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的理智 [book_author]林语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04349 [book_dec]林语堂著，本书所辑录的文章都是作者对于日常生活、政治或社会上的各种事物的新鲜、锐利与确切的谈话。这些短而辛辣的文章背后，隐藏着作者一颗热爱生活、睿智旷达的心。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可以体会到作者幽默、闲适、享受的人生哲学。 林语堂 一代国学大师，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著有《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并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 [book_img]Z_13603.jpg [book_title]序言 我住在南京时，曾经常极注意几种新的在挣扎着的小杂志，因为我关心周围的革命中国的动态。其中有一种英文的杂志名叫《中国评论周报》。我每星期一页一页地读着，因为这里面有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发表他们的思想与希望。他们用的是英文，一半是因为他们需要懂英文的读者，又一半是因为他们中有几个用英文写起来还比较用中文容易一点。那时在这杂志中开始新辟了一栏题为“小评论”，署名是一个叫做林语堂的人，关于这个人的名声那时我从未听到过。那一栏里的文章是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政治或社会上的各种事物的新鲜、锐利与确切的闲话。最使我钦佩的便是它的无畏精神。在一个批评执政要人确有危险的时期，小评论却自由地直言着，我想那一定是由于借此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的幽默与俏皮才能免遭所忌。这种俏皮——本着他人所不具备的无畏，在不当宽容时绝不宽容，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们，不论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一视同仁——不久便受了除我以外的许多读者们的注意，而大家也便开始打听了：“这个林语堂是什么人呀？” 从这时起就有许多外国读者们都这样地问着，到后来也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人。他的作品说明了他这个人。这本书则更能说明他是什么人。这里收着的文章，也许是最适合林语堂的才能的，当然毫无问题，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思想的锋芒直刺的特质，它们都是他的才智的天赋的表现。 这种短而辛辣的文章，林语堂写了有一年多。这一本书便是以这些过去与现在的作品编集而成的。但并不是全部都在这里，因为有一部分有时间性，现在已不适宜了。但这里的一些文章，也已经足够表现其多样了，而林语堂所喜欢的也便是多样，虽然他对于一件事情发生很深的兴趣时，他也能执著得很久很深。 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一说的。在一九三三年有一个晚上，我在林语堂家里吃饭，那时是在上海。我们谈起了以中国题材写作的外国作家们，那时他突然说道：“我倒很想写一本书，说一说我对于中国的实感。” “你大可以做得。”我十分热忱地答道。我早盼望有一本中国人写的这一类书了。林语堂写成了那本书，那便是《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以及其后的一本《生活的艺术》中的好多章节的基本来源，最初便是在“小评论”一栏中的那些文章。在那二本书都还未写成之前，我曾收集了这栏文章中的几篇，寄到美国去投给《亚细亚》月刊。其中有一篇在那杂志上发表了出来。那一篇便是收在这本书里的《遗老》。 不久前林语堂曾在中国的陪都住了几个月。他同千万的中国人民一同有了战争的惨酷经历。但不管其经验是什么，在这本书里，林语堂依旧是林语堂。那些小评论，幽默、聪明，而无伤于他的诚挚。 [book_title]英国人与中国人 时至今日，一个人时常不免要想起白种人，因为近日欧洲的景象实在很足以挑动思潮。 我们不由要问问欧洲为什么会这样的一团糟，因为在那里人类的事情正弄到一团糟，所以人类一定有了过失了。我们不得不向自己问道：欧洲人的心理上的限度到底怎样，以致要在欧洲维持和平这样困难？欧洲人的心智结构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说起心智的结构，我并非指智能或纯粹简朴的思想，而是指一切对事物的心理反应。 我决不会怀疑到欧洲人种的智能。可是可叹的一点是：智慧跟人事很少关系，因为人事多数是受我们的动物热情所支配。人类的历史并非人类理智的聪敏指导下的产物，而是由情感的力量所形成——这种力量包括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傲慢，我们的贪婪，我们的畏惧，以及我们的复仇欲望。欧洲仍旧不是被智慧所统治，而是被动物的恐惧和复仇热情所支配。欧洲的进步并不是由于白种人思想的结果，而是由于他的缺乏思想。今日如果有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安置在欧洲的首脑，由他领导她的整个命运，欧洲决不会像现在那样。现在的欧洲不是由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所统治，而是由三个有大而有力的下颚的人所统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斯大林。 这不仅仅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些人的面孔像三角形，三角形阔的一面生在下面（独裁者和实行的人），而有些人的面孔却像颠倒的三角形（有智慧的人和思想家，例如罗素）。智慧的人和实行的人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德国民族能够宣誓效忠于“上帝和希特勒”，可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要宣誓效忠于“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欧洲要是一直给这三个有阔大而有力的下颚的人统治，要是她乐于给有阔大有力的下颚的人统治，欧洲一定要继续依照她目前的发展路线下去，向着她现在所向着的深渊前趋。 每一个民族都有梦想，而且多少完全按照她的梦想而活动。人类的历史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结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调整便决定了那一个民族的特殊发展。苏联是俄国人梦想能力的结果；法兰西共和国是法国人对于抽象观念的热情的结果；不列颠帝国是英国人的特殊健全常识和他们完全不受逻辑推论的拘束的结果；德国的纳粹政权是德国人酷爱共同阵线和集体行动的结果。 我论及英国人的性格，因为我认为我了解英国比较其他国家好些。我觉得英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较为近似，因为两个民族都是现实主义和常识的崇拜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他们的说话方式，有许多相同之点。两国人民都极不信任逻辑，对于太完美的论辩极度怀疑。我们相信当一种论辩太合逻辑时，它不会真实的。两国的人都有做事恰到好处的天赋，而无须举出所以要做它们的原因。一切英国人都爱一个说谎说得好的人，中国人也是如此。我们随便用什么名字叫一件东西，只不愿用它的本来的名字。当然，不同之点也有许多（例如，中国人比较富于情感），而且中国人和英国人有时也会互相触怒；可是我是发掘到我们的民族性的根源里的。 让我们分析英国人性格的力量，看看英国这个民族的光荣历史怎样从这种性格兴起的吧。我们都晓得英格兰不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而且是一段惊人的历史。英国常常惯于做一件事情，一点没有错，可是称它的名字却错了。例如现在，她把英国的民主政体叫做君主政体。因为这个缘故要领略英国伟大的性质是很困难的。英国民族已经给人误解，要一个中国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英国人曾被人非难为虚伪，矛盾，有“糊涂混过”的天才，却显然缺乏逻辑。我要为英国人的矛盾和英国人的常识辩护。非难英国人为矛盾实在是没有道理，完全是由于对于英国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领略所致。我想，以一个中国人的地位，我能够了解英国人的性格，比英国人了解自己更好些。 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点真正领略英国的伟大之处的观点。为了要领略英国，我们必须对逻辑有一种轻蔑心理。这一切对英国人的误解，是由于对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谬误见解所致。常常有一种危险，即我们把抽象的思想认为人类心性的最高功能，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简单的常识。民族的第一种功能，正如动物那样，便是要懂得怎样生活，除非你学会怎样生活以及使你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你的一切思想都虚废了，而且是人类脑子的正常功能的败坏罢了。 我们都有一种曲解，认为人类的脑子是一个思想的器官。没有一件东西比这更远离真理了。这个见解，我认为在生物学方面是错误而且不健全的。巴尔福男爵说得好：“人类的脑子正如豚鼻那样是用以找寻食物的。”总之，人类的脑子不过是一段扩大的脊髓骨罢了，它的第一种功能便是用来感觉危险和保全生命罢了。我们没有成为会思想的人以前，不过是一些动物。这种所谓逻辑推理能力，不过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发展得很迟的东西，甚至在现在它仍旧很不完全。人类不过是一种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觉的动物。这种帮助一个人去获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种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思想，因为这一类思想常常比较健全。这一类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识。 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惨。一个具有健全常识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会思想的民族，而是一个把它的思想归纳到生活的本能那里使它们和谐相处的民族。这一类的思想从生活的本能方面获益，可是永不会跟它相反。思想过度会使人类趋于毁灭。 英国人也思想，可是从来不让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和逻辑的抽象里迷惑起来。那便是英国人心性的伟大之处，英国能够在最适当时候做出最适当的事情，便是这个缘故。英国能够加入适当的一方，参加适当的战争，也是这个缘故。她常常参加适当的战争，然而常常举出不对的参加理由。那便是英国的惊人力量和生活力。我们也许可以叫它做“糊涂混过”、矛盾，以及虚伪。归根到底却是那健全的英国人的常识和一种头脑健全的生活的本能。 换一句话，正如各个人那样，各民族的第一条定律便是自存律，一个民族越是能够使它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不管有没有逻辑，她的生活本能便也越加健全。西塞罗说过：“不矛盾是狭小心性的美德。”英国人的具有矛盾之点，只是表示英国伟大的标志。 例如，拿这个令人惊异的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吧，它现在仍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英国的人民怎样把它建立的呢？便是由于完全没有逻辑的推理所致。你也许可以说，大不列颠帝国的基础是：英国人的运动精神，英国人的耐久力，英国人的胆量，以及英国的法官的廉洁。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不列颠帝国的伟大是基于英国人缺乏脑筋作用这一点。缺乏脑筋作用，或脑筋作用不充足，便产生了道德上的力量。大不列颠帝国存在着，因为英国人很相信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优越。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出去征服世界，除非她很确定自己的“开化”的使命。然而，当你开始想到和看到别一个民族的一些东西，或是别一个人和他的习惯时，你的道德信仰便离开你了，同时你的帝国也覆亡了。大不列颠帝国一直到今日还能够屹立的缘故，是因为英国人仍然相信他的方法才是确实无谬的方法，又因为他不能够宽容任何跟他的标准不合的人。 所以大不列颠帝国本身是基于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计划。它的基础实在是远在伊丽莎白女王时，跟西班牙帝国的极度奋斗时的海盗时代所奠定的。可是，当海盗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扩展是必需的，英国竟能产生充足的海盗来应付局势，她并且对海盗称颂起来。其后，当工业革命需要殖民地的市场时，她又发展一种建立殖民地的本能，在她的开化势力方面，又有另一种惊人的发现。不久，一个英国诗人吉百龄（Rudyard Kipling）发现了白种人的负担，那种白种人的负担的感觉以及英国的开化势力帮助英国人继续干下去，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这样。当然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比这一切更可笑了，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现出对于生活更为健全的本能。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愚蠢，而且除了是一种不好的美德外不算得什么，那么想想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颠帝国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空前创举，这样的一个帝国，无疑不能仅仅因为没有逻辑便能团结起来。若是在任何别的民族的手里，那大不列颠帝国一定会尾大不掉便倾覆了，因为这个把一个从澳洲到加拿大这样大的帝国团结起来的难题，就是最能干的政治家也要感到力不胜任。只有英国人的心智才能解决它，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发明了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实际上等于一个国联，不同的一点便是这个国联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国人民说不定没有自觉到这是一个国联，因为他们惯于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英国人怎样发现这个公式，可是，他们要不是发现它，便是由于他们纯粹的常识以及和现实调整的能力而无意中发现了它的。 或是拿英国的语文来说说吧。英语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种国际语的语文了。英国人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也许是由于逻辑的可笑的缺乏，由于英国人的那种纯然的倔强性格不肯说他种语言。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时便说英语，在法国时便说法语，在德国时便说德语。可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到哪里只说英语。英国人有一句格言： 当你在罗马旅行， 要像在家时那样做事情。 这是我用英语写的唯一诗句。 这是一件最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又变成了最正确的事情，现在英语无疑地已成为国际语了。 在英国的民族生活的各点尽皆如是。她的英国国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常东西。从神学方面说，它是一盘英国酱汁和罗马羊肉合煮的菜，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学理论，仅仅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意识的表现而已。它是荒诞可笑的，不合逻辑的，时至今日它是无可救药地陈腐了，可是几年前英国国会仍旧拒绝把它的祈祷书修改呢。这是英国的妥协精神的最高例证。