业同学大多数都是美国留学生，从他们听到不少关于美国的情形，却不大听见“材纳门”在海外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去夏在莫斯科认识了不少美国朋友，除极少数硬死派外，给我的印象都很好：所以我对于美国的印象原来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意味。但在未渡大西洋以前，在伦敦也就受到两次美国人待遇“材纳门”的刺激。 一件事是这样的：我在伦敦所住的一个英国人家（我曾经迁移过寓所，不是《萍踪寄语初集》里所说的），主妇是一位很慈爱诚恳的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健康如四五十岁），她家里是第一次租给中国人，我也是她家里的唯一的中国房客。我们很谈得来，相处很相得。她和他的丈夫，一个女仆，和她的一对另居的时常来往的儿子媳妇和外孙，对于中国人原来没有机会接触过；他们从我所得的印象，似乎觉得和在惯于糟蹋“材纳门”的报章杂志上所得的不同，所以他们这一伙儿对于“材纳门”很有好感。（在各国除硬死派和曾经久住中国的牧师教士商人以及其他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张目的人们，其余一般人，只须我们和他们有相当接触的机会，往往可以消除或减少他们对“材纳门”的成见。）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中年妇人带了一个小女儿到英国旅行，经友人介绍，向我住的这个人家租了一个房间，说明住一星期。 她和她的女儿来住以后，我因事忙，早出迟回，并未见过面。当晚房东老太太偶然和她谈起我，承她（房东）满口赞誉，而这位美国妇人听见有一个“材纳门”住在这家里，虽则她从未见过面，谈过话，即毅然决然地对她（房东）说道：“我不能和‘材纳门’住在一个屋子里！”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忙忙地搬走！在当时，房东老太太并不将这件事告诉我，她只是暗中诧异，觉得“材纳门”何以这样使人避若蛇蝎，使人这样地厌恶！痛恨！ 过了几时，有两个中年姊妹（英国人），从卜来顿（Brighton）到伦敦来游历，也经友人的介绍，到这家来暂住。来的时候，房东老太太鉴于前次的麻烦，首先声明在她的家里已住有一位“中国的君子人”（这是她这样说，原文是“Chinese gentleman”）。她的意思是：事实如此，你们愿住就住，不愿就拉倒，免得怪麻烦。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那两位姊妹很高兴地回答道：“好极了！我们要约个时候和他谈谈。”原来这两位姊妹是喜欢研究中国艺术的，所以是个例外。有了这件事以后，房东老太太才连带把前次触霉头的一件事告诉我。 还有一件事可以谈谈。由欧洲赴美国游历的中国人，所受的待遇，比别国人也有些不同。别国人只须有本国护照经过美领事的签字，就算了事；中国人还另有专为“材纳门”而设的所谓“第六项”（“Section Six”）的规定：经过伦敦的美领事的严格查问（假使是由英国去），认为无问题后，原带的中国护照不够，要另备单张护照，并要先由他用公文通知纽约（假使你是在纽约登岸）的移民局备案，然后这个“材纳门”到时才准登岸。我到伦敦美领署时，因为有得力的证明书，跑了两次，第二天就领得护照，事后据朋友说，这已算是最迅速而予以便利的了。美副领事问的许多话里面，有一句是问我有没有极端的政治见解和会不会有危害美国政府的行为。 我未往美领事署办护照手续以前，先往通济隆公司定舱位，据说有美国船名叫门赫吞号（Manhattan）于今年五月九日由伦敦开往纽约，有空余舱位，我便定了一个“旅客舱”（依例买有折扣的通票至少须乘“旅客舱”）。到美领署办护照时，照例要说明乘什么船赴美，这船到美的日期等等，美领事在通知美国移民局的公文中都须一一详细注明。不料我的护照手续已经办好，美领署的公文已寄往纽约移民局之后，通济隆忽由电话告诉我，说美国船舱位已满，只得请我改乘五月十一日开行的德国船欧罗巴号走。我定舱位时，该公司很无疑地答应有，何以忽然说已满，我已不懂。但时日已迫，来不及先往该公司办交涉，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所谓“已满”是另有其特别原因（见后），所以就赶往美领署叫他们再替我向移民局去一道公文，因为倘若船名不符，船到美的日期不符，虽有护照，移民局还是不准登岸，要把你捉到实际等于牢狱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上去吃苦头的。 那位美副领事听说我要改乘他船，又须改船期，面孔顿时放下来，大不高兴说：“我们的公文已发寄了，你是太噜囌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噜囌，是通济隆的噜囌。他不相信，立刻拿起电话机，问那个美国船公司，回话说舱位并未满。他听了更不高兴，叫我自己再往通济隆接洽。我以时日已迫，叫他立刻打电话向通济隆一问究竟。后来他在电话里听该公司的职员讲了许久的话，才把态度换过来，对我说门赫吞号的舱位有没有，一时说不定，只得让我乘德国船走，他们只得另去一道公文给美国移民局。这样一来，这件事总算解决了，但却使我如陷入五里雾中：通济隆在先很不踌躇地说一定有舱位，何以忽然说已满？美副领事在先听我要改船及船期，很不高兴，形诸辞色，后来经电话里的一顿叽哩咕噜，忽然又改换态度？我终觉不懂，所以又跑到通济隆去问个明白。 该公司的那位职员，因我屡次由英国赴欧洲大陆游历，来往车票的事都由他办理，所以我们两人因渐渐相熟而有了相当的友谊，经我究问原因之后，他竟侷促嗫嚅，现出不便解释的样子，只说“美国船公司对于中国人另有他们的规则，我们虽觉得没有道理，只得照办……”我说我不会怪你，却要听听所谓“规则”究竟是什么，他说：“如你不见怪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经他说明之后，才知道美国船向例把“材纳门”隔离，不许和白种人同舱房；所以要末有单独一人的舱房，不妨住一个“材纳门”，要末有几个“材纳门”一同住入一个几人的舱房。这次门赫吞号的单独一人的舱位已没有余剩，所剩的只有数人同住的舱房，其先他们未注意我是“材纳门”，后来忽而发觉，所以把已答应的舱位临时取消。这个职员大概因为和我有了相当的友谊，说明之后，颇表现替我难过或不平的神情，连说“没有道理”。 以上随意谈到的是帝国主义麻醉下的种族成见的几个例子，诸如此类的事实当然不少，我相信在海外旅行过的我国人，如肯静心默察，当有同感。 平心而论，我们对于这种族成见，如作进一步的分析，明白它的来源，对于有这样成见的一般人的本身，却也用不着怪他们，因为他们只是受了长时期的帝国主义的麻醉作用。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所直接间接控制的教育，书报，电影，以及其他种种方式的宣传机关，把被压迫的民族——尤其是“材纳门”——形容得如何如何的卑鄙，龌龊，野蛮！同时可以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文明”，以“证实”他们的“优越民族”确有侵略剥削“劣等民族”的当然权利，使久受他们麻醉的本国民众俯首帖耳做他们的侵略剥削的工具。关于这类事实，举不胜举。像英国的小学里，教师对小学生谈到“材纳门”，还是灌输妇女缠脚，溺女孩，抽大烟的印象。像美国在新闻界占很大势力的赫斯特报纸（Hearst newspaper）就利用他分布全国的数十种日报和刊物，尽量糟蹋“材纳门”，把中国人写成卑劣不堪的该死的民族。又像我国有一部分人所崇拜的希特勒，在他所著的传播很广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原文里，就把中国人和“黑奴”连在一起，尽情丑诋。 但是世界向着光明的新运动是一天一天地向前猛进着，已有一部分的人们不再受帝国主义的麻醉作用而醒悟，向着剥削阶层进攻了！民族成见的消除，和光明的新运动成正比例，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徒然怀恨或怨怼是无益的，要知道努力奋斗的正确途径。 [book_title]二　从伦敦到纽约 记者于今年五月十一日由伦敦乘德船欧罗巴号赴美，五月十六日到纽约。德国船很清洁，仆欧都是用德人，服务都很周到，都很有礼貌。在欧遇着惯于旅行的朋友，都说清洁和有礼貌，以德船为最，依我此次所经历，觉得不错。同船的中国人，只记者一个。船上有三个日本乘客，总是三个人在一起，从未看见他们和其他乘客谈过话，或参加任何社会性的聚会或游戏。除在餐厅里看见他们外，不很看见他们的影踪。我本想不妨和他们谈谈，但他们每次遇到我的时候，总是用斜眼睨视，那一副面孔表现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在餐厅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占着一桌，仍是用斜眼远远地向我睨视，同时鬼鬼祟祟地说长论短，那一种情形，断绝了我要和他们谈谈的念头。 和我在餐厅里同桌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久住英国的美国人，他是个机械工程师，年已在五十以上了；一个是由纽约往欧洲接洽营业完毕回去的美国人，他也是个机械工程师，却是个近三十岁的青年；还有一个是久在纽约经商，由希腊回纽约的希腊人。那位老工程师鉴于所亲见的英美两国失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日益尖锐化，认为旧社会制度已确然破产，无可挽回，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能解决，但他的觉悟就至此而止，问他怎样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他却含糊不能自圆其说地坚执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他尽管满嘴大提倡其“旧制度破产论”，而他的主张在实际上却是在积极维持这个“破产”的“旧制度”，这种显然的矛盾，在他并不感觉到，或虽感觉到而亦不愿或不能作再进一步的分析。那位青年工程师的认识却比较地进一步，以为非根本把障碍物除掉，要实行社会主义是梦想。 他认中国革命的成功，影响于全世界的局势非常重大，所以他对于中国前途的热望，也异常地殷切。同是工程师，而在认识上有这样的差异，仔细一想，却也不无他们的颇堪玩索的经济背景。原来那位老工程师多少是一位功成身退的工程师，这所谓“成功”当然是从他个人着想；他已有了相当的盈余，在英美两国都有他所开的工程公司，他自己已不必多管事，只须随意看看，过他的舒适的晚景；那位青年工程师却是个初出茅庐的脚色，在经济上对旧制度无所依恋。诚然，也有人不因地位的关系而仍能加入革命战线的，但这究是例外，就一般说，经济的背景决定个人的意识和认识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位经商的希腊人，还够不上做资本家，多少还只是小商人的地位，他只是唯唯诺诺，不加可否，意思是只守中立的态度；其实中立的态度就等于参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挣扎，在形式上尽管好像中立，实际上还是等于“助桀为恶”。 时代的巨轮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着，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战线，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我们在船上共餐了五六天，谈话的机会自然很多，在认识上和信仰上的分野，无意中流露的，已显然有截然的界限。除公然倡言维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特权阶级的死硬派外，上面所谈到的三个人的态度，很可代表现社会中的三种人的态度。 在船上看书的时间居多，有一次在吸烟室里看书，无意听到隔桌有两对夫妇在谈话；一对的口音像美国人，一对的口音像移居美国而仍未脱去原来口音的德国人。前者年龄约在四十以上，后者约为三十许人。听他们的谈话内容，知道那纯粹美国人是久在印度干什么职业而因例假回国旅行的；那美籍德人是已获得一种印度位置，不久要往印度去的，很恳切地探问关于印度的生活情形。最可注意的是那位“老印度”告诉他的一段话，他说欧人（他说European，其实他的含意就是指白种人）在印度的生活不得不阔绰，因为必须这样才能维持欧人的尊严；他有一妻一子，须用园丁，阍人，厨子，女仆等等，并告诉每月须支付各个的工资若干。这“老印度”侃侃而谈，说明维持欧人在殖民地的尊严的必要，那位未到过印度的后进凝神屏息静听他的经验之谈；一面言之谆谆，一面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未曾梦想到用阔绰生活来维持尊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用剥削所得以实行阔绰生活，正是自掘坟墓的行为，正是引起鄙贱的行为，还有什么“尊严”可以“维持”呢！但这位“老印度”的“人生观”却很可以代表所谓“优越民族”对待“劣等民族”的心理。 当然，反过来看，我们的意思也并不是说穷苦生活的本身有什么可以尊尚的价值，而且在人剥削人的制度未消除以前，徒然提倡“安贫”，正是替剥削阶层放烟幕弹！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的一般人的生活，拿回来和中国人的生活比较比较，没有不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我们倘不努力使一般人的落伍的非人的生活改善而为健全的合理的人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莫大的耻辱，这种耻辱决不是把古人的死尸抬出来，提倡什么“安贫”的“道德”所能掩饰的。我们要铲除剥削多数人而造成少数人享用的不平等制度，树立共劳共享的平等制度；目的还是在积极方面，不是在消极方面。 五六天的大西洋的海程很快的过去，五月十六下午三点钟便驶进了纽约的哈得孙河（Hudson），渐渐地靠近纽约的码头。据由美国到欧的中国朋友谈起，在西雅图或旧金山上岸的黄种人，上岸前由移民局人员问话的时候，向例黄白分成两队，不许混杂，白队享着先问的权利，黄队却须等在后面。我后来到美国旧金山的时候，遇着一位到美刚两个多月的中国留学生某君，据说他到美在旧金山上岸时，日本人得夹在白队里同享先问的权利，中国人还是另列一队在后面“恭候”着。从欧洲赴美的中国人不多，就是要另列一队也列不成功，所以记者这次到纽约上岸前，还得随便夹在乘客中经移民局人员问话，又因为伦敦美领署的公文已到，所以略谈几句便算了事，未曾受到什么留难。 驶进纽约，最初印入眼帘的是自由神像（Statute of Liberty）和四五十幢好像成群结队似的矗立着的摩天高屋（Skyscraper）。这个自由神像是在纽约海港离门赫吞岛约一英里余的柏得罗小岛（Bedloes Island）上面，由底到顶，高一百五十五尺，高撑火炬的右臂达四十二尺，头上可立四十人，火炬上可立十二人。这神像是法国赠与美国的。自由诚然是人类所渴求的宝物，但在这金圆帝国的自由属谁，到如今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遥望着这个高撑火炬的自由神像，所获得的感想，似乎要替这“自由神”觉得惭愧了！ 许多摩天高屋确是很奇突的现象，从欧洲来，尤其是从守旧著名屋宇陈旧的伦敦来，使人感到伦敦无所不小，纽约无所不大的印象。（这当然是比较的，伦敦的房屋当然有它们的古香古色，也不很小。）在百老汇路的Woolworth，六十层，高七百九十二尺，以前已算是世界上第一高的高楼了；而现在最高的却要推第五路第三十四街的Empire State，一百零二层，高达一千二百五十尺。高达一千尺以上的还有勒辛吞路第四十二街的Chrysler（七十七层）。此外有八九百尺高的，有七八百尺高的，有五六百尺高的。这却是纽约特有的现象。