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韬奋漫笔 [book_author]邹韬奋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完结 [book_length]41074 [book_dec]1933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收文52篇。1936年3月重印，改名《漫笔》。著者于1928年11月至1933年7月间发表于《生活周刊》上的随笔、杂感编集。收《生活周刊究竟是谁？》、《一个小巧妙》、《可敬的老司务》、《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挨骂》、《劳而无功》、《“生活”的洋房汽车》、《谈孙桂云女士》、《硬吞香蕉皮》、《肖伯纳的幽默》、《〈两地书〉》、《统治者的笨拙》等51篇 [book_img]Z_15189.jpg [book_title]弁言 昨天（九月六日）作者接到徐伯昕先生自我离国赴欧后第一次从国内发出的来信，他在这信里说起社里打算编印《韬奋漫笔》，叫我写“韬奋漫笔”几个字寄回去做封面锌版，并说如果能做一段弁言更好。 在国外旅行，未曾带有毛笔，就用自来水笔写了四个字寄给他。 这些“漫笔”，是作者在《生活》周刊上陆续发表过的零星杂感，每于编后有余幅时匆促间提笔写成，在我自己看来，原无出单行本的价值，现在伯昕先生既有此建议，我想零篇短简中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多少可以表现作者对于所提到的问题的态度和主张，也许可以供读者诸君在思考上的一种补充或参考的材料。所以很愿意于旅况匆匆中写这几句话，聊述“缘起”，并求诸君指正。 （韬奋　二二，九，七，记于巴黎。） [book_title]《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生活》周刊承社会不弃，最近因销数激增，来登广告的也与日俱增，大有拥挤不堪的现象，编者有时碰到朋友，他劈头第一句就说：“好了！《生活》周刊可以赚钱了！”这句话很引起我的感触，就是《生活》周刊替谁赚钱？《生活》周刊赚钱何用？再说得直截了当些，就是《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编者先要说明我们办这个周刊的方针和态度。 我们办这个周刊，心目中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机关，我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这一份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阅一遍，好像听一位好朋友谈谈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谈天；你烦闷的时候，想想由这里面所看见的三言两语，也许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听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问题要待商榷的时候，握起笔来写几行寄给这个周刊，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意见，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 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藉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从种种方面引起服务社会的心愿，服务所应具的精神及德性。 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讲到编者的个人，不想做什么大人物，不想做什么名人，但望竭其毕生的精力，奋勉淬励，把这个小小的周刊，弄得精益求精，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时时在那里进步的一个好朋友。 我们深信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要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本刊决不敢说自己已经办得好，决不敢自矜，而且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许多缺点，所堪自信者，即此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所以有指教我们的，我们极愿虚心领受，务使本刊的缺点愈益减少，优点愈益加多，不过对于无诚意的断章取义的谩骂，我们只得行吾心之所安，不与计较。我们以为做人的态度应该如此，办出版物的态度也应该如此。 根据上面所说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本刊因销数激增而广告涌进所得的收入，都尽量的用来力谋改进本刊的自身，由此增加读者的利益，由协助个人而促进社会的改进。试举几个较为显著的具体的例。本刊初办时每期不过一张，自第三卷三十一期起，每期加至一张半，价目照旧，其中虽有一部分地位用来登广告以资挹注，但材料较前增加，固为显著的事实，材料内容，亦较前更求精警，现在稿费比一年前已增加至三倍以上，也是本刊努力增进“质”的方面的一端，原拟自本期起，包皮纸改阔，包皮纸上用的签条原用油印，均改用铅印，现因赶印不及，将于下期实行，此层因销数之多，支出方面当然大增，惟前用油印，邮寄中途易于糊涂，每易辗转遗失，为求稳妥计，积极改善，惟力是视。此外自设“读者信箱”以来，发表于本刊的来信，因限于篇幅，为数不多，而每日收到来信商榷各种问题的，目前平均总在四五十封以上，其数量且与日俱增，都要分别函复，虽邮资所费殊巨，而我们尽其所知，或代征专家意见，竭诚答复，认为是辅助读者的一个途径，也是做“好朋友”的义不容辞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觉得很高兴做的。 上面随便举出的几件事，我们都认为是份内事，毫无自以为功的意思，不过我们的意思是要表明《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 这样看来，《生活》周刊究竟是社会的。 [book_title]一个小巧妙 昨天夜里陈布雷先生欣然对我说道：“我有一个小巧妙送给《生活》周刊！”我问“什么？”他就拿起笔来写了下面的那个“小巧妙”： 这个“小巧妙”是他的令兄陈屺怀先生在民国二年办《生活杂志》时独出心裁做的（当时署名天婴）。这个“生”字是包括这几句话：“我问造物人生何以有贫富，造物不答，以两手示我，吁嗟此手胡为哉？我思之，我重思之。”妙在拼成“生”字的时候，那个“以”字，“手”字及“我”字，都作两面用。至于这个“生”字所含的意味，的确值得我们的“我思之，我重思之”。 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说过：“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知识之外，当注重于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关于这一点，我记得罗琛女士在第十五卷十四期的《小说世界》（十六年四月二日出版）里有一文，题为《文乎艺乎？》论得很确当，我现在撮述几句她所说的精要的话：“无论华人或外人，凡关心于中国之兴败盛衰者，皆认中国之弱点在缺乏艺之能力，及艺之职业。试取中国外国学者人数，作文艺两项之统计，可悟中华为特殊之国！特殊之点何在？曰：有口无手。曰：有文无艺。”“辛亥革命之后，世人稍觉其非，稍悟生寡食众之害，稍知生利之真道在艺之工作。然而习艺之人终属寥寥，留学归国，有不能谋得一职者，有嫌其太劳苦而改充官吏者，其耐劳努力之少数分子，卒鲜有所成就，无他，中国直不欲建设故也！中国直不欲生产之能力故也！”“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仁义，此天理人情，竖尽千秋，横尽万国，无有能逃者也。”“中国不欲富强则已，如其欲之，舍生产职业，实无他途，无尊卑贵贱，皆不能逃避此一途。” [book_title]可敬的老司务 上海天津路兴仁里永馀钱庄老司务绍兴人赵泉生，在该庄服务已有十余年，于四月四日上午十时三刻，由庄内派往外滩中国银行兑取钞票七千圆，用包袱包裹，挟着返店，中途遇盗，赵与抵抗，盗开枪中赵腹部，迨车送医院，即已气绝，盗被巡捕追赶捕获。赵年五十五岁，绍兴家中尚有七十八岁之老母，一妻，无子，有三女，年长均未出嫁。一家六口，恃赵为生。银钱界敬其义勇，重金抚恤尸属，闻其数为三万圆，并一面为赵举行出丧，送者达五百余人。各钱庄栈司同人所挽一联殊切当：“公而忘身，遇害适逢寒食命。死真无愧，捐躯不让古贤风。” 我们以为做人的价值，一方面在能有自立的能力，勿为寄生虫以累人而贻害社会，一方面尤在能尽我忠诚为社会服务。老司务赵君之忠于职务的精神，其所含意味决不是仅仅限于七千圆的数量，也决不是仅仅限于一个钱庄的营业。我们要明白他直接是在一家钱庄里服务，间接即为全部社会服务，因为社会之兴荣在各业之协助，所以尽忠于各业者即所以尽忠于社会，因此赵君之“公而忘身”，这种忠诚对于社会有重要的意义，有很宝贵的性质。 不但是老司务的职务，我们无论从事何业，都不要忘记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然是藉以维持我们的生计，而一方面也就是藉此有所贡献于人群。（强盗之类的事情所以不能称为职业，就因为只图私利而害人群。职业是包含利己利人两方面的。）这样一来，我们每日所做的事，无论大小，才都有价值，我们才觉得值得辛苦；忠于所业，即忠于社会，因为就是忠于为社会服务，不是仅图私人的利益。 所以从社会的观察点看去，这位为公牺牲的老司务真值得我们的致敬。钱业界能念其义勇，重金抚恤他的家属，也是很可佩服的行为。 [book_title]拿得定主意 偶遇老友翰才，他说非常表同情于本刊屡次提及的“尽其在我”的态度。他说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态度，便自己拿得定主意；有人誉我，不因之而骄，有人毁我，亦不因之而惧；我但知尽我心力往前做去而已。 韩退之曾经说过：“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天下最苦恼的人，莫甚于自己没有主意，或自己拿不定主意，一以他人之毁誉为忧喜。曾涤生也曾经说过：“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这个地方，当然要注意我们心中先有了尽忠竭诚无所愧怍的“主意”，然后才说得到“拿得定主意”，否则便流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卑鄙龌龊的无耻态度。 大抵任事的人，范围愈大，愈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但求尽其心力，为大多数人的福利，开诚布公的往前做去而已。能抱定“尽其在我”的态度，便常常能将此心放在太平地。 [book_title]“誓死不用货”！ 昨天有一位老朋友刚从北平到沪，据说北平宣武城门上面的墙原有几个如大圆桌面般的大字，写着“誓死不用日货”，最近却把“日”字挖去，仅剩下“誓死不用货”几个字。难道我们中国的国民因受了日本的隆情厚谊（？），感激涕零，连无论什么“货”（国货当然也在内）都要“誓死不用”了吗？如有恶作剧的“洋人”把这个妙不可言的标语用摄影机摄了去，又是一件替中国体面增光不少的事情！既然要如此表示“感激”之意，何不索性把“不”字挖去，留下“誓死用日货”，岂不更妙？ 据东方社七月十四日由东京来电，自滨口内阁及币原外相等组织新阁以来，仅十日间，我国向日本定购之货物已如同山积，比去年同期大见畅旺，据说七月上旬向中国输出额增加之数如下：棉纱九万圆，棉织物三百万圆，帽子二万六千圆，洋布二万一千圆，铁制品四万三千圆，洋伞二万一千圆。又说日本邮船会社上海航路，每月十次，每次带货六百万吨，现已一跃增至一千四百万吨。这样看来，在实际上也大有“誓死用日货”之概！此后但望继长增高，似无振兴国货的必要了！ [book_title]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 无论是一位以物理算学等科目做家常便饭的工程师，在他书房里闲散随意翻阅的时候，倘若书桌上同时放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工程学的艰深物理学，或是艰深的算学，还有一本却是很轻松很有趣的笔记或小说，他大概要伸过手去先拿后一种来看。前一种可以说是硬性读物，后一种可以说是软性读物。 在学校里的学生，有的在教科书下面偷放着《三国志》或《西游记》偷看，上面的可以说是硬性读物，下面的可以说是软性读物。 在板着面孔的教师前，或严厉得像“阎王”的老子前，受一顿冰冷的教训，使人索然无味；在欣悦和爱的好朋友前，谈谈一件有趣的新闻，便使人心旷神怡。前一种好像是读硬性读物的味道，后一种是好像读软性读物的味道。 硬性读物每偏于专门性；软性读物则每偏于普遍性。两者都是社会上不可少的精神滋养料，我们所希望的是：硬性读物能尽量的软一些，软性读物能纯正而导人趋于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 本刊内容可以说是软性读物，希望能做到读者诸君的一位欣悦和爱的好朋友——但却不愿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损友，是要黾勉淬砺做一个纯洁清正，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 在下常觉自慰的，是区区做了诸位的这个“好朋友”的“保姆”，是受有全权，得用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独立精神放手办去，稿件的选择取舍，绝对不受任何人的牵掣，本刊向采“尽我心力”的态度，日在努力求进之中，固决无自满之时，而这种“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精神”也是要继续保持下去的。