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果园城记
[book_author]师陀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小说集,完结
[book_length]75753
[book_dec]现代短篇小说集。芦焚(师陀)著。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5月初版。书前有《序》1篇。内收短篇小说18篇:《果园城》、《葛天民》(均初载香港《星岛日报》)、《城主》(初载1940年1月《文学集林》)、《桃红》(初载香港《大公报》)、《刘爷列传》(初载1941年6月《文学集林》)、《贺文龙的文稿》、《颜料盒》(均初载香港《大公报》)、《傲骨》(初载《文学界》)、《阿嚏》(初载上海《正言报》)、《塔》(初载香港《大公报》)、《期待》(初载1942年1月15日《文艺杂志》创刊号)、《说书人》(初载1942年4月 15日《文艺杂志》第1卷第4期)、《灯》、《邮差先生》(均初载1942年7月15日《文艺杂志》第1卷第5期)、《狩猎》(初载1943年7月1日《万象》月刊第3卷第1期)、《孟安卿的堂兄弟》(初载1943年8月 1日《万象》月刊第3卷第2期)、《一吻》(初载1944年7月1日《万象》月刊第4卷第1期)、《三个小人物》(初载1946年2月 15日《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1958年6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新排印,删去初版的《序》、《刘爷列传》和《孟安卿的堂兄弟》,增收《北门街的好汉》和《新版后记》。作者以哀婉的笔调描写一个小城的衰落和各种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希望汇总起来,让人看见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咒诅的社会”(《新版后记》)。如《期待》中投身革命的徐大刚被枪杀多年,而他的老母亲盼他归来,天天在餐桌上为儿子放上一双筷子,念叨儿子的健康。作品描写孤苦无依的老人精神上的痛苦。《刘爷列传》等描写封建大家族的颓亡。《颜料盒》等描写妇女的悲惨命运。这些小说带有作者浓厚的怀旧情绪和哀伤的抒情讽刺笔调,有些作品哀凄动人,艺术上颇有特色。集中有些短篇小说类似速写,以一人一事构成篇章,反映出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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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果园城
这个城叫“果园城”，一个假想的中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现在且让我讲讲关於它的事吧。我是刚刚从车站上来，在我脑子里还清楚的留着那个热情的，有满腹牢骚，因此又总是喋喋不休的老人的面貌。
“你到哪里？”当火车长长的叫起来的时候，他这样问我。
我到哪里吗？他这一问，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从旅途的疲倦中，从乘客的吵闹中，从我的烦闷中唤醒了我。我无目的的向窗外望着。这正是阳光照耀的下午，越过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山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
“到果园城。”我答应着，於是就走下火车，走下车站来了。
现在你已经明白，在半小时之前我还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停留；我只是从这里经过，只是借了偶然的机缘，带着对於童年的留恋之情来的。我有几天空闲时间，使我变更了事前准备好直达西安的计划。
果园城，听起来是个多麽动人的名字，可又是个有多少痛苦的地方啊！在这里住着我的一家亲戚。可怜的孟林太太，她永远穿着没有镶滚的深颜色的衣服，喜欢低声说话，用仅仅能够听见的声音；而这些习惯，就在她身上增加了神秘色彩。
“嘘！”她做一个手势，彷佛隔壁正有人在咽气似的。“别邪邪许许的……”
於是她解说孟林先生的为人。
关於孟林先生我知道的很少；我只知道他是严厉的人，曾在这里做过小官，待孟林太太极残酷，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後来他便因为这个缘故抛弃了她。现在你知道这个女人的悲惨命运了。当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年带我来给他们拜年；後来我入了学校，父亲老了，我仍旧奉命独自来看他们。他们家里没有男人，我到了之後，又奉着孟林太太的命令，去看和他们有来往的本城的人家。
然而我多少年没有来过了呀！自从父亲死後，已经三年，五年，七年──唉，整整的七年！
我在河岸上走着，从车站上下来的时候我没有雇牲口，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的，先前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土地。我慢慢的爬上河岸，在长着柳树以及下面生着鸭跖草蒺黎和蒿蓟的河岸上，我遇见一个脚夫。我闪开路让他过去；他向我瞟了一眼，看出我没有招顾他的意思，赶着驴子匆匆的跑过去了。他是到车站上去接生意的，他恐怕误事，在追赶他已经错过了的时间。你怎样看这种畜牲？牠们老是很瘦，活着不值三十块钱，死了不过两块。但是应该赞美牠们，赞美这些“长耳公”们，牠们拉磨、耕田、搬运东西，试想想一匹驴子能替人做多少活呀！
现在他们正到车站上去。在车站上，偶然会下来在外面作客的果园城人，或一个官员的亲戚──他是来找差事的，打秋风的，刮果园城的厚地皮的，再不然，单为了游览散心看风光来的。
我缓缓向前，这里的一切全对我怀着情意。久违了啊！曾经走过无数人的这河岸上的泥土，曾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过，在我的脚下叹息似的沙沙的发出响声，一草一木全现出笑容向我点头。你也许要说，所有的泥土都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这里的黄中微微闪着金星的泥土对於我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你曾看见晨曦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野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那些以船为家的人，他们沿河顺流而下，一天，一月……他们直航入大海。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他们从海上带来像龙女这样动人的故事，水怪的故事，珍宝的故事。
唉唉，我已经看见那座塔了。我熟知关於它的各种传说。假使你问这城里的任何居民，他将告诉你它的来历：它是在一天夜里，从仙人的袍袖里掉下来的，当很久很久，没有一个老人的祖父能记忆的时候以前。你也许会根据科学反对这个意见，可是善良的果园城人都有丰富的学问，他们会用完全像亲自看见过似的说法，证明这传说确实可靠。
“这是真的，先生。”他们会说。
这是真的呢，它看见在城外进行过的无数次只有使人民更加困苦的战争，许多年轻人就在它的脚下死去；它看见过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路上走过，他们带着关於它的种种神奇传说，安然到土里去了；它看见多少晨夕的城内和城外的风光，多少人间的盛衰，多少朵白云从它头上飞过？世界上发生过多少变化，它依然能置身城巅，如果是凡人的手造起来的，这能够相信吗？这里我忽然想起那城坡上的青草，浅浅的青草，密密的一点也看不出泥土的青草，整个城坡全在青色中，当细雨过後，上面缀满了闪闪的珠子。雪白的羊羔就在这些晶莹的珠子中弄湿牠们的腿，跳踉着往城上攀登。
现在我懊悔我没有雇那脚夫的驴子。“长耳公”会一路上超然的摇着尾巴，把我载进城去，穿过咚咚响的门洞，经过满是尘土的大街。我熟悉这城里的每一口井，每一条街巷，每一棵树木。它的任何一条街没有两里半长，在任何一条街岸上你总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牠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你总能看见猪横过大路，即使在衙门前面也决不会例外。牠们低着头，哼哼唧唧的吟哦着，悠然摇动尾巴。在每家人家门口──此外你还看见──坐着女人，头发用刨花水抿得光光亮亮，梳成圆髻。她们正亲密的同自己的邻人谈话，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年接着一年，永没有谈完过。她们因此不得不从下午谈到黄昏。随後她们的弄得手上身上脸上全是尘土的孩子催促了，一遍又一遍的嚷了。
“妈，妈，饿了啊！”
这只消看她们脸上热烈的表情，并不时用同意的眼光瞟着她们的朋友，就知道那饥饿的催促对她们并不曾发生影响。她们要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她们的去田里耕作的丈夫赶着牲口，驶着拖车，从城外的田野上回来。
假使你不熟悉这地方情形，仅仅是个过路客人，你定然会伫足而观，为这景象叹息不止。
“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
这里只有一家邮局；然而一家也就足够了，谁看见过它那里曾同时走进去两个人，谁看见过那总是卧在大门里面的黄狗，曾因为被脚踩了而跳起来的呢？它是开设在一座老屋里面，那偏僻的老屋，若非本城的居民而又没有向导，那麽你就问吧。尽管它的营业极其可怜，可是谁都知道它，一个孩子也会告诉你：
“往南，往东，再往北，门口有棵大槐树。”
它何必开到大街上呢？假使你的信上没有贴邮票，口袋里又忘了带钱，那不要紧，你只管大胆走进去。立刻有个老头向你站起来，这就是邮差先生。他同时兼理着邮务员的职务，可是悠闲的很，仍旧有足够的时间在公案上裁花，帽子上的，鞋上的，钱袋上的，枕套上的，女人刺绣时用的花样。他把抽空裁成的花样按时交给收货人，每年得到一笔额外收入。这时他放下刀剪，从公案旁边站起来了，和善的在柜台後面向你望着。你不等他招呼就抢着问：
“有邮票吗？”
“有，有；不多吧？”他笑着回答你，好像在那里向你道歉。
“忘记带钱了，行吗？”
“行，行，”他频频点头。“信呢？我替你贴上。”
他从抽屉里摸出邮票，当真用唾沫湿了给你按上去。他认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他也许不知道你的名字，甚至你的家，但是表面上总好像知道似的。他会说：
“别忘了把钱送来呀。”
此外这里还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一个诗社，三个善堂，一家糟坊，一家兼卖金鸡纳霜的中药铺，一家管镶牙的照相馆，两个也许四个豆腐作坊；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像样的商店，所有的生意都被隔着河的坐落在十里外的车站吸收去了。因此它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麽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
一到了晚上，全城都黑下来，所有的门都关上：工咚，工咚……纵然有一两家迟了些，也只是黑洞洞的什麽都看不见。於是佛寺的钟响起来了，城隍庙的钟响起来了，接着，天主教堂的钟也响起来。它们有它们的目的，可是随它在风声中响也好，在雨声中响也好，它响它自己的，好像跟谁都没有关系。原来这一天的时光就算完了。
“天晚了？”
“晚了。”
在黑暗的街上两个相遇的人招呼着。只有十字街口还亮着火光，慢慢地也一盏一盏地减少下去，一盏一盏的吹灭了。虽然晚归者总是藉着星光在路上摸索，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却是谁也没有感到不方便。
然而正和这城的命名一样，这城里最多的还是果园。只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就是它的居民为什麽特别喜欢那种小苹果，他们称为沙果或花红的果树。立到高处一望，但见属於亚乔木的果树从长了青草的城脚起一直伸展过去，直到接近市屋。在中国的任何城市中，只看见水果一担一担从乡间来，这里的却是它自己的出产。假使你恰好在秋天来到这座城里，你很远很远就闻到那种香气，葡萄酒的香气。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你有空闲时间吗？不必像这里可敬的居民一样悠闲，也无须那种雅趣，你可以随便择定一个秋光晴和的下午，然後散步去拜访那年老的园丁。你别为了馋渴摘取他的果子。并不是他太小器，也不是他要将最好的留给自己，仅仅为了爱护自己工作的收获，他将使你大大难堪。他会坐在果树底下告诉你那塔的故事，还有已经死去的人的故事。
“一个古怪老头，”他开始这样对你讲了。接着他说老人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永远是三个女儿。你也许已经怀疑到它的真实，但有什麽关系，当你听到第三个女儿的悲惨结局，你的怀疑慢慢会变成惆怅。在园丁的朴实言语中，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女儿重新复活过来，又得到生息，他们活活地在你前面，正像他们昨天还在这个城里。
然而即使在讲故事中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守，他已经发见──其实应该说他已经听见一个牧童溜下青青的城坡，蹑脚蹑手地进了园子。
果园正像云和湖一样展开，装饰了这座小城。当收获季节来了，果园里便充满工作时的窸窣声，小枝在不慎中的折断声，而在这一片响声中又时时可以听见忙碌的呼唤和笑语。人们将最大最好的，酸酸的，甜甜的，像葡萄酒般香，像粉脸般美丽的果实放在篮里，再装进筐，於是一船一船运往几座大城，送上人的食桌。
自顾絮絮的唠叨，我反倒忘记早已走过葛天民先生管理的林场了。那些无花果和印度槭叶树曾经修剪过几次？那些小梧桐树，还有合欢树，已经被绅士们移植并且长出新的来了吗？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七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葛天民正蹲在一小丛玫瑰树旁边监督工人掘土。这个没有嗜好、周旋於绅土之间、而又能过一种闲适生活、懂一点医术、老给病人吃甘草麦门冬枸杞子和当归的人，他大概又向自己请过假了。我不记得林场上有他的影子。
必须承认，这是个有许多规矩的单调面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我走进深深的城门洞，即使把脚步尽可能放轻，它仍旧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没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说，除开不远的人家门前坐着两个妇人，一面低头做针工，一面在谈着话的，另外我并没有看见别的谁，连一条走着的狗也没有看见。
现在，我们到了这有个虚妄名字的果园城了。
街上的尘土仍旧很深，我要穿过大街看看这里有过怎麽样的变化吗？我希望因此能遇见一两个熟人吗？你自然能想到我取的是经过果园的路。我熟知这城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胡同的走法。从城门里弯过去，沿着城墙（路上横着从城头上滚下来的残砖），用本城人的说法，不过几步路，於是果园就豁然在前面现出来了。从果园里穿过去，一直到孟林太太家的後门，没有比这条路更教人喜欢走的。那些被果实压得低垂下来的树枝轻轻抚摩着你的鬓颊，有时候拍打肩背，彷佛是老友的亲昵的手掌。
唉！应该叹气。我来的晚了，蜂子似的嗡嗡响着的收获期已经过去，抬头一望，只见高得令人发晕的天空，在薄暗静寂的空气中，缝隙中偶然间现出几片红叶。除我之外，深深的林子里没有第二个人，除了我的脚步，听不出第二种声音。
“你到这里来干什麽呀？”
彷佛是谁的声音，一种熟识的声音在我身边响着。我真想睡一觉，一直睡到黄昏，睡到睁开眼就听见从远处送来两个果园城人相遇时的招呼声：
“晚了？”
“晚了。”