这不仅是由欧洲到美游历的人所注意的现象，即美国各处的人民到本国东方游历的也要看看纽约的摩天高屋。在美国繁盛的时代，像最高的Empire State，每日游行者平均达四五千人（这高楼第八十六层和第一百零二层都有瞭望的设备，四面有石栏，全城一望无余，其余为各种店铺），租户达两万户。但自一九二九年经济恐慌之后，大半空着，没有人租，游客也寥寥无几。 可是这种大规模的房屋，维持费很大（像Empire State仅游客乘的电梯有六十四架，运货物的电梯还不在内），便陷入很困难的地位。这种摩天高屋的可能，是由于钢骨建筑和电梯造法之精进，依记者所见到的内部建造情形，都是用很精美的人工大理石造成地板和墙壁，乘着一千尺高度上下的电梯，只须三分钟的时间，而且非常安定平静，毫不使人感到不舒服。科学技术的进步，实可惊羡。莫大的缺憾是这些摩天高屋都在华尔街的少数金融资本家的掌握，用剥削所得的大量资本（像Empire State一所高屋的价值就达三千万金圆之巨），建造这类高屋，目的仍在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没落的时期，摩天高屋也随着萧条下去了。我们若仅从外表看去，摩天高屋仍然巍峨宏丽，好像金圆帝国仍在那里顾盼自豪，但稍稍研究其实际，便知道是外强中干，时在飘摇中过日子。其实在猛烈转变过程中的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制度仍在挣扎图存中的各国，都有这同样的象征，不过在资本主义发展得尤其蓬勃，大量生产哪，高大建筑哪，无所不大，倒起霉来，也就愈益显露罢了。 我们寻常所称的纽约，在美国有纽约州（New York State）和纽约城（New York City）之分，他们在文字上尤须写清楚，虽则在口头上他们通常提起纽约这个名字，都是指纽约城而言。就是这纽约城，最热闹的中心还只是一个小岛，名叫门赫吞岛（Manhatten Island），摩天高楼以及重要的金融业和商业等区域都在这个岛上。纽约（指纽约城，下同）包括五个郡（borough）：第一是最重要的门赫吞岛，这个岛好像一把中国老式菜刀的形式，向西的刀背方面由一条哈得孙河和纽杰西州（New Jersey）隔离，向东的刀锋方面由一条东河（East River）和长岛（Longs Island）隔离，向北的刀柄由一条哈伦姆河（Harlem River这是接连哈得孙河和东河的一条小运河）和大陆隔离，向南的刀头便是由大西洋进口处。第二是在门赫吞之南隔着水的司推吞岛（Staten Island）上的立屈孟郡（Rich mond）。 第三和第四是在门赫吞之东隔着水的长岛上的卜鲁克林郡（Brooklyn）和奎因斯郡（Queens）。第五是门赫吞之北隔着水的在大陆上的卜浪格斯郡（Bronx）。纽约包括这五郡，但是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所说的纽约，实际却只是门赫吞，这大概是因为最热闹的部分都集中于门赫吞。且说这几乎取纽约而代之的门赫吞，它的面积，南北的长只有十三英里，东西的阔只有两英里。这小小区域，却是握着全美国经济权，统制着全美国经济生活的金融资本家的大本营——华尔街（Wall Street）的所在地。关于华尔街的内幕情形，说来话长，当另文记述，现在仅想先谈谈关于纽约在表面上看得见的一些状况。 纽约的繁华是有名的，而最繁华的街道要推百老汇路（Broad Way）。有人说只有两件东西造成百老汇路，一是戏院，二是“霓虹”（neon）光。尤其是在第四十二街以上到第五十几街，在那广阔的马路和广阔的人行道旁，无数摩天高屋上装满了形形色色的霓虹光，在夜里辉煌如昼，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着无数的男女。听说这段街上所用的霓虹光达七八万尺，每小时用电达二百三十余万瓦特。有许多“自助菜馆”（他们称Cafeteria，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别情形，将来再详谈，）在外面所装设的霓虹光装饰，所费比里面的装饰和设备还要多。有的在外面的霓虹光的招牌及其他装饰所用的墙上面积，其租费比全屋的租费高两三倍。据说在这段街上的屋外的招牌装饰所用面积的租费，每年装入地主腰包的近四十万金圆之巨。在这样电光辉煌的夜里，你也可常常看到男女追逐勾引的怪现象。 不过在柏林伦敦等处的热闹街市上，在夜里常可看到无数对人做媚眼叫“达灵”的女子，在美国却很少看见，这也许是因为受经济恐慌的时期较短，但虽没有那样公开，据“老纽约”的朋友所谈，私娼人数的逐年增加，却有加速率的进步，听说在百老汇路最热闹的一段的旁路里就有五十多处“秘窟”。在欧洲都会的“街女”（“Streetgirl”）对东方人也常叫其“达灵”，在美国却不常见，大概就是“街女”，在公开的表面上还要保持着“优越民族”的“尊严”罢。 在戏院方面，歌舞戏院，影戏院，是普通都知道的，也许有人还听到纽约的“大腿戏”，这在他们称为Burlesque，沿着百老汇路或附近有几处。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里性的诱惑之尽量的被人作为剥削的一种工具。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成群的年青女子几乎是完全裸体，在台上作各种舞蹈，还有单独的女子最初穿着舞衣在台上依音乐步行，逐渐把衣服脱去，脱得几乎一丝不挂。这些女子为着生计，每天自午时到深夜要很吃力地舞蹈歌唱无数次，你可看出她们的憔悴的容态，强笑的哀音，涌流的热汗，使你感觉到她们是在悲惨的情况中受人利用为谋利的工具——在经营这种戏院的老板们当然要认为千该万该的！ 这样的歌女所得并不足以维持生计，所以常须零星把自己的身体“出卖”，以资贴补，有不少资本家是以玩玩歌女为一种不可少的娱乐的（Upton Sinclair所著Book of Love亦曾说到）。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女子被人当作商品出卖，这是一般人所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现实。在惊慕纽约繁华世界的人们，也许还认为这是纽约的一个特色，我看后所得的印象，是好像处身屠场，和我以后在芝加哥所看见的杀猪宰羊的屠场，竟不觉得有什么两样！ 但是在另一方面看，纽约却是美国革命运动进行最猛烈的区域，在南方的反动区域的反动分子，倘若听见你是从纽约来的，往往对你要另存戒心！所以关于纽约，还有些情形可以谈谈。 [book_title]三　物质文明与大众享用 从伦敦到纽约的情形，记者在上次已谈过一些，现在要随意谈些到纽约以后见闻——有的是在欧洲不常有的现象。 原有一位美国朋友预先有信给我，说要亲到码头来招呼，我到的时候，他因临时有重要会议，不能分身，派他的一位女书记来接我，可是她和我未见过面，码头上的人又多，彼此竟相左，幸而我的行李很简单，只带了一个随身的衣箱，便叫一辆“特格西”，乘到一个小旅馆里去。坐在汽车里，耳朵听到无线电播音的音乐，以及当天新闻的报告，原来是汽车里装有无线电收音机，这倒是我在欧未见过的，可说是美国在利用机器方面特别发达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讲到利用机器，在纽约所见的，可说是一个特色；后来在各处所见的，亦多能表现出这个特色。他们利用机器来大量生产，这个美国所尤著的特色，是大家所久闻大名的；但就小的事情说，却也很有趣味。例如你在小咖啡店里，可以看见他们售卖一种颇像中国烧饼一类的食物，名叫doughnus，在柜台里的一角放着一个白亮清洁的机器，专煎这种饼，有自动机件把面粉液料送入油锅，煎好后又有自动机件将饼送到机器内的另一部分，把它列排起来！用不着有人在旁看着，只须隔若干时有一个人过去把列排满的油饼另置一处罢了。这机器是用白铜造成，巧小玲珑，不但排在柜台后清洁美观，简直好像是个活人在那里工作。 回想到我们的油条烧饼店，油锅旁的龌龊，一塌糊涂，虽在炎夏，赤膊流着汗的工作者要一天到晚立在酷热逼人的炉旁苦干，情形相去真是太远了。又例如我在一家“自助菜馆”（Cafeteria）里看见一个女堂馆，把一叠一叠客人用过的杯盘，从墙上的一个方洞里放入，这方洞里好像有个小电梯，继续不断地自动地把这些待洗的杯盘送下去，瞬息间又自动地把这些杯盘从隔壁另一个方洞里送上来，便是已由蒸汽洗得干干净净的杯盘，拿出来便可应用。几千人用膳的大菜馆，如用人工来洗碗，怎样地费时间费工夫，可以想见，但是有了这样的机器，不但有消毒的功效，而且迅速简便得多了。又例如他们有所谓“自动菜馆”（Automat），在墙上装有许多白铜制的小格橱，外面装有玻璃，你可以看见里面排着的食物，有的是一盘布丁，有的是一盘三明治，有的……里面有电光烘托着，小格橱旁面列有价目，并有放入“尼枯”nickel（美国最小的镍角子，值五仙）的小洞。你要吃什么，只须把一个或几个尼枯放入，用手把格子旁的一个小柄子一拉，那小玻璃门即豁然展开，你把那盘菜拿出来，自己拿到一张桌上去吃。那个小格橱空了之后，橱内会转动的后壁拍达一转，又有一盘食物放在格子里面，那小玻璃门也会自动地关上，等第二客人来选取。（这是限于冷盘，关于烧热的菜肴，办法不同，兹避烦不赘。）像牛奶或咖啡等饮料也有相类的装置，不过不是小格橱，却是在墙上装有好像自来水龙头（构造讲究，好看得多），你只须把“尼枯”放入这龙头旁的小洞内，把龙头上的小柄一拉，一面拿一只杯子盛着（这杯子是排置好，任你取用的），那牛奶或咖啡会汩汩流出，流到你投入的价值所能买的分量，便突然中止（大概可盛满一杯）。倘若你要再来一杯，便须再投一次“尼枯”。总之利用机器以省却人工，这种“自动菜馆”亦可作一个例子。（在这种“自助菜馆”或“自动菜馆”里用膳，都无须小帐。）上面提起“自助菜馆”，我想附带说明这种菜馆的大概情形，所谓“自助菜馆”，在伦敦只见过一家，在纽约却随处都是。这也可说是纽约特有的情形。其中的情形大概这样：你进门之后，看见一只小箱子，好像邮政信筒似的，上面有一张像电车票的小纸片从一个小长方洞里露出一半，你把这张小纸片抽出时，这洞里会“铛”一响，自动地从里面又露出一张小纸片来。这小纸片上印有数目字，大概自5，10，15等等至100，表示自美金五仙至一圆。你拿着这张小纸片后，自己到一处去取一个大木盘，再到一处取了刀叉匙及“纳拍卿”（食时放在膝上的手巾，用纸做的），放在盘上的一角。 然后自己把这木盘捧到一个长柜上，这柜是用玻璃镶好的，你可看见你所要吃的东西。沿着这一排的玻璃柜，里面放置着许多食物，由小菜，鱼，肉，青菜等等至面包奶油。你要什么，柜里的堂倌（大多数是女子）就给你什么。等到捧着这个木盘走完这个玻璃柜，木盘上的食物当然摆得不少了（多少随你自己的便），那里另有一个女执事看一看你的木盘上的东西，很迅速地知道共价若干，在你所拿着的小纸片上戳成小孔；倘若你拿了三十仙的东西，她就在这小纸片上30的数字上戳个小孔，余类推。经过这个手续之后，由你自己捧着这一木盘的东西到一张桌上去大嚼一番。吃完就听任用过的杯盘留在桌上（另有女堂倌来收去），只须拿着原来的小纸片到出口处的收款处照付价钱。这样的“自助菜馆”虽只是进口处的票箱（即装小纸片的小箱）是有自动的作用（较大的“自助菜馆”也用机械来洗碗，前已谈及），但大半都是客人自助，人工可减至最低限度，价钱也可比较地便宜。这种“自助菜馆”多少含些大众化的性质，阔人很少到的。 让我们回转来再谈到机器在美国日常生活中的利用。像上面所谈到的汽车里装置无线电播音，小咖啡店的油饼机，“自动菜馆”的小格橱，“自助菜馆”的票箱及洗碗机等等，事情愈小，愈足见利用机器于日常生活的程度。此外在他们的交通方面，也很可见到。柏林的交通以悬空电车为主要，巴黎的交通以地道车为主要，纽约的交通，两样都占着主要的地位，地下和悬空，都有电车来往。像门赫吞和长岛之间，隔开一条哈得逊河，河底下也开着地洞，有地道车在河下面穿来穿去。在地道车的站上，不用人卖票，也不用人查票，只在进口处有个小机，你把一个“尼枯”投入一个小孔里，就可推开那进口处十字交叉形的铁架子。出口是另一处，该处的装设，只能出而不能进，也用不着有人工在那里照料。 科学进步，尽量利用机器以代人工，一方面可使人类的幸福增加，物质享受丰富；一方面可以减少工作的需要，使人们得多多剩出时间，多多增加文化上的享受。就第一点说，既能利用机器来作大量生产，物质的享用应能愈益普遍于一般人民，因为生产既多，照理消费也随着容易。就第二点说，既能利用机器于日常的生活，一般人的劳力照理可以减少，原来要每日工作八小时的应可减为七小时，七小时的应可减为六小时，后来乃至各人的工作时间都可减为二三小时，大家可以剩出许多时间来研究自己所喜欢研究的学问，来游山玩水，来听音乐，来欣赏文学，以及其他种种文化上的享用。就我们所看到的欧美的生活状况，固然觉得利用机器的程度，以美国为最显著，但是关于上面所说的两点，仍然相差得很远很远，这里面的原因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在资本主义发展特甚的美国，他们一般人的生活，当然比半殖民的“注定苦命”的人民好得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繁荣的时代——这当然是已过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固然不能再希望有这样时代的重演，半殖民地的国家更没有重演资本主义繁荣历史的可能——资产阶级还能于大量的利润之外，分些余沥来施舍给劳动阶层，使维持劳动力来供他们的更进一层的剥削。可是重要的目的还是在维持资产阶层少数人的利益，机器的利用是为着资产阶层的牟利，其根本动机原不是为着大众的享用。英国为世界工业国的先进，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英国利用机器以作大规模的生产，其程度终不及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是比较新的国家，一切好像从新做起，没有旧的东西值得他们的顾虑，要用最新的机器就用最新的机器，这在当时是和资产阶层牟利的目的没有妨碍的。 英国便有些不同，工厂里既装设了某种格式的机器，一旦要大量改换最新机器，这却先要在私人的算盘上算一算；倘若在私人的营利上不合算，还是作为罢论罢。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恐慌既成“不速之客”以后，英国固然和美国同样地闹着不景气，但是在英国因为利用大规模机器的大量生产不及美国的“大”，比美国多少易于维持一些；你可在英国的刊物上（当然是资产阶层的刊物）看出他们对于此点的沾沾自喜！为一般人的福利计，本应该尽量地利用机器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像现在苏联就是这样），生产多了，消费的东西也可以多起来，一般人的需要当然也可以比较地易于满足起来。但是在英国和美国，我们虽都看见劳苦大众缺乏消费的东西，而在英国则以大量生产不及美国的“大”自幸，在美国则以大量生产而反陷入了困境！到了这样矛盾的境地，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不能尽量利用进步的科学所能贡献的最进步的机器，来增加人们物质的享用，反而是在阻碍科学对于人生的尽量贡献！大众在需要上要求尽量利用机器的大量生产，而日暮途穷的社会制度却在竭力妨碍尽量利用机器的大量生产！ 试再就纽约说，以该城利用机器于日常生活的程度，屋子里在冬季有热水汀，有热的自来水洗澡，这应该是很寻常的事情罢，但是你如到纽约的“东方”（“East Side”，东伦敦是伦敦工人区域的贫民窟所在地，纽约的东方却也是纽约工人区域的贫民窟所在地，可谓凑巧），你便知道他们到了冬天往往要挨冻，因为热水汀虽是“文明”社会的很寻常的文明设备，但享用得着的却只是另一部分的人；在这纽约的东方，你也可听到有许多人一个月洗不到一次澡，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洗澡有益于卫生，却是因为没有热水用！我们听到屋子里没有热水汀，在我们过惯半殖民地的落伍的奴隶生活的人们，似乎要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觉得没有热水汀，烧烧火炉也未尝不是办法。 我起先听到纽约的黑人区域（叫做Harlem），因抗议房屋的不堪，提到有百分之几没有热水汀或没有热的自来水，也觉得这在我们中国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纽约从没有看见过那一家店铺出卖火炉（即铁制的烧煤取暖用的），你要末装热水汀，否则便不免挨冻。