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文学艺术,文集 [book_length]241557 [book_dec]作者胡适。该书主要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来熏陶国民人文精神和呈现现代汉语之美。在所有教育科目里，语文是最基础的必修科目，起到培养基础语言文字能力和熏陶国民人文精神的作用。语文一科民国时期称为“国文”，当时的国文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撰，由于百家争鸣、竞争激烈，出版者不得不精心编写，不少大学者也都加入到编写教科书的事业中来，所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教科书版本。《民国语文》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从中选出当下语文教材较少收入，但又影响深远、富有现实意义的经典文章，分为《公民》、《新知》、《文学》三个部分。《民国语文》所选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的典范传世作品，如胡适、鲁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梁实秋、林语堂、费孝通、任鸿隽、朱自清、张恨水等等，完美呈现了现代汉语之美。 [book_img]Z_14417.jpg [book_title]编序 就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我国唐宋古文复兴运动一样，复古或回到过去，有时恰恰是前进的一种曲折方式。近年来，随着近现代文史书籍的大量出版，国人得以重新发现一个“新”的民国，发现那段看似纷乱的历史中，其实蕴含不少跨时代的历史价值。因此，重新解读民国、了解民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思潮，出版界也因此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热。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当今僵化的应试教育产生质疑，对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日益不满，反思问题的关键，以期早日改良。当这个教育界的小潮流与重新发现民国的社会大潮流合二为一时，很多读者便开始关注起民国时期的教育来。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鼎革，民气初生，国民自有一股质朴的风度，所以有一阶段社会文明发展迅猛，人才辈出，出版业也较为繁荣。那时学校教科书的出版非常兴盛，很多民营出版机构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当时的权威学者、思想大家也投入到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中来，因此当时的教科书质量普遍相当高，对青少年的教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直至今天，很多老一辈民国人，对当年上学时使用的课本还念念不忘。 前几年，民国小学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重新出版，许多家长买来给孩子当课外书，结果大受欢迎，说明优秀老课本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不少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实际综合素质，要超过现在的普通大学生不少，这一点从当年中学语文教材选文之经典恰当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策划这本民国中学语文选粹，精选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章，融汇于一书，给读者呈上一部《民国语文》。希望读者借此比较思考，以古鉴今，得到一些有用的启迪。 我们在挑选文章时，尽可能选择近年来教材中未收入，但对于提高语文素养和塑造公民观念具有较高价值的典范文章，以便最大程度地体现时代差异性。因此，在现行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的经典文章，本书原则上不再收入。由于现行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言文范文与民国时期大体相同，所以，本书选文以语体文为主，不再收入古代文言文，只酌情收入少许近现代作家所写的文言名篇。另外，为了更全面地体现民国的时代精神，本书还特别收入几篇虽未选入当时的知名教材版本，但却影响深远，很值得国民一读的传世文章。 本书所选文章皆出自大家之手，内容博雅、文字清通，适合随时翻阅，细细品读，编者还精心为每篇文章加上了题解和延伸阅读，提升阅读趣味，以利读者快速掌握文章要旨。 “语文”者，与其说是学校的一个课目，不如说是国家语言文字之典范也。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语言文字的教育，也必不可少要起到培养公民观念、教化国民道德的作用。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课本式语文书，而是一部更广意义上的“国民语文”。因为选文经典恰当，体现民国时期本国语文之典范，展示出清新自在的“民国风范”，所以，本书除了是青年学子的公民语文素养经典读本，也是大众自我通识教育的一本好书。 阅读此书，在窥见别样语文、感受民国范儿的同时，若读者还因此产生深入了解民国人文历史的愿望，编者将荣幸之至。由于编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纰漏，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再版时改正。 是为序。 [book_title]作者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我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影响巨大。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教育家，历史学家。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康有为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湾，1990年在台北逝世。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的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鲁迅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主要著作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等。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枧头洲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5月6日，编辑出版《民铎》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9月1日至次年7月，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1926年1月至次年夏，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震。主要著作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等。 夏丏尊（1886～1946），本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别号丏尊，浙江上虞人。夏氏幼年在家塾读书，能作八股文，考取过秀才，曾留学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因家境贫困，尚未毕业，就辍学返国。历任浙江第一师范、上虞春晖中学、暨南大学等教职，著有《平屋杂文》，译有《爱的教育》等书，是与同时代的朱自清齐名的教育家。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漳州）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他的一生著述颇丰，在文学、语言学、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 任鸿隽（1886～1961），重庆垫江人，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撰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他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文（1866～1925），即孙中山先生，民国“国父”，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海峡两岸都备受敬重的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他在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人们惯称他为孙中山。 他是最早提倡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者之一，“起共和而终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学说亦影响深远，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代表作品有《建国方略》、《三民主义》。 俞平伯（1900～1990），祖籍浙江德清。