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人民的心
[book_author]杨朔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26593
[book_dec]收录了杨朔先生自 1926 年以来创作的 42 篇散文，包括《雪浪花》《荔枝蜜》《樱花雨》《香山红叶》《泰山极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铁骑兵》等名篇，编者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以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作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优长，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结构精巧，语言清新凝练，时代气息浓郁。 《中国人民的心》语言凝练、结构精巧、寓意深刻、耐人寻味。该书通过一篇篇妙趣横生、引入入胜的故事，从正面和反面诠释了何为中国人民的心。
[book_img]Z_13600.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国人民的心
征尘
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敲过几家店门，房间全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临时完全变成了军营。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的表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觉得自己装模作样怪可笑的，因为我根本不是善于夜行的人，能够从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浅。没有一丝儿风，然而冷得出奇，远近的鸡叫也似乎掺进一点荒寒的意味。多谢鸡的报告，我知道黎明是离我不远了。
当我第二次转来，车站更加冷静。十来个候车的旅客坐在各自的行李上，抄着手，缩着头颈，疲倦地打着呵欠。电灯，因着电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黄澄澄的光线，很像在无叶的树梢僵卧着的月亮。其实月亮已经残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颗虫蚀而腐烂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车聚集在站外。车夫们围着一架卖甜酒的担子，蹲着，抽着旱烟。他们是在趋就炉眼的蓝色的火苗，没有人肯花两枚铜板喝这么一碗。
我还在踌躇是不是应该立刻进城，一个车夫走近我，双手抱着鞭子说：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进城。现在城门能不能开？”
“还得一歇哪。你不如先到栈房歇歇脚，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点迟疑，指一指前边的苍灰的夜色说：“那儿就有小店，我带你去。”
这样善良的农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时常可以遇见。他们总是那样率真，质朴，存着点古代游侠的豪爽的味儿。
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车夫拍着板门喊道：
“赵大哥，赵大哥，有客人来啦。”
火光一闪，小小的纸窗映上浅黄的灯影。一个带痰的嗓音在里面含糊地答应着，过后，有人趿着鞋走来打开门。
穿过一间漆黑的小屋，我踏进另外一间，壁上挂的油灯袅着青烟，两张跛脚的八仙桌子摆在地上。这其实是家小饭馆，外间是炉灶，这儿卖座，还有个里间，黑得像洞，从内里飘出一个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声音。
开门的堂倌掩着怀，揉着眵眼，把外间的灯火也点上。
车夫同赵大哥招呼几句，钻出黑洞对我说：
“一会儿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爱吃东西就吃点馍啦、面啦，爱睡觉里边有铺，天亮我来接你。”
我倒真想睡觉。一夜火车，仅仅打了几个盹，眼皮沉重得撑不开。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来。短短的间隔，外边忽然变天了。北风打着呼哨，像是大伙的马队，飞快地驰过原野。尘土被卷到半空，又洒到窗上，沙，沙，一阵松，一阵紧。不知几时，屋里来了两位新客，占据着另外一张桌子，每人眼前放着一只酒盅，一双木筷。他们木然地静默着，如同堆在墙根的皮箱和网篮（他们的行李）一样的静默。我移动板凳，坐到炭盆前，两脚踩着盆边，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飞舞着。“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团肥大的影子摆动在墙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始同我攀谈。但是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滚圆的鼻头。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那肥胖的商人觉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说：“他是个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从哪儿来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个好地方。我在汉口做买卖……别客气啦，这个年月，混口饭吃就知足了，哪有财发？”
铁勺子敲在锅沿上乱响。堂倌从外间端进两盘菜——葱爆羊肉和炒肉丝——连同一壶汾酒，一起摆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点吧，不要客气。”胖子谦让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
堂倌打来一盆热水，白毛巾早变成了深灰色。我拧一把手巾，轻轻擦着脸，几点水珠溅到炭盆里，木炭咝咝地叫起来。
“火，火！”痴子的眼睛充满恐怖，从炭盆移到我的脸上。我是怎样惊扰了他呢！
“老实点！”其实不用胖子威吓，痴子也会自动地平静下来。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里斟满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并不理会胖子的一再诱劝：“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点饭，我们就雇脚回家。你妈妈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烦的表情挂在胖家伙的厚脸上。他摇摇头，啧啧了两声，意思是说毫无办法。
“他是怎么痴的？”我猜想其间一定藏着一个谜。
“唉，这个人心眼儿太窄，遇事想不开。”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随着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又飞进菜盘里。“他原先在上海做买卖，后来打仗，统统烧光了！这件事落到我们明白人身上，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他太看不开，整天坐着发愁，日子多了，就变成这个痴样子！嗳，我们是乡亲，还沾着点亲戚，旁人把他带到汉口交给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没办法，只有送他回家，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问道：“你府上是哪里？”
胖子说：“好说，小地方浮山，还得从临汾起早走，天一亮我们就得找大车。”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灯，屋里人的眉目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天阴着。北风吹来远处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
胖子忽然不安地说：“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这个脑满肠肥的市侩忽然引起我极大的憎恶，我是在故意同他捣乱：
“谁知道呢？前线又开火了，你怎么敢回来？”
“我特意回来搬家眷，”他忘记方才说是送痴子了。“就是房子和地没有办法。他们说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来推去，早知道打仗，我们盖房子真应该安上车轮。”他为自己高明的诙谐而裂开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门口走进一个穿短棉袄的中年汉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认识他：
“是你送我来的吧？”
“对，对，城门开了，可以走啦。”
我推开剩余的半碗烩馍。大概因为过分的陈旧，馍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大哥——饭馆掌柜的兼厨师，抢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车。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风占领着。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我的眼眶、鼻孔，埋藏着许多的细尘。我闭紧嘴，风却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
“Ja！Ja！”车夫用一方蓝布包着嘴脸，齐到眼下。不管他怎样挥动皮鞭，车子仍然蜗牛似的向前爬行。
尘头回旋着、滚转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这是战场，弥漫着枪炮的硝烟；我几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对的，那儿不正有大队的行军战士吗？他们从我相对的方向走来，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车夫暂时把牛车停在路旁，侧着头，对我大声喊道：
“这又是往北开的，都是八路军。”
队伍通过我们身旁，长长的一列，最后是辎重队。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显得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
这儿离临汾车站足有一里多路，那里停着北上的兵车。距离虽然很短，然而这是多么艰苦的行军啊。
车夫跳下车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声说：
“我不拉你啦，先生。”
“为什么？”
“我得帮他们送送东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蹒跚的辎重队。“你爱给钱就给几个，不给就算了。”
只是一秒钟的犹豫，我便立在黄土松厚的地面上。我掏出两角钱递给他，不知应该说什么。
假如习惯允许的话，我真想拥抱他。我到底记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还不认识进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没有多远啦。”说着，车夫拉着牛车追上军队的尾巴。一阵风，一阵土，等我再勉强睁开眼，前面是一片滚滚的黄尘，我似乎跌进上古的洪荒时代。
我又孤独了，然而并不焦烦。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
雪浪花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靠岸的渔船上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得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吗？”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哎，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像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渔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分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地说：“你有七十了吗？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哎，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臂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臂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臂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了。”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像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老泰山说得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得闭不拢嘴。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这回倒省事，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点脚钱。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红胡子！红胡子！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得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通通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中国人民的心
已经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爬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的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
