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西滢闲话 [book_author]陈西滢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14371 [book_dec]中国现代作家陈西滢的散文集。其中的篇目首先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后于1927年成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内收文74篇。在集中作者对于20年代中国社会的众方面进行了批判和评价。内容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批评类,包括《粉刷毛厕》、《五卅惨案》、《中山先生大殡和我的感想》等篇,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国内外政治事件的态度;一是文明批评类,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冲突》、《罗曼·罗兰》、《中国精神文明》、《民众的戏剧》等篇。反映的是他对国内外文化现象的评价。整个集子文字晶莹透剔,流畅自如,具有从容淡泊的风格。 [book_img]Z_14942.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打倒封建军阀，嘻嘻！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罢？ 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殡，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殡。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殡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么。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入孩提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 自然恢复的时侯，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并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供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book_title]第二章 民众的戏剧 凡是关心艺术，眼光明了的人，谁都相信中国的旧戏是应当改良的，新戏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也赞同这样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剧的人，我们以为大都走进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们只知道新剧，是要提倡的，他们却不问怎样的新剧是可以提倡的。他们不问一出戏是不是完全西欧的特产，里面的风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国观众的了解；他们更不问一出戏是不是改头换面的旧戏，只有旧戏的短处；没有旧戏的长处；他们只要看见“新戏”的招牌，便觉得义不容辞的应当往观了。他们也未尝不觉得坐在家里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闲谈有味得多了，但是为了提倡新戏，不得不做多少的“牺牲”。所以他们坐在剧场里恭恭敬敬，肃然穆然，挣扎着不让那与时俱增的呵欠，占据胜势，他们面上的神色，无异乎临刑，他们的前后左右也大都如此。 自然旧戏场中他们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们高兴进去站一小时，（自然是说名角登场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剧场不过中国的一种交际场，又当别论）他们一定会很奇怪的看见一般的观众，目瞪口呆，摇头摆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剧中，忘记了一切忧闷劳苦。忘记了他们自己。 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你们要民众舍弃了消忧忘愁的旧剧，来随了你们去“牺牲”，上法场，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走的是不是死路？你们怎样会得到民众的赞助？ 也许一般热心新剧的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看到这里，又要勃然变色，痛骂我们为顽固，为“好古”，为提倡旧剧，为排斥新剧。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受罪，牺牲，是惟一提倡新剧的路径。我们相信新剧是应当提倡的，但是又相信必须能给人愉快的新剧方值得提倡。我们不信旧戏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很值得戏剧家的研究。总之，我们相信活的戏剧，好像活的树，不能随随便便的改植在水土极不相似的地点，我们相信我们要栽树，先须研究那地方的土质，气候，湿度，我们要创造戏剧，先须研究人民的思想，习惯，嗜好。 为什么旧剧的魔力那样的大？因为旧戏不仅是纯粹的戏剧，它是有丝竹歌唱的，它是有合节奏的举动，合条理的舞蹈的，它是有鲜明夺目的衣饰的。所以中国的旧戏在戏剧的艺术以外，包含声的艺术，色的艺术，动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件不简单，没有一件不粗陋。现在的新戏，只有“文明戏”还能够比较引动观众，而这种“文明戏”，不过是没有音乐，没有颜色，没有合节奏的动作的旧戏，它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幼稚可笑，不亚于旧剧，却又不像旧戏，没有别种艺术来补救，怎样能不相形见拙呢？ 所以戏剧的将来至少有两条路。一种是纯粹的对话剧，自然这须是有趣味，有艺术，有意思的对话剧，不是冒牌的改头换面的旧戏。可是我们恐怕二三十年内，这种戏剧只会博得少数知识阶级的赏鉴，所以很难成良好的职业的组织。至于民众的戏剧，应当另走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如果新中国的艺术家，音乐家，戏曲家及诗人肯细心的去研究中国已有的剧曲，再合力制作自己的新品，把单调的音乐改为繁复有变化的，把简单的颜色化为优美相辉映的，把散漫的结构收成严密有精采的，把粗俗的字句修成文秀有风韵的，把男女分演改为合演的，那么旧戏自然而然的淘汰消灭了。 这种有做，有说，有歌，有舞，有声，有色的戏剧，就在欧美也非常的流行。所谓都无非是这一类的东西，它们号召观众的能力，比对话剧大得多。可是因为乐队，舞队，衣饰种种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需要，也比对话剧大几倍，所以在东方的西洋人不敢草率的排演，我们也就没有瞻仰的机会。上星期三四北京的美术院和美国大学女友会居然在协和讲堂排演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感谢他们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机会。我们极失望的便是观众里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人家把美妙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还闭了眼不瞧一瞧，未免太对人不起了。也许中国人的不去，不是不愿去，还是为了不知道这回事。 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再有重演的时候。 去年美术院曾经排演过三四次对话剧，几乎没一次不给人很大的失望，今年的这出滑稽音乐剧比对话戏又麻烦的多了，所以我们去看时并不抱多大的希望：然而结果却给我们很大的满意。 这两天的西报上有一班荒唐的西人恭维这出戏的表演，无微不至，简直说它胜过了所有的欧洲职业艺员的表演，我们虽然觉得这种话幼稚可笑，可是很承认在数人的剧团，这样的成绩是不易得到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戏的导演者不胜的钦佩。 我们唯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似乎剧中的一部分演员没有了解作者的精神。Gilbert的作品在戏剧里面正好像图画里面的滑稽画，他的精神在离开平正通达的直线去走那离奇古怪的曲线，所以表演的时候，最忌写实的表情，不厌过火的举动。演大法官的君也很相近了，其余的演员，虽然有别种的擅长，在这一点很有些欠缺。 此外的小疵微瑕，我们不用，也不愿一一的指摘。但是有一处似乎有讨论的价值。lolanthe受了仙后的命令，不准再和她的凡人丈夫相见，大法官也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他们第一次遇到时，lolanthe以纱幕面，我想，第二次Iolanthe给她的儿子求情时，纱还是幕在面上的，直到大法官立意娶其子的情人，才把纱去掉，露出本来面目，所以大法官一见她立刻认识了。那天的表演，第一次遇面没有幕纱，想来是演员仓猝忘记了她的纱。第二次她明明带着纱，却没有幕面，想故意如此，我想是错了。 [book_title]第三章 哀思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的时候，我也杂在鹄立道旁的数万人中瞻望。我听了那沉雄的军乐，看了那在微风中飘荡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着的无组织，无秩序，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一枝白纸花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大多数是少年人们——我已经觉得心中一阵酸痛，眼泪便涌到眼眶子里了。 我想到我只见过孙先生两面，也是在民众对他表示他们的景仰的时候，不过那两次是欢迎，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国没有成立以前，孙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就是民国已经成立，那时的神话传说还并不减它们的势力。我还记得有一个冬烘先生在民国元年找吴稚晖先生求事——并且要在孙先生的临时政府里求一事——他说，他早就知道孙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孙先生乔装了一个施药郎中率了一只黑狗到常熟，被人识穿了。知县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 他们把孙先生团团围住了，孙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气，脚下便生了一朵白云，腾空而起，一直飞到上海跑马厅，才落下来。 这是他亲眼看见的。 那时我初进中学校，听了这种话，还不懂得笑，只觉着生气。可是我所知道的孙先生其实也模模糊糊的，只不过靠着些报纸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记载。此外吴先生那时有几句话，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到孙先生的伟大的人格。他说，革命党得了志，他们的面目全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有染着一些官僚习气的，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他又常说，孙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许多曾经在患难时背弃他的，现在来了，他仍旧一视同仁的看待他们。 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孙先生，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孙先生下野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下午特别到沪宁车站去，到时车站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那时弱小无力的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进门。我只好立在车站外的道旁人中等待着。在听见了欢迎声和军乐声的多少时以后，我便见几辆汽车慢慢的从车站出来；为首的一辆中，坐着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西服的人，他的温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头发，八字须子，一望而知是孙中山先生。他举起了高顶的丝帽，面上微微露着温蔼可亲的笑容，可是不几秒钟便过去了。 我第二次看见孙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后几天。上海新舞台特别演一晚戏，欢迎孙先生。那天楼上送人。楼下还是卖座，我那晚跟了吴先生，也坐在一个侧面的包厢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孙先生走进他的中间包厢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戏台后的演员，有的化装已完，有的还没有化装，有的化装方一半，也都出来立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把我的眼泪都止抑不止的叫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是《波兰亡国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约在戏台上的时候。还没有在中座包厢的时候多罢。大约因为觉察着我如此，所以吴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来向孙先生的包厢走去，我见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厢的后面便立住了。 我起先以为他同孙先生说话去呢，此时知道是让我就近处看看他。我就立在那里，一直到孙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厢中只坐着两个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眼光直注在戏台上。他的秀美的面容，优烂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一个书生政治家来。政治家像孙先生这样的有气魄而无架子的，我到欧洲以后还偶然见过，在中国可以说没有。 孙先生身后站立的人渐渐的多了，他走的时候，已经立满的是人。他见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 他的声音我还是没有听见过。 孙先生灵柩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正回想着民国元年的记忆。 四周的人一挤，把我挤醒了。我正见八九个孙先生的老朋友，老党员，抬着灵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我在人丛中挤了出来，归途想到我所见的都是下台时的孙先生。民国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的舞台，并且是下人生的舞台了——世界不是一个舞台么？