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山乡巨变
[book_author]周立波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完结
[book_length]341287
[book_dec]长篇小说。周立波著。分为上下卷,分别于1958、1960年出版,1963年修订后上下卷合并成册出版。作品以1955年至1956年中国农村合作化高潮为背景,描写湖南一个偏辟山乡——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小说以女主人公、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带着党的指示下乡办社的活动为钱索,展现了合作化浪潮对私有制、私有观念的猛烈冲击所激起的层层波澜。在描写广大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作者以细腻的文笔,带着亲切的乡土气息,刻画了一系列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生动形象。其中有对党的工作充满青春热情、时时保持政治敏感,而又有些偏袒妇女利益的青年女干部邓秀梅;有朴实勤恳、克己奉公的农村干部刘雨生;有善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宽厚风趣的党支部书记李月辉,以及忠厚纯朴却比较保守固执的老贫农陈先晋,还有绰号“亭面糊”的老农中盛佑亭等。作者善于把火热的斗争生活化入娓娓动听的日常故事之中,往往将对于新生活、新人物的描写与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风景画、风俗画的描绘相结合,创造了优美而深远的意境,传递出新时代的信息。对人物思想行动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对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细节饶有情趣的描摹,赋予作品以清新明远、幽默隽永的格调,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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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上卷
[book_title]一、入乡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
荡到江心的横河划子上，坐着七八个男女，内中有五六个干部。他们都把背包雨伞从身上取下，暂时放在船舱里，有的抽烟，有的谈笑。有位女同志翻身伏在船边上，在河里搓洗着手帕。
“邓秀梅，你怎么不走石码头过河？”一个后生子含笑问她。
“我为什么要走那边过河？”洗手帕的女干部回转脸来问。
“这还要问？余家杰不是走那一条路吗？”
“他走那条路，跟我有什么相干？”邓秀梅涮好手帕，回转身子，重新坐在船边上，两手扯着湿帕子，让它在太阳里晒着，一边这样问。
“你不跟他去，实在不应该。”后生子收了笑容，正正经经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我为什么要跟他，他为什么不跟我？”邓秀梅钉着他问。看样子，她是一个泼泼辣辣的女子。紧接着，她撇一撇嘴，脸上略带嘲弄的笑容，说道：“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自己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气，来服侍你们。”
“你呢？只想天天都过‘三八’节。”后生子的嘴巴也不放让。
“你们是一脑壳的封建。”
“你又来了，这也是封建，那也是封建。有朝一日，你怀了毛毛，也会蛮攀五经地跟余家杰说：‘你为什么要我怀孩子，自己不怀？你太不讲理，一脑壳封建。’”
满船的人都笑了。
“我才不要孩子呢。”笑声里，邓秀梅低着脑壳，自言自语似的说。她的脸有点红了。这不是她心里的真话。接近她的人们说，她其实也蛮喜欢小孩子，跟普通的妇女们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像自己，也有点像另外的一方。但不是现在，现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了孩子，会碍手碍脚，耽搁工夫。
“坐稳一点，同志，轮船来了，有浪，看船偏到一边了，快过去一个。”艄公看见邓秀梅一边，只坐两个老百姓，比对面少两个人，一边荡桨，一边这样地调摆。
“都不要过去，老乡你们也过来。让她一个人，独霸半边天。”爱逗耍方的后生子又笑着说。
“还不坐匀呀，浪来把船打翻了，管你半边天，两边天的，都要洗冷水澡了。”艄公着急说。
划子两边的人终于坐匀了，艄公掌着桨，让划子一颠一簸地，轻轻巧巧地滑过了轮船激起的一个挨一个的不大不小的浪头，慢慢靠岸了。邓秀梅跟大家一起，背好背包和雨伞，站起身来，显出她那穿得一身青的，不高不矮的，匀称而又壮实的身段。他们上了岸，还是一路谈笑着，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岔路口，邓秀梅伸出她的微胖的右手含笑点头道：
“再见吧，孩子们。”
“你有好大了，叫我们孩子？”那个后生子又说，一边握住她的手。
“你不是孩子，是姑娘吗？”
邓秀梅跟大家一一握了手，随即收敛了笑容，露出严肃的脸色来说道：
“同志们，得了好经验，早些透个消息来，不要瞒了做私房。”
“我们会有什么经验啊？我们只有一脑壳的封建。”调皮后生子又还她一句。
邓秀梅没有回应，同在一起开了九天会，就要分别了，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她有意地放一放让。看他们走了好远，她才转过身子来，沿着一条山边的村路，往清溪乡走去。
邓秀梅的脚步越走越快了，心里却在不安地默神。她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她经历中，是个新工作。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1]，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但邓秀梅有这个毛病，自己没有实际动手做过的事情，总觉得摸不着头路，心里没有底，不晓得会发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好在临走时，毛书记又个别找她谈了一回话，并且告诉她：清溪乡有个很老的支部，支部书记李月辉，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他和群众的关系也不错。他过去犯过右倾错误，检讨还好。邓秀梅又从许多知道李月辉的同志的口中打听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气，知道他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
一九四九年，家乡才解放，邓秀梅就参加了工作。划乡建政时，她还是个十五岁的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身材却不矮，不像十五岁，倒像十八九。她记得，有一回，乡里准备开群众大会，工作组的一位北方同志头天动员她，叫她在会上讲话，她答是答应了，却急得一个通宵没闭眼。半夜三更，她一个人爬起来，偷偷摸进空洞幽暗的堂屋，低声细气练她的口才。第二天，当着几百人，她猛起胆子，讲了一阵，站在讲桌前，她的两脚直打战，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她本来是位山村角落里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小时候，只读得一年老书，平素街都怕上得，一下子要她当人暴众讲起话来，把她心都急烂了。
从那以后，邓秀梅一直工作了七年。土改时期，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之下，又凭着自己的钻研，她的政治水平不弱于一般县委，语文知识也有初中程度了。她能记笔记，做总结，打汇报，写情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邓秀梅变得一年比一年老练了。她做过长期的妇女工作，如今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这回搞合作化运动，组织上把她放下来，叫她单独负责一乡的工作。县委知道她的工作作风是舍得干，不信邪，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只是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汇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
邓秀梅转弯抹角，沿着山边，踏着路上的山影、树阴和枯黄的落叶，急急忙忙走了十来里。她的脚力有些来不及，鞋子常常踢着路上的石头。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背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2]、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副毛笔书写的，字体端丽的古老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看完这对子，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
“天子、诸侯，都早进了历史博物馆了。”
接着，她又想道：“这副对联不也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
才想到这里，只见山边的路上，来了一个掮竹子的老倌子。他从清溪乡的方向走来，好像要上街。邓秀梅看见他脸上汗爬水流，出气不赢，连忙招呼他：
“老人家，累翻了吧？快放下来，歇歇肩再走。”
这个人看看太阳还很高，就停了脚步，把竹子放在路边上。他解下围巾，敞开棉袄，走了过来，坐在邓秀梅对面的一块石头上，用围巾揩干了脸上的汗水，看见邓秀梅左手腕上，露出一个小手表，他笑笑问道：
“同志，什么时候了？”
“快两点了。”邓秀梅看了看手表，回答他说。她又仔细打量他。只见他头上挽条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旧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驮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他的脸很瘦，额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皱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年纪五十开外了。和这同时，老倌子也在打量邓秀梅。他看见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两撇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鬓边。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从打扮上看，老倌子猜她是一个干部，带点敬意地问道：
“同志你进村去吗？”
“是呀，到清溪乡去。”
“到我们乡里去吗？那好极了。”老倌子笑着说道。
“你是清溪乡哪一个村的？”
“上村。”
“贵姓？”
“不敢，姓盛。”
“台甫是？”
“佑亭。同志你尊姓？”
“我姓邓。你这竹子是……”邓秀梅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三根楠竹上。
“是我自己山里的。”盛佑亭连忙声明。
“掮到街上去卖啵？”邓秀梅又问。
“是的，想去换一点油盐。”盛佑亭偷偷瞄邓秀梅一眼，随即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把脸转过去，望着路的那边的山上。看着他的这神情，邓秀梅心里起疑了，随即询问：
“你老人家时常砍竹子卖吧？”
“哪里！”盛佑亭扭转脸来，连忙摇头，“轻易不砍。”
“你的竹山是祖业吗？”
“土改分的。不是搭帮毛主席，我连柴山都没有一块，还有什么竹山啊？”
“这几根竹子，卖得几个钱？”
“卖不起价。”
“那你为什么要卖？”
“唉，同志不晓得，是我婆婆的主意。她听人说，竹子都要归公了。”老倌子坦率地说。
“归公？哪一个说的？”
“不晓得，是我婆婆听来的。我跟她说：‘就算归公，也没亏我们。解放前，你我有过一根竹子吗？普山普岭，还不都是人家财主的？要夹个篱笆，找根竹尾巴，都要低三下四去求情。’”
邓秀梅听了他的话，心里暗想：“这人有一点啰嗦，不过，听口气，倒是个好人。”想到这里，她含笑问道：
“你是贫农吧？”
盛佑亭点一点头，但又好像怕人看不起似的，诨[3]道：
“不要看我穷，早些年数，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呢。有一年，我到华容去作田，收了一个饱世界，只差一点，要做富农了，又有一回，只争一点，成了地主。”
“做了地主，斗得你好看！”邓秀梅笑着插断他的话，心里又想：“这个人有点糊涂。”她所认为糊涂的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倌子歇了一阵气，元气恢复了，劲板板地只顾诨他的：
“记得头一回，刚交红运，我的脚烂了，大崽又得个伤寒，一病不起。两场病，一场空，收的谷子用得精打光，人丢了，钱橱也罄空，家里又回复到老样子了，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二回，搭帮一位本家借了我一笔本钱，叫我挑点零米卖，一日三，三日九，总多多少少，赚得一点。婆婆一年喂起两栏猪，也落得几个。几年过去，聚少成多，滴水成河，手里又有几块花边了，不料我婆婆一连病了三个月，花边都长了翅膀，栏里的猪也走人家了……”
“面胡你还在这里呀？”路上一个挑柴火的高个子农民，一边换肩，一边这样问。盛佑亭扭过脸去说：
“来吧，高子，歇一肩再走。”
“不了，天色不早了。”
高个子农民挑着柴火一直往县城的方向走去了。
“他也是清溪乡来的？”邓秀梅问。
“是的。”盛佑亭答应。
“他叫什么？”
“他呀，大名鼎鼎，到了清溪乡，你会晓得的。”
“钱用完，人好了吧？”邓秀梅把先前的话题又扯转来。
“退财折星数，搭帮菩萨，人倒是好了。我给我婆婆送了个恭喜说：‘这下子，你好了，我也好了。’我婆婆问：‘你又没病，有什么好的？’我说：‘夜里睡觉，省得关门，还不好吗？’我婆婆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明白人，这都不明白？这叫夜不关门穷壮胆。’她叹一口气说：‘唉，背时的鬼。’她自己生病，把钱用光了，还骂我背时，一定要替我算个八字。有一天，听见村里有面小铜锣，阴一声，阳一声，当当地敲过来了……一只竹鸡。”盛佑亭眼睛看着路那边的山上的刺蓬里，扑扑地飞起一只麻灰色的肥大的竹鸡，眼睛盯着它说道：“好家伙，好壮，飞都飞不动。”