像我们在上海随处可以看到的所谓“老虎灶”，他们固然未曾“发明”，就是烧柴的大灶大锅可以用来烧大量热水来洗澡，在我们也许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要在他们的新式的巧小玲珑的煤气灶上烧大量热水，却是一件怪麻烦而不经济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末有热的自来水用，要末没有热水用。这问题当然不是没有热水汀可装，或没有热水可得，却是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大众所享不到的罢了。 尽量利用机器以代人工，照理不但可以增富一般人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减少各人的工作时间，多多享受文化所给与的种种愉快生活。照上面所说的情形，在“物质文明”那样发展的纽约，还有许多人在冬天要挨冻，一个月洗不到一次澡，物质生活能丰富到什么地步，不言而喻了。至于减少工作时间吗？有！不仅减少时间，而且使你时间完全没有！这不是别的，就是在现今的世界上一个很时髦的玩意儿——失业！在合理的社会制度里面，大众的工作时间愈减少，享用文化生活的机会愈加多。在资本主义没落的社会里，有许多人的工作时间完全没有以后，物质生存已早不保夕，至于文化生活的享受，更不必作此梦想了。 像从前曾任美国复兴管理处（即执行罗斯福总统就任后所标榜的美国复兴计划，所谓N. R. A.）的领袖章生（Hugh Johnson），近被美国总统特任为纽约的失业救济专员，他最近公开宣言，说：“住在纽约——不但是美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的每五个人里面，便有一个人不能赚得他的每天的面包。”（关于这个事实，最近九月廿八日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纽约专电里也曾提到，并述及章生的宣言。）换句话说，据这位亲任纽约救济失业专员的经验，在世界最富有的城市纽约的居民中，每五个人里面便有一个人失业，这时势的严重，可以想见。他在这同一宣言里并有几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美国政府关于救济失业的制度在目前是过于耗费了，但是假使就把这个制度废除，“叛乱和革命在两星期内就可在美国爆发起来！” 在利用机器最显著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纽约，五人中竟有一人失业，而要凭藉救济失业来暂时抑制“叛乱和革命”，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现象。有些人不愿想到社会制度的根本缺憾，只在空喊着振兴工业的重要，他们并未想到在现状下振兴工业是否可能；即退一万步认为可能，是否与一般的民众生活的提高有何裨益？振兴工业谁都赞成，但同时却不要忘却振兴工业——尤其是半殖民地位的国家里——有它的重要的先决条件。美国资本主义还有过一度的繁荣时期（即在此繁荣时期内，也还有三百万人左右的失业），这一度的繁荣时期还是它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时代给它的机会，这已不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了，而况即此有过一度繁荣幸运的美国，到如今仍不免一天一天地钻入牛角尖里去——这当然是指资产阶层方面，至于新运动方面，据记者在美的观察，近两年来实有长足的进步，容当另述——这种当前的事实，应能使我们睁睁眼睛，不要再胡闹了！ 因谈到纽约利用机器于日常生活的特著的现象，推论到美国制度上矛盾的尖锐化，不觉已写了这一大堆，其实上面所谈到的一些琐屑的事实，还只是其渺焉小者，以后还想就尤重要的方面，提出来研究研究。 [book_title]四　掌握全美国经济生命的华尔街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巨擘，而纽约的华尔街（Wall Street）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所在地，所以记者到纽约后，为着好奇心的驱使，有一天特为抽出时间到那里去看看。一看之后，才知道这条操纵全美国经济生活乃至伸展势力到国际的华尔街，却是一条狭而且短的马路。这条马路在纽约（门赫吞）的南部，从百老汇路到东河；我略为计算一下，两边的屋子合起来不过四五十家。在这个全美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上，尤其煊赫的当然是摩根银行（J. P. Morgan & Co.），但是摩根银行尤其特别矮小而陈旧，在华尔街和百老汇街（Broad Street是一条小街，不是百老汇路）的转角，屋仅两层，大门在转角上，大门两边的墙上不过有四扇窗。还有一个特点是门口没有招牌，我跑过了两趟，找不着什么摩根银行，后来问了警察，才找到。我立在外面仔细看一下，还不能相信，跑到门口，向玻璃门内穿黑呢制服的一个卫士问了之后，才确然知道这果是所谓华尔街。 颇滑稽的是在华尔街的西边尽头，近着百老汇路的地方，有个古色斑斓的三一礼拜堂（Trinity Church），而这礼拜堂的本身也无异于一个百万巨富的大公司，因为由地租房租，及大厦的租金，坐享源源而来的不劳而获的大收入。 华尔街除本条街外，朝南和朝北两方向还延展几家的区域，在西边接近百老汇路处也延展几家的区域，这全部分便构成所谓华尔街的金融区（Wall Street financial district）。在这个金融区里，拥挤着美国最有势力的大银行，大托辣斯的总机关，各大工业的大公司的总机关。华尔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街道，因为它的势力不但由亚美利加洲的东岸直伸到西岸，由北直伸到南，而且直伸到美洲以外的各国里面去！ 华尔街在金融上执全美国经济生活的枢纽，其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和金融打成一片。因为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在大公司的资本集中，金融资本家的威权随着突增，华尔街便成为可以左右全国经济生活的中心机关。就原来的界限说，金融资本家似乎仅有权于操纵证券和公债票，允准或拒绝借款，和企业家竞争利润的获得，但在实际上已分不清这个界限；重要的企业家都已变成了金融资本家，而所谓银行家也者，也和工业发生直接的关系。华尔街的绝大势力就根据于银行业和工业的混合，使掌握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大权的少数人掌握着全美国的经济生活。他们凭藉着经济的无上威权，控制着共和和民主两个政党的机构，指挥着全国的政治策略，所以号称“公仆”的德谟克拉西的大总统，以及无数的大小官吏，都不过是这些“大亨”们的在后面牵着线的舞台上的傀儡罢了！ 其次我们可以谈到华尔街的统治者——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后台老板。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名律师，曾任美国驻德大使的格拉得（James W. Gerard），曾于一九三〇年开列一张五十九人的名单，称这五十九人是美国的统治者，在这五十九人里面，只有梅隆（Andrew Mellon）是当时的财政部长（梅隆是美国“倍数的百万富豪”之一，也可说是美国可作代表型的资本家之一，我很想另作一文谈谈这位可作代表型的资本家的经历），此外有两个电影业大王，五个新闻业大王，其余都是华尔街的台柱子。后来格拉得又加上三个财政家和两个“劳工领袖”——一个叫格林（William Green），是美国全国劳工总会的正会长，还有一个是乌窝尔（Matthew Woll），是同一总会的副会长。（这并不是表示美国劳工的抬头，美国全国劳工总会还落在腐化的官僚式的领袖的掌握，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情形，当另文叙述。）在这五十九人的“大名”里面，有些是尤其耳熟的，例如摩根，洛格佛勒，梅隆，福特，杨格——虽远在远东挂着共和国招牌而实际已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些名字也是怪耳熟的。有人觉得格拉得所开的这个名单，太长而又太短。说它太长，因为全国大权在实际上实操于华尔街的尤其集中于少数人的掌握；说它太短，因为如把仰承少数“大亨”意旨而负责执行的人们计算在内，那又太少了。 在华尔街资格最老而最有势力的一派是摩根银行的一班人。他们当然是国外投资的“领袖”，同时在美国的银行业，保险业，以及许多各种各类的工业公司，都有他们的最巩固的势力。摩根自己虽仅在五个大公司的董事部里占着一把交椅，但是他有二十个合伙者，——即靠着他的大资本而合股经营的大公司领袖，每个领袖都各有其特殊部门的活动——银行，公用事业，铁路，零售商业，重工业，乃至国际外交等等。据说他的合伙者至少在一百廿一个大公司里占着一百六十个董事的重要位置；除了这许多在各业里占着重要位置的董事以外，在各银行和各大公司居重要首领地位的，至少有一百五十人，都是在各业里代表摩根的利益。有人估计，在一九二九年美国资本主义的各公司财富的全部，竟有六分之一是和摩根公司或摩根派所包办的银行有直接的关系。 次于摩根派的势力，要轮到洛格佛勒。他的财富，依数年前的估计，超出一万万金圆以上。我们知道洛格佛勒的财富是由剥削煤油矿工人和用残酷方法得到专利而来的；可是拥有巨资以后，他的家属也转向着注意到银行业，以及其他更宽阔的剥削范围里面去。例如美国的Chase National Bank不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而且由于它所统治的各公司，在美国经济界也有无孔不入的势力。洛格佛勒和他的儿子所直接参加的工业，范围也很广，煤业，化学工业，铁路，以及其他重要工业，都有他们的势力侵入。洛格佛勒的弟弟威廉是美国National City Bank的大股东，也是华尔街的一个要人；威廉的儿子波西（Percy A.）所占据的工业也不少，包括铜矿，钢铁，化学工业，以及在古巴和波兰等处的许多工业。 在华尔街占特殊势力的第三位置要轮到古因洛爱柏公司（Kuhn, Lecb & Co.）。这一派和摩根一派相同的是他们也是所谓国际的银行家，同时在美国的铁路上占着很大的势力。在美国占着很重要位置的本薛文义亚铁路和西方合众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 ），就在该公司的掌握。这一派和洛格佛勒派常是和摩根派激烈竞争着统治大资本集团。 诚然，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也有大量的利润的堆积和大规模公司的涌现——尤著的梅隆家属在匹资堡（Pittsburgh），因银行业，铝，煤油和公用事业而大发其财，德拉瓦（Delaware）的杜邦（du-Pont）家属，由爆炸药，化学品，人造丝，和汽车业而大发其财；又如底初洛意（Detroit）的福特，因汽车业而大发其财。这都是“倍数的百万富豪”，但是在纽约以外的巨富和奇大的公司也都和华尔街结不解缘。例如梅隆和杜邦和摩根都有很密切的联络和合作；福特最近和洛格佛勒的公司也结成一种“同盟”。所以华尔街仍然是美国的实际统治者。 华尔街怎样实行统治呢？ 在经济方面，他们操纵着全国的信用借款和新资本的支配；他们统治着各种基本工业的生产；他们完全专利着全国的铁路，船业，电话，电报，以及电力；他们统制着农民和工人彼此需要着生产品交换的市场；他们的触角且深入到零售商业的旧机构里去，也一古脑儿包括在他们的统制之下。 但是华尔街虽掌握着全美国经济的生命，他们内部却不是一个团结巩固的势力。他们不但不能有巩固的团体，而且常常因为彼此利益的冲突，勾心斗角，斗得四分五裂，在他们自己里面为着抢夺铁矿，钢铁，炼铜，制钢，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统治权，各派彼此斗争都很激烈。这种斗争，因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而更为尖锐化。但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在求利润，有的时候，只要能彼此利用来赚钱，却也能合作起来，在表面上好像要好得很，竟像成了什么好朋友似的！例如在一个公司里，竟有两派或两派以上的资本家一同加入，没有那一派有显然的统治权。摩根和洛格佛勒同时都在National City Bank，也是这个缘故。 又例如有时有彼此原为敌对的公司，原由敌对的金融集团所统治着，一旦觉得交换专利品，分摊这一门的生意，可以得利，也会合作起来。古因洛爱柏的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和摩根的奇异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所以会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这个缘故。但是在骨子里却各在积极扩充各人自己的私利，他们各在积极扩充各人自己的私利，成绩总算不坏！虽在经济恐慌那样严重的时期，生产继续地衰落，大众更多地被迫于求怜于慈善的施与，而资产阶层的利润却仍然是很多的。 但是在经济方面剥削大众当然要引起被剥削者的反抗，于是要保全华尔街统治者的利益起见，不得不极力把持着政治的实权：在间接方面是由于贿赂舆论机关，以麻醉民众；而在直接方面是丝毫不放松地利用着两个资本主义的老政党的全国机构。在美国的“政治游戏”（Political game）的本身原是一种牟利的勾当，吃党饭的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原是为官职的分赃而勾心斗角。但是这两党的队伍每四年出来为着总统选举而大显身手一次，平常为着比较小的事情而小显身手若干次，都被金融资本家利用来作为他们的更大的“牟利游戏”（Profit—making game）的一部分的工作。说来好笑，华尔街对于两党的“运动费”（Campaign funds）都供给，有的时候，一个金融资本家津贴两个敌对党员的运动费。有的时候，一个大公司里的各头儿分别在两党里同时活动。 例如在摩根的电力托辣斯里面，重要人物密策尔（Sidney Z. Mi. chell）是个很活动的共和党员，而另一重要人物杨格（Owen D. Young）却是个很活动的民主党员。杜邦家属里有几个替民主党大出其运动费；同时这群金融资本家里却另有几个替共和党大出其运动费。结果无论那一党登台，华尔街都可稳得着唯命是听的可靠的官吏，乖乖地替他们的主子——华尔街的统治者——定下合于他们需要的各种法律。这里面当然还有整批和零卖的不同的手续。当竞争总统选举的时候，可称为整批。等到他们所要得的傀儡们送进办事处以后，对于各种政策还有随时监督的必要，于是国会走廊上的大人先生们都由华尔街卵翼下的基本工业的公司豢养着，遇着特殊事件，还有临时的“外快”，替他们的主子“发表民意”！无论是整批，或是零卖，美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府是华尔街资本专政的假面具，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华尔街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很显明的。他们极力宣传“爱国主义”，随着这个宣传所造成的观念是美国必须用海陆军来保护和他国金融资本竞争的美国的“理财家”。美国曾派军舰到海地（Haiti）赤道国（Sants Domingo）和尼加拉瓜（Nicaraqua），所为的无非是保护华尔街的投资利益和殖民地的剥削。华尔街的各派对于美国的大海军政策也督促不遗余力，因为建造大批战舰，也是他们利润的一个大来源。 