相隔十余年，每次下台，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欢迎着或是哀悼着，孙先生之外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魔力？孙先生在国人心中的势力是怎样来的呢？我想，与其说因他的功业，还不如说因他的伟大的人格罢？ [book_title]第四章 小戏院的试验 记得民国前几年已经在上海看见过新剧。也许那时候的审判力不同罢，还不知是否隔了多少年的回忆总免不了带着感情的成分，总之我觉得那时的新剧也并不比现在的文明戏差多少。至于民国元二年的春柳社的试验似乎比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高明得多了。现在的新剧，从种种方面看来，还没有脱离——恐怕还没有到，襁褓的时期。这也不足为奇怪，因为戏剧，与他种艺术比较起来，需要的条件实在繁复而困难得多。 画师画完了他的画，不论是杰作，是涂鸦，便可以与世人相见了。如果他的画是脱尽旧派窠臼的杰作，所以一般的人都笑他，骂他，攻击他，唾弃他，至多不过使他不能依赖了他的艺术生活罢了。他的作品仍旧静候识者的赏鉴。如有好奇者，也随时可以去赏鉴。小说家写了一部小说，便多了付印的手续。可是印成之后，世人或因为不了解而不去理他睬他，至多也不过使他不能依赖他的艺术生活罢了。散处二十余省的万千人中，只要有寥寥数千人买他，读他的书，他已经不算失败。就使一个人都没有，他的作品也仍旧静候识者的赏鉴。如有好奇者，也随时可以买了来赏鉴。 戏剧可大不相同了。剧曲家编成的剧本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路程的第一段。仅仅读了剧本来批评一剧的优劣，未免好像仅仅到厨房里去看看菜蔬和作料便议论筵席的可口与否，同样的靠不住。（当然剧本也可以批评，尤之菜蔬作料也可以议论，不过不能当作戏剧和筵席看罢了。）剧本完成之后，第一要有适宜可用的舞台，第二须有能了解作者的意思而想出方法使这意思实现于舞台上的排演者，第三须有训练有素，善能表情的演员，第四，差不多最重要的，须有够程度，有知识的观众。戏剧的成功，必须有剧本，舞台，排演者，演员，及观众的合作，五件缺一样都不成。如果所缺的是第五项，用不着说，自然是完全失败了。失败之后，如有好奇者再要赏鉴一下，也就不可能了。 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看见的新剧达到了那一个条件，便自然明白我们配不配看到优美的新剧了。只有民国元二年的春柳社对于排演和表演曾经下过研究的功夫，可是既没有良好的剧本，尤其没有给以相当的鼓励和同情的观众，所以不久便烟火消灭，社员死的死，改业的改业，不改业的如欧阳予倩君不得不依赖旧戏糊口。平常所见的文明戏，不过是一种变相的，退步的旧戏。 此外只有各学校游艺会所演的戏，虽然维持新戏的名目，可是这种戏不是为了募捐，便专为自己的娱乐，并不打算作一种庄严的艺术的试验，观者也不能用正式艺术的标准去批评他们。只有剧本方面，近年来稍稍有些供献，如西林，洪深，欧阳予倩，蒲伯英诸君的作品，可是简直没有比较满意的实现于舞台的方法。 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信纯粹的新剧，在二三十年内能够得到一般观众的同情。可是不能因此便不谈新剧，因为我们同时相信有极小部分的人对于新剧是极怀好感而很愿意帮助它的进行的。新剧是可以谈的，不过提倡者应当认定他的目标，竭力的设法去满足这少数人的希望和企求，切不可同时去求平常观众的好感，以至彷徨中途，什么都不成功。我们相信目下最好的一条路，便是采用小戏院的制度。 小戏院的历史虽然不过四十年，在欧美的成绩已经很可观。 这是一种少数知识阶级的结合，在戏剧营业化的时期维持了它的尊严。因为戏院小，所以用不着大注的基金和常年费；因为戏院小，所以只须得有限的观众，观众既然有了看到他们爱看的剧本的机会，革新的，别开生面的剧曲家，排演家也有了让他们的艺术实现于舞台上的愉快。所以对于戏剧有热情的人，不论他是剧曲家也罢，排演者也罢，表演者也罢，还是仅仅的观剧者也罢，小戏院是他们的最方便，最合用的试验室。俄国最著名的莫斯科艺术院，原先是一个小戏院。德国最著名的排演者Reinhardt的种种艺术的试验，也举行于小戏院。所以我们现在如有一班剧曲家，排演家等等联合起来，组织一种小戏院的运动，实在可以代中国的戏剧开辟一条新路，非但爱好艺术者有了赏鉴欧美名作和国内作家的作品的机会，并且可以襄助种种的艺术的试验。 小戏院的运动居然到了北京了——可惜是欧美人的北京，不是我们的北京。二月二十四日北京英美人的小戏院团体在六国饭店举行成立式。那天演的有两出独幕剧，萧伯纳和Ba的（十二磅钱的神气，太平洋四卷六号有沈性仁女士的译本）这两出戏都非常的难演，最容易费力不讨好。用他们来开场，至少可以见这剧团的目的很高，气魄不小，他们的成绩却没有目的的高明。第一出尤其令人失望，大约是尤其困难的原故罢。这剧的主人翁是少年没有很发达的拿破仑；然而我们觉得剧中的拿破仑好像一个商店的经理。 那个深明世故，娴于辞令的意大利酒店主人也极不满意。饰女子的名字好像是俄国人，然而她的一口纯粹的英国话，已经很可佩服，而且颇能表示适当的神情。饰中尉的也很好。十二磅钱的神气比较第一出较为满意，因为里面的主角是极有才能的。可是除了她之外，其余的演员也平常得很。并且我们觉得他们没有能表演出的意思来。太会表现情感了，饰海理爵士的却太不会万现情感了，结果与作者的原意相反，把他的微妙俏皮的讽刺忽略过去了。还有一件可注意而有趣的事。第一出的人物都是法国人，而演者的声音笑貌，举止行动一点没脱英国气，第二出的主人海理爵士是十二分英国气的英国富绅，而饰他的倒很带几分法国的气息。 可是我们希望这小戏院积极的进行，不久便有更大的成功。 同时我们不免也要自己问一句，不知到什么时候，北京才会有我们自己组织的小戏院了？ [book_title]第五章 中国报纸的外闻 国内各报上占篇幅极多而最少得读者注意的，大约要算是国外新闻了。所以《现代评论》的时事短评里有了外事，就有人建议缩减或废止。这在一般青年方高唱打到帝国主义，而且把种种黑暗腐败的事实都归罪于列强的侵略政策的时候，未免叫人感着可叹而又可笑。同时我们也实在难怪一般人对于平常报纸的外闻不感兴趣，因为中国报简直不给读者以感觉兴趣的机会。我们自信对于国外的形势尚有部分之了解，然而每读各报的外事记载，常常摸不到诸事的头绪，不得不求助于西报。 我们可以说，中国报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成谬误。 随便举几例罢。 一天我们读到意大利的大文豪某某死了，我们自惭谫陋，实在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一位大文豪的名字同名的音乐家到有一个。 后来看了西报，知道所谓大文豪某某者果然原来把谱乐者弄成了文豪了。 一天某报标题“德上院外相之演说”而演说者的名字，又是英外相我们便觉得奇怪，英国外相怎样到德国的上院去演说呢？原来英外相在英上院演说，不过这电报是由柏林发出的罢了。 一天我们读到美国上院选举议长，我们又觉得奇怪。美国上院的议长是副总统的当然任务，副总统概由民选，为什么上院又选举议长呢？原来选举的不是议长。 又一天一个半中文半西文的某报说美国的现银增加了，可是看他的英文，增加的不是什么现金现银，却是国家的财富。 德国的阁，以致一般不认识洋字的先生奇怪怎样的前几年来中国的英国学者罗素会跑到德国去组阁。编报者不知道德国人把读成路德是可以原谅的，硬把Luther与Russell联了一家，似乎太没有常识了。 这不过随便举的几个例。读者各稍留心，随时随地可以发见许多同样的笑话。一个人读了这种新闻，自然无从弄清楚国外的事势，又怎样能感觉到何种兴味呢？ 我们并不希望在短时期内，中国报纸的外闻能够有欧美各报那样的清楚详尽。英美的大报纸非但编辑外事者是富有经验，深明世界大事的专家，并且世界各大城都有长驻久居与名流学者相接近的特派访员。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做到的，并且如果在今日做到，未免与各报纸的其余部分太不相称了，我们非但不敢希望这一层，我们并且不敢希望各报馆能有一位对于世界的事情有些充分的常识的外事编辑，因为我们知道目下各报之中，能够出二三十元雇一位认识洋字的先生帮一帮忙，选译一两段点缀点缀场面，已经是凤毛麟角，非常难得，其余的报馆不过把通信社的来稿依样抄录一遍罢了。可是世界的大通信社似乎用不着同样的节俭，尽可以请一两位有些世界常识的看一看他们的稿件。他们供给的是新闻，无论传实也罢，宣传也罢，新闻与古文的性质不同，不待大家看不懂才算得好也。 [book_title]第六章 独身主义萧士比亚兄妹 某女士在“妇女周刊”的某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还有那些可以结婚，而抱此独身主义者。例如萧士比亚兄妹二人？” 萧士比亚的传记虽然没有近代一般大诗人的详尽，然而经了无数考据家的研究，我们知道的还不算少。他自己非但十八岁便结了婚，并且结婚不满六月就生了一个女儿；在他二十二岁到伦敦去以前，还有一对双生子女。妹妹他是有一个的，但是她也嫁了一个姓Hart的人，并且替他生了三个儿子。萧士比亚同他的太太本来不大相得，某女士这样的解除了他们的婚约，他也许很感激某女士的善举，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妹妹，是否不满意于Hart先生，也许她不见得肯领某女士的盛情罢？ 近日出版物中的哑谜很多，有许多闷葫芦简直没法子打破。 这一个谜我可自信猜着了。兰姆姊弟所著的莎氏乐府本事是一本最流行的英文教科书，中国人得到的萧士比亚的知识，可以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从那里来的。兰姆姊弟实实在在没有结婚。某女士大约怎样的把他们姊弟二人记成了萧士比亚兄妹了。其实把转述故事者的历史弄到原作者的身上，还不算大谬。在今日的中国，有些作家，也许竟会把翻译这《乐府本事成吟边燕语的林琴南》先生的轶事，如代如夫人徵诗之类，放在萧士比亚的肩上呢。 我们再想一想，抱一个主义不一定实行那个主义；萧士比亚兄妹也许抱独身主义，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 [book_title]第七章 开铺子主义 徐志摩先生骂英国人，说“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主义”他实在是气极了！所以未免冤屈了英国人，因为讲起主义来，谁也没有英国人那样的多。萧伯纳，在他的名剧ThemanofDestiny里曾经说过： “英国人什么事督干，没有一件事太坏了，亦没有一件事太好了，英国人会得不去干；可是你永远不会听见英国人承认做错了事。他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主义的。他和你战争是为了爱国主义；他抢劫你的财物是为了贸易主义；他征服你束缚你是为了帝国主义；他欺负你是为了男子汉主义；他拥护他的国王是为了忠君主义，割去了他的国王的首级又是为了共和主义。” 这段话实在说得一点都不错。诸位如若不信，请举一件近事做个例。英国人参加华盛顿和会，都倡裁灭海军是为了和平主义，新近的要在新加坡设立军港又是为了！不，诸位如猜武力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新加坡建设军港，为的是保护英国在东方的权利，抵抗日本及美国，那是小学校的学生也想得到的，英国人那里会这样的浅陋？英国海军大臣Bridgeman氏新近郑重的宣言，新加坡建设军港，完全不带侵略的意味，因为英国最重视日美两国的友谊，断乎不肯稍抱侵略的态度，伤害二国的好感。所以新加坡军港的建设，原来是为了英日美友爱主义！这实在是我们平常人所意料不到的。这种表示友爱的方法与冯玉祥派兵把守溥仪和曹锟的大门，不准任何人出入，作为对于溥仪和曹锟尊敬的表示，同样的滑稽。 英国人的主义虽然百出不穷，里面却有一个是百川的源泉！ 大厦的基础。上面萧伯纳的一段话，虽然是萧氏的话，却又是萧氏放在拿玻仑口中的话，萧伯纳是十分懂得英国人的，拿破仑也是十分懂得英国人的，他自己有一句话就一矢中的，说的非常的透澈。他说“英国人是一个开铺子的民族”。英国人实在是一个开铺子的民族，他们的根本的主义便是开铺子主义。 明白了这个开铺子的主义，我们就不难知道包尔温先生为什么辞退了罗素与狄更生做赔款委员。这并不是因为“罗素与狄更生是信国际和平的，包首相是信帝国主义的”；也不因为“罗素与狄更生是信人权，人道，与自由的，包首相与他的同事是不信的。”如若信了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与自由可以促进英国的实利，罗素与狄更生也不至于被黜。实在的原因是因为开铺子的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的，罗素与狄更生却顾虑到别人的利益；开铺子的人要的是忠于自己的，他们两位先生偏喜欢帮别人的忙，开铺子的人是讲实际的事务的，他们两位先生却偏于理想的问题。 委员会里有了他们两位先生，非但不能便利事务的进行，还要增加许多捣乱的麻烦。 我们只要看一看英国政府对于赔款的议案，便可以明白他们的用意。赔款的用途，分为三项。第一，提倡中国的实业教育。 第二，在扬子江流域筑一铁道，大约自南京到四川，或西藏。第三，补助传教事业。这是何等的光明正大？中国人现在的缺点，就是实业不发达，所以提倡实业教育，造就专门实业人才是目前唯一的急务。而果这班人将来不得不实用英国的方法，聘请英国的技师，购买英国的机器，推广英国的商务，英国人也乐得帮我们的忙。造路又是件重要的事，尤其是东西的干线。如果说扬子江流域几乎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西藏几乎是在英人的掌握，造了路可以扩张英国在中国中部的势力，英国人也觉得是相当的报酬。传教事业尤其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国人的腐败无用，就是因为不信上帝，不奉基督教。如果说基督教是英国人侵略弱国的利器，推广商业的要素，英国人也可以笑着回答“你们得到了一个信仰，就亡掉了国家，也是值得的”。 罗素与狄更生不过是些会得白天做梦的理想家，那里会得想到这样的道理。人家说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不过是口头禅，他们却土头土脑的信以为真，人家说提倡教育不过是官样文章，他们却疯疯癫癫的高谈什么思想解放，意志自由。以前的内阁中人，如麦克唐诺尔德一班工党的首领，究竟是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下等人，所以也带三分傻气，会得请罗素与狄更生那样的大傻子当赔款委员。现在执政的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禅受衣钵的中上流社会的纯粹的英国人，怎么能不急急想补救的方法呢？ 我们记得在英国的时候，也写过文章，劝英国人退还我们的赔款。我们以为自己是十分懂得英国人的心理的，所以动之以利害，常常把美国来做例，说怎样美国退还了赔款，得到多大的利益。现在英国正要把赔款退还我们了，可是我们方知道，我们以前认识英国人还没有十分的透澈，看他们的开铺子主张还没有十分的清楚。现在我们真知道了可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book_title]第八章 “非利士第恩” 北京Y大学的学生新近排了一出英国近代名剧家王得尔的戏，叫‘少奶奶的扇子’广告也登了多天了，票也卖去了不少了，忽然宣告辍演，据说是因为时局的不安静。这缀演的广告和时局不安静的理由，不先不后，恰巧发现于时局比较安定的时候，自然引起了一班好事人的惊怪。后来一位知道内幕的朋友告诉我们，所谓时局的不安静，不出吾人所料，完全是表面的托辞，真正的原因，还是学校当局禁止排演王尔德的戏。 我们听说，禁止的原因大约不外乎下列的二种：（一）这剧本根本就要不得；（二）凡是王尔德的东西都要不得。 究竟艺术的作品是否应当用礼教的眼光去估度，是一个久经争论不决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讨论，并且我们没有忘记Y大学是教会办的，这个问题，也就似乎用不着讨论。我们要问的却是，这本‘少奶奶的扇子’是否离经（圣经）叛道（耶道，不是邪道，手民先生注意者！）提倡异端？是否宗旨不正？语涉淫秽？总而言之，是否与普通承认的礼教有不合的地方？可是，从这个观察点说来，‘少奶奶的扇子’非但可以不在禁止之列，并且大可以当得起提倡礼教的教会社会的嘉奖，因为这出戏，几乎可以说是一本劝善的册子，警戒少年妇女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么禁止排演这本戏的原因当然完全是为了他的作者不幸而是王尔德了。