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党费 [book_author]王愿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集,完结 [book_length]233837 [book_dec]短篇小说集。工人出版社1956年出版。作者王愿坚,山东省诸城县人,1954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这部集子收入了他初期的作品。其中《党费》一篇发表后即引起巨大反响,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党费》的女主人公、共产党员黄新,是老苏区女英雄的典型之一,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后,她带着5岁的女儿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千方百计为留在山上的游击队腌制咸菜,并用咸菜代替银元交纳党费。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甚至舍不得让自己的小女儿吃上一口。当游击队的同志生命危急时,她从容镇定地把孩子托给组织,牺牲自己,保护了同志。小说结构谨严,语言凝练,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黄新这个普通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另一篇《粮食的故事》,也是闪耀着崇高革命精神的感人之作。小说主人公郝吉标,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粮,在敌人闻声追击的紧要关头,他毅然叫儿子去引开敌人,自己完成了送粮任务,这种为革命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幼子的行为令人心灵震颤。王愿坚擅长写革命战争题材,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富于激情和魄力的人物形象,深深地感染了读者,是当时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文学新时期以来,他又发表了《路标》、《足迹》等小说,仍是以红军长征前后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事迹为素材,受到读者好评。 [book_img]Z_13733.jpg [book_title]党费[1]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见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作“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就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时，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任务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最近刚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的党。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后来，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了。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伏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串连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择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连累了整个组织事大。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门了吧？” 这一招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样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工夫，按我们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绾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面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但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得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2]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眼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晴骨碌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择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择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儿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不连累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那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另一块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儿？”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儿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是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的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1954年6月15日初稿 1954年11月8日三次修改 [1]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王愿坚的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 [2]原文为斧头，实际图案为锤头。 [book_title]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撒落下来，打在那混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走，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到。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兜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儿黏黏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儿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混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睁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的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儿，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1958年1月20日 [book_title]三人行 “一定要走到那棵小树跟前再休息！”指导员王吉文望着前面四五百米处的一株小树，又暗暗地下了一次决心。那棵小树的叶子早被前面的部队摘下来吃掉了，只剩下些光秃秃的枝丫，挑着几个干巴叶片，因此，在王吉文看来，它似乎比实际距离要远一些。 几天来，他一直用这个办法来给自己打气，但这办法却渐渐失去了效用，他确定的目标越来越近，而且也更常常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该不是眼有什么毛病吧，为什么看来很近，走起来却这么远？ 这次又是这样，他没有走到既定距离的一半，就有些支持不住了，头开始有些发晕，腿也软绵绵的，脖颈因为用力往前探着，扯得脖筋暴跳作痛，真担心再一用力就会“咯嘣”挣断了。特别是胸前的伤口更是讨厌，随着他急促的呼吸，里面那条纱布捻子像一把小锉在来回拉动。就连路也像突然变得崎岖不平了。当一星期以前，他带着他的连队踏进这茫茫的草地的时候，这草地是多么平坦啊，他甚至想到自己曾经走过大渡河两岸的重重山峦和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而略略有些“后怕”；可是现在，这路却变得那么坑坑洼洼，水草那么滑，简直站不稳脚；草根太多了，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通信员小周伏在指导员的身上，觉得身体晃得厉害，凭经验，他看出指导员又撑不住了，便说道：“指导员，快休息一下吧！” “不！”王吉文故意把声音提高，他知道第一次动摇了，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为了不让小周那双溃烂了的脚落到泥水里，他把小周的屁股用力往上托了托，说：“不要紧，只要你再给我增加点‘营养’就行！” 小周腾出一只手，把怀里那一大把车前菜叶子翻了翻，拣了两个嫩叶，摸索着填进指导员的嘴里。他们已经断粮两天了，就靠这东西塞肚子。两人管吃叫作“增加营养”。 好容易走到那棵树底下，王吉文拣块干地方把小周放下来。刚弯下身，忽然听见小周喊了声：“喂，同志，哪个单位的？” 这时王吉文才发现身旁还躺着一个同志。那同志见有人来，慌忙抹了抹眼睛，却没有说什么。 王吉文连忙凑近去，亲切地问道：“怎么，也掉队了？” “不……不行啦！”那同志伸手揭开盖在身上的那块油布，揩着小腿肚上一处被水浸坏了的伤口，有气无力地说。 “别泄气嘛，同志，我们来想办法走吧！”王吉文安慰他说。 “不，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呶，拿走吧！”那同志指指身旁那支步枪，“你要是碰到十三团二连的同志，请顺便说一声：黄元庆已经‘革命到底’了。”说到这里，他喘了口气，休息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了一副绑腿，扔给小周，动情地说：“给你，小同志。你好好地活出去，把我的那一份工作一块干了吧！” 一阵风吹过，树上那几片孤零零的叶子“啪啪”响了几声。小周哽咽着接过了那副绑腿。 王吉文也觉得心里一阵酸楚。凭他做了两年指导员的经验，他知道，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视死如归，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面前，特别是看来陷入绝境的时候，却容易莽撞地选择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对待自己。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将来那份工作是什么？同志，你想过吗？……”他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没有说出口，他只顾在发愁：这两个不能行动的同志可怎么带他们走？ 他正在想着，忽然看见远处出现了一簇人影，人影走近了，还有一匹马。他心里顿时高兴起来。但是当这伙人走到近前的时候，他却失望了。只见马上挤坐着两个人，牵马的那个人肩上背着两支步枪，一手牵马缰，一手搀着一个病号。王吉文认得出，这人正是本师的师长。 师长向着他们三个人看了看，默默地从枪筒上解下半截米袋子，抓了一把炒面递给王吉文，然后厉声地问道：“为什么不走？” “这个同志伤口犯了……”王吉文指着黄元庆回答。他知道师长是个严厉的人，不由得有些心慌。 “背上他走！” “我，我已经背了一个……” “同——志……”师长向前跨了一步，直看着王吉文的脸，话说得又低又慢还有些沙哑。这时王吉文看见师长的眼里闪过一种焦灼、痛苦的神情。师长没有把话说下去，却突然提高了声音说：“背上他！” 说完，师长霍地扭转身，挽起马缰，扶起伤员，又蹒跚地向前走了。 一个人背两个人，王吉文思索着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命令，不禁有些茫然了。但他很快又想起了师长那痛苦、焦灼的眼神。这，仿佛是对这个命令的补充说明。 “对，背上他！”想着师长的话，他蓦地想出了办法。他兴冲冲地抓起小洋瓷碗，从水洼里舀了一些凉水，拌上一点儿炒面，给黄元庆吃下去。接着又弄了一份放在小周面前。然后抓起黄元庆的一只手，背向着他蹲下来，果断地说：“黄元庆同志，我以指导员的身份命令你：走！” 他背起黄元庆，对小周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说完便大步向前走去。 当他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觉得体力有些不支的时候，便把黄元庆放下来，然后走一段回头路，再背上小周继续赶上去。 一趟，两趟，三趟…… 目标一个个留在身后去了。王吉文实在觉得惊奇：哪里来的力量又走了这么远？可是他也发现，自己是渐渐不能支持了，特别是这一次，似乎黄元庆的体重忽然增加了许多，脚下的泥水也好像更软了，眼前的景物渐渐变成了两个，身子在晃荡起来。“已经走了几个来回了？十七次，还是十八次？……”他正想着，突然脚下一滑，身子一拧，他连忙挣扎了一下，总算没有摔倒，可是胸前的伤口却剧痛起来，痛得他忍不住“哎哟”一声。 “指导员，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王吉文回答，一眼看见自己的手正捂着伤处，慌忙拿下来，扭头望了黄元庆一眼，心想：可别被他发觉呀！ 这时，黄元庆却惊叫起来：“指导员，放下我！你……” “别说话！”王吉文大声呵斥地说。就在这时，他觉得眼前一阵昏黑，一口甜甜的带点腥味的东西涌到了嘴边。他慢慢地歪倒了。 当王吉文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仰脸躺着，身子却在缓缓移动。“这是怎么啦？……刚才的伤口？……”他往伤处摸了一把，一条绑腿已经把它包扎得好好的了。他惊奇地扭头看去，只见自己正躺在油布上，油布旁边的水草里，两条糊满泥巴的腿在往前移动，一条小腿上正涔涔地流着血水。再往前看，黄元庆和小周并排着匍匐在草地上，每人肩上挂着半截绑腿，拉住了油布的两角，正在吃力地拖着往前爬。油布沿着光滑的水草往前移去。他俩一边爬，一面说着话： “……一个人该有多大的劲啊！看他负了伤，还背了我们那么远。”这是黄元庆的声音。 “人就是有那么股子劲，有时自己也摸不透。你刚才还说，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可这会儿……” 王吉文看着、听着，他弄明白了这一切，心里顿时激动起来。他仰起脸，望着天空轻轻地吁了口气。