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异乡记 [book_author]张爱玲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完结 [book_length]34932 [book_dec]《异乡记》为张爱玲当年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时写下的所见所闻。 书中记载了张爱玲在农村过年、看见杀猪、农民生活等细节，精练的文字佐于真挚的情感流露，使得通篇读来生动有趣，农村百景跃然纸上。 此外，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张爱玲人生某个重要关键日子，书中文字更成为她日后创作《倾城之恋》、《秧歌》、《怨女》，甚至是《小团圆》等作品的灵感来源。 [book_img]Z_14133.jpg [book_title]一 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上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极强烈的台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晚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旧很耐烦地问了一声：“你要什么？”我说：“我把钟送回来。”二姨不言语了。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吧——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须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仿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头，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付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又道：“他妈的都是这样！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机关枪，啛尔库嗤一扫！妈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仿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凳，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 [book_title]二 中午到了杭州，闵先生押着一挑行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我来到他一个熟识的蔡医生处投宿。蔡医生的太太也是习护士的，两人都在医院里未回。女佣招呼着先把行李搬了进来，他们家正在开饭，连忙添筷子，还又乱着揩台抹凳。蔡医生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穿着学生制服，剃着陆军头，生得鼻正口方，陪着我们吃了粗粝的午饭，饭里班班点点满是谷子与沙石。只有那么一个年青的微麻的女佣，胖胖的，忙得红头涨脸，却总是笑吟吟的。我对于这份人家不由得肃然起敬。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那显然是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一个少妇坐在个包裹上喂奶。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仿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医院里。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来太岂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毕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拍地一开，叫道：“师母，吃饭！”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在电灯的照射下，更可以觉得那一房家具是女主人最心爱的——过了时的摩登立体家具，三合板，漆得蜡黄，好像是光滑的手工纸糊的，浆糊塌得太多的地方略有点凸凹不平。衣橱上的大穿衣镜亮的如同香烟听头上拆下来的洋铁皮，整个地像小孩子制的手工。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我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曲。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点一过，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决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也显然很为生命所重视，收得齐齐整整的。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劈劈拍拍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她的大衣她留着在家里穿。她要到夜饭前后方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那女佣虽然害痧眼断送了一只眼睛，还是有一种少女美，胖嘟嘟的，总穿着件稀皱的小花点子旧白布短衫。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馒头上的一层皮，尤其像馒头底上湿哜哜的皮，印出蒸笼杠子的凸凹。我猜她只有十八九岁，她笑了起来，说：“哪里？二十八了！”尾声里有一点幽怨。然而总是兴兴头头的，天不亮起来生煤炉，一天到晚只看见她高高举起水壶，冲满那匝着一道红边的藤壳大热水瓶；随时有客人来到，总有饭菜端上来，至不济也有青菜下面。吃了一顿又一顿，一次次用油抹布揩拭油腻的桌面。大家齐心戮力过日子，也不知都是为了谁。 下午，我倚在窗台上，望见邻家的天井，也是和这边一样的，高墙四面围定的一小块地方。有两个圆头圆脑的小女孩坐在大门口青石门槛上顽耍。冬天，都穿得袍儿套儿的，两扇黑漆板门开着，珊瑚红的旧春联上映着一角斜阳。那情形使人想起丁玲描写的她自己的童年。写过这一类的回忆的大概也不止丁玲一个，这样的情景仿佛生成就是回忆的资料。我呆呆的看着，觉得这真是“即是当时已惘然”了。 闵先生来了，我们在蔡家客堂里坐地。有一对穿得极破烂的老夫妇，不知道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的亲戚，来到他们家，虽然早已过了吃饭的时候，主人又不在家，佣人却很体谅，立即搬上饭来。老两口子对坐在斜阳里，碗筷发出轻微的叮当。一锅剩饭，装在鹅头高柄红漆饭桶里，热气腾腾的，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黄粱初熟。”这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梦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吃得非常香甜。饭盛得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 那老头子吃完饭，在这里无事可做，徜徉了一会，就走了。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衖堂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我听了半晌，忍不住说：“真好听极了！我从来没听见过。”闵先生便笑着说：“要不要把他叫进来？他算起命来是边弹边唱的。” 女佣把那瞎子先生一引引了进来，我一看见便很惊异，那人的面貌打扮竟和我们的一个苏帮裁缝一般无二。大约也是他们的职业关系，都是在女太太们手中讨生活的，必须要文质彬彬，小心翼翼。肌肉一条条往下拖着的“狮子脸，”面色青黄。由于极度的忍耐，总带着酸溜溜的微笑。女佣把一张椅子掇到门边，说道：“先生，坐！”他像说书人似地捏着喉咙应道：“噢噢！噢噢！”扶着椅背坐下了。 闵先生将他自己的八字报给他听，他对闵先生有点摸不出是什么路道，因此特别留了点神，轻拢慢捻弹唱起来。我悄悄的问闵先生说得可灵不灵，闵先生笑而不答。算命的也有点不得劲，唱唱，歇歇，显然对他有所期待。他只是偏过头去剔牙齿，冷淡地发了句话：“唔。你讲下去。”算命的疑心自己通盘皆错，索性把心一横，不去管他，自把弦子紧了一紧，带着蝇蝇的鼻音，唱道：“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年一年算下去，闵先生始终没有半点表示，使算命的自以为一定诌得一点边也没有——这我觉得很残酷，尤其是事后他告诉我说是算得实在很准的。大约这就是内地的大爷派头。 他付钱之前说：“有没有什么好听点的曲子弹一只听听？”算命的弹了一只《毛毛雨》。虽然是在琵琶上，听了半阙也就可以确定是《毛毛雨》了。 那老妈妈本来在旁边听着他给闵先生算命的，听上瘾来了，他正要走，又把他叫住了。她显然是给瞎子算惯了命的，她和他促膝坐着，一面听着，一面不住的点头，说“唔，唔，”仿佛一切皆不出她所料。被称为“老太太，”她非常受用。她穿着淡蓝破棉袄，红眼边，白头发，脸上却总是笑嘻嘻的，大概因为做惯了穷亲戚的缘故，一天到晚都得做出愉快的样子。 算命的告诉她：“老太太，你就吃亏在心太直，受人欺……”这是他们的套语，可以用在每一个女人身上的，不管她怎样奸刁，说她“心直口快，吃人的亏”她总认为非常切合的。