初上来我怅然听着，随後我站起来，像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谁也不知道的来了一趟，又在谁也不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
“箱子也都放好了？”
“放好了。请回吧。”
车站上道别的声音又起来了……
我懊悔我没有这麽办。我懊悔我没有悄悄离开这个有过“一个古怪老头和三个美貌女儿”的，静如止水然而凄凉极了的城了；我已经站在孟林太太的庭院里，考虑着该不该惊动她的清静。
我忘记告诉你她是个多爱清洁的老太太了。所有的寡妇几乎全有怪癖，她的院子里总是乾乾净净，地面扫得老像用水冲洗过似的。
现在我站着的仍旧是像用水冲洗过的庭院，左首搭个丝瓜棚，但是夏天的茂盛业已过去，剩下的唯有透着秋天气息的衰败了；在右首，客堂窗下有个花畦，种着常见的几种花：锦球，蜀葵，石竹和凤仙。关於後面一种，本地有个更可贵的名字，人把它叫做“桃红”。凡有桃红的人家都有少女，你听说过这谚语吗？我们的前代人不知道有一种出自海外的化学颜料，少女们是用这种比绢还美丽鲜艳的花瓣染指甲的，并且直到现在，偏僻地方的少女仍旧自家种来将她们可爱的小指甲染成殷红。
一瞬间我想起一个姑娘，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面端庄又像她的母亲的女子，她会裁各样衣服，她绣一手出色的花，她看见人或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这就是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儿，现在二十九岁了，难道她还没有出嫁吗？
我踌躇着站了片刻。在空荡荡的庭院里，大槐树顶上停着一匹喜鹊，幸灾乐祸的叫了两声，接着又用尖嘴自顾去梳理羽毛。黄叶飘摇着飘摇着从空中落下来。忽然我听见堂屋的左首发出咳嗽声，这是孟林太太的咳嗽声。我要叫喊吗？为通知主人有人来，我特意放重脚步走上台阶。房子里仍旧像七年前一样清洁，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动，所有的东西，──连那些大约已经见过五回油漆的老家俱在内，全揩擦得照出人影。长几上供着孟林先生年轻时的照相。孟林先生老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脚下是双梁鞋白士布袜子，右肘靠着上面放一座假自鸣钟的茶几坐着。照相旁边摆两只花瓶，里面插着月季花，大概在三个月以前就乾枯了。
在使人感到沉重的，空中满布了阴影，静得连苍蝇的飞翔都可以清楚听见的静寂中，我预备在上首雕镂的老太师椅上坐下。恰在这时，从里间小门里探出个女人的头来，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常常看到的，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衫，约摸四十岁光景，彷佛老在生气的女仆（假使你知道她每月顶多只有一块钱的工资，就明白世上没有什麽值得她高兴的了）。她惊讶的望着我，然後低声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明了我的来历，女仆像影子似的退进去了。我听见里面叽咕着，约摸有五分钟，随後是开关奁橱的响声，整理衣服声，轻轻的脚步声和孟林太太的咳嗽声。女仆第二次走出来，向我招招手。
“请里面坐。”她说着便迳自走出去。声音是神秘的，单调而且枯燥。
我走进去的时候，孟林太太正坐在雕花的几乎占去半间房子的大木床上，靠着上面摆着奁橱的妆台，结着斑白的小发髻的头和下陷的嘴唇在轻轻的颤动。她并没有瘦的皱褶起来，反面更加肥胖了，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哪里去了？她在我最後一次看见她时还保持着的端肃、严正、灵敏，又到哪里去了？
她打手势让我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我刚才进来时她大概还在午睡，也许因为过於激动，老太太失措的瞠然向我望着。最後她挣扎一下，马上又萎顿的坐下去。
“几年了？”她困难的喘口气问。
我诧异她的声音是这麽大；那麽她的耳朵原是很好的，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聋了。
“七年了！”我尽量提高声音回答她。
她仍旧茫然的频频瞅着我，好像没有听懂。就在这时素姑从外面走进来，她长长的仍旧像根杨枝，仍旧走着习惯的细步，但她的全身是呆板的，再也看不出先前的韵致；她的头发已经没有先前茂密，也没有先前黑；她的鹅卵形的没有修饰的脸蛋更加长了，更加瘦了；她的眼梢已经显出浅浅的皱纹；她的眼睛再也闪不出神秘的动人的光。假使人真可以比作花，那她便是插在花瓶里的月季，已经枯乾，已经憔悴，现在纵然修饰，还掩饰得住她的二十九岁吗？
我的惊讶是不消说的。
她惨淡的向我笑笑，轻轻点一下头，默然在孟林太太旁边坐下。我们於是又沉默了。我们不自然的坐着，在往日为我们留下的惆怅中。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原来老像一个老人在咳嗽似的咯咯咯咯响的──不知几时停了。阳光从窗缝中透进来，在薄暗的空中照出一条淡黄的线。
“你老了，”孟林太太困难的说。
我望着坐在她旁边的素姑，苍白而又憔悴，忽然想起那个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三个美貌女儿。孟林太太应该另有原因，因为害怕女儿重复自己的遭遇，才一味因循把她留在身边的。我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憎恶，一种不知道对谁的愤怒。
“人都要老的。”我低声回答。
那女仆送上茶来，仍旧是老规矩，每人一只盖碗。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book_title]“鬼爷”
“怎麽，你说你是果园城的吗？”
“是的，我是果园城的。”
“那麽你当然知道魁爷了？”
“我每天都看见他。”
“他还是老样子吗？”
“他总是老样子，前不久才讨的第四房太太。”
十年前，不论你在火车上，航船上，或开设在官路边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即使这些地方很远，到果园城还有两天路程，你已经能听见两个旅客在那里问答。接着他们可能还谈到别的，谈到生意，收成，传说，怪胎，最後谈到果园城的县官。
那个果园城人想了想。
“听说姓周。”
他说好像姓周，但也许姓邹，他没有见过他，知道不十分准确。这种情形并不足奇，事实上魁爷远比果园城的果园出名得多。
魁爷就是高大丰满的朱魁武先生。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单单为他的尊容，普通人只简单的叫他“魁爷”。我们不明白当初是怎样取定的，他的同乡们，尤其是一般屠夫走贩，总爱说：
“他父亲怎麽睡的觉，给他取这样好个名字！”
这的确是个好名字！每任县官在上任之前，当他还没有拴束行李的时候，他在省城里就先有了数目，上任後头一件事就是去拜望魁爷，一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
关於魁爷的列祖列宗，除了几位有考证癖的学究，现在是早就没有人知道了。据说他的一位远祖曾在万历年间做过尚书，这年代是很悠久的。至於後来的一些朱，没有人留意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怎样过他们的生活，怎样生子传宗。但是直到现在，这一宗族的人还自认他们是明朝的後代，如果他们找不出跟朱元璋的血统关系，便自认跟魁爷有血统关系。然而魁爷的父亲顶多只能算讼棍，恶霸，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城隍庙的大柱上挂着他的对联，那是骂他的仇敌的。他为了打天下，跟人家打一辈子官司。
上天已经饶恕他了。他有这麽好个儿子，他自己曾经跟果园城的世家们斗过，等到他一断气，魁爷就改变他的家风。魁爷承继了他父亲的地位，他本人是个秀才，当然也是地主，但是他出头的机会好，原来那些跟老朱爷斗过的人大半都是他们的故旧，早就厌烦透这种内部纠纷了。他於是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开始用手抚摩那些被他父亲打破的头，礼尚往来，人家自然也就格外的尊重这个原来被卑视的门户了。
这些有名的家族就是胡、左、马、刘。关於他们的历史，我们仅能在县志上查出胡家的高祖中有一位曾做过布政使；马家在光绪九年左右和小刘爷刘卓然的祖父同时捐过官；左家的远祖是科甲出身，破旧的大门下而至今还悬着一块“传胪”。纵然毫无特长，他们从来就骄傲跋扈，他们的禀帖曾使果园城的居民战栗过。就是现在，果园城的居民还往往被他们送进衙门去吃板子。尽管他们对缔造民国没有功劳，可是一切照旧，衙门里仍旧是老衙役，至於县官们，不管他们戴顶子也好，戴小帽也好，戴呢帽也好，果园城的老百姓固执的说：“做官的不爱钱，狗就不吃屎了。”
魁爷跟胡、左、马、刘们恢复了旧好，他创立事业的方法是不担任职务，他慢慢在乡下布置势力，笼络那些能帮助庄稼人来他这里寻觅“法理”的人，就像下一面神秘的网。他把他的最得力的走狗──你大概早已听厌了这两个字，但是对於这些人，我却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称呼他们。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无赖，痞棍，地主，一句话，地头蛇，二三流绅士，对可怜的庄稼人，他们什麽事做不出来，又有什麽事没有做过呀！──就是他们，魁爷把他们安插进各种机关。因此他能不受任何政治变动的影响，始终维持着超然地位，做无形的果园城主人。他後来有很多机会“出仕”到外面去，然而他把这些机会让给别人，自己留在果园城。他的根是深深伸进果园城的沃土里的。民国十二年有个内战，魁爷的荣耀达到顶点，因为办理地方善後有功（也就是说他刮饱了），得过一枚五等嘉禾纹章。
现在让我们到魁爷的府上去吧。魁爷住在西门里。一进果园城西门，我们的视线顺着宽广的，时时走过猪或狗的，浮土很深的，──永远很深的西门大街，远远的就看见一座高大并安鸱尾的大门，一座表示官级的大门，在它对面，一座较低一点的照壁。北京沿袭唐代习惯喜欢夹道植槐树，魁爷的大门外面，沿着两旁的屋背也同样有这种树木。槐树底下是经常在那里拴着的几匹青骡。牠们的肥大，光泽，美丽，人家说搜遍全境也不会找到这种骡的。
从大门洞里望进去是“雉门”。假使我们来的恰是时候，这一天魁爷府上办喜事，比仿做寿，所有的门都为欢庆打开，你可以进去领略领略，顶好的戏班子就在他的“大堂院”里扮演。
我们绕过“雉门”的画屏，走进“大堂院”，院子里铺着方砖，左右两厢，中间是敞着的大厅。再进去是一个完全同样的庭院，许多台阶，又是又高又大深得吓人的大厅。从这些房子里我们听不见任何声音，男仆们是在外面，在我们进大门时就看见的背着街的房子里，魁爷自己和他的小朱爷们，如果没有客人，也难得在这里起坐。一种吓人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使人感到彷佛掉到荒野上的水潭里了。这以後是任何男人的禁地，不管我们跟魁爷的交情多麽密切，以後再也不许往前走了。但是魁爷家的女仆或是果园城的小姐太太会告诉我们，後面还有三个院子。它们完全隔开，两边两个小的，住着他的两位少爷和少奶奶；中间的比较大，跟我们刚才看见的一样大，住着魁爷的四位太太和他自己。
前面我们从那个果园城的客人嘴里听来的话是可靠的，魁爷的确有四个太太。他的大太太是他的发妻，一个外府官宦人家的小姐，当她为魁爷生下两个儿子之後，便什麽都不过问；第二个是随他太太陪嫁过来的丫头；第三个是一位果园城县官的姨太太，县官被告发被查办的时候寄托给他的；第四个，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假使她至今还活在世上，年纪顶多不过二十七岁。果园城人全认识她，她是个女戏子。至於她的身世，纵然果园城还有人记得她的艺名，还有人对她念念不忘，她的身世却是个谜。你大概看见过这种经常跑码头的戏班子，就是这种戏班子，他们照例又穷又狼狈，有一年突然来到果园城，投靠在魁爷门下，长期在车站演唱。她生来身材娇小，瓜子脸贴“片子”都困难，戏也平常，最拿手的是“三上轿”。正当“三上轿”风魔全城的时候，魁爷奸淫了她，她害起病来，据传说是发脾气闹别扭。戏唱不成了，他於是乾脆把班子解散，给她的父母一笔钱，永远不准他们在果园城露面。其实她的父母也不是生身父母，她落到魁爷手里以後如何生活的，更有谁敢关心呢？
果园城有过一句老话：
“你瞧这个魁爷，他在外面说多和善有多和善，可是在家里──”
在这里包括着敬仰，害怕，一个小民对於自己没有被送进衙门吃板子的轻快。然而魁爷一走进他的老宅，或是说他的“大内”（这是和居民们没有关系的），却成为专制中最专制的了。我们不必对这个大人物多加解释，显然他具有一切我们能够想像到的中世纪封建主子们的最坏的特性。在家里，这个自认的明朝苗裔，竟残酷到难以使人置信的地步。他有一条现在看起来好笑，但是很像他的黑暗祖先们创立起来的严厉家规。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不可能，它不应该，但它是事实。他的“大内”是一切年满十二岁男人的禁地。四个太太每人有自己的房子，他每人给她们一个丫头，一个女仆，另外一把鞭子。当她们犯错误的时候，他把她们剥得赤条条的，吊起来，然後用专门给她们预备的鞭子抽打。
他就这麽着做他的封建主子。早晨他在四位太太中间之一的房子里用完早点，接着想起一件事，他就变成“说多和善有多和善”，要出门去了。原来昨天有个“走狗”来过。那“走狗”住在客店里或什麽铺子後面，和他同来的还有个庄稼人张三李四。张三李四为了晋见魁爷，特地从邻居那里借来一件蓝布长衫，宽大，曳地，穿着浑身都不自在，直往外冒汗。他当然是个老实人；他最大的缺点是赋性倔强，不肯吃亏。因此他跟他的邻居，他的亲戚，也许是他的亲兄弟打了架，为田地，为债款，或是谁家的牲口吃了他的麦子，或是更小的事情。他於是找到那个“走狗”，因为“走狗”认识魁爷，魁爷认识官。这麽着他就带上钱，由“走狗”陪着到果园城来找“法理”。好老实人怎麽想得到，他和邻居的争吵其实是“走狗”们挑拨起来的；可能在到城里来的同时，他的邻居，我们就暂时叫他做赵富钱贵吧，也由别的“走狗”陪着来找过魁爷了！他又怎麽想得到，凡是这种事情：打架，绑票，上吊，谋害，械斗，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这些事情令人气闷，我们且回过头去看看魁爷。他命令女仆到各房里传话，他要出门去了。他喂着好几匹我们已经看见过的青骡；他有车子，车夫年轻，高大，跟他的骡子一样强壮。可是他不愿意劳动他的骡子和车夫。──他为什麽要坐车呢？他为什麽不散散步呢？天气既然清朗得像蓝玉。
没有人能说出是多高贵的步伐，魁爷慢慢的但极其随便的走着，胡子轻微的往上动，好像嘴上正停着一匹时时都准备飞的黑蝴蝶。同时，他也把一团和气像一团阳光似的带到果园城的街上来了。
你曾看见或想到小县城的这种场面吗？这时候正是集市，街上挤满了走着的和站着的各种城里人和乡下人，街边上和柜台里面正坐着铺子里的掌柜，手里永远捧着水烟袋。
“魁爷早啊？”
这边一个甜蜜蜜的笑脸。
“魁爷好啊？”
那边又是同样的笑脸。
在魁爷经过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恭敬的站开，并且向他鞠躬。他自己含笑点头。他走到果园城的街上，说实话，就好比走进和谐的大家庭了。
魁爷要去看一位胡、左、马、刘。这一回张三李四的对手并没有到他府上来，而是通过他亲戚的邻居的亲戚投靠在──譬如左爷的门下去了。那败落主子是个老枪，拿到名叫赵富钱贵的钱，他大人又加了加量，睡的很晚，这时还没有起来。於是魁爷趁机会就到客店里去，或到一个衙役的下处去，再不然则到一个流氓的家里去。总而言之，只要魁爷愿意去看看的地方，任何人家都欢迎，完全像走进子女们家里，要多方便有多方便。他们──我是说果园城的喜欢饶舌的女人，到了下午，便会坐咱大门前跟邻居说：“魁爷今天到我们家里来，他什麽地方都要看。”他们像被宠坏的孩子，认为是无尚的光荣。
魁爷向来不肯在这些人家特地给他搬出来的椅子上坐，也不肯享受他们孝敬的茶水；他只站站，看看，问问，然後，到十一点，去看那位左爷。走进空洞的油漆都脱落了的破败大门，──在一条荒凉的街上，大门下面有两块匾额。我们不必去管它了。他来的刚刚凑巧，那个败落主子刚刚起来，刚刚用过早点。
“啊嚷！难得呀，魁爷！”
左爷曳着鞋这样打了招呼。这个无精打彩的、瘦而且黄的云中鹤，正在收拾烟灯，预备吞云吐雾。
魁爷就在烟榻上主人的对面坐下。开始他们谈些地方新闻，一些不重要，毫无趣味，好像戏文的引子；接着他们又讲到商会；再接着是一种新的税捐，一种新的公债。最後，当左爷足足吸完两筒烟之後，他大人张开嘴打个哈欠说：
“魁爷近来很忙的吧？”
“哪里有什麽忙；就是闲事……”