天无边无垠的，好像为了衬托那令人目眩的蓝色，几朵像绒毛似的白云轻轻地掠过去。在那白云下面，一长串大雁正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喽——嘎！”地叫着，轻盈地向南飞去。它们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整齐。 1958年1月23日 [book_title]亲人 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桌角上的电话突然急骤地响起来。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首长，你的父亲来了！” 父亲？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噢，他果然来了！” 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他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文件，举到眼前。按照将军那严格的生活习惯，他是要在今天下午把这份报告看完的。但是，这份刚才那么使他感兴趣的“新兵工作”报告，这会儿却失去了吸引力。在他眼里只是一些蓝色的花条在那半透明的打字纸上跳动，怎么也读不进去；而脑子里却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他来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今年五月间，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是江西一位农民写的，交报社转来的。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在信的开头，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吾儿见字”。当时，司令员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 但是，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随着那一个个黑字，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信上写着：“……五年以前，白杨嶂的广善回家了，他说你早就不在了，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难过，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我又不信你会死……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可不能那么巧……我给你写这封信，要是你是我的儿子，就给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信就在这里断了。大概这位老人再没有勇气把下半截话说出来，代笔的人怕也是被老人这念子之情所感染，没有再加添什么。下面只落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显然，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按常理，既然非亲非故，写封回信解释明白就行了。可是不知怎的，将军却没有这么做。他按着老人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回信很快就来了，这位烈属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政府和社里已抚保着他的晚年。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的，据调查，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他写了扯，扯了写，直到夜深了，信还没有写成。不管措辞是多么委婉，可是每当他写到“我不是你的儿子”这几个字的时候，手就不由得微微发抖；到后来，就连想到这几个字，也觉得脸都有些发烧了。直到夜里一点多钟，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父亲大人”四个字，并且重重地点下两个圆点以后，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他写好了信，第二天亲自跑到邮局去，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把信发出去了。 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出人意外。当将军发信回来，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人家认儿认女，可咱首长，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 其实，小赵又哪里知道将军在这个差不多通宵不寐的夜里所涌起的心情呢？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大榕树的山坳里了。当将军读着这位烈属的来信的时候，当他捏着钢笔，为了斟酌回信的每一个字句而沉思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所能记忆的父亲的面容。他不知道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的模样，不知道他的年纪，除了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却总不由自主地把这位老人想象成自己父亲的样子：乌黑的胡子，眉毛老长老长的；额角的两端一直秃进去，耳边的头发像撒上了两小撮面粉；甚至在左耳朵底下也一样有着个铜钱般大的瘢痕……不，当然不会是这个模样——这位老人只是等待自己的儿子就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那么，老人的儿子呢？怕是真像那位同志说的，早已牺牲了。随着这个念头，将军的思路不由得转到过去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上。他索性放下笔，呆呆地望着窗前那棵老槐树沉思起来。也许老人的儿子是当年的四班长曾庆良？他是掩护部队渡湘江时牺牲的。或者是四连指导员曾育才？他是过大雪山时为了抢救一个挑夫而掉下山沟去了……这些同志并不和他同名，可是不知怎的，他却总想把他们和这位老人联在一起…… 将军继续沿着自己的战斗道路想着，慢慢地眼前那一丛柏叶幻化成了一片茫茫的绿野。那是大草地，到处是腐烂的水草、污泥，一汪汪的水潭，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黄绿色的水泡。他掉队了，正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在蹒跚地走着，突然，脚下一软，一条腿陷下去了，他拼命一挣扎，另一条腿又陷了下去。整个身子在向下沉，水，淹过了大腿，淹上了肚子……就在这时，一支枪托平伸在他的脸前。接着一个沙哑的嗓子喊：“快，快躺下，往外滚！”他连忙躺倒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那人是六班的战士曾令标。借着这拖曳的力量，他滚出了烂泥。等他在一块硬实的泥堆上站起身，就看见曾令标因为全身用力，早已深深地陷进了泥里，他惊叫一声：“老曾……”慌忙摘下肩上的枪，已经来不及了。曾令标一声“再见”还没说完就沉进了泥水里，水面上只留下一只手，高擎着步枪，枪筒上挂着半截米袋子。旁边一串水泡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在浮动着…… “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啊！”想到这里，将军情不自禁地望望身边的那张小床，床上，他小儿子一只胖胖的小手搭在被子上，睡得正香。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了，血在一个劲地向脸颊上涌。从那个难忘的日子起到现在，无论是战斗、工作还是学习，将军总是严格地警醒着自己：“多干些！再多干些！”这里面除了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以外，就是他从心底里感觉得到：他肩上还担负着另一些人的未完成的一切，哪怕能代他们做一点儿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他却突然发现，这些还不就是一切，只要有可能，他似乎还应该担负起另一项义务。 这个义务是什么呢？他的眼睛不由得又落在老人的那封来信上。不错，曾令标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没来得及知道，而且这位战友与老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事实却是：老人的儿子也像曾令标同志那样英勇地死去了，而老人却在怀着微弱的希望，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茹苦含辛地等着，等着，等了二十多年。 “要使这位失去唯一的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最好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就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将军写下了那封回信。 这以后，将军就成了赡养和安慰这位老人的亲人。每月，当发下薪金的时候，不管工作有多忙，将军总要挤出一个夜晚用在写“家信”上。慢慢地，将军惊奇地发现，随着一封封信的往来，他和老人的心在一天天靠近，他仿佛觉得，这陌生的老人就是曾令标同志的父亲；不，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每当天气凉了，他就会告诉爱人高玫：“给老人织件毛衣吧？还得弄双毛袜子去！”每当家里谁伤风感冒了，他也会忙着写封信向老人问候……而老人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每一点儿愉快的表示，将军也感到极大的快乐。 尽管这样，但将军却仍然暗暗不安，生怕书信中哪一个字会露了马脚，被老人发觉。特别是上月“父亲”来信说要来这里看望“儿子”的时候，他更加不安起来。他曾经连着写了两封信，要求老人不要来。理由嘛，当然很多：他工作忙，老人年纪太大了……并且肯定地告诉“父亲”：只要他工作一空，他会带着小孙孙去看他的。他希望这样能把老人暂时稳住。因为他知道事情总会被老人知道的，如果真相来得迟些，那会使老人的感情得到温暖的时间长一些。可是，毕竟将军对这位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体察得还不够周到，现在，老人竟不顾“儿子”的种种劝阻，还是来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将军苦苦地思索着。这位身经百战的司令员，从来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过去，多少次战斗，多么复杂的情况，他总能够果断地下定决心；可是现在他却像一个迷路的人走到三岔路口上，左右为难了。直到下班铃响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找出答案。 汽车迎着晚霞，在秋风里平稳地驶着。将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那向后逝去的梧桐树，忽然欠起身： “开得太快了！”他觉得这些树向后退得快极了，简直像一株株倒下来似的。 司机老韩笑着扭头望了司令员一眼：“不快呀！”说着，用指甲轻轻地敲了敲速度表。表针正在“20”和“40”之间微微颤动着。 “慢点，再慢一点儿！”将军对自己的幻觉也感到有点好笑，但他实在希望慢一点儿到达宿舍，好让自己有时间再把这件事想一想。也怪，似乎车子越驶近家门，这个问题变得越简单了。“看来只好这么办了，”将军下了决心，“把一切都告诉他，反正我会像那位死去的战友一样，对这位老人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瞬间，他甚至把安慰老人的话都想出来了：“不，老伯，你的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活着的就都是你的儿子……”他觉得这两句还不够亲切，又想道，“老伯，你没有了儿子，我也没有了父亲。我认你做爹爹，你就认我这个儿子吧！……” 想着，将军竟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把话低低地说出了声，倒弄得老韩有些摸不着头脑。 车子渐渐走近宿舍，将军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一定能好好地处理这次复杂的会见。 将军怀着激动而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跨上楼梯，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他的四岁的男孩子亚非怀里抱着只橙黄的大柚子，一蹦一跳地跑过来：“爸爸，爷爷来了！” 将军顾不得逗弄孩子，他停住脚，向屋里张望了一下，只见那矮脚茶几旁边，一个矮小瘦弱的老人正把身躯深深地埋在沙发里，两手拄着根红竹烟管，脑袋伏在双手上，在半睡半醒地打着盹儿。显然，长途的汽车、火车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太疲乏了。将军两眼直盯着那一丛斑白的头发：“这老人是多么衰老啊！”他的心头不由得涌上一阵酸楚。他知道，只要他再走前几步，那斑白的头就会蓦地抬起来，然后一双贮满泪水的眼睛便会深情地盯住他的脸，望着他的嘴巴，期待着会听到那盼了二十多年的声音——“爹！”而他，却要告诉他：“不，我不是你的儿子！”这，这对于这位年迈的老人实在太…… “不，不能这么做！”突然，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着他，他觉得自己眼睛潮润润的，模糊里，他眼前又闪过了露在水草上面的那只手，那支枪，那微微抖动的枪皮带……刚才一路苦想出来的想法和做法，这会都不知哪里去了，他阅读老人的来信的时候，他拿着笔写回信的时侯所涌起过的那种感情，又以更大的幅度占满了他的心。他缓慢地拂开孩子的手，大步走过去，在老人身旁蹲下来，伸手轻轻抚着老人那瘦弱的肩膀，低低地叫了声“爹！……” 这话一出口，将军不由得一愣：从他的口里有二十多年没有吐出这个字了。这个字眼儿是那么满含感情，又那么生疏。接着一个念头掠过：他就要发觉了。 正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老人惊醒了，猛地抬起头，手一松，烟管“吧嗒”歪倒在地板上。但出乎将军意外的是，老人的眼睛并没有射出那期望的光。那双被蛛网般的密密的细纹包着的眼睛，有一只已经深深地塌陷下去，另一只微微红肿着，好像故意眯起来似的，只留着一条细缝。像所有丧失视力的人一样，老人竭力把那只眼睛睁大，两只干枯的手却习惯地平伸在胸前，不停地抖动着，在将军的肩章、脖颈、头发上胡乱摸索着，最后他紧紧捧住了将军的脸颊，嘴唇哆哆嗦嗦地叫道： “大旺子……” 这不知是哪个人的乳名，对于将军来说是那么陌生，但听起来却那么亲切！他直盯着老人的脸回答：“爹，是我！” 随着这应声，老人那张像揉皱了的纸似的脸孔登时舒展开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身子向“儿子”更凑近了些，抱住将军的头，用力地瞅着、摸着，好像在找到了一件丢失很久的东西以后，在辨认这东西是不是自己的一样。