以后我们还想常有“介绍好读物”的文字发表，但大概仍以有趣味有价值的软性读物为主，而且也要用上面所提出的“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精神”来介绍。换句话说，我们只认得“好读物”而不认得人；要使因我们介绍而去购阅的读者不至上当，不至失望。我们绝对不受任何私人或书业机关的嘱托，绝对不讲“情面”，绝对不避嫌怨，只以“读物”本身为唯一的对象，根据独立观察所得，全为读者着想，介绍我们认为确是好的，确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读物，我们深信只有这样严正的介绍，才有价值，才有信用。无可介绍的时候，我们就不介绍，因为我们向来不愿做勉强敷衍的文字以虚耗读者宝贵的时间。 [book_title]两看的比较 书我所欲也，电影亦我所欲也，二者常可得兼，这倒是我自己的一件幸事。依区区的经验，看书和看电影很有可以比较的地方： 我们在看电影之前，往往先要看看报上各家影戏院的广告，但是有时广告上的戏目虽很动人，你真的跑去一看，却“呒啥好看”，甚至“一塌糊涂”，高兴而往，败兴而返，于是乎颇觉得报上的广告靠不住。在下大概只于星期日下午有暇看看电影，星期日西文报纸有电影特刊，对各片内容都有较详的说明，我其先也作为参考，但他们因广告营业关系，对各戏院不得不敷衍，篇篇说明都是说好，一律的都好，便寻不出好坏的真相来，也没有什么信用。犹之乎一个朋友，你和他商量事情，你这样他说好，你那样他也说好，唯唯诺诺无所不好，这样便是一位等于没有脑子的朋友，于你是丝毫没有益处的。于是我只有另辟途径，寻出比较可恃的两法：一是认定几个可看的“明星”，是我所信任的某某几个明星主演的，大概总不至如何使我失望；二是有些欣赏程度大概相同而说话又靠得住的朋友先去看过，对我说很可以看看，我知道他尝试过了，便放心去看，大概也不至上当，因为要上当的已经被他捷足先上了，我便可以不必再蹈覆辙。（以上所说是指美国影片，国产电影至今引不起我的兴趣。） 讲到看书，也有相类的地方。有的时候，广告上所公布的书名未尝不引起我们购买之心，尤其是大擂大鼓的登大广告，某名人题签啊，某要人作序啊，说得天花乱坠，更易动人，你真的去买一本看看，也许内容大糟而特糟，你虽大呼晦气，但是腰包却已经挖过了。你要先看看各报上的书评吗？往往就是坏的也都是好的，也令人无从捉摸，因为有许多是应酬书业机关或著作人的。（《新月》月刊里的《书报春秋》却是有声有色，是一个例外，但是每期因限于篇幅，批评的本数当然还不够满足我们的“读书欲”。）西文的书籍，就是一本很寻常的教科书，你在序文里就可以看出，大都经过好几位有学问的人的校阅，校订，或指正的，著者特于序末志谢，可见他们对于读者很负责任。我国的著作大家好像个个都是大好老，大都是很能独立的著述，用不着请教人的，横竖倒霉的是读者，你买的时候他的大著总已印好出版，只要能出版发售，什么事他都可以不管了。至于翻译的作品，妙的更多，译者对于原书似乎可以不必有彻底的了解，对于这门学术似乎更不必有过深切的研究，只须拿起笔，翻开字典，逐句的呆译下去，看了就译，译了就印，印了就卖，卖了就令读者倒霉！所以像我这样经不起白挖腰包任意挥霍的读者也只得用看电影的方法：认定几个比较可靠的著作者（倒不一定是名人），或常请教可靠的朋友介绍介绍。 当然，出了一个新脚色，无论是明星，或是译著家，有时我也要作初次的尝试，但如果尝试一次上了当，以后便不敢再请教。这样看来，以著述问世的人，不对读者负责似乎是仅害了读者，其实还是害了自己，因为他好像一与世人见面，就把自己嘴巴乱打了一阵，将来的信用一毁无余了。 [book_title]挨骂 伟大如孙中山先生，一生为我们的民族自由平等尽瘁，但是他就一生挨骂，他自己在“自传”里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按指一八九五年广州之役），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到他临逝世的那一年，由广州到上海，上海英人办的《字林西报》还发出孙先生不应住在租界的狂呓（详见黄昌谷先生讲述《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之详情》）。我想中山先生如果不能挨骂，决不能为中国奋斗至四十年之久，早就气死了。 林肯也总算是美国的伟大人物了，他为废奴及维持美国南北统一而奋斗，也是一生挨骂，甚至有人骂他不是人，是一个猴子由人加以衣冠而利用作傀儡的。我想林肯如果不能挨骂，决不能为美国奋斗至十余年之久，早就气死了。 即如本刊最近所屡次论到的德国逝世未久的史特莱斯曼，当他救国最力之时，即他挨骂最烈之日，他的救国事业实无时不在挨骂的荆棘中过去，挨骂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我想史特莱斯曼如果不能挨骂，决不能为德国奋斗至六年之久，早就气死了。 所以我们遇着挨骂的机会，无须烦闷，无须着慌，无须胆怯。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我国的社会里，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想有什么小小的贡献，便有了挨骂的机会，最好是你不要努力，最好是你不要想有什么小小的贡献——大贡献更不必说——那才得安闲无事！ 话虽如此，但是如骂得不错的，我们却也应该虚怀容纳，因为我们深信天下无绝对完善的人，无绝对完善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虚心诚意的在那里努力求进步，如果被人骂得对，正是多一个改良的机会，也便是多一个进步的机会。 听到骂得有道理的话，诚宜猛自反省，从善如流；听到无理取闹的话，只得向往先贤坚苦卓绝的经验，藉以自壮胆力与进取的精神，仍是要努力向前干去，仍是要尽心力向前干去。 [book_title]劳而无功 朋友里有几位做了知县老爷，都可算是英俊有为，廉洁公正，一洗县公署即是藏垢纳污之所的观念。前天有位老友，他是在沿着京沪路一个重要区域的县里做县长，也是我所谓“英俊有为廉洁公正”者之一，来沪顺道见访，他说固然是努力的干，但在此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总觉劳而无功。我说你“努力的干”很对，觉得“劳而无功”却很不对。 依区区冷眼观察世事及纵览历史所得的教训，深觉天地间既决没有“无因的果”，也决没有“无因的因”，你用了多少工夫，迟早总有这多少工夫的反应；也许时间有迟早，表现有明晦，范围有广狭，绝对不至白费工夫。就是自己觉得完全失败了，失败自身就给你学了乖，也不能算白费了工夫；而且依我的信念说，失败就是成功的前导——事业愈大愈是如此——所以就是失败，只要你肯从失败中得到经验再继续不断的干，必有达到目的或至少更能接近目的的时候。 由此信念而再进一步想，我最爱这几句话：“不问收获，只管耕种，不计成败，只知努力。” [book_title]《生活》的洋房汽车 在上期我们谈起有一位热心读者报告有人说编者靠本刊大发其财，有了洋房汽车了。我在上期已说明过两个要点：（一）本刊是公立的性质，不是任何个人的私产；（二）本刊收支细帐每半年都经潘序伦会计师审核盖章，负责证明。现在要对于所谓“洋房汽车”谈几句。 编者个人有无洋房汽车，只要不是藉本刊作弊弄来的作孽的钱，原不成问题。美国的木匠，泥匠去做工时，来回都用自备的汽车，他们住的屋子，有地毡，有书房，如果像编者这样一个穷酸书呆子，居然也勉强能和美国的木匠泥匠比得来，那正是我国发达的好现象，正求之而不可得者，无庸讳言也。这都是个人的问题，恕不多谈，现在要问《生活》周刊社有没有洋房汽车？为公而用。有了洋房可以给为本刊努力办事的同事以良好的工作环境，有了汽车可以使为本刊努力办事的同事有较速的效率，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目前尚未足以语此。本刊现在完全经济独立，办公室也由本刊自己出钱租的，虽似乎有点像洋房，但办公室里人多地小，办公桌的中间走不过并排走的两个人，简直好像在牛角尖里周旋。至于汽车吗？人还乘不着——除非公共汽车——《生活》却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每星期乘着汽车扬长驶到邮局。从前《生活》是钻在许多大麻袋里，乘着八九辆黄包车，摇摇摆摆的蜿蜒过市，途中印度阿三看见满满的高高的堆着不知什么，常常举着警棍和我们为难，所以为免麻烦及省时起见，自第五卷起已极力设法使《生活》每星期乘一次汽车，让它阔一下！不过还是租来的。 [book_title]谈孙桂云女士 孙桂云女士自在全国运动会中以“短跑飞将军”一鸣惊人之后，名震遐迩，大有全国倾倒之概，到沪后，新闻记者争为起居注，简直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烦劳他们记下来登在报上。有一次她到一家店铺里去买浴衣，就有一位什么画家赶紧当场用速写替她写生，也登在报上。听说她的朋友们今天请她看电影，明天请她吃大菜，弄得她时间忙不过来，肚子吃得大出毛病，这种缠绕不清眼睛肚子一刻不得安闲的境况，旁人看来也许觉得荣幸，但实际是苦是乐，倒也难说。五月十日我国在沪的远东运动会选手为增进经验起见，有中美运动会的举行，选手中最令人注意者又是孙女士，那天是星期六，听说有许多机关中的职员特为要看孙女士而请假赴会的。 孙女士的事情引我想起美国全国对于飞渡大西洋打破世界飞行纪录的林德白（Charles A. Lindbergh）之同样的热烈欢迎，引我想起美国新闻记者对林德白之同样的无微不至的注意。虽则孙女士的成绩尚不能与林德白相提并论，但可见社会对于含有社会意味的事功成绩表示其钦慕，亦属中外常情，不足为异，重要之点在力求切合实际，勿作铺张而已。孙女士在此次中美运动会中成绩不及在杭所得，有人谓因捧而骄，其实当日因五十米为吴梅仙女士所胜，百米出发时孙女士栗栗发颤，实因畏惧过甚。盛名之下难副，有实无名最幸，运动成绩公开，无从避名，亦只得尽其在我，勿作无益之畏惧，其实无畏精神也是运动家所应修养的一种德性。 [book_title]失败后的奋发图强 失败不足虑，失败之后而犹恬不知耻，不知振作，则为不治之症。我国虽在第九届远东运动大会里打了一个大败仗，但在弃甲曳兵而走之后，国内各方面对此事均有自认技术落后痛加忏悔急起直追以求将来胜利的表示，这是最使我们觉得欣然乐观的一件事。说得最恳切的要算张伯苓氏，他主张补救中国体育宜分治本治标两种，治本应自小学至大学增加体育必修科，并由适宜指导员负责督率，分门别类，以渐进方法从事训练；治标则就南北选手所长，加以教导，分区练习，力求进步。他并决就所办的南开大学切实施行。最近据暨南大学所宣布，该校已拟具伟大计划，雷厉施行，其要点为添聘德国指导，用科学方法提高成绩；筹办体育专科，造就完善的体育师资；择成绩优良运动擅长的毕业生，资送欧美研究最新体育学术；校内建设体育区，强迫运动，每人至少须参加一项。这都是好消息，我们但希望勿徒托空言，能切实进行，并愿各校继起。 但是我们却有一点小贡献，似乎杞人之忧而实值得注意者，即昔贤谓教人如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体育固重要，但同时当与智育德育相辅而行，不宜因一事而抹煞其他方面。（其实体育应有补于智育德育而不应反有妨碍。）记者尝见有些学校里的所谓运动员也者（例如从前南洋大学中的足球员），平日可以任意不上课，可以任意违犯校规，校长优容，教员侧目，好像是学生中的贵族阶级，这样的提倡体育，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book_title]勇于改革的讣闻 洪深君的太夫人于七月六日逝世，翌日洪君和他的弟弟在报上登了这样的一个讣闻： 我们的母亲张太夫人痛于七月六日丑时寿终沪寓，享年六十有三岁，深等随侍在侧，兹定于即日入殓，并扶柩回籍安葬。在治丧期内，家人不见客，家中不设奠，请勿枉驾。凡有鼎惠，不论银钱札券祭菜联轴香烛花圈，甚至锡箔纸锭等等一切虚文糜费，务乞一齐免除。惟亲戚友好有相关之谊，不敢不讣告。 （孤哀子）洪深、济、演，（孙）镇、铿哀启。 我以为交谊不在形式，我们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精神时间以及费用都有经济的必要。我们常常听见许多人望见红帖丧帖就皱眉叫苦，尤其像我们平民，家里用不起“二爷”，东西要自己抽出工夫去办，甚至要自己去送，更是一件苦事，在死人方面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对于“一切虚文糜费务乞一齐免除”很表赞同，以为是社会上应该“免除”的一件事。 “家中不设奠”，想起来和尚道士一夜鸣锣打鼓喊破喉咙闹个不休的把戏更可以“免除”了。我们既没有住大厦深院的力量，每遇邻舍死了人，便常被这样的胡闹吵得终宵不得安眠，这是生人叫死人不顾公德！ 至于一概“请勿枉驾”，我却以为要分别说。我有一次误闻一位好友死了，赶紧奔往，途中追念前情，已不自禁其怆然下泪，到后方知一场误会，同付一笑。我以为情谊真够得上的自不免要作自动的“枉驾”，不过定好日子大开其吊，叫许多人来作被动的一鞠躬，再鞠躬，大可不必。 [book_title]道听途说 最近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在本埠南京路上走，经过一个十字街角的报摊，看见一个穿纺绸长衫的仁兄，倒也衣冠楚楚，大模大样的，手上拿着几份报，正和那位报贩谈得起劲，我听他说各报的来历和营业状况，熟极而流，如数家珍，我自己已是办报的人，当然很注意，所以便被他吸住也立着听他的宏论，后来他讲到了《生活》周刊，指着报摊上那一厚叠《生活》笑着说道：“这家报斜气！”（上海话了不得的意思）我就禁不住从旁插嘴问道：“为什么斜气？”他很正经的回答道：“经售这家报的报贩头已靠此发了财，讨起小老婆。这家报的老板更大大的发了财，现在已造起大洋房了。”我问他：“老板是谁？”他绝不怀疑而又十分迅捷的回答道：“是个广东人。”我忍着笑赶紧走开，一路笑到家里。 本刊的新社址的确是租用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洋房的一小部分，这所洋房是由董事会设法借到五万元造的，分十年由租金摊还，而《生活》周刊仍是每月出租金租用一小部分，因为本刊现在是经济自立，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我们的正当收入在目前约有三途：一是广告，二是发行，三是丛书。