魁爷做出“不能不过问”的样子，顺便提起张三李四。张三李四的屋後原来有一棵小树，据说自古以来就属於他父亲，他父亲死後就属於他，而他的邻居赵富钱贵却给拿出契约，证明这小树是长在自己的地上。他们各不相让，为这棵小树，他们已经打过无数回架了。
“我觉得这个老实人有点冤枉，”魁爷装出悲天悯人的神气说。
那个左爷盯着烟灯烧烟泡，半天才说：
“是呀，那边也是说不尽的冤枉。乡愿嘛！”
魁爷证实了听来的消息，赵富钱贵的确是投到左爷门下的。他问：
“你看怎麽办呢？左爷。”
“你瞧着办吧。来，抽一口。”左爷焊上烟泡。
魁爷不抽大烟。以下不必问了，他们分别拿了张三李四和赵富钱贵的钱，把“法理”丢在脑後，暗中决定和平解决。接着魁爷告辞，下午他要接见从乡下来的那个“走狗”，还有跟“走狗”来的张三李四。
他，张三或李四，他在仆人的下处，马号里，或门房里等着魁爷接见。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他畏瑟的走过屏门，走进这个大人物的没有书的书房，他的脚从来没有踩过这种地方，因此走起来十分吃力。你得承认找“法理”比捉麻雀难得多，魁爷不用考虑，兜头给他一顿臭骂。
“你这种事情也托我来管；你自己要占便宜，倒说人家欺负你。你向我扯谎！”
这个直冒汗的老实人自认倒霉，对着魁爷，哪里有他辩解的余地！於是魁爷吩咐“走狗”去找赵富钱贵的亲戚的邻居的亲戚，两人做主请一席客，替他们打圆场。赵富钱贵同样听他们安排，因为他同样从左爷那里挨了一顿臭骂。
好了。张三李四已经在果园城住两个星期，也许还要长久些，已经花掉比那棵小树多三十倍以至六十倍的钱。他的邻居自然也花掉同样多的钱。现在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田地，他的牛，他的猪，官司已经打坏他的胃口，他不再找“法理”了。当他出去时候，身上感到说不尽的轻松。他在大门洞里碰见另外一个乡绅，一个走狗，一个帮助寻找“法理”的人，跟走狗同来的是另外一位张三李四。这是一注更好的交易，他们因为遗产，再不然是为儿媳妇吊死涉讼来的。
这以後，假使魁爷不到衙门里去，也没有人过来跟他打牌，商量什麽大事，果园城的天就慢慢的慢慢的晚了。魁爷和两个儿子们在客厅里用晚饭，如果小朱爷向他要钱花，他便装得像大圣贤似的训诫他们说：“居常应思一粟一缕来之不易。”至於家里的事情，两个儿子如何偷东西拿出去卖，如何借仆人的钱，过後又赖他们的账，他是不知道的。他於是心安理得的站起来往後面走了，到他自己的住宅里去了。在他的住宅里，魁爷的“大内”里，四个太太的房子里的灯火都明亮的点着，房门都打开着，房门里面都站着一个丫头。她们早已在伺候着了。
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让我们设想这种情形：魁爷很响的发出声咳嗽，一个超乎人所能记得的历史上描写过的任何神圣咳嗽，他走进四个太太之一的房子；然後完全自动的，所有的门闩都响着，所有的门在这一刻间都关闭起来了。直到第二天早晨，魁爷的房门打开她们才能打开。
我常常想，我相信别人也会想：
“虽然它可怕，痛苦，悲惨，然而又是多麽奇怪的一种权柄啊！”
魁爷把果园城当做采邑，支配了大约有十五年之久。到民国十六年初，一件意外事情，那些被认为愚蠢的庄稼人扛了笨重的土炮，携带着长枪，大刀，锄头，突然占据车站，同时向果园城进攻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就从城墙上爬进来，接着闯进胡、左、马、刘们的家里，闯进魁爷的神秘的“大内”。魁爷在别人帮助下逃走了。但是他的第四个太太──那个可怜的女戏子背叛了他。没有人知道她怎麽看中魁爷的年轻车夫的，有人说远当她在车站上唱戏的时候，也有人说是在转到魁爷手里以後，总之她搬进一条小胡同，公开成为他的人了。这车夫是个流氓，他利用果园城的混沌局面做了小队长，到後来，当另外一种变动──国民党清党时候，便很便宜的出卖了他的夥伴和他的领袖。至於魁爷自己，他逃进省城住了半年，直到乡下人被赶回老家照旧去种他们的庄稼，照那时的说法，是所谓“反动”时期过去了，政府发还他的被没收的土地，启封了他的住宅。
魁爷回到果园城首先是收拾他的车夫，国民党对这个败类并不特别偏爱，他将在牢狱里被关满八年。同时他把女戏子接回家，给她一条麻绳，然後，在房门上下了锁。
关於这个受尽人间一切苦难的女人，果园城有种种传说。据说魁爷把房门下锁之後，她说：“老乌龟，你有种给你老娘我一把刀！”声言她在这个世界上活够了，死了要好的多。他的其他三位太太再三商议，接着走进书房，一齐在他前面跪下。平常她们会争风吃醋，但是这时候，她们兔死狐悲，请求饶恕那个可怜人一条活命。
魁爷为维持自己在果园城人头上的威严，一直让她们跪着，始终没有作声。从此以後，果园城恢复了它的平静，猪照常安闲的横过街道，狗照常在路边晒暖，妇女们照常在门口闲谈，每天下午它的主要的大街仍旧静静的躺在阳光下面，到了秋天，果园里的花红仍旧红得像搽过胭脂。这个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之久的大人物曾经活动过，可是正如葛天民所说：“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新上台的国民党的大人物不肯把嘴里的肥肉平白让给他。他於是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然後他卖掉他的骡子，最後他遣散他的仆人。现在，当你走过尘土极深的西门大街，你时常会看见魁爷的大门下面，就是那个曾经一天到头打开着的，为官员、士绅、乡愿、仆夫不断的进出的大门下面，一个人正在用力敲门。
“嘭嘭！嘭！嘭！”
显然他已经在那里敲了好久了。接着是一阵静寂，里面没有应声。接着再一遍，第三遍，终於没有结果。这以後他叹口气，他回过头来向大街两头望望，自己喃喃说：
“唉，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这一天！”
他的意思是人的运气好比潮汐，有时候高起来了，有时候又低落下去。其实他想的太简单，他弄错了。魁爷并不甘心就此收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最近加入了“ＣＣ 团”，还有“ＣＣ团”下面的什麽“梅花团”“东方道”，等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他做的很机密，偶然间有到他那大而空寂的老宅里去见他的人出来说，他表示他不愿见客；又过一年，又有人说他练习坐静的功夫很好；再过一年，另外的人说他很替日本人吹嘘，虽然看起来他老多了，头发和胡须都斑白了。因此，人渐渐忘了他，当人怨恨的讲起县党部的大人物，便拿他来作为前鉴，称他做“鬼爷”或是“龟爷”。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book_title]葛天民
“葛天民在家吗？”
我站在大门里面过道上这样喊着，几只麻雀在庭院里叫着，里面没有应声。
我在过道里等了许久。一只黄狗从大门外面经过，向里头望望，接着又走过去。我预备再喊一遍，凑巧这时有人从外面走进来。
“葛天民老兄！”
“哦！马叔敖！”
葛天民非常惊讶。我们前面说过：葛天民懂一点医术，他跟他父亲老葛医生学的。现在他夹着出诊包，就是说他不单会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而且会打针了。他当然想不到我来看他，笑着说：
“什麽风把你吹来的呀？”
於是我们穿过过道，再走进角门，我们在一个空院子里了。院子里有三间平房，坐北朝南，这就是葛天民的诊所。房门前有个葡萄棚。葡萄棚下面放着矮小的小桌，右边有一把旧式的圈椅，另一边是一只小凳。桌子上展开着一本书。在我们对面，靠左边墙角上有一棵合欢树，院子中间放着鱼缸，沿墙是美人蕉、剪秋罗和各种还没有开的菊花，只有园艺家可能说得出它们的名目。那些肥大的葡萄在空中吊着，已经烂熟，变成紫色的了。
一种乡村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
“你大概没有想到是我？”
“怎麽会想得到！说真的，你想想有多少年……”
葛天民把出诊包送到屋里。接着走出来，对着空中向隔壁大声叫喊：
“李嫂！李嫂，拿茶来！”
直到这时我们才有工夫坐下。葛天民七年来几乎可以说没有变化，正相反，葛天民反而胖了。一个自得其乐的人总是要胖的。他们量大心宽，将近四十岁便胖起来，用这里的说法是“发福”了。
“你记得我们最後一次见面在哪里吗？”我问这个果园城的农场场长。
葛天民用手抹着他的发亮的额头，想了一下。
“我想，是在打船的地方吧？”
“我想不是。”
“那麽是在果园里？”
这个没有嗜好的场长，这个过着闲适生活、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的人，他大概是忘记了。我最後看见葛天民先生是在七年前，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胖，胡子没有现在浓，他正在农场上指挥工人工作。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责备他记性不好，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则，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慢慢的变成懒散，人也渐渐习惯於成规。因此许多小事情也正像某年曾到河上洗澡某日曾到城外散步，这种类似的事件人们很容易的就忘记了。在这里也和乡下一样，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将金钱和时间耗费在享乐上面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宣统元年曾经买过火钵，民国十四年在某地买过雨伞，民国十二年又因某事曾在某家店舖裁过一件长衫，尽管这些店舖早已不存在，早就倒闭了。
我们并没有重要事情要谈。我於是提醒他：
“我记得我们是搭伴过河去的。”
“搭伴过河去的吗？”葛天民先生满意的笑着，好像无意间从大海里钩起一件久已遗失的东西，现在他想起来了。远在七年以前，那一天他因为买一双鞋，特地陪我到火车站。
这时候葛天民先生的女仆送来茶和茶杯。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粗壮得像水浒传里的顾大嫂，有点憨里憨气；可是为了活下去，这个女英雄只得雇给人家当佣人。她把茶壶和红花茶杯放到桌子上，顺便告诉葛天民，刚才巡官派人来请过他，然後走出诊所，走出葛天民先生的花园。
当我们批评一个人，譬如葛天民先生，我们怎能说他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坏的呢？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老中国，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後他已经自以为老了，说话总喜欢用“我们那时候”开始；一个热心改革的好人，他将被蛆虫们踩在脚底下蹂躏，直到他改变了样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为止；反过来，假使在最初的十年中，他刚走进社会就做下累累的，每一件都够得上枪毙或二十年徒刑的大事，人家也许在背後骂他，但是直到现在，被尊敬着被颂扬着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葛天民先生不属於这一类，他是另外一种人。他曾在本省农业学校毕业，学得不十分好，这不能怪他，因为人根本不想教他学好。那时候地皮比现在宽，当人家推荐他或是说委派他的时候，他选定自己家乡。他回到果园城，在一片荒地上创立了农林试验场。
我曾经说过，葛天民毫无嗜好，每天吃过早饭，他替老葛医生看病人，按脉，看舌头，开方子；下午葛天民出城去了，葛天民到农场上去了。他在那里并没有什麽重大事情；他的工作照例是检查各种苗区，看工作进行的情形，看工人有没有按照他的规定去做。他在那里留到五点钟，有时候稍微迟些，他留到六点。这中间他发见玫瑰花的枝条长得太长，波斯菊的种子该保存下来，或是供接菊花用的蒿艾生了蚜虫。
“老朱，老朱！”
葛天民先生在蔬菜区里喊着。
“场长先生说苞菜坏了！”
工人们是这样称呼葛天民的。於是到了五点，工人们，还有农场上的老牛，都站在充满夕阳的光和各种植物的香气的农场上听候场长吩咐。这一天就这样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家里并没有紧要事情等着葛天民先生回去，他不是诗人，可是乐得到河岸上去散散步，有时候也喜欢在冷僻的乡下小路上走走。
其实即使这些监督工作也是可有可无的，葛天民的到农场上去只是──大半是因为成了习惯。碰着刮风下雨天，或者他有别的应酬，你走过农场时没有看见他，你就知道葛天民向自己请假了。
他除了替绅士们培养一些稀奇的树苗，另外毫无成就。他的场虽然名之为农林试验场，可是他的土耳其种秃头小麦和农民有关系吗？他的像种花似的耕作方法跟农民有关系吗？他的接枝桑树跟农民有关系吗？
“这是当然的，”假使你知道当时所有的机关都只有一个目的，都为了刮地皮，你就不会责备葛天民的成绩了。假使你知道农场的经费有多可怜，你就得承认：葛天民的薪俸仅够他的一家人买青菜，到了民国十五、十六、十七，连买青菜的钱也停发了，他每天只得吃自己的了。但是随他各机关去搜，去刮，去分赃，去狗打架，他的农场仍旧照常进行。他有他的目的，用农场本身的出产能养活两个工人，自己乐得当当场长。原来他发现“场长”这两个字比普通医生吃香，他的麦门冬比别人的灵验。
葛天民先生像管理花园似的管理农场，每天照例在那里留到五点以至六点钟，照例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到小合欢树，梧桐树，加拿大种的杨树，印度种的槭叶树上面。
於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谈到农场。我说：
“我最後一次来果园城的时候，你正在试种无核葡萄。”
“你记得准是无核葡萄吗？”
葛天民挺调皮的望着我。
“你试种过各种植物，可是这一回的确是葡萄。”
“哦！不错，葡萄！”
葛天民对葡萄似乎挺有兴趣，下意识的挪动着凳子，向我凑过来说：
“你来的时候经过农场吗？”
我从车站下来是经过农场的。
“那麽葡萄呢？你看见葡萄没有？”他兴奋的问我。
“我没有看见，”我告诉他葡萄田好像毁了。
一种惊骇混和着失望的感情使葛天民的眼睛又大又空虚，兴奋立刻从他脸上消失了。
“还有桑园──桑园也毁了？”他接着问。
“桑园也毁了，”我说。“现在是一片空地。”
葛天民沉重的呼吸着，盯着我直发愣，好像他没有听懂。随後他转开脸，失神的望着空中，望着那棵合欢树。试想这多奇怪，这个农场的老场长竟不知道他的桑园和葡萄田！我开玩笑说：
“那一天我没有看见你，我想你向自己请假了。”
“请假了？”
葛天民从梦境中醒转来。终於，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做个鬼脸说：
“是的，请假了。请长假了！”
我们怎麽想得到呢？这个长期不支薪水的农场场长，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常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树周旋於绅士之间，老爱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的人，我们总以为他将平平淡淡做场长做到死的，谁知道後来农场经费有了着落，当他正准备扩充的时候，他得到暗示，为着保存面子他只得自动辞职。他说他请假快五年了。
我们不必谈印度槭叶树和土耳其秃头小麦了，也不必谈无花果和波斯菊了。接着我们谈医道。老葛医生死了，葛天民子承父业，我忘了提了，他的大门口一直就挂着“祖传内科”的牌子。说老实话，你一辈子不认识他这个医生，决不会少活三年。葛天民是个好庸医，他怕用巴豆，甚至怕用常山，在他的药方里最常见的是枸杞子、麦门冬、生地、熟地、党参、番红花。可是纵然如此，果园城的老爷和绅士们仍旧爱请他去看病，因为他随请随到，他的药保险，顶重要的是照例可以不给他诊费──看好病，有的人逢年过节给他送两盒点心，已经算天大的面子。
听到这种种消息谁都会气愤不平。
“他们干什麽老不肯放过你呢？”
“你知道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老弟。这只怪地面太窄，所以有些人就被踩在地下；至於我，我就得给挤到天上去了。”葛天民笑着站起来，转转身子，忽然作个虚张声势的手势说：
“你等着瞧，有一天我给他们巴豆吃！”
当我们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一个小贩在墙外胡同里大声吆喝着：
“熟枣啊，红的熟枣啊！”
对我辈四海为家的人，还有什麽是比这种叫卖声更亲切更令人惆怅的呢？当我们回到长远离开的某处地方，忽然听见以前就在小胡同里听惯了的叫卖声，也许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它没有改变，原来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改变。