将军顺从地把脑袋俯在老人的胸前，任他抚摩着。这时候，他觉得有一滴热热的东西滴在自己的腮边上……他觉得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体验到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真挚、慈爱的感情。 半天，还是将军先打破了这沉重的寂静。他直起身，坐到老人的身旁，说：“爹，你……老多了。”这话说得有点慌乱。他还没有完全走进做儿子的境界里去，竟差点像以前对来队的军属那样，习惯地问一声“你多大年纪了？”话到舌边才临时改了嘴。 “是啊！二十多年啦！”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记着你是头一次开全苏大会的那年走的，那年你才十七，可现在胡子都扎手了。你今年该是四十……” “四十……”将军连忙把话接过来，又沉吟了一下，“四十三了。”他没有把自己真实的年龄说出来。像所有那些不得已而说了谎话的人一样，他觉得一阵不安。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接着把小亚非拉过来，往老人身边一推，补充了一句：“你看，走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娃，现在都给你抱孙孙了。” “可不，二十六年了嘛！”老人伸手把小亚非揽在怀里。孩子略带羞涩地叫了声“爷爷！”，把脸偎在老人的脸上。孩子这个天真的动作在将军的心头漾起一种甜蜜的感觉：“要是这个新的家庭组成了，该是多好啊！” 孩子好奇地用小手梳理着老人那花白的胡子，像想起了什么，仰起脸问道：“爷爷，我爸爸不是说你早就叫国民党给杀死了吗？”孩子嘴里突然冒出的这句话，使将军吃了一惊，他刚想解释几句，老人却毫不在意地把话接了过去。他摸着孩子的头说道：“傻孩子，不看到你们我能死？”说完，他扬起头哈哈地笑了。 这爽朗的笑声赶走了将军的疑虑，使屋里的空气增添了欢乐。将军有意把话题扯开些，便笑着说：“这是个小的，大的已经八岁了，在学校上学，过几天就能回来。嗨，一个比一个调皮！” “龙生龙，凤生凤，你还能生出个安生孩子来了？你忘了你小时候了？天上的鸟儿你不揪它两撮毛才怪哩！”老人说得又诙谐又慈祥，这是只有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才说的话啊！听着，将军有些不好意思地想：“我父亲也会这么说的！” 老人说完，吃力地站起身，蹒跚着走到门边，从一个提篮里摸出两只大柚子，递给“儿子”，笑笑说：“怕有多年没吃到自己家乡产的这玩意儿了吧？” “嗯，柚子倒没少吃，咱家乡的味道可就没吃到过。”这倒是确实的。将军知道老人的家乡是有名的柚子产地，当年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也曾到过那一带，可这道地的果产他还没吃过呢。他拿起小刀，熟练地把柚皮剖开，剥出那粉红色的肥硕的果实。 “还记得不？”老人把一片柚子摸索着递给“小孙孙”，转脸向着“儿子”，“你离开家的时候柚子刚熟，那天，我和你妈把你一直送到村头咱那几棵柚树底下，你还非要带上几个给同志们吃不行。那时候我身板壮，眼力也好，我亲自爬到树上摘了几个扔给你，从那里一直看着你走出几里路……” “记得！”将军含糊地应了声。他脑子里浮起的却是另一幅情景。他是在一个黑夜里，土豪堵着大门的时候，翻过墙头逃到红军去的。那时父亲手托着他的屁股，把他推到墙上，然后递给他一个衣包，把仅有的五十个铜元放进他的口袋里……那时父亲的眼睛……他望望老人家的眼，问道：“爹，你这眼是怎么糟蹋的？” “还不是那些狗东西造的罪？”提起眼睛的事，老人顿时变得十分激动了，滔滔不绝地讲起来：那是红军长征走了以后，这位忠于革命的老农民就暗暗做起了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工作。不幸，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由于叛徒的告密，老人被捕了。敌人知道他熟悉通往游击队密营的每一条山径，在把他残酷地拷打之后，又逼着他给白军带路。就在白军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老人向看守骗来了两大把石灰，咬着牙揉进了自己的眼里……因为残废了，老人才活着被抬出了敌人的监狱；亏得亲友邻居的细心照料，总算保全了半只眼睛。 “孩子，”老人激动地结束了他对过去艰难遭遇的叙述，“这些年来，我这做老人的没有给你丢脸啊！” 将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听着老人的叙述。关于老区人民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多年斗争的情形，他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回到故乡时，曾经站在自己父亲的坟前，怀着悲痛和敬意听乡亲们讲过。而现在老人的话又勾起了那一幅情景。将军不由得再一次想到草地水面上的那顶浮动着的褪色的军帽和那高擎着步枪的手……仿佛直到现在，将军才更清楚地体会到为了革命胜利人民所付出的全部代价。这里面不只有血，还有那数不清的眼睛所流的眼泪。“对于这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切的人，你怎么爱他们也不会过分的！”他觉得自己的心和老人靠得更近了。他深情地抓住了老人的手：“爹，那些年你可受了苦啦！” “苦，不怕！为革命嘛！当时我就跟人讲：‘给我剩下半个眼，我也用它看着这些家伙完蛋，看着咱红军回来！’可不是，就让我看到了！”老人抖抖索索地装上一管毛烟，等“儿子”给点燃着了，猛吸了一口，又说：“唉！说实话，这半只眼还有一个用处，就是等着能看一看你。你不知道，为了你，就这一只眼流的眼泪也足够个小伙子挑的啊！” 将军默默地掏出手绢，把老人眼里的泪水揩了揩，说：“爹，别难过啦，我不是在这里吗！” “是啊，想看的我都看到了！可是，”老人略略顿了一下，脸上浮上了一种不快的表情，“别怪你爹数落你的不是：胜利了这么多年，人家活着的都回家看过了，可你怎么连封信也不往家写呀？” 老人责备得对，做儿女的怎么能对老人这么冷淡？将军懊恼地想：为什么没有早些和这位老人相识呢？但是又怎么向他解释？他嗫嚅着，说着临时涌到嘴边的“理由”：“这些年我在学习……”“信，我写过……”可怎么也觉得理屈。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将军的爱人高玫走进来，才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高玫，你看爹来了！”说着，他轻轻地扯了扯她的衣角。 高玫会意地点点头，连忙跑上去，亲热地叫了声：“爹！” “爹，别净想那些伤心事了，”将军伸手挽住了老人的胳膊，“来，吃顿团圆饭吧！” 在一张圆圆的小桌周围，坐下了这老少三代的一家人。老人的心情显然平静得多了，他把儿子拉在自己身边，不停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那凄苦、不安的表情早就消失了，幸福和满足的笑容挂在他那苍老的脸上。 为了使老人增添些欢乐，将军倒满了一碗老酒，端到老人的面前。 “你还没有忘了哇？”老人笑着接过酒，喝了一大口，扬起手掌擦了擦胡子。在他眼前浮上了多少年前让孩子端只瓷碗去打五个铜子的老酒时的情形。而在将军眼里，老人这爱好，这动作却又是那么熟悉——“连这些地方也像我的父亲呢。” 将军竭力回忆着自己父亲的一切爱好，把记得起的父亲爱吃的菜连着夹到老人的碗里去。老人却没有怎么吃，他不时停下来，向前探着身子，瞅着“儿子”吃饭，好像这比他自己吃还要紧。 “看，还是那么狼吞虎咽的，这又不是小时候了，没得吃！……”老人直盯着“儿子”的嘴巴，忽然，他用筷子戳着将军的嘴角问道：“我记得你这里有个瘊子，怎么刚才没摸着？” “那……”将军刚要回话，高玫笑着把话接过去，“他嫌刮胡子不方便，早就弄掉了！” 过一会儿，老人又发现了什么，感叹地说：“年岁久了，人都变了，我记着你小时候都是左手拿筷子……” “受了伤，不改不行嘛！”将军赶忙捋起袖子。左手腕上凑巧有一个伤疤，那是广阳战斗叫日本鬼子一枪打穿的。 借着这个话题，将军连忙避开谈论他“儿时”的一切，他历数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谈到这些年来的战斗，谈到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爱人和孩子的情形……他想出一切动人的和逗趣的故事，讲给老人听。大概因为这环境太特别，这些故事吸引了老人，将军自己也深深地激动了。 这顿饭吃得时间特别长，当老人喝下最后一匙菜汤，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将军和高玫小心地搀扶着被醇酒和疲乏搅得昏昏欲睡的老人，走进了为老人预备好了的卧室。 不知是因为酒醉还是什么原因，老人睡到床上，却突然坐起身。用他那枯老的双手猛地抓住将军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拼命地睁着眼望着、望着，用一种变了音的腔调惊叫着： “你是大旺子？……” “是！”将军不安地回答。 “你是我儿子？……” “是啊，爹！”将军情不自禁地紧紧地抱住了老人。 “呵！可看到了！……”老人放声大哭起来。 将军，这位身经百战、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也没流过一滴眼泪的人，这时候，泪水却顺着腮边流下来。 老人，这经受了百般磨难的老人，在哭声里睡着了。将军目不转睛地望着老人那张挂着泪痕和笑容的脸，它是那么苍老，又那么和善、安详。他轻轻地给老人盖好了被子、关了电灯，踮着脚走回了自己的寝室。 将军点燃了一支烟，在寝室里来回地踱着步子。他的脚步和他的心一样沉重。死去的战友的印象，故乡土地上那累累的坟茔，父亲的面容，老人的眼睛……一齐在眼前晃动。 高玫走近他的身边，低声地问：“也许这是你常说的老曾的父亲？” “不，也许是，也许不是……” 孩子一面啃着柚子，一面说：“爸爸，把你看地图的那个放大镜给我吧，明天让爷爷好好看看我……” “明天，咱俩一块出去一趟，给……给老人家添几件衣服……”高玫说。 “是啊，”将军含糊地应着。他望望爱人，又望望孩子，缓缓地点了点头，像是回答他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多少年的斗争，我们的人付出了一切！现在，我们活着的，要把担子挑起来，能多干一点儿也是好的！” 说完，他霍地转过身，来到了窗前。他猛地推开了窗子。窗外，天空清亮亮的，满天星斗，间或有几颗流星无声地扫过去。窗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已脱落了，那鹿角般的枝丫正倔强地指向夜空。傍着槐树，那棵柏树的蓊郁的枝叶，正伸搭在槐树的干枝上。 将军深深地吸了口气，忽然，他放大嗓子喊了声公务员：“赵振国，明天去医院帮我的父亲挂个号。记住，挂眼科！”他把“我的父亲”四个字说得声音特别大，大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 1958年10月27日 [book_title]夜 夜，漆黑。 这是个战斗的夜。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已经是三月末的天气了，可在这黔北山区，深夜里还是很凉的。冷风不停地钻进窗棂，灌到屋里来。 勤务员小韦冷不丁打了个寒噤，醒了。他觉着肩上沉甸甸的，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床旧夹被披在他的身上了。他紧握着夹被，先向墙角瞥了一眼，看见那块用砖头支起的门板上，毯子还是整整齐齐地铺在那里。再向桌边望望，只见首长依然坐在那里，对着桌上的地图看着，不时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然后用铅笔在图上画上点什么。 小韦坐在竹凳上，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注视着首长。他看见，这张轮廓鲜明的脸上，眉毛还是那么浓，嘴唇和颔下的胡子还是那么密，可是两颊却明显地消瘦了，就连衣领也宽出了许多。在遵义开过会以后，刚发来这件军衣的时候，本来穿着是正好的嘛。 他轻轻叹了口气，从挎包里拿出一支蜡烛，走到桌边。他一边点着蜡烛，一边低声说道：“第三支啦！” “嗯，嗯。”首长朝小韦微微一笑，又俯身看图了。 “看，看，”小韦本来想好了话，要劝首长几句的，可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埋怨，“一张地图，老是看，也不睡会儿。” 首长抬起头，看着小韦，亲切地说：“你来看，看那里。”他抬手向窗外、向枪声响着的远处一指，“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在干什么？” 小韦向黑夜瞥了一眼：“打仗呗！” “你再看，”首长站起身，揽住小韦的肩膀，走向窗前，指着不远处一个窗口透出的灯光：“那是什么地方？” “我知道。”小韦答道。就是水塘边上那所泥墙草屋，几个钟头以前，他曾经摸黑去送过一趟信。“毛主席在那里工作嘛。” “是啊！可你倒要我休息。”首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好一会儿，才深情地说道，“长征的路，有千里万里，我们要把每一步都走好，走出胜利来！” 说完，他从小韦手里拿过蜡烛，抓在手里，又回到桌边。 听了首长的话，小韦觉得心里一亮；可又觉得首长并没有回答他现在考虑的问题。于是又向那空空的床铺瞥了一眼，回到小竹凳上坐下，轻轻地抓起一把碎稻草，填进那床夹被里去。这点碎草是和饲养员争执了一番才弄到手的，必须瞒着首长填进夹被里才行。俗话说“寸草遮丈风”嘛。天这么凉，从江西带出来的那床旧毯子太薄了，又磨出了好几个窟窿；要是今晚首长能多少睡一会儿，那么，在毯子上边压上这么一床“草被”，就可以暖和点儿了。 碎草填完了，再把夹被在门板上铺开，把草摊平；只要在开口的地方缝上几针，这“草被”就做成了。小韦正兴冲冲地理着针线，忽听得桌子上“吧嗒”响了一声。他扭头看去，只见首长依然端坐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地图，右手还是握笔的姿势，铅笔却掉到了桌子上；左手握着的蜡烛，不知什么时候倾斜了，烛油正一滴一滴地落在手背上，已经积了拇指大的一堆。 “他睡着了……他，太累啦！”小韦眼眶子一阵发酸。自从长征开始，他被调到首长身边工作，这样的情景他见过不是一回了。他连忙奔到桌边，轻轻地扳开首长的手指头，把蜡烛拿过来。他一面往桌角上滴下烛油、安放着蜡烛，一面编出了几句“厉害”点的话，想狠狠地埋怨一番，可是，就在这一霎间，他改变了主意，又轻手轻脚地回到了竹凳上。 他托着下巴，定睛看着首长。一分钟，又一分钟……首长——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一点一点挤出来，献给了革命战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还是那样端端正正地坐着，但是小韦的心头却轻松多了。他高兴地想道：“睡吧，哪怕就这么坐着、睁着眼睛睡一会儿也好啊！” 突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小韦吃了一惊，慌忙扑向门边，可是已经迟了。门开了，军委卢参谋走进来。他急匆匆地敬过礼，走向桌边。 首长一怔，抬起了头，问道：“你来啦？什么事？” 卢参谋把一份电话记录递过去。首长接过了文件，默默地看了看；捏着文件的手慢慢地搁在地图上。 卢参谋打开笔记本，握住了铅笔，注视着首长。 一两分钟过去了，首长没有说话。 为了不打扰首长思索，卢参谋绕过桌子，来到小韦身边。他用铅笔敲了一下小勤务员的鼻子，奇怪地问：“你这孩子，怎么啦？看这嘴噘得能挂住个油瓶……” “这风……”小韦扭头擦了擦眼睛，声音哽咽地，“你呀，来得真不是时候……我，我刚刚给他偷来了几分钟，又叫你给抢走了……” 说话声惊动了首长。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卢参谋掏出怀表看了看，慢慢走到桌边，俯身低叫道：“周副主席！” “唔。”周副主席漫应着，转过脸来，招呼卢参谋坐下。 