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本来的自由 [book_author]林语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05279 [book_dec]本书是林语堂先生经典散文全新结集，共计四十三篇，分别从林语堂所著《翦拂集》《大荒集》《行素集》《无所不谈》等散文集中选出，其中包含《我们的态度》《时代与人》《秋天的况味》《说难行易》等文章。林语堂所作散文幽默闲适，平淡中见深长，在现代散文中独具风格。 [book_img]Z_14314.jpg [book_title]说难行易 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韩非也标“说难”之义。孔子又曰：邦无道，行危言孙。从此我们也可以发明“说难行易”一条学说。龚子曰：“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辨。”论语社同人诮学者会议如蚊子钉象鼻，实则自己既语之，又论之，又从而辨之，不圣不智，也在做钉象鼻愚不可及的勾当。中国人之颜皮蛮厚，既如象鼻，《论语》之言论尖利，又不如蚊嘴，岂不又患了圣人所谓失言毛病？然则何以自解？曰：知其不可而言之而已。龚自珍曰：“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不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我们不敏，也只取“忽然而自言”之义罢了。 （《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book_title]吾说吾言 缘起[1] 《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大概其缘起是这样的。我们几位朋友多半是世代书香，自幼子曰诗云弦诵不绝，守家法甚严，道学气也甚深。外客来访，总是给一个正襟危坐，客也都勃如战色；所谈无非仁义礼智，应对无非“岂敢”，“托福”。自揣未尝失礼，不知怎样，慢慢的门前车马稀了。我们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大家讨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养晦”，名士所谓“藏晖”的了。经此几年的修养，料想晦气已经养的不少，晖光也已大有可观；静极思动，颇想在人世上建点事业。无奈泰半少不更事，手腕未灵，托友求事，总是羞答答难于出口；效忠党国，又嫌同志太多；入和尚院，听说僧多粥少；进尼姑庵，又恐尘缘未了。计议良久，都没出路，颇与失意官僚，情景相似。所幸朋友中有的得享祖宗余泽，效法圣人，冬天则狐貉之厚以居，夏天则絺绤必表而出之；至于美术观念，颜色配合，都还风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红配红，绿配绿，应有尽有。谋事之心，因此也就不大起劲了。其间，也曾有过某大学系主任要来请我们一位执教鞭，那位便问该主任：“在此年头，教鞭是教员执的，还是学生执的？”那位主任便从此绝迹不再来了。也曾有过某政府机关来聘友中同志，同志问代表：“要不要赴纪念周？做纪念周，静默三分钟是否十足？有否折扣？”由是党代表也不来过问了。 这大概是去年秋间的事。谋事失败，大家不提。在此声明，我们朋友，思仰圣门，故多以洙泗问学之门人做绰号。虽然跡近轻浮，不过一时戏言，实也无伤大雅。例如有闻未之能行者自称“子路”，有乃父好吃羊枣者为“曾子”，居陋巷而不堪其忧者为“颜回”，说话好方人者为“子贡”。大家谋事不成，烟仍要吸。子贡好吃吕宋烟，曾子好吃淡巴菰，宰予昼寝之余，香烟不停口，子路虽不吸烟，烟气亦颇重，过屠门而大嚼故也。至于有子，推己及人，虽不吸烟，家中各种俱备，所以大家乐于奔走有子之门。有子常曰：“我虽不吸烟，烟已由我而吸。”由是大家都说有子知礼，并不因其不吸，斥为俗人。闲时大家齐集有子府上，有时相对吸烟，历一小时，不出一语，而大家神游意会，怡然而散。 一天，有子看见烟已由彼而吸的不少，喟然叹曰：“吸烟而不做事可乎？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颜渊呒然对曰：“尝闻之夫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难为了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三年之久！积三年所食，斐然成章，亦可以庶几也矣乎？”子路亦曰：“尝闻之夫子，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于是大家决定办报，以尽人道，而销烟账。 惜其时子路之岳母尚在，子路以办报请，岳母不从。事遂寝。 今年七月，子路的岳母死。于是大家齐立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作《论语》。 大概办报的消息传出之第二天，就有友人来访。我们依例各序宾主让坐之余，大家端容正色肃肃穆穆的谈起来。友人便问： “吾兄为什么要办报？敢问宣传什么主义？” “没有！没有！”我连忙的拱手回答。 友人怕我未曾听懂，又进一步问： “诸位办报，持什么主张？” “岂敢！岂敢！”是我固谦的回答。 其时朋友有点慌张起来了。“诸位办报应该有个立场呵！敢问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请坐！请坐！”我仍旧很和气的答他。于是那位朋友，不知怎样，竟悻悻然扬袂而去了。 第三天，又有一位朋友投刺来访，也是听到办报的消息，也是来寻根究底的。“好吧，请见。一办报，此身已非己有的了。我已许身于社会与国家了。”我对听差的说。这位朋友，看来更加孟浪。寒暄之下，那位朋友很唐突的问： “你们钱那里来的？是孙是胡？是汪公？是蒋公？” “不知道。”我说。 “怎么不知道？” “委实不知道。”我回答。 “未必然吧！”朋友摇头的说，“四者之中，必有其一。”言下颇有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五老峰下之意。 “都不是。” “怪事！怪事！”那位朋友说。 “我们很有钱，难道凡有钱便是怪事吗？” “那末，钱那里来的？怎么不知道？” “钱是由我们同人中一位高门鼎贵的友人来的。我们但知他豪爽，至于他这钱那里来的，我们怎知道？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这钱要看读者出的，读者这钱那里来的，我们更不敢穷究了。” 到此，那位虽然大失所望，悻悻然见于其面，遂无话可说了。 沉默良久，朋友又发问： “你们为什么要办报？” “不知道。”我说。 “又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同人，不知怎样，忽然高兴起来，想要办报，所以叫做不知道。” “凡人做事，都应该有个理由。岂可做事，而自己莫名其妙？” “凡人想做的事，都应有个理由。”我更正的说，“实做的事，都是本人莫名其妙。譬如某人成巨公，某人成名将，他们知其所以吗？世事类多如此，何必向天追究。比如青年择业，年少气盛，都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之雄心。乳臭未干，便拿定主意，我要学矿学工程，我要做牙科博士。及至学成，也许牙医做有名知县，矿师成模范校长，报馆主笔忽然经理煤炭，回国领事改办公共卫生，当其呱呱堕地时，何尝敢做这种打算？凡事，其来也茫然，其去也兀突，我们阅历所见，无非类此。不但男子择业，我们办报，不甚了了，就是女子择婿，也是大多茫然。倘是花前月下，女子问天：‘我某女士呵，何以偏遇某先生？’有谁答得出？大概最后决定，都是看看自己年纪，算算自家前途，在几个无甚足取的青年中，择肥而噬，碰碰造化，托以终身罢了。若要过于认真，便遇痴汉，这也是你我所亲验得来的了。当今女子，从小就做起美满姻缘的梦，留下祸苗。须知世上那有这许多品德才貌兼全的人，可以供她称心满意？因此做起亲来，‘良人’不够分配；‘良人’不够分配，乃多半事与愿违；事与愿违，婚姻乃多破裂。这就是你们一班好讲理由，理想，主义，主张的人的罪。办报也是因缘际会，有人肯执笔，有人肯拿钱，由是这报就‘应运’而生了。” “那末，你们办这报的因缘际会，际什么会呢？” “你真要知道？” “我真要知道！” “因为我们同人中有一位的岳母死了。”我据实的奉告。 但是这回因为我太老实，由是又开罪了那位朋友。他便怏怏不乐，认为一无所获，废然而返了。 （《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 * * * [1]此文载《论语》创刊号，无署名。从内容和格调看来，似可以断定出自林语堂之手，或由林语堂授意。 我们的态度 《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很引起外间的误会，犹如幽默自身就常引起国人的误解。这种的误会，我们早就料到，而已由收到的外稿证明。有人认为这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作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有人认为幽默即是滑稽，没有思想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有人比我们如胡椒粉，专做刺激性的文章。这些误会，都是不能免的，因为幽默文字，在中国实在很少前例，尤其是成篇的幽默文字。 我们只觉得中国做社论的人太多，随便那一种刊物拿来，都有很正当高深的理论。近见《时事新报》中学生征文的成绩，也都能切中时弊，负有经世大才。所以这种文字之多，一是由于小学作文的教学失策，十二三岁的学生起码就要做“救国策”，破题就是“今夫天下”的烂调；一是因为大学研究经济政治的人太多，书本上的学问既深，主义名词信手拈来就是一大套。两种之弊，都使中国学者尚空谈，失了独特的观察力。一方面政客军人，一发宣言通电，又篇篇言之成理，可诵可歌。结果文章经世的作者普天下，而蕞尔上海一市的改良，就没有办法，与租界相形见绌，永远留为中国的耻辱。遇有国事，大家喊口号，发宣言，拍通电，执笔不会乏人，此日人所以讥我们为“文字国”。在这文字国中，文章与思想已截然为二事，思想已为文章的附庸，装饰品，作为社论家挥毫濡墨的材料而已。此类的社论愈多，愈足养成文人重浮言不务实际的风尚。况且社论家都知道他们的空言无补，不会于武人主持下的外交内政，有丝毫影响，所谓尽言论之责，亦止于言论而已，稍有庸见的记者，都应自杀。 所以我们不想再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奉旨不哭不笑 本年“九·一八”，政府严禁纪念国耻，集会游行，“双十”，又下令停止国庆。于是两大节日，都平静无事过去了。这可以说是政府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两大政策，其目的在维持目前表面上之治安。论理，人之不能无哭笑，犹身之不能无饮食排泄。依心理学讲，哭和笑的作用，是在使胸中不平之气得以发泄，而恢复精神上之均衡。所以如中国妇女，平日生活太苦闷，到了清明哭墓，必让她们淋漓痛快哭一场，身子一舒服，回来治家，自然加倍起劲了。又如店里学徒，大半年头到年底，规规矩矩，辛苦营业，一点娱乐也没有，到了元旦，也应该痛痛快快豪赌痛饮五天，新年做事，才会安心，生意才会发达。此为节日在心理上之用处，治国者所不可不知。革命以来，诸节俱废，虽然中秋看月，尚未取缔，而端阳竞渡，元旦爆竹，已被指为迷信，不许举行。终年奉旨不哭不笑，人心惶惶，举国不安，这也有一点关系吧？况且仲尼与于蜡宾，始能发“天下为公”的一段大议论，然后党部始有四字匾额可挂，难说迷信是一定有害无利的。蜡，固然是迷信，竞渡爆竹，说他迷信也可以，甚至中秋看月也可派他迷信，或是老朽反革命。然果使国人相约中秋不看月，国便会兴起来吗？ 还有一层，我们不看见天安门游行示威的雄壮景象，已有五六年了，思之能无慨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怎样游行的目的，但是我们总喜欢看示威，如女人喜欢看出殡一样，谁死都没关系。我们觉得无目的的游行示威，乱嚷乱喊一阵，总比全无游行可看福气。今年国庆，不应庆祝，我们是赞成的。但是总希望政府诸公，能替我们想出一种不损威信的题目，使我们乱喊乱嚷一阵，以后缴纳苛捐杂税或是唱国歌，也可以踊跃一点。 （《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十大宏愿 新年佳节，照例是大家检讨及发愿时期。检讨大概是不甚满意，所以宏愿之第一，便是愿以前种种事，譬如昨日死；于是又发第二宏愿，愿以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但是人生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于是到了明年元旦，譬如今日生之种种，又应当愿他譬如昨日死。年年诅咒，年年发愿，岁月蹉跎，瞑目长逝，如此便了一生。 所以我们发愿，不应发得太大，如愿中国太平，愿民困复苏，愿中国海军击沉日本舰队，驶入长崎，愿中国空军飞到东京大坂示威，轰炸天皇皇宫，愿国联毅然为公理而奋斗，宣布与日绝交，愿中国武人交出政权，等等，都是大而无当。我们的愿是比较实在的。私人的愿是这样的。 （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因为现代有情人，有媒妁，也成眷属，无媒妁，也成眷属，毫无问题。 （二）愿大学学生考试皆及格，暑假皆升级，尤愿四年级生皆毕业。因为现在考试没有不及格，暑假没有不升级，四年级没有不毕业的学生。 （三）愿诛反革命。因为被诛者，皆有反革命罪名。 （四）愿吾国政府集中贤才。因为已经集中者，便是贤才（此句系偷投稿材料）。 （五）愿在野政客，皆主张扶植民权，武力抗日，在朝官僚，皆主张提倡党权，长期抵抗。 （六）愿学生会代表，皆反对摧残教育，校长皆主张整顿学风。 （七）愿革命成功者，皆主张拥蒋，革命失败者，皆主张反蒋。 （八）愿大减价者皆“不顾血本”。 （九）愿中国人参不“含电”。 （十）愿河水东流，如不决堤，亦愿无水灾。 （《论语》第8期，1933年1月1日） 变卖以后须搬场 不幸中国的古物，到了今年真是多事之秋。初则变卖，继则搬场，好像做中国的古物连一个安稳托身之地也没有了。由此我已深深地感觉中国将亡的朕兆。现在所谓搬场，用最善意的解释，还不过是避难，然古物而至避难，且逃于日兵未到之时，于教部禁止学生“妄自惊扰”之际，其危也就可知了。因为是古物逃难，所以对于搬场以后的安顿地点，都未能妥为设法。逃至南京，安乎？不安。再搬到洛阳。洛阳安乎？不安。再搬到长安。若长安居亦大不易，恐怕只好搬入租界。这是今日中国古物搬场的情形，真正有点像梁惠王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待河东凶，再来移其民于河内，移其粟于河东。虽然用心未尝不善，实际上已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之境。这是第一项。搬场既然不能妥善安顿，将来或再搬回北平，或索性搬入租界。万一如《新闻报》某君所言，古物搬成新物，到了古物保存所卖后门货时候，我是决不买的。这种情景，犹如我在小时，看见人家变戏法，手里一只球，一刹那在右手，一刹那在左手，一刹那双手都没有，球不见了。