这老妈妈果然点头不迭，用鼓励的口吻说：“唔，唔……”钉眼望着他，他又唱上一段。她便又追问道：“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想道：“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是不算数的——她还另有一个归根结局哩！”那算命的被她逼迫不过，也微微叹了口气，强打精神答道：“归根结局倒还是好的呢！”推算出来，她有一个儿子可靠，而这儿子是好的。我想总不会太好，要不然也不会让她落到这样的地步。然而那老妈妈只是点头，说：“唔，唔。……你再讲呢！”那算命的干笑了一声，答道：“老太太，再讲倒也没有什么讲的了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刺心，我替那老妈妈感到羞赧，同时看这算命先生和老太太们缠惯了的无可奈何的憔悴的脸色，也着实可怜。 闵先生的小舅子从来没到过杭州，要多玩几天。我跟着他们一同去游湖。走出来，经过衖堂，杭州的衖堂房子不知为什么有那样一种不祥之感——在淡淡的阴天下，黑瓦白房子无尽的行列，家家关闭着黑色的门。 衖堂外面有个小河沟。淡绿的大柳树底下，几个女人穿着黑苍苍的衣服，在墨黑的污水里浣衣。一张现成的风景画，但是有点肮脏，湿腻腻的，像是有种“奇人”用舌头蘸了墨画出来的。 来到湖边，闵先生的舅子先叫好了一只船，在那里等着，船上的一张藤桌上也照例放着四色零食：榧子，花生，干瘪的小橘子和一种极坏的纸包咖啡糖。也像冬天的西湖十景，每样都有在那里，就是不好。 船划到平湖秋月——或者是三潭印月——看上去仿佛是新铲出来的一个土坡子，可能是兆丰公园里割下来的一斜条土地。上面一排排生着小小的树，一律都向水边歪着。正中一座似庙非庙的房屋，朱红柱子。船靠了岸，闵先生他们立刻隐没在朱红柱子的回廊里，大约是去小便。我站在渡头上，简直觉得我们普天之下为什么偏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 此后又到了一个地方，如果刚才是平湖秋月，那么现在就是三潭印月了。这一次闵先生的舅子从船立起身的时候，给座位上一粒钉绊住了，把他簇新的黄卡其空军袴子撕破了一块。闵先生代他连呼心痛不置，他虽然豪气纵横地不甚理会，从此游兴顿减，哪里也不想去了，一味埋头吃榧子，吃得横眉竖目的。 小船划到外湖的宽阔处，湖上起了一层白雾，渐渐浓了。难得看见一两只船，只是一个影子，在白雾里像个黑蚂蚁，两只桨便是蚂蚁脚，船在波中的倒影却又看得很清楚，好像另有个黑蚁倒过来蠕蠕爬着。天地间就只有一倒一顺这几个小小的蚂蚁。自己身边却有那酥柔的水声，偶而“啯”地一响，仿佛它有块糖含在嘴里，隔半天咽上一口溶液。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气，不是叫人觉得难以消受的。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雾蒙蒙的，天与水相偎相倚，如同两个小姊妹薰香敷粉出来见客，两人挨得紧紧的，只为了遮蔽自己。在这一片迷茫中，却有一只游船上开着话匣子，吱吱呀呀刺耳地唱起流行歌来。在这个地方，古时候有过多少韵事发生，至今还缠绵不休的西湖上，这电影歌曲听上去简直粗俗到极点，然而也并无不合，反倒使这幅图画更凸出了。 我们在馆子里吃了晚饭，先送我回家。经过杭州唯一的一条大马路，倒真是宽阔得使人诧异，空荡荡的望不到头。这不聚气的地方是再也繁华不起来的，霓虹灯电灯都成了放射到黑洞洞的天空里的烟火花炮，好像眼看着就要纷纷消灭了。我很注意地看橱窗里强烈的灯光照出的绣花鞋，其实也不过是上海最通行的几个样子，黑缎子鞋头单绣一朵雪青蟹爪菊，或是个酱红圆寿字，绿色太极图。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我不禁对上海有咫尺天涯之感了。 随后渐渐走入黑暗的小街小巷，一脚高一脚低，回到蔡家。楼上有一桌牌，闵先生他们就在楼下坐了一会，我倒了两杯开水上来，我自己也捧了一杯开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友谊，他们对我也不见得有好感，可是这时候我看见他们总觉得有一种依恋。 在蔡家住了三四天，动身的前夜，我把行李整理好了，早早上床睡了，蔡太太在我身边兀自拥被坐着，和打地铺的亲戚们聊天，吃宵夜，忽然有人打门，女佣问：“什么人？”答道：“我！”蔡太太她们还在那里猜度不知是谁这时候跑了来，我早已听出来是闵先生。闵先生带了两蒲包糖果来送给蔡太太，因为这两天多有打搅。两人客气了一会，蔡太太就在枕上打开蒲包，拈了些出来尝尝。闵先生笑着说：“明天要走了。……要走了，下次来一定陪蔡太太打牌。——沈太太已经睡了么？”我面朝里躺着。听到闵先生的声音，仿佛见了亲人似的，一喜一悲，我一直算是睡着了没作声，可是沿着枕头滴下眼泪来了。 [book_title]三 到永浬去的小火车，本是个货车，乘客便胡乱坐在地下。可是有一个军官非常的会享福，带了只摇椅到火车上来，他躺在上面，拥着簇新的一条棉被，湖绿绉纱被面，粉红柳条绒布里子。火车摇得他不大对劲的时候，更有贴身伏侍的一个年青女人在旁推送。她显然是挑选得很好的一个女人，白油油的滚圆的腮颊，孩子气的侧影，凹鼻梁，翘起的长睫毛，眼睛水汪汪地。头发也像一般的镇上的女子，前面的鬅发做得高高的，却又垂下丝丝缕缕的前溜海，显得叠床架屋。她在青布袍上罩着件时式的黑大衣，两手插在袋里，端着肩膀，马上就是个现代化的轮廓。脚上却还是穿了布鞋，家里做的圆口灰布鞋，泥土气很重。她就连在嘘寒问暖的时候，虽然在火车轰隆轰隆的喧声里，仍旧显得喉咙太大了，是在田野里喊惯了的喉咙。那军官睁开一双黄黄的大眼睛，向她看了一眼。被窝严严地盖在嘴上，也许他曾经嗡隆了一声作为答覆，也许并没有。随即又阖上眼皮，瘦骨脸上现出厌世的微笑，飘然入睡了。一颗头渐渐坠在椅背上，一颠一颠。女人便道：“可要把你的斗蓬垫在后面枕着呢？”他又张开眼，一瞥，不作声，也没有表情。她可又忙起来，忙了一会，重新回到她的椅子上，那椅子很高，她坐在上面必须把两只脚踮着点。她膝前有个仆人坐在地下，一个小尖脸的少年人，含着笑，很伶俐的样子，并不是勤务兵的打扮。天冷，他把鞋脱了，孜孜的把脚贴在个开了盖的脚炉上烤。他身后另搁着一双草鞋。旁边堆着他们的行李，包裹堆里有两只鸡，咯咯的在蒲包里叫着。 车上的小生意人，乡农和学生一致注目看着那军人，看着他在摇椅上入睡，看着他的女人与仆人，他的财产与鸡只。很奇异地，在他们的眼光里没有一点点批评的神气，却是最单纯的兴趣。看了一会，有个学生弯腰系鞋带，他们不约而同转过脸来细看他的皮鞋的构造。随后又有人摸出打火机来点香烟，这一次，观众却是以十倍浓厚的兴趣来瞪视那打火机了。然而，仍旧没有批评，没有惊叹，只是看着，看着，直到他收了起来为止。 在火车的轰轰之上，更响的轰隆一声，车那头的一个兵，猛力拉开了一扇窗户。尘灰蒙蒙的三道太阳光射了进来，在钢灰的车厢里，白烟似的三道，该是一种科学上的光线，Ｘ光，紫外光，或是死光。两个小兵穿着鼓鼓揣揣的灰色棉袄，立在光的过道里。 有个女人在和一个兵攀谈。那女人年纪不过三十开外，团团的脸，搽得“胭脂花粉”的。肿眼泡，乌黑的眼珠子，又有酒窝又有金牙齿，只是身材过于粗壮些。她披着一头鬈发，两手插在藏青绒线衫袋里，活泼能干到极点，对于各方面的情形都非常熟悉，无论人家说什么她都插得上嘴去。那兵是个矮矮的身材非常厚实的中年人，橙红色的脸，一脸正人君子的模样。他一手叉着腰，很谨慎地微笑对答着，承认这边的冬天是冷的，可是“我们北方还要冷。” 那妇人立意要做这辆车上的交际花，遂又走过这边来，在军官的摇椅跟前坐下了，拖过她的脚炉，脱掉她的白帆布绊带鞋，一双充毛短袜也脱了去，只穿着肉红线袜。她坐在那里烤脚，揸开两腿，露出一大片白色棉毛袴的袴裆，平坦的一大片，像洗剥干净的猪只的下部。 军官的姨太太问军官：“现在不知道有几点钟？”她便插嘴道：“总有十点多了。”军官的姨太太只当不听见。至于军官，他是连他的姨太太都不理睬的。姨太太间或与仆人交谈，膝下的这个女人总也参加意见。到了一个站头上，姨太太有一点犹疑地向仆人打听这里可有地方大解，又说：“不晓得可来得及。”那妇人忙怂恿道：“来得及！来得及！”说过之后，没有反响，她自己的脸色也有点变了，但依旧粉香脂艳地仰面笑着，盯眼看着这个那个，谛听他们自己堆里说话。 姨太太毕竟没有下去解手，忍了过去了。仆人给她买了一串滚烫的豆付干来。她挺着腰板坐在那不舒服的高椅上，吃掉了它。 那妇人终于走开了，挤在一群生意人队里，含着笑，眼睁睁地听他们说话，仿佛每一句话都恰恰打到她心坎里去。然后她觉得无聊起来。她怕风，取出一块方格子大手帕来，当作围巾兜在颔下。她在人丛里找了块地方，靠着个行李卷睡觉了。她仰着头，合着眼，朱唇微微张着，好像等着个吻。人们将两肘支在行李卷上站着，就在她头上说说笑笑，完全无动于中。 车厢的活络门没关严，砑开两尺宽的空隙，有人吊在门口往外看。外面是绝对没有什么十景八景，永远是那一堂布景——黄的坟山，黄绿的田野，望不见天，只看见那遥远的明亮的地面，矗立着。它也嫌自己太大太单调；随着火车的进行，它剧烈地抽搐着，收缩，收缩， 收缩，但还是绵延不绝。 寒风飕飕吹进来。 [book_title]四 借宿在半村半郭的人家。这两天一到夜晚，他们大家都去做年糕。方方的一个天井，四周走廊上有两三处点着灯烛，分别地磨米粉，舂年糕。另有一张长板桌，围上许多人，这一头站着一个长工，两手搏弄着一个西瓜大的炽热的大白球，因为怕烫，他哈着腰，把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使人觉得他做的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石工——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的雕刻。他用心盘弄着那烧热的大石头，时而掰下一小块来，掷与下首的女孩，女孩便把那些小块一一搓出长条，然后由主妇把它们纳入木制的模型，慢吞吞地放进去，小心地捺两捺，再把边上抹平了，还要向它端相一会，方才翻过来，在桌面上一拍，把它倒出来。她不慌不忙的，与其说她在那里做着工作，毋宁说她是做着榜样给大家看。她本人就是一个敝旧的灰色的木制模子，印有梅花兰花的图案。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人也发胖了，身材臃肿，可是眉目还很娟秀，脸色红红的。