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山河岁月 [book_author]胡兰成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完结 [book_length]121743 [book_dec]《山河岁月》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是胡兰成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本书将东西方文化进行纵横比照，从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从三皇五帝到辛亥五四，从精神到食色，从住房到穿衣，传神地勾勒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发肤体貌。胡氏的不少观点，发前人所未发，自成完备体系。他对中国文明先进性的认识是此书的重要观点。胡兰成说，“此著是我的思想与文章之始，其中的发想已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胡兰成非儒非道亦非佛，但笔法流丽，顿悟成趣，百味回甘，往往看似随手拈来，却辄出奇见。 [book_img]Z_14084.jpg [book_title]自　序 往年中日战罢，如苏轼诗“旌阳斩长蛟，雷雨移苍湾”，我随雷雨移于温州，始写此书。每闻邻女夜织，天未亮又后院作坊捣纸浆，我也坚起心思来写。及中共南下，我出奔日本，在日本又写。凡五易稿，费时六年，书成。 我写此书有一种凄凉，一种欢喜，前人说身与货孰亲，我是现在才文章与身相亲。 今朝艳阳天气，爱珍誊清，我写序，进行付印。愿以此书，使自身安吉，眼前人长久，及我同气连枝诸众，无论相识不相识，或在大陆，或在海外，居者行者，皆能留得青山在，必有一日开出新的太平世景，则今时的忧患亦是有益的。 忧患弥见人世自有贞信。惟废兴之际，时机不可性急，知人还要知天，而且现前的亦要仍能是好光阴。 清末以来的变动，皆由接触现代西洋而起，到得今天，应已能知己知彼，若有风光，还要彼此相忘。 打天下亦只是闲情，我此书能被当作闲书，无事时有事时可以常看看，即是我的得意了。 1954年春于日本 [book_title]世界文明的河源 欧洲的地下考古，及摩尔甘调查易洛魁蛮族的报告，作成今人关于古代社会的知识。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至第二次大战前夕，又发掘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阿瑙，伊朗高原的古都市苏撒，毗邻亚述的古墟及印度全境，出现了全新的证据，它不只是异类的，而且有为今史学家所不知的文明，以致他们无法处理，因为人是要自己亦是美人，陌上拾得旧花钿，才能知昨天有美人在此经过的。但阿瑙及苏撒的出土物迄今虽还只是专家手里的材料，而像地上桂枝，已够喜鹊衔来搭成桥，走到古代世界的银河了。 太古印澳非之间的大陆渐陷为海洋时，曾在此居住过悠久岁月的人类一支深入澳非内地，一支迁至中央亚细亚。及旧石器末期，此中亚盆地又渐成沙漠，漠北白种人愈北去深入于森林沼泽，停滞在渔猎。漠东黄种人亦陆续更东徙，先行的至满州一带，尚只知渔猎，后去的至蒙古一带，始进于游牧。而漠南黄种人及漠西南白种人则移入阿瑙苏撒地方，发展为定居的农牧，建起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 阿瑙石器估计起自公元前九千年，石器铜器并用起自公元前六千年，铜器起自公元前五千二百年，苏撒亦相仿。 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的锄犁锹镰斧锯，及耕牛骆驼骡马，能建屋造船，发明了滑车杠杆，应用轮盘于辘轳，且会立石柱测日影，制定历法。陶器的形状及绘画多是几何学的，亦有自然作风的写生绘，明朗而无图腾。有阳光与音乐。有数学。 火的发明是在前，但至新石器人始知以火烧除森林草莱，开辟出广大的耕地，本格的农业遂成立。农业作成定居，定居又把渔猎及游牧变成畜牧。火又引出铜铁来，前此旧石器时代不知经过多少万年，而新石器时代则在短短几千年中，即进入石铜并用及铜器时代了。 中国有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烧芦灰填地的古说，那石即新石器，五色是有铜铁在内了，而烧芦灰则是焚森林开辟出耕地，为前此旧石器人只用石斧砍伐所必不能的。当初看见土壤露出来真是件喜事，遂对于大地有了新的感觉，而且天为鲜洁明静的泥土所映，亦成了昭明的天，补天填地是有了新的日月山河了。印度人对这件事的记忆有传灯古佛，波斯人且拜石拜火，但皆不及女娲的故事平实。而希腊人说火是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那是因希腊人的祖先不曾参加过发明火，后来才从埃及巴比仑人那里窃得的。 女娲之前，有盘古，盘古开天地，用的一把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只是自然形状的锋利石片的摹制品。而新石器时代的斧，则更磨光装柄，且轮廓线条变出花样来，斧才不只是工具，而亦呈生命的姿态，自己会得生长，演绎出滑车及杠杆了。 恩格斯说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人能制造工具，但他不知制造尚有摹制与创造的分别，摹制仍是凭借外物，而创造则是人的流露，新石器的斧比旧石器的不只在程度上更复杂，而是还开了一个新境界，人才在天地间有着他自己的东西了。罗素亦惟知摹制，他以地图为喻，说地图非事实物，但亦非虚幻，它是摹仿地面的，而可以准确到与地面相符。但是地图到底于人不亲。 再说滑车及杠杆的发明。现代的机器亦不过是工作机与传递机与动力机的组合，而新石器时代已有滑车则是第一次出现传递机，故又诱发畜力风力水力的利用，把动力机亦渐渐催生，而且对工作机生起更复杂精密的要求，渐渐离开石器，应用铜铁了。 这传递机的巧妙全在轮盘。中国《周礼•考工记》里说轮人如何造轮，竟是把来作为礼，印度亦佛经里有转轮圣王，又说世界为风轮所持，而且这轮竟是法，“三转法轮于大千”，我们的祖先当初发明了轮盘原来有这样的高兴。西洋人则没有这种记忆。 H. G. Wells的《世界史纲》里称阿瑙苏撒时代是日石文化，V．G．Childe著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里称旧石器人为绘画的民族，新石器人为音乐的民族，而且已有氏族社会。日本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有中原与茂久郎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杉勇的《西南亚细亚文化之源泉》。而我现在，则以一个中国人来说明这件大事。 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亦如他们的石斧，只是外界自然物的摹仿，著的颜色没有光，多是灰色似的，其有用浓烈的颜色的，亦惊恐刺激混浊，是人的沉重的存在。而新石器时代的音乐，则是生于喜气。 轮盘及杠杆滑车辘轳是流丽的节奏的源泉。但音乐虽成于节奏，而不止于节奏，新石器时代是更因正式出现了产业，并且有了好性情，劳动不再只是手段，器物不再只是工具，而亦是赏心乐事，人乃从需要与应用的小范围里解放出来了。前此旧石器人的脸都是凶恶的，要到新石器人才会得喜笑，故能有音乐，而且主言语亦活泼发达了。 后世有悲哀的音乐，但《乐记》“乐者乐也”，音乐是快乐。而且八音皆与产业及人事相连，是故乐在中国乃是礼乐的乐。印度虽有天之伎乐，希腊亦有日神爱坡罗手执金琴，但皆与产业及人事相失，对新石器的音乐传统隔膜了。至于今之史学家，说音乐的起源是为了劳动的协力，及吹管象百兽之声以诱百兽，且有巫咒的作用，这种一是需要，二是摹仿，三是巫魇，皆惟从蛮族人及现代西洋人的祖先考查得来，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的却并不如此。 彼时言语的发达，亦非只因物类增多，劳动复杂，言语在应用上的需要扩大了，而是更因文明开拓了无用之用的领域，让言语可以逍遥，摇曳有姿，如中国人的看书是说看闲书，说话是说闲话，国家兴亡大事亦是渔樵闲话。而《诗经》里的“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还比印度的“佛以一音演说法”更有人世的热闹活泼，此即是言语的有风光。中国语不但音韵发达，而且言语自身即是个意思无限，远非惟为需要及应用的西洋语所能及。西洋人虽有舞，而其日常动作皆是直线的；虽有音乐，而其言语则只是工具，故其舞乐亦不过是手段，为了艺术的需要。 阿瑙苏撒时代亦有了人的天下世界的风姿熠熠，故有音乐，有笑语晏晏，有可喜乐的太阳。前此旧石器时代亦有太阳，但照在洪荒草昧的自然界，连太阳亦是迷惘不安的；新石器时代则照在妙相的人间，故太阳乃亦是音乐的妙相的了。连原有的绘画至此亦成为妙色，而与音乐生在一起的舞亦成为妙舞，当时乃是这样一个有妙相妙色妙舞妙音声的阳光世界。 佛经，“尔时光明过百世界，遍照东方千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尔时世界在光明中微动，空中雨宝摩尼云、宝幢云、衣裳云，尔时光明中出妙音声，颂扬如来现相”。而中国人说的则更即是历史，《尚书》里有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以及光被四表，百姓昭明。西洋人可是远远望过去惟见神的头上有一圈光明，小得很，而且必与黑暗对立。今之史学家又说古人惟为农业的需要而发明历日。此皆是他们没有阳光世界的胸襟。 中国人对于岁时节气的亲切，并非因其农业社会，西洋在农业社会时代亦没有过对于岁时节气的这亲切。亦惟中国人记得音乐是出生在新石器时代，说女娲始作笙簧，而且知道音乐与天文数学是生在一起的，统归于律历。《汉书•律历志》，“度者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黄钟之长是九十黍，惟因黍有大小，不能尽准，故又埋律吕之管于地，取验于节气。 数学始生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只是动物身，却还可以是如来身，天不再是洪荒草昧的自然界，而是昭明的天。这天人之境便是荡荡乾坤，清平世界，有光阴迢迢，风景无边，而这亦即是数学的0无有内外，点惟有位置而无面积，线惟有长而无幅与厚的由来。是故数学与其说是理，毋宁说是妙相，印度的数论师是相宗，而中国亦以数学通于天人之际。 西洋人不知文明是这样虚虚实实的存在。故罗素说0是一个群或团或类，殊不知0时尚未有一，如何能有这一群一团一类的一？而且数学是演绎的，归纳但是演绎行程中的段落，他以归纳法作成的群或团或类乃是科学的，而非数学的。以归纳法作成的0，即有内外，有非0的部分，有限而不精密，又如何能是数学的0？ 0亦即是点，是点之初，从0生一，此时0遂是点了。又从点生线，从一生二。是一路演绎的过程，《隋书•律历志》有“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传曰”真来得辽远，乃是从新石器人传下来的。 旧石器时代亦有物生，但渔猎人对之不注意，是新石器人有了农牧与手工业，才看着并且晓得种的秧苗，养的小羊小马，一天天在生长；又因耕地纺织，才晓得工作的进度，不像渔猎人的只有得，或失，而没有已做了多少，还要做多少的认明。而且是在这种工程里，人才觉得了日影在移动，注意到它的一寸寸。 人世的诸般妙好，皆是一个生命的演绎，而在劳动中有着人与物的亲情，好比女孩子刺绣，看着绣的花从自己手里一朵朵生出来，有欢喜。因是一物的生长，故秧苗及小羊小马及纺织物的一节节发育进展，与日影的一寸寸换地方，皆不过是位置的移动。且因新石器人已有轮盘滑车及杠杆等，这种移动皆在手工业里压缩，变成更显明活泼的可被觉察，可被计算了。 数学从点有线，最短的线是二点，即是二黍。而数字从一到无论若干，皆只是点的线的演绎，故数从度，大小多少皆惟是长短。 从点线又有自理，如连结自理，两点之间恒可作一直线，亦只可作一直线，此即因是数学的点线才可能，若点有面积，线有阔厚，则或许可能作一直线，或许可作许多直线，亦不能有那样的自理了。自理又演绎而有定理，如欧氏几何学定理，自理从来只有这几条，而定理则可以多至数百条。数学在西洋，定理是希腊时才日益完备，但那自理则埃及时早有，而且远在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已早有着的了。 点演绎为线是一生二，点线又演绎为自理是二生三，自理又演为定理是三生万物，这是四个顺位。但这四个顺位不单是数学的，亦要是人事的，才算得文明的遍在。如在中国，仁的演绎为义，即好比点的演绎为线。仁义亦即忠恕，忠己恕人，人是己的推广。但一人是人，二人则是朋友或夫妇了，这朋友或夫妻对于二人乃是新的东西。义又行于亲疏尊卑之别，而有五常，五常是人事自理，又从五常推广而为治国平天下，如洪范九畴，则是人事定理了。仁一义二，五常是三，治国平天下是三生万物。 可是这四个顺位在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尚未具备。彼时在数学上，是定理未备，亦即万物未备，而止于三顺位。在人事上更连这三亦尚未建立，新石器后期虽出现父系社会，渐有五伦，可能有了一常二常，但未备五常，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当然是更尚未演绎得到。彼时但有人的妙好，这在后来惟印度人保持原状，如西域壁绘里有一群菩萨在路上走过，那眉目清扬，完全是平人陌路相逢的桃笑李妍，但是未能以这份潇湘行于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 文明的四个顺位，乃至亦遍在于人事，是后来到了中国才达成，故惟中国人能如此清楚，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则惟止于三，且连这三亦不遍不备，故后世印度沿承，转为佛法僧三宝，西洋更歪曲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及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 西洋是从巴比仑埃及时起，已因奴隶社会而损害甚至丧失了这份平人的潇湘，他们在最健康时亦惟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那平等不过是对等，当然更没有五常。西洋是虽有五伦，而无五常，有社会而无人世，有时间而无光阴，有空间而无位置，有地球与国际而无天下世界，是故数学成了独立，而在人事上则连文明的点线亦已迷失，不知可以有虚虚实实的存在，连他们的人亦是高等动物，高等而已，仍旧是动物。他们的哲学追求本体，是唯心的，或唯物的，要用气力来唯，故有了客观的逻辑，必还要有主观的辩证法。 本体之外有认识与实践，那本体即不是一切，不能自行。西洋人连对于数学的0及点线亦一说便成曲解，哲学更从二点的矛盾关系开始，线是二点之间的关系，其点线皆是有面积而位置可疑的。至于逻辑，它宁是后天的。逻辑只是轨迹，数学的演绎才是白马金轮，而哲学却以法求法海，以逻辑求点线。故又要实践，因那样的点线不可以演绎，若可演绎，它必是自行的。 倒是印度人晓得本体是文明的虚虚实实的存在，说“法不实不虚，非有非无”。法不是理，故非辩证的，亦非逻辑的；辩证有作，而法不可作，法只有自行的。逻辑无相，而法则亦是相，其演绎是点线的相好妙严。印度人很晓得法是演绎的，故不说从二点开始，而说从一开始，“法不二”。且又说“法不二亦不一”，则是点之初的0了。0是万法之海，而演绎则从0之为一而开始，故曰“佛以一音演说法”。但印度亦五常未备，即文明的四顺位在人事方面三尚未备，且以为三即是万物，佛经里说一说二，而随即跳到“万法唯识”的万法。五常未备，即不可能演绎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法，如数学的自理未备则不能有定理，若有定理，若有万法，那亦是造作的靠不住的，故说万法皆幻，是有为法，难免劫毁。连释迦至此，亦演绎不去，行不去了，故退回到点线，甚至只要一之初，他的涅槃是尚未成为点时的0。 但印度到底还有文明，这文明在印度不过是生长停滞了，而在西洋则已全然不见。西洋语的文明与文化，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或一是基层，一是升华或反映，但说物质的或精神的，乃是色相两不具足，升华亦还要看是毒菌不是，反映更不过是个影子，而下层上层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则根本没有个自在。中国说天地人，而西洋说人类，人不过是一类，只有他们的神是无可比类。西洋人是未得人身，即一半是兽，一半是神，像希腊神话里的半马人。 我在这里，是用《易经》里“天下文明”的文明，对佛经里的“无明”一语而说的。无明亦可有文化，但不是文明。文化或可以有西洋的东洋的，文明只是这一个，没有东西二洋之别。 文明是有人的位置，物的位置，不只是空间，却还有人世，不只是地球与国际，却还有天下世界；文明的演绎必是吉祥嘉庆的，而实从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开始，故我称那个时代的为始生文明。 