王尔德曾经犯了不名誉的刑事犯，坐了两年监，是不可隐讳的事实（其实假使王尔德在中国做了中国的诗人，他非但可以不坐班房，还大可博一个风流才子的美名！）我们也不欲代为辩护，我们也不要因为他在狱中写了悔恨痛苦之辞，便代求宽恕。我们觉得不能了解的是，是否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我们便应当把他所有的事都一笔抹杀？是否一个人的事业和作品应当用他两个人的私德做审判的标准？ 也许Y大学的当局以为“不以人废言”不过是异教中国人说的。那么，为了帮助他们贯彻他们的主张起见，我恭恭敬敬的向他们进一个条陈。我们听说，Y大学的学生在教室中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算外，近年来还年年都排演他的戏据说居然受了一部分教员的鼓励和赞助。这个端是千万开不得的，应当赶快禁止的。莎士比亚不是相传为了做贼，偷了人家的鹿，犯了案才逃到伦敦去的么？虽然有一班人不信乡间一个盗鹿的村夫会得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来，可是很不幸的他们找的替代人恰巧又是一位受贿入狱的大法官裴根。Y大学当局居然让年轻的学生诵读排演这样不道德人的作品，实在未免太放任了，太粗心了。 正写到这里，又碰到了那位知道内幕的朋友。他说我未免错怪了Y大学的当局了Y大学的当局，经学生的请求居然肯把这本戏读了一遍，读了之后，也居然觉得用不着特别的反对，可是Y大学的经费是仰给于教会的，教会里面的人都不喜欢王尔德。 他们自然不屑去细究王尔德是怎样的人，更加不肯自污洁白之心，去读他的作品，但是他们知道他是犯了罪坐过监的，那就够了。学校的当局不敢拂这班人的意旨，只好禁止这剧本的排演。 我们听了这番话，只好向大学的当局道歉。 至于一个高等学术的机关，是否应当服从一般冥顽不灵，眼窄心狭的中流阶级——便是半世纪前亚诺尔特所竭力攻击的“非利士第恩”的支配：这种机关在这种人支配之下，学术前途有怎样的影响：都是些不易回答的问题。 读过的人，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几乎完全在“非利士第恩”的掌握之中，我们也何必为了小小一件事，区区一个学校，来发什么无谓的感叹。不过亚诺尔特没有料到，他提倡光明过了五十年，非但英国美国的“非利士第恩”依然是“非利士第恩”他所深恶痛绝的人居然侵入他所重视为光明的出发地，执掌了学府的权衡，毒了自由思想的源泉。也许再过五十年，所有的教育机关，都入了“非利士第恩” 的掌握，没有人再提起亚诺尔特的话，提起时也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的话的意义，到也罢了。 [book_title]第九章 清宫 清宫里新近又失了多少东西，可是除了窃取的人，没有人知道究竟失掉了多少东西。这在外面的人听了是很奇怪的。但是这实在一点都不奇怪。谁能知道没有检查过的屋子里有什么东西呢？那么外面的人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赶快的检查呢？这也是因为不知道检查的方法的缘故。照现在的一一挂号检查，不得不慢，检查委员会并没有偷懒。 可是外面的人如果又问，检查是不是必定得用这个方法？为什么不把宝贵的东西先检点过了收藏起来，才去检查粗笨的东西？就是照现在这样的一间一间屋子的检查，为什么不把重要的，储藏宝物的屋子先查了再到其余的屋子？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了。我也代表吴先生进去过几次，但是几乎每次都是检查些破烂家具，腌房屋。我觉得那样东西实在不值得花费时间去检查，所以也就懒怠去了。 我久就觉得，重要的房屋不先检查过，失了东西也无从知道。查过后只登记挂号，不把宝物特别保存，所多的好处，也不过如有失窃，委员会知道失掉些什么东西就完了。 [book_title]第十章 “观音”与国剧 旅京的西人星期一星期二两晚在真光剧场演奏一出歌剧，名叫“观音”。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剧中的情节是东方的。虽然编剧的，谱乐的，演唱的都是西人，故事，布景，服装却都是中国的，至少是模仿中国的。就是音乐也带些东方的色彩。这个试验总算是失败了，不看完走掉的人很多，看完后笑骂的人更多。看惯西洋歌剧的人，自然嫌它不成东西，看惯中国戏的人，也嫌它不成东西。我们也觉得它里面的毛病很多，例如这般故事没有戏剧的可能性，不宜编为歌剧；音乐并没有调和中西，只是在西乐之中夹杂些中乐的音节，只叫人觉着它的单调；服装既然不是纯粹的中国装，又并不好看；行动举止强学中国戏，都没有学像。 可是，这种毛病都是在能力的不足，不是在根本的不可能。如果有一个中国的大音乐家，和剧曲家出来，一定可以创造一种与欧洲似同不似的乐剧，代替现在民众所爱看的旧戏。四五月前，我们曾经表示过这样的希望。现在居然有人尝试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只要方向不错，尝试总有成功的时候，至少他们尝试的勇气定可以佩服的，这个第一次尝试，又让西人抢去了，不知再要等到何年何月，才会看见我们所希望的中国人自己的尝试呢！ [book_title]第十一章 “报娘恩” 听见人说，五一运动那一天，有一个少年坐在洋车上连连的用手杖打车夫说“快跑，快跑，我要赶到劳工运动大会去演说呢！”这个笑话叫我想起吴老先生说的一个笑话来。南方有一种香会名字叫“报娘恩”。有一个乡下少年骂他的母亲道：“你这个老不死的老太婆，还不赶快给我烧饭，我吃了饭要去烧报娘恩香呢？”这个乡下少年同那位新青年倒是很好的一对。可是，也不仅少年如此吧！ [book_title]第十二章 “一天星斗” 人们大都不喜欢听人指摘的。我们说人家几句便是批评，人家说我们几句便是谩骂；我们骂人家，人家生了气，便是没有“幽默”，人家骂我们，我们生了气，便是“义愤”；这是极普通的现象，到处可以看到。各国的社会党一天到晚主张言论自由，但是只要有人说一句社会党不行，他们就往往高呼狂叫，不准他再发一言。中国人自然也不会是例外。 上星期张奚若先生做了一篇“国立八校合并问题”的文章，里面指摘国内学校的缺点，甚至说国内大学学生的程度还赶不上德法两国的中学。这话自然说得太过分了。但是我们究竟用不着为了文中的枝节，就误解他全篇的大旨。八校合并问题，京中教育界人士反对赞成都有，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顾虑，大家不肯明白表示态度。张先生初从海外回国，对于什么问题都大胆的，直率的，毫无顾忌的说他要说的话。他说话有时过火，也正是他革新精神的表示。我们不能看见他批评政府说得痛快，便拍手佩服他的勇气，一朝批评学界有了几句过激的话，便闹出“一天星斗”来。 美国人是非常高傲好胜的，然而他们有一位很著名的批评家说第二等的美国人等于第五等的英国人，美国人也没有说什么。张先生说了中国大学生不及德法中学生，也不过如此，就是不服气，也尽可与他争辩，何必同他个人去为难呢？我们既然和政府当局争言论自由，难道就任令舆论的专制无形中对于这点自由加一层束缚吗？ [book_title]第十三章 文艺出版物 三月十四号的报有一个春季书目增刊。这里面的书名，还不是英国春季这一季所出的书，仅仅是该报认为这一季的有趣味的书。我数了一数，总共有五百八十五种：传记一百零六种，小说一百零三种，诗歌二十五种，戏曲十三种，艺术二十六种，批评散文三十六种，政治经济四十二种，历史十九种，宗教三十二种，科学二十一种，心理九种等等。 中国的出版物无从稽考。可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星海》里有一篇“《最近文艺出版物编目》”，这里面的书目大约包含从新文学运动起，“截至一九二三年末日为止”五六年中的作品。我数一数五六年中的创作，有小说（长篇，短篇，合集都在内）十三种，诗歌十六种，戏曲一种，其他九种，加翻译八十八种，文学史等其他著述三十二种（连新式标点的小说都在内）也不过一百五十九种。 我们现在且不谈质，且不管一方是经过一番选择，被认为有趣味的书藉，一方里面有许多天天被人骂为“不值一文光绪通宝”的废纸。我们只以量来说。英国一季所出的书，经了一番选择还有五百八十五种，仅仅文艺一部分都有三百余种；我们五六年所出的“文艺出版物”只有一百五十九种。 然而中国人还总是这样的自豪；“西洋人崇尚的是物质文明，中国人崇尚的是精神文明”！大约精神文明完全是文明在脑经里，用不着看书的。 [book_title]第十四章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有人写信问吴稚晖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有多少部。我所知道的只有四种了。 （一）《上下古今谈》文明书局出版 （二）《天演学图解》的译本。文明书局出版 （三）《荒古原人史》也是译本，原本一时记不清。文明书局出版这两种已绝版“吴先生译”第（二）种时。很费了些心血，不知为何书局不再印了。又吴先生译过一本北极南极，存文明书局，文明书局被焚，这稿也灰烬了。 （四）《客座谈话》泰东图书局出版吴老先生的书，这一部销行最广，冯军几乎人手一册。 泰东书室销了至少四五万，赚了不少钱，但是著者自己只得了十部书。这在吴老先生固然是不介介于锱铢，然而书贾利用贤者的心理，以图私利，也实在可恶。 吴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见于各报各杂志的杂文，其次便是他的书函。我总觉得奇怪，现在什么人都出文存，文录，文集，演讲集，没有人——连孜孜为利的书贾都没有！想到把吴先生的文字收集起来。我的话也许提醒了什么人，可是，我希望他存些良心，不要学泰东书局的主人才好。 [book_title]第十五章 妙论 英国上议院上星期通过了庚子赔款案的二读。讨论的中间，有一位爱克司忒的主教说的话很有趣。他说美国对中国非常的慷慨，结果却很不幸。美国人办的中国学校里所用的历史课本，特别注重美国的离英独立，所以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主教是很尊严，很有威仪的高僧，我们自然不敢骂他荒唐，可是他如果以为几个学校里的几本教科书里的几章就造成了一个革命，他的头脑也好像只配讲讲经吧。何况美国退还赔款已经是一九〇八年的事。 有趣的文章和谈话多着呢，不一定要到英国才找得到。全国私立大学上财教两部的呈文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按列强当日要求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原为惩罚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每人一元之意”。慧心独具，令人钦佩万分。不过很不幸的原来提议用的是金磅。美国主张以四千万磅为最高限度，结果还是定了六千五百万磅；后来条约里协定的是银两，也并不是银元。何况赔款虽然不一定是赔偿实在的损失，但是名义上各国总是说他们受了多少损失才定赔款的数目的啊。 说中国的革命是几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造成的，已经煞是有趣了，可是我还好像听见过一个“名士”说中国的革命是两部小说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迦茵小传。这两部书在中国政治上的势力，究竟如何，我们虽然不知道，它们十余年前在文坛上的势力，实在毫无疑问。为什么许多翻译的小说里，这两本独享大名，倒是一个很好“博士论文”的题日。迦茵小传我只读过原文，我觉得情节的结构，人物的描写，一无可取，比茶花女还低几格，简直想不懂为什么这本书特别邀中国人的赏识。这本书的作者本月十四日死于英伦。他是一八五六年生的，著有小说三十多种，他用斐州等做背的小说，如“She等都比迦茵小传好得多。 [book_title]第十六章 洋钱与艺术 一个人有的洋钱多，不能就算是艺术家，虽然偶然有些艺术家很有些洋钱。一个人把金子造成了一个像，钞票粘成了一幅画，并不能因为它们是金子造的，钞票粘的缘故，就算是艺术品，虽然至少金子可以造成有极大艺术上价值的东西。谢天谢地，这种话居然还有人相信，就是最极端的唯物主义学者。例如新在中国的德国大学教授雪德勒博士恐怕也未必会反对。 但是，也就危险得很了。你不看见美国电公司影出品的广告吗？它们第一句话离不了“这是多少块洋钱的出品”，它们的末一句话，还是离不了“多少块洋钱的出品”。十万！二十万！五十万！百万！是不是说，洋钱花的愈多，影片的价值愈大？洋钱等于艺术，至少在电影界，美国的电影界是承认的了。 这种洋钱艺术家之中先生实在配坐第一把交椅。 他花的洋钱固然比别人多，他花的工夫也实在比许多洋钱艺术家还多些。你在他的影片里非但可以看到千军万马的奔腾，连天的炮火，城堡宫殿的庄严及毁灭，并且可以看到些悲欢动人的故事。 我相信宇宙的大观，自然的美景，沧海桑田的变易，非但可以利用于电影片中，并且实在是电影艺术中的一个极要的材料，因为只有电影可以表现出这种伟大的观瞻来。但是先生虽然在这种地方花了不少块洋钱，他的影片的动人的地方，却不在这里而在鼓动非分的感情。一个昏迷不醒的弱女子睡在流冰上面慢慢的流到瀑布的边上，一个无辜可爱的美女子缚在断头机的底下，慢慢的，候铡刀的下堕，慢慢的，正到末一秒钟，来了那一定会来的救星。观众连忙拍手，摸手巾，擦眼泪。朋友们，非去看不可！看了一次值得再去看二次，三次！ 这叫做卖弄，不叫做艺术。 先生的新片子“空门遗恨”到了北京了。自然北京人空巷的去看了。我一年很少几次走进电影院的，也居然去看了一回，里面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女子听见她的情人被敌兵所杀，看破世情，削发入空门，谁知道她的情人并没有死，只被敌兵所掳，等他逃脱归来，已经寺门如海了。他劝她还俗，她却因为已事上帝，虽然爱念未消，回俗结婚已经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故事未尝不娓娓动人。（自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对于女主人固执的主张不能觉到充分得同情，但是这又是一件事，不是今天所要讨论的。）这样故事的影片也值得一看。但是这样便未免太简单了，太没有花洋钱的机会了。一个片子不能说“多少洋钱的出品”，怎样会成功呢？所以先生在前面插上些大队人马的跑马打猎，园林的美景，偷遗嘱，赶弱妹出门的姊姊，在后面加上火山的爆裂，大水的暴涨，情人的惨死。好看固然是好看了，洋钱固然是花了，但是这故事的本身，并不因此增加了多少价值。要是没有前面的偷遗嘱，赶出门，女主人的悲剧的结果不会有半分的不同。要是没有后面的火山爆裂，大水为灾，这故事固然没有了解决，但是以暴死来解决一个问题，等于不解决。演员的表情，除了女主人外，也平庸得很。洋钱固然等于艺术，我们总觉得看见洋钱的时候多。 同时北京也看到了贾波林导演的巴黎繁华梦。看了这个片子，我们知道美国电影界里，居然也有人离开了洋钱研究艺术的。贾波林在他自己的表演里已经露出他新颖特出的头脑，这一个影片更可以证明他实在是别开生面的艺术家。虽然他花的洋钱赶不上先生的十分之一，他的作品在艺术上的价值，少说些，总得胜过先生的作品十倍罢！ 看贾片最容易觉察的地方，便是说明的省略。我们常想，理想的影片，可以无须说明。这也许一时做不到。至少，我们可以说，影片叙事的好坏，可以从说明多少看得出。说明多的，不是因为没有情节，不得不插许多无聊的谈话，便是编排不得法，没有许多说明不能使看众了解片中的情节。这种影片的导演者多是些没脑筋的笨伯（如要最明显的例，可以看中国自己出产的影片）。贾片里的说明，却除了必要的解释，便是非常俏皮中肯的谈话，没有一个字的多余。 从他说明的经济，我们可以联想到编排的经济。中国旧戏里有一种无聊的说唱动体叫“过场”，电影里有许多东西也可以叫作“过场”。凡是与故事的了解和与故事的演进没有关系的穿插，都是些过场。排演手段拙劣的人，不得不用许多无聊的过场去连贯他的故事。根本不懂艺术的人，便只知道过场，不知道怎样的表演的一件故事。（如要最显著的例，还是看中国自己出产的影片。这种影片各为八大本，十大本，其实把无谓的过场去掉，简直找不出两本三本的故事来）。贾片的好处就在导演者手段的经济，他只选那最精采，与故事演进有密切关系的事实映演，把一切过场删削得干干净净。 什么叫经济的手段？这是说用最少的力量得最大的效果，艺术里面经济是要紧的，不仅仅短篇小说用得着经济的手段，（虽然有些不懂艺术是什么的先生，看了胡先生的一篇文章。便以为除了短篇小说便不用说济济了）。第一要懂得便是知道怎样删除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 贾波林先生不但运用极经济的删削的手段，他还常常用暗示的方法。