其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父俞陛云为探花，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24岁时出版《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称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 潘大道（1888～1927），字力山，重庆市开县人，政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子学。其间加入同盟会。1918年春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贯中西，善于演讲，又多有新创见、新理论，深受学生欢迎。常为《雅言》、《大中华》、《甲寅》等杂志撰稿，是当时有名的专栏作者，有《力山遗集》行世。1927年创办《党论旬刊》。1927年10月14日被暗杀，不及救治而逝。 何仲英，生卒年不详。笔名种英，浙江绍兴人。曾任小学教师，绍兴《国民日报社》编辑。训诂学家。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年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后受蒋介石赏识，弃文从政。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1948年自杀。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一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成为不少高校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幼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后在新学风潮中，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考取官费生，和兄长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省怀宁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主要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民主人士。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对上古神话及《楚辞》、《周易》、《诗经》等有深入的研究。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被暗杀。著有《冬夜草儿评论》、《红烛》（诗集）、《死水》（诗集）、《楚辞补校》、《神话与诗》等，著名的《七子之歌》亦是他的作品。 张荫麟（1905～1942），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十八岁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批评梁启超而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四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兼授哲学、历史两系。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 任白涛（1890～1952），河南南阳人，新闻学家。1916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日本新闻学会，与周恩来相识，友谊甚笃。1920年回国，出版《应用新闻学》，创设中国新闻学社，1937年完成《综合新闻学》一书。1952年，周恩来电邀其赴京工作，不幸突患中风，8月31日病逝。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祖籍浙江绍兴。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教育家。1898年生于江苏海州。1916年考取北京大学，就读北京大学时，是新潮社的创社成员，参与五四运动，亦曾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朱自清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其后五六年之间，任教七所中学。27岁时，在俞平伯介绍下，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教书。1931年公费游历欧洲，在伦敦修读英国文学和语言学，次年回国。1948年，患严重的胃病。6月18日，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8月12日，因胃穿孔去世。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戏曲方面独树一帜，是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时人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加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歌集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等。 周昌寿（1888～1950），物理学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物理学著作的编译工作，译述甚丰，是早期向国内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物理学新成就的学者。参与物理学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材，影响和培育了几代物理人才。 丰子恺（1898～1975），原名润，又名仁，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浙江崇德（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新文化运动音乐艺术方面的重要启蒙者。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以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其漫画风格独树一帜，流传极广。丰子恺皈依佛门后与弘一法师共同创作的《护生画集》，是一部倡导戒杀护生思想的佛教奇书。代表作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等等。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字槱森，后改字志摩，浙江海宁人。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出生于富裕家庭，后留学英国。1923年，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创了新月派这一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他一生极力追求的“爱”、“自由”与“美”（胡适语），为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亦最后断送了他的生命。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张恨水以作品多产出名，在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近两千万言，堪称著作等身。 杜昌丁，清代松江府青浦县（今属上海）人，清代乾隆间曾任永春知州，为官清廉、有政声。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现属湖南娄底双峰县）人，清末“中兴名臣”之一。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后因丧母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他因势在家乡创办湘军，为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受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持家治学为政之术，在清末民国时期颇受政界推崇。 王了一（1900～1986），即王力，了一是他的字，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冰心（1900～1999），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他的父系为汉族，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即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21岁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受过的正规学校教育很少，是一个典型的自学成才的大作家，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代表作《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赞不绝口的纯美之作。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64年病逝于台北。 [book_title]公民 自由主义 胡适 题解 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毋庸置疑，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本文中，胡适指明：“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喷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主流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Arsthlia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惟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讲。