美国在一九一七年的参加世界大战，也是出于华尔街的发踪指使的。在这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美国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华尔街因出卖军火，大发其财，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定货更多。摩根公司便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正式购买代理人。战事既延展，协约国由于摩根和其他华尔街的银行家的居间，借得美国的大宗资本，藉以继续购买美国的出品。所以当协约国将要筋疲力尽的时候，美国政府赶紧送出被征兵的工人们去打德国，使美国借给协约国的二十万万金圆的美国资本获得保障——在表面上却说是为着保障正义和德谟克拉西！死在疆场的健儿还以为是为着什么正义和德谟克拉西而死，那里想得到是为着华尔街的金圆呢！ 但是现在美国的大众已渐渐的醒悟了。不但受剥削的工人说到华尔街就痛心疾首；记者到美国中部或中西部农村的时候遇着不少美国的农民，提到华尔街这个名词，他们也切齿痛恨，因为华尔街的资本势力早侵入了农业的范围，农民受尽银行的剥削，倾家荡产，艰苦备尝，因为切肤的苦痛，并不必有什么革命理论来做他们的参考，一听到华尔街，就要开口大骂一顿！华尔街的运命无疑地是要随着美国的，继长增高的革命运动而日趋绝路。 所以掌握全美国经济生命的华尔街，它的黄金时代是已经过去的了，它的前途只是一团漆黑！ [book_title]五　梅隆怎样成了富豪？ 记者上次已和读者诸友谈过掌握全美国经济生命的华尔街——美国资本主义大本营所在地——现在要想谈谈美国天字第一号的大富豪梅隆（Andrew Mellon），因为他是美国大资本家的代表型，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象征。 在中国久已著名的美国大富豪，大概要算洛格佛勒（Rock feller）和福特（Ford）；前者我们知道是所谓煤油大王，后者我们知道是所谓汽车大王。据估计所示，洛格佛勒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除了已用去的几千万的金圆不计外，他的财产还值一万五千万金圆（$150,000,000）。福特的财产，在一九三三年值六万二千八百万金圆（$628,000,000）。但是梅隆只要拿他的许多大公司里面的一个，格尔夫煤油公司（Gulf Oil）的财产来比，这一个——只是一个——公司的财产，就值七万四千三百万金圆（$743,000,000）很容易地超过那两个大富豪里面的任何一个的全部分财产！他的许多公司的财产总计约达一百零五万万金圆（$10,500,000,000）！我们中国素以地广人多自豪，讲到人口，一开口就是四万万，而梅隆所控制的财产竟有一百零五万万金圆之多，不能说不是一件可惊的事实。 梅隆的财产是由剥削铝（Aluminum）矿工人而来的，故有铝大王的尊号。诚然，他因为对于铝的专利，获得了不少的利润。铝质轻而有美丽的光泽，不但家用器具用铝做的极多，就是其他部门的工业，也不得不仰给于梅隆的美国铝公司（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电力公司需要铝来制造长途传电的铝线；建造家需要铝来制造轻量的栋梁或其他美丽装饰；汽车和飞机的制造家也需要铝来制造汽车或飞机的部分。可是这种应用极广的铝，却已成了“梅隆金属”，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你随处用着了铝这样的东西，就是对于他个人的财富尽着一分的效劳！他仅仅由铝获得的利润，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六年里面，就达一万万金圆。 但是梅隆的财富，却不仅从专利铝业而来，他的“发财之道”所侵入的工业部门之多，实亦可惊。这一点和福特之靠汽车发财，洛格佛勒之靠煤油发财，却又进一步。他所榨取来的财富，由地产，银行，钢，铁路设备，煤油，煤和无数由煤得来的附产物，铝，以及其他种种公用事业。你的厨房，你的家具，你的汽车油，你乘火车，你乘街车，你买汽车，几乎你随便动一动，用一用什么，都有替这位富豪的财富增加一些的机会！几乎随便你举出任何工业，那里面的工人都有被这位富豪榨取的机会！有位美国朋友说句笑话，说你由汽车钻进街车，也许要帮梅隆财上加财，由街车钻进火车，也许仍要帮梅隆财上加财！ 梅隆也是工业的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混合的一个完全的例子。他的拥着二万五千万金圆（$250,000,000）资本的大银行，叫做联合托辣斯公司（Union Trust Co），控制着不少基本工业的金融权，所获得的现款红利，为全世界的银行业所望尘莫及，竟达二百分的利率。他还有一个拥着二万五千万金圆的银行叫做梅隆全国银行（Mellon National Bank），也操纵不少工业的金融权。此外还有二万五千万金圆的金融资本，散在本薛文义亚州西部的一大串的银行。最后他和华尔街的摩根和洛格佛勒的银行业，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两系的银行业所控制的许多公司，也有着不少的资本参加在里面。 梅隆的发财，在工业各部门中发挥他的集聚财富的艺术，无孔不入地处处利用发财的机会，这是他比其他美国富豪尤其利害的一点。此外他在工业上的利上加利，便靠着他的专利。他有着专利权，能自由操纵出品，自由抬高价格。像他所凭藉着大获其利润的铝业，便是所谓“完全的专利”（perfect monopoly），铝和梅隆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名词，或统一起来称为“梅隆金属”。天然的富源和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都成为他个人的私有物，没有人能和他竞争的私有物。他的专利的“完全”，好像铜墙铁壁，所以在胡佛做总统时期的后几年，市面的不景气恐慌尽管闹得不可开交，而他所专利的铝的价格并不受到一分钱的百分之几的差异。当美国不得不抛弃银本位的时候，有许多参议院议员开玩笑地宣言，他们应该用铝本位来代替金本位才好！ 梅隆自己对于金属学一点没有什么知识。美国炼取铝的方法，是距今四十八年前奥柏林大学（Oberlin）一个毕业生叫做荷尔（Charles M. Hall）所发明的。奥柏林大学没有大的炼炉的设备，他不能再进行实验。有几个波斯顿（Boston）资本家帮他的忙，但是六个月之后，觉得于牟利的目的相差太远，反而怪这位青年科学家叫他们上当。后来荷尔经过不少挫折，得到金属专家汉特（Alfred E. Hunt）的赞助，凑足二万圆办了一个实验厂。经一年后，荷尔每天已能炼取五十磅的铝，每磅售价两圆。但是经费仍然不够，于是汉特便求助于梅隆。发达科学的念头不是梅隆的脑袋里所有的东西，但他却很灵敏地觉得铝可以用来发财，虽则在当时他也许还料不到这个小小的金属叫做铝的，后来竟会使他发着那样一笔大财。于是他便组织一个百万圆资本的公司，大赚其钱。 不但专利了炼取铝的方法，而且用种种威吓利诱的手段霸占铝矿和营业，造成唯我独尊的局面。后来到了世界大战时，更是资本家千载一时的发财机会，梅隆的美国铝公司靠着它的坚强无比的组织对战争大大热心地“服务”，在美国和加拿大所附的工厂都全部加工制造，据估计当时出品中有百分之九十是用来帮助所谓“文明的国家”彼此厮杀，他老先生却很安适地大装其腰包，金圆源源不断地往他的联合托辣斯公司里用铝制成圆顶的宝库里送！由该公司试验室的发现，据说特别炼成的铝，可代替铜来制造枪弹，因此在美国就用了大宗的这种金属，应制造枪弹的需用。不但枪弹里用得着铝，就是“冷空气的机关枪”也须用铝来制造“散射器”（Radiator）。有一种化学混合物称为Ammonal的，是用铝粉和阿莫尼亚硝酸（amomiannitrate）合制而成的，是战争中所需用的爆炸药。含有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七的铝混合物，可制兵士用的战帽。 战斗飞机上用到铝的部分也很多。所以战争愈惨，他的发财机会也愈好。他的那样几于无限量的发财，当然不肯对社会作什么公开的报告，但据金属业年报的估计，梅隆的铝公司在一九一七年的资产已达八千万金圆，而其成货的市价竟达一万五千万金圆之巨。所加的资产都是由利润得来的。不但无数万工人的血汗是这大富翁的成分，而且那无数万死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无辜群众，也做了这大富翁的牺牲品！（梅隆所经营的钢铁业，在世界大战中当然也是一个发大财的工具，现在只得举一反三，不能详述了。）梅隆的财富好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但是他所玩着的最初的雪球却是他的老子替他准备好的。 他的老子虽是读法律的，在他的故乡辟资堡却是一个高利贷者。又娶了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在辟资堡的郊外获得很重要的区域，叫做东自由（East Liberty），后来城市发达推广，地价暴涨，他便坐享其成。最初他做着好几个大公司的律师顾问，后来他自己也组织公司。有钱和做官往往发生连带关系，他还做了十年的法官。在一八一七年他开了一家银行，名叫梅隆银行（T. Mellon & Sons Bank），由高利贷者而加上一个银行家的尊号。他的儿子小梅隆十八岁就随着他的父亲做地产生意，银行既开，他便加入他的父亲的银行，学得利用金钱来发财的技术。 梅隆的财富和战争发生密切关系，上面已略为谈及。美国的南北战争使老梅隆一跃而置身百万富豪之列；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又因大运用其金融来大做军火生意，使小梅隆成为华尔街银行家里面一个要人，辟资堡的主子。说也有趣，老梅隆只喜欢在战争中发财，却不喜欢参加打仗。在美国内战时期，他曾有信教训他的儿子，这样说过：“只有毫无经验初出茅庐的小子才去当兵。你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将来你总能了解而且相信：一个人尽可无须冒险他自己的生命或损坏他自己的健康，可以做成一个爱国者。有许多较少价值的生命，或其他因爱当兵而去当兵的人们。”这几句话真是妙不可言。但老梅隆总算说老实话！资产阶层统治的国家，要提倡爱国主义以便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冒险生命”或“损坏健康”的“有许多较少价值的生命”或“因爱当兵而去当兵的人们”去替他们打仗，使具有“较多价值的生命”的人们一方面可保全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一方面又可以大发其财，这真是再妙没有的上上策了！ 小梅隆在世界大战时候，财富的突进的增加，可谓不辜负老梅隆的这番“庭训”了。 铝和钢铁等产品在世界大战中帮助梅隆获得大量的利润，那是很显然的事实。关于大战中所用的爆炸药的利润，还有一件颇有趣的事情。 柯迫斯博士（Dr. Heinrcich Koppers）是一个德国科学家，在大战前到美国创办一种焦炭炉（Coke Oven）；他所创制的这种焦炭炉，在煤炭炼成焦炭的时候，能利用所发生的煤气造成副产物，不像旧式方法要耗废掉这煤气。当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梅隆觉得爆炸物又是发大财的东西，而制造这种爆炸物的原料，恰是柯迫斯博士所创制的焦炭炉里所省下的煤气副产物。于是他引诱柯迫斯和他组织一个资本一千五百万金圆的焦炭公司，即称柯迫斯焦炭公司，把新公司的股本三十万金圆给柯迫斯，算为买了他的专利权的代价，此外一年给他薪金一万金圆，叫他在公司里工作。梅隆自己便和协约国代理人大订其一本万利的合同，不知给他赚了多少去。但是柯迫斯拥有三十万金圆的股份，为数虽还不及梅隆的资本，在梅隆仍觉怏怏不乐。 一九一七年美国加入世界大战，通过法律没收德奥两国在美的财产，连专利权在内。梅隆的掠夺机会又到了，他立即报告政府，说柯迫斯焦炭公司有德人的股份和资产，结果被没收后拍卖，当然一切都是他做的鬼。他只费了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以后便是他独占的发财的机关了。大战结束之后，他仍继续办那些煤气工厂，号称公用事业，有许多办工业的，家用的，都是他的消费者。这公司在一九三一年的资产已达一万七千七百万金圆。他又扩充地盘到纽英格兰，另设一个东方煤气烧料公司资本二万零三百万金圆。这个新公司在一九三一年一年中的利润就达五千七百七十五万金圆之多。所谓柯迫斯博士者，只有眼巴巴地望着了。 梅隆还做过多年的美国财政部长，这是大家知道的。他捐助了一百五十万金圆做共和党的运动费，共和党上台后便拥他出来做财政部长。他做了部长的最重要的成绩是不但使他自己更发财，而且使美国的其他资本家也更发财！他到任以后，就主张要使美国经济恢复常态，须把在大战时期政府所收的“公司利润税”归还给各公司，而且要大减“所得税”，结果由他归还的“公司利润税”三十万万金圆，这里面当然包括了他的许多公司收入。其实就美国工会和农民的立场看去，世界大战已使各资本家大发其横财，据估计自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一年（这年即梅隆开始做财政部长），美国各公司所获的利润竟达三百八十万万金圆，美国人弄出一个“财神菩萨”来任财政部长，结果是给他自己一个更发财的机会！ 梅隆这位大富豪的富，上面已说个大概了，他对于工人的态度是极端主张长的工作时间和低的工资。在一九三三年，据本薛文义亚州的“苦工调查”所露布，梅隆的许多铁工厂里的工人夜班要做十一小时半，女工的工资每小时只有一角八分。依罗斯福的什么复兴计划，他至少要付每小时三角的工资，但他有广大的神通，用种种方法躲避隐瞒。工人要罢工吗？要反抗吗？国家的警察和军队都是立在梅隆的方面，你又奈他何呢？他的钢铁业，煤业，和铝业的无数的工人所居住的小镇，都是贫民窟，这无数贫民窟的后面便是他的计算不清的财富之所由来。在这些城镇里面，他有私人雇用的侦探和警察，有机关枪，泪弹，以及其他的战器，一切的重要机关都在他的手里。在这样压迫之下，还是时时有着工潮。他常常整批地开除工人，换用更便宜的黑种工人。国家权力的机构保护着他个人的尽量牟利！ 当然啰，富豪的阔是可以想见的，他的离婚费用了二百万金圆，他的女儿爱沙（Ailsa）出嫁时是盛极一时的“百万金圆婚礼”（Million dollar wedding），她所戴的一条珍珠颈饰就值十万金圆，分给她女儿的财产是一千万金圆。有的资本家有时也肯拿些钱捐助所谓慈善事业，梅隆除捐些款子给教堂外，此外却是很吝啬的。 我们略讲了梅隆怎样成了富豪之后，可以看出在剥削和个人牟利的组织里，他可说是无孔不入地努力着抓住任何可以发财的机会，他不曾创造财富，只是利用所得的利润再得更多的利润。这是他个人的历史，也可看作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 但是创造财富的工人阶级一天一天地抬头，历史是在剧变的时代了。 [book_title]六　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 我们看着关于纽约——所谓“世界上最富的城市”——全景的相片，尤其是有鲜艳的颜色点缀着的。只见着一群一群的摩天高楼和其他外观也像很宏丽的洋房矗立着，从这表面上得到的印象，也许要使人觉得这真是一个世界上最富的城市！但是我们真到了纽约里面细看之后，才恍然明白，在这全景相片上有许多房屋，在外面看去，虽有洋房的形式，好像和别的洋房差不多，在实际却夹着贫民窟的区域，内部是简陋不堪，许多人拥挤在一个房里住，一所破旧的公寓里就拥挤着几十个人家。龌龊和贫穷是结着不解缘的，这些贫民窟里面的龌龊，是不消说的。但这些内部的情形却都不是在相片上的那些房屋的外表所能看出的。 要谈谈纽约的贫民窟，先要略谈纽约的街道的分布情形。纽约（门赫吞）的街道，除少数部分的例外，很容易认识。他们把南北的街道称为“路”（Avenue），由东算起，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等等到第八路。