她旁边站着的是她的弟媳妇，生得有一点寡妇相，刮骨脸，头发前面有些秃上来了。她笑吟吟地，动作非常俐落，用五根鹅毛扎成的小刷子蘸了胭脂水，每一块年糕上点三点，成为三朵红梅，模糊地叠印在原有的凸凹花纹上。忽然之间，长桌四周闹烘烘地围着的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正中的红蜡烛冷冷清清点剩半截，桌上就剩下一只洋铁罐，里面用水浸着一块棉花胭脂。主妇抱着胳膊远远地看着佣仆们把成堆的年糕条搬到院落那边的堂屋里去，她和主人计算着几十斤米一共做了几百条。 有一次她和我攀谈，我问起她一共有几个儿女，除了我看见的三男二女之外她还有过一个大女儿，在城里读书读到高中一了，十七岁的时候生肺病死了。她抹着眼泪给我看一张美丽的小照片，垂着两条辫子的，丰满的微笑着的面影。谈到后来，她打听我的来历。依照闵先生所编的故事，我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女人，上×城去探亲去的。闵先生说，年纪说得大些好，就说三十岁。大概是我的虚荣心作祟，我认为这是很不必要的谎话。当这位太太问起我的年龄的时候，这虚荣心又使我顿了一顿，笑着回答说“二十九岁。”她仿佛不能相信似地说：“已经二十九岁了？……哦？……”这使我感到非常满足。 所有的女眷都睡在楼上，但是，已经上了床的太太还是可以用她的娇细尖锐的嗓子和楼下对谈，她要确实知道什么门可记得关好，什么东西可收起来了。那楼板透风，震震作响，整个的房子像一个大帐篷。女佣搭着铺板睡在楼梯口，床铺附近堆着一大筐一大筐的谷，还有一个尿桶，就是普通的水桶，没有盖的，上面连着固定的粗木柄，恰巧压在人的背脊上，人坐在上面是坐不直的。也不知为什么，在那里面撒尿有那样清亮的响得吓人的回声。 楼上只有一间大房，用许多床帐的向背来隔做几间，主妇非常惋惜地说从前都是大凉床，被日本人毁了，现在是他们说笑话地自谦为“轿床”的，像抬轿似的用两根竹竿架起一顶帐子就成了。 老太太带着脚炉和孙女睡一床。为小女孩子脱衣服的时候，不住口地喃喃呐呐责备着她，脱一层骂一层，倒像是给衣裳鞋袜都念上些辟邪的经咒。 我把帐子放下了。隔着那发灰的白夏布帐子，看见对床的老太太还没吹熄的一盏油灯的晕光，白阴阴的一团火，光芒四射，像童话里的大星。 我半夜里冻醒过一次，把丝棉袍子和绒线短袜全都穿上了再睡。早晨醒来，楼上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屋顶非常高，芦席搭出来的，在微光中，一片片芦席像美国香烟广告里巨大的金黄色烟叶。已经倒又磨起米粉来了，“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 [book_title]五 闵先生替我雇好了轿子，叫我先到他家里去等他，他自己在县城里还有两天耽搁。轿子在丛山里要走一天。中午经过一家较大的村庄，停下来吃饭。一排有两三家饭店，轿夫拣门面最轩昂的一家停下了。那家人家楼梯很奇怪，用荷叶边式的白粉矮墙作为扶手，砌出极大的不规则的波浪形，非常像舞台上图案化的布景。楼下就是一大间，黑魆魆，闹烘烘的，也正像话剧开演前的舞台。房顶上到处有各种食料累累地挂下来，一棵棵白菜，长条的鲜肉，最多的是豆付皮，与一种起泡的淡黄半透明的，一大张一大张的——不知是什么。看上去都非常好吃。跑堂的同时也上灶，在大门口沙沙沙炒菜，用夸张的大动作抓把盐，洒点葱花，然后从另外一只锅里，水淋淋地捞出一团汤面，“刺啦”一声投到油锅里，越发有飞沙走石之势。门外有一个小姑娘蹲在街沿上，穿着邮差绿的袴子，向白泥灶肚里添柴。饭店里流丽的热闹满到街上去了。 这一带差不多每一个店里都有一个强盗婆似的老板娘坐镇着，齐眉戴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缀着一只孔雀蓝的大绒球——也不知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活像个武生的戏装。帽子底下长发直披下来，面色焦黄，杀气腾腾。这饭店也有一个老板娘，坐在角落里一张小青竹椅上数钱。我在靠近后门的一张桌子上坐下了。坐了一会，那老板娘慢慢地踅过来问：“客人吃什么东西？”我叫了一碗面，因为怕他们敲外乡人竹杠，我问明白了鸡蛋是卅元一只，才要了两只煎鸡蛋。 隔壁桌子上坐着三个小商人，面前只有一大盘子豆付皮炒青菜，他们一人吃了几碗饭，也不知怎么的竟能够吃出酒酣耳热的神气。内中有一个人，生着高高的鹰钩鼻子，厚沉沉的眼睑，深深的眼睛，很像“历史宫闱巨片”里的大坏人。他极紧张地在那里讲生意经，手握着筷子，将筷子伸过去揿住对方的碗，要他特别注意这一点，说：“……一千六买进，卖出去一千八……”颈项向前努着，微微皱着眉，脸上有一种异常险恶的表情，很可能是一个红衣大主教在那里布置他的阴谋。为很少的一点钱，令人看了觉得惨然。 后门开出去，没有两步路便是下泻的山坡，通着田畈。门首有个羊圈，一只羊突然把它的很大的头伸进来，叫了一声“咩～～～！”昂着头，穿着褴褛的皮衣，懒洋洋地十分落寞，像白俄妇女在中国小菜场上买菜，虽然搭不出什么架子来，但依旧保持着一种异类的尊严。这头羊和一屋子的吃客对看了一下，彼此好像都没有得到什么印象。它又掉过头去向外面淡绿的田畴“咩～～～！”叫了一声。那一声叫出去，仿佛便结的人出了恭，痛苦而又松快。它身上有虱子，它的卷毛脏得有些湿漉漉的。但是外面风和日丽，它很喜欢它的声音远远传开去，成为远景的一部分，因又叫道：“咩～～～！” 不知谁把一篮子菜放在后门口，一只红眼圈的小羊便来吃菜。它全然不晓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吃两口，又发一回楞，嘴角须须啰啰拖下两根细叶子。断断续续却也吃了半晌。我恨不得告诉饭店里的伙计：“一篮子菜都要给那个羊吃光了！”同时又恨不得催那羊快点吃，等会有人来了。 老板娘端了一碗面来，另外有个青花碟子装，里面油汪汪的，盛着两只煎鸡蛋，却是像蛋饺似的里面塞着碎肉，上面洒着些酱油与葱花。我想道：“原来乡下的荷包蛋是这样的，荷包里不让它空着。”付账的时候，老板娘说：“那鸡蛋是给你特别加工的，”合到二百元一只。同桌坐的一个陌生人吃的一碗炒饭，也糊里糊涂的算在我账上。后来还是那客人看不过去，说话了，老板娘道：“我当你们是一起的呀！”结果还了我一百块钱。 我走出门来寻找轿夫，他们在隔壁一个小饭店里围着方桌坐在长板凳上，泡了一壶茶，大家把外面衣服都脱了，只剩下一件黑而破的汗衫背心。我说：“好走了吧？”他们说：“吃了饭就走。已经买了米，在那里烧着了。”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我又不愿意回到刚才那饭馆子里去，和那老板娘相处。宁可在街上徜徉着。轿子停在石子路边，颗颗小圆石头嵌在黑泥里。轿子上垫着我的一条玫瑰红面子棉被，被角上拖在泥里，糊了些泥浆。我看了很心痛——以后还得每天盖在身上，蒙在头上的，又没法子洗它。我只得守在旁边，不让街上来往的母鸡拉屎在上面。 这里正对着一爿店，里面卖的是麻饼和黑芝麻棒糖。除这两样之外，柜台上还堆着两小叠白纸小包，有人来买了一包，当场拆开来吃，里面是五只麻饼。柜台上另外一叠想必是包好的黑芝麻棒糖了。不过也许仍旧是麻饼。——这样的店还开它做什么呢？我看了半晌，慢慢的走过去看隔壁的一个裁缝铺子。空空的，有一个裁缝很黯淡地在那里做着军装。再过去一家店，更看不出来是卖什么的，有个小女孩用机器卷制“土香烟。”那机器是薄薄的小小的一个洋铁匣子放在八仙桌上，简直像洋火盒子似的，仿佛可以呱哜一声把它踏个粉碎……这小地方，它给人一种奇异的影响，使一个人觉得自己充满了破坏的力量，变得就像乡村里驻扎的兵，百无聊赖，晃着膀子踱来踱去，只想闯点祸…… 太阳晒过来，仿佛是熟门熟路来惯了的。太阳像一条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 轿夫一顿饭吃了两三个钟头。再上路的时候，我听见一个轿夫告诉另外一个——大概他去打听过了我吃了些什么——“肉丝汤面，一百八。”不知为什么，出之于非常满意的口吻。 再走二十里路，到了周村。周村的茅厕特别多而且触目。一到这地方，先是接连一排十几个小茅棚，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遮住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轿子一路抬过去，还是茅厕，还是茅厕。并没有人在那里登坑，一个也没有。下午的阳光晒在屋顶上铺的白苍苍的茅草上。 茅厕完了，是一排店铺。窄窄的一条石子路，对街拦着一道碎石矮墙，墙外什么也没有，想必就是陡地削落下去的危坡。这边的一个肉店里出来一个妇人，捧着个大红洋磁面盆，一盆脏水，她走过去往墙外一泼。看了吓人一跳——那外面虚无飘渺的，她好像把一盆污水倒到碧云天外去了。 轿夫放下轿子歇脚，我又站在个小店门口，只见里面一刀刀的草纸堆得很多。靠门却有个玻璃橱，里面陈列着装饰性的牙膏牙粉，发夹的纸板，上面都印着明星照片。在这地方看见周曼华李丽华的倩笑，分外觉得荒凉。 街上一个汉子挑着担子，卖的又是黑芝麻棒糖。有个老婆婆，也不知是他亲眷还是个老主顾，站住了絮絮叨叨问他打听价钱。他仿佛不好意思起来，一定要送给她两根黑芝麻棒糖，她却虎起了脸，执意不收。推来让去好一会，那小贩嘻嘻的虽然笑着，脸上渐渐泛出红色，有点不耐烦的样子。那老婆子终于勉强接受了，手捏着两根黏黏的黑芝麻棒糖，蹒跚地走开去。一转背，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换了地盘，移植到老婆子的衰颓下陷的脸上去。她半羞半喜地一步步走不见了。那么硬的糖，她是决吃不动的。不知带回去给什么人吃。 在这条街上的一列白色小店与茅厕之上，现出一抹远山，两三个淡青的峰头。山背后的晴朗的天是耀眼的银色。 有一个香烛店里高悬着一簇簇小红蜡烛，像长形的红果子，累累地挂下来。又有许多灯笼，每一个上面都是一个“周”字。如果灯笼上的字是以资鉴别的，这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么？轿夫去买了一盏描花小灯笼，挂在轿杠后面。我见了不由得着急起来，忍不住问道：“什么时候可以到闵家庄呢？晚上还要赶路？”轿夫笑道：“不是的，我买了带回家去的。过了年，正月里，给小孩子玩的。”一路上这红红绿绿的小灯笼摇摇摆摆跟在我们后面，倒有一种温暖的家庭的感觉。