“你算了命吗？”邓秀梅笑着问他。
“我婆婆要算，我说：‘你有算八字的钱，何不给我打酒吃？’她一定要算，要孩子把瞎子叫来，恭恭敬敬，请他坐在堂屋里，把我的生庚八字报给他。瞎子推算了一阵，就睁开眼白，对我婆婆说：‘恭喜老太爷，好命，真是难得的好命。’把我婆婆喜仰了，连忙起身，又是装烟，又是筛茶，问他到底怎样的好法。瞎子抽了一壶烟，端起茶碗说：‘老太爷这命大得不是的，这个屋装你不下了，你会去住高楼大瓦屋，你们大少爷还要带兵，当军长。’我插嘴说：‘我大崽死了，得伤寒死的。他到阎王老子那里当军长去了。’瞎子听说，手颤起好高，端着的茶，泼一身一地。走江湖的，心里活泛，嘴巴又快，又热闹，他说：‘老太爷，老太太，你们放心，给你打个包票，瓦屋住定了，将来住不到，你来找我。’他自己连茅屋都没得住的，东飘西荡，你到哪里去找他？”
“你住到瓦屋没有呢？”
“说奇，就奇在这里，真有点灵验。土改时，我分一幢地主的横屋，一色的青瓦。”
“你的命真算不错了。”
“不是搭帮共产党、毛主席，自己还有这力量？不过，也是空的，我劳力不强，如今是人力世界，归根结底，还是靠做。”
“做有什么不好呢？”
“做是应该的，只是年纪上来了，到底差劲了，早些年数，莫说这三根竹子，哼！”
“你老人家今年好大了？”
“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来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盛佑亭说到这里，看见邓秀梅的一双黑浸浸的眼睛对他一鼓，晓得不妙，自己失了言，犯了这个女干部的忌讳了，连忙装作不介意，说了下去：“崽顶大的，今年还只有十五，才进中学，等他出力时，我的骨头打得鼓响了。”
“那不至于。你还很英雄。”
“这还不是正合一句老话所说的：‘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
“这是旧社会的话了。逞英雄的，如今走得起。”
“走得起，当不得饭吃，还是应该有一个帮手。”
“你入了互助组吗？”邓秀梅急转直下，有意地把谈话引到她感兴趣的题目上来。
“入了。”
“那你不是有了帮手了？你们乡里，有几个组？”
“我摸不清。”
“你们那个组办得如何？”
“不足为奇。”盛佑亭摇一摇头，“依我看，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家搞到一起，净扯皮。”
“扯些什么皮？”
“赶季节，抢火色，都是叫化子照火[4]，只往自己怀里扒，哪一家都不肯放让。组长倒是一个好角色，放得让，吃得亏，堂客又挑精，天天跟他搞架子。”
“为些什么？”
“堂客问他要米煮，要柴烧，不如她的意，就吵。”
“住在山窝里，还没得柴烧？”
“可怜你要他有工夫啰，一天到黑，不是这个会，就是那个会。去年今年，他又一连两回选上了模范，忙了公事，误了家里。村里一班赖皮子，替他编了一些话，说是：‘外头当模范，屋里没饭啖。’又说：‘模范干部好是好，田里土里一片草。’”
“他堂客不能帮他一手吗？”
“靠她？她是娘屋里的那蔸种，只想吃点松活饭。这号堂客，要是落到我手里，早拿楠竹丫枝抽死了。”
“你这样厉害？”邓秀梅笑着问他。
“对不住。不要看我这个样，我是惹发不得的，我一发起躁气来，哼，皇帝老子都会不认得。”
邓秀梅暂时还不打算研究这位老倌子的脾气到底大不大，她所关怀的是他说起的那个互助组，和那位组长的家境。她问：
“你看呢？你们组长堂客的思想，能改不能改？”
“我看费力，这段姻缘，当初我就打过破。如今，她口口声声地说：‘我们还是求个好好散场吧。’”
“要离婚吗？”
“有这个意思。”
“她有孩子吗？”
“生了个伢子，三岁多了。伢子倒乖[5]，脸模子俨像他妈妈。”
“为了孩子，她也不该这样子。你们上邻下舍，也不去劝劝？”
“我只懒得去，是这号货，劝不转来的。我婆婆倒去过两回，不行，水都泼不进。”
“我忘记问，你们组长叫什么名字？”
“刘雨生。”
“刘雨生？”邓秀梅沉吟一下说，“这名字好熟。”
“他时常到县里开会，你们一定见过的。”
“啊，记起来了，是个单单瘦瘦，三十来往的角色，是不是？”
“嗯哪，他不胖，你说的怕莫就是我们的组长。他的心蛮好。”
“你们都拥护他吗？”
“那是不要说的了。他是个角色。只是，干部同志，不要怪我劈直话，你们的工作都是空费力，瞎操心。从古以来，都是人强命不过，黑脚杆子总归是黑脚杆子，一挑子水，上不得天啊。”讲到这里，盛佑亭抬眼看一看太阳，对邓秀梅说：“天色不早了。我到街上，还要打转身，少陪你了。到了村里，有空请上我家里来谈讲。只要不嫌弃，住在我家里也好，真的，我不讲客套，只是房屋差一点。”
“不是瓦屋吗？”邓秀梅笑着提醒他。
“是瓦屋，不错，不过哪里比得城里的呢？你要来住，我叫我们二崽腾出那间正房来给你。我们家里，常常住干部。”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扣好棉袄，把他那条补疤驮补疤的蓝布腰围巾往腰上一捆，扶正了脑门顶上的袱子，走去把竹子掮起，又向邓秀梅点一点头，才动身走了。邓秀梅也随即起来，拍拍棉袄和裤子上面的灰尘，背起背包，挂好雨伞，匆急地往清溪乡走去。
* * *
[1] 召集县级、区级、乡级的干部在一起开会的大会，叫做三级干部会。
[2] 黄竹筒：黄鼠狼。
[3] 诨：聊天，也有吹牛的意思。
[4] 照火：烤火。
[5] 乖：漂亮。
[book_title]二、支书
邓秀梅赶到清溪乡，天色还不晏，家家的屋顶上已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冬闲时节，清溪乡的农家只吃两餐饭，夜饭都很早。
这个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四围净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中间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阳，田里的泥土发黑，十分肥沃。一条沿岸长满刺蓬和杂树的小涧，弯弯曲曲地从塅里流过。涧上有几座石头砌的坝，分段地把溪水拦住，汇成几个小小的水库。一个水库的边头，有所小小的稻草盖的茅屋子，那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子屋。
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林里和山边，到处发散着落花、青草、朽叶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润的气味。
一进村口，邓秀梅就把脚步放慢了。她从衣兜子里掏出她的那块蓝布手帕子，揩了一揩额上和脸上的细小的汗珠。邓秀梅生长在乡下，从小爱乡村。她一看见乡里的草垛、炊烟、池塘，或是茶子花，都会感到亲切和快活。她兴致勃勃地慢慢地走着。一路欣赏四围的景色，听着山里的各种各样的鸟啼，间或，也有啄木鸟，用它的硬嘴巴敲得空树干子梆梆地发出悠徐的，间隔均匀的声响。
走了一阵，她抬起眼睛，看见前面不远的一眼水井的旁边，有个穿件花棉袄的扎两条辫子的姑娘，挑一担水桶，正在打水。姑娘蹲在井边上，弓下了腰子。两根粗大、油黑的辫子从她背上溜下去，发尖拖到了井里。舀满两桶水，她站起来时，辫子弯弯地搭在她的丰满的鼓起的胸脯上。因为弯了一阵腰，又挑起了满满两桶水，她的脸颊涨得红红的，显得非常的俏丽。邓秀梅停步问道：
“借问一声，乡政府是哪个屋场？”
姑娘微微吃一惊，站稳身子，回转头来，顺便把挑着的泼泼洒洒、滴滴溜溜的水桶，换了换肩，上下打量邓秀梅一阵，才抬起右手，指着远处山边的一座有着白垛子墙的大屋，说道：
“那个屋场就是的。”接着她又问：“同志你是来搞兵役工作的？”
邓秀梅走上几步，跟挑水的姑娘并排地走着。从侧面，她看到她的脸颊丰满，长着一些没有扯过脸的少女所特有的茸毛，鼻子端正，耳朵上穿了小孔，回头一笑时，她的微圆的脸，她的一双睫毛长长的墨黑的大眼睛，都妩媚动人。她肤色微黑，神态里带着一种乡里姑娘的蛮野和稚气。邓秀梅从这姑娘的身上好像重新看见了自己逝去不远的闺女时代的单纯。她一下子看上了她了，笑着逗她道：
“你为什么猜我是搞兵役的呢？怕你爱人去当兵，是不是？”
挑水姑娘诧异而又愉快地抬起眼睛，撅着嘴巴说：
“你这个人不正经，才见面就开人家的玩笑，我还不认得你呢。你叫什么？哪里来的？”
“我么？你猜猜看。我看你力气有限，挑不动了。放下，我来替你挑一肩。”
“你挑得动么？”姑娘轻蔑地发问。
“等我试试看。”邓秀梅谦虚地回答。
双辫子姑娘颤颤波波地把水桶放在路边枯黄的草上，邓秀梅把背包雨伞解下交给她，轻巧地挑起水桶往前走，脚步很稳。竹扁担在她那浑圆结实的肩膀上一闪一闪的，平桶边的水，微微地浪起涟漪，一点也不洒出来。她挑着水，一边慢慢腾腾往前走，一边从从容容跟姑娘谈讲：
“你贵姓？”
“姓盛，叫盛淑君。”
“你们这里有个叫盛佑亭的人吧？他是你们家的什么人？”
“房份里叔叔。你认得他吗？”
“刚才碰到他出街去卖竹子。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去卖竹子？”
“不晓得他。恐怕是听到什么话了。”
“有谣言吗？”
“谣言总有的。”
“有一些什么谣言？”
“说是竹木都要归公了，如何如何的。”
“你们相信吗？”
“信他个屁。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
“乡长讲的，也不算数吗？”
“乡长不在家，治湖去了。”
“你们李主席人很好吗？”
“他好，没得架子，也不骂人，不像别的人。”
“别的人是指哪一个？”
盛淑君脸上一红，扭转脸去说：
“我不告诉你。”
邓秀梅看了她脸上的神色，猜到里边一定有故事，但也猜不透。她转换话题，问道：
“你们这里的互助组办得好吗？”
“不晓得，我没有过问。”
“你没入组吗？”
“我妈妈入了，后来又退出来了。”
“为什么？”
“不晓得她打的什么主意。”
“你爸爸做不得主吗？”
“爸爸不在了。”
“依你的意见，是互助组好呢，还是单干强？”
“不晓得，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这样大的事，你都不想吗？”
“一个人不能对世界上的事，桩桩件件都去想一想。”
“大事还是要想想。你读过书吗？”
“完小毕业了。”盛淑君懒洋洋地说。讲完又低下头来。
邓秀梅看她的神色，猜到她可能有不如意的事，也许没有考得起中学，就不往下问。盛淑君倒问她了：
“同志，你能介绍我进工厂去吗？”
“你真四海[1]，才认得我，就要我帮忙。”
“县里派来的，都是最肯帮忙的好人。”
“看你这张嘴，好会溜沟子，真不儿戏，这个小家伙。”
“不要叫我小家伙，我不小了。我拍满十八，吃十九岁的饭了。”和别的不满二十的红花姑娘们一样，盛淑君生怕人家把她看小了。
“你想进工厂去吗？工厂里的工夫可不松活哪。”
“不松活也比乡里好。”
“你为什么不爱乡里？”
“乡里冷冷清清的，太没得味了。”
“没得味，我又来做什么呢？”
“你不同嘛，你是党派得来工作的。不想来，也得来。”
“没得这个话。我很想来。我顶爱乡村。我是山角落里长大的，几天不下乡，心里就要不舒服，脑壳要昏，饭都吃不下。”她们走上一条山边的小路，满山的茶子花映在她们的眼前。邓秀梅深深地吸着温暖的花香，笑道：“看这茶子花，好乖，好香啊。”
“我本来爱花，也爱乡下的。这里有人讨厌我，反对我入青年团，我何苦赖在这里讨人家的嫌呢？还不如远走高飞，躲开了算了。”盛淑君怨憾地说。
“哪一个反对你入团，为什么？快些告诉我。”邓秀梅看着她的充满怨意的脸色，十分关切地询问。
盛淑君没有回答。到了一个岔路口，她说：
“往右边拐弯。”
她们往右拐进一个小小横村子，又走了一段铺满落花、朽叶和枯草的窄小的山边路，来到一个八字门楼的跟前。双辫子姑娘恢复了轻松的情绪，满脸堆笑，对邓秀梅说：
“到了，劳烦你，把你累翻了！”她看见邓秀梅额头上有汗，这样地说，“进屋里歇阵气再走。”
邓秀梅把水桶放下，伸起腰来。因为好久没有挑过担子了，扁担把她肩膀压得有点痛，嘴里喘着气，脸涨得通红，并且沁出了汗珠。她掏出手帕，抹了抹脸，就从盛淑君手里接过行李来背上，临走时，拉着盛淑君的手说道：
“你入团的事，等从容一点，我替你查查。”
“不必费心，没得查手。”盛淑君说，脸又发红了。
两个人作别以后，邓秀梅来到了乡政府所在的白垛子大屋。这里原是座祠堂。门前有口塘和一块草坪。草坪边边上，前清时候插旗杆子的地方还有两块大麻石，深深埋在草地里。门外右首的两个草垛子旁边，一群鸡婆低着头，在地上寻食。一只花尾巴雄鸡，站在那里，替她们瞭望，看见有人来，它拍拍翅膀，伸伸脖子，摆出准备战斗的姿势，看见人不走拢去，才低下脑壳，装作找到了谷粒的样子，“咯、咯、咯”地逗着正在寻食的母鸡们。大门顶端的墙上，无名的装饰艺术家用五彩的瓷片镶了四个楷书的大字：“盛氏宗祠”。字的两旁，上下排列一些泥塑的古装的武将和文人，文戴纱帽，武披甲胄。所有这些人物的身上尽都涂着经雨不褪的油彩。屋的两端，高高的风火墙粉得雪白的，角翘翘地耸立在空间，衬着后面山里的青松和翠竹，雪白的墙垛显得非常地耀眼。
邓秀梅走进大门，步步留心地察看着这座古香古色的、气派宏伟的殿宇。大门过道的上边是一座戏台。戏台前面是麻石铺成的天井，越过天井，对着戏台，是高敞结实的享堂。方砖面地的这个大厅里，放着两张扮桶，一架水车，还有许多晒簟，箩筐和挡折。从前安置神龛的正面的木壁上，如今挂着毛主席的大肖像。
邓秀梅走过天井，才上阶矶，就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的壮年男子满脸含笑地从房间里出来，赶上几步，热烈地拉着邓秀梅的手，随即帮她取下身上的行李，笑着说道：
“好几起人告诉我，说来了一个外乡的女子，穿得一身青，一进村，就帮人挑水，我想定是你。走累了吧？快进房里坐。”
他们进了享堂右首面着地板的东厢房，几个玩纸牌的后生子一齐抬起头，瞟邓秀梅一眼，又低下头来，仍旧打扑克。
“收场吧，来了远客，你们也应该守一点规矩。”
青年们收了扑克，一窝蜂跑出屋去了。壮年男子陪着客人穿过厢房，进了后房。那是他的住室兼办公室。他把门半掩，请邓秀梅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床铺上。邓秀梅看他头上戴一顶浅灰绒帽子，上身穿件半新不旧的青布棉袄。他的眉毛细长而齐整，一双眼睛总是含着笑。这个人，不用介绍，他们早就认得的。他是中共清溪乡支部书记兼清溪乡农会的主席，名叫李月辉。自从县委决定她来清溪乡以后，邓秀梅就从一些到清溪乡来工作过的同志的口里，也从县委毛书记的口里，打听了李月辉和乡里其他主要干部的情况。她知道，这位支书是贫农出身，年轻时候，当过槽房司务，也挑过杂货担子，他心机灵巧，人却厚道，脾气非常好。但斗争性差。右倾机会主义者砍合作社时，他也跟着犯了错误。清溪乡的人都晓得，随便什么惹人生气的事，要叫李主席发个脾气，讲句重话，是不容易的。乡里的人送了他一个小名：“婆婆子”。有些调皮的青年，还当面叫他。他听了也不生气。跟他相反，他的堂客却是一个油煎火辣的性子，嘴又不让人，顶爱吵场合，也爱发瓮肚子气。但是她跟李主席结婚以来，两夫妻从来没有吵过架。人们都说，跟李主席是哪一个都吵不起来的。
邓秀梅听人说过，李月辉从十三岁起，就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他的伯伯收养了他，叫他看牛。如今，为了报答他伯伯，他供养着他。这位伯伯是个犟脾气，跟李主席堂客时常吵场合，两个人都不信邪。吵得屋里神鬼都不安。这位自以为抚养有功的伯伯，有时也骂李主席。一听老驾骂自己的男人，堂客气得嘴巴皮子都发颤，总要接过来翻骂，李主席总是心平气和地劝她：“你气什么？不要管他嘛，他骂得掉我一身肉么？”
这位支书，就是这样一位不急不缓、气性和平的人物。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只有他伯伯看他不起，总是说他没火性，不像一个男子汉。“女子无性，乱草漫秧；男儿无性，钝铁无钢。”他常常拿这话骂他。