卢参谋简要地报告了情况：先头部队根据军委的命令，就利用这漆黑的夜，胜利渡过了乌江。现在，部队正在乘胜向前发展。关于下一步的行动，部队有几个问题向军委、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 周副主席伸开双手，重重地在脸上搓了两把。手掌擦在胡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把文件放在面前，一面剥着手背上的蜡壳，一面仔细阅读着，读完了，略微想了想，然后向卢参谋说道：“部队过江以后，继续按照军委的部署，向东南方向前进！”他指着地图，“就在这一带，寻求新的时机！……” “是。”卢参谋迅速记录着。 “要加强政治工作。”下达完命令，周副主席补充道，“告诉部队，毛主席安排的全军佯动的行动，完全成功；敌人被调动了，乌江以南空虚了，我们就一下子插到敌人心脏里去。看，敌人很听话哩！”说完，他快意地笑了。 在这爽朗的笑声里，卢参谋收拾好文件、笔记本，转身要走。周副主席又叫住了他：“行军序列要安排好，尽量让暂时不行动的部队休息，多睡一会儿也是好的。” 小韦扭亮了手电，送卢参谋走出门去。在门口，卢参谋低声嘱咐道：“看见了没有？首长眼睛都熬红了。你可要提醒他注意休息啊！” 小韦委屈地点了点头：“谁说不是呢！他还是在过赤水河的时候，站在河边靠着马鞍子打了个盹儿，到现在，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啦……” 听到背后的脚步声，小韦把话停住了。他望着向门边走来的首长，看出了什么，慌忙指着门外，提醒地说：“看，天这么黑……” “黑夜？好哇！”周副主席也看出了小韦的意思，笑着把话接过来，“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黑夜里，行军，打仗。走好了，打赢了，胜利的明天就是我们的啦！”他亲切地抚摩小韦，却又略带责备地说：“你这个同志呀，刚才卢参谋来了，怎么不叫我一声？” 小韦噘起了嘴：“你，你老是不肯休息……”他说不下去了，两大滴泪水忽地涌了出来。 “嗨，看你……”周副主席扬起衣袖，给小韦揩着眼睛，“这孩子！你今年才十五岁，对不对？”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小韦点点头，不解地望着首长。 “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会了解我们了；你就会明白：应该这样做！”周副主席把话略停了停，像是让这年轻人嚼一嚼话的味道，然后，又指着门外，充满感情地说：“想一想，在全中国，还有全世界，有多少劳苦的人，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生活还像这黑夜一样黑、一样冷啊！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就是要加倍地工作，工作，让他们看到太阳，得到解放。” 小韦深情地看着周副主席。他觉得，这个人，这个极度疲劳又浑身是劲的人，仿佛全身都发着光。这光，照暖了，也照亮了他这个少年红军战士。 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下子闯进了这个小红军的心：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醒着和睡着的时候，可是，一个红军战士究竟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切，去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坚持战斗？ 他长了十五岁，想到这个人生的大问题，还是第一次。 他霍地转过身，摘下墙上的驳壳枪，一下子背到了身上，紧抓着手电筒，大步来到周副主席身边。 周副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扬起手掌，在脸上搓了搓，随即拍了拍小韦的肩膀：“走吧，到前边看看去！” 小韦没有再说什么。他扭回头，又看了看墙角里那张门板，伸手抓起那床“草被”，用劲一抖，把里面的碎草倒掉，把夹被轻轻地披到周副主席的肩上。然后，紧跟在首长后面，一躬身，钻进黑暗里去了。 夜，漆黑。 枪声更紧了。 1976年12月19日 [book_title]足迹 拐过那道挂满冰柱的断崖，大雪山的山顶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候，山背后突然腾起了一片雪雾，冷风推送着一大片浓黑的乌云，疾速飞来，遮得天昏地暗；接着，风吹起的积雪，夹着天上飘来的大片雪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断崖，都笼罩在一片雪帘雾幛里，前面部队刚踩出来的路径又模糊不清了。 指导员曾昭良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忧心地摇了摇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搀在病号腋窝里的那只手攥紧了，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他是在部队行进到山腰，就要进入积雪区的时候被指定参加团的收容队的。一路走着，他收容了三批因病掉队的同志，组织好人力，把他们送向前去。他本来可以走快些，赶上本队。可是，就在半个小时以前，他遇上了这个病倒在路旁的同志。搀着一个同志走，就慢了，终于没能赶到起风之前翻过山去。 路，越来越难走了。曾昭良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涨大了几倍，眼前迸散起一串串金星。两腿好像被积雪吸住了，足有千斤重，每挪动一步都要积攒浑身的力气。特别难耐的是胸口，好像猛地塞进了大团棉花，透不出气来；心跳得怦怦响，似乎一张口那颗热乎乎的心就会一下子跳出来。这时候，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该有多好啊！可是不行。在接受收容任务的时候，他就听说：山顶上空气稀薄，在身体衰弱又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被搀扶着的病号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停住了脚，倚在曾昭良的肩膀上，说道：“我可是一点儿劲也没有啦！”他喘了几口粗气，仰起脸，乞求地说，“同志！听我说，把，把我扔下，你……” “瞎说！”曾昭良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像是为了回答，他更加快了脚步。 “力量……”走了一阵，那个同志又说话了，“这会儿，要是有人能，能把力量这种东西，给，给我们，哪怕给上一点点……” 曾昭良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笑。这位同志说的，和他想的，竟然一模一样。可是，这种事，在心窝里想想也就罢了；要不，也只有神话里才会有。现在，在这鸟兽都绝迹的茫茫雪山上，在人们最后一丝丝力量都快用完了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他把口气放软了些：“别说傻话啦，同志，把剩下的力气省着点，我们能爬上去！” 一步，两步……尽管走得很慢，雪路却终于一尺一尺地移到身后去了。约莫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奋斗，他们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 当两个战友互相依傍着跨出登上山顶的最后一步以后，那个病号脑袋一歪，倚在了曾昭良的胸前。曾昭良也发现，自己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在这一步里用完了。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曾昭良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只见在这不大的雪坪上，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好几个红军战士；还有几个人大概是刚刚赶到，正摇摇晃晃地寻找着地方，准备坐下来。看来，这些同志也刚刚经历了在暴风雪里翻上山顶的一场搏斗，已是精疲力竭了。 曾昭良的心像是被谁揪了一把，又紧又疼。他忙扶着病号站好了，指着下山的路，嘱咐几句，然后，脚步踉跄地向一个坐着的战士走去。但已经迟了——那个同志的胸口已经和胸前的手榴弹一样冰冷，再也起不来了。他把手榴弹袋取下来挂在肩上，又奔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司号员。可是，就在他刚刚抓住小司号员的肩膀的时候，那个被他扶上山来的病号却噗地坐下了。 曾昭良焦急地跺了跺脚：“怎么办？” 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一只手伸了过来，挽住了小司号员的另一只胳膊。 曾昭良的心头立时松宽些了。他抹去了眼角上的雪水，定睛看了看来人。这人穿一身普通的红军单军衣，只是面容有些特别：连鬓的胡须上挂着冰碴，堆着白雪，浓密的眉毛上沾满了雪花，看去简直像神话里的老人了。那双眼睛，那么和善、亲切——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可是到底在哪里见过，曾昭良却想不起来了。 那人深深地喘息着，显然也在积蓄着力气。过了一会儿，才点头示意：“来！使劲！” 两人一齐用力，把小司号员搀了起来。 这时，曾昭良才发现，就在这人的身后，跟着上来的三四个同志，也都分散开来帮助坐下的同志去了。 那人爱抚地扬起袖子，掸了掸司号员脸上、头上的积雪，然后扭转身，向着山顶上的人们说道： “同志们，革命，需要我们往前走哇！” 这话声音不高，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顿时，坐下来的人们都一齐向这人望过来。那一双双眼睛里，都闪出兴奋和喜悦的光彩。人们低声传告着什么，有的在努力往起站，有的已经在同志的帮助下站了起来。人们扛起了枪，挽起了臂膀，结成了一条人的长链，缓缓地向着下山的路移动了。 曾昭良看见，刚才他搀的那个病号正和走过身边的一个人说着什么，忽然，他一按雪地爬了起来，蹒跚地往前走去。快要走到身边的时候，曾昭良连忙伸手去扶他；他却坚决地把手推开，昂起头，说了声：“我能走！” “这都是因为他，和他刚才那句话的力量啊！”曾昭良怀着深深的敬意望着那个同志，暗暗想道。 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扶着一个炊事员来到那人身边，低声地说道：“走吧，你身体不好。” 那人轻轻拂去警卫员伸过来的手，没有应声。他默默地望望山后，又看看曾昭良。突然，他把一只手搭到了曾昭良的肩头上，问道： “是党员吗？” “是。”曾昭良回答。 “你累了吧？” 曾昭良望着那双亲切的眼睛，点了点头。 “是啊，困难！”那人深深地喘了口气，“可是，要是不困难，要你，要我，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他手抚胸前，喘息了几下，又向曾昭良靠近了些，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关切，“同志！——你看见了，这里需要留下一个人。” “是，需要。”曾昭良应了声，思索着这话里的意思。 那人伸手摸了摸曾昭良的衣服，然后抚摩着自己身上，又打量着周围的人。曾昭良思忖道：“他大概是想给我找一点儿御寒的东西。”可是，他身上除了那件单薄的军衣，又有什么富余的衣物呢？ 警卫员显然弄错了首长的意思，连忙打开皮包，把纸和铅笔递过来。 那人笑了笑，拿起铅笔，向着手上哈了口热气，然后飞快地写着： “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曾昭良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任务。他严肃地立正，问道：“这命令是……” 那人微微一笑，在命令的后面签上了三个大字。 曾昭良看着这个整个红军都衷心敬爱着的名字，顿时，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啊，这个带着疾病、挂着满面霜雪、和他一道走过这段艰难道路的人，这个和红军战士们肩并肩、心贴心的人，就是协助毛主席统率全军、组织这万里长征的人啊！ “是！周副主席！”曾昭良激动地接过命令，举手敬礼，并且庄严地复诵着：“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同志！”周副主席沉重地点了点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路上，有各种各样的关口。共产党员就要出现在这些关口上！”他紧紧地握住了曾昭良的手，“好，你带走一批之后，把任务再交给下一个同志。” 说罢，他搀起了小司号员，向前走去。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 风雪更紧了。 曾昭良紧握着命令，深情地望着长征部队走去的方向。只见敬爱的周副主席，搀扶着战士，迎着迷茫的风雪，在大步走着，走着…… 在他的身后，在这千年积雪的雪山上，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脚印。 看着，看着，一串感激的热泪，滚过他的腮边，滴到了衣襟上。 看着，看着，他明白了：不是幻想，不是神话，确确实实就有那样的人，能够把战士的心照亮，能够把战士心底蕴蓄着的力量唤醒，能够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别人——无私地交给别人。 1976年12月20日 [book_title]肩膀 西天，一抹晚霞正在消褪；远处，起伏的丘陵后面，淡淡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 通信员小秦望着这幅草地景色，又向前方看了看，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凭经验，他知道离天黑不过还有个把小时；按照草地行军的习惯，这会儿该是宿营的时候了。先头部队正忙着搭帐篷、捡柴火，或许有人已经点燃了篝火、煮起了野菜。可是现在呢，整个草地空荡荡的，看不见火光，听不见人声。小秦抚摩着肩上的扁担，愁烦地想：“要不是它，也许早就赶上队伍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把扁担换了个肩，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这副担子，是两个钟头以前才落到小秦肩上的。 还是刚过正午不久，他觉得左臂的伤口有点疼痛。那是一个月以前，在一次战斗中送信的时候，被敌人子弹打穿的，现在已经收口了。他怕同志们发现了，又要照顾他，便悄悄离开了大队，躲在一丛矮树后面包扎起来。自从进入草地以来，他这样做倒也不是头一次：没关系，包扎好以后，脚底上使使劲，再赶上队伍就是了。可是，这次因为找到的那一潭清水吸引了他，洗完了伤口，又高兴地洗了把脸，等他从树丛后面钻出来，部队已经走远了。恰在这时，又来了一阵暴风雨，风雨里看不清路，走错了方向。 正当他冒着暴风雨在烂泥里奔跑的时候，猛地撞到了这副担子上。这是两个不大的木箱，被棕绳紧紧地捆在一根小竹扁担上。里面装着不多的药品、纱布和几件医疗器械。就在担子前边一米多远的泥塘里，这副担子的主人——一位中年的红军战士牺牲了。小秦摘下他那顶小小的八角军帽，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没走完长征道路的烈士。从现场的情况判断，这位同志也是在赶队的情况下，遇上了刚才那场风雨，陷进了这可恶的泥潭。还可以看得出，就在这位同志陷进烂泥之前的一霎，他还拼着全力，把担子抛到了泥潭边边上。这样，担子保住了。担子，又成了预示危险的标志；小秦就是靠它拦了一下，才没有掉进泥潭。 