可能是叫卖声引诱了葛天民先生的馋涎，或者提醒他了，他踞着脚尖从葡萄棚上掐下一串葡萄。
“尝一尝这个吧，老弟？”
葛天民把葡萄放在我前面，然後他深深的喘口气。
“这就是那一年试验的那一种吗？”
“啊，正是试验的那一种。”
葛天民自嘲的笑着，他说他当了十二年的农场场长，幸亏自己家里还留着这种葡萄。
我们继续坐在葡萄棚下面，小贩过去以後，周围又归於平静。这城里的生活仍旧按照它的老规律，乏味地慢吞吞进行着，太阳转到西面去了，我们可以想像它是每天就这麽着转到西面去的。阳光透过葡萄棚，温柔的从缝隙中漏下来，在对面合欢树上，几只麻雀快乐的在吵闹，墙壁和院子中间的鱼缸的阴影长长的映到地上。花园门口忽然出现一个人。
“葛场长在家吗？”
“在，在。”葛天民满口答应。
那人高傲的像个催科衙役，板着脸用绝对不打折扣的腔调说：
“县党部马委员的少爷有病，请你去一趟。”
“好，我马上就来。”
请医生的走了。我打量葛天民，从他脸上竟看不出有一点愤懑。桌子上摊着一本书，拿起来看时，原来是石印的“笑林广记”。
“真是葛天氏之民哪！”我站起来说，把书放到原来地方。
“哟，哟！别提了。”他滑稽的向我挤眼。“快成割头民了。”
我们笑着离开他的诊所或是说花园。葛天民诚恳的希望我能在果园城停留几天，他说他将弄一条船，溯流而上，到一个什麽村子去看戏。假使可以这麽称呼，他应该算是个小小的“混世家”。他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会应付任何风浪，将来很可能活到八十五岁，然後安静的死去。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book_title]桃红
在孟林太太家里，每天我们能猜出都是来什麽人，一个送水的，接着，一个卖绒线的。当阳光从屋背上照进这个寂静的老宅，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儿，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是像空气在流似的无声，而端凝又像她母亲的老女，很早很早她就动手，我是说她低着头开始在绣花了。假使是春天，夏天或秋天，她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底下；冬天，她悄悄坐在明亮的阳光照着的窗户下面。孟林太太这时候照例在床上睡她的午觉。
现在素姑正是坐在院子里，在右边，在素姑背後远远的墙角上，有个开始凋零的丝瓜棚；在左边，客堂的窗下，靠近素姑是个花畦，桃红──就是果园城人给凤仙花取的名字，少女们种了预备来染指甲的──现在在开它们最後的花朵。院子里是自早晨就没有人来过，乾净得像水洗过的一般。每个寡妇据说至少有一种怪癖，自从被孟林先生遗弃以後，据说她从来没有高声说过话。她害怕聒噪得神鬼不安，数十年的空闲生活又使她倾向清洁。就在这种静止气氛中，素姑十二岁就学会各种女红。於是一年，二年，五年，十年……唉！她给自己缝绣满一口大箱，那种旧式的朱漆大箱，接着她又缝绣满另外一口，并且，当她二十岁的时候，还给孟林太太做好寿衣。渐渐的亲友们的和邻舍家的她的女友们，跟她同年的少女都出嫁了，後来连比她小十岁的，当她应当出嫁的年龄还是小女孩的少女也出嫁了，她们在出嫁之前，大半都请托过她，她为她们一个接着又一个的缝过嫁衣。现在素姑是二十九岁！没有人能计算她总共缝过多少绣过多少，但据说，仅仅她给自己做成的已经足足够她用三十年，用到够她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祖母──五十九岁了！这些衣物自然是逐年做成的，它们逐年都有不同的式样，它们是宽的，瘦的，长袖的，短袖的，挑花的，镶滚的。从这些不同的式样你可以设想一个少女曾经做过多少梦，你可以看出一个少女所经历的长长岁月。现在她正给自己绣满第三口箱子。
时光无声的──正像素姑般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长并且走的是多慢啊！素姑低着头已经绣了半只孟林太太的鞋面，在青缎的地上绣完两朵四瓣梅了。
“妈，几点钟啦？”
素姑心中忽然如有所动，忍不住抬起头来问。孟林太太早已醒了，正一无所欲的在床上领略午睡後的懒倦。
“瞧瞧看。”这是她照例的回答。
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你早应该想到，这人家其实用不着时钟──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它不知几时就停摆了。
素姑手中捏着针线，惆怅的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於是，是发黑色的树林，是笼罩着烟尘的青灰色的天陲，是茅舍，猪，狗，大路，素姑上坟祭扫时候看见过的；是远远的帆影，是晚霞，是平静的嫣红发光的黄昏时候的河，她小时候跟女仆们去洗衣裳看见过的。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蓦地里走进来，素姑吃了一惊。
“老王，老王！”她转过头去喊。
“嗯！”送水的这样应着，一面担了水急急往厨房里走。
忽然间她自己也觉得好不奇怪，真个的，她喊老王做什麽呢，老王每天在这个时候进来，给孟林太太家担水快二十年了。她自己觉察这举动的突兀，因此，她的慢慢的向下画出两条弧线的脸上很快的，让我们用一个常用的比喻：在那白的花瓣上飞起两朵红晕。
“果园里的果子卸光了吗？”她高声问。
“卸光了，小姐；早就卸光了。”
老王并不回头，他自然没有留意素姑的心情，说着时早已走过去了。庭院里接着又恢复原有的平静，远远的有一只母鸡叫着，在老槐树上，一只喜鹊拍击着树枝。
“早就卸光了。”素姑在心里想，她的头又低下去了。她用一种深绿色的丝线在鞋面上绣竹叶。
时光是无声的，但是每一个小城里的日子都有一种规律。在大门外面的胡同里（这胡同距离孟林太太的住宅很远，它们中间还要经过一条，夹道），一个卖梨的吆喝着走过去了，一个卖熟枣或熟藕的接着也走过去了，最後是一个卖煤油卖杂货的沉重的敲着木鱼。
“梆！梆梆！”
素姑於是又一遍的抬起头来问：
“还不该烧饭吗，刘嫂？”
刘嫂──孟林太太家的女仆，这天下午到河上洗衣裳去了，也许正在大门口和果园城的兴致永远很好的娘儿们闲谈。那个老座钟，我们说过它早就停了。
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卖绒线的。你见过她们吗？那些臂弯上挽着条篮，手中拄一根拐杖──一根棍子的可怜的像老要饭似的老妈妈们。就是这样一个老妈妈，她从这人家走到那人家，又从这街巷穿过走进另一条街巷，整整跑了半天，已经走得累了。现在，她走进来的时候并不曾呼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以前她是每天来的。
“买点什麽吧，小姐？”
素姑并不要买什麽，然而她仍旧想看看。於是在天井里，就在泥地上，卖绒线的坐下去，随後打开篮子，一些红的绿的绫绢露出来，全是便宜的，不耐用的，你简直可以说是丑恶的，这里的卖绒线的都带售点布料。素姑拣块杏红绫子，这好像是一种习惯，接着她又看中一种羽毛辫条。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明一个二十九岁的闺秀的心情啊，忽然间，仅仅是忽然间，当她想到这些东西该配到哪里最合适，一种失意，一种悲哀，正是谁也没有料到，但是早已潜伏着的感情。
“不要了，”她说，她什麽都不要了。她已经缝满两口大箱，她给她的同时的以及比她晚一代的少女们裁过嫁衣，并给她的母亲做好寿衣，那麽她还要这些做什麽呢？她还缝什麽呢？她把卖绒线的货篮推开。
她把货篮推开，你知道每个卖绒线的都有她们的兜揽方法，她有一块老机织的猩红缎。
“你明天出嫁时候用得着的，小姐。”卖绒线的发慌的喊。
素姑感到受了一下更重的打击。她站起来，不，她什麽都不要了，卖绒线的从後面望着她走进寂静的又深又大的上房。这屋子的一头是孟林太太住的，另一头归素姑自己。
“外面是什麽人？”孟林太太大声问。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在床上坐着，她的耳朵近几年有点聋。
素姑没有回答就走进自己的闺房。她坐在中间糊着灯红纸的窗户底下，一只书桌前面，在她背後，顶着床摆着梳妆桌，另一边，一个橱柜，上面叠着两只大箱，整整锁着她的无数的岁月，锁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女的青春。她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一本展开着的不知几时忘记收起来的“漱玉词”：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接着，她的手又废然垂下去，她的眼睛──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它移到面前的镜子上去了。在镜子里，一个长长的鹅蛋形脸蛋儿；一绺散乱的头发从额上挂下来；一双浅浅的眉在上面画了两条弧线；眼的周围有一道淡黄的灰晕；她的嘴唇仍旧是好看的有韵致的，却是褪了色的──一个中国的在空闺里憔悴了的姑娘。
素姑正是这样望着，右手支着头。在窗外，雁嘹唳着从将晚的果园城上空飞过，晚风萧索的在庭院里丝瓜棚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於是书从她手里落下去，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渐渐的连镜子也在她眼里消失了，一颗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接着又是一颗。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book_title]贺文龙的文稿
“被毁伤的鹰啊，你栖息在小丘顶上，劳瘁而又疲倦。在你四周是无际的平沙，没有生命的火海，鹊族向你叮喙，鼠辈对你攻击，万物皆向你嘲笑。你生成的野物毅然遥望天陲，以为叮喙、攻击与嘲笑全不值一顾……”有一天夜里贺文龙的家里人睡了，他在一个刚订起来的本子上这样写。
贺文龙──一个细长、苍白、浓眉、寡言笑的年轻人，果园城的小学教师，当他在学校里念书时候，据说也正跟大多数年轻人一般抱过大希望。正是所谓上天好生，欲成其大志，必先劳其筋骨，接着贺文龙就跟不幸的全中国人一同吃了苦了。等到他不得不把自己委曲在一个小学教师的职务下面，看出别的全无希望，他将自己的全部希望付给一种既不用资本也不必冒险的事业，希望将来做个作家。
这一天就是他的事业的开始。他坐在小窗下面，一盏煤油灯前面。昏黄的灯光照到他疲劳的脸上，值得全世界赞美的夜晚在进行着，打更的铜锣声远远响着；风轻轻在窗纸上呼吸；他的太太在隔壁打鼾；他的母亲在另外一间房子里咳嗽……他倾听着只有在一些小城市中才会惹人注意的各种声音，一种宁静感，一种操劳後的安慰，打更的铜锣声於是把他带到城外去了。他想到他的辉煌的将来──为什麽他不该有个好的将来呢？难道他的忍耐力不够强，他的聪明不逮别的什麽人吗？那麽他将从这无休无止、任重吃苦的生活中挣扎出来，有一天，这个被人轻视的、一天到头像叫化子一样在讲台上叫嚷的小学教员将有他自己的高山，他自己的大海，他自己的广野……
美丽的幻境摆在前面，正像摆在鹰的翼下。接着他忽然惊醒，他太太的鼾声使他抬起头来了。打更的铜锣声仍旧远远的响着，夜晚比先前更加宁静。当他预备从新去继续他的文稿，他发现灯里的油快熬完了。况且困倦的眼泪早已在他眼里，睡眠多甜蜜啊！
贺文龙因此将规定的工作推到明天，明天又推到後天。并不是他生成的懒惰，说真的，假使有人知道小学教员生活的十分之一，他便不会责备他──责备可怜的贺文龙了。为着一个月能拿到手二十至多二十五元薪水，他每天须在五点半以前起床，六点钟他要到学校里监督学生自习；八点钟他走上讲台，然後──不管是冰雪载地的深冬或赤日当头的盛夏，他必须像叫化子似的叫喊着，直到他累的白沫喷出，嗓子破哑。
可是即使是嗓子破哑，谁又会去注意他呢？人是生来只去留心大人物，有钱的人物，地位优越的人物，因为这种人能够影响他们以至他们的子孙，一个小学教员，他累了、病了、或是死了，跟别人有什麽关系？
人或许以为他喊了一天，这就算完了，可以安安适适伸直腿去休息了。这是个多荒唐的想法！须知道，假使说世界上真有一种人堪称万能，这种万能的人就只有小学教员，他必须记住那些他从来不认识的人的名字，那些从来不会惊扰人类安宁的小国，那些他从来没有时间去观赏的星斗以及他永不会去使用的格栏辐线，甚至他还必须知道怎样玩哑铃和怎样打球，就是说他得教国文、地理、历史、“自然”、算术，甚至还得会教体操，十八般武艺他得件件精通。等到他回到家里，人以为是他的休息时间，他却又必须马上坐到桌子前面，原来成堆的课卷早已在等着他了。他要改正作文，看学生们的日记，鉴定大字小字。等到他把工作一件一件作完（其实他永远不会做完，就是他死後他也不会作完！），呵欠又早已在他嘴角上等着他了。他的眼睛花了，手麻痹了，脊骨酸痛了，头脑昏眩了，简直像一阵旋风一样的了……那麽，请想想，明天早晨五点半以前他就得起来，他还能去写作吗？
不得已，贺文龙的文稿或是说事业就这麽着一天一天推下去。他的太太业已怀孕，不久就要分娩。在先他打定主意等孩子出世後动手，不幸他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他更加忙了。他的收入不够他雇用奶妈，在他的两项日常工作──在讲台上叫化和永不会看完的课卷之外，从此又增加一件：有时候，他的太太在厨房里或为别的事情分不开手，他必须去料理孩子。
贺文龙自然并不比别人缺少忍耐力。有一次他无意间在书堆下面翻出他的文稿，它已经像夹在纪念册里的花瓣变成焦黄。因此他又从新想起他的未来事业，他又重下决心，跟自己约定一年为期。
“等孩子长的大点，他会自己在地上爬，我就可以动手。”他用这话安慰自己，以为只要他肯再忍受一年就很行了。
然而上天从不肯加惠苦人，他以一年为期的，却是他的第二个以至第三个孩子。人说饭越少人吃的越多，好像他们知道贺文龙是这麽个可怜虫，每月只有二十至多二十五元收入，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小学教员，他们几乎同时抢着来了。
“看来送子娘娘是认上我的大门了，”当他的第三个孩子出世时，贺文龙苦笑着想。
他已经好久不提他的未完文稿和他的辉煌事业，现在他是连想到它们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当他疲乏的像驴子似的回到家里，小贺们便将他包围起来，最大的喊他“爸爸”，较小的喊他“乓乓”，最小的喊他“法法”。他们同时爬到他的肩上膝上，然後上气不接下气的，用他们的还不能自由讲话的小嘴断断续续告诉他许多事情，他们说刚才有客人来过了，这以前还有讨账的也来过了。当另外一些时候，他回去常常碰见他们躺在地上号哭，他们尽量的号，就像几只大嗽叭在比赛谁的声音最高最大。说实话，贺文龙实在被他的孩子们给累坏了。贺文龙的脖子上好像被什麽东西给勒着，贺文龙要透不出气了。
“他们应该死掉两个，要麽就得送人两个，”这时候他便苦恼的在心里发脾气。接着他立刻又想起自己是教员，曾经受过教育，虽然世界上只给他白眼，自己总以为是个体面人，做父亲的对於自己的孩子应尽责任。总而言之，他马上就发觉这是一种罪恶观念。
“谁还能帮助贺文龙呢？”他於是向空叹息。“纵然真的有一个上天，上天看着他也只有皱眉。并不是他不挣扎；他的挣扎无用，厄运像石头般接连向他砸下来，它注定他要从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
贺文龙的最大的孩子终於进了学校。有一天，命运好像对他作最後的回顾，他看见小贺坐在台阶上正用铅笔朝一个本子上涂抹──“又在乱画？”你应该知道像这样大的孩子就是魔王，碰到他们手底下的东西全要遭劫。贺文龙将本子要过来，原来是他早已忘在背後的文稿，上面有几句已经被一只大眼睛公鸡遮住。
这是贺文龙看见他的文稿的最後一次。
“被毁伤的鹰啊……你生成的野物……以为叮喙、攻击与嘲笑全不值一顾……”他在心里念着这些好像是一种讽刺，他已经不能十分了解的文句。
小贺恐惧的从下面望他的脸色，以为可能要被责罚。贺文龙却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他想的是数年前他写这文稿时的情景──希望、聪明、忍耐、意志，一切人类的美德无疑的全比罪恶更难成长，它们却比罪恶容易销蚀，容易腐烂，容易埋没。如果他配称为鹰，这鹰的最後希望是断定了。一阵惆怅於是忽然占领了他，他感到人生草草，岁月匆忙，一转眼便都成过去。将来有一天他也许会跟许多悔恨他们少年行径的老年人一样，他会从新想起他的文稿，很可能以为只是当初一种妄想，一时的血气冲动。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他也许──自今而後也许永不会想到它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book_title]颜料盒