“你知道吗？今天傍晚在安州车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我去看那位烈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夜里睡觉，浑身刺得又痒又痛。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绍英。这个妻子可不像早些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过几天绍英回信了，写得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支钢笔。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最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嚷道：“‘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得着！”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战线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挖战壕磨得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他这人话语多得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有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惹得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巴，一肚子话，都憋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吗？”
史元厚会笑着回答说：“谁说不穿？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的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家。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他想象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还有他的爱人绍英，怎么也没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谁把我造就得像个人了？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蔫，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你是怎么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转眼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起了雪花。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有一个蒙古族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叫龙潭岭。岭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叫龙潭池，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个阴化天，黄昏时候，慰问团的同志将要到别处去了。警卫战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营车，打算回本连去。有人见史元厚没下来，喊了他一声，大家就先走了。走了很远，才见史元厚提着枪走下车，神情有点发闷，对着慰问团露出恋恋不舍地样子。都是重感情的人，这一分手，不知哪天才能再见到祖国的亲人，谁能不留恋呢？
先走的战士走出多远，背后忽然有人追上来喊：“你们一位同志掉到水里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见那龙潭池塌了一大块冰，岸上丢着史元厚的枪，史元厚的衣服，人却不见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水边上，浑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声。
原来这个小孩刚才蹲在爬犁上滑冰，说声不好，一下子陷下去。他的两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颈子，眼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来。
一个志愿军飞跑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史元厚同志。他扔下枪，脱了衣服，几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轰隆一声，冰又塌了，两个人都落到水里去。只见史元厚在水里钻了钻，露出头来，双手托着那个小孩，一转眼又沉下去。他又钻上来，又沉下去。第三次钻上来时，他用尽力气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却沉了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战士们把他从水里抱上来时，他的脸青了，胸口凉了。他已经用他整个生命做完他应当做的事，离开我们悄悄走了。他临死会想到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到党？想到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得也很简单。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难道说奇怪吗？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个小孩。小孩叫赵元弘，住在龙潭岭背后，村名是三龙里。爹原是劳动党员，一九五〇年秋天敌人进攻朝鲜北半部时，把他爹抓去杀了。后来他母亲也炸死了，赵元弘便靠伯父收养着。赵元弘拖着志愿军的大鞋，戴着志愿军的棉手套，见了我们一句话不说，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他伯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昨晚上难过得一夜没睡好，脸色显得很愁苦。一见到我们，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颤颤，眼里含着泪。好半天擦了擦泪，指着小孩，颤着音说：“都是为这个孩子，一个志愿军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谁又能忘得了呢？朝鲜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礼，把烈士的遗体葬到龙潭岭上。岭下临着龙潭池，史元厚就是在这儿把他的生命最后献给了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又把龙潭岭改叫作“史元厚岭”，龙潭池叫“史元厚池”。千秋万代，望见这片山，这片水，朝鲜的子孙就会想起这个人来。史元厚是个战士，临下葬，朝天放了几排枪，这是一个战士应得的尊荣。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心。
木棉花
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轻细的毂纱已经披上仕女高贵的躯体，而苦力们赤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推，在拉，在掮，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这使过路的仕女们蹙紧眉，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要不然，她们准会晕过去！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车仔、汽车……他们显得很呆滞，机械地挥动着手臂，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但它低垂着头，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街头流着人潮；茶馆里叫嚣着食客；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富佬们惬意地吃着雪糕，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侧起耳朵听一听。
飞机的翅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高射炮的声音是急剧而响亮的，这同低哑而窒闷的炸弹画成了截然不同的音符。
广州市民对于空袭所以那样不在意，当然是从经验中生出宽大的胆量，而同时，每天空袭的次数如此频繁，如果警报一来，市民便藏躲起来，那么全市的脉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动了。其实，炸弹的破坏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袭刚过，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纪念塔，纵眺着烟瘴漠漠的整个广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几处地方，简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几点泡沫，多么细小而可怜呵！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
广九路被炸了，我当天去香港的计划因而受到阻挠，这使我烦躁。
旅馆的客厅很凉爽，电灯投下浅蓝而柔和的光线，一个宁静的黄昏。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谈。他是浙江人，对于这边的情形却很熟悉。他的嗓音高朗而圆润，语气也有动人的顿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话：战争可以消灭所有内部的腐化分子。我能够给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证——请看粤汉铁路！”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门前一点，加强自己谈话的语气。
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的话。我不过是说这次民族自卫战争很像一块试金石，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加速割除溃烂的疽疮。然而假使医生刚才操起刀子，还不曾施行完毕割治的手术，你就希望全身的疽疮一齐即时痊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
可是他的话已经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听听他所举的反证，因而不愿意打断他的话头。“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他似乎是在做文章，每个字都极费斟酌。“它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畅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地腐烂着——我这儿所说的腐烂是指的营私舞弊！”
“舞弊的方法很多，现在我们只谈‘卖车皮’。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像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车站方面一瞧这是笔好买卖，所以每辆车皮都被看成奇货，哪家商店出的贿赂多就先给哪家运货。久而久之，‘卖车皮’成了车站人员公开的‘外快’，如果商店不花运动费，他的货物便一辈子也运不走！”“谁得这些运动费呢？”
“当然是车站职员大家分啦。通同作弊，谁也不告发谁！”
他把两手一张，愤愤地加添说：
“你看，前线打得多急，后方还是乌烟瘴气！战争对于没有人心的坏家伙似乎一点不起什么作用！”
我并不怀疑他的话，但我不同意他悲观的结论。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我的信念是像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美丽。我掏出口袋里珍藏着的一朵，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来的。它红得像是一团火。
第二天，广九路通车了。傍晚才开驶，白天恐怕遭受空袭。
旅客多得可以叠成山，堆成垛，如果车厢不坚牢，一定会被挤得粉碎。
他们大部分是难民，高等难民！他们有钱，要命，逃避现实，逃避战争，然而在内地再没有一寸平静的土地了，哪儿是天堂？
香港，这个美丽的海岛，暂时还是平静的，因此便成为富人的桃花源了。那儿有香，有色，有幸福，有享乐，而招引他们的最大的饼饵却是大英帝国的旗子，那面有着中国舞台上花脸一样斑斓纹理的旗帜！
旅客们剥着蜜柑，吃着牛肉干，互相兴奋地谈笑着。西装男子翻开英文报纸，眼睛却望着一些穿长衫的客人，似乎在说：
“英文都不懂，你们配到香港吗？”
一个讨厌的消息忽然传开来。车厢里，千百只嘴金头苍蝇似的嗡嗡着：
“怎么，还要换车吗？”
“在哪儿？”
“石滩！”
火车开到石滩，已经是黑夜了。这里有一座桥昨天炸坏，还不曾修理完好。广州和九龙对开的火车必须停在桥的两端，等两方面的旅客互相换完车后，火车便各自驶回原站。
这是一段长长的路，旅客须得提着行囊，走过破损的桥梁，才能跳上对岸那辆火车。
夜很黑，虽然铁道两旁树木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挂一盏灯，这并不能给予乘客多大的帮助。
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在人群里，脚下的碎石块时时会把我绊一个踉跄。人们争着向前抢，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挤做一堆，搅成一团，反而半步也迈不动。
“下边走，下边走……”
我随着一部分乘客冲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带水边向前奔走。路是又黑又泞，随时都有跌进水塘的可能。
“上边走，上边走……”
怎么回事呀？原来已经来到木桥，于是大家又争着往上爬。爬呀，爬呀，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滚下来，后边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块砌成，石缝生着青草，浓重的夜露把草叶都濡湿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两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队的旅客已经不见了。
落后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前奔跑，害怕耽误火车。跑过木桥，追上大队，我的衬衫早被汗水湿透。
忽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冲锋呵！