他要写巴黎拉丁区的放浪，也用一裸体围布的女子慢慢的在大众面前在她所园着的长布。但是不让我们自己看她的雾体，他只叫我们看代去布者的兴采和观众的注意。这是极妙的暗示的方法。 我们又在他的影片里时时看到艺术的节制。贾波林的影片虽然免不了美国人的通性，但是他竭力想免去电影片的通性。他动人的地方，不在肉麻过火的表情，而在像实的，有节制的描写。片中老年的母亲看见了她独子的死尸，并不像通常电影片的呼天抢地，泪下如珠，但只是呆木木的不识不知的立着，我们看了她，自然觉得十分真切的同情和悲哀。后来愤悲过甚，怀了手枪去杀那害她儿子寻死的女子，没有找到她回来，正看见这女子方伏尸啜泣，她非但没有杀她之念，反而一面哭一面伸一手去拉她，这是何等深刻动人的描写！ 电影里的举止动作，往往只能在电影里看得到，日常生活里是一定不会有的。这种特别的举动，在贾片里真是极少。贾片人物的举动竭力的企求逼真，结果比平常影片好得多。不但这样。 平常影片里的人物，也只有在电影里才找得到。贾片里的爱子情深的老母，通达世故，冷慰圆滑的老荡子实在是在电影界特开生面的创造，可是又何等的逼真！ 贾波林脱俗独到的地方，已经说了好多，但是他用心细密的地方，更加不应当忘记了。他片中所用背景的材料非常的简单，并且大都非常的朴素，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面不知用了多少心思，不知绞了多少脑汁。背景里没有一件东西不曾经过一番郑重的选拣，调和，配合，所以没有一幅不是极美丽的图案。 人物的举动位置也一毫不苟，所以没有一幅不叫人觉到背景和人物动作的融合。因此我们在这影片里时常得到与看名家书品相同的快感。 可是，贾波林先生花的洋钱太少了：他没有给我们火山的爆裂，洪水的暴涨。他的方法太自然了：他没有给我们昏睡流冰上或缚在断头机下的美女子。朋友们，还是多带两条手帕去看“空门遗恨”和“赖婚”吧。 我的朋友曹胜之先生从济南来信，说我在“洋钱与艺术”里说“空门遗恨”是导演的是错了。他说——空门遗恨这部影戏不是桂榧士导演的。戏内主角鸠须Gish一向随桂榧士演戏，这是对的；但自她姊妹合演二孤女后，便脱离了桂榧士的公司。鸠须歇息了几个月便应了别公司的请求——一个特别为她组织的公司——随同该公司往意大利摄成这部空门遗恨。除非你真正的知道这部戏是桂榧士导演的；这便无话可说；不然我却要替桂榧士叫屈了。 胜之是对于电戏特别有研究的，他的话大约不会错，至少我并不真正知道桂榧士是不是这本戏的导演人，我也因为鸠须一向随桂榧士演戏，所以就认为桂榧士。不过是不是桂榧士与我说的话没有关系，我不过把桂榧士做那铺张派的代表吧了。胜之是极崇拜桂榧士的”自然不会与我同意。 胜之又指出另一个错误。 你说“我们常想，理想的影片，可以无须说明，这也许一时做不到。”这却错了。却完全无半字的说明，并且连一个字没有。当时果然也有许多人赞许他独创的好。本来我们看影戏要拿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的时间去看字，未免冤了。但没有说明的影片是绝对可能的。 这话我听了很高兴。我是不大看电影的，所以说的是门外汉的话，不意门外汉的理想居然已经早实现了。可借我们没有机会见到。 [book_title]第十七章 粉刷毛厕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职俱为自治会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室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book_title]第十八章 黎明即起 政府特派往欧美调查——调查什么，我忘记了——的专使徐树铮先生在伦敦的时候，一个著名的报馆派了一个访员去见他。徐先生说起以前的政府会议总在清早，自民国以来，至早须十一时阁议才开始，言下不胜其感慨。他以为一个人应当“日出而起，日入而息”，守着古圣先王的遗训。 报因此在社论里同他开玩笑，说徐将军关于中国政府无能的病源，发见了一个新奇的解释。假使能够在黎明的时候把那些相争不下的军阀召集到一处，他们也许会达到些有益国家的协议。不过我们恐怕就是这一个药方也不能医治中央政府的麻痹”。 我们虽然也很尊敬黎明即起的人，但是总有些疑心早起是不是一定就是美德。有人做事喜欢在清晨日出的时候，有人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文人是如此的，我想虽然我并不因此希望去充统计学专家——有人在上午，有人在下午。 一个人如果每天能做多少钟点的工作，管他起来的时候是上午，还是下午！如果他镇天的闲宕，或是酒食徵逐，或是无事忙，就是每日鸡鸣即起也有什么好处呢？中国的讲品德的总是喜欢在这种表面的形式着眼。所以才有如某某专使通晚抽大烟，第二天早晨去问了他老头子的安才去睡，老头子还称赞他“黎明即起”的美德那样笑话来。 [book_title]第十九章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梁漱溟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师生联欢会的演说辞里，有几句也像徐树铮先生的话，可以代表中国一般“道学先生”的心理，同时也与徐先生犯一样的毛病。梁先生说：“替社会做事，享受总要薄一点才对。我从未走进真光电影场，从未看过梅兰芳的戏，总觉得到那些地方是甚可耻。”（见五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日刊）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有一个方面不发达，犹之身体有一部分不健全，其余的方面也少不了受它的影响，因之不能充分的发达。 董仲舒“十年不窥园”，泰谷尔却劝人多亲近自然，不用读书。如果真不用读书，那么生长于自然之间的很多，何以牧童田夫不都成诗人？同时我们觉得如果董先生有时到园中去走走，他的阐发学问的智力也许只有增进吧。自然固然是启发美感的大宝藏，诗歌，小说，图画，雕刻，音乐，戏剧，那一种不可以启发，训练，节制人类的情感？所以看戏听音乐非但没有什么“可耻”，简直是人人当有的娱乐。 以前中国人总反对游戏，休息，总以为工作须终日不休才好。现在的人对于这问题的观念渐渐的改了，他们知道休息之后，工作敏捷勤快得多，虽然还有人在教育会提议废止星期日。 梁先生的这种观念，也正是如此。 自然，我们对于每星期必看几次电影，梅兰芳每唱戏必到的人，也没有什么同情。过度总是不大可取的。一个人对于饮食没有节制尚且成“老饕”，读书而不顾其他的尚且成“书呆子”，何况别的呢？ 旧式的中国人，克已太甚，对于一切娱乐都同样的排斥。结果音乐戏剧成了与赌博，逛窑子一样不名誉“可耻”的事。人既情然少不了娱乐，赌博，逛窑子也就成了与音乐，戏剧一样平淡无奇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梁先生这种意见与言论是有害而无益的。 一个朋友看了这一段闲话之后，说罗慎斋在湖南岳麓书院当山长的时候，下命令把书院里的数株桃树斫了，因为恐怕桃花引动了书生们的邪思。这话听来好像荒唐，其实是与梁先生是思想一贯的。 [book_title]第二十章 拆了火炉搭凉蓬 新近有几个朋友从南边来，说南方的天气比北方凉得多，他们都很诧异，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北京差不多是可说没有春天的，冬天一过，接着就是夏天。在这冬夏之交，性急的人和性慢的碰到一块，就会一个带着草帽，一个披了皮大衣在中央公园一同散步，这恐怕是除了北京在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的一种现象。 所以久住北京的人说，北京的天气，是“拆了火炉搭凉蓬，拆了凉蓬装火炉”的天气，这话一点都不错。记得在英国报纸上看见一段趣话，说一家煤铺，把他招牌写在门口的两扇窗户上，写的式样是： Coal OrderOffice等到把窗门一开，那招牌就变为： coalorder office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被他一句话道破了。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罗志希先生在本刊第二十期的通信，已经有了好几个反响。 第一个反响，便是吴老先生又做了一篇极有趣的文章，说他怎样的“触悟着一个‘作文’的秘诀”（见猛进第十期）山西太原寄来一个印件，题曰“伤心人之零简”，是节录某君致北京友人的信。末一段道： “《现代评论》载罗家伦君自柏林寄书，拟请稚晖作小说。有西滢君者，亦拟请稚晖作书一本，叙说三十年来革命旧事。仅想此事，本稚晖前年对我们讲过自动欲为之者；即所谓必作之三种书：（一）英文捷径书（二）科学发明趣史（三）即此书是也。未知稚晖何日方能着笔，我们当絮聒催逼之。他老了也。” 吴先生既然自己说过这句话，那么我们多少年来的希望也许还有实现的一天呢。 同时有两位朱先生，一个从南京来书，一个从上海来书。因为通信拥挤的原故，他们两位的信来了几个星期还没有登出来。 我现在节录于此吧。 南京的朱企霞先生提议请吴先生作一部中山先生传。他说： 我和我的朋友常常说到，能有一个好手出来替中山先生作一部详细的传确是好不过的事。而且也很需要。但一说出“好手”，我们又觉得惘然，因为国内似乎并没有能担当这种工作的人昨天读着“吴稚晖与王尔德”，不禁心头大喜。 我当时就一口咬定：吴先生是替中山先生作传的一个“好手”。 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底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的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的面孔板板地，令人读了头痛。可是，吴老先生既具文学的天才？又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由此说来，吴先生之应该替中山先生作传，是谁也不能驳回的了；并且，吴先生自已也是不能闪赖的了。 诚然，吴先生有点不高兴向文学方面卖气力，但这种工作都不仅是对文学作贡献，并且是对吾国底革命史作贡献。所以，我以为，你们如果不以十二分的热诚去向吴老先生上劝进表，你们就不能算是好人。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消息报告给朱先生和读者；吴先生虽然没有答应作孙中山先生传，他写了一篇‘中山先生革命的两大基础’，用年谱的方式叙述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起源和历史，可以算是中山先生最初四十年的年谱。这篇文章，从下一期起，将陆续在本刊发表。我们希望朱先生还能勉强算我们是“好人”吧！ 上海的朱湘先生却劝‘文学上的志士’代吴先生做传记。 吴先生的经验，西滢先生说的不错，是很丰富的；他有小说上的天才一层，大凡看过他的“上下古今谈”的人也都会承认的。但他不愿作一个狄斯雷理也不便于勉强。从前鲍斯威苍蝇般紧钉住英国的“中山”博士结果成功了一本传记，在文学上留下了一件不朽的功绩。这种方法如今很可移用到吴先生的身上来。但望有一个志士，发一个决心，从今起，便紧跟于吴先生的身边，每日作下记来，等到吴先生的精灵下去——因为他是乱党，“洪水猛兽”，自认是达尔文的从猿猴传下来的“兽”——陪伴我国的中山先生的时候，便将天天聚起的记加以整理，使成书形，那般不仅小说可有，连吴先生的传记也有了。说不定吴先生会像约翰生那般，想治死那个替他作传的人；但是一个不能加入“敢死队”的人，怎有资格给一个敢死队的革命党人作传？ 吴先生与英国约翰生相似之点不仅仅在大家用得着一个鲍士威。 他的饮食起居，行动吐属，种种地方都叫我们想起约翰生，虽然他们俩的意见是极端的相反的。这一层也不是现在才想到，我们久就这样的说。蔡孑民先生前四五年到伦敦的时候，我同志摩陪他去游大英美术院，在那里看到约翰生画像。志摩说了些约翰生的文字风采，我说“他是英国的吴先生”。后来出院时，蔡先生在门口买了许多画片，看见约翰生像，笑道：“英国的吴先生，不可不多买它两张”。 做鲍士威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至少须得是一个勤快的闲人。 不闲便不能苍蝇般的去钉住约翰生，不勤快便不能把每天的谈话事实记录下来。勤快的人大都不闲，闲的人大都不勤快，所以世间找不到几个鲍士威来。 [book_title]第二十一章 庆贺—小剧院—成功 上星期北京西人的小戏院团体在六国饭店又做了一个新颖的试验。一个中国的故事，由中国的演员，用中国的排演方法，布景服装，表演出来。它与纯粹的中国戏不同之点，不过言语是英文，也没有乐器和歌唱。这个试验似乎很受观众的欢迎。剧本质朴简洁，颇有天真之趣，表演也正是如此，所以到并不觉得怎样的不自然。我们庆贺这剧本的作者凌淑华女士，导演者MissA。James和张仲述先生，表演者燕京大学的女生们，尤其是饰牛大媳妇的张群英女士，为了这个小小新试验的成功。 [book_title]第二十二章 善本展览会 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新试验，新近也在北京举行，这便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所组织的善本展览会。像我们一般有爱书癖而买不起古本的人，也有了一个机会，看到多少宋元以来的印本。可是陈列的书本，大都系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收藏的东西，所珍宝可爱的印本也有限得很。到过伦敦大英博物院的人一定会感到那里陈列的中国善本，尤其如古代的五彩板之类，已经比善本展览会所陈列的多而且有趣味。这大约是中国的藏书家没有或不肯尽量合作的缘故罢。 [book_title]第二十三章 五卅惨案 上海惨杀事件的真相，虽然经包办世界新闻的英日通讯社的粉刷和曲解，究竟还是暴露于全世界了。各国知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于本月六日从柏林来电（见本月十日晨报），声明“与中国国民持一致反抗之态度”，并且“愿在言论以外，从行为上实行吾人对中国之援助”。他们的话，说得非常的激昂——“中国人民之敌，亦即吾人之敌；中国人民之战争，亦即吾人之战争：中国人民之胜利，亦即吾人之胜利”。 这个会“代表五百万之各种知识界劳动者”，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法国是Henri Barbusse英国是Bernard Shaw美国是UptonSinclair德国是Clara Zetkin瑞士是Prof Forel都是各国极有名的著述家。这些人几年前组织了一个国际知识阶级反抗战争，主持和平及人道的结合，叫光明社Clarte现在的这个“国际工人后援会”也许就是由光明社蜕变得来的。 我们久就知道，世界各国——连英日在内——的劳动者，不论精神的还是腕力的，一定会对吾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世界各国的主持人道与正谊者，一定会不满意于英日兵警的惨杀，只要他们明了事实的真相。罗素常说，他极愿意代中国人说话，只要有人供给他说话的材料。觉到同样困难的西人实在有不少人。他们明明知道中国受了委屈，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一方面来的，他们不能据理力争，最多只好在那一方面的报告中挑几个破绽罢了，他们那些富于同情的知识阶级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目前的工作，国内的运动固然重要，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对于抱侵略主义用侵略手段的英国人，日本人固然应当竭力反抗，对于主持和平，自由，正谊，人道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日本人也应当竭力的联络。后一种的工作现在也有人在做了。好几个团体——如北京大学，北京留英回国的教授，北京各校学生等——都有报告真相的电报到国外去。 这不过是第一步，事实的真相不是一两个电报所能说得尽的，消息的供给是应当源源不绝的有继续的。我们因此很后悔四年前同罗素先生等所讨论的互相交换新闻的组织没有成功。可是，我们希望现在有人起来组织这样的结合，把所有的材料都供给到各国去。 上海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总罢工的程度了。他处人民目前的大急务，自然就是设法援助及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同情的罢工和罢市是没有实用的，虽然我们极赞成全国能够在同一日罢工，罢市，罢课一天。