太阳一落，骤然冷起来了。深山里的绿竹林子唏溜唏溜发出寒冷的声音。路上遇见的人渐渐有这两个轿夫的熟人了，渐渐有和他们称兄道弟的他们自己族里的人了。就快到闵家庄了。 [book_title]六 快过年了，村子里每天总有一两家人家杀猪。我每天天不亮就给遥远的猪的长鸣所惊醒，那声音像凄厉沙嗄的哨子。 闵先生家里杀第一只猪，是在门外的广场上。邻人都从石阶上走下来观看。那广场四周用砖石砌出高高的平台，台上筑着房子，都是像凄凉的水墨画似的黑瓦，白粉墙被雨淋得一搭黑一搭白的。泥地上有一只猪在那里恬静地找东西吃。我先就没注意到它。先把它饿了一天，这时候把它放了出来，所以它只顾埋头觅食。忽然，它大叫起来了——有人去拉它的后腿。叫着叫着，越发多两个人去拉了。它一直用同样的声调继续嘶鸣，比马嘶难听一点，而更没有表情，永远是平平的。它被掀翻在木架上，一个人握住它的前腿后腿，另一个人俯身去拿刀。有一只篮子，装着尖刀和各种器具。篮子编完了还剩下尺来长一条篾片，并没有截去，翘得高高的，像人家画的兰花叶子，长长的一撇，天然姿媚。屠夫的一只旱烟管，也插在篮子柄的旁边。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已经死了，嘴里还冒出水蒸气的白烟。天气实在冷。 家里的一个女佣挑了两桶滚水出来，倾在个大木桶里。猪坐了进去，人把它的头极力捺入水中，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替它挖耳朵。这想必也是它生平第一次的经验。然后用一把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它身上成团地刮下毛来。屠夫把猪蹄上的指甲一剔就剔掉了。雪白的腿腕，红红的攒聚的脚心，很像从前女人的小脚。从猪蹄上吹气，把整个的一个猪吹得臌胀起来，使拔毛要容易得多。屠夫把嘴去衔着猪脚之前，也略微顿了一顿，可见他虽然习惯于这一切，也还是照样起反感的。 旁边看的人偶而说话，就是估量这只猪有多少斤重，有多少斤油；昨天哪家杀的一只有多少斤重，他家还没杀的那只有多少斤重。他们很少对白，都是自言自语的居多。一村里最有声望的人家的少奶奶发出个问句，都没有人答理。有一个高大的老人站着看了半天之后，回家去端了个青花碗出来，站在那里，一壁看一壁吃着米粉面条。 猪毛有些地方不易刮去，先由女佣从灶上提了水来，就用那冲茶的粉紫洋磁水壶，壶嘴紧挨在猪身上，往上面浇。混身都剃光了，单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最后剃。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 腊月二十七，他们家第二次杀猪。这次不在大门口，却在天井里杀，怕外头人多口杂，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因为就要过年了。猪如果多叫几声，那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叫到后来，屠夫便用手去握住它的嘴。听他们说，今天是要在院子里点起了蜡烛杀的，以为一定有些神秘的隆重的气氛。倒是把一张红木雕花桌子掇到院子里来了，可是一桌子的灰，上次杀那只猪，大块的生肉曾经搁在这张桌子上的，还腻着一些油迹，也没揩擦一下。平常晚上点蜡烛总是用铜蜡台，今天却用着特别简陋的一种——一只乌黑的洋铁罐生出两只管子，一个上面插一只红烛。被风吹着，烛泪淋漓，荷叶边的小托子上，一瓣一瓣堆成个淡桃红的雏菊。一大束香，也没点起来，横放在蜡台底下。 猪的喉咙里汩汩地出血，接了一桶之后还有些流到地下，立刻有只小黄狗来叭哒叭哒吃掉了。然后它四面嗅过去，以为还有。一抬头，却触到那只猪跷得远远的脚。它嗅嗅死了的猪的脚，不知道它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总之它很为满意，从此对于那只猪也就失去了好奇心，尽管在它腿底下钻来钻去，只是含着笑，眼睛亮晶晶的。屠夫把它一脚踢开了，不久它又出现在屠夫的胯下。屠夫腿上包着麻袋作为鞋袜，与淡黄的狗一个颜色。 几只鸡，先是咯咯叫着跑开了，后来又回来了，脖子一探一探的，提心吊胆四处踏逻。但是鸡这样东西，本来就活得提心吊胆的。 以后，把大块的肉堆在屋里桌子上，猪头割下来，嘴里给它衔着自己的小尾巴。为什么要它咬着自己的尾巴呢？使人想起小猫追自己的尾巴，那种活泼泼的傻气的样子，充满了生命的快乐。英国人宴席上的烧猪躺在盘子里的时候，总是口衔一只蒸苹果，如同小儿得饼，非常满足似的。人们真是有奇异的幽默感呀！ [book_title]七 闵先生有个叔叔，生着非常厉害的肺病。杀猪的时候他也耸着肩袖着手在旁边笑嘻嘻站着看。他已经失去了嗓音，但也啾啾唧唧地批评着，说“这只猪只有前身肥。”他们这一房和闵先生这边是分炊的，虽住在一所房子里，也不大有什么来往，楼上的走廊用一层板壁在中间隔断了。夜深人静，我常常可以听见他的咳嗽——奇异的没有嗓子的咳嗽，空空的，狭狭的，就像是断断续续的风吹到一个有裂罅的小竹管里，听得人毛骨悚然，已经有鬼气了。有时候我也看见他在楼梯脚下洗脸，一只脸盆放在一张酱红的有抽屉的桌子上。有一天，一只母鸡四顾无人，竟飞到桌上来，哒哒哒啄着那粉紫脸盆上的小白花，它还当是一粒粒的米。我看了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一刹那好像是在生与死的边缘上。 闵先生的母亲就只他这一个儿子，无论如何要他在家里过了年再走。过了年，又没有轿子可乘，轿夫们要休息到年初五。在乡下过年，没什么别的玩的，就是赌。闵先生郎舅每天上三十里外的周村去打牌九，常常一连好几天不回家，回来也昏天黑地的，就睡了。我想催他们走也没有机会。闵先生自己也觉得心虚，越发躲着我。我真着急，我简直想回上海去了——至少我有能力单独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 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个月…… 我的房间里，脸盆架子底下搁着一坛酱油。阴天，酱油的气味格外浓烈，早晨弯着腰在那上面洗脸，总疑心是自己身上发出来的。 窗户正对着山。大开着窗子，天色淡白，棕绿的山岗上一株株的树，白色的纤瘦的树根今天看得特别清楚，一个个都像是要走下来，走到人家房间里来。阴天，户外是太寂寞。 对门有一座白粉墙的大房子，许多穷苦的人家在里面聚族而居。时常有人上山打了柴回来，挑着一担柴走进中门。带着绿叶子的树柴，蓬蓬松松极大的两捆，有两个人高，像个怪鸟展开两翅栖在他肩上。他必须偏着身子，试探了半天方才走得进去。 大家从早到晚只忙得一个吃。每天，那白房子喷出白色的炊烟的时候，那就是它“真个销魂”的时候了。在中午与傍晚，漫山遍野的小白房子都冒烟了，从壁上挖的一个小方洞里。真有点像“生魂出窍，” “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有时候，在潮湿的空气里，炊烟久久不散，那微带辛辣的清香，真是太迷人的。 对门一个匠人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然后他稍微休息了一下。他从屋里拖出两只完工的篾篓，他坐在那里，对着两个篾篓吸旱烟，欣赏自己的作品。篾篓用青色与白色的篾片编成青与白的大方格。他们就晓得方格子，穿衣服也是小方格，大方格，像田畦一样。 他把长条的竹片穿到篓里去做一个柄。做做，热起来了，脱下棉袄来，堆在个椅子上。顺手拿起一件小孩的紫红棉袍，也把它挂在椅背上，爱抚地。 有人肩上担着几丈长的许多竹竿从山上来，走进门，把竹竿掀在地上，豁朗朗一声巨响。这编篮子的只顾编他的，并不抬头。他女人抱着孩子出来了，坐在走廊上补缀他卸下的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在地下，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他女人年纪不上二十，披着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方圆面盘，低蹙的额角，白腻的脸，猩红的嘴唇。男人相貌也不错，高个子，只是他剃光的头上略有几个疮疤。 晒着太阳，女人月香觉得腰里痒起来，掀起棉袄看看，露出一大片黄白色的肉。抓了一会，她疑心是男人的衣服上有虱子，又把他那件棉袄摊开来看看，然后把他的袖子掏出来，继续缝补。 男人做好了一只篮子的柄，把一只脚踏进去，提起了柄试试。很结实。走过的人无不停下来，把一只脚踹进去，拎着柄试一试。试完了，一句话也不说，就又走了。 女人端了三碗菜出来，放在露天的板桌上。男人自己盛了饭，倒了一茶盅酒，向小孩叫道：“喂，好来吃饭了！”小孩还不会说话，女人抱着他坐下来吃饭，他不时地把小脸凑到她的饭碗跟前，“唔，唔，唔，”地，扭来扭去不肯安份。男人第一筷先夹了些菜送到小孩口里。两只菜碗里都是黧黑的，似是咸菜，还有一碗淡色的不知是鱼是肉，像是新年里剩下来的。男人吃了便把骨头吐在地下，女人只有趁他去盛饭的时候迅速地连拣了几筷。一只狗钻到男人椅子底下。一根蓬松的尾巴。在他的臀后摇摆着，就像是金根的尾巴一样。 一个嫂嫂模样的人走过来，特地探过头来看明白了他们吃的是什么菜。然后一声不言语，走了。 金根先吃完，他掇转椅子，似乎是有意地，把背对着月香，伛偻着抽旱烟。 始终不说话。看着他们，真也叫人无话可说。 意想不到地，他们的屋顶上却有一些奇特的装饰品。乌鳞细瓦的尽头拦着三级白粉矮墙，不知为什么；每一级上面还搭着个小屋顶，玲珑得像玉器。每一级粉墙上绘着一幅小小的墨笔画。一幅扇面形的，画着琴囊宝剑，一幅长方的，画着兰花。都是些离他们的生活很远的东西，像天堂一样远。最上面的一幅，作六角形，风吹雨打，看不清楚了，轻淡极了，如同天边的微月。 人家画山，从来不把山上那许多树都画上去，因为太臃肿，破坏了山的轮廓，尤其是山顶矗立着的小鸡毛帚似的一棵棵的树。可是从窗户里就近看山，那根本就没有轮廓可言了。晴天的早上，对过的屋瓦上淡淡的霜正在溶化，屋顶上压着一大块山，山上无数的树木映着阳光，树根细成一线，细到没有了，只看见那半透明的淡绿叶子，每一株树像一朵淡金的浮萍，涌现于山阴。这是画里没有的。 山顶的曲线有一处微微凹进去，停着一朵小白云。昨天晚上这里有一点亮光，不能确定是灯还是星。真要是有个人家住在山顶上，这白云就是炊烟了。