却说新石器时代的女娲又是新的女人的出现，而前此的盘古则是男人。旧石器时代只有渔猎，以男人为主，女人惟保管及分配。至新石器时代有农牧，财富增大，保管及分配变得重要起来，又且是女人领导生产，男人在开始一段仍惟渔猎，农牧多在女人手里，故女人的地位提高。而以女人为主，乃有氏族社会，不像前此的只是群。这在后世人的记忆里，尚有埃及巴比仑的伊什斯，印度的观音，日本的天照大神，以及希伯来人的夏娃，皆是女身。《旧约》里的夏娃吃无花果，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劳动，与西洋神话里潘特拉的开了知识之箱。地母的驾龙耕种，皆是有来历的。但仍以女娲的故事为最本色。 女娲却并非女酋长，而阿瑙苏撒的亦并非母权社会，因为权的开始出现是物权，又强化于战斗，但这两个因素彼时皆没有。 今时落后蛮族及西洋人的祖先，皆有女权社会。他们是未发生私有制之前早已发生了物权。他们的原始共产社会乃部落的私有，共同的私有权，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争物权的斗争。此外他们的人亦仍像旧石器人那样的，见了生人就要斗，只因对外界充满恐怖。他们的母系社会因此亦必定要是母权社会，行于征服与被征服，女酋长连带亦征服了男人。可是其后男人来了反征服，女人乃被判决了是犯罪的、不洁的，这而且成为一切宗教的共同之点。 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则因有人的位分，物的位分，故可以不发生物权与统治权。彼时是人与物皆有了新的秩序，但与统治权无关，而只如同数学的顺位，如同花叶枝柯的条理，乃至可以渐渐有了政治而仍不发生政权，渐渐出现了私有制亦仍不是物权。而因此亦没斗争。前此旧石器人的为抢食物，及因对外界的恐怖单是见了生人就要斗，至此是没有了。好斗的是漠北白种蛮人及漠东黄种半蛮人，但他们早已分头远徙，而此地阿瑙苏撒一带则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发生贫富不等，亦且惟有氏族，而未成部落，因部落是临外敌或迁徙时才形成的，而彼时却只是平衍的聚居，故不发生部落对部落的物权与斗争。 彼时是有过这样和平的，故中国人及印度人皆说太古极好，乃至西洋亦有世界最初是黄金时代的古说。但西洋人说黄金时代过去了，后来的是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越变越坏了，中国则不薄今人爱古人，孔子称尧舜，而他亦说周朝好。这些暂且不表。 这里单说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女人的地位虽高，而且是他们开了文明，但后来男人亦渐渐来与女人一道农牧，女人便在若干工作部门让了出来，这都是好商量的，因为没有权的问题。而且此后虽是男人多做生产事业，但把生产的结果变成衣食器皿室家之美则仍是女人，故女人是文明的始启者，而其后亦一直生于文明；男人的地位，虽提高了，女人的地位仍不因之降低，而母系社会乃自然解消，变为父系社会。 这历史的传统后来是惟在中国不坠，中国人即从来不说男权女权，故对于女人特有一种平正。今史学家说的女酋长与母权社会，实在很难听，幸得那是说江南甄家，而我们自是金陵贾家，两家并不通谱。早先阿瑙苏撒时代由母系到父系，不过是夫妇定位，父母定位，其出土品所以没有一点经过争斗或革命的痕迹。而中国的传统，起先盘古，后来女娲，再后来黄帝与嫘祖，黄帝与嫘祖夫妇的出现这样自然，这即是历史的清洁。 阿瑙及苏撒真的好像星宿海，后来四天下的千山竞秀万壑争流，皆是从这里发源的，彼时的人，因为有人新的物与可喜乐的阳光世界，便生出一种没有名目的大志，只是兴兴头头的想要在日月山川里行走，有的竟乘槎远出大海大洋之外，几乎世界的沿海各地都到了，所以新石器的传播这样普遍，连墨西哥的印伽文明亦是这因缘。他们比后来希腊人的寻求金羊毛，比欧洲人产业革命后天涯地角的长征，还更气魄宏大，而且心地明朗。 及至公元前约四千年顷，阿瑙苏撒已入石器铜器并用时代，更来了几次大迁徙，但不是因为发生了灾变。若因灾变，如过去印澳非之间大陆的渐陷为海洋，或如中亚细亚盆地的渐为沙漠，乃是大家都搬了，而阿瑙苏撒一带的人却是去者自去，留者仍留。亦不是人口粮食发生了问题，因为没有过互相吞噬的迹象。他们是一队人往西南走，前面来到了尼罗河流域，一队人往西走，前面来到了幼发拉斯及底格勒斯两河流域，又一队人往南，前面来到了恒河流域，又一队人往东，前面来到了黄河流域，恰如张骞的只管去只管前面有路，连他自己亦没有想着的竟到了天上的银河。 如此乃建起了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文明，其早期彼此有许多地方相似，即因出于同源。 但现在世界各地的落后蛮族，则惟从过去阿瑙苏撒人乘槎飘洋过海那一段远征时，才接触了所谓日石文化，而且其后还学会了石器铜器并用，但他们的根底仍是旧石器人的，故有图腾，迷惘于怪力乱神。而现代西洋人的祖先，则是漠北白种人，曾久久停滞在渔猎，其后渐从阿瑙苏撒间接学得了用新石器与铜器，散居到欧洲，至今留下许多遗迹，他们一样的仍是旧石器人的根底，一样的有图腾。又其后，他们中途闯入巴比仑埃及，翻造出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又再破坏再翻造，种种多有隔膜。他们没有参加过当初创造文明下来沿路的风景与亲情。 文明在西方，是埃及巴比仑时，已为邪气所乘，再无数次辗转过手到了现代西洋人，更有似梦寐。文明在印度，还比较发展得好，但亦起了问题。文明的成长是惟在中国。现在虽全世界在走向毁灭中，可是有了个文明在那里，它就有着在那里了，中国的事仍像瑶池蟠桃二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 文明原是自证的，历史的大信亦惟生于现前，中国的事即使没有阿瑙及苏撒的地下考古，亦不拿巴比仑埃及乃至现代西洋的来比，亦并不生疑，对比了亦没有什么更得意，不过一个民族要显身扬名，亦是为了对世人皆有亲情，或者如姊妹们刺绣，彼此把手中鲜亮的针线比并比并，亦有一份喜气，又或者如“看剑引杯长”，是与壮士共看剑，则更有些雄心了。 [book_title]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史则不如此，因为中国的不是社会而是人世。中国的是王天下。中国与西方，是这边在黄帝之时，那边在埃及巴比仑古王国之时，而且远比这更早就已经分歧了。 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与产业。文明是要产业来养的，而文明亦可以养产业，且可以产业即是文明的色相与性情，产业的生发即是文明的演绎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则会被产业所左右，甚至于被伤害。埃及的含人与巴比仑的苏美尔人，原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中国的汉人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仑才开头就产业发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及巴比仑的两河流域皆极肥沃，但受幅员限制，此地与邻地肥瘠程度的显著对照使人感觉劳力与收获不一致，有不劳而获的部分，有劳而不获的部分，如此就觉得世界不是人的劳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处所，工作的对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为与物，人与世界，皆分离了。这即是埃及人巴比仑人的人世动摇破裂的开端。在沃土不劳而获的希冀，在瘠地劳而不获的怨怒，从感恩与哀叹里乃出来了神意，而人们的想法则变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离人而去的。 人以劳力给予，而给予亦即是取得，取与给而且可以皆是无尽的。但埃及人巴比仑人则因使用沃土与使用瘠地的显著对照，取与给遂分离，而变为权利与义务，权利惟求其多，义务惟求其少，起了这样的贪婪与萎缩，给乃失了亲情，取乃堕落而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们从对于沃土的不劳而获，引伸到对别人的劳力亦可惟因权力而为我所有，神权亦即是强权，对神的屈伏亦即是对强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仑人很早就起来了大土地的霸占与买卖，并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份，出现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 他们的产业首先是农与牧分离，因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是黄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驱入山中。至于渔猎，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农业，它不能单独养活手工业，那手工业亦分离出去，独立成了第三者。产业的全体性既这样割裂，乃又刺激农业与渔猎及牧业手工业相互间交换物品的必要，而强调商业的活动，商业不但也独立起来，而且把众业都来辖治了。西洋史上几千年来商业资本的风浪，即是这样开始的。 产业的各各独立而偏颇发展，造成此业对彼业的贫富不均，及此部落对彼部落的贫富不均，这就发生了空前的大规模抢劫，而商业资本则正要这抢劫的力量来和它结合，先来建立乡市的僧侣政治，后更造成王国帝国，乃至现代西洋的国家。其间资本自身起了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的一连串革命。社会起了从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工资奴隶制社会及国家机关雇佣奴隶制社会的一连串革命。而外患则从山中牧羊人的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倾覆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到北方蛮族的毁灭罗马帝国，及至现代苏俄对美国的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同归于尽这等一连串的劫数轮回。 但是还有中国。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只限于西洋的史实，中国的史实则未有过都市僧侣政治或王国帝国，未有过任何资本社会的奴隶制度。中国换朝易代亦不是革命，无论内忧外患亦惟亡国而无亡天下。他的历史并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绎的。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艺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 佛经里有迦楼罗的故事：“迦楼罗者，金翅鸟，又云妙翅鸟，鸟翅种种庄严，不唯金故。亦翻大身凤凰。两翅相去三百六十万里，阎浮提只容一足，颈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龙，有四生别，其胎生者食三生龙，除其化湿，其卵生者食二生龙，除化除胎，其湿生者惟食其湿。此四天下，有一迦楼罗王，名曰正音，寿八千岁，日别新食一大龙王，五百小龙，绕四天下，周而复始，次第食之。命欲终时，诸龙吐毒，不复能食，饥火所逼，耸翅直下，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而复上来，往返七回，无处停足，遂至金刚山上命终。以食诸龙身肉，毒气遂发猛火。其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恐烧宝山，遂降大雨，滴如车轮，以灭其火。身肉消散，惟余心在，大如人塍，纯青琉璃。轮王得之，用为珠宝，帝释得之，为髻中珠。” 这故事不但是说的巴比仑埃及等古国，而亦是说的现代西洋，他们虽有众宝庄严，但未得人身，不离胎卵湿化生命的无明。他们这种原始生命的大力冲决徘徊，至于地球上不够立足，而日月以火与剑吞食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命欲终时，殖民地吐毒，不复能食，遂起世界大战，差一点烧毁了金刚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遗下现代西洋的东西，则将惟有中国人及日本人印度人来用它，而使之成为美好，如珠如宝，如髻中珠。 原来西洋史是从物种的生存竞争到人类阶级斗争的传统，而中国史则自是从阿瑙苏撒始生文明而来的演绎。西洋虽早先埃及人巴比仑人亦如印度达罗毗荼人的曾与我们通谱，但自从他们那边出现了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而我们这边则出现井田之时起，就两家各宗了。 西洋有过奴隶社会等等，西洋人亦是这样说，中国则有过井田，所以向来都说有井田，而奴隶社会这些则因没有过，所以亦无人说有，这里个人的小小学问总不及一个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说先秦是奴隶社会，但他考证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认确有过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从事生产劳动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井田却八口之家百亩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隶，便会发生劳动力过剩与消费不足，行不通的。 中国古时原曾有过奴隶，但有奴隶并不即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农田里用不进奴隶劳动，连工贾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样的限制，工贾中惟有极小的一部分应用奴隶劳动，那到底成不得气候，而其他则多是家庭奴隶，与生产事业无关。后世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红楼梦》里荣宁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数百人，总不能说汉朝清朝亦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个奴隶的身价只值现在的二枚铜元，来形容其惨，殊不知若是奴隶社会则决不能如此廉价，《旧约》里约瑟被卖是二十两银，而只值二枚铜元则证明其并无劳动价值，倒是家庭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罢了。郭又举奴隶分十等来宣传阶级压迫，但若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则虽不像现代工人的在机器面前都平等，亦不能身份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过是家庭奴隶。单是家庭奴隶不能构成奴隶社会。 郭又称先秦诸侯有互相赠送织工的事，又对田鬲的鬲解释得甚多。但赠送织工不过像秦朝的征发遣戍或汉朝的移置豪右大族于关中，可被征调迁移的亦并非即是奴隶。而鬲则是只耕种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赏赐宗室大臣五田十田，连鬲若干人，隆重之极，要专为铸一只鼎来记明这回事。这鬲即或是奴隶，那亦只与奚一样，是王室的奴隶，而与民间的产业无关，所以这两个字在别处少见，《诗经》里没有说到奚，农夫亦只叫农夫，不叫田鬲。 这里我们是要来举出三件事，一件是战国时的杀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赵卒四十万人，西洋古代没有不保存俘虏来做奴隶的，中国彼时却因不是奴隶社会，俘虏用不进生产劳动里去，受降了来无用。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第三，中国人顶天立地，称为天地人，不屈伏于神，那种平等自在亦决不是奴隶社会所能有的。再说一次，奴隶社会之后必有农奴社会，中国则因没有过奴隶社会，所以亦没有农奴社会。中国没有过农奴社会，是连考证亦不必考证。 中国史本来无须这样多考证，更无须乎议论，西洋的古国如埃及巴比仑等要考证，是因为已经劫毁，还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亦要考证，是因无文献，中国则文献俱在，未曾中断过。