可是它却是一种有效力的教会，能够维持生命到今日。 英国的宪法又是另一件英国的凑杂物的杰作，然而，即便它是一件凑杂物，它对英国人民却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 英国的大学又是另一个许多学院的奇异混杂物的例子，没有韵律，没有理由。牛津大学有三十个学院，没有人能够说出为什么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学始终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个学府。 英国的政体的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东西，名义上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民主政体，可是不知怎的，英国人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冲突。英国人一面对他们的国王表示忠诚，可是跟着又假乎他们的国会去规定王室的费用。将来总有一天英国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英王仍旧高踞宝座上，由一个极度死硬派的保守党内阁来领导。现在英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贵族们的田地和房产课以重税——并不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在短期间英国也许会成为劳工政府，可是人们会觉得过程是这样地温和顺适，一点不会有剧烈的动荡。我很相信英国的民主政体基础是不会动摇的。 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地带了他的洋伞走过去（他并不觉得带洋伞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语之外不肯说他种言语，在非洲森林中还要索果糕，在非洲沙漠中度圣诞节夜。因为没有圣诞树和梅子布丁，便责怪他们“仆欧”。他是这样地自信，这样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这样地自认合适。当他不是呆若木鸡的时候，他难免要有话可说，有所举动和姿态。一个英国人即使在打喷嚏时，你也能够预料他要有什么举动的。他会拉出手帕——因为他常常带一条手帕的——喃喃埋怨这严寒气候。而且你能够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热水洗一次脚，这一切准确得有如太阳第二天早晨要从东方出来那样。可是你不能使他乱套。他那种兴冲冲的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可却是很动人的。实际上，他便是带了那种坦白和高兴去征服这个世界的；他能够这样子获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的证据。 在我自己，我便颇为这种兴冲冲的态度所打动，这种正是一个认为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所厌弃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适当的时刻，不能抽出一条不可缺少的手帕的）那种人的态度。人们禁不住要看看他那副极度厚脸皮的后面，偷窥一下他的灵魂的深处。因为英国人是动人的，正如孤寂是动人的。一个人能够独坐在一个总会的聚会中而显出很舒服的样子，这种样子总是很动人的。 当然，其中一定有点什么的。他的灵魂并不是这样的坏东西，他的兴冲冲态度也不仅是一种装腔作势。我有时觉得英伦银行决不会倒闭的，正因为英国人都这样相信，它不会倒闭只因为它不会这样。英伦银行是很合适的。英国的邮局也是这样。制作者人寿保险公司也是这样。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一切都很合适，必然地很合适。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认为英国是一个适合居留的理想国家。他一定感到欣悦去看见伦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妇人走过街道的样子，以及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以“Yes，Sir”一语称呼。 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合适而且极为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是一种富于常识而且尊崇常识而蔑视逻辑的民族。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东西便是科学的推理力，这种推理力在他们的文学里面完全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完全凭了直觉来达到一个真理，比英国人更敏捷些。中国人的心性惯于紧紧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舍弃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心性具有常识和生活的智慧，它具有幽默感，它能够安然问心无愧面对着逻辑的矛盾。 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之道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确当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大量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会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会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会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功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在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之点。除了他的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如要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之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途程也更为稳健。一个人觉得可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人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定会晓得这个计划，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现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book_title]美国人 在中国，人们听到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故事。它们大体上跟一个人在法国或英国所听到的很相像。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男人们吃“热狗”（Hot Dog），女人们嚼橡皮糖，孩子们舔冰淇淋筒。然而，这个见解并不是指“有些”美国人是这样，而是指每一个男人都吃“热狗”，每一个女人总是不停地动着她的牙床，而每一个孩子手中总拿了一筒冰淇淋。 “那不是一个古怪的世界吗？”我们互相问着。其后我们又听到一百零二层的摩天大厦，汽车在地底像蚯蚓那样走着，火车在半空中飞驰，餐室里你只要投进去一只镍币，一盘烧鸡便会自动地跳上你的桌上，你无须举步便会把你送上高高的楼梯，警察都是六呎高的身材，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动着。诸如此类的事情令人不能相信，可是都是真的，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些东西。啊，美国！ 比这更坏的，我们听见人们说，在美国人人都是守时刻的：一个美国人约好了九点钟，他一定会在九点钟时来到的；每个人都在街上匆遽走着，谁也不会耗费一分钟；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我们听到好莱坞的人都是很有钱、满足和快乐；在美国人人都是基督徒，美国革命的儿女们都是美国民主政体的监护者；黑种人每天都给人私刑虐杀，芝加哥的每一条街道转角处都有流氓藏匿着；在这个自由的国土里，人人都是歌舞狂欢；还有这个平等的国土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拍拍每一个人的肩膀…… 所以我是带了惊异的眼睛来观察美国，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解事的人，我并不希冀得过奢，也不太少。那是我的一点长处。从科学方面说来，我相信每一件东西都是可能的，从人情方面说来，我相信许多东西是不可能的。在一切属于科学的东西，我发现那些事实并没有言过其实；可是在一切属于人类行为的东西，我坚信美国人跟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准备去接受那最坏的和最好的。当我发觉我自己并没有错，美国的妇人仍旧像中国人那样照料她们的丈夫的肚子，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孔子这个名字，我是多么愉快啊。 我走进一家美国药房，开始看到美国人的人情。一家美国药房正适宜于作这种观察。它们有四个“C”：Cigars（雪茄烟）给男人，Chocolates（巧克力糖）给女人，Candies（糖果）给小孩子以及Cough Drops（止咳药糖）给老年人。我看见男人买雪茄烟，女人买巧克力糖，小孩子买糖果，老年人买止咳药糖。我又看到女人和小孩子也许要比男人和老年人更愉快，可是他们确是比较他国的女人和小孩子更愉快的。 因为美国是女人和小孩子的国土呢。它名叫新世界，同时欧洲和亚洲都名叫旧世界。当你说起新世界时，你的意思不过是说，美国的女人是新的，美国的小孩子也是新的——他们跟欧洲的女人和小孩子不同；是女人和小孩子使美国成为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女人都有一个机会。给一个女人机会常常使旧世界的男子恐惧，尤其是一个亚洲人。“将会发生什么呢？”以保护女性为己任的男子总会本能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给一个妇人机会，譬如，如果你放任一个年轻少女走进那广阔的世界去，将会发生什么呢？ 当我发现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与女人后，竟没有什么发生，我不由感到一点惊诧。她们分明是能照料自己的。我开始感到奇怪：我们在旧世界里的男子，为什么都要麻烦自己，去照料女人们呢？ 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想后，我自愿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女人不过是跟男人们相同的人类罢了。她们同样具有判断错误的能力，只要你给她们同样的阅世经验和接触；她们同样有能力去做有效率的工作和保持冷静的头脑，只要你给她们同样的商业训练；她们能够具有同样的社会眼光，只要你不把她关闭在家庭里；最后，她们也具有治理得好和坏的能力，因为如果用女人们来治理这个世界，她们至少不会比男人们在欧洲那样弄得更加糟。 我读到初期的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因而相信获得解放后的女人们是不愿结婚的，我发现女人们大体上是不会误信那种无稽的事情的。如果许多女人不结婚，并不是因为她们不晓得什么是好的。她们对于那件事，常识正多着呢。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没有男人的爱而生活，同时仍旧是一个愉快的生物学的动物。 有些美国女子，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她们受了欺骗，以致把婚姻的权利放弃了，把她们女性具有的使用各种手段去虏获一个男子的特权放弃了。我说，她们是受了一种生物学上说不通的哲学思想欺骗了。不管你们怎样说及在中国女人受到压迫，你们要记着每一个中国女人都结婚的。那便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男子，由于上天的意旨和社会的创作，都要受到她管理。不管整个男性是多么崇高与有力地把她支配着，一个中国女人至少能够支配一个有肉有血的男子——这一个男子是上帝交到她的手里，要去继续她的捏塑和制造男子的工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意思是说，男人这样脏而重，女人这样轻而洁，便是这个道理，而且水渗透进去使泥捏塑成形。我认为《圣经》里的《创世记》应该加入一点中国色彩，重写一次：亚当是泥，夏娃是水，上帝仅仅捏一个粗糙未完成的亚当形状，吩咐夏娃把其余的工作完成。每一个女人跟男人结婚，不过是继续上帝未竟的工作，从上帝或他的母亲离开他时那个样子开始着手工作。现在聪敏的美国女子都认为这有玷她们的尊严。上帝不喜欢她们这样的态度，因此才以神经衰弱病和伶仃孤苦病来处罚她们。美国女子愈早些决定她们并不爱独居生活，她们便可快些获救。让她们跑出她们的特别优美的哲学之宫和独立生活吧，让她们把纯净的水跟他们粗劣的泥土混合吧，让她们把“阳”与“阴”联合起来吧，让她们面对那显明的真理——男人与女人只有跟异性和谐地补充才能达到他们的完全表现，然后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让她们这样做做，看看有什么结果，她们要再度发现一个古老的真理。这个真理旧世界的女人们好久前便已经发现了。 我对美国女人要说的是一句老套的话：不管用什么手段，出去找一个男人吧。潜在的意识已经死了——让我们恢复到简单意识到的真理吧。出去找一个男人，生儿育女，养小鸡与种萝卜。 现在我们说到美国民主政体基石的普通男人。美国政体属于一种高度浪漫类型的民主政体，以普通男人的地位来渲染女人的地位，渲染同时也给它的浪漫主义所渲染，那才真是渲染着。 马丹台·史坦尔（Madame de Sta l）的浪漫主义，广大的，人道的，超脱国家观念的，情感的。普通男人的地位渲染着同时给它的民主主义渲染了。 要明了普通男人的地位，首先必须明了美国民主政体的性质。美国民主政体根本是基于“为最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这一个理想，因此，那代表着最多数的人的普通男人才出现了。 我也许错了，可是我相信，在美国有“最多数人”这一个理想，而不仅仅是“最多数人”这一个空虚的名词，才使一般人民体会到民主主义。因为只有在美国人们才会听到一个人能“出售一个念头”，而一个无线电广播的主持人能“收买一个艺人”。 普通男人是美国民主主义的基石，因为代表最多数的是他们而不是美国绅士，最多数的东西都是售给他们，无线电节目和影片也是为了他们而设——如果制造家不整千整万地把他们的出品出售并且为了千百万人而摄制电影，那么美国民主主义还成什么呢？ 正是这样，在美国的民主政体里，我们会有生命而且大量地具有它，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汽车，大量的杂志，和大量的无线电收音机。所以普通男人繁荣了，他过得好日子，而且他越是普通，他越是过得更好的日子。 因为只有在美国普通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才有机会去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性能。对一切新的人总得优待些，你把一切放在这个美国民主政体的大锅子里——新的女人，新的孩子，新的医疗法，新的风尚，新的衣服，新的游戏，新的学校，新的机械，新的沙发床，新的爵士音乐——把它们一起搅混了烧煮。因为自己有一副爱实验的头脑，所以我急于要晓得再过五十年后，这一锅子里会煮出什么东西来。 [book_title]我爱美国的什么 我们应该把这些一次写下来。这一来，一切会向一个外国作者提出的问题，都会有预备好的回答了。 这一切的爱和憎也许都是错了的。说不定住得久一点，我们的见解便会改变了，或甚至爱起我们以前所憎的，而本来喜爱的却要憎恶了。那些新接触到一些东西时的兴奋，那些第一次的印象，感觉迷乱，以及新奇的惊异，要把它们再获得是不可能的。我不须心理学家把习性律告诉我——说人类的心性一旦惯熟了后，善于忽视不谐合的东西，而终于把一切东西都认为合理的，因为已经习惯了。 同样的，我并不要证实我的爱和憎。私人的爱和憎，都是你无须举出理由的东西。它们不过是私人的爱和憎罢了。我喜爱某些东西，因为我喜爱它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喜欢它，我的回答是：“正因为这样。” 好，那么，我爱美国的什么，我憎的什么？（我在此要实行一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一原则。） 