所以后来有人要变戏法，我总不愿看，在球还在左手之时，我已经发生那只球必亡的悲哀了。这是第二项。古物不幸，一方被主张变卖之易培基认为“封建思想，无关文化”（十一月念一日《时事新报》），一方却又陪程砚秋去巴黎宣扬东方文化，于是巴黎市上发现中国古物（上期旁观“贪污史料”栏），而同时瑞士亦发现正在大演讲其“佛乘飞机”沟通东西文化的李石曾。这是第三项。总之，东陵地下的古物尚且不得安藏于九泉之下，地面上排在目前之古物当然更难免使人眼红。这是中国今日已经走到的地步。然而大家犹如痴人说梦，大谈不费钱不伤人的礼义廉耻，不肯实行法治，依法惩办盗贼，使坐监牢。所以结果必是盗贼相率而收藏古物，印行宋版《四书》，而中国遂亡。以上都是猪话。 （《论语》第11期，1933年2月16日） 军歌非文人做得 罗志希先生新近做了一首献给前线抗日将士的“军歌”，情词并茂。不过据我看来，描写前线作战情形，微有欠妥，特为纠正如下。不过自己也想不出好句子补上。凡事创作难，批评易，并非谓本人便能做军歌。志希先生可以原谅我吧？歌曰： 中华男儿血， 应当洒在边疆上。 不管雪花涌， 不怕朔风狂， 我有血热能抵挡。 炮衣褪下， 刺刀擦亮。 冲锋的号响！ 冲！冲过山海关， 雪我国耻在沈阳！ 按：男儿作战，最好不洒自己的血，无所谓“洒血应当”。且冲锋时，非先褪下炮衣。擦亮刺刀，亦非冲锋时应有的举动。雪花亦不“涌”。 中华男儿， 义勇军无双。 为国流血国不亡！ 抵抗！抵抗！ 沙场凝碧血， 尽放宝石光， 照着民族生路上， 灿烂辉煌！ 按：义勇军越多越佳。不得以“无双”祝之，使陷于孤立无援。且“沙场凝碧血，尽放宝石光”，疑非事实。 中华男儿血， 应当洒在边疆上。 飞机我不睬， 重炮我不慌。 我抱正义来抵抗！ 枪口对好， 子弹进膛。 冲锋的号响！ 冲！冲到鸭绿江， 雪我国耻在平壤！ 按：中国军人以血肉与日本飞机重炮相搏，自是最可悲的事，然抱“正义”，以抵抗飞机，词近滑稽，不应入诗讽刺，使唱者心慑。再“枪口对好”，然后冲锋，亦非前线事实。 （《论语》第13期，1933年3月16日） 不要见怪李笠翁 文章易写做人难，自古已然。人言世风不古，实则世风本来如此，非欧风东渐所致。 人心险诈，何代非然？笠翁生当乱世，文字狱层出不穷，深恐失言媾祸，因有《曲部誓词》之作，其中竟谓“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读之可见当时文人苦处，不啻一字一泪。或骂笠翁无勇，不如方孝孺、杨继盛，此非善爱笠翁之道。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来保障宪法。因此，在中国人权保障之最有效方法为“各人自扫门前雪”一句格言，载在黄帝宪法第十三条。只要谨守此条宪法，可保年高德劭，子孙盈门。骂笠翁不效方孝孺、杨继盛者，是劝笠翁伸首待斩。须知斩首在旁人虽好看，可以街巷为虚，而身历其境者，却甚觉得无谓。我们不能见怪李笠翁，只觉得笠翁聪明有竹林七贤遗风。《曲部誓词》曰： 窃闻诸子皆属寓言，稗官好为曲喻。齐谐志怪，岂必尽有其人？博望凿空，诡其名，焉得不诡其实？矧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既有悲欢离合，难辞谑浪诙谐。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剧场，使不岑寂而已。但虑七情以内，无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认为有样之葫芦？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所指，甘无三世之喑。即漏显诛，难逋阴罚。作者自干于有赫，观者幸谅其无他。 （《论语》第20期，1933年7月1日） 一张字条的写法[1] 早晨为了向木匠讨一点油灰，费了半天工夫。原因是前日叫木匠做纱窗，现要写张字条去讨油灰来补窟隆。但一起稿，这“纱窗”二字，就含了不少问题，可见做现代人真不易也。北平的平屋，向用纱窗，今日在上海居家的人，已不复用矣。所谓“纱窗”，实只是铁丝织成以防苍蝇蚊子者，顾名思义，殊不合式。若用直译方法，名之为“铁丝障”，殊为不雅，将来不便入诗。因为字既生硬，又无从卷法，将来不但不能用“卷帘”字样，且亦不好易“隔帘花影”为“隔障花影”也。况且更有严重问题，就是：名之为“纱窗”，颇有文言复古意味，是罪不容诛。名之为“铁丝障”，虽似介绍西洋文化，俨然有站在时代前锋之概，而提倡复古者，又将斥为用夷变夏亡国灭种之兆。此中又生出更严重问题，就是“大众语”是近于复古呢？是近于新名词呢？众问题之上又有问题：是称之为“纱窗”者爱国？还是称之为“铁丝障”者爱国？因为在嗡嗡嗡的现代中国，任何蚊子苍蝇问题，亦有救国亡国之意义在焉。做人之苦，至此已极，真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纱窗”二字已引起这样严重问题，写一张字条与木匠，当然要几番易稿。初为天然写法，即“白话的文言”，后来恐人见到反对，乃复改为“文言的白话”，而又恐木匠不懂，殊失“大众语”意义。后来越改越昏，竟无意中作出一篇似通非通的四六，自觉不惬意，乃又学韩退之，起八代之衰，作三代古文，觉得“油灰”二字文不雅驯，乃复半途而废。这样四易稿，一个早晨就过去了。 原因是纱窗虽已做好，边沿却露了小缝（此话似是如此讲法，然不敢自信，或应作“窟隆”，须请老舍老向何容辈为我改正，自知蓝青官话极不像白话也），边沿露了小缝，苍蝇虽然进不来，蚊子却仍然爬得进。简单的办法，是向木匠要油灰补上他（“他”字疑误，中国文法，疑不如此讲法，此或是受时行译文影响，因国语凡指物，不言他（？），“把他”只曰“给”——“给盖上”，不曰“把他盖上”——大约“给补上”便合文法），要油灰给补上，惟因钱已付清，未知木匠肯不肯赔这点油灰，但从此亦可看出世情之敦厚与浇薄了。只因主意拿不定，所以拿起笔来，总想理由讲得充足一点，庶可动其天良，而得油灰到手。 向来我开字条，都是用文言的。用文言写字条，并不容易。我极希望中小学国文课本教人开字条。以前的秀才举人，开一张字条，亦常开得不通。如曰“君驱车入城否？如其然，则请为我购一匹夏布（夏布一匹？）一斤黑枣（黑枣一斤？）半斤龙井（龙井半斤？），物价多寡，当即奉赵，决不食言。若不进城，则休矣。”这种字条，当然不通。惟若用白话，也确有许多麻烦。如“示悉”改为“你的信接到了”，“文言的白话”又当作“你的芳翰接到了”。“快甚”，白话当作“我非常的快活啊”，“文言的白话”又当作“这是使我怎样地愉快啊！”（鬼话！）开字条，一句话要说便说，那里有这闲工夫噜哩噜苏。所以用文言开字条，只是无意中自然的趋势。只因近日，文言白话大众语闹得凶，时时提心吊胆，以为人或疑我有意反对白话，现在开一收条也彷徨终日，不知是应写“兹收到”而落伍呢，或是应写“现在收到”以讨好人家呢？因为据说“兹收到”颇近语录，而语录便是文言，代表有闲阶级，该杀，虽然我认为语录乃是白话，而时行白话乃是文言。 起初我开的语录式（白话的文言）的字条是这样的： 【文言的白话】 “××宝号。前日由汝装置纱窗，只因边沿有缝，蚊子遂得而入，来一只，捉一只，捉一只，又来一只，令人日间坐不得，夜间眠不得，苦甚。兹差人前来，请给予油灰少许，俾得修补，为荷。幸毋以油灰为重，信用为轻。是祷。××启。” 这字条好虽不好，总算达意。后来一转想，倘是有人见到此张字条，说我在反对白话，如何是好，乃复改作白话的文言一封。文曰： 【白话的文言】 “××宝号啊！你们岂不记得在不久的以前——似乎是十天以前吧——你们曾取得我的同意，把我们家里的铁丝障安装起来？这是不容疑惑的事实。现在边沿并不紧贴，发生空隙，竟然有半个生丁之距离，已比蚊子的高度多二倍了。现在满屋都是蚊子，嗡嗡嗡，其数量至不可思议之程度。在这懒洋洋的夏天，这是如何地压迫人啊！这铁丝障已然无疑的终于等于虚设了。倘若你们不相信，可以来参观，事实终必胜于雄辩的啊！事实告诉我们，你们有修补这些空隙的义务，而铁丝障又有被修补之必要。那末，我派人来给你们取点油灰补好它，料想不至于被拒绝吧？××启。” 这篇虽然时行，却生怕“大众”的木匠不懂，于是不用。这时已费半点多钟工夫。大概早晨不用做别的事了。所以索性再起一稿，回到文言。一面也是避免人家称我普罗，一面自作遐想，倘是我要讨好“文选派”与“桐城派”，不知又当如何写法。乃先由“文选派”下手，只因未经训练，又向来骈四俪六，皆看不入眼，修养工夫甚浅，乃愈写愈不成话，而有以下的结果： 【文选派】 “××水木两作宝号大鉴。别来数日，又赋契阔，定卜起居兮而佳吉，履祉兮而迎祥。既札闼以鸿庥，又锲著而不尽。余路则忆定而盘，门则而立加五。前因蚊患，曾置金丝。方庆蝇蚋不入，将睹天下之升平，岂料异孽复生，更变本而加厉？边幅不修，逐臭之徒，岂有孔而不入？银缕无绽，寻羶之辈，自缩地以有方。吾非吴猛，不殴于蚊蚋，谁效子平，当避于清凉。兹当大夏，益肆咆哮，驱之不去，捉之不得，欲为补苴之计，当借丸泥之助。请赐一封，交与奚奴，拜赐实多，铭心无既。” 这种字条，太不成话了，乃尽弃骈俪，力追昌黎，又写一通。 【桐城派】 “××匠人斧石。余依忆定盘以为居，其号则而立又五焉，以甲为别。曩者曾雇吾子安置铜扉，俨然一新，和风晓日得以入而无碍焉，快甚。嗣见蚊蚋麇集如故，倘非窗沿有隙，蚊蝇乘间而入，曷克臻此？兹遣书僮前来，请与以……（油灰，未得雅驯古语）少许，聊作补苴之用。吾知吾子必不以此见吝，而吾亦不负吾子矣。若赐电话请拨立志知命之号，而益以三焉。惟吾子其实图之。” 稿已起了四次，仍不那个，而且翻尽《渊鉴类函》《艺文类聚》油灰二字仍旧无法使之“雅驯”。至是乃投笔而起，令阿经（即韩文中之“书僮”，却已三十三岁）口头传话取去。不半小时，阿经已经传情达意，手拿一包油灰工冬而来。我既喜又嗔，掷笔于地曰：“管城子不中用！我辈书生何不早自杀！” 吾前发愿曰：“散步时闻引车卖浆之流所说白话，正垂涎景仰不置。吾将从而学之，五年后或有短篇小说夹入真正白话以行世乎？引车卖浆之流岂但吾师，亦白话作家人人之师也。”（《论语》四十期）。实行此顾，请自阿经始。 （《论语》第45期，1934年7月16日） * * * [1] 注：按《论语》四十期，出版于今年五月一日，远在“大众语”三字出现之前。本人无意加入“大众语”的讨论。至于“文言”“白话”及“语录”问题，已见于四十期“语录体举例”，及第二十六期“论语录体之用”“可憎的白话四六”诸篇，大约“引车卖浆之白话可提倡，语录式文言亦可提倡”一语尽之。尚有些许意见，关于如何熔炼白话中之成语，使之入文，闲当另作一篇说说。 山居日记（一） 七月八日 昨日半夜舟抵九江，须待天明启行。因船靠岸，炽热不堪，乃半夜搬床上甲板安眠，仰天而卧。数位同船西洋女人亦几赤膊卧甲板上。溪风徐来，一阵阵凉气，亦觉受用。是晚饭后曾与小女如斯、无双数天上星，初三十几颗，数未完，又已发见十几颗，后愈出愈多，大家废然作罢。天初亮，即预备上山。到中国旅行社设法取行李，计挑夫每名八角，轿夫每名八角，实只得六角，又付某种捐四角，不知名义。庐山轿夫，向以老实著名，近乃刁钻，因轿上三瓶凉水与我争执，沿途念念有词，乃倒出一瓶于涧中，问他倘使此瓶水喝入肚里，一样要扛上山不？然轿夫上山半斤负担是半斤孽债，亦难怪也。且乡下人不论如何刁钻，亦比城里人忠厚，不要三言两语，便已唯唯。想将来城中旅客愈多，愈要刁钻无疑。将达岭上，一阵山风凉气迫人，乃若置身异地。下午在仙岩客舍前小涧同三小女洗足拣石，筑小瀑布。租定房屋。晚坐园中石砌，闻远山松风响如涛声。 九日 晨起凉气袭人，穿一夹袄不足，复加夹袍。小儿则皆着羊毛衣矣。昨日半轿半爬，腿微酸。心头未知何故兀不自在。客舍住不起，又数日来吃不到饭，急思搬出，乃于早晨迁入租屋。 十一日 今日相如生辰，一起便说今日我是主人。三日来，因为小儿在屋后小泉挖沙为井，手酸不能把笔，拇指发硬，屈不来也。门前土堆亦复兀突不平，行走维艰，然真不敢再把锄头矣。总之凡事惯则易，以笔为重于锄头者正不乏人。山中所见之云，已可写成一篇文章。山高飞云快，因近故也。近云飞得太快，则与高层之云作反走势，背道而驰，亦一奇观。西岭一角，云如过客络绎不断飞过。至所谓海绵则尚未之见，云之走势既快，则来去不定，忽出忽没，近则三丈不见人，窗前如悬白幔，伸手可掬，不三分钟，又对山明朗，毫无踪迹。 十二日 三数日来，心头仍不自在，不能写作，只看天目回来久未续看之《野叟曝言》。素臣到了末段，简直是天人，自九十余回以下，便多神异，总因作者极力描写，放手不得。现代中国人，是西欧十八世纪脾气，必斥为迷信。然吾非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且喜其神异。世上只有理智，世人真不知将如何过日子也。惟中国确非经过此阶段不可，听之可也。读得《牧庵日录》内一段论文甚好，录之： 十九，招曾尧臣饭，出余近文视之。尧臣云，今人为文，大约如屏幅，间架现成，但烦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径之外，然非深心人读之，觉平平也。余云，文家妙境，平淡最难。苏公云，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近乃能窥此耳。 此语先得我心。大概平淡小品文，须三十以上人始能识得佳处。萧公《辛未偶录》《春浮园别集》，皆如此写法，故得平淡轻清之妙。观其序文，深服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便可知其意。欲萧散，须先摒弃章法，勿作意结密起应，而自然有心境为之联络也。 昨日陈石孚及其夫人来坐谈。晚坐松下观对山暮影，至全山尽黑，接天处轮廓分明，俨然一副黑白画。回观背后树，返照夕阳，萧萧白干两三枝，毛发悚然。山光之奇如此。 十三日 一星期来不看报，省气。吾居山上小屋，前后幽林羊肠小径，跋涉最难，然终日小贩络绎不断，做生意人，何怕吃苦。昨午有卖山东纺绸龙衣者。问之，谓由上海来，住岭上人家包月十元，包饭十元。此外须付管理局捐五元一角，商会捐五元，学堂捐一元二角，共捐去十一元三角。牯岭为新生活之地。上山路上即有白制服青年请我扣领扣，街上亦然，又路上不许抽烟，惟羊肠曲径仍然可抽也，跨入铺中亦可抽。总之，凡无巡警处皆可抽，而巡警并不遍山皆是，故不甚苦。 （《论语》第46期，1934年8月1日） 山居日记（二） 七月十六日 来山已一星期，尚未出游诸名胜，恐有游山志趣而亡游山脚腿故也。然庐居观云，松下看月，月似挂在树梢，探手可得，亦已享尽清闲。近日作日记，与前不同，因至少一部将在《论语》发表，失了日记优游自在之乐。每执笔即提心吊胆，背后如有道学方巾怒目相觑，怨我游山碍道，不知忧国忧民。然吾志益决，博得天下名，失却心中我，吾不为也。世人尽是利奴名奴，今又发现势奴（古人言名利二字，为迷人之端，实不足尽之，因吾观有人名利已经造极，尚争一时权势，至惹上全身恶名不顾也，是又与鸟为食亡何异？）。然则利欲可薰心，骛名可丧身，势欲（亦名领袖欲）亦可茧缚天下英才，苦死一生，奇哉奇哉！还一个我，岂是易事？决非相当傲慢不可。除名奴利奴势奴之外，世人又有古奴今奴之分。为文者摹仿古人而丧却我，今人知其痴，而今人独不知亦有因趋时逐俗而丧却我者，终日昏昏，顺口接屁，自己不知所云为何物，是谓之今奴。苏格拉底言“知我”，夫我岂易知哉！人为何种动物，有何需要，有谁知之？知之者便是圣人。 十七日 两日来赶完英文书《自诉》第六章，并看云亦不暇矣。桂生（胡妈之女儿）愈熟愈觉可爱，两眼看人而笑，恐城市间十四岁女儿已不能如此笑法。惜满口九江话不知说些什么，仅懂得“摸事”意为“什么事”，不能多谈。诸女儿亦与之极好。 十八日 寄出第六章。午后与三女到汉口峡洗浴。因泉高水凉不堪，洗一会，晒一会，然亦不大敢全身浸入。浴后上街，风势大作。明日拟僱轿游御碑亭黄龙寺神龙宫诸胜，庶不负牯岭。作完《英人古怪的脾气》寄交伯讦。并非得意之作。且此文似应用白话写，然吾正试验用文言作娓语式文，姑听之。在文言中尽量放入俚语，比白话中尽量放入文言高明也。 十九日 昨夜风势益猛，盖被不暖。