（这里面也略有例外，如第六路和第七路的中间有个Lenox Avenue，第八路之后还有其他不用数目称名的几条路。）东西街道称为“街”（Street），由南而北，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等等，直到二百余街。所以在纽约寻路，仅仅知道第几街还不易找，最好要知道近第几路。重要的几条地道车和悬空电车都在这几条“路”上。例如第七路和第八路都有地道车；第二路，第三路，第六路，有悬空电车。 且说沿着第二路由南而北的两旁，都是贫民窟所在地，这部分的地方统称为东边（East Side），和东伦敦齐名。此处所谓“名”，虽也是著名的意思，但却是以穷苦著名！你要看这个“名”区，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设法寻得劳工界朋友的介绍，到这里面一二人家去访问，藉此视察一下，可看见椅桌不全，拥挤不堪和内部破烂陈旧的情形。一种是“鸟瞰”，可乘第二路的悬空电车，由南而北，若干英里的遥远地带，左右顾盼所望见的都是贫民窟的房屋，由窗口望进去，也可以瞥见内部的苦况。处身次殖民地的我们，想起“洋大人”，总以为他们都是最讲究清洁的，但是在这些贫民窟的破旧屋里看看，却可以看出他们的穷苦阶层也无力顾到什么清洁。 尤可注意的，是当你乘着悬空电车“巡阅”这好像“一片汪洋”的贫民窟的时候，同时可以望得见第五路和公园路（第四路的上半段的名称）的富豪的高耸云霄的宏丽大厦，和贫民窟的破烂房屋相对照，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型的写真。你听说美国人的地址是在第五路或是公园路，便知道他家里是很阔的了。（富豪住宅区是在第五路的上段，下段是充满着纽约最阔的大店铺。）像我这样的穷小子，虽能到贫民窟里去钻进钻出，原来却没有资格到第五路或公园路的阔人家里去瞻仰瞻仰。 但事有凑巧，在莫斯科参加美国全国学生同盟所领导的旅行团时，所认识的很相得的许多美国男女朋友里面，却有好几个是纽约百万富豪的子女。他们都是受过最前进思想洗礼的大学生，观念已和他们的父母背道而驰，说也有趣，他们有的竟利用他们父母的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给“同志”们举行大规模的聚会（大多数是替最前进的组织捐款）；或利用他们父母的精致讲究的书房，给“同志”们开秘密会议！ 这是题外的话，且说记者和他们既有“旅伴”之雅，所以竟得参观了好几个公园路上很阔的人家，那内部设备的华丽，起居饮食的舒服，我没有闲笔墨替他们描述，而且也难于描述其万一，所可比较的是这些阔人家的享用和在贫民窟所瞥见的凄苦状况，一是天堂，一是地狱。这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靠着剥削他人血汗所获得的利润；一方面是靠着出卖劳力来勉强过活。第二路一带的破陋房屋里拥挤不堪，第五路公园路的大厦不但是很宽舒，而且到了夏季有许多是空着，因为阔人们还嫌不风凉，还要离开这些大厦到更风凉的名胜之区去避暑。其实纽约最大的公园——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所占区域之广，由第五十九街到第一百零十街，就紧贴着公园路和第五路，占着最好的区域，可是贫民窟的人们苦了还要苦，阔人舒服了还要舒服。 纽约东边的贫民窟，还是穷苦的白人的区域，比这些白人的贫民区域还要苦的是纽约的黑人区。这黑人区叫哈尔冷姆（Harlem），所占区域颇广，由第一百零十街起到第一百三十街，东边达第二路，西边达第七路和第八路的东边。哈尔冷姆的黑人居民约三十万，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黑人区。这些黑人穿的也是西装，说的也是英语，一切都极力摹仿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但是处在这样生活程度很高的社会里，越穷的就越苦，现在他们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失业队伍里面，其窘状可以想见。有好几条开着各类商铺的马路，我仔细看看，虽然满街来来往往的都是“黑炭”，但是商铺里的商人却都是白人（除有极少数的饮料店尚由黑人经营的），据说黑人大都是穷乏的，出不起较大的资本开店，所以只得让白人来开店，他们自己就只知道消耗，这样更使白人多着尽量剥削的机会。你望望马路上驶来驶去的电车，里面坐着的是许多“黑炭”，而开车的却全是白人。店铺的规模和货物，都不及纽约其他白人的区域的好。横插在各马路间的较狭的横街，便都是黑人们的住宅区。这些街上常常散播着垃圾，有数十成群的黑孩子，衣服褴褛，面孔龌龊，打架的打架，掷球的掷球，把街道做了他们的斗力场，或运动场。各家门口常站满着闲散无事的黑人，妇女们便靠着沿街的窗口看街，你由这些窗口向内望望，可看见里面的拥挤龌龊比东边纽约的贫民窟还要厉害，这并不是黑人一定不及白人的清洁，却是因为他们更穷，也就是被剥削得更厉害。 在美国北方的黑人虽有些事情比南方的黑人自由些，例如在地道车里或悬空电车里，黑人也可以坐，和南方黑人和白人要分开坐的已不同，但是白人对黑人分畛域的事实仍然很多。你在一般的社交场所，菜馆里，戏院里，都极少遇着黑人。尤其是住房子，黑人就只有往黑区里钻。哈尔冷姆的商铺都是白人经营，已如上面所说，房东当然也都是白人（虽也有极少数的黑人做地主），他们便利用这种情形——即黑人只有黑区可住——对黑人作加紧一步的剥削；黑区的房屋尽管比东边纽约的还要坏，而租金却比较大得多。据调查的结果，黑人所得的工资比白人少百分之七十，而房屋租金却要比白人多出百分之二十。因此他们往往要用收入的一半到租金上面去。在别的地方，房屋坏了，房东有修理的责任，在哈尔冷姆却不然，房东只知道坐领租金，房屋需要修理的时候，完全不关他们的事情！ 据说这黑区的房屋有一半是没有浴室的，还有一半虽有浴盆，却非经修理不能用，而房东却永远无意修理。他们很聪明，知道黑人除了住在黑区，搬不到什么别的地方去，而黑区的房屋却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分别的。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的黑人，付最贵的租金，住最坏的房子。黑人既住在最不卫生的最拥挤的区域里，死亡率当然要特别的高，试以肺痨病为例，在哈尔冷姆黑人的死亡率就约等于五倍于白人的死亡率。因贫穷的缘故，黑女卖淫的遍地都是，黑人患梅毒的竟九倍于白人的数量！ 我们常听说纽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一个大城市，谁料得到在这“文明”的大城市里有着这样一个“人间地狱”！ 但是这个“人间地狱”，在纽约可以买到的一本《纽约的完备指南》（“Complete Guide to New York”）里面，却把它列为“有趣的地点”（“Points of Interst”）之一！ 在这本《指南》上陪着哈尔冷姆一同列入“有趣的地点”，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便是在纽约的唐人街——中国人聚居的一个区域。我到纽约不久，即特为到这“有趣的地点”去看看。原来只占着两条街道，一条是莫特街（Mott Street），是安良堂的势力范围；一条是皮尔街（Peel Street），是协胜堂的势力范围。（都在第二路贫民窟的南段。）安良堂和协胜堂之所由来，据说最初中国人因穷困已极，不远数万里跋涉到海外来谋生，又因移民律的限制，都是独身而来的，无家可归，工作余暇便赌博嫖妓，往往吵闹打架，便由其中较有势力的一派人（做生意多赚了几个钱的），组织一个安良堂，一面可以藉此剥削会员，一面可以包庇烟赌。后来又有一派人组织协胜堂以谋抵抗，各据一条街，不但包庇烟赌，开烟馆赌场的都须纳费，就是四五十个由中国设法输入的妓女，也受他们的包庇。 这两条街虽有美国的警察统治着，但金圆帝国要的是金钱，两堂的土劣可和警察勾结着牟利。听说有一个时期，有一位纽约的新市长想取缔唐人街的赌窟，掉换全班警察，但警察很容易用钱买，尤其可笑的是当“取缔”时期内，赌场“掮客”不得不有相当“掩护”的办法，臂下夹着一大叠中国报纸，嘴上用中国话大喊“楼上开摊”，中国字外国人固然看不懂，就是大喊着的中国话，他们也莫名其妙！此外各“堂”的“当局”还能暗中雇用“打手”（当然只用来对付本国“同胞”），树立“土劣”们的威权；打死了人又可利用“堂斗”来大大地“中饱”一下，因为进行“堂斗”以及“进行谈判”等等把戏，都是“堂”的领袖们随意支配费用以入私囊的机会。许多在海外的劳苦侨胞从血汗里赚到的几个钱，竟受着这些“镀金的土劣”多方榨取。受着很大的压迫。 这唐人街约有五千人，失业的已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街道有一点和哈尔冷姆相同的，是常可见到满地散布着垃圾，闲人很多，在两旁人行道上三五成群的闲散着。你可以遇着有些人向你说着广东话，告诉你“楼上开摊”，那便是赌场派在马路上的“掮客”。我遇着一个在这里行医的中国西医某君，他说到他那里看病的侨胞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花柳病。 据熟悉纽约情形的朋友某君说，有广东的某女子年约二十几岁，颇具姿色，在唐人街做私娼，盛的时候，每月可得数千元，每两年回乡一次买田产，买后再来。不久以前被一个美国流氓绑去，一夜强迫接客七十余人（夜度资当然全归这个流氓），痛苦不堪，有一天从窗口跳下逃去，脚已跌断，幸而后来医好，冤则无处伸，这也算是文明世界的法律保障？我到纽约时，这个妓女还在，本想找她谈谈，问问当地做妓女的详细情形，可惜终于没有工夫去。 有一小部分侨胞已渐渐地移到哈尔冷姆，因为可避免“堂”的勒索。记者曾在哈尔冷姆看见好几家中国人开的店铺，店口玻璃窗内稀稀地排着一些中国的国货——如中国的罐头食物等，——楼上不是烟馆，便是“开赌”的胜地。妙在中国的文字特别，在店门玻璃窗上尽管大写着中国字：“楼上开皮”，或“宁波床七架”（这句子很奇特，据说是烟榻的意思），美国人就是看了也莫名其妙，“同胞”看了便知“问津”。（警察当然还是勾通的。）在纽约的中国人居然也有一个李某成了百万富豪，但就一般说，中国人总是和他们的贫民“为伍”的。可是中国人只是做做小贩或小商人，并未能真正参加他们的劳工界，这是在美华侨前途发展的一个大障碍。说来话长，以后谈到旧金山更大的唐人街的时候，当更详尽地分析在美华侨的前途。 我和诸位谈过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的华尔街，天字第一号的美国富豪，现在又略略解剖了这个最富城市的几个可以特殊注意的区域，诸位想可恍然于资本主义社会代表型的城市的大概了，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那便是美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推动力，也是以纽约为最紧张。他们的大本营都在东边纽约南段第十三街和第十四街一带。例如他们的机关报《每日工人》，他们的书店工人书店，以及其他机关，都在这些地方。近第十四街的联合方场（Union Square）是他们示威运动的大广场。这种示威运动几于每星期六有。他们的最前进的组织的分子，在纽约的虽然不过几万人，但是同路人和同情者竟因一二年来的飞跃进展而在百万人以上。所以每遇重要示威运动，往往数万人或数十万人，具着满腔热诚来参加。那声势的浩大，好像海倒山崩似的！遇着这种时候，你倘有机会亲到联合方场去看看，便可以知道他们新运动的澎湃汹涌的气概。 我也常去旁观，觉得他们那样团结的奋发的精神，实令人受到很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和一位美国朋友一同去看看，他认得参加示威运动的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小姑娘，她的父亲是个前进的工人，她自己是一个“先锋队”的队员，对于美国的革命运动当然是十二分的热烈。这位美国朋友顺便把我介绍给她，说“这位是从中国来的新闻记者”。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小姑娘听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很急切而殷勤地问我：“你是从我们的中国（Our China）来的吗？”我听了发怔，因为不懂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看见我呆了一下，也许发觉我有些不解，很和爱地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中国。”我才知道她的意思；那时的我，实充满着兴奋和惭愧的情绪。 很有趣的是有些资本家遇着重要些的这类示威运动，乘着非常讲究的汽车到联合方场来凑热闹，汽车停在那里，他们就坐在汽车里远远地听着示威运动者在空场上的激烈演说，倾听那些热心革命运动的人们翻箱倒箧地痛骂资本家的种种罪恶！我看这些“面团团腹便便”的人物，外面虽装作镇定的模样，心里也许在那里感到发抖罢！ 尤其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那些热心革命的男女青年和壮年对于有关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务的“服务精神”。无论是在每日工人报馆里做编辑，做访员，做女书记；或在工人书店里做职员；或在其他附属机关里做职员，比起其他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关，薪水尽管少得多，而工作却反而劳苦得多，大家却非常兴奋地干着，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很认真地不顾辛苦地干着；有的家况好些的，就自愿地完全尽义务。（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在莫斯科认得的几个美国富豪的子女，就完全尽义务，非常热诚勤奋地替革命运动干着许多劳苦的职务。）就把推广革命的机关报——《每日工人》——来说吧，你在街上可遇到不少男女学生，穿得很体面，却夹着一大堆《每日工人》，夹在报贩里兜售着。这都是在校课余暇，自愿替前进的组织尽义务的。我在美国最被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亲见的事例很多，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book_title]七　金圆王国的前途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巨擘。对于挽救日趋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它的努力的程度，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中，亦可算是一个“巨擘”。我们记得，在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面，经济恐慌的形势已渐露着端倪，为着要想挽救危机渐显的资本主义，所谓工业“合理化”的运动盛极一时，而这个运动的第一先锋要推美国。所谓“合理化”，是用最低限度的努力，获得劳动的最高限度的效率，也就是在美国至今尚在盛行的所谓“加速度”（“Speed up”）。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资本家愈讲究“效率”，劳工被榨取的程度也愈尖锐，这且不去说它。若说藉此来消除经济恐慌，却是药不对症，因为生产力尽管大大地增加，而大众的消费力（或购买力）一天减少一天，反而增加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市场间的矛盾。 可是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即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前，美国还自诩是“新资本主义”。