一团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塞满每个车门，没有头，没有脑。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随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滚。
只一跳，我仿佛跌进急转的漩涡，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凭人潮的振动而忽东忽西。
可是我抓住铁栏了，蹬上梯级了，攀上火车了，终于挤进散布着汗臭的车厢。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经渗入我的睫毛。
人们从过度的紧张跌入疲倦。大家坐着，站着，肉贴着肉，谁都不说一句话。
而脚下，车轮飞快地碾动着，驶过石龙……平湖……粉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九龙。
“进入英国管地了！”谁在快意地舒一口气。许多张脸立时转向车窗。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风吹送着潮湿的青草气息飘进车厢，这里暂时还是“自由”的天地。
抛在他们身后的是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现实！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吗？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询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吗？——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店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到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地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
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地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士兵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最好早早回客栈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昨日的临汾
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波动着。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烦地向车夫说：
“城门能开吗？”
“差不多啦。”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渡，进逼潼关天险。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在风陵渡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他曾经对我叹息说：
“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
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踯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因着前线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吗？”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经过守门士兵的几句盘查，牛车赶进城里，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从标语下，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保卫祖国的战士被急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热闹，紧迫。行人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造成临汾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张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无耻地蠕动着。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实：
是旧历元宵的夜晚，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举行一次提灯大会，游行，喊口号，宣传。队伍像是一条龙，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群众的情绪，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啪啪……
队伍紊乱了，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
“打倒汉奸！”
因着混乱的状态，汉奸并不曾捉住，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别大。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时刻都在消灭他们。因此，我曾经亲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乡公所的领导，农民们有一次隆重地举行春耕运动大会。因为有事住在这个小村里，而且想看看农民的集体活动，我也跑到乡公所。
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锣鼓的闹人声响，从人堆里传出来，每个农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色彩。乡公所的墙边摆满了三角形的大旗，红的，蓝的，紫的……孩子们在绕着旗杆互相追逐。我在人丛里挤了一会儿，走到乡公所办公室的窗外，那儿晒着许多椭圆形的蓝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写着：“抗日军人家属光荣”。
这当儿，一位穿着黄布制服的中年男子从房里走出来，含着笑向我打个招呼，而且回答我的问话说：
“我们村里已经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谁家有当兵的，就在他们门上钉一块——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军政治部。春耕大会几时开呢？”
“人到齐了，现在就要游行，下半天才开会演戏。”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装，那并不是八路军一律穿的灰色军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么玩意儿。
“好的，午后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我向他点点头，在农民们惶惑的目光下走出乡公所。
刚走了不远的路，后边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请等一等。”
来人左臂上绾的一块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八路军的人员。他一开口就说：
“请别生气，乡下人看见您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汉奸？”
“哈哈，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心细，所以找我同你谈谈。”
我把身边带的证明书给他看过，彼此笑着走开。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众，这样有组织，这样富有政治警觉性，我不能不高兴。
离开临汾不久，敌人便逼近这座古城，在汾河上扬起险恶的风涛。虽然他们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民众。瞧吧，在吕梁山，在石楼山，在姑射山，我们将有广大的游击战展开。我们不怕任何利器，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火热的心脏上！
铁骑兵
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就在一个落雪的夜晚，一连活动在左云附近的八路军骑兵冒着风雪，朝南转移，想转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休息些时候。通过一条公路时，不想日本兵得到汉奸的报告，忽然开来几辆装甲车，把队伍切断，打起机关枪来。
隔断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他们想冲过来，可是敌人火力太紧，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
星群脱离轨道，一定要陨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班长是个矮汉子，左脸腮有一条刀伤，弯弯的，像是月牙。他带着这一班人十分巧妙地甩开了追击的敌人，东冲西撞，想再追上大队。不巧敌人这时开始了秋季“扫荡”，到处出动，他们只好朝北开去，接连十几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这天晚上，他们跑到二更天，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正想寻个宿营地睡觉，班长忽然听见远远地有一片吵叫声，再仔细一听，才辨出是河水的声音。
他们来到河边，星光底下，看见河面不过半里来宽，隔河有几点火光，像是村落。班长毫不迟疑，第一个鞭着马走下河去，其余的骑兵也跟了下去。夜不十分冷，河水没冻，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后没到了马肚子。
班长心里想：“这是什么河，好深！”就勒转马头，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他们便顺着另一条路，跑到半夜，不见人家，最后爬上一个山头。在山顶上，他们全都惊住了。原来山下模模糊糊地显出一座城，到处亮着电灯，好像星星。
班长的脸颊抽动着，月牙形的刀伤也像活了似的动起来。嘴里骂道：“龟儿子！咱们闯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敌人的地方。他灵机一动，吩咐骑兵朝着城里放了一排马枪。这一下子不要紧，竟惹起城里的骚乱，步枪、机关枪、掷弹筒、过山炮，一时从城里响起来，乱放一顿。骑兵们却悄悄地退下山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鸡叫时，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村子，敲开庄户人家的门，不弄饭吃，也不要睡觉，开口先问：“老乡，你们这里是什么地界？”
农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说：“这是包头啊。围城就在那边山脚下……听听，炮响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捣什么鬼？”
骑兵们都不觉呀了一声，紧接着又问：“那么前边是什么河？”老乡说：“是黄河，水才急呢，一根鹅毛掉下去，也会旋到水底下去。”骑兵们一齐惊得瞪着眼，随后不觉大笑起来。第二天，包头的百姓纷纷传说八路军有一团人来攻城，差一点把城攻破。城里的日本兵大半调到雁北进行“扫荡”去了，竟以为八路军转到外线，要捣毁他们的老巢，吓得急忙退回包头，“扫荡”便停止了。十天以后，那班骑兵也平平安安地转回根据地，寻到了大队。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我刚从朝鲜回来。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还记得回来时刚过鸭绿江那天，我一大早跳上火车，扑着祖国的心窝奔去。同车的有位志愿军指挥员，鬓角上露着星星点点的白头发，他离开祖国有两年多了。我们尽对面坐着，谁都不言语，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窗外飘过去祖国的天，祖国的山，祖国漠漠无边的田野。火车开到本溪，窗外闪出庞大的烟筒，远近是许多复杂的工厂建筑。那位指挥员眼里露出又惊又喜的光芒，悄悄喊：“我就是想看看这些呀！”
我见到祖国人民的大建设，闻到祖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气息，我的心却飞到朝鲜——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志愿军。就在这一刻，那千千万万好同志啊，在风里，在雪里，在坑道里，在废墟上……正用他们无比的英雄气概，清除着那些破坏人类生活的暴徒。没有他们，怎么能有今天的祖国？他们是在战斗，也是在建设——他们是用整个身子，整个生命，给祖国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给人类的未来铺下和平的大道。
他们是真懂得生活啊。那时候我还在前线，有一天，我到一个高射炮连队去。连队扎在山头上，战士们都住在临时新挖的掩蔽部里。掩蔽部又阴冷，又潮湿。脚下一踩一咕哧水，但是收拾得整齐的很：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空罐头盒里插满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摆着一排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律是颜色鲜明的花布被。这些被子不是公家发的，是战士节省下自己有限的一点津贴费，托人从祖国买来的。这还不算新奇，还有更新奇的呢。就在这个阵地上，在一门大炮前，我发现一丛叫不上名的野花，红艳艳的，怪好看的。不知谁怕霜打了它，特意用松枝细心细意搭了座小棚，遮着这丛红花。这丛红花不是移来的，从根起就长在那儿。战士们挖阵地，安大炮，后来也不知用这门炮和敌人打了多少仗，始终也舍不得损坏这棵花，一直保存下来。
不要笑我们志愿军太孩子气了吧，我懂得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心。那些心是又朴素，又善良，又单纯。他们过的是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他们却有着高贵的理想，热烈的愿望，渴望着把生活建设得更美好。那些花布被，那丛红花，就说明了他们对生活的愿望啊。要不是这种热烈的愿望，他们怎么能献出自己，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祖国，保卫人类的生活呢？在这个连队里，我就见到这样的高射炮手。这个炮手有一回跟空中敌人作战，阵地上打得烟雾弥漫，灰土罩严了，什么都看不见。耳朵边上忽然听见唰一下，炸弹从头顶落下来了，他在心里叫起来：“可别落到炮上呀！”身子急忙往前扑，一扑扑到瞄准镜上。炸弹就落到阵地前面，尘土爆起多高，炮也不响了。指导员冒着烟土跑上去一看，气浪把两个人吹下炮来，那个炮手伏在瞄准镜上，后背血淋淋的，人也昏了。指导员要去抱他，他一下子醒过来，甩着手叫：“放！放！放！”坐到炮位上又打起来。