西洋史从希腊罗马以来，对原有的文献有考证亦不过是补缺，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历史的本格，来根本翻案的，中国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讲疑古，只因他们必要以西洋史来范围中国史，才要这样以考证来把中国史的本格翻案，这就出了考证学的限度，而他们乃又以议论来指挥，索性连考证学的清白亦丧失了。 历史的事，议论犹可，而他们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书”，如“我对于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实在连笑亦不好笑。但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凤阳花鼓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只是说说道道，由听的人怎样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来从头说起。 却说汉人当初来到黄河流域，此地虽不及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广衍，不受幅员的限制。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没有出息，你以劳力给与土地，与从土地取得收获，皆可以是无限制的，没有劳而不获，亦没有不劳而获，是如此的取与给为一，给予一分即取得一分，如嵊县戏《玉蜻蜓》前游庵的唱词： 听你说，姻缘不结子咳难添，据我想末非是神圣之灵验，原是世人的劳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即是因为有人的可靠，所以没有宗教。 黄河流域的广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制，各种产业相互间及各地产业相互间皆可保持和谐，而为全面的平等发展，故不堕于西洋那种杠杆力学的经济规律，而出现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计夫授田，农有农田，牧有牧田，猎称田猎，亦在授田之列。工贾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贾则以其器物相报。工贾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数居在都市的，亦前后门开出即是田亩，可以照应得到农业。中国人家庭的庭院这样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时工贾亦为农夫所养，但不是原始共产社会那样的。井田是已有私产了的。已有私产亦能这样好，此即是经济的规律已被涵养在文明里，而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来与原始共产社会联想，因为决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它亦非集团经济或自给经济，因为已有私有财产，已有通行无阻的商业。井田虽土地公有，但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还田，亦等于终身有之，如同私有，种作及收获时虽众人一齐出动，满田畈有人击鼓发号令，亦是各种各的田，各人收获各人的，并非几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后又来分配，像原始共产社会或现代共产社会的集体农场那样的。 商业则见于《周礼》，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走卒为主，但这不是原始，因为当时周朝已经很繁盛，而是众产业皆生在一起，且又没有土地买卖，故商业亦不凸出，商业倒是惟保持众产业的空气流通。《盐铁论》“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货币这样幼稚，并非当时的商业微小，而是因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一部《周礼》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制度，朝聘会同及命将出师所能动员的物力，此即可见当时产业的活泼运转不全靠商业的机能。可是当时的商业亦并不小。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伦，但惟中国人家能演绎出五常，即因中国人家是为井田所养。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礼》那么多王官其实亦是民，政治几乎都是经济行为，而且职司的界限划分得不严，因各部分皆是个完全，只是职司而无所谓政权。乃至政府与民间的界限亦似有似无，因为政治并不是统治。中国的政治两字，政只是事，而治则是太平的意思，既非经济统治政治，亦非政府统治人民，没有所谓下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是下层建筑的反映这种区别隔膜，而且从西洋那种诸势力关系作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杠杆力学所作成的历史规律全解脱了。 中国历史的性格是从有井田时已经成定了，其后至秦汉虽废井田，亦只如欧氏几何学之后更有非欧几何学，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于今，中国人对于西洋的东西可以如庄子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而鱼则不能晓得庄子。 财产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井田时已私有，而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觉得携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种亲爱，对贴身穿戴的衣饰更有一种欢喜，虽然那人那衣饰亦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鬓际，这份私情原来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财产方面可以私有与公有不起冲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无求，大而至于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与焉”，不是一种权，一种干涉的有，所以亲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则是霸占，中国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却占而不能有。日本军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当时并不觉得失去了，不过沦陷而已，照常有着它。而西洋人的占有则不能这样的遍在自在，又常会失去，故西洋史从来诸行无常。私有公有是总要能有得好，怎样的革命，若只把私占变成公占，予掠夺者以掠夺，则狼群及蜜蜂蚂蚁社会亦共产，有何好呢？ 财产制度私有公有的变化原是极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于阶级斗争，而且要说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与合理的分配。野蛮人才是生产第一主义，而且那样严肃的在分配，又时而把抢劫亦当作是生产与分配，而如何处理这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则只是茹毛饮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产成为美，而且使生产品在使用时成为美。 若知使生产亦成为美，则今日的工厂与机器必定还可以更好看，而劳动亦可以更有喜乐，经济制度将不只是取决于劳资双方的权利之争，而以一种更高的标准，即人情物意之美来衡定，生产不应只是生产关系，却是还要有好性情的。中国向来即学徒店伙亦分得红利，雇主与被雇，一是东家，一乃西宾，过年还分压岁钱，不为别的，只是做人的道理如此，只为叫大家也欢喜欢喜。 生产亦不应只是生产力，却是还要有德。生产力只能作成有限的价值，即等于其加进去的劳动量，而这劳动量是根据生产力的平均高度以时间来计算的。但如铸日本刀，必要斋戒沐浴正衣冠，至心诚意的打，才能打出宝刀，这即是在有限的值之外更赋予了无限的值。这似乎太慢，可是亦有可以快的。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两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纤工场，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馆里，爱玲打算把它写出来，先记下杜甫的两句诗：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果能一代的人皆清洁爽朗，有风和日暖，是机器的生产亦可以无限潇湘的。 而且亦不必太快，今日的问题倒是生产力的速度要慢亦不能慢，将来发展的限制不在机器，而在人到得忙不过来，高速度的世界必有一天破灭。骑脚踏车与下围棋皆要快容易，要能慢才是难，而文明则正是要能缓，如钱武肃王简淑妃：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凡有一个大的境界，乃无高速度的感觉，火车在隧道中驶过才觉得快，而飞机在天空，火车在大平原，则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中国在井田时代及其后秦汉到清初，生产力皆比同期西洋的大，而能若无其事，这道理在今天亦还是一样，虽然今天中国的生产力一时不及西洋。 再说分配，一是市场的问题，一是自由买卖或配给的问题。市场要众产业有平等和谐的发展，则商品交换自然深稳。而且要有人生的繁华，不是单为需要才购买。而且不要财富皆是为了再生产，财富应当为受用，生产亦不过是戏乐。 现代美国的众产业亦平均发展，但仍受资本的支配，不自在的。平等是要产业的自在遍在。这里要使人想起井田，井田的产业是生在天下世界的，不止一地域内众业平等，秦汉以后亦仍此意。美国虽说要开发世界落后地域，但天下世界的演成不是这样的性情，亦非这样的做法。 西洋又没有人生的繁华，西洋产业革命后，市场扩大靠一般生活必需品的皆商品化，亦仍只是为了需要，必需品的需要，奢侈品的需要，其提高生活程度亦仍只是扩大需要，为了满足欲望。但欲望是要餍饱的，结果弄到要靠新奇来维持市场，如汽车的年年换新型。而且生活的必需品是可以紧缩的，结果弄到自由买卖亦不能进行，要行配给制。 中国则是井田以来即有礼，祭礼婚礼冠礼，乡饮酒及朝聘会同宾主之礼，单是庶民皆有一套礼服，客来必市馔沽酒，就比西洋多了一层购买力，还有四时佳节，灯市龙船，是有这样的人生繁华，所以市场乃亦生在人世的风景无限里。 文明是益益向处理生产品的方面发展，烹调比生产粮食更重要，裁衣比纺织更重要。而且好衣裳是还要人会得穿，好房子是还要人会得住，在店里看一件器皿和在人家里看这件器皿，会觉得很不同似的，即是物的值不单在生产中作成，而亦在使用时作成。西洋则说消费，使用只是耗损价值罢了，而且他们常会得消化不良，以致要以战争来消化，这是他们的无福。处理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仍只有茹毛饮血那种程度，即分配亦不能有好性情，而且除了生产便无事可做，此所以西洋财富皆为再生产，而市场乃成了贪婪，总不得清明解决。 至于自由买卖或配给制，那只是私有公有皆要能有得好的问题。自由买卖亦可以是金钱万恶，配给制亦可以如狙公赋芋。《庄子》里养猴的人经过群猴的民主决议，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然后群猴排队来领配给的芋，都欢喜了，我可是看了并不可喜。但自由买卖与配给亦皆可以是好的。自由买卖如上菜场买小菜，早晨头还没曾梳，邻女就来邀了，草草洗过碗盏，解下围襕，掠掠头发提篮就出去，外面满街阳光，菜场里皆是一片新鲜意，堂堂的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而配给则如昔时长安上元夜，皇帝请客，满城士女看灯，经过五凤楼前各领饮御酒一杯，或如今时民间仍有的清明节领豆腐猪肉，去众家山上拔笋，回来笋也分得，映山红花也折了一筐。怎样的自由买卖，怎样的配给，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总之是除了办法还要有人世的风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只是生于礼。井田时代的事，齐桓公责楚子：“尔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以来问。”一到了是礼，连茅草之微亦可以这样隆重，而车服宫室之富亦仍只是个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说法是，堂前有嘉宾，主人陪着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着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即是撮几茎放在杯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亦真的与众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国人的福慧双修。慧是中国人能与逻辑亦调笑游嬉，没有服从真理那样的话。西洋人的精神传统是奴隶主的傲慢与奴隶的卑屈，以及对世界的无亲，所以他们的真理亦说像光线的不可弯曲，人要对之屈伏而不以为耻。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对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国没有过奴隶社会，故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爱的，孟子亦说以善养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东西，除了准确不准确还有好不好，若只准确而不好，那还是不对的。真理至多不过是准确。但还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国有这好字，与欢喜相连，是吉祥喜庆的。 中国还有个巧合的巧字，这好字巧字与印度的妙字皆为西洋所无，而好与巧又比妙更有现实的事理。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能无端忧愁，放在高位亦不丧其志，能无端欢喜，故惊险亦如惊艳，能无因无由的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 西洋人惟有从他们的历史得来的知识，真理之神成主义，矛盾统一律，必然与偶然，个人对团体要牺牲不要牺牲等，皆是其阶级社会的反映。中国却有礼乐，礼实而乐虚，礼经而乐权，静则为礼，动则为乐，礼者尚别，乐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变，这就把那些哲学的问题都解脱了。而礼乐即起于井田之世，华夏的产业广衍，处处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见日月山川容与回环，虚实动静同异奇正皆是从这容与回环才有。 [book_title]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马人那种胆怯业愈单独凸出发展，愈破坏了全面产业的一体和谐，乃至商业自身亦愈集中于几种商品的尖端，范围缩小到只是香料、珍宝、高贵的织物及奴隶买卖，与大众的需要无关，对于全面产业则更无益处。这商品种类的狭隘，严格限制了交换的对象，内地市场很快就不够用了，还得要外地市场，于是激起对外贸易，且改变商人与地主的关系。 前此商业资本的积蓄依靠地租，又因商品种类狭隘，买卖的对手亦只可找地主，商人与地主原这样结得牢牢的，后来却商业资本的积蓄渐渐到了能独立的程度，不必再依靠地租，又因发展了对外贸易，不必专靠本地的地主做买卖的对手，如此都市乃离开地主的统治，自由了。自由都市是商人可以自由统治的都市。 商业的支配威权到了都市，在人事上有些地方不能直接，便成了像神的辖治，因此看中僧侣，由他们来代行。这就出现了僧侣政治。 于是手工业亦来投靠。