于是，小秦含着眼泪埋葬了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友，挑起了这副担子。 起初，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啊：担子，是战友留下的革命财产，必须挑上它；再说这担子也并不算重，参加红军以前，他给地主放牛、割草、砍柴，哪一担不比这重得多哪！因此，他满怀信心地相信：他一定能挑着它赶上队伍，走到宿营地。他甚至一边走一边想象出赶上队伍以后的情景：篝火边上，指导员接过担子，抚摩着他的头，当着同志们夸奖他说：“看，是谁办了这么件大事？是小秦嘛！嗯，像个样子，可以参加共青团喽！”想着，他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 但是，长征道路上的艰苦和困难却是无情的，它们像铁锤一下下敲打着小秦的体力和信心。现在，当他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却发现，坚持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他觉得自己肩上好像挑着的是两座山，肩膀被压得钻心地痛；两腿软绵绵的，抬不起、迈不动，还直打绊子；路，似乎也忽然变得崎岖不平了。再加上寒冷和饥饿一齐袭来，他头晕得天旋地转，浑身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 他咬着牙，挺着脖筋，好不容易跨过了一段烂泥塘，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块小高地。就在这时，脚下被草根一绊，猛然摔倒了。他歪坐在地上，望着在眼前晃动的水草、矮树和那对木箱，心里想：“不行了，我是挑不动啦！也赶不上队伍啦，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只一会儿……不要紧的，反正后面还有部队，反正……”这么一想，他觉得浑身骨头架子都散了，那抓着扁担的手一松，倒了下去。 小秦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跟着连里的同志们，正在和敌人争夺一座吊桥。好高的铁索吊桥呀！在桥当中，他抓住了一个敌兵，一用劲，倏地一下，和敌兵一起掉进了河里。哎呀，水真凉，冷得他直打哆嗦。忽然，妈妈来了，他一头栽进了妈妈怀里。嘿！好暖和呀……可就是，妈妈的头发老在脸上扫来扫去，真痒……于是，他一晃脑袋，醒了。 朦胧间，听见有人在说话，那话音是那么远，像从天边飘来的： “……怎么办？” “带起走嘛！”答话的是个浓重的四川口音，“锻炼一下子，这娃儿会成为一个好战士的！” “这不是妈妈的声音呀？”他想着，用力睁开了眼。不错，自己正是在一个人的怀里躺着呢——一位同志一手把他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在他额角上轻轻抚摩着。他仰脸望去，只见这位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宽阔的额角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纹路。大约好些日子没有刮脸了，敦厚的嘴唇上生着一抹浓密的胡楂儿。“刚才，大概就是这些胡楂儿把我弄醒了的。”小秦暗暗想道。尤其吸引他的是，就在那两道平直的一字眉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醒了！”那同志微微一笑，那双眼睛更温和、更慈祥了。他向旁边的战士问道：“做好了没有？” “好了。”一个背驳壳枪的战士端着一个小搪瓷碗走过来。 这时，小秦才看清，在他身边已经升起了一堆篝火，七八个同志正围在火旁忙活着。 那位老同志接过碗，放在嘴边试了试，又轻轻吹了吹，然后慢慢送到小秦嘴边。 碗里，是加上青稞面粉煮的野菜汤。小秦吃着却是那样香甜。 看着小秦狼吞虎咽地吃着，那老同志亲切地问道：“你多大啦？”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和他那慈祥的面容一样，使小秦觉得十分亲切。 “十三岁……半了。”小秦回答。往常每逢有人问他，他总是多说两岁的，但对着这慈祥而又亲切的老同志，他照实说了。 “十三岁，还有个半！”那同志笑笑，又问：“怎么掉队啦？” 小秦吃着菜汤，简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说。 “对，那是一个好战士呵！”老同志深情地点了点头，“小鬼，你也是个好同志。看！你接过来，又把它挑了那么远。” 得到了老同志的夸奖，小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可是，”老同志亲切地摸着小秦的臂膀，又问了，“你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了呢？” 小秦坦白地说：“我，我想歇歇。” “噢，想歇歇？”老同志指了指木箱，“那么，这东西怎么办呢？” “这……”小秦觉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他嗫嚅地说，“我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 “不！”老同志收敛了笑容，慢慢地摇了摇头：“你有劲儿，知道吗？你有很多很多的劲儿。” 小秦不解地望着这位老同志，心想：真怪，我哪里来的劲儿哟。再说，我有没有劲儿，他怎么能知道呢？ 老同志没再说什么。他把小秦扶着站起来，从背驳壳枪的战士手里拿过一个皮盒子，慢慢打开，拿出了一件东西。小秦认得出，那是一架望远镜。老同志把望远镜拿在手里，调整了一下距离，然后递给了小秦。 小秦把镜子举在眼前，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望去。草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就在夜幕垂下的天际，现出了点点火光。他高兴得跳着叫起来：“篝火！” “对，那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老同志把一只大手搭在小秦肩头上，轻声地说，“篝火后边是什么地方呢？” 小秦仔细地看了半天，摇了摇头：“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吗？”老同志笑了，“那里，是草地的边边。再往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明天、后天的目标。” “陕北？” “对，陕北。”老同志深情地重复了一句，“党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去年就到了那里。现在，毛主席正在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我们大家哪！”他那双搭在小秦肩头上的大手按得更重了，“在那里，有好多好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啊！” 小秦觉得这些话又亲切，又有意思。这些话，像眼前的镜子一样，为他显现了未来的目标。这些话，像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着他，拉着他，向一个新的天地前进。小秦放下了望远镜，激动地望着这位老同志。 “小鬼，要鼓起劲儿来，继续前进！”老同志接过望远镜，又继续说下去，语气更温和、更亲切了：“要知道，将来，革命的将来，属于你们，也依靠着你们呀！” 话，一下子钻进了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心，引起了他深沉的思索。 就在小秦想着的工夫，同志们已经踩熄了篝火、收拾好行装，准备继续上路了。他这才发现，这支小队伍里，有一半是病号。 刚才讲话的那位老同志，搀着一个病号走到小秦的身边，把病号交给了他，然后弯腰抄起了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他挑着颤悠悠的担子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向着小秦说道：“小同志，赶上前去呀，不要掉队！” 这时，小秦又看到了那双温和而又慈祥的眼睛。 只见，那老同志挑着担子，迈开大步在队伍的前头走着。那魁梧的身躯和宽阔的肩膀，那么结实，那么健壮。仿佛就靠这个坚强的人的带动，整个队伍才走向前去。 小秦搀着病号，跟在后面走着。远处的篝火一步一步移近了。 这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步迎上前来。向那位老同志敬了个礼，低声地说着什么。 小秦向身边的病号问道：“那位同志是谁呀？” “哪一个？” “就是刚才抱着我的那个人，那个在前头挑担子的同志。” “嗨，你这小鬼！”病号笑了，“那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呀！” “啊，是他？！”小秦怔住了。刚才，那使他感到温暖、引导着他奋力向前的那些情景和那些话，又重新清晰地浮现出来，占满了这个红军小战士的心胸。他连忙把病号交给跑过来的那个干部，自己拔腿向前跑去。 小秦赶上去，紧紧抓住了扁担。 “我说你有劲嘛！”朱总司令爱抚地摸了摸小秦的肩膀，举起扁担搁在小秦的肩头：“好，挑着吧！肩膀，挑重担子的肩膀，就是在前进的路上磨出来的！” 小秦把肩上的担子扶稳了。就在这一霎，他又看到了那双眼睛。这眼睛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祥。 小秦挑着担子，望着朱总司令那健壮的背影，踏着前边的脚印，大步走着。就在这时，他明白了：这副担子本来就是属于他的。现在是他的，将来也是他的。 1977年5月30日 [book_title]草 二班长杨光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他欠起身子，四下里打量着、回想着，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是躺在湿漉漉的草地里。 昨天，也就是过草地的第四天，快要宿营的时候，连长把他叫了去，要他们班赶前到右前方一个小高地上，担任警戒。他们赶到了指定地点，看好哨位，搭好帐篷，天已经黑下来了。就是他，动手去解决吃饭的问题。他提着把刺刀，围着山丘转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小把水芹菜和牛耳大黄。正发愁呢，忽然看到小溪边上有一丛野菜，颜色青翠，叶子肥嫩。他兴冲冲地砍了一捆拿回来，倒进那半截“美孚”油桶里，煮了满满一“锅”。 谁知道，问题就发生在这些野菜上了：换第三班岗的时间还不到，哨兵就捂着肚子回来，把他叫醒了。他起来一看，班里同志们有的口吐白沫，有的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有的舌头都僵了。倒是他和党小组长因为先尽其他同志吃，自己吃得不多，症状还轻些。于是两人分工，一个留下警戒和照顾同志们，一个向上级报告。就这样，他摸黑冲进了烂草地；开始是跑，然后是走，最后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地上爬。爬着，爬着，不知什么时候昏过去了。 当一切都回想起来了以后，他的心像火燎一样焦灼了。他用步枪支撑着，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上了一个山包。 这时，太阳冒红了，浓烟似的雾气正在消散。他观察着，计算着，判断着方位。看来，离开班哨位置已经是十里开外了，可是看不到连、营部队宿营地的影子。显然是夜里慌乱中迷失了方向。不行，得赶快找部队去，救同志们的性命要紧啊！ 他正要举步，忽然薄雾里传来了人声。人声渐渐近了，人影也显现出来，是一支小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几个徒手的军人，后面是一副担架。 他急忙迎上几步，看得更清楚了：前面一个人的挎包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十字。 “好，同志们有救了！”他狂喜地喊道。跑是没有力气了。他索性把枪往怀里一抱，就地横倒身躯，沿着山坡滚下山去。 就在他滚到山包下停住的时候，正好赶在了那支小队伍的前头。 人群和担架都停下了。背红十字挎包的人飞步跑来，弯腰扶起他，关切地问道：“同志，你怎么啦？” 杨光定了定神，把事情讲了讲。末了，他紧紧抓住了那人的挎包，恳求道：“医生同志，快去吧！晚了，人就没救啦！” 医生看看背后的担架，又看看杨光，为难地摇摇头：“同志，我们还有紧急任务！” “什么任务能比救人还要紧？” 医生指着担架：“我们也是要救人哪！” 杨光这才看清楚，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一床灰色的旧棉毯严严地盖在上面。 “那边的同志很危险！”杨光焦急地叫起来。他伸开手拦住了路口，大声地说：“你不去，我就不放你走！” 担架响了一声，毯子动了一下。 医生有点愠怒地看了杨光一眼：“你这个同志，有话不会小点儿声说？你知道吗？这是……”他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个全军都敬爱的人的名字，然后解释地说道，“他病得很厉害哪，昨天开了一夜的会，刚才又发起高烧，人都昏迷了。” “什么，周副主席？”杨光立时惊住了。对于这位敬爱的首长，杨光不但知道，还曾亲眼看见过。在遵义战役之前，这位首长曾经亲自到他们团做过战斗动员。在部队开上去围攻会理的时候，连队在路边休息，他也曾亲眼看见周副主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道，跟战士们亲切交谈。可是，现在竟然病倒在草地上。而他，却在首长赶去卫生部救治的路上，拦住了他的担架……他惶惑地望着担架，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时，毯子被掀开了，周副主席缓慢地欠起了身，朝着杨光招了招手。 杨光不安地走过去。他深情地注视着那张熟悉的脸，却不由得大吃一惊：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首长面容变化多大啊！他觉得心头像刀在搅，眼睛一阵酸涩，竟然连敬礼也忘了。 周副主席显然刚从昏迷中醒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身躯往担架边上移开了些，然后，拉住杨光的衣角，把他拽到担架空出的半边坐下来。 靠着警卫员的扶持，周副主席在担架上半坐起来。他慢慢抚摩着杨光那湿漉漉的衣服，又摸了摸杨光的额头，亲切地说道：“这么说，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菜？” “是。”杨光点了点头。 “那种野菜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杨光从怀里掏出一棵野菜。为了便于医生救治，他临走时带上了它。 周副主席接过野菜，仔细端详着。野菜已经蔫巴了，但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有点像野蒜苗，一层暗红色的薄皮包着白色的根，上面挑着四片互生的叶子。看过以后，不知是由于疲累还是怎的，他倚在警卫员的肩头，仰起了头，眼里浮上了异常的严肃的神情。 杨光担心地看着周副主席，他弄不明白：首长为什么对这棵野菜这么关心。他刚想劝首长休息，周副主席又问了：“这野菜，多半是长在什么地方呢？” 杨光想了想：“在背阴靠水的地方。” “味道呢？你记得吗？” 杨光摇了摇头。因为是煮熟了吃的，没有尝过。 周副主席又举起那棵野菜看了看，慢慢地把它放进嘴里。医生惊呼着扑过来，野菜已经被咬下了一点儿。 周副主席那干裂的嘴唇闭住了，浓密的胡须不停地抖动着，一双浓眉渐渐皱紧了。嚼了一阵，吐掉了残渣，他把那棵野菜还给杨光，嘱咐道：“你记着，刚进嘴的时候，有点涩，越嚼越苦。” 杨光又点了点头。周副主席把声音提高了些，用命令的语气讲话了。他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要医生马上按杨光指出的方向，去救治中了毒的战士们。