所谓“新资本主义”，是根据于“大众消费”和“高的工资”。他们以为美国工人所赚的工资比任何国都高，工资既高，大众消费的能力也随之而高，而且他们还有许多便于购买的新花样，如“分期付款的购买”（“installment buying”）等等办法。在一九二九年大难到临的前几个月，在美国还出版有一本书，叫做《使个个人都发财——工业的新目标》（“Make Everybody Rich—Industry's New Goal”）这真是经济著作中的一种“奇书”！它的主要内容是：“今日美国的工业领袖都明白工业的目标是要使个个人发财。发现这个事实……发现在经济上实有采用高工资的必要，就是这些领袖自己……不但繁荣可得安定下来，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阶级的统治完全消灭于无形了。” 但是才过了几个月以后，工业的“目标”竟由“使个个人都发财”一变而为开始使个个人都贫穷了！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报告：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全国的生产总量减低百分之三十七；各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全部收入减少百分之四十（有些工业部门的工人，仅工资一项减少至百分之六十）；至于物价的低落，更不可胜数。（物价因不景气而低落，仍为大众购买力所不能消纳。）到一九三三年的三月，失业人数估计达一千七百万人，各地公家的救济机关已无法维持；工业的生产指数低落至五十九（以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为一百作根据），建筑低落至十四，工厂雇用的指数低落至五十九，工厂所付工资的指数低落至三十七，运货火车的运量指数低落至五十；农民的一块金圆的购买力仅值半圆，总之，美国资本主义的危象可谓已有了露骨的表示。这已很明显地不是什么“合理化”所能补救，也不能再把什么“新资本主义”的自尊衔头所可解嘲的了。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头脑托辣斯”（“Brain Trust”）于一九三三年起所苦心设计的“复兴计划”即所谓（NRA），便是要努力拯救在这样没落中的美国资本主义。记者于今年五月间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还在闹着NRA，一直到现在，还闹不清。他的这个复兴计划倘若果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那末资本主义大可“万寿无疆”，社会革命未免多事，所以这是视察美国的人们所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 据罗斯福自己所说，复兴计划的目的是“要增加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由此使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能得到市场，工业（按即指资本家），劳工，和公众（即指一般的消费者）都获得利益。雇主，工人，和消费者，在政府所设的各部内都有代表；这三方面的团体和政府，都须顾全全国人民的利益，把此事看作他们的主要的责任”。 怎样可以增加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呢？该计划首先注意于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在他们看起来，这件事似乎很简单，农民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只要农民的购买力能够恢复起来，繁荣的恢复是不难的。怎样能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以集中人才的“头脑托辣斯”想出的办法却也简单。他们认为只要由政府给农民以津贴，叫他们减少耕种的亩数，由此减少农产品的产量；农产品的产量既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便可增高，农民的收入可由此增多（？），购买力不是可以增加了吗？ 讲到美国的农业，它更是近五十年来——自美国内战发生到世界大战的结束——非常发达的事业。美国东部的资本家要使西部的农业区域和工业化的东部成为相当的联系，利用他们所左右如意的政府极力允许宏量的农业计划，加以种种提倡，尤其是共和党政府当权的时候。后来在世界大战期间，因协约国，后来也参加战争的美国自身，都需要大宗的食粮和毛棉织物，所以更发达，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七年间，加入耕种的新地达五千万亩之多。因为数十年来特别提倡农业的结果，生产的效率大增，生产量当然也随着大增。据美国农业部长瓦雷斯（Wallace）一九三三年的报告，倘若利用耕种曳引机和收获机，一个种麦的农民能耕种一千亩地，供给两千人的食粮；倘若利用新的谷种，肥料，以及有效率的轮流收获的办法，那末要供给全国现在粮食的需要，可将耕地从十万万亩减少至七千万亩就够了；倘若普遍地利用收拾棉花的机器，那末现在一人能照料的二十亩至四十亩的地可增到一百亩至二百亩。（生产力可增加百分之四百！）其他部门的农产品的出产效率，都有相类的突增，这里不想多说了。 但是因为大众的购买力锐减，生产效率愈大，愈不得了！农产品尽管大跌其价，还是卖不出去。在罗斯福的复兴计划中特有“农业调整律”（即所谓AAA），设立“农业调整局”，重要的办法即是上面所说的，给农民以津贴，叫他们减少农业的生产！（这津贴的经费也并不是政府掏腰包，是另行征税，还是由消费者担负的。）其实农产品价格虽因出产量减少而有相当的增高，但经过金融资本的剥削，农民得不着什么好处，且因日用品的价格也增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一天天地低落，要使他们的购买力增高，仍然是个梦想！半饥饿的劳苦大众实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而政府却奖励农产品的减少，为的也不过是要使金融资本家多获些利润罢了。（美国农民的田地都押入银行，无异做了金融资本的卖了身的奴隶，说来话长，这里不多讲了。） 罗斯福的复兴计划，除了想“复兴”农业的繁荣外，还想“复兴”工业的繁荣。他用减少农产品的产量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事实上是没有办到。讲到工业，他也是要使工人增加购买力，怎样可以增加工人的购买力呢？他想用什么“计划的经济”来规定各业的“最多限度的工作时间”（Maximum working hours）和“最少限度的工资”（Minimum wages），意思是要使工人的工作时间不要过多，可以使其他失业的工人得到工做，并使工人的工资不要过少，由此可增加他们的购买力；同时禁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关于这些，都有所谓“法规”（“Code”），由各业和政府商定好的。 这在表面上看去，似乎不算坏。但实际上全不是这回事。复兴计划办事处所借重的顾问部便是工商界的“大亨”，所谓“法规”都是这些“大亨”手订的，劳工方面没有插嘴的余地。他们在这些“法规”里加上许多“但是”，例如童工可以不许用，“但是”在某种情形下可用。最大限度的工作时间和最少限度的工资，在实际却成为最小限度的工作时间（即至少须作这许多时间的工）和最大限度的工资（即至多只有这么多的工资）！有的连“法规”所定的条件都完全不顾，向政府作虚伪的报告。（这种规避“法规”的大亨，他们称为“Chiselers”，已是很流行的名词了。）工人敢告发吗？老板可藉其他口实打破他的饭碗，求业不易，有碗苦饭还是暂时吃的好，只得“埋头苦干”！在“先进的国家”，各资本家的工厂或大公司都有严密的侦探组织，专门用来对付工人的。政府机关得到他们的报告，大做其统计，其实是在那里耗费着时间！大家也许要问，政府就不敢干涉吗？这答案也很简单，因为这些“大亨”们便是政府的“后台老板”！ 他们最初都表示赞成这复兴计划，一部分是“有恃无恐”，一部分也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有些资本比较小的厂家，所以能和大厂家竞争着，或勉强并存着，是靠着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工资，小规模地“苦干”着，各业有了所谓“法规”之后，“小亨”无法规避，不得不关门大吉，剩下的就只有横行无忌的“大亨”了。所以复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成就是玉成了不少“专利”（monopoly）的大资本家。等“专利”已到手，他们便向罗斯福捣乱，说复兴计划应该取消。 复兴计划实行后，失业工人得到位置的诚然有百余万，但都是把原有工作的工人时间腾出一部分（工资当然也依比例减少），给失业工人去做。结果是大家吃不饱。至于“大亨”的利润，那却是丝毫不许动的。美国名律师达罗（Clarence S. Darrow）曾对此事作详细调查研究，他的结论是：“政府对利润的获得加上一层保障，这不是计划的经济，这只是替剥削行为加上更巩固的强迫的组织。” 但是说来有趣，罗斯福的工业复兴计划里一方面固然巩固了资本家的组织，一方面却于无意中引起劳工对于他们自己的组织的奋斗。因为在这计划里，有一条很著名的规定，那就是“第七节A项”（原文为“Section 7‘A’”，这已成了研究美国劳工运动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情）规定工人有“集体交涉”的权利，他们有自由权选举他们自己的工人代表组织工会。当时各“大亨”何以允许有这条的规定，我曾问过好几位对此事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前进的经济学者，他们以为当时因全国银行倒闭风潮，各工厂及大公司都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工潮澎湃，各“大亨”心惊胆战，不得不暂时有些让步，因为他们也怕横决不可收拾，于他们是究竟更不利的；一部分也因为他们已打算组织什么“公司工会”（“Company union”亦可译意为“御用工会”，将来谈到美国劳工运动问题时，当再详细提出研究），以为抵制，所以觉得无妨试试看。 但是无论如何，在以前工人要组织工会，总是受到很大的磨折，自有这规定后，工会组织竟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起来。因为工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纷纷组织工会，据美国全国总工会的报告，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该总会已发出七百张新工会的执照。加入国际工会的人数也突然增加，在从前组织工会极困难的工业如钢铁业，汽车业，纺织业，车胎业，煤油业，和铝业等，到此时都纷纷组织工会了。有些“大亨”还敢倔强反对，工人们就不客气，用罢工的手段来对付。加入这些新工会的会员大抵都是青年的，热烈的，勇敢的工人，他们不知道老工会的领袖们的忍耐的妥协的方法；对于雇主的不法的举动，非达到改正的时候，决不轻易放过。他们的斗争不再受老工会领袖的领导；遇有事故的时候，全受着他们自己所举出的罢工委员会来主持。总之，美国劳工的团结精神，比以前进步得多了。 这样的趋势，不但“大亨”大惊，就是复兴计划办事处的要人们也非常担心！所以当时执大权的约翰逊将军（General Johnson）对总工会演说，反对得很激烈，他说：“在罗斯福计划之下，工人们用不着采用罢工的手段。”但是依热心劳工运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大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对劳工的气概！所以后来约翰逊被人看作美国有组织的工人的敌人。 其实在罗斯福和约翰逊等也确是为难，因为一面要顾到“大亨”们的利益，提高他们的利润，同时便不得不牺牲工农，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了。复兴计划的全部分，在本文里虽然还未完全谈到，但就所谈到的要点看，至少可以概见这计划的捉襟见肘，走投无路的窘况了。 最有趣的是罗斯福的复兴计划原要调和美国社会的敌视，而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反而大大地增加了美国社会的鸿沟，一方面有着有组织的资本家，一方面有着有组织的工人，两面的对峙，好像两个对垒的阵营。这在美国的前途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美国的前途怎样？劳工运动的怒涛一天一天地在继长增高着，没落中的资本主义者是否能起来作最后的挣扎，挽救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对劳工的组织作尽量的压迫，利用国家的机构以求保存日暮途穷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倘若是这样，那是有一个时期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路。即使法西斯的运动不能在短时期内抬头，而劳动阶层的抬头的客观条件还未成熟，那末资产阶层还要利用他们的资本主义的组织向外争夺市场，对远东和南美都必须作进一步的掠夺，以维持他们的残喘。倘若他们的劳工运动在政治经济上的领导工作有飞跃的进展，那又是另一种局面了。美资本主义的前途，大概不出于这三条路吧。 [book_title]八　美国劳工运动的大势 记者在上节《金圆王国的前途》一篇里，曾经提起罗斯福的“复兴计划”里有所谓“第七节A项”（“Section 7‘A’”）的规定，这条规定和美国劳工运动的最近趋势，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现在就接着从这一点谈起。这一条的重要内容，可用一句话来包括它，那就是“雇工有组织的权利，有由于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从事集体交涉的权利”；换句话说，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有选举自己所要选的代表替他们向雇主作集体交涉的权利。这一条规定是在法规上公然承认工人享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劳工的新的大宪章”（new Magna Charta of Labor）尤其是官僚化的美国总工会的领袖们，更口口声声说这是他们的大胜利。我在前次已说过，以前工人要组织工会，总是受到很大的磨折。自有这规定后，工人们便利用这个机会，纷纷把工会组织起来。就这一点说，似乎可以说是工人的大胜利。但是我们如仔细研究美国劳工组织的实际情形，便知道这条规定仅仅是劳工藉为斗争的工具，他们能否获得这样自由权利的真正享受，还有待于他们的更进一步的斗争，并不是有了这个条文，他们便得和和平平地，安安稳稳地享得到这条所规定的权利。关于这一点，需要较详的说明。 我在上次也曾经说过，当罗斯福提出这条规定的时候，各“大亨”所以肯允许，一部分因为当时全国银行倒闭风潮汹涌，各工厂和大公司都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工潮澎湃，各“大亨”心惊胆战，不得不暂时放松一些；一部分也因为他们已打算组织什么“公司工会”（“Company Union”），译意也可称为“御用工会”，作为抵制。所谓“御用工会”，它的最普通的组织是由雇工的代表和厂方的同数量的代表，共同组织所谓“联席会议”，这“联席会议”的主席对会议有很大的权力，总是由厂方的人来担任的。