手工业是随着商品种类的狭隘化而亦专门化了起来，越发脱离了全面产业，只得跟商人一同搬场。而一搬搬到了自由都市里，手工劳动便渐渐成了奴隶劳动，因有许多不过是兼做做手工业的人不能也来，惟有奴隶无牵无挂，便由他们来做了手工业的新队伍，而手工业因此乃更从别的产业得到了自由，可以完全听从商人的吩咐。 自由都市之前虽亦已有奴隶，但只安插在原来的生产关系里，其劳动地位未即确定，及至自由都市，奴隶劳动才在手工业里正式成立，而且影响到农业，连农业亦学着以奴隶劳动为主体，是这阵风浪把剩下不多的自耕农亦一齐扫荡了，故奴隶劳动更加速了土地集中。 农村的出现奴隶制，是因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皆从农业分离出了，农业失了副业，就贫穷下去，自耕农与佃农皆变得不能维持，不能不集中土地由奴隶来耕种。养奴隶像养牛马，生产成本低，而以许多土地来养少数奢侈的地主，比养许多家自耕农及佃农还更合于经济学的原则。如此，自耕农就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或降为奴隶，或仍保持佃农的身份，却照奴隶劳动的标准来加租。 地主倒是靠此与商人多了一笔奴隶贸易，而且奴隶劳动的田场势必是商品化的生产，如此乃确定了地主的新身份，先时他还能与商人平行，现在则只是商人的助手了。 自由都市是如此建立了它的经济规模，有手工业与农业生在奴隶劳动上面，结成商人与地主的新关系，而手工业主则多由商人自兼。僧侣是因其比地主更无产业的利害关系，而有自由都市人的俏，有他来代行商人的意旨，商人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可是僧侣政治成立得并不很久，在巴比仑大约不过二三百年，在埃及还比较长些，商人渐渐对它不满意了。原因是发生了三个问题： 一、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这样狭隘，不能与一般物产交换，对方只可用黄金与奴隶来偿付，久后这两项亦像外汇的用光了，买卖就不能活泼进行，惟有想法子去征服这班对手，用政治力量向他们征收贡物，强制其执行对外市场的收支及物产交流，来挽救商业机能的萎缩。 二、几个自由都市的商人互相竞争，对外贸易愈萎缩，竞争愈激烈，这亦要以征服来统一。 三、奴隶社会的不安渐渐严重化，需要镇压。还有各处的领主抢劫勒索，亦得有个对付的办法。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都要有强大的武力，僧侣政治至此乃显得懦弱无刚了。僧侣原先是好在其没有产业的身份，可以专心侍奉商业资本之神，现在轮到了对内对外要用火与剑，僧侣却因没有产业身份之故，编不起战士的大队伍，便被商人看不入眼了。 这时地主却一天比一天显得对商人更忠心，而且比僧侣有本领。奴隶制激化了土地集中，地主的力量比前更强大起来，他们手下各有一班肉体与灵魂都属于主人的劳动者队伍，可以要来赴汤蹈火，比僧侣的两手空空只会念经赌咒要有用得多了。如此商人就不要僧侣要地主，僧侣中有因寺庙的财产而变成地主的，则以地主的身份来参加新制度，僧侣政治便这样在商人的眉头一动之下被大家起来否定了。埃及于公元年前三千五百年，巴比仑于公元年前二千八百年，商人与新的地主队伍建了统一的王朝。 这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是西洋史上暴君政治的第一次出现，它为商人对内编法典，对外缔结通商条约，而以内镇外伐来使之发效。那法典与通商条约是刻在石柱上，与一队队持盾执枪的战士的浮雕在一起。而这石柱，早先是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而来，原与太阳世界在一起的，真是被亵渎了。 吾珥王朝是阿凯底人的事，首创巴比仑文明的苏美尔人则在此以前造成了自由都市的僧侣政治，当他自个儿看着奴隶社会这些还在惊疑不定之际，已被打倒了。而到了阿凯底人手上时，对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传统乃更隔膜，所以此后巴比仑还比埃及更一路多有革命变怪。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仍是原来的含人，比苏美尔人长久，其文明亦比它的深邃。 埃及金字塔前王朝的雕刻如“蹲踞的书记”，还有一种自然作风，而同时巴比仑的阿凯底人则已在讲说神先造都市后造大地的昏话了。埃及的神话迟起，但讲起来法老即是神，亦还比巴比仑人的气魄大些。巴比仑的东西看来很明亮，那明亮是离群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像黑暗的旷野里的煤气灯，所以分外耀眼。埃及亦不怎么好，但因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地远比巴比仑的两河流域来得平均广衍，埃及产业全体性的割裂及商业资本的跋扈亦较为缓进，还保持健康得久些。埃及的法典不及巴比仑汉谟拉比法典的有名，但埃及有巴比仑难以相比的灌溉工程。 可是埃及文明随后亦生长不下去了，因为它的亦是奴隶社会。埃及的东西在金字塔王朝第十一代之后就失去早先的自然作风，而变成了风格化，风格化是人与物的被约制。埃及的建筑雕刻绘画使人看了有悠悠千年之感，但那深邃与安稳里有一种无声的惆怅，世界是个既成品，再没有什么可商量了。埃及的蓝色是一种色境界，离自然作风的明朗已远，但比神国好。印度没有神国，而有金色，亦是色境界。 却说埃及与巴比仑建起王朝之后，政治机关及军队的扩大，使国家财政在商业经济中成了重要的部门，新添了为政治及军队的谷物兵器及某种用品的销路，这不但增加了商业的活泼，还挑起了地主的经济机能，作成了手工业及农业的新气运。此时地主已兼贵族，地主贵族这名词在西洋史上首次出现了。王朝是政府及军队皆在地主贵族手里，僧侣退为祭司，但底下仍是奴隶社会的自由都市，故又称为开明专制，对奴隶专制而对商人开明，而如此商人乃更可横行，连国际贸易公司亦组织起来了。 可是再过得一回，商人对这王朝又不满起来。问题是，王国势力所及的属地属国不够大，而商业的偏进狂热及因商品种类的狭隘有限制，日益逼着要把贸易推到更远的异国异域，这在政治上是要把王国扩大而为世界帝国，但地主贵族的队伍此时已因土地的愈兼并而成了寡头的，连执掌王国还勉强，如何还能组织得起世界帝国，他们变得只是扮呆神，风格化了，却又偏会得浪费租税。 商人急于要把王国变成世界帝国，可是没有方法，又心痛政府的无能而花费，不免灰了心，渐渐对它游离。商人这一撒手不管，便引致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及喀什王朝的相继倾覆，埃及亦金字塔前王朝及牧人王朝相继倾覆。 吾珥王朝的被毁于喀什人，及金字塔前王朝的被毁于山中牧羊人，是后世罗马帝国被毁于蛮族的先兆，西洋历史从来是这样不祥的。不过当时的情形还比罗马的遭遇好些，喀什王朝及牧人王朝皆很快恢复了吾珥王朝与金字塔前王朝的规模，仍是那种地主贵族的作风，但因亦得不到商人来撑腰，不久又都倒了。 商人是对地主贵族气恼了一回，后来索性连王国亦统统不要了，而因世界帝国建立不起来，他们就自顾自去成立世界规模的通商机关，办起武装商队，如此就出现了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当年所做的，正是后世西洋无政府主义者及开明国际派如美国副总统华莱斯他们的古老的记忆。 可是世界帝国总得建立，而且机会亦在渐渐成熟了。埃及巴比仑的王朝经过两次倾覆之后，原来的寡头地主被打倒。许多中小地主抬起头，还有属地属国的地主亦参加进来，形成了扩大的地主贵族的新队伍，就向商人自告奋勇，要试来建立世界帝国看看。如此在埃及便出现了金字塔后王朝，造起大舰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被后人誉为“埃及的拿破仑”。而在巴比仑则出现了亚述王朝，有“最伟大的战士”尼布甲尼为皇帝。这两个王朝皆搭起世界帝国的架子，这两位皇帝皆强调征服世界来应承商人的要求。 但这埃及的舰队及亚述的战士，宁是各靠当时的手工业改进了战具，物质上具有这样的条件，至于地主贵族的队伍则仍不够大，因其农业的基地到底受着严格的幅员限制，奴隶又不比中小自耕农的能战，公民的人数也太少，无论在政府里，或在战场上，中级的组织及行动都要地主贵族亲自来干，所以总是觉得人手不够。而且那班中小地主贵族上台之后，不久又渐渐变成寡头，在萎缩下去。如此就只剩下个大的政治机构的堆积与沉淀，霸图亦付之斜阳流水了。 此后乃有迦勒底人出来又拆散亚述帝国，改建成一个简洁的新巴比仑王国，而希腊人亦起来摆脱埃及，另建成自由都市的公民政冶。可是世界帝国的精魂仍在叫喊，所以同时又兴起波斯帝国。 希腊是迦勒底与腓尼基的合璧。腓尼基人只要武装商队，他们不要王国犹且可，连都市亦当它不过是商站，这怎么行？商人亦是要有家的，希腊人即比腓尼基人多了一个家，雅典——雅典不止是个商站，却还有政治，而这政治是由商人自己来干。过去自由都市的政治还要由僧侣代行，新巴比仑王国亦少不得有文武百官，商人立法而交由他们去执行，是分开的，皆不及雅典的公民政治才真是商人的苏维埃，立法与行政与监督为一体，把前此两千多年以来埃及巴比仑的古国巫魇来解除了，希腊的东西就是有这点健康明朗。 希腊的事业亦比腓尼基及新巴比仑王国做得大。腓尼基的只是商业资本的运动战，而希腊则更有阵地战。新巴比仑王国不得不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并重，而彼时是陆路的武装配备远比海上更费事，既要两者兼顾而又力有所不及，故凡事不敢放开手做。希腊则只要照顾海上，有武装商船即可横行地中海，雅典初时虽实力比不上新巴比仑王国，这点亦还供应得起，所以有几次战争打得轰轰烈烈，从此起了家。早先腓尼基人的武装商船亦很会打仗，不及希腊之处，是没有像雅典那样的都市做后方，新巴比仑王国有后方，但他的力量又在海陆两面分散了，惟独希腊能合有腓尼基人与新巴比仑王国的长处。彼时做生意带抢劫，海上是比陆上便当，地中海烟波浩渺，荷马史诗里古希腊的英雄乘船去天涯地角寻金羊毛，至今晓风凉月，犹应有人鱼哀唱似当年。 古希腊的英雄都是商主，同时又是国王与王子，他们把海当中那些小岛小国都抢掉杀掉，连那最强的特洛伊城亦攻下了，抢得来的东西，倒也新做人家三年饭米香。可是奥德赛战罢归来，再出发远去碰到了埃及巴比仑的国境，就得比较规规矩矩的做生意，贸易与抢劫如此暂时一分开，希腊的商主乃脱下国王或王子的甲胄，很本色的做起公民来了。现在是生意做得比以前大，却不能再像以前的尽管可以冒险，趁这一时的稳定与安闲，他们把一向买卖带抢劫得来的东西布置布置，和那现攒下的体己财富，为当时的贸易范围所限不能添进去做资本的，都用来就地建设，这才正式出现了希腊文化，它的鲜洁明亮，还隔代继承有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一花一瓣。 但老是这样下去亦不行的，商业资本不能安份于已有的市场，亦不能从此规规矩矩的做生意只做生意，却是必定还要连抢带劫。希腊正待要向外面的世界再去看看苗头，恰值埃及巴比仑都倒掉了，迎面而来的是波斯。波斯与希腊两强相遇，一直难解难分，这里却有个问题又要重提，即商业资本要横行，说来说去必得有个世界帝国，这世界帝国真叫人坏尽心思，埃及巴比仑皆曾努力过，都没有建得起来，现在可是波斯能吗？希腊能吗？ 波斯土地广大，农业与游牧结合，气象比埃及巴比仑还壮阔，而埃及巴比仑的贸易又引起波斯的商业及手工业，因此更多了一层活泼。波斯游牧部落的酋长及地主贵族的人数也多，魄力也大，比埃及巴比仑的寡头地主贵族更适宜于编成世界帝国的队伍，现在一受商业资本的召唤，他们就冲起如飙风，征服埃及巴比仑及印度，并且差一点也征服希腊。 波斯虽有这样大的队伍，但商业资本之神的天庭则在雅典，可是希腊又缺少波斯那样的队伍，两边都是有一样缺一样，要能合起来才建得成一样世界帝国，故此这两位像谈恋爱一样，不见面又思想，见了面又难免口角之争，吵过一回又一回，真真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波斯对希腊的战争即这样总不得个成局。 还有希腊内部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斯巴达有比雅典更得力的地主贵族，也想来强抢雅典合编为一个世界帝国，雅典可真成了一位姑娘，西洋以女性称呼国家即是从雅典来的，她要当心被抢去，因为她家里没有男人。雅典的商人，前此兼做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场面到底还小，如今只能做做公民，再要兼职世界帝国的文武百官如何行？此外雅典虽亦有地主贵族，但人数太少，根基又差，上不得正场的。故此雅典前此亦不敢冒犯埃及巴比仑，这回亦是波斯来打她，她还手，却没有过她出去征波斯。这种地方好像还是斯巴达行，于是斯巴达要争做希腊之主，也和雅典连绵不断的打仗，但斯巴达的工商业还不及雅典，战场上的胜负因而不见分晓。 其后是马其顿人出来，把波斯对希腊之争及斯巴达对雅典之争都解决了。马其顿的地主贵族有一种原始的大力，背后有北方蛮族为背景，其商业又与雅典与埃及是近水楼台，规模比斯巴达的大，兵器比波斯的精，他就崛起先征服埃及，又辖治希腊，年青野蛮的亚历山大皇帝骑马进入雅典，从雅典的公民那里得到了商业资本之神的承认，比后世拿破仑皇帝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天上的承认还更动人。这位年青皇帝，他就像狂风暴雨，压倒了斯巴达，并且扫荡了波斯。看哪，世界帝国到底建立起来了。于是上帝看这是好的。 但是马其顿亦做得不好。世界帝国不仅要有新的中央政府、百官与军队，而且要帝国境内的社会经济与地方政府皆有个新编成，这比武功来得慢。马其顿即在这里一时未能配得上，亚历山大的帝国遂又瓦解了。这要到罗马帝国出现，才契机成熟。 罗马帝国是其全境的商业资本与手工业，与奴隶社会自由都市的公民政治，农业的封建政治，皆经过再编成而结成了一体。罗马帝国的文武百官不单以本地的地主贵族为干部，而且是把属地属国的地主贵族亦编了进去，故那样庞大坚实，下层则有比往时一切古国更大的奴隶为生产及战斗的队伍，此外更有比雅典更多的公民来做一切队伍的中坚。如此，世界帝国乃正式成立，它的来历与性格近是继承亚历山大皇帝的希腊与马其顿，远是继承埃及金字塔后王朝及亚述帝国的传统，它是海上的，又是大陆的，有法典、有平民会议、有罗马皇帝。 罗马帝国是商业资本的精神及其色相，有名的罗马法，如巴比仑说的“法典出自神授”，乃是商业资本之神交下来的，并非真由公民所产生。商业资本之神并不即是商人的化身，因商业资本与商业是两回事。商人受生理的感情的限制，及因他是那一行的商人的身份限制，有时会不纯，而对于同行同业或同行各业，会做出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看是不明大义的事来。惟有法典，它是把各种人及各种职业连商人及商业在内，皆置于商业资本的支配下，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全套，故要由商业资本之神来作成，而公民会议则只是通过它。 法典不能违反商业资本，但可以违反商人，有时甚至可违反商业，因为认真说起来，商业资本只是资本，商业是附加词，并非隶属于商业的资本，所以后来还可以改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等。法典的精神既是资本的规律，在它面前便公民会议亦不得不谦逊，而且这资本之神彼时宠爱罗马皇帝尚过于宠爱公民会议，因罗马皇帝比组织公民会议的商人更少受职业身份的限制，更超然于世上的喜怒哀乐。在这一点，是继承有自由都市僧侣政治的传统。 罗马帝国与希腊大不相同。希腊的商人是样样事都自己动手，而他们的奥林匹司山上诸神亦很有感情，希腊商人与各行各业的人交接，职业身份对职业身份还有个平等，而大神宙斯手下亦有工巧之神、耕稼之神、牧神猎神等。希腊的商业资本即是商业，资本之神即是商业，是有色相的，故此雕刻大发达，是神像而亦是人像。希腊商人又不大讲究法典，他们倒真是立法者，不必跟从法典，却只管做去就是，颇为活泼的，他们的大神宙斯亦没有立起“十诫”之类，行事说话尽可以反复无常的蛮来。这些可真是希腊的好现象，在西洋史上是无匹的。 但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看，则希腊的做法是危险的。希腊的商业虽尊，其他产业仍多少可对之分庭抗礼，而商人亦有时会忘却他的身份，和他们玩玩吵吵当作兴头儿，雅典与波斯斯巴达打仗会那样的只打个平手，还只管打，弄到大神宙斯亦颇失威严，他手下的众神亦胆敢对他反抗了。 要等罗马帝国出现，众神才皆寂寞下去，商业资本的大神省却了许多喜怒哀乐，成了一个不可干涉的超自然的大力，连他的头生子商人亦见他慑息，而现在他是附在罗马皇帝身上显圣。罗马皇帝虽亦有妻室儿女，但在职业上他可算是净了身的，他有妻孥有财产亦只如神父太监的私蓄姬妾，私蓄庙产，惟他可以做世界帝国的神庙里的庙祝。 可是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罗马皇帝为了亦要有一份世俗的喜怒哀乐，而叫人纵火焚烧罗马城，不过他看了亦还是做不成诗。法典的社会没有人世，没有阳光与音乐，阿波罗的金琴已响绝音沉，连希腊人的竞技到了罗马人手上亦变成只是懒惰的消遣，罗马帝国那一代即是这样的严肃而无聊。 赫赫罗马，蛮族灭之，而后来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则不过是连文物亦销亡了的罗马帝国，那不可以造像的上帝是冠剑尽失的罗马皇帝在天上归了位。 