在纽约，我最爱的是中央公园中的花岗石，它们那种峥嵘的韵调，跟崇山峻岭上所见的同样美丽；其次便是那些毛色光泽的栗鼠；第三，便是那些对于那些小栗鼠感到同样的兴趣的男男女女。我以为，像我那样对石头感到兴趣的人，一个也不会有——那些沉默的，永不变易的石头啊。 我喜欢嗅香肠面包（Hot Dog），可是我总是不喜欢跟我一起吃它的那一种人。我很喜欢喝一杯番茄汁，可是最恨坐在那周围是一瓶瓶的消化药水，一包包的清肠片，一盒盒的阿司匹灵，以及堆得山一样高的沐浴肥皂，海绵，电烘面包器，牙刷，牙膏，不脱色的唇膏和剃须毛刷的地方喝它。我喜欢在鲁易与阿蒙餐室的地下室里吃生芹菜和蜜露西瓜，或是在奈狄克饭店的露天食摊上吃一顿。随便哪一样都可以，可是如果我有法子的话，决不要吃那些汽水店里的午餐。在那里，踞在那些会旋转的圆凳上，我既不能像一个美食家那样以一种宗教的热诚去对付他的食物，又不能像一个高高兴兴自由自在的流浪者那样。可是只是一个忙碌的纽约人，在宇宙间竟没有充足的空间，把一条手帕舒舒服服抽出来。如果我要伸欠一下（正如每一个人饱餐一顿之后总要这样），我一定会仰翻跌倒。 关于无线电的一切东西，除了它的节目之外，我都喜欢。我一方面对于那种把优美音乐和艺术的享受带到家里来那种空前未有的机会感到惊奇，同时对于优美音乐和艺术的享受的比较空前未有的难得，感到同样惊异。我对于那些神秘的电线，线圈，开关，和真空管，以及那利用电线线圈和种种仪器从空气中把音乐收来的机匠感到无限地佩服；可是我对于那些最后给那神秘的电线，线圈，和真空管收得的音乐，却感到极度的轻蔑。美国人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 我对于那种使欧洲丰富的音乐完全停止活动，惭愧地隐匿起来那种成功感到极度惊异。同样的我对于大减价的布告感到欣悦，这是无线电节目中最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是老实的。 我爱那甜美的布本克梨和香喷喷的美国苹果，以及那丰满的响亮的美国人声调，和一切富于活力，丰满而健全的东西。我恨那稀薄的蛤蜊汤和那种柔弱的曲调，以及那些壮健的美国大学生哼出那种硬装出温柔多情的声调，总是把“你”和“愁”两个字押韵。还有一切感染的，模仿的，制成的和定制的东西。 我喜爱那壮丽的美国菊花，正如中国的那样令人羡爱，我又爱第五街花店里的许多种类的兰花，可是我最恨许多花球的编扎法，完全缺乏有韵律的活气和别有风韵的对比。 我爱听在公园里，不怕尘污戏玩着的小孩子的响亮笑声，以及少女们吹着好听的口哨来唤栗鼠。我爱看见容貌姣好的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子走着，和独身的女子躺在草地上打瞌睡，她们的面孔给报纸略略覆掩了，这一切都表现出人生的欢乐。可是我不喜欢看见男人和女子同躺在地上，在别人面前接吻起来。 我爱那些黑人脚夫，信差，和电梯司机，无论在哪里，他们态度总是很好，眨眨眼睛带着笑容，可是我最怕看见那些板着面孔的黑人，戴着手套和覆鞋套，掮起文化的幌子到处走着。 我喜欢新英格仑州可爱的少女的微笑，说话音调很美妙，我不爱看见地底电车里的人们，下颚不停地动着，可是没有吐出烟来的样子。 我喜欢地底电车，如果要载我到目的地，它总是走得那样快。可是当我走得脚步最快时，却给穿高跟鞋的金发姑娘赶到我的前头，我便要觉得惭愧。天啊！她要到哪里去呀？ 我喜欢早晨坐地下电车时所见到的男男女女，他们饱睡之后，眼睛现出柔和的样子，面孔上喜气洋溢。可是，在下午乘车时，我便觉得很不舒服了，那时人们的面孔皱痕深深显露出来，眼色严厉，面孔绷紧。 有时我瞥见可爱的宁静的面孔，庄重的面孔，以及有生气的面孔，接着不谐合的情调来了，于是他们便过去了。留下我立在一群双目灼灼，下颌突出，开口便说起要成就什么伟业，说起话来没有一点好声气的人们中间。 我又见到中年的主妇们从杂货店挟了一包包的东西回来，一路滔滔不绝地谈着生活的实现，谈得很有味，看到她们时使我感到快适，因为使我记起中国来了。有时我会见到一个可爱的，忧郁的，孤独的少女，没有人跟她谈话，我希望我能够看透她的灵魂深处的幽情。 我看到朱颜白发的老人，我怀疑他一定跟我那样地正在浏览着人类之潮。接着，我却惊异地见到别的老人，他们总是埋怨着老，总是露出他们的精神仍旧很年轻的样子。 我常常觉得很有趣，即使在美国，男子也不常常立起来让座给女子。可是当我看见一个老人要立在那里，我便觉得愤怒。 我认为五个孪生女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可是看到她们是这样地被人利用来赚钱，却感到惊诧了。我钦敬林白夫妇，看到摄影记者怎样缠扰他们，不禁替他们叫苦。我是美国民主主义的信徒，对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感到热心。可是我感到惊异，美国宪法中竟没有增加一条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不受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骚扰，保证他们有隐居的权利，只有这一种权利才使人生值得过过。 我钦敬美国的高尚人士，然而却替他可惜，他对自己的教养和较佳的见解会感到惭愧——我替他可惜，他拘于成见，保持缄默，深恐跟普通人有异。我明白，可是却也感到惊异，美国的政治舞台上，高尚人士几乎完全绝迹。 我对美国的民主政体和信仰自由感到尊敬。我对于美国报纸批评他们的官吏那种自由感到欣悦，同时对美国官吏以良好的幽默意识来对付舆论的批评又感到钦佩。 我常常对于美国商业上的客气和尽量使用“多谢你”这句话而感动。可是我常常对于“啊，是吗？”一语觉得好笑，因为这是把说话者的缺乏智慧隐藏起来的一句老套语。 我喜欢在黯淡灯光下进餐和在优秀的美国人家中的幽静的宴会，可是每次参加“考克台尔”宴会（Cocktail Party）回来时总是弄到精疲力乏，因为在这种宴会中，体力的活动达到最高度，智力的活动却极度减低。在这种宴会中，你要跟一个不相识的人谈起你不感到兴趣的题目，正如搭错了十次火车，一连十次从曼赫顿车站回来，在完全白费，毫无目的地活动了一小时后，终于在本雪范尼亚车站下车。 一个“考克台尔”宴会是一个地方，在那里你学会一面向着你的右边的房间的人挥手，一面微笑跟你的左边的人招呼，一面要对着你的面前正在跟你谈着哲学的太太，说着：“啊，是吗？” 我对于肉汤巨子，猪肉大王，和鬃毛女刻意把整座英国和法国的城堡，片砖只瓦地搬到美国来那种雅致颇能体会到，可是，对于仿工厂式样而建筑的办公房屋，和仿办公房屋而建筑的住宅却另有见解。事实上，在纽约城里，我只看见商业巨头在工厂建筑内做事，男男女女都住在办公房屋里，可是从来没有看见美国家庭住在住宅里。 我佩服美国人的爱好古旧家具和地毯的心情，可是，对于他们的家庭里，克罗咪（Chromium）代替了木的地位却感到痛惜。克罗咪的家具对于家庭太过寒冷，对于灵魂太过坚硬了。在我看来，白金发女郎，克罗咪家具的家庭和铁皮罐头的灵魂这三者之间是很相似的。 我对于Servidors，电器冰箱，真空扫尘器，以及自动楼梯这些东西感到很高兴，可是我最恨看见一张床从一道似乎是衣柜门那里落下来。我喜欢节省劳力的器具，可是痛恨一切节省地位的发明。 美国人的房屋是从有烟囱的小木屋发展出来的，其后改变成公寓式的住宅，其后又变成了旅行汽车。旅行汽车是美国人家庭公寓式住宅的合理发展，因为曾有人替公寓下定义，说它是一个地方，家里的一些人在那里等待那给家里别的人坐了出去的汽车回来。所以，为什么不造一辆大些的汽车，使全家的人随时可以住在那里？美国人如果不小心，他们不久便要住到用板隔开的饼干箱里了！ [book_title]中国人与日本人 在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鲜明地显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大歧异。如果我们想相当准确地去预测中日这场好戏的未来发展时，我们必须明了这种种歧异。 日本与中国同为种族的实体，它们不愿给人贴上一些标志或公式便服帖地给放在一旁。种族的特性是一种极度复杂的东西。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中会发现矛盾的特性，因为这样的特性是那些不相同的潜势力之流，在那个民族的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或不同的时期里的产品。 一个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现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之歧异。在艺术及文学方面，日本人显出很优秀的幽默感，他们有一种独出心裁的幽默文学（如“理发店闲谈”及“浴室闲谈”）。这种文学，即使不能胜过中国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够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动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难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国人相似——他们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逻辑相合，而且无可救药地官僚化起来。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们的古文里，那静静的笑声和哄堂的大笑似乎很难得见。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民族里的矛盾，在这个事例中无疑是由文学的传统说明了。困难的一点是：一些事物当接近地观察起来常常不会是简单的。只要想想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学代表的广大的学术自由的产生地！ 我们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过容易一般化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族上的特点，观察它们的异同吧。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歧异到足以使他们成为不和的邻居，同时他们也相同到足以增强他们互相的憎恶。正如美国人跟他们的英国人表亲一样，我们不喜欢看见我们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异之中发现类同，在相同的东西里发现繁复的分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在种族上跟我们有关联，日本人的言语甚至不是属于印度支那系统里的。首先，让我指出这两个民族的相同之点吧。在许多显明的文化情况上，日本跟中国是相同的，因为日本本来是中国的一个颇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现代，据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个结构，基本是中国的以及从中国输入的。 中国给与日本的东西，包括：陶器、绘画、丝、漆器、印刷、写作、铜币、纸窗、灯笼、爆竹、祝火、佛教禅理、宋代哲学、儒家的君主政体、唐诗、茶艺、试泉水、艺花、亭，以及假山。中国又把她的大部分节日给与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于欣赏萤火一事，是否中国传授给日本，我却不大清楚。 中国确曾指导过日本怎样训练较佳的主妇，养成她们更有礼貌，更加温柔，比较中国女子更为热诚。唯一的一件东西，中国人不能传授，日本人也不能吸收的便是道家哲学那种“无为”思想。日本人身体上并没有道家的血液，我们从教育哲学上知道，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并不具有的东西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的结果，便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最可惊异的歧异。因为，一方面日本人是圆满论者，而中国人却是一个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民族。这样的歧异的含义是很广的，尤其是在一个工业时代里。 日本人在过去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却不成。在他们整个历史里，他们没有产生一个哲学家。可是在许多别的东西上，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师长竞争，常常还胜过他们的师长。在艺术的领域里，包括诗歌绘画，莳花，以及房屋装饰，他们本质地获得中国的精神，而且当中国已经忘记了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着，在许多例子上，并且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派别。在这东方艺术的领域里（概括地可以说是对于一刹那间的诗意的领略以及对于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细微事物的美点的领略），日本人也有他们独擅的地方。那种十七字俳句的发展（用以表现或仅仅提示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便证实了他们的优长。 不要拍那苍蝇；它正在搓着它的手和脚呢。 或如： 一只青蛙跃入一个古老的池塘里的声音。 那正如中国的诗歌里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情感那样，或者甚至更丰富些。 在幽默故事或随笔的发展上，正如我已经说过，日本人完全无须模仿中国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随笔里所创造出的一个人物，在这篇东西里，那个无赖汉在一顶轿子的坐垫下拾起一串铜钱，他一声不响便把它收藏在衣袖里，然后大模大样地拿出来替他的朋友们付酒资。 这种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Cartoons）里也曾发现，关于这种东西，他们具有八百年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现在又在他们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现出来。在卡通、随笔以及木刻里的情感，仍旧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为的敏捷感觉——两个下棋的人是这样地聚精会神，一个孩子竟能把一些东西放在其中一个的头上，而他却不觉到，或是一个可怜的书塾的教师，无意中给在戏玩中的小学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头颅时，面上那种表情。日本的艺术家最喜欢便是这些东西，在那方面，他们比较中国的艺术家更富于中国气味。 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首先，他们了解简朴之美，那种简朴之美很可以从日本人的居室内见到，等于中国人的“明窗净几”这个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们喜欢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洁净这一点见到。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表达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我要说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广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义，以及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些特性是联结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较中国更大的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更严格的纪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决心，以及——这里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更墨守礼法。日本人比较忙碌，可是中国人比较智慧。 我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当你要探求深邃和创作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后的试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个民族并不需要深邃和创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世界上尽有许多人缺乏深邃和创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顺适。我所说的是关于那些文化上的较奢侈的现象。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巧这一点，一种褊狭的精巧，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屋那样轻浮而不稳固。 这个“明理的精神”一语——那精神上圆熟之母——究竟能解释上面所举出的异点吗？