收入的用途目前亦约有三条：（一）维持本刊的成本，极力勿使读者的担负加重，例如最近虽金价暴涨，纸价倏增，百物昂贵，维持艰难，本刊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只从广告方面力谋挹注，不愿遽增报价；（二）优待著作家，稿费较前增至五倍（编者自己文字向不另取稿费）；（三）优待忠实勤奋为本刊办事的职员职工。本刊目前的经济状况只能够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我在本刊服务的愉快，也因为我明白知道本刊的正当收入是用到本刊的事业上去，不是替什么资本家装私人的腰包。 [book_title]信用 一个人的信用可丧失于一朝一夕一事一语，但培养信用却在平日之日积月累，而不能以一蹴几，故欲凭空一旦取人信用是不可能的事情。明乎此点，则欲求人之信用而不注意于平日自己之言行者实为莫大之愚妄。其次则信用须由“实行”获得，而非可藉“空言”窃取。嘴里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像煞有介事，最初一次至多不过引人注意，然闻者注意之后即随之以事实上的推察，一次空言，令人怀疑，二次三次空言，则注意且不能唤起，更何有于信用？明乎此点，则欲求人之信用而仅以空言搪塞或敷衍者亦为莫大之愚妄。综述上意，信用之养成须经过相当的时期与确凿的事实。苟在所经过的时期与事实方面果有以取信于人，则人之予以信任乃自然的倾向，无所用其作态或自己挂在嘴巴上吹着，因为信用之为物必经过时期与事实之证明，不是摆在面孔上或挂在嘴巴上的东西。 人民对于执政当局的信用也有一样的途径。为政者在所经过的时期中与所经过的事实中，果能廉洁奉公，为国尽瘁，确无贪婪之行为，果无亲戚私党把持盘踞作威作福搜括脂膏奢侈恣肆的迹象，使爱者痛心，仇人快意，则虽默而不言，人民的信用自在，否则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说的话都是白说的。这个时代虽似乎是专会埋怨别人的时代，但记者却以为须痛下一番反省的工夫。敌人不足畏，自己和自己的左右最可畏。信用是要由自己在经过的时期与经过的事实中造成的，有公开的事实与人以相见，敌人虽悍，无所施其技。 [book_title]蔡先生的近著 蔡孑民先生最近在《现代学生》月刊创刊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怎样才配称做现代学生》，我以为他所举的几个条件，虽不能说是应有尽有，但要做现代的人却也不可或阙的，固不限于现代学生而已。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狮子样的体力”，第二是“猴子样的敏捷”，第三是“骆驼样的精神”。最后他还加上“崇好美术的素养”，“自爱”“爱人”的美德。 关于第一条件，他以为“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茂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他提醒我们“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讲到第二条件，他说“敏捷”的意思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要做个“快人”才行。“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提及第三条件，他注重三种责任：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对于社会的责任。要担当得起这些重任，非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致远”不可。 记者以为目前的我国人，不但物质上饥荒，就是精神上也是很急迫的饥荒——知识方面思想方面的愚昧幼稚。像蔡先生这样的人，倘能时时出其纯正切当的思想以启迪一般社会，比他做大而无当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院长的时候，“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我们并且希望他不是仅仅让人拿去做一时的广告用，而能在这方面作有继续性的努力。 [book_title]预支死亡埋葬费 王克仁君寄示一本小册子，自述他“主管留日学务之经过”，据该书里说，做留日学生监督以应付学生要求借款一事为最感痛苦，兹撮录其中最足令人发笑者一段如下：“学生要求借款，持言更有种种理由，难以应付。有谓‘生等既已流寓外邦，生活困难，国家驻外办事机关，忍令生等饿毙而不救恤耶？’有谓‘按照规定，无论官自费生，死亡之后，得请给埋葬费四百元。现生等既已穷困，终必饿毙，即请预支死亡埋葬费可也。’有谓‘监督必以死亡而后给费，则生等偷生困难，不如一死了案。现写遗言，是白所愿，即请监督置我于死，为理善后，黄泉有知，感念无涯！’有谓‘前任监督，既已借我学费一月，得部准许。今任监督，再请借我一月，例有可援。’有谓‘监督明为国民党员，奉行三民主义，生等来日求学，所以符总理“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之本旨也。现既困难，非但无以为学，抑且无以为生。请求监督借三五十元而不可，然则监督将创加民死主义而成为四民主义乎？’种种谈话，颇难尽述，是以克仁任职一月，即感留日学生监督一职万非本人所能胜任。”又书中所载王君最后呈教部辞职原文有“此历来之为监督，所以有犬马不若之感慨也。”如王君之言果确，则昔人谓“嬉笑怒骂，都成文章”，上面所述留日诸君所言，可谓嬉笑怒骂，都成谈话。人处逆境，性情易躁，我国留日学生之窘状可以概见，惟诸君所言，于极端愤怨之中，大有滑稽大家口吻，“监督”闻之，殆所谓哭笑不得也！事非经过不知难，各有各的苦处。 [book_title]倾轧中伤 孟老夫子曾说：“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其实不但为政，凡事皆然，而且负责愈专努力愈勇者，“每人而悦之”亦愈难。试用冷静的眼光分析社会的心理，其中具有热肠侠义，见善如己出，但知鼓励辅赞之不暇者，虽不乏其人，然亦有自己懒走，最好别人也不要走；自己走得慢，最好别人走得更慢；自己干不好，最好别人干得更不好。否则眼见你的事业有法维持，甚至有法发展，往往妒火中烧，非立刻看见你摧残消灭，心中实在不甘！他们并不想要自己的事业能维持，能发展，全靠自己努力，决不是靠着中伤别人而能达到维持自己发展自己事业的目的。 在这种倾轧中伤的空气之下，倘若自己没有坚定的主意，镇定的精神，往往易为外物所震撼，甚至非气死不可，至少也使你心灰意冷，一事不能办。曾涤生曾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又说“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怒为喜怒耳”。每诵昔贤困心横虑之经历语，未尝不为之神往。 [book_title]工作与健康 记者生平有一件聊可自慰的小事情，便是差不多一年到底没有一天被病魔困倒，但在最近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居然替自己造了一个新纪录——接连生了七天的病。虽日在“热昏国”中过日子，因职务一时难于觅人代理，只得尽力对“热昏国”的恶魔作“非武力抵抗”，遇着热昏程度较低时，还只得挣扎着硬干。但在这样挣扎着硬干的时候，却感觉有一点和平日大异，便是对于工作可谓丝毫不发生兴趣，只有勉尽义务的意思。俗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这个不幸陷入“热昏国”的和尚虽仍勉强拉绳撞钟，心里实在觉得没有趣味，不过既做了和尚，不得不硬着头皮撞几下。我于此乃愈益深感生理与心理的关系。仅就工作言，则愈益感觉工作的兴趣乃至效率，与生理方面的健康实有极密切的关系。做不适个性的工作固然不能发生兴趣，但常在“热昏国”里钻出钻进的人，即身体常在不健康状态中的人，恐怕对于任何工作都难发生兴趣，因为他的个性就只适于生病！ 病中承几位好友来慰问，老友仰弇谈起现在培植子女之不易，他的女公子现在高中肄业，校中要她买一本物理，一本洋书的价钱就不客气的要付二十七块大洋！他说他这样一个“穷爷”，也只得硬着头皮设法照付。我说我们这样无产阶级中人，饭吃不起，医生请不起，书也买不起，从前孔二先生集中国思想之大成，我们在今日但有集“不起”之大成而已！ [book_title]关于勒令停刊的传闻 本月九日下午忽然接到南京热心读者的来信数十封，据说听见纷传中央党部已训令上海市党部勒令《生活》停刊，而所闻的理由则为“该刊带有国家主义派之色彩”。记者执笔时，尚未见市党部有公文来，此事确否，尚未可知，惟蒙许多读者殷勤慰问，热诚极感，敬作数语奉答，藉伸谢意；在本刊只知正义，关于本身的成败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原可不必多赘，惟是非不可不讲，故亦有略加申明的必要。我孤身负全责为本刊奋斗者五年，在我主持中的本刊的一切当然由我负全责；本刊绝对没有什么党派为背景，是我敢负全责声明的，而且也是可从本刊向来的言论上看得出来，不是临时所能凭空文饰的。我个人对于现在所谓国家主义派，愧无深切的研究，不过做刊物编辑的人，对于国内外各党各派的刊物都有浏览的义务，我看所谓国家主义派所出的刊物，常有“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有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标语，这似乎是他们刊物上主要的表现，但翻尽数年来的本刊，请问谁寻得出有过一句这样的话？诚然，本刊未主张立刻就不要国家，尤其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本刊所发表的关于救国的文字更多，但是主张救国，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中亦曾再三郑重言之，如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一段就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劈头就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他在《民族主义》第四讲里更明示我们不得不“救国”的理由，他说：“我们受屈民族，必先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中山先生的这种意思，本刊曾屡有引证与发挥，想读者诸君尚能忆及，如谓有主张救国的言论，便可加上“带有国家主义派之色彩”，这怎么说得通？我个人对于国家的直觉观念，以为所谓国家不过是在世界大同未达到以前，全国的人用来团结图存的一种工具（这当然是指合于大多数民众福利的国家，不是指少数人作为剥削民众工具的国家），只要不做侵略弱小民族的国家，目前先谋救国再进而负起世界主义的责任，并不致趋入帝国主义的狭义国家的歧途上去。这一层理由，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末了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国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发达。”我们须先救中国，俟中国能力充分时才能够负得起救世界的责任。如自己的国先弄得乱七八糟，受人侵略，自救之不暇，何能更救世界？ 本刊业务日繁，总务部营业部各方面的同事虽由二三人逐渐增至二三十人，但在社内的编辑撰述方面，至今只有我一个人做独脚戏，此外则全恃社外的投稿，我自己既未加入任何党派，自己至今亦未有任何党派的组织，而本刊又系由我一个人负全责主持，丝毫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个人的牵掣，所以我敢说本刊是绝对没有任何党派为背景的。不过在投稿者里面，有的是我只见文字而不认识他们本人，他们究竟有无党派，我当然无从知道，但是我只取专家对于专门问题研究的文字，他们从未在本刊上宣传什么党派的主义。 我之言此，并非表示对于任何党派作一概抹煞的轻视，不过本刊确未和任何党派有何关系，是一件事实，我把事实提出来报告罢了。 [book_title]公私经济的界限 近来常蒙读者寄示关于批评本刊或记者个人的言论，记者一方面对于指教者之殷切，不胜感谢，一方面对于指教者的诤言，亦无不虚心考虑，尽量容纳，间有出于别有成见，则听诸社会公判，不愿多所词费，或系出于误会，则亦根据事实，径函解释。最近又承一位热心读者寄示某报一张，中有一文，题曰：《（生活》周刊之今昔》，劈头就说： 邹韬奋主办之《生活》周刊，以立论之清隽犀利，年来甚受普遍的读者欢迎，闻其销数已达十余万份，骎骎乎与新、申诸大报相埒，邹韬奋亦由一清贫之文人，一跃而为大红特红之时代名人，筑洋房，拥艳妻，出入以汽车代步，举止豪阔，匪复吴蒙。 该文接下去就引记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艰难缔造中的〈生活日报〉》一文里所提起的本刊最初艰苦备尝的一段事实，引了之后，接着说道： 于此足见邹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处原注：月入数千圆），未尝不惨澹经营，历尽坎轲者，而该周刊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之成绩，信不能不令人叹服…… 记者看了这两段话，初觉既是出于误会，本想径函答复，略作解释，继而觉得该文含有两点颇重要，似有提出申论的价值：一是公私经济的界限；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值得以个人私利为对象而向前努力？ 该文一方面叙述本刊的发达，同时即接着断言记者“筑洋房，拥艳妻，出入以汽车代步，举止豪阔”，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记者私人腰包的丰满，公私经济是可以没有界限的。其实本刊的收入须用于本刊自身的事业上面，与记者私人的腰包并未发生联带关系。