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金色昙花 [book_author]高阳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完结 [book_length]300275 [book_dec]本书讲述了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败北，这八年间政权更迭，政客与军阀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故事。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巴黎和会、火烧赵家楼、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北京政变、溥仪离宫……细细描述一次次重大事件的前因与后果。康有为、梁启超、段祺瑞、张勋、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娓娓道来一位位风云人物的浮沉与功过。“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终如金色昙花，只那一瞬灿烂，便萎落了。 [book_img]Z_15084.jpg [book_title]一 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表弟张镇芳，以及一班以“拥立”为长保富贵之计的“文臣武将”，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不赶紧跳下来，只怕难逃焚身之厄。 跳下“热灶”的方法，首先是下一道“罪己之诏”，撤销帝制。这道“诏书”自非大手笔不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 此人名叫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初试一等第四，复试一等第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那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见投契，收入幕府。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当“洪宪六君子”策动北洋军阀，纷纷劝进时，左右心腹中唯有张一麟苦谏力争，反对帝制。袁世凯虽未听从，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之恩，亦始终追随不去。 “仲仁，我很后悔，当时不听你的忠告。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非借重你笔下不可。” 张一麟义不容辞，亦且当仁不让。他的笔下很快，唯独这道申令，字斟句酌，花了半天的工夫，方始脱稿。以“予”自称，结论中仿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成例说：“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很好，很得体！”袁世凯提起笔，将“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予”字勾掉，添上“本大总统”四字。 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看样子，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 申令在“洪宪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第二天又明令取消“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同时又有一道命令，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这些命令，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经由“政事堂”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那句话。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入阁拜相。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作。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强邀徐世昌出任新设的国务卿，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封作“武义亲王”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停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 在她眼中，丈夫是“窝囊废”。府里从张文治起，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王爷”怕“老爷子”，醇亲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表示她是一家之主，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 “对外的大事”便是“恢复祖业”。醇亲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 为了复辟，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起义“勤王”，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令如此，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醇亲王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痛骂袁世凯，只有她是例外，说是“不怪袁世凯，只怪孙中山” 。 就因为这个缘故，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张文治告诉她说：“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朝，徐世昌跟张勋、倪嗣冲都说好了。就怕王爷胆子小，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事情准成！” “噢，”醇亲王福晋大为兴奋，“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是机密大事，不能随便透露。如果王爷肯出面，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当面细谈。” “好吧！”醇亲王福晋连连点头，“我跟王爷来说。” 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载沣结结巴巴地说：“兹、兹、兹事体大，我得找人来商量。” “走外线”的梁士诒，在他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客人只得两位，一个是宣宗——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皇室中，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原来筹安会“六君子”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时，认为逊清皇室的“劝进”必不可少。通过各种关系，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但谁都知道，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洵、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一提起袁世凯，无不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反要推戴他做皇帝，这话谁敢去说？ 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沣去谈这件事的人，就是溥伦。他肯给袁世凯卖力，有正反两个原因，反面的是，他颇有牢骚，当初穆宗——同治出“天花”，不治而崩，又无皇嗣，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湉。 这是旧嫌，还有新恨。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选了三个伴读，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除了陪伴读书以外，还有一样用处，代皇室受过。 孩子到底是孩子，总有顽皮不受教，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既不能骂，更不能打。像这样为难的情形，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打打不要紧，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自然就会守规矩了，是个很好的法子。 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却只把毓崇当伯禽，专找他的麻烦。譬如毓崇好端端地在念书，陈宝琛会突然向他喝一声：“轻佻！”搞得毓崇莫名其妙，细看方始明白，是因为溥仪进书房蹦蹦跳跳的缘故。 这样一天不知挨多少骂，使得本来很用功的毓崇视书房为畏途，功课当然差了，挨骂也就挨得更凶。回家眼泪汪汪地诉苦，气得溥伦常常破口大骂陈宝琛“王八蛋”。 至于正面的理由，不外一个“利”字。其中又有公利、私利之分。私利是给溥伦个人的好处；公利则是以皇室劝进的表示，交换“袁皇帝”承认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一共八款，最重要是前面三款：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仍暂居宫禁。 “五叔，”溥伦跟载沣说，“优待条件是民国跟咱们订的，袁慰庭当了皇上，国号要改成‘中华帝国’，他可以不认账。” “这，这不会吧？” “是的，本来不会，你把他得罪了，可就难说了。” “商量，商量！”载沣把他的口头禅搬了出来。 商量的结果，内务府大臣一致主张优待条件必须保全，劝进不必溥仪出面，另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于是往返磋商，达成协议，先由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个正式公文：“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换来的是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由世续送还优待条件的同时，还带来了一张照片，是五六岁大的一个女孩。“袁慰庭的十三小姐，他的意思想配给皇上。”世续说道，“特为让奴才来探探四位太妃的口气。” “怎么能跟他结亲？”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一口拒绝。 同治瑜妃，尊号敬懿，平时与端康太妃不和，不过在这件事上，是站在一起的。她很能干，不必率直拒绝，只问：“袁家这个小姐，是嫡出的，还是庶出的？” 袁世凯的嫡室于夫人，比丈夫还大一岁，岂有望六之年的老妪，会有一个五六岁的亲生女儿？世续心知敬懿太妃是明知故问，却不能不据实回答。 “庶出。” “那可不行！中宫母仪天下，怎么能庶出？大清朝立后，从没有这个规矩。” 世续默然，也没有答复。好在袁世凯自己也想通了，这头亲事倒是不结的好，一结，不就更像王莽了？所以世续不提，他也不问，只根据内务府的来文，在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下了一道令：“政事堂呈称；准参政府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推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表示他的皇位，不仅出于“民意拥戴”，亦由“前朝禅让”。 于是，奔走其事的溥伦，获得了重酬：被袁世凯特任为参政院院长，俨然“国会领袖”。原来的院长黎元洪，封为“武义亲王”。 到得民国五年元旦，举行“洪宪皇帝登基大典”，事先由外务部函请各国公使，元旦入贺，结果只到了一位大使——此人非别人，就是溥伦。由于“优待条件”规定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大清皇帝”，所以溥伦的身份是清朝的“钦命大使”。盖了御玺的“国书”上说：“逊清大皇帝敬奉两宫圣谕：特派宣宗成皇帝嫡长曾孙溥伦为全权大使，代表清室全体，恭贺”云云。 溥伦达成了“大清大使”的任务，立即卸除了宝石顶花翎的朝冠与蟒袍，改换“洪宪”的公服到参政院去正式到任。他原来是参政，支大洋五百元，一当了院长，薪俸加了一倍，另外月支交际费两千元，比以前加了五倍之多。可惜，好日子只得两个多月，就快过完了。 “是青岛来的厨子。”梁士诒谦虚着说，“只怕菜不中吃，不过取个新而已。” “虽新而实旧。”世续指着一道“龙井虾仁”——西湖龙井茶叶炒虾仁——说，“这个菜是翁文恭发明的，我整整二十年没有吃过了。” “那是戊戌以前？” 翁同龢是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里被逐回籍的，不久即发生政变。提到这个年份，作为皇室一分子的溥伦，感慨特深，“戊戌以前还是好年头。”他叹口气吟道，“‘不须更说乾嘉盛，话到同光已惘然’！” “安知同光中兴之世，不能复见于今日？”梁士诒接口说道，“事在人为而已。” 他生得高大白皙，气度安详，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特予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因此溥伦跟世续不约而同地放下筷子，用眼色催促他说下去。梁士诒却慢条斯理地打了一下叫人铃，将他的贴身跟班梁贵唤了进来。 “上菜先在门口通知！” “是！”梁贵轻声回答。显然主仆早有默契，保密的工作做得很周到。 “项城的处境，不瞒两位说，自然很尴尬，但亦仅止于尴尬而已！”梁士诒说，“大家都以为项城想当皇上，实非深知项城。”说到这里，他特为停了下来，等人发问。 发问的是溥伦：“他不想当皇上，想当什么？” “想当内阁总理大臣。” 这个回答是溥伦与世续怎么样也想不到的，世续不解地问：“退居臣职？” “世中堂这话说得太好了！”梁士诒拿起用康熙五彩窑的酒盅所盛的白兰地说，“真当浮一大白！” 当然，没有大杯干白兰地的规矩，主客都只喝了一口，接着往下说： “说项城不想当皇上，当然是欺人之谈，不过，主要的是‘办共和’办失败了，这是条走不通的路。‘办共和’讲选举，试问中国有多少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选票上的名字都不认识，你叫他怎么投票？何况，有些名字，听都没有听说过，譬如伦贝子，有几个知道玉牒上的字派是‘溥’字？” “是啊！”溥伦接口，“犹如大家都只知道梁财神，‘士诒’这个台甫，没有几个人叫得出来。” “这也不过是共和不适国情的一端而已，此外还多。总而言之，项城的想法是，他要当皇上的念头也许错了，可是恢复帝制绝不错。因此，”梁士诒的语气，很有力地一转，“项城可以不当皇上，但是，帝制绝不能推翻！” 话说到这里，就触及核心了，世续与溥伦不约而同地有个疑问：“袁世凯不当皇上，那么谁来当呢？”只为世续发言在先，所以溥伦就让他说完。 “他不当皇上，谁来当？总不会是菊人吧？” “东海岂能如此不自量？他心存故主，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是谁呢？”溥伦有些忍不住了，“燕孙，你痛痛快快说吧！他预备让给谁呢？”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项城一场春梦，如今醒了，唯有不负隆裕太后的付托之重，才是他的自处之道。”梁士诒肃然说，“这是项城跟东海密议，也是区区赞襄的结果，决定如日本当年的幕府一样，‘奉还大政’！” 此言一出，客人皆是惊喜莫名的表情，世续却突然收敛笑容，用责备的语气说道：“燕孙，你酒量很好哇！” “世中堂以为我说的是醉话？此是何等大事，岂可妄言？” 虽然梁士诒郑重否认绝非戏言，同时也可以肯定亦非醉话，但世续与溥伦仍旧需要有一段心理上适应的时间，才能相信所听到的真话。 恰好梁贵通知来上菜，而且是现片上桌的烤鸭，自然而然就阻断了主客谈正经；可也没有聊闲天，一个个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地咀嚼着单饼葱酱卷的烤鸭，在忖量这件大事的成败利钝。 等梁贵的踪影消失，世续随即开口，“燕孙，”他问，“这件大事，怎么做法？” “当然是由项城主动，发表奉还大政的声明。