果然是在那里渐渐飘散，仿佛比平常的云彩散得快些。 晴了这些时，今天暖和过份了，也许要下雨了。有一棵树，树梢仿佛在冒烟，其实是一群蜢虫在那里团团转地飞。 元旦那天天气也非常好，只是冷得厉害。我早上爬起来，还当是夜里下了雪，污浊的玻璃窗映着阳光，模模糊糊的，雪白的一片。 下午我因为头痛，一个人出去走走。走出这村庄口上的一座蓬门，就看见亮堂堂的溪水。溪边石级的最下层，有一个妇人一个女孩蹲在那里捣衣洗菜。妇人拿起棒槌来打衣裳，忽然，对岸的山林里发出惊人的咚咚的巨响。我怎么着也不能相信这不过是回声。总好像是那边发生了什么大事——在山高处，树林深处。 近岸的水里浮着两只鹅，两只杏黄的脚在绿水里飘飘然拖在后面，像短的飘带。两只白鹅整个地就像杂志上习见的题花或是书签上的装璜。我不感到兴趣。 冬季水浅，小河的中央杂乱地露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灰色小石块。这不过使我想起上海修马路的情形。 再过去一段路，有窄窄的一条一条的麦田。我是问过了才知道是麦，才看见的时候还当是“一畦春韭绿”的韭菜呢。短短的一丛丛，绿草似的，种在红泥地上。忽然之间，太阳隐了去了，绿草叶上少了那一点闪光，马上就没有眼神了似的。现在只是一幅红红绿绿的幼稚的粉笔画，画在马粪纸上。我小时候就画过不止一张这样的图画。但是那一小丛一小丛碧绿的麦子，我画到后来一定会不耐烦起来，最后一定要把笔乱涂乱涂成为飞舞的交叠的大圆圈，代表丛莽。我就连现在，看到这齐齐整整的一簇簇青苗，也还是要着急，感觉到吃力。 回到宅里来，在洋台上晒晒太阳。有个极大的细篾编的圆匾，直径总有四尺多，倚在阑干上，在斜阳里将它的影子投入硕大的米箩。箩上横担着一扇拆下来的板窗。都是些浑朴的圆形方形，淡米黄的阳光照着，不知为什么有那样一种惨淡的感觉。仿佛象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人生的基本……不能比这个再基本了。 坐在洋台上望下去，天井里在那里磨珍珠米粉。做短工的女人隐身在黑影里，有时候把一只手伸到阳光里来，将磨上的一层珍珠米抹抹平，金黄色泛白的一颗颗，缓缓成了黄沙泻下来。真是沙漠。 [book_title]八 有一天，闵先生的太太带我去看新娘子。也是在那么个聚族而居的大白房子里。门口的地上晾着一团团的乱草似的淡黄色米粉面条。又有些破烂的衣袴，洗过了便披在石桩上晒着。 走进去，弯弯曲曲，那些狭窄的甬道，分明是户内，却又像是衖堂，讨饭的瞎子可以随意地出出进进，竹竿嘀嘀地敲在地下的石板上，挨户讨酒钱，高声念着：“步步好来步步高，太太奶奶做年糕。……”挑着担子叫卖“香油”的也可以一路挑进去。 我们穿过许多院落，来到一座大厅里。中国的厅堂总有一种萧森的气象，像秋天户外的黄昏。幽暗的屋顶，边缘上镶着一只只木雕的深红色大云头。不太粗的青石柱子。比庙宇家常些，寒素些；比庙宇更是中国的。我们去早了，站着没事做，东看西看。原来是文明结婚，正中的墙壁上，在对联旁边贴了一张红纸写的秩序单：—— “一、证婚人入席 一、主婚人入席……” 最后是： “一、行长辈相见礼，三鞠躬 一、行平辈相见礼，一鞠躬 一、行小辈相见礼，一鞠躬” 代替天然几，上首放着一张长桌子，铺着蓝白格子的桌布。正中搁着个小花瓶。还有一张结婚证书，写在红纸上，也摊在桌上。不磕头不知道为什么地下还是有一块薄薄的红毡，红呢上面画出一个老虎皮。 下首，一边摆两张方桌，围着几张长板凳，有许多小孩子已经坐在那里了。院子里又有个供桌，祭天地的，点了香烛，放着三碗食物。靠这边的一碗，白汪汪的，是一大块豆付，上面钉了许多苍蝇。 贺客都站在厢房门口，笑嘻嘻等候着。内中有一个年青的小学教员，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天蓝色衬衫，衬衫领子翻在外面；胸前佩着红缎带，上面写着“司仪。”他生得小头小脑，红馥馥的脸，非常风流自赏的样子，在那里取笑今天的新亲家姆，把她推推搡搡的。我只听见他说：“怎么不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嚜！”那老太婆把脸涨得通红，两颊是两个光滑的大核。她也笑，可是笑得很吃力。 要放炮竹了，大人连忙叫小孩子把耳朵掩起来。但并不很响，只听见拍的一声，半晌，又炸了一声，只把院子里的几只鸡吓跑了。 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都入席了。司仪高唱过了“新郎新娘入席，”半天，还不见动静。他向左首黑洞洞的甬道里张望着，又过了半晌，方才走出几个褴褛的小孩，在里面看梳妆的。然后方是一对新人，新郎剃着光头，沉着脸。新娘戴着副眼镜遮着脸，头上扎着粉红绸子，前面折出荷叶边，高高插着绸绢花朵，脑后的粉红绸子披下来有二尺来长。穿着一件赭黄格子布棉袍，是借来的。脚上穿着红绣鞋。她本是他们家的童养媳，平常挑水打柴什么都做的，今天却斯斯文文的，态度很大方。叫鞠躬就鞠躬，叫转身就转身。叫“新郎新娘向外立”的时候，却有一个贺客嫌她立得不对，上前纠正，把她往这边搬搬，往那边扳扳，倒反而使她显得笨手笨脚的。那人是个戴着黑边大眼镜的矮子，趾高气扬的，也穿着西装，戴着一顶肉紫绒线帽。在一个小地方充大人物的，总是那么可恶——简直可杀。 证婚人用印。证婚人是乡长，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从灰布长袍里掏出图章来。两个主婚人里只有一个有图章，其余的一个没奈何，只得走上去在纸上虚虚地比画了一下。真窘极了。轮到介绍人用印，说过之后也是静悄悄的半天，两人没有一个上去。于是司仪又唱出下一个节目。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预先也没有一个商量。为什么非用印不可呢？想必是因为文明结婚一定要这样，宁可自己坍台。总之，这世界不是他们的。 证婚人演说。那乡长似乎是一个沉默惯的人，面色青黄，语声很低，他说：“……今天，采取的，仪式，既是，合乎，所谓，现代，潮流，而且，又是，简单，而且，大方……现代，所谓，婚姻……”末了说了声“完了。” 主婚人没有演说。司仪刚刚唱出“来宾演说，”那矮子已经矗立在桌子前面，就像是地洞里钻出来的。他在求学时代显然是在学生会里常常发言的，训练有素，当即朗朗说道：“今天是菊生先生和秀珠女士结婚的日期，兄弟只有两个字赠送给他们。哪两个字呢？这两个字就是‘合作。’合作有几种不同的合作。哪几种呢？第一种，是精神上的合作。怎么样是精神上的合作呢？……又有心理上的合作……”滔滔不绝地，但最后，说到“此外还有劳力上的合作，”仿佛有些避讳似的，三言两语便结束了。 司仪倒有半晌说不出话来，定了定神，忙道：“新郎新娘向外立，谢来宾，一鞠躬，”仿佛对大家致歉似的。“行长辈相见礼”时，公推一个老婆婆上去受礼，她推让再三，方才含羞带笑的立在上首，不料新郎新娘就只朝她弯弯腰。她一时弄糊涂了，他们鞠到第三个躬上她竟还起礼来。过后她面色好生不快。（照例叩头应哈腰还礼，∴哈腰，吃亏了） 人群里有一个抱在手里的小孩，大家都逗着他，说他今天穿了新衣裳。玫瑰红的布上印着小白菊花，还是上代的东西，给他改了件棉袍子。抱着他走来走去，屋子里仅有的一点喜气跟着他转。 [book_title]九 这两天，周围七八十里的人都赶到闵家庄来看社戏。闵家有个亲戚是种田人，年纪已经望六十了，淡蓝布大棉袍上面束着根腰带，一张脸却生得非常秀丽文弱，只是多些皱纹，而且眼睛仿佛快瞎了，老是白瞪瞪，水汪汪的；小瘪嘴，抄下巴，总是茫然微笑着。他谦让了半天，方肯坐到饭桌上，捧着饭碗，假装出吃饭的样子，时而拣两粒米送到口里。闵老太太与少奶奶都在厨房里忙着，因此也没有人应酬他。后来老太太出来了，一看见这情形，连忙掇过一张凳子坐在他背后，殷勤地劝酒让菜，一阵张罗，笑道：“我们到你们家就不像你这样客气。我们到你们那里，又是鱼又是肉，又是点心，你到这里来是什么都没有，不过饭总要吃饱的！”她给他拣菜，他极力撑拒。一个冷不防，她把剩下的半碗炒肉丝全都倒到他碗里去了。他急起来了，气吼吼两手按在桌上站起身来，要大家评理，说道：“这……这叫我怎么吃法？连饭都看不见了嚜！” 他们家又有个朋友来借宿，都叫他孙八哥。一张嘴非常会说，我先还想着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叫“八哥，”后来听见人问候“八奶奶，”方才确定他是行八。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税收，各种行情，民情，孙八哥无不熟悉，然而他还是本本份份的，十分和气。他身材矮小，爆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剃得青青的。头的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也仿佛是出于自卫，免得被人一拳打在下巴上致命的。 他讲给闵先生的舅子听“有一次日本兵从潼县下来”的故事。那天他正在家里坐着，他们来了。“……一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闵先生的舅子便道：“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可以听出来的。”他不知道日本兵的国语与话剧式的国语在乡下人听来同样是官话。孙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自管自说下去，道：“嗳，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嗳——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仰着，僵着脖子，做出立正的姿势，又微笑着摇摇头，道：“不敢往底下看。”闵先生的小舅子从此也不屑于插嘴了，只是冷冷地微笑着，由他说下去。他道：“那么我怎么回答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难末我就晓得他是日本兵了！” 孙八哥说罢，十分得意，闵先生的舅子只是不作声，我在旁边倒很想称赞他几句，想想还是不开口的好。因为他对于女人，虽然是很客气，就连在饭桌上说“慢用”的时候也不朝她们看的。 对门的一家人家叫了个戏班子到家里来，晚上在月光底下开锣演唱起来。不是“的笃班，”是“绍兴大戏。”