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阅读延伸 胡适等著《人权论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罗尔斯《正义论》、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book_title]道德的勇气 罗家伦题解此文写于1938年初，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作者有感当时社会形势，呼吁年轻大学生养成道德的勇气，并给出四条具体的培养办法，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股人格提升的力量。要建立新人观，第一必须要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匹夫之勇”与“好勇斗狠”的勇，哪能相提并论？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罢，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只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者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吗？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一）知识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而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LivingandHigh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佣人猪喂了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三）意志的锻炼。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of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of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几十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四）临危的训练。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伟大的人格，只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黎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气的。十年以前，我和蒋先生闲谈。我说，我们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诸位呢？蒋先生沉默了一会，他说：“文天祥不可以成败论，其百折不回，从容就义的精神，真是伟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为，及其留下的教训，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文天祥最初不见用于乱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带新兵二万入卫。元朝伯颜函相兵薄临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讲解”。他以抗争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随从义士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又遭心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几乎性命不保，逃至扬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饥饿得不能走了；杜浒等募两个樵夫，把他装在挑土的竹篮中抬出。航海到温州起兵，转到汀州、漳州，经广东梅州而进兵规复江西。汉奸吴浚来说降他，他把吴浚杀了。江西的会昌、雩都、兴国、抚州、吉安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他的声势，一度振于赣北和鄂南。兵败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闽粤之间起兵，又由海丰、南岭打出来，在五坡岭被执，自杀不死，路过庐陵家乡绝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宾之礼说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他总是不屈，要求元朝杀他。若是不杀他，他逃出来，还是要起兵的。元朝也为这个理由，把他杀了。他在狱中除了作《正气歌》之外，还集杜诗二百首，这是何等的镇静！何等的从容！他就刑时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几句话，不特留下千秋万世的光芒，也是他一生修养成功的“道德的勇气”的充分表现。文天祥本来生活是很豪华的，经国难举兵以后，一变其生活的故态。他的行为，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败仗而决不灰心。当然他是文人，兵又是乌合之众的义兵，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胜仗，间有失败而不灰心，还容易；常打败仗而还不灰心，实在更困难。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几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现什么一种勇气？做事只要是对的，成败有什么关系？“若夫成功则天也”，是他最后引以自慰的一句话。文天祥出来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当时人人都能如此，元朝岂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人物！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进一步说，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阅读延伸《中国人的品格》 [book_title]“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 梁启超题解“知不可而为”是说人生要如何奋斗，要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坚信理想因此不计得失，敢于失败因此不惧失败，最终一定会是“大成功”。“为而不有”是希望我们奋斗的目标，不出于私欲而出于自愿，不为利益自己而为服务大众，人生的境界便“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这两点也是梁任公一生真实的写照。今天的讲题是两句很旧的话：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是“为而不有”。现在按照八股的作法，把它分作两股讲。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很少。“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我的见解便是（一）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二）老子的“为而不有”。“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它有没有效果。”今天讲的并不是诋毁功利主义。其实凡是一种主义皆有它的特点，不能以此非彼。从一方面看来，“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中国物质文明进步之障碍也未可知，但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却有绝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明它享用它。“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它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的去做。这个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比方乡下人没见过电话，你让他去打电话，他一定以为对墙讲话，是没效果的，其实他方面已经得到电话，生出效果了；再如乡下人看见电报局的人在那里乓乓乓乓的打电报，一定以为很奇怪，没效果的，其实我们从他的手里已经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得到了。照这样看来，成败既无定形，这“可”与“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这句话似乎是很滑头，其实他是看出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别人心目中有“不可”这两个字，孔子却完全没有。“知不可而为”本来是晨门批评孔子的话，映在晨门眼帘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为”，实际上的孔子是“无可无不可而为”罢了。这是我的第一层的解释。进一步讲，可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是连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指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比方我今天讲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们听完了，就算是你们的成功。