邓秀梅又打听到，李月辉是解放以后清溪乡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他做支书已经三年了。合作化初期，他跟区上的同志们一起，犯了右倾的错误，许多同志主张撤销他的支书的工作，县委不同意，毛书记认为他错误轻微，又作了认真的检讨。他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可以继续担任这工作。邓秀梅想起人们对他的这些评价，又好奇地偷眼看看他。只见他两眉之间相隔宽阔，脸颊略圆，眼睛总是含着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生气的。就是发气，人家也不会怕他。”邓秀梅心里暗想。
李月辉坐在床边上，从衣兜里摸出一根白铜斗，蓝玉嘴的短烟袋，又从袋里掏出一片烟叶子，一匣火柴。他把烟叶放在桌子上揉碎，从从容容，装在烟斗里，点起火柴。他一边抽烟，一边说道：
“女同志是不抽烟的，我晓得。县里的会，几时开完的？”
“今早晨做的总结。你为什么先回来了？”
“下边湖里堤工紧急，乡长带一批民工支援去了，屋里没人，区委叫我先回的。”
邓秀梅从怀里拿出党员关系信，递给支书。李月辉接在手里，略微看一眼，站起身来，口衔烟斗，打开长桌屉上的小锁，把信收起，又锁好抽屉，回身坐在床沿上，露出欢迎的笑脸，说道：
“你来得正好。乡长走后，我正担心这里人手单薄，合作基础又不好，我们会落后。你来得正好。”他抽一口烟，重复一句。“走了二十几里路，累翻了吧？我看还是先到我家去，叫我婆婆搞点饭你吃。”
邓秀梅说：
“不，我们还是先谈一谈工作吧，我肚子不饿。”
邓秀梅说着，就从袋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新中国”三个金字的小本子，抽下钢笔，说道：
“请你摆摆这里的情况。”
“先讲转社对象组，如何？”
“要得。”邓秀梅伏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上，提笔要写，还没写时，看见玻璃板下面，压着两张小相片，都是集体照，李主席坐在人们的中间，头戴缀个绒球的绒绳子帽子，口衔短烟袋，脸上微微地笑着，照片的一张的上端，还题了“党训班同学留影”七个小字。
李月辉吸完一袋烟，在桌子脚上磕去烟袋的烟灰，把它收在棉衣口袋里，从容地说：
“我们这里，本来有个社，今年春上，坚决收缩了，‘收缩’是上头的指示，‘坚决’却要怪我。如今全乡只剩两个互助组，都在乡政府近边，一在上村，一在下村。上村的组长还想干下去，下村的，连组长也想交差，快要散板了。”
“上村组长叫什么名字？”邓秀梅偏过头来问。
“刘雨生。你大概是见过的。”
“见过。”
“他做工作，舍得干，又没得私心。只是堂客拖后腿，调他的皮。这个角色很本真，又和睦，怕吵起架来，失了面子，女的抓住他的这顾虑，吵得他落不得屋，安不得生。”
“刘雨生是党员不是？”
“是的。她才不管呢。”
“不要去管他们的闲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下村组长叫什么？”
“谢庆元。”
“也是党员吗？”
“是的。只不过思想上还有点问题。”
邓秀梅偏着脑壳，拿钢笔顶着右脸，问道：
“有什么问题？”
“你问老谢么？他这个人哪，慢点你会晓得的。总而言之，他那一组有点费力。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几家难于讲话的户子，都在他组里。”
“难得讲话的，是哪些人家？”邓秀梅关心地忙问。
“比方说：陈先晋老驾，就算得一户。他对人说：‘亲兄嫡弟在一起，也过不得，一下子把十几户人家扯到一块，不吵场合，天都不黑了！……’”
李月辉正说到这里，听见外屋一阵脚步声。有人粗暴地把门一推，单幅门猛烈地敞开，在这小小后房里，激起了一股气浪，把亮窗子上糊的旧报纸吹得窸窸嚓嚓地发响。邓秀梅回身往门口看时，只见一个差不多高齐门框的、胸膛挺起的威武后生子闯进了房间。他肤色油黑，手脚粗大，头上戴顶有个光滑黑亮的鸭舌的蓝咔叽制帽，上身披件对襟布扣的老蓝布棉袄，没有扣扣子，也许是怕热，下身穿条青线布夹裤，脚上是一双麻垫草鞋。看见邓秀梅，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只顾对李月辉气势汹汹地嚷道：
“李主席，你说这个家伙混账不混账？”
“怎么开口就骂人家混账？你懵懵懂懂，没头没脑，说的到底是哪个？”
“亭面胡。他听信谣风，砍竹子上街去卖去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你听哪一个说的？”
“有个民兵看见了，来告诉我的。”
邓秀梅知道他们说的是盛佑亭，但这后生子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不晓得他是认生呢，还是骄傲，她不好答白，只静静地听李月辉说道：
“砍几根竹子，也是常事，人家是去换点油盐钱。”
“你倒很会体贴他。我怕他是听信了谣风。”
“起了谣风，你们民兵就有事做了，有什么怕的？”李月辉笑一笑说，“真赶巧，我们正在谈你爸爸的坏话，你就来了。我还没介绍，这是邓秀梅同志，县委派来帮我们搞合作化的。”后生子给邓秀梅略略点了点头。李月辉又说：“这是刚才我说的陈先晋老驾的大崽，陈大春同志，党员，民兵中队长，青年团的乡支书。”
听说陈大春是青年团支书，邓秀梅笑着站起身来，亲热地跟他拉手，用她的全神贯注的闪闪有光的眼睛，又一次地细细打量这位青年的仪表。他身材粗壮，脸颊略长，浓眉大眼，鼻子高而直，轮廓显得很明朗。在这一位新来的生疏的上级的跟前，他露出了一种跟他的粗鲁的举止不相调和的不很自然的神态，他想退出去，但又不好意思马上走。邓秀梅还是随便地亲热地笑着，要他坐下，自己也坐下来说道：
“你来得正好，同李主席谈完情况，我要跟你扯一扯。”
“我还有事去，过一阵再来。”陈大春说完，转身要走。
邓秀梅看了看手表，还只有五点。她晓得，农村里的会，照例要过了九点，才能开始，如今离开会还有四点来钟，她默了默神，就跟李月辉说道：
“李主席，这样好啵？我先跟团支书讲几句话，我们再谈。”
“要得。”李主席好打商量，马上同意，“我正要去叫人把通知发下。”
李主席起身出去了，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细细长谈。陈大春起初还有点感到生疏，慢慢地也就放肆了，喉咙也跟着粗了。他们两个人坐在渐渐变成灰黯的亮窗子跟前，谈起了青年团的工作的各个方面。邓秀梅还是跟平常一样，伏在案前，用钢笔在自己的小红本子上，扼要地记下她所听到的东西。研究发展团员的规划时，陈大春说：
“有一个发展对象，叫做盛淑君。”
“盛淑君？是不是一个梳双辫子的姑娘？”邓秀梅停了笔，转脸对着他，关怀地问。
“梳双辫子的姑娘有的是，她也是一个。你认得她吗？”
“我一进村，就看见了她。她怎么样？”
“她样样都好，愿意劳动，还能做点事，起点作用，品格也没有什么，只是太调皮，太爱笑了。而且……”
听到这里，邓秀梅冷冷笑道：
“你们男同志真是有味。女同志爱笑，也都成了罪过了。调皮又有什么坏处呢？要像一尊檀木雕的菩萨一样的，死呆八板，才算好的吗？发展对象还有一些什么人？”
陈大春随即谈到了三个年轻的男女，说：“他们都有特殊的情况，不好培养，一个要出去升学，一个就要出嫁了，还有一个正在打摆子。他一连打了八个夜摆子[2]，打得只剩几根皮包骨……”邓秀梅没有听完，笑起来说：“调皮的，爱笑的，读书的，要出嫁的，打摆子的，都不好培养，照你这样说，只有呆板的，爱哭的，不爱学习的，留在家里养老女的，一生一世不打摆子的，才能培养了？快把刚才讲的这几个青年，都给我列入发展对象名单里，并且指定专人去负责考察和培养。”
“盛淑君也列进去吗？”陈大春犹犹疑疑地问。
“她有什么特别呢？”邓秀梅十分诧异。
陈大春没有做声。邓秀梅想起了盛淑君跟她谈的话：“这里有人讨厌我，反对我入青年团。”她想，她大概是指团支书了。沉吟一阵，邓秀梅又说：
“你要是说不出叫我信服的理由，就给我把盛淑君也放进名单里去，并且要抓紧对她的培养。”
陈大春勉勉强强点一点头，说道：
“她的历史，成分，我们研究过，没有问题，就是……”
“就是什么？爱笑，是不是？”
“不是，你以后看吧。”
陈大春才说到这里，看见李主席来了，就起身告辞，走了出去。他的粗重的脚步，踏得厢房里的地板轧拉地发响。
冬天日子短，不到六点钟，房里墨黑了。李月辉点起桌上一盏四方玻璃小提灯。他这盏灯，向来是一就两用的。赶夜路时，他提着照路。在屋里，他把它放在一块青砖上，照着开会、谈话或是看文件。现在，他和邓秀梅就在昏黄的灯影里，一直谈到八点多。
“你饿了吧？”李月辉记起邓秀梅还没吃夜饭，说道，“到我家里去，叫我婆婆搞点东西给你吃。”
“请先费心给我找个住宿的地方。”邓秀梅的眼睛落在她的行李上，这样地说。
“有妥当地方。明天去吧。今晚你睡在这里，我回去住。”
“启动你还行？”
“没有什么。”李主席和他爱人感情好，除开有特殊的缘故，他天天都要回去睡，落得做一个顺水人情。
李主席提了小提灯，引着邓秀梅，走出乡政府。两个人一路谈讲。邓秀梅问：
“你晓得盛淑君吗？她怎么样？”
“她本人不坏。”
“她入团的事，陈大春为什么吞吞吐吐，很不干脆？”
“大春是个好同志。他要求严格，性子直套，不过，就是有点不懂得人情，狭隘，粗暴。盛淑君本人是位纯洁的姑娘，工作也上劲，就是她妈妈有一点……”说到这里，李月辉也吞吞吐吐，不往下讲了。
“有一点什么？”邓秀梅连忙追问。
“盛淑君爸爸在世时，她妈妈就有一点不那个。”
“她爸爸是作田的吗？”
“作了一点田，也当牛贩子，手里有几个活钱。他一出门，堂客就在家里，走东家，游西家，抽纸烟，打麻将，一身打扮得花花绿绿。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不免就有游山逛水，拈花惹草的闲人。”
邓秀梅低头不做声。李月辉看了她的脸上的颜色，晓得她为妇女们护短，随即说道：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如今也好了。不过，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像大春，就有点寻根究底，过分苛求。”
“盛淑君她妈妈的事，跟她本人有什么关系？”
“我也说没有关系。大春却说：‘龙生龙子，虎生豹儿’，根源顶要紧。”
“他自己不是旧社会来的？”
“是倒是的。不过，他爸爸是个顶本真的人，舅舅是共产党员，‘马日事变’以后，英勇牺牲了。讲根源，他的没有比。”
邓秀梅听了这话，沉吟一阵，才说：
“无论如何，我们要把政治上的事和私生活上的事，区别看待，而且，考虑一个人入团，主要地要看本人的表现。”
“你不必来说服我，秀梅同志。我早就同意解决盛淑君的团籍的，都是大春，他很固执。原先，他还有时听我的调摆，自从他那一个宝贝自发社给我砍掉了，连我的话，他也不信了。”
“砍掉自发社，本来不对嘛。”邓秀梅委婉批评他。
“是不对呀，我检讨了。我也要求去学习，好叫我的肚子里装几句马列；上级不答应，说就是学习，也要迟两年，叫我继续当支书。要当支书，就得认真地当家做主，大春他不服我管。你来得正好，上级真英明，派你来加强这里。”
“还是要靠你。刚才大春说的卖竹子的，是盛佑亭吗？”
“是他的驾。”
“他很厉害吧？”
“他是个面胡，有什么厉害？他只一把嘴巴子，常常爱骂人，可是，连崽女也不怕他。他心是好的，分的房子也不错，以后你住到那里，倒很合适。平素，上边来了人，我们也是介绍到他家里住。他婆婆能干，也很贤惠。你的伙食搭在他家里，要茶要水，都很方便。”
李月辉手里提了他的玻璃四方小提灯，引导邓秀梅，一边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着，一边谈讲。山野早已灰黯了，天上的星星，着眼睛，带着清冷的微光，窥察着人间。四到八处，没有人声。只有坝里流水的喧哗，打破山村夜晚的寂静。小路近边，哪一家的牛栏里，传来了牛的嚼草的声音。
“你们这里，牛力够吧？”邓秀梅关切地发问。
“刚够，少一条也不行了。今年死了好几条。”
“如何死的？”邓秀梅吃惊地追问。
“有病死的，有老死的，也有故意推到老墈[3]脚底摔死的。”
“有人故意搞死耕牛吗？为什么？”
“为的是想吃牛肉，牛皮又值钱。”
“恐怕原因不是这样简单吧？要注意啊。”
一路上，两个人又商量着会议的开法，不知不觉，到了李家。在那里随便吃了一点现饭子，两个人就回到乡政府来了。
* * *
[1] 四海：大方。
[2] 夜摆子是最厉害的一种疟疾，夜里发病，不能安眠，到白天寒热退了，又不能休息。
[3] 山村梯田的高田塍叫做老墈。
[book_title]三、当夜
邓秀梅和李主席回到乡政府，看见厢房和别的几间房屋的亮窗子里，都映出了灯光。开会的人还没到齐，先来的男女们分散在各间房里打扑克、看小人书、拉胡琴子、唱花鼓戏。
会议室就是东厢房，李主席的住房的外屋。这是这个祠堂里的一间最熨帖的房间，面着地板，两扇闭了纸的格子窗户朝南打开，一张双幅门通到享堂。屋里，右首白粉墙壁上有两个斗大的楷书大字，一个是“廉”，一个是“节”。房间当中摆着两张并起来的方桌子。桌上放着两盏玻璃罩子灯，一口白漆小座钟，白漆掉了的地方露出了生锈的铁皮。桌子的周围，墙壁的近旁，横七竖八，放着好多椅子、高凳和长凳。打牌的、看书的，都围在灯下。昏黄的灯光映出的一些巨大的人影，在白粉墙上不停地晃动。
果然是过了九点，人才到齐。李主席走到门口，向各房间叫道：
“党员都到这里来，开会了。”
党员们陆续走进厢房来，地板上发出了椅子和凳子拖动的声响。人声一静，李主席走到桌子边，从容说道：
“现在开会了。今天的支部大会是研究办社。”他朝桌边的邓秀梅看了一眼，又说：“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县委派来的邓秀梅同志。”大家都鼓掌，邓秀梅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坐在灯光暗淡的房门角落里的两个后生子，看着邓秀梅，悄悄地议论。
“比李主席年轻多了。”一个说。
“是呀，如今上级净爱提拔年轻人。”另一个说。
“何解不提拔你呢？你也只有二十来岁嘛。”
“你为什么讥笑人家，踩了你的尾巴啵？”
“喂，喂，不开小会了，好不好？”李主席轻轻敲一敲桌子，说道：“现在，请邓秀梅同志做传达报告。”
邓秀梅站了起来，翻开本子，正要开口，还未开口时，李主席忙把煤油灯盏捻得亮一点，移到她近边。
邓秀梅看看笔记，开始报告了。初到一个新地方，不管怎样老练的人，也有点怯生。邓秀梅脸有点热，心有点慌了。眼望着本子，讲得不流利，有几段是照本宣科，干枯而又不连贯，没有生动的发挥和实例。房间里肃肃静静的。人们拿出本子和钢笔，准备记录。但过了一阵，听她讲得很平淡，口才也不大出色，有几个人的精神就有一点散漫了。有人把本子和钢笔干脆收起来，大声地咳嗽；有一个人把旱烟袋子伸到煤油灯的玻璃罩子上，把火焰吸得一闪一闪往上升，来点烟斗；坐在灯光暗淡的门角落里的那两个后生子，“思想开了小差了”，把头靠在墙壁上，发出了清楚的鼾声；坐在桌边的陈大春，顺手在桌子上响了一巴掌，粗声猛喝道：“不要睡觉！”睡觉的人果然惊醒了，不过不久，他们又恢复了原状。
看见会上这情景，邓秀梅心里慌乱，口才越发不行了。她又好像是第一回发言，脚杆子有些发颤，眼前也好像蒙了一层薄雾。李月辉看出了她的窘态，就低着头，不敢看她。他抽一口烟，默了默神，听她讲得告一个段落，就站起身来，走到桌前，低声地跟她打商量：
“休息一下啵，你看呢？”
邓秀梅猜到了他的用意，点一点头。李主席宣布休息，大家就一哄而散，好像是下了课的小学生，各人寻找各人喜爱的娱乐。有的跑到两边房间里，跟青年们混在一起，拉二胡，唱花鼓；有人下军棋；也有的人就在会议室打起扑克来。治安主任盛清明很四海地招呼邓秀梅：
“邓同志，你来一个吗？”
邓秀梅的报告没成功，无情无绪，不想去玩，李主席笑着怂恿她：
“玩一玩吧。不过要当心，他们打得不规矩，爱打电话，还有一些可疑的手脚：擤擤鼻子，就是要梅花，眨眨眼睛，是要黑桃。”
“李主席，你败坏人家的名誉，”盛清明说，“邓同志，千万不要信他的，我们打得顶老实。”