也许它能够的。日本人的好战精神，日本人的决心，日本人对皇帝的热烈的忠诚，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现。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好战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坚决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狂热的。 中国人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好战；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坚决；太明理了，所以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热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会成一个十足完美的人。中国言语中，两方面争执时最动人的一句话便是：“这个有理吗？”承认不合理的一方面便已经是失败了。 例如，这种明理的精神调和了中国人的墨守礼法观念，调和了中国人对女子的态度和对君主政体的态度。一般人假定中国人交际时是很拘礼的，这种假定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外国人从中国的一些客套的称呼推论出这一些夸张的见解，事实上这种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客套罢了。 事实上中国人是我所知的人类中，生活之道最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随遇而安。他们讨厌日本人喝茶时那种墨守礼法。日本女子现在仍然在他们的现代女学校里学习怎样合度地鞠躬和低头徐行。现在试试去教中国女子怎样鞠躬吧——简直难以想象！ 中国人轻视女子，可是，至少当他们看见日本做丈夫的带歌妓回家，要他们的妻子来款待她们（日本做妻子的总是乐于听从），他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妇女也不像日本的妇女那样，对男子称呼时，用另一种自抑的言语，日本妇女甚至做母亲的对儿子说话时也是这样子。 所以，儒家所主张的女子顺从男子，平民顺从贵族，以及人民顺从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实行得很严格，可是在中国却从来不会这样。日本人对皇帝的崇敬，在中国人看来只觉得是一种热狂心理，一种热狂心理无疑对于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它成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思想。日本产生一个武士阶级，在中国却不会产生。结果，甚至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下，精神仍旧本质地是属于民主的。 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虽然经过了二千年的历史，幕府的变迁是这样频繁，日本却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皇朝，同时中国已经有过二十多个朝代。甚至在诸侯争雄战乱的时代，例如一三三六至一三九二年及一四六七至一五八三年这两个时期，日本皇帝的权力已濒于消灭，皇族系统和皇朝的宝座却始终安然无恙。总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种半神圣的人物，这种特点中国皇帝从来不会有的。中国人太富于明理精神，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的历史学者推定出一个理论，认为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统治天下，他一旦统治不善便是放弃他的权利，这一来，叛乱便成为合理的了。这种思想在日本要被认为是“危险思想”的。 不久前，一个日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发表过一个震动全国的论调，他认为“皇帝是国家的一个器官，而不是国家本身”。据我记得，这个教授后来终于要撤回这句话。这样的思想简直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便解释日本这一个民族的团结力。日本是一个比较有秩序，比较有纪律的民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要是对一个中国人说起团结的利益和纪律的美德，他便要掩口窃笑了。 你不能使一个旷达的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照现在的世界那样地组成，民族间的冲突这样剧烈，说不定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一些头等爱国者，总比较有一些过着合理生活的明理的个人更好呢。中国人最后说不定会跟这种见解适应。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对于这个他们不幸生于那里的世界的一种让步罢了。你必须费许多唇舌才能使中国人相信民族伟大的美点。你可以叫他观看一场热闹的游行，或是观看一队令人生畏的舰队，他会承认这是美丽可观的。有一队舰队来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很适合变成一个好战的法西斯民族，像机械一般地动作，中国人却很不适合。困难的一点便是中国人的个人太会思想了，你决不能把一些会思想的个人，构成一个法西斯的民族，用着“鹅步”走路。人类用“鹅步”走路，总是没有意思的。 我以为思想统治在日本简直是多余的，因为一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是同样思想的。 这一点便说明了我所说的中国人的较大的明理精神，广博的观念，较大的民主思想以及和平主义是什么意思了。中国人究竟推翻了他们最后的一个皇朝，可是日本的皇帝显然要永远继续下去。至少，它在理论上已经继续了差不多二千年了，一直回溯到太阳女神的时代。 要轻视现代的日本是不中用的。日本的突然飞黄腾达，成为一个世界上强国，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民族团结力、纪律、组织的能力、改作的（也可以称为模仿的）能力、勇武精神，以及强大的劳作能力——这些都是重要的特点。要显示出日本具有真正的民族力量，更切当的也许是指出她每年出版的书籍超过美国和英国，只逊于俄国和德国。 可是，由于缺乏“明理的精神”，缺乏圆熟、机敏，以及自由批判精神的缘故，现代日本却也有她的危机。日本已经用“鹅步”步伐走上各民族的前列，可是踏步时也用“鹅步”，未免太疲乏了，永远地用“鹅步”步伐而不稍用思想是危险的。 日本无疑已经达到前列。我认为她达到这个地位，纯粹是由于性格的力量，可是没有什么思想。明治天皇的维新，便是用“鹅步”的步伐，使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当你把现代的、工业的、科学的，以及军事的利器，放进那些短小的富于团结性，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封建社会现成的勇武、忠诚、民族性精神等等特点的岛国人民的手里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这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日本把西洋的文化整个吞咽下去，它的军国主义，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族主义，以及它的权力的信仰，把它加在一个封建社会上面，没有时间替自己思想。这一来，给她的文化一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不近情的特点。这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特点，可以从日本税关人员和警察那种令人讨厌，爱好规律，以及极度严肃的态度，从军人的虚荣梦想，以及从“日本高于一切”式的对世界（包括大不列颠）的外交挑战的傲慢态度看到。 我想这种傲慢态度一定时常使西园寺公以及几个老年的政治家感到头痛。由于她的完全而不和谐的傲慢声调和态度，日本使自己投入一个国际孤立的地位，然后把法西斯的德国拉来做同盟者，连她自己也感到惊异。这样便证明了我所说日本人缺乏机智这一点。纯然信仰权力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很抱歉地说，日本甚至连“武士道”这种可敬的精神也丧失了。我希望日本人会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要求中国人去压制那种由日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完全自然的反日情感，并且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派遣战舰和轰炸机去消灭反日情感。日本人完全是抱了诚意希望消灭反日情感这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认真态度，使这件事显得很悲惨。他们没有明白，有些东西即使用轰炸机也不能消灭的。他们跟反日情感斗争时，不啻跟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斗争，跟自然斗争是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斗争。 所以，结果是日本在中国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的相反。日本人性格上的最不愉快的一面，不幸在近日的日本支配着，而且在政治上握了权力——日本人性格的这一面是由军人代表了。日本的进步主义分子当然看到这种“跨在虎背”，趾高气扬，向着毁灭前进的愚蠢，而更安稳的结果也许会由较温和的方法而获得成功。 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需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拯救出来。 [book_title]广田和孩子 一个孩童的中日外交指南： 孩子：爸爸，今天下午谁来喝茶？ 广田：王宠惠。 孩子：王宠惠是谁？ 广田：他是一个中国人。 孩子：爸爸，你跟中国人做朋友吗？你对我说过中国人跟日本人一半也跟不上。每天我的先生都对我们说了各种关于中国人的坏事情。 广田：你不要多嘴好吗？ 孩子：我也可以参加吗？我想看看这个王宠惠。 广田：好孩子，如果你没有这种喜欢问人的坏习惯，我会让你参加的。可是今天，我们要谈中日关系问题。你不会明白的。 孩子：中日关系是很难明白的吗？ 广田：很难。 孩子：为什么很难？ 广田：我们想跟中国人做朋友，可是他们不肯跟我们做朋友。 孩子：为什么呢？他们恨我们吗？ 广田：是的。他们恨我们比较恨欧洲人更厉害。 孩子：为什么会那样？我们对他们比较欧洲人更坏吗？ 广田：你不要再把那条绳子在指头上尽管缠吧！ 孩子：可是如果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为什么他们要恨我们？ 广田：“满洲国”呀。 孩子：“满洲国”是他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 广田：你又把那条绳子玩了。你把碎屑落在地毯上了。 孩子：你要怎样跟中国人做朋友？ 广田：我们要借钱给他们，给他们一些顾问。 孩子：他们不是已经有了欧洲人的顾问吗？欧洲人也想跟中国人做朋友吗？他们要借钱给中国人吗？ 广田：他们要借的，可是我们不许。孩子，你须明白：他们借钱给中国，便要控制中国了。 孩子：我们借钱给他们又怎样呢？ 广田：我们借钱给他们是要跟他们做朋友，帮助他们。 孩子：那么中国人宁愿借我们的钱而不愿借欧洲人的了？ 广田：不，他们不肯呢，除非我们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 孩子：那太好笑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要，我们为什么要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 广田：不要把指头塞到嘴里。你还没有到牙科医生那里去呢？ 孩子：好的。可是，爸爸，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会相信日本人吗？ 广田：好孩子，你要晓得，我们以前并不真是他们的朋友。可是，现在，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了。我们要借钱给他们，我们要派顾问到他们那里，我们要在他们的国内执行警权，替他们恢复国内秩序。我们要使他们见到我国的“真”意向。 孩子：我国的“真”意向是什么？ 广田：你这傻子！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今天下午我要使王宠惠明白我们真是要帮助他们。 孩子：王宠惠是一个傻子吗？ 广田：你好大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法学家，而且是一个很博学的人。 孩子：我长大起来会做一个王宠惠吗？ 广田：你可以试试，如果你用功读书。 孩子：假使我是王宠惠，你要怎样把我国的“真”意向告诉我？ 广田：那我会告诉你，我们要怎样借钱给你，给你一些军事顾问，并且在你的国内执行警权，使它恢复秩序。 孩子：爸爸，告诉我吧，你真的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不能让中国安安静静吗？ 广田：你要晓得我们要想获得中国贸易的全部，把一切欧洲人从中国驱逐出去。我们可以出售许多东西给他们，他们可以向我们买许多东西。那是好的，因为这种大亚洲主义是很好的。我们必须获得中国在我们这一边跟俄国作战。我们没有铁，我们没有棉花，我们没有橡胶，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拉到我们这一面，要是战事发生，我们的粮食供给，还不够支持十二个月。我们必须在中国地方跟俄国作战。 孩子：你不把这一切对王宠惠说吧？ 广田：你是一个外交家的儿子，我想现在你应该晓得这点。我们外交家从来不把我们的真意说出来，可是我们都得学会准确地看出别人的谎话。王宠惠是不必告诉他的。 孩子：真巧妙啊！可是你称它做什么呢？ 广田：我们要称它做以维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共存共荣”为基础，实现中日合作的一个新纪元。 孩子：呵，真有趣啊！多么好听啊！你从哪里学来的？他们在学校里也教我们把坏的事情说得这样美好吗？ 广田：学校里每天的作文课里便是教你这些东西。可是外交家是天生的，不是教成的。 孩子：啊，爸爸，你真了不起！可是，如果王宠惠和他的国人，都明白你的真意，拒绝我们的帮助，你怎样能把中国人的贸易夺过来呢？你要怎样呢？ 广田：皇军自有办法。 孩子：可是这样子岂不是跟中国不友好吗？他们便要更加恨我们了。你喜欢皇军的办法吗？ 广田：（很快地）嘘！嘘！不要给人听见。我想你还是到牙科医生那里去罢……不要尽把你的铅笔头和绳子抛在地板上！ （孩子从地上拾起他的绳子和铅笔头，把它们塞进衣袋里，走到室外去了。广田放心地吁了一口气。） [book_title]“无折我树杞！” “无折我树杞！”不知怎的，这一句诗常常在我的耳边响着。这是我小时候所读的《诗经》里一首最可爱的恋歌的一句。在《天下》月刊读到一篇吴经熊博士的作品，我看到这首诗由J. A.卡本特译成了英文（卡本特的翻译曾由薛里尔·史各脱编成歌曲），很能保持原有的美点。下面的便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女子对她的恋人说的： 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本来还有第三节，可是这两节已经足以表现出古代中国诗歌之生动活泼，简直有如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一样。 也许这句诗绕着我的耳畔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邻居最近曾折掉我的柳树。因为我有一所很大的花园，一所古旧的花园。它是我的祖先的花园，我们历代都住在那里。我的东北方的邻居是一个暴发户，他常常爬上我的墙头，不要脸地跟我的女儿调情。我看着他们像那首古诗里那样无耻地爱恋，结果把我的年代久远的柳树蹂躏折毁了，心中说不出的痛惜。事实上，他不特折毁我的柳树，甚至侵占了我的果园的东北角上一大块土地，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要写及他。 住在我的东北方的邻人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暴发户。事实上，他正是暴发户心理的一个有趣例子。他的名字是杰姆斯·亚力山大·莱本。他发财之前，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只署成杰·亚两字，可是现在却是杰姆斯·亚力山大了。然而，在他的邻居的我们的心目中，因为他的职业的缘故，只是叫他做渔人莱本。他们的西北方的邻居，苏菲亚，总是把密斯脱莱本叫做“渔人莱本”，这一件事很令密斯脱莱本夫妇感到烦恼。 