晨起外望，一片苍白，除窗前二树外，复不知有山有世界矣。游行只好取消。雾厚，枝叶尽湿，并有点滴声。午后稍开，见得对山翠绿，不半小时复合矣。今日我作云中囚矣。 二十日 又作云中囚一日。倘如人言，庐山多雨，出门不得，有何趣味？窗前一片白茫茫，有何风景可言？一开门，风力猛，云雾穿户而入，只好屈服，“闭门”思过。读《甲行日注》，见初段辞别家人入山甚苦，尔时稍读书明理之女人，即知劝儿剃发为僧，不可剃头事虏，回想若钱谦益辈益不齿为人类矣。大人先生行径本来如此，可见书不可读得太多，否则读坏心胸也。曾见《天寥午梦堂集》，全书哭儿，哭女，祭文，哀文。每死一儿，则父哭子一篇，母哭子一篇，姊哭弟一篇，弟哭兄又一篇；死一女，妹哭姊一篇，兄哭妹又一篇，全集泪水耳。此家肺痨无疑，然全家能文，亦难得。时因见其信风水扶乩，鬼话连篇，颇鄙其俗，读此日记，又觉其志操可嘉矣。亢德来信言半农死于黄疸之病，惊噩不置，想半农杂文序尚在最近《人间世》发表。拟为文纪念，然半农虽故交，惟非晨昏共事过，性格深处，尚未窥到，不敢下笔，此今人志之所以难也。飞书请玄同作一文纪念，玄同每与半农抬杠，故知之颇稔也。得岂明函有文与《人间世》甚喜，系关于《文饭小品》。王思任以谑庵名，晚而悔其谑，然此人行文用字甚奇，甚有幽默，曾读其《庐山游记》，甚怪，甚嘉奖。又启无来信，允编《三袁尺牍》及文集二书，列入丛书，甚喜。日内有空当复。 二十一日 相如因伤寒病卧二日，今日愈。早晨隔房床上已学我欠呵声，我鼓掌称快，亦以贺之也。浓雾如旧。一事忘记记上。前日到体育场观少帅拍网球，身体壮健，烟确已改过无疑。球法亦精，在网前尤好，未曾失一球，惟发球时两足齐立，甚不得势，何不左前右后。然全场以六与零之比胜，球诚打得不错矣。又前日海戈来谈《庐山指南》之靠不住及庐山僧人之俗，真笑煞人。海戈问对面是何山，僧曰，是汪精卫之香炉峰。由商务买到《历代白话诗选》，教如斯抄读。商务分馆置书颇备，算为一种功德。今日雨更甚，置脸盆檐下，闻雨击盆声甚乐。兴到，托言买药与无双冒雨出行。无双问何为雾，我曰，远者为云，近者为雾，云即是雾，雾即是云。无双曰，既远为云，则不近为雾。既近为雾，则不远为云。 云是云，雾是雾。我无辞以对。 （《论语》第47期，1934年8月16日） 游杭再记 十一月下旬，英文书做完。当我一天十几个钟头正在赶此书之时，曾自许脱稿时必以一日喘息，一日吸烟，然后携一小皮箱，一盒雪茄，一本《粉妆楼》，一本《虞初新志》，独自赴杭，享“一日湖上游，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立，一日湖上卧”的清福。所以写一游记，亦必加此无谓的话头者，乃因“游山碍道”之说，近日甚见风行，写此略以减轻自己罪过，表示我并非如何清闲之人而已。我想周作人形容东洋人“努力的工作，尽情的欢乐”，此语得之。惟愈不能努力工作者，愈不能尽情欢乐，且不欲见人之尽情欢乐，乃从而之伪，专事粉饰，欲以“假严肃救国”，身行盗跖之行，口诵孔孟之言，而结果吝人一点清福也。这才有点近似亡国之音。但是此刻如有人说，游山是碍道，我亦不辩，因即使碍道，亦无过听自己的灵魂沉沦下去而已，无干他人。想将来难免有载道先生更进一步，作为游山亡国论，尔时再来作辩不迟。到那时候，我可替遗少做一篇《讨中国旅行社檄》，或用四六，或用欧化八股，决不食言。若嫌不够，还可以用贾谊《过秦论》笔调，为文声讨“浙江公路局提倡游山亡国之罪状”。大概开头是这样的：“夫游杭已足亡国，而况游天台雁荡乎，而况游天目乎。今者杭州公路局，以有用之资本，供无用之嬉游，将见士女载道，红绿满途，惟顾登临之乐，而忘外侮之忧，国不亡者几希矣。……且夫杭徽公路，意在便利交通，犹可说也，奈之何由藻溪开设支路，直达天目，岂非适足以纵国人闲散之志而益坚其逃世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云云。遗少，遗少，读此必拍案惊奇，引我为同志。 这是以后的话，且表过不提。单说我因为工作很疲倦，想去杭州做湖上闲人两天，谅无大过。到杭之翌晨，即往访达夫，适达夫夫妇外出，快快出来，想今日只好孤游了。谁知一转弯乃是浙江图书馆，乃私心佩服映霞。我们多年居住上海的人一见那样雄壮的图书馆，真同乡下人入城市一般。一进去，左是阅报室，右是阅书室，杂志当有二三百种以上，中外类书，琳琅满目，又有卡片索引，比之西方大图书馆，固不足为奇，而在我们乡下人看来，却未免胆战心惊呿口咋舌，暗羡杭州人之厚福。回想我们有时要借阅一二本难得的类书，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气不可遏，乃跑入大光明看电影解闷而已。 感叹之余，乃雇车到孤山分馆。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转出湖滨。时游人尚少，路过白堤，湖光滟潋，里湖红紫悦目，倒也心旷神怡，从此看准了吾家孤山，想在吾家处士的故居，总可以盘桓一日。此时极目千里，放眼观山，观云，观水，观艇，青山眉黛，绿水浮光，尽入我眼帘攒我胸中，上海人家富第的五尺假山三尺鱼池，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若果一人必在五尺假山三尺鱼池旁边，沾沾自喜，呼卢喝雉，然后可以救国，则国之不救也可知。中国文明所以历三千年而不堕者，正在中国文学之归田主义，使人鄙恶城市，接近自然，保持一点淳朴境地，不至日久于浮华繁剧矫饰淫鄙之途而已。中国人的心灵，若不时得山川花木的滋润，不知将枯燥到如何？中国之文学，若没有一点豪放之情寄托之兴，只有载道，没有言志，又不知将乏味到如何？若登临可以亡国，则陶渊明可以诛，白香山可以劓，杜甫可以流，李白可以族，谢灵运可以烙，苏东坡可以腐刑，而《辋川集》亦可以付之一炬矣。实则载道派何尝不于呼卢喝雉揖让换帖拍马磕头之余，联盟赋诗，栽花种竹，看柳闻莺，以调剂其心灵上之苦闷。自然之有功于吾人如此之大，而吾人鄙夷自然何以如此之深。孔子曰，道不远人，远人非道，这一点道理，现代遗少已有点糊涂了。 到分馆看了几本四库全书，阅了几本善本；看到袁中郎的《狂言别集》，内有分娩歌咏，句句逼真，妙不可言，惜未得名师画出此般光景耳。《狂言》小修称为赝书，此案终须翻。恐是小修被当时道学方巾吓住，欲为中郎回护，故作此说，然此中有真中郎也。在缠足思想社会，一人敢放三分足便要逢人见笑，“一日湖上游”诗便是一例宜乎爱兄如小修者为之掩饰，然吾因此益发佩服中郎之勇气，及感叹解放之不易也。中国人名为解放，实则仍在孔庙院中翻觔斗，国子监中检牛毛，狂言一出，不知又有几许遗少将怒视之鞭挞之而效明时士大夫之所为乎？ 出馆，到楼外楼独酌。饭后，问放鹤亭怎样去法。茶房曰，“由平湖秋月转上”，闻此甚觉风雅之至。此系中国诗文之赐。无论如何，我想总比“由高尔基路转上”一句好听，虽然在认高尔基为我们“文学遗产”而不认杜甫李白为我们“文学遗产”的中国人也许意见不同。这样一面想，一面走，乃过中山公园。时有园中赏菊大会，饭后无事，回顾无人，也就大胆信步走入。谁知这公园路线是一定的，一看乃知我系由“出”路进去，于是复走出，将由“进”路进去。正出大门，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谁知二青年竟阔步高谈毫无顾忌的跨进大门去了。我本对菊外行，遂亦不想依“进”路进去，即使进去，仍然不能因为有人同时做我所做的事而减轻我的罪状，或取消彼辈骂我之资格，因此类事甚多。且彼辈看菊系含有社会意识，而我则未读社会学，故亦无看菊资格也。即使弄弄小品，亦无过弄弄小品而已，何足道哉？大概时至今日，只有哈尔滨女人才是女人，而哈尔滨小品才是小品也。故此只在大门外踯躅彷徨，抬头一看，却是中山公园大门的对联，颇有“清谈亡国”之味，乃为抄下： 林园无俗情是处登临好风月 春秋多佳日长嫌钟鼓聒湖山 细想如此堕落意志足以亡国之对联，杭州市政府何以听之存在。再思三思不得要领，乃向平湖秋月走去也。 书至此，神已倦，不想写下去了。除了在吾家处士之鹤冢，趁工人休息时，代以沥青油漆“鹤”字之鸟旁（四点除外），别无足述。小青墓未见，倒是憾事，但光旦未同来，吊小青总欠热趣。翌日同达夫映霞秋原同游一日。此所谓游一日，倒不如说谈一日，盖游翁之意不在山也。我们同游城隍山紫阳峰，再由柳浪闻莺上艇，上西泠饮茗。在山上，在湖上，在王饭儿，在西泠四照阁，所谈真是无所不至，所包括的有福建美人，中国建筑，西溪芦苇。私相计议紫阳山上衿江带湖的小筑，西湖啖鸡饮酒的和尚，嘉兴昼唱《心经》夜唱小调的尼姑，苏小妹的恶谑，林黛玉的评诗，文学的遗产，达夫的藏书，人情世故，明哲保身，等等。到了傍晚，始出西泠，雇舟归来。在夕阳彩照云天映红之时，达夫感叹之下唱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原改为“映霞与孤鹜齐飞”，我和曰“秋原共长天一色”。于是大家放声狂笑，舟几覆。 （《论语》第55期，1934年12月16日） 思孔子 老子是中国幽默始祖。老子不娶——吾何以知之，不必深究——但有几位精神上的后人，如杨朱、庄周、列御寇，皆承其幽默遗绪，虽然意味各有不同。在儒家之著作中，惟孟子最雄辩，时见于其锋芒中发现冷隽的幽默。但孔子之言行中，亦时透露其幽默态度，尤合温柔忠厚之旨，惜世人不曾理会耳。要知孔子之幽默是自然由其德性流露出来，毫无油腔滑调，亦无矫揉造作之处，亦由其道理未曾陷于酸腐偏激，只是巍巍荡荡，随之自然，合乎人情；合乎人情，则无意幽默而幽默自见，其言也如此，其行也亦如此。我以为最能表出孔子之幽默态度者，在于《史记》“温温无所试”五字。颜习斋讲此五字甚好，谓“温温无所试甚佳，若穷居而慷慨悲歌，上者为屈贾，下者悲歌久则变节矣”。（《颜氏学记》卷七，页四）此语非深达人情者不能说。吾又赞曰，若慷慨悲歌便不幽默矣，惟其温温，故不卑不亢以终身。若屈原、贾谊不幽默亦不变节，若下焉者如今日之激昂派，则不幽默而变节矣。究孔子之所以温温无所试，而成其幽默这态度，乃因其理想与现实相离太远，不得用世，由是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在适楚途中得一觉悟，乃自卫返鲁，删诗正乐作《春秋》以终世，此即所谓“温温无所试”之态度。孔子是一怀才不遇者，怀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及出发处。 当今世人只认孔子做圣人，不让孔子做人，不许有人之常情。然吾思孔子岂尝板板六十四寒酸道学若汝辈哉！儒家以近情自许，独不许孔子近情，是岂所以崇孔及所以认识孔子人格之道哉！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之人的表记。其好乐至三月不知肉味且不说，听人家唱得好，必要“再来一次”Once more，然后同他一齐唱（“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此非一活灵活现近情之人而何？且吾尝谓孔子好哭颇似卢梭，恸哭颜回且不说，《檀弓》曰：“孔子之卫，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孔子入吊，本不想哭，及遇一哀，竟尔出涕，至自愧出涕之无端，呜呼！非至情者能如此乎？及其憎也，亦不客气。孺悲欲见孔子，既托病不见，复不待人走远，稍留情面，竟尔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令人难堪，其意若曰：“我非真病，我不高兴见你罢了。”故孔子者，能喜能怒能哀能乐之大丈夫，安在其为喜怒不形于色之伪君子乎？惟其能喜能怒能哀能乐，故七情备。惟其七情备，故足为万世师表，否则立一不喜不怒不哀不乐之圣人为师表，吾辈将何以学之。不能学之，亦何贵乎师表之有无乎？ 吾尝细读《论语》，精读《论语》而咀嚼之，觉得圣人无一句话不幽默。呜呼！世人岂知孔门师徒之中燕居闲谈雍容论道之乐乎？吾恨不曾为孔门弟子而与之谈天说地耳。《论语》孔子明言“前言戏之耳”（见“割鸡焉用牛刀”段），自己招供，再清楚没有，谁复敢言圣人无戏言，《论语》不幽默乎？ 孔子言行中幽默事甚多，而吾最好者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言一段。全抄于下： 孔子适卫，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累累然若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噫，孔子何其幽默哉！吾将拜倒其席下矣！今日大学学生谁敢据实以告其教授曰“人家说汝若丧家之狗”哉？而子贡竟敢以实告。今日大学教授谁甘承当此一句话，而孔子竟坦然承当之而无愠。此盖最上乘之幽默，毫无寒酸气味，笑得他人，亦笑得自己。吾观其容貌，蔼然可亲，温色可餐，若之何禁人不思恋乎？须知儒生伪，孔子却未尝伪；教授对学生摆架子，孔子却未尝对子贡摆架子。何以知之？孔子果摆架子，则子贡必不以实告矣。 再举一段：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夫“沽之哉”何？三代之叫卖声也，孔子学之，而曰我待出卖者。其笑的是自己，亦可知矣。吾为是文，除正经正史外不引，诚恐三家村老学究以吾为毁孔子。三家村学究能否认此语之出《论语》乎？然则孔子与门人燕居之时出以诙谐滑稽之辞，复奚容辩？汝若不信，我再引一段： 佛泬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泬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此与“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同一路幽默。长此引下去，此篇非五千言不可，兹吾腕亦已酸矣。所欲说者，只是孔子亦有一特殊之幽默，即假痴假呆是也。夫子固常作“有是哉！”之呼声。夫“有是哉”何？今日美国语之“oh，youh？”也，其意亲，其色和，最得闲谈应有之神情，古人智足以笔录之，今人智不足以领会之。以今人笑古人，可乎，不可乎？阳货归孔子豚，时其亡（不在家）也而往拜孔子，孔子亦时其亡也而往拜阳货，此中一方透露圣人装糊涂敬远小人之意态，一方亦可见两个小孩子之把戏。及孔于归途不幸，与阳货碰头，躲又躲不得，时孔子心中之难为情当如何也！躲既不得，于是只好上前打招呼，而孔子遂不得不出假痴假呆之一途矣。 今抄全段于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曰：“不可。”（阳货）“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细味“诺，吾将仕矣”一语，系孔子被阳货迫得无可奈何而出之敷衍语也。观此二公问答，阳货大发议论，孔子却心厌其人，无一句好话可说，要理不理，只来一冷冷的“不可”“不可”，似不屑与言者。及阳货单刀直入，复欲大发议论下去，孔子已不耐烦，与其“与不可与言”之人言而作无谓之强辩，不如发出周作人之“唔！我要做官了”，以省麻烦，是所谓假痴假呆也。吾每读此段，必想起岂明老人，因彼甚有此假痴假呆之幽默，常发出绍兴人之“唔！”声也。 吾最好孔子与门人谈话之神情。尤好其受困陈蔡与门人问答一段，细嚼其味，甚有缠绵悽楚之意。此时之孔子，已非心雄万夫杀少正卯之孔子。其去卫也，与卫灵公说话，卫灵公只顾举头看天上的飞雁，“色不在孔子”，固与孔子以难堪矣。其之赵也，将过黄河，亦只能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由此二段事，已现出孔子当时落魄流浪之苦境。计前后去卫，返卫，再去卫，如陈，如蔡，如叶，如蒲，处处饱受虚惊，至此门人已有愠色，而孔子独无愠色，犹讲诵弦歌不衰。《史记》载孔子在陈蔡野上与门人谈话一段，真“温温无所试”之一副图画也。吾每读此而悽然，比耶稣在喀西马尼园与门人叙别一段一样动人而少儿女情态也。