到底宇宙有圆满之期没有，到底进化有终止的一天没有，这仍是人类生活的大悬案。这场官司从来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这类的裁判官。据孔子的眼光看来，这是六合以外的事，应该“存而不论”。此种问题和“上帝之有无”是一样不容易解决的。我们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决超人的问题。人不能自举其身，我们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讲超人的人生，只从小段片里讲人生。人类在这条无穷无尽的进化长途中，正在发脚蹒跚而行。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比到宇宙圆满时候，还不知差几万万年哩！现在我们走的只是像体操教员刚叫了一声“开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万万年后的成功，岂非梦想？所以谈成功的人不是骗别人，简直是骗自己！就事业上讲，说什么周公致太平，说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说什么释迦牟尼普渡众生。现在我们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哪里？大家说是周公的成功，其实是他的失败。“六王毕，四海一”，这是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了，但仔细看看，他所统一的到底在哪里？并不是说他传二世而亡，他的一分家当完了，就算失败，只看从他以后，便有楚汉之争，三国分裂，五胡乱华，唐之藩镇，宋的辽金，就现在说，又有督军之割据，他的统一之功算成了吗？至于释迦牟尼，不但说没普渡了众生，就是当时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渡。所以世人所说的一般大成功家，实在都是一般大失败家。再就学问上讲，牛顿发明引力，人人都说是科学上的大成功，但自爱斯坦之相对论出，而牛顿转为失败，其实牛顿本没成功，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就是了。近两年来欧美学界颂扬爱因斯坦成功之快之大无比矣，我们没学问，不配批评，只配跟着讴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顿的例看来，他也算是失败，所以无论就学问上讲就事实上讲，总一句话说：只有失败的没有成功的。人在无边的“宇”（空间）中，只是微尘，不断的“宙”（时间）中，只是段片。一个人无论能力多大，总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后人，这好像一人忙极了，有许多事做不完，只好说“托别人做吧”！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全体中抽出几万万分之一点做做而已，但这如何能算是成功？若就时间论，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孔子说“死而后已”，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来继续。所以说继继绳绳，始能成大的路程。天下事无不可，天下事无成功。然而人生这件事却奇怪的很，在无量数年中，无量数人所做的无量数事，个个都是不可，个个都是失败，照数学上零加零仍等于零的规律讲，合起来应该是个大失败，但许多的“不可”加起来却是一个“可”，许多的“失败”加起来却是一个“大成功”。这样看来也可说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做失败事的。你想不失败吗？那除非不做事。但我们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饮食也是事，言谈思虑也是事，我们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吗？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佛劝人不做事，便是劝人不做人。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这样看来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为”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为”的人。不过孔子是“知不可而为”，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为”罢了。“不知不可而为”的人，遇事总要计算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总结与事实绝对不能相应。成败必至事后始能下判断的，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做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算盘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败的事都不敢做，而为势所迫，又不能不勉强去做，故常说：“要失败啦，我本来不愿意做，不得已啦！”他有无限的忧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苦恼里。算盘打得不精密的人，认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时间内欢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发见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结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完全暴露，于是千万种烦恼悲哀都凑上来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结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欢去做，继后失败了灰心丧气的不做，比前一类人更糟些。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从这种境界里过数十年，那么，生活便只有可悲更无可乐。我们对于人生真可以诅咒，为什么人来世上作消耗面包的机器呢？若是怕没人吃面包，何不留以待虫类呢？这样的人生可真没一点价值了。“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遇事先计划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么，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做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做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第一股做完了，现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的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做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得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像己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磁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人应该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天天在那里哭，小孩子并不知为什么而哭，无端的大哭一场，好像有许多痛心的事，其实并不为什么。成人亦然。问他为什么吃？答为饿。问他为什么饿？答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问他为什么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问“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上半截的“无为”，把下半截的“无不为”忘掉了。这的确是大错。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要是说什么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讲五千言的《道德经》呢？“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这两种主义的概念，演讲完了。我很希望它发扬光大推之于全世界。但要实行这种主义，须在社会组织改革以后。试看在俄国劳农政府之下，“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人比从前多得多了。社会之组织未变，社会是所有的社会，要想打破所有的观念，大非易事，因为人生在所有的社会上，受种种的牵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观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给。比方作教员的，如果不要报酬，便立刻没有买书的费用。然假使有公共图书馆，教员又何必自己买书呢？中国人常喜欢自己建造花园，然而又没有钱，其势不得不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去找钱，这还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公共花园的缘故吗？假使中国仿照欧美建设许多极好看极精致的公共花园，他们自然不去另造了。所以必须到社会组织改革之后，对于公众有种种供给时，才能实行这种主义。虽是这样说法，我们一方面希望求得适宜于这种主义的社会，一方面在所处的混浊的社会中，还得把这种主义拿来寄托我们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凉的地方。我看这种主义恰似青年修养的一付清凉散。