看看这个好同志！事后他对人说：“我伤了不要紧，镜子伤了，就不能瞄准打敌人了。”当天他带着伤，就用这门炮打掉一架敌机。
这个同志姓曹。可是知不知道他的姓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志愿军里，上千上万，到处都是。
提起汽车司机马连昆，我不能不怀着特别的敬意。这个英雄在前线上开着车，牵引着大炮转来转去，重重地打击着敌人。有一天晚上，他又拉着炮往前走，路上通过几道照明弹封锁区，不料叫敌人炸了。马连昆崩的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一醒就问：“咱们的车还有吗？”同志们告诉他还有。
他说：“只要有车，我们的炮就能转到阵地上！”说完话，痛得牙咬的咯崩咯崩响，却不喊不叫。一会儿又说：“我已经不行了，同志们不用留恋我，赶紧把炮拉走吧！”又喊：“毛主席万岁！志愿军万岁！”言语就不清了。
我们有这样的汽车司机，也有这样的火车司机。记得是一次很急的任务，天落霜了，前线紧等着要一列车被服。一个年轻的司机连夜拉着被服往前线送，天亮前后叫敌机发现了，叮住就不撒嘴。敌人左一梭子机关炮弹，右一梭子机关炮弹，打得火车前后左右爆起一溜一溜的火光。
那司机正在要求入党，对司炉喊道：“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冲着前面一路飞跑。一转眼天就明了。附近的朝鲜老乡听见火车咯噔咯噔这个响啊，打开窗门一看，大吃一惊，都跑了出来。早晨的雾散了，田野里漫着层白霜。只见地面跑着列火车，天空追着架飞机。飞机打一个盘旋，又一个盘旋，对着火车连扫带射，那火车却不理，咕咕咕咕，只管往前冲。老乡们看痴了，也忘了隐蔽，都鼓起掌来，大声喊道：“哎呀，开车的志愿军真勇敢！”是勇敢。那司机就是这样一直把火车开进大山洞去，安安全全藏好，松了口气，慢慢走到洞口，探着头望了望天：那架敌机不死心，还在转呢。
那司机望着飞机大声笑着说：“劳你驾，一直送到家门口！”
这司机是谁，我想也没有提名道姓的必要。难道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是个别的吗？不过有个青年战士，直到现在我还懊悔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一闭眼，我就想起他的样子：方方的脸，弯弯的眼睛，见人就一笑，显得又平静，又温和，又有毅力。我见到他，完全是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候三次战役刚结束，我有事往汉城去，走了一宿，天傍亮在一家朝鲜老百姓屋里找到个宿处。院里放着几副担架，抬担架的是些东北来的民工，正在小休息。当中一个民工年纪大点，特别爱说话，眉飞色舞地谈着前线的情形。
那民工说：“仗打得可好啦！咱不知道，怎么这些同志就像是天神下界，简直天下无敌！”接着长篇大套地说起来了。他说有个战士，也就是二十岁左右，从平壤追击敌人时，脚后跟冻烂了。用布包着，走起来一瘸一瘸的，谁见了都心痛。指导员想叫他留在后边，那年轻人说：“指导员放心吧，我掉不了队。掉队还叫个志愿军啦！”人家孩子就不掉队，爬大山，走雪路，脚肿得穿不上鞋，用烂棉花包扎着，谁痛谁知道，可是人家就不掉队。
打汉城外围议政府时，那青年在火箭筒排里，背着炮弹跟班长到公路旁边去打坦克。敌人的重坦克有好几辆，呼隆呼隆冲上来了。射手开了两炮，打坏头一辆，第二辆坦克又绕上来，想必是发现了我们的火箭筒阵地，冲着我们直打机枪。射手倒了，班长也挂了花。那青年赶紧接手去打火箭筒，可是先前没使过，连打几发炮弹，一发也没打中，坦克倒迎面冲上来了，眼看着要压到他的头顶上。
那青年想要再打，谁知炮弹没了。他喊了声：“为了祖国！……”迎着坦克站起身子，一甩手撇出颗手雷去。坦克冒了黑烟，他人也倒了……
我听那上年纪的民工讲到这儿，从心里觉得可惜，哎呀一声问道：“他人也牺牲了吧？”那民工笑笑说：“牺牲？这样的人还能牺牲！”又用烟袋锅一指担架说：“那不是躺在那儿。”这老汉真会弄玄虚，原来谈论的就是他抬的伤号。我很想看看那青年，那民工却把自己的老羊皮袄盖在伤员头上，盖得严严实实，不漏一点风。我掀开老羊皮袄，那青年冲着我笑了笑，虽说受了伤，脸色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开朗。我刚想和他谈几句话，问问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来：“你这个同志，真是！不怕冻坏他吗？”一把推开我，又把老羊皮袄好好盖严，抬起担架赶他们最后一段路去了。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啊！从前线到后方，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你怎么能数得清，记得完呢？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挨冻受累，流血流汗，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的祖国啊。爱就应该是忘我的。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谁还去计较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得失，个人的生死呢！这是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自己却从来不认为是牺牲。这算什么牺牲？我们做的正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冬天一来，朝鲜前线上又该是漫天风雪了。我离开朝鲜那天，同志们握着我的手，殷勤地说：“你走了，可回来呀，回来多告诉我们些祖国建设的情形。”
现在新的年代已经开始，祖国的伟大建设也开始了。不论在祖国，在朝鲜前线，我们的人民一定能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新的时代。
[book_title]第二章 英雄时代
英雄时代
回到祖国，我处处体会到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和关怀。你们知道志愿军所有的情形，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抱在怀里。你们爱志愿军，但我也想告诉每个祖国人民，志愿军也是爱你们的啊。是的，爱你们，很爱你们，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们。
祖国人民慰问团带去的慰劳品发完了，剩下装慰劳品的破木头箱子，有什么用呢，可以劈了烧火。志愿军可不肯烧。这是祖国来的东西，怎么能烧呢？他们把木头箱子劈成许多小块，一个人分了一块，安上四条腿，做了个小板凳，学习、吃饭，或是战斗的空隙，时刻坐在小板凳上。他们说：坐在小板凳上，就像坐在祖国的土地上一样。
祖国人民写去的慰问信，比什么都珍贵。有的战士把信藏到胸口，没事就拿出来看。战斗以前，也要拿出来看一遍，看完了把信藏好，再投入到战斗里去。信上是祖国人民的声音，祖国人民对他们的嘱托。看见信，他们就来了力量，多激烈的炮火也要投进去。
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从前线运下来，运回祖国。当他从车上下来，第一脚踏到祖国的土地上时，他哭了。他离开国，离开家，去到朝鲜，为的是什么？他在朝鲜经受过困苦，流过汗，又流了血，现在重新踏到他最亲最爱的国土上，他怎能止住不流泪呢？这是高贵的眼泪——多么纯洁的感情啊！
这就是我们志愿军的爱国主义。正是由于这种对祖国，对人民，对和平的热爱，我们的志愿军才能在朝鲜前线突破重重困难，取得胜利。胜利不是伸手就能拿到，弯腰就可拾得的东西。胜利永远是从艰难中创造出来的。我不能忘记一九五〇年冬天刚过鸭绿江时，漫天风雪，遍地都是燃烧的大火，我们的志愿军只穿着一身棉军装，披着一条白布单，背着一支枪，一点干粮，一把铁锹，投入到激烈的战斗里去。从他们身上，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人民所具有的高贵品质。他们勇敢，坚韧，永远不向困难低头。他们那种大无畏的忘我精神更是惊人！是的，他们是忘我的。你看吧，凡是在危急时刻，在紧要关头，他们考虑的从来不是自己，而是别的同志，而是祖国，而是朝鲜人民。我在炮兵里认识个同志，十六岁参加抗日战争，现在近三十岁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是连长。有一回打蒋军，接连打了几天，他日夜不睡，眼鼓的有鸡蛋大，一气把敌人打垮了。他的左眼却蒙上层白膜，看不见了。医生说是火蒙眼，可以治好。解放上海后，上级叫他去治，那时因为要反对敌人的轰炸、封锁，保卫上海，他主动把治眼的事丢到一边。后来转到东北陆军医院，刚要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他再也顾不上治眼，参加了志愿军就到朝鲜去了。他对我说：“一只眼算什么，等胜利了再讲吧。”
我还知道个高射炮手，叫赵老年，和空中敌人战斗时，受了重伤，照样打，最后牺牲了。他怎样牺牲的呢？身子伏在炮上，手还紧紧地捏着航路表示器。指挥员说：这个同志在牺牲的前一秒钟，也没考虑到自己的生死。要是他有一秒钟的迟疑，他的手就不会把这个机件捏得这样紧。他考虑的只是战斗，只是胜利。
是不是我们志愿军都是另外一种人，根本不知道爱惜生命？不是的。志愿军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中国人民，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什么是最宝贵的呢？生命。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那么，为什么志愿军会丝毫不计较个人的生命？
有个老铁路工人说：“人就一个命，谁不愿意活着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早早晚晚总要死的，死就要死在正处。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死了也是光荣的。”
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真正感情。是嘛，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更高的人类理想，个人的生命又算什么？
我还想讲个女医生的故事。她姓宁，在敌人大轰炸时，炸弹落下来，气浪把她吹出去多远，昏过去了。一会醒过来，她心里想：“这要是炸断胳臂，炸断腿，或是脸炸伤了，落了一个大疤瘌，多么难看。”便用两手抱着头，把头藏到墙角去。这时又一批炸弹落下来，她又昏过去了。再苏醒过来时，眼前满是硫黄烟。她动动手脚，都还在，只是浑身没有力气，知道是受伤了。
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医生！医生！”她转身一看，一个同志埋到土里，一直埋到胸口。这时，她再也不想到自己会炸死了，再也不想到自己会炸伤了，她想到的只是那个同志。一种高贵的阶级感情使她什么都忘了。她从躲藏的墙角跑出来，用手扒呀扒呀，想把那个同志从土里扒出来。怎么能扒得出呢？手扒破了，十个指甲都往下滴血，急得她来回跑。炸弹还在响着，埋在土里那个同志对她说：“你走吧，情况这样紧，别管我了。”
那女医生却说：“我不走，要走也得先救出你来。”碰巧从旁边找到把铁锹，她拿起铁锹便挖土。她把那同志从土里挖出来，背到身上，冲着炸弹往外跑。路上又碰到另外一个同志，也受了伤，躺在山沟不能动了。她把第一个人背到山上，回头又来救第二个人。
那人流血流得太多，说话声音都小了。女医生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不会让你死的！”当时用纱布给他缠好，止住血，又背出去了。
这时另外的部队来了医生，一看那个女医生啊，头发蓬乱着，满脸大汗，脸色难看极了，就问她道：“你是不是也受伤了？”给她一检查，浑身上下四五处伤，衣服全叫血湿透了。直到这一刻，那女医生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倒下去了。
当时把三个人都抬下去。那两个人因为女医生救护得及时，都救过来了。女医生呢？也好了。我在前线时，又看见了她，还是像从前一样的勇敢。你看吧，什么地方弹火最激烈，不管深更半夜，她背上药包就走了，去救护她的同志。
英雄，这就是英雄！有人说这些人的胆子就是大，才能成为英雄。我说这不是胆子大小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一个人要是自私，处处专考虑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得失，个人的生死，那他就会前怕狼，后怕虎，树叶掉下来也怕砸了脑袋，永远也不会变成英雄。英雄决不会总考虑自己。他爱的是同志，是祖国，是人民，是更高的生活理想。为了这种爱，生命也可以抛出去的。在朝鲜前线，我看到许多女同志，年纪只有十七八岁，还带着孩子气。她们的胆子大呢，小呢？应该说是小的。在家里，有人还离不开妈妈，黑夜你叫她一个人到院里去，她才不敢去呢。有“鬼”呀！可是在前线上，你看吧，不管爆炸多么激烈，半边天都烧红了，她们冲着火光跑上去，从大火里往外抢救物资，抢救受伤的同志，胆子比天还大。她们是那么纯洁，那么热情，都在炮火中锻炼成英雄了。
英雄并非天神，英雄是从人民当中成长起来的。黄继光同志在成为英雄以前，跟其他志愿军战士还不是一样？有位作家在前线给黄继光等许多战士拍了张照片，当时根本没注意到当中有个人叫黄继光。每个战士都是那么年轻，那么朴实，那么勇敢，谁会去特别注意黄继光？黄继光同志成为英雄了，前方给那位作家拍来电报说：你那里有黄继光同志的照片。那位作家拿出照片来，看了又看——谁是黄继光呢？也许是这个人，也许是那个人，也许是另外第三个人。是的，照片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黄继光，每个人都可以像黄继光一样放出光彩。照片以外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李家发不就是黄继光式的英雄？
因为这是个英雄的时代啊。党是这个时代的灵魂，是党培养了我们的人民，发扬了我们人民所具有的好品质，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开花，都在放光。志愿军本身就是个英雄的队伍。在祖国的部队里，工厂里，矿山上，农村里，机关学校里，难道说英雄的数目能数得过来吗？要知道，我们是生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就是英雄的时代。
戈壁滩上的春天
四月底了。要在北京，这时候正是百花盛开的好季节。但在戈壁滩上，节气还早着呢。一出嘉峪关，你望吧，满眼是无边的沙石，遍地只有一丛一丛的骆驼草，略略透出点绿意。四处有的是旋风，一股一股的，把黄沙卷起多高，像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转在沙漠上飞跑。说声变天，一起风，半空就飘起雪花来。紧靠戈壁滩的西南边是起伏不断的祁连山，三伏天，山头也披着白雪。
可是不管你走得多远，走到多么荒寒的地方，你也会看见我们人民为祖国所创造的奇迹。就在这戈壁滩上，就在这祁连山下，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人民从地下钻出石油，在沙漠上建设起一座出色的“石油城”。这就是玉门油矿。不信，你夜晚站到个高岗上，放眼一望，戈壁滩上远远近近全是电灯，比天上的星星都密。北面天边亮起一片红光，忽闪忽闪的，是炼油厂在炼油了。你心里定会赞叹说：“多好的地方啊！哪像是在沙漠上呢？”