就事实言，记者在未接办本刊的五六年前，半天在一个中学校里教英文，半天在一个教育机关里编译丛书，现在所得的月薪，比较五年前当教书匠时代的每月收入比较一下，还少十只大洋（本刊除月薪外并无分花红的办法）。记者是否因本刊的发达而在个人经济上发了财，是不辩自明的事实。讲到我个人数年来的负担，有大家族十余口的牵累，有小家庭六七口的牵累，还须帮助一个弟弟求学，家里一有病人，我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幸而自己曾于公余译了两三本书，有些版税拿来贴补贴补，否则早已索我于枯鱼之肆。讲到“妻”，确有一个，“艳”不“艳”，我自己无须多辩，不过这个“妻”我已娶了七年，我“主办”本刊迄今不到六年，就是“艳”也不是靠着本刊的发达才“艳”起来的，这也是不辩自明的事实。讲到“筑洋房”吗？我所租的是单幢两层楼的屋子，和一个也有家眷的亲戚同住，他们住在三层楼，我和“艳妻”以及两男一女，五口子就住在二层楼的一间卧室里，“豪阔”到那里去？至于“代步”，我只有常常对不住我的两腿。我常对我的“艳妻”说，我不过是家里的一个帐房先生，每次领得薪水到家，涓滴归公，她当着我的面前就支配给我看，这样若干，那样若干，常常不够，看去已十分省俭，我又无法叫她紧缩，官署可以裁员，我又未便把那个儿子或家中人裁出去，只得说等到有版税拿时再说，所以我的“艳妻”常拿“版税”两字和我开玩笑，因为我两手空空，一来就拿“版税”做盾牌。这种种属于个人的事情，我原不愿说来糟蹋本刊的篇幅，不愿说而又说了一些出来，是要说明公私经济应有严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对此点异常注意，凡与社中公事无涉的信件，记者向来不用社中的信笺信封，不耗费社中一分邮票，即其一例，不但记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我们的帐目，每半年必经过会计师的严密查核，公私经济绝不容有丝毫的含混。愚意公私经济须严分界限，这是任何事业的基本条件，本社同人不过尽其分所应尔罢了。至于所谓“大红特红之时代名人”，记者的工作专注于本社事业的范围，绝不藉本刊为个人有所活动，“红”与不“红”，“名”与不“名”，非所愿问。 记者不以自己为穷苦，亦毫无怨怼自己穷苦的意思，且鉴于天灾人祸，万众流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同胞遍地皆是，我每自愧其享用之已为过分。非谓“穷苦”本身之有何可羡，惟当此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每念大多数同胞水深火热之痛苦，实不胜其歉疚愧怍，在我们个人方面多一分刻苦，也许可少一分不安，少一分罪戾。由此也可略略说到第二问题，即我们如为社会公共福利而努力于一种事业，把它看作社会的事业，而非个人的事业，便觉值得奋勉；若不过为个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觉人生之毫无价值，所以我们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 [book_title]编辑先生的逻辑 七月六日的《新闻报》本埠新闻有一段奇妙的文字如下：“我军退出第一道防线，闸北已完全入日军之手，战地附近之公共租界，因炮声已远，市民且认为战事暂告一小段落，前晚英法租界内爆竹声震天，同时各大小商店悬旗庆祝，沉寂恐怖之上海似稍有生气。”我看了这一段奇文，最初以为我的眼睛出了毛病，仔细再读一遍，才知道纸上确是这样印着，并未看错。依这位编辑先生高见，“前晚”本市所以“爆竹声震天”，所以“同时各大小商店悬旗庆祝”，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军退出第一道防线，闸北已完全入日军之手！”这种匪夷所思的逻辑，真令人闻之咋舌！据记者所知，那夜市民是误闻白川阵亡，我军恢复闸北，已打到麦根路车站，所以放爆竹悬旗庆祝，虽属传闻之误，但究是爱国心的表示，如依《新闻报》所述，简直是中国人庆祝“闸北已完全入日军之手”，一变而为亡国奴心理的表现了！这虽是素以“死硬”之西报所想不出的因果关系，而《新闻报》竟能独出心裁，可谓富有创造力者矣！ [book_title]“新”的误解 以星相为业，在本埠大马路上大发其财的吴鉴光的儿子吴忠良最近被控“诱奸闺女，始乱终弃”，这位“闺女”姓沈名爱娥，年二十一岁，在某商业机关服务，因姿色秀丽，为吴在途中遇见而垂涎，由多次追随而相识，后有一次被吴诱至某旅舍托词访友，邀沈上楼，女以向未与男子同游旅舍，颇露拒绝之意，吴即责以新时代女子不应如此固执，再三坚邀，女乃随之而行，结果就此上了他的当。吴原使君有妇，以未娶欺女，珠胎暗结之后，终被遗弃不顾。这种事实，在上海滩上可谓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即吴以“新时代女子不应如此固执”的话来作“激将法”，沈女竟因此自愧而驯伏上钩。罗兰夫人的老话，所谓“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如今这“自由”二字大可换上一个“新”字，其实新时代的女子难道就该不分男友的邪正而闭着眼睛自毁其一生的幸福吗？那“新”字便是“罪恶”的代名词了！在老前辈听见“新”最觉头痛，其实他应该研究研究他所觉得头痛的“新”的内容究竟怎样。小后辈最觉不“新”之可愧，但也要研究研究他的“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book_title]功效 关于最近逝世的发明大家爱迪生的生平，本刊曾经屡有详细的介绍，他根据阅历所得的经验之谈，尤其有意味的是这句话：“人能努力前进而又能忍耐地等着，那末万物都是他的了。”不努力前进而徒然忍耐地等着，那是希望不劳而获，或是惰性的表现，固无成功的可能；虽知努力前进而急躁得不能忍耐，好像今天结婚，明天就要生子，那不是心灰意冷，便是要中途自尽，甚至急死，成功虽在后面等候着他，他却不能等候到成功的到来。这两面实有联带关系，为常人所最易忽略的。前贤勉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并不是劝人不必有精密的计划而但向前横冲直撞，盲动一阵，却是劝人要努力前进，不必急急于近功速效。 记者对于所谓功效，还有一点更彻底的意见。常人所视为功效的，往往只注重于最后的一个阶段，或是最后的一点；我以为我们可把功效看作绵延的任何阶段间的事情。我们聚精会神于一种事业，做一年有一年间的贡献，做十年有十年间的贡献，这种贡献便是功效，做一日就一日有功效，不一定要等到最后的一阶段或是最后的一点，才算有功效。有了这样的信心，便有向前的勇气，绝对没有灰心的时候，记者常自想，有一日给我机会在本社努力工作，我即努力一日，一旦滚蛋，只须已往所做的工作问心无愧，尽了我的心力，便是我对于社会的区区贡献，虽滚蛋而仍可欣然，不觉得已往的工作是白做的。这样看来，人人都随时随地有获得相当功效的机会，功效之大小远近也许未必尽同，其为尽我心力所获得的功效则一。诚然，我们对于一种事业常有理想中的一个最后目标，但努力前进的过程即是愈益接近目标的途径，走一段即近一段，所走过的便是“收获”，便是“功效”。我们只怕不走，只怕一开步就想一步跨到。 [book_title]“名者实之宾也” 最近我国有两位艺术家——刘海粟和徐悲鸿——在报上大打笔墨官司，颇引起我国艺坛上不少的波动。他们你一个“艺术流氓”，我一个“艺术绅士”，有人说笑话，说他日中国的艺术界里，或于象征派写实派浪漫派等等之外，又有“绅士派”“流氓派”等等的产生，可谓谑而且虐。记者对于艺术是完全门外汉，未敢多所饶舌，据朋友里面知道刘、徐两位艺术家的本领的人谈起，对于他们的艺术上的特长都表示相当的敬佩。记者以为最害人的还是广告上的宣传，捧场的人也不能不负几分责任。上海市政府替刘艺术家开了一个“个展”，在广告上劈头就替他上个尊号，叫做“当代画家”，此外替他作文宣扬的人，你一声“画家”，我一声“大师”，闹做一团，徒然替他引起反感，这真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写到这里，瞥见报上载着《悲鸿画集》的广告，里面有“独步中国，无与为偶”的句子，这似乎也有“画家”“大师”相类的意味了。 “名”这个东西，大概是人人喜欢的，常语说“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这也许是鼓励人上进的一种兴奋剂。但因为是人人所喜欢的，所以最易招忌，尤其是含有独占意味时最易引起反感，所以真心爱护人的人，不愿作过分的捧场。“名者实之宾也”，实至名归，出于自然，捧亦无用。在爱护自己的人也不愿有人替他作过分的捧场，这不但是避免麻烦，而以过分宣传，易于引导（尽管是出于无意的）青年不重真实苦功而专想取巧盗名，专想出风头，更是莫大的罪孽。即讲到精神上真正的愉快，亦以实过于名或有实无名为至乐，而且名过于实或有名无实为至苦。 [book_title]R女同志 有位朋友张文理先生说起去年他游历到苏联莫斯科时，遇见中央党部秘书罗璧泽克女士（Robitsek），她是一位最初参加革命的女健将，和他谈起革命过程中困苦奋斗的情形颇详。他问她当俄国革命后饥荒穷苦得那样厉害的时候，同志们何以尚能团结奋斗，她说由于领袖们之刻苦奋斗，感人至深，并随举一个例子，说列宁的夫人在革命未成功前，尚有袜穿，后来革命成功，列宁拿到政权，列宁夫人所穿的袜反而破烂不堪，同志们看见他俩夫妇之刻苦，多为感动下泪，那忍不一心一德，共为革命前途努力。又据说列宁在奔走革命时，身上穿的一件破旧的大衣，革命成功后，他还是一直穿着这件破旧的大衣，直穿到他死的时候，没有换过一件新的。现在这件破旧的大衣还存在莫斯科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张先生到莫斯科时还曾亲自看见。这位罗璧泽克女士，听说就是胡愈之先生所著《莫斯科印象记》里面所提及的“R女同志”。 记者以为这种轶事不仅含有“俭”的意义，若仅说“俭”，我国老式的守财奴亦未尝不知道“俭”，注意之点在能自我牺牲而为劳苦大众谋福利。 [book_title]硬吞香蕉皮 重远先生偶然谈起从前吴俊升（做过黑龙江省督办）吃香蕉皮的一桩笑话。当时东北对于外来的香蕉是不多见的，所以有许多人简直没有尝过，有一次吴氏到了沈阳，应几位官场朋友的请客，赴日本站松梅轩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题儿第一遭遇见，不费思索的随便拿了一根连皮吃下去，等一会儿，看见同座的客人却是先把皮剥掉然后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错了，但却不愿意认错，赶紧自打圆场，装着十二分正经的面孔说道：“诸位文人，无事不文质彬彬的，我向来吃香蕉就是连皮吃下去的！”一时传为笑柄。其实错了就老实自己承认，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过饰非是最苦痛的勾当。世上像吴氏这样硬吞香蕉皮还振振有词的虽不多见，但明知错了不肯认错，还要心劳日拙的想出种种方法来替自己掩饰，甚至把规劝他的人恨得切齿不忘，这种心理似乎是很为普遍。这种人穷则独害其身，达则兼害天下！因为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胁肩谄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强谏力争的正人君子。 听说最近被刺的军阀张宗昌生平有三不主义，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钱”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谓“姨”者便是姨太太。据北平传讯，他的棺材运到北平车站的时候，“内眷未进站，挂孝少妇约十六七辈，含泪坐灵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号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余人异口同声，亦复一阵凄绝，一时哀乐呜呜，与嘤嘤啜泣之呼天声相间杂”，“少妇装束一致，丧服之内，露其灰色长衫，衫或绸或布，发多剪，留者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长者亦不过二十五六，最年轻有正在破瓜年纪者，然丧容满面，亦皆憔悴不堪。”这里面有一点颇可注意者，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怜虫大有舍不得她们所处境地的样子，在旁人觉得她们原有境地的可怜，在她们似乎还觉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为可怜，换句话说，她们似乎情愿忍受。其实我们如作进一步的看法，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下，她们都是不知自主也无力自主的若干寄生虫而已，说不上什么情愿不情愿。 [book_title]不相干的帽子 在如今的时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话，最简易而巧妙的办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实际言行怎样，只要随便硬把一个犯禁的什么派或什么党的帽子戴到你的头上来，便很容易达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希望你犯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几条，轻些可以判你一个无期徒刑，以便和你“久违”“久违”，重些大可结果你的一条性命，那就更爽快干净了。 记者办理本刊向采独立的精神，个人也从未戴过任何党派的帽子。但是近来竟有人不顾事实，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来。有的说是“国家主义派”，读者某君由广州寄来一份当地的某报，里面说“你只要看东北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对于抗日救国的文章做得那样的热烈，便知道它的国家主义派的色彩是怎样的浓厚！”原来提倡了抗日救国，便是“国家主义派”的证据！