渔人莱本总是领了他全家的人上教堂做礼拜。自从他发财后，他在教堂里买到跟J. P.摩根在同一排的座位。据我看来，我简直不懂他跟J. P.摩根在同一排祷告上帝到底有何乐趣，因为我注意到他在教堂里的时刻简直是挨着苦。密斯脱莱本很虔诚，又因为跟密昔斯摩根坐在一排感到很喜悦。他时时刻刻注意着密昔斯摩根的衣服，以及密昔斯摩根怎样去鼻涕。莱本这一家人乘坐他们的劳雷斯漂亮汽车上教堂，他们知道自己是新踏进上流社会的人。渔人莱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谬误，因为他购了一本社交礼节书籍，详细地反复读过三遍了。他在惊人的短期间，把全书熟记了，他的智慧是无可否认的，因为，事实上一个捕鱼人如果不是有真正的聪明智慧，是不会跃升到有财势的阶级上的。 渔人莱本只忘记了一件事，没有一个上流人会遵守一切的社交礼节的，所以渔人莱本的过分没有谬误的正确，反而显出他不是一个天生的上流人。有些事情，如仁爱、简朴、机警，以及敏捷等等是礼节书上所没有载入的，因此渔人莱本便也永远不会学到。他的举动是最正确无误但也是最恶劣的。因了那种他们努力装出分毫无谬的心情，以及密昔斯莱本过分喜欢炫耀她的首饰，反使她感到极度的不安，一部分因为她的新发的财，一部分因为密昔斯摩根很轻蔑她，而她自己也知道。密昔斯摩根对别的女人说，对于渔人的老婆的首饰，她还不觉得怎样，可是渔人莱本的高大礼帽和白手套她实在看不过眼，因为没有人戴了白手套上教堂去的。密昔斯摩根和别的老教民容纳他们，同时又不容纳他们，可是渔人莱本有一个方法在别人面前炫耀他的财富。他的漂亮汽车却也给别人一个真正的印象，虽然背后他们会轻蔑地把渔人莱本叫做“下流的东西”和“攀高的家伙”。 有一次他还跟J. P.摩根说笑。说笑本来是一种需要长时间的修养才会获得的本领。渔人莱本本来是有幽默的意思的。有一天，从教堂走出来，他拍拍密斯脱摩根的肩头，说：“哈罗！J. P.！你是J. P.，而我是J. A.！（杰·亚）哈！哈！哈！多么有趣！” 密斯脱摩根只是冷冷地对他说一声：“你好吗，渔人？”显然密斯脱摩根并不觉得好笑。 渔人莱本道歉了（世界上再没有像他那样有礼的人了），然后走开了，他手中的手杖挥动起来，也按照礼节书上的方法。你可以说挥摇手杖对于他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天啊！”密昔斯比亚斯每次见了这个样子，总要这样叹一声。 密昔斯莱本现在说英语了。她甚至学会了一句美国俚语：“我老实对你说！”就是因为常常说“我老实对你说！”这一句话，使大家都感到汗毛凛凛起来。她从她的丈夫学到这句话，她的儿女又从她学到这句话，现在小莱本们也常常说着“我老实对你说！”这句话了。莱本这一家人身材都比较短小，这样子是很滑稽的。 这一切的结果，莱本这一家人所成就的只是受到大众的憎恶。 我们已经是数代邻居了。他是一个贫穷的家伙，以捕鱼为业，我们都是贵族的旧家。在我的父亲的邸宅那里，有一所广大的果园，园中遍植种类繁多的花树和果树。可是我们这一家已家道中落了，果园现在已荒芜了。虽然这样，我们一家人仍然很轻视莱本这一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几年以来，我的邻居一直便隔墙偷窥我们的园里，他的心中充满了贪念。现在他的儿子竟会有勇气向我那个住在园里东北庭院的女儿求爱。就是因为他对我的女儿无耻的求爱，所以他现在屡次侵入我的园里攀折我的柳树。 几年前他到外国去，后来竟神秘地带了大量的钱钞回来。正如一般暴发户那样，他便把旧日的住宅拆掉另建新的房子，并且开始埋怨空地不够了。在家里围炉坐着时，渔人的妻子常常跟她的丈夫讨论及他们的邻居的房子是怎样的，他们自己的住宅也应该怎样，才是踏上上流社会的第一步。“发奋经营”的精力呢？有的是！莱本这一家人都有这种优点。因此他免不了要贪婪着我的几百年的古园，尤其是对于跟他们相连的东北角上那些果树和花树。他们惯常在家里说我这个园子本来太大了，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自称是我的好邻居，并且对我的女儿深切注意了，要我的女儿嫁给一个莱本家的人！ 渔人莱本想获得我的园子，他知道这一点的。可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好好受到教养，他很怕盗窃手段跟社交的礼节不合。他急于想盗窃它，可是更加急于要戴上他的高帽子上教堂去。终于他想出一个盗窃的方法，这方法除了他自己之外，人人见了都觉得好笑，因为这一个暴发户所没有而且并不装出具有的便是幽默感这一件东西。幽默是从自信心以及不认真态度才能获到的，而渔人莱本却要遇事认真。他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便是他的“荣誉”，而且他是有名“敏感”的。当然，一个捕鱼人坐上了漂亮汽车，难免要敏感的。 侵占我的产业之举，是开始于风筝事件。渔人莱本未发迹以前，他从来不放风筝的。有一天他的一只风筝飞到我的园子上空，给树枝挂住了。正如他是一位社会上有身份的人，他走来对我说：“你的树好大胆，把我的风筝挂住了！我必须把它砍下来。如果你自己不动手，我便替你把它砍下来。我老实对你说！”我的儿子让他去砍了，我年纪老了，无从干涉。 自从第一只风筝被挂住了，第一棵树被砍下来后，一连串的“风筝事件”便开始跟着发生了，因为那时似乎每星期都不免要有一只新的风筝放起来，我的另一棵树必须砍掉。我的竹篱被毁坏了后，我那种在篱旁的柳树被践踏了后，他总要从最后砍掉了的柳树那里放起风筝，因此风筝好像成了习惯似的，越来越挂得深入园里的树上去了。常常总是我的房子邻近的一棵树是最大的障碍。终于我的园子东边几乎完全给他占去了，现在他的风筝已经飞在我的东北院墙的上面了。可是他到处对我们教区中人说，我的树错了，他的风筝是对的，说那是我的树太大胆把他的风筝挂住，损及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尊荣，因此迫不得已要占据我的园子的大块地方，以示对我的“惩罚”。他对于自己的“尊荣”很为敏感，他甚至自己也信以为真了。所以，做了礼拜之后，当密昔斯莱本对密昔斯摩根以及其他教民突然宣称她对我的“友谊”，并且当我做邻居那样爱我，听见的人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想是去年春天吧，那个年青的小莱本开始向我的放荡的女儿求爱，她现在住在我的东北边庭院里。有时我觉得想对渔人莱本说：“啊，不要折我的柳树！”或是把我的意思对他说出，可是我是一个老人了，啊，有什么用呢？况且，有什么关系吗？现在他竟擅自把道路更改，并且指定谁应该在东北庭院中做什么事情，好像这是他自己的产业似的。他始终谈着他自己的“尊荣”，他从不知道这个字在别人耳中听起来多么好笑。自从他跟我的女儿这件事开始后，他对我的友谊比较从前更深了，他更加向我热烈地表示善邻之感了。 我的儿子为了避免麻烦，便也回拜他，一有机会便向渔人莱本表示他的友谊。常常总是在这样到莱本家中的访问中，我的儿子受到严厉的拒绝。 “我喜欢你。”我的儿子会说，“你是我最好的邻居。” “胡说！”莱本会答道，“你没有诚意！为什么你妨碍我的儿子跟你的妹子的恋爱？你的友好的证据在哪里？” “可是我确是赞成我的妹子的婚事。”我的儿子很认真地答道。 “不会的！我不相信你们的人肯让你们的女儿跟一个莱本家的人结婚的！”老莱本说。 渔人莱本是对的。当我表示“友好”时，我决不会“诚意”的。他的本能这样告诉他。 如果渔人莱本是一个坦白的盗贼，他就会说：“如果你把你的房子给我，我便相信你的友谊。”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暴发户，最怕在社交上有错误，他并不这样做。可是我的儿子却很明白他的意思，他不特想要我的园子的东北角，并且想要我的庭园的内部。 所以莱本和我的儿子好像好朋友似的，常常手挽手地从教堂里出来，别人见了都觉得好笑。有子如此，何以为人呢？ [book_title]动人的北京 北京之于南京有如日本京都之于东京。北京和京都同是古代的帝都，包围在它们的四周是一种香气，一种神秘，以及一种历史上的雅致，而幼稚的首都南京和东京不会有的。南京（在一九三八年前）和东京代表着现代，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工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同时北京却代表着古老中国的灵魂，代表着文化和温和，代表着优良的人生和生活，代表着一种人生的调协，使文化的最高享受能够跟农村生活的最高美点完全和谐。 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你对一个到过南京和北京的人，问问哪一个地方更令他喜爱，无疑他会说是北京。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欧洲人——在北京住上了一年，便不会愿意到中国任何别的城市去居住。因为北京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城市之一。除了巴黎和（根据风传）维也纳一度能够这样之外，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北京这样地在自然、文化，以及生活形式各方面适合理想的了。 在这里我并不要讨论日本占据北京的对与不对，并不要讨论“挑拨”、“自卫”、“安定远东局势”，或日本军队之正义和爱好和平等等问题。日本飞机每次抛掷炸弹和用机关枪扫射，同时散发传单，坚称他们对他们的“爱友”的好感时，中国人民——好战的中国人——不知怎的对那种友谊越加害怕，而且更不希望“安定远东局势”了。可是你难得听见中国说起“自卫”，因为中国没有一队海军可以驶进日本海。当她能够这样时，中国一定也要轰炸京都的平民来保护她自己，并且认为在东京的日本军队是威胁远东和平吧！中国军队在北京既然确是具有“挑拨”性质，而且威胁亚洲的和平。所以我们现在并不要讨论它。 北京像一个伟大的老人，具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性格。因为城市正如人物一样，有他们的不同的性格。有些粗陋而鄙野，好奇心重，饶舌好问；别的却宽容，大量，胸怀廓大，一视同仁。北京是宽大的，北京是广大的，她荫容了老旧的和现代的，自己却无动于衷。 穿高跟鞋的摩登少女与穿木跟鞋子的满洲妇女摩肩而过，北京却毫不在乎。白须很长的老画师与青年的大学生，在公寓里对门而居，北京也毫不在乎。 派克和别克牌子的汽车与人力车，骡车以及骆驼队竞赛着，北京也毫不在乎。 在高耸的北京大旅馆后面的一条小巷，在那里生活进展得像一千年来那样——谁管得着呢？洛基费拉基金所设立的协和医科大学旁边不远，便是那些古老的骨董店。老式的骨董商人吸着水烟在那里照着老法子做生意——谁管得着呢？穿着你喜欢的装束，挑选你喜欢的饭店，满足你自己的癖好，追求恋爱、美丽和真理，踢毽子或拉梵哑铃——谁管得着呢？ 北京正如一棵伟大的古树，它的树根深入泥里，从土壤中吸取营养料。生活在它的荫蔽下以及依附在它的树身和枝叶上的是数百万的昆虫。那些昆虫怎能知道这棵树多么大，它怎样生长，它深入地下多么深，以及住在那边的枝叶上的是什么昆虫？一个北京的居民怎能描写北京这样古老，这样伟大的城市呢？ 一个人从不会感到他懂得北京。一个人在那里住了十年后，在一条小巷里发现一个怪僻的老人，因而懊悔没有早些见到他；或是发现一个可爱的老画师，袒着肚皮坐在一棵大梧桐树下的竹椅上，手中挥着葵扇，梦也似的过着他的时刻；或是一个踢毽子的老手，他能够使毽子停留在他的头上的任何一处，并且落在他的鞋背上；或是一班使刀弄棒的人；或是一群学戏的小孩子；或是一个出身满洲王府里的人力车夫；或是从前清朝时代的一个官员。谁敢说他懂得北京呢？ 北京是一个珠光宝气的城市，一个人类从来所没有见过的珠光宝气的城市。这一个珠光宝气的城市，有的是金碧辉煌的屋顶，有的是宫殿亭台，湖沼园囿。它是一件珠宝，由西山的紫色和玉泉的碧流镶砌而成，并且数百年的古香椿树俯瞰着中央公园、天坛以及先农坛里的人海。在城里有九处公园和三个湖沼，就是名叫“三海”的，现在已公开给人们游览了。而且北京还有那样蔚蓝的天色，那样美丽的月亮，那样多雨的夏季，那样凉爽的秋天，以及那样干燥晴朗的冬季！ 北京正如一个国王的梦境那样，有的是皇宫，贝子花园，百尺的大道，美术馆，中学，大学，医院，庙宇，宝塔，以及艺术品商店和旧书店的街道。北京正是一个老饕的乐土。它有的是几百年的老饭馆，挂着烟熏黑了的招牌，还有剃光了头，面巾搭在肩头的堂倌，他们的礼貌很周到，因为他们都是依照了旧日的传统而训练，对于高级的京官素来善于逢迎。北京是一个对贫富皆宜的地方，那边的商店都肯赊账给贫穷的邻居，那边的小贩出售价廉物美的食品，在那边你可以坐在茶馆里，用一壶茶消磨整个下午。 北京是上店里购办物品者的天堂，中国老旧的手工艺品很丰富——书籍，字画，骨董，刺绣，玉器，景泰蓝，灯笼。北京是一个足不出门便购到各种东西的地方，因为货贩会把货品送上门来向你兜售。每天清早，小巷中都充满了小贩音乐一般的叫卖声。 北京有的是静寂。它是一个住宅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院落，每一个院落中都有一缸金鱼和一棵石榴树，在那里菜蔬都是新鲜的，而且梨子是真正的梨子，柿子也是真正的柿子。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呼吸的空间，在那里乡村的静寂跟城市的舒适配合着，在那里，街道衢巷以及运河是那样地分布，使一个人能够有空地一块做果园或花圃，而且早晨起来摘菜时可以见到西山的景色——可是距离不远却是一家大的百货商店。 北京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形形色色的人。它有的是法律和不守法的人，警察和拥护警察的人，盗贼和保护盗贼的人，乞丐和乞丐的头脑。它有的是圣贤，罪人，回回教徒，西藏的喇嘛，算命先生，耍拳头的人，和尚，妓女，俄国和中国舞女，日本和高丽的毒贩，画师，哲学家，诗人，收藏骨董的人，青年大学生，以及电影迷。它有的是政棍，遗老，新生活的信徒，神智学者，以前是清朝官员的妻子，而现在替人当女仆的人。 北京有的是色彩——老的色彩和新的色彩。它有的是帝皇时代的宏伟色彩，古代的色彩以及蒙古平原的色彩。蒙古和中国商贾从张家口和南口领了他们的骆驼队来到，穿过北京的历史上的城门。它有的是许多哩长的城垣，城门口阔四五十尺。它有的是城楼和鼓楼，每天黄昏向居民报告时刻。它有的是庙宇，古老的花园，以及古塔。在那边每一块石，每一棵树，以及每一道桥都有一段历史和一个神话。 在一切的东西里，使北京成为适合居住的理想城市的，我要举出下面三件：第一，它的建筑；第二，它的生活方式；第三，它的普通人民。 北京城的历史发端远在十二世纪，可是它现在的形式却是由十五世纪初叶明朝的永乐皇帝所建——万里长城也是永乐皇帝所重建——具有真正的帝皇伟大色彩。还有一座南城，比较北城略小，从南城的南面最外面的城门，通到中心约有五哩的距离，穿越多道城门，直达皇帝的金殿。 在北城的中央是紫禁城，四周由护城河和城墙围绕了，城墙上覆了金瓦，城后有煤山拥护着，还有五座上覆五彩砖瓦的亭子。从煤山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城的中心；附近便是鼓楼。在紫禁城的西面和西北面便是三海，那是皇室中人棹舟的地方。 跟这中心点平行的是两条阔大的街道，那是东城哈德门街和西城的宣武门街，每条街大约六十尺阔，在紫禁城前，把两路东西两面连起来的是天安门大街，阔度超过一百尺。外城南门外附近，在主要线轴的两旁是天坛和先农坛，从前皇帝总是在那里祷告天地，祈求丰年。 因为中国人的建筑美的观念是静穆而不是宏伟，又因为宫殿的屋顶的式样都是低而阔，又因为除了皇帝之外，无论何人都不许建筑超过一层以上的房子，所以整个的效果是一种极度宽广的样子。 沿了这条中央的大路看去，经过了多道拱门，一个人渐渐走近紫禁城的庞大城楼，经过了这道门后，那大理石的阶道一直通到中央的金殿上去。沿路游历者可以看到在碧空下面宫殿屋顶上金碧辉煌的屋瓦。 使北京这样可爱的还有它的生活方式。它是那样地使一个人能够获得和平与安静，虽然所住的地方接近热闹的街道，但一般人生活的代价低廉，人生却是愉快的，做官的和富人固然能够在大饭店内进餐，一个贫苦的人力车夫也能够花两个铜子，买到盐油酱醋，来做烹调的资料，而且还有几片香喷喷的菜蔬呢。不管一个人住在哪里，他的住所附近不远总会有一家肉店，一家杂货店，以及一家茶馆。 所以，你是自由的，自由地去从事你的学业，你的娱乐，你的癖好，或是你的赌博和你的政治活动。谁也不来干涉你，谁也不管你穿的是什么衣服。谁也不来向你询问。那就是北京的伟大和一视同仁的态度。你可以随便与圣贤或罪人交往，与赌徒或学者交往，与画师或政棍交往。如果你是羡慕帝皇的，你可以在皇宫和金殿上徘徊一个早晨或下午，幻想你自己是皇帝。 可是如果你是有诗意的，你可以随意在城内的九个公园内的茶桌上消磨一个下午，坐在竹椅上，或躺在香椿树下的藤椅上，所费的只不过两角半钱。而且你决不会受到那个总是和蔼有礼的侍者的侮慢。 或是在夏天的下午，你可以到什刹海去，一半是田亩，一半是莲塘，在那里你可跟做劳作的人，一同享受他们的悠闲生活，一同看着卖拳头和变戏法的人。或是你可以走出西门在通到颐和园那里的官道上的清凉柳树下踱着。 在你的四周全是村落和麦田，叫化的小孩子全身赤裸着，他们在路旁游玩时也想得到一个铜板。你可以跟他们交谈，或是你故意闭上眼睛装着睡了，倾听着他们的音乐般的声音，在你的身后慢慢消逝了。或是你可以到西门外的动物园去（以前这是满洲贝子的花园）。或者你可以在那从前给欧洲兵士焚毁了的圆明园中的意大利宫的废墟中散步，你再也不会看到更凄凉而孤寂的景象了。你是站在上帝的前面了。 走过颐和园时，你可以在那里消磨一整日，你经过一些诗意的美景直到你走到玉泉时，它的石塔向你招呼，在那里你可以消磨另一个悠闲的下午，把你的双足放进那翠绿的潺潺流水里。或是走得远一点，你可以到西山去，在那边过一个节季。 然而，北京最大的美点却是普通人，不是圣哲和教授们，而是拉人力车的人。从西城到颐和园去，距离大约五哩，每次车资大约一块钱，你也许认为这是低廉的劳力；那是对的，可是，那是没有怨言的劳力呢。你对于那些车夫们的愉快心情要感到奇怪的，他们一路互相滔滔不绝地说笑和笑别人的倒运。 或是晚上你回家时，有时你偶然碰到一个年老的车夫，穿着褴褛，他会把自己的贫穷潦倒的命运向你诉说，然而说得很幽默，优妙，显出安贫乐命的样子。如果你认为他年纪太老不好拉车了，想走下车来，他一定坚持拉你回家；可是如果你跳下来，却意外地把车钱全数照样给了他，那时他便要感激涕零地向你再三道谢了。 [book_title]上海颂 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空虚、平凡，与低级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上海是可怕的，可怕在它的伟大或卑弱，可怕在它的畸形、邪恶与矫浮，可怕在它的欢乐与宴会，以及在它的眼泪、苦楚与堕落，可怕在它那高耸在黄浦江畔的宏伟而不可动摇的石砌大厦，以及靠着垃圾桶里的残余以苟延生命的贫民棚屋。事实上，我们可以为这个伟大而可怕的都市唱一首如下的颂歌： 啊，伟大而不可思议的都市。为你的伟大与不可思议三呼！ 为了那以它的生着青苍的皮肤，与僵硬的手指的肥头胖耳的银行家著名的都市三呼！ 为了那抱的肉、跳的肉的都市，以及吃人参汤、燕窝粥的胸部平坦的太太们——虽然吃着人参汤、燕窝粥，却仍旧是贫血而无生气的——都市三呼！ 为了那吃肉睡肉的都市，那些生着笋足柳腰，脂脸黄牙，从摇篮到坟墓像猴子那样的“嘻嘻嘻”过一生的太太们的都市三呼！ 为了那跑着的肉，叩头的肉，那些侍奉着皮肤青白，手指僵硬，肥头胖耳的银行家和那脂脸黄牙的抱的肉，跳的肉的那些滑头滑脑的旅馆茶房的都市三呼！ 你真是伟大而不可思议的！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现出一幅你的畸形的图画：在那浑得比黄浦江里的浑水中的浑鱼更浑的南京路上的车水马龙中，我们又想到你的伟大； 我们想到你那便便大腹的暴发的商人，不管他们是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或是中国人； 我们想到你的按摩女子，裸体舞女，赌大王茄西亚，以及你的四马路的妓院； 想到你那下野的道台，土匪，知县，与督军，戴着玳瑁边眼镜，留着八字须，用他们搜刮来的膏脂报效妓女，但几个月的报效之后，发现他们的垂爱遭了拒斥，他们的饥饿的色欲依旧没有达到目的； 想到那些道台与督军们的，帮着他们花掉他们那不义的造孽钱的愚昧痴笨的公子； 想到你那有钱的堕落的鸦片烟鬼，他们坐了派克汽车接一连二地在街上驰骋，用着狠巴巴的吃得饱饱的俄国保镖； 想到你的每天有自杀者跳进去的黄浦江，想到你那些舞女与断肠的青年男子们混在黄浦的混鱼堆里； 想到你那些旅馆里的茶舞室，那里碰来碰去都是庸俗，看见的也是俗气的衣饰； 想到你那跑狗场，在那里穿着袒胸夜服的白种女子同黄种人的店伙摩肩擦踵，高兴地与灰毛狗与红眼兔子混在一起； 想到你那在吃大餐坐汽车的闹哄哄中显得手足无措，目不暇接的暴发户，以及对旅馆茶房说起话来像一个少校一样的，用刀来吃汤的大富翁； 想到你那些学摩登的人们，学了几句“洋泾浜”，便洋洋自得，从不肯错过机会，向你说“Many thanks”与“Excuse me”的； 想到你那些女学生们把书包放在跨下，坐在黄包车上，穿着卷筒的短袜，戴着上面绣画着各种颜色的知更鸟与菊花的帽子； 想到你那些昂然而不客气的外国人，那么的昂然与不客气，使人一望而知他们在本国的身份——是那些生着一个无所知的头脑，但有着硬手脚与横肉的，他们有时更大加利用他们那硬手脚与横肉—— 想到那些“大不算，小里钻”的人们，那些当人家不懂他们的乡音时感到大可痛心与受了侮辱的人们； 我们想到并且奇怪着这些事情，却不知道它们的来踪去迹。 啊，你这不可解的都市！你的空虚，你的平凡，与你的低级趣味是多么动人啊； 你这个下野的强盗，官僚，督军，与骗子的都市，充塞着一班尚未得发的强盗，官僚，与骗子的都市！ 啊，你这个中国的安乐窝，在那里即使乞丐也是不老实的！ [book_title]予所欲 希腊哥林多哲学家狄奥根（Diogenes），当亚力山大大帝问他对于这一位大霸主有什么要求时，他的回答是要求这位霸主站开一点让他可以晒点阳光。这个人是一个犬儒哲学者，他白天里提了灯笼出去找寻诚实的人。他无论冬夏，只有一件敝袍，在浴桶里睡觉栖身。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杯子，但一发现了他尽可以用手来捧水吃的时候，他便把它丢掉了。他在世界上是一无所求的。 狄奥根所代表的是与我们现代人的理想大为相反的。现代人的理想仿佛是以一个人的欲求与奢望来衡量其进步的；便为了这个缘故，事情便往往引起了一些可笑与许多彼此妒嫉等等的事情。那事实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真正要求的是什么也糊涂不清。现代的人对于许多问题都依然是茫茫然弄不明白的，尤其是那些对他自己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现代的人是绝不肯放弃一点奢欲而存一点狄奥根的那种禁欲理想的，同时也决不肯错过一张真正好的影片。这便使我们有了一种所谓现代精神的“不安定”。 现在要把狄奥根批评得体无完肤，当然是很容易的了。第一，狄奥根所生活的是在地中海上的温暖地带。所以住在一个比希腊更冷一点的国家内，一个女人要一件皮大衣也不用害羞的了。第二，我就会看不起一个至少连二套衬衣（当他把一套送到洗衣作坊去洗的时候）也没有的人。故事书里的狄奥根也许看起来会有一种精神上的芳香，但是要跟狄奥根同睡一床可就两样了。第三，把那种理想教给我们的小学生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教育的最大目的，其中有一个便是至少教他们以一种对于书本的爱好，而书本在狄奥根看来又显然是不值一钱的。第四，狄奥根所生的时代还没有电影的发明，也没有“米老鼠”来调剂我们的人生。任何大人孩子，凡不关心“米老鼠”的又一定是一个低能而且对于文化无所贡献的了。一般说起来，这种人便是有着许多的欲求与愿望——那些欲求是生活在一个更丰富更完全的生活中，而不是那种随遇而安，对于他的身外之物不大介意的人。那些在伦敦的郊外走着的流浪者，并不爱好炉边安乐的，那一定是一个下等的，而不是一个更崇高的动物。 对于我们的真正狄奥根的可爱，是在于我们现代人所欲求的事物太多了，而尤其是我们往往不知道所要的又到底是什么。有一句老话：说每个社交忙碌的太太，疯狂地东奔西跑去应酬交际，不久便要感到厌烦。一个大富翁的女公子，她每年要在大西洋上来去四次，从巴黎赶到比恩爱（Buenos Aires）又回到李维埃拉（Riviera）及大西城，当然只是想自己逃避而已。而她的雄性朋友——我用了“雄性”这个词，是有一种动物的意义的——有许许多多的女朋友，甚至令他要在她们中间爱上一个也不可能了。这便是现代病，这使狄奥根有时对于我们比较起来竟像一个英雄了。 可是在我们顶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狄奥根所崇拜的决不能是我们所崇拜的，我们知道在生活中的确需要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对于我们各有好处的。一个知道他自己所欲求的人是快乐的。 我觉得我是知道自己的欲求的。这里所说的便是可以使我快活的事物。此外我更无所求了。 我要一间自己的房间，那里我可以工作。一间并不太清洁或太整齐的房间。没有好事的女佣拿拭布看见一样便揩一样。而是一间舒适，亲切而惯熟的房间。在我的长桌上方，挂一盏佛前的油灯，正像你在佛台或天主教堂里的神灵坛前所看见的那种。里面的空气中充满了烟气、书气以及其他无数气味。在桌子上方的书架上放几本书，种类很多，但也不太多——只是那些所能读的，或已读了再读而有所得的，与世上的一切书评家们的意见完全不同。没有冗长的不可卒读的，没有空论的，没有太冷酷板起面孔讲逻辑的。那些书是我所愿读而真正爱好的。我可以把雷伯拉（Rabelais）的书同《王先生与小陈》并读，把《堂·吉诃德》与《好爸爸》并读。一两本波斯·泰金顿（Booth Tarkington）的通俗小说，几本便宜的第三流的一折八扣小说，几本侦探小说。我绝不要那些扭扭捏捏自描自写的东西。没有詹姆斯·乔易斯（James Joyce）也没有T. E.伊利奥脱（T. E. Elliot），我之所以不读马克思与康德的理由很简单：我始终不能读得下三页以外。 我要几件好看的穿过几时的绅士衣服，一双旧鞋子。我要可以随自己的高兴穿几件衣服的自由，虽然不能像袒裸而读古书的顾千里那样的所为之甚，但我在天气到阴处也有九十五度的时候，我总要在我的房里半赤着膊，而我即便在仆人面前也无所感到惭愧。我要在夏天洗淋水浴，在冬天有一炉融融暖火。 我要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的家。我要当我在楼下做事的时候，听见楼上有我妻儿的欢笑，我在楼上做事的时候则听见楼下有他们的欢笑。我要像孩子的孩子，他们能同我一起在雨中游戏，他们全同我一样的喜欢淋水浴。我要一小块空地，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可以用砖块玩造屋子，喂鸡，浇花。我要在早晨听见雄鸡“喔喔喔”的啼声，我要邻家有高大的古树。 我要几个好朋友，同生活本身一样亲切的朋友，我不必对他们拘礼的朋友，能对我倾谈一切困难、婚姻，或其他私事的朋友，能够引几句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又能够说几句龌龊笑话的朋友，在精神上非常丰富而生动地谈谈下流哲学的朋友，有他们各自的嗜好，对于人物有其自己的见解的朋友，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但也能尊重我的信仰的朋友。 我要有一个好的厨子，他善煮蔬菜与美味的汤。我要一个年久的老仆，他把我当作一个大人物，但又不知道我伟大在哪里。 我要一间好的书房，几支好的雪茄，以及一个能够了解我而又能让我自由工作的女人。 我要在我的书房的窗外有几枝翠竹，要夏季的雨天，冬季的晴朗的蓝天，像我们在北平所有的那样。 我要本来面目的自由。 [book_title]有不为 照中国文人的习惯，往往要择一个诗意的名称做他的斋名，我也为我的斋题了一个，叫“有不为斋”。这个名字相当的长，但比起另一个著名的斋名“仰观千七百二十七鹤斋”来，还不及它的一半。直接引起我的这个斋名的是一个一八九八年时的维新党人康有为。既是“有为”，那么另一方面一定有“有不为”。当然一切相反的东西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在基本上，康有为与我也十分相符，虽然我们的所论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了一句孟子的至言，说唯有不为者始有所为。 我这个斋名还有一个好处，便是它有中国的文雅。它有“我无能为”、“我无所为”、“我乃无能为者”等等。因此，它是完全可以等列在其他的文雅名称中的，如“养愚斋”，与“古愚庐”或“藏拙山房”（这也许在大陆商场四楼）等等。 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来做我的斋名，而我所不为的大事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但在我，人人都是如此。我委实不知道我所不为的到底有几件事，直到有人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我现在便在打字机前一一想起来。我本觉得我的这些“不为”是应该求上帝的宽恕的，但事实上我的不为倒确是我的长处，这些是总会使我上天堂的，且看吧：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们当作一回事。 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们心思的宣言。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借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个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绝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享福或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总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大好老。我的仆人也不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的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里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给我的儿子们，叫他们去挂在客堂里。 我从不假装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总是避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我在谈论我祖国的政治时，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得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过什么城市里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从不感到犯罪。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有像我的母亲爱我一半那样，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book_title]看电影流泪 因为我看电影常常会流泪，所以我总喜欢坐在我旁边的人默默地抽咽着他或她的鼻子，或脸上带着一道亮光光的泪痕离座而去。我总认为这样的人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现在我老实觉得看电影流泪是一点没有什么可耻的了。这对于人是有许多好处的。且听我说来。 “你流过泪吗？”当我们看过了嚣俄[即雨果]的《孤星泪》的电影，从南京大戏院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妻子问我道。 “我当然流泪的咯。”我说道，“凡是看了那个打动我们全部情感的伟大小说而不流泪的便算不得是一个有充分人性的人，是吗？” 事实上，我是大大地受了感动的。那天晚上我感到头痛，一点事情也不能做。我玩了一会扑克，但也毫无兴趣，我输掉了四元二角半钱。 看一本好的小说，不论是电影或原书，而不应该流泪，这种无谓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为了尊重起见，我且不妨引点亚里士多德与司马迁的话。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精神是一种“泻剂”，是通利我们的情感的药剂。而我们的那位大史学家及文章家司马迁则说悲剧可以“平和血气”。如果一个大作家写了一部大作品，搬上了舞台，观众看了并不流泪，那么演员或观众一定是有点毛病了。大家都说流泪是可耻的，是没有丈夫气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是不错的，如果一个人太容易哭或笑了，我们便要说他是一个弱者，一个在感性上与脾性上有所不平衡的家伙，或是一个稚气的白痴了——这些话也都是对的。但一个人难道没有应当深深地受了感动而流几滴眼泪的吗？在电影中，生活以一种更凝集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以一种日常生活所没有的力量感动着我们。如果它不能使我们感动得流泪——如果不能感动我们这些驯良的，有纪律的，传统化了的，且又以我们的传统性自傲的人们，那么还说什么悲剧的通利作用呢？ 伊萨多拉·邓肯曾把一个女人比做一件乐器，并把一个只有一个爱人的女人比做一件只被一个音乐家玩弄过的乐器。每一个大情人对于同一个女人可以拿她当做一个各各不同的情人。正如每个音乐家可以从同一乐器中弹出不同的曲调。每一种艺术工作无非全是在艺术家与创作的资料或工具间的一种反应，有时又是艺术家与读者或观众间的反应。因此，同是一幅画面，可以使一个人激起热情，同时又使另一个人漠然无动。不论是电影上或绘画上的画面，都是如此。观赏者愈是敏感，他对于这艺术作品的反应也愈大，比起别一些较少感受性的人们来，他在这画面中所感受的也愈多。同样是一幅黄昏的风景，可以使一个人感动得流泪，而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只不过是一幅普通的落日图而已。老练商人每每因不受普通的落日图所动情而自得——难道他也没有流泪的时候吗？——为了他的股票每日涨价一倍而高兴得流泪，或为了银行界与他断绝往来而失望得流泪吗？既是如此，那么所谓流泪就算是没有丈夫气或不该流泪等等，这些无谓的话又算得什么呢？ 在事实上，有的人比别人敏感一点，正如提琴之分优劣一样。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是需要一个敏感的人去吸取其所能享受的感受的。一匹名马需要一个好的骑手，一支好的乐曲也需要一个能了解的音乐家或乐队指挥，他要能够从休倍脱（Schubert）的作品中领略到休之所以为休的全部柔和性，以及从勃拉姆斯与查考夫斯基的作品中领略到勃之所以为勃及查之所以为查的全部感伤性。在书与作家中，那情形亦然如此。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领略，是绝对受着他的智力与感情的天赋所限制的。这一个人领略他这一点，那一个人又领略他的那一点，读者与作者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反应这种情形我们极少看见，正如我们难得看见一支乐曲与一个天才乐队指挥的拟测之间有完全同情的反应一样。 不错，在这个人世间是委实有泪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流泪而已。世上有欢喜的泪，哀愁的泪，爱的泪，宽恕的泪，母子间离合的泪。