但我们究竟还是在沙漠上。这里的每块砖，每块石头，每滴石油，都沾着我们人民的汗，都藏着我们人民的生命。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地质勘探队，他们为了继续替祖国寻找石油，骑着骆驼，带着蒙古包和干粮，远远地深入到荒凉的大沙漠里去，多少天见不到个人。只有沙漠上的黄羊，山里的野马，有时惊惊惶惶跟他们打个照面。我见过这样一队人，他们多半是男女青年学生，离开学校门还不久。当中有几个女同志，爱说爱笑，都是江南人。姓邓的年轻队长告诉我说，刚离开上海到西北时，女同志有时嫌饭不干净，宁肯饿一顿，也不吃。罡风吹裂了她们的脸，她们的手。这儿地势又高，空气稀薄，动一动，就会闷得透不过气来。一种爱祖国的热情使她们什么都忘了。她们也愁，愁的是工作。哪一天勘探成绩不好，你看吧，从野外回来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稍微有点成绩，就该拿着成绩到处给人看，笑翻天了。
碰巧有这样的事。勘探队的同志正拿着仪器测量地形，一个骑骆驼路过的蒙古人会跳下来问：“你们照出油来没有？”就是在荒漠上，人民对他们的劳动也显得多么关心。他们明白这点，他们情愿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人民的事业。多好的年轻人啊。
我们更该牢记着那成千成万的石油工人。哪儿发现了石油构造，他们就到哪儿去打井钻探。有一回，我随一个叫王登学的小队长远离开那座“石油城”，走进祁连山里。工人们早在荒山里装起机器，架好钻台，正用大钻机日夜不停地打油井。每个人都戴着顶闪亮的铝盔，穿着高统牛皮靴子，样子很英武。
我笑着说：“你们这不像战士一样了？”
王登学说：“人家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卧冰趴雪的，咱这算什么？”
其实工人们对自然界的战斗也是很艰苦的。腊月天，戈壁滩上飘风扬雪的，石头都冻崩了。通宵通夜，工人们也要在露天地里操纵着钻机。天太冷，用手一摸机器，手套都会沾上了。休息一下吧。还休息呢？志愿军在前方打仗，坦克，汽车，哪样不得汽油？再说咱也是建设祖国嘛，谁顾得上休息？
他们就不休息，就像战士作战一样顽强勇敢。钻工当中也真有战士呢。我见到一个青年，叫蔡广庆，脸红红的，眉眼很俊，一问，才知道他参加过解放战争。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毛主席叫咱到哪，咱就到哪。”在生产战线上，这个转业军人十足显出了他的战斗精神。他对我说：“咱部队下来的，再困难，也没有战斗困难。什么都不怕，学就行。”一听说我是从朝鲜前线回来参观祖国建设的，蔡广庆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回去告诉同志们吧，我们要把祁连山打通，戈壁滩打透，叫石油像河一样流，来支援前线，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这不只是英雄的豪语，我们的人民正是用这种精神来开发祖国地下的宝藏。这里不但打新井，还修复废井。有多少好油田，叫国民党反动政府给毁坏了。当时敌人只知道要油，乱打井。油忽然会从地里喷出来，一直喷几个星期，油层破坏了，井也废了。都是祖国的财产，谁能丢了不管？老工人刘公之便是修井的能手。修着修着，泥浆从井里喷出来了。喷到手上，脸上，滚烫滚烫的，皮都烧烂了。刘公之这人表面很迟钝，心眼可灵。凭他的经验，他弄明白这是地里淤气顶的泥浆喷，并不是油层。喷就喷吧，喷过去，他带着烫伤照样指挥修井。一口、两口……废井复活了，油像喷泉似的从地下涌出来了。
石油——这要经过我们人民多少劳力，从地底下探出来，炼成不同的油类，才能输送到祖国的各个角落去。一滴油一滴汗，每滴油都是我们祖国所需要的血液啊。我不能忘记一段情景，有一天晚间，我坐着油矿运油的汽车奔跑在西北大道上。一路上，只见运油的大卡车都亮着灯，来来往往，白天黑夜不间断，紧张得很。这情景，倒很像朝鲜战场上黑夜所见的。坐在我旁边的汽车司机是个满精干的小伙子，开着车呜呜地飞跑。我望望车外，公路两旁黑茫茫的，显得很荒远。
我不禁大声说：“开得好快呀！”
司机大声应道：“要奔个目标呢。”
我又问道：“是奔张掖吗？”
司机摇摇头喊：“不是，还远着呢。”
我忽然记起上车时，司机位子上放着本日记。我曾经拿起那本日记翻了翻，记得第一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就俯到司机的耳朵上笑着喊：“你是往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奔吧？”
司机咧着嘴笑了。我又望望车外，一时觉得大路两旁不再是遥远的边塞，好像满是树，满是花，满是人烟。事实上，春天已经透过骆驼草、芨芨草、红沙柳，悄悄来到戈壁滩上了。但我还看见另一种春天。这不是平常的春天，这是我们人民正在动手创造的灿烂的好光景。
西北旅途散记
正睡着，蒙蒙眬眬的，我听见一阵号声。多清亮呀。一听见号，我的心就觉得热乎乎的，就会想起许多往日的旧事。有人在我耳边说：“到潼关了。”我睁眼一看，天亮了，那位同车的客人不知什么时候从上铺爬下来，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的黄河，望着黄河对岸那片黑苍苍的大山。觉得我醒了，那客人又说：“从这直到宝鸡，就是所谓八百里秦川了。”
那客人的身份名字，我也不清楚。从北京一上车，我们坐在一起，互相问了问姓，我就喊他老李同志。我见他前胸挂着一枚三级国旗勋章，知道是刚从朝鲜回来的。我呢，回来也不久，彼此谈起前线，三言两语，心就通气了。老李这人已经不年轻，眼角皱纹很多，身子又不好，在前线害神经衰弱病，现在到西北休养来了。昨儿一整天，我们对面坐在窗前，有时谈几句，不谈时，彼此就默默地望着窗外。老李的话语很少，不容易猜透他的心思。不过我看得出，我想的，一定也是他想的。
昨儿火车飞过河北大平原，我的心飞到窗外，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片亲爱的土地了。看看吧，好好看看吧，有多少年不见了啊。一条河，一个村，一片果树园，对我也是亲的。飞尘影里，我远远望见辆骡车，车沿上坐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络着雪白的羊肚子手巾，鞭梢一扬，我觉得我又听见了那熟悉的乡土音调了。这片地，这儿的人民，我是熟悉的。我们曾经一起走过多么艰苦的道路啊！那时候，夜又长又黑，露水就要变成霜了，我好几回夹在成千成万的农民中间，悄悄溜到铁路边上，一锹、一镐，破坏当时日本人占据的京汉路。岗楼上的敌人打枪，我们有的人流了血，倒下去了。倒下一个，立刻会有几个黑影又站到原处来了。到底把条京汉路破成平地，犁成垄，种上庄稼了。
现在这片国土终于得到自由。可是我知道，这每寸土地，每棵小草，每棵庄稼，都洒着我们人民的血汗，都是我们人民用生命争来的。
我的眼睛离不开这片土地，老李也离不开。昨儿一整天，我们就这样对面坐着，望着从我们眼前飞过来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直到很晚很晚，窗外黑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又打开窗，把头伸出去，尽情闻了闻田野里那股带点乡土气味的青气。老李轻轻说一声：“睡吧。”我们才睡了。
睡也睡不稳，你看天一亮，老李又坐到原位子上，望起来了。
这八百里秦川真富庶。这里的天气比北京要早一个月，满地是金黄的菜花，麦子长得齐脚脖子深，两只斑鸠一落进去，藏的就不见影。农民都下了地，挑粪的，赶着牛车送粪的，还常见一帮一伙的农民驾着牲口集体耕地。那驴呀马的摆着耳朵，甩着尾巴；人呢，光见嘴一张一张的，大概是唱着什么山歌吧。望见华山了，层层叠叠的山峰俏丽得出奇。可是沿着华山脚下，一路百十里，满是一片一片淡淡的白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老李带着惊叹的口气说：“杏花开了！”
真的，那无穷无尽的白烟正是杏花。在红杏绿柳当间，时常露出村庄，围着很高的村子城墙，年代太久了，墙上都蒙着挺厚的青苔。农忙这样紧，有的村子却在赶着拆墙。
老李似乎猜透我心里的疑惑，又说了：“村子城墙没用了。早些年是怕土匪，天不黑就得关起城门，还得挡上碾子。现在拆了墙，正好用土上地，这叫墙粪。”我听了说：“你对西北熟得很哪。”
老李笑笑，也没答言，半天掉过脸问我道：“你猜我想起什么来？”又紧接下去说：“我想起我的马。”
原来老李是个骑兵出身的老战士，在西北坚持过多年的战争。照他的说法，马就是骑兵的命。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他调理过一匹铁青大骟马，又光又亮，浑身没有一根杂毛，谁见了谁爱。时常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几天连续行军，他自己带的馍不肯吃，宁肯饿着，也要先喂喂马。那马也真通人性，你引它遛遛，它会乐得直踢蹶，两只前蹄子一下子搭到你肩上，用嘴啃你的后脖领子。你给它指头，它用嘴唇轻轻衔着，也不咬。可惜这样一匹好马竟丢了。老李告诉我说，有一天，他骑着马要赶到上级指挥机关去接受任务，半路上和敌人的骑兵遭遇了。敌人有十几个，当时他只有突出去。老李把缰绳一抖，那马撒开腿，四只蹄子不沾地，一阵风似的奔跑起来。敌人追着打，子弹在耳朵边上吱吱直响，那马只管跑，接连翻了几架山，甩掉敌人，才一停下，那马腿一软，卧下去了。老李往回一看，山下远远扬起一片灰尘，敌人从后边又追上来。他想拉起马走，一连几下拉不起来，这才发觉那马中了枪，还不止一枪，马肚子下的草都染得血红。情况这样急，老李身上又有紧急任务，只好舍了马走吧。才走出几步，那马嘁嘁地叫起来。老李回头一看，那马支起两条前腿，想站又站不起来，拼命挣扎着爬了几步，咻咻直喘。老李的心像针刺一样痛。谁能舍了这样一个好战友啊！他又跑回来，又拉那马，那马再也站不起来了，只是用鼻子拱着老李的前胸，眼神显得那么凄凉，好像是说：“我不行了！我再不能跟你走了！”
老李讲到这儿，嘲笑自己说：“你瞧，我怎么忽然会想起这个，奇不奇怪？”
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我知道他想的不只是马，他想的是他过去曾经走过的那条战斗的道路。这些回忆也许带点苦味，可是啊，越是痛苦的事，今天回想起来，越有意思。不懂得痛苦的人，是不能真正体会今天的幸福的。
老李是那么个沉默寡言的人，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感情了，望着窗外低低喊：“你看，你看，每一小块地都翻过来了。”
不错，都是新翻的，土又松又软，又细又匀。像是最精致的纱罗一样。
老李忽然又问我：“你猜我又想到什么？”
我说：“是不是又想到了马？”
老李摇摇头笑着说：“不是——我真想从窗口跳出去，扑到土里打几个滚，那才舒服啊！”
越往西北走，一个人越会从心眼里感到祖国的伟大，感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传统。提起兰州，你准会想：哎呀，那有多远哪！好像是在极远极远的天边。你要是翻开地图一看，就知道错了。站在兰州，我才不过是站在祖国的肚脐眼上，恰恰是我们国土的正当中。时常一早晨，我爬上兰州城墙的望河楼，望着黄河。河水浩浩荡荡的，罩着层雾，仿佛是从天上流下来的。不时地会有个羊皮筏子顺着水漂下来。河面掀起风浪，弄羊皮筏子的筏子客划着桨，穿过风浪，镇定极了。我忽然会想起我们民族的历史，想起我们古代的祖先，想起我们祖先所建筑的万里长城，以及他们在敦煌千佛洞和天水麦积山所创造的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记得从宝鸡到兰州的路上，我挤到一辆火车里，身前是一大群男孩子，身后又是一大群女孩子，都只有十八九岁，又唱又笑，玩得真欢，乏了，彼此头歪到旁人肩膀上就睡。一醒，男孩子当中一个小胖子叫：“来，开火车呀！”便指定自己是北京，又指定旁人是上海，或者是西安，先拍着手嚷：“我的火车也要开。”好几个人都拍着手齐声问：“哪儿开？”小胖子拍着手说：“上海开。”那个指定是上海的男孩子赶紧接口说：“上海火车也要开。”这样不断玩下去，谁要是说慢了，小胖子立刻给人把帽子翻过来戴上，还逼着人家在地上爬，引得大家笑起来。一时，那帮女孩子也玩起“开火车”来了，于是满车只听见拍的巴掌响，只听见笑。不过女孩子究竟文静，谁说慢了，不用爬，唱个歌就行了。
我回过头问一个女孩子道：“你们到哪去呀？”
那女孩子满自信地说：“我们要去开发新疆。”
我又问那群男孩子：“你们呢？”
小胖子抢着答道：“我们要到西北去钻探石油。”
你瞧，今天我们的人民继承着古代人民的创造，又在发挥更新的力量了。其实去开发大西北的绝不只是些青年男女，还有更多更多叫不上名的劳动人民。现在让我领着亲爱的读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一次，见见我们人民的创造力吧。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我从兰州过了黄河，往河西去。古时候河西三郡（凉州、甘州、肃州）都是边塞地方，常常有战争。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不是说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把河西写得多么荒凉。要单从表面看，显得是有点荒凉。人烟少嘛，地方太高，又冷。七八天前我在西安去游城南的樊川，韦曲的桃花已经咧了嘴，神禾原上还开着棵稀奇少见的白桃花。这儿呢，节气差得远了。山是秃的，地是黄的，满眼不见一点绿色。一起黄风，贴着地面卷起团沙尘，天地都变得灰蒙蒙的。在凉州道上，半路我歇到一家小饭馆里，要了碗炒“炮仗面”。天很晚了，屋顶吊着盏煤油灯，也没罩，冒着黑烟。灯影底下，一个圆脸大眼的小孩不知在纸上乱画些什么。我逗着他问道：“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一点不怕生人，一挺胸脯说：“当解放军，保卫毛主席者。”（者字是这一带人说话常带的尾音）饭馆主人是他爹，正炒面，铁勺子敲得锅叮叮当当响，大声喝道：“这孩子，就会瞎说！”脸上却透着怪得意的神气。又用铁勺子一指门，对我说：“你瞧这孩子，什么地方都好画。”原来那小孩用粉笔在板门上画着个人像，一眼就看出是画的毛主席。
第二天往甘州奔，车子半道不来油了，司机停下修车。一个年轻农民凑到跟前看，脸方方的，样子很憨厚。谈起庄稼，我告诉他说：“西安的庄稼这样高了。”那农民说：“我们这刚播，冷嘛。”我说：“等将来能改变自然条件就好了。”那农民说：“对，等到社会主义就好了。”我笑着问：“谁告诉你的社会主义？”那农民眯着眼憨笑了笑，半天说：“谁告诉的？毛主席告诉的呗。”
这类事情小是小，可是谁能说西北的生活是荒凉的？不荒凉，一点都不荒凉。在人民心里，一种新东西已经发芽，已经长叶，新的生活也在发芽长叶了。不对，应该说是开花了。我要领你们看的就是我们人民在沙漠里培养出来的一朵劳动的花朵。
我指的是戈壁滩上那座“石油城”。自从过了黄河，车子沿着长城跑了三天，四天头上，到了长城尽西头的嘉峪关，已经进入戈壁滩沙漠地带了。早先人民当中流行着两句古语：“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出关的人总要用石头打那关门，要是吱的一声，声音回到关里去，就说人也早晚可以回来。可见关外荒远，一出去十个有八个要死到塞外去了。
就是今天看来，嘉峪关外的光景也不一样。放眼一望，尽是无边的沙石，一点人烟都没有，连棵树也不见，遍地只有一丛一丛枯黄的骆驼草、芨芨草。旋风不知怎么那样多，一股一股的，把黄沙直卷到半空，像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旋在沙漠地上四处飞跑。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太阳也像蒙着层灰，昏昏沉沉没有光彩。
车子孤孤零零往前开着，有好几回，我望见远远出现一片湖水，清亮清亮的，有树，隐隐约约还有房子。那是什么地方呢？人走在荒漠里，忽然看见树，看见水，多触动人心啊。快赶到吧。赶到跟前一看，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黄沙，只是碎石。
司机大声说：“有人叫这是沙市，说是地气照的，晴天好日子常看见。”说着把车头一掉，朝着祁连山开去。车子冲过一段冻着四五尺厚冰的大冰滩，爬上一带大沙岗子，远处又影影绰绰现出一片房子，活脱脱就像那真的一样。
我用手一指叫：“看哪！又是沙市。”