皇上欣然嘉纳，降旨特派袁某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阁。”梁士诒略停一下说，“至于视朝的大典，不妨从长计议。” “如果各省反对呢？” “那亦只是西南两三省。照我看恐怕只有云南一省。广西的陆荣廷原是清朝的臣子，倘或反对，岂非叛逆？再说，就算陆荣廷也反对，亦不必担心，到那时候且不说有张绍轩、倪丹忱效忠，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也不同了。” 张勋、倪嗣冲心存清室，是早就知道的；说段祺瑞、冯国璋的态度会改变，却不无疑问。世续便追问一句：“会吗？” “会！”梁士诒答说，“他们不听项城的话，总还要听听东海的话。” 世续点点头，对他的答复，表示满意。 溥伦由于当过一次“大使”，比较了解“国际公法”，他提出一个问题：“外国呢？会不会承认？” “当然会。他们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如果不承认，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哪里？他们只好下旗回国。” “那当然是不会有的事。他们有侨民、有买卖，不能丢下不管。”溥伦转脸对世续说，“这件事很可以做。” “是的。很可以做。”世续答说，“回头从这里散了，我就陪伦贝子上‘北府’。” “我正要找你们。有件事透着有点儿邪。内人告诉我——” 将这么一件“光复祖业”的大喜事，说是“有点儿邪”，使得溥伦和世续都有啼笑皆非之感，因而话就不容易说得下去了。 “我们俩，刚打梁燕孙那儿来，就是要为这件事跟王爷请示。” “五叔，”溥伦接着说下去，“这件事很可以做。唯一的顾虑，是外交承认的问题，我们也研究了，结论是各国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否则他们就失去立场，没有交涉的对手了。” 什么“问题”“立场”，载沣最怕听这些新名词，不由得就像吃了青梅似的，牙根都有些酸了。 “最要紧的是，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会变。他们反对帝制，就是不甘心管袁世凯叫一声‘皇上’，咱们皇上原来就是皇上，段、冯当年都磕过头的。”世续渐渐起劲了，“王爷，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万万不可错过。” “好吧！”载沣为他们说动了，“明儿‘上门’，先跟太妃们回一回。” “太妃那里不忙。”溥伦说道，“她们没有不赞成的。这件事只要五叔拿主意就行了。” “我可拿不定主意，回头找老六、老七商量。” 老六是载洵，老七是载涛。载洵住天津，一时无法商量；将载涛找来一谈，他自然深感兴趣，不过，他认为这件事应该跟“宗社党”的要角谈一谈。 “宗社党”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小恭王”溥伟为首，旗人中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良弼、铁良，都是重要分子。这个党的目的，顾名思义便知是为了挽救爱新觉罗皇朝，因此，反对退位，反对议和，更反对袁世凯。及至良弼被刺，北洋军阀又发了赞成共和的通电，宗社党才被迫同意清帝逊位。隆裕且曾传谕解散宗社党，不过暗中仍在活动，根据地是大连，后台是日本浪人及军部一部分野心分子，要角是肃亲王善耆、溥伟，及光绪皇帝的连襟，曾经掌过度支大权的“泽公”——镇国公载泽。 善耆与溥伟都不在北京，只有找载泽来谈。偏偏载沣最怕跟载泽谈正事。在他当摄政王时，载泽与奕劻争权，常常在事先、事后去找载沣，以“老大哥”的资格，提出强硬的要求。他的嗓门大，话又说得快，每每使得有些结巴的载沣，无法招架。 但也无法，这件大事如果作为“家务”来看，以载泽的地位，是必须听取他的意见的。等将他请了来，说知经过，载泽问道：“你是不是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我、我也不大相信，不过，有这样的好事，总要拿它当一件好事来办。” 载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只说：“我赞成。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能让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那怎么行？”载沣气急败坏地说，“你干脆就说不赞成好了！‘人不为己，男盗女娼’，袁世凯就是为了还想掌权，所以才愿意拥戴皇上，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是的，我明白，不过咱们得装糊涂。我告诉你吧，这是讨价还价的手段。袁世凯，仍旧可以让他当总理大臣，不过，得分他的权：第一是用人之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财权。这三种权，咱们得抓在手里。” 载沣默然好久，方始问道：“光说军权吧，让谁来抓？当年会议退位的时候，隆裕问老七：‘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老七答说：‘只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你说吧，袁世凯就愿意把军权交出来，可又让谁去接？” “交给谁都一样。如果袁世凯肯听话，交给他亦未尝不可。”载泽接着又说，“总而言之，袁世凯把大权交出来是一回事，咱们再授权又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载沣不大了解他的本意，但不论如何，应该讨价还价，也算是一种意见。接着，又找了几个人谈，看法不一，有的人以为难得袁世凯还有这片心，不必多作要求，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免得人家一起反感，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有的人以为徐世昌比较好对付，不妨让他当内阁总理大臣，对袁世凯，不妨封异姓王作为酬谢，而且该像尚可喜那样，封他为平南王，让他去镇压西南；有的人以为该仿照早年的制度，设议政大王，辅助皇帝。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就是绝不该拒绝袁世凯的好意。 该问的人都已问过，就该“上门”了——载沣管进宫去看他的儿子溥仪叫“上门”。溥仪才十二岁，但在师傅陈宝琛、徐坊、朱益藩、梁鼎芬等人的“循循”善诱下，对于皇帝的“权威”，已颇有了解。载沣原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不会懂什么，及至有一次碰了个钉子，才知道“皇上难惹”，从此加了几分小心。 碰那个钉子是为了庆亲王奕劻的谥法。隆裕开御前会议时，只有溥伦跟奕劻主张逊位，因此这两个人，在宫中被“另眼相看”。溥伦不大在乎，奕劻则很知趣，尽室迁往天津。这年正月初七去世，递上“遗折”，照例应该有“恤典”。那时的小朝廷，内务府就是包办一切的政府，既是“军机处”，也是“内阁”，所以拟谥亦是内务府的事。亲王只谥一字，内务府拟了“恪、勤、敬、慎”四字，请“皇上朱笔圈出”。 这该跟师傅们商量，但是溥仪那两天感冒，不上书房，只好一个人拿主意。由于奕劻的劣迹，平时听得很多，溥仪觉得内务府拟的四个字，一个也不配。于是命太监取了一本“会典”来，自己参考着拟了四个字：“缪、丑、幽、厉”，连同内务府的原奏，一起发了回去。 不一会儿，载沣“上门”了，“皇上还是看、看、看在宗室的分上，另、另赐个——”他还未能毕其词，已为他儿子把话打断了。 “不能另外赐谥。”溥仪大声说道，“奕劻受了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三百年天下，断送在他手里，怎么可以给美谥？只能这个，丑！缪！” “好，好好！”载沣是有备而来的，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说，“那就用、用这个，‘献’字。这、这个字有个犬旁，这、这字不好！” 那是太监的见解。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害得大家流离道路，便有太监编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惇王奕誴，在大丧时与福晋敦伦，生了一个儿子，违悖礼法，行如禽兽，所以咸丰将惇王此子命名载漪，取漪中有个犬字，意思是骂他为“小畜生”。 如今载沣用献中有犬，不是好字的说法，是因为溥仪亲自交下四个丑恶字眼，则想为奕劻乞得美谥，不易办到，因而找“南书房翰林”去商量，找到这么一个字，可以哄得过去。谁知不然！ “有犬旁也不行！而且也不是坏字！” “坏、坏、坏，确是坏字。” “既然是坏字，怎么明世宗的生父叫兴献皇帝呢？” 明朝的皇帝，载沣最熟悉的，就是这位未践大位、追尊为帝的明世宗生父。因为当年为了光绪入承大统，朝士生怕如前朝的“大礼议”那种严重的纠纷，复见于本朝，甚至御史吴可读竟以死谏，引宋朝的“濮议”、明朝的“大礼议”为鉴戒。明世宗既尊生父，何以竟无视于“坏字”之“献”？溥仪这一问，将他生父问得更结巴了。 “这简直是欺负人嘛！”溥仪不讲理了，“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 “别、别、别哭，别哭！我找他们去、去研究。” 研究下来，用了个“密”字。“献”字作贤字解，奕劻自然不配；“密”字照《谥法考》是“追补前过”之意，勉强可行。溥仪在师傅的劝解之下，总算同意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载沣根本不敢大意，“上门”之后，先找陈宝琛，将袁世凯愿意“奉还大政”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征询“师傅”的意见。 “袁世凯岂是可以信任的人？”陈宝琛说。 “他现在是势穷力蹙，身不由己。”载沣又说，“看来有诚意。” “光是诚意没有用。既然势穷力蹙，身不由己，又何能一手包办大政？” “这、这试一试，也不要紧！” “不要紧？”陈宝琛将脑后那根小辫子摇得直晃荡，“我看很要紧。成且不论，败则是不了之局。” “怎么个不了？” “只说一样好了，取消优待条件——” “啊、啊、啊！”载沣神色大变，蓦地提起手在自己前额上拍了一巴掌，“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但是，载沣虽已恍然大悟，却不能断然做出拒绝的决定，只是听陈宝琛的劝，根本不必对“皇上”提这件事，只跟太妃们谈一谈就是了。 太妃们的意见不一，四个人四种态度：一个赞成；一个不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根本不感兴趣；一个大骂袁世凯，说他“也有今天”，十足幸灾乐祸的口吻；唯有敬懿皇贵妃，作了很明确的表示。 “恢复祖业，谁不乐意？不过也得看看，是怎么个恢复！就像想发财那样，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件事，换了我是民国的人，我就不服。每年白花花的四百万大洋，倒把人的贪心供养出来了！索性连这个都不给，看你有什么能耐？” 这话说得比陈宝琛更透彻。载沣唯唯称是，将世续与其他内务府大臣都找了来，商量如何回复梁士诒。 “他、他是‘财神’，咱们可别、别得罪他。”载沣很吃力地说，“必、必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经过一番商酌，居然把冠冕堂皇的理由找到了。世续做东，回请梁士诒，仍请溥伦作陪，很委婉地表示，清室对袁世凯预备“奉还大政”，深表欣慰，也极愿意早观厥成，但不愿为此事替袁世凯找来意外的麻烦。国内有袁世凯的威望，一定可以镇服得住，但使节团如何？倘或外交上不承认，岂非造成无可挽救的僵局？所以梁士诒不妨先向东交民巷探探口气。 用不着世续说，梁士诒早就下过功夫了。与袁世凯在韩国便有密切交往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是预备支持的，此外就很难说了。 如今听到世续代表清室答复，亦以外交承认为接受“好意”的先决条件，越发觉得“领事团”的态度，为此事成败的关键，所以决定派人去做一个广泛的试探。 试探的结果，令人失望，反应极坏。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竟然亦反对。“他们不是支持宗社党的吗？”梁士诒问道，“大仓喜八郎还借了一百万日币给肃亲王，助他恢复清室。何以态度一变？” “燕公，”有“日本通”之称的铁路局陈局长答说，“他们支持宗社党，是要搞一个皇帝出来分割满蒙，不要一个‘奄有四海’、号令及于全国的宣统皇帝。” “原来如此！”梁士诒沮丧地说，“此路根本不通。” [book_title]二 “洪宪皇帝”终于死了！“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四川督军陈宦在五月二十二日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项城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当时昏厥，因为陈宦是他心目中最忠贞可恃的心腹。接着，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先后宣告独立，袁世凯活活气死、悔死了。 袁世凯临死，找来四个“托派”的“顾命大臣”，第一个是段祺瑞，第二个是王士珍，“北洋三杰”中的一虎一龙；第三个是他的表弟张镇芳，第四个才是徐世昌。论资格当然是徐世昌最老，所以袁世凯一死如何善其后，由他来主持会议。 估量当前的情势，北方的实权在段祺瑞手里，他要一当了总统，自己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徐世昌决定首要之着，是把段祺瑞压住了再作道理。 于是想到现成有个人可以利用，便是住在光绪被幽禁之地瀛台的黎元洪，主张照约法推黎副总统继任总统。但他也不敢公然开罪于段祺瑞，因而紧接着又加了一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该怎么办，要问段总理的高见。” 自袁世凯病重，段祺瑞就在考虑袁死以后的局面。论北洋这个“团体”中的实力，他自觉足够继承领导权，也就是继承袁死以后的地位。但江南的冯国璋志不在小，正在亲自联络长江各省的督军，不知有什么花样变出来；西南方不服北洋领导，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如今要坐上总统这个位子，不会太困难，就怕坐上去也跟袁世凯“即位”那样，火烧两股，坐不安稳，一跤摔下来，岂非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如此一直踌躇不定，找幕僚商量，亦无定论。而到了此刻，却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左思右想，觉得至少仍可保持总理的位子，也就是仍旧将实权握在手里，不愁以后没有机会，是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于是他点点头说：“我没有意见。相国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大局一言而决，却非一言而定，刚刚接任便发生了新旧约法之争。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全国的通告，说“袁大总统于六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所依据的是民国三年由袁世凯“炮制”，而为革命党所反对的新约法。及至黎元洪就任宣誓，却说“当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话虽跟国务院的通告矛盾，其实不错，错在后面一句话：“并誓于代大总统职权之时，确守国宪。” 黎元洪的副总统是民国二年十月，照旧约法选出来的，任期六年，应该到民国八年十月为止。袁大总统一死，黎副总统依法继任，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扶正”，任期不变，仍到民国八年十月。现在说“代行”，变成以新约法为依据了。而依新约法，大总统缺位，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但只得三年，便须另选新总统。 新约法中规定，继任总统的候选人，由现任总统神秘开列名单，一共三个人，藏入“金匮石室”，锁是特制的，有三柄钥匙，由总统、副总统、参议院长各执一柄，须要两柄钥匙配合，才能开锁取出名单，由国会议员在推荐的三人中选出一人继任大总统。 这是仿照清世宗秘密建储，书皇子姓名，藏入铁盒，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办法。据说袁世凯最先开列的名单是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到得西南起兵讨袁，得病自知不起，曾派人悄悄打开“金匮石室”，名单改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改了也无用，袁世凯是如此下场，根本就没有资格推荐继任人选，谁会去照他的办法推选大总统？ 因此，黎元洪的前后矛盾，等于自毁立场，一上来就引起了争议。在南京的冯国璋，亦主张恢复旧约法，重开国会，目的是要推翻“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由黎元洪居虚名、段祺瑞掌实权的北方政局。