贺文龙跟我从他家里出来，我们出了城往河上走。这时候是上午九点钟，路上没有别的行人，只有一个卖菜的从我们身旁赶过去。
“你还记得油三妹吗？”他突然问。贺文龙带着钢针和竹简，要到河上去捉蟋蟀。
我想了想这个油三妹的模样。
“你是不是说的尤蔼梅？”
“不是尤蔼梅。”尤蔼梅常常到孟林太太家里去。她是个怯弱、娴静、脸上带几分哀愁的少女，五年前她被嫁到乡下一个地主人家，公婆不满意她上过学堂，她也不满意她的丈夫愚蠢。
一个娴静多愁的少女五年前被遣嫁了，她跟她丈夫毫无感情。这简单的叙述使我们惆怅。这个油三妹我想应该是我小时候看见过的女孩子中的一个，那麽她是怎麽样的呢？
“她进过学校吗？”
我不大记得她了。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看见她们，果园城的少女们，我整整有七年不曾听到她们的消息。
“她进过学校，”贺文龙说她以前是女子小学的学生，和尤蔼梅同学。
“你说的岂不是那个黑的长脸蛋的，生一对娥眉，紮双辫的那一个吗？”
“这不是她；你说的是马瑶英；她比马瑶英低一班。”
沉没在我们纷乱生活中的记忆是很容易勾起来的，现在只须轻轻一点，我就想起来，原来油三妹就是油坊掌柜老邵的女儿。她的脸蛋是圆的，两颊是红润的，一对大的闪光的眼睛，我们不明白为什麽生了这种模样的人大半都心地比较平直，据说她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笑。他们──油三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油三妹住在东门里油坊後面。油三妹的哥哥病弱无能，他从清早起就在柜台後坐着。除了星期天，你每天在从东门到西门里女子小学的路上都能看见她，她夹着书包，很快的通过大街，时常骂退或打退在某处守候着她的几个小流氓。这需要勇气，人家说比起她的哥哥，她更像男人。那时候她还只十四岁。现在女子小学已经关闭，和男子小学合并快六年了。在经过这麽多岁月和波澜之後，我们忽然想起一个少女，我感到一阵被命运播弄着的沉闷，一种压迫。我们怎麽来说明她们的遭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遭遇呢？不管我们用多美丽的言辞，不管我们说得多婉转，这在我们总难免残酷之感。
“她也嫁了并且死了吗？”一种不幸的预感，我恐惧的问贺文龙。
我们现在走到河上来了。我们坐下，坐在河岸上；贺文龙点上一支烟，忧伤的望着对岸。在对岸，临着一行柳树，先前是属於我们的熟人，属於小刘爷刘卓然的田地。在河的下游，我们左边有一座榆树林子。这时候船场上正忙着工作，从树林那边不断的送来沉重的痛苦的锤声。
贺文龙喷一口烟。
“是的，她死了。”他说。
但是油三妹并不曾真的出嫁，虽然她等着结婚等了好几年，这不过给她的生命的最後几年添一重悲痛。
油三妹在民国十四年从小学毕业，接着这个圆圆的脸蛋和一双闪光的大眼的少女便在省城考进师范学校，第二年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停顿下来，她也回到果园城的家里。
现在我又记起来了。我说：
“那一年在车站开市民大会；她唱过歌。”
“她唱过歌。”贺文龙点头。
“她的嗓子好极了。”
“唱起来就像黄莺。”
“她似乎很喜欢活动，凡是热闹的事，我觉得她都有兴趣。”
你知道事情坏就坏在这里，那时聪明，漂亮，学问，甚至一个人的快乐，都会招来横祸。油三妹在家住了一年，接着又重回学校。她勇敢，善於辞令，被选入学生会，直到毕业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这时候她二十一岁。在她求学期间果园城就有许多谣言，人家说她和三个男人同时讲着恋爱：一个是她的先生；一个是高级中学的学生，学生会的委员；另一个是军官，据说是个少校。这些谣言的来源是头脑稍微清醒点的人都会明白的，因为她是油坊掌柜老邵的女儿，竟胆敢轻视果园城那些出身高贵的小流氓。
油三妹毕业之後，回果园城做小学教员。她在少女中似乎应该是个例外，应该得到幸福，因为她既然有那麽多的笑，心地又那麽善良，虽然时常跟男人们吵架。然而命运早已给她安排下不幸。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你会忽然想起她的天性里头怎麽不再多点女性成分，她为什麽不看见自己是个女人，她为什麽有那麽多的快乐！但是油三妹到底是女人，尽管她只承认男女间只有生理上的差别。渐渐她注意到她小时候的同伴，她们都获得──一个无可逃避的结局。她们都有了丈夫，她们有的被父母嫁了，有的是一半遣嫁一半自主的结婚了，有的还生了孩子。我们常常说一个跋涉过度的人，不管是何等地方，他总希望能找个地方供自己休息。一种类似跋涉者的渴望加上一种被遗忘的感怀，油三妹希望结婚。她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希望结婚！
“於是她就病了？”
“油三妹并没有病，相反她更爱吵闹了。”
四周是静寂的，彷佛连树木也都在屏息倾听。从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沉重的痛苦的千古不变的一声一声响着。
“你说这是危险的吗？”我接着问。
贺文龙深深吸了口烟。
“什麽是危险的？”
“假使女人爱热闹？”
“我认为现在是相当危险。”
油三妹是教体音的，她在课堂上──有时候也在休息室里，用尖利的发疯的大声唱歌。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样，好像故事里所说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独。她白天很少在家。
这样又过一年，油三妹二十三岁。
她需要的是什麽啊？在这里没有高尚的娱乐场所，没有正当集会，甚至连比较新一点的书都买不到。我们可以指出它每天照例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像星期菜单似的给小学教师安排一个节目：早晨，连最小最贪睡的学生都到学校里来了，他们从床上起来，喊校工打脸水，然後，吸烟；他们上午的精神很好，讲书时发声挺大，时常引起学生们在下面发笑；到了下午，你知道每个小城到下午都有这种现象，全城，连主要的大街都显出疲倦，教师们要打哈欠了，照例下几盘棋，罚几个自己不喜欢的学生。讲到这里，我请小学教师原谅，他们大多数并不如此无聊，但他们中间确有少数无聊人。至於油三妹，我们前面说过，假使不热闹，她简直就难活下去了。我们不妨设想她每天早晨起来打个娇懒的哈欠，然後洗脸擦粉，整一整头发和衣领，再用丰圆的手指提上鞋，接着照照镜子，接着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在路上走的很快，比她以前当学生时候走的更快，她生怕街坊上认识她的人议论。
油三妹一直走到学校──这时候她和她家里人欠和睦，尽管全家都宝贝她，她是老生女儿，她却不喜欢他们。因此她在学校里耽搁的时间更多，而回家的时候是更晚了。她和同事到城外散步，打球，上车站看戏。
所有的人都趋向欢乐，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单独责备油三妹。有一天晚上，油三妹没有回家，她的母亲和父亲年纪太老，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怕见读书人，况且她回家晚早习惯了，没有人去找她。
“他们做什麽吗？”
贺文龙说他们在学校里吃酒。他们划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後他们都吃醉了，校长──一个国民党特务装作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并且发狂的唱歌。
“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许会说。
然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是最使人痛心的，油三妹第二天醒来却变成哀愁的油三妹。她很快的瘦下去，红润的两颊陷下去，发光的大眼常常是空虚，阴沉，像刚哭过似的乾燥，而走起路来，常常像想倒下去睡一觉的样子。但是她咬住牙关什麽话都不说。以後她还继续上两个月课，她的母亲看出她身体上的变化，於是她就请病假了。
油三妹在床上睡了大概有一个月光景，据说她谁都不愿意见，她不说话、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动的向上面望着。她望什麽？谁知道！有一天早晨，她睡到八点钟还没有睡醒。她母亲到房子里喊她。自从发生那种不幸事件之後，老太太是很生气的。老太太怒声骂道：“小三奶奶，你睡死了吗？”但是油三妹没有理会。阳光早已照到床上，照在她昨天晚上脱下来的鞋上，这个曾经有过过多的笑的，我们曾经看见她每天夹着书包到学校去的少女继续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她的枕头上因为流上很多泪还是湿的。最後人家在她的床里面，在地上找到一个颜料盒。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少女，第一个将痛苦的去过完她的一生，第二个吃了藤黄，第三个，我也想收起我的颜料盒，我们何必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啊？如我的一位相识所说，我们既然并不比别人残酷。这时贺文龙点上第二支烟，用钢针敲了敲捉蟋蟀的竹筒，笑着问我：
“你刚才提起马瑶英，你知道她怎麽样了吗？”
“不，不……”
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再打听马瑶英了。马瑶英──那个曾紮过双辫，生一对娥眉和黑的长脸蛋的，我们熟识的第三个少女，她因为作政治运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她将在监狱里消磨去她的大部分青春。
於是一阵悲愤统治了我们。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为什麽这些年轻的，应该幸福的人，他们曾经给人类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断的生长起来，使世界更加美丽，更加应该赞美的他们，为什麽他们要遭到种种不幸，难道是因为这在我们的感情中会觉得更公平些吗？我们被苦痛和沉默压着。
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
[book_title]傲骨
“牢骚，没有完的牢骚！”当人提议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相识们总是摇头皱额，彷佛他们对他已经没有办法。
於是我们想，什麽是造成这个所谓“没有完的牢骚”──我们往往觉得，这对於当事者本人，要远比字面上所说明的可怕得多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最近十年老中国的生活莽原上，在激烈的斗争中，出现一批愤世家。他们愤恨政治腐败；反过来，如果他们坚持下去，活一天便遭受一天的压迫排挤。这些人无疑都是好人，自认为灵魂纯洁得像秋天的鸭跖草，但是，假使这话不致过分的伤害他们，我得说他们中间很少真正的强有力者。这个人就是这种好人，不管我们怎麽评判，世人又怎麽指责，纵然社会人士全离开他，故旧们全轻视他，他的同道却仍旧对他存着敬爱。人家说他脖子後面生着一块傲骨。
这是一块可怕的包括正直与自负的傲骨。同时，你当然能够猜出，他们像九九表，几乎有个一律的身世。他们的父亲是老邮政局，骨科医生，铺子里的掌柜，或是个纯粹的小地主，他们谨慎的在豪绅与官吏的气焰下，在不安定的恶劣空气中活着，只怕被别人注意，只怕被别人看见。不，他们什麽都不缺少；最坏的就是这个什麽都不缺少；你想想，他们有收入，家里有钱，乡下有田地，那麽，他们为什麽老战战兢兢，怕那些官吏和豪绅──也就是流氓和烟鬼呢？
果园城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谣谚，所谓“灭门知县，倾家地方”。地方就是地保。这种不适於呼吸的空气从小时候就刺激他，气恼他，使他成为愤世家。
这个後来的小愤世家终於进了学堂。
“这是谁？”他的同学们问。“这个家伙，瞧他那股子神气！”
“呸！他爸爸是个小肥猪。”另外的快嘴些的回答，也许他忘记自己的爸爸也是“小肥猪”了！
这是真的，一开始不愉快就等着他了。你当然同样能够猜想出，在十五年前，几乎所有小城里都有这种现象，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英雄，他们大半才刚刚十二岁至多十四五岁，但是他们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和先生那里学会换“金兰谱”。这些小老先生们──常常挨板子或被罚跪在太阳下的刘、关、张们，他们自然不把“小肥猪”的儿子放在眼里，就经常向他挑战和袭击了。他被锻炼着，直到他的心都被弄硬起来，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五年。唉！他长长的叹口气，於是离开家乡，在一个比较大点的城市里考进师范学校。
“我们果园城的人没有第二个考上这个师范学校！”他父亲笑着对别人──也许是个剃头匠说。老头子从来没有进过“师范”，在他的想像中，觉得它是很大很大，除去北京的京师大学，要算它最大了。他欢喜的等着，等着将来做“封翁”耀武扬威。
可怜的老头，他怎麽能想得到儿子的命运，怎麽能想得到儿子的将来呢？这个还没有长成的果园城的傲骨，他的想法显然跟父亲不同。他的年龄渐渐大起来，翅膀渐渐硬了，对於过去的他什麽都没有忘，都放在心里。他竭力加强自己，在外边他能找到各种新的书籍，一些“辩证法”，一些“意德沃罗基”，一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十年来中国青年站在世界前面，什麽还能比这些理论更容易使他接受，更合乎他的慾望？它们正是打倒他所憎恶的腐败政治和豪绅跟流氓的。他在那里住到毕业，据说他读了很多很多──唉，很多很多的书！接着他怀了满腔希望和骄傲从学校出来，得到县立中学的聘约，犹之乎从来没有上过勒的儿马，现在他得到机会试试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千里足了。
不幸他命中注定要受一次试练，它在这里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千里足一开始就跑到一片荒地上去了。他的同事们，那些“人师”们把“王莽”念成“王奔”，他们说“兔和鸡没有脑子”，他们平常连报都不去看，连冥王星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拍马、吃酒、打牌、吊膀、欺骗。他是看过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在这里他是真理的代表，跟这种无赖同事，跟他们同样被称作先生！他感到大大的受了侮辱；另一方面，当然也就更加骄傲。事实岂不正是这样的吗？请睁开眼尽可能往四方看看，这地方除了他还有谁是人才？
“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必须请我出来。”据说他是这样跟他的学生们讲了的。
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学生对他是如何拥护，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博学的先生。然而最坏的就是这个拥护！假使你正在或预备将来当教员，首先你应该注意，当你被你的学生欢迎的时候，你的厄运已经来了，不久你就会明白倒是他们开始就写信骂你，後来用木棍打你要好的多，至少你的地位稳固的多。请相信我，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应该这样写：“某公为某县令，拒贿，致犯众怒，为邑民殴伤……”当然不会当真有人被“殴伤”，因为根本没有不刮地皮的官。
现在且说这块果园城的傲骨。接着他被“请”出来，被请到衙门里并且监狱里去了。他的两个学生证明他向他们宣传共产，後来有人说他们是被收买的“学校保卫队”，当然举不出确凿的足以构成罪名的证据。可是人家根本并不要什麽证据。他在监狱里住了半年。这时候他多愤怒！从监狱里出来，他跟父亲吵了一架，还几乎跟所有的人吵架。接着他去旅行。人家说他下了决心，跑到上海去找关系，但是共产党──那些在“地下”的人门口并不曾挂牌子，找他们比穿上洋服去见衙门里的“革命家”困难多了。他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连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了。最後他只得带着满怀羞辱和两肩灰尘回果园城，另外他给“梅花团”和“C C 团”弄出点麻烦，他们至今也许还在按月替他做报告。