对于这样的工会，工人方面说不到“加入”工会，往往是由厂方出一个布告，说自从某月某日起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这样一来，凡是这里面的雇工，都成了当然的“会员”，你“加入”不“加入”根本就不成问题的了！这种工会的选举是由厂方召集几个“公认的领袖”，其实就是特别“忠”于厂方的“公认的走狗”，组织选举委员会，包办一切，厂方当局为避免工人成功“联合阵线”计，就用心把工人们分裂开来，不许一致有选举权，有年龄的限制，有国籍的限制，有服务时期的限制，有的还加上教育程度的限制。 至于被选举为“代表”的，那限制就更严了，例如服务的时期就还要加长；因为新来的工人，他们可审慎视察一番，如认为有激烈倾向的，在有资格被选为“代表”以前，就先被开除掉。经过这种种的限制后，厂方所得到的工人“代表”都是些“公认的走狗”，在美国人所谓“真正的唯唯诺诺的脚色”（“Real yesmen”）。厂家所以苦心孤诣地组织这种好像悲喜剧的工会，当然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压迫劳工，尽量地剥削榨取；一方面可以傲然宣示于社会，说这个工厂或公司也是很忠实地遵守着政府提倡劳工运动的法规——所谓“第七节A项”。现在美国究竟有多少这种“御用工会”，还没有正确的统计，因为有些厂家是讳莫如深，不愿意受人调查的。据一九三五年最近的调查估计，全美工会会员四百二十万人中，有二百五十万人是属于“御用工会”的会员。 这样看来，全部工会会员中，竟有过半数的会员是被“御用工会”所操纵，这个事实在美国劳工运动中不可说不是一件很可注意的情形。据美国全国工业研究部所报告，在有一次所调查的六百五十三个“公司工会”中，有四百个是在罗斯福“复兴计划”实行后才成立的。在法规上公开承认劳工有组织权，有自选代表执行集体交涉权，这原是罗斯福“复兴计划”最得意的一个特色，同时也是和政府狼狈为奸的官僚化的美国全国总工会的领袖们替政府歌功颂德的一件事，而一仔细研究其实际，却是这么一回事！在旧社会制度下，要想实行这个有益劳工的计划，要想实行那个有益劳工的政策，说来尽管好听，在实际却只是纸上空谈，甚至在表面上使人看看“像煞有介事”，而骨子里却完全是个道地十足的骗局；因为“大亨”们所牵着线的政府，根本要仰着“大亨”们的鼻息，所谓“桀犬吠尧”原是一件不足怪的现象；只有劳工者群自己手里的政权，才能真正实行有益于劳工的计划。我们一方面看着有些人替罗斯福“复兴计划”大锣大鼓地吹着，一方面再看看所谓“御用工会”的潜势力，应该更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教训罢。 其次和美国劳工运动有着很重要关系的是美国全国总工会（英文原名为American Federations of Labor，通常简称为“A.F. of L.”）。这个总工会，一向是落在官僚化的领袖们的手里。该会的前任会长甘迫斯（Samuel Gompers）就高唱“工业民主”，他所谓“工业民主”，说来很特别，是主张工会和厂主合作，希望由此替工人们建立一个天国！他于一九二四年死去的时候，厂主们得到他合作的利益不少，工人们的天国当然还未曾建立起来！接他的手做会长一直做到现在还占着那把交椅的，是一位叫做格林的（William Green）。格林在美国已是一位妇孺皆知的名人了。他走马上任的时候，有一位“大亨”宣言：“格林先生是一切人民的代表……他并不激烈。他是为着一切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我们在他手里，可以觉得安稳无患的。”这位“大亨”确有先见之明，因为格林和他的一群自从把持着全国总工会十多年以来，最大的功绩便是努力帮助“大亨”们压迫罢工，使得他们“安稳无患”。 其实这班所谓全国总工会的领袖们并非有所爱于那些“大亨”，根本是把劳工界做自己的“资本”，有时也要发出即将罢工的宣言以为恫吓，发着一大笔财，便乘风转舵，劳工界的“下层群众”愿意与否，在他们并不重视的。（关于劳工“领袖”的贪污行为，简直不可胜举，William Z. Fos ter著有“Misleaders of Labor”，叙述颇详，可供参考。）我在上面用着“一群”的字样，又用着劳工界的“下层群众”，这是很含有重要意义的说法，美国的政治内幕，原是由“一群”人把持着，在后面牵线的是若干“大亨”，在前面露脸的是若干有意识或无意识中供奔走的大小人物。他们这“一群”在政治上所造成的铜墙铁壁，确好像不易攻破的城堡。我仔细研究美国官僚化的全国总工会的领袖们，也发现他们在劳工界的把持一切，也有他们的“一群”，也有他们这“一群”所造成的不易攻破的铜墙铁壁，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真相简直如出一辙。 他们的包办选举，有他们自己的操纵一切的特殊组织，有他们压迫反对者的秘密组织，有他们自己的侦探和打手，有他们的麻醉“群众”的巧妙笔墨，真是具体而微，和金圆帝国的政治内幕可以分庭抗礼。同属劳工界，所以又有“下层群众”之分者，是因为在官僚化的劳工组织里面的领袖们和他们的左右的亲信者，领着巨额的薪俸（像格林的会长薪金，每月听说有四五千美金，“外快”还不在内），来往的都是阔官僚，生活的豪奢阔绰，已成了“劳工贵族”的另一阶层，和一般工人在生活的享用上简直是完全脱离了关系。所以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竟产生少数的“劳工贵族”和多数的劳工“下层群众”的区分。现在美国的统治阶层对付劳工运动中革命的倾向，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利用这少数的“劳工贵族”所把持的劳工组织，抑制多数的劳工“下层群众”，好像仿照某帝国主义想尽方法利用“以华制华”一样，他们是在想尽方法，利用“以工制工”！ 照上面所说的情形看来，好像美国的劳工运动简直是漆黑一团，在很悲观的环境中旋转着。这又不然，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是他们的黑暗的方面，而且是已在一天一天加速没落中的黑暗方面，因为数年来美国劳工界“下层群众”的积极斗争，光明的方面已在很迅速地显露出来了。这光明方面的情形，是我这次在美国最觉得感动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现在不妨大略地提些出来谈谈，藉此可以看出美国劳工运动的最近趋势。 由于前进的组织对于劳工运动的努力，又因为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后，“大亨”为着要保持他们所得的利润，对于劳工的待遇一天苛刻一天，以前受着麻醉的工人也渐渐觉悟了，于是其中比较有奋斗精神的工人便利用原有的“公司组织”的机构，同时受着前进组织的指导和种种协助，居然要实行他们的从前等于虚设的“代表权”了。“大亨”当然不答应他们对于工作待遇改善的要求，这样的失望便使他们感觉到有自己组织工会的必要。因为只有自己组织的工会，才能用斗争的方法来求得工人的利益，才能用集团的力量来实行集团的交涉，他们在事实上感到这样的迫切需要时，便要英勇地用全体罢工等等手段来奋斗了。 结果便产生真能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而“御用工会”便自然立不住了。现在的趋势是“御用工会”一天一天地退却，确能代表工人自己利益的工会一天一天地增多。这种藉实际的斗争，来暴露“御用工会”的真相和欺骗的行为，他们称这方法为“由内拆穿”（“boring from within”）。他们并不是开始就另外组织一个工会，却是利用原有的工会——虽则是“公司工会”——来斗争，用实际的斗争来打碎这虚伪的组织，用实际的斗争来暴露这虚伪的组织给一般工友看，再由实际的斗争中产生真能为劳工谋利益的组织。 关于对付官僚化的全国总工会的办法却也很巧妙。自从“第七节A项”的法规条文宣布之后，新工会的组织纷纷地大增，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御用工会”，和全国总工会是不相联系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和全国总工会发生联系的新工会，有一部分是加入原有的老工会（即各业的分工会），也和全国总工会发生了关系。这样一来，老的工会和总工会里面却添了不少的新的血液，因为新加入的青年会员是充满着生力军的力量，前进的组织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原有的工会里，集中前进的分子组成左翼，领导着全体伙伴为劳工利益作积极的斗争。一九三四年竟成为“罢工年”，一年中罢工事件竟达一千三四百起，劳工用斗争的手段来求得组织的绝对自由和待遇的改善。 格林在以前对于发动罢工或收回罢工，原可以叱咤风云，伸缩如意，现在就很感困难了。当我在纽约时，各报正载着格林对新闻记者宣言要肃清工会里的前进分子，大有怒气冲冲的气概，但是大引起各分工会的反响，说他如果这样胡闹，大多数都要退会，看他怎样！结果这位不可一世的格林大有周转不灵的苦衷，只在嘴上说说，终究不敢下“肃清”的毒手。更有一层使他为难的，从前统治阶层所以极力拉拢他，是因为他们还能利用他和他的“一群”来操纵劳工的“下层群众”，因为他有所要挟；现在他一再地发空头支票，不能兑现，统治阶层对于他渐露着厌倦的意思。对于他已渐渐地表示失望，所以这个“工业民主”和美国“政治民主”同样地一天一天在那里捉襟见肘，露出马脚了。 在已有组织的官僚化或“御用化”的工会，前进的组织正在多方运用“由内拆穿”的方法；对于还未组织的工人，前进的组织便努力于建立新的工会，主持的总机关是工会统一同盟，它和全国总工会最不同的地方，是它公开地领导着工人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很英勇的奋斗，从不像全国总工会的领袖们总是私自和雇主们关着门讨价还价，用“秘密外交”的手段，弄些什么把戏，根本不让工人们知道。 除工会统一同盟所领导的最前进的劳工运动外，近两三年来还有一个趋势，那便是“独立的工会”也很快地加多。这种独立的工会不属于全国总工会，也不属于工会统一同盟。有许多是反对全国总工会而改组的。有不少这种独立的工会，是受着工会统一同盟所鼓励协助而成的，渐渐地都有加入工会统一同盟的可能。 以上关于美国劳工运动最近的大势已说得差不多了。简单说一句，御用的工会和官僚化的工会是一天一天地没落，确能代表劳工利益的组织却一天一天地加速地发展着。其中尤以美国西岸码头工人的劳工运动为目前美国劳工界的急先锋，我到旧金山时曾加一番视察研究，感觉到异常浓厚的兴趣，当另作一文报告。 [book_title]九　美国的失业救济 失业原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副产物。在美国就是在华尔街最繁荣的时代，据最低的估计，至少也有两百万的失业者。那个时候，因受着资本主义宣传的麻醉，大多数的工人还相信个人因失业而遭受的窘境，全是由个人的不勤于工作，或至少是由于个人的倒霉，绝对想不到这凄惨的现象后面，实伏有社会制度的大缺憾。那时对于失业的救济仅是属于私人的“慈善”事业，实行其所谓“个别事件”（“Case Work”）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旨是主张当前的美国社会制度根本没有什么错误，只不过有些个人不能使他们自己适应于当前的“完善的”社会制度罢了。再说得明确些，这意思就是：因失业而穷困，是由于个人的过失，除怪他自己外，不能怪别人，于是他对于利用他而获得利润的阶层，以及维持资本主义的政府，都没有要求救济的权利。这样一来，失业的救济只能仰着所谓“慈善机关”的鼻息了。 在实际有许多慈善机关对于失业也不肯救济，例如美国的红十字会有几百万金圆的存款，对于失业的救济就干脆地谢绝，理由是该会的救济只限于“上帝的行为”（“An Act of God”）所造成的天灾！前总统胡佛宣言失业救济是地方的问题，应由地方政府的机关设法，和中央政府是不相干的；而在地方政府方面，却宣言破产，无力担任：这样你推来我推去，而一千六七百万的失业者和三千万的倚靠他们的家属，继续地在饥饿线上滚着。这些失业者和倚靠他们的家属，总计起来，约在四千五六百万，占美国全国人口约三分之一，这已不能不算是严重了，此外还有无数虽勉强有着职业，因工资锐减，生活标准因之大大地减低，还未算在一起。 直至一九三三年的五月，美国中央政府才第一次被迫实行失业救济计划。这里所谓“被迫”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一国全部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在饥饿线上滚，劳工阶层的狂潮是迫在眉睫，是一件很显然而可虑的事情。于是统治者为避免更大的危机，不得不勉强实行失业救济的办法。自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共用去了三十亿金圆，充作失业救济之用。在统治阶层的代言人固已振振有辞，说“全美国的失业救济金每秒钟要费五十八元，每分钟要费三千四百元，每小时要费廿万零八千元，每月平均要费一亿五千万元”。他们提出这样的话，目的在表示：如果救济的经费能减少，或不再继续，那省下来的一笔款子也就可观。 但是我们如作较详的分析，便知道这笔款项是二千二百三十余万的成人，妇女，和孩童的生活的唯一来源。（还有相等数量的失业者和他们的家属，因种种苛刻条件而被拒绝于救济之外，换句话说，这笔款项所顾到的，只是因失业而遭难者全部人数中的半数。）这样说来，就是那些幸而获得失业救济的人，每月平均只分派着六块美金，每日为着粮食，衣服，住宿，医药费等等，平均只受到两角钱！在美国南部劳工运动较弱的地方，平均每个工人全家每月只得到七块零九分金洋。这在美国的生活费用，仍然是在半饥饿中过活。我们常听见有人极端赞美“文明国”对于失业救济的可佩，调查实际的情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就是在这已往二年中所用去的三十亿圆的救济金里面，因在罗斯福“复兴计划”之下，生活费用突增，有工无工的工人所付的种种“讨厌”税（“Nuisance” taxes）表面上说是补助失业救济之用，实际上无异仍从失业者的腰包中再挖出来。（美国购物要付这种附加税，故担负仍在一般消费者身上。）不但如此，三十亿金圆的数目似乎不小，但在此同时期内，美国工人因工资减少以及工资全失所受到的损失却达四百五十亿金圆之多！三十亿金圆和四十五万万金圆比比看！资产阶层的聪明总算不可及，俗语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资本主义对于失业的救济，总是把负担加在一般大众的身上，他们自己还是不拔一毛的。 就是这“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一些半饥饿的救济，比之资产阶层的利润，以及上面所已说过的，劳工方面因工资减少或失业而受到的巨大损失，固然已令人感到相差那样远，但是仅仅这些，如果认为是“大亨”牵线的统治阶层自动地拿出来，那还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就是这一些的获得，也是出于斗争的结果。这一点实在是值得研究劳工运动者的特殊注意。当世界经济恐慌开始发生以后，在美国并没有政府主持的救济失业的机关，只有少数慈善机关的偶尔施与，这是上面已提到的。 后来经济恐慌愈益尖锐化，失业人数一天一天地增多，向来做点缀的慈善机关也不再“慈善”下去了，而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也你推我辞，莫衷一是，便由前进的政党来在各地组织“失业会议”（Unemployment Council），领导着工人们对于失业救济作积极的斗争，举行无数的“饥饿队”（Hunger March），每次示威，多到十来万人。少亦一二万人，藉集体的力量作大示威运动。在“失业会议”组织下的工人常常要和警察冲突，被捕入狱的往往以千计，打伤的更不可胜数。尤其是领导这种运动的领袖们，受着种种威胁和蹂躏，仍冒险进行，毫不退却。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和三月间，在纽约因参加失业示威运动而被拘入狱的就有一千余人之多。 