我不是拿空话来安慰诸君，也不是勉强去左右诸君，他的作用着实是如此的。最后我还要对青年进几句忠告。老子说“宠辱不惊”，这句话最关重要。现在的一般青年或为宠而惊，或为辱而惊。然为辱而惊的大家容易知道，为宠而惊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为宠而惊的比较为辱而惊的人的人格更为低下也说不定。五四以来，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底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觉会做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与欧美比一比，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许多虚荣心罢了。他们在报上出风头，不过是为眼前利害所鼓动，为虚荣心所鼓动，别人说成功，他们便自以为成功，岂知天下没成功的事？这些都是被成败利钝的观念所误了。古人的这两句话，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在脑子里多转几转，把它当做失败中的鼓舞，烦闷中的清凉，困倦中的兴奋。阅读延伸《梁启超经典文存》 [book_title]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 钱穆题解一个民族历尽艰险仍能屹立不倒，必然有他的克难精神所在，一种文明于跌宕起伏中仍传承不辍，也必然有他的克难精神所在。钱穆先生在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就是“义气”，也就是因为这一股“义气”历史上有多少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如《正气歌》所唱“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章通过“义命之辨”和“义利之辨”号召国人摒除私欲，养“浩然之气”，共克艰危。中国文化绵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拥有最悠久的历史，因此其所经艰难困苦，亦特丰富，远非其他短演民族可比。由此养成了中国民族特有的克难精神，常能把它从惊险艰难的环境中救出。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族，中兴夏业，可算是中国史上最先的一位克难英雄。此下如春秋时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复兴卫国，又绵延了它五百年的国运。其次如春秋末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灭强吴。稍后到战国，如燕昭庄用乐毅，复兴燕国，卒报齐仇，而齐亦有田单，困守即墨孤城，终亦收复失地。如此之类的历史实例可称俯拾即是。但这些尚都在中国民族还未凝成一大统一的国家之前，比较是偏于地方性的小范围以内事。下到秦始皇创建统一政府，此后中国所经内忧外患，两千年来，种种惊涛骇浪，更属艰险，更属巨大，但中国民族终能逐步加以克服，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民族所有历史中完整依然，屹立无恙，所以说到克难精神，中国民族之伟大表现，就今天而论，可说是举世无匹。现在要问的，上文所谓“克难精神”，究竟是那样一种的精神？换言之，中国人惯常凭借着何种样的精神来克服诸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主要的是凭仗着一股气。气不壮，气不足，非难亦难；气壮气足，难亦非难。旧说称之为一股气，新说则称之为一股精神。我们要克服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凭仗这一股气。人生也只凭仗一口气，没有那一口气，又如何克得难？宋末文天祥国亡被俘，在牢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中间列举许多历史人物，全是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下发扬正气，虽然在当时只是大节不移，临危受命，但天地间只要有正气流行，自然邪不克正，一切艰难只是由邪恶之气所鼓荡，所激成，正气发扬了，邪气自然消散。这一种天地正气，在孟子书里则称之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由积义所生，至今在中国社会上还流行着“义气”二字，我们可以说，义气便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倡的克难精神。何以说义气便是克难精神呢？这里便应该先明白“义”字的界说与内涵。要明白义字的界说和内涵，先该明白得“义、利”之辨和“义、命”之辨。本来人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趋利、舍失趋得、舍危趋安、舍死趋生的。但有时却外面环境不许我们有利、有得、有安、有生，四面八方、满限满身，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这一种局面，正是我们之所谓难。最难的在于只见害不见利，只见失不见得，只见危不见安，只见死不见生，使人无可趋避无可抉择。在此环境下，叫你转身不得，无路可走。我们一旦过此环境，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与打算，全用不上，那时则只有另作计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抉择上用心，因为在这方面用心也全成白费，于是我们只有另辟一道起，另作别一种的打算，只问我对这事该不该如此做，却再不去问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这该不该如此做，便是一个“义”的问题。我该如何做即如何做，至于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那是外面环境的力量，现在则此种力量压迫得太紧缩太严重了，使我无从努力，无可用心，则只有诿之于命，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虑，这里便是所谓义、命之辨。义只是尽其在我，只是反身内求，我究竟该如何做，至于做了后的外面影响，我只有置之不问，说这是命，非人力所预。列子书中曾有一篇题名“力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时奈他不得，力量在我的，我只问这番力该如何使便如何使。所以中国传统教训，特别看重“知命”。《论语》二十篇的最后一句，便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知命，便可不愿外面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把一切打算，一切计较，搁置一旁，专问此事该不该，义不义，如此心归一线，更没有多打算，多计较，自然气壮气足，外面一切困难，也不觉是困难了。困难的在于谋利而不得利，转反得害：喜得而不易得，转反易失；求安而不得安，转反得危；贪生而不见生，转反见死，那才是为难的局面。若我能把这一局面根本推在一边，不去多理会，专一反身来问这刻的我究该如何，这便是所谓义命之辨，内外之辨。人能如此用心，自然只见有我不见有外面，只有我没有外面，自然唯我所欲，更无困难可以阻挡，那外面尽多困难，也自然克服了。但这是说到极端的话。外面环境很少遭遇到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只见有死不见有生的境界。惟其有利害可别，有得失可较，有安危可商，有生死可择，人人遂一意在此上用心打算计较，却忽忘了该不该，义不义。然而外面环境究竟是复杂的，变动的，我见为利而转成为害，我见为得而转成为失，我见为安而转反是危，我见可生而转反得死，随时随处有之。人的聪明有限，外面变化，哪里能全部预见，全部肯定？如是则转增惶惑，转多顾忌，本来并不难，却见荆棘丛生，寸步难行。何如你在并不十分困难的处境下，早当做十分困难的环境看。你早就不要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那些并无十分确切把握的计较上计较，那些并无十分确切凭据的打算上打算。你早就心归一线，只问我此事该不该，义不义，更不要计较外面那些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岂不更单纯、更直捷、更简单、更痛快。如此你气自壮自足，外面真实有难也不见难，何况外面真实并不甚难，你自多计较，多打算，心乱气馁，反而不难也见其难。现在则心定气足，义无再虑，义不反顾，那样则转而不谋利而自得利，不求安而自得安，不欲得而自无失，不惜死而自有生。这是所谓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并不叫人舍利求害，只是指点人一条真正可靠的利害别择的正道与常规。人若明白得义利之辨，义命之辨，一切事都问个该不该，义不义，更不问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如此积而久之，自然心定气壮，便见有所谓浩然之气。孟子又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可以塞于天地之间。”何以说浩然之气是“至大”呢？因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打算，是人人而殊的，你见为利，别人或许是害。你见为得，别人或许是失。这些打算全是小打算，这些计较全是小计较。只有义不义，该不该，你如此，我亦如此，任何人都如此，这是大计较大打算。你一人在计较，不啻是为大众计较；你一人在打算，不啻是为大众打算。任何人处此环境，遇此事变，也只该如此计较，如此打算。心胸大气魄大，面前的道路亦大，所以说是至大。何以又说是“至刚”呢？因为你若专为得失利害安危死生打算，本来如此打算见有利，若觉无利有害，你岂不要再作计较，再有打算？你若专为该不该义不义着想，不论前面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种种反复，种种变化，你早打算定了，该做即做，不该做即不做，勇往直前，再也不摇惑，不游移，岂不是刚吗？何以又说是“至直”呢？惟其心归一线，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是义，四围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全不顾，那条路自然直的，不是曲的邪的了。