他的回来还有个凑巧地方。那老邮政局，或老骨科医生，或老地主──你已经知道老头生来胆小怕事，想起官就打哆嗦，因为他的冤枉官司和要命的傲骨，早已吓出一身老病。他回来恰恰赶上给老头送终。
他赶上给他父亲送终，烦恼却又在暗中窥伺，早已在等着他了。年轻人是爱动的，当他办完丧事，他开始盘算：现在他做什麽？他能做些什麽？他是一个家主，首先，他整理产业。想起乡下的土地。是的，土地不多。但是他受过洋教育，要像西洋人一样，在自己田地的两端──临着大路的地方和所有早已荒废的空地上以及河岸上全栽上树。这是个好计划，他想定就马上动手，每天很早就忙着出城。你知道社会老爱嫉妒人，那些穷苦的乡下人，他们怎麽能知道是他──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革命家的树呢？他命佃户一棵一棵的栽在坑里，一棵一棵的将泥土捣结实，一棵一棵的浇上水，然後他抬头望着树顶，从这些可爱的辛苦栽上的小树，幻想出一片茂盛的森林；可是穷苦的乡下人到夜里却将这森林给他带根拔掉了，并且用锯截断，用斧头劈开，送到灶里去了。此外还有许多事情，彷佛因为父亲死去凭空给他添许多纠纷。彷佛周围的人们忽然都从沉睡中清醒过来，他的一位邻居故意犁他半尺田地，另一位邻居又说他的房子压了自己的地基。对於这种事情你怎麽办？果园城的人显然不十分看得起他，他们崇拜的是“机关里的”“带徽章的”，甚至於胡、左、马、刘的子孙，因为他们怕这些流氓、痞棍、海洛因和鸦片大瘾。
“嘘，……这些愚民！”他常常咬着牙关，痛苦得嘴唇发白，同时又轻藐的摇着头对自己说：“你怎麽能教他们认识谁是好人，谁有才能？他们看起来每一个摆测字摊的都是姜子牙，他们把玻璃当成珠翠，把真金当成黄铜！”
他所受的不公平和说不尽的烦恼使他更加傲慢，人家说他：“牢骚，没有完的牢骚！”他自己常常说：“我的胃又疼了。”渐渐的他不再去城外，甚至不想出门，爱造谣的人就说他快疯了。没有人知道他做什麽，他每天都在书房里坐着；他并不看书；他独自抱起肩膀坐在椅子上，好像准备跟全世界决个胜负。
“你且往那边看，那边走来的岂不就是他吗？”在浮土很深，间或走过狗或猪，两旁坐着喜欢谈天的太太们，在夏天和秋天，一到黄昏就从城外驶回拖车来的果园城的街道上，他的步伐有多傲慢，他的头仰得有多高，两只眼睛望着明净的、时常飞过白云的果园城的天空，看上去多麽像在横过旷野；他沉重的放着脚步，又多麽像连蚂蚁都想给踩死呀！
不过我们在这里惊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忽然发现──他改变的有多厉害，跟他在学校里读“十字军东征”和“蔷薇之战”的时候又多麽不同啊！他的头发是长长的，杂乱的，已经好久没有理过；他的脸色，颧骨从两颊上突出来，像一块灰色和棕色染出来的暗淡的破布；他的嘴唇寂然闭着；他的原是高高扬起的表现着英气的眉，现在是紧紧的皱着，好像被大风雨摧残的树叶，低低的压在他的眼上；从他的眼里，你可以看出正射着那种冷的复仇的，那种从囚犯们眼里射出来的光辉。
“老兄！”我们於是喊。
“先生！”接着我们第二遍喊。
这个不幸的人，他没有听见，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在大街上叫他。他现在是到一位果园城的“隐士”──譬如说贺文龙先生家里去的。他跟贺文龙不同：贺文龙忙里偷闲，还喜欢畜养蟋蟀，弄弄花草；至於他，你还教他爱什麽呢？你怎麽能教他忘记他所受的屈辱呢？不，他什麽都不爱，他生命里只有憎恨。他在贺文龙家里下两盘象棋；即使在下棋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憎恨，他把三种利器──车、马、炮全拿出去，然後开始猛烈进攻。据他说这是“霍去病的战略”。
“将来我们有一天就这麽着，”他像当真对着他们似的说：“我们把他们一直赶到雷州半岛，然後把他们全都赶下海！”
这一回他没有说共产党来到的时候首先要请他出来。他已经好久没有提过这句话，因为他有一块可怕的傲骨，这傲骨并且越长越大。
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
[book_title]阿嚏
当我讲果园城的阿嚏之前，首先应该说明我穿过一片树林，从生着知风草和小树丛的土坡上走下去，然後，我在荒凉的河湾里了。在河湾里我发现一条拴在木桩上的小船，一条打鱼的小划子。我跳上去并在横档上坐下。促织瞿瞿的在土坡上叫着；河湾里散布着飘拂草和三白草；辣蓼羞涩的垂了脸，可爱的红红的脸……四周围是一片漠然的荒寂。时间在这里犹如在太古羊齿植物的丛林中一样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想像到五百年，一千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三千年以前，飘拂草就像现在西洋妇人的面网，在潮湿的沙滩上结它们的种子，三白草抽出它们的小小花穗，辣蓼草是像全身穿红的乡下少女在风中颤着笑了。
这自然是只有在果园城才有的荒唐思想。羞涩的辣寥草侧着头在偷偷看我；空中弥漫着收割过的谷田里的香气，乾草的香气；阳光抚摩着我的肩膀，把我照的浑身发懒。
“说真的，你在果园城，还有什麽可忙的？”我笑我自己。
就在这时候土坡上响着，我还以为是野兔或水鸟，却从小树丛中忽然出现一匹大促织，後来我知道他是渔夫的儿子。这匹大促织，或是说小渔夫，是个宽下巴，宽肩膀，笑的时候露出两排雪白牙齿，并且，总而言之，粗野，强壮，你可以设想他力足抵御五个卤莽少年。其先他有点惊讶，接着，等他略略踌躇，“瞿，瞿！”他摹仿着促织的鸣声向我走过来了。这个被风雨和阳光摧打成紫铜色的小渔夫的身上是光光的，只在腰里系一条破短袴，或者更确当些说，一块土褐色的布片。
“你要到城里去吗？要坐船吗？”他在潮湿的细沙上动着脚趾，从他的沾着泥土的手上，我们能够猜出他定然是被一个洪亮的鸣声吸引，已经在那边土坡上守候很久了。
“那麽你的促织呢？你不是在逮促织吗？”我并不直接回答他。
“喝！真是好促织，先生，『大金翅』。可是这不要紧，……（他一挥手──）咱们今天放牠的假。”
在先我说过我什麽地方都不想去，但是你可能听见过这个传说，一位果园城的先生死了，用这里的说法：“算过面账”被带到阴曹去了。当这个好人被审判的时候，他认真的回想自己的一生，发现生前最值得怀念回味的倒是有一天所作的荒唐事。
我们当然不必学果园城的好人，等我们死後再嘲笑我们自己。我们於是解缆……我的大促织或是说小渔夫扳着掉，刷──拉！刷──拉！我们很快的就离开河湾，离开那些三白草，飘拂草，还有多情的辣蓼草，一直驶向中流。
“你要到哪里去呀？”小渔夫忽然问我，他要我指给他方向，他说我们不能没有目的的乱划。
我们不能没有目的的乱划。
“当真，你要到哪里去呢？你这个浪漫派！”我瞅着并且想着，棹是用一种甜蜜的声调刷拉刷拉在响；水是镜一样平油一样深绿；种着蓖麻的两岸看上去是施过魔术的不固定的，被夕阳照得像黄金一样灿烂；云──决不会落雨的云的银山正慢慢从天际生长起来。而在这一切之上，河岸，广野，棹声和我们自己之上，正遮着被奇云镶滚的无限广阔的大空。世间还有什麽地方能比在黄昏之前的果园城外划船更使人入迷，更能洗去薰染着我们肺腑的尘念，难道我们真是像果园城的先生们和太太们，当我们刚刚想方法弄到点钱。刚刚买来一亩田地就希望它明天早晨变成十亩，利慾薰心，永远不能满足的吗？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
“随你的便，大促织。”我挥着手说。“你划到哪里就是哪里，什麽地方都好。”
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上麻烦够我们自己了！我於是就在大促织或小渔夫的父亲的船上，在沾满鳞片、泥浆和水草的船头上，往下一倒，吓的小渔夫直着嗓门大喊。你试想我力用的多猛，我们的船竟像水瓢似的荡着，水花从船舷上溅进来，几乎连船都给我带到水底下洗澡去了。
“喂，喂，别捣乱！”小渔夫慌乱的调整着船。“你居心去见阿嚏怎麽着？这里有个阿嚏，你知道吗？”
“见阿嚏就见阿嚏。你见过他吗？”我开玩笑说。
小渔夫抹去刚才溅到脸上的水珠。
“哼！我这一辈子算见不着了。”他挺有把握的说。“你知道这里是黑龙潭，从河湾里，哪，一直到那边，堤坝那边，你看见那些柳树吗？这就是黑龙潭。”
我当然知道黑龙潭，可笑的果园城的黑龙潭。阿嚏是个家住黑龙潭的水鬼。至於他的发见或发明者，现在没有人能考核了，这事已经很久了。据说在很多年前有个渔夫，有一天将近黎明，他照例到河上──就在这里，就在这黑龙潭上来看他的鱼撑。月亮是明亮的，空中没有半片云彩，四围没有一点声响，河里被照得就像一河水银。渔夫大概没有完全睡醒，直等到他跨上船，才忽然清醒过来，发觉船头上有个小孩似的东西在睡觉，并且睡兴是这麽浓，睡的是这麽香甜，直呼噜呼噜打鼾。
这睡着的就是传说中的水鬼。当然，渔夫十分生气，水鬼竟敢找到他的头上，竟敢在一个渔夫的船上睡觉！
“滚你娘的！”这是多麽有力的，简直连果园城的城墙都踢得塌的一脚！
水鬼不用说糟了，带着好梦和鼾声被踢到河里去了。於是咕嘟咕嘟，水面上浮起一溜水泡，原来果园城的水鬼也要呼吸！这个倒霉东西扎猛子到对岸，在明亮的月光下面，光光的蹲在沙滩上。据果园城的人说，他的鼻孔里灌进去许多水，同时还举出证据，说明绝不是出於捏造。
“阿嚏！”他──这个果园城的水鬼极响亮的打个嚏喷。
“你横些个什麽，老鬼！顶多你儿子不过是个举人。”他在沙滩上骂。
你怎麽能说明渔夫的狂喜？他的儿子将来要中举人，他连鱼也不想打了，鱼撑也不去看了。唉，一个举人！将来他的小屋门口将竖起一对旗杆！他回到家里，决心把他送到所谓“子曰店”去念子曰。至於这个渔夫的儿子，他本来是个聪明人，可是对於四书五经毫无兴趣，坐到书桌前面就头晕头痛，以为还是喝点河里的混水和晒晒太阳的好。总而言之，他没有给父亲带来任何希望，仅仅为报复那在睡梦中的一脚，水鬼跟渔夫开个玩笑。可怜的老渔夫，後来他不再捕鱼，到处奔跑，到处宣称他的儿子是个举人。他自然是发狂了。
关於这个以打嚏喷出名的水鬼，这个绝顶的荒唐故事，有一个时期无疑曾在果园城极其流行。假使你看见过果园城的女人怎样骂她们逃学的儿子为“捉鱼郎”，再不然，你看见过有人忽然打嚏喷，其他的人并不以为是谁在背後骂他，倒是极有风趣的笑着说是谁从背後踢他一脚，你便知道它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果园城人有意成全他，竭力替他渲染，因此阿嚏後来还闹过许多事情，跟果园城开了许多的可恶玩笑。据说他曾经玩弄过一个贪财的地主。他变成看阴阳宅的先生，指示地主到荒冢里去扒银子。那是个极深极深的夜里，掘开塚子，里头全是雪白发光的元宝。元宝太多了，地主满心欢喜，越掘越起劲。可是回头一看，那扒得的元宝，像石头般高高堆起的元宝，正滚动着往四面乱跑。地主丢下家伙扑到元宝堆上，元宝往外面滚，地主就赶着搂回来，地主刚搂回来，另外的元宝又滚开了……最後地主累死在元宝堆上，第二天有人发现他，身子底下原来是一堆骷髅。此外这个水鬼还诱惑过一个秀才，人家说他变成女人，直把秀才带到果园城的城楼顶上。据我猜想，这是很可能的，他大概也在河湾里逮过促织。
“现在阿嚏不捣乱了，”小渔夫停住棹说，从下边回来的船曾经看见他──看见阿嚏，他常常在码头上，有人并且看见他带个女人。
这是个料想不到的可喜消息，你只须想想，说真的，你只须想想阿嚏常常在码头上，并且娶了老婆！
“他当然也生孩子了；你知道他有几个孩子吗？”我笑着间。
小渔夫反对我的意见。他说：
“你爱开玩笑，夥计。阿嚏不是傻瓜，我要是阿嚏，我就不生孩子。比方你有一条船，坐上它到海里去，船上带着孩子，大的哭，小的叫，头都给他们闹疼了。”
“可是你刚才直怕我们去见阿嚏的，大促织？”我提醒他。同时，你当然想得到，当我听完他的高论，几乎大笑起来。
小渔夫是个不肯服输的人，是个雄辩家──因为我在船头上躺着，望着天空，看不见他的表情──他闷了半天说：
“我说过我们会去见阿嚏。要老呆在这个鬼地方，他感到气闷，出门跑跑；在外面呆久了，果园城是他的老家，他干麽不回来看看？”
我们的船懒懒的，没有目的的，正像我们一样没有目的的随着流水漂下去，经过向晚的树林，接着是船场，再接着是洗衣的堤岸。船场上已经停止工作，天色晚了，夕阳快落下去了。在河的上游，天空是灼亮的，郁金香色的，梨树从岸上默然望着河面，河面在静静的反光。你怎麽能跟小渔夫辩论，纵然你生着十八张嘴，你在世上是稀有的博学，你怎麽能驳倒一个果园城人呢？这是妄想！我们必须承认，阿嚏老呆在这个鬼地方是要气闷的，有时候，当他高兴或有所怀念的时候，他自然跟我们一样，反过来，或是说我们跟阿嚏一样，我们也同样想看看我们的故土。一种极自然的情感，人在空闲中总爱寻找少年时期的旧梦，这梦虽然是破碎的冷落的，同时又酸又苦，十分无谓；可是它在人的心里，却又是花、香、云和阳光织成的一片朦胧……
我抬头看看坐在後艄的小渔夫：小渔夫用右手按着棹柄，正木然望着渐渐昏暗起来的下游出神。你从他的姿势上可以断定，他将来决不会吃那种寻找旧梦的苦头。我心里觉得好笑，说真的，万一他父亲大渔夫生了气，他照样会一脚把他踢到河里，使他在河里鼓起一溜水泡，然後满身淋漓的蹲到对岸沙滩上去打嚏喷，一个响亮、可爱、充满生气的阿嚏。
一九四○年八月三十日
[book_title]塔
这一天早晨很早，守城门的刚刚将赶集人放进去，我已经在果园城外了。一种快乐慾望在心里骚扰我，昨天晚上几乎使我不安了一夜。说老实话，果园城的见识确乎有大力量，只要你能在这些聪明人中间生活三天，忽然间你发觉你有许多妄想，你恐慌起来，原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改变了。我抱着只有果园城人才会有的愚蠢目的顺着收割过的土坡走去，嘴里吹着哨子，心里十分高兴，彷佛我自己就是水鬼阿嚏。太阳正从天际从果园城外的平原上升起来；空气是温柔潮湿，无比的清新；露珠在挂着秋毫、在散布着香气的草叶间闪烁；在上面，阳光照着果园城的城垛和城头上的塔，把它们烘染得像金的一般在空中发光。
这就是那个人家认为永不会倒的塔，果园城每天从朦胧中醒来就看见它，它也每天看着果园城。在许多年代中，它看见过无数痛苦的杀伐战争，但它们到底烟消云散了；许多青年人在它脚下在它的观望下面死了；许多老年人和世界告别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路上走过，他们生前全曾用疑惧或安慰的目光望过它，终於被抬上荒野，被埋葬到土里去了。这就是它。现在它正站在高处，像过去的无数日子，望着太阳从天际从果园城外的平原上升起来。
“喂！马叔敖，这麽早你就出城来了？”前面忽然有人向我呼喊，呼声是洪亮，充足，你很容易听出这是有福人单纯人才应该有的声音。
这招呼我的是看“笑林广记”的雅人葛天民（必须承认，葛天民远比果园城诗社的酸丁们高雅！）。早上在城外遇见这个好人是难得的，他因为昨天黄昏给一个亲戚看急诊出城，所以今天才没有按习惯挎着篮子上集市买菜。
我向葛天民站着的地方走过去。他说：
“我看你大概丢了东西了？”
“很重要的东西，葛天民。糟的很！”我笑着回答他。
“我猜是钱。啊？”
我们不应责备葛天民，按果园城的哲学，人可以随便丢掉灵魂，只有丢钱是大事情。
“比钱还糟，朋友。”我说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谁也别想幸全，他一走进城门，走进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会比破了财还狼狈，首先他找不到自己了。
他初上来挺有趣的瞅着我，从眼梢那里，但是忽然如有所悟，滑稽的做了个鬼脸。他将眼睛收缩起来，胖胖的脸上现出许多皱纹，样子看上去十分可爱。
“呀！是的，是的，很可能……”他反覆叹息，回头望望城墙。
不过这没有关系，现在骚扰我，昨天晚上使我不能安睡的是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吗？”他吃惊的问。
“我有个问题，葛天民，我总以为阿嚏是一部分果园城人的代表人物？”
“你说的不错。对了。”
“那麽你可能有你的看法，你可能研究过他？”
葛天民望着天空想了一下，摇摇头──“嘘！没有。”他自己也是果园城人，他没有意见，没有十分注意过好水鬼。他想的是另外的东西，它是如此重要，假使没有它，据说人将不认识果园城，将立刻发生恐慌，自以为会像飞来峰一样，夜里被一阵怪风吹到爪哇国了。
“我想你总该听说过这个塔吧？”他一本正经的说。
我们於是一齐转过头去。太阳这时候业已升高起来，远远的出现在树林上面；果园城的塔比先前更加辉煌，更加骄傲，更加尊贵，它像守护神般威严，正高高的从上面望着我们。
“你当然还听说过它是从神仙的袍袖里落下来的，有一天他打果园城上空经过？”他接着补充说。
我老实提醒他，我说：
“这个传说跟事实完全符合。”