司机笑起来：“这回不是沙市，到了玉门油矿了。”
说实话，尽管我早知道这儿有个油矿，一旦来到矿上，还是不能不吃一惊。我万想不到在这荒远的大漠里，竟建设起这样一座漂亮的城市。让我们先看看市容吧，最好是看看夜景。夜晚，你爬到个高岗上一望，就会看见在祁连山脚下，在戈壁滩上，密密点点全是电灯，比天上的星星都密。自从离开兰州，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繁华灯光。一个矿上的同志会指点给你看那片灯火是采油厂；那片是油矿办公室；那片是礼堂剧场；那片是医院，工人休养所；那片是报馆，广播电台，图书馆；那片是邮电局，银行，商店；那片又是石油工人的住宅区。那北面又是什么地方？冒起好大一片红光，忽闪忽闪的，像起了火一样。那是炼油厂在炼油了。要是白天，你不妨顺着又宽又平的大马路散散步。可得当心，别叫车撞着。汽车来来往往有的是，石油工人上下班，都坐卡车。那不是又来了一辆，车上的工人都穿着帆布衣服，戴着银光闪闪的铝盔，脚上蹬着高腰牛皮靴子。他们也不知道累，还唱呢。一群休班的工人正倚在新华书店的墙上，剥着花生吃，一面翻着画报看。一眼望见那辆卡车，一个青年对着车高声问道：“王登学，今天又钻多少尺了？”车上的人来不及答，卡车早飞过去了。
隔一天，我便认识了那个叫王登学的钻井工人。王登学长得高高的，黄眼珠，见了生人有点腼腆。我已经听说他是模范小队长，可是你要想问他怎样当的模范，一辈子别想问得出。他先只笑一笑，用手划着桌子，也不回答。再问，他说：“我没有什么，我也不知为啥评我的功。”赶你问第三遍，他笑着说：“就是我和大家一起，总想把事情做好，再也没什么，你不如去看看我们小队吧。”
我就去看他的小队。他们正在四五十里外的祁连山里打新油井。荒山野坡，房子都没有，只好搭几个蒙古包避避风沙。戈壁滩一带地势太高，空气薄，风又硬。内地乍来的工人嗓子都发干，鼻塞发昏，睡不好觉，还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冬天一到，漫天飘风扬雪的，石头子都冻裂了。工人们不管白天黑夜，照样要在露天地里钻井。有时换钻杆，一摸，手套都粘上了。要是不戴手套，准会粘掉一层皮。也许夏天该好一点吧？也不好。太阳一晒，沙漠上热得像个大蒸笼，找点水喝都没有。说声变天，一起风，六月天也会飘下一阵雪花来。你看那祁连山，多险恶，一年四季不化雪，山头总是白的。这几年，工人们就是这样围着戈壁滩转，一处打出油来，又换一处，再装起大钻机，架好钻台，白天钻，黑夜钻，从地下发掘祖国的宝藏。
我见了王登学的小队首先说：“你们辛苦啦，同志。”
工人们争着说：“不辛苦，这有啥辛苦？人家志愿军在朝鲜趴冰卧雪的，比咱苦多了。咱这算啥？”
我说：“怎么不辛苦？你们在这，要是不回矿上去，整天连个生灵也不见。”
一个尖鼻子的司钻说：“哎，同志，你可猜错了。咱们这儿人来人往的，热闹得很。一到黑夜你听吧，嗥嗥的，净狼叫。白天碰巧还有伶伶俏俏的小媳妇来参观呢。都穿着翻毛黄皮大衣，打扮得溜光水滑的，真招人爱。可就是有一宗，不大文明，都露着白屁股蛋，好不好摆摆小黑尾巴，放一阵臊。”
另一个工人咬着牙，揍了他一拳，回头望着我笑道：“别听他的，他说的是黄羊。”王登学领我围着钻机转了一圈说：“同志们的好处就是肯干，你叫他休息一下吧，建设祖国嘛，还休息啥？志愿军在前方打仗，坦克，汽车，哪样不得汽油。要说苦，咱比刘公之那些修井工人，还差得远呢。”
关于刘公之，我听说了。早先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曾在这儿采过油，把油层破坏得不轻。一次打着打着井，油喷了，有柱子粗，直喷多高，把钻管子一根一根都鼓出来，钻头叫喷的油遮住，什么也看不见。流出的油又着了火，像条火龙满地滚，直流出好几十里路。油田毁了，反动政府把井也填了。我们要修复废井，刘公之便领人掘开土，找到管子头，重新往下钻。钻着钻着，地里喷出泥浆，滚烫滚烫的，喷到衣服上，衣服烧破了，喷到脸上，脸烧烂了。刘公之满身喷的都是泥浆，顺着裤腿往下流。凭他的经验，他明白废井一定要喷。地里憋着那么多淤气，还能不顶的泥浆喷？喷就让它喷吧，一会喷过去，刘公之带着伤照样指挥修井，到底把口死井弄活了。
我见到刘公之那天，他正领人修理另一口废井。这人有三十几岁，方脸，大嘴，举动很稳重。腰上哗啦哗啦的挂着串钥匙，是工具箱子上的。工具一用完，他总要亲自锁好，自己带上钥匙。这使我记起另一件关于他的事。人说有一回打井，一阵风来，落下场大雨。他见露天放着堆水泥，急了，赶紧脱下雨衣去盖，旁的工人也跟着脱雨衣盖。他自己叫雨淋的浑身湿透，回到家里直打喷嚏。他老婆埋怨他不知爱惜自己，刘公之也不作声，半天说：“淋了我你知道心疼，淋了水泥我就不心疼！”
我瞅了空，拉他坐到个空油桶上，想交谈几句。刘公之低着头，用大手搓着大腿，挺为难地说：“我这个人，笨口拙舌的，谈什么呢？”
我说：“谈你自己吧。”
他像吃了一惊，仰起脸笑着说：“我有什么可谈的？”接着用两手托着腮，不言声了。一会他问我：“你知道张多年吗？”
我不知道。刘公之耷拉着眼皮，也不望人，慢言慢语说起来了：“哎，那可是个好同志！头回修那口废井，为的防泥浆喷，大家想出个法，用橡皮做个油管子头，一喷就套上。有一回又喷了，喷得特别厉害。要套那油管子头，死活也套不上去。泥浆喷得人眼睛睁不开，急死人了。要靠到跟前去套吧，围着管子有个圆井，里面满是泥呀油的，谁敢跳下去？人家张多年就跳下去了，扑通一下子，油没到脖颈子，吓得旁边的人都变了脸色。可是人家到底套上油管子头，救下这场祸，他自己可烧得不像样子了。”
我听了问：“你当时也在场吗？”
刘公之说：“怎么不在？你看，我就没做到这一点。许多同志都比我强，谈我做什么？”我很想认识认识张多年，不巧他头一阵下了矿山，学习去了。不过我知道就是见了他，他准会说：“这有什么？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罢了。”
这无穷无数的好同志，就是这样，一点不看重自己，总觉得自己平常。是平常。但就是这无数平常人，世世代代，每个人都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每个人都献出他们所能献出的力量，一天一月，一年一世，修了长城，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文化。而今天，有的人又在征服沙漠，为人类开辟更远大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是个怎样伟大的民族啊！
我多么愿意变做一铲泥，加到我们人民正在建设的祖国大厦上。只要能是一铲泥，我也算没浪费我的生命了。
京城漫记
北京的秋天最长，也最好。白露不到，秋风却先来了，踩着树叶一走，沙沙的，给人一种怪干爽的感觉。一位好心肠的同志笑着对我说：“你久在外边，也该去看看北京，新鲜事儿多得很呢。老闷在屋里做什么，别发了霉。”
我也怕思想发霉，乐意跟他出去看看新鲜景致，就到了陶然亭。这地方在北京南城角，本来是京城有名的风景，我早从书上知道了。去了一看，果然是好一片清亮的湖水。湖的北面堆起一带精致的小山，山顶上远近点缀着几座小亭子。围着湖绿丛丛的，遍是杨柳，马樱，马尾松，银白杨……花木也多：碧桃，樱花，丁香，木槿，榆叶梅，太平花……都长得旺的很。要在春景天，花都开了，绕着湖一片锦绣，该多好看。不过秋天也有秋天的花：湖里正开着紫色的凤眼兰；沿着沙堤到处是成球的珍珠梅；还有种木本的紫色小花，一串一串挂下来，味道挺香，后来我才打听出来叫胡枝子。
我们穿过一座朱红色的凌霄架，爬上座山，山头亭子里歇着好些工人模样的游客，有的对坐着下五子棋，也有的嘹望着人烟繁华的北京城。看惯了颐和园、北海的人，乍到这儿，觉得湖山又朴素，又秀气，另有种自然的情调。只是不知道古陶然亭在哪儿。
有位年轻的印刷工人坐在亭子栏杆上，听见我问，朝前一指说：“那不是！”
原来是座古庙，看样子经过修理，倒还整齐。我觉得这地方实在不错，望着眼前的湖山，不住嘴说：“好！好！到底是陶然亭，名不虚传。”
那工人含着笑问道：“你以为陶然亭原先就是这样吗？”
我当然不以为是这样。我知道这地方费了好大工程，挖湖堆山，栽花种树，才开辟出来。只是陶然亭既然是名胜古地，本来应该也不太坏。
那工人忍不住笑道：“还不太坏？脑袋顶长疮脚心烂，坏透了！早先是一片大苇塘，死猫烂狗，要什么有什么。乱坟数都数不清，死人埋一层，又一层，上下足有三层。那工夫但凡有点活路，谁也不愿意到陶然亭来住。”
又一天，我见到位在陶然亭住了多年的妇女，是当地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性格爽爽快快的，又爱说。提起当年的陶然亭，她用两手把脸一捂，又皱着眉头笑道：“哎呀，那个臭地方！死的比活的多，熏死人了！你连门都不敢敞。大门一敞，蛆排上队了，直往里爬，有时爬到水缸边上。蚊子都成了精，嗡嗡的，像筛锣一样，一走路碰你脑袋。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几时能搬出去就好了。”
现时她可怎么也不肯搬了。夏天傍晚，附近的婶子大娘吃过晚饭，搬个小板凳坐到湖边上歇凉，常听见来往的游客说：“咱们能搬来住多好，简直是住在大花园里。”
那些婶子大娘就会悄悄笑着嘀咕说：“俺们能住在花园里，也是熬的。”
不是熬的，是自己动手创造的。挖湖的时候，妇女不是也挑过土篮？老太太们曾经一天多少次替挖湖工人烧开水。
这座大花园能够修成，也不只是眼前的几千几万人，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手，从老远老远的天涯海角伸过来。你看见成行的紫穗槐，也许容易知道这是北京的少年儿童趁着假日赶来栽的。有的小女孩种上树，怕不记得了，解下自己的红头绳绑到树枝上，做个记号，过些日子回来一看，树活了，乐得围着树跳。可是你在古陶然亭北七棵松下看见满地铺的绿草，就猜不着是哪儿来的了。这叫草原燕麦，草籽是苏联工人亲手收成的，从千万里外送到北京。围着湖边，你还会发现一种奇怪的草，拖着长蔓，一大片一大片的，不怕踩，不怕坐，从上边一走又厚又软，就像走在地毯上一样。北京从来不见这种草。这叫狗牙根，也叫狼蓑草，是千里迢迢从汤阴运来的。汤阴当地的农民听说北京城要狗牙根铺花园，认为自己能出把力气是个光荣的事，争着动手采集，都把草叫作“光荣草”。谁知草打在蒲包里，运到北京，黄了，干了，一划火柴就烧起来。园艺工人打蒲包时，里面晒得火热，一不留心，手都烫起了泡。不要紧，工人们一点都不灰心。他们搭个棚子，把草晾在阴凉地方，天天往上喷水，好好保养着，一面动手栽。
湖边住着位张老大爷，七十多岁了，每天早晨到湖边上溜达，看见工人们把些焦黄的乱草往地上铺，心里纳闷，回来对邻居们当笑话说：“这不是胡闹吗？不知从哪儿弄堆乱草，还能活得了！”过了半月，这位张老大爷忽然兴冲冲地对邻居说：“你看看去，他大嫂子，草都发了绿，活了——这怪不怪？”
一点不怪。我们大家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就为的一个心愿：要把死的变成活的；把臭的变成香的；把丑的变成美的；把痛苦变成欢乐；把生活变成座大花园。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
我们的北京城就是在这种美的观点上进行建设的。那位好心肠的同志带我游历了陶然亭，还游历了紫竹院和龙潭。我敢说，即使“老北京”也不一定听说过这后面的两景。我不愿意把读者弄得太疲劳，领你们老远跑到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后身去游紫竹院，只想告诉大家一句，先前那儿也是一片荒凉的苇塘，谁也不会去注意它。但正是这种向来不被注意的脏地方，向来不被注意的附近居民，生活都像图画一样染上好看的颜色了。
龙潭来去方便，还是应该看看的。这地方也在城南角，紧挨着龙须沟。你去了，也许会失望的。这有什么了不起？无非又是什么乱苇塘，挑成一潭清水，里面养了些草鱼、鲢鱼等，岸上栽了点花木。对了，正是这样。可是，你要是懂得人民的生活，你就会像人民一样爱惜这块地方了。
临水盖了一片村庄，叫幸福村，住的都是劳动人民。只要天气好，黄昏一到，村里人多半要聚集到湖边的草地上，躺着的，坐着的，抽几口烟，说几句闲话，或是拉起胡琴唱两句，解解一天的乏。孩子们总是喜欢缠着老年人，叫人家讲故事听。老奶奶会让孙子坐在怀里，望着水里落满的星星，就像头顶上的银白杨叶子似的，嘁嘁喳喳说起过去悲惨的生活。这是老年人的脾气，越是高兴，越喜欢提从前的苦楚。提起来并不难过，倒更高兴。
奶奶说：“孩儿啊，你那时候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了，奶奶可什么都记得。十冬腊月大雪天，屋子漏着天，大雪片子直往屋里飘，冻得你黑夜睡不着觉，一宿哭到亮。你爹急了，想起门前臭水坑里有的是苇子，都烂到冰上了，要去砍些回来笼火烤。可是孩儿啊，苇子烂了行，你去砍，警察就说你是贼，把你爹抓去关了几天，后脊梁差点没揭去一层皮。”
孙子听着这些事，像听很远很远跟自己没关系的故事，瞪着小眼直发愣。先前的日子会是那么样？现在爹爹当建筑工人，到处盖大楼。他呢，天天背着书包到幸福村小学去念书。老师给讲大白熊的故事，还教唱歌。一有空，他就跟同伴蹲在湖边上，瞅着水里的鱼浮上来，又沉下去，心想：鱼到晚间是不是也闭上眼睡觉呢？奶奶却说早先这是片臭水坑——不会吧？奶奶说着说着叹了口气：“唉！我能活着看见这湖水，也知足了。只是我老了，但愿老天爷能多给我几年寿命，有朝一日让我看看社会主义，死了也不冤枉了。”
人活到六十，生活却刚刚才开始。其实奶奶并不老。她抱着希望，她的希望并不远，就摆在眼前。
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自古以来，人们常有个梦想，但愿世间花不谢，叶不落，一年到头永远是春天。这样的境界自然寻不到，只好望着缥缥缈缈的天空，把梦想寄到云彩里。
究其实，天上也找不到这种好地方。现时我就在云里。飞机正越过一带大山，飞得极高，腾到云彩上头去。往下一看，云头铺得又厚又严，一朵紧挤着一朵，好像滚滚的浪头，使你恍惚觉得正飞在一片白浪滔天的大海上。云彩上头又是碧蓝碧蓝的天，比洗的还干净，别的什么都不见。
可是，等飞机冲开云雾，稳稳当当落到地面上，我发觉自己真正来到个奇妙的地方，花啊，草啊，叫都叫不上名，终年不断，恰恰是我们梦想的四季长春的世界。不用我点破，谁都猜得着这是昆明了。
人家告诉我说，到昆明来，最好是夏天或是冬天。六七月间，到处热得像蒸笼，昆明的天气却像三四月，不冷不热。要是冬天，你从北方来，满身带着霜雪，一到昆明，准会叫起来：“哎呀！怎么还开花呢？”正开的是茶花。白的，红的，各种各样，色彩那么鲜亮，你见了，心都会乐得发颤。
说起昆明的花木，真正别致。最有名的三种花是茶花、杜鹃花，还有报春花。昆明的四季并不明显，年年按节气春天一露头，山脚下，田边上，就开了各种花，有宝蓝色，有玫瑰红，密密丛丛，满眼都是。花好，开的时候也好，难怪人人都爱这种报春花。还有别的奇花异木：昙花本来是稀罕物件，这儿的昙花却长成了大树；象鼻莲（仙人掌一类植物）多半是盆栽，这儿的象鼻莲能长到一丈多高，还开大花；茶花高得可以拴马；有一种豌豆也结在大树上。其实昆明也并非什么神奇的地方，说穿了，丝毫不怪。这儿属于亚热带，但又坐落在云贵高原上，正当着喜马拉雅山的横断山脉，海拔相当高，北面的高山又挡住了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几方面条件一调节，自然就冷热均匀，长年都像春天了。
可惜我是秋天来的。茶花刚开，滇池水面上疏疏落落浮着雪白的海菜花，很像睡莲。我喜欢昆明，最喜欢的还是滇池，也叫昆明湖。那天，我上了昆明城外的西山，顺着石磴一直爬到“龙门”高处，倚着石栏杆一望：好啊！这方圆二百里的高原上的大湖，浩浩荡荡，莽莽苍苍，湖心飘着几片渔帆，实在好看。
我偏着身子想坐到石栏杆上，一位同伴急忙伸手一拦说：“别！别！”原来石栏杆外就是直上直下的峭壁，足有几十丈高，紧临着滇池。
另一位同志笑着接嘴说：“你掉下去，就变成传说里的人物了。”跟着指给我看“龙门”附近一个石刻的魁星，又问道：“你看有什么缺陷没有？”
我看不出，经他一指，才发觉那魁星原本是整块石头刻的，只有手里拿的笔是用木头另装上的。于是那位同伴说了个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好人，爱上个姑娘，没能达到心愿，一发狠，就到西山去刻“龙门”。刻了个石魁星，什么都完完全全的，刻到最后，单单没有石头来刻笔。那人追求生活不能圆满，又去追求艺术，谁知又不圆满，伤心到极点，就从“龙门”跳下去，跌死了。可见昆明这地方虽美，先前人的生活可并不完美。曾经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眼泪。痛苦对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来说更深。云南的民族向来多。那云岭，那怒山，那高黎贡山，哪座山上的杜鹃花不染着我们兄弟民族的血泪？