这样的表示，如果全国能够实行，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极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 至于募款的手绩，自然应当让各人“各尽所能，量力输助”。 有时为方便起见，各机关不得不采取划一的征收办法，那么也只好定一个至少的限度。此外还是让有力量的多捐些，没有力量的少捐些，悉凭各人的自由。因为划一征收的办法，表面上看来好像公平，实际上实在不然。拿教员来说吧。往往同校的教员可以分——汽车，马车，包车，自行车，雇车，徒步——六种阶级。 这虽是笑话，也可以表示同样职业人的经济状况和负担大不相同。一个人是独身，另一个子女成群；一个人要养父母妻子寡妇孤儿，另一个非但不用养家，并且常得家庭的接济；一个人只有一种进款，另一个人兼了好几个差使；所以同样的几分之几，在一个人不过少请两次客，在另一个人连稀饭米都买不起了。中国人遇到这样事，表面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暗中便消极的不合作，所以我们虽然希望捐助愈多愈好，却并不赞成高限度的划一征收办法。 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上星期一到执政府请愿，又从执政府到段其瑞先生的私宅。离段宅还有几百吗，两个转湾的时候，迎面来了一队兵，栏止去路，一个个枪上装起刺刀来。这是何等事，用得着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然引起请愿者的悲忿。他们宣言不进前是可以的，兵却不能不撤退。在这相持不下的时候，请愿者有流泪的，有演说而痛哭失声的，没有一个不愤形于色，眼睛涨得红红的。可是兵士还是坚硬的不肯退。这种无理的蛮横更加增加请愿者的悲忿，他们便整队的往前进行。兵士们一面抗拒，一面装子弹，口中喊着“打，打！”但是在前面的还是进行，假使兵官那时没有下令叫兵士倒退，北京不免又有流血的惨剧了。 在当时悲忿填胸，觉得进行是天经地义，生死不成问题。过后想想，这样的打死了，可真不值得呢。那班兵士，我们虽然称他们为同胞，其实蠢如鹿豕，什么都不懂得。同他们去较量什么？可是当时再想不到。这就是群众的心理。 在国外的时侯，事事处于旁观的地位，所以自己觉得是理智的动物，不易受感情支配的。现在知道自负的理智也不过这样。 当初我们立在执政府门前的时候，看看出出进进的执事人们，不禁得到一种奇异的印象。中国人本是一个丑陋的民族，可是像那些其貌不扬的人们，一时也不容易找出这许多来。难道物以类聚，不那样便不会进那个门了呢？还是进了那个门便连相貌都变了呢？ 北京有两个报是帮了英国和日本说话的，一个是顺天时报，一个是东方时报。大家知道顺天时报是怎样的，因为它口口声声帮助着英国和日本。东方时报就不然了，它的英文部帮着英国人骂叫国人，中文部又帮着中国骂英国人，只才是面面俱到，会做生意的报纸。可是，要是强迫我们看它们里的一种，我们还是觉得看顺天时报舒服些。 [book_title]第二十四章 干着急 “哎！真急死人，真气死人”。梁任公先生这样的太息痛恨，因为他的主张——赶快组织会审委员会——虽然“英当局闻已露可以勉从之意”，虽然中国的“当局也颇赞成此说”，可是因为“学界反对”，政府终于不敢提出。 “哎！真急死人，真气死人。”我们这样的太息痛恨，因为沪案闹了半个月，许多人还没有了解它根本的问题，就连素以学通东西敏捷出名的梁任公先生也没有懂得。 梁先生同他的朋友只看见“杀人抵命”那一点。所以他们看来，不组织会审机关便无从调查事实，不调查事实便无从确定罪名，罪名不确定，便达不到杀人偿命的目的。法律家的眼光原是如此的。并不是他们错了，只是他们看见了目前的土壤便看不见远处的山丘，他们看见了两三个斑点便忘记了全豹。五月三十日的惨杀可以说是租界吏役人们个人的暴行，可是事前的禁止游行，滥捕学生。是个人的行为么？后几天的“戒严令”，是个人的行为么？中国外交当局虽然提出抗议，租界军警还是天天惨杀，天天查封学校，天天施行种种高压强暴的手段，也是个人的行为么？英领事为什么不禁止租界吏役？英公使为什么不令英领事禁止租界吏役？这是可以用会审委员会的机关，法律的手续解决的问题么？ 沪案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北京大学教职员同人在他们所宣布的《关于沪案性质的辨正》一篇文章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知道与梁任公先生同意的很有些人，他那篇文字可以代表一部分法律家的主张。因为他的一篇文章而让大家有一个讨论和彻底了解这问题的根本点的机会，梁先生也不为无功了。 梁先生的意见我们是不赞成的，可是我们相信他的动机也出于爱国之心，只是他上了一班拘谨的法律家的当罢了。他错了，我们应当指正，可是我们只须用言论折服他。听说有人去禁止他再做文章，并且命令他即日离京，那未免做得太过分了。 某君接到他上海的一个朋友某西人来信，说起上海方面的运动，几乎只有宣传，没有组织。他又说，这次的罢工，西人生活方面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方便。大约“没有组织”实在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中国人民无论有事没事总是一盘散沙似的，团结不起来。现在固然没有领袖的人才，说到这里，我们不免又伤悼中山先生的逝去，假使中山先生尚在，中国还不至于这样的没办法吧——可是中国人本来就不会服从首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如何是好？ 就以北京来说，对付偌大的沪案，我们总希望，总以为，所有的团体可以联络起来了，可是非但不如此，反而发生了百十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都在——至少其中大部分都在——努力的帮忙，我们并不疑惑。可是因为他们是小团体，究竟力量有限，所做的事亦不免大同小异。 怎样的募集大款，援助上海工人？怎样的分配这款项，使罢工的工人每天都领到相当的接济？怎样的组织罢工？怎样的实行经济绝交？怎样的使全国要求归于一致？怎样的进力作战？这都需要大规模，有计划的组织，不是东一个会，西一个社，今天一张传单，明天一张宣言所能了事的啊！ 至于宣传的功夫，实在做得很可以了。北京城里大约没有人不知道这回事了吧？可是，平常的市民对于这事究竟作怎样的观念？我疑心普通的传单实在说得太深了，他们一定不能了解。如果所有的传单都写得像“伤心歌”，“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那样的简单明了，他们那方的反响还可以大得多。 不要说平常的市民了，就是一班读过“诗书”的“士大夫”也还是糊里糊涂的。有一天为沪案开一个大会的会场上，有段执政的代表某将军还这样高声的说：“什么打倒帝国！难道民国杀了人就不用抵命了吗？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一章就是‘杀人者死’。帝国与民国都不准杀人的。什么打倒帝国！” 所以民众运动的口号应当是很简单的几个字，不要太多了，要人人都懂，人人都听了它感到一种冲动，人人都能喊。就是一个口号也不是容易发明的。 募捐应当集中办理，更是刻不容缓的事。以前的办法未免太散漫没有条理了。大规模的款项只有各机关去筹划。至于街上的募捐只好作为小补。近来街上的募捐既没有一定的日期，又没有一定办法，徒使人民感受不便。实际上并不能捐到多少钱。在外有事的人，一天至少要捐五六次，起初许多人捐的是银元小洋，渐渐的只出铜子，到后来不胜其繁，连铜子部不情愿出了。这样的募捐是不得法的，何况因为没有组织，免不了下流人有假冒之事。一万队中有一两队这样的人，以后梅不好办了。 [book_title]第二十五章 多数与少数 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可是，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可是，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 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己的论调的，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有人居然肯冒众怒出来说几句冷话，只要它是有诚意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实在未免过于不偏不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始终“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这样的想。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还要以“袁许”自负，——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将法——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那么，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枪，毒气炮相搏，就完全牺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我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就是宣战。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返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 总之，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你尽可理真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你如缩缩颈的跑了，或是对他作一个揖，说他打得不大得当，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还许要尊你一声“死猪”呢。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这话是很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也要有同种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 [book_title]第二十六章 维持 中国人实在可怜。最可怜的要算现在的政府了。一方面看见众怒虽犯，不敢得罪全国的民众，一方面也不敢大大的得罪外国人，所以既不刚，又不柔，既没有政策，又没有步骤。在许多国里，这样的政府在这样的时候早就存身不住了。欧洲历史里就有许多例子。然而中国人还是维持它。 英国人却厌它了。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星期六的社论就有恐吓政府的宣言：“有关系国恐怕免不了要与能发号施令的某方面接洽；请求张作霖将军到北京来，保护各使馆免得受人攻击，并且襄助解决目前的问题。”这能发号施令的某方面目下正在天津，天津的英国人说这样的话，不至于完全没有把握。那么如果这问题真这样的解决时，中国的人民又怎样呢？ [book_title]第二十七章 干脆 前两星期的风气是沿街募捐，这两星期的风气是游艺会助捐。游艺会因为大都是学界的人组织的，所以捐来捐去，总是有数的一种人出钱。你说你已经捐了多次了，他们说是看戏，说你你不爱看这种戏，他们又说这是援助上海工人。不要说一个人不会有这许多时候许这多精力去参与这许多游艺会，如果真去参观那么至少十次里有九次叫你懊丧而回。中国本来所有的游艺会，目的就大都在捐钱，不在娱乐观众，只要捐钱的目的达了，随便做些什么玩意儿就很对得起人了，何况捐钱的目的是援助工人。 所以什么都不用预备，什么都可以随意充数，什么都可以随意变更。你如说声不满意，他们说“大家是尽义务啊？”我们觉得这样的游艺会的募力款还不如干脆的捐钱，否则应当把它当一件事干，让到会者得到一点愉快。 [book_title]第二十八章 知识阶级 “中国国家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这是丁在君先生感慨的话。我不信任何一部分少数的人能把一个国家弄到怎样的田地，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实在我就有些不大清楚谁是中国的知识阶级。无论什么论政，论学的书籍杂志出版，它们的读者几乎全都是教员和学生；无论什么报章杂志里的投稿者，也几乎全都是教员和学生；无论什么地方遇见了人，同他们谈谈，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几乎全都赶不上一般的学生。现在丁先生把学生们一笔钩到知识阶级的外面去，那么谁是知识阶级呢？ 仅仅几个教书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把国家强弱存亡的责任都放到他们的身上去，不太冤枉？ 国家的责任，不是几个人可以负得起来的，“知识阶级如果有爱国的诚心，有爱国的能力，”芸芸众生如果还是醉生梦死，外国人还是可以欺负你，还是要欺负你。如果这一次没有学生的奔走呼号，没有上海的罢工罢市，那么任你知识阶级尽力的爱国，这个血案早就消灭于无形了。（也许外交家正要如此。）国事是国民大家的事，只有国民大多数能把它弄好弄坏。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拉洋车的与坐洋车的都一样的难感化，小铺子里的掌柜与大财主也一样的悭吝。这一次沪案的宣传也可以算得普遍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回事了。然而全国总罢市半天的那一天，北京是怎样的景象？没有一个铺子关上门，没有一个店子下了半旗没有一个洋车不在街上拉。然而只要警察下一个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挂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挂上龙旗，今天就可以五点钟开市，明天就可以五点钟闭门。 仅仅骂他们冷血是没的用的，也是冤枉的，因为他们实在是程度不够。许许多多的思想感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打进脑里面去的。只看端节游行那一天，教育界之外，只有工厂的工人多，许多工厂的工人里面尤其是印刷业的工人多。这不是他们的血比商界农界的人热。工厂的工人多少人在一块儿，对他们容易做宣传的工夫，他们自己有了讨论研究的机会，印刷业的工人知识更加高一点，与宣传的接触又多一点，他们了解的力量大，自然血也热些。 北京如此，内地的各大城想来也不免如此，小城小镇更加不用说了。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让他们杀到我们末了一个人才止，真是太不观察事实的幻想，我恐怕手执顺民旗，跑在道旁的民众是不会没有的。 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不要让中国没出息到底，那是知识阶级——连学生在内——的责任。宣战我是不赞成的。可是外国人把刀子放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不动一动，或是哀声求饶，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现在应当在宣战一途之外想在种种方面来抵抗英国人。如能不让步而避免战事，终要设法的避免战事。可是如果英国人与我们宣战，或是逼我们到不得不作战的一步。那么我们也只好作战。我们明明知道作战是牺牲，作战是不会赢的，但是我们替这几千年的老大古国究竟争了一点面子。如果我们只看了物质方面，把一切气节，人格，名誉都丢掉了，什么人都同北京的市民一样见识，这样的民族还要他干么？ 战争是苦事，他也不是什么有趣味的事。战争的恐怖，战争是地狱。我们就去作战，也要存了一个不得不入地狱的心。一般“文学家”们已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我们读了不觉心痛。 我不希望我们多有这样的英雄，我希望我们多有些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 [book_title]第二十九章 行路难 在中国行路真难。