但是他怎麽竟会跟世俗人所经历的事实符合呢？这个仙人为什麽不是例外？他为什麽如此粗心，竟至失落了自己的宝贝？葛天民对这个问题下过功夫，据他自己承认，他曾经研究过十年。“你想想，”他说，“整整十年！”终於，他得到结论：这事情发生的当天，西王母开过宴会。你想这不是很可能吗？这个糊涂仙人，用葛天民的说法，“他也正跟你和我一样，”从不贪杯，这一回却鬼使神差喝的烂醉，并且在酒席上夸下海口，声称他治理下的人民──例如果园城人──都是好人，遵守伦常，知道安居乐业。他吹牛皮，喝的几乎失去知觉，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在归程中已经是晚上，他觉得十分口渴，“世上有这种好地方，唉，他妈的果园城！……”他在路上自言自语，说老实话，他想偷几只果园城的花红。可是当他睁开眼睛，伸手要去摘果园城的好水果时候，馋痨鬼竟出了一身冷汗，并且吓呆了。这难道真是它，真是他刚才还以廉耻道德天下乐土替它吹嘘的那个出名的城吗？
好神仙从上面朝下望着，还以为他弄错了。他抓耳朵，证明全是真的，分毫没有可疑惑的地方。你瞧，在下面衙门里，一个绅士正和县官策划怎样将应该判处死刑的人释放，另外拿完全无辜的人来抵罪。然後以衙门作中心，虽然已是深夜，周围还在活动：在一个屋顶下面有个父亲正和流氓商议卖他儿子的老婆；在第二个屋顶下面，有个地主正为着遗产在想方法谋杀他的兄弟；在第三个屋顶下面，有个老实人将别人的驴子吊起来，不让它吃草；在第四个屋顶下面，有个赌徒在鞭打他的老婆，她三天没有给他弄来钱，没有接到嫖客；酒商正往酒坛里兑水；粮商在将他发霉的粮食擦光；宰牛的念着咒语；在不远的客店里，有个少女在啼哭，预备将头伸进她结在梁下的绳套……好神仙直吓的魂飞天外，万一西王母那老不死查问起来，他得献出多少宝贝呀！因此他要偷水果的手软绵绵垂下去，宝塔也就从他的袍袖里掉下来，掉在城头上了。
“我想你有你的看法吧。嗯？”葛天民讲完故事，瞧着我半天不作声，便挥着出诊包问我。
“你简直把我弄糊涂了，”我说。“也许是你们果园城人把我弄糊涂了。因为不管你们这个塔是怎麽掉下来的，依我的意思，它总该对於果园城有点影响。”
“我承认；我承认这一点！”
“你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奇怪：果园城人──说真的，他们跟许多年前，譬如跟那个糊涂仙人经过果园城以前，你觉得有变化吗？”
葛天民大吃一惊。
“唉哟，我的老天爷！你的意思是教果园城悔过还是怎麽的？”他叫喊着向旁边跳开。他说果园城人是生来就无可指责，生来就这麽完美的，在他们眼中，犯过错误的只有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太太，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邻居，你尽不妨说是全世界；至於他们自己，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满身罪恶，他们可仍旧满心的自以为应该。你怎麽会想起来教果园城人自动低头认罪呢？这些光荣人，他们自以为世界生来就是为了使他们痛快，为了满足他们的慾望的。
其实他们并没有大慾望。
当他们发现自己城头上有一座塔，他们就自以为非常重要，以为上天看见了他们，特地送一座塔给他们镇住城脚，使他们不至於被从河上奔来的滔天洪水冲入大海。
正是这样。这个塔的确替他们做过不少好事，给他们带来许多安慰。从此若干年後，果园城出现一位老员外和他的第三个女儿。据和这塔有关系的另一个故事说：他的太太死了；他的两个年长的女儿嫁了；剩下来的最後一个，老员外最宠爱的一个，也是三个女儿中最不幸的一个，她的父亲，这很明显，他不肯把她像其余的两个女儿般轻易嫁人。你自然能想到她是他临死以前的最後希望，犹之乎人做他们一生中最後一件工作，他要把它做到十全十美。他要慎重的给她挑选个合意丈夫。不幸老员外始终──包括所有求婚的，和他闻名亲自走访的人家在内，他始终没有找到那位能完全教人满意的姑爷。他们有的相貌丑陋，有的学问荒疏，假使他们中间真有人毫无缺陷，必然又是个穷鬼。况且谁又是真的龙珠，生来没有毛病？我们不妨在这里打个比喻，譬如一个怪吝的小地主到会场上去买皮袍，他看过的货色越多，发现的毛病也就越多，直到後来，觉得看来看去全是同样的东西。
“这个老员外就是这样，”葛天民先生叹息道。“人有时候看起来真是怪物，他们常常自以为聪明，以为应该跟别人不同，可是别人会觉得他们假使肯不聪明些，他们得到的结果可能更好。”
“可是别人不能全跟你比，葛天民，人总以为只有这样才像生活。”
葛天民谦虚的向我笑笑。因此这老员外的第三个女儿的灾难就跟着来了。据说她生的是又美丽又有才德，用普通的笼统说法，就是所谓琴棋书画无不精妙。说到德性，人家说她的脸蛋儿从来没有被野风吹过，好像它被陌生的眼睛一看就会给看破似的，她躲在绣阁上很少下来。每天她让丫环焚上香，跟丫环绣花着棋，有时候填一阕“菩萨蛮”或“玉楼春”。时间就这麽过去了。她二十岁以後，下楼的次数更加少了。女孩儿家总像似乎等待着什麽，又似乎毫无要求；至於外面怎样传布着谣言，那些被拒绝的求聘者怎样造谣说她父亲准备把她嫁给皇帝，甚至更不堪入耳的话，她哪里能听得见？
我们的前人曾经为他们的时代下过一个极确当的评语，他们说：自古美人多薄命。有一天她正在下棋，忽然连声嚷着气闷，让丫环打开後面临街的楼窗，从那里眺望云、树、果园城上的塔和城外的土坡。她临窗站了很久，此外她究竟还看见些什麽，没有人知道，至少後来的人全不知道。总而言之，接着她就病了。所有能找到的药石对她都不发生效力，所有的医生，当他们用尽本事，说完谎话，便只好皱起眉来摇头。她白天大半很安静，到了晚上，仆婢们谁也不敢上楼：她一个人在楼上谈话，大笑，随後是似乎永没有完了的号哭。
在这里果园城人有个极重要的疏忽，假使我们稍微细心，当能想到在这老员外的第三个女儿从楼窗闲眺到疯狂中间，应该隔着一段时间，中间很可能还发生过别的事情，这故事却没有交代。
我於是和葛天民顺着小路走下去。
“那麽以後呢？”我问葛天民。
“以後，”葛天民说：“以後老员外给她请个端公。端公说她被住在塔上的狐仙祟着，她乱七八糟吃了许多狗血、铡刀、大广针的苦，接着死了。据说有一天夜里她很平静，她从临街的楼窗上跳下去，等到人家发现她的时候，全身早就冷了。”
让全世界去咒诅这座塔吧！现在展开在我们前面的是出名水鬼阿嚏的故乡，或者更正确些，应该说是他的故乡的风景。一位果园城的诗人──请注意：果园城的诗人！他说普天下没有比秋天的果园城更美更惹人留恋的了。它正像果园城老员外的第三个女儿，一个常常被人以“憔悴”形容的美人，一个薄命闺秀，洒脱中含着深思，深思中含着笑容，笑容之中又带几分愁意。
果园城并没有什麽名山，除去很费力的从山里运来的碑石（它们被小心的安放在坟墓前面或路边上），此外就连比较大点的石头都找不到，更不必说楼台湖沼之胜。它有的只是在褐色平原上点染几座小林，另外加上一两个陂陀。但是仅仅这点特色已经足够使果园城人认为风物秀美，甚至会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果园城！因此在外边作客的果园城人，便自然而然常常害怀乡病了。
唉！这些果园城人，你真得钦佩他们具有这种良好德行：他们多麽善用夸大的言辞和天赋的想像力来满足他们自己啊！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八日
[book_title]期待
我忽然想起徐立刚的父亲徐大爷同徐立刚的母亲徐大娘。徐立刚就是人家叫他大头的徐立刚，我小时候的游伴，据说早已在外面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被枪毙了；并且当我问起的时候，只有极少几个人能想起他的名字，这个小城的居民几乎完全把他给忘了。那麽这两个丧失了自己独养子的老人，两棵站立在旷野上的最後的老芦草，他们是怎样在风中摇拽，怎样彼此照顾，而又怎样度着他们的晚景的呢？
这一天我站在他们门前，快近黄昏时分，许多年前的情景又油然回到我心里来。徐大爷是个中年人，高大，庄严，有一条腿稍微有点瘸。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圆圆的大脸盘儿，相当喜欢说话，常把到他们家里去的年轻人当乾儿子看。徐立刚自己由他们调合起来，高大像他父亲，善良像他母亲。徐立刚的妹妹，用红绒绳紥双道髻，是个淘气的小女孩。这人家跟我多亲切，过去跟我多熟！──我想着，我踌躇着，好几回我伸出手又缩回来，忍不住去看街上。
在街上，时间更加晚了，照在对面墙上的云霞的反光逐渐淡下去了。一只猪哼哼着在低头寻觅食物；一个孩子从大街上跑过来；一个卖煤油的尽力敲着木鱼。
“嘭，嘭！”终於我敲门，随後，一阵更深的静寂。
我於是从新回头观望街景，云霞的反光更淡下去；猪仍旧在寻觅食物；孩子早已跑过；卖煤油的木鱼声越来越急，越响越远。街上没有人了。
“这条街多凄凉！”我心里说，在旁边站着。
有个女人走出来。
“谁呀？”她在里头大声问。
门闩响着，门呻吟着开了。一条小花狗想朝我扑上来，在那女人背後狂吠。院子里空荡荡的，墙角有棵枣树──我吃过它结的枣的枣树，开始上宿的母鸡蹲在鸡笼顶上，一只红公鸡咕咕着预备往上跳。
我正要问主人在不在家，一个老人在堂屋当门现出来，接着，差不多同时，一个老太太也现出来。他们站在门口向外望着，好像一对从案里探出头来的小燕。
老人──徐大爷。
“欧欧欧！”他吆喝住狗，一面高声说：“别教牠咬，外孙女。是谁在外面哪？”
老太太──徐大娘，她分明比她的丈夫更不安。
“谁在外面？站在外面的是谁？”她焦躁的频频转过头去问徐大爷，声音很低，但一直送到大门外。
“我看不大清楚，”徐大爷用力朝我这边瞅着。停了一会，他又说，“真想不到──我看是马，马叔敖吧。”
“马，马，马叔敖……”
徐大娘想着，慌乱的念着，突然她发出欢呼。
“哦，马叔敖！真的是你吗？”两个老人同时喊。“进来，进来，别站在外面。你怎麽不先捎个信来？”
我没有办法说明他们多快活。他们说着同时奔出来，徐大爷替我赶开狗，徐大娘忙的不知该怎麽办──他们好像什麽都忘掉了，鸡子被惊吓的满院子跑，他们也顾不得管了。
我们於是走进堂屋。屋子里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迎面仍旧供着燻黑了的观音神像，两边挂着的仍旧是当初徐大爷娶亲时人家送的喜联，在条几上──神像前面，仍是香筒、磐和香炉。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全在老地方。唯一多出来的是对联顶上簪的纸花，少女出阁时插在男家送来的喜餜上的装饰品。
“有茶吗，外孙女？快拿茶来。”徐大爷关照说，一颠一颠走进来。
徐大娘完全忙糊涂了。这难道是梦吗？她笑着，不住向我上下打量，嘴唇动弹，泪涌出来，在她的老眼里转。
“可不是麽，真的是你，叔敖。”她重复说。她问我几时来的，问我中间隔了多少年，我跟他们立刚同时离开的这个小城。然後，一句老太太永不会忘记的老话，她叹息我比先前高多了。
徐大爷在旁边站着，直到这时才插进嘴。他对徐大娘嚷：
“有话停会也能讲！你就不教人家歇歇，喘口气？”
我们全坐下来。徐大娘坐在下面网櫈上。徐大娘的确老的多了，她的原是极强壮的身体衰驼了；她的眼睛看起来很迟钝，脸上的皱纹比先前更深，皱褶更大；她的包着黑绉纱的头顶，前面一部分分明是秃了的，而其余的几乎也全白了。
“你在外边好吗？”她用袖子擦眼睛，没有留心我望着她时候的惊异。“听说你也一直没在家──这些年你都在什麽地方？你看见过立刚没有？”
一阵莫大的恐慌，我对老太太怎麽讲呢？我跟她说她的好立刚死了吗？早就被人家枪毙了吗？幸喜她的注意并不在这里。人们说老年人就是长老了的小孩，这指的正是徐大娘。徐大娘正在一种天真的兴奋中，什麽念头在她心里转哪，你心里会说：她这麽忙？
“你接到过他的信没有？”她的老眼犹疑不定的转动着，随即加上一句。说着她站起来，一件别的事情分明又引动她了。
徐大爷，像罪人般一直在旁边被煎熬的徐大爷，在他们遭遇的不幸中，长期的悲苦绝望中，他显然学会了体谅忍耐。
“你又？……”徐大爷可怜的瞧着他的老伴，从他的神色上，你很容易看出他在向她乞求。
徐大娘乾脆回答他：“你别管！”
“可你这是干什麽呀？你这是？”在绝望中，老头子的声音差不多变成了呜咽。徐大娘可没理他，徐大娘一直朝里边去了。
现在我仔细的观察徐大爷。徐大爷也老的多了，比起徐大娘，我要说你更老了。因为打击对你来的更重，你心上的负担更大，你的痛苦更深。因此你的眼睛也就更加下陷，在昏暗中看去像两个洞；你的头发更少更白，皱纹同样在你脸上生了根，可是你比你的老伴徐大娘更瘦，更乾枯，更惨淡；你的衣服是破旧的，要不是徐大娘催逼，你穿上後决不会想到换的；你的钮扣──自然是早晨你忘记了，上面的两颗你没有扣上。精神上的负担给人的影响有多大呀，徐大爷？你在我对面几乎始终没有作声，眼睛茫然向空中瞅着，慢吞吞的吸着烟。烟早就灭了，可是你没有注意。你的眼里弥漫着泪。看了你的可怜的软弱老态，人决想不到你能忍受这麽大的痛苦；而事实上，要不是你的一把年纪支持着你，你会忽然倒下去，用头撞着地或是桌子，你会哀伤的像孩子般痛哭着说：“让我说出来吧，我受不住。让我全说出来吧！”你不会吗？你会的，即使在一个後辈面前你也会的啊！
那麽，试想现在我能讲什麽呢？面对这个老人。
“这城里变的真厉害，”我说。我们於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谈到城隍庙，谈到地方上的奇闻，谈到最近两年来的收成，慢慢的，最後我们谈到他的女儿，徐立刚的妹妹。
这些自然是无聊话，敷衍话。当我们谈着时候，我深信徐大爷大概正跟我同样──我们心里同样回荡着另一件事。为了害怕，为了避免触到它，我们才提出这些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对着这个可怜老人我又能讲什麽呢？一切正如料想，他的田地近年来收成很坏，他平常很少想到它们；至於他们的小女，那个我最後一次看见她还用红绒绳紮着双道髻的淘气小女孩，她也早在两年前出嫁了。
接着我们又不得不静默下来。在我们谈话中间，柜子在卧房里响着，徐大娘终於走出来了。
“怎麽还不点上灯？”她精神很充足的问。
徐大爷将灯点上。
徐大娘回到网櫈上。徐大娘手里拿个布包，一个，一层一层用布严密封裹起来的包裹。
“这是立刚的信，”她说，一面将包裹打开。
徐大娘小心翼翼的将布打开，剥开一层又是一层。最後有几封被弄污被摸破的旧信从里头露出来了，人很容易看出好几年来她都谨慎的保存着，郑重的锁在柜子里，每遇见识字的她就拿出来，它们曾经被无数的手摸过，无数次被打开过。
“你看这一封，”她从其中拣出一封顶醒凝的。“他怎麽说？”
我忍着苦痛把信接过来。这一封是从一个煤矿上寄来的，虽然我很不情愿，也只得存着为了满足一个孩子的心情从信封里抽出信纸。
父亲大人：来信敬悉。我在这边差称平顺，以後最好少写信来。妹妹年纪还轻，似不必急於订婚；不过你跟母亲既然主意已定，事情原委我不清楚，很难参加意见。总之只要她本人将来满意就好。说到回家，恐怕对大家都不方便，只有将来再说了。……
这些信的内容徐大娘大概早已记熟了，只要看信封上的记号她就准知道里面说什麽了，但是她的老眼仍旧毫不瞬转的盯着我，留心听每一个字，好像要把它们捉住。很可能，这些字在她听去很可能一遍比一遍新鲜。
“他说他身子壮吗？”看见我停下来，她唠叨着问。
“是的，”我把信交还她。“他说他身子很壮。”
於是第二封，从湖北一所监狱里寄来的。
“好几年前头，”她叹息说，“他蓦地里写了这个信，教家里给他兑钱。”
第三封，最後的没有发信地址的一封──
我考虑好多遍，每次我都想到将来你们总会明白，把写成的信撕了。但是最後我仍旧决定写，我不能教你们白白想念我。请跟母亲说吧，父亲，硬起心肠（心肠硬有时是有好处的）请跟她说以後别等我了。现在我很平静。只有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才乱，……父亲，以後全家都放在你身上，妹妹跟母亲都系在你身上，你要保重自己，要想开一点，千万别抛开她们。要留心母亲。要好好看待妹妹。我知道你不会责备我。最好忘记我，权当根本没有我这个儿子……
我念着，手不住的抖着。
“他为什麽说不回来了呢？”徐大娘怀疑的问我。“一千个好不如一个好，外面再好总没有家里好！”
大家都不作声。她的目光转到别处，望着空中，泪源源滚到老皱的脸上来。
“男孩子心肠真狠，不想想做娘的怎麽过的，出门就不回来了！”她硬咽着，颤巍巍的举起手去擦眼泪。“好几年不往家里打信，我常常想，不知道他是胖或是瘦，也不知道受不受苦……我连模样都猜不出──本来家里有他一张照像，後来人家说要来搜查，徐大爷给他烧了。”
难言的悲恸，强迫我走开。我小时候的游伴，高大像他父亲，善良又像他母亲的大头徐立刚在我心头活动，在我面前和我相对的，是他身後遗留给这个世界的两位孤苦无助的老人，我的眼泪同样要流出来了。我的眼睛转向旁边，看见桌子在我进来之前已经抹光，桌面上整齐的摆着四双筷子，先前我没有注意。这当然不是给我摆的。
“你们有客吗，徐大爷？”我低声问，打算作为告辞的理由。
徐大爷始终沉浸在他自己的哀愁中，不可知的思想中，或幻梦中。
“没有，没有客。”
老人抬起头来懵懂的瞅着我，後来终於明白我的意思，用几乎听不见的乾哑声音说：
“这是──这是她给他放的！”
天下事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并更令人永远难忘？这筷子是给“他”预备的，给好儿子徐立刚的！他死了好几年，从人世上湮灭好几年，还一年一年被等待，被想念，他的母亲还担心他胖了瘦了，每天吃饭她还觉得跟平常一样，跟他在家时候一样，照例坐在她旁边。难道当真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还有他们怎麽想呢？那些谋杀徐立刚的人，当他们枪毙他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母亲的心多仁慈，多广大，她的爱情多深吗？