“哼，我还不晓得你的，老实鼻子空，肚里打灯笼！”李月辉笑一笑说：“邓同志，你要提防清明子。不要叫他洗牌，他会把好牌间花插在对家拿得到手的地方。”
正在洗牌的盛清明，把牌往桌上一撂，说道：
“你们来洗，我避嫌疑。”
陈大春接着把牌洗好了。他坐在邓秀梅对面，跟她做一家。盛清明和别一个单单瘦瘦的人缴伙做一家。盛清明笑道：
“雨生子，不要思想开小差，把黑桃看成梅花了。”
“哪里会呢？”刘雨生一边拿牌，一边本本真真地声辩。
刘雨生坐在邓秀梅右首，专心致意在打牌。她看他头上戴顶藏青斜纹布制帽，上身穿件肩头露了棉花的开胸布扣青大布棉袄。他神态稳重，人家笑闹时，他从不高声，总是在眼角嘴边，显出微含沉郁的神态。李主席站在邓秀梅背后，笑着说道：
“秀梅同志，我替你观场，好叫他的鬼把戏，耍不出来。”
盛清明笑道：
“那你们就有三副眼睛了，我们只有两副，没得话说，算我们输了，好不好呢？”他一边摸牌，一边笑着说，“看，真是没得法子想，运气送上门，挡都挡不住，你看，这是个什么？”盛清明把他拿到的大鬼伸到李主席眼前，亮了一亮。李月辉笑道：
“糟了，大鬼又落到他手里去了，这家伙又搞了鬼。”
“你才见鬼呢。牌是人家陈大春洗的，我能做什么？李主席，你不能平白无故，冤枉好人啰。”
“你呀，我看你还是少调皮的好，你越调皮，张芝园越不喜欢你。”
“她不喜欢我，只由得她，心长在她的身上。”
“这不是心？”陈大春拿着黑桃A，在他眼前一亮，随口说道。
“这是你的黑心。”盛清明说。
“这家伙嘴巴磨得真快。”李主席笑了。
“哪里赶得上主席你呢？”盛清明亮出梅花七，把梅花当做主牌。他一边整理手里的牌，一边笑道：“说正经的，你这位月老，理应帮忙。我调主。”他打出一张梅花六，下首陈大春，啪哒一声响，把他粗大的右手拍在桌子上，冲出一张梅花K，盛清明鼓起眼睛，望着对家刘雨生。刘雨生轻轻地摆一摆头，盛清明连忙伸手要把梅花六收回，口里说道：
“我出错了牌。”
“你敢拿回去！落地生根，放下不放下？”陈大春用手压住盛清明的手，叫道，“你这家伙，又打电话，又要悔牌，邓同志才来，你要面子啵？”
盛清明只得放下梅花六，笑笑说道：
“打牌只怕碰了冒失鬼。不是他，哪一个会一下子冲出老K来？雨生子，你看我们背时不背时？真真没得法子想。”
盛清明在第二张牌上，就把主动权收回来了。他一边用眼睛看着三家出的牌，一边跟李主席闲扯：
“李主席，在旧社会，你爱做媒，如今看了人家爱人闹别扭，你也不肯帮忙了。”
“你这样威武的角色，这点小事，算得什么？还要人家来帮忙？”
“唉，你不晓得，有人也在追她，在她家里，放我的谣言，还伤到我妈，说她恶，将来会勒媳妇，还说了她一些不入耳的坏话……”
“他又捣鬼了，”李主席说，“偷了一张牌。”
“拿不拿出来？”陈大春跳起来说。
“没有，没有，的确没有。”盛清明分辩。
“数他的牌。”
“数吧。”
“屁股底下是什么？怎么压了一张牌？”
陈大春从盛清明屁股底下搜出一张梅花A，大声嚷道：
“这家伙太不卫生了，快去告诉张芝园。”
“玩嘛，又不是工作，顶什么真？”盛清明把牌放了，笑笑说道：“我也不想跟你们玩了，你们太不行，值不得一打。”
“秀梅同志，继续开会好不好？快十一点了。”李月辉说。
人们陆续走进来，随便坐在桌子的周围。总是迟到的妇女主任这时候才来。她把她带来的吃奶的孩子放在桌子上，由他满桌爬。这小家伙穿一条衩裆棉裤，有块蓝色胎记的肥胖的小白屁股裸露在外边。一眼看见钟，他就要去拿。妇女主任大声喝止，吓得他哭起来了。主任只得把他抱起来，敞开胸口，把奶子塞在小小的号哭的嘴里。
李主席把头伸到邓秀梅的耳朵边，悄悄跟她说：
“请多讲点事实。等一等，我先来介绍一下。”他伸直腰杆，大声地说：“同志们，邓秀梅同志这个报告，是传达县里三级干部会的精神的，请用心听，能写字的，都好好记录，以后要讨论。邓秀梅同志解放后不久就入了党，如今是团县委副书记。现在就请她继续报告。”李主席带头鼓掌，这回的掌声比上回热烈。
听了李主席的话，邓秀梅心里并不暖和。她生性要强，只想凭本事，不愿借职位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李主席的这番介绍，无异于说，单凭本事，她是不行的，这对她的自尊心，是一种隐微的伤害。但是，邓秀梅并不乖僻，她晓得李主席是出于好心，而且，她想，既然这样地讲了，也就算了。她开始报告。打了一场牌，跟几个人混熟了一些，她不像从前，由于人地生疏，心里感到那么紧张了。在报告里，她竟举出了本乡的实例，这使李主席惊奇，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致。整个厢房，都寂寂封音，听她说道：
“……你们乡里有个盛佑亭，小名叫面胡，是吧？”
大家都笑了。邓秀梅继续说道：
“亭面胡是一个好人……”
“田里功夫，他要算一角。”盛清明插口说道。
“他是你的嫡堂阿叔嘛，当然好啰。”陈大春跟他抬杠。
“我盛清明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好就说好，不好归不好。田里功夫，他比你爸爸还强一色。就是有一点面胡，吃了酒，尤其是有点云天雾地。”
“这亭面胡，解放以前，从来没有伸过眉。”邓秀梅接着说道，“他住在茅屋子里想发财，想了几十年，都落了空。解放后，他一下子搬进了地主的大瓦屋，分了田，还分了山。他脚踏自己的地，头顶自己的天，伸了眉了，腰杆子硬了。但是，他的生活还不怎么好。”
“是呀，去年，他还吃过红花菜。”盛清明说。
“这是为什么？”邓秀梅发问，随即又自己回答：“这是因为小农经济，限制了他，只有这点田，人力又单薄，不能插两季。”
“他家人口也太多，除开出阁的，大小还有六个人，小的都进了学堂。”盛清明又插口说。
“清明子，”李主席温和地笑着忠告道，“依我看，你还是让邓同志先讲，有你讲的时候的。”
“人口多，不是根本的原因，我们农村的穷根，还是在乎土地的私有，劳动力的调配不合理。”
邓秀梅举了亭面胡的例子以后，她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兴致，都专心地听，用心地记了。会议室里，鸦默鹊静，只有那只小白钟发出嘀嘀哒哒的很有规则的微响，间或，透过后边屋里的亮窗子，从后山里，传来一声两声猫虎头[1]的啼叫。邓秀梅情致高扬，言语也流利一些了。她畅谈着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道理，以及农业合作社的种种优越性。她提起了毛主席论合作化的著名的文章，涉及了我党合作化的历史和经验。她准确而又生动地传达了县委三级干部会的精神和毛书记的报告的要点。县委交代的入乡的做法，她也清楚阐述了。临了，她说：
“我看见有砍竹子卖的。我们要当心，是不是有人听信反革命的谣言了？合作化运动是一场严重、复杂和微妙的斗争，它所引起的矛盾会深入人心，波及所有的家庭……”
到半夜过后，邓秀梅报告完了。李主席和她小声商量了一阵，排定了明天会议的议程，就宣布散会。这时候，乡政府别的房间，人都走尽了，都已墨漆大黑了。党员们一伴一伴地点着火把、马灯，亮着手电，出了乡政府，四散回家了。李主席点起小方灯，临走时跟邓秀梅说：
“我们明天见，这屋子大，我去找个人来跟你搭伴。”
“我看不必吧，我不怕。”邓秀梅嘴里这样说，但是，看见这么宽阔、幽静的一座空空落落的大屋，板壁时常炸得响，她暗暗里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怯惧。
李主席提着灯走了。邓秀梅收关了门户，回到厢房，吹熄一盏灯，端起亮着的那盏走进了后房。带着女性的细腻，邓秀梅重新观察了李主席的这间办公室兼做寝室的房间。它面着杉木地板；一扇朝北开的花格子窗子糊了旧报纸；墙上的石灰有的剥落了，露出了青砖。靠右，摆着一张单人床。床架上挂起一铺破旧的夏布帐子；在床铺草和薄垫被的上面，铺了一床窄幅浅蓝格子布床单；靠里，叠着一床蓝印花布面子的被窝，被上放一个长长的圆枕，枕端绣着梅花和小梅花雀子。窗前摆一张书桌，抽屉上了锁；桌面上，除开压着两张照片的玻璃板外，还有茶壶，茶碗，搪瓷漱口缸，化学肥皂盒，和一面小小的圆镜子。这面圆镜，反映人的脸颊时，略微有一点走样，比方说，圆脸会变成长脸。也许，李主席是嫌自己的脸有点过于浑圆，特意买了这镜子，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吧？
正在研究这面把自己的脸稍微拉长了的镜子的时候，邓秀梅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了。她走了出去，把大门打开，火把的通红的光焰，照出了一个姑娘的标致的嫩脸，和她的胸口鼓鼓的花棉袄的一截。她认得出，这是盛淑君，她替她挑过水的那位双辫子姑娘。她欢喜地握住她的手心微微出汗的胖手，把她拉进来，然后一边关大门，一边笑着问：
“现在你晓得我的名字了吧？”
“晓得了。李主席要我来跟你搭伴，我高兴极了。”姑娘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杉木皮火把撂在天井里，用脚踩熄了。
两个人进了房间，一个坐在床边上，一个坐在长桌边，安置要睡，又都不想睡。她们谈起了村里各色各样的事情。临末，邓秀梅告诉姑娘说：
“你入团的事，组织上会重新考虑。”
“只怕有人还要反对我。”盛淑君说，转过脸去，望着窗子。
“你怕哪个？”
昏黄灯光下，邓秀梅看见盛淑君的脸红了，没有回答。
“你不说出来，我也晓得了。放心吧，只要好好地工作，在合作化的运动里起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你是会有希望的。”
盛淑君扭转脸来说：
“这样就好，这样我的心就暖和一点。”
“你年纪轻轻，心里有什么不暖和的地方呢？”
“唉，不提这些没意思的话了，快鸡叫了，我们睡吧。”
“你睡哪头？”邓秀梅问。
“两个人睡一头吧，我没洗脚。”盛淑君说。
“李主席这被窝好硬，跟门板一样。”邓秀梅摊开被窝时，这样地说。“两个人睡，怕太窄了。”说着，她跟盛淑君一起，打散自己的背包，取出那床半新不旧的被窝，铺在床上，再把李主席的被窝横盖在上面。盛淑君脱衣先睡了，邓秀梅取下发夹，脱了青棉袄，解开箍在裤腰上的皮带子，把一支挂在皮带上的带套的手枪，掖在枕头边。临上床时，她吹熄了灯，油烟子味，飘满一房间，好久不消散。
睡在枕头上，邓秀梅问道：
“你不想出去了吧？”
“我还是想。呆在这里，没得意思。”盛淑君说。
“我看你嘴里这样说，心里并不这样想。我晓得，你正在恋爱。”邓秀梅说。
“没有这话。”盛淑君为自己说了这一句假话，脸发热了，一定红了吧，房里墨黑，邓秀梅没有看见。稍停一阵，姑娘又亲热地叫道：“秀梅姐姐，你是有经验的人，请告诉我吧，爱情来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你问爱情么？”邓秀梅有些困倦了，还是打起精神来回答她说，“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
“秀梅姐姐，你说得真好，灌溉，丰收。告诉我，从哪一个身上，得到这些呢？”盛淑君一心一意，只是想着一个她所怀恋的具体的人。
“从爱情身上。”邓秀梅回答。
“你是说，从你所爱的人的心上吗？”
“是的。”
“要是他不理你呢？”
“你也不理他。”邓秀梅斩钉截铁地干脆地回说，“好吧，天快要亮了，我们睡觉吧。你听，不是鸡叫了？”
鸡真的叫了，但在山村的冬夜，就是鸡叫了二遍，离天亮也还有好远。盛淑君闻见了邓秀梅的微细的，均匀的鼾声。她一个人还睁着眼睛，在胡思乱想：“不理他吗？这太严重了。我做不到。可是，他要是坚决不理我，又怎么办呢？”颠来倒去，她想不出法子，瞌睡也就上来了。她的两条黑浸浸的长长的粗辫子分离在两处，一条拳曲地躺在枕头边，一条随便地拖在被窝上。两个年轻的女子，体质都好，身上又盖了两铺被子，睡了一阵，都热醒了，盛淑君把她两条壮实的手臂搁在被窝外，一直到天光，一直到后山里的鸟雀啼噪着，青色的晨晖爬上了纸窗的时候。
* * *
[1] 猫虎头：猫头鹰。
[book_title]四、面胡
天粉粉亮，值日的财粮委员李永和赶到乡政府，推门不开，就从祠堂耳门口进入邻舍家，再走那里一张月洞门，绕进乡政府，把大门打开。隔不好久，陆陆续续，来了好多的农民。
李永和伏在厢房南窗下的一张方桌上，手不停挥，在给人们开写各种各样的条子。厢房里外，挤满了人，有要卖猪的，有要买糠的，有要打油的，有要借钱的，都吵吵闹闹，争着要条子。
陈大春在享堂里听见大家吵成一片，跨进房间，粗声喝道：
“吵什么？人家邓同志还在睡觉呢。”
“张飞三爷，你这一叫，倒把人家惊醒了。”李永和笑道。
“不要紧的，我们起来了。”是后房里的邓秀梅的声音。
邓秀梅和盛淑君都起床了。听见陈大春说话，盛淑君的脸泛红晕。她扣好衣服，对着李主席桌上的那面镜子，用梳子拢了拢额上的短发，就打开房门，走了出来。一眼看见大春站在房门的对面，她一溜烟跑了，两条大辫子在她背后不停地摆动。邓秀梅穿好衣服，叠起被窝，用手略微抚平了头发，对镜夹上了夹子，就提个脸盆，出来舀水。端起一盆水，回到房间时，陈大春也跟进来了。她弯腰弓身，一边洗脸，一边跟团支书谈论村里青年的思想。才一壶烟久，李主席来了，帮邓秀梅捆好行李，准备带她往亭面胡家去。
“我不送你了。”大春说完就走了。
“那是盛家里。”李主席帮邓秀梅背着行李，走了一里多点路，指指前边一个屋场说：“这原先是地主的坐屋。”
邓秀梅远远望去，看见一座竹木稀疏的翡青的小山下，有个坐北朝南、六缝五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的偏梢子[1]。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显得格外地耀眼。屋后小山里，只有疏疏落落的一些楠竹、枫树和松树，但满山遍地都长着过冬也不凋黄的杂草、茅柴和灌木丛子。屋顶上，衬着青空，横飘两股煞白的炊烟。走近禾场，邓秀梅看见，这所屋宇的大门的两边，还有两张耳门子，右边耳门的门楣上，题着“竹苞”，左边门上是“松茂”二字。看见有人来，禾场上的一群鸡婆吓跑了，只有三只毛色花白的洋鸭，像老太爷一样，慢慢腾腾地，一摇一摆地走开，一路发出嘶哑的噪叫。一只雪白的约克夏纯种架子猪正在用它的粗短的鼻子用劲犁起坪里的泥土，找到一块瓦片子，当做点心，吃进嘴里，嚼得嘣咚嘣咚响。
进了门斗子，里边是个小小的地坪。当阳的地方，竖着两对砍了丫枝的竹尾做成的晒衣架子，架上横搁几根晒衣的竹篙。麻石铺成的阶矶，整齐而平坦。阶矶的两端，通到两边的横屋，是两张一模一样的月洞门，左门楣上题着“履中”，右门楣上写着“蹈和”，都是毛笔书写的端端正正的楷书。
邓秀梅正在留神察看这一切的时候，一位微驼的中年农民从屋里迎出，笑着打招呼，这就是面胡，都是熟人，不用介绍。他们坐在阶矶上的板凳上，抽烟，谈讲。盛家的孩子和邻家的孩子都围起拢来，看城里人，李主席赶了一回，他们散开一阵，又拢来了。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提一沙罐子温茶，一手拿几个粗碗，放到谈话的人们跟前的一张朱漆墩椅上。邓秀梅想，这一定是面胡婆婆，便悄悄地看了几眼，只见她腰身直直的，穿一件有补丁的老蓝布罩褂，神态很庄重。放下茶罐和茶碗，她不声不响，退到横屋门边的太阳里，坐在竹椅上，戴起老花镜，补一件衣服，间或，她抬起头来，眼睛从眼镜上望去，赶一声鸡。
主客的谈话，由收成扯到了冬耕，由冬耕谈到互助组，又提起了面胡进城去卖竹子的事情，邓秀梅没有责备他嘲笑他，只是顺便地问起竹子的价格。
“卖不起价啊，晓得这样，不该去的。三根竹子抵不得一个零工子的钱。”
“你在街上没喝酒吧？”李主席笑着插嘴问。
“还喝酒呢！酒都贵死人，哪个喝得起？”
李主席笑道：
“酒价高些，意思是要你少喝一点。邓同志要到你家做客了，你欢迎吧？”
“欢迎，欢迎，哪有不欢迎的道理？”亭面胡还没有完全听清李主席的话，就先一连说了三个热烈的“欢迎”，然后才问：“你是说，她要住在我们这里吧？那好极了。只要不嫌弃，看得起我们。我把我们文伢子住的那间正屋，腾给你住。我们到横堂屋里去坐吧，这里当风。”