不用说什么“畏途岩不可攀”的蜀道；不用说什么与牛马同室，受牛溲马勃的熏蒸，蚊蚋蝇蚁的吞噬的西北陕甘路；不用说什么伏莽遍地，镇天的提心吊胆，动辄被架去的湖广等路；就是在交通最便利的津浦路上旅行，也就够受的了。 假使你是红极了的阔人，尤其你是带兵的，那你可不用愁，因为铁路上有的是专车。假使你有的是钱，你也不用着急，特别快车的头等也比得上欧美各国的舒服了。假使你是普通的小百姓，你没有钱坐特别快车，你连普通快车的二等都坐不起，那你就得两天一晚像罐头鱼似的挤在车厢里，动也不得动，气也不得喘。要是你抢到了一方尺大的坐位，那便是你有福气，要不然你就得整天整晚的站着，你还得谢天谢地，因为你抢了一个立脚的地位。你说这是苦极了，可是谁叫你做普通的小百姓的呀？铁路上的车本是不少，可是运兵要紧呢，还是装你们这些小百姓要紧呢？铁路上的办事人还同我说，那些军官们，如果要到南京叫一个妓女，就得挂一辆专车，如果要去卖一双鞋子袜子，就得挂一辆专车。这自然也是应核的，他们每年都得为你们互相打一次仗，连这一点小小的权利都不得享吗？ 听说自从“镇威上将军”管住了津浦等路，旅客们已经沾了光了。以前兵士们上了车，可以命令已经坐在车中的客商人等把舱位让出来，如有半个不字，立即拳脚交加。现在可不同了。从天津到上海，车站上都贴着镇威上将军煌煌的告示，或是“奉镇威上将军命”的告示，军士们另有车厢，不得与旅客混坐，并且有了某种官职才得坐二等，某种才得坐头等。你们虽然要奇怪为什么从北京到上海的铁路，都得受镇威上将军的管束，你们终究是托了他的福才得几分的安静。虽然他老先生——说错了，大约应当说他老将军罢？——并不与你们客气，他的这种施设，并不为你们打算，因为那告示明明的说：“若不恢复原状，不惟影响商运，尤虑妨碍行军”他老将军的德泽，究竟遍及你们了。 不过镇威上将军的德政还不止这一点。一路的车站，都有他的大兵把门，旅客下车，不论天雨赤日，如经叫住，都得把行李一件件的在露天解开受查。至于京津路上，上将军的威严尤其可怕。一班趾高气扬，如虎如狼的下级官们都往来前后，检查行李。我们此次从天津到北京，一连受查三次；先一个军官令开箱，过了几分钟，又一个军官来了，同他说“已经看过了”，他就厉声的说“叫你开，就得开”，不一会，第三个兵官又来了。 经了这番经验，到车站受税关检查时，只觉得警察们真是和蔼可亲。 坐车固然很苦，下了车也不就舒服。中国的旅馆真不是人住的地方。嘈杂的声音，非但镇天不静，简直通晚不休。猜拳声，弦歌声，谈笑声，怒骂声，尤其是麻雀拍拍声，通宵达旦，叫你不能一时合眼。你如果因为习惯了或倦极而偶而睡着，那么臭虫蚊蚋四面来攻，因为臭虫固然是中国旅馆的特产，蚊蚋也因为中国旅馆喜欢用那些合不上的“外国式蚊帐”而没法驱逐，住旅馆的人也只好起来坐以待明了。 在欧洲旅行，过一个国境。就得换一种钱币，欧洲人还以为苦，许多人如文豪威尔思等尚且提倡废除国币，统一钱币。可是我们贵国，在一国之内，就有种种的困难。北京的钞票，南京上海不用，已经是奇了，北京中国银行的票，上海中国银行不要，天津交通银行的票，上海交通银行不用，岂不是咄咄怪事？不但银票如是，银币也不逃此例，上海用的广东造的小洋，不论年分，到了南京，只有民国八年以前的小洋才通用，到了济南以北，广东的小洋就用不通了。交通最便利的京沪路尚且这样，其余的地方，又不知怎样呢。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国粹，可是值得不值得保存，我就不敢说了。 [book_title]第三十章 象的故事 前波兰总统，著名的大音乐家Paderewski在伦敦的新闻记者俱乐部演说，讲了一个故事。据说这个故事近来在欧洲是极流行的。有人请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都去著一篇关于象的论文。英国人预备好了打猎的行装，到印度去了，一年之后，回来写了一本有许多插画相片的书，叫，“大象，怎样的去打它”。法国人到巴黎的万牲园去看里面养的象，结交了看象的人做朋友，请他吃了几次饭，六星期之内就写成了一篇“象的恋爱”。德国人把所有说到象的书籍文件都读完了，写了一部三厚册的巨著，名字叫“象学入门”。俄国人回到楼顶上的小屋子里，喝了无数瓶的vodka酒，无数壶的茶，写了一本小书，叫“象——有没有这种动物？”波兰人回去就写，六星期后出一本叫“象与波兰问题”的小册子。 这一段短短的故事把英法德波兰的民族性形容得淋粽尽致，惟妙惟肖，无怪乎盛传一时了。要是里面又加了一个中国人，我想他一定在五分钟以内就写好了一首白话诗！“庞大无比的象呀，我羡慕你那韧厚的皮”。要是两句的白话诗算不得一篇论文，那么他回去翻翻旧杂志，副刊合订本之类，东抄一段，西凑一页，大约用不着两天，一篇论文必定可以写好了吧。这自然是说在平时的话，若在现时，他当然写一篇“英日帝国主义之侵略者——象”，还用得怀疑吗？ [book_title]第三十一章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走出上海车站，最先看到的便是壁上贴着些“乌龟坐电车”，一类的警告。乌龟是上海人最刻薄的骂人名字，壁上这许多的乌龟图样和字眼大可以证明上海爱国志士的没有办法和失望。果然，一辆电车来了，里面坐的立的不少的是人，短衣的有，长衫的也不少，虽然比五卅要稀少些。 不要粗粗的看过了这末一句话。这少数的不坐电车的人虽然不能影响电车的营业，却大可以给自己许多的不便，因为不坐了电车就得坐黄包车，黄包车夫就可以比平时多要价一倍，凶十倍。要是你是一位心里有志气，袋子不挣气的朋友，你就得徒步的走。可是我们何必单单指出黄包车夫来说呢？大家不买洋货了，国货大有振兴改良的机会了吧？谁知国货还是照样的国货，只是比先前的价格高一倍。中国商人有了这样的特长，商业怎样的会不发达呢？ 你如走进了公共租界，便会见巡捕们背上都挂着枪，你如走过一条桥，便会看见把守的水兵和铁丝网，你如经过新世界，华童公学等地方的门首，便会看见里面架起的炮和住着的兵。可是除此以外，在中国人方面，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表示这是劫后的上诲。人民依旧熙熙攘攘，商店依旧的忙碌，大世界依旧的人山人海。 上海依旧是上海。可是这一次上海在我心坎上刻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在我的意象里发生了一个恐怖的梦魔。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不久中国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外国人的中国。看啊，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见每十辆汽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你如再像我一样的到静安寺路和霞飞路及那里的附近去走走，你就会看见十年来添许许多多美丽的花园和舒服的别墅，里面住的又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中国人住的是好像蜂巢似的小弄里的小屋子，住得起三楼三底，四楼四底的已经是资本家，中等人家自然只有一楼一底，工人们一家住一间半间屋已经不大容易了。我没有调查什么统计表，我也没有参考什么户口书，我不知道上海有多少洋人，占全体人口几分之几。我想，上海的洋人同中国人相较，总不过一与九十九之比吧？可是这百分之一的洋人有的是汽车，别墅，种种的奢华品，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都舒服了十倍。 总而言之，他们西洋人是贵族，中国人他们的奴隶；他们西洋人是享乐者，中国人是供给他们的生产者。我想到希腊古代的情形，主仆们苦乐的相去大约也不过这样吧？我又想起现在的斐洲，西洋人所希望于土人的也不过这样吧？我不禁的想再五十年，再一百年以后，中国也许就是扩大的上海，每一城里有一条南京路，每一城里有一条霞飞路，那里住的是西洋享乐者，挤在别小上的是四万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工作的牛马。 我又想起了威尔思的小说八十万年后的地球。那时工人与贵族完全变成两种不同的生物，贵族们成了没脑经的傀儡，工人们成了不见天日的怪物。上海已经有这样的倾向。听见两位在海关办事的朋友说，外国人的薪水比中国人多几倍，但是一切麻烦的工作还都是中国人做，外国人整天在外坐了汽车逛。又听见一位在美国学实业的朋友说，他在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某种调查所办事，里面有三位美国人，六位中国人，在中国人里他的薪水算最大，可是还不及那两位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美国人的一半，至于种种调查和报告，还得他来做。 中国人也真没有出息。他们代外国人办事，能力实在不让外国人，也许有时超过外国人，可是代中国人办事，什么也不行了。闸北办的自来水厂，就取苏州河的黄泥水。闸北的电气厂，更是笑话了，自己没有发电机，只向租界工部局去买电，再转卖给用户，在中间抽一些利息，所以工部局停止大工厂的电力，闸北电气厂的纸老虎也就戳破了，怪不得上海有名的商人都靠洋人吃饭，怪不得所谓上海资本家，十个中八个出身是康白度。 我在上海的时候，工部局正在发表它那“诚言”。没有一片墙上，没有一个电线干上没有“看诚言”三个大字。可是它那“诚言”的本身却不容易找到。有一会我偶然看见，记下它中间的一句话“中英通商，有利无弊”。诚哉斯言，英人来了，中国人做细崽做康白度的发了些小财，其余的也沾了洋大人之余光，住了一间半间蜂巢样的小房子，还有什么不好呢？ [book_title]第三十二章 官气与洋气 北京是官气重，上海洋气重。北京人见了“束发小生”也称他为老爷，上海人头童齿豁还喜欢充少爷。北京女子的服装无论怎样的变化总是中国的，上海——我在霞飞路和虹口一带看见许多来来往往的女学生，从后面看来，除了上面漆黑的发，和裙下粗大的腿，简直看不出是中国人来，而且她们说的是满口的英语（我至今还不敢肯定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上海洋气虽重，洋人的好处却没有学到。上海是中国的大商埠，生意应当会做了吧？可是，中国内地的商人伙友虽然非常的恭谦，外国的店伙也非常的善于应酬，你到上海商店去买东西，比向朋友借债还不舒服。他们三三五五的在一块儿谈笑，买客只好恭立静候，如果扰乱他们的清兴，他们的眼光和声调比北京总邮政局的人员还可怕十倍。这种毛病，就是中华书局等大商店还不能免，只有先施永安等公司在这一点渐渐的有些洋气了。 [book_title]第三十三章 模范县与毛厕 叫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那位比柏克赫斯特女士前十任或前二十任的被崇拜者杜威教授好像曾经发表过一篇文字，说无锡和南通是中国最发达的实业区。有人说，南通的实业是暖屋里的花，经不起风吹露凉的；假使土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公款去办他私人的实业，或是不幸而自己归了道山，南通的实业也就很有些危险了。无锡的实业是一种自然的发展，那是无锡人最得意的事。 无锡果然是中国绝无仅有的实业区。从火车站上望去，可以看见疏疏密密的三四十个大大小小的烟突，而且袅袅的在出烟。 下了火车便可以坐洋车到中国洋式的旅馆和饭店，或是直到有名的惠山。无锡也实在够得上当中国的模范县的名称。虽然没有自来水，却有一口极深的洋井。城中居然有一座三层楼的图书馆；而且居然每天有二十个人去看书。图书馆的旁边就是公园，里面有亭，有台，有楼，有阁，有曲径，有石桥，虽然没有中央公园的苍翠的松柏，却多了许多丰润的绿草：里面也有池，池边杨柳依依，池中莲叶田田，池畔也有茶座。每当夕阳西下树，许许男女游客，到此间啜茗纳凉，近可以看红白荷花，远可以望见池对岸老婆子们临流洗马桶，霍霍之声，压水而来。这种较远的风景，我们骤然看了有些奇怪，可是这不过因为我们没有看惯吧了，并且很可以证明这实在是市民的公园，用不着买票才能进门。非但公园不卖门票，就城外私人立的梅园也完全公开。梅园居高临下，可以眺望太湖和五里湖二湖之胜，园中梅树极盛，正二月间，游人众多，不亚邓蔚。据说梅园的修盖和车道的铺造，都是本地实业家姓熊的兄弟两个人出的钱。 无锡的足称为模范县，可以算是证明了吧？它还有一个特点，大约到过这模范县的人，没有不觉到的。除了新修的马路，无论城里城外，所有的街道都狭窄非常，而且几乎每条街总有许多——毛厕。英国城市里最可注意的店铺是酒铺，法国城市里最可注目的店铺是咖啡馆，上海到处都是医生的招牌，无锡到处都看得见毛厕。你在无锡街道上行走，你没有法能够避开毛厕的熏蒸：几家人家的中间是一个毛厕，几家店铺的中间又是一个毛厕，往往吃食店与毛厕，比邻而居。生长北方的读者，也许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市政厅不加干涉呢？为什么市民不起反抗呢？他们不知道南方的毛厕，不是北方的“公益厕所”，但是与英国的酒铺，法国的咖啡馆一样生利的店铺。无锡是中国的实业区，毛厕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实业。平常的市民虽然厌恶臭气，可是怎样能与实业家及绅士抗呢？萧伯纳在他的Widowers Houses里笑骂一班贫民窟的房主，以不可住人的房屋出租，去换自己的安乐奢华，假使他知道了有一班安富尊荣的绅士的进款是以全城的臭气和疾病换来的，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话了？中国人的重视物质，世界上的民族实在没有匹偶。然而中国人总是自负的说我们有的是精神文明！ 说到精神文明，无锡也实在是中国的模范县，因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国学专修馆就设立在那里。据说里面的学生有许多是远道负笈而来的，里面的功课，算学都没有，不用说夷狄的语言和科学了。这个专修馆是无锡最有名的学校，它的校长又兼某中学的校长，所以国学淳厚之风，被及四民。什么新思想，新文学，无锡是不要的；什么现代评论，语丝等等，无锡是买不到的，无锡人看的是——大约古圣先生的嘉言仪行吧？至少上海的屁股报是非常风行的，屁股报里的阴事，逸史，艳辞，淫语，不是中国国学者私下最爱的东西吗？所以“国学为体，科学为用”的这一句话，无锡人实在做到了。无锡真不愧为中国的模范县！ [book_title]第三十四章 理由 章行严先生在他的“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里面，说及现在出版书籍的稀少，至深浩叹，可是他归咎于白话文体的盛行，却实在可笑。听他的话，好像只要大家废止白话，高文典册便可以叱嗟而来似的。可是试问在新青年提倡白话的前十年里有过什么伟大的作品？自从白话文盛行以来，又有过什么说得上的文言的作品？这二十年里，有过什么文言著作可以比得上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都是些白话的作品？白话文言与出品多少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断不能并为一谈。行严先生说“书不必深，有用为宜”，可是文字却必须“字斟句酌”，排比四六，我却觉得意思不妨深些，文字不妨浅些，这是我们思想根本不同的地方。 至于著述的稀少，实在另有原因，与白话文没有丝毫的关系。学者们至少必须有了充分研究学术的时间和机会，方才说得到成绩。外国大学里有Fellowship等等的制度，专门供给一般自己无资产而怀才好学的人以潜心研究的机会；一种专门著述作成，又有种种发表的便利和奖励；就是大学教授等，也授课的时间极少而研究的时间极多。中国是怎么样的呢？有志专门研究学术者没有潜心学问的机会固然不必说了。一般学校的教员大多钟点极多。空闲至多，而且数目极微的薪金还不能按月支领，往往二三月不得一金，积欠延至年余。教员们妻怨子号，负债累累，忠厚的终日为柴米蹙眉，聪明的东兼差，西兼课，皇皇然到处奔波。在这样状况之下，温习故业已经不能，怎样会望他们阐发新知，获什么心得呢？ 因为政治的腐败，教育状况的不安宁，学校渐渐失了讲学的风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集合所。一般野心的政客，利用青年学生们的热心，达到他们特殊的目的。一般好活动的教员，也鼓动种种的风潮，为他们出头进身的梯阶。普通的学生们就以为帮助他们运动的是他们的朋友，而认定那样以学问为前提的人为仇敌。教育状况，一天比一天坏，风潮也一比一天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又有谁能够专心于学业呢？ 