利如此，害来也如此。得如此，失来也如此。安如此，遇危也如此。生如此，临死还是如此。你如此，我如此，任何人到此境界，遇此事变全该如此，所以说塞于天地之间，正见其无往而不如此。若为私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打算，即一人一打算，一时一打算，你的打算与我不相关，此刻的打算与前一刻后一刻不相关，那真是渺小短暂之极，又何能塞于天地之间呢？试问那渺小短暂的打算处处隔阂，时时摇动，岂不要不难亦难。那种至大至刚以直而塞乎天地之间的大打算，岂不可以难亦非难，克服一切困难而浩然流行呢？这种义气，亦可说是公道，这是一条人人都该如此走的路道。照着这一条公道走路的人，便是有义气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克服一切困难。换句话说，正因人不肯照这一条公道走，没有义气，所以才有种种困难发生。可见只要人人照此公道走，人人知重义气，一切困难也就自然消散，自然克服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风尚，正因为一向就看重这一种公道与义气，所以遂养成了举世无匹的一种克难精神。但这一种气，却贵能“养而无害”，个人如是，全社会更如是。此刻我们的国家社会正遇到空前大难，这一种大难之来临，正为人人先失掉了正义感，人人不照公道走，人人都从自己个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计较打算，社会没有公道，没有正义，各个人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哪能一致？人人为自己打算，不为公正道义打算，人人在目前环境上计较，人人认为自己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前途，结果则前途愈窄，命运愈惨，大难当前，莫之奈何。那些全是邪气，非正气；全是私道，非公道。此刻要回头克难，只有大家觉悟，大家莫再在个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打小算盘，作私计较。大家崇奉公道，奖励正义。历史上那些守死善道激扬正气的人物，像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皆当衷心崇拜，刻意推敬。社会上朋辈中只要是守公道奉正义的人，吾们都该竭力敬重，加意阐扬。只有大的刚的直的可以发生力量，打破难关。一切小计较，阴柔气，歪曲相，都该扫除。如是由一人推到十人百人，由一团体推到十百团体，社会正气日张，公道日宏，一切难关，无不可以打破，无不可以克服。人心感召，极快速，极坚强。舍此之外，更无其他妙法奇计。命运永远将摆布人、捉弄人，人人只得面对着害的、失的、危的、死的路上一步步的挨近。这是当前事实，明白告人，还不值得我们的警觉吗？这不是一人两人的责任，却是大家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提倡克难精神，只有发扬民族正气。阅读延伸钱穆《人生十论》、《国史大纲》 [book_title]怎样才配称做现代学生 蔡元培题解几乎每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对于学生，人们总是会希望很多，要求也很多，文章所列民国“现代学生”的条件，也许要算是老生常谈了，只是这些老生常谈对我们真正的“现代学生”来说又做到了多少呢？一般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女，住着男女同学的学校，就可以算做现代学生么？或者能读点外国文的书，说几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口开河”的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文学，也配称做现代学生么？我看，这些都是表面的或次要的问题。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一）狮子样的体力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做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为文事的缘故，不料积久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的关系。古时文士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需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文。不料到后来，被一般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儒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的摧残下去，流毒至今，一般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父母，哪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先天上既虞不足，而学校教育，又未能十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上也就大有缺陷。所以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茂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新近有一位留学西洋多年而回国不久的朋友对我说：他刚从外洋回到上海的时候，在马路上走，简直不敢抬头，因为看见一般孱弱已极、毫无生气的中国男女，不禁发生恐惧和惭愧的感觉。这位朋友的话，并不是随便邪说。任何人刚从外国返到中国国境，怕都不免有同样的印象。这虽是就普通的中国人观察，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也好不了许多。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现今欲求增进中国学生的体力，唯有提倡运动一法。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二十余年之久，对于体育一项的设备，太不注意。甚至一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至于健身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了。运动机会既因无“用武地”而减少，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痼症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就拿本年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而论，我国运动员的成绩比起日本来，几于处处落人之后。较可取巧的足球，日本学生已成我劲敌。至于最费体力的田径赛，则完全没有我国学生的地位，这又是何等可羞耻的事！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尝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外人以我国度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二）猴子样的敏捷“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二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时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发展迅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一个最大的原因。吾人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大街两旁道上走路的人，也都是迈往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行迟，像中国人所常有的样子。再到他们的工厂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手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无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里、实验室里，一切行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将来的成就也自然的多起来了。掉转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形，一般人的行动颟顸迟缓，姑置勿论；就是学校里的学生，读书做事，也大半是一些不灵敏。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学生，国文不能畅所欲言；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未必能看外国文的书籍。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脑筋迟钝，实在是由于习惯成自然。所以出了学校以后，做起事来，仍旧不能紧张，“从容不迫”的做下去。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行动，我说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是由于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我们可以用华侨子弟和留学生来做证明：在欧美生长的中国小孩，行动的敏捷固足与外国小孩相颉颃；而一般留学生，初到外国的时候，总感觉得处处落人之后，走路没有人家快，做事没有人家快，读书没有人家快，在课堂上抄笔记也没有人家写得快、记得多，苦不堪言；但在这样环境中吃得苦头太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一切行动也就渐渐的会变快了。所以留学生回国后一切行动，总比普通一般人要敏捷些。等待他们在百事迟钝的中国环境里住的时间稍为长久一点，他们的迟缓的老脾气，或者也会重新发作的。