面胡替邓秀梅提起背包，引导他们进了横堂屋。这里摆着扮桶、挡折、箩筐、锄头和耙头，还有一张四方矮桌子，几条高凳，一些竹椅和藤椅，楼护[2]上挂了一束焦黄的豆壳子，还有四月豆和旱烟叶子的种子。他们坐下来，又继续谈话。
这位亭面胡的出身和心性，我们已经略加介绍了。在他的可爱的心性里，还有几点，值得提提。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诨得好半天。他的知心朋友又容易找到。不论男和女，老和少，熟人或生人，只要哪一个愿意用心地，或是装作用心地倾听他的有点啰嗦的谈吐，他就会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他的话匣子一开了头，往往耽误了正事。好久以前有一回，他们还是单家独户，住在上边茅屋子里的时候，灶屋里的缸里没有水，灶上的瓮坛快要烧干了。婆婆要他赶紧去挑一担水来应急。他挑起水桶，走出去了，足足有一餐饭久，还没有回来。婆婆站在阶矶上一望，看见他离井边不远，放下水桶，蹲在小路上，正在跟一个人谈讲。她只得自己跑出去提水，回来时，只听见啪嗒一声，瓮坛烧炸了。
现在，因为谈讲，他把腾房间的事，丢到九霄云外了。邓秀梅看了看表，过了七点，快要开会了，她望李主席一眼。李月辉会意，随即问道：
“老亭哥，房间怎样了？”
“还没有收拾，”亭面胡说，接着就扬声叫骂：“文伢子，快把正房间收拾出来，你这个鬼崽子，在那里搞什么鬼？没得用的家伙。”
亭面胡在外边，对什么人都有讲有笑，容易亲近，在家里却是另一个样子。他继承了老辈的家规，对崽女总是习惯地使用命令的口气，小不顺眼，还要发躁气，恶声恶气地骂人，也骂鸡和猪和牛。他的二崽，名叫学文，已经十五岁，住初中了，有时也要挨他几句冲。对于小儿女：满姐和菊满，他骂得更多，也更厉害。“你来筑饭不筑，你这个鬼崽子？”他总是用“筑饭”代替“吃饭”，来骂贪玩的菊满，“还不死得快来洗脚呀，没得用的家伙？”“我抽你一巡楠竹丫枝，”“要吃楠竹丫枝炒肉啵？”“我一烟壶脑壳挖死你，”“捶烂你的肉。”等等，好厉害啊，要是真的这样照办了，他的崽女，他所喂的鸡和猪，和他用的牛，早都去见阎王了。可是他们还健在，而且，哪一个也都不怕他。凭经验，他们都晓得，他只一把嘴巴子，实际上是不会动手认真打人的。
儿女们的不怕他，还有个理由，那就是他的恶骂，他的发脾气，都不在点上，该骂的，他没有开口；不该骂的，他倒放肆吵起来。比方说，天才断黑，孩子们还没有洗脚，这又何必动气呢？但他也要猛喝一两句。他的这些不在点上的凶狠的重话，不但没有增长自己的威风，反而使得他在孩子们的心上和眼里，失去了斤两。他的婆婆和他正相反。这位勤劳能干的妇女说话都小声小气，肚里有主意，脸上从不显出厉害的样子。她爱精致，爱素净，总是把房间里，灶门口，菜土里，都收拾得熨熨帖帖。她烧菜煮饭，浆衣洗裳，种菜泼菜，一天到黑，手脚不停。因为心里有主张，人很精明，家里的事，自然而然，都决定于她，而不决定于面胡。对于孩子们，她注意家教，但是她从不乱骂。他们都很畏惧她。有时候，他们也不听她话，不去做她吩咐做的事，她温温婉婉劝一阵，还不听，就把脸一放，问道：“你真不去吗？”听了她的这一句，孩子们往往再不说二话，乖乖地依着她的吩咐去做了。左右邻舍说：“盛家姆妈有煞气。”
初中学生盛学文，对他能干的妈妈很是孝顺。这个十五岁的后生子的气质有些接近他妈妈，一点也不像他爸爸。他说话小声小气，做事灵灵干干，心眼儿多，人又勤谨，通通都是他妈妈的脱胎。他在学校里的功课好；一下了课，回到家里，挑水、砍柴、泼菜，什么都来。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本事，会扎扫把，会劈刷把子。就是有一点，对他爸爸的谈吐，他不敬佩，尤其是，动不动就要他回来住“农业大学”，他更不心服。除非不得已，或是经过妈妈的劝说，他一向都是不大爱听爸爸的话的。比方这一次，他正在后门阶矶上劈刷把子，爸爸叫他去收拾房间，他不想去，还是低头只顾劈他的东西。盛妈起身走进去，小声动员他：
“伢子，你去吧，快去把正房间打扫一下，腾得客人住，你住楼上去。”听了妈妈的这一番和婉的叮咛，他才起身，带领满姐和菊满，奔到正房里。三个人就在那里，一边收拾，一边玩耍，房间里噼里啪啦，闹得翻了天。小菊满爬上床铺，大翻筋斗，把铺床的稻草，弄得稀巴乱，草灰子飘满一房间。
谈了一阵，李主席告辞先走，亭面胡也砍柴去了。盛妈带着邓秀梅来到正房里。邓秀梅看见，这是一间面了地板的熨熨帖帖的房间。面向窗户，靠紧板壁，摆着一挺朱漆雕花嵌镜的宁波床。东窗前面，放着一张黑漆长方三屉桌。桌上摆个酒瓶子，插着一朵褪了色的红纸花。南边粉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像，两边是一副红纸对联：
现在参加互助组
将来使用拖拉机
盛妈把孩子们赶走，自己打了一桶水，帮助邓秀梅揩抹桌椅和门窗，一边闲扯着。她问：
“邓同志也是我们这边的人吧？”
“我的老家在癞子仑那边。”
“你们先生呢？”
“他也在工作。”
“你们何不在一起工作？少年夫妻，分开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邓秀梅笑着说道，脸上微微有点红。
“不好，不好。”盛妈又连连地说。
“不在一起，通通信也是一样。”邓秀梅有心转换话题，她问：“你的崽住中学了？”
“讲得你邓同志听，这也是霸蛮[3]读呢。老驾不肯送，要他回家来作田。”
“那也好嘛。”
“伢子横心要读书，劝也劝不醒。”其实，她自己也是横心怂恿他读高中的。她总觉得，肚里多装点书好些。
房间收拾干净了。邓秀梅打开拿了进来的背包。盛妈帮助她铺好被褥，挂起帐子，就到灶门口煮饭去了。邓秀梅从挎包里拿出了好些文件：“互助合作”，“生产简报”，还有她爱人的一张照片。她拿起这一张半身相片，看了一阵，就连文件一起，锁在窗前书桌的中间抽屉里。
在盛家吃了早饭，邓秀梅锁好房门，走到乡政府，开会，谈话，一直忙到夜里九点多钟。
等到人们渐渐地散了，邓秀梅才准备回面胡家去。刚到大门口，李主席赶出来说：
“你路还不熟，送送你吧。”
“不必，我晓得路了。”
“不怕吗？”
“怕什么？”邓秀梅嘴里这样说，心里想起那段山边路，也有点怯惧。刚出大门，他们碰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后生子，拿一个杉木皮火把，向他们走来。火把光里，李主席看出他是面胡的二崽。连忙问道：
“学文你来做什么？”
“妈妈叫我来接邓同志，怕她路不熟。”
“看你这个房东好不好？盛妈是最贤惠的了。”李主席笑着说道：“你们去吧，我不送了。”讲完，他转身进乡政府去了。
“难为你来接。”邓秀梅一边走，一边对中学生表示谢意。
“这是应该的。”
两个人打着火把，在山边的路上走着，脚下踩着焦干的落叶，一路窸窸嚓嚓地发响。
“这里是越口[4]，小心。”碰到路上一个搭着麻石的越口，中学生站住，把火把放低，照着邓秀梅走过麻石，才又往前走。
“听说你想读高中。”
“没有希望，爸爸不答应。他说：‘等你高中毕了业出来，我的骨头打得鼓响了。算了，还是回来住农业大学，靠得住些。’”中学生说。
“‘住农业大学’，有意思，他叫得真好。”邓秀梅满口称赞。
中学生听见邓秀梅这样地赞美农业，和他自己想要升学的意思显然有抵触，就稳住口，没有做声。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邓秀梅又开口问道：
“我看你妈妈是很能干的。”
“是呀，可惜没有读得书，要是读了书，她要赛过一个男子汉。”
“读了书的人，不一定能干。”
盛学文沉默了一阵，才又说起，他们家里离不开妈妈。他说，有一回，妈妈到外婆家去了，家里饭没得人煮；屋没得人扫；衣没得人洗；满姐和菊满，夜夜打死架，爸爸骂不住；猪不吃食；鸡给黄竹筒拖走了一只；菜园里的菜没得人泼，土沟土壤，都长满青草，把菜荫死了。临了，他说：
“邓同志，你不晓得，我们这个家，爸爸不在不要紧，妈妈只要出去得一天，屋里就像掉了箍的桶一样，都散板了。”
* * *
[1] 偏梢子：搭在正屋两旁的草盖的侧屋。
[2] 楼护：把楼板托起的梁木。
[3] 霸蛮：勉强。
[4] 越口：横过大路或田塍的小流水沟。
[book_title]五、争吵
邓秀梅足日足夜忙着开会和谈话，没有功夫回面胡家吃饭，总是在乡政府隔壁老龙家，随便用点家常饭。老龙婆婆看见她是上头派来的，人又和气，有一回给她蒸了一碗蛋，她不肯吃，并且说道：“我喜欢吃你们的擦菜子，擦芋荷叶子[1]，酸酸的，很送饭。你们要特别搞菜，我反而不爱，不得吃的。”老龙婆婆听她说得明白和恳切，也就依直。她来吃饭，有什么，吃什么，再不额外添菜了。
邓秀梅每天回寓，常在深夜。从乡政府到亭面胡家，虽说不到两里路，但有一段山边路，还要翻越一个小山坡。坡肚里有座独立的小茅屋，住着一个被管制分子。夜深人静，她一个人独来独往，李主席有点不放心。他又告诉她，有年落大雪，坡里发现一些碗[2]粗细的老虎的脚印。坏蛋，老虎，都有可能从山上冲出，扑到她身上，伤她的性命。李主席劝她还是住在乡政府。
“我回去住。”他说，“把这房间腾给你。”
“你住回去，不是也要赶夜路？”邓秀梅反问。
“我家隔得近，又不要过山。”
邓秀梅默了默神，还是打定主意住在老百姓家里，彻底地做到三同一片[3]。她说：
“你不要操心，还是让我住在盛家吧。至于赶夜路，我有手枪，不怕。”
这时也在旁边的盛清明笑了起来说：
“手枪不能打老虎，也很难对付坏蛋。这样吧，秀梅同志，我们每夜派民兵送你。”
“莫该你们的民兵都不怕？”
“他们怕什么？乡里人都搞惯了。”
“他们搞得惯，我也搞得惯。”
心性要强的邓秀梅谢绝了民兵护送的提议。每天深夜里，她从这条必须爬山过岭的路上，至少走一回，走时不觉得，等回到寓所，闩上房门，熄了油灯，困在床上，把头蒙在被窝里，想起这段路，不免稍微有一点心怯。但是她始终不开口要人，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走夜路，打个火把就不怕老虫。”有一回，亭面胡这样忠告她。
“为什么？”邓秀梅偏起脑壳问。
“老虫怕火烧胡子，远远望见火把光，就会躲开你。”
“你亲眼见过？”邓秀梅笑笑问他。
“没有，听人说的。”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人说的靠不住。”
这个心性高强的女子，每天深夜里，有时亮起手电筒，有时手电也不打，一个人在这空寂无人的山野间来往。普山普岭的茶子花香气，越到夜深，越加浓郁。
入乡后的第五天傍晚，做完了一天的工作，邓秀梅回到住处，洗了一个脸，换了一身衣，从从容容在亭面胡家吃饭。忽然，他们听见，对门山上，有个女子的尖声拉气的叫唤，由喇叭筒传来。她号召互助组员和周围的单干，当天夜里到乡政府去开群众会。邓秀梅放下碗筷，含笑问面胡：
“老盛你去不去呀？”
“也想去听听。”亭面胡说。
“你一家人都去吧，今夜里的会很重要。”
“我一个人去行了。”
亭面胡本来不喜欢开会。平素日子，碰到联组或互助组的什么会，他总是派遣他的二崽学文做他的全权代表。大懒使小懒，学文有时自己也不去，转派妹妹满姐做他的代表。满姐平常要求乞哥哥指点功课，只好去为他效劳。其实，这个差使，对她不算太劳碌。她一到会场，就拣一个灯光暗淡的合适的角落，背靠板壁打瞌睡，她常常睡得跟在家里床上一样地酣甜。
这一回，亭面胡听了村里的合作化宣传，又碍着邓秀梅的面子，决计亲自出马了。
吃了饭，坐在灶脚底，抽完一壶烟，亭面胡才从从容容，点亮一个焦干的杉木皮火把，臂膀下面夹着他的那根长长的油实竹烟袋，随邓秀梅一起，往乡政府走去。一路上，邓秀梅转弯抹角，探寻面胡对于合作化的心里的本意。扯了一阵，他说：
“大家都说好，我也不能另外一条筋，讲一个‘不’字。”
“你仔细想过没有？”
“政府做了主，还要我们想？”
“将来要是吃了亏，怎么办呢？”邓秀梅故意逗他用心想一想。
“吃得亏的是好人。在旧社会，哪一个没吃过大亏？比起从前，如今吃点亏，不算亏了。”
“我看你婆婆有点不赞成入社。”邓秀梅转了话题。
“由得她吗？”
“你家里的事好像都由她做主。”
“家务事由她，大事不由她。我入了社，她不入，看她那份田靠哪个去作？”
“靠你二崽。”
“靠他？你不要把作田看得容易了。你晓得谢庆元吗？”
“他怎么样？”邓秀梅一有机会，就对于村里的任何干部进行了解。
“讲作田，他算得一角，田里功夫，样样都来得。有一年，他在华容一个地主家里当作头司务[4]。东家看见他门门里手，心里欢喜。有天他正要用牛，少个牛攀颈[5]，去问东家要。那个狗婆养的财主冷笑一声说：‘这倒时兴了，你问我要，我问哪个去要呀？’当天就打发他走了。老谢这家伙称一世英雄，叫人拿个牛攀颈卡得挪都挪不得。他不会织牛攀颈，人家就叫他铺盖吊颈。”
一路说着话，他们不知不觉到了乡政府。
一进大门，亭面胡自去寻熟人，抽烟、闲扯、打瞌。邓秀梅找着刘雨生和陈大春，进到李主席房里，商量会议的开法。李主席本人到下村掌握会议去了。
过了九点，互助组的八户到齐了，除这以外，来了二十一家单干户，有现贫农，新老下中农，也有新老上中农。全体到会的，一共是二十九户。看见该来的人都到了，刘雨生把大家叫进厢房。这位单单瘦瘦的青皮后生子，站在桌边，背着灯光，面向人群，从从容容做报告。他没有稿子，也不拿本本，却把邓秀梅和李主席在支部会和代表会上的讲话，传达得一清二楚。
解放前，刘雨生家里顶穷。他只读得两年私塾。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现贫农；或者用亭面胡的话来说：“是一个角色”。他的记性非常好。开会时，他不记笔记，全靠心记。开完了会，他能把他听到的报告大致不差地传达给人家。许他发挥时，他就举些本地的例子，讲得具体而生动，非常投合群众的口味。
刘雨生的互助组的八户人家和周围单干的家底，人口和田土，以至这些田土的丘名、亩级[6]和产量，他都背得熟历历。他出生在这块地方，又在这里作了十六年的田。村里的每一块山场，每一丘田，每一条田塍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都清楚。他是清溪乡的一本活的田亩册。
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
但是，刘雨生所走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且也并不平坦。村里组织互助组时，他是组长之一。那时候，唤人开个会，都很困难，他要挨门挨户去劝说，好像讨账。他的堂客张桂贞是个只图享福的，小巧精致的女子，看见丈夫当了互助组组长，时常误工，就绞着他吵，要他丢开这个背时壳。他自己心里对互助合作，也有点犹豫。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
如今，上级忽然派个邓秀梅来了，说是要办社。他心里想，组还没搞好，怎么办社呢？不积极吧，怕挨批评，说他不像个党员，而且自己心里也不安；要是积极呢，又怕选为社主任，会更耽误工夫，张桂贞会吵得更加厉害，说不定还会闹翻。想起这些，想起他的相当标致的堂客，会要离开他，他不由得心灰意冷，打算缩脚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他的心里有个严厉的声音，责问自己，“入党时节的宣誓，你忘记了吗？”
开支部会时，听了邓秀梅的报告，刘雨生回到家里，困在床上，睁开眼睛，翻来覆去，想了一通宵。一直到早晨，他的主意才打定。他想清了：“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
从那以后，他一心一意，参与了合作化运动。张桂贞看他全然不问家里的冷暖，时常整天不落屋，柴不砍，水也不挑了，只想发躁气，跟他吵闹。刘雨生每天回来都很晚，吃了饭就上床睡了，使她根本没有吵架的机会。开这群众会的头一天晚上，刘雨生回家，发现灶上锅里，既没有菜，也没有饭，张桂贞本意是要激起他吵的，但他也没有做声，拿灯照照，看见米桶是空的，就忍饥挨饿，吹熄灯睡了。张桂贞翻了一个身，满含怨意地说道：
“你呀，哼，心上还有家？”
第二天，也就是开这会的同一天的上半日，张桂贞从床上起来，招呼孩子穿好衣服，牵着他走到邻舍家，借了三升米，回来煮了，又炒了一碗韭菜拌鸡蛋，一碗擦菜子，侍候刘雨生和他的孩子，吃了早饭。刘雨生心里有一点诧异：“她今天为什么这样好了，不声不响地，还炒一碗蛋？”