再后来，文艺复兴的中世纪欧洲又有了希腊的雕刻与冠剑，耶和华亦又恢复为宙斯，手下又有了艺术之神、工巧之神、爱神，及从罗马时代新添进去的战神，而且许可诸神吵架，基督教亦分了派别。而且又有了许多半神半兽的英雄，海上的奴隶贸易，及城邦的战争，新的金羊毛神话，及新的特洛伊之战的史诗。可是西洋人直至今日，仍有着罗马人那种胆怯，他们早晚两次祷告： 主啊，愿您听取您的最卑微的仆人的求告，愿您许可您的最卑微的仆人来完成您的旨意。因为在您面前，地上的一切不过是灰尘，而您的最卑微的仆人则不过是个虼蚤罢了。只有您的旨意，能使芦苇坚强如刀枪，并且世人的眼睛里有感恩的泪。亚们! 罗马帝国自身其实是个罗马城，罗马城外的意大利及更远的属地属国皆各是一个单位，单靠商业资本的线在拉拢，罗马帝国连不能是罗马城的幅射圈亦只是些虚线。后世西洋的都市工业更发展了，把罗马城放大而为民族国家，但其外围的殖民地仍是虚线，仍只靠资本的力量在拉拢，虽到现在出来了帝国主义，有更强大的机器工具与国际金融资本，亦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再扩大。 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欧洲虽回到了希腊，但希腊只是罗马的初期，而文艺复兴亦果然又成熟了而变成帝国主义的教廷的侍婢，西洋史上的教廷政治乃真是罗马帝国及现代帝国主义的灵魂。而到了帝国主义乃至世界苏维埃联邦，亦只是放宽了罗马帝国的限制，而不能越出那限制。 西洋的社会先是奴隶，后是农奴，现在是工资奴隶，再变到国家机关的雇佣奴隶，他们的历史一直是资本为祟，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国家资本，他们总不能产业的色相自身即是个具足。他们革命又革命，只能是从古代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到罗马帝国这一段传奇的反复。古代西方皆入于罗马帝国，现代西方皆出于罗马帝国。 他们每次出现新的罗马帝国，而每次又毁灭，造了又拆、拆了又造，而且每次毁灭的原因皆只是这一个，没有人与物的位份，所以大信不立。他们的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 [book_title]恒河畔金色莲花 印度的金色与中国的黄袍黄屋，日本皇室的徽章菊花，来历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金色与音乐同是可喜乐的阳光世界的波浪。在阳光世界里，田稻穰穰，长亭短亭，柴门流水，皆成金色，故金色不单是新有了一种颜色，而是众色提高到另一境界，一一是新的颜色了。金色是颜色而亦是光。 埃及的则是蓝灰色，阳光世界因奴隶社会而变成蓝灰色的天，感觉有种威力，人稍稍苍皇了。而希腊的白色则只是光，白色亦可是颜色，而希腊的白色是无色。后世西洋便总是采用埃及的一点灰，希腊的一点白。萧伯纳的作品里有一道光通过，可是没有颜色，此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德国与美国皆是钢灰色，但美国还更近希腊，美国且有点奶油色。 苏俄最近埃及，而因是新的奴隶社会，把那蓝改成了红。前此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对古代奴隶制亦是新的，上帝的使徒与教廷的主教亦穿红。那红是洪荒世界里太阳的红，与埃及的蓝灰色的天一般是隔代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噩梦。 埃及的蓝灰色在印度只用来画夜叉，而红衣主教及苏俄那种红，在中国亦只有火神及女缢鬼才爱穿。中国人爱的蓝是宝蓝，红亦另有一种吉服的红，而代替钢灰色的则是青色，青色有一种贞洁。中国人不喜奶油色，白是喜欢李花梨花梅花的白，是一种丰富的颜色，中国人连日光月光亦说是日色月色。 中国人除了金色为尊，最喜欢的还是桃红。桃花极艳，但那颜色亦即是阳光，遍路的桃花只觉阴雨天亦如晴天，傍晚亦如晓日，故艳得清扬。日本人喜欢樱花，樱花像桃花，只是轻些淡些。故又印度的是金莲世界，中国的是桃花世界。莲花世界金色熠熠，无迹可求，桃花世界亦有这种好的糊涂。 金莲深邃，没有一点危险性，而桃花飞扬，有危险性。瑶池王母的蟠桃会，及刘伶阮肇入桃源，桃花不免要思凡。还有晋人的桃叶歌与桃叶答歌，比起来，就觉得印度的莲花只是颜色，而桃花则真是花，印度的是佛境与五浊恶世，中国的是仙凡之境，但桃花种在闲庭里又很贞静，那贞静比金莲的深邃更好。 金莲而且冷清，桃花则有李花来相配，这亦是中国文明比印度文明更有人事的烂漫，桃李竞妍，金莲则要竞亦无可竞。而亦因这热闹，中国人爱了桃李亦还爱莲花。桃李与莲花成了汉朝及六朝唐朝的风景。 可是就连这莲花亦中国的与印度的不同，印度的像是金箔剪出贴在那里的，而中国人则宁是爱的采莲“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那莲亦不是金色的，而是红荷花，白荷花。梁武帝赋里“荷花乱脸色”，李白诗里“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以及一位王妃的诗里“天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都有烦恼，然而是非常好的烦恼。 中国连金色亦变得很世俗，单称黄或称金黄，因黄比金色更有颜色的具足，而且说是土德。佛寺来到中国，是赭红的墙或黄墙，亦总要表现一点土黄色，和尚是穿缁衣或大红金线袈裟，戴金色毗庐的，中国民间戏里亦把来都变成土黄色。这并非农业社会所可解说，西洋亦经过农业社会，但没有这样。而我仍喜南北朝及唐朝女妇额际擦娇黄的颜色，就像佛菩萨的金容，然而又是现世的女子。 吴季札观乐，但是看看颜色亦一样，这里就来说印度文明。印度有天地人，有众宝妙严，但金莲千瓣，印度从来是千王政治，没有大一统，缺少行动的大力。 印度的天与中国的埃及的巴比伦的皆出典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印度称梵，如中国称乾，而称梵天则如称昊天，这天便是昭明的天，而称梵称乾则犹云天之昭明，性能与色相并不相离的，故中国不说祀上帝而说郊天，印度亦帝释并不了不起。但巴比伦的灵则已是天的性能从天的色相出离，在埃及更变为全能，再到希伯来人希腊人乃全然没有了天而只有大神。旧石器人虽有天，却只是个洪荒草昧可惊恐的大力，而耶和华亦不可以造像，因其与人无共通。 埃及人是把尼罗河亦说成荒唐可怖的威权，阎罗王的阎罗即从尼罗河的尼罗而来，还传到印度中国乃至日本来吓人。可是中国人说到黄河，竟没有个伟大的河神来相配，印度亦佛经里虽有主河神，但地位并不重要，恒河仍只是恒河。这天只是天，山河大地只是山河大地，真如“看竹何须问主人”，非常好的。 印度的诸天亦如莲花千瓣，有光明妙宝妙音声，地则有须弥山，有香水河，有无数众香国土。如来现相，诸天雨花，山河大地起六种十八相震动，此即天大地大人大，如来即佛，佛即大人。 佛名经及华严经里的诸佛菩萨，如大日如来、宝幢如来、光明普照吉祥佛、云海华严安隐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神，如珠髻妙目主林神、可喜乐奔流喧哗主河神、手执莲花主城神、海日云音主风神、妙音华色主昼神、善惭愧喜笑主药神，其实皆是人可以有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至于器物，如佛说金师冶金制具，分十层加工，那加工不止是把物来组织，而且是人的流露，所以一器一皿价值数千百亿。还有法华经里佛说观世音菩萨之事已，尔时大势至菩萨即从座起，把自己的项链献上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好，而大势至菩萨又是这样的欢喜，所以那项链真是希世之宝了。 印度东西有一种明朗深邃，那明朗是早先新石器时代始生文明的，而深邃则是这明朗的成长。埃及巴比伦亦深邃，但那是商业资本与奴隶社会所作成的王朝及帝国的巫魇，而希腊则把这些来否定了，才又透出早先那一点明朗，后来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亦是把罗马帝国及教廷的深邃暂又舍弃了才再现明朗，是故西洋的明朗与深邃不能兼，而惟有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可是印度则有金色。 古印度亦是好在没有奴隶社会，单从布施之盛即可见。西洋奴隶制及农奴制时代，有金字塔，有地主贵族的奢侈宴会，但惟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相当有民间财富的活泼，而其后遍地的教堂则靠什一税。印度遍地的婆罗门及释氏却无税收，无生利的庙产，且为僧不许过三衣，不许蓄隔宿之粮，而靠民间日日布施，此即见财富散在广大的民间，非奴隶社会所能有。 佛说平等，不但人与人，连与天地万物时空，过去现在未来，方位大小多少亦皆平等，并非此同于彼，而是如此如彼，不过是“如”，算是你富了，算是他穷了，但又怎么样呢？有这样的志气，即贫富的事实亦夸张不到那里去了。故平等亦又是自在，可以不向阶级讨生死，乃至解脱天地万物的六道轮回，解脱是文明的能游嬉。西洋的平等自由解放则在那里向阶级讨生死。西洋与印度是两家的家世就不同。 印度的家世要从达罗毗荼人说起。第二次大战前夕印度地下考古，发现达罗毗荼人的名城遗址已有高度的科学，其后雅利安人所建的只是摹仿，材料及设计皆不及。这达罗毗荼人当初迁入恒河流域，因其广衍，不像埃及人巴比仑人的动手即要霸占土地，他们在此建造产业，倒是与汉人在黄河流域所做的有几分相似。他们有马克公社，是井田的雏型，不过不能像中国的当真成立井田，其千王政治亦是有古中国诸侯万邦的性情，只差建不起天子之朝廷。 但恒河流域到底亦难比黄河流域的广衍，外面西部印度河流域即为季候风所不及，空气干燥，多是些草原及沙漠，中部印度斯坦及南部德干高原虽亦可游牧耕种，但要下辛苦，这两处达罗毗荼人皆不去。他们贪便利，只管从恒河下游沿东南海岸发展，直至锡兰，又延伸至西海岸，以与巴比仑埃及通商，而达罗毗荼人文明的本部遂亦渐渐离开恒河流域，移至印度南端。不以恒河流域为产业及政治的王畿，而惟以沿海的商站来联络，故其后分成五印度。 但彼时恒河流域的产业已有了平等和谐的基础，沿海的商业亦只吃的对外贸易的活水，不能伤害本土众产业的健康，倒是众产业的空气流通里有容许这点商业飞翔的余地，而不发生商业资本的怪力乱神，此即古印度之所以能有商主的妙严。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顷，达罗毗荼人的最后光辉南印度名王那瓦拉，有宝象金车弓矢，且发明弓弦乐，后来佛经里说的七宝即是达罗毗荼人的。那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玉女宝珠宝主藏宝主兵宝，而以此七宝治世的转轮圣王那瓦拉，是尽有商主的妙严。 可是古印度不能有像黄帝的征蚩尤，就在那瓦拉时达罗毗荼人被蛮族雅利安人进来征服了。印度有只古舞非常悲哀，是达罗毗荼人的遗民一翁一媪婆娑而舞，歌曰“日已夕矣”，望着前面杀来的雅利安人而慌张遁去。但亦因是千王政治之故，雅利安人对之不能一戎衣而定，却四面八方征战劫掠，经过很久的岁月，故佛经里说起前朝里，动不动是无数亿劫之前。 至释迦之世，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已千年，他们继承达罗毗荼人的文明，而且产业有了新建设。那产业的性情仍是早先的，但把来扩大了，兴起北印度的狩猎及农牧，与恒河流域的产业来相配，且又开通了对东方的陆路贸易，把对巴比仑埃及的海上贸易的本部移到恒河下游，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乃亦来生在恒河流域的众产业里，有了新的平等和谐，新的热闹了。佛经里所说奶酪禽畜之多及手工业之盛，即远过于早先达罗毗荼人时代的。尔时达罗毗荼人的故都锡兰虽仍繁盛，但产业的本部及文明的本部皆已移到了恒河流域，释迦即在王舍城之时多，去南方之时少。 但雅利安人的亦是三千大千世界，形不成一个政治核心，没有像五霸的尊王攘夷，亦没有像埃及巴比仑的商业资本之神与地主贵族及奴隶的队伍，来编造统一的王国或世界帝国，而波斯人乃进来占领了印度。 可是千王政治亦避免了印度全境一齐被征服。早先雅利安人征服全印度至少经过二三百年，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并不一齐劫毁，故雅利安人有学习与继承的余裕，其后陆续征战便不像初期的苛性。这次波斯人进来，亦不是全境皆被占领。 再则，凡异族入侵，皆必利用征服地原有的统治体制，否则亦要代它建立一个，才可肆行为虐，可是印度文明的秩序有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之外，不好被利用，亦难代它另建一个苛性的统治体制，是故波斯派来的总督宽大出了名，此则是印度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的好报。 耶和华以洪水与敌人之手毁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一妇人在城门口闻前方兵败，说“荣光去矣”，即以这句话的意思给初生的婴儿取名字，还有传道书里那种荒凉冷漠恐怖，皆是感情惟在于现物。又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乃至今次败战后的日本人，因受了打击，一时心里都解不开了，竟怀疑到人世的大信。但彼时波斯占领军并非排山倒海而来那样的大军，印度人并不太害怕，不去想象有个超自然的大力，故不出现容易发怒的上帝，他们的东西亦没有都被抢光，感慨兴亡得失倒只是反省。败仗原亦不过像赌博的输了钱，并没输了人，情意的事只是还要以情意来解开，印度人即好在没有荡失到了玩世不恭的讽刺，这即是不轻薄，仍有着情意的端正，而从这端正里乃出来了释迦。 释迦是沦陷区的人，他并不只念念于印度的遭际，却还能平视世界。彼时西方古国如巴比仑埃及皆“银罐破裂，金链折断，日光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畏高处，路上有惊慌。”而胜利的波斯人亦不快乐，尚有起来除灭他的人在后头。这一切，连同印度的遭际，皆只是原始生命的炽盛，生灭不已，印度人说的无明，是宇宙的大的愚蠢，使人对之不暇怨怒，亦无法同情，而惟有慈悲。释迦的慈悲不是自居于超人，而是见这人世无常，众生苦恼，联想到自己身上不免怵目惊心，他不像基督的望着耶路撒冷城恸哭，却连哀恸之情亦平实化了，只是一份切切之意，是从这样端正的感情里所以他有理性清明。 释迦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文明的传授，二是文明的肯定，三是文明的成就，前两个都解答得甚好，末后一个解答得不好。 第一个问题，早先雅利安人原是印度北境的蛮族，佛经里有阿修罗： 阿修罗者，大海中立，水不没膝，向下视仞利天。无酒，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不端正，惟女舍脂端正。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万一千由旬，有阿修罗王，名日罗睺，势力甚大，纯食淤泥，及兴祸福，多与天睁。 这阿修罗种的雅利安人入主印度，恰如征服巴比伦的迦勒底人，他们的诺阿“现世界的主人”是个四翼展开的鬼，而天则是指的达罗毗荼人。征服者来到文明的面前，觉身不洁，觉世界无亲，且有种负疚之心，觉身有罪。他们从达罗毗荼人摹仿，但摹仿得来的东西总有隔膜。 西洋更有两重隔膜，文明尚在巴比仑埃及时已因商业资本奴隶社会而迷失了，再经蛮族辗转过手，益发分离为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天廷。但文明在印度则惟有辗转过手这一重隔膜，而且雅利安人到底渐渐把来消化了，梵唱特有一种凄凉与喜悦，即因有这一段先迷后得的辛苦。可是到了被波斯人占领，触动旧时的那份凄凉，又凡事将信将疑起来。释迦于此的解答，是文明可以传授的，它能自照，亦能照它，能照它是因众生皆有佛性，虽是传授得来的，亦可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一解答在历史上极重要，汉人能同化蛮夷，而且将来还可以使西洋人亦皆来生在天下文明里，即靠文明是可以传授的。文明在西洋虽巴比仑埃及时已若存若亡，只得一些些，而这一些些在后世西洋亦仍有着，可见有了个文明，它就是有着在那里的了，我们仍可以叫喊得应他们的。 第二个问题肯定文明，则是释迦之所以能成正等觉。四句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前半偈婆罗门亦晓得说，亦即因明里的“声无常，是所作故，喻如瓶等”，是造作的东西即有成有毁。而后半偈则为释迦所求得，即是尚有解脱生死轮回的无为法，譬如数学的点有位置无面积，它是不可以作的，但它是在的，物理的点会毁灭，可是怎么也不能想象数学的点会毁灭。文化必毁灭，文明则常在，文明是有常有我有乐有净的。 第三个问题文明的成就，释迦错在不能无为而亦有为。譬如数学的点是不可作的，用铅笔或粉笔画的点怎么亦不能没有面积，连一切规尺与三角板亦皆是不能绝对精密的，但数学还是用规尺三角板及笔作了点线与圆来演算，把有面积而位置不精密的东西亦当它是有位置而无面积的来处理。