他又要担架抬上杨光，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总部去报告。他的命令又是十分具体的：他要求总部根据杨光他们的经验，马上给部队下发一个切勿食用有毒野菜的通报。在通报上，要画上有毒野菜的图形，加上详细的说明，而且，最好是附上标本。 一个年轻的卫生员，还在听到谈论有毒野菜的时候，就在路旁打开了挎包，把满满一挎包沿路采来的野菜倒出来，一棵棵翻拣、检查着。这会儿，听到了首长下达的命令，惊慌地叫起来：“那……你呢？” “你们扶我走一会儿嘛！” 医生走过来，劝说道：“你的病情很重啊！” 周副主席微笑着伸出了一个指头，又摊开了手掌：“看，是一个多呢，还是五个或者上万个多呢？” 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做法了。而争辩是没有用的。一时，全都默不作声了。只有晨风吹过荒漠的草地，撕掠着青草，发出索索的声响。 卫生员抽噎了两声，突然抓起一把野菜，发火地说：“都是蒋介石这卖国贼，逼着我们走草地，逼得我们吃草！” “吃草。嗯，说得好啊！”周副主席严肃地点了点头，“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吃草，我们就去吃它。而且，我们还要好好总结经验，把草吃得好一些！” 稍稍喘息了一下，他又说下去：“应该感谢这些阶级兄弟，他们用生命和健康为全军换来了经验。也要记住这些草！”他的话更温和了，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感情，“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想起这些草，懂得这些草；就会看到：我们正是因为吃草吃得强大了，吃得胜利了！” 这些话，从那瘦弱的身躯里，从那干裂的嘴唇里发出来，又慢，又轻，可是，它却像沉雷一样隆隆地滚过草地，滚过周围几个红军战士的胸膛。 杨光激动地听着。就在这一霎，他觉得自己变得强大了、有力了，这力量足足能一气走出草地。他向着周副主席深情地举手敬礼，然后，那紧握着野菜的手猛地一挥，转身向总部所在的方向跑去。 医生向卫生员嘱咐了句什么，也紧抓着那个红十字挎包，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周副主席望着两个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耳边传来警卫员的话音。话是对着小卫生员说的：“……看你说的，为革命嘛，我们吃的是草，流的是血，可我们比那些花天酒地的阶级敌人高尚得多，也强大得多呀！……” 周副主席那浓浓的胡须绽开来，宽慰地笑了，他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开心。自从患病以来，他还是头一次笑得这么痛快。 1977年5月31日 [book_title]食粮 枪声，由稠密渐渐变得稀疏，最后只剩下了几声冷枪的残响。刚才一度热闹起来的草地，又变得空旷而荒凉了。 供给员梁思传按着一块草墩从潮湿的草地上欠起身，向着战场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把腰间的皮带往紧里扎了扎，又随手撸了两大把车前菜叶子，塞进嘴里，一边吞咽着，一边说道：“该是我们的事啦，走吧！” 他把运输排分成了两部分，一半留下来看管着那几挑子银元，一半由他带着向战场走去。 他们刚刚举步，就看见一骑快马奔驰而来。梁思传认得出是总部的骑兵通信员，连忙问道：“战斗怎么样？” “完全消灭！”通信员高声回答。他勒住马，低声问道：“供给员，有什么吃的没有？” 梁思传默默地摇了摇头。 通信员轻轻叹了口气，声音更低了：“不是我要，是……” “什么？”尽管通信员的声音低得像耳语，可梁思传还是像突然听到了炸雷一样，惊住了。他，这位全军敬爱的总司令，也像他一样，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而且还在坚持着指挥战斗！ 他看了看手里那把野菜，心，一下子紧缩了。 他的这种紧张痛苦的感觉，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他担任供给员工作还不久，就在这次北上过草地之前，他才从连队调到了粮秣科来。可是，就在这不满一个星期的供给工作中，他才真正看到了红军部队为了战胜大草地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看到了长征征途的全部艰难。粮食，跨过大草地所准备的全部粮食，就是搭在每个红军指战员肩头粮袋里的、那短短的一截青稞面粉。无论怎样省吃俭用，还是吃完了。就在前天宿营的时候，不少人已经在自己的小洋瓷碗里煮上了野菜。而他这个供给员，供不出一粒米，给不了一把面，也一样拍打那空空的粮袋子了。于是，供给工作就全部交给了这荒凉的草原——让同志们从这千年万代生长着的草丛里，寻找可以下咽的东西。 咬嚼着又苦又涩的野菜，看着同志们那消瘦的面孔和蹒跚的脚步，梁思传的心像火在烧、刀在搅。他多么希望能做一次真正的本职工作啊！——用自己的手，发给同志们一点儿真正可以吃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好的啊！ 就在昨天傍晚，部队首长把他叫了去。映着篝火的光亮，政治委员戳着地图上的几个小方块，向他交代了任务：提前出发，赶到这个藏民村子去，为部队筹粮。政治委员的命令是严肃的，但在梁思传听来简直像是在乞求：“同志，尽力想办法，我们的伤员和病号不能不吃点人吃的东西呀！” 终于有了一件真正的工作了。忍着难耐的饥饿，不顾草地的泥泞和艰险，梁思传带着运输排摸黑上了路。可是，当他在烂泥里走了一夜，借着熹微的晨光走进这个藏民山村的时候，却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连心窝里都凉了。这是一个三面被山岗抱住的山村，从东到西，散乱地摆着十多家藏民房子。可是，不论是石块砌成的碉楼，还是木料架起的楼房，家家门上不是拴着铁链，就是吊着大锁。整个村子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就连在藏民区里经常听到的牛羊叫声也没有了。只有门边挂着的辟邪的红布条，在晨风里摇摆着。 藏民不在家，是不能进房子的。梁思传愁闷地叹了口气，把队伍带出了村子。他放好了警戒，又在村头草地边沿划出了部队露营的地区，然后，组织大家动手采集野菜了——让在烂泥里跋涉一天的阶级兄弟们能领到点儿现成的野菜，就是他这个供给员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供应了。 时过中午，部队陆续赶来了。当他抱着一堆野菜递到先头连连长的手里的时候，前面枪声响了。情况很快查明了，原来是前卫部队截住了一支国民党反动派的骑兵，正在激战。 听到了这个消息，运输排三班长老刘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他一手抓着枪，一手举着一把水芹菜，扑到梁思传面前，几乎是央求地说道：“供给员同志，听我说：你只要给我一点点吃的，我就能一口气冲上去！……”他喘息了一阵，又叫道，“让我去打！消灭了敌人，也给同志们搞点儿……”他的话没说完，身子却歪倒了。 梁思传连忙扶住了老刘。他望着那擦得乌亮的步枪，又望望那张黑瘦的面孔，不禁一阵心痛。这个全排有名的黑大个子，三天以前，还挑着一担银元、外加两支步枪，走得飞快！可断粮两天以来，却被饥饿折磨得连站都站不稳了。现在他只要一点点吃的，一点点比水芹菜稍微耐饥的东西，为的是能去冲锋，去战斗，去为饥饿着的阶级兄弟们夺获点儿食物。可是，他却没有，连一点点也没有。他扶着老刘慢慢地坐下来，安慰地说：“别急，先歇会儿，会有我们的任务的！” 运输排没能参加战斗。但是，枪声和老刘的话，都使梁思传心底里燃起了希望：既然是打仗，也许，能缴获到一点儿东西呢！ 就是怀着这种期望，他没等枪声停息，就带着一些人向前奔去。 果然，当他们爬上一带丘陵，一幅令人喜悦的景象就展现在眼前了。只见，一队战士扛着缴来的枪支走在前面，他们后面，是一群牦牛；影影绰绰看得出：牦牛还拖着两匹打死的马。紧挨着牦牛群，是一大片雪白的羊群，几个红军战士正挥动着树枝在驱赶着。 梁思传什么都忘记了。他欢叫着飞步跑下山丘，一把抱住了一个赶牦牛的战士，连连说道：“同志，谢谢你！” 直到他松开了手，才发现这个同志左臂负了伤，靠一只手拽着牦牛缰绳在蹒跚地走着，两眼却直盯着他手里的那把车前菜。 梁思传点点头，把野菜递到那同志的嘴边：“吃吧，同志，吃吧！再坚持一个钟头，你就能吃上煮羊肉了！” 刚才还是冷清、寂寞的小村庄，顿时热闹起来了。四五十头牦牛，三匹马，还有二百多只羊，被赶进了村头一个土墙围着的大院子里，运输排的同志割来了茅草，正在喂养着这群牲畜。到处响起了牛羊的叫声。 梁思传倚着土墙，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着。刚才，他已经和前卫团的首长办完了交接手续，现在，必须很快做出计划，把这批牛羊给部队发下去。谁说没有供给工作？看，现在就要由他亲手给部队发放食物了。他仿佛已经看见，一堆堆篝火烧起来了，战士们的小洋瓷碗里正煮着新鲜的牛羊肉，冒着泡，泛着油花，散发着扑鼻的肉香……他是那样的专心，老刘叫了他几声，都没有发觉。 老刘正在用力磨着刺刀，边磨边叫道：“供给员，咱们杀哪头呀？杀那头瘦些的吧？……” “嗯，一三得三，三三见九……”梁思传叨念着，“每人先吃它三两……” “不行！”传来了一声低低的声音，接着一只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上。 “要不，就先按二两发……” “一两也不行！”说话的声音提高了，“立即停止发放！” 梁思传愣了。他抬起头，这才看清来人的模样：那宽阔的双肩，健壮的身躯，整齐的灰布军衣上那宽宽的皮带，还有背上那个大斗篷，就连那胸前的望远镜，都是梁思传熟悉的；只有脸颊明显地消瘦了，眼角的纹路更深了，那一向慈祥的眼里闪着严肃的神情。梁思传认出了是谁，连忙站起身，整了整衣服，举手敬礼，低低地叫了声：“总司令！” 朱总司令点了点头，突然问道：“同志，你，是不是红军呢？” “是。”梁思传回答。他听出了问话里责备的意味。 “是红军，”朱总司令向着牛羊群一指，语气严厉地说，“怎么能违犯红军的纪律？” 梁思传连忙解释道：“这是部队从敌人手里缴获的。” “敌人的牛羊，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朱总司令又问道，口气稍微和缓了，“调查过吗？” “……”梁思传答不上来了。刚才急于把牛羊赶回来分发，竟没有向参战部队查问。 就在这时，参谋和警卫员领着十几位藏民走进了院子。朱总司令向着梁思传一招手，两人一起迎上前去。 朱总司令招呼老乡们坐在石条上，亲切地和他们交谈起来。一边谈，一边还不时地向梁思传看上一眼，好像在说：怎么样？明白了？ 是的，听着谈话，梁思传弄清了：原来部队缴获的这批牛羊，是敌人从这村子里抢去的。他懊恨地跺了跺脚，大步走到三班长老刘的身边，把那把磨得风快的刺刀插进了刀鞘。 朱总司令向藏民老乡做了些解释，然后叫他们把自己的牛羊认领回去。 老乡们欢欢喜喜地牵着牛羊走了。院子里重又变得冷清起来，只有两头受伤的牦牛和几只小羊在叫着。 直到这时，梁思传才感到难耐的饥饿和疲劳。他望着朱总司令那变得消瘦了的面容，想起了刚才骑兵通信员的话，他的心又紧缩起来了，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 朱总司令向着梁思传看了一眼，慢慢地走过来：“怎么啦，同志，不高兴啦？” “……”梁思传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声。的确，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应该高兴嘛！”朱总司令说。他的话不像刚才那么严厉了，透着由衷的喜悦，“看，我们不但在战斗里消灭了敌人，我们在政治上也打了一个胜仗！” 梁思传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知道你在为部队的给养操心，你是供给员嘛！”总司令拉着梁思传坐下来，把话音略略提高了，“可是，我们当红军打仗，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民群众嘛！我们就要好好地执行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至于部队供给的困难，”总司令稍微停了停，抬手指着草地，“看，我们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仓库嘛！” 梁思传抬起湿润的双眼，望着总司令：“那你……还有同志们……” “吃点野草野菜，又有什么？这里面还有一笔账要好好算一算哩。”朱总司令打断了他的话，满含感情地说道，“你发下去的东西是少了，可是，同志们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却在这场斗争中增加了，这又是一个胜利！” 梁思传默默地听着。这些看来平常的话语，使他看到了这位敬爱的首长的宽阔心胸。他觉得自己的胸膛也变得宽阔了，充实了，亮堂了；好像正被这些话牵引着，在向着高处一步步走去。他严肃地说道：“总司令，我明白了！” “好！”朱总司令赞许地点了点头，“自然，办法还是要想的。我们已经派出了人，继续向藏民群众作宣传，动员他们卖些粮食、牛羊给我们，供应部队。”他把腰间那条宽宽的皮带往紧里扎了扎，然后伸手从梁思传手里拿过了纸和铅笔，“来，我们先把发给伤员和病号的马肉计算一下吧！” 个把小时以后，村头和草地又像市集一样热闹了。一队队陆续到达的红军战士们，都在为晚饭的野菜忙碌起来。 当梁思传向部队首长传达过朱总司令的指示，背着一捆青草、抱着一大把野菜走回来的时候，西天上已经挂上了一抹晚霞。只见村头一棵小树底下，朱总司令正一边择着野菜，一面向参谋口述着命令。在那所大院子里，三班长老刘正在细心地照料着那几只牛羊。他背着枪，抓着一把水芹菜，在牛羊中间晃晃荡荡地走着。他咬上一口野菜，咀嚼、吞咽着，然后把野菜凑到牦牛的嘴边…… 就在这时，一个健壮的藏族汉子飞也似的跑进院来。 “这一定是来认领牛羊的。”梁思传想道，连忙扔下草捆迎上去，拉着他往牦牛旁边走。那人却轻轻推开了他，只是愣愣地望着他。好半天，才用不太熟练的汉语问了一问：“你们，都是些神兵？” 梁思传被问愣了。他看看藏民，又望望老刘，摇了摇头。 “那……你们怎么不点烟火，不吃饭呢？” 原来，村里的藏民受了反动土司的欺骗，在红军到来之前，关门闭户上了山之后，一直躲在密林里观瞧着。奇怪的是，一整天了，这些被叫作“红军”的兵，既不举火，也不冒烟。现在，他们认领回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抢走的牛羊，了解了这支队伍之后，便大胆地派人前来探听这个秘密了。 梁思传感到实在为难：“怎么回答他呢？” 他正在想着，老刘抢着说话了。他吐掉了口里的野菜渣，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吃，吃过了。” “吃？你们吃什么？” “这……”老刘慌忙把抓着水芹菜的手往后藏，但已是迟了。 那位藏民伸手抓起老刘手里的那把水芹菜，又看了看地上的野菜渣。看着，看着，两行眼泪涌出来，挂在了他那黧黑的脸颊上。他紧抓着腰间的牛角号，突然转身跑出了院子。接着，村外响起了悠长的牛角号声。 随着号声，这个草地上的村庄更加热闹起来了。一家家紧锁着的房门打开了，藏民们背着娃娃、带着衣物、赶着牛羊，走下山来，涌进了院子。 梁思传和运输排的同志顿时忙得应接不暇了。他们打开了银元箱子，点着银元，数着牛羊，称着粮食，计算着价钱……这可是一桩真正的供给工作啊！ 当一切都就绪了以后，梁思传快步来到了朱总司令身边。 朱总司令喝着野菜汤，静静地听着汇报。听完了，对于给养的分配做了指示，然后他紧紧地握住了梁思传的手，缓慢地说道：“同志，记住：我们红军所处的环境，是有变化的——可能十分困难，也可能非常富裕。可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要永远想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有革命纪律的人民军队；我们革命军队的本色是永远不能变的！” “是！记住了！”梁思传庄严地答应着。 确实，他记住了。这深沉的话语，和这天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上。