此外，冯国璋在五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以团结北洋军阀为宗旨的南京会议，一变而为由张勋主持，以造成西南与北方之间的第三势力为主的徐州会议，缔结了直隶、河南、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安徽七省同盟，议定解决时局纲要十条。头一条就是：“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 好消息相继传入“大内”。第一个好消息是袁世凯去世。那天是端午深夜，也就是阴历五月初六凌晨三点钟，“西南好风”飘来一阵阵哭声，知道是在为袁世凯举哀，刚刚起床的太监，奔走相告，喜逐颜开。宫里将五短身材的袁世凯，说成是“癞蛤蟆成精”，道是“癞蛤蟆难过端午节”，果然应验了。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徐州会议的决定。陈宝琛尤其满意，他是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以待“圣德日进”，徐图“中兴”。当王壬秋为他的得意弟子杨度邀约进京来捧帝制的场时，王壬秋疯疯癫癫，既似拥袁，又似唐伯虎在明朝宁王宸濠门下，佯狂自污一般，一面故意误认“新华门”为“新莽门”，一面又作了一副谐联，谩骂共和制度，叫作“民犹此也，国犹此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陈宝琛将这副对联说给溥仪听时，还加了个横额：“旁观者清”，用成语而双关，正表明了他的主张，随民国的南北纷争，采取袖手旁观，不介入纠纷，长保优待条件，最为明智。 现在徐州会议的决定，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而对徐州会议的策动者张勋，也有了好感。 “虽然是民国，张勋跟他的兵，都留着辫子。袁世凯于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就亏得辫子兵攻进南京，才能成功。”陈宝琛又说，“隆裕太后大丧，张勋发了通电，说‘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总算很难得的。” “照这么说，他是忠臣？”溥仪问说。 “是。”陈宝琛肯定地回答，“确是忠臣。” “是忠臣，我几时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 “他在徐州，不便召他来。臣可以找张照片给皇上看。” 另外还有个师傅梁鼎芬，对于张勋亦颇感兴趣，很想在北洋政府中找个人居间，做一番拉拢的工作，无奈迎新送旧，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只得暂且搁下不提。 迎新是迎黎元洪；送旧是送头戴平天冠，躺在彰德太昊陵上一株千年神柏所制的棺中的袁世凯。 六月二十三日，黎大总统派内阁总理代表致祭，前一天并发表明令，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办“袁林”工程。皇帝的墓园称为“陵”，用谐音的“林”，是为了安慰死者。 六月二十八日，由中南海居仁堂启灵：是三十二个人抬那口柏木棺。黎大总统等在新华门口，灵柩经过一鞠躬，出了新华门，舁夫增至八十人，全体阁员、清室代表溥伦，步行执绋。到东安门，送葬的行列加入各国公使，直到前门车站。“导子”的顺序是特别挑选过可以担任仪队的军警；中西乐队；骑兵护送的礼轿；袁世凯生前所骑的一匹枣骝马；六十四名和尚，三十二名喇嘛，手执法器，一路念经；灵轿，除了袁世凯的大照片以外，还有他在世所用的衣冠及所得的中外勋章；披麻戴孝的儿孙；长长的一串白布小轿，不时传出嘤嘤哀哭之声；最后是执绋的队伍。这个“民国皇帝”的大出丧，着实热闹，老百姓倾巷来观，不消说得。 到得前门车站，在一百零一响的礼炮声中，灵车南下，伴灵的除了袁氏家属以外，还有徐世昌、治丧委员曹汝霖及黎大总统派到彰德送葬的代表蒋作宾。当然，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之类的心腹，也是少不了的。 一路南下，逢站必停，以便接受路祭，因此走了一天一夜，始到彰德。在袁世凯“洹上归隐”的“养寿园”中停灵设祭，这时北洋系统的督军，纷纷到达，举行“团体”公祭，主祭的自然是徐世昌。 “项城是去世了，北洋团体不可分散。”徐世昌就在灵前召集会议，以主席的身份发言，“帝制时期，北洋同人不免有分裂的现象，大足以使亲痛仇快。项城临终前几天，跟仲仁最亲密，有许多心事吐露。我想请仲仁来追述遗言，当着项城灵前，大家作一番自省，以慰在天之灵。诸位看如何？” 当然不会有人反对。于是即刻派人到里面，将在袁世凯书房中整理遗稿的张一麟请了来，由徐世昌说了缘由，请他讲话。 张一麟自不免为难，因为袁世凯临终前批评了许多人，大半在座，如果照实直言，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于是很仔细想了一会儿，觉得有段话可以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期间，有时候一天要找我三次，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怕见项城，他实在无聊不过，只好找我去聊天。”张一麟接着又说，“项城有一天跟我说：‘梁燕孙本来不赞成帝制，后来劝我，决不可取消。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这话令人颇感意外。先劝进，后来又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人很多；先反对，后来又不主张取消的，恐怕只有梁士诒一个人。他是为了什么？ “燕孙跟项城说：如果取消帝制，那么天天在盼望封爵封官的人，自然大为失望，左右解体，请问何来最后共事的人？项城颇以此为然，否则，取消帝制的申令，早就下了。” “由此可见，项城始终是为‘团体’着想，亦可说是为大家的利益牺牲了。”徐世昌接着张一麟的话说，“这一点，我希望在座同人，格外要记住。” “我还有句话，可以报告各位，项城自始至终，都说大局闹到如此不可收拾，都是他自己不好，从没有怪过任何人。”说完，张一麟站起身来，悄然退席。 “各位刚才都听见仲仁的话了。”徐世昌说，“项城自任其咎，不愿归过于哪一个人，亦无非是说全由北洋支配。现在项城虽已含恨以终，北洋的实力仍在，咱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如何保持政权于不坠？眼前是段芝泉当政，不过大问题不解决，终有后患。” 所谓“大问题”即是大总统这个位子，现在是由黎元洪占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要将这个大位，抓在自己手里，才无后患。徐世昌的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 “眼前是不要紧。”倪嗣冲说，“徐又铮当芝老的秘书长，一定吃得住‘黎菩萨’。如今只谈后年的问题好了。” “后年什么问题？”湖北督军王占元问。 “咦！后年不就是黎菩萨的任期到了吗？” “噢，你是说改选大总统的问题。”王占元说，“只有一个办法，请老师当大总统，仍旧是芝老的国务总理。” “老师”是指徐世昌，他所希望的就是这句话，正想以退为进地谦虚几句，就此做成一个协议。不道“半路里杀出程咬金”，张勋甩着辫子，大摇其头。 “也不见得只有一个办法。”他说，“项城本来不是要奉还大政吗？咱们该照项城的意思去做，让他死得瞑目。” 徐世昌非常见机，急忙接口：“绍轩的话，深获我心。这是解决时局、保全团体利益的上策。” 所谓“保全团体利益”就是各人仍能保住地盘，一旦复辟，就算是“君主立宪”，亦可裁抑国会的势力，保住地盘，更为方便，因而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众议佥同，方针是有了。”倪嗣冲提议，“这件事当然请老师领袖群伦；实际筹备工作，我想绍轩是义不容辞的。” “是的。除了绍轩，没有第二个人。”山东督军张怀芝说，“请绍轩说吧，什么时候再聚会？” “等我好好筹划一下，不会拖太久。有了结果，我请大家再到徐州来玩几天。” 又有人主张，在外交方面，主要的是日本，应该先取得联络。这一工作，割据各地的督军，是无法进行的，当然要由徐世昌来主持。 于是复辟活动，分成两个中心，一个在徐州，一个在天津。在徐州的张勋，正在筹备召集第二次会议时，直隶省长朱家宝派人陪了一个日本浪人木泽畅，来看张勋，带来了一个复辟的机会：宗社党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宗社党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小恭王溥伟，实际上是肃亲王善耆。宣统初元，他当民政部尚书时，聘请了一个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顾问；清帝退位，善耆由于川岛的安排，全家迁居大连，仍称肃王府。川岛在王府中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是宗社党的灵魂。善耆也刻意笼络，将一个小女儿过继给川岛，改了姓也改了名字，叫作川岛芳子。 但是，善耆不知道川岛浪速是在利用宗社党。原来民国肇建，川岛向日本军部献了一计，名为“支那分割策”，又名“满蒙分离策”，顾名思义，便可想象得到，目的是搞满蒙独立。计划是由善耆联络蒙古科尔沁亲王巴林，合建满蒙王国，日本方面供给枪械、军饷，供他们“打天下”。 此策为日本军部所接纳，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亦表支持，但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不赞成，及时阻止，使得宗社党遭受了一次打击。不过川岛浪速并没有死心。 到得袁世凯称帝，日本军阀及外务省以“倒袁”作号召，旧事重提，大规模进行“满蒙分离策”，由陆军省次官田中义一，关东军参谋长福田雅太郎、参谋小矶国昭，主持其事。陆军参谋本部派了一名大佐土井市之进跟川岛去联络。川岛手下有三个列入“预备役”的军人，亦是浪人，名叫青柳胜敏、木泽畅、入江种矩，分头活动。青柳带着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入内蒙古去联络一个大土匪巴布扎布；木泽则经由天津驻屯军的介绍，辗转来跟张勋接头。 木泽告诉张勋说，巴布扎布的骑兵四千多人，已在青柳胜敏指挥之下，于七月一日自大兴安岭以西的根据地向洮南进击。等巴布扎布打到张家口时，雷震春和朱家宝会策动当地的军队接应，希望张勋和倪嗣冲，带兵北上，借口保卫京师，一举完成复辟大业。 张勋欣然同意，但有个问题，必须先澄清：日本方面有什么实质上的援助？ 木泽的答复是，需要的枪械、子弹，日本无条件供给。同时他也证实了一个传说：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确是借了一百万日元给善耆，条件是将来取得东三省的森林采伐权。张勋听得怦然心动，决定将来带兵北上时，也要找个借口，向日本，不论政府还是财阀，大大地借他一笔款子。 张勋于是一面暗中调兵，一面注意巴布扎布的进展。到了八月十三日，巴布扎布已过长春，将进入公主岭之南的郭家店时，在它西面数十里的郑家屯，突然发生了日军与当地中国守备部队武装冲突的纠纷。 这一件纠纷起于一个名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为买鱼发生争执。东三省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名士兵，心抱不平，发生冲突。吉本吃了点亏，跑到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派出所去申诉。派出所巡查河濑松太郎，带了吉本到团部去交涉，不得要领，怏怏离去，旋又重来，这一回带了二十几个日本兵来。 正在大肆喧嚷时，日本兵上前缴一名中国士兵的械，争夺之间，手枪走火。日本兵随即开枪，团部中有十余官兵，立即还击。一场混战，中国方面死了四个人，负伤数人，日本方面伤亡较重，当场死了七个，包括河濑在内，后来又死了五个。 出事以后，辽源县知事马上赶到日本军营，表示慰问，同时请骑兵团约束部下，勿使事态扩大。但日军则蓄意借故挑衅，在要求中国军队撤退至辽源城外三十里，并已获得同意以后，犹复调集八面城、公主岭、铁岭的步兵、骑兵共一千五百人，占领了辽源镇守使署及中国军队的营房。接着张贴告示：“由郑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禁止中国人进入。” 这是一种掩护巴布扎布的行动。原来巴布扎布出师不利，遭遇到奉军猛烈的迎击，不得不迂回曲折地南下。日军借“郑家屯事件”制造紧张局势，目的在于使奉军要应付眼前的危机，放松巴布扎布；同时又为巴布扎布设了一条“安全走廊”，一进入郭家店，连接四平街、郑家屯，便是在日军保护之下了。 当巴布扎布出动的消息传入溥仪读书的毓庆宫时，师傅们一个个面有喜色，但很快地，脸色又都阴沉了。在徐州也是一样，张勋跟倪嗣冲函电交驰，预备起兵接应，到得“郑家屯事件”发生，真相毕露，知道木泽来谈的计划，已化为泡影。 接着，段祺瑞的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秘密南下来看张勋，见面第一句话是：“巴布扎布完了。绍轩，你还不召集第二次会议吗？” 张勋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便先试探着问：“芝老是怎么个意思？” “你问的是哪方面？” “自然是复辟。” “这一点，芝老也是清室旧臣，没有不赞成的道理。不过复辟先要把障碍扫除，似乎为时尚早。” “你说的障碍是什么？民党？” “民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民主。有了民主，自然不要君主；若要君主，首先要打倒民主。此是不易之理。” 最后两句话将张勋搞糊涂了，君主只有一个，当今的宣统皇帝；民主则“四万万同胞”都是主人，如何去打倒？ “又铮，你老实告诉我，民主在哪里，怎么去打倒？” “民主在国会——” “我懂了！”张勋恍然大悟，“民主在国会，打倒国会议员，就是打倒民主！” 徐树铮之极力煽动张勋反对国会，当然是因为国会与段系发生了权力冲突的缘故。本来袁死黎继所引起的新旧约法力争，而终于由段祺瑞让步，同意恢复中山先生所全力维护的民主约法。虽说由于林长民、张国淦这些旧进步党人的调停，而主要的关键，还在旧约法对段系有利，因为由袁世凯授意而订的民主新约法，权力集中于大总统，是独裁制，而旧约法为责任内阁制。如果段祺瑞坚持新约法，变成自我削权，岂非傻事？ 但旧约法名为责任内阁制，实际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也就是由总统、内阁、国会分享政权。徐树铮当然懂这个道理，却不愿承认，用“责任内阁制”这个借口，独断独行，因而引起府院不和。 不和的原因，亦不尽由于权力之争，还有意气在内。徐树铮恃才傲物，以至于无礼。段祺瑞是很少去见黎元洪的，只见徐树铮的汽车，经常出入公府，但不是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报告政务，而是抱着一堆公文，请大总统去用印。 “怎么派这个人去当省长？”黎元洪有时候会问这么一声。 徐树铮冷冷地答一句：“阁议通过的。” 如果问的是：“这道命令是怎么个来龙去脉？” 徐树铮常是不耐烦地说：“大总统别多问了！只管用印就是。” “黎菩萨”到底不是泥菩萨，像这样的态度，也会觉得愤懑难平。公府秘书长张国淦自觉“护主无方”，坚决求去。继任的是旧进步党改投国民党，属于“韬园系”的丁世峄。 此人性情刚正，徐树铮算是遇见对头了。到职未几，他便拟就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提交阁议。前面理由部分，不客气地指斥段祺瑞与徐树铮，说：“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月不一晤总统，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 在办法中，规定总统可以出席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对于用人，总统不同意可以拒绝用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开国务会议，事前应呈议程，事后应送记录。段祺瑞觉得这个草案，如交阁议，等于自掴其颊；不交阁议，径自承认，却又于心不甘。于是由袁世凯一脉心传的“政治病”发作了，请假不视事，专车回天津去观变。 这一着吓不倒黎元洪，更吓不倒丁世峄。既谓之责任内阁，政务废弛，责任即在国务总理；而况按照约法规定，总统有权指定阁员摄阁。因此只有出诸调停之一途。由徐世昌、王士珍分头疏导，最后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丁世峄为黎元洪争回了不少权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这回是内阁内讧。两对手方，一个是内务总长孙洪伊，另一个不消说得，是专擅跋扈、不畏清议的徐树铮。 事起于驻粤的护国军李烈钧部，与代理广东督军龙济光的队伍，为了防区发生冲突，段祺瑞下令两军停战，并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 哪知阁议中有发言权的阁员尚无表示，没有发言权的徐秘书长却一马当先，主张电令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省出兵，围剿李烈钧的部队。