所以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而孔子说的天理亦即是人事。可是释迦说一定不可以造作。 释迦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佛教不比西洋的宗教，佛不是神，亦非神的使徒，背后并无靠山，又不以赎罪说恐吓世人，亦不像欧洲的教廷有统治权，佛只是大人，其教只像教育的教，却竟能倾动一代的人与物，有在千王政治之上的世尊，这实在亦可惊。但是在世尊那里，只见众生苦恼，而中国则“王者之民，浩浩如也”，中国的王者与民同乐，世尊则没有过一次与民同乐。世尊四十八愿度众生，度不尽恒河沙数的劫，可是劫这样东西，若能像武王的一怒而天下平，岂非就没有了？ 而印度总是受外来的侵略，波斯人之后有马其顿人，此后又有大月氏人、蒙古人，直至陷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了，亦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没有大一统。印度史上惟孔雀王朝一统过，但阿育王亦只是千王政治的盟主，如早先达罗毗荼人的转轮圣王，不过气象更壮阔些。印度没有像西洋史上的王国帝国，是因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及公民与地主贵族的队伍，而其亦不能像中国的王天下，则因五常不备，不能制礼作乐。 从大月氏人入主印度到戒日王，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至隋唐之际，随着大西域产业圈的建立，印度文明有一次新的辉煌。这产业圈连印度在内，包括新疆甘肃西藏缅甸，及波斯阿拉伯的一部分，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与游牧的大结合，虽是以商业为纽带，却比罗马帝国更健康，有普遍的烂漫生发，且因加入游牧，新有了一种行动的大力。但这大西域仍只是印度千王政治的扩大，出不得真命天子。 其时佛教分为大小乘，大西域的人宁是通过小乘去接受印度的建筑雕刻绘画及舞乐，且因大西域产业的新活泼给了这些东西以新生，乃至在印度本土亦如此，因产业的新活泼而有了民间的许多新器物，这原可以作成佛教的新的现量的，可是论师们未免胆怯，故单标大乘，看重因明。 早先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论师则惟是论，再没有那种春光烂漫，连说故事的本领亦比释迦相差远了。他们虽有个明彻的理性境界，爱说如大圆镜，但那镜实还不及庾信《镜赋》的镜好。好的东西是要有了才晓得可以是这样的，无明的东西被因果律所缚，而文明则如爱娇的女子，有时简直不听话或故意不听话，因果律亦拿她无法，而孔子的言行亦每出其门人的意料之外，还有大英雄亦喜怒不测，是故释迦游戏神通，因明可用可不用。原来如此，用因明的人是远比因明重要。但从论师，则只闻其论，不见其人。 而且论师们的因明学亦不佳。因明的现量不是西洋辩证法的现象，现象不过是外物，现量则是物的亲冥自体，至成极定，此乃是以文明来看现物，如诗人的竹子，美人的月亮。现量是要经过成，释迦多说成现量，而论师则惟应用现量，此亦是论师的不及释迦可亲，释迦对世界有一种喜气、一种凄凉，论师则没有。 论师陈那又把因明来革命，删去圣教量。圣教量在中国是先王之教，在印度是达罗毗荼人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数学亦有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十几条自理，因明倒是从圣教量才有，如数学逻辑的从数学自理才有，如何可拿因明来论证圣教量？再则，古圣之言有的极正经，有的却是开玩笑说说的，而因此新鲜活泼，说话的人与说话的音凡，与被说被取笑的人或事物乃皆有了风光。可是论师没有这种会调笑的好，一股正经的论证，如同检讨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何以不说鹅亦先知，而断定古人之言亦有漏义有余义，要把来删去一样。 释迦破除无明，肯定文明，及文明的能自照照他，自了了他，继之者应当是成就文明，如孔子说仁，孟子荀子说义说制，但论师仍只反复论证那四句偈。释迦成正等觉，华严经里还有“世界成就品”，而论师则但成唯识，可是万法唯识或盈天地皆心，亦不及身与万物俱化，如庄周的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及其觉，瞿瞿然周也，以及他的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倒是有风光明迷。 但这亦不能只怪论师，连释迦的明心见性亦是知仁未知义，达性未达命，这是文明在印度的未成就。 [book_title]问史于中国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着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征乐，俎豆不足以征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即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瞍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着，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纪》，今史学家拿殷墟出土的乌龟壳与青铜器劈头劈脸打下去，叮叮当当一阵火星直冒，定睛看时，它仍然纹风不动，只得又承认它是信史。郭沫若使尽他那考古学的解数，到底亦说井田实有，而且如《周礼》及《孟子》所记载的那样。 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即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者断定其无。 安特生推定中国铜器时代起自公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当于黄帝或尧舜时，沙井青铜器则在公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当于夏或殷时，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国古籍来取决，而地下考古所能补助古籍的则很有限。古籍记殷时文物之盛，即今时那些学者亦不能不承认其已是青铜器时代的高峰，此即青铜器的开始决不在殷时，至迟亦在夏时。铜器则黄帝时已是，而不始于尧舜时。铜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各有一番大变动与成就，自黄帝至尧舜时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时为一大成。故可决定他的早三百年说为是，迟三百年说为非。黄帝时已有铜器，但不是黄帝时铜器才开始，还比这更早，汉人从阿瑙地方东迁时已带来铜器的。《禹贡》又记载夏时早已用铁，惟仍似青铜为主，中国史上石器铜器与青铜器乃至与铁久久并用，地下考古学者喜欢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于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征信《殷本纪》，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冲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于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至于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吶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务，是历史自身的“以观于天下”。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才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于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 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辟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未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才被缙绅先生们所采录，并不是很晚才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于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阑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于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羡于那里的一粒谷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于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蹋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于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日本人为在这一点上学西洋，其所谓“中国通”对于中国的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情风俗，比中国人自己还更调查得清楚，彼时日本帝国的外务省与大本营根据这些知识来决定对中国的政略战略，反为打仗打到后来，越发感觉对中国人知之不尽。两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皆对敌我的生产力有情报，结果却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茫然。 单用科学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这样难，弄点破铜烂铁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与物证皆是要被历史所说明，更多于它的能说明历史。历史是如同乐曲、书籍与出土物怎样完整亦不过是谱。谱并不即是乐，却还要你按谱能弹。吴季札观乐，把几个朝代几个国家各只说得几句，却已见其大，乃因他这人能生于三世十方。司马迁亦并没有见过乌龟壳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纪》却能写得这样真，是因为中国历史自有大信，是因为他能懂得，是因为他的人好。中国史学这样正确而完全，是因中国人说历史能像历史自己在说话，不是以鸟鸣春，而是春禽鸣，倒并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则能知人，故记异域亦是中国人记得最好。中国最早记异域的书有《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里记边徼四夷蛮族，能把神话的东西亦写成传记的朴素，没有怪力乱神的威吓，好到像是图案。《穆天子传》里记周穆王沿途经过异族的部落，及山川道里，今时学者亲去踏勘过亦说没有错。二十四史从《史记》起，记匈奴西域西南夷与日本朝鲜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异域的古时情形倒反或多或少还靠中国而传。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但明确记载山川道路、物产、政教与风俗人情，并且真能写出彼时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但以商人眼光来估了估中国的金银财宝，真要伟大到不知多少。 中国人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对蛮貊亦没有阻隔，所以能把异域的东西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这样好。中国人与异域的亲情，乃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无对于天下。就是对于现代西洋，中国人亦远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达尔文来为，易洛魁人要摩尔甘来写，西洋史亦要中国人来为。 又如以关于舜的历史为例，孟子最喜欢说舜的故事，苏轼亦有诗单道舜南巡卒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潇湘水上望之不返，洒泪成斑竹之事： 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乘龙上天去无踪，草木无情空寄泣。 这样一个用心如日月，能够“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人，却又是个想起早死的母亲会哭泣，会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顾取笑与爱惜的男孩，但凡与他有关的东西，连草木都成了清香贞洁。他能够没有一点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这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或只凭理想，可算得信史吗？是信史。 譬如卢梭想要民约论，而说历史的开始即是民约，马克思爱阶级斗争，而说历史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史，虽杂理想，亦确与他们的历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记忆为根据与限制，对过去对将来都一样，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将来的非阶级社会，亦当它只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对立关系的社会，惟去了阶级，外加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梦话与聪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个缘故。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舜，则在中国文明里实实在在是有的。 也有别的记载，如李白诗里“或言尧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于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肃宗幽囚，稗史且说他被李辅国遣贼刺死。且即使如《竹书纪年》所云太甲杀伊尹，亦仍无伤于中国历史的大信。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而中国的言语与文字亦皆是为说好，不是为说坏，这并非禁忌，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说的疾病死亡，亦要像亲人或医生的没有不洁之感。 但亦有像鲁迅等人，他们说中国东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东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见别人有，马上他亦要，这也可爱。鲁迅到底是可爱敬的，只是不可以为师，他的无禁忌即是中国文明的。他对中国东西颇有一笔抹杀的地方，但红粉是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愿，宁可不要别人来安慰。即如我这书，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国粹派的同意。 中国史学前人已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我们还可以有新史学，中国东西便是可以“三叠阳关，唱彻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见一回新，像天天上街买小菜，不必时时变花样亦可以餐餐是新鲜。