洗好碗筷，张桂贞用抹胸子擦了擦手，坐在饭桌边，瞅着坐在对面抽烟的刘雨生，露出有话要说，不好启齿的样子，隔了一阵，才说：
“今天是我妈妈的阴生，我要回家去看看。”
“阴生何必回去呢？人又不在了。”刘雨生抬起眼睛，看着她，本本真真地说道。
“不，我要回去，”张桂贞凄怆地说，低下脑壳，扯起抹胸子的边边，擦擦眼睛，又说：“我要抱住老人家的灵牌子，告诉老人家，她女儿的命好苦啊……”她泣不成声。
刘雨生晓得她的回家的意思了，竭力地忍住眼泪。他晓得，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除非他退坡。对于他这样的共产党员退坡是办不到的。隔了一阵，他问：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我先带回去。”
就在这天，张桂贞带着她的三岁的孩子，回到了娘家，找哥嫂商量去了。她的娘家，就在本乡。她父母双亡，娘家的人只有大哥和大嫂。她的大哥张桂秋，人生得矮小，人都叫他秋丝瓜，解放以前，他是个兵痞，家里也穷。土改时，划作贫农，如今成了上中农。他一心一意，盘算要把他久想离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
虽说眼看要遭遇不幸，他喜欢的儿子要遭到他们的婚变的影响，但刘雨生还是忍着心痛，出席和主持了晚上的会议，并且平平静静地做了报告。在灯光下面，人们看得出，他的脸上有愁云，眼睛含着沉郁凄楚的神色。
“他心里好像有事。”亭面胡旁边有一个人低低地说。
亭面胡并非精细一流的人物，平常对自己马马虎虎，对人家也谈不上细致，但经人说破，他也看出了，刘雨生显出没有精神，大有心事的样子。
“准是他的堂客又跟他吵了。”面胡身边那个人又低声地说。
“这号没得用的堂客，要是落在我手里，早拿烟壶脑壳挖死了！”面胡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烟壶脑壳在高凳脚上磕得嘣咚嘣咚响，好像高凳的脚就是张桂贞的脚一样。
“你这是二十五里骂知县，她人不在这里，落得你吹牛。当了她的面，你敢说她一个不字，算你有狠。”
“你敢赌啵？”
面胡正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一个短小单瘦的中年人来了。刘雨生的报告顿了一顿，手也好像轻轻抖动了。他的眼睛有意避开不看这个进来的男子。
“那是哪一个？”桌子边上，邓秀梅小声地问陈大春。
“那是雨胡子的大舅子，张桂秋，小名秋丝瓜。”陈大春说，声音也没有平常粗大。
稍稍打了一阵顿，刘雨生忍住心里的凄楚，继续做他的报告。他说起了农业社的优越性，又谈到将来，乡里要把有一些田塍通开，小丘改成大丘；所有的田，除缺水的干鱼子脑壳，都插双季稻；按照土地的质量，肯长什么，就种什么，有的插稻谷，有的秧豆子，有的贴黄麻，有的种瓜菜。
听到刘雨生说起这些具体的作田的事，大家都用心地听。刘雨生的心也轻快一些了。
亭面胡没有用心听报告。他时常站起，把烟袋伸到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的口上，接火吧烟。他把灯光吸得一闪一闪，一阴一亮的。抽完一袋烟，他精神来了，就跟邻坐议论今年的小麦，又扯到入冬打雷的这事，他说：“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开春要小心牛病。”等等。他只顾扯谈，完全不守会场的规矩。
休息时节，刘雨生和张桂秋，彼此都不打招呼。他们过去虽说是郎舅至亲，因为性格不一样，思想是两路，平常见了面，也是言和意不和。如今，张桂贞回了娘家，意在离婚，他们两个更不讲话了。邓秀梅冷眼观场，看见秋丝瓜离开大家远远的，背脊靠在板壁上，正跟一个头戴毡帽的青年悄悄弄弄地谈话。她问刘雨生：
“那个戴毡帽的后生子是哪一个？”
“他叫符贱庚。”刘雨生低低地说。
“小名符癞子，又叫竹脑壳。”陈大春补充说道。
“怎么叫做竹脑壳？”邓秀梅笑了。
“因为他凡事听别人调摆，跟竹子一样，脑壳里头是空的。”
邓秀梅的凝视的眼光，精灵的秋丝瓜已经发觉了。他丢开了符癞子，偏过脑壳，找亭面胡扯谈。亭面胡一声不响。他闭住眼睛，一边抽烟，一边养神，吧完一壶烟，他起身走了。
重新开会前，刘雨生点了点人数，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富裕中农王菊生，一个就是亭面胡。现在房间里只有二十七户了。怕再有人走，刘雨生连忙把人找拢来开会。讨论办社时，符贱庚站起身来说：
“据我看，这社是办不好的。”
“何以见得呢？”邓秀梅偏起脑壳问。
“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如今要把几十户人家绞到一起，不吵场合，不打破脑壳，找我的来回。”
“我们有领导。”陈大春说，用劲按住心头的激动。
“你这领导，我见识过了。你办的那个什么社，到哪里去了？”符癞子冷笑着说，看秋丝瓜一眼，后者躲在灯光暗淡的地方，低着头抽烟，装作不理会他的样子。
“那是领导上自己砍掉的。”邓秀梅解释。
“为什么要砍掉呢？还不是嫌它麻烦，晓得搞不好。”符贱庚说。
“如今不同了，领导加强了，大家的思想也跟往昔两样了。”刘雨生插进来说明。
“你说搞得好，打死我也不相信。请问刘组长，你这一组搞好了没有？还不是天天扯皮，连你组长自己的家里也闹翻了，如今你堂客到哪里去了？”符贱庚看见刘雨生听了这话，受了刺激，用上排的牙齿轻轻咬住震颤的下唇，他十分称意，滔滔地说了：
“自己枕边人都团结不好，还说要团结人家，团结个屁。”
“他个人屋里的事，跟办社有什么关系？”邓秀梅问。
“跟办社没有关系？我看，跟办组都有关系，他刘雨生要不当组长，稍微顾顾家，他的堂客会走吗？”
刘雨生低下头来，用劲忍住他的眼泪花。陈大春接过来说：
“你为什么要提起人家的私事？”
“好吧，不提私事，就讲公事。”符癞子流流赖赖地说，“我看既然明明晓得搞不好，小组也散场算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各干各的去，组长你也免得操心了。要这样莽莽撞撞，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大家的炉罐锅火尽都提到一起来，有朝一日，烂了场合，没得饭吃，你们有堂客好卖，我呢，对不起，还没得这一笔本钱，组长，你的本钱也丢了。”
“符贱庚，你这个家伙，这是人讲的话么？”陈大春憋一肚子的气，再也忍不住。
“我又没讲你，你争什么气？啊，你也和我一样，还是打单身，没得办社的老本。”符贱庚嬉皮笑脸地说着。
“你再讲混账的话，老子打死你。”陈大春鼓起眼睛，右手捏个大拳头，往桌子上一摆。
“打？你敢！你称‘老子’，好，好，我要怕你这个鬼崽子，就不算人。”符癞子看见人多，晓得会有人劝架，也捏住拳头，准备抵抗。
陈大春跳起身来，一脚踏在高凳上，正要扑到桌子那边去，揪住符癞子，被刘雨生一把拦住。陈大春身材高大，有一把蛮劲，平素日子，符癞子有一点怕他。这一回，他看见邓秀梅和刘雨生在场，有人扯劝，态度强硬了一些。他扎起袖子，破口大骂：
“妈的bi，你神气什么，仗哪个的势子？”
邓秀梅气得红了脸，但是经验告诉她，该提防的不是符癞子这样的草包，而是他的背后的什么人。她的眼睛，随着她的思路，落到了阴阴暗暗的秋丝瓜的身上，这个人正不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远离桌边的东墙角，埋头在抽烟。
刘雨生看见吵得这样子，早把私人心上的事情完全丢开了，他沉静地，但也蛮有斤两地说道：
“你们都不怕丢丑？都是互助组员，先进分子，这算什么先进呀？吵场合也叫先进吗？”
有人笑了。陈大春的忿怒也逐渐平息，他的火气容易上来，也不难熄灭。他坐下来了。符癞子猛起胆子跟陈大春对垒，本来是个外强中干的角色。他一边吵，一边拿眼睛瞅着门边，随时随刻，准备逃跑。如今，巴不得刘雨生用两个“都”字，把两边责备了一番，官司打一个平手，他多骂了一句粗话子，占了便宜，就心满意足地，也坐下来了。
看见风波平静了，刘雨生稳稳重重地站在桌子边，开口说道：
“符贱庚，你是一个现贫农，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意呢，还是听了旁人的弄怂？”
“我听了哪个的弄怂？笑话！”符贱庚说。
“你这正是爱听小话的人的口白。听了别人的挑唆，当了竹子，还在大家的面前，装作聪明人。”
邓秀梅暗暗留神，刘雨生说这些话的时候，秋丝瓜脸上的神色纹风不动，安安稳稳地坐在阴暗的墙角边，低着头抽烟。她想，这个人要么是沉得住气，要么真和符癞子没有关联。刘雨生又问：
“你听了哪一个人的话？他本人在不在场？”
会场的空气，顿时紧张了。所有的人，连符癞子在内，都一声不响，房间里头，静静悄悄地，只有小钟不停不息地，嘀嘀嗒嗒地走着。从别的地方，传来了鼾声，大家仔细听，好像就是在近边。邓秀梅诧异，思想斗争这样地尖锐，哪一个人还有心思睡觉呢？有人告诉她，鼾声是从后房发出的，她起身走去，推开房门，跟大家一起拥进了后房。她拧亮手电，往床上一照，在白色的光流里，有一个人，脑壳枕在自己手臂上，沉酣安静地睡了，发出均匀、粗大的鼾声，一根长长的油实竹烟袋搁在床边上。这人就是亭面胡。陈大春挤到床面前，弯下腰子，在面胡的耳朵边，大吼一声。面胡吃一惊，坐了起来，一边揉眼睛，一边问道：
“天亮了啵？”
“早饭都相偏了，你还在睡！”有人诒试[7]他。
“佑亭哥真有福气，”刘雨生从来不叫亭面胡这个小名，总是尊他佑亭哥，“大家吵破了喉咙，你还在睡落心觉，亏你睡得着。”
“昨夜里耽误了困，互助组的那只水牯病了，我灌药去了。一夜不睡，十夜不足，啊，啊。”亭面胡说着，打了个呵欠。
大家重新回到厢房里，继续开会。
会议快完时，邓秀梅把刘雨生叫到一边，小声地打了一阵商量。她说：
“我们应该开个贫农会。”
刘雨生想了一想说：
“就怕开贫农会，目前刺激了中农，对办社不利。依我看，不如开互助组的会，吵架的都是组员。互助组一共八户，只一家中农，差不多是个贫农的组织。”
“好，就照你的意见办。”邓秀梅点头同意，心里暗暗赞许刘雨生的思想的细致。
散会的时节，刘雨生高声宣布：
“互助组员，先不要走，组里还有事商量。”
等到房里只剩八户时，刘雨生心平气和，但也微带讽嘲地说道：
“今天，互助组员唱大戏了，嗓子都不错，都是好角色。”刘雨生朝着符贱庚和陈大春的方面瞅了一眼，接下去道：“你们两位算是替组里争了不少的面子！前几天，我还跟秀梅同志夸过口：‘我们互助组是个常年互助组，牛都归了公，基础还算好，骨干又不少，转社没问题。’”刘雨生本来要说：“贫农占优势”，但怕刺激组里那惟一的中农，话到舌尖，又咽回去了。他接着说道：“你们打了我一个响耳巴。你们真好，真对得住人。”
“不要冷言冷语，啰啰嗦嗦，我顶怕啰嗦。”陈大春说，“我承认是我错了，我是党员，又是团支书，不该跟他吵。”
“年纪轻轻，更不应该对人称‘老子’。”邓秀梅笑着替他补充了一句。
“大春自己认了错，这个态度是好的。”刘雨生沉静地说，“我们这里，只有他不对，应该认错吗？我们想想看。”他的眼睛看一看符贱庚的方向，又说：“世界上有这种人，自己分明也是一根穷骨头，解放以前，跟我们一样，田无一合，土无一升，土改时，分了田土，房子……”
“他跟亭面胡，一家还分一件皮袍子。”陈大春忙说。
“面胡还分了一双皮拖鞋，下雨天，不出工，他穿起拖鞋，摇摇摆摆，像地主一样。”盛佑亭身边有个后生子说：“面胡，你是不是想当地主？”
“我挖你一烟壶脑壳！”亭面胡说。
“不要扯开了，”刘雨生制止了大家的闲谈，转脸对着符贱庚，“得了这么多好处，等到党和政府一号召，说要办社，你就捣乱，这是不是忘本？”
“刚才你跟秋丝瓜唧唧哝哝讲些什么？”邓秀梅插进来问。
“是呀，你要是角色，就把悄悄话公开。”刘雨生激他一句。
符贱庚一受了激，就按捺不住，站起来嚷道：
“你们都不要说了，算是我一个人错了，好不好？”
“邓同志的意思，是叫你把你背后摇鹅毛扇子的人的话，告诉大家。”刘雨生温和地说。
“你是说秋丝瓜么？他教我扎你的气门子，要我讲你连堂客都团结不好。我对他说：‘扎了他，也伤了你的老妹，怕不方便吧？’他说：‘你只管讲，不要紧的。’我就……”
“你就讲了，”陈大春替他接下去，“真是听话的乖乖。”
“你又被人利用了。”刘雨生的话，声调平和，但很有分量。“清溪乡的人，哪个不晓得，秋丝瓜是个难以对付的角色，遇事不出头。”
“总是使竹子，”陈大春插进来说，“偏偏，我们这个山村角落里有的是竹子。”
“大春伢子，不要老嚼竹子竹子的，惹发了，我是不信邪的呀。”符贱庚提出警告。
“不信邪，又怎么样？你做得，人家讲都讲不得？”陈大春又跟他顶起牛来了。
“不要吵了。”刘雨生制止大家的吵嚷，接着又说秋丝瓜：“他是一个爱使心计的角色，爱叫人家帮他打浑水，自己好捉鱼。”
“国民党时代，他当过兵，你晓得么？”陈大春问符癞子。
“那倒是过去的事了，只是他现在也不图上进，”刘雨生说，“总是要计算人家，想一个人发财。”
“当初划他个中农，太便宜他了。”陈大春粗鲁地说。
“听信他的话，跟我们大家都吵翻，你犯得着吗？”
符癞子低下脑壳，一声不响。刘雨生的这些话所以打中了他的心窝，是因为句句是实情，又总是替他着想，而且，他的口气，跟大春的粗鲁的言辞比较起来，显得那样地温和。他心服了，没有什么要说的。刘雨生看见他已经低头，为了不说得过分，就掉转话题来说道：
“大家提提佑亭哥的意见吧，一听要办社，他去卖竹子，这对不对呀？”
“他这是糊涂。”陈大春说。
“他火烧眉毛，只顾眼前。”另外一位青年说。
亭面胡坐在墙角，把稍微有一点驼的背脊靠在板壁上，舒舒服服在抽烟，一声不响。
“还有，”刘雨生道，“平素开会，佑亭哥十有九回不到场。总是派代表。他家里代表又多，婆婆，儿子，女儿，都愿意为他服务。他的满姑娘代表他来出席时，根本不听会，光打瞌睡。这回他自己来了，算是他看得起合作化。不过他来做了什么呢？到后臀房里，睡了一大觉，吹雷打鼾，闹得大家会都开不下去了，这算什么行为呢？”
“散漫行为。”陈大春说。
“老盛自己说一说。”邓秀梅耽心大家过于为难亭面胡，连忙打断人们的七嘴八舌的批评。
大家没有做声了，都要听听面胡说什么。隔了一阵，他才慢慢地开口，口齿倒是清清楚楚的：
“各位对我的批评，都对。”亭面胡顿了一下，吧一口烟，才又接着补上一句道：“我打张收条。”
人们都笑了。
会议散后，邓秀梅问刘雨生道：
“今晚你碰得到婆婆子吗？”
“我要去找他。”
“请你跟他说，明天上午十点钟，各组汇报，地点在这里。”
邓秀梅说完这话，跟亭面胡一起出了乡政府。面胡手里拿着一枝点燃了的杉木皮火把，一摇一亮地，往村南的山路上去了。
* * *
[1] 擦菜子：腌萝卜菜。擦芋荷叶子：腌芋荷叶子。
[2] 碗：装菜的圆瓷碗。
[3] 干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叫三同一片。
[4] 作头司务：领头的长工。略如北方的把头。
[5] 把那架在牛的肩上拉犁的牛轭子扣在牛颈上，不使移动的篾织的带子，叫做牛攀颈。
[6] 查田定产时，按照田的好坏，分出等级，叫做亩级。
[7] 诒试：骗。
[book_title]六、菊咬[1]
邓秀梅跟亭面胡一起，沿着山边的小路，转回家去。亭面胡打着火把，走在前头，过一阵，就摇摇火把，把火焰摇大。干枯的杉木皮火把，烧得轻微地作响，把一丈左右的道路照得通明崭亮的，路上的石头、小坑、小沟、麻石搭的桥，都看得一清二楚。一路上，亭面胡不停地说话。一来了兴致，或是喝了几杯酒，他总是这样。他告诉邓秀梅说，有时自己不出来开会，到会安心打瞌睡，是因为心里有底，党是公平正直的，不会叫人家吃亏。他是贫农，出身清白，凡是分得大家都有的好处，他站起一份，坐起也一份，不必操心去争执。他笑笑说：“我又不像秋丝瓜、菊咬筋他们，难以说话，心像钩子，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
“菊咬筋是什么人？”邓秀梅听到她不熟悉的人名，总是要寻根。