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良工能巧而不能顺。君子修其道，网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呜呼，孔子穷矣而不滥。三弟子与一先生落魄至此，几如江湖流浪之辈，至以“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自比，至以吾道之非自疑，乃复一一召而问之，问之之辞又相同，而复能以操守互相勉励。子路欲其自省，子贡欲其行权，颜回欲其守节，而其爱夫子之情则一也，俱溢于言外也。颜回之言最呕心血，至重叠出之，其师徒亲爱之情可见，而其意亦缠绵悽楚矣。而孔子以“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即许为颜氏账房）幽默妙语了全局。未知有何画家能画出此匪兕匪虎非牛非马不三不四之师弟流浪于旷野之神情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 （《论语》第58期，1935年2月1日）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婚礼致词 以前在那儿说过，假如有人仿安徒生做“无色之画”，做几篇无听众的演讲，可以做得十分出色。这种演讲的好处，在于因无听众，可以少忌讳，畅所欲言，似颇合“旁若无人”之义。以前我曾在中西女塾劝女子出嫁，当时凭一股傻气说话，过后思之，却有点不寒而慄。在我总算尽一掬愚诚，效野叟献曝，而在人家，却未必铭感五内。假如在无听众的女子学校演讲，那更可尽情发挥了。总之，无听众的演讲之好处，是在文章上少填上□□□及……一派话头，而把那些□□□及……可改为衷肠的真话。比如在这样一个幻想的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我们可以不怕校长难为情，说些常时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在一个幻想的小学教员暑期学校，也可以尽情吐露一点对小学教育不大客气的话……婚姻的致词向来也是许多客套，没人肯对新郎新娘说些老实结婚常识而不免有点不吉利的话。此婚礼致词之所以作也。是为序。 玛丽，奥哥，恭喜。今天兄弟想借这婚礼的盛会，同你们谈谈常人所不肯谈的关于结婚生活的一点常识。婚姻生活，如渡一大海，而你们俩一向都不是舵工，不曾有半点航海的经验。这一片汪洋，虽不定是苦海，但是颇似宦海欲海，有苦也有乐，风波是一定有的。如果你们还在做梦，只想一帆风顺，以为婚姻只有甜味，没有苦味，请你们快点打破这个迷梦。但是你们做梦，罪不在你们。世上老舵工航海的经验，向来是讳莫如深的。你们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懂得天文地理的常识，但是没人教授过你们婚姻的常识。你们知道太阳与星球的关系，但是对于夫妇的关系，是有点糊里糊涂。假是我此刻来考你们，你们一定交白卷。这是现代的教育。玛丽，你懂得什么节育的道理，做妻的道理，驾驭丈夫的道理？奥哥，你懂得什么体谅温存的道理？女子哭时，你须揩她的眼泪，女子月经来时，你须特别体贴，你懂得吗？古人世界地理知识不如你们，但是夫道妇道比你们清楚。奥哥，现代教育教你做文，并没有教你做人。玛丽，现代教育教你弹钢琴，做新女子，并没有教你做贤妻。你说贤妻应该打倒。好，请你整个不要做妻，才是彻头彻底的办法，不然难道作不贤妻便可以完账了吗？补袜子固然无益于“世界文化之前锋”，但是丝袜穿一双，扔一双，也是无补于世界文化的。总而言之，天下男女未全赤足之时，袜子总要有人补的。假如你不能自己补袜子而替奥哥省一点钱，你就马上文明起来吗？单单为这丝袜问题，奥哥就要和你吵架。你说补袜子是奴隶，是顽腐，不文明，不平等。好，奥哥得替人家抄账簿，拿粉笔，甚至卖豆腐，何尝不是奴隶？现代社会是叫男子赚钱女子花钱的，若要反过来叫女子赚钱男子花钱，我也不反对。但是在制度未改之前，你不肯补袜子，替奥哥省一点钱，你就是一个不好的老婆，虽然是新文明的女子。钱是大家的，你们不肯合作，就得吵架。 在今天说到“吵架”两字，是有点不吉利的。是。但我并不后悔。早晚你们是要吵架的。世上没有不吵架的夫妇。假定你们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请你们先别结婚，长大几年见识再来不迟。你们还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性别不同，志趣不同，本来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假定你们不吵架，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你们此去要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睡，一同起床，一同玩。世上那有习惯口味性欲嗜好志趣若合符节的两个人。向来情人都很易相处的，一结婚就吵起架来。这是因为在追求时代，大家尊重各人食寝行动的自由，一结婚后必来互相干涉。你的时间不能自己做主了，出入不能自己做主了，金钱也不是你一人的了，你自己的房间书桌也不是你一人的了，连你的身体也不是你自己的了。有人有与你共享这一切的权利。奥哥，有人将要有权利叫你剪头发，叫你换手绢。换一句话，你又要进你自以为早已毕业的小学校了。玛丽，有人要对你说不大客气的话，如同他对自己的姊妹一样。他不能永远向你唱恋爱之歌，永远叫你“达尔铃”“安琪儿”，像他追求你时一样。一天到晚这样也未免单调。这种的表示，要来得天然才好。你要一定坚持奥哥行这义务，也未尝不可，不过奥哥一天三餐照例叫你三声“小天使”，于你也没什么好处，反而呆板而失诚。夫妇之间，“义务”“本分”两字最忌讳的。你若受了西洋人的影响，叫奥哥出门必定亲吻一下，也未尝不可，不过奥哥奉旨亲吻总有点不妙，你自己也太觉无趣了。亲吻须如文人妙笔，应机天成才好。比方你话说得巧，他来亲你一吻，表示赞叹，这一吻是非常好的。或者两人携手游园，他突然亲你的颈，这一吻也是好的。你若因为奥哥出门不亲吻而同他吵，那只令奥哥苦恼而已。你吵时，也许奥哥非常温存，拍拍肩背抚慰你，心里却在怪女子太麻烦了，为什么有这么许多泪水。 我诚实告诉你，结婚生活不是完全蜜做的，一半也是米做的。玛丽，你脊梁须要竖起来，一天靠吃蜜养活是不成的。你得早打破迷梦，越早排弃你髫龄小女学生的桃色的痴梦，而决心做一活泼可爱可亲的良伴越好。因为罗曼司不久要变成现实，情人的互相恭维捧扬，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假定你不能叫奥哥把你看做一位可敬可亲的女人，也别梦想他要捧你做一个绝代的小天使。 你们那些情书，大可以焚掉了。除非你们是亚伯拉与哀卢伊，别人不要看的。过了些时候，你们自己也不要看，若非那情书中除了你们俩互相捧场的话以外，还有别种意味。假如这情书中表示着是两人的一段奋斗，交换两人对人生对时事的意见，那是要保存的。但是书信中只有你叫我心肝我叫你肉，你称我才郎我称你佳人这一套痴话，过了十年，你自己看看，才要伤心。奥哥，你别哄自己。玛丽并不是安琪儿小天使。她只是很可爱很活泼的一个女子，她有的是幽默，是通见，是毅力，能帮你经过人生的种种磨练。她也算漂亮，但是你不久就要发现别人的太太更加漂亮。但是如果她单是漂亮，别无所长，那你须替她祷告。 你不久对那一副漂亮面孔，就会生厌，尤其是不擦粉打呵欠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有漂亮太太的男人，每每怪异人家何以把他太太看像神仙似的。他们都是说：“不懂你们怎么看法？”《论语》“雨花”不是曾经载过一段故事吗？有青年在霞飞路上看见前面一个艳若神仙的女子同一男人走路，就低声发一感慨说：“讨了这样一个丽人做太太，不知要怎样快活的像神仙似的！”碰巧那位男子听到这一句话，回头来向青年说：“那个女人并不是丽人，她是我的太太。我已经讨了她十年，但现在此刻仍旧在人间世上，并没有成仙。” 不，奥哥，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姿态上。姿态是活的，脸孔是死的。姿态犹不足，姿态只是心灵的表现。美是在心灵上的。有那样慧心，必有那样姿态，擦粉打扮是打不来的，玛丽是美的，但是她的美，你一时还看不到。过几年，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的笑是真正美的。不但她的笑，连她的怒也是美的。当她双眉倒竖，杏眼圆睁，把那一群平素往来此刻轻信他人诬陷你的朋友一起赶出门去。是的，那时你才知道她的美。再过几年，等她替你养一两个小孩，看她抱着小孩喂奶，娩后的容辉焕发，在处女的脸上，又添几笔母爱的温柔，那时你才知道处女之美是不成熟的，不丰富的，欠内容的。再等几年，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头上已露了几丝白发。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我已经说一大堆话，浪费你们宝贵欢乐的时间。但是对你，玛丽，我还要说一句话，就是把你当我的女儿，也是要这样说的。你以为嫁了奥哥，奥哥整个的是属于你了；你可以整个的占有他了。你试试看吧。假如奥哥是个好男子，有作为，有能干，有自重心，——这是成功必要的条件——他必不会全盘为你所占有。有的女人是要这样一个完全服从完全听话的丈夫。比方在座那位朱太太。你看她把朱先生弄成什么样儿。老朱还有一点人味儿么？他小时服从母亲，出来服从老板，在家服从太太。他老跟人家抄账，但是你想他除了抄账以外，还能有所作为么？玛丽，你愿意嫁给这样一个丈夫么？我的意思是说，女子不应该图占丈夫整个十成的身体。假定奥哥十成有七成属于你，三成属于他的朋友，他的志趣，他的书籍，他的事业，你就得谢天谢地了。有一种人一结婚，连朋友都不敢来往了，这还成个人么？你或者以为你非常有趣，你的丈夫一天到晚看你看不厌，然而至少他心灵中也有一部分需要不是你所能满足，而只有朋友书籍能满足的。你一定要十成十足把他占有，结果他变成你的监犯，而你变成他的狱卒，而你要明白监犯没有恋爱狱卒之理；于是他越看你越恨，而越恨越非看你不可，感情破裂，乃意中事。那时你才照镜自怜，号啕大哭，自怨自艾叹着“他不爱我了”，也是无用。不，你也得明理些，这样驾驭丈夫是驾驭不来的。你也不可太看轻奥哥，以为他还得拉着你的裙带走路。他若真这样无用，这样靠不住，一刻不可放松，你简直不必嫁给他好了。假定因你的拘束而他果然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这种外来的拘束，也算不得有什么伦理的价值。你不能嫁一个男子来当你的小学生，自己做起女塾师。你知道塾师都是讨厌的，而你决不愿意奥哥讨厌你。你今天想起要烫头发，奥哥何必陪你去剃头？你自己不吸烟，奥哥为什么不可大吸其烟？婚姻之破裂，都是从这种极琐碎的事而来的。夫妇之结合必建筑于互相了解互相敬重的基础之上。玛丽，我知道你很明理，很有通见，而你也不要看轻自己，要知你不一定要做奥哥的塾师狱卒，仍旧有可吸引他的力量，有可得他敬重的人格。你也可以给人一点自由，一点人格。他对你这样的了解信重，比对你的过分的关防，还要因此更爱你。到了那个时候，他真要宝贵你如同一颗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之宝，好像没有你这样一位彻底了解他的夫人，他就活不下去。世上这样稀世之宝本来不多，所以玛丽，我劝你做这样一颗稀世之宝。 （《论语》第53期，1934年11月16日） [book_title]吾作吾文 时代与人 据说这个时代是伟大的，但是时代伟大与否须看这时代的人是否伟大。时代错误，误把二十世纪当做十六世纪，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气急急忙忙趋新骛奇的投机主义者，也不足为伟大的时代增光。所以这个时代是否伟大，也是看有无伟大的人。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点缀。 现代中国人脾气，近于美国，不近于英国。美国是未成年的儿童国，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 pule，哄，哄，哄一年半载便都忘却，又去赶最新的热闹。麻雀、哥而夫、Crossword pule就是玩具，而儿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弃旧不可，在哥而夫时行之际打麻雀即名之为落伍。全国就是这样哄哄哄度岁月。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国民之伟大处。 英国人便稍许不同，高洋楼不大肯造，旧名词不大肯改，剃头机关椅不大肯坐。美国人跑到伦敦King's a way理发室看见只有平平正正的坚厚的木椅，暗笑英国人落伍。然而英国人以为坐在木椅理发仍然就可以过活，而且暗中窃笑全美国人民就是被广告术哄骗的儿童。英国人是不大会受广告欺弄的。这也许就是英国国民之伟大。 美国报纸论调是降低以就市井无赖的，编排要叫街人注目，杀人放火新闻必列第一版。英国报纸是比较镇静的，循规蹈矩而来，论调太肤浅下流，就要遭人鄙薄。两国报纸各有高下二种，但是大体上有这个分别。 美国人因电气风行，戏台演剧全然没落，如Schubert Theatres也要倒闭。伦敦的演剧却仍然与电影并行。我私衷是佩服英国人，而不佩服美国人的。 牛津、剑桥大学许多图书馆没有卡片索引，许多寄宿没有凉热水管。然而剑桥学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谁为独尊皆不在乎。此数大学皆能保存其个性，虽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时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时代自身消灭之后，牛津、剑桥仍岿然独存，并不会随一九三〇之风尚以消灭。 是的，人须有相当的傲慢。辜鸿铭、康有为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辜、康虽然落伍，仍然保持一个自己。与时俱进加入国民党之军阀虽然博得革命，却未必是“迈进”的时代的光荣。罗文干的外交政策已经落伍，然而罗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一时代多傲慢的人，时代就会伟大。 也许资本主义诸国都要消灭，但是英国消灭必最后，此可断言。我不大相信英国会落伍。英国所落伍的，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国又与美国不同。美国投机而同时有容忍批评的文化。中国人却是投机而加以笼统。 凡是舶来货都是好的。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这是中国人的笼统。富家不肖子弟不能开发先人遗业，只数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然富家子弟卖祖上园宅去买汽车、造洋房，未必是兴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坏的，而不能评鉴文言文学中之真伪货色，便是笼统。甚至认语录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笼统。