新史学并不在于发明，去发明历史，那历史即成了有永远发明不尽的阴暗部分，且连那发明的部分亦到底不能算数。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写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是生于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于许多个时代。吴季札观乐，我们不但从他的话里晓得了诸国的前朝后代事，而且更看见了吴季札本人。 小时我和四哥梦生上山采茶，他讲给我听瓦岗寨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众好汉，只觉山风日色，山下平畴远畈，村落午鸡，瓦岗寨即生在这天下世界，而面前则是四哥，是采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来写历史，也但愿能像这样的有人有风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与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对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时比于三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太史公。这样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国民间，旧戏里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国文明的真实，此即是成为良史的基本条件。而一喜万人喜，一悲万人悲，剧中人与观众可以是这样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恶感怀，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则更是天下大一统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并非专为对彼时的政局，却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为史，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欧氏几何学两千年来演算了又演算，只觉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历史性，中国的史实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可以写了又写，几乎不当它是历史，而好比是诗。诗是在《诗经》里原已写着有了，唐诗宋诗亦仍是这传统，但可以代代是新诗，史学亦如此： 总是圣朝天子事，昭阳宫里又何人？ 可以代代翻新，但不是翻案。 一年夏天我在温州听夏瞿禅讲诗，他说溜冰是夏天学会的，游泳是冬天学会的，诗亦从不是诗处学。这话宽了我的心，因为我正像宋江，每每是从无字天书里学来兵法，史学大事，我亦只听听中国的民歌及从闲书里偶有会意，便自欣然。 小调无锡景开头：“小小无锡景呀，唱拨拉诸公听”，我亦不过是这样唱唱中国的世景给大家听听。要说正经，唱曲亦该是神圣的艺术，史学或者更是严肃的科学，可是《红楼梦》里芳官对薛姨妈说的谦辞：“你老人家还有那等好戏不曾听过来，我们唱的可深意是没有的，无非听个喉咙，豁脱口齿罢了。”我想这倒并非谦辞，虽史学的严肃程度亦只能到此为止。 若是我有沾沾自喜，那亦只像民歌里的答难，那女子难男：“何人造的洛阳桥？那镇出的细花碗？”如此一连串的拷问，那男子则答唱：“蔡状元造的洛阳桥，景德镇出的细花碗。”亦如此的一连串来答了，那股得意样儿，全是中国乡下农民及大都市里小市民的，他对于一份小小的知识有这样珍贵，在人前不禁要自夸自赞的称起能来。《红楼梦》里亦有贾宝玉卖弄知识，他见有人当正经听他，越发胡诌连篇，每每挨了林黛玉或薛宝钗的尖言冷语，讪讪的不好意思起来，却见有人笑他，他亦附和了笑，因为他知道人家是欢喜他的。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后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民间日常与好人说话，每每可以还未曾听明白，甚至不等对方说出口来，而心里老早先已同意了的，此亦即是男女老少自己与别人之所以能同生在一个时代里，好像大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我想我在这书里所写的，或许亦有可在论辩之外，治史须不是为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的，但亦有永远不能解决，而且无须解决的，如柳宗元诗：“秋风潇湘无限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是有限与无限同在。治史或治事，皆不可单是事务员的见识。 中国最古的传奇有玉女投壶，玉女与东王公在高天原投壶，矢如流电，每投中锵然，则天为之笑，我这书亦许有说中的地方，如那玉女的投壶而中。这故事李白很喜爱，而他的诗句亦每有使天亦为之笑。但这稍嫌有点下视尘寰。而阮籍苏轼则更爱汉皋解佩的故事、郑交甫游汉水，见二女悦之，下车请其佩，女解明珠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行数十步，视怀中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这“解佩暂酬交甫意”，可是很有对世人的一番情意。还有交甫与二女的酬答之辞简直一点事故亦没有，只是春日江边他和她们说过话了。我与世人亦是这样的无事，而人们亦从我无所获得。 [book_title]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占上，土地私占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羲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织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占，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羲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羲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才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于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羲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羲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分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公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才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于称述商汤。 这三次生产力的提高，皆以农业为界碑，因井田的农业是与别的产业丝丝入扣，那众业的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即是个春天，风吹吹随处会生出新的生产力的波浪，都要汇流到稻田里，才综合而为划时代的新开始。这新的生产力需要相当时间才普遍到众产业的角角落落，而为全面的提高，并且随着产业圈的伸展，而引致经济地域如波痕浪纹一圈圈一层层的扩大。要等众产业的生产力都看齐了，经济地域的扩大亦到头了，有新的人世风景的熠熠，然后才又来一次生产力的再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如风吹花开及其全面的如波浪推进完全是中国的，与西洋资本经济偏颇凸出的发展不同。 唐虞之世是集黄帝以来的大成，从产业的齐全里还有了人事的齐全，“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真像是竹枝词里的“山上层层桃李花”。并且为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有工官农官，这才像个朝廷，不比西洋古国的惟有法典祭司战神及税吏。西洋是到了现代国家，才有农业部这些政府机关，但亦只是产业的组织，生不出人事的文彩，而唐虞之世，则是产业皆生在文明里。 井田从敦睦九族推广到平章百姓，又推广到协和万邦，如此便作成“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天下世界。唐虞之世，是连早先三苗之地亦建起了产业的新秩序，与汉人的结合，铸成一个华夏经济，出现了堂堂中原，而其中井田的本部所在地则是王畿。王畿在继续推广，外面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亦跟着一圈圈展开去，《尧典》里分命羲和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昧谷，和叔宅朔方，即是华夏的向四面八方推进。及至虞舜，更南巡到了苍梧之野，比黄帝的南至于江更远而又远了。 而即在这产业与政治的图案里生出了人世的礼，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柴望巡狩之礼，朝觐会同之礼。而这人世风景的熠熠乃亦是乐。彼时真真的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迢迢千余年后，吴季札见了舞《韶》《箾》，犹觉浩浩阴阳移，只是个大明终始。《史记》里描写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舜则有《卿云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及八伯的和歌： 明明上天，星辰是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是有这样的大自然界与人间为一的浩浩荡荡的光阴，而人乃是天人。 于是来了夏禹治洪水。那次洪水世界上各地皆有，却惟中国人能治。巴比仑埃及人则《旧约》里记载着，他们除了坐船逃难，等洪水自己退落，并无别法，当时他们真不知毁了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畜。在希伯来人的传说里是大地上只剩诺亚一家，在北欧人的记忆里是惟剩一男一女，后来靠神指示，掷石变人，才又繁殖起来的。照时期推算，亦许那次洪水与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巴比仑吾珥王朝的覆亡有关。但中国这边则尧舜之世并不因洪水而倾动，且举出禹来治平了它，从泛滥开始到治平，头尾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洋那次在大自然界面前，即显出了高低，中国是有井田经济及政治，所以发动得伟大的人工，并且井田即是文明，治洪水是要大自然界亦即人间，而人亦如日月山川，才能不受水火无情的威吓的。 后世吴季札见舞《大夏》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夏禹是个极上心做事的人，《诗经》及《孟子》皆以禹为天人，《史记》亦说禹“身为度，声为律”，天人是不与天斗争，西洋人若做得这样的大事，乃是征服自然界，而禹之治水却是疏导，连自然界亦皆是人的德性与力量，和它有理可说的，故能行于所无事，而使天地清安。 夏禹治好水，疆理九州岛作《禹贡》，且鐻九州岛之金而作九鼎。《周礼》的井田与王制追记到夏时，即因夏时是个新出发，九州岛各以其出产综合成一个更高的生产力，便来改动授田的单位，“夏后氏五十而助”，正是生产力增进了，才可以集约到五十亩。授田的单位这样缩小了，经济活动却比早先更活泼，早先从四井为邑到四邑为都，现在则又从小都发展为大都，而政治的单位扩大到从子男之邦五十里，再小只能算附庸，不得列于天子之朝了。 《王制》：“天子之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二。”孙诒让注：“夏时如此。”前此诸侯的单位还要小，数目还要多，经黄帝时一次调整，才是大国渐增，小国渐减了，而夏时则又是一次大调整。这其间亦有经过战争，但大体是自然的形成新秩序，单看它有这样整齐，即非武力兼并所作成，又且朝觐会同是宾主之礼，若武力征服，亦不能有这平等。 又若是武力兼并，则一定激烈，不能至夏时乃至春秋时还有许多小国。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小而多的领主单位保持得相当久，那是因为无力统一，其商业资本对地域经济的支配体系正陷于割裂之故，中国却早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发动天下的财力征蚩尤治洪水，但不用来兼并集权。中国史上政治平等，是因没有商业资本为祟，看来像是被兼并了的许多小国其实仍旧存在，不过不合于大国之会，不列于天子之朝罢了，他们并不丧失政治的自由，亦不影响井田。王制，王畿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等等，乃是由小到大的展开层次，不是吃尽了小的只剩下大的。 凡有这样的事，即亦有这样的理，有商业资本，故有希腊罗马的公民政治与平民会议，有井田，故有中国的平人之礼。唐虞与夏，有帝王及诸侯而非贵族，有方伯而非兼并，有四岳而非寡头政治，乃至传贤传子或传弟，中国的事皆只能就中国的理来说，不能拿西洋的来比附，恰如不能拿蛮族的选举部落酋长来比附希猎罗马公民的选举执政官一样。禹甸九州岛，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规模，是后世里巷儿女唱的“月亮弯弯照九州”的起头，在历史上，禹的开物成务正可与黄帝相比。 但夏朝事故太多，与西戎北狄东夷的纠纷没有断过，这是因为彼时华夏向四面八方推进的波浪搅翻了淹没了他们。还有是因“夏尚质”，新的农业要有新的游牧与工商业来相配，而彼时农业的新规模还未能遍于其他产业，所以夏朝的东西见得欠漂亮，亦不够威力。禹之治水，对天下之人及财有那样大的动员力，那还是从唐虞时井田的根底发出来的，疆理九州之后，则要从井田的新规模里才出来得平定戎狄蛮夷的大力，但夏时游牧在众业中的比重太小，凡事遂缺少飞扬了。 那戎狄，是早在黄帝之世，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仑东西两边皆已兴旺起来，虽彼此尚少交往，但如日月相望，吸动了中间地带的蛮族，他们日益活跃，以致黄帝要北逐荤鬻。及至唐虞时，埃及与巴比仑已有国际贸易公司的组织，巴比仑的陆路商队前哨且到达了印度北填，而印度与中国这边亦正在益益炽盛，故越发刺激了中间地带及边境蛮族的往来游行劫掠，乃至印度达罗毗荼人的那瓦拉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皆被他们所倾覆，不倾覆的只是中国。 可是夏朝的外患甚重。彼时西戎北狄飘忽往来，其前哨则与汉人间错杂处，渐成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即是有扈与有穷。启继禹位，有扈为乱，启率六师与之大战于甘，作《甘誓》。有扈在扶风，有穷则在河北。太康南游，畋于有洛之表，有穷后羿距之于河，遂不得返，但有穷这个混合民族不能成事，随即夏又中兴了。传说当初天有十日，羿射落其九，羿妻嫦娥窃灵药飞入月中，有穷之族的即是这样一个荒昧世界，虽有大力，可是从汉人讨得来的一点文明，即那灵药，却连妻子一道都不见了，真是苍凉凄惋。 还有东夷，这要从三苗说起。三苗当初从蚩尤战败后退出中原，往西往南往东落荒而走，其中往西的一支不久混在西戎中不见了，往南的一支尧时还在江淮及荆州一带作乱，舜把他们又赶开去，他们才又向洞庭湖方面退却，但仍留下一支在淮河流域，与伏羲氏神农氏的遗民同化，成为淮夷。这淮夷的经济自成一个体系，有强大的游牧与明亮的手工业商业，只差农业欠好。他们便在此地站住，其后千余年中，汉人总打不了他们，淮夷而且有华夏文明的一偏，徐偃王亦行仁义。其实夏朝的新农业是与淮夷的游牧及手工业商业正好来相配，而生在一个井田文明里的，不过夏朝不能作成，要到殷朝才作成。 殷人是彼时华夏向江淮推进，交界之地汉人与淮夷杂居，渐渐形成的一个混合民族。夏朝真是个大变动的时代，除了殷人还有楚人，楚人是荆淮一带交界地方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渐渐形成汉人与三苗的混合民族，此外尚有西北方面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亦正在形成中。