“菊咬筋么？你只莫提起，又是一个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的家伙，比秋丝瓜还要厉害。他姓王，名叫菊生，小名叫做菊咬筋，难说话极了。”
“今天会上开溜的，是不是他？”
“想必是他。”
“你看他会不会入社？”
“不晓得，猜不透他。不过他生怕吃亏，舍不得他那点家伙，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的。”
“是哪个的呢？”邓秀梅觉得这又是新鲜的事情，好奇地忙问。
“是他满婶的，他是满房里的立继子。”
两个人一路闲谈着，不知不觉，到了家了。邓秀梅回到房里，收拾睡了。在床上，她盘算明天要去找人了解王菊生。她要查明，他从会上开小差，究竟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黑早，邓秀梅起床，用冷水洗了一个脸，出门去找盛清明。治安主任正在屋端菜园里泼菜，看见邓秀梅，他笑着招呼：
“秀姑奶奶，你老人家好。”盛清明一见熟人，爱开玩笑。他称这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做姑奶奶，“这样早，有何贵干呀？”
“要请你帮我了解一个人。”
邓秀梅进了园门，蹲在土沟里，帮助盛清明用手薅土里的乱草，问起王菊生。盛清明一边泼菜，一边说起这人的来历和品性。他说，王菊生的生身父母不住在本村，离开这里有五里来路。他是过继来的。立继本来轮不到他名下，他贪图这里的房屋、田土和山场，想方设法，巴结满叔。他长得高大，漂亮，伶牙俐齿，能说会讲，作田又是个行角。满叔看中了，指名要立他。有人劝这老倌不立继，开导他说：“你有六七亩好田，饱子饱药，百年之后，还怕没得人送你还山？立什么继呢？一只葫芦挂在壁上好得紧，为么子要取了下来，吊在颈根上？”老倌子哪里肯听？又有人劝他立菊咬的弟弟，老倌子打不定主意，菊咬晓得了，装作从容地跑去看望他，问长问短，一把嘴巴涂了蜜一样。他说：“两位老人家都年高了，还要自己砍柴火，煮茶饭，做侄儿的，过意不去。我先叫我堂客来服侍一向，等你立好继，她再回去。”说得老倌子满心欣喜，连忙叫她搬过来。堂客进了门，菊咬筋和他的小女自然也都住进来了，立继的事，生米煮成了熟饭。强将无弱兵，菊咬主意多，堂客也不儿戏。她一天到黑，赶着两位老人家，叫“爸爸”，叫“妈妈”，亲热到极点，把老驾呵得眉开眼笑，无可无不可，逢人告诉说：“一个好侄子，难得的是侄媳也贤惠。千伶百俐，心术又好，哪个说的，田要冬耕，崽要亲生啊？只要巴亲，过继的崽还不一样也是崽。”
菊咬搬进满叔家，不满一个月，老驾兴致勃勃地办一桌酒席，接了亲房、近戚和邻舍，还请了菊咬的生身父母，写了文据，叩了头，菊咬正式立继过来了。
立过来没有好久，菊咬就洒翅膀了。他先拿把牛尾锁把谷仓锁起，钥匙吊在自己的裤腰带子上。家里钱米，往来账目，一概抓在自己的手里，继父丝毫不能过问了。这头一着，就把老驾气得个要死，三番五次大吵大闹，说要分家，菊咬还他个不理。有一回，正在吃饭时，老驾又吵了起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掼，骂菊咬是混账家伙，横眼畜生，没得良心，把屋里的东西，一手卡住，分得自己没得闲事探。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人们看见老驾气得口角喷白沫，青筋暴暴的。菊咬不回一句嘴，低着脑壳只顾扒饭。菊咬堂客起身到灶屋，舀一盆温水，恭恭敬敬端到老驾的面前，请公公洗脸。菊咬的小女，那时才四岁，放下饭碗，跑到祖父的跟前，滚在他怀里，卷着舌头，娇里娇气地叫道：“爷爷，爷爷，我要吃茶。”老驾心软了，虽说嘴里还是不住地吵骂，但声音温和得多了。
人们劝慰了几句，看场合不大，渐渐散了。等人一走尽，菊咬筋满脸堆笑，细声细气地跟老倌子谈讲。他说，做崽的是怕老人家操多了心，身子有碍，才把家务事一概揽到他怀里，宁肯自己辛苦点，叫老人家多活一些年，享几年清福。如今老人家不肯放心，自己要管，他正乐得少吃咸鱼少口干，情愿把账簿、钥匙、谷米杂粮、大小家什，通通交出来，自己只认得作田，家里事无大小，都听老人家调摆。一席话，一句一个“老人家”，把老驾呵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账簿钥匙，他不肯收，叫菊咬照旧掌管。那一回以后，菊咬筋把钱米抓得更紧，老驾想吃碗蒸蛋，也得不到手了。
“你倒熟悉人家的情况。”邓秀梅笑一笑说。
“我吃的是哪一门的饭？不熟情况还行吗？”盛清明一边泼菜，一边接着说：“老驾得了气喘病，隔不好久，就呜呼哀哉，一命归阴了。菊咬两公婆哭得好伤心，真不明白，这些人的眼泪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继母，跟继父一样老实，胆子更小。老婆婆娘家是地主成分。这个把柄抓在菊咬筋手里，把她管住了。其实，他继母十五过门，至如今整整有四十五年了，还算什么地主呢？菊咬堂客的娘家，也是地主，过门还只有十年，他倒不追究，两家来往很勤密。”
“不要扯他们的家谱了，依你看，他昨天从会上溜走，是不是到他岳家去了？”邓秀梅插断他的话。
盛清明停止泼菜，运了运神，才说：
“我想这时节，他不会去。”
“何以见得？”
“这位老兄财心紧，对人尖，笔筒子眼里观天，不过，要他跟地富泡到一起去，还不至于。”
“你不是说，他跟他岳家往来勤密吗？”
“那是在平常，这个时节他不会。”
“那你看他到哪里去了呢？”
“多半是到外乡的贫雇亲戚家打听合作化的事情去了。”
“他回来没有？”
“不晓得。”
“我们看看他去吧。”
盛清明泼完了菜，挑担空尿桶，跟邓秀梅一起，走出菜园，反手把竹篱笆门关了。到家放了尿桶，两个人就往王家村走去。
他们远远地看见，王家村的村口，有幢四缝三间的屋宇，正屋盖的是青瓦，横屋盖的是稻草，屋前有口小池塘，屋后是片竹木林。这就是菊咬筋的家。他们走近时，淡青色的炊烟，正从屋顶上升起，飘在青松翠竹间。
他们进了门斗子，看见菊咬正在地坪里拿扫帚扫一条黄牯的身子。
“老王你打点牛呀。”盛清明笑着招呼他。
“是呀，给它扫掉点风寒。”吃了一惊的菊咬筋停了扫帚，回转头来，一边回答，一边把客人让进堂屋。请他们坐了，又叫他堂客出来装烟、筛茶。他自己坐在他们的对面，噙着烟袋，心里在想，他们一定是来催买公债的，要不，就是为的合作化。
邓秀梅坐在上首的一挺竹凉床子上，仔细打量菊咬筋。她看出来，他就是她才入乡的那天路上碰到的那一个高个子农民。他相貌魁梧，英俊不在陈大春以下。年纪约莫三十五六了，鬓角的头发略微秃进去一些，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栗色的眼睛闪闪有神光，看人时，十分注意，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手指粗大，指甲缝里夹着黑泥巴。跟清溪乡的一般的农民一样，他穿一件肩上有补疤的旧青布棉袄，腰上束条老蓝布围巾。“看样子，是个一天到黑，手脚不停的勤快的家伙。”邓秀梅心里暗想。
“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些人这样早来，究竟是为什么事呢？”菊咬筋也在运神。他的闪闪有光的眼睛不停地窥察对方，想从客人的脸色上，看出他们的来意。他想，要是为办社的事，顶好不要叫他们开口，免得费唇舌。他先发制人，笑着说道：
“清明胡子你来得好，正要找你。”
“找我干什么？报名入社吧？”机灵的盛清明好像猜透了他的心事一样，故意这样地逗他。
“不是。”菊咬筋连忙否认。近几天来，只有这件事，使他感到有点子紧张，但他脸上还是挂着镇定的微笑，接着说下去，“我们屋里来了一个客，是我们老驾的外孙。他家里是地主成分。现在他们还在后房里，鬼鬼祟祟，说悄悄话。”
正在这时候，屋里出来一个小后生，挑担装满干红薯藤子的戽谷箩[2]。他跟菊咬打招呼：
“舅爷，吵烦你老人家了。”
菊咬的继母，一位六十来岁的小脚老婆婆，从房里出来。她穿一件新青布罩褂，下边露出旧棉袄的破烂的边子。她颤颤波波，走到阶矶上，回头跟菊咬说声：“我走了。”就跟在外孙的背后，走到地坪里，菊咬的堂客和女儿，都在阶矶上，看着他们走。菊咬站起来，凝神注目把他外甥挑的戽谷箩看了一阵，转脸对盛清明说道：
“箩筐不轻，里边一定有家伙，我要去看看。”说完，他夹根烟袋，追了出去，盛清明怕他们出事，也跟去了。
邓秀梅走到王家灶门口，坐在灶脚下，一边帮菊咬筋堂客烧火煮饭，一边谈话。她问东问西，菊咬堂客心里不暖和，脸上还笑着，客客气气回答她的话。
谈了一阵，邓秀梅起身，说要看看他们喂的猪。她从灶门口走进杂屋，那里有座小谷仓，仓门板子关得严丝密缝的，上面吊把铁打的牛尾锁。她想，这就是盛清明讲起的那一把锁了。就是这东西，替菊咬筋管住了要紧的家当，把他继父气得坐了气喘病。她好奇地仔细看了这把黑黑的粗重的铁锁，没有钥匙，不要说是老人家，就是年轻的猛汉，也打不开的。她走进柴屋，发现那里码起好几十担干的和湿的丁块柴；走到灰屋，那里除了大堆草木灰以外，还有十担左右白石灰；走进猪栏屋，看见那间竹子搭的，素素净净的猪栏里关着两只一百多斤重的壮猪，还有一只架子猪。猪栏的竹柱子上，有张褪了色的红纸条，上面写着“血财兴旺”四个字。
菊咬筋的堂客和他的女儿，跟在邓秀梅背后。小姑娘撅起嘴巴，一声不响。她的身躯略胖的妈妈，也是问一句，答一句，显出不耐烦，但又无可如何的样子。
在这同时，老婆婆和她的外孙走到下边邻舍家门口，被菊咬赶上。
“姆妈，”他照女儿的口气叫他继母，“你老人家停一停，我有句话说。”
后生子把箩筐放下，姆妈子停了脚步，坐在邻家门槛上。几家邻舍的妇女和小孩都拥出来，围住他们看热闹。盛清明也赶上来了。
“要不要搜搜他们的箩筐？”菊咬悄悄地机密地跟盛清明商量。
“搜什么？”盛清明瞅他一眼问。
“箩里有家伙。”
“有家伙也不能搜，人家没犯法。”盛清明猜透了菊咬筋的假公济私的用意，坚决制止他。菊咬断定，那些干红薯藤下边，准有东西。存心想要怂恿治安主任揭开这秘密，好当人暴众，丢继母的丑。遭到盛清明的拒绝以后，他不甘心，站在那里，枯起眉毛，又心生一计，他走到老婆婆跟前，含笑问道：
“姆妈，你到妹妹那里，要住好久？”
“十天半月不一定。”胆小的老婆婆心里不高兴，嘴上还是不敢不回答。
“如今家家的口粮都有一定，你不带米去，人家如何供得起？你先不要走，我去借一斗米来，给你带去。”
左邻右舍，听到这席话，都觉得奇怪。他们晓得菊咬筋是个啬家子。去年，他家杀了一只猪，自留三腿肉，只肯拿出一腿来，卖给周围二十户人家。“这一回，他怎么变得这样慷慨，这样体贴别人了？”正在这时候，他肩了一撮箕白米，赶得来了。
“这一斗米，你老人家先拿去，不够，再带信来，我给你送。快把红薯藤拿开，好倒米。”
“你放下吧，我自己来倒。”继母不肯当他的面拿开红薯藤。菊咬筋把撮箕搁在一边，一手用力把继母拂开，一手揭起红薯藤。他得意地笑了，招呼盛清明和左邻右舍说道：
“你们来看看，我们屋里出贼了。”
大家走拢去一看，箩筐里放着两个小白布袋子。菊咬筋解开袋子口，亮给大家看，一袋是荞麦，一袋是绿豆，还有约莫一斗粗糠子，垫在箩底。继母又是羞愧，又是气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菊咬站在一边，对人冷笑道：
“真是生成的，她明的要，我哪里有不给的呢？偏偏要这样，东摸一把，西拿一点。”
“绿豆、荞麦，都是我自己种、自己收的，几时变成你的了？”老婆婆隔了一阵，才声辩一句。
“糠呢？”菊咬筋轻巧地笑一笑问道。
“糠是你一个人的吗？”笨嘴笨舌的老婆婆又顶了一句，但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好吧，好吧，不必再说了。”菊咬连忙说，“这米还是给你，我这个人是八月十五生的糍粑[3]心。”他指挥外甥：“你把糠归到一个箩筐里去，我好倒米。”
米倒进去，箩筐都收拾好了，老婆婆跟着挑担的外孙，又动身上路。菊咬站在人堆里，望着他继母渐渐远去的瘦削的、微弯的背脊，摇摇头说：
“唉，真是生成的。我们两公婆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她，她的心里只有她的女。我们的粮食，她明拿暗盗，也不晓得运走多少了。”
“你的仓不是上了锁吗？”盛清明顶他一句。
“外边也还有东西，糠就放在灶门口。”
“老王，我劈句直话，你不见怪好不好？”盛清明说。
“你讲吧。”
“她把一个家务给你了，如今到女屋里去，只拿点糠，你就说她是偷的，拿自己的东西，也算偷盗，世界上有这个理吗？”
“哪个说，她把什么家务给我了？她的家务在哪里？”
“在王家村。有两石田[4]，一个瓦屋，还有一座茶子山。”盛清明笑着给他开了一个大略的账目。
“她这些东西，我们要不来，早都卖光了，还等今天。”
“你凭什么，猜她会卖光？”
“田没得人作，她不会坐吃山空？”
“他们还是全靠你啰？”
“对不住。”
“你没占便宜？”
“当然没有。”
“那你当初为什么争着要立过来呢？”
“我争，是我一时糊涂了。认真摸实讲：不立过来，我就不会划一个中农。”
“这样说，你吃亏了？”
“是呀。”
“你说吃了亏，我把我分的田土山场，和那个茅屋子，跟你换一换，好不好？尽你一个人吃亏，我过意不去，我也吃点亏，住几年瓦屋，试一试看。”盛清明俏皮地说，旁边的人都笑了。
“好呀，那有什么不好呢？”菊咬红着脸，一边走开，一边这样说。
“慢点走，我要跟你去。”盛清明笑道。
“你去做什么？”旁边一个后生子发问。
“去跟他换屋，免得尽他一个人吃亏，俗话说，吃得亏的是好人。”盛清明笑道。
“不要闹了，人家脸上泼满猪血了，还讲，他会来煞你了。”
菊咬掉转头走了，盛清明也真的跟在他背后，但他自然不是去换屋，而是去邀邓秀梅。到得王家村，正碰着邓秀梅走出了王家，两个人一块儿走了。
等他们一走，菊咬堂客就对菊咬大骂邓秀梅：
“晓得哪里来的野杂种？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是样的东西都要瞅一瞅，不停地盘根究底：‘仓里有好多谷呀？猪有好重？牛的口嫩不嫩？’问个不住嘴，是来盘老子的家底子的么？婊子痾的鬼婆子！”
“这一家要耐烦地教育和发动，不能性急。”邓秀梅一边走，一边告诉盛清明：“你这方面，倒是要留神考察，看看他岳家对他是不是有一些影响？”
* * *
[1] 自己利益看得重，难以讲话的人，叫做咬筋，又叫咬筋人。上面冠以本人名字的一个字，下面简称咬，或咬咬，也可以，如菊咬就是。
[2] 一箩能装二斗五升谷米的小箩筐。
[3] 糍粑：捣烂了的糯米饭做的粑粑，很软；这里是形容心软。
[4] 一石田是六亩三分。
[book_title]七、淑君
这些日子，每天晚上，邓秀梅跟李月辉分头掌握各种各样的会议，宣传和讨论农业合作化。这一天夜里，邓秀梅正在乡政府的厢房里主持妇女会，李主席不慌不忙从外边进来，悄悄告诉她，外乡又起谣言了。
“什么谣言？”邓秀梅低声地急问。
“说是鸡蛋鸭蛋要归公，堂客们都要搬到一起住。”
“盛清明晓得了吗？”
“他下去摸情况去了。”
邓秀梅默了默神，就从容地说：
“好吧。这事等等再商量。”
李主席才要走开，听见房间里有个姑娘叫：
“欢迎李主席参加我们的会议。”李月辉不看也晓得，说这话的，是盛淑君。他回转身子，满脸春风地问道：
“要我参加？我有资格加入你们半边天？”
“你怎么没有资格？你不是婆婆子吗？”盛淑君笑嘻嘻地说。
“这个细妹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调起我的皮来了，好，好，我去告诉个人去。”
“告诉哪个，我也不怕。”盛淑君偏起脑壳回复他。
“我晓得你哪一个都不怕，只怕那个武高武大的蛮家伙，名字叫做……我不说出口，你也猜到了，看啊，颈根都红了，你调皮，是角色，就不要红脸，有什么怕羞的呢？从古到今，哪个姑娘都要找个婆家的。”
李主席说完就走，盛淑君起身要追，被陈雪春拖住，低低劝她：“不要理这老不正经的。”李主席站在厢房的门口，没有听见雪春的小声的说话，只顾对盛淑君取笑：
“细妹子，不要得罪我，总有一天，你会求到我的名下的。晓得吗，人家叫我做月老？月老是做什么的？”
“吃糠的。”盛淑君撅起嘴巴说。