凡是白话都是好的，而对于食洋不化的白话四六，不能加以纠正，也是笼统。 把文学根源所在之“性灵”糊里糊涂认为白话、文言文学上的问题，也是笼统。西洋文学中之individuality，personality便是好，中国文学里之“性灵”便是不好，也叫做笼统思想。 这样下去，中国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因为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所以这个时代（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时代）也不会为后人称为伟大。 因周作人不投机，所以周作人“落伍”了。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没落以后，周作人文章不会跟着消灭。一九三〇年间哄哄者恐要消灭。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 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标准，就是“真”。一人宁可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不可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至少良心无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而且即使一时见解错误，尚有生机。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者，方寸灵明已乱，不可救药。 （《人间世》第8期，1934年7月20日） 说浪漫 晨起雨霁，作云中囚数日，见此心地亦随之而放。窗光照纸上，如蓝天海月，照人颜色，更喜，乃执笔记叙此心境，不负此晨光。因思日来濛雾蔽山，不能出门寸步，颇似名教及文学上之古典主义。处其间者，亦终日守身如玉，存履霜临冰之念，兢兢以终世至入棺木，是岂得人情之正者？孔子闻人歌而乐则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于未时申时举行也，今世儒者即定时亦不敢歌。哭而恸，酒无量，与点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证。至若见一不相知者之丧，泪珠无故滴下（恶其泪之无从），直是浪漫派若卢骚者之行径。盖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皆中节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误解“中和”，乃专在“节”字“防”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观，一变为阴森迫人之礼制，再变而为矫情虚伪之道学，而人生乐趣全失矣。汉之儒学趋入陈腐，专习章句，已无有生气。既无有生气，于是有第一次浪漫运动之魏晋思想出现，比儒士之守绳墨如虱行裤中缝线。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乃人性之正反两面，为自然现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独霸天下之中国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过，而直詈清谈，岂知此乃自身俗论引起之反动。时势所成，积重难返，儒家反抗，亦无奈何。自是道家思想遂成为中国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赏自然，皆浪漫主义之特色，入自然者愈深，则其恶礼制愈甚。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弃名教，即浪漫派深恶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恶，只是若庄生之呵呵大笑的轻鄙而已。唐之道风不绝，至宋而有理学出现，苏黄之诋谑理学，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后有浪漫思想出现，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致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挚，反抗矫揉伪饰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读者，亦系借此一点生气。此些人尚可自称为儒，并肯自称为儒，实系孔子人本主义基础打得宽的缘故，故在其“近情”范围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许人归返自然也。此时若屠龙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尚放任，尚伟大，尚高傲，若鸿苞书《中庸奇论》说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虫之见，乏见大寥廓之观，惟知世间之啖饭遗矢以为中庸。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为奇，而惊骇疑畏之，此庸众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贤智坐困。苟非挺金铁百炼之性，负凤凰千仞之气者，鲜不俯而就俗尚，趋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骇，世道又何赖乎？此其关系夫岂浅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个关键，眼光实超人一等。我以为中国伟大人格，正在贤智坐困而俯就俗尚，趋常局耳。在看得起人类者，都不会赞成此种陷贤智于常局之圈套。试思中国四万万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国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关系，岂非如赤水所云？否则天生四万万同胞，皆庸才无疑，而非礼教俗尚之罪也。赤水又曰： 古豪杰遇今之时，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居显要享富贵者，必啖饭遗矢之辈。啖饭遗矢而外，稍有所举动，悉奇也。此岂国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当不是天不生豪杰，当是天生了豪杰，而豪杰为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饰其奇而隐于庸，以与世浮沉。讨王公大人喜欢，求得一官半职，从庸众啖饭遗矢，又从庸众生子生孙，而国事乃无人过问。夫岂真儿女情长，英雄肝胆自生得不结实耳。及至庸胜奇之势成，半个甘地乃不可得，半个路易乔治亦不可得。从此可知中国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黄泉有知，亦当三叹。 吾故曰，中国可产龟，但断产不出长颈鹿。因在中国，颈太长是一桩罪过，人人执一斧待而砍之。惟有龟，善缩颈，乃得人人喜欢，而龟龄鹤寿，亦果然可以办到。是之谓中国式之养生。 （《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 辜鸿铭论 George Brandes著 林语堂 译 是篇为一九一七年丹麦文评大家勃兰得斯所作，收入他所著之Miniaturen书中（Erich Reiss Verlag，Berlin）。辜鸿铭于欧战未终时，曾著长文，题曰Verteidigung Clinas gegen Europa《为中国辩护反对欧罗巴》，其他论文，亦有译为德文者。时欧洲大乱，人心对西方文明之信仰基本动摇，故辜氏之论调，甚足炫惑人心。本文第一段叙述该篇大意，第二段叙述“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要旨。读勃兰得斯此文，可知辜氏论调之要点，及其在西洋思想界之影响。勃兰得斯学极淹博，于近代欧洲文学思想，无不融会贯通，故此文中参入批评，亦能抉核见微，与寻常评论，又自不同。——译者 （一） 瑞典学者斯万伯Harald Svanberg译述辜鸿铭著作，由是使我们得窥到此位卓著的中国学者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语了。 辜鸿铭氏生于一国，其国中既无欧洲的世传贵族，又无美国之金钱贵族，凡常人只须能科举中试，皆可升为绅士，并且凡绅士除依其中试之鼎甲外，不得升迁。同时我们可以说辜鸿铭的家世门第，比我们的伯爵男爵还高贵久远。他的家族出于西历纪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统治中国之王室。（按元和姓纂云泉州晋江有此姓，相传辜为厦门同安人，其望出晋江。一云，其先因被辜自悔，以辜为氏，如救氏、赦氏、谴氏之类。然则勃氏所云或者是据瑞典译者解‘汤生’二字之误吧？）在精神上，他也是真正的中国人，是一位儒者，热烈崇拜二千五百年来支配中国人思想之孔夫子。 孔夫子的道理，前曾为Voltaire与Leibniz所钦服，现在也得辜鸿铭不倦的向欧人宣扬。此公向为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直至民国建立以前曾享文誉，不但精通东方学术，且于东方文学之外，熟谙我们的文字，写的是英文，引据的是法德作家，而最好讲的是腊丁文。他生于槟榔岛，早年被他的父亲送到欧洲，留学十二年。他在苏格兰得了博士学位，而渐成苏格兰学者卡莱尔Carlyle之热烈崇拜者。卡氏生时，他还有时会到，他与卡莱尔一样崇拜歌德为欧洲的最高人物。他看见孔子的精神学问经过几千年后重复见于歌德身上。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卡莱尔于辜鸿铭的影响。 可以确知的是：歌德是德国唯一的作家给过辜鸿铭深刻的印象，余则用法文写作的德人Leibniz，由于他极口称扬中国文化之伟大精微而引起辜氏之同情。还是英美作家较常给他影响——尤其是Matthew Arnold，Tennyson，Emerson。在法国文学中有时他也亲炙那些不大知名的作家如Joubert及那些不为人所爱及若有若无的诗人如Beranger。 他讲到欧洲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他新颖讨人喜欢的观点。有时偶然也可见到我们已经弃而不用的学说的痕迹，如在学堂课本也可见到。比如：他相信犹太国族之亡是因为与耶稣的关系；罗马民族之亡是因为不听耶稣的话：“谁拔剑者，须亡于剑。”（按勃兰得斯系犹太人，故对此尤觉不满。） 但是这些辞句，只是他在欧洲大学听讲时所留下偶然的踪影。在这样一位自立脚跟、坚确求道，及文字极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先讲他关于大战起源之说法。据辜氏，说也奇怪，大战是起源于英人流氓崇拜及德人之武力崇拜。英人之流氓崇拜（Poebelkultus，尝见英文作mob-worship）可由大英帝国，听市侩实业家之戏弄，向南非洲两个蒲尔民主国宣战这事实看出来。依这位华人的意见，英人对流氓这样恭顺，引起德人极深痛的不平，而激起德人之武力崇拜。这武力崇拜不久就变成武器崇拜。 辜氏虽然普通极佩服德人之优点，但是据他意思早晚德国民族必亡于这武力主义。这种主义发生一种罪恶，在中国人眼光比任何罪恶还坏，就是蛮横，不识轻重（Taktlosigkeit），一味恃强，有伤恕道。我们很有趣地看他在最近中国事件举出什么例子，代表他这样憎恶的缺德。他举的是在中国京城的大街上迫中国人所造的克持拉碑（按即哈德门街上的克林柏牌坊）。 在由欧人侵略激起的拳民之变乱中，北京有一位疯人误杀德国大使。明知使四万万人为一疯人闹出的案负责，是极不合情理，但是德国政府还是逼迫造此碑坊，留为中国之耻辱。这正像奥国逼迫意大利在罗马Korso中造一纪念以利沙伯皇后的碑，因为一位发疯的意大利人拿一皮匠的扁钻刺杀那位可敬的无辜的皇后。中国人最重礼仪，所以在外交上受人无礼侮辱更比他国民族深为愤慨。依辜鸿铭意见，中国民族有三大特征，就是沉潜、远见与淳朴。 所以他觉得欧美民族不易了解。美国人大凡有远见淳朴而乏沉潜；英国人大凡沉潜淳朴，而乏远见；德国人远见而沉潜，而乏淳朴。依辜鸿铭，好像只有法国人最能了解中国人。固然，法人没有德人的沉潜，也没有美国人之远大眼光，也没有英人之单纯思想法，但是他们有的是情感，细腻，而中国古老的文化非细腻聪明者不能了解，因为自希腊亡后，中国人比任何民族细腻聪明。 二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文明，是一种没有祭司阶级及没有兵士的文化。 在辜鸿铭所最痛恨的革命以前，中国比任何国度较有自由：没有教士，没有巡警，没有公安局捐所得税等——总之，凡使欧洲人民苦不欲生的文物，一切都没有。 中国有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谁只要与中国士人稍有接触，就会惊异感觉中国人之痛恶战乱及轻鄙军士。 斯万伯氏说得好，Thomas More于亨利第八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只是欧人不知：一种没有贵族，没有祭司，而只有士人贵族为最高贵阶级的社会。 辜鸿铭最喜引用歌德一句话，表示中国的精神：“世上有两种势力：公道与礼义（Recht und Schicklichkeit）。” “义”是孔教基础之一。其他一基础中国人名之曰“礼”。这是一种极难译的字，辜氏译为Takt（英文tact），但却与原意不尽符，因礼字指一种繁文缛节之礼仪。斯宾塞在他极好的书《礼仪的政制》（Ceremonial Goverment）中，推究礼之普遍原义，这意义常是仅指一种上古时代的拘束罢了。但在孔子看来，如在一切道德家看来，各种的礼节都含有伦理的深义，而依这位晚近儒者辜鸿铭的意见，这“礼”（即待人接物的礼貌）的价值重要并不在“义”字之下。所以他虽然极口赞扬德人的公道观念，却把这次战祸归罪于德人礼貌观念的缺乏。（按辜鸿铭译礼为Takt甚妙，系指待人接物体会人情，而“无礼”译为Taktlosigkeit，特指为人粗率傲慢无端伤人。） 同时这战祸，无论在德人，或在其敌国，却有更深的理由。（并非如辜氏说的那样简单。） 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不得不鄙视欧人。 由中国人看来，欧人或是美人是一种非靠教士及军人不能自治的人类。中国人自治也不用教士，也不用军人。孔教，教人做好百姓的教，已经证明，在二千五百年中，能不靠教士军警，统驭一个比欧洲更大的民族，使就轨道。 据这位中国批评家的意见，欧洲所恃以维持社会国家秩序者有两样：就是敬神与畏法。所谓敬畏，必先假定一种权力。 为要保持敬神观念，欧洲须得养活一大班游手好闲的人，名为“教士”。这些人不但极靠不住，并且也要浪费巨资，所以成为欧洲人民极大的负担。辜鸿铭认为宗教改革（路德马丁）及宗教改革之战（即“三十年战”）只是欧洲人民要排去教士阶级的企图。 