有的人听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感伤故事会流泪，有的人则对于真正的美与仁慈流泪。但无论什么人，他感到要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他的泪吧，因为我们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动物，而流一点眼泪，不论是宽恕的泪，可怜的泪，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欢喜的泪，对于他总是有一点好处的。 [book_title]米老鼠 我感到要使中国的读者们深信幽默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应该被摒诸严肃的文学以外，这一件事情委实是最难的了。这正如我要使他们相信孔子也是一个人，也总是爱开开玩笑，即使开开他自己的玩笑一样的难。 为幽默争取其正当的地位及其严肃性，还得向一种礼教的背景去做斗争，这也许是西方人士们所难以了解的。因为按照中国的旧习惯，除了一个小丑之外，没有人是应该公然说笑话的，而中国的一般报纸编辑先生以及政治家们更把这认为耸人听闻，并且认为以不正当的形式来缓和曲解他们的严肃的救国言论，是情所不许的。在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中或也有幽默的时候，但在《申报》的社论中就不会有幽默，这犹如西方的幼稚思想或浅见。但使一般中学生或刚从大学毕业后出来的青年们抱着这种见解的，有二种特殊的影响多少在鼓励着。第一，是宋儒哲学的传统，禁止一切小说与戏剧列入正宗“文学”，以至事实上所有中国的伟大小说其作者都不敢露名，这一点是要由这种传统思想负责的。第二，是现代新派的普罗文学的影响，这一种思想认为文学应当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且把一切非政治传统的文学都认为是无价值的。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得写下面的这一篇“米老鼠”的文章，来纠正一般浅见的批评家们。 一般说起来俨然像四十岁的人那样的中学生批评家们，当然是绝不肯用这样一个无聊如“米老鼠”的题目来写文章的。我想他们一定是连欣赏米老鼠卡通的能力也没有了。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中国可真糟透了。在我个人，我觉得这种银幕上的动物化了的卡通正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因为这一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他种艺术形式所不能有的特点：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且使一切人类的想象都能传达。正像电影以其较自由的剧本处理以及可以拥用大量的临时演员，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而脱出了舞台的限制一样，这种动物化了的卡通也脱出了摄影机的限制。魔术的地毯可以自由在空中飞，鹳鹤可以把婴儿放在袋子里，把他们打烟突里抛下去，一队米老鼠的军队可以扛了枪开到仙岛上去，钢琴可以摆腿，时钟可以智巧地霎眼，“热狗”可以跳舞。从这上面把我们带到那无所不能的儿童时代的梦想世界中去了。因之，这种漫画，这种电影开映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人类的精神得到一种自由，并且把我们送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我知道一般浅薄的中学生式的评论家们一定是把米老鼠认为荒诞无稽的；但我倒要告诉他们：当威尔逊总统在白宫里勉任巨艰的时候，他所爱好的舒散不是去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或去听凡尔第的歌剧，而是在便宜的杂耍剧（Vaudeville）上去大笑一下来松散自己的。 我绝不是说文学应该仅仅是一种消遣，但我却极端反对只有社会主义的宣传才是文学的那种说法。我以为文学的作用，便是使我们带了一种更真的了解与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一点。然而人类的生活是太复杂了，难以用任何一条社会主义的标语来加以概括或把它硬塞到一种主义中去的。把文学放到政治的仆从地位这种看法，必然因为限制了人类心智的自由创作，而把文学杀害了的。便是政治宣传，如果老是不断地颂扬着津贴这报纸的政治领袖的德行，那么它便也要失去效用了。文学最要紧是必须要打动人心，只要它把生活描写得真实。 我觉得这种滑稽画片对于人心是比之一本本的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有益的。我承认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爱看这种滑稽画，而且现在对于这些的兴趣还没有完。“笨多拉”使我们感到高兴，而且也还正使我们高兴着，它表现了摩登少女的多变、柔情，以及拗强的精神。而在另一方面，《王先生与小陈》则能使我们觉到原始的人性，在这种人性之下，现代文化或任何文化是都有失去的危险的。我想它所给与美国孩子们的影响无疑是健全的。因为如果不怕从三十尺的高处跌到地上，在头上跌出了一个大块，那么吉姆或哈雷当然也不必怕着他的皮肤了。这两个永恒的冒险家，如果他们的体格稍为不健全一点，以及他们的头颅与脊柱稍为弱一点的话，他们老早就要枉死了。可是而今他们依然好好地活着，嬉皮笑脸的，准备无数次的冒险，并且千钧一发地逃出了命。我不知道这漫画所教育给人的是一种什么社会意义，但让二十世纪的读者们天天知道从屋顶上跌下来不一定就会立时送命，以及一个脸上扎了绷带也不一定会使他难看的神态，我知道这是有点好处的。 但我尤其要劝我们的“普罗”评论家们每天早上仔细地去看看《好爸爸》（Bringing Up Father）。他们可以把其中的“吉格夫人”这人物当作是对于有产阶级势利鬼的无上讽刺，而吉格先生、丁脱·摩亚和他这一班人物则是鼓励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最好的宣传。我这种想法是完全照了一般浅薄朋友的若有其事的看法的，他们甚至失掉了欣赏那特殊的滑稽画的能力，而这种滑稽画，只不过是玩笑的作用而已。在他们苦心着想救中国（中国是需要救的了）的大计间，让他们的头脑暂且离开那个大题目一回，且从麦纳斯先生的绘画中获得一点微笑吧——即便他们已忘记了怎样大笑的话。如果他们愿意，那么尽管让他们以宗教般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看法去看好了，但不必对着那些滑稽画咬牙切齿，因为它们到底不过是滑稽画而已。如果你以为吉格先生的雪茄是剥削的资产阶级的享受，就尽管不要去看它好了，但至少应该谦虚地向这些无聊的漫画学取一些人心的课程——第一是吉格夫人的势利，她的对于贵族名声的向往，她那对于歌剧的虚伪的爱好，她那对于时髦的奴隶性，她的生活中的完全自私自利；而在另一方面，则有可怜的吉格先生，他的心地是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总是满足着他的咸牛肉与白菜，并且在他的赌友丁脱·摩亚家里渴望着无产阶级的自由，可是却不幸地娶了那样的一个虚伪的中等阶级的老婆。 总之，我所能说的，便是，如果中国的青年失掉了欣赏《王先生与小陈》、《好爸爸》以及一张米老鼠卡通的能力的话，那么中国便完了。如果无产阶级一定要用这样一种态度来看人生，那么无产阶级文学便也完了，因为我相信孔子的说法，一切非人性的东西是不能长久存在的。 [book_title]买鸟 我爱鸟而讨厌狗。这一点我是不算特别的，我只是一个中国人而已。正如一切的中国人一样，这在我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人对于鸟往往有一种偏爱，但当你对他们说起对于狗也仁爱一点时，他们便要问你了：“你说什么呀？”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要同一只动物去做朋友，去偎倚它，宠爱它。我了解这种对于狗的感觉的唯一的一次，便是在读A.蒙塞（Axel Mumthe）的圣·米契尔的故事时。他那叙述为了一个法国人踢狗而与之决斗的一部分，的确使我感动。我简直有点希望我也有一只忠诚的猎狗蜷伏在我身边了，但这无非是他笔头的魔术而已。那种同狗做朋友的焕然灿然的感情不久便在我心头死灭了。我一生中最恼人的时候，便是在一个美国朋友的客厅中，一只硕大的圣伯纳种的狗要来舐我的手臂同我做朋友，更糟的还有那位女主人在絮絮向我叙述它的家世。我那时候的神情一定像一个土佬儿了，只是茫然地向她呆望着，简直想不出一句适当的敷衍的话。 “那是我的一个瑞士朋友从楚里希带来的。”我的女主人说道。 “是，白太太。” “它的母系方面的曾祖曾在阿尔卑斯的雪地里救过一个小孩子，它的父系方面的叔祖是一八五六年国际狗展览会的优胜者。” “唔。” 我本来不是要失礼的，但我想恐怕是难免要失礼了。 我知道英国人爱狗。但英国人是什么都爱的。他们甚至爱大熊猫。 有一次我同一个英国朋友谈起这件事。 “大家说同狗做朋友，这些全是无谓的。”我说道，“你们只是爱护动物。但你们真是一个说谎者，因为你们叫这些狗去猎捕可怜的狐狸。为什么不去宠爱一下那狐狸，叫它一声我的可怜的小东西呢？” “我想这一点我能够给你解说的。”我的朋友答道，“狗这种动物，是特别有人性的。他懂得你，同你亲近……” “且慢！”我打断他道，“我讨厌狗正因为它们很有人性。我对于动物是自然地爱护的，我不能仔仔细细地去弄死一只苍蝇，这便可以充分证明。但我却讨厌一切自以为是你的朋友，一直来缠住你，用爪子来搔扑你的动物。我喜欢知道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地位的动物……好好地待狗，不错，可是为什么要去宠爱它，亲昵它，偎倚它呢？” “啊，好了，”我的英国朋友说道，“我不同你争辩了。”于是我便打断了话头，另谈别事了。从这一次以后，我便养了一只狗，因为我家里的情形需要它的缘故。我按时喂它，给它洗澡，它睡的是一个很好的窝。但我只是不许它用爪子在我身上满身乱抓来表示它的爱与忠诚。当然，要我领了它在街上走，像许多时髦太太们带着她们的狗那样，我是宁可死的了。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赤足而穿着高跟皮鞋的江北阿妈（分明是一个外国人家的娘姨）一手拿了一根拐杖，一手牵了一只哈巴狗。这真是奇观，而这种怪样子我自己是不要做的。让英国的人去做好了。他们爱那样，但我却不爱。当我走路时候，我是要像一个绅士那样地走的。 但我要来说说鸟了，特别是说一说有一天我去买鸟的经历。我有一大笼的小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比麻雀小一点。雄的有红色的胸脯，身上有白色斑点；其中有几只在去冬因故陆续死掉了，我想再去买几只来给它们凑伴儿。那一天是中秋节，全家的人都出去赴宴了，只留着我同我的最小的女儿在家里。所以我便向她提议我们到城隍庙去买鸟，她同意了。 城隍庙的鸟市对于任何住在上海的人不用描写的。这里是一所每个真正爱好动物的人的天堂，因为那里不仅有鸟，还有青蛙，白鼠，松鼠，蟋蟀，背上生着水草的绿毛龟，金鱼，麻雀，百足，蜴蜥，以及其他的自然界中的异物。你得去看一看那些卖蟋蟀的人以及围在他们四周的孩子，然后再断定中国人是否爱好动物的人。我走进了一家山东人开的鸟店，问明白了我所要的那种鸟的价钱，毫无困难地买了三对。它们花掉了我恰好二块一角钱。 那店铺是在一处街角上的。那笼子里这一种鸟儿共有四十只。当我们讲定了价钱，店中人便开始给我拣出三对来，笼子里的一阵扰动扑起了一蓬灰尘，我站得远远的。当他快要拣好时，店门前已聚了一大堆人——也许是节日的游人，这也无足怪的。可是到我付了钱拿起笼子走出来的时候，我却成了大家所注意的中心，以及大家所羡嫉的对象了。四周有了一种无可比拟的高兴。 “这是什么鸟呀？”一个中年人问我道。 “你问店里的人去吧。”我说。 “它们可会叫吗？”又一个人开口道。 “你花了几个钱买来的？”第三个人问道。 我约略地回答了，像一个大贵人那么地走了开去。因为我是这一群中国人的一个可骄傲的养鸟人哩。有一种东西使这些人们聚了拢来，一种共同的喜悦，完全是自然而本能的。这种自然与本能解放了我们人类的共同友好与打破了同陌生人不理不睬的矜持。当然，他们是有权可以问我关于这些鸟儿的，正如有权可以问我种种问题，如果我当着他们的面中了“航空奖券”。 我带了我的孩子和我的小鸟笼走去。每个人都转过了头。如果我是那孩子的母亲，我便要以为他们是在赞羡我的孩子了，但因为是一个男人家，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在赞羡我的鸟儿。我自己寻思道：难道这些鸟儿是稀见的吗？不，他们只是对于一般的鸟都感到兴趣而已。我走进了一家馆子，那时是在午后还早的时光，楼上是空着的。 “要一碗馄饨。”我说。 “这是些什么鸟啊？”那堂倌问道，肩上搭着一块毛巾。 “我要一碗馄饨，一碟白斩鸡。”我说道。 “是了，会叫的吗？” “白斩鸡会叫的吗？” “噢，噢，——馄饨一碗——白斩鸡一盆！”他对着楼下的厨房喊——或不如说唱——下去。“这些是外国鸟呢。” “噢？”我只是为了客气一点问道。 “它们是生在山上的。山，你知道，大山。喂，掌柜先生，这些是什么鸟呀？” 所谓“掌柜”便是账房先生。他戴着一副眼镜，正像所有的能识字能写字的账房先生一样，对于任何儿童的玩物，或除了洋钱角子以外的任何事情，你是难以希望他发生兴趣的。可是当他听见有鸟的时候，他不仅答应着，且竟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摆着腿寻起拖鞋来，离开了账柜，缓缓地向我的桌子走来了。当他走近到鸟笼边时，他那板着的脸也和缓下来了，他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有说有笑了，这对于他的样子是有点不合适的。于是他说出他的判断来了，头朝着天，肚子突出在短褂外。 “它们不会叫的。”他正色地说道，“只不过样子好看，给小孩子们看着玩玩罢啦。” 于是他又回到他那账柜的高座上去了，这时我也恰好吃完了馄饨。 我在归家的路上也受到了同样的命运。人们都俯着身子来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我走进了一家旧书店。 “你们有明版书吗？” “你这是什么鸟呀？”那书店里的中年老板问道。这一问使那店里的三四个顾客把注意转到我手里的鸟笼上来了。当时又有了一阵扰动——我说的是鸟笼外面。 “让我看看。”一个学徒说道，他把那鸟笼从我手里拿了过去。 “你拿去看个仔细吧。”我说道，“你们可有什么明版书吗？”但我已不再是受注意的对象了，人家丢着我让我自己四处搜看着。我搜看了一番毫无所得，便拿了鸟笼走出来，可又再度成为被注意的中心了。人们对着鸟儿微笑，或因为我有着那些鸟而对我微笑。 于是我在四川路与爱多亚路的转角上坐了一辆出租汽车。便是在这地方，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最后一次我从城隍庙买鸟回来的时候，那人走出来看看我的鸟。这一次他并没有细看，我也不高兴去引起他的注意。但当我走进了车子，那车夫的眼光看见了我的小鸟笼，他的脸舒展了，他也像我上次买鸟时的车夫那样，显得孩子气起来了。他对我极友好，我们简直无所不谈，到我抵家的时候，他已不但告诉了我养鸟以及怎样叫鸟儿啼叫的秘密，而且也告诉了我全部云飞汽车公司里的秘密，他们有多少辆车子，他们有多少生意，他的整个幼年时代的历史，以及他的所以讨厌婚姻的原因等等。 我现在知道了我在人群堆里怎么办，以及怎么去平静一群发怒得像要吃你的血一般的中国人了。我要带一只鸟笼去，给他们看一只青雀或一只很会啼唱的黄莺。这会比水龙或催泪弹更有用，而且可以比狄莫生[狄莫生（Demosthenes），希腊雄辩家。]的一篇演讲更快地说服他们，于是我们便可和好无间了。 [book_title]叩头的柔软体操价值 中国人对于“卫生”一语，其意义与英语中这个字的原意完全不同。它的定义与“运动”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运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简直是白费精力。我想读者们总得承认西洋运动家的过于出力和身体器官的过度发展，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一个人能够挥击一下高尔夫球棒和每天步行几英里是很好的，可是当一个人打破一个百码短跑纪录时，那是确定的了——当然也有例外，他不会做得好什么事了。而且还有叫做“运动家心脏”这一类东西呢。 中国的卫生学，在另一方面却完全注重保存精力，不管哪一种运动，主要的原则总是要适可而止，无论哪一种“体操”，总是包含了和谐的动作，目的是使身体摄生方面正常发展而不是加以刺激。首先以心灵方面的摄生为基础，唯一的目的是心神安静。根据这一个基础，它所注重的便是引起体内呼吸和血脉流通获得正常的功能。所以有所谓“静坐”或坐禅这一种伟大的法术，注重身体笔直姿态，摩擦手掌和前额，有规则地吞咽津液，呼吸有定律，腹部呼吸根据一定的节拍，这种体内的摄生法，增进身心双方的安宁，便是中国卫生学的目标。 根据这个卫生原理，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动作，以缓慢和韵律为其特点，正如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的举动那样。叩头的艺术不过是这种动作的一种而已。事实上，它是人类心智历来发明的最佳的一种减少体内脂肪的运动。 要了解叩头的艺术以及它的伟大的柔软体操价值，一个人首先要懂得缓慢的有韵律动作的原则。这种动作的最佳例子，也许可以从中国舞台上的姿态——台步——看到，这种姿态对于中国戏子，有时被认为与歌喉的训练同其重要。说起“台步”，除了合韵律的，迟速中节的，姿势美妙的动作之外，还有什么呢？一个优良的戏子，这种姿态和步伐与他的唱工很合韵律，所以我们见到的便是完全合韵律的唱词和动作。