我见到一个独龙族的姑娘，叫嫒娜，是第三的意思。她只有十八岁，梳着双辫，穿着白色长袍，斜披着一条花格子布披肩，脖子上挂着好些串大大小小的玻璃珠子。见了生人也不怯，老是嘻嘻，嘻嘻，无缘无故就发笑。旁人说话，她从旁边望着你的嘴，嗤地笑了。人家对她说：“你穿的真好看啊！”她用手捂着嘴，缩着肩膀，拼命憋住不笑。人家再问她：“你怎么这样爱笑？”她把脸藏到女伴背后，咯咯地笑出声来。我让她吃糖，她才不会假客气呢，拿起块樱桃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送到嘴边上咂一会，抽出来看看，又咂一会，又抽出来看看，忙个不停，一面还要说话，还要笑。她说她的生活。她的性格那么欢乐，你几乎不能相信她会有什么痛苦。
嫒娜用又急又快的调子说：“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兄妹，都住在大山上。早些年平地叫汉人的地主霸占光了，哪有我们站脚的地方？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在大山上，跟野兽也差不多，就在树林子里盖间草房，屋子当中笼起堆火，一家人围着火睡在地上。全家只有一把刀，砍了树，放火烧烧山，种上苞谷，才能有吃的。国民党兵一来，还要给你抢光。没办法，只得挖药材，打野兽。用弓弩打。打到麝香、鹿、熊、野猪、飞鼠一类东西，拿到山下，碰上国民党，也给你抢走。那时候，谁见过鞋子？谁穿过正经衣裳？”
说到这里，嫒娜咧开嘴笑了。她把糖完全含到嘴里，腾出手来掩着自己的胸口，歪着头笑道：“你看我现在穿的好不好？”
她说话的口气很怪，总是笑，倒像是谈着跟自己漠不相关的事。实际也不怪，再听下去，你就懂得她的心情了。
嫒娜继续说：“一解放，人民政府每家给了三把锄头，几年光景，我们家开了一百多亩水田，早有稻子吃了。这是几百年几千年也没有的事，好像死了又活了。”过去的事已经埋葬，这位年轻的独龙姑娘从头到脚都浸到新的欢情里，怎么能怪她老是爱笑？
但是过去的事并不能连根铲掉，痛苦给她刻下了永久不灭的记号。嫒娜的脸上刺满绿色的花点，刺的是朵莲花。我很想问问她文面的原因，又怕碰了她的痛处，不大好问。嫒娜自动告诉我说：“不刺脸，国民党兵见你年轻，就给拉走。刺上花，脸丑了，就不要了。那工夫，谁不害怕当兵的啊！怕死人了。看见穿黄衣服的大家都往山上跑。”我故意问她道：“现在你还怕穿黄衣服的吗？”
嫒娜指着自己的前胸反问道：“你说我吗？”便用手背一掩嘴，笑出声说：“我还要相赶着找穿黄衣服的呢。”
嫒娜找的自然是解放军。在云南边疆上，我们解放军的战士跟少数民族烧一座山上的柴，喝一条河里的水，多少年来在各民族间造成的隔阂和冤仇逐渐消失，互相建立起手足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从生死斗争里发展起来的。
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一班战士驻扎在边境上一个景颇族的寨子里，隔一条河便是缅甸，那边深山密林里藏着些亡命的蒋军，有时偷过境来打劫人民。这一班战士就是为保护人民来的。有一天晚上，三百多个匪徒溜过来，突然把寨子围住，天一破亮，就开火了。我们只有十几个战士，当时分散开，顶住了敌人。从拂晓足足打到黄昏，战士都坚持在原地上不动，饿了，便拔眼前的野草吃。
班长亲自掌握机枪，一条腿打断，又一条腿也打断，不能动了。
匪徒们觉得这边支持不住，不停地喊：“交枪！交枪！”
班长忍着痛撑起上半身喊：“好，你们过来吧，我们交枪。”
匪徒们涌上来。班长叫：“慌什么？你接着吧！”一阵机枪扫过去，扫倒敌人一大片。这时，又一颗子弹飞过来，打中班长的腰。班长松了机枪，歪到地上，还用两手钩着两颗手榴弹的弦，对他的战士喊：“我们要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趁着夜色，党小组长带着人突出包围圈，占领了制高点，扔了排手榴弹，朝敌人直冲下去。敌人被冲垮了，乱纷纷逃出国境去。
景颇族的农民围着昏迷不醒的班长说：“都是为的我们啊！”
这些兄弟民族对解放军真是爱护得很，有时成群结队敲着象脚鼓，老远来给军队送东西。譬如有一回，庄稼闹虫灾，战士们帮着打虫子，天天雨淋日晒，脊梁曝了层皮，两条腿站在水田里，蚂蟥又咬，膝盖以下咬的满是血泡，糟的不像样子。虫子打完，赶收成时，农民争着尽先把新米送给战士。按景颇族的老规矩，头一把新米应该先供祖宗，给最有德望的老人吃。战士们不肯收，说是不配先吃。农民嚷着说：“不先给你们吃给谁呢？”
在昆明，我看过一次十分出色的晚会。有阿细跳月，有景颇族的长刀舞，有彝族的戽小细鱼舞，有汉族的采茶花灯，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歌舞。这些歌舞是那么有色彩，那么有风情，那么欢乐，而又那么热烈，使你永远也不能忘记。晚会演完谢幕时，所有的演员都站到台前，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鲜明漂亮，好看极了。
当地一位朋友拉拉我的衣袖笑着说：“你不是想看看云南有名的报春花吗？这不是，就在你眼前。”
眼前这样多不同民族的青年紧靠在一起，五颜六色，神采飞舞，一定很像盛开的报春花。只是报的并非自然界的春天，却是各民族生活里的春天。
只有今天，古人追求不到的圆满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到了。
也只有今天，昆明才真正出现了长年不谢的春天。
永定河纪行
正当“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比往年又不同，红旗、鲜花织成一片锦绣，浩浩荡荡的人群大踏步涌过天安门，走上前去——走进更深更远的社会主义里去。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站立在天安门上，微笑着，朝着滚滚而来的人群扬起那只指引方向的手。正在这当儿，一股水头忽然从天安门前边的金水桥下涌出来，大声欢笑着，水花飞上天安门，洒到领袖的脚前，一面好像发出欢声说：“我代表永定河引水工程的全体工人特意来向您报告：永定河的水已经来到首都了。”
我们的领袖笑了，高声说：“工人同志们万岁。”
于是整个首都腾起了一片欢呼声。工人的机器飞转着，再也不至于缺水停工了。城郊的集体农民引水浇地，再也不愁天干地旱了。在北海划船的游伴从湖里捧起一捧水，乐着说：“多新鲜的水呀！”而北京的每户人家拧开水管子时，到处都听得到永定河波浪的声音。老年人懂的事多，见人点着头叹息说：“唉，北京城什么都好，就是缺一条河。这一下可好啦，整个的北京都成了大花园啦！”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还有耐心读到这儿，说不定要皱起眉头想：“这不是说梦话吗？永定河离北京总有五十里路，又没有河道，水怎么能流到北京？”
有河道，我指给你看。这股水从京西三家店的进水闸涌进渠道，穿过西山翠微峰下的隧洞，穿过新劈的山峡，变成一道飞瀑，由高处直冲进山脚的一座水电站，然后滚过一带肥壮的大平地，直奔着北京来了。这不是天河一宿落到地面上，这是条新开的运河。原谅我，如果你目前站到北京城墙上，你还看不见这条河。你看见的只是地面上插的一面一面小红旗，只是成千成万的人一锹、一镐、一手车、一土篮，来往弄土。你也能看见甲虫似的推土机和挖土机，隆隆地翻弄着地面，但你看不见河。这条河是未来，也是现实。现实是人创造的。对于我们坚强而勇敢的人民来说，又有什么不能创造出来呢？人民是爱自己的首都的。既然首都需要变得更美更好，他们就要让首都有一条河。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去见见那些挖河修闸的人吧。
过去，我有种模模糊糊的思想，觉得战士就该端着枪，站在祖国的前哨上，冲锋陷阵。在永定河上，我懂得了战士的真正意义。我站在三家店口的大桥上，往西北一望河流从莽莽苍苍的乱山中一冲而出，气势磅礡。正当三冬，天寒河冻，河心里远远移动着十来个小小的人影，还有几台小机器，好像几只蓝靛壳小虫，怪吃力地用嘴拱着河床的沙石。人在伟壮的山川当中，显得有多么渺小啊。
陪我来看河工的是位姓陈的土工队长，脸红红的，带着农民的厚道味儿。我们并着肩膀走下河心。河床子冻的钢硬，皮鞋踩上去，都有点震脚。我们走近那些小小的人影，远远闻见一股汽油的香味，原来正有几台推土机在河心里爬着。有个推土机手戴着藏青帽子，穿着蓝工作服，脖子下头却露出草黄色的军衣领子。不用说，这是个转业军人。他坐在机器上，微微歪着头望着机器前头闪亮的刀片，一面操纵着舵轮，那刀片便切着老厚的冻土，又灵巧、又准确。我觉得，他好像是用手使刀子在削苹果皮。推土机上还有一行白字，写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是模仿毛主席的字体写的，字迹褪色了，还是那么惹眼。我笑着说：“你们来的好远啊。”
老陈答道：“不远，我们是从官厅水库来的。”
我指指推土机上的白字说：“从淮河来，还说不远？”
老陈挺含蓄地笑笑说：“照这样讲，我们来的还要远呢。”接着告诉我，他们本来是山东的部队，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以后逐渐转成工人，到淮河修过薄山水库，梅山水库，后来又到官厅修水力发电站。现时来到永定河，要修一道拦河坝，一道进水闸。他指给我看哪儿是拦河坝，哪儿又是进水闸。他指的地方还是荒凉的沙滩，还是冰封雪冻的河流，但在他微笑的眼神下，我却看见了真正宏伟的工程，平地起来，迎面立在我的眼前。我惊奇地望着那些推土机手，刚才远远看来，他们移动在伟壮的山川里，只是些小小的黑点，但正是这样小黑点似的人开辟山川，改造地球，创造了翻天覆地的历史。人是多么小而又多么伟大呀！
我见到他们许多人，有扎钢筋手，推土机手，开山机手……他们还穿着旧军装，身上多半有点蓝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战士，又像工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好小伙子，乍见面腼腼腆腆的，不大好意思开口，一谈起来，却又俏皮得很。
我问道：“你们还是头一回到北京来吧？”
不知是谁说：“头一回？少说也来了一百回——都在梦里。”
我又问道：“还喜欢吗？”
又一个说：“这是首都，还会不喜欢？我们来的那天，坐着汽车从城里过，看见买卖家都贴着双喜字，敲锣打鼓的。我寻思：怎么娶媳妇都赶到一天了？原来不是娶媳妇，是首都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哩。”
我忍不住笑着说：“你该多到城里看看啊，喜事多着呢。”
我留心那位扎钢筋手说话时，手总是轻轻抚摸着他的大腿。我明白，他摸的不是大腿，是他那条旧军装裤子。我就问：“怎么样？摘下帽徽，摘下胸章，心里有点留恋吧？”
他眼望着地，不说话，旁边的人也不说话。我懂得，这是一个战士的感情，我尊重这种感情。请想想，在部队上多少年，你爱我，我爱你的，乍一转业，还会不留恋？留恋得很啊。看见人家穿军装，就会眼馋得慌。我不觉说出句蠢话：“不要紧，不当战士，我们就当工人，还不是一样？”
一位钢筋混凝土大队长，原先是部队的老营长，忽然插嘴说：“不！我们是喜欢搞建设的。不过搞建设也要走在最前面，做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说得好！战士的意义决不限于一套黄军装，而是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只要你勇于斗争，勇于前进，你就当得起战士这个光彩的称号。
我知道有这样的事：他们在薄山修水渠，西北风里，水大填不上土，一填土就冲走了。几百人立时跳进冷水里，胳臂挽着胳臂，排成一长溜，像柱子一样，修渠的人就在这排人柱子后面堆麻袋，土才填上去。
如今，来到首都，他们正照样用一个战士的勇敢精神来开凿运河。不是不艰难啊。猛一来人多，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你也许奇怪，他们是弄水的人，还会喝不上水？这正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到的地方往往是荒草石头，他们走过的地方却就水足地肥，人寿年丰。永定河也不是好惹的。石头大，冰又厚，推土机一不小心，刀片都会推裂了，刺刀钝了可以磨，刀片断了就重新电焊好，再上战场。
一位开山机手被人称为土坦克。怎么得的这个外号呢？他的伙伴说：“因为在官厅水电站打洞子，他抱着钻子白天黑夜往石头里钻，钻的比谁都快，大家才叫他土坦克。”土坦克的模样也有点像坦克：宽脸、大嘴、又矮又壮。不管人家问他什么，总是笑笑说：“没什么。”再多的话也没有了。我见到他是在西山翠微峰下，他正打隧洞，可碰上了麻烦事。山洞打进去，是酥岩，动不动就会塌下来，土坦克也不容易往里钻。
我问他：“怎么办呢？”
他眼望着天，还是笑笑说：“没什么。”
这种十足的信心不但他一个人有，我沿着运河工程遇见的每个人也都有。在翠微峰旁那座刚动工的水电站工地上，我曾经用开玩笑的口气问一个技术人员说：“你们靠什么能有这样大的信心？”
那位技术人员手摸着嘴巴，眼望着山下平川上密密麻麻挖河的农民，也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靠什么？靠着巩固的工农联盟呗！”
我们实在应该去会会那许许多多来自北京四乡的集体农民。他们在挖河道，也在劈山。翠微峰下隧洞的两口都是山。不劈开山，挖成一道明渠，永定河的水做梦也进不了北京城。我们谁都听过神话，好像劈山的只有神仙。不是神，是人。地球上有不少号称鬼斧神工的奇迹，也无非是古代人民曾经拿手触摸过的痕迹。不同的是古代人民的劳动往往是痛苦，而今天劳动却变成一种英雄式的欢乐。
有个夜晚，我走到挖河农民住宿的大工棚去。照理说，他们一整天开山挖土，疲惫不堪，应该早早歇了才是。且不是呢，老远我就听到锣鼓声。走进一看，每座工棚都是灯火通明，有的窗玻璃上还描着大红大绿的彩画，让电灯从里边一映，鲜艳得很。农民们在工棚里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书写信，也有围在一起说故事的……不需你多问，每个人都变成集体农民了。要问嘛，你到处准会听到这样的回话：“哎呀呀，地都连成片了！”
靠近门口有个青年，趴在蓝花布被卷上，就着灯亮在看书，看得入迷了，好像天塌地陷也碍不着他的事。我问他看的什么书，那青年忽地坐起来，愣了愣，望着我笑了。这是个刚成年的人，还像个孩子，大眼睛，方嘴，脸上抹得浑儿花的，也不洗。他看的是本《北京文艺》。这位青年赶着告诉我说：“这是今天有个骑自行车的来卖书，我花两毛钱买的。”
旁边他的一位老乡对我说：“这孩子，有了钱舍不得花，光舍得买书。”
青年就抱怨起来：“我才买了几本书？在家里，想买也买不到，馋死了，也没人管……”
我插问道：“你家里怎么样？”
他忽然欢喜得说：“哎！哎！你坐着飞机也追不上，快得很哪！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初级合作社，昨天区长来看我们，你猜怎么样，成了高级社了。我只愁没有文化……”
他那位老乡故意逗他说：“没有文化，你还不是照样种地，照样挖河？”
青年鼓着嘴说：“你说的好！没有文化，就没有翅膀，你怎么跟着飞呀？”
在另一座工棚里，有两个略微上点岁数的农民先睡下了，一个盖着褪色的红被，一个盖着蓝被，两人躺在枕头上咕咕哝哝聊着什么闲话儿。旁边铺上坐着个青年，弯下腰就着铺在写信。我凑上去问：“给谁写信哪？”
那青年赶紧用巴掌掩住信，脸一红说：“给乡长。”
盖红被的农民翻过身笑着说：“给乡长还怕人看？真是个雏儿，从小没出过远门，一出门就想老婆，一天一封信，也不嫌臊！”
那青年辩白说：“我干活比谁赖？写封信你管得着？就你出过远门，炕头走到地头，地头走到炕头，可真不近。”
先前那农民嘿嘿笑了两声说：“想当年打日本鬼子，我抬担架，哪里没去过？那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子，满地抓鸡屎吃呢。”
盖蓝被的农民也拖着长音说：“年轻人，别那么眼高！我们见的，不算多，也不算少，你几时经历过？”
那青年不服气说：“往后我们见的，你也见不着。”