我睡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在那里做佛事——那音调完全像梵唱。一个单音延长到无限，难得换一个音阶。伴奏的笛子发出小小的尖音，疾疾地一上一下，吹的吹，唱的唱，各不相涉。歌者都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吧？调门又高，又要拖得长，无不声嘶力竭，挣命似的。在大段唱词之后，总有一阵子静默，然后隐隐听见一个人叫道：“老丈请了！”或是：“末将通名！”不慌不忙地交换了几句套语，然后又静默了下来。笛子又吹起来，一扭一扭，像个小银蛇蜿蜒引路，半晌，才把人引到一个悲伤的心的深处。歌者又唱起来了。搬演的都是些“古来争战”的事迹，但是那声音是这样地苍凉与从容，简直像一个老妇人微带笑容将她身历的水旱刀兵讲给孩子们听。 江南这一带是这音乐的发源地。对过的白房子，在月光中静静地开着两扇大门。月白色的院落上面停着一朵朵淡白的云。晚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浅色的明亮的蓝天。 大门里忽然走出两个人，黑暗中只看见他们的香烟头上的一点红光。有一个人说：“这种戏文有什么好看？一懂也不懂的！”是一个年青人的声音。他们对着墙根站了一会，想必是撒尿。随后又进去了。 [book_title]十 迟到正月底方才上路。闵先生的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也一同去，她娘家就在×城，她自从嫁到闵家庄来就没有回去过。临走那一天早上，我有两双袜子洗了搭在椅背上，也忘了带走。闵老太太特地来提醒我，并道：“出门人手脚要快，心要细。一样东西丢了，要用起来就没有了，是不是？”闵老太太这是第一次这样地教训我，大概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我听了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许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肯这样地说我了。我陪着笑连声答应着，然而闵老太太向来不等人回答，自管自笑吟吟咭唎嗗㖨说上一泡，抽身便走，虽然年纪大，脚又小，却能够眼睛一霎便走得无影无踪。我想，这也是她的一种遁世的方法。 一大早上路，天气好到极点，蓝天上浮着一层肥皂沫似的白云。沿路一个小山冈子背后也露出一块蓝天，蓝得那么肯定，如果探手在那土冈子背后一掏，一定可以掏出一些什么东西。……山洼子里望下去，是田地，斜条的一道一道，红色的松土，绿的麦秧，四面围着山，中间红红绿绿的这一块，简直是个小花园。 我们坐的轿子是个腰圆形的朱漆木盆，吊在一根扁担上，两个人挑着。闵太太自己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倒像是母子同睡一个摇篮。一个大些的孩子，叫他和我坐在一起。他无法拒绝，我也无法拒绝。轿夫把他放在我膝下坐着，我还得用腿夹着他，怕他跌下来。他叫宝桢，生得很清秀，可是给他父亲惯的不成样子，动不动就竖起两道淡淡的长眉，发脾气摔东西。我顶不喜欢惯坏的小孩子，他自然也有理由不喜欢我。他平常咭咭呱呱话最多的，现在一连走了十里廿里路，都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只偶然探头向他母亲的轿子里张张，叫一声“姆妈！”作为无言的抗议。得不到反应，他就又默然低下头去，玩弄我的毡鞋上的兔子毛，偷偷地扯掉两撮子。我只看见他脑后青青的头发根上，凹进去两道沟，两边两只耳朵。他在棉袍上面罩着件赭色碎花布袍，领口里面露出的颈项显得很脆弱。我在我两只膝盖之间可以觉得他的小小的身体，松笼笼地包在棉袍里。我总觉得他是个猫或兔子，然而他是比猫或兔子都聪明的一个人。在这一刹那间，我可以想像母爱这样东西是怎么样的。 闵太太的轿子走在前面，她怀里的孩子睡着了，孩子兜头盖着一条大红绸镶苹果绿荷叶边的小斗篷，闵太太穿着件翠蓝竹布罩袍，她低着头，一缕长头发披在腮上，侧影像个苍白的小姑娘。她坐在木盆里，头上的扁担两头挂满了轿夫脱下的棉衣，以及他们的小包袱，旱烟袋，成串的粽子。有一件雪青的棉袄搭在扁担上，远看十分触目。整个的轿子摇摇摆摆像一只花船。有时候轿夫把一只竹杖向地下一撑，就站住了稍微休息一下。从那边山头上望过来，简直不晓得他们花红柳绿抬着什么东西。可能是个装嫁妆的抬盒，不过在那荒山野地里，是更像《水浒传》里州官献与太师的“生辰纲。” 那件雪青棉袄，我知道它的主人一定会引以为羞的，因为那颜色男人穿着很特别。果然，后来在一个路亭里歇脚，一个轿夫将笠帽除下来挂在扁担后梢，顺便就向那件棉袄遗憾地瞥了一眼，向同伴们微笑着说道：“这件衣裳难看煞的！我讲穿不出去的，二嫂偏说好穿，说已经替我裁好了……”二嫂也许就是他老婆。他的同伴们只是微笑着不作声，他讪讪的就也住口不说了。 闵先生乘黄包车在后面赶上来，把宝桢抱过去跟他坐，同时把一条湿漉漉的粉红色毛巾递给我，说：“这条毛巾是不是你的？我母亲叫我带来给你。”我真觉得难为情，看闵先生的神气也很尴尬，想必闵老太太总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了。我的行李另有一个挑夫挑着，不在我身边，一条毛巾无处可放，一路握在手里，冰凉的，就等于小孩子溺湿了袴裆，老是不干老有那么一块冰凉的贴在身上，有那样的一种犯罪的感觉。 路上我们遇见迎神赛会。一小队人，最前面的几个手执铜锣，“嘡！嘡！”一声一声缓缓敲着，黄铜锣正中绘着一个大黑点，那简单的图案不知为什么看着使人心悸。后面有人擎着大旗，神像有四五个，都骑在马上——不过就是乡下小孩子过年玩的竹马，白纸糊的。每一匹马由两个人扛着。神像的构造更妈糊了，只露出一张泥塑的大白脸或朱红脸，头上兜一幅老蓝布作为风帽，身上兜一幅青花土布作为披风，看上去就像是双手挽着马缰，倒是非常生动。内中有一个算是女的，没有三绺长须，白胖的长长的脸，宽厚可亲，头戴青布风帽，身上披着一幅半旧的花洋布褥单，白布上面印着褪色的枣紫小花。人比马要大得多，她的披风一直罩到马腿上。她对于这世界像是对于分了家住出去的儿子媳妇似的，也不去干涉他们，难得出来看看，只是微微笑着，反而倒使人感到一阵心酸。中国的神道就是这样。 再过去，迎面又来了另一个村子里的一列尊神，却是比较富丽的。粉红绸镶边的苹果绿缎子三角旗掩映之下，神像也是遍体绫罗，有的头插雉尾，如同周瑜，太像戏子了，我觉得倒还是这边的印象派的大布娃娃更有人情味。两边的神像会串起来，竟在道旁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大跑圆场，“哐哐哐哐”打着锣，零零落落地也聚上一些人在旁边看。神像里也有浓抹胭脂的白袍小将，也有皂隶模样的，穿着件对襟密钮紫凤团花紧身黑袄，一手叉腰，一手抡开五指伸出去，好似一班教头在校场上演武，一个个尽态极妍地展览着自己，每一个都是一朵花，生在那黄尘滚滚的中原上。大约自古以来这中国也就是这样的荒凉，总有几个花团锦簇的人物在那里往来驰骋，总有一班人围上个圈子看着——也总是这样的茫然，这样的穷苦。 [book_title]十一 傍晚我们来到县城里，在闵先生一个朋友家里投宿。那是一个大杂院似的地方，县里的邮政局就设在这里面的东厢房里。这真是一个奇异的院落，一进大门，先拦着一个半西式的照壁，是一堵淤血红的粉墙，轮廓像个波浪形的穹门，边缘上还堆出奶油式的白色云头镶边。院子里走进去，四面抄手游廊，也是淤血红的墙壁，窗台底下的一截却是白的，白粉上面刷出灰色的云烟，充作大理石。真是想入非非。 闵先生把我们的行李送到一间小小的厢房里。房间里漆黑的，一个老妈子拿了一只蜡台来，放在八仙桌上，照见桌上湿腻腻的，仿佛才吃过饭抹过桌子，还有一堆鱼骨头。那老妈子便用油腥气的饭碗泡上茶来。 闵先生嫌这地方不大好，待要住到另一个亲戚家去，行李搬起来又太费事。我自告奋勇单独住在这里看行李，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一夜是同许多老鼠关在一间房里。老鼠我不是没看见过的，但只是惊鸿一瞥。小时候有一次搬家，佣人正在新房子里悬挂窗帘，突然叫了起来道：“这么大的老鼠！喏！喏！”把手一指，我看见窗帘杆上跑掉了一个灰黄色的动物，也没来得及看清楚，只恨自己眼力不济。今天晚上，也还是没看见。蜡烛点完了，床肚底下便“吱吱”叫起来，但是并没有鬼气，分明是生气勃勃的血肉之躯，而且，跟着就“噗隆隆噗隆隆”奔驰起来，满地跑，脚步重得像小狗，简直使人心惊肉跳。这种生活在腐蚀中的小生命，我可以闻见它们身上的气味直扑到人脸上来——这黑洞洞的小房间实在是太小了。 我忽然想起来，床前的一只小橱上还放着宝桢吃剩的两只麻饼——那可恨的宝桢！老鼠为麻饼所引诱，也许真的要跳到我脸上来了！我连忙坐起来，摸黑把那两只麻饼放到八仙桌上，推到最远的一角。又想了一想，把我的一双毡鞋也从地下捞了起来，搁在小橱上。开扇窗户吧，免得老鼠以为这小世界统统是它们的。我跪在床上，把纸糊的窗槅子往一边推过去，顿时露出一片茫茫的水——难道这房子背后是沿河的？黑暗的水面上隐隐传来苍凉的锣声，不知什么戏院在那里唱戏。暗沉沉的无边的水，微凉的腥风柔腻地贴在我脸上。我跪在窗前，怔了一会，又把窗户关了。 现在就希望这床上没有臭虫。是一张旧洋式棕漆大床，铺着印花床单，我把自己的褥单覆在那上面。我没有用他们的枕头。那脏得发黑的白布小枕头，薄薄的，腻软的小枕头，油气氤氲……如果我有一天看见这样的东西就径自把疲倦的头枕在上面，那我是真的满不在乎了，真的沉沦了。 我睡了不到四个钟头，天不亮就起来了。闵先生和闵太太姊弟也都来了，赶早去包了一部小汽车上路。这一带的公路破坏得很厉害，电线杆子都往一边歪着。赤红的乱山里，生着惨绿的草木。高冈上有小兵一连串走着，有的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背着包袱，背着锅。偶而有一两个老资格的兵士，晃着膀子，无恶不作的样子，可是在这地方也无恶可作。土冈脚下炸出一个个沙发式样的坑穴。疲倦到极点的人也许可以在那里坐坐，靠靠，但是，不行，坐在里面一定非常不舒服，更使人腰酸背痛。 我坐在汽车夫旁边，这车夫是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子，可是我想他那一张脸很“上镜头，”眉目浓，长睫毛，老是皱着眉头微微笑着。