天主教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使得贯入敬神观念，然而因为天主教势力已经溃灭，所以又有一种方法，想用法律的制裁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为要使人有畏法观念，又须养成一班更浪费金钱更游手好闲之徒，名为巡警及军士。那末，依辜氏意见，在大战期间，欧洲人民渐觉养这一班士兵，比养教士还要浪费，简直可以破产。正如在宗教改革时代，欧人有意排斥教士，现在大战期间，也想起一种念头，要由军士之下自求解放。所以要维持社会秩序，我们须如辜氏有点天真的说法，归返于教士统治之下，不然，军队既然变成无用，我们就得另求新路，觅一新教，以代替那旧的，依他意见一堕不可复振的畏神观念。所以结果，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中国的古道，教人做好百姓的教——一种人文主义，以义为本，以英人所谓gentleness为欧人的基本道德，以君子为人的理想，如东方民族几千年来所奉为理想之君子一样。 （二） 由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的说法，据辜看来，中国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据他说，德人之武力阶级比欧洲同阶级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国人的武力示忠厚和让，正与欧人之野兽抢掠本性相反。 据他说，中国人没有兽性。倘使在他身上找点与兽相近之处，也不是狐狸一派的理性，能偷到小鸡就偷，而是近乎亚剌伯骏马一种的聪明，虽然不懂英文文法，却能领会它英国主人的意思。 中国的精神生活，据辜氏意见是心肠的情感的生活。因此中国人对于环境外观（洁净？）极不注意。中国的语言是心肠的语言（这名词有点欠明了），所以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最易学会。这班人学语言最易，在各国都是一样。中国人长记忆力，也是主情的记忆。中国人的礼貌，也是由衷肠流露出来，非如日本人硬学来的。 辜氏以此说解说外人所一致指出的中国人不精确的习惯。情感是一种极微妙的天秤（觉力），但是我们用心肠想事总不如用头脑想事之精确。 辜氏说中国人之用毛笔，可以象征中国人之理智。毛笔画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运用也较难。但是学会了之后，倒反轻重如意，浓淡得中，写来比钢笔美观动人。 欧人说中国文化发育一半即不长进，说中国人对于抽象科学缺乏能力。辜说中国人并不是发展一半的民族，乃永不衰老的民族。中国人兼有赤子之心及成年人之智慧。他极力阐扬，欧人情感理智之冲突，心肠与头脑之冲突，不见于中国。关于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他未曾说到。 欧人有一种宗教，安慰他们的心灵，但与他们的理智冲突。 中国人没有欧人所谓宗教，因为中国人，就是群众也不真正重视宗教。道观佛庙礼式仪节之用，是作生活之点缀小玩，并非性灵的启迪。 中国人不感觉宗教之迫切需要，因为中国人思想向来不去推敲来世，亦不去打破宇宙来源之谜。但是他们虽不需要欧人狭义的所谓宗教，却于孔教中已有了一种广义的宗教，就是歌德在以下几句所指的意义—— 谁有科学与艺术，就也有了宗教；谁两样都没有，就须有宗教。 由中国人看来，欧人将宗教与人类社会国家隔开，非常奇异。宗教教欧人做好人，孔教却教人做好百姓。欧洲所谓宗教，教人成圣，变成天使；中国人之所谓教教人做孝子顺民。辜氏作一妙语说：“政治在欧洲是一种科学，在中国是一种宗教。”（按此指“政教”观念） 孔子生前，中国人也有情感理智的冲突，与今日欧洲一样。孔子生而此冲突遂化归乌有。他不像老子、卢骚、托尔斯泰，专门攻击鄙弃文明。他教人，由于教化，人才可以立身行世。 人类受宇宙之谜的压迫，所以需要科学、艺术、宗教。这些减轻他心上的压迫。艺术与诗词叫士人处处见出美；哲学与科学教他处处见到秩序规律。天灾人祸，世事变迁迫着大多数的人求一种安全的躲避；生老病死迫着人类求一种永久。 欧洲在宗教中追求这安全与永久，中国人在代替宗教之孔教中也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及斯宾塞的哲学都不能在欧洲得到同样的成绩。多半的人不能明了他们的理想，也没有那种德性来服从他们的法律。宗教之价值在于教人能听良心的吩咐。 辜鸿铭说：人以为由于教人敬畏上帝，才能达到这结果。但是孔教却不用宗教，也收到同样的成效。他只教人义的观念。辜氏知道，一切立教的教主，都是极富感情而慈悲为怀的人，都归结以公道与慈爱为最高观念，而名之为上帝，但他虽觉得这甚自然而且有意义，却认为不关重要。 依他意见，欧人认为宗教之现形（所谓教会）的宗旨，在于教人民信上帝，这是一种错误；这层错误在最近时代叫许多正直的人讨厌教会。辜氏引英国史家Froude的话说：“我在英国听过几百篇讲道，讲宗教之神秘，讲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讲使徒师承的传统等，但不曾听见过一篇讲通常的廉耻，讲这简单的训命：不可说讹，不可偷窃。”对此一点，辜鸿铭只指出，教会的义务并不在于叫人注意这些单纯的道理，而是做一种神感，引起人一种活泼泼的热诚。 欧洲耶教及回教怎样激起这神感，引起这活泼泼的热诚呢？他们的方法是引起对教主的爱，激起对教主有无限的爱慕崇拜。这里可见孔教与耶回两教的区别。回教教人迷信穆罕默德，耶教教人信奉耶稣，孔教却不教人崇奉爱慕孔子（按指不奉孔子为神明）。孔子生时，他的门人是爱慕他的。他死了，他个人地位就不立于孔教之前。 欧洲有教堂，中国则有学校以代之。学校的地位与西方之教堂正相同，因为中国指宗教之字，正是“教”字。同时学校不尽与教会之范围相同。学堂之外，还有家庭。各家有神主，各城有祖庙。家庭与学校在中国合成外国之所谓教会。 辜氏对于他的议论有这样的简单的结语：孔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父母，犹如各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教主。耶稣教会说：爱耶稣！回教教会教人：爱先知！中国的教会教人：爱你的父母！——一位欧洲人附上说：这样却使批评祖宗成为完全不可能，但是这批评却常是进步的来源。 （《人间世》第12期，1934年9月20日） 哀莫大于心死 天下大聪明与大糊涂，相去只有毫发之差。女子一念之差，可误终身名节；士人一念之微，可误国家大事。国事如此纠纷，是非如此混淆，可与不可之间，糊涂者不能辨，聪明者亦常不能辨。如果身处利害中，更必不能辨。以不可为可者，未尝无可之理由，以可为不可者，亦未尝无不可之理由。因此聪明人失之，糊涂人反得之，不然历史上聪明人何以常干出极糊涂之事，留下极糊涂之名！处此是非混淆之势，聪明不足凭，惟视一点孤贞气义足为我们表率而已。中国儒家，因儒而儒，向来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事业，也是因为这一点缘故。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阳明、曾国藩、林则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业，皆禀一点孤贞节烈之气而已。此数君子皆一片天地正义在心头，其学问皆从正心、修身做起，王阳明讲良知，曾国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之成功者。聪明以为可，良知以为不可，则不可之；聪明以为不可，良知以为可，则可之。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忠：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 孙中山为中国近代伟人，无疑矣。其所以成为伟人，非其聪明过于袁世凯，亦只是一点忠贞为国凛烈秉耀气贯日月之光明心地而已。苟无此一点心地光明，则其聪明学问皆不值半文钱。民国以前，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为满奴而已；民国以后，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已。此所谓知者，良知之知，非聪明之知。中国何以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聪明不知也。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顾困难，不辞艰瘁，奋勇而行，然后以聪明为奴，解决一切，如众星之有北辰，是非易于分辨，去从易于抉择，然后行易，此吾解知难行易之说；若心中本无确定之目标，本无主裁，见事而疑，知难而退，于是生出糊涂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今日事发，只图今日对付，明日事发，再图明日对付，此时并行亦不易矣。王阳明良知之说如此，《大学》在明明德之说亦如此。先明德然后致知，德不明，知亦无用，知既无用，行必缺少勇气。 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亦只是如此说法。心为主裁，心死则万事不足为。孙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国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民众于是心亦不死，全国从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标，共谋北伐成功。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证，亦人心未死，事且可为之证。是民国以来，中国人之政治努力，皆凭孙中山此一点良知唤起所使然，其理甚明。吾愿谒中山陵者，皆想此“天地正气”四字道理。 于此又可知先知觉后知之理。先知欲国民之心死则死，欲国民之心不死则不死。今日国难方殷，满目疮痍，人心已经奄奄将死。倘使如越王勾践，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训，养精蓄锐以待时，则人心亦可不死。倘使并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则死亦甚易。只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标，决不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并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坚其意志，以为一剂补血针，则中国人心尚可救药，行亦不难。处于今日地位，虽曰万分困难，只要当事者以孙中山先生之心为心，是非立明，去从立决，而办法自来。不然恐烦难之问题，且将层至叠来，任尔如何聪明，皆对付不来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读报有感而作 （《人间世》第23期，1935年3月5日） 读书与看书 曾国藩说，读书看书不同，“看者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等等，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亲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的硬记，由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宇宙风》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说耻恶衣恶食 东西文化之衡量，诚然不易，而耻恶衣恶食常居其一。前夕与某外人谈，外人曾往游南昌，在火车站上见有卖鸡蛋卖烧鸡之农民，或皓发红颜，或脸皮赪润，忠厚淳朴，天真可爱，争向车客兜卖手中物，外人爱之甚，拍一照。忽有洋装青年走上用一口漂亮英语对外人说：“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你专拍中国污秽难堪的百姓的照片，去宣传国外，居心不良，不怀好意。”外人久居中国，颇知此班洋奴心理，乃转向带白狗领的青年说：“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假如我拍你的照片去宣传国外，这才我自己承认对中国居心不良，不怀好意。至少这些农民自食其力，are trying to make an honest living，并不骗人。他们不耻以你为同胞，你反而耻以他们为同胞！”少年赧然而退。我说：“答得好！答得好！”在中国读书洋奴诚然多，他们所谓文化是带狗领，拿洋棍，唱骨摩宁，谁不带狗领唱骨摩宁，便是野蛮，至于中国百姓之勤俭淳朴耐劳幽默诸美德，种种伟大之处，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所恨是不能制一条陀罗尼经大被把中国这个臭古棺一概掩盖起来，只留下他们带狗领喷香水的一流人代表中国。殊不知偏偏有看得出中国百姓之伟大，不耻恶衣恶食之外人，爱看中国老百姓，而偏不爱看读书洋奴。中国文化最健全最优美处，乃在“淳朴”二字，教人认得简朴生活之美。而今日中国人被外国文化吓得魂不附体，已失却此赏好简朴生活之美的能力了。此话长，不多赘。那天晚上，回来在床上想那外人的答话，越想越有味道，越快活；想他替中国百姓出气，不禁连声在被中唱“答得好！”晨起，记数语于此。 （《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临别赠言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廿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忧忧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女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重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二）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黠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令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那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举），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死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 廿五年八月十四日序于横滨舟次 （《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悼鲁迅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仅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水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于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濛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 说潇洒 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宇宙之生律无不基于此循环起伏之理，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线的。