这些混合民族后来都做出了大事，他们投入华夏的井田，如湿薪投入大火里，一阵阵冒烟飞灰，中国文明反是越烧越旺，其中殷人先起来代夏后氏而有天下。 殷人的产业一半是淮夷的，一半是华夏的。淮夷的产业其时已发生巫魇，淮夷的人亦好为长夜之饮，其还能明亮，是靠华夏井田的波浪泼溅所及。而殷人则比淮夷还更与汉人亲，首先与华夏井田推进的波澜相遇，就跳入做了弄潮儿了。殷人的手工业比夏人强，而且有游牧，故从汤伐桀而有天下之后，殷人历代征鬼方徐方，征荆蛮，到纣时为止，一直轰轰烈烈。 中国文明看来静，而亦是最有大力能运动的。黄帝开了一个大力运动的时代，殷朝又开了一个，一样的能飞扬跋扈，而殷朝的还更有份量，因其游牧及手工业与夏朝的新农业结合，比黄帝时更基础雄厚。从黄帝征蚩尤，到舜的南巡，禹的治水，殷的伐夷伐蛮伐狄，已见中国文明的行动大力，而其后周朝的礼乐亦这样大气魄，还有秦汉，还有大唐大明大清，一直到中华民国的能八年抗战，亦皆是这传统。 却说殷朝的东西而且漂亮，孔子亦说：“殷辂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青铜器很精致，常说殷人崇巫鬼，但从器皿上很少见有这样的痕迹。事实是，殷时的人与殷族的人是要分开来说，犹如元朝人与蒙古人，清朝人与满族的人有分别，而殷时造那些器皿的手工业者则多是汉人。 当年殷汤带了他那一族人进入中原，与华夏井田的庄严一对面，不觉暗暗叫声惭愧，只是他自己亦说不清这种感情，却当是伐了天子之故，而后世吴季札见舞《韶》《箾》，亦觉了这个，说“圣人之宏也，而犹有惭德”，这在华夏面前的惭愧不只是汤个人的感情，而亦是当时殷族全体的感情。是故仲虺之诰，仍是“缵禹旧服，祇率厥典”。 殷的京都从南亳迁西亳，又迁河北，即因华夏井田仍自有它的核心，亦即王畿，非殷人所能移夺，倒是殷人只能来迁就它，而他们带来的游牧及新的手工业商业乃如朝晨鲜洁的露水，皆落在井田里被吸收滋养了。但殷族自身仍是情意飘忽无分定，不能渗入，亦不能损伤华夏文明，虽是客人而不喧宾夺主，所以他们才能存在好几百年。而在这六七百年里，是民间产业在静静的生长，合夏与殷而出现了新的，于是出来周朝。 周人的产业，在《诗经》里写得极明白，一是稼穑有了新的出发，二是游牧大量转为畜牧，三是建筑大发达，这三项便是集夏殷产业的大成。 《禹贡》已明记用铁，周时更发达到了农具普遍用铁制，所谓良金以铸兵器，恶金以制耕犁，良金即是铜，恶金即是铁，铁的供应量比铜大，周时遂家家户户皆有新农具了。同时又且发明了许多新种，《诗经》“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麋维糜”，加上荏菽禾役，麻麦瓜瓞，比从前多得多了。《诗经》多记虫鱼鸟兽草木之名，正是当时的新热闹。 草木是农作物，虫鱼鸟兽则是畜牧与渔猎的东西。《诗经》里讲牛羊“三百维群，九十维犉”，但已非游牧而是畜牧，故牧人之梦是“室家凑凑”，渔猎亦“叔于田（田即畋），巷无居人”，这有室有巷，正是畋与牧的皆与农业并生在井田里。 井田之制，夏时五十亩，殷时七十亩，周时则因铁犁普遍，牛马才可大量用来耕田，一家人种得一百亩了。周时又因种植纺织畜牧营造的种类增多，规模增大，禾麦的收获的比重小了下去，乃至在全生产中整个农作物的地位亦与畜牧纺织制造的地位扯平了，所以对公家的办法也起了改变，夏后氏五十而助，殷人七十而彻，周人百亩而贡，贡比助比彻都出的东西多，即因生产力多方面提高，不专靠土地了。这众业相扶亦使井田经济更健康，即便农作歉收亦不至成灾。 因铁犁普遍而牛马被普遍应用于耕田，此事又使周武王能以兵车打败殷人的戎辂。周人是农村都出得起兵车，会御车的人也多，“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他们个个熟习车性马性，而且乘卒与武兵皆是农民，步战与车战的配合亦胜过殷人。先前黄帝的巡行天下与殷人的“如霆如雷”，还觉得是多靠游牧的气魄，周人的才是从井田的更平稳里出来的大力，故“如山如河”，“临冲闲阀”，也能冲击，也能严阵，与西洋的力是狂飙完全两样。 周人作什么皆是全民总动员，大造房子大筑城，只不作西洋那种堡垒，因为没有地主就少抢劫。而井田的沟洫则比以前更开得密密排排，连耕种亦呈“终三十里，十千维耦”，畋上男男女女千人万人一起耕种。而这亦就是还有在资本社会或共产社会以外的生产组织，且除了组织还有天籁，如风动则万窍齐鸣，春至而桃李竞妍，并不要靠约束。这个理还可应用在人事的其他方面，故周武王誓师孟津，诸侯不期而来会者八百，没有预先约好亦可来会。 周器比殷器更有平人的明朗亲切，连王侯用的钟鼎盘匜亦如此。中国的平人之礼比西洋的平民精神更好，而周器的这明朗亲切则亦是生在井田的整齐里。 周器且能不因分工而阻隔，造车造轮造辀虽各有专门，但如和歌偶舞亦是各人只做一部分，而可不觉得是分工，只觉得是相配。广西民歌： 天上七星对七星，地下狮子对麒麟。还有好男对好女，那里桃花配芙蓉。 男女的存在不是分工生殖，而是成对成配，制造业的分工亦可以如此的。而在西洋则分工只是零件，凑起了亦仍是零件的综合，零件相加仍是零件，如0加0等于0，西洋东西都是附属品，附属于资本的灵魂，所以不具足，亦不亲切。 而且分工亦要看得大方，许多东西是可分工可不分工的。周朝的矿亦是王田，和农田牧田一样，原料业与制造业之间没有隔着一个商业资本，炼铜铸铁并不另设专场，凡是较重要的制造业得了铜铁，要用时都自己来现炼现铸，铸剑如此，造车用的铁与作钟鼎盘匜用的铜亦此。这不分工似乎不合于进步，其实铸炼正因其是这样普遍的散在于民间众业，才更广大活泼，而周朝炼铜铸铁的精绝乃为同代西方所不及。 周朝是集夏殷的大成而新出发，故吴季札观舞《大武》，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而孔子亦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是至周朝而礼乐始备，有“维王建国”，有天子之明堂。明堂不只是天子的，中国民间亦家家有堂前，而西洋则只有客厅，明堂亦不像西洋的神庙，而是人的宫殿。中国建筑而且有飞檐，飞檐的背景是可喜乐的阳光世界，在那世界里的人则好比： 梧桐生兮，于彼朝阳。凤凰鸣兮，于彼高冈。 [book_title]周朝的礼乐 周朝礼乐之世，在《易经》里有一句好话，即“天下文明”。在《礼运》里更有说： 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椒，鱼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这真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事物条理一一清嘉，连理论与逻辑亦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 这里的人是天人。动物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西洋人又与自然界对立，一部分的或对立的皆是有限制的存在。而中国人则与自然界的全体为一，且这自然界亦非动物的或西洋人的自然界，而是经过人工的。但人工这句话需要解释。中日战争时我往来南京上海汉口间，每从飞机上望见田畴作物特有一种整齐贞洁之感。其后我来日本清水市，一日与池田君游九能山，度茂林荒草，转出到海边人家村口，坡上有麦陇苺阡，池田君说：“我还是喜欢人工的东西，见了即刻心里觉得亲。”即是这分人工的情意，它并且可以不限于已施耕种或建有工场，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地方，而亦普遍于对整个自然界，如说“无限江山”，即是处处江山皆有情，又如说“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即六合八荒亦如田畴闾阎的亲切，有整齐与贞洁。 古印度人有成现量，中国文明则自然界亦经过成，这成天地万物是一事，制物而用之则又是一事。譬如苏诗：“万里归来后，八方在户庭。”天下亦不生疏，而如户庭的亲切，户庭亦不局促，而如天地的清朗，这便是成的本领，而用则如引水灌花等日课，又另是一种本领。西洋人无成天地万物，惟有制物而用之，故其人工所不到处即是洪荒草昧的自然界，且连其人工所到处亦还是缺少情思，人是要对庭院有好情怀，才引水灌花等日课亦有清好的。 中国人当然亦讲究制物而用之，同时却有一种惜物之意，给天地万物亦要留个有余，而且人对天地万物亦要能够无求，不像西洋人的咬牙切齿向洪荒草昧的自然界争生存，凡百东西抢到手为能。西洋征服自然界这句话，原从他们人对人的征服与被征服引申而来，实在很不洁，缺少清和的。 中国的天人之境连不落于境界，亦非抽象的，却是皆在于日常的人事。《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其虫鳞，其数八，其味膻，其祭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介，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这读了使人觉得遍天地遍人世皆是春天。乃至六月是热得使人懊丧的，然而是月也，“天子居明堂大庙，乘朱辂，驾赤骝，载朱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葱与鸡，其器高以粗”，连人亦成了像夏天，骄阳亦只觉其是炎炎的明亮了。此外秋天冬天，亦月月皆是好的。 中国人见人喜欢谈天气，是宾主皆有如鱼在光阴里游泳的感觉。中国人又家常说话往往没有一点事故，而只是对现前天地万物的亲情，不免时时要提起它，叫叫它。《洪范》里还有句好话：“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读了使人觉得眼睛一亮。 是故中国文明能有天下世界，不像西洋的手工业时代只可以组成小国，机器工业时代又只可以组成大国。凡百东西，若有其无限的一面，则虽小亦大，而但是有限的一面，则虽大亦小，其大又不过是粗而已。中国东西的大，是如同民歌里的十把扇子，连一把扇子亦有一统江山。中国人的天下世界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文明是天大地大人大，万物皆平等自在。中日战时，我父执郑美称从嵊县乡下来上海看看我家，他是个地道的农人，这样乱世，路上到处有日本兵把守关口，他又年老，回去时我要给他打通行证，他不要，说“天下的路是让天下人走的”，就肩背包裹雨伞回去了。汉民族便是从黄帝与舜以来，皆能这样的行走在日月山川里。 中国人的平等自在，可以布衣之士有为天子所不得而臣，为诸侯所不得而友。《诗经》里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王是王者之王，君是王者之君，民是王者之民，皆是王者。是故《诗经》里又有“乃生男子，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连普通人家的小孩亦是君王。中国民间女子，亦婚礼时凤冠霞帔是后妃之服。《易经》里说君德人人可有，至今我乡下外甥去母舅家称外甥皇帝，必上座，但这是又有宾主之义在内了。 宾主是平人之敬，自庶人通于天子，至今日本天皇用语极谦和，接见臣下亦如承大宾，此即朝觐会同称聘礼，是宾主之礼的文明传统。日本民间亦连买卖的对手都是分个宾主之礼。中国汉唐时帝王，大臣朝见时必赐坐，且臣下无论大小，拜时天子必还揖。民间则如冠礼，男子既冠，父敬之如平人，入而见母，母拜之。婚礼又说女子“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妻要相敬如宾。新郎新妇先拜天地，中国便是庶民亦可以郊天，又拜家堂菩萨，于是夫妇交拜，此即二人在天地鬼神面前的平等，然后又拜祖先，又拜见舅姑及诸长辈。其拜天地鬼神祖先，亦只是以宾主之礼，舅姑及诸长辈则受拜时必起立。翌日做三朝，新妇上座，舅姑且要向新妇献爵敬酒，因其新来是客，而宾礼为大。 中国人的平等一看像西洋，罗素因此说中国人远比今时世界上任何国人更近于希腊，但西洋从希腊以来皆只有人权，而中国则是有人的位分。人权是句难听的话，好比说物权，那样的人与物皆是个霸占的僭越的存在，他们的民主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冬天一群刺猬保存适当的距离以取暖，但接近则要刺伤。他们没有天地人的人，而只是平民市民公民国民，《旧约》时代他们在上帝及国王的面前是仆人，藐小如虼蚤，现在当了公民，虼蚤不是了却又是个螺丝钉，而他们的公务员连大总统在内亦仍旧是仆人，称为公仆，螺丝钉与仆人如何能是大人？ 人的位分是要真的看见了才晓得。我在汉阳时给训德做生日，那年她正十八岁，请了她的同事护士小姐等吃寿面，这一天都是为的她，她本人都只在厨房里照看，时而来房门口站一回，穿件家常的蓝布旗袍，也不特别打扮，也不肯就座受礼，好像她是个无事人，这种谦逊便是能不霸占，而她的人和这堂堂的一天乃更觉得清好了。 佛经里说的如来之身，人可以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后来是爱玲一句话说明了，我非常惊异又很开心，又觉得本来是这样的。爱玲去温州看我，路过诸暨斯宅时斯宅祠堂里演嵊县戏，她也去看了，写信给我说、“戏台下那样多乡下人，他们坐着站着或往来走动，好像他们的人是不占地方的，如同数学的线，只有长而无阔与厚。怎么可以这样的婉顺，这样的逍遥！” 天地人清明，亦即能有万物的清明。《诗经》里的事物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亦即是可以兴，可以赋，可以比。《诗经》的兴，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而下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则是赋。那女子在洗荇菜，河水沸沸在手指缝里流过，那荇菜也淘气，它只顾和水嬉戏，一不小心就从手里漂走，长长短短的都散了，捞也捞不及。这时岸上有个年青男子看看，只觉生命像小孩手里的一条活鱼，它迸跳起来，小孩又喜又惊。他忽然爱起那在洗荇菜的女子了，这爱竟来得无因无由，只是在这个充满阳光空气与露水的世界里他要。 兴像数学的0忽然生出了1，没有因为，它只是这样的，这即是因为，所以是喜气的。而西洋却说是矛盾的火花，苦闷的象征。西洋没有兴，从物来的只是刺激，从神来的又是灵感。兴则非常清洁，是物的风姿盈盈，光彩欲流。原来物意亦即是人意，如六朝时《江南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乃是真实的莲花莲子莲心，而亦即是采莲人，不可以另外还加进什么抽象的东西。这是兴与赋之所同，赋固然是写实的，兴亦写实。不过赋是写的本事，而兴则是引子，但不是序幕。序幕必与本事有关，而兴则与本事似有关似无关。 赋只是直道本事，而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孔子说是可以观。好赋如李白的《昭君》诗，但云“生乏黄金买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就使人觉得是这样的，并且一切皆在这里了，而杜甫的“环佩空归月夜魂”等句，则刻意加进许多意思，反为有限制。兴赋皆有物，而赋的物亦一般有风姿生动，故亦可以说是兴中有赋，赋中有兴。 还有比，比不是用来譬喻或干证，而是事物的繁会，如《易经》里说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万物如联珠，如骈俪，如鸿雁的呼朋引类，天下是众善之所会归。所以《诗经》里的比，孔子说是可以群。 兴与赋亦即是乐与礼。虽说乐尚同，礼尚别，乐虚而礼实，但乐者至和，礼者大顺，和顺是同一个德性，而且乐亦虚中有实，礼亦实中有虚。《乐记》：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硁，硁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萧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驩，驩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 此即乐亦皆是人事，有它的实。至于礼，当然皆是人事，然而《史记•礼书》说礼之行也： 天地之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此则礼亦如乐，有它的虚了。乐亦世俗得好，礼亦清扬得好。而且礼与乐可以并举，乃至为一： 是乐鼓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倘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 行于繁华而仍不失开天辟地时的俭约清扬，这原是乐的，而亦是礼的。 而《诗经》里的比，亦在礼乐里皆有。乐能连类万物，从周朝乐器的规模可见。八音，钟鼓琴瑟磬笙簧祝圄缶筑箎之属，其中磬最古，从磬可以听出新石器时代的清洁喜悦。钟则原先是游牧人用的铃铎，演变为钟是有定居的农业了。农业又有鼓，原来用于田畈上击鼓耦耕。钟鼓是农业的主乐。筑是猎人的，与陶匠作下来的缶及埙皆有可以被珍重，而猎人的管演变为笙簧，则是有了手工业的华丽。手工业的主乐是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