他们这部车子是Buick牌子，从来不抛锚的。然而，走到半路上，抛锚了。他也只是皱着眉微笑着，说了一句上海最时髦的口头禅：“伤脑筋！”他有一个助手立在外面的踏板上，一个胖墩墩的汉子，也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气烘烘的，红头涨脸，两眼突出，满腹冤枉的样子。有时候是那“司机”错怪了他。有一次是前面的一部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堵住了。他尽管向前面呐喊着，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后来好容易到了个转弯的地方，那卡车终于良心发现了，让我们先走一步。那助手便向司机道：“我们也开得慢些，给他们吃灰。”司机点点头。助手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子扭过去往后看着，笑嘻嘻地十分高兴，忽然之间又红着脸大喝一声道：“触那！也给你们吃点灰！” 不尽的风沙滤过我的头发，头发成了涩涩的一块，手都插不进去。 汽车停下来加煤。我急着要解手，煤栈对过有个茅厕，孤伶伶的一个小茅亭，筑在一个小土墩上，正对着大路。亭子前面挂着半截草帘子。中国人的心理，仿佛有这么一个帘子，总算是有防嫌的意思；有这一点心，也就是了。其实这帘子统共就剩下两三根茅草，飘飘的，如同有一个时期流行的非常稀的前溜海。我没办法，看看那木板搭的座子，被尿淋得稀湿的，也没法往上面坐，只能站着。又刚巧碰到经期，冬天的衣服也特别累赘，我把棉袍与衬里的绒线马甲羊毛衫一层层地搂上去，竭力托着，同时手里还拿着别针，棉花，脚踩在摇摇晃晃的两块湿漉漉的砖头上，又怕跌，还得腾出两只手指来勾住亭子上的细篾架子。一汽车的人在那里等着，我又窘，又累，在那茅亭里挣扎了半天，面无人色地走了下来。 汽车行驰不久又抛锚了，许多小孩都围上来看，发现他们可以在光亮的车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他们用咭唎谷碌的土白互相告诉，一个个都挤上来照一照，吃吃地笑了。还有一个男孩，蹲下身去，两手按在膝上，对着里面做鬼脸，大家越发哄堂。这时候车夫正钻在车肚底下修理机器，那助手走了过来，一声吆喝，小孩们把身子挫了一挫，都不见了。然而并没有去远，只跑到公路旁边的土沟子里站着，看这人走开了，就又拥上前来，嘻嘻哈哈对着汽车照镜子，仿佛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东西。 在美国新闻记者拍的照片里也看见过这样的圆脸细眼的小孩——是我们的同胞。现在给我亲眼看见了，不由得使我感觉到：真的是我们的同胞么？ 有一个女孩子，已经做了母亲了，矮矮的壮实的身材，蛮强的脸，头发剪短了，戴着个大银项圈，穿着件黑地红丝格子布袄。她抱着孩子，站在那里，痴痴地看着汽车，歪着头，让小孩伏在她肩上，安全地躲在她头发窠里。她那小孩打扮得非常华丽，头戴攒珠虎头帽，身穿妃色花缎小马褂，外罩一件三截三色的绒线背心。他们这些人只有给小孩子打扮是舍得花钱的，给孩子们装扮得美丽而不合实际，如同人间一切希望一样地奢侈而美丽。 野地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远远地来了一个老头子，手挽着一只篮子，腰上系着一条打裥的青布围裙，那姿态很有一点姑娘气。他用细碎的步子在那羊肠小道上走着，扭扭捏捏的。他也来看汽车，惊异地微笑着，张着嘴。他的脸是清秀的小长脸。在那里站了半天，看得心满意足，终于不得不走了。他在那蜿蜒的小路上摇摇摆摆走着，仿佛应当有小缕的音乐像蝴蝶似地在他的裙幅间缭绕不绝。走着走着，他忽然转过整个的上身，再向汽车看了一眼，他的面部表情原来一点也没有改变，仍旧是惊异的微笑。然后又走了。走走，又回身看了看汽车——仍旧张着嘴，张大了眼睛微笑着。 汽车老是修不好，车夫把我的座位上的木板打开，拿下面的修理器械。我被撵下车来，便走到前面的一座桥上散步。极大的青石桥，头上的天阴阴地合下来，天色是鸭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来了，毛毛雨，有一下没一下地舐着这世界。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是《红楼梦》那样一部大书就要完了的时候，重到“太虚幻境。”我一步步走到桥心，回来看看汽车还在修，只得再往那边走过去。这桥上铺的石板，质地都很坚实，看得出来是古物。石阑干便已经经过修理了，新补上去的部分是灰白色的，看上去粗劣单薄，嵌在那里就像假牙一样。 [book_title]十二 在一家茶馆里等着上公共汽车，用白磁描金的高高的漱盂喝茶。这家茶馆里也可以吃饭的，我们每人吃了碗面，闵先生看着价目单，笑道：“我们越吃越便宜了！”——好像我们的旅行是一路吃过去的，如同春蚕食叶。 隔壁的一张桌子上有三个流亡学生在那里吃面。内中有一个矮个子的，穿着絮棉花的灰布军装大衣，污旧的黑绒翻领；耳后的头发留得很长的没剪，一脸黄油，阔脸大嘴，鼻孔朝天，小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他吃完了抹抹嘴，那神气非常老练，可以料想到他给起小账来一定不多不少，使堂倌不会向他道谢，然而也无话可说。 他只管向我们这边桌上打量着，闵先生和他的舅子出去张罗行李去了，他便搭讪着问我们是到哪里去的，闵太太只含糊地答了一声“×城，”这人自言自语地计算着里程，道：“到×城……从这里走是绕了路了！……我们是到××。这回我是兜了个大圈子，从上海跑了来。”他有个同伴问他“上海的电影票现在是什么价钱？”他说：“八百块。你不要说——也要这个价钱的！单是那弹簧椅子就值！你在重庆，在昆明，三十块，四十块看一场电影的也有，那椅子你去坐个几个钟头看！——两样的哟！”他的两个同伴吃完了面，从小藤箱里取出扑克牌，三人玩起牌来。怎么这样地面目可憎呢？我想。学生们一旦革除了少爷习气，在流浪中吃点苦，就会变得像这样？是一个动乱时期的产物吧，这样的青年。他们将来的出路是在中国的地面上么？简直叫人担忧。 茶馆里的老板代办车票，忙出忙进，他是大个子，长脸大嘴，相貌狰狞，向客人们吃力地媚笑着，叫他们放心，一切都在他身上。最后，把客人与他们的行李全都送进公共汽车了，他立在车窗外面等着，收领票钱茶钱面钱赏钱这笔笼统的款子。千钧一发，公共汽车嗡嗡地响着，马上就要开了。他这时候突然沉下脸来，一双小眼睛目光炯炯注视着人家手里，全靠他的意志力来控制着车窗里的客人。这事情真难——人已经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了。他一个个地分别向他们报账，收钱，车就要开了，就要开了。……他是比外国的首相更是生活在不断的危局中的，他也不得心脏病或神经衰弱症。 车上来了个漂亮的女郎，长身玉立，俊秀的短短的脸，新烫了一头细碎的鬈发，穿着件苹果绿薄呢短大衣。正因为她不太时髦，倒越发像个月份牌美女，粉白脂红，如花似玉。她拎着个小皮箱，大概总是从城里什么女学校里放假回家，那情形很像是王小逸的小说的第一回。她找了个座位坐下，时而将一方花纱小手帕掩住鼻子，有时候就光是把手帕在鼻子的四周小心地揿两揿。一部“社会奇情香艳长篇”随时就可以开始了。 闵太太很注意她的头发，因为闵太太自己虽然总是咬紧牙关说不要烫，其实也还是在考虑的过程中。见到那女人新烫的头发，有点触目惊心，她低低地叫了闵先生一声道：“阿玉哥！烫了头发难看死了呵？”闵先生当时没说什么，隔了许多日子之后，有一天闵太太和我又提起这公共汽车上的倩女，大家都印象很深。闵先生却批评说：“嘴唇太薄了，也太阔。下巴也太方。”我很诧异地说：“你简直没大朝她看嚜，倒观察得这样仔细，我真是佩服。”闵先生笑道：“不，哪里！我想……大约因为是男人看女人的缘故吧？” 半路上据说有一个地方是有著名的饼的。公共汽车一停下，我们就扒在窗口看，果然有卖点心的，是一种半寸高的大圆盆子饼，比普通北方的烙饼还要大一圈，面皮软软地包着里面的咸菜碎肉。大家抢着买，吃了却说“上当上当！”除了咸之外毫无特点。闵太太掰了半个给怀中抱的小孩子玩，咸菜与肉钉子纷纷滚下来，落到我们膝上。公共汽车继续进行，肌肉“哆哆哆哆”颠动着，渐渐只觉得我们有一个尻骨，尻骨底下有一个铁硬的椅子。 本来已经挤得满坑满谷，又还挤上来一批农夫。原有的乘客都用嗔怪的眼光看着他们，他们也仿佛觉得很抱歉，都陪着笑脸，小心翼翼的。半路上，车厢里的空气突然恶化，看样子一定是他们这一群里有一个人放了屁。可是他们脸上都坦然。他们穿着厚墩墩的淡蓝布棉袍，扎着腰带，一个个都像是他们家里的女人给包扎的大包袱，自己知道里面绝对没有什么违禁品的。但实在臭得厉害。有一个小生意人点起一根香烟抽着，刺鼻的廉价纸烟，我对那一点飘过来的青烟简直感觉到依依不舍。 那些小生意人，学到城里人几分“司麦脱”的派头，穿着灰暗的条子充呢长衫，在香烟的雾里微笑着。他们尽管是本地人，却不是“属于土地”而是属于风尘的。 公共汽车的终点在××。到了这里，我们真是“深入内地”了吧？黄包车谷碌碌地在鹅卵石小衖堂里拖着，两边的高墙上露出窄窄的一道淡蓝的天，墙头上也偶然现出两棵桃树的枯枝。我到这地方来就像是回家来了，一切都很熟悉而又生疏，好像这凋敝的家里就只剩下后母与老仆，使人只感觉到惆怅而没有温情。 黄包车夫脚上穿着干干净净的黑布鞋白布袜，身上的棉袄棉袴也穿得齐齐整整的，如同大户人家的家丁。一提起“薛家”都笑嘻嘻地说“认得认得，”马上转弯抹角拉了去。来到薛家，一个丫头接了介绍信进去，等了一会，他们少爷出来了，是一个眯缝眼的小白脸，立在台阶上和闵先生客气了一番，说刚巧他们家小孩出疹子，怕要传染，还是住到县党部里去吧，县党部里他有熟人，绝对没问题的。 黄包车又把我们拉到县党部。这是个石库门房子。一跨进客堂门，迎面就设着一带柜台，柜台上物资堆积如山，木耳，粉丝，笋干，年糕，各自成为一个小丘。这小城，沉浸在那黄色的阳光里，孜孜地“居家过日子，”连政府到了这地方都只够忙着致力于“过日子”了，仿佛第一要紧是支撑这一份门户。一个小贩挑着一担豆付走进门来，大概是每天送来的。便有一个党部职员迎上前去，揭开抹布，露出那精巧的镶荷叶边的豆付，和小贩争多论少，双眉紧锁拿出一只小秤来秤。 柜台里面便是食堂，这房间很大。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点起了一盏汽油灯，影影绰绰照着东一张西一张许多朱漆圆桌面。