内务总长孙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以调解为宜。大家都赞成他的办法，围剿之议根本不成立。 哪知徐树铮居然自作主张，发了围剿李部的命令。不多几天，争端平息，李烈钧将他所统率的滇军，交给师长张开儒、方声涛，只身离粤；而四省接到围剿的命令，要求发枪、发饷的复电也到了国务院。孙洪伊很不客气地指责徐树铮：“简直荒唐！”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 其实国会正在开议，通过了一个查办福建省省长胡瑞霖的议案，咨请国务院照案执行。这是内务部的职权，如何处理，以及如何答复国会，孙洪伊责有攸归。不道徐树铮老毛病发作，擅自做了处理。孙洪伊大为恼怒，写了封信给段祺瑞，“摔纱帽”不干了。 见此光景，段祺瑞想护短亦办不到，便请内务部次长许世英做和事佬，议定对国会质问的答复，由主管部起草，院会须经阁议通过，秘书长不得擅改，并应由主管部总长副署。孙洪伊十足找回了面子，才肯复职。这是徐、孙交恶的第二回合，徐树铮落了下风。 紧接着是第三回合。内务部裁员，一群被裁人员，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向平政院提出诉讼。平政院是新约法下的产物，段祺瑞既已同意恢复旧约法，应该撤销平政院，而居然听其存在；黎元洪亦不作声，因为平政院长周树模是湖北人，前清翰林出身，不便敲了他的饭碗。再说多这么一个衙门，安插同乡也方便些，何苦要去取消它？ 平政院当然也有人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身并站不住，所以平时不愿多事。但既有人找上门来，不能不管，所以给了孙洪伊一道公文，限期五日，提出答辩。孙洪伊冷笑一声：“简直就是‘养媳妇做媒’，自己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就敢管人的闲事了？”将平政院的公事批了个“阅”字，置之不理。 他没有想到，那个“养媳妇”有人撑腰，居然就敢“管闲事”，而且是硬出头。缺席裁判内务部败诉，所有裁员命令，一概无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 孙洪伊大为光火，驳斥平政院非民主约法所规定的公务机构，根本无由受理行政诉讼，打算呈请大总统将此移付国会解决。这一来纠纷闹大了，如果移付国会解决，结果是可想而知，会作成一个凡非民主约法规定的机关皆属非法组织，应咨请国务院限期裁撤的决议。 对于国会议员中反北洋反段势力的膨胀，徐树铮早就感受到了威胁，所以除了拉拢原就预备跟北洋合作而为进步党化身的研究系要角，如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以外，更想以“团体利益”为名，将“有兵斯有土，有土斯有财”的各省督军，组成实力派的集团，接受段祺瑞的指导，内以巩固本身，外以钳制国会。但他知道张勋连袁世凯都不甚买账，何甘俯首听段祺瑞的号令？所以名义上的领袖，必须归之于辫帅，至于将来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机行事，自有把握。 偏偏国会议员也不争气，大小派系林立，议论庞杂，莫衷一是，令人厌烦。加以唯利是图，开出口来便知意向所在，亦让人很看不起。因此，张勋在九月二十日召开的第二次徐州会议，论复辟，意见不尽相同；谈反对国会议员，却是众议佥同。 “他娘的，国会议员！”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右手拇指、食指，虚虚圈起一个圆形，摇晃着说，“他是议员，俺有银元；拿俺的银元，砸死他娘的国会议员！” “快人快语！”徐树铮鼓掌笑道，“快人快语！” 对付国会议员的策略，就此产生，用银元去砸；如果不倒，用更有效的办法去“摆平”。 当然，主要的议题是复辟。在原则上，没有一个人会公然反对，因为反对复辟，若非表示赞成共和，便是阻碍清帝复位。在座的人，谁没有做过清朝的官？以清朝官员反对清朝皇帝，不成了叛逆了吗？ 但何时复辟，却有不同的意见。奇怪的是最热心复辟的还不是张勋，而是倪嗣冲主张立即展开行动。 “急可不能急。”张勋说道，“时机好像还没有到——” “绍轩，你错了！”倪嗣冲说，“时机是早就到了。项城刚去世的时候，大家对帝制其实并不反对，打铁趁热，一举推皇上复位，生米煮成熟饭，至今最多对西南出兵而已。现在国会一恢复，黄陂代理总统，要取消已成之局，比三个月前已难得多。不过，徐相国跟芝老都赞成复辟，趁国会根基不稳，事犹可为，再晚可真是不行了。” 听他说得振振有词，没有人能驳得倒他。只有徐树铮，另辟蹊径，想到有个理由可以拦他的兴头。 “复辟不办则已，一办非成不可。如今最大的关键是外交承认的问题。”徐树铮紧接着说，“项城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登极那天，只有伦贝子以清朝大使的资格入贺，连几十年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都不捧场。当时我心里就在想：项城危矣！前车不远，这个覆辙决不能蹈。” “英国没有太大的关系。”倪嗣冲说，“只要日本谈好了就行了。” “可是要去谈啊！”张勋接口。 这样，复辟实行的时机问题，也谈出了一个结论：先向日本方面试探，如果反应良好，再进一步讨论实行的步骤。至于派谁向日本方面试探，当然是政府的事。徐树铮即席表示，一回北京立即向段祺瑞报告，挑选适当的人到东京去活动。 最后还有一个徐树铮很热心的议题，以这次出席的苏、皖、赣、鄂、直、鲁、奉、吉、黑、闽等十三省的军民长官为基干，组织省区联合会，结成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同盟。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但结盟必有盟主，无形中成为十三省的领袖，说起来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所以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 要论资格，自然是冯国璋第一，其次才是张勋。此外有心问鼎领袖一席的，尽管跃跃欲试，多想一想，亦就会知难而退，由想“坐轿子”退而甘为“轿夫”，王占元就是，他拥护冯国璋为盟主。 冯国璋的亲信是江西督军李纯，他比王占元有头脑，悄悄劝王占元不必起劲。因为冯国璋跟广西的陆荣廷有默契，彼此划疆而守，陆荣廷保住两广，冯国璋控制长江上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三省，不必他求。如果冯国璋成为十三省结盟的头脑，在表面上与西南各省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足以妨害他跟陆荣廷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一点，徐树铮亦早就看穿了，成竹在胸，只需稍作个别的说服工作，很顺利地将张勋捧了出来，成为省区联合会的召集人——有人管这个组织叫“督军团”，名称比省区联合会来得响亮，很快地流行开了。 [book_title]三 由于有“督军团”的支持，徐树铮劝段祺瑞，对孙洪伊不妨采取严峻的态度。他的说辞是，不管平政院是否合法，总是目前存在，而且是由财政部发经费的一个机关，孙洪伊既为阁员，不该不尊重同为政府机关之一的平政院。现在主张将此问题移付国会解决，尤为开门揖盗，其心可诛。 段祺瑞本觉得孙洪伊一点不讲交情，已有不满之意，经徐树铮的“小扇子”一扇，那一丝不满之意，很快化为熊熊怒火，但以正在补选副总统，且等灰尘落地再说。 不道孙洪伊跟徐树铮已结了不解之仇，跟丁世峄密议，决定联冯倒段。因为孙洪伊是天津人，丁世峄籍隶山东黄县，亦与直隶为近，捧出河间府籍的冯国璋出来，足以增加河北人的声势。 于是在国会中，由韬园系联络反段的益友社，加上黎元洪一系，以及冯国璋本身的力量，结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十月三十日的副总统补选会中，冯国璋以高票当选；其次为陆荣廷；“北洋三杰”中声望远过冯国璋的段祺瑞，仅得七票。 国会秘书处打电话来通知选举结果，徐树铮愣住了，但旋即恢复常态，心里在想：这一下用不着旁人说话，段祺瑞就会驱逐孙洪伊。 果然，段祺瑞决定摘孙洪伊的纱帽。徐树铮关照，拟就一道“大总统令”，缮写既竣，送府盖用大印。 徐树铮派人埋伏在公府中，丁世峄亦有人在国务院，所以公文未到，消息先通。这样的结果，原在意中。研究下来，认为既是“责任内阁”，则国务总理保有组阁的全权，关于阁员的任免，大总统是无法干预的。但处置的方式，不妨表示意见。 由于事先已经仔细考虑好了，所以请求用印的公事一到，丁世峄立刻去见黎元洪，有所陈述。 “是总理要免总长的职，而由大总统出面，等于代人受过。这个程序，大有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有问题。”黎元洪问，“你看怎么办？总要替人家留点面子才好。” “是！别说是民国，哪怕是前清，皇帝要逐大臣，亦须经过一番安排。‘京堂’以上，无‘勒令休致’之理。” “不错！示意他辞职，也就是了。” 于是，丁世峄将公文原封不动退回，同时亲笔写了一张便条：“奉大总统面谕：‘阁员进退以礼。示意孙总长辞职可也。’敬闻台洽。”署了上下衔，封入信封，带交徐树铮。 这个钉子碰得不算重。徐树铮找了个孙洪伊的好朋友去传话，得到的答复，大出徐树铮的意外。 “他说：‘免职不免职看大总统的意思，无所谓；辞职绝对不干！’”那人拱拱手说，“又铮兄，效劳不周，效劳不周！”说完走了。 原来是丁世峄跟孙洪伊串通好的一出把戏。徐树铮摸透了段祺瑞的脾气，只要据实而陈，就会有预期的反应。 “好！”段祺瑞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他不辞，我辞。”接着吩咐：“套车！” 这天晚上，黎元洪的一班智囊，奉召到公府晚餐。黎元洪喜欢“吃大菜”，用纯银的餐具，非常讲究。到喝咖啡时，他向坐在右首的哈汉章说：“你家知道了吧，段芝泉摔纱帽了。” 这哈汉章是雍正朝征苗名将哈元生之后，是有“世职”的“汉军旗”。庚子拳祸以后，清朝为了练新军，选派武官到日本留学，第一批选的是勋臣子弟，哈汉章即在其列。回国后一直在湖北当差，与黎元洪的关系极深，也是黎元洪的首席智囊。段祺瑞为孙洪伊事件，以辞职为要挟，他自然知道，而且也想好了对策。不过事关机密，不便在餐桌上谈，所以顾而言他。 “大总统好久没有听戏了吧？” “两个月了。” “城南游艺园新邀了一批角，有个坤伶姓金的，很不错。几时我做个小东，请大总统赏光。” “噢，”黎元洪问道，“比鲜灵芝、刘喜奎怎么样？” 鲜灵芝、刘喜奎都是坤角，一年前在北京最享盛名的两座戏院广德楼、三庆园打对台。那时“筹安”之议正热闹，各省劝进的，找路子想做官的，看热闹的，如青蝇之集，八大胡同与前门外大栅栏，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当时黎元洪住在袁世凯所赠、位于东厂胡同、原为荣禄旧居的华厦，不过监视甚严。黎元洪为表示并无异志，间或微服出游，照例先听戏，后下馆子，听过几回同是黄陂杰出人物的谭鑫培，也曾去捧过鲜灵芝、刘喜奎的场，所以这时提出这两个人，要哈汉章作个比较。 “论艺，各有所长；论色，要看大总统是怎么个看法。”哈汉章答说，“鲜灵芝、刘喜奎，人间尤物，但总不免风尘气；这姓金的，天然风韵，以气度胜。” “好吧！几时到城南游艺园去听听。” “这不大合适吧！”另有个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说，“以大总统如今的身份，出现在市井混杂之处，似乎有伤体制。” “是的。”哈汉章急忙解释，“我的意思是让她出个堂会，甚至不必到公府，就在舍间唱，请大总统光降顾曲。” “堂会跟戏院的味道不一样。”黎元洪忽若有所思地说，“想想还是那个时候有意思。” “哪个时候？” “喏，不就是袁老大没有添兵，行动比较自由的时候。” “大总统还觉得那时候有意思？”外号“麻哥”的刘成禺说，“大家‘狗头’不曾落地，真是万幸。” 在座诸人，大都经历过这场惊险，于是谈了开来。原来当蔡锷起兵时，刘成禺等人跟黎元洪的中文秘书瞿瀛、英文秘书郭泰祺密商，打算将黎元洪秘密移出北京，到西南或者上海，依照约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主持讨袁。此事的策动者是汪彭年，他跟郭泰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华公社社长井上的关系，与日本公使小幡作了一次秘密会晤，提出他们的计划，问小幡是否可予以助力。 “可以。不过，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英国人知道，否则，一定失败。” “是的。”郭泰祺答说，“以朱尔典与袁的关系，表面不赞成帝制，暗中是赞成的。” “我先跟美国公使谈一谈。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会晤，消息非常好。美国公使深表赞成，愿意合作。接着小幡谈了秘密移送黎元洪出京的计划。 “我本来卸任回国，船期已经定了，为这件事我可以在正金银行多住一个星期，亲自陪黎副总统出京。”小幡又说，“我们坐美国公使馆海军陆战队换防的专车，绝对妥当。” 到了天津，自然是坐美国运输舰，直航上海，这一路的安全，绝无问题。问题在于由东厂胡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一段，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 “这一段路程，要你们自己负责了。”小幡答说，“我一出面，反而引人注目。” 这是初步的结果，但已相当具体，可以跟黎元洪谈了。由于日本、美国的公使有此友好表示，可以想象得到，在上海一露面，两国政府会发表支持的声明，这远比“洪宪皇帝”登基，只有“清国大使”溥伦一人觐贺，在声势上是强得太多了。 因此，黎元洪欣然同意。郭泰祺一面秘密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希望到时候响应；一方面会同汪彭年，仍旧要找井上去商量，如何由东厂胡同安然到达东交民巷。 经过仔细研究，设计出来一个看起来很妥当的办法。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住在黎家后面，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刘家前面，则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到了出走那天，打通黎、刘两家的墙壁，黎元洪易服钻墙，然后打电话给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说刘钟秀出了急病，请派救护车来接。救护车是预先联络好的，将黎元洪用担架抬上车，直驶东交民巷，会合美、日两国公使，一起出京。 计划既定，刘钟秀陆续将家人遣走，定在星期日夜半，也就是星期一凌晨两点钟，开始行动。哪知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钟，情况突变，郭泰祺神色仓皇地奔到他们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机关，一见留守的刘成禺，便即说道：“不得了，不得了！刘麻哥，快走！” “少安毋躁。”刘成禺倒很沉着，“先把话说明白来。” “瞿干卿让我来告诉各位，袁老大送了黎本危两万大洋的珍珠，消息已经泄漏。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郭泰祺又说，“听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 刘成禺想了一下说：“就是抓人，一定也在晚上。现在分头办理，我仍旧在这里留守联络，你去看副总统，切切实实问清楚，有没有把同谋的名字告诉人家？” 郭泰祺应诺着，转身就走。到了东厂胡同，果然满目缇骑，不由得使人自“东厂”想到明朝的魏忠贤，捉人的“白靴校尉”，行刑开刀的“驾帖”。不过一进了大门，却是平静如常，黎元洪在书房里，好整以暇地在看《三国演义》。 “副总统！” 声音很大，让黎元洪微吃一惊，脱口将《三国演义》上的一句对白说了出来：“何事惊慌？” “副总统跟二太太、胡朝栋说了出走的计划没有？有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说过，让我们快走，不然，狗头都要落地。”郭泰祺又说，“请发天良，不要说一个字假话。” 由于最后两句话说得很不客气，黎元洪便也板着脸回答：“我可以对天地父母发誓，没有说过出走计划，亦没有提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说意思想离京而已，包你们狗头不会落地。” “那好！”郭泰祺松了一口气。 黎元洪却气上来了，“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他冷笑着又说，“你们如果害怕，最好能变只白鹤，飞回武昌黄鹤楼好了。” “白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副总统。我们也舍不得你啊！”郭泰祺笑着走了。 回到南横街的“机关”，与谋诸人都已到齐，郭泰祺将黎元洪的话，照样转述了一遍。大家都知道，黎元洪唯一的长处就是憨厚，他包大家“狗头不会落地”，就一定不要紧了。不过，还有件事必得马上去办。 “副总统改了主意，要通知人家才是。” 汪彭年所说的“人家”，是指井上与小幡。于是仍由郭泰祺伴同汪彭年去看井上，由井上陪着去见小幡。 