就拿与人约会或赴宴会做例子，在欧美住过几年的人，初回国的时候，大都是很肯遵守时间，按时而到；后来觉得自己到了，他人迟到，也是于事无益，呆坐着等人，还白白糟蹋了宝贵的时间，不如还是从俗罢。但是这种习惯的误事和不便，是人人所引为遗憾的。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应当积极纠正的。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哪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的。况且凡百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据进化论的昭示，我们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却是人类在这比较安舒的环境中，行动渐次变了迟钝，反较猴子略逊一筹，而中国人的颟顸程度更特别的高。以开化最早的资格，现反远居人后，这是多么惭愧的事！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了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三）骆驼样的精神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一般国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能上轨道不可。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抑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的，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阅读延伸《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book_title]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题解无论是胡适写作此文的年代，还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几乎相同。胡适先生在几十年前对大学毕业生的赠语，今日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今天刚毕业的学生照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而对于已经毕业，工作了几年的青年，看到此文，是不是如胡适所说，依然保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兴趣爱好和一点点信心呢？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阅读延伸胡适《人生大策略》 [book_title]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题解鲁迅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文人，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也是很前卫的，鲁迅理解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但不意味着子女教育成功就是逼迫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修炼，实现“望子成龙”的目标。教育子女或者说“管教子女”，鲁迅指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不要视孩子为“缩小的成人”。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就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养成他们（子女）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这些话今日读之依旧令人警醒。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1]，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2]，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生命何以必须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3]，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阿夫人：“我吗？”欧：“谁能及得上你。”阿夫人：“我！你的母亲！”欧：“正为那个。”阿夫人：“我，生你的人！”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4]（Eugenics）者的处置。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5]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豀”[6]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7]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8]。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9]，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10]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11]未曾结婚，不闻他侘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12]，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豀，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豀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13]，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一九一九年十月注释[1]圣人之徒——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2]伦常——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3]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4]善种学——即优生学，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5]老复丁——从老年回复壮年。[6]勃豀——指婆媳争吵。[7]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8]万年有道之长——久远的意思。这是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9]举孝，孝悌力田，孝廉方正——都是古代选拔官吏的办法。[10]割股——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11]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终身不娶。[12]哭竹，卧冰，尝秽——哭竹，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13]《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孔门后学所述。阅读延伸王朔《致女儿书》 [book_title]谈动 朱光潜题解本文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一篇，是朱光潜先生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是在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作者用了这态度谈读书，谈作文，谈社会运动，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无论在哪一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这忠告来。俗话说，闲愁最苦，因此朱光潜对青少年消解闲愁的建议便是：谈谈笑笑，跑跑跳跳。朋友：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暮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辞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样来叙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之知，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景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皈依自然，不当存有嗔喜贪恋；我景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看与爱；我景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立涌，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朋友，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违反自然，烦恼才乘虚而人，要排解烦闷，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有机会发泄。