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同一事件而被拘入狱的亦达九百人左右。在同年三月六日举行国际失业运动大示威以前的一个月中，纽约当局防卫异常严密，屡用武装军警的痛击和流泪弹的乱射，繁重的罚金和拘捕监禁的严厉执行，可是参加这示威运动的工人群众，还达一百万人之多。直到了一九三二年，经过屡次的积极斗争，工人对于失业有要求国家救济的权利，才算建立了起来。凡是组织有“失业会议”的城市，都不得不允许有失业救济制度的存在，就是在有些地方虽然还没有“失业会议”，当局者也受到影响，先实行“预防的计划”，免得在该地又要发起英勇的失业运动！ 当然，失业救济既是资产阶级所牵线的统治者出于不得已的办法，他们时时想取消，或是再把经费减少，使他们可以更多榨取些。所以各处“失业会议”所领导的失业运动需要继续不断地斗争，否则就是已争得的一些失业救济，仍随时有失去的可能。这种斗争先发动于各别的事件，渐渐推广于一城，由各城推广于一州，现在已推广到全国的范围了。每次斗争的目标都集中于全国的失业和社会保险的要求，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注意到失业救济的严重性。罗斯福选举的时候，这运动已风起泉涌，统治阶层知道终须实行一种由中央主持的救济办法，无法再闪避的了。 现在美国的失业救济固然是很不彻底的，但还是由于劳工界团结着起来斗争取得的。 有了失业救济的机关，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你只要是失了业，就可以到那里去登记拿救济金，但在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我在纽约的时候，对于失业救济局曾作较详的视察，并得友人介绍，和好几位在救济局工作的美国朋友详谈过几次。这类事情，他们本来不愿对外国人托出和盘，幸而是由思想相投的好友介绍，所遇着的这几位工作者也是思想比较前进的青年，所以能尽所欲言。据说失业者要得到救济金，真够麻烦！在你去登记以前，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要证明得出你已真正到了饿荒的境地，要做到你所有的钱都用得精光，你所有的帮助都完全消亡，你没有任何保险，如果有，也要先以贱价把保险单出卖，把卖来的钱用光再说；你如有一个亲戚有事做，那也是个问题，因为你先要求他的帮助，例如倘有一个阿哥有事做，做妹妹的就很难得到救济，至于阿哥肯不肯救济，那是不关救济局的事，总之你非真是到了绝路的时候——有时你真到了绝路，在救济局方面是否认你确已到了绝路，还是个问题——你没有到救济局去接洽救济的资格。这第一步已够麻烦了，而且即是做了，究竟能否得到救济局的认可，究竟能否得到救济金，还是不敢说有什么把握！ 其次便是到救济局去晤谈，在那里等候的就是一两百人，每人谈话，由职员登记（每个救济局里大概有三四个职员问话，女的居多），至少在半小时以上，你要一天一天地等下去，也许要等三四天才轮着。登记表的繁屑，问话的噜苏，可使你七窍冒烟！她问你一切的问句，问到你的宗祖，问到你的父亲或母亲的亲戚的亲戚。有一天我和几位在救济局工作的美国男女朋友谈到这样的情形，有一位女友笑着说：“真够麻烦！简直好像要追问你为什么要从你的娘胎里生出来！”据他们说，美国人都认为这类麻烦的诘问是侮辱人格，为着饥饿所迫，充满着一肚子的气愤，仍不得不去受这种侮辱；有的情愿饿死，不愿去！在这些和我谈的几位朋友里面，有一位还建议，说我如有意尝尝这种问话的滋味，可装做一个已“到了绝路”的可怜虫，到救济局夹在那许多可怜虫里面去听听，才领会得到真正的苦味。他叮咛我，说真要去尝试的话，要注意穿上一套破烂不堪的旧衣服，增加你的寒酸无告的穷态，否则连问话的机会恐怕都不给你！ 这样地烦闷的等候和“侮辱”的问话费了你好几天的时光，幸而你得到救济局的考虑，才由该局派出调查员从事调查，遍访你的雇主，你的近亲远戚，并须证明你在该区住过两年的时间等等。这调查须经过两星期，然后你才知道究竟是否有被救济的资格。如果有，你可以得到若干不死不活的救济金；如果得不到，那末以前所经过的一切麻烦，都是白做的。颇有趣的是女子可得的膳食救济金比男子的少（男子每两星期可领三元五角，女子每两星期只领三元三角），似乎很能肯定地断言女子都比男子吃得少！ 但是这样经过麻烦的“侮辱”的手续才可得到（有的也还得不到）的一点不死不活的救济金，在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仍时常觉得不合算，罗斯福在去年一月里就在国会宣言：“政府必须废除这样的救济把戏。”我去年五月里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正在努力“废除这样的救济把戏”，代以在大众的舆论方面认为“新的罗斯福的饥饿方案”，这“方案”的内容，非本文所能详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工作救济”，现在就把这一点再提出来谈谈。 所谓“工作救济”，即由政府拨款实施公用事业的设计，由此使失业的人们能得到工做，把以前的救济金取消。我到美的时候，报上登的，各人嘴上谈的，正是罗斯福批准拨款四十八万万零八千万圆，充作“工作救济”的经费。这样大的气魄，在我们穷措大的国家看来，似乎不得不为之一惊！但是如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知道实际却不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 第一点，美国政府便可因此卸脱对于失业救济的一切责任。政府根据这个新的方案，宣言只能替失业中一部分有业可得的人们（即在新方案中所能给与的职业）负责，其他不管。据这个新方案的“工作救济”，就是全部实行，至多不过能使三百五十万人有工可做，其余的一千二百万的失业者便被归入“无业可得”之列，可谓生死由他生死，政府我自为之！ 第二点，在新方案里最注重的“设计”是所谓C. C. C.（原文为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性质略似德国希特勒所设立的“集中工作营”）。这种工作营在表面上是参加建筑公路开辟荒地等等工作，在实际上却是把许多青年聚拢来施以军事训练，以作世界大战厮杀的准备。原有一千四百六十八个这样的营幕，现有加到二千九百十六个，人数加到六十万人。 第三点，在表面说，这个“工作救济”能容三百五十万人，使一部分失业者存着立可得业的幻想，在实际上只把有关于备战的工作尽先实施，所以劳工方面的失业救济，并不能得到什么裨益，解决更无从说起，而且关于工作上的经费，是由“大亨”们所办的公司向政府包办，物料的购买和贱价劳力的利用，最大部分的经费还是装入“大亨”们的腰包里去。 第四点，这个新方案里所定的工资是所谓“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平均每月不得过五十元，最低的每月只有十九元，每小时只有一角二分。这在美国的生活程度，又是半饿中的生活。同时是替“大亨”们“代雇”贱价劳力，而且使各私人所开的公司厂家也可藉口减少工资，破坏劳工运动，莫此为甚。结果一句话：救济失业吗？越离越远，反而替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工作救济”这名词多么好听！一分析其实在的内容，却又是那么一回事。这倒合于中国俗语所谓“换汤不换药”！ [book_title]一〇　“赶快” 常听见有人谈起美国人的讲究效率，总引起人们的歆羡，以为这真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情；但是经过一番视察研究之后，才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引人歆羡称道不置的效率，也只是一种剥削的利器。 一般称为“效率”的这个名词，在美国劳工界有个很普遍而非常耳熟的代名词，叫作“Speed－up”，意译起来，也许可以叫做“赶快”。这个名词，你和美国工人谈起，他们是最切齿痛恨的。“赶快”是“资本主义合理化”（“Capitalist rationalization”）的核心。所谓“赶快”，是由雇主所聘用的专家依着所计划的方法，在机器上增加种种特制的机件，在工厂的布置上增加种种紧凑的安排，使工人的工作速度非常地增加，也就是使工人对工作特别“赶快”。这样的“赶快”法，使每个工人都得不到丝毫的松懈，使每个工人都在极快的速度中做得筋疲力尽，劳瘁到死。这样的“赶快”法，能用高速度尽量榨取工人的劳动力。这在雇主方面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更多的财富。在工人方面呢，所得的结果是更艰苦更迅速的工作，更多的危险和更短的生命，更多的减工和更多的失业，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少的休息期间，工资的更甚的减少和生活程度的更甚的减低。 自“赶快”法替雇主增加不少利润以来，工人的生命随着缩短。据统计所示，美国工人的死亡率比普通人的死亡率高得多。在四十五岁和五十五岁之间的年龄，几高一倍半；在五十五岁和六十五岁之间的年龄，高一零三分之一倍。雇主一方面用加紧工作的种种方法，实现其所谓合理化，一方面也尽力使工人加长工作的时间。因为工作的过于紧张，体力的过于疲劳，工人每天所能做的时间原不得不有限制。但雇主仍然尽力使工人所做的工超出这种限制。遇着工人做到吃不消这种速率，或是身体做坏了，常常易于疲倦，那在雇主方面的解决办法很容易，把他辞掉，换一个新人来就是了。 雇主可雇用青年工人；当他们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藉最紧张的工作来利用他们的劳动力，由此大大地增加他的利润。等到他们在这样高速度的紧张工作之下经过几年而身体虚弱起来了，他们便被他一脚踢出，毫不费事，因为做雇主的原不负顾全他们身体或生活的责任的。劳工运动费着九牛二虎的大力，争得较短的工作时间，而雇主们却利用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办法，“赶快”起来，使劳工运动所争得的结果，大为减削，工人的切齿痛恨，是当然的。 “赶快”的方法，除利用运送机（Conveyor），运送原料的设备，以及更紧凑的联动机等等的工具外，也利用件工或其他方式的引诱方法，使工人“赶快”。做多少件，拿多少工资，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雇主决不肯让你便宜，只要他算一算你由件工积得的工资比前多一些，他便把件工的每件工资减少。工人要想维持他们的收入，不得不更拚命地“赶快”。你越“赶快”，老板越得其所哉，而你的工资因“赶快”而略高的时候，他又可以用减少每件工资来暗中制裁你。所以终究一句话，工人们就只有为老板的利润拚命的份儿！ 在皮带和运送机用得普遍的地方，连这样的件工引诱法都无须用，因为这些皮带和运送机的迅速流动不息，就自动地强迫着工人不得不按照高度速率做，自然地限定在每小时必须做完若干件工，否则只有滚蛋。 “赶快”法和失业的增加也有着重要的关系。雇主们既实行“赶快”法，利用工场的合并，紧张机械的设备，工作程序的紧凑，便有大批的工人被解雇了。从前一百五十人做的工作，因“合理化”而特别紧张以后，一百人就够了，当然有许多人是用不着了。同时生产既比以前大大地增加，大量的生产品卖不出去，为顾全利润计，又不得不大大地裁人，失业的危机更形尖锐化了。现在美国的大量失业，和“赶快”法既有这样显然的联系，所以经济学专家便加上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技术的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意思是说，由于技术的进步，反而增加了失业！ 自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工业的合理化有着长足的进展。最显著的是在大规模的制造工业方面。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二十年间，每个工人的生产量的增加，只较前多百分之四点七；而在一九一九年后的八年间，竟较前多至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就平均说，在一九二七年每个工人的生产量要比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增加半倍以上。这种统计数字虽然已可惊异，但还只是“赶快”的开始，自从不景气愈益尖锐化后，“赶快”法也紧随着开始它的更残酷的力量。 资本主义的“赶快”法，汽车工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部门的工业被称为“青年的工业”（“youngmen's industry”），因为只有青年能一时抵挡得住那样飞速的工作。汽车工业的老板们尽量雇用年青的工人，用飞速的工作榨取他们的劳动力；一到了四十岁或四十五岁以上的，便被榨得干瘪无用，被无情地辞歇。在这类汽车工厂里，有的是残酷的皮带和凶横的工头。只要由工头轻轻地用手指在开关机的扭扣上一触，皮带转动的速率立刻增加，在受着这些皮带所推促的工人们便疲于奔命地工作着。有些地方，皮带的转动飞速地进行着，工人要聚精会神，一秒钟都不能离开，一秒钟都不能略略随便一下。据丹因（Robert W. Dunn）在他所著的劳工和汽车（“Labor and Auto mobiles”）一书里所报告关于汽车工厂的情形，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每小时经过一根皮带的马达有四十个之多；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每小时经过一根皮带的马达有六十个之多。你可以想象，站在这类皮带旁边做工，有着怎样手忙脚乱的紧张情形！ 在福特的一个汽车工场里，曾把三条皮带并成一条迅速的皮带，以前每分钟要九个人造成十二个汽缸，这样一来，只须六个人。在一九二〇年，一个福特汽车工场每星期可造成两万五千辆汽车；在一九二五年，用同样的机器，每星期可造成三万一千二百辆汽车。凡是福特所设立的各厂，都是要尽量榨出工人最后一滴的劳动力。别的工厂的招工人员曾这样宣言过：他们不愿招用曾在福特工厂里做过工的工人，因为他们在福特工厂里做过五年到八年的工，总要送去了半条命，不能再担当得起什么较重要的工作了。汽车工业的“赶快”突增，也是在大战后的现象。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较前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竟较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在同时所用电力的增加却较前来得慢。在后来几年里，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反而加多。 钢铁工业是另一个例子。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铁生产量较前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三十九之多；而在一九一九年以前的二十年间，只增加百分之九十三。在钢铁工场和轧床工场，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八年间，和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二十年间所增加的一样。在好些工作方面，现在两个工人做的工作，在几年前要十四个工人才做得完；现在七个工人炼的生铁产量，从前要六十个工人才做得完；炼钢炉旁的工作，现在一个工人做的，抵得过从前的四十个工人；卸下生铁的工作现在一个工人可抵得过从前的一百二十八个工人。这种种速率的增加，有几种工作，一部分虽也由于机械的更大的利用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