听完陈述，小幡脸色铁青，“好了！你们请吧！”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不跟中国人共事了。” 汪彭年、郭泰祺心里都很难过，只有连连道歉。回到南横街，刘钟秀也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个内幕消息：情势何以突变的缘故。 原来黎元洪的“二太太”黎本危，本是汉口的黑牌红妓。黎元洪的太太长斋念佛，诸事不问，黎本危操纵内外，招权纳贿，成了黎元洪的一大弱点。 黎本危有个手帕交，嫁的是湖北外交交涉员胡朝栋。帝制议起，黎元洪从武昌带进京的亲信，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帝制，就是怕“狗头落地”的那班人；一派赞成帝制，以善拟痛哭流涕的通电而闻名的饶汉祥为首，胡朝栋尤其热衷，走杨士琦的门路，得以巴结袁克定。反对帝制的人，都知道他是袁克定的奸细，所以敬鬼神而远之，防他防得像贼那样。 谁知百密一疏，疏忽了胡朝栋的妻子，就住在黎家，是黎本危的“清客”。袁克定通过这一重关系，以两万元的珍珠买通了黎本危，窥探黎元洪的意向。东厂胡同的监视，一度放松，就因为辗转从黎本危口中得知，黎元洪并无异志的缘故。 不道黎元洪在出走的计划将实行的前两天，告诉黎本危说：“我要走了。” 黎本危立即问说：“到哪里？” 黎元洪摇头不答，经不住爱姬一再迫问，才答了句：“将来派人来接你。” 黎本危一半假，一半真——怕黎元洪一走，袁克定放不过她，下令逮捕，受牢狱之灾，因而号啕大哭，要黎元洪带她一起走，不然宁愿此刻就死在他面前。 黎元洪的英雄气，本就不壮，这一来更觉气短，无可奈何地说一声：“好了，好了，我不走就是。” 黎本危还怕他口是心非，暗中关照胡朝栋到杨士琦那里去告警，结果来了个东厂胡同逐部戒严。此日回溯当时的情形，黎元洪还自诩定力。 “也亏得我主意拿得定，不然项城一去世，我怎么就顺顺利利地补了他的位子呢？” 但是，这个位子有段祺瑞与徐树铮在，就像曹操、华歆之与汉献帝，不会坐得稳当。因此这天晚上由餐厅到书房，与人密谈时，哈汉章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如果‘歪鼻子’要辞，大总统就准他辞好了。怕什么？” 谁是“歪鼻子”？黎元洪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来，这是袁世凯那班少不更事的幼子为段祺瑞所题的外号，接着使劲摇头：“那会出事！” “风波是会有的，不过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莫非他还敢举兵造反？” “我是怕没有人能接替他。” “大总统是说谁来组阁？有人、有人！” 哈汉章认为不妨与研究系合作，让汤化龙来组阁，梁启超当然要罗致在内。另一方面，由韬园系联络冯国璋，梁启超疏通西南，局势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 “难得缠，难得缠！”黎元洪打着湖北腔说，坚决拒绝。 乘机去段是哈汉章的上策，既不见用，只好再陈中策，请徐世昌来京调停。 “这个办法比较妥当。”黎元洪问道，“你看，派谁去请他？” 徐世昌自从洹上送葬以后，“归隐”于河南辉县，筑了一所别墅，名为“水竹邨”。不管他是不是做作，但表面看来，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不愿再沾惹九陌红尘的模样。因此不是交情深厚，有特殊渊源的人，恐怕还请不动他。 斟酌再三，大家认为最理想的，莫如“北洋三杰”之首，而赋性比较恬淡的王士珍。商量既定，由黎元洪下了帖子，请王士珍赴宴，以西餐相饷。 王士珍字聘卿，北洋军人都称他“聘老”，黎元洪是后辈，亦照此称呼。“聘老，”他说，“芝泉跟我闹脾气，我很为难。我想请聘老劝劝他，把辞职书收了回去。” “大总统明鉴，”王士珍很客气地说，“不是我敢驳回，芝泉的脾气，大总统是知道的，只怕越劝越僵，反为不美。” “这就难了！以你跟芝泉的交情，尚且如此，更有谁的话是他能够听的呢？” “除非徐相国。” “那就只好恳请徐相国出山来调停了。不过聘老，恐怕非劳你的驾不行。”黎元洪又说，“为了北洋团体，请聘老务必辛苦一趟。” 提到“团体”，王士珍义不容辞，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黎元洪特备一份花色繁多的重礼，由交通部特饬平汉路局备妥一列花车，载着王士珍南下，由河南新乡转道辉县去请“东海相国”，进京调处府院之争。 这是袁世凯死后，徐世昌的声望升至北方第一位的鲜明象征。他很了解，如果长此归隐，对于调处一事，不妨听其自然，双方肯让步，固然很好，若是各走极端，无从化解，亦不妨浩然还山。但若还有用世之志，那么此生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才能无损威望。 这样就必须慎之又慎。先跟王士珍促膝深谈了好几次，又跟京津的亲信旧部，电信往还，了解黎、段双方都觉得下不了台，很希望有人转圜的意愿，认为确有把握，方于十一月十六日，专车进京。 到京那天，前门车站冠盖云集，盛况空前。段祺瑞率领阁员，列队欢迎。黎元洪因为体制所关，不便亲临，特派秘书长丁世峄携带“黎元洪”的大红名片作代表。花车一停，首先上车，先道劳，后致谢，面邀徐世昌在西苑下榻。 这时段祺瑞亦已上了花车，有丁世峄在，不便多说什么。及至下车，记者一拥而上，徐世昌事先已备好了书面谈话，由随从分发，声明进京宗旨：不受职，亦不受任何政治名义，专任调停。调停就绪，即还乡里。 “菊老，”段祺瑞说道，“公馆备好了，请上车吧！” “芝泉，”徐世昌答说，“我算是黎代总统的客人，礼貌上不能不听他安排。反正住在哪里都一样，你就不必费心了。” 段祺瑞当然也知道，做客的道理应该如此，不过不能不尽自己的礼。如今听徐世昌这么说，也就无所谓地让丁世峄将贵宾接至总统府。 “菊老，菊老，”黎元洪在居仁堂外，降阶相迎，一见面便说，“怎么迟到今天才光临，盼望久了。” “实在是有些琐务分不开身。”徐世昌驻足四顾，似乎要找出这里与袁世凯在日有何异样似的。 总统府的高级官员，以及黎元洪的亲信，早就在站班了，徐世昌少不得略作周旋。然后拥入大客厅，略道旅途情形，随即转入正题。 “菊老，”黎元洪说，“我要请你评评理。芝泉对孙部长有意见，要换掉他，我亦是同意的。不过，何必弄得大家面子不好看？免职也好，辞职也好，总归是一回事。” “我听说孙部长表示辞职不干，除非免职。有这话吗？” “那是孙部长听说芝泉一定要免他的职，负气的话。” “原都是意气用事。岂不闻相忍为国？都是身居高位的人，如此不顾大局，试问于心安否？” 这几句教训，语气中将黎元洪也包括在内，但义正词严，不能不连声称是。 其时应邀赴宴的宾客已陆续到达，每人上前寒暄个两三句，便去了个把钟头。窗外暮色已垂，大厅中灯火璀璨，侍从鹄立，宴会可以开始了。 黎元洪平时喜欢以西餐宴客，这天更要用西餐，因为主人居中而坐，不失身份。这天是盛大欢宴，特地调了外交部的厨子来主持，外交部的厨子又邀了六国饭店的厨子来帮忙，算是黎元洪正位以来，第一次的盛会。 入席以后，黎元洪的右首是徐世昌，左首是段祺瑞。上了冷盘与汤，黎元洪向徐世昌说道：“是不是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徐世昌点点头。全场的视线立刻集中，正在喝汤的也放下了银匙，厅中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了。 “这一次我承黎大总统相邀，到京来调停府院纠纷。大凡纠纷之起，一定不能归咎于某一方，我希望黎大总统跟段总理，先能虚衷自问，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等他的声音停了下来，大家便都去看紧挨着坐的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人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 “黎大总统左右非人，段总理自信太过。循此不改，必致病国。”徐世昌左顾问道，“两位以为我的话，是不是太率直了？” “请菊老来，正是要听菊老的老实话。”黎元洪表示受教。 “芝泉，你呢？” “菊老是好话。”段祺瑞答说。 “如今府院之争，起于双方的幕僚长。又铮年轻，勇于任事，可惜不中绳墨，要替我切切实实改！” “是！”徐树铮站起身来，皮鞋跟碰得极响。 “佛言呢？也不可以存成见，以为又铮霸道，凡事有理无理，都采取对抗的态度。佛言，不知道你肯不肯听我的劝？” 徐树铮表现了那样恭顺的态度，丁世峄当然不能落后，从座位站起，哈着腰说：“谨受教！” 接下来，便批评北洋军人，一个个有褒有贬，曹锟、段芝贵、靳云鹏之流，自然只有唯唯称是。 这顿饭吃得大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饭罢客散，段祺瑞已得到通知，请他留下来，徐世昌预备当天晚上进行调停工作。 在小客厅中，只有徐、黎、段三人密谈。府院之争的焦点在孙洪伊。徐世昌提出一个顾到双方面子的折中办法，将孙洪伊调闲，改任农会总长，徐树铮让出秘书长，专任陆军总长。 黎元洪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段祺瑞觉得有些委屈，不过他是听了徐树铮的话来的：“不管菊老说什么，都答应下来，不能扫他的面子。有话事后再说。菊老还能膀子往外弯吗？”因此，段祺瑞表示，尊重徐世昌的决定。 这在表面上算是圆满解决了。偌大一场纠纷，不想三言五语，便已化解，黎元洪觉得面子很足，十分高兴。但徐世昌心里有数，等到跟段祺瑞单独见了面，一定还有别的话要说。此时认为解决，言之甚早。 因此，他预留余地，问黎元洪说：“事缓则圆，今天虽已有了结论，考虑尚欠周详，咱们各人搁在心里，暂不宣布，如果发现什么窒碍，还来得及改正。如果考虑下来，觉得很妥当，仍照原议，也让大家知道，咱们是慎重将事，并非草草了事，岂不是更好？” “菊老说得是！”黎元洪说，“不过也不宜拖得太久，是不是要定一个限期？” “以二十四小时为限好了。明天晚上九点钟，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后天正式发布命令。” “芝泉，”黎元洪的神态很亲切了，“你看如何？就照菊老的意思办吧！” “是。就这么办。”段祺瑞转脸说道，“菊老今天累了，请早点休息，明天中午，北洋同人想公请菊老吃顿饭，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可以。” “那么明天上午十一点派车来接。” “早一点好了。”徐世昌说，“明天上午我想去看看几个老朋友。” “那，明天一早，我就派人过来侍候。”段祺瑞回脸来又说，“明天中午，不知道大总统能不能赏光？” “谢谢啰！你们北洋团体的恳亲会，夹我一个外人算什么？” 宴会设在段祺瑞的私邸，一共只有一桌人，主客以外，都是北洋要角，但关起门来密谈的，只有段祺瑞、王士珍与徐世昌三人。 “姓孙的居心险恶，华甫已受了他的蛊惑。本来同是北洋，大家都是项城跟菊老熏陶出来的，将来谁来主持局面，都是一样的。不过，姓孙的另有阴谋，极力替华甫在拉拢西南方面。这就太对不起死者了。” 华甫是冯国璋的号。徐世昌本来因为他在袁世凯称帝时所表现的态度，有自外于北洋的模样，颇表不满；如今听他跟西南方面有关系，益觉可恶。尤其是段祺瑞那句“太对不起死者”，颇能打动徐世昌，袁世凯就是因为西南跟他作对，方始送了老命。冯国璋现在居然与敌为友，这简直是叛逆的行径！ 不过，这件事出入很大，他不能不慎重，便即问道：“华甫跟西南勾结，有没有证据呢？” “选举副总统的结果，就是证据。华甫的票最多，其次是陆干卿，未来的安排是，冯正陆副，趋势很清楚的。” “谁来安排？” “还不是姓孙的。”段祺瑞又说，“北洋团体迟早毁在此人手里。” “可恶！”徐世昌沉吟了一会儿说，“去此人本来不难，不过我的处境比较为难。” “菊老有什么为难，尽管说，大伙儿来想办法。”王士珍说，“北洋团体，决不能因为项城去世而散掉。” 这意味着只要徐世昌是为了北洋，大家愿为他分忧分劳，也就是隐隐奉之为北洋领袖之意。这在徐世昌，当然是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同时也觉得应该负起驱除“北洋之敌”的责任来。转念及此，原来尚在考虑的一个念头，立即变成决定要达成的目标了。 话仍旧要归结到处境上，“我是应邀来做调人的，未便过于左右袒。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他，我可以请黄陂下免职令，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个差不多的表示，外头才不会说闲话。” “这是又铮的问题。”王士珍问，“芝泉是怎么个意思，请当着菊老说一句。” “好办！我让他辞职好了。” 徐世昌点点头。“我也赞成又铮辞职。”他说，“好些是非是他惹出来的。” “不过又铮虽然辞职，继任人选，还是得好好研究。如果再起摩擦，请菊老来做二次调停，就没有意思了。” “当然。只要黄陂不掣肘，我绝没有跟他为难的意思。又铮走了，谁来接他，我毫无意见，菊老跟聘卿如果有人，不妨提出来。” “如今目标既是孙伯兰这一系，那么黄陂这方面的人宜乎拉拢。”徐世昌紧接着又说，“我听说张乾若虽然不安于位，大体上还能顾到双方的立场。芝泉，你索性卖个交情给黄陂，跟他要张乾若。” “菊老这一着很高，我完全同意。”段祺瑞说，“现在要研究进行的步骤了。” 当下决定，分头进行，一方面由徐世昌跟黎元洪去谈孙、徐并去的办法，一方面由段祺瑞征得张国淦的同意后，再向黎元洪正式提出。 于是这天晚上，到了所谓“二十四小时限期”的九点钟，黎元洪来访徐世昌，探询考虑结果，徐世昌表示，孙洪伊调农商，徐树铮由秘书长调任原由段祺瑞自兼的陆军总长，两人仍在内阁。阁议中，秘书长无发言权，徐树铮多少还有点顾忌；如果一调陆长，虽然职掌跟农商部绝少关联，但阁员在阁议中，对任何问题皆可发言，那一来冲突反倒更厉害了。 “我承大总统不弃，让我来做调人，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是道理。一时苟安，留下后患，这种事，我是决不做的。” “不错，不错！菊老顾虑得很周到。想来长治久安之策，一定也是胸有成竹了。” “徐又铮好事，我已经劝芝泉，不必留他在内阁。可是徐去孙留，又怎么说呢？” “原是劝孙伯兰辞职，再劝他一劝。” “如果他坚持原来的立场呢？免职可，辞职则不可！大总统又如之奈何？” “那就免他的职。请芝泉送‘府稿’来，我画‘行’就是。” “好！就这么说。” 接着谈起谁来接替徐树铮。徐世昌料想张国淦绝无不愿之理，也就将内定的人选公开了。黎元洪对这一点非常满意，认为徐世昌确是助他在设法谋长治久安，因而唯命是从，在第二天就发布了将孙洪伊免职，及准徐树铮辞职的命令。 这个变化，震撼了北京的政治圈。为徐世昌始料所不及的是，为他凭空增添了几许声望，因为大家认为这一处置是“各打手心二十板”，正是“东海相国”能使黎、段俯首听命的明证。 在韬园派，尤其是孙洪伊，对徐世昌自然恨之入骨。但徐世昌是在野之身，对他无可如何，报复的对象，唯有施之于权力所及的内阁。孙洪伊集合了本系的力量，拉拢亲冯国璋或反段祺瑞的派系，结成一条专门杯葛内阁的阵线，以致出缺的内务总长，始终补不上人。内阁请求行使同意权，提一个否决一个。到最后，不得不以教育总长范源濂暂代。 这些纠纷，与徐世昌无关，他的调停任务已经终了，为实践自己的诺言，向居停告辞，遄返辉县。但北洋不放他；黎元洪更不放他，怕北洋还会捣乱，便可就近将他搬出来作挡箭牌。 商恳再三，出京还是要出京，不过移住天津。在他动身离京的第二天，“小朝廷”的内务大臣世续也到了天津。 “大哥，”世续开门见山地问说，“请皇上复位这件大事，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这又何消问得？” “是的。我也知道大哥一片赤忱，都在皇上身上。不过，事机急迫，再不着手，就要落在人家后面了。” 徐世昌心里清楚，这“人家”就是指张勋，当即问道：“怎么？绍轩那方面有什么消息？” “绍轩派万公雨来跟我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了，要我赶快预备，机会一到，立刻动手。”世续紧接着又说，“张绍轩到底是武人，资望也不够，由他来发动，号召得动或不动，大成疑问。” “噢，”徐世昌很沉着地问，“他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证据呢？” “据万公雨说，日本参谋本部次官田中义一在徐州，跟张绍轩见过面，当面表示过的。” “这看来倒不假。”徐世昌说，“能不能找万公来谈一谈？” 于是世续随即挂了北京的长途电话，派他“内务府”的司官，到北京饭店找到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公雨，立即陪着到天津来。 据万绳栻说，日本完全赞同复辟，只要溥仪一宣布复位，日本立刻就会承认。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但徐世昌听来，是有漏洞的。 最明显的一点是，日本军部支持中国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做政治活动，通常是用军火或金钱，不会涉及承认问题，因为承认一个新国家或新政权，是外务省的事。 等万绳栻辞去以后，徐世昌将他的疑问率直为世续细道，世续立刻便有明白的回答，他说：“大哥说得不错，外交承认，不干军人的事。不过，田中义一说，只要军部表示承认哪一方面，他们的外务省自然会跟着军部走。” “那就是了。”徐世昌依然从容不迫，“不过，事情是要越稳当越好，不能操之过急，项城的前车可鉴。请你回去跟王爷说，这件事，我马上就会进行。不过如何进行，一时还说不上来，我得找人商量。反正一个字：‘稳’。总是朝稳当的路子上去走。” “是，是！”世续连连点头，“只要稳当，有利无害，陈师傅一定也赞成的。” 陈师傅是指陈宝琛，他字伯潜，别号弢庵。