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它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它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地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由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愈觉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想自杀，幸而他的文机动了，埋头两礼拜著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自杀的念头也打消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浇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郁的道理。总之，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疏，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欢喜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零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座，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么，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晨间把一百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暮间把一百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他又尝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你的朋友　孟实阅读延伸《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修养》 [book_title]谈静 朱光潜题解本文系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三封信，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作者旅欧期间。上一篇谈动，这一篇谈静，写出人生两种乐趣。作者所谈的静，是心界的空灵，不是物界的沉寂。于静中可以领略趣味，对求学处事具有很大帮助。朋友：前信谈动，只说出一面真理。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所谓“感受”是被动的，是容许自然界事物感动我的感官和心灵。这两个字涵义极广。眼见颜色，耳闻声音，是感受，见颜色而知其美，闻声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颜，同一和声，而各个人所见到的美与和的程度又随天资境遇而不同。比方路边有一棵苍松，你看见它只觉得可以砍来造船；我见到它可以让人纳凉；旁人也许说它很宜于入画，或者说它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再比方街上有一个乞丐，我只能见到他的蓬头垢面，觉得他很讨厌；你见他便发慈悲心，给他一个铜子；旁人见到他也许立刻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这几个人反应不同，都由于感受力有强有弱。世间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固然由于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强烈。比方诗人和美术家，你见不到的东西他能见到，你闻不到的东西他能闻到。麻木不仁的人就不然，你就请伯牙向他弹琴，他也只联想到棉匠弹棉花。感受也可以说是“领略”，不过领略只是感受的一方面。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汉只管满口吞咽，会喝茶的人却一口一口的细啜，能领略其中风味。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决不至于岑寂，也决不至于烦闷。朱子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种绝美的境界。你姑且闭目一思索，把这幅图画印在脑里，然后假想这半亩方塘便是你自己的心，你看这首诗比拟人生苦乐多么惬当！一般人的生活干燥，只是因为他们的“半亩方塘”中没有天光云影，没有源头活水来，这源头活水便是领略得的趣味。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也由于修养。大约静中比较容易见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条定律说：两物不能同时并存于同一空间。这个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说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灵。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远不沉寂的。你的心境愈空灵，你愈不觉得物界沉寂，或者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你的心界愈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嘈。所以习静并不必定要逃空谷，也不必定学佛家静坐参禅。静与闲也不同。许多闲人不必都能领略静中趣味，而能领略静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闲。在百忙中，在尘市喧嚷中，你偶然丢开一切，悠然遐想，你心中便蓦然似有一道灵光闪烁，无穷妙悟便源源而来。这就是忙中静趣。我这番话都是替两句人人知道的诗下注脚。这两句诗就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大约诗人的领略力比一般人都要大。近来看周启孟[1]的《雨天的书》引日本人小林一茶的一首徘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觉得这种情境真是幽美。你懂得这一句诗就懂得我所谓静趣。中国诗人到这种境界的也很多。现在姑且就一时所想到的写几句给你看：“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古诗，作者姓名佚。“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陶渊明《时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目送飘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叔夜《送秀才从军》。“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摩诘《赠裴迪》。像这一类描写静趣的诗，唐人五言绝句中最多。你只要仔细玩味，你便可以见到这个宇宙又有一种景象，为你平时所未见到的。梁任公的《饮冰室文集》里有一篇谈“烟士披里纯”[2]，詹姆斯的《与教员学生谈话》（James：TalkstoTeachersandStudents）里面有三篇谈人生观，关于静趣都说得很透辟。可惜此时这两部书都不在手边，不能录几段出来给你看。你最好自己到图书馆里去查阅。詹姆斯的《与教员学生谈话》那三篇文章（最后三篇）尤其值得一读，记得我从前读这三篇文章，很受他感动。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昧，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帮助。释迦牟尼在菩提树阴静坐而证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古今许多伟大人物常能在仓皇扰乱中雍容应付事变，丝毫不觉张皇，就因为能镇静。现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这潮流里，自然也难免跟着旁人乱嚷。不过忙里偶然偷闲，闹中偶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裨益。你多在静中领略些趣味，不特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们看着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是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你并不必多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中间的无上至乐。你有时大概也发生同样感想罢？眠食诸希珍重！你的朋友　孟实注释[1]周启孟——即周作人。[2]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之音译。阅读延伸《无言之美》、《谈文学》 [book_title]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题解作者1922年曾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此篇为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院的演讲。梁启超的演讲大多生动有趣，谈及问题深入浅出，能够用大量身边的实例引起听众（读者）的共鸣。本文所谈的“趣味”，不仅仅是做学问的纯粹动机，还是生活的一种豁达信念，这既是作者的真实体悟，也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一颗拳拳之心。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面，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隔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错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第三，深入的研究：趣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