那只有步武郑孝胥、谢介石、赵欣伯、熙洽诸公之后，才得免于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从首都来，很惊慌的告诉我说，有人说我加入了什么“左倾作家”，我听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称什么“作家”！“左倾作家”又是多么时髦的名词！一右就右到“国家主义派”，一左就左到“左倾作家”，可谓“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说反对私人资本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里讲“平均地权”，讲“节制资本”，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何尝不“左”？其实我不管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有所主张，有所建议，有所批评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读者报告给我一个更离奇的消息，说有人诬陷我在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又说“简称宣劳”，并说中央已密令严查。这种传闻之说，记者当然未敢轻信，甚至疑为捕风捉影之谈。这种冠冕堂皇的名称，我梦都没有梦见过，居然还有什么“简称”！我实在自愧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这样的资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给我看，某报载张君劢等在北平组织国家社会党，说我“已口头答应加入”。那位记者不知在那里听见，可惜我自己这个一点不聋的耳朵却从未听见过！ 我们在小说里常看见有所谓“三头六臂”，就是有三个头颅，也难于同时戴上这许多帽子，况且区区所受诸母胎者就只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头颅，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实觉辜负了热心戴帽在鄙人头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据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于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团，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么侮辱的意义。不过我确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既是一桩事实，也用不着说谎。我现在只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资格主持本刊，尽其微薄的能力，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么非砍脑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气万分殷勤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区区这个头上来，当然不是我个人值得这样的优待，大不该的是以我的浅陋，竟蒙读者不弃，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现在居然每期达十余万份（这里面实含着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脑汁，决不是我一人的努力），虽夹在外国每期数百万份的刊物里还是好像小巫之见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国内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过，乘着患难的时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它（《生活》）送终不可，而在他们看来，送终的最巧妙的方法莫过于硬把我这个不识相的家伙推入一个染缸里去染得一身的颜色，最好是染得出红色，因为这样便稳有吃卫生丸的资格，再不然，黄色也好，这样一来，不幸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它关门大吉了。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我认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讲到这一点，我还要对千方百计诬陷我者表示无限的谢意！ [book_title]为什么要保全《生活》 自从平津各报纷载本社被封和记者被通缉的消息以后，承蒙许多读者纷纷赐函慰问，有的更告诉我们不少离奇的消息，或说听见记者已逃往法国去了，或说听见记者已吃了卫生丸，在北平的亲戚甚至打电报来问记者的安危，也就是要知道记者究竟装进了棺材没有。以记者这样常自愧恨毫无实际贡献于社会的一个小卒，竟承蒙厚我诸君的悬系，万分惭感，自觉实在不值得这样的优遇。我个人的安危毫不足道，不过却绞尽脑汁，筹思如何能在可能范围内保全这个六年来由许多同事的辛苦和许多读者的爱护而培养到了今朝的《生活》。但是记者又想到我们为什么要保全《生活》？为它的资产吗？《生活》从最小规模到现在，都是全靠自己从发行，广告，及丛书方面的收入支持，绝对量入为出，仅求收支相抵，实无资产可言（这是有历年会计师审核的账册可稽的）。为记者个人物质上的得失吗？我苦干了六年，在物质方面和六年七年前坐冷板凳的时候并无差异。既非为保全本刊的资产，又非为保全个人的得失，究竟要保全什么？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附带还有几句话：倘若不得不到听其关门大吉的时候，关于常年定户的定费，我们当然要负责归还，丝毫不容含混的。我们平日责人严，责己当更严，这是分内应负的责任。记者光明磊落的来主持本刊，到了滚的时候也还是要光明磊落的滚，才对得住热诚赞助本刊的许多读者。 [book_title]牺牲的决心 淞沪抗日血战中以孤军苦守吴淞威名震动海内外的翁照垣将军在他所著的《淞沪血战回忆录》一文里提起当时守吴淞的情形，有这几句话：“总指挥的命令是‘死守吴淞’。这几个字已经深入在当时各个战士的脑筋里……守吴淞只是一个决心，一个‘牺牲的决心而已’。”我读到“牺牲的决心”这五个字，反复念了好几遍。 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其实牺牲也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的，其枢机全在乎看准了应当牺牲的时候，即须毅然决然的牺牲，无所用其畏怯，无所用其踌躇。什么是应当牺牲的时候？即不牺牲也等于牺牲，甚至较牺牲的损失为尤大（不限于物质的损失）；准备牺牲反而有不致牺牲的可能，即有表面上的牺牲；而实际实非牺牲；这便是当机立断应当牺牲义无反顾的时候。例如当十九路军之忠勇抗日，在当时明明知道前有劲敌，后无援军，但如效法不抵抗的军阀把兵让出，将闸北拱手奉送，似乎不牺牲了，但将民族的人格名誉破坏无余，是否不牺牲等于牺牲，而且较牺牲的损失为尤大？后来筋疲力尽援绝而后退，似乎牺牲了，但唤起民族精神，震动世界观听，实际是否和牺牲适得其反？ 现在实际是对日帝国主义屈伏，老是处处不抵抗，却䩄然于“抵抗”两字上面加着“长期”两字以自欺欺人，亦不外乎没有“牺牲的决心”而已，假惺惺何为？ [book_title]偷窃无线电报 北平报界最近闹了一桩不大不小的笑话，事实是这样：北平有几家报馆因电费昂贵，加以无力派访员驻京探访新闻，往往设法偷窃其他报馆驻京访员所发的无线电报，有北平某晚报驻京访员乃施用小巧，以愚弄偷窃电报的报，预先和本报馆商妥，由京发一明文电报，说行政院长汪精卫被刺，某报窃得此电后即用大号字登出，华北军政界为之大震，即纷纷电京探询，始知此项消息毫无根据。 有人说某报意图不劳而获，可谓咎有应得，其实“偷窃”这件事，记者虽未曾有过经验，但推想起来，偷偷捏捏，轻手轻脚，东张西望，甚至出了一身冷汗的行动，却也很费心思，很费气力，说他“不劳”，似乎也不很确切。如作进一步的研究，说他是为了缺乏孔方兄的关系，大概更近事实。怕“电费昂贵”，以及“无力派访员驻京探访”，都是由于孔方兄之未能光顾。我们平常只见惯瘪三们为着钱而偷窃，至今才知道号称“无冠帝王”的新闻记者也为着钱的关系而厕身偷窃之林（老话有所谓“厕身士林”）！抛开经济问题而空谈道德的先生们，对于此种因果似颇有特加注意的价值。 [book_title]笑之总动员 据世界新闻社莫斯科电讯所传，最近苏俄当局间流行一种新口号，如“打倒忧郁之魔”，“笑之总动员”之类。盖当局以为国家之进步与繁荣，必须于国民之蓬勃鲜明之生气中求之，而斯拉夫民族原有厌世的忧郁的性格，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其改造方法，先利用演剧电影及各种刊物，命令国内各剧场及影片公司，此后演剧及摄制影片，喜剧自不成问题，即在悲剧亦必尽量以笑料穿插其中。又令各新闻纸及杂志等多载幽默文章，并由美国输入各种喜剧剧本，并奖励本国伶人奏演“笑的艺术”。 这个宗旨当然值得我们的赞成，因为我们绝对没有理由欢迎“忧郁之魔”，但是苏俄是已在“进步与繁荣”途径上走的国家，提倡“笑之总动员”还有可能性；若在中国这样辱垢山积穷困绝顶的境域中——当然指大多数的劳苦民众，少数醉生梦死骄奢淫佚的“高等华人”自是例外——满目凄凉，随处哀痛，如何笑得起来？“枵腹从公”不可能，要叫不知有生趣的劳苦民众枵腹快乐，也是同样的不可能。晋惠帝在荒年问人何不吃肉糜，如不设法改造环境而只劝人欢笑，何以异于荒年劝人吃肉糜呢？ [book_title]四P要诀 据说在美国对于人的观察，很通行所谓四P要诀。第一个P是Personality，译中文为“人格”；第二P为Principle，可译为“原则”或“主义”；第三P为Programme，可译为“进行程序”，或“计划”；第四P为Practicability，可译为“可以实行”，或“可行”。原文这四个字都有P字为首，故称四P。就是说要观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样，第二要注意他的“主义”怎样，第三要注意他的有无“计划”或怎样，第四要注意他的计划是否“可行”。他们以为对人能仔细考察他的四P，思过半矣。 不过我们倘略加研究，便觉得所谓“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统治者看来，往往觉得奴性并无背于人格；在革命者看来，和罪恶妥协都是人格的破产。从前认女子殉夫或上门守节是女子的无上的好人格，现在却不值得有识者之一笑。这样看来，所谓“人格”，还需要一种新标准。我以为人格的新标准，应以对社会全体生活有何影响为中心；对于社会全体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对于社会全体生活有害的便是坏的。例如压迫者榨取者之欢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数人以供少数人享用的工具，这于全体生活是有害无利，是很显然的，关于第二P的“主义”，也可以这同样的标准做测量的尺度。 第三P和第四P合起来讲，有了“计划”还要“可行”，这便是说计划要能对准现实，作对症下药的实施，不是徒唱高调的玩意儿。但是有时“计划”之“可行”，虽为识见深远者所预见，往往为眼光浅短者所无从了解，嚣然以高调相讥，为积极进行中的莫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便靠实有真知灼见者之力排众议，以坚毅的精神，和困难作殊死战。等到成绩显然，水落石出，盲目的反对或阻碍有如沸汤灌雪，立见消融。所以第四P的辨别判断，尤恃有超卓的识见，对于现实须具有丰富缜密的观察。 [book_title]白白地送掉一条命 上月底苏州高中有个十七岁的学生，投井自杀，留下了三封遗书，写给父母的信里说：“父亲妈妈，十七年教育只好算白费去了，你儿子只好死了”，他“只好死”的原因，说是“一切世故人情不懂一点，学问愈弄愈不好”。写给师长的信里说：“到今日四年的初级还不能毕业，实在不能再活在世上了。”写给同学的信里说：“在我小的时候，亲爱的父亲及任何爱我的人，一定很希望我成功一个有用的人，或大人物，但是在现在十七岁了，不要说世故人情不懂，中学也读了四年，只是退步，所以为中国为世界着想，还是不要作无用的人吧。” 这位青年朋友白白地送掉一条命，不知道有无别的苦衷，仅就遗书内容看来，他似乎还有向上的意志，因性子太急，求速之心太甚，来不及向前努力而完全停止了——永远停止了——努力的工作，这是很可惋惜的。他似乎不愿使父母白费十七年的教育，但自杀正是使父母白费十七年的教育；他似乎以世故不懂学问不好为憾，但这都不是一死反而能懂能好的！他所采用的手段恰恰和他的目的相反。 青年有志向上，这是最好的现象，但有两点很值得特别注意：（一）尽其所能为人群谋福利，所能已尽，于心无愧，人物的大不大，不在乎；（二）所志愈大，抵御困难的力量要愈大，一有困难就打算走死路，那困难永远排除不掉，而事业又往往与困难结不解缘，所以徒有大志而不准备和“困难”迎战，徒然自速其死而已。 [book_title]无孔不入 日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的军警侦探便衣队之无孔不入，可谓淋漓尽致。据我国参加国联调查之代表团诸君所传述，他们住在旅馆里，左右前后无时无地没有这种便衣侦探监视着，有时两人或几个人在房间里谈话，忽有不认识的不速之客跑进来夹在中间坐着旁听；有人出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忽见已有一位不相识的日本人在里面堂而皇之的坐着！他们不但对中国人如此，对于西洋人也麻烦得不了。据最近《密勒氏评论报》所述，颇觉可笑，兹译述一二如下： 国联调查团中有一位委员卜兰克（Mr.Blank）者，偕同他的夫人随该团到了沈阳，他们俩在未到以前，就有人警告他们留神日本的侦探，所以卜兰克夫人特别注意。他们住在大和旅馆．有一天早晨她由外面独自走回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的时候，忽看见有一个不认识的日本人，而身上却穿着旅馆“仆欧”的制服，在写字台旁急急忙忙的翻阅她丈夫所放下的文件，这个人看见卜兰克夫人进来，显然有些惊慌的神态，打算拔起脚离开这个房间。