假使居然有人，不惧贫困的压迫，不受环境的影响，埋头典籍，或藏身试验室，在学界有了一种贡献，那么书贾们把他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呕心喽血的结晶当作贵物，与他量材论价，三元一千宇，五元一千字，或叫他自己出资付印。如果书贾答应他抽版税，自然大幸，可是专门科学的著述，有谁买呢？这是国家和学术团体的事，可是中国国家向来就没有想到提倡学术，学术团体呢，虽然还有一两个，却都忙着开会和欢迎洋学者，洋什么去了。 [book_title]第三十五章 参战 张歆海先生有一天晚上在王府井大街走路，忽听得前面一声声的呐喊。他走上前去，看见一个车夫在路旁啜泣，说有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坐了车，非但不给他钱，还打了他一顿。再走几步，看见一黄衣的巡警躺在烂泥里，挣扎着不得起身。停望前面黑黝黝一片人，还在叫着嚷着，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三四十个人跟在两个美国兵的后面叫喊着“打！打！”这两个美国兵不慌不忙的慢慢的走着，有时还立停了转身看看后面的中国人。后面的中国人口中喊着“打！打！”，可是总是隔远着六七丈的距离，美国兵走他们也跟着走，美国兵立停他们也跟着立停。他们的人数愈聚愈多了，一会儿就有了百余人，也有几个警察，可是还只是远远的跟着喊“打！打！”美国兵走到了东交民巷的一个口上了，他们回返身来，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了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book_title]第三十六章 走马灯 为了沪案几十万工人罢了工，为了沪案全国的学生罢了课，这重大的沪案已经解决了吗？为了沙面惨杀案那一向反抗中央的广东政府居然肯与北京政府合作，这沙面的案件已经解决了吗？ 从一部分的报纸和学生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不成问题了。 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我们似乎应当竭力的反抗了？张宗昌在山东，李景林在直隶压逼爱国运动，不遗余力，至于枪毙了不少人，我们似乎更应当竭力的反抗了？从一部份的报纸和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还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份爱国运动的青年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有多少辆汽车在外面跑，为的女师风潮。现在有数千他校学生下半年的学业正摇摇在天平里，也为的是女师风潮。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 为什么呢？为了压逼女师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钊就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啊。可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了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个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要是没有那“面圆如鳖，齿狞如犬，攒眉凸眼，隆颈扁腮”的那厮在“千枪万马之中”，大唱其京调，大施其攻城夺垒的手段，章士钊怎样的去向他的主人交账？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book_title]第三十七章 争点 大多数的人总把看不懂的文章当作好文章。这不仅中国人这样，外国的平常人也是如此。一个苏格兰的老妈子听人读了本国大诗人的杰作她觉得一点不稀罕，因为写的是农民平常的经验，用的是农民常用的言语。可是，中国不仅平常人这样想，旧式的文人大都脱不了这种的脑筋。他们看见了一个简单的意思用佶屈聱牙的古字陈言写了出来，便摇头的赞叹，他们看见了一个繁复深切的意思用简单明了的话说了出来，便摇头的叹息。然而文章是看得懂的比看不懂的好，几乎可以算是天经地义，文章究竟是传达意思的啊。 自然，文章的看得懂看不懂，不仅仅在字句，大半还在字句所包涵的意思。一个完全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当然看不懂高深的科学专著，无论它叙述得如何明白。要不然，谁不能像某先生那样的说：“爱斯坦的相对论有什么难懂？我个个字都识，除了那些符号儿”？可是，就是高深的科学，在一个赫胥黎的手中，一个达尔文，一个罗素的手中，大多数人觉得容易了解了许多。所以一样的一个意思，一样有力的传达出来，一篇文章容易懂，一篇难懂，我们就可以武断的说容易懂的是较好的文章。一样的一个情感，一样有风韵的表现出来，一篇作品容易懂一篇难懂，我们也可以说容易懂的是较好的作品。只有非那样的文字不能传达那意思的奥妙，力量，情调，和风韵，才可以用那样不容易了解的文字。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争点，这就是一个。一样的一个意思，一样的叙述，白话可以得最多数的了解，文言少数人，佶屈聱牙，排比四六的古文只有几个人。 可是，白话不都是一样的，犹之文言不都是一样的。白话虽然很“流行”，却不一定都“恶滥”，文言虽然很不流行，却实在是“恶滥”的多。这不是说俏皮话，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不过，一方面不仅写白话的人，就是写文言的人也大都承认一般文言无非是“老生常调”，无非是“滥调”，一方面却不仅写文言的人，就是许多写白话文的人还不曾知道好的白话文也是从“字斟句酌”出来的。他们以为夹七夹八的白话写在纸上就是白话文，那无异乎把所有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只要有“之乎者也”就算作文言文。吴稚晖先生的“狗屁狗屁”自然成极好的白话文字，苏东坡的“嘻笑怒骂”也何尝不是绝妙的文言文章？可是你尽管纸上写满了“狗屁”，你不会成一个吴稚晖，你放量的嘻笑怒骂，人家也不就当你第二个苏东坡。 瞿宣颖先生在甲寅周刊里说的甲寅之文字。自是民国十四年之文字。其所标举。 乃是文言。以对今日之白话。非古文也。岂独不侔于古文。作者之笔墨蹊径不同。靡不自成抒轴。盖虽概目为一体。良不似白话文既限于今日通行之一种。永永自传于槁枯生硬之境。是知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遣。 他简直就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文字是可以表现个性的，白话如此，文言也如此，谁都不限于什么一种。可是，白话文重自我的表现，文言文却重模仿。一个中国人，写的外国字无论怎样好，他的文字的个性的表现力一定不会像一个中国人写中国文字那样的强。同样一个今人写古人的文字，无论怎样的好，终究不能像今人文字的“便于个性的驱遣”。西施是绝世的美人，可是她学了别一个美人的态度就可厌了。东施是丑妇，可是她如果不硬学西施，也不至于被嗤。“好为捧心之妆，适以自翘的丑”的究竟是白话呢，还是文言呢？ [book_title]第三十八章 利害 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因为自己没有是非，便以为世界就没有真是非。他们看见了一篇议论，不问话说的对不对，只问这话有什么作用。他们听到了几句批评，不问指摘得确切不确切，只问后面有什么动机。所以你指出一个人的翻译的错误，那么你不是为了“三角恋爱”，便是为了“抢做教务长”，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 庄生说“德厚信，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我们也有应当自省的地方。 可是，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廷，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辱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氏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 吴先生说，“一个人的人格经不起几个人的诽谤，也就可以收场了。”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敢不自勉。我们的言论，无论是是非非，还是依了良心的主张，断不因为怕谣诼而畏首畏尾。至于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人相信我们的主张是能受金钱权势所移的，就可不必认我们为朋友，如果有人面作不信而暗中模糊影响，作莫须有的攻击的，我们也不愿有那样的人做朋友。 [book_title]第三十九章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至于关于经济方面，则现在情形与彭允彝时代并无差异，章士钊到任以来曾为北京大学筹过若干经费，本校同人当各知悉；即使章士钊真能按月拨付，或并清偿积欠，但既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同人亦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维持最高学府之尊严，如若忽变态度，抛弃历来所叹赞提倡之“狂狷的精神”，而采取“有奶便是娘”主义，我们不能不为北大同人羞之。北大十七教授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 彭允彝的时候，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有教育部的公文都一律退还，可是教育部发的经费却都受下来了，这样的既尽公义而又不牺牲利益的“有奶不是娘”主义，大约是北大同人的光荣吧？ “此次北大方面，以为财部对各校直接发款，已有成例，不虞经费不能照领到手。闻北大于此，曾先向财部探商，财部当有允可照发之意，北大然后始放胆脱离教部云。 “当北大评教会议讨论脱离教部案时，教授中须有谓本校如牵入政潮，因反对章士钊而脱离教部，教部势必不再照发本校经费，目前更有无款维持学校之困难，事前应扩充分审慎。反对派当谓北大不向教部领费而径向财部取款，从前已有先例，最近分润金款，亦由财部直接分配。本校脱离教部后如章士钊抗不发款，不妨径与财部接洽。就目前情势观之，财教两部当局未必事事合作，财部当可答允发款，本校可以无虑，于是脱离之议遂决。 上面的新闻如果是《晨报》所载，也许免不了是谣言，可是幸而是已经屡次被证明为消息灵通，记载翔实的京报所载，大约是确实的了。 这样看来，假使先向财部探商的时候，财部没有允可的意思，这个胆是不放的了吧？那时候怎样对得起“历来所叹赞提倡之‘狂狷的精神’？那时候“有奶便是娘”呢，“无奶不是娘” 呢？ 章士钊“既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同人亦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维持最高学府的尊严。”那么财部总长大约是“有耻的政客”了？其余各部的总长都是“有耻的政客”了。要不然，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耻政客”政府也不免是无耻的政府，那么为了一个“无耻的政客”便“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为了一个无耻的政府更应当怎样呢？那么因为否认一个无权势的“无耻政客” 却去巴结奉承五六个有权势的“一样的无耻政客”又怎样的可羞呢？ “至北大被停给之分内应得经费，教部方面，主归其余国立各校瓜分，各校亦自愿如此。 有许多同人是北大的教员，又是另一个或几个国立各校的教员，有许多同人是北大的专任教授，又是另一个或几个国立各校的专任校授。在北大“而采取‘有奶是娘’主义”是可羞的，在他校大约还不要紧吧？北大的经费虽然停发了，却仍旧“归其余国立各校瓜分”了，那么在一校因“为公义而牺牲”的“利益” 仍可在他校得到相当的赔偿，可以算行善得善了。一般平素不兼的自然绝了奶，可是谁叫他们做那样的傻瓜啊！ “即于前日阁议时提出两部会同严格执行停费之议案。 阁议既决，北大方面不禁若失，一时亦别无善法斡旋，闻仍将在学生身上用工夫，日内或有举动表现，亦未可知。 既然“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又何必“不禁若失”呢？无论如何，我劝他们在“学生身上”少“用”些“工夫”吧。反对一个人的方法极多，最初何必轻轻用学校做兵器？现在如再“在学生身上用工夫”，闹起一个大风潮来，小言之，段政府如不倒，章士钊未必去，而学生一年半载的光阴又虚掷了，大言之，安和北大不为女师大第二呢？ 星期一北大许多学生开会反对考试，一个学生演说道：“他们利用我们去驱章，我们也交换条件，利用他们不考试”。 [book_title]第四十章 刘叔和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到伦敦，其中我最先认识的是徐志摩。有一天，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遇见志摩，他说，他同来的老刘认识我，他在饭厅里看见我的时候，说道，“那不是小陈吗？”我问老刘是谁，志摩告诉我他名光一，字叔和，南通州人，北大法科毕业，在美国研究经济学，他们两人同船去美，现在又同船到英国。我听了还是茫然，想不起刘光一是谁来。 大约过了一两天，我才同叔和相遇，他说起我们在上海南洋公学的附属小学曾经同过半年学，那时他的名字叫光颐。我渐渐的想起一个常常穿白竹布大褂，脑后拖一根小辫子的瘦弱的人来。他这时还很瘦弱，不过那时他比我高半个头，现在我比他高半个头了。此外我能够想起的，只是他是老学生，比我高二级，我入校半年他便升学了。他自己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很懒怠，不大爱读书，所以毕业的时候是末一名，并且几乎不及格。 他在南洋公学毕业之后，就考进北大法科。那时他求学的兴趣已经很浓，毕业的时候，小学校考末一名的居然一变而为第一人。此后他在北大研究了一年，就自己备了资斧到美国去了。 他在伦敦，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经济学，尤其注意经济原理和经济史。可是他在经济学外，同时还研究许多东西。他又非常健谈，无论什么问题，从文艺科学以至极微细的事物，一经说到，叔和便有他的意见和结论，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后来他同傅孟真和我都住在一条街上，往来极密。孟真也于学无所不窥，而又健谈。我们三个人每次相遇，叔和同孟真必争，叔和所是的孟真必定要说它非，孟真所非的叔和必定要说它是，旁证博引，奇趣横生。我素来呐呐不多言，然而也喜欢弄些野狐禅，遇到有趣的争论，免不了常常加入他们的战队；争端一开，往往历两三点钟不休。 叔和家中还富有，可是他日用非常的节俭。他住一间小屋，不能坐家中读书，每天清早挟书到学校图书室，或附近的图书馆去攻读。除了上课的时候，他整天总在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那时我同孟真等也穷极，我住在屋顶一小屋中，更加狭窄，所以也不得不上图书馆读书。中饭的时候，我们三人大都会集于附近一个极便宜的小饭馆中，吃那永不变更的煮牛肉，讨论种种色色的问题。饭后到附近的Clapham Common散步片时，自然又小不了争论，又各回图书馆。除了星期日我们有时到郊外游息或作长时间的争论外，日常生活，大都如此。 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到德国，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时中国学生从他国到德国的很多，大多因为马克价落，前去游历。叔和仍旧闭门读书，所以不到三个月，他已经可以勉强看德国书和谈话。我不久便去法国，又从法回中国，风传以后叔和在德也曾经有过些浪漫生活，可是这一段历史我就不知道了。 叔和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回中国。