袁中郎说的好：“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寿存齐张公七十序》）其在人，发而为狂与狷二派；其在教，发而为儒与道二门；其在文，发而为古典与浪漫二类。此二派人生态度，虽时有风尚之不同，而无论何时何地，却时时隐伏于我们的心灵中，未尝舍然泯灭，只是盛衰之气不同而已。那一派消灭都是一国的不幸，如在中国，可谓全国是无进取之狷者，所以有这种颓靡不振之现象。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朴，保和持泰等。有时同在一人的生平，也有入世出世之两种矛盾观念角逐于胸中，远如诸葛亮、孔子、苏东坡、袁中郎，近如梁漱溟、鲁迅便是（鲁迅于文学革命之前是在槐树院里作一长期自杀者）。 在文学上，这重要区别，可以说是在“工”与“逸”二字。古典文学取工字，浪漫文学取逸字。我常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从广义讲是在经过浪漫的时期。在此地，浪漫二字几乎就是等于解放的意义罢了。凡在经典主义过活的人及社会，其人态度必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然后可以达到现代西洋文化的阶段。以前读西洋文学史时，最可使我惊异的就是十七八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之根本相同，同是在注重用字修辞之“工”，同是标举格套（即中国之笔法章法，如戏剧之“三一律”，凡越雷池一步便遭人鄙笑），同是多用僻典，同是模仿古文，同时避用俗字（如鱼曰“麟族”the scaly tribe鸟曰“羽类”the feathery race天曰“穹苍”the firmaments月曰“美人”mistress of the sky，简直与中文一般无二），其结果，又同是桎梏性灵。蔑视天才，缩限题材，而文学之路愈走愈狭。所以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妙文，竟被（新古典派）埋没了一百五十年，直至Lessing出，浪漫潮流开始，才能恢复其盛名，这真可谓咄咄奇事了，但在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我从袁中郎《狂言》中看到明末李卓吾已看得起《西厢》，而评点《西厢》，并且推重其本色之美，是推重《西厢》文学价值，金圣叹只承李卓吾之遗绪而已。那时袁中郎赏识《金瓶梅》，冯梦龙赏识山歌童谣，及李卓吾之赏识《西厢》，都可说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在西洋十八世纪末叶浪漫文学开始，最风行的就是这“才”字（genius），及“逸”字（romantic）及“幻想”（imagination）。这也没有什么神妙，只是工整的文字必有读厌之时，及其读厌，惟有求放逸而已。所以工与逸的转替，也是这寻常生律起伏之一端而已。 本篇并不是讲浪漫文学，而只借此讲讲人品及文笔之潇洒。因为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谨愿者以工，才高者以逸，在做人，在行文，在画画，同一道理。若苏东坡之冠代才华，自然独往独来，无窒无碍，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但是我所要讲的是，无论何人总可表示一点逸气，把真性灵吐露一点出来，不可昏昏冥冥战战兢兢板起面孔以终世，这样的人生就无味了，充满这种人的社会也成了无味的社会。但若只求多寿多福多子混过一世，也不要什么性灵，这也未始不可，至于艺术创作却以此一点性灵风骨为生命。性灵二字并不怎样玄奥，只是你最独特的思感脾气好恶喜怒所集合而成的个性。在洋文，这叫做personality，用个性翻还不大好。我们可说某人做人或行文太没有personality，但不能说某人太无个性了——除非我们开始这样用法。在中文似乎说这人太无韵致，太无风味，或太无骨气，是一种株守成法，依违两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有个性（风味）的人，你看见就喜欢，因为你看见一点真。在中国我想得有这种个性的人，如以前的徐树铮，他是一位敢作敢为敢承当的人，虽然他不是怎样的好人，但是比起奴颜婢膝的人总有人味吧。在文学上，在政治上，在艺术上，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一点个性，这一点风味。先从女人说起，可以一直说到文学作风，一贯而下。我们同事有一位女博士，虽然其貌不扬，但她有一种才调，也不仅是所谓应酬手腕而已，虽然我也不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是她决不能说是庸俗。在电影上成名的，就男明星来讲，有二位最有个性风味的，一就是亚里斯（演Disraeli Voltaire之George Arliss），一是里昂·巴里摩亚（Lionel Barrymore），他们的艺术就是潇洒的艺术，叫你觉得有种引人之魔力，平常讲似乎是说“那人很有趣”。电影艺术之高下，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潇洒风味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人家就喜欢。在女的，我不讲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诸人，而讲曼丽·特兰漱（Marie Dressler），那位忽怒忽喜不拘泥守礼而有一副慈悲心肠的老婆是多么可爱啊！是的，她脸孔一点不漂亮，但是仍会十分可爱。明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所谓性灵文学，所谓潇洒笔调之魔力。这倒是行文一种秘诀。普天之下莫非食饭遗矢之辈，这里一篇很合圣道，那里一篇也很合主义，但是圣道主义或则有，作者面孔却看不到。这就是所谓达到“工整”文学看厌的时候。一人在写作中，能露出一副真面目，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又有他自己个别与众不同的所谓作风，自然能超越平庸而达到艺术的成功。多半人的作风思想就这样依样画葫芦的，你要打出这庸俗之范围，除非打破那无形的格套，脱离那无形的窠臼，才能保存你自己。不能保存你自己，又怎能有动人的力量？我想一人常常看亚里斯、特兰漱诸人之表演，而体会出其潇洒的骨气及风味，便可以懂得作文的所谓个人笔调，因为一切艺术的道理是相同的。 廿四年元旦试笔 （《文饭小品》创刊号，1935年2月5日） 说本色之美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赏鉴反限于少数文人。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用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那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倘使有人于此倡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讲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rn），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大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委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望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波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写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入文，便自觉鄙陋，把它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话，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3日） 论土气 前几天因为看了半天书，到傍晚的时候觉得疲倦，出来在街上闲步。那时天色正好，凉风徐来，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过东单牌楼，而东交民巷东口，而哈德门外，竟使我于此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的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完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固然，我这个发明之重要程度，一时甚难决定。凡一发明之重要非过多少时候，很不容易预先测料。譬如哥伦布之发见美洲（哥氏实未尝发见美洲，听说只发见卡立比〔？〕海之某某荒岛），他绝不想到他会与英国文学发生什么关系，然而倘非有哥伦布美洲之发见，绝不会有西班牙及英国的海贼在美洲劫掠之行为，亦将无所谓“以利沙伯时代”“以利沙伯文学”，那末莎士比亚之能否成莎士比亚尚属疑问。我很久要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百求千思苦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将它搁在脑后。虽然有时也会骂人为“杀风景的非利士第恩”，而总觉得不明畅。“非利士第恩”一字为英文Philistine之译音，其实英文原亦未尝有恰恰相合之字以代表这种人。Philistine及Philistinism乃亚诺尔所特创的，因亚氏文字之势力乃成为今日通行之字，然而英国人实不大常用这个字，因为自己是“非利士第恩”的人没有甚么用这名目的必要。这或者也是在土气盛行的中国没人讲到土气的缘故。在亚氏所谓“非利士第恩”就是一种凡与开化维新势力相抵抗者，尤其是一些有家有产觉得这世上样样都是安全，社会是没有毛病，不必改革的人。大概他们的宗教是惟一的正教，含有天经地义，他们的种族是神明帝胄，他们的国家是惟一的礼义之邦，凡有人要改革此社会习惯，此传统制度，此道德观念，此腐败政治者，他们必是不解，非笑，恐慌，嗔怒。非利士第恩原系亚氏由德文Philister译来的，德国大学学生称城中平民为Philister；即乡顽之意。此外英文实无其字，如所用bourgeois亦系由法文借用。bourgeois即原市民有小产业者之通称，因为平常社会之习惯及传统观念平常都是靠这些人维持（个人观察在作者本乡传统观念是靠无学问的妇人而尤其是寡妇维持，社会上之“非笑”都是由他们来的）。实在英文既可借用bourgeois，我们也可借用bourgeois，只是读音上很不便当。亚氏于论海呐论文又说，法文中有epicier这个字，表示同样意思实在也是好。epicier意就是“开杂货铺的”，大概开杂货铺的人是很老实很守己，人家不解新的观念，他也跟人家不解，倘是有人要攻击他的宗教，他也一定可拼命为道而争，甚至于为道而死。我觉得在中文真是无法满意的表示此种人之心理与精神。前天在哈德门外想到的就是“土气”两字，虽然这两字也不十分的妥洽，然自有他的好处。 “土气”二字在吾乡本是表明乡顽之动作与神气，略与Philistine之义不同，未知在他方言之用法如何。但是大概在北京的人都能够感觉得此“土”字之亲切意味，古人以“土”与“金木水火”并列为五行，或者也是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之故，没有到过黄河流域这些北省的人实不足与语“土”之为何物。他们绝不明白“土”与人生之重要，关系之密切，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生于斯，长于斯，食于斯，寝于斯，呼吸于斯，思想感慨尽系焉，诚有不可与须臾离之情景。所以小时读书翻字典，“霾”字解为“风而雨土”，完全想象不起来如何“雨土”法子，直至北上才知道古人之言可信，然而因此我也觉得中国古代情形必略与今日北京相同，故有用此“霾”字之必要，又有五行哲学。记得西洋哲学史中，希腊哲学家谓此物质世界之原质或以为水，或以为火，然总没有以“土”包括在内（关于此点很希望哲学史家更正，我的哲学史知识不大靠得住）。希伯来思想就不同。希伯来教以为人是上帝由“土”抟造的，然希伯来之文化发源于米苏波大米平原，即由弗丽底河流域，所以不足怪的，你看今日亚拉伯沙漠的沙就明白。耶稣教信人为“土”造的并且是“死后归土”，这就是希伯来思想之影响，——北京人，尤其是住哈德门外的人，应该很容易相信这个道理。记得小时在礼拜堂听道，有一位教士给我们极妙的“人是土造的，死后返土”的凭据。他说你不信，到你家里你睡的凉席下翻开看看，是不是都是灰土（大概由人气变成的）？ 以上说“土气”这名词在北京之异常切当，复次说我那天在哈德门外的感想，及所以发明“土气”二字之原因。这是很小的故事，但是也是值得说的。我觉得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的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领略领略此土气之意味及其势力之雄大，使他对于他在外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人家常说留美学生每每受北京恶空气之软化，为恶社会所渐次吸收，卒使一切原有的理想如朝雾见日之化归乌有，最后为“他们之一个”。然此所谓“旧社会之恶势力”所谓“老大帝国沉晦阴森之气象”是不大方便证明的，还不如讲北京的“土气”好。这个土气是很容易领略的。我那天未过哈德门之先还走过东交民巷之一段，也在法国面包房外头站了一些时候，一过了哈德门，觉得立刻退化一千年，甚么法国面包房的点心，东交民巷洁亮的街道，精致的楼房都如与我隔万里之遥。环顾左右，也有做煤球的人，也有卖大缸的，也有剃头担（这是今日南方不易见的东西，但是在堂堂的首善都邑，在民国十三年，竟还是一件常事，不禁使我感觉旧势力之雄厚可怕）。再往前路旁左右两个坡上摆摊的甚么都有，相命、占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与天桥所卖的略同），也有卖牛筋的（两个子就买得一块很大的牛筋）。