就在这一瞬间，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工作；他也明白了：党的政策、革命军队的纪律，本来就是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77年6月16日 [book_title]标准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了。 草地行军，这黄昏时分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光。连队从满是泥泞的沼泽地里走出来，在一块小高地上停住了脚，宿营了。傍着矮树丛，用布单、包袱皮搭起了各式各样的帐篷；捡来树枝茅草，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在风雨和水草、烂泥里跋涉了一天的红军战士们，围着这一簇簇篝火，烤着湿透的衣服，擦拭着枪支；篝火上架着的脸盆、口杯里，清水在响着，冒着热气。于是，歌声和笑声就随着这火苗、轻烟和雾气，一块儿在大草地上升腾起来。 但是，司务长宋新华的心绪却没有往常宿营那么愉快。他提着个竹篾背兜，在篝火间蹒跚地走着。见到一个战士，就从背兜里拿出一块拳头般大的牦牛肉递过去，随口嘱咐道：“注意，省着点吃，这可是一天的口粮！”说着，他心里暗暗叹一口气：“唉，这算什么伙食标准哟！” 确实，这样发放伙食，在他当司务长以来还是第一次。昨天，当战士们从粮袋里把最后一点儿青稞面粉倒进小碗里以后，连队就完全断粮了。他冒着风雨赶到团里，领到了一头瘦牦牛。团供给处长把牛绳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交代他说：走出草地之前，这是最后的一次供应了。而且还小声补了一句：“这还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照顾连队。总部机关从前天起就已经只靠挖野菜过日子了。”他把牦牛赶回来宰了，狠着心，留出了一半作为第二天的伙食；把这一半切成了小块，按人头发下去。 走过了一处又一处，背兜越来越轻，可他的心却越来越沉了：在这样的水草地里连续行军，一天只吃这么几两肉，怎么能支持得了？而且，往后呢？ 正想着，忽然一个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好！你这个办法要得！”讲话的是四川口音，话音里透着高兴，“同志，要是在这个里边加上点野菜呢？” “掺上野菜？对！”答话的是江西口音，“要加上把辣椒，就和你们四川的回锅肉差不多啦！” “好，好！”四川口音的人爽朗地笑了，“这样子吃法，解决好大的问题哩！” 宋新华循着话音望去，只见两个人正凑在一堆篝火边上忙着。四班长老谢在火上烧着什么，另外一个人站在旁边看着。他看得那么专注，而且显然看了有些时候了，湿衣上流下的水在他脚下积了许多。 宋新华连忙走过去，抓起一块牛肉递给四班长，又抓了一块递给那个站着的同志。 那人推开了他的手，却弯下腰查看地上的背兜。 “拿着吧！”宋新华轻轻叹了口气，“困难嘛，只好按这个标准……” 那人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要！” “不要？”宋新华惊奇地叫起来，“这可是一天的伙食呀！你不要，想要什么？” 那人把手伸进背兜里翻拣着，半天，才说道：“我要牛皮。宰了牛，牛皮呢？” 宋新华摇摇头：“扔了！” “什么？！”那人提高了声音问道，“骨头呢？” “你这人，真是的……”宋新华被对方说话的声调激怒了，他生气地说，“那些玩意儿又不能吃……” 他本来要重重地说上两句的，却突然住口了。就在这时，那人抬起身来。他看到了一张熟识的脸：方脸膛，宽宽的额角，瘦削的双颊上长满了胡子。穿戴也是熟悉的：用自捻羊毛线织成的衣服，扎着那条宽宽的皮带，背上是一只牛皮斗笠。但是，两道浓眉下那双一向温和的眼睛，此刻却照直注视着他，闪着严峻的光。他慌忙立正，低声叫道：“总司令！” 朱总司令摆摆手，接着刚才的话茬说下去：“不能吃？那么，你来看。”他把宋新华拉近火堆，朝着四班长老谢一指。老谢却没有注意这些，他还在专心地忙着。只见他拿起那只牛皮鞋底，用刺刀从边上切下一小条，挑在刀尖上，伸到火苗上去。噼啪一阵响，牛皮上的毛被燎掉了，皮面上冒起一层黄黄的油泡，发出一股淡淡的油香味儿。 “看见啦？”朱总司令向宋新华看了一眼。 “……”宋新华这才明白，刚才朱总司令和老谢谈论的就是这件事。他觉得自己耳根一热，慌忙低下了头。他想起了被自己丢在小河边上的牛皮和骨头。 这工夫，老谢把烧好的一截牛皮扔进小碗里煮着，然后，拿起两根树枝，从碗里挑出了一块煮软了的烧牛皮，一边吹着热气，一边走进矮树丛后面的帐篷里去了。 朱总司令慢慢蹲下身，拿起那只牛皮鞋底，看着。鞋底是用一块生牛皮剪成的，有的地方已经磨光了，但却洗得干干净净，显然早就做好了准备。他看着，又仰起头想了想，然后，解下自己的皮斗笠，拿起刺刀，切下了一条边边，照样放在火里烧着。 “总司令，我……”宋新华欠起身来，“我这就去把牛皮、骨头拿回来。” “等等。”朱总司令止住了他，又抬手向着矮树丛一指。 树丛后面，传来了低低的说话声： “……你吃。这牛肉嘛，留给二排长，他的伤比我们重……再说，还有七八天的路哩，哪能只看眼前这一步棋？……” “那你……”说话的是个年轻战士，“我知道，你是在党的……” “唉，应名是个党员，能力小，不能给党分忧啊！”老谢又说了，“咱们的党和红军遇到了难处，不要紧，咱把苦、把困难砸碎了，你拿一点儿，我拿一块儿，分分扛起来……” 声音渐渐低下去了。 “听见啦！”朱总司令又向宋新华看了一眼。 宋新华觉得自己整个脸都在发烧，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多好的战士啊！他们，要的那么少，可想的干的又那么多！”朱总司令把手搭在了宋新华的肩头上，话比刚才温和多了，“我们当干部的，就要把心贴在战士们的身上；要学习他们，关心他们，就能把工作做好了。” “我知道，你很作难，也很辛苦！”稍停，朱总司令又说了，“我们手里掌握的东西，关系着战士的生命。家当不多，可工作不能少，思想不能差呀！” 宋新华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肩头上的那只大手按得更重了。 牛皮烧好了，朱总司令拿起来轻轻吹了吹，欣喜地看着。 他向黑暗里招了招手。一个警卫员走过来，把烧好的牛皮接过去。 “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种子啊！”说着，朱总司令又从皮斗笠上切下了一小块牛皮，放在火里烧着。“我们要用这有限的财富，用最好的工作方法，把战士带出草地，带到陕北，带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去！” 话说得很低，很慢，但像这暗夜的篝火一样，把人烘暖，把人照亮。听着这深情的话，宋新华觉得浑身都热了。他激动地站起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总司令，我错了！我不该老想着过去的供给标准。” “标准！是啊，无论是供给，还是思想和工作，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标准！”朱总司令把烧好的牛皮，递给警卫员，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严肃地说道，“但是，这是草地的标准，革命的标准！” 说罢，他向警卫员招了招手，大步向前走去。 看着朱总司令走了，宋新华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伸手抓起一块牦牛肉，递给了警卫员。 “这倒不要，可就是……”警卫员把手里的烧牛皮和一把野菜一扬，“发现了这个，首长今晚又要到各单位去宣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哩！” 宋新华站在篝火旁边，目送着敬爱的朱总司令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深情地喃喃自语着： “草地的标准，革命的标准！” 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想到：将来，这样的供给大概不会再有了，但标准却会留下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和检查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工作。 1977年6月26日 [book_title]启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滚跌、跋涉，小部队终于走出了这段充满着艰难和危险的烂泥潭。 排长钟彦标踏上了一块大些的草墩，两脚站稳了，把背上的伤员轻轻放下，然后，又往回迎了几步，帮着两个担架员把担架抬过来。这工夫，走在最后的通信员小胡也搀着一个病号跨上了草墩。 突然，小胡尖声地叫起来：“同志们，部队宿营啦！”话刚出口，劲一松，腿一软，他和病号同时跌坐在地上。 钟彦标却没有像小胡那么兴奋。他抬头看了看天，太阳还在老高处挂着，只是在西北方向，一块乌云正缓缓地漫上来。再向前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块高地上，有一大堆人在活动着。看着这一切，他的心不由得一沉。 自从进入草地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带领本连的三个伤病员赶队了。三天来，他们每天都是出发走得早，宿营歇得晚，就这样，紧赶慢赶，还是掉在了后卫团的后面。现在，天色还早，不是宿营的时候；高地太小，也不是宿营的地方。 “情况不对！”他焦急地想。随即弯腰把伤员背到身上，大声命令道：“快走！” 他们加快脚步赶到了那块小高地。只见这块不过亩把地大的高地上，散散乱乱地挤着五六十个红军战士；有一多半是伤病员。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像他们一样，是掉队下来的。人们有的吵吵嚷嚷，在辩论着什么；有的在拍打着空空的粮袋；有的寻找着野菜；有的干脆在矮树丛间找柴火、生篝火、搭帐篷，准备宿营了。 钟彦标把同志们安置在一簇树丛边歇着，自己在高地上走了一转，这才弄明白：原来兄弟部队有几个伤员在这里休息，后来的一批批赶队的，也就跟着停了下来，于是，越聚越多，就都集中在这里。 吵嚷和争辩还在继续着： “谁爱走谁走，我可是不走了！” “对，反正是赶不上大队了，明天早点走还不是一样！” “不行！”人群里有个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暴雨马上就到，得往前赶呀！……” 钟彦标循着这个声音望去，只见讲话的是个重伤员，从他那帽角略大的八角军帽上，可以看出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他从一个临时绑起的担架上欠起身，喘息着，焦急地摆着手：“同志们！……” 可是，他那微弱的声音却被杂乱的吵嚷声淹没了。 钟彦标看看那越来越近的雷雨云，又望望这混乱的人群，他的心也像这黑云一样沉，和人群一样乱。他知道，在艰苦的草地上行军，当大家和部队一道前进的时候，再苦再累，都还能坚持着往前走；可是，一旦离开了本部队的建制，失去了集中的领导，再遇到什么意外的影响，却容易使人松懈下来。就像握着的一把豆粒子，手一松，散了劲，就不好收拾了。现在，他所见到的，正是这么一种局面。 “是啊，这个同志说得对，这样下去是危险的！”他向着那位重伤员看了一眼，想道：这么多伤员病号，远离了大队，又断了粮，而且，一场暴雨就要来了，必须赶快往前走。可是，这五六十个人，就包括了两个方面军、三个军和军团、六个团的番号。这不同建制的人员，这又松又乱的思想情况，怎样才能把大家动员起来，继续往前走呢？ 突然，一声闷沉沉的雷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那块浓重的乌云，被风吹送着，已经挟着电闪、带着雷鸣，来到了小高地的上空。他顾不得再想下去了，连忙叫来了通信员小胡和两个担架员，分派他们去把最重的伤病员背到树丛边上来；自己赶紧解开毯子，动手搭防雨帐篷。 可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也迟了。小胡他们把第一批重伤员运过来以后，刚刚走开，他的帐篷也才挂起了一只角，暴雨已经铺天盖地地袭来了。 雨，来得又突然又猛烈。西北风斜推着急骤的雨点，夹杂着指尖大的冰雹，密集地扫射过来，打落了树叶，冲倒了野草，在混浊的水面上激起了高高的水花。受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本来就乱着的人群，更是混乱了。 钟彦标也被搅得心慌手乱。他随手把毯子盖到了自己刚才背过的那个伤员身上，又转身绕到上风，俯到担架上，掩住一个伤员的上半身。可是，一个人怎么能护得了五六个伤病员？眼看他们毫无遮挡地淋着，冰雹在他们的身上迸散着，他却分不开身。不远处，一个同志正在急急地往一个病号身边爬。钟彦标认出这是那位戴大八角帽的重伤员。看样子那同志想用身体掩护战士，可是，显然气力不支了，一跤摔倒在病号旁边，他就势抱住了病号的头…… 钟彦标的心急得像几把刀子在戳、在搅。他一会儿招呼伤员向他这边靠，一会儿又喊叫小胡快来，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分成几半。 就在这时，忽然人影一闪，一个人大步奔过来。他一边走，一边解着衣扣，然后，两手猛地扯起衣襟，用身躯掩住了两个伤员。 钟彦标一面学着来人的样子，解着衣服，一面向那同志身边靠过去，打量着他。那个同志已经一把年纪了，瘦削的脸颊上生着浓密的胡须。冰雹，正在他的军帽上、肩头上和握着衣襟的双手上，四散飞迸；雨水，顺着浓黑的眉毛和胡须急急地流下来。这些，那人全不在意，只是叉开两腿，稳稳地站在那里，身躯略略前倾，两眼定定地注视着胸前的伤员。在那双眼里闪着关切和焦灼的神情。 突然，他那浓密的胡须抖动了一下，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喊声： “共产党员们，到这边来！” 这喊声不高，还有些沙哑，却一下子冲进了钟彦标的心。仿佛借着这喊声的冲力，他的心顿时开了一条缝，透进了一线亮光：“是呀，应该号召党员们……”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和那个同志一起，齐声喊道：“共产党员们，到这边来！” 口号，由一个老党员和一个年轻党员同声喊出来，更加响亮了。它压过了雷鸣，盖过了雨声，在这荒凉的草原上回荡开来。 一个红军战士提着步枪跑过来。 那个老同志伸出一只手，挽住了来人的胳膊，两人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第二个，第三个……七八个共产党员，从不同的方向跑来了。有的背着伤病员，有的嚼着没吃完的野菜，有的捂着被冰雹砸肿的伤处。他们来到了这个老同志身边，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像雁行一样一字排开，筑成了一堵人墙，用那些宽阔的脊背，为伤病员遮挡着狂风、暴雨、冰雹。 看着眼前的情景，钟彦标的心头宽松了。他感激地向着那个老同志看了一眼，情不自禁地把身体向他靠得更紧了。 那同志转过头来，低声问道：“你是干部？” “是。”钟彦标回答，“红五团二连的排长。” 就在这时，钟彦标看见了那宽阔的前额和两道浓眉下面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明亮、清澈又充满着热情。这是那样一种眼睛：它看你一下，就能深深地看到你的心底；你看见它，就永远不会忘记。 “为什么停下？”问话里透着不满，“为什么不带着同志们走？” “这……”钟彦标望着这双眼里闪着的严厉的光，慌忙低下了头。他简略地把情况讲了讲，解释着他没有把同志们带走的原因。可是，越解释自己也越觉得理短。 “不对！”那同志把声音提高了，“单位再多，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嘛！怎么能说没法带呢？” 说话间，暴雨停止了。 钟彦标从老同志的腋下抽出了手，向大家摆了摆，人群散开了。