墙壁上交叉地挂着党国旗，正中挂着总理遗像。那国旗是用大幅的手工纸糊的。将将就就，“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青色用紫来代替，大红也改用玫瑰红。灯光之下，娇艳异常，可是就像有一种善打小算盘的主妇的省钱的办法，有时候想入非非，使男人哭笑不得。 我们被安置在楼上临街的两间房里，男东女西，都有簇新的棉被与铺板。放下了行李，洗洗脸，下楼吃饭。菜烧得很入味，另有一只火锅子，说是薛家少爷叫菜馆子里给送来的。我们大家都喃喃地说这人真太客气了。有点恍恍惚惚地，在那妖艳的国旗下吃了一顿饭。 明天就是元宵节。今天晚上街上有舞狮子的，恰巧就在我们楼窗底下，我们伏在窗台上，看得非常清楚。一个卖艺的，手牵着两根线，两只手稍稍一上一下动着，就使那青绿色的狮子在三尺外跳跃着，扑到一只灯火通明的白纸描花亭子里去，追逐一只彩球。那球一弹弹了开去，狮子便也蹦回来了。再接再厉，但一次次总是扑了个空，好似水中捉月一样地无望。大锣大鼓敲着：“斤——公——斤——公——”那流丽的舞，看着使人觉得连自己也七窍玲珑起来，连耳朵都会动了。……是中国人全民族的梦。唐宋的时候，外番进贡狮子，装在槛车里送到京城里来，一路上先让百姓们瞻仰到了，于是百姓们给自己制造了更可喜的狮子，更合理想的，每年新春在民间玩球跳舞给他们看，一直到如今。仍旧是五彩辉煌的梦，旧梦重温，往事如潮；街上也围上了一圈人，默默地看着。在那凄清的寒夜里，偶而有欢呼的声音，也像是从远处飘来的。 [book_title]十三 次日天明起身，薛先生自己没来送行，却把这里的饭钱替我们开销掉了，又给雇好了几辆独轮车。闵先生的舅子一定是觉得只有乡下女人回娘家才乘那种二把手的小车，他穿着一身雄纠纠的青年装，猴在上面太不是样，因此坚持着要另雇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不好拉的地方，他宁可跳下来自己走。 闵太太和我合坐一辆独轮车，身上垫着各人自己的棉被，两只脚毕直地伸出去老远，离地只有两三寸，可是永远碰不到那一望无际的苍黄的大地。那旷野里地方那么大，可是独轮车必须弯弯扭扭顺着一条蜿蜒的小道走，那条路也是它们自己磨出来的，仅仅是一道极微茫的白痕。车子一歪一歪用心地走它的路，把人肠子都呕断了，喉咙管痒梭梭地仿佛有个虫要顺着喉管爬到口边来了。闵太太忍不住问车夫：“你说到永嘉一共有多少路？”照车夫的算法，总比别人多些，他说：“八十里。”闵太太问：“现在走了有几里了？”车夫答道：“总有五里了。”过了半天她又问：“现在走了有多少里了？”车夫估计了一下，说：“五里。”闵太太闹了起来道：“怎么还是五里？先就说是五里……”车夫不作声了。 闵太太怀中抱着的小孩老是要把一只脚蹬到车轮里去。闵太太得要不停地把他的腿扳回来。他屡次被阻挠，便哭了起来。我说：“要不要让他头朝这边睡？或者我同你换一边？”闵太太说：“不行，还非得这样不可呢！不然我喂奶不方便，我一只手臂撑不开来。我的钮扣又在这边。”正说着，一个冷不防，小孩已经把脚插到车轮里去了，闵太太来不及地叫车子停下来，早已哭声大作。闵太太竭力替他揉着，不住口地哄着他：“看谁来了！快看，看那边王妈来了！王妈，快来抱维桢！”小孩还是哭，她连忙改口道：“呵，呵，呵！不要王妈抱！我们要外婆抱！外婆呢？——咦，这是什么？牛喏！快看——牯牛喏！”路上当真有几只水牛，也并不在那里吃草，只是凝立着，却把人不瞅不睬。那小孩含着晶莹的眼泪与鼻涕，向它们注视着。闵太太便用极柔媚的声调代他自我介绍道：“牛！我是维桢！”我觉得她这句话精彩极了，是一切童话的精髓。 遇到乡下人赶集，挑着担子，两头都是些箩筐，一头装着鸡鸭，一头装着个小孩，想必因为丢他在家里没有人看管，只好带他出来，他两手攀着竹筐的边缘，目光灼灼地望着我们。闵太太向我说：“你看那只羊的肚子！——给它塞了多少东西进去。”那小羊身子底下晃晃荡荡吊着个大石头似的肚子，然而还是跳跳纵纵的，十分愉快，好像上公园里玩似的。棕色的草屑上，朝露还没干。这旷野是很像冬天的公园。 太阳渐渐高了。我没想到冬天的太阳会那么辣。我没带伞，也没有草帽，只得仰起头，索性迎着太阳，希望它晒得匀一些，否则一定要晒成花脸。我闭上眼睛，一只手紧紧地攥住车轮边上的一只木杆，因为坐在上面老是滑溜滑溜地像要掉下来。两只脚虽然离地不到三寸，可是永远是悬空的。四面海阔天空，只有十万八千里外的一个灼热的铜盆大小的太阳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和我脸对脸，面红耳赤地遥遥相对。 坐久了，闵太太比我更吃力，她还抱着个孩子。看见那边来了个独轮车，车上把箱笼堆得老高的，一个男子抱膝坐在上面，非常舒服的样子，闵太太便道：“我们也应当像那样坐就好了。照那样，我们也要不了这么些车子。”她别过头去向那推着一车行李的车夫说道：“你看人家一辆车子有多么重！你这个多省力——还抱怨！”这车夫年纪只有十八九岁模样，细条条的身子，小长脸，狡黠的黑眼睛，浓眉毛。他的几个同伴都是老实人，只有他，处处抓尖，一会又要换个车子推，一会又要歇歇脚。他听了这话，只笑了笑，撇着闵太太的诸暨口音答道：“像那样是推不来的！”闵太太道：“那人家怎么推的？”他道：“他们那是木轮子，像我们这是橡皮轮子，压得太重了要别掉的！嗨！”正说着，又来了一辆堆积如山的独轮车，经闵太太指出，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在木制的车轮上面配了一圈橡皮。 我一直闭着眼睛，再一睁开眼睛，却已经走上半山里的一带堤岸，下面是冷艳的翠蓝的溪水，银光点点，在太阳底下流着。那种蓝真蓝得异样，只有在风景画片上看得到，我想像只有瑞士的雪山底下有这种蓝色的湖。湖是一大片的，而这是一条宛若游龙的河流。叫“丽水，”这名字取得真对。我自己对于游山玩水这些事是毫无兴趣的，但这地方的风景实在太好了，只要交通便利一点，真可以抢西湖的生意。当然这地方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与文学上太没有渊源了，缺少引证的乐趣，也许不能吸引游客。这条溪——简直不能想像可以在上面航行。并不是没有船。我也看见几只木排缓缓地顺流而下，撑篙的船夫的形体嵌在碧蓝的水面上，清晰异常。然而木排过去了以后，那无情的流水，它的回忆里又没有人了。那蓝色，中国人的磁器里没有这颜色，中国画里的“青绿山水”的青色比较深，《桃花源记》里的“青溪”又好像比较淡。在中国人的梦里它都不曾入梦来。它便这样冷冷地在中国之外流着。 那滑头的车夫唱唱喓喓地走在我们前面，他穿着短袖汗衫，袴带里掖着一条粉红条子的毛巾，直柳柳的腰肢左右摇摆着。他唱的那种小调，永远只有那么一句，那调子听上去像银链子的一环，像一个８字，回环如意。路远山遥，烈日下的歌声明亮而又悲哀。 独轮车在黄土道上走着，紧挨着右首几丈高的淡紫色的岩石，石头缝里生出丛树与长草。连台本戏里常常有这样的一幕布景的，这岩石非常像旧式舞台上的“硬片——”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有一处山石上刻着三个大字，不记得是个什么地名了，反正是更使人觉到这地方的戏剧性，仿佛应当有些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唱戏的，在这里狭路相逢，一场恶斗，或者是“小团圆，”骨肉巧遇，一同上山落草。 那滑头的车夫这时候又换过来推我们的一辆车。他一个不小心，一只车杠脱了手，独轮车往右一歪，把我抛出去多远。我两只手撑在地上，赶紧爬了起来，扑了扑身上的灰。我觉得我如果发脾气骂人，徒然把自己显得很可笑，而且言语不通，要骂也无从骂起。闵先生夫妇倒着实吃了一惊，闵先生在后面赶上来问：“跌痛了没有？”我只得笑着说：“还好，不痛。”闵先生申斥了那车夫几句，我向闵太太道：“还幸而是我这边，要是往那边跌下去，那可不得了。你还抱着个孩子，掉到水里去怎么办？”闵太太也觉得胆寒，再三告诫车夫，那车夫笑嘻嘻地兀自嘟囔着：“我不过抬起手来擦了擦汗……”闵太太恨道：“他还说他不过擦了擦汗！”因向他大声道：“你就是不可以擦汗的！晓得吗？” 独轮车一步一扭，像个小脚妇人似的，扶墙摸壁在那奇丽的山水之间走了一整天。我对风景本来就没有多大胃口，我想着：“这下子真是看够了，看伤了！” 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一个小县城。进城的时候，可以分明地觉得“人烟”渐渐稠密起来，使人感到亲切。此地的房屋都是黑苍苍的，烂泥堆成的。小屋旁边有猪圈，闵太太对于猪只很是内行，因为她婆家那边是猪肉特别好的地方，举国闻名的。她很感兴趣地观察着，说：“这里的猪倒是肥！房子蹩脚的！”一排小店，都只有一间黑色的烂泥房子，前面完全敞着，里面黑洞洞的，而且湿阴阴的如同雨后。一个皮匠掇只板凳坐在门首借着天光做工，门板上挂着一盏花灯，就在他头上。一朵淡红色的大花，花背后附着一个球形的灯笼壳子，还没点上火。那灯笼太大太累赘了，看上去使人起反感，就像有一种飞蛾，在美丽的双翅之间夹着个大肚子。家家门上都挂着一盏灯，多数是龙灯——龙身的一部分，二尺来长的一段，木强地弯曲着，倒像一撅一撅炸僵了的鳝鱼。闵太太见了便道：“这地方的龙灯太蹩脚了！”她又回过头去甜蜜地微笑着向闵先生叫道：“阿玉哥！今天是元宵节呢！” 今天是元宵，那伛偻着坐在门口做工的，等一会还要去耍龙灯，尽他的公民的责任。如同《仲夏夜之梦》里的希腊市民。真是看不出，这黑眉乌眼的小城倒是个有古风的好地方。 闵先生找到的一家旅馆，倒是堂皇得出人意料之外。是个半洋式的大房子，坐落在水滨。走进去，有一间极大的客室，花砖铺地，屏条字画，天然几，一应俱全。有一桌人在那里吃饭，也不像是客人，也不像是旅馆业的人，七七八八，有老婆子，有喂奶的妇人，穿短打的男人，围着个圆桌坐着，在油灯的光与影里，一个个都像凶神似的，面目狰狞。缺乏了解真是可怕的事，可以使最普通的人变成恶魔。 楼上除了住房之外还有许多奇异的平台，高高下下有好些个，灰绿色水门汀砌的方方的一块，洋台与洋台之间搭着虚活活的踏板。从那平台上望下去，是那灰色的异乡；浑厚的地面，寒烟中还没有几点灯火。 店小二拿着一盏油灯带路，来到我们的房间里。那油灯和江南的大有分别，是一个小小的木筒，上面伸出个黑铁的小尖嘴，嘴里一汪油，浸着两根灯芯。闵太太见了笑道：“阿玉哥！他们这种（原稿至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