同时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加以街中灰土所带之驴屎马尿之味，夹杂的扑我鼻孔使我感觉一种特别可爱的真正北京土味。在这个时候我已昏昏的觉得与此环境完全同化，若用玄学的名词，也可以说是与宇宙和谐，与自然合一。正在那个时候，忽来了一阵微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土中所夹带驴屎马尿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于是乎我顿生一种的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之中决不会再做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此种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一点觉悟就是从那阵微风及被卷在那香气袭人的灰土中得来。（因此我可证明凡人类之觉悟一种道理都是因为一种小事，由一种直接经验，非由学理得来的。保罗之归依耶稣教是由于他在大马色路上中暑got a sunstroke，卢骚对于社会起源之觉悟亦在某某路上一树荫底下，倘非中暑便是伤寒，阴阳失和，寒热不调所致。所谓保罗卢骚看见“异像”visions是骗人的话。但这与本题无关。） 本篇并不是要讨论此土气与中国思想界之关系，不过要叙述我所感觉此土气在思想界之重要及其不可轻忽而已。一来因为本篇不是要讲道理的；而二来，这土气与思想界关系之范围太大，若是一定要讲他，恐怕是永远讲不完。故不如就此告个结束。 （《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 谈理想教育 一 凡世界上做事最无聊最难受的就是遇着一种不进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发财也痛快，破产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尽至于破产，使一人将半世的精神在一种无聊的小生意上消磨净尽。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长十年将死未死的老病。凡遇着此种境地，外国人叫做bored，中国人就叫做“无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种沉寂无聊，半生不死的状况。我们在睡余梦足或在孤窗听雨时候，扪心自问，难免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国无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无结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滞之境，我们心里倒可觉得痛快些。因为至少可不至于到处被人家称为“教授”“教育家”——这是多么难为情的境地。教育永远不陷入停滞状况，我们与人交游或通信上永远免不了要听人家口口声声的称呼“×教授”“××大学教授”。稍有良心的教授听这种称呼将难免觉得一条冷气从脊骨中冷颤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四年的大学教育尚可以懂得学问，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不过说：倘是一个人受过四年中学，二年预科，四年大学教育之后，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于懂得学问，那真是千幸万幸的事了。 这并不是我说笑话，今日教育之实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教育范围里，倘是有这种方针，那是我没看见过。我们的目的是教书而不是教人，我们是教人念书，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个学生于念书之余尚记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们代他负责。我们听见过某某学生因为心理学五十九分或是逻辑四十八分而不能毕业（虽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逻辑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们的确未尝听见过有某学堂要使学生毕业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吗？”所以如郁达夫先生曾经做文章，劝一位青年别想去进大学，因为恐怕他白费了几年的光阴及一二千块钱变出一个当兵无勇气，做苦力没礼貌，做鼠窃没胆量，除去教书外，一技无能软化了的寒酸穷士，若是出于爱护那位的本心，便是极好的议论，若是要以此责当代之大学教育，那怕就骂得不对劲儿。因为今日的大学教育根本以书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岂非等于向和尚借木梳，向尼姑借篦栉一样无理的要求吗？无论如何把一个正经长大的青年送进学堂里头去十几年，使他完全与外边的社会隔开，与天然的人群生活分离，既没有师长的切磋，又没有父兄的训导，只瞎着眼早念书，午念书，晚上又念书，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群生活的绝顶妙法的。结果是满肚子的什么主义，什么派哲学，而做事的经验阅历等于零，知道恩斯坦的相对论而不知道母鸡不要公鸡是否可以生鸡子儿。 虽然，不但我们的方针不对，就我们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怀疑。倘是“学问”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方针，就所以达此方针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我们现此之所谓学问有趣极了。不但是有体质的，并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秤称量的。今日谈大学教育者之心理，以为若设一种“非八十单位不能毕业”的条例，严格的执行，严格的考试，绝不通融，绝不宽松，这样一来，四年级八十单位，每年级二十单位，倘是一学生三学年只得五十八个单位，那末第四年请他补习两单位，凑成二十二单位，八十单位补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学问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学的荣耀了。原来掩耳盗铃的本领并不限于军阀与官僚。倘是我们的逻辑不错，有八十二立方寸学问的人，若愿意借两立方块学问给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块学问的同学，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两人一同毕业（但对这一点，尚不免怀疑，很愿意得各学堂注册部的声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谓每立方块的学问每块里头的页数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历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讲义二百七十五页，二百七十五页读完便是近代历史的学问一立方寸；文字学学问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讲义一百五十三页（限定一学年读完，不许早，不要迟，若是徐先生特许八页免试，便是实数一百四十五页，一学年分两学期。每学期十八个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页正好，不许多，不许少）。如此积页数而得几许立方寸，积立方寸而得一张文凭，虽曰未学，注册部亦必谓之学矣。原来此种以数页数及数单位而衡量学问的方法，的确是纯由西方发明，于吾国书院制度未之前闻也。记得杜威曾经说过，现代的教育好像农夫要赶鹅到城里去卖，必先饱喂之以谷类，使颈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来，然后称称其轻重，鹅愈重即其价格愈高。其实杜威先生说错了话，他忘记在本问题上称者与被称者原来是同类的动物。 二 以上既谈到现此教育之根本乖谬，此地可略谈我们所谓理想教育。这教育理想当然于现此无实现之可能。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沉寂无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实现，我们可不为环境之逼迫，来限制我们理想的计划，又可不必派代表奔走于一些无信义的官僚之门，以求得一涓滴之赐，岂非快事？我们可以尽量的发挥我们理想大学的计划、基金等问题尽可不顾。我们可以尽量梦想如何一个理想大学可以给我们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备的教育，怎么一个理想大学可为学者优游永日，寝食不离，终身寄托之所，怎么一个山水幽丽，水木清华，气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环境也理想的大学，可以当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们可以梦见如何一个设备完善的大学可以使我们忘记现此教育界之沉寂无聊。 我们的理想大学最重要基件，就是学堂应该贯满一种讲学谈学的空气。此空气制造之成功与否，是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夤缘。讲学空气之由来最重要的即在于学堂之房屋外观，学堂外观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颓圮古朴苔痕半壁匾额字迹潦倒不可复认的大门，其余一切学堂的房屋树木场所周围亦必有一种森严古朴的气象，使人一跨进大门如置身别一天地，忘记我们一切的俗虑俗冗，好像在此周围内惟一要紧的事件是学问是思想。因为我们都明白物质的环境与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关系，在上海南京路念经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这条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须游东海之普陀与西山之橝柘便可不待我的龂龂多辩。大凡世界的宗教家都明白这条道理，西方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们一进那高耸巍立深邃黝黑的礼堂，看见那一线黯淡和平的阳光从极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简朴的森严的座位上，闻见那满屋的香味，又听见那雄壮清嘹的琴声，虽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几分领略信天主教的好处，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慰安。宗教如此，学问何独不然？一人的学问非从书上得来，乃从一种讲学好学的空气中得来，使一青年浸染于此种空气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环境之熏陶，必可天然的顺序的快乐的于不觉中传染着好学的习气，就使未必即得如何鸿博的学力，也至少得一副鸿博的脸孔，至少跟他谈学问时不至于他每每来问你要讲义。最怕的是一个像清华学校这样崭新白亮的一个大门。除去一个苍茵满布，字迹模糊，将倾未倾的大门及围墙，使人自远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宫园故墟外，墙围内应该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甚至于无一屋顶，无一栅栏，无一树干，无一爬墙虎的叶尖不带着一种老大古朴的气象。有一种学堂有这种的空气环境，然后可以讲学。像我们北大第一院工厂似的所谓沙滩儿大楼，无论如何讲学是讲不下去。 物质的环境而外，我们可以说师生在课外自然的接触乃理想大学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注册部无法子记分数的教育，真正的学问乃注册部无法升级留级的学问。在理想大学中，上课的手续乃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而已（且通常绝无考试，与德国大学例同），教员学生不上课则可（非强迫的），在课外无相当的接触则绝对不可。因为倘是我们的推测不错，教育二字应解做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不应当解做一种人与书的关系。一个没学问的人因为得与有学问的人天天的接触，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砺，传染着他好学的兴味，学习他治学的方法，明白他对事理的见解——这是我所谓教育。伟尔逊说得好，看书不一定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但是与思想者交游普遍可以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课堂中的学问常是死的，机械式的，在课堂外闲谈时论到的学问才是活的，生动的，与人生有关系的。课堂内的学问大都是专门的学问，课堂外的学问，出之偶语私谈之间乃是“自由的”学问liberal education。古人有楹联曰“常思先辈寻常语，愿读人间未见书”之“寻常语”三字即同此义。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虽是他寻常语之一部）无论如何不及亲聆王阳明教诲之为愈。以今日视课堂为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师生上课相见，下课相忘，学生孜孜以讲义页数为生命，不用说没有贤者可为学生的师资，就是有贤者，学生也决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寻常语”。理想大学中的生活，必使师生在课外有充量的交游与谈学机会，使学生这里可与一位生物学家谈树叶的历史，那里可以同一位心理学家谈梦的心理分析，在第三处可以听一位音乐专家讲Hoffmann的笑史——使学生无处不感觉得学问的生动有趣。 所以理想大学应该是一大班瑰异不凡人格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