因为他只身没有家属——他曾经结过婚、没有子息，他在美国时候他的夫人便去世了——他就同我们几个人同住。这也许是叔和的不幸。因为叔和为人虽极随和，对于主张及操守却很固执。他同寓和往来的人，都不懂得酬世的方法，不知道怎样的迎合潮流，怎样的观风转舵，怎样的敷衍所有交往的人。他们相信什么是对的，便觉得应当做什么，不知道在中国做事必须用手段，必须有交换的条件。因此他们在中国社会里总觉得格格不入；他们想做的事常常失败。他们的朋友们总说他们的洋气太深，书呆子气太重，劝他们圆活些，反对他们的人只觉得他们可厌，是应常用种种的方法扫除掉的障碍物。他们自己也觉得什么事都做不好，非常的无聊。叔和处身其中，自然更加不能与流俗相合了。 叔和在北大所教的课，最重要的是欧洲经济史。经济史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然而他并不对于自己所已经知道的认为满足，还是非常刻苦的预备。往往因一小点，遍翻所有的英德法三国参考书，必定要毫无疑窦才罢。他对于所有的功课，都这样的认真，所以常常到夜间二三点钟才睡。有时他发见了自己以前演讲的错误，无论怎样的微小，他一定要在讲堂上认错更正。这种欧美学者酷爱真理的精神，在中国也许免不了受一般学生的轻视。 我知道有几个优秀学主实在非常敬爱叔和，然而大部分也许不见得能识叔和的真价值，要不然叔和也不至于脱离北大了。 去年学期考试的时候，某班学生要自己选择坐位，叔和却固执非依他排的号数坐不可，因此许多学生说他污辱他们的人格，拒不受试。经了这次风潮，叔和已经非常的灰心。下一学期忽然他接到所教的选读班学生用全体名义写的一封信，攻击他很厉害，说他的教课是“了草敷衍”。用别种罪名骂叔和，他也许还可以忍受，把“了草敷衍”四字来责备一个教课最认真，最不肯半点将就的人，使他觉得他的心血是白用的了。加之他对于学校种种的不满意，就决意辞职。后来他的别班学生竭力的挽留他，学校方面也不肯准他辞职，朋友们苦苦的劝告他，就是写信的那班学生也有人表示后悔，可是叔和无论怎样不肯再回北大了。 他因为教了一年半书，只是预备功课，没有时候去研究新的学问，所以他脱离北大后不愿就别的事，只想自己读书，恢复以前在欧美时的求学的兴趣。正在这个时候，现代评论出版了，同人中只有他没有固定的职务，就推他为经理。为了这个报，他奔走了好几个月，费了不少的心血，报酬自然是没有的，非但没有报酬，他还贴了不少的车钱和邮费。他自己相信很有办事的能力，其实他始终还是一个学者，所以这个担子压在他的背上，使他很感觉负担的沉重。 近二三月来，报纸的事务已经上了轨道，他也渐渐的回复到以前求学时代的生活。除了为了沪案他非常热心的做了许多切实的研究之外，几乎只是关了门读他想读的书。不意他忽然病了。 他身体极弱，自己的起居又没有一定的时刻，饮食又不当心，所以常常有病。八月中旬他又觉发烧很重。我们起初以为他的病不过旧病复发，并不在意。可是请中医医治两三天非但不好，并且加重。一天，适之去看他，他说“My daysare numbered”。他虽然说的是笑话，我们很替他着急，劝他搬入医院，因为医院里看护总得周到些。他自己为节省计，决意搬入德国医院。他去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个医院简直没有什么叫看护，要招呼还得自己带人去。可是他的病是重伤寒，病势极重，不便再搬。在医院住了十天，我们看见他一天一天的瘦弱，目光一天一天的呆钝，耳朵一天一天的不灵，可是他的热度却渐渐的减少，医生说他的病很有起色。 九月一日下午我同钱乙藜到医院。觉得他虽然瘦得可怕，然而精神却好些。看护妇说，危险的时期已经过了，以后只要不吃东西，便慢慢的好了。我们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中午，医院忽来电话，叫我们派人速去。我们到时约在下午一时半，该院医生克利与友人周振禹医生都说他的病没有希望了，克利医士说病人直至前一日，日有起色，昨晚忽变卦，不知吃了什么没有。叔和此时尚清醒，看见多人忽至，目光灼灼从此人转至那人，额角汗珠迸发，问道“没有希望了么？”我们只好忍止眼泪，安慰他，同他说病已加重，但不是无望，不过须有人在旁服侍才好，请他把家中住址告诉我们吧。他说“不用通知他们了，没有用的”。我们催了几次才说了。我们问他昨晚吃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他又说“昨天晚上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今晚也这样，我就不能活了”。我们一面去打电报给他家族，一面到协和医院另请医生，希望再有回生之术。二时半他又嘱我发一电给他长兄。我三时回医院，他已经不言语了。三时二十分协和医生到，略审视，即告束手，并且说恐怕只有几点或几分钟的事了。医生去后，朋友们恐环立室中，扰乱病者神思，都退出门外。房中只有我同看护妇一人及侍者一人。果然不到几分钟，叔和已与世长辞了。 叔和死的日期是九月二日，便是阴历的七月半。先四五天，钱乙藜去看他，他问将到八月半未，乙藜说离七月半还有多少天，叔和说“七月半要出院去逛逛了”不意竟在这一天弃了他的躯壳去了。 我们同医院交涉叔和身后事完毕出院，在门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给叔和的。我拆开一看，是志摩南下时告辞的信，信里说道“盼兄耐心静养，早日安复为慰。南中逗留约十日至十五日，归时再见”。今志摩已归，叔和却永远不能再见了。 叔和的病不是不能救的，并且在医院多少天，一天一天的热度已减轻。死的前一天，他精神也略好，夜间忽然变卦，一定有特别原因。医生说也许他前晚吃了东西或动了，他既说并没有吃东西，那么想来是动了。他所说“昨晚闹得天翻地覆”的话，恐怕与他的死有关吧。前一天我们在医院时，壁间某室忽发哭声，可是叔和那时并没有听见。也许晚间那死者的家族都来号啕大哭，叔和听见了，因为非常不安而动了也未可知。其实举哀痛哭这些事，在医院是应当禁止的，就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德国医院的随便了。 叔和性情平易，待人和婉，可是常常喜欢说抱怨的话。请他办事，强之常达目的，可是开始总自捶其胸道：“办不了，办不了”。大约因此及因他说话极多的缘故，朋友们称他为“刘老老”。许多散处欧美中国的朋友听见刘老老忽然死了，一定大家会感觉极沉痛的哀悼。 [book_title]第四十一章 南京 要是有一天我可以自由的到一个地方去读我想读而没有功夫读的书，做我想做而没有功夫做的事，我也许选择南京做长住的地方去，虽然北京和杭州我也舍不得抛弃。物质文明的毒实在受得太深了，穷乡僻壤里的小乡村是一定住不来的，无论那里的风景怎样的幽雅。只要想生了病找不到一个你能够相信的医生，要用什么图书没有购买的地方！何况现在到处是土匪，到处是比土匪更可怕的军人？像上海天津那样的城市又是住不来的。在那里一个爱闲散自由的人简直喘不过气来。 也许有人觉得乡村与城市应当划分得清楚：乡村得像乡村，城市得像城市。可是我爱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明。你转过一个热闹的市集就看得见青青的田亩，走尽一条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你的小园里就望得见龙蹯的钟山，虎踞的石头。你发奋的时候，尽管闭门下帷，不见得会有什么外来的骚扰，你如高兴出门游行，那么夏天有莫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芦获，鸡鸣寺看山巅的日出，清凉山观江上的落日，还有？许许多多名胜的地方，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了，因为我已经十四五年没有到过南京，这次又忽忽的只住了一天！ 自然城市和人一样，不会完全无缺的。南京的缺点，我一天的勾留发现出来，在少一个电影院和一个戏馆。这个缺点，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也许正是南京的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他代人害羞的机会。可是我在那里一定会时时感觉一种缺憾，虽然我在北京也往往半年不看一次电影，三四月不踏进戏园的门槛。 平常人是常常要求娱乐的。他们的企求不是山水风物所能够满足，所以南京人有他们的秦淮河。不怕说杀风景的话，我实在不爱秦淮河。什么六朝金粉，我只看见一沟腌的臭水！我也在夕阳斜照的时光，雇了一个七板子遨游了一回，可是我并没有载回来满船诗情与画意。我只见两岸的河房，没有一家没有劈劈拍拍的麻雀；我只见数百只花船，也没有一船没有劈劈拍拍的麻雀；我只见一船船营养不足的女子，搽了浓脂厚粉，用那败瓦破竹的声音，唱那不成腔调的戏曲，助那些竹林游客们的清兴。我实在不爱秦淮河。我知道叉麻雀和狎妓是中国最普通的娱乐，并且我平常看到的时候已经可以连眉头都不皱一皱，可是同时同地看到几百桌麻雀和几百名妓女，我实在有些咽不下肚去。我很想望着一个电影院和一个戏园。 [book_title]第四十二章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自从叔和的病，我得见了些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医院的情状。他住的医院。简直连毛巾肥皂都得自己带。那里一个看护妇招呼七八间病室，时常可以半天见不到人影。房中床上，桌上，杯上，碗上，药瓶上都是传布病疫的苍蝇。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病的也许会病了。听说这种办法为的是便利中国人。中国人是受不住拘束的；喜欢满屋子站满了自己带去的听差，老妈子，丫头的；至于苍蝇是他们日常相见朋友，不见了许觉着不自在。又听说进那个医院是得由阔人介绍的，如果你已经是阔人或经阔人的介绍，就有两个看护妇服侍你一个人，如果你不是阔人而且认不得阔人，你在入院之先得送一份重重的厚礼。可是我们早先怎样会知道呢？ 这样的医院实在太过中国化了，同时又有些医院又未免太没有同化力。北京一个资本最大，设备最完备的医院简直不知道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体格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那里的医生只知道守着教科书上的陈言，用医治外国人的方法来医治中国人。譬如生产之后，外国妇人可以饮冰吹风，他们也叫中国女子去饮冰吹风，往往因此得到终身不治的病症。 无论如何，北京的外国病院总得让欧洲某国的首屈一指了。 我有一个朋友的夫人因难产到那里去开割。那位著名大夫正在施行手术的时候，总统府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请他去茶会，他便不顾事毕就去了，临行叫助手多上些麻药！过了几点钟他回来了，病人幸还没有死，他把创口缝上了。可是病人出院，腹中常觉剧烈的痛苦，再去见那著名的大夫，他用X光照看之后，发见了缝创口的时候，忘记在腹内两个小小的钳子！于是又割开了一次。回家之后，某处还觉着痛苦，再去见这大夫，他又发见了某处的骨接忘记了接上，须得再割一次，可是我们的朋友实在不敢再请教他了，还是请了一个别国的大夫接上了。这种事，要不是一个朋友亲得的经验，叫我们怎样能相信？ 可是我们也要过分的责备北京的外国医院。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本不是为医病而设的。一个政府倒了，医院里便住满了下台的政客，一个政客要搭架子，便托病移住在医院。医院有这样的作用，这种发财的机会，还那有时间精神来对付普通的病人呢？ [book_title]第四十三章 民气 沪案差不多无形的解决了。在那里淌两行眼泪，抹几把鼻涕的固然不是没有人，可是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似乎已经不曾有过这么一回事。那少数没有忘怀的志士们痛骂政府的也有，叫外交总长辞职的也有，可是我不免代政府和外交总长叫冤枉。政府本来就是那么样的政府，他们做的事正是我们预料他们做的事。要是他们把事情了结得很体面，那才奇怪呢！至于外交总长更不用说了；你们明明知道他是个可怜虫，却不早请他走路，难道也算是他的不是吗？ 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政府，这句话是不错的。三个月前那样慷慨激昂的宣言，痛哭流涕长太息的通电，都争着做政府的后盾。现在这许后盾都那里去了？也许我们的政府别的方面不济事，人民的心理方面却是极有经验的，他们怕说硬话就因为怕回过身来的时候那班高声呼打的都已经溜掉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民只配有这样的政府。 其实那高声呼打的已经是好的了，其余的老百姓还在那里睡他们的觉。中国人实在没有什么够得上叫民气，现在有的不过是些学生气。学生固然也是民，可是他们只不过是一千分，一万分里的一分。他们尽管闹他们的，老百姓依然不理会他们的。所以外国的民气好像是雨后山涧，愈流愈激，愈流愈宽，因为它的来源多。中国的民气好像在山顶上泼了一盆水，起初倒也“像煞有介事”流不到几尺，便离了目标四散的分驰，一会儿都枯涸在荆棘乱石中间了。 [book_title]第四十四章 捏住鼻子说话 中国的知识阶级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简直隔了一重洋。你们尽管提倡你们的新文化运动，打你们科学和玄学，文言和白话，帝国主义有没有赤色的仗，他们悟善社同善社的社员还是一天一天的加多。有一个新从安徽回京的朋友谈起一件事，很可以表示中国的国民有没有出中古时期。 二三年前安徽的霍邱来了一个河南美少年；自言有一个仙狐跟随他。这仙狐不肯显色相示人，可是声音是可以听见的。每到黑夜到它的坛前去焚香祷告，仙狐就可以判人的休咎，医人的疾病。霍邱本是闭塞的地方，何况捧这美少年的是做过知县的翰林，所以全城若狂，捐了二三万金建造了一座极宏大的天狐庙。 今年春天这美少年奉了仙狐到蚌埠，大受那里军政长官的欢迎。 新近又从蚌埠到了安庆。安庆城里的官绅也都拜倒在“仙姑”香案的底下。仙姑降坛的时候，全城的阔人，从厅长以下都上朝似的，听讲似的恭立在坛前。可是安庆城比不得蚌埠，更比不得霍邱，那里是有“学生”的。一天晚上十个教育界的人居然也杂在官绅中间混了进去，每人袋子里怀着一把手电灯。仙姑降坛还没有说满三句话，一声咳嗽，十把手电灯齐注射在坛后，大家看见的是？那个本坐在坛旁的美少年立在坛后，捏住了鼻子学女人说话。这出其不意的电火把他骇呆了，他所以还是捏住了鼻子学女人说话，结果受了一顿打。打的时候，什么厅长也溜了，什么局长也溜了，什么道尹也溜了，什么监督也溜了，只剩了某县的知事溜不掉，只好硬硬头皮把这坛上的仙姑拿下来做了阶下犯。 这种事也许在中国算得很平常。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绅本来只有拜在妖狐坛前的程度。可是我们代受骗的人的身分设想，骗子应得稍为灵巧些。在黑夜里捏了鼻子说话就可以弄得举省若狂的两三年，那些官绅似乎非但没有出中古时期，简直还应当向斐洲的土人学些文化呢。 [book_title]第四十五章 共产 现在有许多人提倡共产，也有许多人反对共产。反共产的人的最大的理由是中国与共产制度不相宜，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我也偏向反共产，可是我的理由是与他们相反的，我却正是为了共产制度已经在中国实行了。 别的也许说不上，在实行共产制度方面中国是很有成绩的。 苏俄以外，中国可以算第一共产的大国了。自然，中国有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共产制度也与苏俄或世界其余各国的不一样。世界各国所说的共产，现在无非是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中国的共产就大不相同了。中国是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 我们拿一件最容易看见的事来做例。中央公园进门是要门票的。这门票的收入就是维持中央公园的经费。至少是一部分的经费，我们平民，除了穷到出不起十六个铜子而不敢去的人，都负这维持的义务。可是，要是你是一个什么部的官，什么会的委员，胸口挂上一块牌，你就可以摇摇摆摆的进门，不用买门票。 一个人要装一个电话，写了信去也许个把月不得复，装了之后，平日叫号数常常叫不来，两三个月不出钱就得出乱子，可是要是你是总长，议员，尤其是什么军办公处的人，一句话去即刻就来同你装电话，以后非但一点都没毛病，并且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