他的语句的韵律清晰，正如他的手足动作一样。他的笑声，大笑声，甚至咳嗽和打喷嚏，或吐痰，都有一种优雅的准确的韵律。我有时算算一个中国上等人的吐痰时的节拍，发见它几乎正确无误地像这样：一——二——三。为首的两拍表示准备吐出来的鼻孔向内吸的时间准确动作，吐出来的动作占去第三拍的一半时间。向内吸入时，声音响亮而闲适，吐出来时却快捷而坚决。如果一个人把这个一——二——三三部动作反复练习，会令人感到很美妙而满意的。再试把一个中国的上等人的准确笑声的节拍写出来。这连续发出的“哈！哈！哈！”声音是极端地富于艺术气味而悦耳的，总是有一种表现得很完美的声音逐渐加高的动作，最后声调扩大慢慢消失了。当一个上等人不愉快地离开房间时，总是把他的衣袖拂了一下，在文学上这叫做“拂袖”。中国上等人的衣袖总是卷起来去工作，结果便有“马蹄袖”这个称呼。当一个人不高兴时，他总是把右手的衣袖用力地向下面挥一下，使那卷起的衣袖放下来，同时他的手臂有韵律地摇摆一下便踱到室外去了。不消说他的长袍又使他的两腿的抖动动作成为一连串的样子特别的动作。这便是所谓“踱方步”。与这种走路的样子比较，一个外国人的长裤脚管的动作便显得粗俗不堪了。 关于中国人对于缓慢而有韵律的动作的注重已经举出很多证例，使外国读者明了我所说的叩头的柔软体操价值是什么意思。叩头不过是敬礼的一种，不过比较他种礼仪更进步更高尚罢了。例如十八世纪的妇女所行的“蹲礼”以及现代德国绅士把鞋跟一碰恭敬地鞠躬时，也有同样的韵律。这种事情看起来常常是美丽的。此外北平的旗人妇女“打千儿”[见面时，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一般都要行问候礼，俗称“打千儿”。] 时的动作也有韵律美。有时她屈了一膝，就这样地把她的身体打一个旋，这样地优雅地一转，就算在座的人都致了一次敬礼了。 可是，让我们谈谈叩头吧，那是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以及最特殊的一种艺术。是麦卡尼男爵吧，他曾经拒绝向乾隆皇帝叩头，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一位中国上等人士所能做出的一种最高尚、最合卫生的举动呢。当然，美容专家们曾发明过各种运动以减掉妇女们的脂肪，可是无论任何一种都不及叩头那样有效力。正如划船那样，叩头跟全身的肌肉都有关系。两膝跪下去时，立刻便令人心意安宁，万虑俱消。接着胸前挺直，两个手掌合起来，正如祷告或唱《圣母曲》时的姿势。接着，像胸泳时那样，两臂分开向下压下去，同时身体向前俯，直到你的头颅触到地面。叩三次头，然后再把身体上部伸直。这样地把身体伸直弯曲，使腹部的肌肉获得很有裨益的运动，较之任何按摩手术以消除腹部周围多余的脂肪，有更佳的助力。如果叩头谨慎地按照节拍，便能促进深呼吸和血脉流通。 很可惜这种优良的艺术现在竟至消灭了。可是遇着了中国文化的他种的恢复运动，如“奖励”节妇之举，这种叩头的艺术很有希望在很短期间，在上下流社会间获得普遍的发展。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当满洲的得胜军队在一六四四年到达浦口时，当时的大学者明朝的礼部尚书钱谦益曾长跪在南京那面的长江江畔迎接，借了叩头而获得新成立的异族政府里的高官显爵。然而，有趣的是，满洲的征服者心中很鄙屑他，所以当乾隆开列禁书的目录时，他的作品首先便遭焚毁。显然是要警诫那些可耻的“怀贰”的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钱某是这样的一个优美作家呢。 [book_title]一个素食者的自白 有许许多多的素食者。有的为了信奉主义，有的是性之所至，而还有些只因为他们不能消化美味的牛排。各种素食派间的争执比素食者和非素食者之间的争执要激烈得多。主义素食者称随性素食者为无诚意的美食者，而后者则称前者为看见鸡死流泪的懦夫；随性素食者又称主义素食者根本不是真正的素食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吃蔬菜，他们是他们主义的奴隶，而且对于满块红血的牛排要望而生畏。很多和尚曾向我承认他们确嫌恶煮肉的气味。这两派无疑的都不过是对那批酸牛奶的消费者极端蔑视，而约翰·第（John D.）便是这一派，他无意地走入素食者的阵营，而结果却是他消化器官的毁坏。对于第四类人那些英勇地同她们的腰部线条做斗争，吃得很少，或是像兔子那样小心地咬着面包皮的女人，我们素食者是向来取和善态度的。 你也许已在猜想我便是一个随性素食者。随性素食者和主义素食者之间的差别与独身的和尚跟结婚的基督教牧师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照我猜想，前者确实是为了畏惧女人而变成极端的禁欲了，至少，论理上是如此的。基督教牧师却相信他可以娶一个女子而不必马上把她的灵魂交给梅费斯托斐莱[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交卖给他的那个恶神。]。他还能在正当合理的范围内保持他的性生活而不破坏他的灵性，这是一件好而勇敢的作为。它证明了在我们自己和在人类本性上的忠实，所以它和随性素食者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吃一块肉是无所谓的，而上帝也知道我的吃肉的享受是如何的！ 我恐怕会有什么误会，还是让我来显明地表示一下我的立场。这里是有着一种哲学的，我是中国人正为了我是中国人，我不相信做任何主义的奴隶。中国人全都不相信把事情做得完全。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是的，做一个素食的爱好者好了，但又为什么要它合什么逻辑呢？做一个好好的素食者，可别做成极端的素食者。中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理性。照逻辑说：“如果甲是对的，乙就是错的。”可是照理性说：“甲是对的，乙也未见得就错。”有理性的改革者不会一下子便把整个宇宙廓清，而常是喜欢遗留一些污秽的。有理性的戒酒者，有时也要喝上几杯；有理性的戒赌者也高兴打一下小扑克；而有理性的素食者也时常喜欢尝一些南京板鸭或是带血牛排的。好像孔子也曾说过，即使发现了最伟大的科学真理却变成非人道，则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有一点是做一个随性素食者必须遵守的。如果你在嚼了六七只鸭肫，啖了一段鲫鱼，一只鸡腿，几片葱煎羊肉，二三个虾圆，两匙蟹粉，三匙鱼翅，又吃了一些油肥板鸭之后，看到一碗鸡汤白菜，你会马上喊出：“啊，那白菜真鲜啊！我常喜欢吃菜汤，鸡的鲜味全到白菜里来了！”这便是一个十足的“随性素食者”。他知道刚才的肉太油了，他最后总是吃一些鸡汤烧白菜的。像一个爱民如子已积了五十万元私产的官吏，他觉得整个政界太吝啬了，他预备告老山林赏秋月去了，他畅谈着月亮的美，在他的心中对于月亮的洁净有着比一个看了五十年月亮的农夫更深切、更真实的感受。他的欣赏素食和一个娼妓的欣赏家庭生活的美丽尊严是有同样理由的。他吃了这顿盛宴，明天早晨醒来便说以后不再吃肉了，于是捧了一碗粥吃着盐萝卜，在中饭时又被浓味的肉片诱惑而吃了，到晚上睡觉时却便更热衷于蔬菜了。 随性素食者和主义素食者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随性素食者会问：“除非你吃的是完全吸收了鸡味的白菜，否则你做素食者又有什么用处呢？”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只有中国才是素食者生存的地方。欧洲人是把肉各自单独地煎好了，把萝卜单独地煮好了，才把它放在一只盆子里的！试想不用肉而单独烧那些笋是多么的愚蠢啊！那些笋会变成什么呢？如果你高兴，你把肉留在桌上好了，可是在煮的时候你得把它和笋放在一块，这样肉的滋味才能进入笋中。因此我相信在全欧洲是找不到一个随性素食者的，有的只是那些以顽固偏见做自己观念的奴隶的和尚式的素食者，欧洲人知道的素食只是“鸡蛋和菠菜”。可是在中国人看来，吃鸡蛋菠菜究竟是太惨了。只吃鸡蛋菠菜又怎样能去真正地欣赏素食的美味呢？ 我相信他们只是为了责任而吃，倒不是为了热望而吃。这些人当然和一切极端的，一本正经的素食者一样是白痴。 欧洲人全是很可笑的。他们早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煮蔬菜的艺术，吃的只是些半生的合逻辑的蔬菜，他们煮的也是合逻辑的牛排，而当一个人吃一块牛排的时候，他见到也就只是一块牛排而已。他一手英勇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时是在吃肉了。不是谁都见过这种可笑的事情吗？他们拿的刀又是向下的，但有时当他们停下谈话时，就会把刀叉向上，指着对方，我时常猜想这对方多少要因这威吓态度感到震惊而微觉不安，特别是在他们的意见有出入的时候。欧洲人会不会学学用我们的木筷，允许我们（至少在我们吃的时候）少看见这些金属的武器呢？ [book_title]论裸体 有人告诉我说，裸体主义已经行到美国来了。让它来吧！我也没有见到它会损害什么。我自始也便是一个不自觉的裸体主义者。 可是首先必须明白的，我是一个有理性的裸体主义者，和那些理论家裸体狂者不同，这和我是一个有理性的素食者，跟那些素食狂者不同一样。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在相当时间相当环境下，譬如说，在浴盆里，我才是十足的裸体主义者。要我穿了母亲留给我的天然衣服跑上百老汇，那我誓死反对，我能忠诚地告诉你：一个人在浴盆里裸体是很美妙的，如果浴室的窗的外面只有些麻雀飞过或一些树枝在窃窥着，如果干脆把窗打开了，让皮肤接触到尖锐寒冷的空气，那就倒觉快怀了。注视着它怎样因微寒而皱起，又怎样因日光的作用而放大，而活动，而渗出天然之油——经验着这种感觉是极端愉快的，可是我只是说当一个人在浴室里的时候。日光在我皮肤上的作用绝对是放射性的——对于这一个字的意义，我没有些微的观念，可是我知道它应该指什么意思。思想健全的人都承认每天在日光中，在没有人见的房中脱去衣服晒上十五分钟，是（我也承认）最利于健康和增强体力的。这种人都可以和我一样地自称为真实、有意识而有理性的裸体主义者。 我只是说，这是在相当时间和相当环境下。在真实的裸体主义者和露体主义者之间是有着显著的差别的，这跟一个在山顶上孤单的祈祷者和一个在为教徒的福益而说教的宗教集会中的表演祈祷者之间也有着差别一样。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娱乐而实行裸体主义，而另一方面却借了别人的眼睛来嘲笑裸体主义，把他自己的裸体变成一个招牌，扬言说：“你看！我敢！”在各种人生的现象中都有这种差别：譬如在家里爱他（她）的妻子（丈夫）与在大庭广众处叫他“亲爱的”之间的差别；暗室中的自悟短处和当众的自认儿童时做贼之间的差别；薄暮中在后弄里为一个美貌女花二毛钱和在慈善跳舞会中作一篇演说之间的差别；为个人乐趣而骑马和为了别人指上的一只钻戒或打扮得像伶人一样的粉脸旁的一副玉耳环而驾驰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我以为都的确有的。纯正的宗教家，夫妇之爱，慈善家和真实的骑者是一类，表演主义者是另一类。 换句话说，我是一个纯正的裸体主义者，因为我只在一个人时才爱裸身。我不想把一切优点举出来，其中第一点便是人是一个动物，纯然的动物。假使你能够，那么你且谛听一下你的心的跳动，留心一下你血管中血液流动，那你对人生的目的，便可获得比从整部的哲学书中得来的更正确的理解。因为我们有一个躯体，一个很重要的躯体，我们应当好好地当心这会自行修补的机器，当为大家公认的事实。裸体能给我们相当的活动范围，这即使穿了很薄的衣服，也会因它的摇摆而失去的。你可以注意裸体后屈膝比穿了裤子屈起来要愉快多少。你可以全裸了在你的私室中跑上一圈，享受一下那绝对的自由幸福，但我要注意不被我仆人瞧到，我要顾到一些人事而要理性化一些。假如有人皮肤强健的话，那他便可像因经济关系的满洲人一样地裸着睡觉，一享其肌肤亲着柔褥之乐。整个地说来，医生都会告诉你，皮肤是排泄污秽，自动消毒的重要器官之一，如果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身体紧密而残忍地封闭在笨拙不人道的西服中妨碍其自然的排泄作用，那他至少应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让它有几分钟特别是在日光和新鲜空气的影响之下恢复它自然地位和自然功用，就是从美学的观点上看来，对于叫一个人意识到他自己的动作的韵律也是有利的。 可是即使从美学观点上出发，而不为别的原因，我还是誓死反对当众裸体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诗人）知道一个完全人体模型是难得的，一个美女也许有很美的躯干，可是却有难看的细瘦小腿和不相称的脚。坚信人体大都是美观的人可以在夏日下午到海边去观光一下。视觉灵敏的人是会给吓跑的，十三岁的苏三嫌太瘦了些；蓓蒂的臀部又是那么的臃肿不灵；乔治叔戴了眼镜秃了头裸体多么不雅观；凯特姐的胸膛又太宽松了；而柯黛丽亚简直是丑恶。一家中我看只有裘丽叶是美的。正如中国人所说，增一分则嫌俗，减一分则嫌瘦。她恰到好处。可是在这宇宙中究竟有多少人才是恰到好处的呢？而且究竟有多少人在过了青春时代后还会保持她的恰到好处呢？ 所以，坚持的裸体主义只能在男女们目不见自己丑恶的社会里才能忍受，如果照此下去，将引起我们美感的总衰减。所以对于裸体美人的评价将和对于非洲森林中的裸体土人的评价一样了。普通人体大多都像猴子或吃得过饱的马，只有衣服才能掩饰成为陆军上校或银行经理。剥去他们的衣服这些陆军上校和银行经理也完结了！他们在家里有时的裸体主义便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被妻子蔑视的原因。且把那些高等而有权力的国际会议代表剥得一丝不挂，我们会发现现今世界所以混乱，是被一群猴子所统治着。 我想在一个裸体主义已为习俗尊敬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女人都一定会渴望有一块破布来掩遮她们的造物主所永远忽略了的那地方的，总之，男子的堕落和女人的媚态都是从一片枣树叶而开始。试设想在裸体主义世界上将会有多少女子要穿紧身衫裤来增美她的体格，更会有多少女子要穿一件小衣，那些胆敢无耻地利用这些女性设计的人们会因他们不畅露胸膛而被一些老辈而有身份的女人所斥责的。裸国中的道学太太将声明：“那些无耻的摩登女性太不光明正大了！”“为什么史特拉却小姐竟用了一块一尺多长的小布绕在她的臀部上。我不愿散播谣言，我自己也没有亲眼见到，但有人却这么在说！” 顿第夫人回答：“那些摩登贱人现今什么都做得出来了，如果她们要把这块布伸扩到掩没膝盖我也不觉得奇怪的。你要知道这批年青人，任何可恶的事情都做得出的。” 这样男人便会爱那些穿紧身衫裤的女子，或甘愿以一见长裙而死了。 所以我说，如果裸体主义来了，让它来吧！它不能损害什么的，我十分自信我们人类的美感还没有败坏殆尽，还能阻止一些过分的纵情。 我平常对于人们的道德并不关切，但这篇文字似乎是我历来最正经的一篇。 [book_title]我搬家的原因 我有一次搬进一家公寓去住了。这在美国人听了，也许会说：“咦？有这事吗？”在英国人听了，也许会说：“啊，如此堕落！”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对自己说：“可以的。这是我的命运。” 我是被迫搬进去的。我不愿搬家，如果我的邻居停止开他的无线电收音机，我决不搬家。在平时，如果有邻居在偷窥你的房间，你可以关上百叶窗。要对付邻居们好管闲事的眼睛，你甚至可以在前面筑一堵高墙，把屋子改成堡垒，准备和全世界抗衡。如果你不要电话来打扰，你可以用块破布塞住。可是对于那无孔不入震屋欲破的无线电的音乐你却是束手无策的。自从我的邻居买得了一架收音机，而我能免费分听后，我便全由我邻居支配了。他能使我兴奋，能使我忧郁，他要听史特劳斯和史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我也得听，他要听梅兰芳唱戏我也只能跟着听，他什么时候觉得满意停止，于是我也停止。他特别喜欢珍妮·麦唐纳的《大军进行曲》和苏滩，这简直是一种狂喘。他要我听，我也总听着，可是我终究受不住了。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听莫扎特或门德尔仲的音乐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在考虑如何支付裁缝账的时候或是在计划如何对匿名的文章写一篇辛辣的答复，而如何能使这位藏头露尾的先生一定能看得到的时候却不然了。而且如果来的是苏滩，那种气喘一样的狂叫声会钻进你的写作里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人会跑到邻居那里去说：“马上停止，否则我要写信给捕房了。”中国的绅士是会设法使自己适应于这环境中而谋自己神经的宁静的。受了英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我却两者都不能做。所以当我第五十次听到珍妮·麦唐纳的歌声时，我就写了“招租”的条子，把它贴在房门上。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无论到什么地方。 住在公寓里对于我的个性是不合的。我至今坚持除非每个人自己都能有一块小土地来种些豌豆、番茄，孩子能在这里捉蟋蟀游玩，否则是毫无文明可言的。我曾经说过我不相信在按钮、开关、柜子、橡皮地毯、钥匙孔、电线和警铃等的所谓“家”的组合物中会有现代文明的。我时常暗笑那些新时代推销员想把那些如日间用做沙发，夜间用做床铺的复合物的新奇便利来说动我。我总告诉他们我是不会凭说感动的。沙发应该便是沙发，床便是床。在我看来，这种可转换的沙发床便是新式家庭毁损的征象，而很重要的也便是所谓时代文明仅是骗取人类在日光下的正当地位的征象。新时代的精神家庭，因为新时代物质家庭的如公寓汽车等而被拘束而破灭了。人们搬进了三间的公寓屋里会看到年轻的一辈从不留在家中而觉得奇怪的。如果你不得不睡在日间沙发的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