不料卜兰克夫人却机警得很，假装相信他是旅馆里的一个仆役，对他呼着说道：“仆欧，我打电铃呼唤你有了一点钟了；我要你把这个房间的家俱另再搬动布置一下。”于是她就指挥那位体态颟顸的假装的侦探——显然是个军官——把床铺搬移到房间里的别一边，等到床铺照样搬好之后，她叫他把浴室里打扫一番，又叫他把房间里的椅桌等等揩抹干净，随后她再叫他把床铺搬回原来的地位。卜兰克夫人一面指挥，一面把身体靠近门口，使得这个冒充的侦探不易逃出，或叫人帮助，这样的拘住他做苦工，整整过了半小时的时间，最后才给他几个酒钱，让他出去。这个军官总算触足霉头！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有一次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由大和旅馆乘汽车到沈阳的美领事馆，瞥见后面有个日本军警侦探也乘着汽车追踪而至，这位新闻记者走入美领事馆之后，就把这情形告诉领事馆中的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决意和这个侦探开开玩笑。由美副领事借用了这位新闻记者所戴的帽子和外衣，昂然出去坐上他所乘来的汽车，由自己开着向前急驶。那位日本人认为是新闻记者出来了，也开快车向后赶上，但见前车电掣风行，东冲西撞，他在后面足足拚命赶了一点钟模样，赶了一场空！ 日人在东北之种种作祟，显为碧眼儿所深悉，但老滑头李顿回平后谈话，却说“在东北虽遇许多困难，但此种困难之给予，非日本政府，亦非日本军事当局，而为第三者”，这样看来，天地间只有手枪炸弹是最有效用的东西！ [book_title]“把它玩弄一下” 偶翻阅最近出版的《新社会》半月刊，其中《编辑余谈》里有一段使我看了忍俊不住的发笑，内容是说：“本刊近来得了几位新同志的帮助，有一种新的气象。这几位新同志，就是章乃器……诸先生。我们希望读者诸君对于这几位新同志所作的文章，加以玩味。——说到玩味，我们不禁太息痛恨于手民的太不小心，竟将本刊上期末一句‘把它玩味一下’的句子，排成‘把它玩弄一下’。我们在这里，对于章乃器先生不得不表示歉意。”手民误排原是很寻常的事，不过上面这件事却误得特别有趣。“玩弄”在上海话可以说是“寻开心”，“手民”如此“玩弄一下”（当然是无心的），真是“寻开心”！ 其实在这样乌烟瘴气的时代，原可“玩味”而竟致“玩弄”的事情确实不少。议会制度到中国便弄出猪仔议员；总统制度到中国便弄出贿选的曹三；共和制度到中国便弄出军阀的恣睢横暴，贪官的肆无忌惮……什么原来并非完全不可“玩味”的东西，一到中国便都成为“玩弄”了！ [book_title]神经病 我们寻常说人有神经病，肯承认的大概不多，甚至没有人肯承认，但是身体有健康有不健康，精神也有健康有不健康；检验身体，真正健康一无缺憾者不多见，在精神方面是否都能十全的健康而没有几分神经病，似乎也常是一个问题。据“精神病学”专家的研究，精神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全部精神错乱的病，一是局部精神错乱的病。全部精神病当然最厉害，恐怕非送入“疯人院”不可。局部精神病如能留意静养，或相当治疗，亦可避免或减少痛苦。关于病状方面，有三种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狂躁，一是忧郁，一是忧狂循环发生。患狂躁病到厉害的时候，终日奔放，捣毁杂物，他的狂暴行动往往自伤伤人。患忧郁病到厉害的时候，终日垂头丧气，愁眉不展，对环境总觉得毫无乐趣，甚至走上自杀的一条路。如患忧狂交间病，这两种病状就要循环发生。 患全部精神病的人，在社会上似乎尚不多见，但是患局部精神病的人却常常可遇到，换句话说，多少患有几分神经病的人，是常有的。犹之乎身体十分健康的人不易得，精神十分健康的人也不易得。我们如把“精神病学”的原理来察人，也许有许多地方可加以原谅，至少不致火上加油，增加他的病状；因为既知这是他的病，何必多作无谓的计较？如把这些原理来省察自己，也许亦可减少几分病状，或渐渐可以豁然，把神经病一扫而空；因为既知狂躁是病，便该心平气和些，既知忧郁是病，便该达观些。我们遇着困难的刺激，往往容易引起精神上的错乱，因此不是狂躁，便是忧郁，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实困难是要运用我们的智慧与筹划来克服的，狂躁忧郁何用？不但无用，反使困难因应付不当而增加，岂非自己尽往牛角尖里钻吗？我们如不知狂躁和忧郁是病，犹可说也，既知是病状，安可任它猖獗，不加抑制呢？从另一方面说，既知别人有了这样的病，我们如也加入凑热闹，岂不是也自居于病人之列吗？ 这样看来，家庭间的勃谿，朋友间的龃龉，有许多地方恐怕还是或多或少的神经病在那里作怪，我们如能以冷静的脑子，作超然的旁观，大可为之失笑。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人说做好人必须具有三分呆气，这也就等于说必须具有几分神经病，否则事事取巧，样样便宜，未免养成不痛不痒的麻木的东西，或老奸巨猾毫无丝毫血性的冷血动物。这话当然很值得我们的赞同。东北义勇军如不是有几分呆气，不顾成败利钝的干，也大可效法军阀官僚们之力抱不抵抗主义了，这便是当前的好例。但是狂躁与忧郁究竟是可以无须的东西。 [book_title]关于新年的梦 胡愈之先生所主持的复兴后的《东方杂志》，可算是最有精彩的定期刊物中的一种，最近该杂志准备出“新年号”，发出一批“征求答案”，记者也承该志寄下一份，里面的建议颇饶趣味，大意谓“在这昏黑的年头儿，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沉沦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在这种状况之下，梦境中大概也只有痛哭流涕，但该志提醒我们：“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咒诅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所以他们建议“在这漫长的冬夜里”，“让我们大家来做一回好梦”，并“打算把这些梦搜集起来，在《东方杂志》新年号发表”。不过平常的梦是胡乱做的，这次他们要求的梦却限定两个范围做一下：（一）“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二）“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梦想？”指定范围做梦，却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使！ 记者草此《漫笔》时，这本梦卷还未交出，但不妨先提出谈谈。本刊年来对于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等方面都在原则上或计划的轮廓上粗贡大意，记者个人对于第一部分的梦，其大势所趋，想读者已可猜想得出。简单说起来，我们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所谓“共劳”，是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所谓“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物质方面指衣食住行及卫护等等（包括医药卫生），精神方面指教育及文化上的种种享乐。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全体大众计划，执行，及卫护全国共同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在这个梦里，除只看见共劳共享的快乐的平等景象外，没有帝国主义者，没有军阀，没有官僚，没有资本家，没有男盗，没有女娼，当然更没有乞丐，连现在众所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 讲到区区所梦见的个人生活，当然是梦见我自己无忧无虑欢欣鼓舞的做这样共劳共享的社会中的一分子，在全国生产大计划中担任我所能做的一部分的工作。在那个梦境里，我不怕有业时尚有内顾不了和后顾不了之忧，我不见有愁眉哭脸的无告同胞使我如坐针毡，精神上感觉无限的痛苦，却可在无忧无虑欢欣鼓舞中尽我能力对大众作尽量的贡献。 [book_title]怎样看书 “自修有许多的困难，这是实在的，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第一，我们要有决心。学校的功课，即使它不是我们所高兴研究的，但我们怕考试不能及格，致不能升级或毕业……不得不勉强读它，至于自修，是没有这种外界的推动力的；是完全出于自动的努力，然而自动的努力所求得的知识，才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才能长久的保存着。为要通过考试而读的书，考试一过去，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因受教师之督促而读的书，一离开了学校，就完全抛弃了！只有为自己和出于自己的努力的，才能永续地研究下去……” 这一段话是在《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柯百年编）一书里面看见的，这似乎是平淡无奇的话，但凡是在社会上服务后感觉到知识上的饥荒的人，对于这几句话想来没有不引起特殊感触的。我们感觉到知识上的饥荒吗？只有下决心，自动的努力于自修，永续的研究下去。一天如至少能勉强抽出时间看一小时的书，普通每小时能看二十页，一年便可看完三四百页一本的书二十几本，四五年便是百余本了，倘能勉强抽出两小时，那就要加倍了。记者最近正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全书约十五万字。已写完了三分之二，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高尔基艰苦备尝中的无孔不钻的看书热，我执笔时常独自一人对着他的故事失笑。 不过看书也要辨别什么书，有的书不但不能使人的思想进步，反而使人思想落伍！有位老友从美国一个著名大学留学回来，他是专研政治学的，有一次来看我很诧异的说道：“我近来看到一两本书，里面的理想和见解完全是另一套，和我在学校里所读的完全两样，真是新奇已极！”原来这位仁兄从前所读的都不外乎是为资产阶级捧场或拥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受了充分的麻醉，他的这种“诧异”和“新奇已极”，未尝不是他的幸运，他也许从此可从狗洞里逃出来！ 此外关于看书这件事，还有两点可以谈谈。第一点是以我国出版界之幼稚贫乏，能看西文原书的当然愉快，如看译本，糟的实在太多，往往书目很好听，买来看了半天，佶屈聱牙，生吞活剥，莫名其妙！钱是冤花了，时间精神更受了无法追回的莫大的损失，我们要诚恳的希望译书的先生们稍稍为读书的人设身处地想想，就是不能使人看了感到愉快，感到读书之乐，至少也要让人看得懂。第二点是在这个言论思想自由的空调尽管唱得响彻云霄的年头儿，看书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语谓“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书中”大可引出“铁窗风味”来！什么时候没有这种蛮不讲理的举动，便是什么时候望见了社会的曙光。 [book_title]大众的力量 北平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国难急迫中作“自援式的逃命”，颇引起国人的悲观论调，记者曾于八卷四期“小言论”里论及此事，举出两个理由，认为不能即将此事作为对于全部分青年悲观的根据，第一个理由是这种行为不是可以代表全部分青年的心理，第二个理由是只要有领导的中心力量，必定有多数人自愿效死的，最近杜重远先生自北平回沪，谈起北方民气及下级军士忠愤的心理，也很有可以参证之处。据说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曾召集学生询问有人愿意赴前敌工作的没有，签名愿往者纷至沓来。后来张先生说到前线去是要冒飞机炸弹的危险的，仅仅签字不够，并须声明如在前线送了性命，也是出于自愿，不必学校负责，他们又纷纷声明，毫不怯退。试问这种忠勇奋发的青年，岂是一部分的“自援式的逃命”青年所能湮没？记者有个妹子在北平协和医院研究制药科，并主持某医院的制药部，最近也有信来，说她们医院里的姊妹同事们这几天制了不少的冻疮药膏及创伤药膏，一罐一罐整百整千的往前线输送，后方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她并说她们都常在忧虑前方兵力太单薄，挡不住暴敌，但大家却无不奋发忘倦的从事后方工作，尽她们的心力干着。这在她们也是何等的积极精神！ 他们和她们平日对于“丘八”有何好感？但是一旦“丘八”一变而为抗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以铁血卫护民族生命的前敌士兵，他们和她们就废寝忘食的怀念他们，馨香祝祷的希望他们胜利，乐此不疲的替他们干着后方工作。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大众的意志，大众的欲望，大众的需要，大众的…… 脱离大众的任何集团，都没有力量可言，只有能代表大众的集团才有力量。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可见他对于民众的力量有深切的认识。但要“唤起民众”，决不是可以用宣言通电所能办到的，必须有合于民众所急切需要的实际行动，才能“唤起民众，共同奋斗”。 [book_title]萧伯纳的幽默 英国文豪萧伯纳氏到上海到北平，使许多欢迎他的人碰着一鼻子的灰，使他们感到很不舒服，有的人便骂他傲慢。他在上海笔会席上所作的幽默演说，就有这几句话：“此刻演说不必要，因在座诸君均为著作家，我诚为班门弄斧。普通人均视作家为神秘伟大之人物，今诸君皆尽知内容，多言何益？”可见他未尝自以为“伟大”。他又说：“我在此正如一动物院中之陈列品，诸君已看过，我亦不必多言矣。”可见他的力避烦嚣，是怕多做“动物院中之陈列品”。 