徐世昌便问：“这件事陈弢庵知道不知道？” “还不知道。” “暂时先别跟他提。” “我明白。”世续又问，“据张绍轩说，徐州会议，十三省督军都签了名，赞成复辟。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听见这话。不过，”徐世昌略微沉吟了一下，喊着世续的别号，低声说道，“伯轩，我跟你老实说吧，绍轩人缘也不见得怎么好。北洋一系的人，未见得个个听他的。” “督军团”中，自以北洋为重镇，北洋军人不听张勋的话，听谁的呢？言外之意，非常明白，徐世昌是暗示唯有他才是北洋的领袖。 “是啊！”世续心里雪亮，“像这一次黎、段之争，若非大哥进京，谁也调停不下来。” 徐世昌矜持地微笑着，送走世续，随即派人打听，知道田中义一已由徐州到了北京，即将正在天津闲住的曹汝霖约了来，把世续来访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拜托他一件事，请他进京去看田中义一，当面问一问，他是不是跟张勋说过那些话。 “润田，”他说，“张绍轩言大而夸，我实在不大相信。不过，日本方面的态度，确是很要紧。我想请你费心，跟田中好好谈一谈。不光是他对张绍轩的态度，还要知道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曹汝霖点点头，默喻于心，所谓“这件事”是指复辟，这与对张勋是否支持，应该是两回事。徐世昌认为必须基本上日本赞成复辟，方有可为。至于对张勋的态度，亦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对张勋个人的支持，不论他干什么，都愿意加以援助；一方面是因为张勋搞复辟始予以支持，这当然也是不同的。 于是曹汝霖悄悄进京，一下车便到日本公使馆，告诉专门负责接待中国重要访客的书记官山本，他想要见面的，不是公使，而是田中参谋次官。 “田中次官，恰好出去了。”山本问说，“曹先生要不要看公使？” 曹汝霖因为不明了田中与张勋的谈话，是否已告诉了他们的公使林权助，见了面不便贸然探问；而林权助问起来意，亦很难回答，因而起身说道：“不必麻烦林公使了，我先回舍间。等田中次官回馆，请他给我一个电话。” 说完，留下一张名片，扬长而去。哪知刚要上汽车，山本追了出来，说林权助请曹汝霖暂且留步，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 于是曹汝霖去而复回，在公使办公室刚刚坐定，林权助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曹先生是不是为了田中次官与徐州张将军的事而来的？” 既然林权助已经猜到，也就不必再瞒。曹汝霖答一声：“正是！我是受徐老先生的委托，想来了解此事的究竟。” “田中次官现在赴约去了。我以公使资格代表他答复，请你转告徐老先生，日本决不赞成张将军复辟。外间有田中次官在徐州跟张将军会晤，支持他复辟的谣言。田中次官怕引起误会，今天已派小村通译官，专程到徐州，向张将军说明，澄清谣言。曹先生不妨就拿我这番话，回复徐老先生。” 林权助说这些话时，神态非常严肃。曹汝霖是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察言观色，看出了底蕴。田中跟张勋之间，必有文章。但林权助站在日本政府立场，怕田中与张勋私人间的协议会引起外交纠纷，特别是怕英国提出质问，所以派小村通译官到徐州去解释“误会”。 当下不再多说，告辞而归。由于这不是很紧急的事，曹汝霖决定在北京陪陪白发双亲，多住几天，再回天津去向徐世昌复命。不道有天傍晚，段祺瑞的副官打电话给曹汝霖，说“总理请曹‘总长’过来谈谈”。 “你怎么把张绍轩给得罪了！此人不可理喻，润田兄，请你不可大意。” 看段祺瑞是相当诚恳的警告，曹汝霖大为诧异。“我跟张绍轩河水不犯井水，”他说，“我无缘无故得罪他干什么？” “你没有在林权助那里说他什么？” “没有啊！我是东海派我去问田中——”曹汝霖将日本使馆之行的经过，据实告诉了段祺瑞。 “原来张绍轩误会了！” 段祺瑞说，他接到的报告是：张勋在接见了小村通译官以后，对人表示：“田中明明赞成复辟，曹润田竟到林权助那里去捣鬼，想破坏我的大计。这小子可恶极了，我非揍他不可！” “这不是冤哉枉也的事！”曹汝霖说，“总理既然已经了解真相，请替我解释。” “张绍轩的事很难办，尤其是复辟这件事，我更不便有所表示。反正是菊老托你的，他应该替你化解。至于张绍轩动武，我想还不至于，有我在这里，他也不敢放肆。就怕他在大庭广众之中，给你来个难堪，那倒不可不防。” “这倒没有关系。反正我跟他见面的机会，微而又微。”曹汝霖预备告辞了，“多承总理关照，谢谢，谢谢！” “小事，小事！润田兄，我留你便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跟你好好讨教。” 偌大饭厅中，只得宾主二人。段祺瑞自奉颇为俭约，而且念经吃素，款客是一个火腿炖肥鸡的一品锅。宾主二人，荤素各适，边饮边谈，很快地谈到了段祺瑞的“重要问题”。 “润田兄，你看参战问题，有什么意见？” 所谓“参战问题”，是指中国参加欧战。段祺瑞对此事非常热心，因为欧战发生已经三年，德国的败象毕露，及时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将来可以参加和会，分享胜利果实。但反对的亦很多，黎元洪即不赞成，主张严守中立。外交总长伍廷芳，则是折中派，主张对德绝交，不主张参战。国会议员，对此事亦是意见分歧，而且还夹杂着意气，将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 为了研究参战的利害得失，段祺瑞还特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专司其事，由在袁世凯快垮台时辞职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会长，曹汝霖亦是委员之一。在这个委员会中，大都是赞成参战的，而且还做成了一份“议决书”，提供政府参考。 因此，曹汝霖答说：“我的意见，都说在议决书里面了。我以为绝交而不参战，将来协约国胜利了，中国仍旧得不到好处。” “阁员大部分不主张参战，是受了黄陂跟国会的影响。我奇怪的是伍秩庸是老外交家，经验丰富，何以他亦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不主张参战？” “伍秩庸恐怕是受了美国的影响。”曹汝霖答说，“美国在传统上，不先挑战的，但美国实际上倾全力援助英国，我看迟早亦会参战。” “又铮亦不主张加入，他以为德国兵强械利，绝不会败，中国应该慎重观望。” 好大喜功、喜出奇计的徐树铮居然亦不主张参战，这却是颇出曹汝霖意外的。不过，曹汝霖认为徐树铮的看法并不正确，当即为段祺瑞作了一番交战双方国力的分析。 他说，现代战争不是单靠兵力，还要配合国力。德国国力可敌英国，但美国一加入，德国的力量就差得太远了。而况英国的海军，不可轻视，德国如不能渡过英伦海峡，英国守住本土，长期坚持，有美国的不断援助，虽有消耗，得以补充，这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接着，曹汝霖不脱亲日派的本色，以日本加入协约国为论证的基础，说日本对于国际情势，颇有研究，若非看出德国必将战败，不会贸然参战。 “日本在协约国胜了以后，在和会的发言权，自然更大。可是，”段祺瑞问说，“总不能在和会中侵犯中国的利益吧？” “总理指的是哪方面？” “譬如青岛的问题。” “提起青岛，中国更应该参战。胶州湾租借可以在德国战败后收回。否则，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华利益，是件很麻烦的事。” “对！”段祺瑞神情矍然，但很快地又转为忧虑，“南北分立，对德问题意见不一，内部尚且不团结，何能一致对外。” “我的看法不然。参战以后，民气一振，或者反可借此团结一致，亦未可知。”曹汝霖又说，“像美国，平时尽管党争甚烈，但遇到国际上重大事件，政府作了决定，反对党是一定支持的。” “人家是美国；我们是有三个人在一起，就要分成两派的中国。”段祺瑞苦笑着说。 “总理不要气馁！”曹汝霖依旧替他打气，“外交政策是政府的事，应该由总理负责进行，大总统不应该干涉。至于国会方面，像这样的事，不牵涉到个人的权势进退，总比较好解决。” 段祺瑞深深点头，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的见解很高明，不过参战军尚未练成，以何参战？大成问题。” “这也没有大关系，用物资支援，亦是一样的。况且华工去了将近十万，虽不是正式派遣，总是华工，好当工兵运用，就是参战的资本。” “你说得对！吾意已决。”段祺瑞的语气非常坚定，“润田，一旦参战，不能不先筹必要的费用。这方面，将来还要请你多费心。” “总理的意思是，”曹汝霖很谨慎地试探，“要向日本借款？” “是的。我想请你现在就作一试探。” “现在还不是时候。”曹汝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对日外交，似乎以谈复辟为主，我劝总理静以观变。” “说得不错。我现在全力进行对德宣战这件事。” [book_title]四 回到天津，首先要办的事，当然是去看徐世昌。林权助的话，曹汝霖早在长途电话中已经转达，不过语焉不详。此时当面作了详细报告以后，还要谈到一件事，就是张勋要“揍”他。 “你去见林公使是我的意思。绍轩到了天津，一定会来看我，我跟他说好了。”徐世昌接着又说，“润田，不知道你最近忙不忙，我想请你到日本去一趟。” 曹汝霖很快地想到了，到日本去的任务，跟去看林权助的目的是一样的。稍作考虑，决定拒绝。 “忙倒不忙。不过，菊老，现在张绍轩对我误会很深，我再到日本去一趟，更惹他猜疑。于公于私，都没有什么好处。” “这话倒也是真话。好吧，我另外托人好了。” 原来徐世昌知道复辟一事，在日本政府方面，外务省与军部有很大的歧见。从这次林权助的态度来看，光是军部赞成复辟，并无多大用处，必须外务省亦表支持，方能进行，因此要找一个与日本外交界关系密切的人去作试探。曹汝霖敬谢不敏，就只有找陆宗舆了。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当过驻日公使，在前清，曾任东三省盐务局总办。那时的东三省总督就是徐世昌，所以陆宗舆亦算徐的旧部，请来一谈，自然一诺不辞。 陆宗舆现在的衔头是：大总统府财政顾问，所以去日本的表面原因，是为交通银行接洽借款，事实上携着一份密件——徐世昌亲自所拟复辟条件。 “闰生，你到上海去等船，在徐州停一停，把这个条件跟张绍轩谈一谈，听听他的意见，酌量修改一下。”徐世昌又说，“第二条是不能改的。” “是！我明白。” 启程之前，自然先要打电报通知张勋。由于此去是去活动复辟，张勋非常高兴，特派参谋长万绳栻、秘书长胡嗣瑗，双双到车站欢迎。接至张公馆，天色已暮，一席盛筵，早就预备在那里了。 当下，欢然道故，相偕入席。张勋在主位相陪，频频劝酒，尽欢而散。陆宗舆已颇有酒意，送入宾馆，一宿无话。 第二天一早，张勋请陆宗舆吃徐州的名物“糁”。夜中宾主共计四人，张、陆以外，便是辫帅的左辅右弼，参秘两长。在这个场合，自不妨谈正事了。 “绍帅，有个文件，是菊老亲自拟的，请你过目。” 张勋接到手中，随即喊副官：“把眼镜拿来！” 戴上老花墨镜，将文件在桌上铺平，张勋用手指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念道：“复辟条件凡四款：一、拥戴大清国宣统皇帝复辟。二、设辅政王一员，代皇帝执掌政权，以曾官大学士、军机大臣，资格最高之汉人充之。” 念到这里，张勋的脸色不好看了，但犹未发作，只看了陆宗舆一眼，继续往下念： “三、辅政王由皇帝敕任，任期十年，得连任。”念到此处，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才抬眼问道，“菊老有几位小姐？” “两位。”万绳栻答说。 “大的多大？小的多大？” “大小姐出阁了；二小姐庶出，还小得很呢！” “怪不得了！”张勋看着陆宗舆说，“我看菊老将来不但封王，还要兼一个公爵：承恩公。” 陆宗舆愕然不知所对，万绳栻与胡嗣瑗亦觉得出语离奇。及至张勋把那通文件倒过来，往外一推，看清楚了，方知是挖苦徐世昌。 原来第四个条件是：“皇后聘汉大臣之女充之。”所以张勋要问徐世昌有几个女儿。听说他庶出的幼女，年岁与溥仪相当，则不问可知，刊此一条是为自己留后步。照清朝的定制，皇后的父亲例封“承恩公”。张勋虽是老粗，也知道这个规矩，特为幽了徐世昌一默。 再下去话就更不好听了，“照这个条件，复辟不过成全徐某一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他说，“对清室有什么好处？” “绍帅！绍帅！”陆宗舆不胜惶恐地说，“你完全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混了那么多年，谁能吃几碗饭，我还能不知道？”张勋越说越气，陡地将桌子一拍，“莫非就是他能当辅政王，我张某人就不够资格？” 陆宗舆还待替徐世昌辩白，只见万绳栻连连抛过眼色来，只好见机而作，默不出声。 “到日本去跟什么外务省打听，根本就是多余的事。谁不知道日本是一班元帅、大将掌权。外务省算得了什么？” “也不光是外务省，主要是跟原敬首相去商量。” “好吧！你去商量，看商量得出什么花样来。”说完，张勋拂袖而起，管自己退席了。 陆宗舆大感狼狈，“绍帅发这么大脾气，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诉着苦，“你们两位看，我无缘无故挨一顿训，冤枉不冤枉？” “菊老也真是，”胡嗣瑗拉长了贵州腔说，“什么人不好学，要学王莽！” “闰生兄，”万绳栻犹思弥补张勋与徐世昌之间的裂痕，“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菊老提的条件，不必如此露骨。反正将来大事一成，朝廷柱石是少不了他的，不过打算着一柱擎天，也未免吃力。你不妨先回天津，绍帅闹脾气一层，也不必提，只婉转陈词，将条件改一改，让绍帅平一平气。咱们再从中相机化解，不就没事了吗？” “公雨兄的见教，我很佩服。不过一来一去，怕泄露风声，反而不妙。我想，我还是到上海去等船，一面写信给菊老，力图挽回。” 万绳栻不便固劝，淡淡地答一声：“那也好！” 等他人到上海，由于曾在徐州逗留一宿的缘故，新闻记者认为其中大有文章，紧追不放，吓得陆宗舆躲来躲去，不敢露面。以致原定要在上海看几个做寓公的遗老，诸如瞿鸿禨、陈夔龙、沈卫、陈三立等人，也就只好托人传话致意了。 这样躲了四天，终于踏上日本邮船“朝阳丸”。到得东京，请驻日公使章宗祥向外务省联络，要求谒见原敬首相。不道碰了个钉子，原敬拒绝接见，理由是没有工夫。 这表示在日本政府方面，已经此路不通。陆宗舆跟章宗祥商量结果，认为向皇室方面去动脑筋，是唯一可行之道。 日本皇室对于实际政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元老西园寺公望，一向主张天皇应该像英皇一样，只是全国团结的一个象征，决不可干政，所以即令赞成中国复辟，亦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这是陆、章二人深切了解的，而仍旧要动此脑筋，另有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说穿了就是敷衍塞责。因为日本皇室如果真有支持中国复辟的表示，在不太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的徐世昌，总以为陆宗舆能说动友邦皇室寄以同情，自是不辱使命。只要他有这样一种感觉，陆宗舆此行，便算有了交代。至于以后日本政府如何表示，那是另一个问题。 于是通过种种关系，将内大臣清浦伯爵请到公使馆来吃下午茶。清浦很健谈，谈中国的书画、建筑，也谈起他的许多朋友，但话题一涉及复辟，清浦便顾而言他了。 陆宗舆心里非常着急，考虑再三，决定单刀直入。“伯爵阁下，”他说，“敝国元老徐世昌先生，特为派我来向贵国朝野请教，关于向大清宣统皇帝奉还大政的问题，不知道阁下有何见教？” “这是贵国的内政，外人不便干预。”清浦又说，“尤其是我的职务，更不便置评。” “请阁下以私人身份，发表意见，谅亦无妨。”陆宗舆几乎是哀求了，“请体谅我远来求教的诚意，亦当不吝指教。” “实在抱歉。即使是以私人身份说话，亦会挨骂。”清浦又说，“足下总记得有贺长雄的故事吧？” 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顾问，以“日本立宪而强”作论据，主张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意在迎合袁世凯。因而博得尚未登基的“袁皇帝”以唐人墨迹相赐，有贺长雄具奏谢恩，自称“外臣”。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天津日侨并且召开大会，指有贺在日本尚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自称“外臣”，有伤日本人的体面，议决取消他的“大和俱乐部”会员资格，竟似不承认他为同胞了。 这个故事，陆宗舆自然知道。如今清浦重提旧事，意在言外，不以帝制为然，当然也就不会赞成复辟。陆宗舆见机，不敢再提这个问题，免得说下去更讨没趣。 当陆宗舆铩羽将归之际，恰是张勋奋翼欲飞之时。 他这趟进京，是万、胡两长，跟“小朝廷”的要角密密商定的步骤。主要的是要“进宫请安”，让溥仪知道有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股肱之臣，免得一旦时机成熟，钟鼓齐鸣，通知文武百官瞻拜阙下时，“小皇帝”会有突如其来，在心理上无法适应之感。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陈宝琛说，“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在两江总督张人骏听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独立，吓得连夜逃走以后，又隔了些日子，方被任命为江督。