请想想两个老人的惊慌吧，当我终於硬着头皮站起来向他们告辞的时候。
“怎麽，你要走吗，叔敖？你不在这里用饭？”徐大爷在後面大声呼喊。
徐大娘──她更加惊慌，跟小鸟一样，并且脸上还挂着泪呢。
“别走，叔敖……你明天还来吗？”她用更大的声音向我呼喊。
我尽可能赶快走出去，或是说逃出去──不来了，徐大娘；还有你，徐大爷！让我们以河水发誓，除非城墙夷为平地，永远不来了！
天不知几时黑下来了。我穿过天井，热泪突然滚到脸上，两个老人从後面追上来，直把我送出大门。街上没有灯火。所有的居民都已回到他们自己家里，他们的温暖的或不温暖的老巢里了。在上面，满天星斗正耿耿望着人间，望着这个平静的住着两个可怜老人的小城，照耀着寂无行人的街道。我摸索着沿街走下去，风迎面吹过来，一个“叫街”的正远远的不知在何处哀呼。两个老人继续留在门口，许久许久，他们中间的一个──徐大爷在暗中叹了口气；他们中间的另一个──徐大娘说城门这时候大概落了锁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
[book_title]说书人
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桌子和板凳是他向庙祝租来的。他说武松在景阳岗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学鲁智深大吼，喽罗们呐喊。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这无疑是一种贱业。我不知道别人对於这种职业抱的态度；但是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即使现在，我仍会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麽英雄，什麽将军，什麽学者，什麽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的写上
──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我很难说出所以要如此决定的理由；也许这是唯一的理由，我觉得这种职业可爱，另外，或者我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
实际上我们全被迷住了。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後，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其实只剩下了个数百年前的大盗刘唐，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莽夫武松──这时候，即使过後回想起来，还有什麽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在我们这些愚昧的心目中，一切曾使我们欢喜和曾使我们苦痛的全过去了，全随了岁月暗淡了，终至於消灭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等到我们稍微安闲下来，他们便在我们昏暗的记忆中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跟这些人物一起，我们还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难拔去的吗？时光於是悄悄的过去，即使是在这小城里，世人最不注意的角上，它也不曾停留。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我每次到这小城里来第一个总想到他。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渐渐的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吐血。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他的嗓子塌了，瘖哑了。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後来五个，再後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
接着是谁都能想到的极自然的结果，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而最重要也是最不幸的，乃是他时常发病，他不能按时开书，有时候他要在中间停好几天。
最後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听说书人的书。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我感到一阵失望，城隍庙原先我们看来多麽热闹，现在又如何荒凉；它的大殿原先在我们心目中是多麽雄伟，现在又如何卑陋；先前我们以为神圣的现在又如何可怜了啊！
“说书的还没有来吗？”我忍不住问。
卖汤的说他正害病──
“他好几天没有来了。”
第二天说书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经意走着，一副灵柩从後面赶上来，我停在路旁让他们过去。他们是两个杠手，另外跟着个拿铁铲的。
“你们抬的是谁？”
“说书的，”他们中间有人回答。
“说书的死了？”
他们大概认为我的话没有意思，全不作声。
“他怎麽死的？”因此我接着问。
“吐血。”
“他病的很长远吗？”
“不，不长远，七八天前他还说书。”
“他家里人呢？他家里有人吗？”
“他压根儿没有家。”
“那麽他也没有儿子吗？”
“谁知道！我们没听说过。”
他们顺着大路到郊野上去。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我跟在他们後面。这所谓灵柩，其实只是一卷用绳子捆着的芦蓆，说书人的脚从蓆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
我们全不说话。关於说书人，他既然在世界上没有留下家族，他既然在临死的前几天还必须勉强支持着出去说书，我们还有什麽可谈？接着我们转上小路，埋葬的人不久便越过一个土坡，在乱葬岗上停下来了。有谁看见过乱葬岗吗？一片接连着阡陌的荒地，累累的无主坟墓，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就在这里，他们在这些永不会有人来祭扫，人家把他们埋葬後便永远将他们遗忘掉的荒塚中间掘了个坑，然後把说书人放下去，将泥土送下去。
“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当他们把说书人放下去时候，内中有一位嘲弄的说。
我在旁边看着，毫不动弹的站着。一点不错，说书人，现在你的确应该带着你的书到地下去了；但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当你支持着你的病体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动过多少人，你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的多麽远吗？你也曾想到这一层，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吗？我站着，直到新的坟墓从地面上耸起来，埋葬的人吸着了烟，然後抛下他们掩埋的新坟走了，不见了，郊野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是怎麽回事？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凡是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前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麽近，现在又多麽远，多麽渺茫，多麽空虚！……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
[book_title]灯
黄昏从空中降下来了，降落到小城的屋背上和小胡同里了。卖煤油的远远从小胡同的转角上出现，肩上担着挑子。
“卖煤油啊！梆！梆梆！”他喊着，敲着木鱼。
胡同里没有人。一条狗望望他，接着又自行走开。有个门响着，有人从里头走出来。
“卖煤油的！”走出来的人站在门口台阶上喊，手里端着灯。
梆！梆梆！卖煤油的在台阶前面停住，挑子放到街沿上了。这是个装着架子的煤油桶，另一头配一口箱子，上面贴着红斗方，里头放的是各种杂货：火柴、香烟、纸、糖和烟丝。
买油的说：“打四两。”
“不说也知道。”卖煤油的接住灯。
卖煤油的用提子把油吊出来，量够了数目。
“自来火又涨价了？”
“又涨价了！”
卖煤油的并不高兴，比打油的还不高兴。他数过钱──梆梆！从新担起挑子。
“越涨越没利看！”他回头又加上一句。“你想想──馒头现在几个钱一斤？从前自来火三钱两盒，赚你一个；现在三十钱一盒，不说谎，看你两个半制钱！”
在冷落的小胡同里，卖煤油的担着挑子，木鱼敲的动天响。他有他的调子：梆！梆梆！他有他的老声音，从来不变的声音：卖煤油啊！挑子活跃的跳动着，他就这样顺着胡同走下去，一路上迎着他是开门关门的响声。
“喂，卖煤油的！”又有个小门打开，又有个声音向他喊。
这喊他的是个老太太，一听下面的谈话就知道。
“你真是上辈子烧香烧来的福气，老斋公，娶这麽一房好媳妇，两天点一灯油！”卖煤油的看了看灯，一看他就准知道是新娘子的。
老太太喜欢的几乎把眼泪都流出来。
“会做活呢，”她说：“你给够数就好了！”
“老天爷是见证，”他赌咒没有十八两！
当他们谈话时候，远远的又有一个人喊了。卖煤油的担起挑子，极和气的跟老太太分了手。
“梆！梆梆！卖煤油啊！”他喊着，尽量敲着木鱼。
这一盏是厨房里的灯，上面落了许多灰尘。喊他的是个中年女人，脸红红的，被烟薰的满眼泪。
“该吃饭了，”没有放下挑子，卖煤油的就笑着招呼。买油的并不直接回答。
“有铜版纸吗？”她问。
“有，有！”
卖煤油的赶紧打好油，赶紧到另一头打开箱子，或是说他的杂货店。
“今天又是记账吗？”
“又是的！”
“可是前面老早三吊多了？”
“四吊多终归要还你的──怕什麽？跑了和尚跑不了寺！”
真没有办法！卖煤油的笑着叹口气；卖煤油的担起挑子；天渐渐暗下来了；小胡同里不再有人出现了。梆！梆梆！他顺着小胡同走下去，一路上喊着，比先前更响更急的敲着木鱼。所有的灯他都认识，只要摸摸他就知道是谁家的，甚至是谁用的。现在它们已经被点起来，光亮照耀着每间房子，不管是发霉的燻黑的整洁的倾倒的全照耀到了……梆！梆梆！木鱼越来越急，越响越远。最後只剩下空洞没有行人的小胡同，转个弯，他的影子随即消失在昏暗中。
可不是，他自己家里的灯也该点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
[book_title]邮差先生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但仍旧有许多剩余时间，每天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因此──再加上岁月的侵蚀，他的脊背驼了。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念着，将它们拣出来，然後小心的紮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麽远，远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的是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它们最多的大概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极幸运的从脚下飞起来，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紥腿带上。在这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他过去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於他的爱子所发的这种怨言，心里充满善意，他於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谁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於是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大声在过道里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後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一条狗激烈的在她背後叫着。她出来的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麽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他：
“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麽办呢？对於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於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慌张，他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全部送到，那麽在这个小城里，另外难道还会有什麽事等候他吗？虽然他有时候是这样抱歉，他为这个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了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的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book_title]狩猎
当大家谈起某一位乖张人物，在果园城，人不假思索便说“这是个孟安卿”。孟安卿有满腔壮志，正跟我们一样，年轻时候是个大空想家。在刚刚过了二十岁的那一年上，他变卖掉自己的全部家产，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故土──他出发了，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同时，给他的乡人抛下个哑谜。这就是他简单的一生。
然而他的一生并不就到此为止。
“你看他的样子，他好像永远不回来了，这个怪人！”他的乡人在他走後叹息。
这话不错，孟安卿确乎下了决心，决心不再见果园城了。试想他回来何干？看那座城头上的塔吗？尘土极深的街道吗？奸恶的脸吗？还是去看一去不回的河水？那麽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什麽是值得孟安卿留恋并使他不能忘记的呢？
可是我们必须说明，这只是一种极表面的看法；果园城确乎有他不能忘记的，也许应该反过来，有个不能忘记他的人在。他的姨表妹，气恼加上悲痛，为他哭了，甚至为这个狠心人病了。
“你没良心。走就走吧，谁拦着你了？可是总该、总该……”伤心的把脸埋在枕头上，她在床上想。
朱太太──那个姨母，邮政局长的寡妇。
“为他难过呢！什麽好东西？……像他这种人，我们挤上眼也找得来！”她的意思是说天下有的是好人才，她并不稀罕孟安卿做她的女婿。
对於这个好太太我们必须让步，我们得承认她光火有充分理由。两个小儿女在她眼中长大，正像两棵花儿。所有看见过他们的人早就自然的把他们当做夫妇，全以为他们终有一天要结婚的，在这长久的期待中，她在他们身上耗的苦心多麽多，寄的希望多麽大，而为着盼望他们快长大起来，她又怎样不由己的在暗中替他们努着力啊！一阵狂风，所有的美梦给吹散了。说真话她流的眼泪比她的女儿更多。看看她的女儿──这个生了长长的黑脸蛋的美貌小姐，她的两只大眼看人时候从下面滚上去，像在人家心上打闪；破颜一笑，小鼻子鼓动得多逗人爱；常常，她常常稳重的坐着，眉蹙起来，严密的闭着的嘴唇稍微向外突出，就像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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