后来他在秦皇岛离了轮船，改乘北宁路所备专车赴平，路过天津，“萧伯纳坐在第四节车中第三号包房，天津北洋工学院、南开大学、中西女学教职员学生及新闻记者登车，蜂拥车内，表示欢迎萧氏之意，不料萧命茶房将包房上锁，欢迎人员均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到北平后，路透社的专电有这几句：“政府机关报今晨虽载有大规模之战事正在发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广大之篇幅，登载萧伯纳抵北平事，闻此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热烈欢迎似乎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不但享以闭门羹，外国记者甚至藉此测验“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霉头可谓触到道地十足了！老萧到北平后对中外记者谈话，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最客气，对自己反不好，且相打！自己能团结，方有希望。”这也是可供我们自省的话。 我国对于外国的名人，向来有视为万能的观念，喜欢对他们做出过分的欢迎，无所不问的请教，从前杜威、罗素、克伯屈到中国来的时候，都忙得不少人屁滚尿流！相当的招待，原无不可，但必欲奉为天皇地皇，好像就要下跪叩头的神气，不但无补于敬意，反而徒滋窃笑。就他们各人所研究的专门范围，提出问题向他们讨论，固无不可，但必把他们看作无所不知似的，好像一切问题都可请他们代为解决，不但是无可满足的希望，反而使人头痛。当克伯屈到中国时，我看见报上登着请他演讲和讨论的程序，今天大学教育，明天师范教育，后天中学教育……无所不包的请他指教，未尝不失笑。杜威、罗素、克伯屈等比较的滑头些，也许心里觉得好笑．而嘴里却不愿流露出来，但关于这一点所带去的印象恐怕已经不会怎样好，此次碰着一位心爽口直的萧老头儿，便不客气的发出不少“妙论”，甚至将“包房上锁”，这在老萧固未免太恶作剧，但我们中国人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教训吧！ [book_title]两性间的思想问题 关于两性关系的文字，每每老是那么一套话，看了令人索然无味，但在最近的《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五号）上看到蔡慕晖女士做的《两性间的思想问题》一文，觉得有不少警语。她是喜欢研究文艺的，又嫁了一位文学家，特重“两性间的思想”，也许就是她阅历有得之言吧。 她说：“更有好多人以为结婚是一种神秘的门，未进去的人每每憧憬着门内的幸福，尽力想跨进去，而已进去的人却每苦于不易退出那门。”这写尽了“那门”内外万头攒动的多少男女的心理！ 她又说：“如果能在男女结合之前注意到思想问题，双方互相开诚布公地交换，讨论，研究，更正，到发见志同道合时再相亲相爱，再结成密切的关系，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世界上实在只有志同道合的两性结合才能享受真正的两性幸福，只可惜人们大都不曾注意到这一点。”诚然！因为只有心灵能融合为一，彼此在学识思想上能互相欣赏，互相鼓励，互相切磋，互知甘苦的两性结合，才能享受真正的两性幸福。还有一点也很可以注意的，就是选得对了，据蔡女士的观察，还有发生问题的，她说： “当她们未婚的时候，她们读书，做工，研究社会问题，不满意现家庭制，注意政治问题……但一旦结了婚，她们每会突然改变态度，将书本搁之书架，甚或抛之暗角，不愿出外工作，不再研究问题，也不肯在改良家庭上用思想，政治经济等问题自然更引不起她们的兴趣，只会像厨娘乳妈地照料小孩，注意油盐酱醋等小事……她们不但不能了解异性的思想，就连未婚的姊妹朋友的思想也会觉得很隔膜。我曾听见好多朋友告诉我，她们的姊姊嫁了不久，就开口小孩闭口丈夫，叫人听了怪讨厌，有的时候同姊丈谈谈倒反而有味些。这不是婚后妇女思想容易退步的明证吗？” 这段话说得异常的深切明瞭，用不着我来加什么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而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家庭环境——也可以说是社会环境因为家庭稍稍扩展便伸进社会里面去了——也有以促成婚后妇女思想的易于退步——假使她是原有思想而亦有意于继续增进的话。例如我们近来就有几次接到女读者来信，说她们因欲出外就业或就学，询问中国有没有像苏俄所设的托儿所一类的机关。此外如家庭中的种种不全的设备，处处费了许多主妇的宝贵的时间，这种时间原来都可利用在学识思想方面的。我想如有设备适宜的大规模的公寓，里面有公共食堂，有公共洗衣作，儿童公育，以及其他公共的设备，在这种大公寓里居住许多小家庭，予主妇以种种的方便，使她对家务上所费的时间可以减少至最小的限度，在别方面，便是使她也有充分的时间用在学识思想方面。 照目前的家庭乃至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情形看来，婚后妇女之“只会像厨娘乳妈地照料小孩，注意油盐酱醋的小事”，与其说是她们自己情愿做，不如说是环境迫她们不得不做，因为“姊姊”所处环境的实际需要，和“姊丈”的不同，和“未婚的姊妹朋友”所处环境的实际需要也不同。如果环境没有一番彻底的改革，也许有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能克服困难，不为所拘束，但已很难，望之一般女子，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book_title]两性关系的各方面 在上期的本栏里，记者因看到《东方杂志》上蔡女士著的《两性间的思想问题》一文，引起一些感想，已略为说过了，但还有些意思要提出来谈谈。 我曾这样想，世上的两性间的关系，大概不外乎这几种方式：一个方式是心灵的安慰和性的安慰能融合为一；一个方式是只有心灵的安慰；还有一个便只有生理的满足，讲不到什么安慰不安慰。 心灵的安慰和思想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彼此在学识思想上能互相欣赏，互相鼓励，互相切磋，互知甘苦的两性结合，才能享受真正的两性幸福。”（见上期拙作）这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心灵的安慰，而心灵的安慰是“真正的两性幸福”中的第一要素，缺了这个要素，就是有了性的关系，也只有性的满足——第三种方式中的“生理的满足”的一部分——绝得不到性的安慰。必须和心灵的安慰融合为一的性的关系，才够得上所谓性的安慰。 第一种方式的两性关系是最理想的，最幸福的。有了这种关系的两性，不但是他们本身的新生命，而且也是他们共同为人群而努力的兴奋剂，也是他们为着这种努力而排除万难勇往无前的源泉，也是他们在黑暗中携着手向着前面曙光挣扎奋斗的明灯。革命文豪高尔基亡命国外从事革命运动时，秀外慧中思想敏锐能力丰富的女剧家玛利亚，便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她是他的爱人，是他的左右手，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安慰者，是他在患难中的保护者，也可以说他是她的这种种。 第二种方式——只有心灵上的安慰——那是因为虽则思想上和第一种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但却因为有了特殊的障碍而无法自由结合，这种关系只得限于笃厚的友谊，如超出了这个范围，而又无法排除障碍，结果便不免于悲剧。即在此笃厚的友谊中，亦甘中有苦，苦中有甘。 第三种方式当然是最平凡最无味的，那便是只有生理的满足。现在大多数所谓正式夫妇，除极少数的例外，大概都可归在这一类。这里面也有新旧之分。旧的是存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理，为着生活而嫁，她的看重丈夫，并不在乎丈夫的本身有什么使她觉到值得看重，只是因为“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男的也就只把他的“家”当作“旅馆”，安顿身体的地方，不是安顿心灵的地方。此外还有一部分号称新女子，以浪漫为前提，以奢侈为常事，今天跳舞，明天打牌，女的以男的为供给物质上享用的奴隶，男的至多亦不过以女的视为当前的玩物，他们都是所谓“无灵魂的人们”，心灵的安慰不安慰，原不是他们所意识得到的问题。 [book_title]江朱事件 自本月十四日《时事新报》露布了以石膏造像与雕刻艺术驰名的艺术家江小鹣氏，于三月二十九日与朱湘娥女士离婚，第二日又载了江氏离婚之次日即与徐芝音女士订婚消息以后，颇轰传社会，资为谈助。简要事实：江二十五岁时与朱（时年十八）订婚，订婚二年后留法七年，三十三岁回国结婚，“时有艺术家陈晓江者与小鹣同学至好，又与小鹣连袂渡法，共研艺事，惟陈留学彼邦，两年即返，娶徐芝音女士，生一子，小鹣回国结婚之日，即陈客死北平之年，弥留前即以妻儿重托小鹣，小鹣慨然许之……念亡友付托之重，对此孤儿寡妇，照顾周详，惟恐心力不尽者，而徐女士青春素帏，得小鹣殷勤如此，未免感恩知己，而芳心怦然动矣。”江今年四十岁，与朱协议离婚书谓“意见不洽，殊难偕老”，条件为“由江新（即小鹣）给付素达（即朱女士）赡养费洋二千五百圆，分四期支付……嗣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朱女士于去年见江曾一度提出离婚，即“遍托亲友，欲谋一职业，庶几一旦决裂，不致托身无处”，后即得西城某女校教职。 此事露布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当然各人不同，《时事新报》关于此事消息的来源，谓“有悲朱女士之际遇者，为谈其间经过情形，希望社会有所主张”，显有为朱女士抱不平的意思。《时事新报》虽似以客观态度叙事，但字里行间，亦可看出为朱女士抱不平，例如第一日新闻的末段：“书据（指离婚书）既经确立，七载相安之夫妇，遽告仳离，朱女士怀书归校，芳心忐忑，如失魂魄，夜卧宿舍，时适凄风阵起，冷雨敲窗，女士怀念爱人，不觉黯然饮泣，出书重读，血泪俱下，然度小鹣此时，必呈书于某夫人之前，方欣然乐道其家庭革命之成功也。有与江朱审者言，若小鹣之亡友陈某者死而有知，亦正大可自负其有先见之明，而甚幸其妻儿之得所，盖非知己之友，岂能以妻儿重托之，且终托之哉！言下慨然！记者握管至此，亦为之凄怆搁笔也。”“慨然”的几句话，尤尽挖苦之能事！ 我以为两性关系，只有完全出于双方本人自由选择，认为彼此都合于彼此心中最崇拜的人，才有双方的真正幸福之可言；倘若牵于人为的束缚，无论是经济的，或是制度的，或是传统思想的，都只有苦痛。此处所谓“自由选择”，尤其注重的是社会的环境须使两性不受经济制度，及传统的思想所束缚，而彼此都能自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心意完全投洽的结合起来，貌合神离的便无勉强缠在一起的必要。因为勉强缠在一起，两方都感到痛苦。有许多女子情愿忍苦迁就，有的是为着经济不能完全自立，有的经济虽能自立，又为传统的思想所包围（例如因社会上传统思想的残余势力，仍感到“弃妇”之为可耻，再嫁之不易等等），也就是失却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我们根本赞成上面所解释的“自由选择”，惟在现社会制度里，女子尤其缺少“自由选择”的可能，确是个待决的问题，如能消除这个困难，像江朱的事件，便是极寻常的一件事了。 [book_title]托儿所 最近记者刚把Alice Withrow Field所著的“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viet Russia”看完，想撮译苏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重要办法，在本刊上介绍，随后收到女青年协会编辑部送来最新出版的《苏俄妇孺保护政策》一书，才知道已有了中文的译本。这本书的原本是今年（一九三二）才由E. P.Dutton & Co. Inc., New York, U. S. A.出版的，著者裴尔德夫人是美国的一位社会教育家，亲到俄国作三年的实际调查（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内容对于托儿所的办法叙述颇详。译本是由张济川，冯雪冰和陈征帆几位先生分任译成，所以出书颇速（最后两章未译）。译文虽不无小误（例如托儿所的儿童系从一个月到三岁，该书把“一”个月笔误为“六”个月，见译本九三页，原书一四四页），但大体都译得忠实，文笔亦颇畅达。无论何书，看译文当然不及看原本来得畅快，但原本以二百四十一页的书要卖十五圆一本，译本只定价六角，相差就很远了。 封建制度的社会里产生大家庭；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里产生小家庭；在社会主义化的社会里，无论男女，都成为社会化的分子，读书有公共的图书馆，游戏休息有公共的俱乐部，吃有公共的食堂……在这种环境中，各人在经济上在思想上都完全独立，各人都各有其为社会服务的工作，就是小家庭也渐渐地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男的不再需要女的做“家奴”，女的不再需要男的做“财奴”，大家都做社会上的独立的自由的一员。在这样的社会里，离开必须到社会工作的母亲的儿童由谁看护呢？于是托儿所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全国只有托儿所十四处，自十月革命以后，已经开办了一千个托儿所，据说因经费困难，还未能大扩充，但这个方向是对的，仍有待于继续努力而已。 裴尔德夫人说：“妇女如要和男子享受平等的权利，她们必须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因为她们不能够一面和男人平等，一面却须依靠她们的丈夫过活。”托儿所不但能排除妇女自食其力的障碍，而且把儿童交给专家教养，在儿童也获得莫大的利益。