盖红被的农民笑起来：“你咒我死啊，我才不死呢。凡是你能看见的，我都看得见。”
我笑着插嘴问：“你能看见什么？”
那个好心情的农民数落开了：“村里要装电灯，装电话，装收音机；还要修澡堂子，修电影院，修学校——反正要完完全全电气化，我都看得见。”
我说：“照这样，这条河挖好了，对你们的好处大啦。”
那农民答道：“河不经过我们村，不关我们的事。”
我奇怪说：“怎么会不关你们的事？”
那农民连忙改口说：“这是大家伙的事，自然也是我们的事，我们一定拿着当自己的事一样办。”
我笑着说：“我不是指的这个。你们村不是要用电么？等那座水电站修好了，一发电，你们要多少电没有？”
那农民一翻身肚皮贴着床铺，拍着手说：“对！对！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惹得旁边的人一齐笑了……
在翠微峰下有一处古代遗迹，题做“冰川擦痕”。据说这是几十万年前，冰河流动，在岩石上擦过的痕迹。那些岩石，凡是冰擦过的地方，像刀削的一样平滑。恰恰在“冰川擦痕”的周围，数不尽的工人、农民正用尽全力在开山辟路，修筑运河。这不只是擦一擦，而是在改造地壳了。
在人面前，大自然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啊。
香山红叶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
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槛跟玉泉山顶一样平。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
老向导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
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
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工账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啊。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脉，有脉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这时候，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梦赶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赶泉”的来历。
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
老人说：“你先别急，一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处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
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像枫叶？”
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
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
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
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
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香呢。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
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像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闻不见红叶香？
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笏”、“西山晴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
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海天苍苍
傍晚，凉风从台湾海峡吹来。路旁的金合欢花散出甜丝丝的清香。厦门的夏夜是迷人的。我的心却有点发紧，不能平静——我正在一步一步走近吴才良的家。
吴才良是在一九五三年福建乌丘屿海面的一次海战里显露出他的性格的。当时他刚上炮艇，当信号兵，年纪轻、个子又矮，一脸稚气，都把他当小孩看。你哪想到就是这么个孩子，当我们的炮艇在海战当中一靠拢敌船，他拿着支冲锋枪，一纵身跳到敌船上。敌人船上掌舵的打死了，船还在转。这个手脚灵活的小水兵三步两步窜到前舱口，正好有个蒋家军官要往上钻，当场叫吴才良一喊，慌慌张张举起手来。紧接着吴才良从舱里又活捉了十几个敌人。懂得一点海战的人都知道：“跳帮”（即跳船）不是件容易事。吴才良的胆气就是这样壮。我现在要去看的不是吴才良，是他母亲。这位母亲为她儿子的命运该经历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啊！一颗流过血的母亲的心是神圣的，我不忍心去触动。我最怕见的是母亲善良的眼泪。吴妈妈并没用眼泪来迎接我。她有四十几岁，神态很温柔，又透着刚强。屋里已经黑洞洞的了。她点起盏煤油灯，窗口的海风一吹，灯苗冒起黑烟，忽闪地灭了，她就再点。还有好几个小儿女围在她的身前，一个个方头大脸的，都像吴才良一样可爱。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一面沉思，一面轻声谈着她心爱的儿子——才良。我觉得她谈的不只是她的儿子，她谈的是我们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和灵魂。
才良，我的孩子，已经离开我走到别处去，永远不再回来了。有时我一恍惚，觉得他好像是出门迷了方向，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定什么时候，门外会传来他的笑声，一转眼他会飞进屋子里来，对着我唱。他总是这样，人没到笑声先来了。他知道我爱听唱歌，一回家就唱。可是才良是不会回来的了。他并没迷失方向，他走的是一条通到很远很远地方的光明大道。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里还写着：“妈妈：你能原谅我吗？我们的走，总是使人感到这样的突然……当我想起将来，想起祖国最美丽的那一天，一种新的力量充沛着我，也使我更加劲地工作。我知道只有工作，才能缩短走向幸福的路程。”
才良就是这样走了，奔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往前走了。
我爱我的孩子，特别爱他这种刚强性格。我们家的生活先前很苦，靠着他爸和我做鞋油和肥皂卖，孩子从小帮着做。记得有一回才良做鞋油多倒了油，他爸打了他一个耳光子，孩子一生气，跑到他叔父家里去，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回心转意，回到家里来。才七岁一个孩子，就有这大气性。
才良顶喜欢他叔父。他叔父叫吴学诚，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常给孩子书看，讲故事给孩子听。才良爱书爱得要命，八岁上就抱着一大本《三国演义》死啃，啃不动也啃，看着都叫人发笑。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初，正过元宵节，叔父在我们家吃元宵，他的家忽然叫特务搜了。叔父忙着赶回去，就叫国民党的党部“请”去，从此再也没有音信。当时才良已经十二岁，稍微懂点事，仰着脸问我：“妈妈，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叔父呢？”我忍着泪悄悄告诉他说：“因为你叔父是个共产党。”
孩子又问：“为什么是共产党就要杀呢？”
我悄悄说了点自己懂得的一知半解的革命道理，都是他叔父平时对我讲的。孩子的心是纯洁的，记的也牢。厦门解放那天，解放军一进城，人家孩子就连跑带叫撞进门来：“妈！妈！共产党来了！”
我望着自己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还能老让孩子天天挑着肥皂上街卖吗？他应该念书，他可想当个解放军了。念了两年初中，他到底考进海军去了。临走，他只向我要一件东西，就是他叔父活着的时候亲手做的小铁箱。
我说：“要你就拿去吧，可别丢了。”
他拿这个小铁箱装书用。他的书也多，有小说，更多的是诗，每本都包着干干净净的封皮，像新的一样。谁要看就借给谁。可是你要不知道爱惜书，稍微弄脏一点，你看他那个不高兴啊。
才良自己也写诗。他有一本很厚很厚的本子，写满了诗。他抄给我的诗里有这样几句：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
我们永远万分珍惜
那在战场里结下的友谊
这个孩子，感情实在重。在许许多多战友当中，跟他最亲密的是谢时恒，也是信号兵，两个人常常走在一起，好像你是我的影子，我是你的影子。时恒的身量高，才良又矮又灵活，刚刚到时恒的胸脯。
才良会笑着说：“看你多高！”看电影总坐在时恒的上首，位子高些。
两个人不在一个炮艇上做工作，彼此约好了，谁的艇先靠码头，谁就买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
买好票才良说：“你等着，我找你去。”
时恒说：“我找你去。”
常常是你找我，我也找你，两个人走到半路就碰见了。如果时间早，才良准把时恒领到家里来。一进门才良就唱，还喊：“妈！给我们花菜吃。”
夏天，炮艇一靠码头，两个孩子总爱睡在码头上，有时你替我抱被子，有时我替你抱。两个人并排一躺下，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海上的潮水，就该咕咕哝哝谈起来了。谈到东，谈到西，谈到祖国，也谈到自己——总是谈到很远很远的将来。
要是晚间许多信号兵聚到一起，大家一定逼着才良讲故事。才良肚子里的玩意儿也多，故意讲鬼，还专讲顶怕人的鬼。讲到最后，他会把两条胳臂忽然一张，啊地大叫一声，做出吓人的样子，惹得人家都笑起来。
乌丘屿那次海战，才良立下点功劳，你也许在《解放军画报》上看过他的照片。有一天，孩子回家来，四下望望问：“妈妈，报喜的奖状来了吗？”
我说：“来了。”
孩子又问：“来了为什么不挂起来？”
我说：“先不忙吧，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功劳，算什么？等你立了更大的功，再一齐挂起来吧。”做母亲的心事，你该懂得。我说这话，是怕孩子骄傲。其实我是冤枉了我的孩子。作为个团员，党更会时时刻刻教导他。又过了好些日子，我发现才良瘦了，回家来也唱，也笑，只是不像从前那么欢。我有点担心，他却笑笑说：“一点小病——不碍事。”
还说是小病呢。原来他得了心脏病，起初时常头晕，到后来，有时正在艇上值更，一下子会晕倒，不省人事。中队长几次送他去休养，去了不久又回来，回来就要上艇。有一个晚上，谢时恒的炮艇跟才良地停在一处。时恒值更，才良也值更。到半夜，时恒听见那边艇上喊：“吴才良没气了！”
同志们又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次还算好，养了两个多月才回来，气色好了，人也壮了。你当他是养好病回来的吗？才不是呢。他是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的，什么东西都丢了。中队长找他谈话，人家孩子还满有理似的说：“医院里叫我复员，我不跑还等什么？”
中队长说：“你有病就该复员。”
人家孩子就说：“等台湾解放了，我再复员吧。”
不复员也不要紧，还不肯留在陆地指挥所里，偏要求回他的原艇。于是有一天，他跟他那些热爱的战友一起，不声不响又走远了。走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回到海洋上去了。他爱海洋，正像他爱诗一样，爱得要命。风平浪静的日子，他爱海的温柔；白浪滔天，他又爱海的威严。一到大海上，他就高兴。只要我的孩子高兴，我也高兴。
我不能忘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个日子。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居民委员会里忙了一阵工作，有点累，回到家里，看见桌子上摆着封信，笔迹是生疏的，寄信的番号却是我儿子的。我的心跳得厉害，手也止不住发颤，急忙拆开信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好妈妈！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着，我很悲痛我的好战友吴才良同志已经于本月十九日在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倒下去了！……
看到这儿，我的眼前一阵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苏醒过来，看见几个小儿女围着我，哭着叫妈妈，我的心痛得像锥子扎似的，想哭，又没有眼泪。我用两只胳臂搂着我的小儿女，强忍着说：“不要哭，孩子！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我还不相信才良会真死了。也许这不是真的吧？寄信给我的是才良的大队长，我找到大队部去。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的儿子再也活不过来了。我为我的儿子痛苦，也为我的儿子骄傲。他死得好，死得值得。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我想看看我儿子牺牲的地方，我想看看我儿子的坟墓。
大队的一位同志陪我到了东山岛。我才知道，这些天才良他们那个艇队一直在这一带海面上巡逻，保护海上的运输，运的都是建设祖国的各样器材。冬天，海不是好惹的，一闹天气，浪头会从桅杆上哗地盖过去，哗地又盖过来，炮艇就得打着滚往浪窝里钻。才良是个信号兵，总要站在驾驶台上，站得那么高，瞭望着海面，还得跟别的炮艇拿旗子说着话。炮艇翻来翻去，不牢牢抓住桅杆，准会把他颠到海里去。他呕起来，呕一次又一次，浑身像抽掉筋似的，又酸又软。我的好儿子却从来不肯到舱里去，他要站在他自己应当站的位置上。
我儿子出事那天，艇队已经完成护航的任务，开进东山港里。那些日子，敌人的飞机常从台湾绕来，乱闹腾。这一天，从早晨起，对空的战斗就开始了。有一架敌机受了伤，其余的都逃走了。靠近中午，才良站在驾驶台上，拿着望远镜正瞭望，忽然喊：“西南方向发现敌机四架！”
一掉头，发现八架，再一掉头，变成十二架，围着上空直打转。
才良本来有一条清亮的好嗓子，整个艇上都听见他一会儿报告：“左舷十五度敌机两架！”
一会儿又报告：“右舷四十五度敌机四架！”……
艇上的炮火一齐吼起来。炮弹一时切断敌人从不同高度、不同角度冲击的队形，一时又直冲着敌机飞去。炸弹从高空投下来，海面上激起一根水柱，又一根水柱……比桅杆还高。
也不知道我们的炮打出去多少发炮弹，炮筒子发了红，直冒烟，还是打。
你想不到一个孩子会在战斗里有多么沉着。只听见才良对炮手报告：“炮弹离敌机相差五度。”
紧接着叫起来：“打得好！打中了！打中了！”
果然有一架敌机冒了红，尾巴上拖着一条黑烟，一路嚎叫着摔到大海里去。
不久才良又喊：“打中了！又打中了！”
又一架敌机晃了晃，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摆摆的，拖着翅膀子朝东飞了。正在这个当口，另一架敌机忽然从山后翻过来，朝着炮艇扑上来。才良喊了声，举起冲锋枪，对准敌机就打。
一颗炸弹落下来。一转眼间驾驶台旁溅起一片水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