虽然危城受命，谁也没有把他的官衔当作一回事，但他本人却颇为矜持。在“小朝廷”，名器已滥，而张勋毕竟实实在在抓过几天“两江总督部堂”的印把子，当然亦是该重视的。 不过大清朝的末代皇帝，那时只得六岁，当然不会知道这个大清朝的末代江督。只是“张勋”这个名字，似乎听说过，细细思索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 “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新入值毓庆宫，掌管《起居注》的梁鼎芬，处处不忘颂圣，“皇上的记性真好，真是聪明天亶。” “这张勋是什么出身？” 张勋出身微贱，原名张保，江西奉新县人，投身在本县的翰林许振祎家当小厮。许振祎曾入曾国藩的幕府，光绪十六年简放为河道总督，将张保带了去当马弁。当时并无战事，河督亦不管剿匪，所以没有什么“保案”，张保亦就无法从“军功”上去图个出身，自是郁郁不乐。 有一天有个许振祎的旧部，名叫张勋，来求老长官一封“八行”，想到广西提督苏元春那里去谋个差使。许振祎倒是很切实地写了一封荐函，连同八两银子川资，交代张保转交张勋。不道张保起了坏心，等张勋来了，“假传圣旨”说许振祎跟苏元春没有交情，奉送八两银子，作为川资，赶紧另寻门路去吧！ 张勋信以为真，收起银子，自奔前程。张保也就开了小差，改名张勋，带着许振祎的信到了广西龙州，由哨官当到管带，就此起家了。 当然，这些经历如果说给溥仪，会减低他对张勋的重视。所以陈宝琛答说：“张勋出身偏裨，骁勇善战。现在他手下有六十营的兵，皇上召见时，要问问他徐州到兖州一带的情形。” “他的兵在那一带？” “是！” “他现在做民国的什么官？” “是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 “徐州是哪一省？” “江苏。” “兖州是山东。”小皇帝问，“怎么安徽的地方官，驻扎在江苏跟山东呢？” 这一问将陈宝琛问倒了，亏得梁鼎芬机警。“本省地方官在他省带兵，原是大清朝的规矩。”他说，“洪杨剿匪，就是如此。” 于是陈宝琛又特为叮嘱：“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请皇上切记，答以谦逊，示以圣德。” “谦逊”就是“圣德”，这话在陈宝琛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广西的陆荣廷，应段祺瑞的邀约进京，就曾觐见过溥仪，以民国的两广巡阅使，接受了清朝所赏赐的恩典“紫禁城骑马”，坐着“两人肩舆”进宫。陈宝琛也是一再关照，“务请谦逊”。结果是陆荣廷表示“感激涕零”，写信给世续，请他“代奏叩谢天恩”。 及至有了张勋要进宫请安的消息，上自师傅，下至太监，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个“南陆北张”的口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复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觐见的地点，是在雍正以来每日接见臣工的养心殿。穿着清朝袍褂的张勋由内务府大臣耆英“带领”，到了殿上，按照仪制，一跪下来，先将头上红顶花翎的帽子取了下来，放在地上。耆英事先关照过，凡是赏赐过花翎的，帽子应该倒放，也就是将花翎朝上，为的是让皇帝知道，是朝廷重视的大臣。张勋如言照办，然后磕头说道：“臣张勋跪请圣安。” “伊立！” 张勋听说过，这是满洲话“起立”的意思，便即答一声“是”，站了起来。 其时宫里的规矩，有一项非常的改革，臣子不再像以前那样跪着说话，而且视臣工的身份，或立或坐。像张勋的地位，当然应该赐座，溥仪指一指旁边的一张椅子说：“你坐下来。” “是！”张勋又磕了一个头，谢恩，方始落座。 “你的军队驻扎在徐州、兖州一带？” “是！” “有多少营？” “六十二营。” “曲阜是在兖州吗？” “是！” “曲阜是要紧的地方，你要好好保护！” “是！曲阜是孔老夫子的家乡。臣也念过书，当然知道尊敬孔老夫子，上次到曲阜，还特为去看过衍圣公。”张勋略停一下又说，“衍圣公跟张天师提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都说恩德难忘。” “噢，”溥仪很有兴趣地问，“张天师到底会不会拿妖？” “会、会！怎么不会？” 溥仪突然警觉，应该讲他的军队，怎么会扯到了张天师？便将话题拉了回来。“你的军队，也跟你一样，”他指着张勋的那根花白辫子说，“都留着辫子？” “是！”张勋答说，“这是大清朝的规矩，不敢忘记。” 溥仪对这一点很感动，想起梁鼎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不敢一日或忘大清朝，但还是将辫子剪掉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张勋倒是心口如一。 因此，溥仪特为夸奖道：“你的忠心耿耿，我知道。” “皇上请放心！”张勋大声说道，“有臣在，大清朝没有亡。皇上天亶聪明，大清朝必能在皇上手里中兴起来。” 这时溥仪想起师傅的教导，当即答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 “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的哦！” “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溥仪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耆英见机，赶紧向张勋做个手势。张勋便即起立，“臣跪安！”说着，便磕了头，起身后退数步，才转身跟着耆英出了养心殿。 接着，便是内务府送上来一张赏赐的单子。“御笔”是少不了的，由“南书房翰林”代笔，照例是“福”字、“寿”字斗方。张勋蒙恩格外，加赏“龙”字和“虎”字，都是一笔到底的草书。此外是如意、玉器、金带头、人，以及称为“尺头”的缎匹，一共六样。 “张勋还见了三位太妃。”耆英又说，“还赏了酒宴、克食。张勋感激涕零，向臣说是‘感激天恩，粉身碎骨，不足图报’。” “噢，”溥仪问道，“他还说些什么？” “他说皇上天亶聪明，前途无量。他从见了皇上，主意更打得定了，一定要把大事办成。” 大事自是指复辟。溥仪便又问：“什么时候可以办成呢？” “快了，快了。不过不能说准日子。一半人事、一半天命，要等机会。反正皇上万安，‘南陆北张’，有这两支朝廷柱石，大事着实可为。” 张勋离京，陆宗舆回国。此行彻底失败，早有东京来的消息，所以经过上海时，备受遗老责难。还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张勋折冲那一段经过的，批评更为苛刻，说他不仅“外交”未曾成功，“内交”亦未办好。 上海遗老的倾向，从对陆宗舆的责备中可以看得出来，复辟是赞成的，但希望由徐世昌来主持，而对张勋不免存着疑问。这也难怪，遗老大都是翰苑出身，瞧不起张勋这个大老粗。其次“辫子兵”的军纪，实在不堪领教。北方不甚清楚，在江南的，见闻较切，都认为“辫帅”一旦得势，纵兵殃民，是必然之事。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张勋如果成了大事，六朝、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恐不可免。 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对徐世昌是鼓励，更是警惕。静中熟虑，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宜暗不宜明，宜静不宜动。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进则别创一番事业，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最为上策。 因此，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采取观望的态度——府院之争复起，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展开有利的行动。这年——民国六年二月二日，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段祺瑞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继以对德宣战。 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曾通电京内外大员，呼吁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参众两院力持大体，希望消除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 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主要是对德政策。因此，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次“外交特别会议”。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以外，被邀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以及梁启超、荫昌。 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亦是由他所建议，因而被邀与议。荫昌是旗人，不但是留德的前辈，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庚子拳匪之乱以前，发生“胶澳事件”时，协助翁同龢、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便已崭露头角。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袁世凯之亲德，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这样一位专家，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他的发言，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结果，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等于维持现状。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又受了一次挫折。 当然，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经过智囊的研究，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出兵打德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日本，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在进行借款。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借款谈判，是有帮助的。 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段祺瑞大怒，即日提出辞职书，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 这件事，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照旧到院办公。 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提出对德绝交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各省表示反对，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纷至沓来。有一通电报，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 一入民国，康有为的声光，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但从袁世凯死后，复辟之说一兴，康有为所起的作用，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 不过，康有为的主张复辟，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他在遍游欧美以后，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提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当然，张勋搞不清“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区分，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自应借重康有为，所以派他的秘书，也是“万木草堂”弟子的潘博，将康有为接到徐州，尊以上宾之礼，口口声声称之为“老师”。 其实，张勋之尊礼康有为，另有目的。在督军团中，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做说客。 康有为欣然同意，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陪着到了南京。冯国璋东阁延宾、西园载酒，礼数不但周到，而且显得极其亲热。 “华甫，”到得酒酣，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拙作《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不知你看过没有？” 这篇文章是在“洪宪”帝制取消以后所写的，公然主张复辟。梁启超那时还在西南，老实不客气地以《辟复辟论》教训了老师。而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说“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给康有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因此，这时候要试探冯国璋，首先便须了解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 “这样的大文章，哪里不能看。” “尊见如何？” “自然赞成。”冯国璋不满张勋的骄横跋扈，乘机说道，“不过张绍轩不够资格办这件大事，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我一定执鞭以从。” 冯国璋的这种态度，康有为在回到徐州以后，当然不便实说，他只告诉张勋：“华甫是赞成复辟的。没有问题。” 张勋已另外定了个主意，听得这一说，正好接话。“既然如此，我想请你老再辛苦一趟。”他说，“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气。” 原来几次徐州会议，段祺瑞都指派徐树铮出席，名为支持，实际上却是“观变”。徐树铮本就富于机智，长于肆应，对于复辟问题，虽未表示反对，但亦始终没有什么热心的表示。因此，张勋由莫测高深而深感困惑，希望康有为能为他“破惑”。 康有为欣然同意。照他的意思，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袁世凯告密，缇骑将至，仓皇出京，从戊戌到这年丁巳，恰是十九年。如今进京，亦犹如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辛，终得重睹汉家威仪，有许多感慨，可向报界发表。但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极力劝说，各界对复辟之议，颇为注意。康有为以保皇党党魁，目标太大，会引起许多流言，增加许多阻力，非智者所为。因此，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进京，而且也不得亲自去看段祺瑞，托一个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气。 所托的这个老朋友，就是颇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树模。他去看段祺瑞时，恰是国会除研究系以外，其他各派各系，都在研究如何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杯葛段内阁时，一提此事，正好触发了段祺瑞的牢骚。 “民主再搞下去，非搞得通国皆乱不可。照目前的情形，非君主不能止乱。不过，只能用形式，不能用精神。” 这话转达给康有为，惊喜莫名。“段芝泉深获我心，你看，他的说法，跟我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有什么两样？”他对潘博说道，“段芝泉是赞成了，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问他是何主见。” 