所以她又说：“托儿所不但能使许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一同工作，并使儿童得到机会享受现代护养儿童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每日由母亲把孩儿交给托儿所时，第一事就是由该所医生查验一番，发现有病即医，如有传染病即送入儿童医院医治，直至医愈为止。这较之放在没有医学知识的母亲手里妥当得多了。 [book_title]不肯妥协的精神 记者近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看到列宁对于党内信仰摇动的分子之坚决的不肯迁就不肯妥协的精神，受着很深的感动。先是社会民主党分裂而为两派，一为蒲列哈诺夫所领导的孟希维克派，一为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希维克派。高尔基很想设法把这两派团结起来，使党的力量不致分散，而得着更大的力量，极力主张列宁和孟希维克派的麦托夫等开一会议，商量办法，列宁竟坚决的拒绝，甚至于说他宁愿分尸四段，不愿和这班人妥协。虽麦托夫讥笑他，说在俄国只有两个布尔希维克党人，一是柯尔郎推，一是列宁自己，但他只付之一笑，丝毫不为之游移。后来在布尔希维克党的自身，又有博达诺夫等一派人又以意见不合，分裂为“前进派”，高尔基又积极设法使他们重新结合，又被列宁严词拒绝，连高尔基都被他责备一番！后来事实上是列宁看准了，孟希维克和前进派一班人都在理论上立不住，渐渐地退到暗淡无光的角落里去了。 理论彻底，策略准确，然后以排除万难坚定不移的勇气和精神向前干去，必有成功的一日；即最初同志尽少，这种坚如金硬如铁的同志，一个可抵十个百个，内在的力量是异常伟大的。这是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感想。糊里糊涂地干着，像“垃圾马车”一样地兼收并蓄，即一时好像轰轰烈烈，终必以虚伪的或盲目的信仰，被投机分子的尽量利用，徒然成为以主义（？）为幌子，以私利为中心的一团乌合之众！ 但是坚定不移的态度，必须出于理论上的彻底看清，策略上的彻底看准，然后才能在惊风骇浪中，拿定着舵，虽千转百折，仍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终有达到彼岸的时候。否则自己糊涂，还要强人也糊涂，这便是刚愎自用，结果反足以偾事，此即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 [book_title]苏联的出版事业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里面，最显然的矛盾现象是一方面闹着生产过剩，一方面大众却日在啼饥号寒的愁城中过日子。这症结无非由于生产是以利润为目的，购买力薄弱的大众就只有呆望着过剩的产品发怔！其实如以供给大众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正需要更多的生产，何过剩之有？这种情形不但见于物质的产品，即文化的产品——如书报等——也有同样的趋势。 和萧伯纳同为英国“法屏社”（“Fabian Society”）健将的作家韦勃（Sidney Webb）近来根据他游俄的观察，在《现代史料》（“Current History”）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苏联近况的文章，在最近出版的该月刊的三月号里，韦勃有一篇关于苏联出版事业的文章，所述情况，颇饶趣味。苏联全国的出版机关，都由国家主持，都不以获得个人利润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都以供给大众的需要为目的，所以出版事业的发达，虽以出版事业素称发达的英、美、德等国，对她一比，都像小巫见大巫了。 苏联全国的出版机关都受国立莫斯科出版局的节制。这个出版局创立于一九一九年，仅就这个出版局一处的事业而论，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间，就出版了四万种新书，共印六万万册。这样的数量，就是德国和英国两国每年的新出版物合并计算，还比不上！ 这种可惊的统计，还不过是“关于俄罗斯本部”，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或简称为俄罗斯共和国。（按苏联现在包含七个苏维埃国家，俄罗斯不过其一。）此外各共和国也有各自的出版局，像乌克兰共和国的国立出版局专印乌克兰文字的书，每年所出新书也有五千余种之多。除上述者外，就苏联全部论，每年新书和小册子还有五万种，共印约有九万万册——还有六千种的新闻纸及定期刊，如日报周刊及月刊等，每期总计也有四千万份，还未算在内。这样的数量，就是德、英、美三国每年所出的新书和小册子共计，苏联至少可和他们相等。 但是在二十年前，俄国的成年人口里面，约有半数是文盲。苏联出版事业的惊人发展，乃在最近十二年间的坚忍的努力，现在一般人民对于阅看书报的热烈，简直如痴如狂。不但简易的书，就是比较艰深的书，也在短时间内一售而罄。例如在一九三二年，黑格尔的《知识百科全书》，里面包括有他的“逻辑”学，这就是在博学之士，也感觉到艰深的，译成俄文后，第一版出五千册，在五天内完全卖完！第二版印一万册，又在一个月内卖得精光！第三版又印一万五千册，听说年内又要卖光了。有人怪国立莫斯科出版局书印得不够，该局说纸厂里虽在积极赶着造纸，但所造的纸来不及应用，而依《五年计划》，各方都须顾到，又不能再多分出劳动力来增加造纸。苏联在已往五年间，对于书报需要之倏然大量增高，实为世界史上空前的现象。 在今日的中国，有日销十万份左右的日报，已算是刮刮叫的“大”报，有每期销到十几万份的周刊，便引起注意或嫉妒，甚至引起强有力者的压迫和觊觎，其实以中国人口之多，在出版事业的种种障碍排除之后，服务于出版界的人们将要忙得转不过气来！区区十几万份的出版物算得什么！ [book_title]《两地书》 我最近用了每晚十时后的三个深夜，把最新出版的一本《两地书》好像一口气地看完。（“鲁迅与景宋的通讯”，上海青光书局印行。）这是他们俩由师生而恋爱，由恋爱而“成眷属”的四五年间的你来我往的一百三十五封的信。 我们在这里面看得到他们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深挚的情谊和幽默的情趣，就是不认识他们俩的人，看了也感觉得到他们俩的个性活露纸上。许女士写给鲁迅先生的信，其先称“先生”，既而称“先生吾师”，既而称“师”，既而称“My Dear Teacher”，最后索性称“Dear”，她的这颗心是随着这称呼的进步而一天一天进一步的献给她的他了。有一次许女士在信里说了一句“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鲁迅的回信就说“……其实是空言，恐怕于‘小鬼’也无甚益处”。随后她就索性在信末署名的地方，把“许广平”三字上的“你的学生”的字样，改为“小鬼”！书里关于诸如此类的幽默，很天真而自然的幽默，令人看着发笑的地方还不少。 这还是关于个人的方面，此外关于他们在社会里所遇着的黑暗或荒谬的情形，亦有深刻的描写——而且也常常写得令人看了哭笑不得，我现在姑举几件事： 许女士乘轮船往广州去的时候，在船上同舱的有个姓梁的，“是基督教徒”，“她有个女友，和一个男友（？）不绝的来，一方面唱圣诗，一方面又打扑克……” 她在广州女师校当训育主任时，那样一天到晚的忙，忙到夜里九时十时后才有自己的时间，繁重辛苦极了，写到同事间的倾轧讽刺，更令人感到做事不易，所住的地方尤其特别，有三个“小学教员”住在她隔壁，“总是高朋满座，即使只有三人，也还是大叫大嚷，没一时安静。更难堪的有两位自带女仆婢子，日里做事，夜间就在她们房里搭床，连饭菜也由佣人用煤油炉煮食，一小房便是一家庭，其污浊局促可想。所以我（女士自称）的房门口的过道，就成了女仆婢子们的殖民地，摆了桌子，吃饭，梳洗，桌下锅盆碗碟，堆积甚多……但我这方面总是竭力回避，关起门来……” 鲁迅先生写他在厦大任教授时所遇的种种怪现状，亦颇可发噱。他先“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后来搬到教员寄宿舍，“器具毫无”，办事员“故意特别刁难”，经他“大发其怒之后”，器具才有了，“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还有一段写厦大“校员恳亲会”的事情： “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叹的事。下午有校员恳亲会……不料会中竟有人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 [book_title]一夫一妻制 最近因克士先生发表了《恋爱和贞操》一文（见《生活》八卷第十五期），引起不少关于两性关系及家庭制度的讨论信件，我们当择要陆续在信箱内发表。来信中对于现状下的一夫一妻制，仍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关于这一点，《现代社会学》（李达著，上海昆仑书店发行）第六章《家族》（五八页至七二页）颇有参考的价值，全文征引，非篇幅所许，兹仅撮述一二，藉作介绍。 关于一夫一妻制的起源：“溯一夫一妻制之成立，实由男权确立之故；男权之确立，实由共有财产化成男子私产之故。世之道学者，宗教家，恒视一夫一妻制为最神圣最高尚最纯洁之男女关系，而不知其并非出自爱情而出自财产关系也。世有私产发生，而社会有贫富之别，富者凭藉经济势力，成为治者，成为权力者，以压迫贫人，虐待贫人；男子在家族内亦凭藉经济势力，成为治者，成为权力者，以压迫女子，虐待女子。此女子所以侪于奴隶之列也。” 关于现在妇女的地位：“今日妇女谋生之方法，不出三途，即‘作妻妾’，‘卖淫’，及‘从事职业’是也。三者除职业妇人自食其力外，其余作妻妾与卖淫者，在社会上之名誉虽殊，而其恃性以谋生则一也……妇女地位之低劣如此，男女关系之不合理性如此，其果一成而不变乎？吾人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关于妇女解放与家庭的将来：“男女关系随经济之进化为推移，故将来男女关系之变迁，亦惟有于将来经济状态之变迁中推论之。私产制度成立以来，至今已数千年，经济进化之极致，必有无私产之新社会出现。无私产之新社会实现，则一夫一妻制所藉以成立之经济基础亦归于覆灭。原一夫一妻制系由传授遗产于子孙之必要而生，新社会既无私产，则男性传授遗产于子孙之观念势必改变。一夫一妻制既因经济的理由而生，经济的理由消灭，则一夫一妻制亦必随而消灭。与其说为消灭，即谓为一夫一妻制之完全实现，亦无不可也。生产手段既归社会公有，女子斯无委身男子谋生之必要，而根据恋爱结合之一夫一妻制定能实现。至此则男性之状态必与旧日相反，而女性之状态亦必大生变化。生产手段既转为公共财产，则单一家族，已非社会之经济单位。私的家计成为一种社会的产业，子女之教养及教育成为公共事务，社会对于一切儿童，无嫡出私生之别，一律平等保护。于是男女自由恋爱之障碍消除，而真正之恋爱成立。世之道学者流，昧于男女关系进化之历程，窃虑将来男女之防范一弛，则男女关系杂乱放纵，势非恢复古代杂婚或群婚之状态不止，人类且有沦于禽兽之虞，故对于恋爱结合，视为异端邪说，极端辟斥，是又过矣。历史为进化的而非退化的，一切社会制度因时势之必要而生，亦随时势之必要而亡。家族制度为社会制度之一，苟于人类之存在有绝对必要，虽欲破坏而无从，苟于人类有害，虽欲保存之亦不得也。” [book_title]呻吟的哀音 自抗日战事发生“不妥协”“不屈服”而只有“谅解”以后，中国舆论界的消沉，可谓“出乎意表之外”，其实也在乎“意表”之中。《申报》的《自由谈》在不久以前，颇有愤然实行其“自由”权之概，但在五月二十五日却放出呻吟的哀音，发表一则小小的启事，“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理由据说“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全国言论界如都抱这样的态度，抗日战争中的“谅解”问题，当然是可以一帆风顺，一直“谅解”下去了！ 说到这里，令我陡然想起某君说过这样一段的故事： “今晨从窗口看见我的一位邻人在鞭责一个年幼的婢女，当那小女孩因痛而大声号哭时，严厉的主妇却来了一句：‘不准哭！’我替那孩子设想，固然她是无法忘记所受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痛苦的……果然她到底又哭出来了！可是随了哭声而来的又是一句：‘不准哭！’的怒吼和鞭挞！” 你觉得这是一幅太惨酷的图画吗？在覆巢下的中国民众现今所处的境遇，和这个“小女孩”不知有何不同？如说有的话，大概是除了家里的“主妇”之外，还加上一个发令指使的邻家“主妇”在里面作祟。 果然“天下有道”，岂但“‘庶人’相应‘不议’”？还应歌功颂德才够味儿。这样说来，这个“不准哭”的“小女孩”，还算在幸运上高人一等的了！ [book_title]统治者的笨拙 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在青年里所潜伏着的革命种子已有随处爆发的紧张形势，而当时统治者的横暴残酷，也处处推促革命狂潮的奔临。 “……到了十九世纪的末了，形势一天一天的愈益紧张了。一八九七年，有一个大学女生名叫玛利亚（Maria Vetrova），被拘囚于彼得保罗炮台，在该处她在神秘的情况中自杀。当道对于她的死，严守了十六天的秘密，然后才通知她的家属，说她将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烧死。大家都疑心这个女生的死是由于强奸和强暴而送命的，这件事变更为学生界愤怒的导火线……”（见《革命文豪高尔基》第十八章《革命的前夕》），俄国的革命便由统治者在这样压迫青年自掘坟墓中酝酿起来。 其实这种惨酷的现象，不仅当时的俄国为然，世界上黑暗的国家，统治者对于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残蹂躏，也一样的惨酷，不但惨酷而已，而且还要用极卑鄙恶劣的手段，造作种种蜚语，横加侮辱，以自掩饰其罪恶。这种手段当然是极端笨拙愚蠢的，因为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实的人决不会受其欺骗；在统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乱，倒行逆施，增加大众的愤怒和痛恨罢了。 二十二，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