“好，好，骂得好恶，我一定会帮你的忙，一定会的，妹子放心吧。”在一大群姑娘们的放怀的欢笑里，李月辉走了。厢房里，会议继续进行着。妇女主任把那屁股上有块浅蓝胎记的她的孩子，按照惯例，放在长长的会议桌子上，由他乱爬，自己站在桌子边，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号召大家支持合作化。她说：做妈妈的要鼓励儿子报名参加，堂客们要规劝男人申请入社，老老少少，都不作兴扯后腿。她又说：姑娘们除开动员自己家里人，还要出来做宣传工作。
讨论的时节，婆婆子们通通坐在避风的、暖和的角落里，提着烘笼子，烤着手和脚。带崽婆都把嫩伢细崽带来了，有的解开棉袄的大襟，当人暴众在喂奶；有的哼起催眠歌，哄孩子睡觉。没带孩子的，就着灯光上鞋底，或者补衣服。只有那些红花姑娘们非常快乐和放肆，顶爱凑热闹。她们挤挤夹夹坐在一块，往往一条板凳上，坐五六个，凳上坐不下，有的坐在同伴的腿上。她们互相依偎着，瞎闹着，听到一句有趣的，或是新奇的话，就会哧哧地笑个不住气。盛淑君是她们当中顶爱吵闹的一个，笑声也最高，妇女主任的报告也被她的尖声拉气的大笑打断了几回。
讨论完了，快要散会时，邓秀梅宣布，家里有事的妇女可以先走，姑娘们都要留下。她跟妇女主任商量一阵，宣布组织一个妇女宣传队，号召大家踊跃地参加。开头一阵，没有人做声，盛淑君只顾不停地哧哧地发笑。妇女主任说：
“盛淑君，你是吃了笑婆婆的尿吧？”接着，她又转身对大家说道：“你们不做声，都是怕割耳朵啵？”
妇女主任是军属，是个一本正经的女子，平常不轻于言笑，开会时，就是说点轻松话，惹得别人都笑了，自己也不露笑容，好像是在做政治报告一样。就像这时节，她说的怕割耳朵的这话，引得姑娘们又都笑了，淑君伏在雪春的肩上，笑得喘不过气来，这位主任还是板着脸，正正经经说：
“你们不报，我来点名了！盛淑君，你干不干？”
“我怕割耳朵。”盛淑君说完，俯身又笑了。
“那你不想参加了？”主任严肃地问她。
“哪个说的？我为什么不参加？”盛淑君这才忍住笑回道：“我要抢先报了名，慢点又说是爱出风头，搞个人突出。”
“这些牢骚，你跟陈大春发去，只有他讲过你这话。好吧，记下你的名字了，还有哪个报？”妇女主任问。
“还有陈雪春。”盛淑君连忙代答。
陈雪春是陈大春的妹妹，也是高小生，和盛淑君同过两年学，她们相好过，也做过“亲家”。“做亲家”是清溪乡的孩子们的特有的术语，那含义，就是不讲话。这两个做过“亲家”的姑娘近来好得没有疤。村里人都说，她们共脚穿裤，干什么都在一块。她们为什么会亲热得这样？有人推测，这和盛淑君的恋爱有关系，她爱这姑娘的哥哥，自然而然，跟她也亲了。
如今在妇女会上，两位姑娘手挽手，肩并肩，坐在板凳上。淑君替雪春报名的时候，这个才十五岁，有些早熟，脸色油黑的姑娘羞得连忙把脸藏在同伴的背后，有好一阵，不敢露出来，直到妇女主任记下第四个报名者的名字时，她才腼腼腆腆，抬起头来，把身子坐正。这时候，一个瘦小的姑娘声明自己不打算参加。
“为什么？”妇女主任问。
“不认得字。”
“不认得字，要什么紧？”邓秀梅接过来道，“我才参加工作时，斗大的字，认不到一担。”
“不识字，怎么好作宣传呢？”瘦姑娘又说。
“认得字的，写标语，不认得的贴标语。”邓秀梅笑道，“要怕贴倒了，叫一个人帮你看。”
大家笑了，盛淑君的笑声最响亮。
妇女主任推荐盛淑君做宣传队长。这个泼泼辣辣的姑娘听到这任命，兴奋得脸都红了，低下头来，没有做声。妇女主任没听到异议，宣布散会了，有些人动身要走。
“报了名的不要走。”盛淑君高声吆喝。
“新队长走马上任了。”正要离开厢房的邓秀梅对盛淑君笑笑。
“不要讥笑吧，我做得什么队长啊？还不是无牛捉了马耕田。”盛淑君说。
“你是一匹烈马子。”邓秀梅笑着走了。
宣传队的会议短促而热闹。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讨论了一阵，研究了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全队决定分两组，一组作宣传，用广播筒分头到各村山顶去唤话；一组写标语、编黑板报和门板报。
这以后的几天里，宣传队里的姑娘总是一绝早起来，三三五五，分散爬上各山头。在村鸡正叫，太阳还没有出来的灰暗的拂晓，清溪乡的所有的山岭上，都传出了用土喇叭扩大了的姑娘们的清脆嘹亮的嗓音。她们用简短有力的句子，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复地说明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不过几天，她们的喉咙都哑了。
盛淑君自己，天天鸡叫二遍就起床，在星光朦胧的阶矶上，拿起木梳，摸着梳了梳头发，扎好松散的辫子，就急急忙忙往山顶上跑。因为她起得最早，又闯惯了，总是一个人，不去邀同伴。她的妈妈向来是不管她的，看着女儿天天这样的横心，这样舍得干，有一天，跟邻舍谈起，她叹口气说：
“晓得吃了什么迷魂汤啰？”
“如今的妹子都了得！比起差不多的男人来，还要强一色。”一位邻舍的堂客当她妈妈夸奖她。
但在盛家的背后，说这话的这位堂客的口风又变了：
“一大群没有出阁的姑娘，天天没天光，就跑到山上，晓得搞的么子名堂啰？”
“都是淑妹子一个人带坏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另外一位邻舍堂客附和说。
“你不晓得这妹子的根基吗？一号藤子结一号瓜，没得错的。”
“会出绿戏的，你看吧！”
这些闲话，有些片断吹进盛淑君自己的耳朵里来了，但她不过笑一笑，照旧热情地工作，其余的姑娘，在她鼓舞下，也都冒着闲言的侮慢，一直不打退堂鼓。
有一天，离天亮还远，广阔无人的原野，只有星星在田里和塘里发出微弱的反光。盛淑君跟平素一样，手杆子下边夹着喇叭筒，踏着路边草上的白露，冒着南方冬夜的轻寒，往王家村的山顶上走去。山里还是墨漆大黑的，茂密的四季常青的杂木林，把星光遮了。茶子花的香气夹着落叶和腐草的沤味，随着微风，阵阵地送进人的鼻子里。
王家村是菊咬筋所在的村子，全村都落后。盛淑君把这当做宣传的重点，常常亲自来唤话。跟全队的别的姑娘们一样，盛淑君的喉咙也嘶了。
站在山顶一棵松树下，举起喇叭筒，正要呼唤时，盛淑君听到背后茅柴丛里有响动，不像是风，好像是野物，或是什么人。她吓一大跳，转身要跑，这时候，从她后边蹿出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
“不要怕，是我。”看见盛淑君吓得身子都发颤，手里的铅皮喇叭筒掉了，蹿出来的汉子这样说。
盛淑君没有做声。
“是我，不要怕。”汉子重复一句。
“你是哪一个？”心里稍稍镇定了，盛淑君恼怒地发问。
“我么？是熟人。”这男人笑嘻嘻地说。
在树木的枝叶的隙间漏下的星星的微亮里，盛淑君辨出，这人就是符贱庚，小名叫做符癞子的同村人。这个发现使她越发恼火了。她素来看这人不起，不是由于他的头上的癞子。他的癞其实早好了，脑门心里只剩几块铜钱大的癞子疤，留起长头发，再加上毡帽，是一点也看不出破绽来的。但他起小不争气，解放以后，照样不长进，别人都是人穷志不穷，只有他是人穷志气短。他常常跟在富裕户子的屁股后头跑，并且还偷偷借过富农曹连喜的钱。人都讨厌他，符癞子小名以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竹脑壳，一叫出去，就传开了，贱庚的本名，倒少有人叫了。贱庚这名字，本是妈妈心疼，怕他不长命，给他起的。这名字里头包含了母亲的好多慈爱啊！而符癞子、竹脑壳的小名呢？唉，听起来，真有点叫人伤心。有了这名号，他找对象，碰到了不少的阻碍。他错过了村里一般后生子的标准的成家的年纪。今年满二十五了，还是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他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和姐妹，也没有一个真心为他着想的朋友给他当一当军师，出一点主意。他自己又口口声声，说要娶个标致的姑娘。墨水[1]差点的，还看不上。这一回，他找到了全乡头朵鲜花名下了，用的又是这样不算温柔，效力堪疑的手段。他想借这突击的办法，不凭情感的交流，来赢得一位十分漂亮的、没有出阁的姑娘的心意。
符癞子走拢一步，抬起手来，想要施展粗蛮手段了。情势危急，深山冬夜，空寂无人，山下人家又隔得很远。盛淑君心里想道：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候，纵令是叫得人应，也来不及援助她了。心里一转念，她装成和气的样子，用嘶哑的喉咙跟他说道：
“让开路，隆更半夜，这是做什么？”
符贱庚挨她很近地站着，笑嘻嘻地说：
“等你好多天数了。”
盛淑君移步要走。符贱庚又把她拦住，说道：
“想走吗？那不行。”
“你要怎么样？”盛淑君昂起脑壳问，心脏还是怦怦地跳动。
“等你好多天数了。你起好早，我也起好早。我注意了，有时你到这里来，有时也到别的山上去，今早我等到手了。”
“你要怎么样？”盛淑君气得说不出别的话来，重复地质问。
“要你答应一句话。”符贱庚伸手要拉这姑娘的手。她脸模子热得发烫，把手一甩，警告他道：
“你放规矩点，不要这样触手动脚的。”
使符贱庚这样癫狂的这位姑娘的面庞很俏丽，体质也健康，有点微微发胖的趋势。她胸脯丰满，但又没有破坏体态的轻匀。在家里，因父亲去世，母亲又不严，她养成了一个无拘无束，随便放达的性子。在学校里，在农村里，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欢蹦乱跳，举止轻捷。她的高声的谈吐，放肆的笑闹，早已使得村里的婆婆子们侧目和私议。“笑莫露齿，话莫高声”的古老的闺训，被她撕得粉碎了。她的爱笑的毛病引动了村里许多不安本分的后生子们的痴心与妄想。他们错误地认为她是容易亲近，不难到手的。符癞子也是怀着这种想法的男子中间的一个。因为已经到了十分成熟的年龄，他比别人未免更性急一些。
符癞子本来是个没得主张，意志薄弱的人物。在爱情上，他极不专一。村里所有漂亮的，以及稍微标致的姑娘，他都挨着个儿倾慕过。秋丝瓜的妹妹张桂贞，一般人叫她做贞满姑娘的，没出阁以前，也是符癞子的垂涎的对象。她生得脸容端丽，体态苗条，嫁给刘雨生以后，符癞子对她并没有死心，路上碰到她，还是要想方设法跟她说说话，周旋一阵子。
在乡里所有的姑娘里，符癞子看得最高贵，想得顶多的，要算盛淑君。在他的眼里，盛淑君是世上头等的美女，无论脸模子、衣架子，全乡的女子，没有比得上她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追求她的，村里自然不只符癞子一人，但他是最疯狂，顶痴心的一个。平常在乡政府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盛淑君的对面，或是近边。一有机会，就要设法跟她说一两句话。这姑娘虽说带理不理，但是她的爱笑的脾气又不断地鼓励着他，使他前进，使他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终于在今晚到山里来邀劫她了。他没考虑过，这位姑娘的心上早已有人了，也没有想过，盛淑君是这样的女子：在外表上，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活泼；在心性上，却又禀承了父亲的纯朴和专诚；她的由于这种纯朴和专诚派生出来的真情，已经全部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了。有关这些，符癞子是一点消息也没摸得到手的。他是正如俗话所说的：“蒙在鼓里”了。
盛淑君急着要脱身，温婉地对他说道：
“你这是做什么呢？这像什么？放我走吧，我们有话慢慢好商量。”接着，她又坚定地威胁他道：“你要这样，我就叫起来。”
听到这话，符癞子把路让开了。他不是怕她叫唤，而是怕把事情闹得太僵，往后更没有希望。盛淑君趁机往山下跑了。
“你说，有话慢慢好商量，我们几时再谈呢？”符癞子追上她来问。
“随你。”盛淑君一边往山坡下奔跑，一边随便回答他。
“在哪里？到你家里去？”符癞子又追上来问。
盛淑君没有回答，符贱庚又说：
“你不答应，好吧，看你散得工。我要去吵开，说你约我到山里，见了面。叫你妈妈听见了，抽你的筋，揭你的皮。”
盛淑君听了这话，心里一怔。她感到了惶恐，但不是怕她妈妈。她是担心符癞子首先把事情吵开，又添醋加油，把真相歪曲，引起她所看中的人的难以解释的误会。默一默神，想定了一个主意，她停住脚步，转身对着符癞子，装作温婉地说道：
“这样好吧，明天你到这里来等我。”
“真的吗？你不诒试我？”符癞子喜出望外，蹦跳起来，连忙问道：“这个原地方？”
“这株松树下。”
“好的。什么时候？”
“也在这个时候吧。”盛淑君说完这句，转身就走。天渐渐露明，山脚下，传来了什么人的赶牛的声音，符癞子没有再来追逼她。他站在山上，痴呆地想着明天，想着她所亲口约会的吉祥如意的明夜。盛淑君走到估计对方再也追不上了的距离，就扯开脚步，放肆跑了。她跑得那样快，一条青布夹裤子被山路上的刺蓬挂破了几块。她一口气跑回了家里，走进自己的房间，闩上房门，困在铺上，拿被窝蒙头盖住了身子，伤心地哭了，低低地，房外听不出一丁点儿声息。妈妈向来不管她。她每天黑早，跑出去又走回来，去做宣传，总是累得个要死，总要在房间里歇一阵子气，她看惯了，不以为奇。今天她以为又是跟往常一样。女儿没有带喇叭筒回来，她没有介意。
低低地哭泣一阵，盛淑君心里想起，这事如果真的由符癞子吵开，传到陈大春的耳朵里，可能影响他们的关系。想到这里，她连忙坐起，扎好辫子，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又跑出去了。她找到了陈雪春。
“何的哪？哭了？看你眼睛都肿了。”陈雪春诧异地问。盛淑君把这件事，一五一十都说了。
“家伙，真坏。”陈雪春骂符癞子。
“我想给他点颜色，你看呢？”盛淑君说。心的深处，她有故意在爱人的妹妹跟前漂白自己的意思。
两位姑娘咬一阵耳朵，盛淑君恢复了轻松的情绪，人们又能听到她的笑声了。她们两个人，当天晚上，写完黑板报以后，又在宣传队里找到几个淘气的姑娘，讲了一阵悄悄话，内容绝密，旁的人无从知晓。
符癞子有事在心，彻夜没合眼。第二天，鸡叫头一回，他翻身起床，洗了手脸，旧青布棉袄上加了一件新的青斜纹布罩褂，毡帽也拍掉了灰尘，端端正正戴在脑顶上。他收拾停当，把门锁好，一径往王家村的树山里走去。在微弱的星光下，他进了山，摸到了这株约好的松树的下边。他站在那里，边等边想：“该不会是捉弄人吧？不来，就到她家里去找，把事情吵开。”
鸡叫三回，天粉粉亮了。符癞子东张西望，竹木稠密的山林里，四围看不见人影。他抬起头来，从树枝的空隙里，望望天空，启明星已经由金黄变得煞白。青亮的黎明，蒙着白雾织成的轻柔的面网，来到山村了。野鸟发出了各色各样的啼声，山下人声嘈杂了。符癞子感到失望，深深叹口气，准备下山了。正在迈开脚步时，毡帽顶上挨了一下子，是颗松球子。打得不痛，但吃了一惊。他抬起头来，脸上，额上，又挨了两下，这倒有点痛。接着，松球子和泥团骨，像一阵骤雨，从周围所有的树木上倾泻下来。他的头上，额上，脸上和肩上，都挨了几下，有一颗松球击中了右眼，打出眼泪了。他护住眼睛，慌忙跑开，并且边跑边骂道：
“树上是哪里来的野杂种？我肏你的妈妈。”符癞子嘴巴素来不文明，这回恼了火，越发口出粗言了。
回答他的，不是言语，又是一阵雨点似的松球子和泥团骨。他冒大火了，弯下腰去捡石头，打算回敬树上的人们。天大亮了，树上的一位姑娘，扯起嘶喉咙，对他叫道：
“要用石头吗？你先看看我们手里是什么？我们提防了你这一手的。”符癞子抬头一望，薄明的晨光里，他看得清清楚楚，说这话的，是盛淑君，正是他所眷恋，他所等待的姑娘。这个可怕的发现，使得他心灰意冷，手也瘫软了，好大一阵，没有做声。盛淑君骑在松树枝枝上，笑嘻嘻地从衣袋子里抓出一大把石头，亮给他看。“我们在树上，你在下面，要动手，就请吧，看哪个吃亏？”
符癞子看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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