徐世昌与康有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在甲午以后，戊戌以前，过从甚密。康有为设强学会，袁世凯捐银五百，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而康、袁之间的桥梁，就是徐世昌。不过，他们也二十年未见了，执手欷歔，有着谈不完的旧事。不过，徐世昌还是存着戒心的，因为康有为翻云覆雨的手段，绝不会如一介武夫的张勋那样容易对付。 终于正式谈到政见了，康有为问：“菊老对于虚君共和，有何意见？” “君主可以跟共和在一起谈吗？”徐世昌故意讶然反问。 “君主是独裁，与共和自然对立。但君主无独裁之权，尊其位而无其实，则与共和并行而不悖。” “原来这就是虚君之虚。”徐世昌问道，“可得闻其详乎？” “我的主张，早已共白于天下，‘保中国，不保大清’。今日言虚君共和，仍是此一宗旨。第一，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万不可复大清朝的国号；其次，君主既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国会负责任。” “如吾公所云，与目前的体制，似乎亦无甚区别。” “不然！”康有为答说，“目前是总统制，而内阁又自以为是责任内阁制，犹之乎美国总统之下，又有一英国式的内阁，府院即非争权不可。今明定为虚君，则今上犹如日本大正天皇，坐享尊荣，万世不绝，是故‘保中国’，亦正所以‘保大清’。” “这话很透彻。不过，今日大患在国会。必先有代表民意的国会，始足以产生负责任的内阁。以中国的民智而言，此恐非一蹴可就。” “此自是实情，然而万里之行，起于跬步；不有一画，孰开天地？”康有为将“圣人”的口吻又拿了出来，“我去国十有六年，居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两年，后来久居瑞士、瑞典，凡七游法、八游英、一游葡萄牙，至于意大利、比利时、丹麦，频游不记数。逐客生涯，无所事事，唯以考察政治，为我专业。以为邦人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见闻之切，筹思之深。今日欲保中国兼保大清，舍虚君共和制，别无他途可循，是故名为复辟，实在是再造共和。” 徐世昌极为深沉，心想不让皇帝掌权，而为有名无实的虚君，这话在力谋“恢复祖业”的宗室及大清“忠臣”就听不入耳。推行责任内阁制，自为段祺瑞所乐闻，而内阁“对国会负责”则必为段祺瑞所反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恐怕很难行得通。 转念到此，不觉又想，将来内阁总理由国会产生，自然是多数党党魁出任。现在的多数党是国民党，但已四分五裂；其次是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还有被推为内阁总理的可能。至于我东海徐某，只怕此生休想了！ 这样一想，连他也反对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制了。不过，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千万得罪不得，因而装出很倾服的神情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保中国兼保大清，苟能如此，实为无上上策。” 这是完全赞成虚君共和制的态度，康有为深表满意，觉得大事着实有可为，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草拟复辟后的诏书，犹如当年行“新政”那样，凡百制度，重新更定。一个物阜民康的虚君共和制的“中华帝国”，逐渐在他脑海中建立起来，虽是空中楼阁，居然金碧辉煌，自己都觉得很过瘾。 到得五月初，潘博衔命到上海来请康有为到徐州，说“辫帅有大计要跟老师请教”。 “大计”当然是复辟。据说时机快成熟了，国会与内阁，为了对德宣战问题，搞得水火不容，双方都不惜决裂。国会想倒阁，而内阁想解散国会，结果搞得两败俱伤，群龙无首，便正是“顺天应人”，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的日子到了。 “辫帅说，今天谈主张复辟，只有老师够资格。东海虽然位尊，可惜出处不纯。再者，东海主张复辟，自不免有权制思想，不比老师廓然大公、动机纯正。所以一定要等老师到了徐州，辫帅才能决定是不是进京。” 这番恭维，使康有为有知遇之感，当即在潘博陪侍之下，专程抵达徐州。张勋亲到车站迎接，用彩呢大轿将他迎入衙门，张盛筵款待。酒阑人散，邀入“签押房”，报告了部署的情形，请康有为“教诲”。 “此是千秋大业，有六事请将军注意。”康有为逐一列举，首先申明保中国为主、保大清为次的宗旨；其次提出实行虚君共和制的要则。问张勋是否能领会。 “这番道理很深，要慢慢去体会。反正请你老来，就是要跟你老讨教。” 这话有些模棱，但替他想想，也只能如此回答。康有为便点点头说：“以下要谈到用人行政了。既为国家办此事，自身不宜争政权。国务总理一职，应当请徐菊人担任，各省军政长官，暂勿更动。此宜请将军注意者三。” “是，各省一律不动。” “徐州现有兵三万，宜调一万进京；一万留徐州，以保根本；另外一万，分布济南、德州间，守住津浦路；再调关外冯德麟一师，守京榆路。兵少，无从镇摄。此宜请将军注意者四。” “关于用兵方面，你老请放心好了。” “段芝泉喜欢揽权，心事难知；徐又铮权奇自喜，不可轻忽，此去宜挟段在京，严加监视，万不可使之在外。此宜请将军注意者五。” “是，是！我一定注意。” “遗老知识短，亲贵私心重，凡此两辈，不明世界大势，前清之亡，他们要负相当责任。今后用人，务必审慎，此宜请将军注意者六。” “是的！你老看得很透彻。”张勋又说，“我想借你老的光彩，一起进京，好随时请教。” “不必！”康有为喊着潘博的号说，“若海，请你把我的皮包取来。” 打开皮包，康有为取出一大卷日本绵纸，全是“奉天承运皇帝”的诏令，从宣告复位，改称“中华帝国”开始，一直到定政体、改官制，以至于征举贤方，不下二十通之多。 及至康有为回到上海，张勋却未北上。因为虽预知时局在府、院、会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的冲击之下，都有不惜决裂、打破现成局面，为复辟带来很好的机会，但经康有为的谆谆指点，张勋认为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以留在徐州为宜。因此段祺瑞所召集的军事会议，凡北洋系及愿意与段祺瑞合作的督军，都是亲自出席，唯独安徽是由管民政的省长倪嗣冲代表。 [book_title]五 开会的前一天，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段祺瑞在私邸宴请各省军政长官，筵开两席，第一席推年龄最长的吉林督军孟恩远为首座，第二席推安徽省长倪嗣冲为首座，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此外是晋督阎锡山、豫督赵倜、鲁督张怀芝、赣督李纯、鄂督王占元、闽督李厚基、直督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段系的知名人物，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以及王揖唐、梁鸿志等，都应邀作陪。 一开了席，徐树铮首先站起来说：“趁大家没有闹酒以前，请总理先跟各位说几句话，如何？” 大家自然鼓掌表示欢迎。于是段祺瑞在主位上站起来说：“这一次请各位进京，主要的是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对德宣战，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德绝交即为对德宣战作预备，国会以绝大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等于表示同意对德宣战。哪知事到临头，居然发生了变化。” 段祺瑞说，目前除了研究系以外，都反对对德宣战。并非对德宣战的政策有问题，而是另有各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 “第一种是派系问题，国民党及西南各省，反对宣战，所以有关系的派系，也就反对了。第二种是反北洋的问题，认为对德宣战，会给北洋带来利益，所以反对。事实上，确是可以为北洋带来利益。这一点，各位以后会知道。” 说到这里，眼风瞟一瞟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这所谓“长江三督”之二，是冯国璋的嫡系，也是反对对德宣战的。 “第三种是私心自用，想在这个案子上弄点好处，故意先放空气，说要投反对票。最后一种是心无主见、见事不明，以为对德宣战，会搞成八国联军打中国的这种大祸。哪里会有这种事——” 说着，眼风又瞟到了李纯、王占元身上。坐在他身旁的徐树铮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段祺瑞才面向正面，继续说了下去。 “国会只会捣乱，一无用处。别的事犹有可说，连应该不应该打仗，打了这仗有什么好处，都要听他们的。试问，当时何必在小站练兵？何必在天津、保定办武备学堂、军官学校？” “你老这话痛快极了！”张怀芝抓起酒杯就往口中灌，“俺干一盅。” 于是纷纷举杯，秩序显得有些乱了，但也因此显出情绪热烈、气氛融洽，段祺瑞深为满意。 到得席散，段祺瑞亲自在大门口送客。其时胡同里东西两口，都已戒严，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在场照料。在高悬在照墙两头，其亮无比的汽油灯照耀之下，有个人高马大的警官，持着一具马口铁制的大喇叭，不断在喊：“请江西李督军的车开进来！”“请山西阎督军的车开进来！”每喊一次，即有一辆闪光耀眼的黑色大汽车开到门前。站脚板上四名护兵，不等车停，便都跳了下来，顺势走了几步，车停人也停，立即拉开车门，班长一声：“敬礼！”督军钻进车厢，四名护兵随又跳上踏脚板，汽车猛加油门，如脱弦之箭般冲了出去。 及至“湖北王督军”的车开到，王占元向主人道别时，段祺瑞郑重其事地喊一声：“子春！” “是！”王占元问道，“老师有什么吩咐？”他是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所以对段祺瑞不称总理称老师。 “我让逸塘送你回去。” 王占元料知王揖唐有话要说，无须辞谢，答应一声，让王揖唐也上了车，直驶北京饭店。到了王占元的套房，王揖唐坐下来先打电话。 “逸翁，”王占元问，“你找谁？” “找点余兴。” “啊，啊！”王占元问，“那个叫小阿凤的还挂不挂牌？” “快摘牌子了。”王揖唐说，“过了节，就成了王叔鲁的禁脔了。” “那，”王占元笑道，“咱们这位宗兄，不就得管你叫老丈人了吗？” 原来王揖唐新娶的姨太太姓顾，原是八大胡同的一个鸨儿。她有个养女，花名小阿凤，与曾任直隶交涉使、长袖善舞的王克敏，已有嫁娶之约，所以王占元作此戏谑。 王揖唐笑笑不答，打完电话说道：“趁余兴还没有开始，咱们先聊点正经。督座，你对宣战问题，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无所谓。反正又不是真跟德国人开仗。” “既然如此，你前阵子怎么发通电，主张保持中立呢？” 王占元笑一笑不响，然后又说：“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也知道。” “是‘马二先生’的授意？” “马二先生”指冯国璋。王占元依旧笑笑不响，作为默认。 “其实，都是北洋一脉，何苦相煎？”王揖唐说，“而况参战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对了！逸翁，如今有东西是归谁分派？” 所谓“东西”指军火而言。王揖唐答说：“大都是靳翼青经手。” 一听这个名字，王占元便有鄙夷之色。原来靳翼青名云鹏，山东济宁人，本是段祺瑞麾下的一名小兵。不知是何因缘，靳云鹏大受段祺瑞的赏识，先让他加入“随营学校”，后来选拔至北洋武备学堂，一直跟着段祺瑞。 袁世凯称帝时，靳云鹏刚由第五师师长升任山东督军，被封为泰武将军。后来由于发表了一通劝袁世凯退位的通电，以致被免了职。现在以第五师师长的衔头，参赞外幕，是段祺瑞左右的“四大金刚”之一。 靳云鹏实在一无所长，而赋性鄙吝，所以王占元很看他不起，冷笑一声说道：“怪不得不公不平，由他分配东西，好些人不服，替老师招了许多怨。逸翁，有机会你跟我老师提一提。” “我会提的。”王揖唐答说，“其实你也不必介意，只要一宣了战，日本今后运用大批东西，我一定替湖北多争一点。” “多承关照！”王占元问，“老师说，宣了战，北洋自有好处，大概就是指这一点？” “不错。”王揖唐说，“另外也还有好处。”说着，从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王占元接到手里一看，内中是一张交通银行十万元的支票，当即发问：“逸翁，这是怎么回事？” “向日本办理借款，照例有回扣的。这笔款子还没有到手，不过总理交代，湖北、江西情形不同，所以跟曹润田商量，先由交通银行垫一笔。”王揖唐又说，“日本借款能不能成功，东西来不来，都要看我们的态度而定，这笔借款是参战借款。” 言外之意，非常明白，如果不参战，何来参战借款？王占元点点头说：“此一时彼一时。只要老师把话说明白，无有不可以商量的。请逸翁替我谢谢老师。”说完，将支票往口袋中一塞。 “督座，”王揖唐以闲谈的语气问说，“照你看，如果参战案提出，国会通不过，有何办法？” 王占元想了一会儿答说：“等通不过再来想办法，就晚了！” 王揖唐恍然有悟，连连点头：“说得是，说得是！应该未雨绸缪。” 刚说到这里，门上剥啄声响，接着门就开了。一阵香风过处，来了八大胡同的两名红姑娘，属于百顺胡同兰香院清吟小班的桂芬与春情老四，都是王占元的旧识。 一一招呼过后，桂芬比较矜持，含笑坐在一旁。春情老四却很放荡，一屁股就坐在王占元大腿上，从他唇边取下大半截香烟，吸了两口，故意将烟喷到王占元脸上。 “别闹！”王占元问，“上次我带给你的东西收到了没有？” “别提了！堂堂督军大人，送的礼是什么锅巴、麻糖，要多寒碜有多寒碜！” “那可没法子。湖北就出这些东西嘛！” “我不信。”春情老四撇一撇嘴，“那么大一个湖北省，就光出这些东西？” “别的出产也有，不过不便送人。” “为什么？” “怕你害怕。” “什么玩意让我害怕？倒说给我听听。” “譬如汉阳兵工厂，出盒子炮。”王占元问，“你敢不敢要？” 春情老四将脸一扬，大声答说：“有什么不敢？” “好！”王占元笑道，“我随身就带着一支，你要不要？” 春情老四一愣，旋即会意，“要啊！我怎么不要？”说着便在王占元的腰胯之间，乱掏乱捏。王占元又笑又躲又告饶，两人在沙发上缠成一团。 见此光景，王揖唐哈哈一笑，起身拱拱手说：“春宵苦短，别辜负了千金一刻。”说完，不等主人答话，便开门走了。 “督军团”正式会议，做成了一致的决议：“对德宣战”，要求政府从速拟订妥善步骤，付诸实施。 报上公布了这个消息，各派各系的反应，相当不妙。除了对宣战问题本身的反对之外，有些议员认为此一决议为军人干政之渐，政府不宜接受，以免创下恶例。甚至有些议员，指责段内阁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其心可诛。 这使得段祺瑞大感烦恼，不知道应不应该根据此一决议制成具体的草案，提交阁议通过后，咨送国会，请求同意。因为事实摆在眼面前，宣战案只要一提出，必遭否决，那时怎么办？ “王子春说得好，办法要想在前面。等宣战案打了回票再来想法子，可就晚了。”王揖唐说，“如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暂且搁置，等疏通好了再提出；一条是想法子让国会非通过不可。” “疏通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段祺瑞问。 “谁知道啊！”靳云鹏阴恻恻地说，“也许等到欧洲仗打完了，德国投降了，还没有结果。” “事实恐怕也是如此！”段祺瑞的至亲吴光新说，“疏通的那条路子走不通。” 既然如此，素有决断的段祺瑞，便即做了一个结论：“未雨绸缪，宣战案一定要让它通过，哪怕解散国会，在所不惜。” 于是即席商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请各省督军，暂勿离京，暗示要等着看国会通过宣战案，无形中出现威胁的态势；一条是设法制造民意，对抗为民喉舌的国会议员。这部分的工作，交给王揖唐去做。 王揖唐便找段祺瑞的亲信傅良佐商议，收买报纸，大写对德宣战好处的文章，自不在话下，但也只是鼓吹而已！究有几许议员能受报纸的影响，实在难说得很。 “把靳翼青找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傅良佐与靳云鹏面和心不和，不过他还是接受了王揖唐的意见，将靳云鹏请了来，说知其事，问他有何意见。 靳云鹏斜着眼想了好一会儿说：“这件事交给我好了。不过，总要四五万大洋。” “钱不成问题。”王揖唐说，“不过你得把你的办法说一说。” “这个办法，项城用过的。” “你是说，”傅良佐问，“组织公民团？” “有何不可？” 傅良佐与王揖唐对看了一眼，默不作声。显然，都觉得靳云鹏的办法，并不高明。 “你们别以为是馊主意，依我说，只有讨论这种案子，才用得上公民团。为什么呢，这是民气啊！同仇敌忾、民气昂扬，不就在公民团上面，摆得明明白白吗？” 王揖唐与傅良佐居然都被说动了。“翼青这番见解，倒是独具慧眼。”王揖唐说，“不过，领头的人，总得像个样子。” “行！多花几文就是了。” “另外的人呢？” “有钱还怕没有人？”靳云鹏说，“我找陆军部的咨议张世钧，他一定有办法。” “好了，”王揖唐说，“那就交给翼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