这时，这才发现，老同志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站上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把一块用来遮雨的包袱皮收起来，凑近老同志，低声说：“走吧，你的病刚好了点……” “可这些同志的伤还没好！”那同志抓过包袱皮，随手拧干了。又俯到那个戴大八角帽的伤员身边，帮他擦抹脸上的水点。 伤员感激地点了点头，喘息了一阵，挣扎着欠起身，从怀里掏出装着一小截炒青稞的粮袋子，递给了老同志，说道：“同志，拿去，分给断粮的同志……吃了，好往前走……” 老同志没有接粮袋，却紧紧抓住了那只瘦骨嶙峋的手。 “拿着吧！”伤员恳求地说，“我，我是在党的，本应该……”他又喘起来，说不下去了。 “同志！”老同志深情地低叫了声，把那只手握得更紧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话是对着钟彦标说的：“看，我们有多好的同志啊！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没办法’？” 老同志的话音更低、更沙哑了。钟彦标却从这话音里觉出了深沉的感情，得到了启发。他激动地抬起头，又看到了浓眉下的那双眼睛。它是严肃的，却又那么深情。 “排长同志，”老同志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前年。” “说说看，为什么要把你编进一个小组、一个支部呢？” “这……”钟彦标一时答不上来了。 “那么，再问你，”老同志的话更温和了，“我们军队的党支部，不在营，不在团，却在连里，这是为什么呢？” “知道。”钟彦标回答。就在他入党后上第一次党课的时候，总支部书记讲过：北伐时，在党所掌握的军队里，支部是在团；一九二七年秋天，毛主席领导着秋收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军的时候，才亲自在连队建党，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从那以后，红军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也顶得住、拖不垮，从不溃散，就是因为连队有了坚强的领导……回忆着这历史的经验，想着老同志问话的意思，他觉得自己的心头更敞亮了。 “知道就好哇！”老同志胡须缓缓展开，笑了，“那么，现在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依靠党员同志……” “对，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核心，一个堡垒，”老同志接过了他的话，“带领大家，继续前进，去赶上大队！” 接二连三的启示，使钟彦标的心头完全豁亮了。他猛地把手伸进怀里，掏出那个珍藏的油布小包，打开来，拿出自己的党证，然后，把手一挥，叫道：“共产党员，到这里来开会！” 他高高举起了党证，权且代替了党旗。党证上那红色印章——红星、镰刀、斧头，虽然不大，却像一簇火焰一样，鲜红、明亮，照耀着草地，照耀着会场。连伤病员在内，十五个来自各个部队的共产党员，围着这一簇火焰，聚集在一起。就在这千万年人迹罕至的大草地上，这些被饥饿、寒冷、疾病、战伤折磨着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集合起来了，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 党员大会在庄严地进行。钟彦标简要地向大会报告了情况之后，热烈的讨论开始了，一项项提议提出来了，一项项决议做出来了。大会决定：组成临时党支部，钟彦标同志被选为临时支部的书记。大会议决：所有党员，拿出自己的粮食，分给断粮的同志。会议又通过决议：每个党员负责把本单位的同志组成班组，在临时支部的领导下，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伤病员继续前进！ 开会的工夫，那位老同志一直坐在那个戴大八角帽的伤员旁边，双手交叉在胸前，抱着两个湿漉漉的臂膀，头微微偏向一侧，亲切地微笑着，注视会议的进行。 钟彦标看见，在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里，流露着高兴和赞许的神情。 当通过了最后一项决议，钟彦标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老同志举起了手：“我提议，大家唱支歌！” 这个提议，使本来就燃烧着的战斗热情更加炽热了。好几个同志发出了附议的喊声。 老同志站起来，用那充满感情的胸音唱了个起句，然后，胳膊猛然一挥，歌声，随着他的指尖爆发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开始，只是到会的人在唱；很快，整个高地上，都响起了这支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歌曲。歌声，震荡着荒凉的草原；歌声，激动着每个人的心…… 就在歌曲终了的时候，一个骑兵通信员奔来了。他跃上高地，勒住了马，大声问道：“周副主席在这里吗？” “周副主席？”钟彦标一愣。这时，他看到，那位老同志把两只手猛然一收，结束了这激越的歌声，然后慢慢走过去，从通信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信。 啊！是他？！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是他，和红军战士们一道顶风冒雨，用自己的病后的身躯，掩护着伤员和病号！是他，和战士们一块开会，一起唱歌，并用深刻的革命思想教育着干部，带领大家，在这大草地上胜利进军！ 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急，两眼也湿润了，连忙整了整衣服，大步向周副主席走去。 “谢谢你呀，支部书记同志！”周副主席收起了信，向着他亲切地点了点头，“我可以把你们临时支部的情况向后卫团党组织报告。行政上，就指定你担任收容队的队长！” “是，周副主席！”钟彦标立正回答，“我一定带着大家赶上队伍！” “好！”周副主席握住了钟彦标的手，嘱咐道，“同志！往后要记住噢，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想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伟大的党的一部分，都要团结和带领群众往前走！” 钟彦标严肃地答应了一声：“是！” 就在这一瞬间，他又看见了浓眉下的那双眼睛。在那双眼睛里，他看到了亲切的鼓励和殷切的期望。 周副主席走了。他迎着冷风、踏着泥泞，向前走了。 钟彦标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周副主席的背影。 那高大的身影，渐渐远去了，但是，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那慈祥的神情，那洋溢着关切、严格而又满含深切期望的目光，却永远留在了他的心头。 他觉得，这双眼睛注视过他，并将永远注视着他，看他继续长征的路走得怎么样，看他今后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看他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战斗和生活！ 1977年7月12日 [book_title]路标 天边上，最后那一小块挂着晚霞的云彩，轻轻飘闪了一下，眨眼工夫就消失了。夜色，像块奇大无比的灰布，悄悄地伸展开来，罩住了整个草地。一时，远处那起伏的丘陵，近处那开满野花的水草、成簇的芭茅、矮树，都由清晰变得模糊，最后看不见了。高高的天空里，星星却一颗接一颗地跳了出来，那么多，那么亮，又那么遥远。 通信员罗小葆一手拄着那根用来探路的木棍子，一手抓着腰间那块小木牌，呆呆地看着这夜幕四合的情景。他的心也像被这夜色紧紧包住了，沉重又有些慌乱：到处都这么黑沉沉的，可该往哪里走？ 过去的六天里，小罗都是跟在连队里走的。在草地里连续行军，自然很是艰苦：天上不是暴晒的太阳就是急雨冰雹，脚底下是走不完的水草烂泥，肚子里装的是野草野菜；再加上那双不争气的脚，草鞋磨破的地方被污水泡烂了，走起来钻心地痛。可不管怎么说，跟着大队走，总还是好过些：前边有连长带队，后边有指导员收容，用不着打问路线，也用不着辨别方向；他只要把自己那块心爱的小木牌往一班老班长背包上一挂，瞅着它一步不落地走就行了。那块识字用的木牌，比一本书略大点，刮得溜平，上面还刷了两遍桐油。这是在遵义地区休整的时候，老班长给他做的。就从那时候起，他每天请小文书在上边写上几个生字，然后一边走，一边认，一边比画着。就这样，从乌江边一直走到了雪山草地，又坚持着在草地里连续走了六天。 谁想到，就在今天，他的生活忽然变了样。中午时分，部队遭到了反动骑兵的突然袭击，老班长在战斗里负了重伤。就在老班长被扶上担架的时候，他突然挣扎着欠起身，把识字牌递到小罗手里，指着上面新写的“北上抗日”四个字，问道：“都认识啦？” “认识……”小罗的喉咙哽住，说不下去了。他扑到老班长的怀里。 “意思呢，都明白了？” 小罗抬起泪眼，望着老班长那被一圈胡楂儿围着的干裂的嘴唇。昨天，它曾经一边嚼着野菜，一边给他讲解过。 “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个战略问题哩！”老班长把小罗抱紧了，像过去一样讲起来，“敌人，要把我们红军逼到西南边的雪山地区，让我们扎不下根，建不成根据地……”他把声音提高了，“不，我们不上当！我们的毛主席说：往北走，出草地，到陕北，去……”他急剧地喘息起来。 “去迎接抗日高潮！”小罗一下子把话接过来。 “对！”老班长胡楂子松开，笑了。他喘息了一阵，断断续续地说道：“往后，要自己学啦，……过去学的，不要丢了；……新的，要学会……”话没说完，就昏过去了。 罗小葆哭着扑到老班长的身上。直到连队集合了，担架员抬起了伤员，他才想起要去给老班长弄点水喝。可是，当他找来了一小碗干净的清水的时候，连队已经走远了。于是，他掉队了。开始还能随着收容队走，后来越掉越远，终于一个人落到了这草地的黑夜里。 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跟在队伍的行列里是多么幸福，也真正感到了辨别方向的重要。“到底应该往哪儿走呢？”他望着黑暗而又荒凉的草地，默默地想着：“找土地庙？没有。摸大树？也没有……” 突然，一阵冷风刮来，吹得他打了个寒战。这下子他想起来了：白天行军的时候，风是从左前方吹来的。他忙把一个手指伸进嘴里，含热了，又拿出来一试。好，风向找到了。他高兴地用木棍探到面前的一个草墩，然后迈脚走向前去。 一个个草墩被他踩到了脚下，一道道烂泥河沟被他跨过了。到底走了多久、多远，他不知道。只是傍晚时吃进肚里的那碗野菜，早已消化完了；瞌睡一次次袭来，眼皮直打架。为了不想那咕咕响的肚子，也为了驱除睡意，不致掉到泥潭里，他边走边复习着白天学来的生字。 “抗，抗日的抗……”他跳过了一道水沟，踏上了一个小土包，“这‘提手’，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 正在他边想边走上土包的时候，忽然，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星火光。这火光，被草地的水气笼罩着，发出一环环色彩斑斓的光圈，映照着这黑沉沉的草地，也照亮了罗小葆的心头。顿时，什么饥饿、疲劳、瞌睡、脚痛，通通忘记了。他欢叫了一声，朝着火光大步奔去。 火光，是从一块很大的高地上发出来的。高地上，到处是人。一堆堆篝火余烬的旁边，同志们有的躺着，有的背靠背坐着，都在香甜地睡着——看样子，部队宿营已经多时了。只有一堆篝火还在燃烧着。火苗在缓缓跳动，把蓝色的细烟轻轻地送进昏暗的空中，树枝被火舌舔着，发着咝咝的声响，不时“啪”地爆裂开来，炸出的火星四散飞迸。 罗小葆小心地绕过睡觉的同志们，走向火边。直到他把两只冰冷的小手伸向火堆的时候，这才看见对面还坐着一个同志。只见这个同志坐着一个小衣包，一只臂肘靠在一只铁皮箱子上，膝盖上搭着一张地图，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看一会儿，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拿红铅笔在图上做上个记号。 就在这个同志仰头思索的时候，借着篝火的光亮，罗小葆看清了：这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同志，头发好久没理了，稍稍长了些；发梢被夜雾打湿了，挑着几星细小的露珠。在那宽阔的前额下面，是一双明亮、慈祥而又充满智慧的眼睛；只是不知为什么，在他想事的时候，眉头皱着，有点不大高兴。 “这一定是位领导同志，”罗小葆看着他那双透湿的草鞋，看着他那卷起的裤腿上和小腿上的泥点，暗暗想道，“在泥水里走了一天，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工作哩！他这工作一定很重要！” 他看着那个同志手里的地图，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终于使他憋不住低低地喊了声：“报告！”绕过火堆，走了过去。 那个同志慢慢地抬起了头。 罗小葆端正地敬了个礼，用他那孩子的声气说道：“我是‘勇敢部’三连的通信员，掉队了！” “‘勇敢部’的？”那同志微微笑了笑，“怪不得这么勇敢，一个人赶上了大队！” 看着这慈祥的笑脸，听着这亲切而又幽默的话，罗小葆的拘束一下子消失了。他又向前迈了一步，指着地图说：“你是领导同志，你一定知道明天的行军路线，能不能……” “路线，当然有啰！”领导同志抓住了小罗的手，拉他在铁皮箱子旁边坐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圈，说道，“看，一直往北，走上半天多点，就是班佑——就走出草地了！” “真的？！”罗小葆高兴地叫了声。 “那是明天的任务，现在嘛……”领导同志从箱子上拿起两根笔杆，在面前的一个搪瓷饭盒里搅了搅，然后，掏出条粗布手帕垫着，把饭盒拿起，搁到了铁皮箱上。 “来，先开饭！”领导同志用笔杆夹起了一粒胡豆，吹了吹，轻轻放到了小罗的手心里，“看，这就是你们‘勇敢部’的前卫送来的。吃呀！吃了，你就更勇敢喽！” 说完，他把笔杆递给小罗，然后从文件箱上的一个大铜墨盒底下抽出一张纸，动手写起字来。 罗小葆顾不上再说什么了，他挑着野菜、捞着胡豆吃起来。因为饿了，也因为这位领导同志那亲切的态度，他吃得特别香甜。一边吃，一边看着，只见那领导同志的大手正紧握着铅笔，在飞速地写着什么。 “他这工作一定很重要！”看着，罗小葆想起了自己的识字牌。这才发现，饭盒里总共不过四五十颗胡豆，已经被他吃掉了一多半。他连忙停住了手，把饭盒推到了那同志的手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领导同志却没有注意。他端起饭盒，大口喝了两口野菜汤，又随手递给了小罗。 “不，我也还有任务哩！”罗小葆推开饭盒，把擦干净了的识字牌放到领导同志面前，要求道，“我今天的课还没上哪！同志，教我几个字吧！” “学习？好！”领导同志看着识字牌赞许地点了点头。他拿起毛笔，转身把笔尖在身边草叶上的露珠里蘸了蘸，又在墨盒里匀了匀，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 他用笔尖指点着，逐字念着： “向、北、前、进！” 罗小葆也跟着念：“向北前进！” “向，就是方向的向……”领导同志逐字讲解起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语调很慢，讲得那么仔细，又那么清楚。 罗小葆用心地听着。随着讲解，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在向着北方，向着陕北的高原大步前进。 “字，就这么讲。”领导同志讲完了，又和蔼地问道，“那么，为什么要‘向北前进’呢？” “我们红军要北上抗日。那里离日本侵略者近呀！” “还有呢？” “还有，”小罗歪着脑袋想了想，“那里有陕北根据地，我们红军可以休息、整顿、发展……” 领导同志点点头，高兴地笑了。他亲切地揽住了小罗的肩膀。罗小葆也向他偎近了些，靠到了他的肩膀上——这宽阔的肩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