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学常识 [book_author]郑振铎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01225 [book_dec]可以没知识，不能没常识。 《中国文学常识》撷取木心启蒙读物之一、《文学回忆录》之框架和灵感来源——《文学大纲》之精髓。郑振铎写的《文学大纲》，木心反复看了很多遍，以至于50年后，他到纽约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时，基本上都还是沿袭了很多郑振铎的观点。 《中国文学常识》内容上起公元前4世纪商代中叶，下迄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不仅涉及文学，还兼及史学、古籍、文字、绘画等，注重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用新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对中国历代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脉络清晰，材料丰富。书中有郑振铎先生鲜活的口语表达，也有许多神来之笔。 《中国文学常识》是丰富知识储备、提高人文修养的理想读本。 [book_img]Z_11864.jpg [book_title]第一章 诗经与楚辞 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文学，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中国在她的文学史的第一章，乃与希腊与印度不同，中国无《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无《摩诃波罗多》与《罗摩衍那》，乃至并无一篇较《伊利亚特》诸大史诗简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现中国古代的国民性与国民生活和伟大的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人物，足以供构成史诗资料的，当然不在少数，却仅能成为简朴如人名、地名字典的编年史与叙事极简洁的《史记》的本纪或列传中的人名，而终于不能有一篇大史诗出现。我们不能相信，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各地乃绝对的没有产生过叙述大英雄的、国民代表的伟大事迹的简短的民歌；但其所以不能将那许多零片集合融冶而为一篇大史诗以遗留给我们者，其最大原因恐在于：那时没有伟大天才的诗人如所谓荷马、跋弥之流以集合之、融冶之；而其一小部分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大学者如孔丘、墨翟之流，仅知汲汲于救治当时的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国民文学资料的保存的重要。因此，我们的在古代的许多民间传说，乃终于渐渐地为时代所扫除、所泯灭而一无痕迹可寻了。这真是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损失！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这两部大作品，都是公元前3、4世纪后商之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汉中叶）的出产物。《诗经》是公元前3、4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诗经》内容甚杂，但以民间诗歌为最多）；《楚辞》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中国南部的作品的总集，其中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古代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作品了。虽然有几篇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26世纪，如《吴越春秋》所载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以为是黄帝时作，又如《帝王世纪》所载之《击壤歌》，《尚书大传》所载之《卿云歌》三章，相传以为尧、舜时作之类，虽我们不能说其伪迹如明人所作之《皇娥歌》《白帝子歌》之明显，然其真实之时代我们却绝不能断定能较《诗经》更早至1、2世纪以前。记载这些诗歌的书，本不甚可靠，也许其时代较《诗经》为更后。且此种作品，俱为不甚重要之零片，在文学史上俱无甚价值可言，自上古以至秦，除《诗经》与《楚辞》外，合真伪的诗歌而并计之（其实大部分是伪的），其总数不过百篇，只能集成极薄的一小本。所以我们论中国的古代文学，舍《诗经》与《楚辞》以外，直寻不出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文学作品出来。且这两部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过极伟大、极久远的影响。 《诗经》 《诗经》出现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韩诗外传》） 像这种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地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威权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从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环，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305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6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300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现在据《毛诗》的本子，将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卫宏《诗序》）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关于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续表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郑樵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 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正月》《十月》《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至于风、雅、颂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很无聊、很勉强的举动。就现在的《诗经》看来，此种分别早已混乱而不能分别，“雅”为朝廷之歌，而其中却杂有不少的民歌在内，如《小雅》的《杕杜》与《魏风》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华》，及《隰桑》诸诗，与国风中的《草虫》《采葛》《风雨》《晨风》诸诗置之一处，直是毫无差别！如《白华》《谷风》，也都是极好的民歌；“颂”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无将所有的颂神诗都归入“颂”内，而不料许多的颂神诗，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凫鹥》却又不列于“颂”中而列于“雅”中。似此混杂无序的地方，全部《诗经》中不知有多少，现在不过略举几个例而已。这种混杂无序的编集，不是因为编定《诗经》的无识，便是因为汉儒的窜乱。我以为“汉儒窜乱”的假定，似更为可信，因编定《诗经》者，当他分别风、雅、颂时，必定有个标准在，绝不至于以应归于“颂”的诗而归之于“雅”，或把应归于“雅”的诗而归之于“风”。汉儒之窜乱古书，与他们之误解古书，是最昭显的事实。所以一部《诗经》如非经过他们的窜乱，其次序断不至于纷乱无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来许多说《诗经》的人，怎么都只知辩解诗义或释明“风”“雅”“颂”之意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注意到这一层。 现在，我们研究《诗经》却非冲破这层迷障不可了！我们应该勇敢地从诗篇的本身，区分它们的性质。我们必要知道《诗经》的内容原是极复杂的，“风”“雅”“颂”的三个大别，本不足以区分全部《诗经》的诗篇。所以我们不仅以打破现在的《诗经》的次序而把它们整齐地归之于“风”“雅”“颂”三大类之中，且更应进一步而把“风”“雅”“颂”三类大别打破，而另定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次序来。 我现在依我个人的臆见，姑把全部《诗经》中的诗，归纳到下列的几个范围之内：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中并不多，卫宏的《诗序》所叙的某诗为某人所作的话，几乎完全靠不住。在我们所认为诗人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大概都是无名的诗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从他们的诗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节南山》言“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诵”之类。此外我们从《尚书》《左传》以及汉人所著的书里，也可以知道几个诗人的姓名，但这种记载，却都是不甚可靠的。不过在许多诗篇中，哪一篇是诗人的创作，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而已。在这些创作中，有几篇是极好的诗，如：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鳢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小雅·何人斯》）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豳·鸱鸮》）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恳情绪。 民间歌谣都是流传于大多数孺妇农工之口中，而无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数的是恋歌；这些恋歌真是词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它们可占到极高的地位。例如：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陈风·东门之杨》）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 自伯之东，首如飞篷。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伯兮》） 随意举几首出来，我们已觉得它们都是不易见的最好的恋歌了。“结婚歌”在《诗经》中也有好多首，如《关雎》《鹊巢》《桃夭》之类，我们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时乐工唱的祝颂歌，后者是娶亲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辟《诗序》释《关雎》之错误，以为《关雎》本是“恋歌”，其实也错了，《关雎》明明是一首结婚歌。） “挽歌”《诗经》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数首。《葛生》为悼亡而作，如：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诸句，读之使人凄然泪下；《蓼莪》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诸句，亦至情流溢。 “颂贺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关于“农事”的歌，《诗经》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极好的，如《七月》，是叙农工的时序的；如《楚茨》《信南山》，是农家于收获时祭祖之歌；如《甫田》《大田》，是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如《行苇》《既醉》，似都是祭事既毕之后，聚亲朋邻里宴饮之歌；如《无羊》，则为最好的牧歌：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 其他不属于上列范围的民歌亦甚多。 贵族乐歌，大部分都是用于宗庙，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祷歌或颂神歌。其他一部分则为宴会之歌，为田猎之歌，为战事之歌。这种乐歌，我们都觉得不大愿意读，因为它们里面没有什么真挚的诗的情绪。（正如当我们翻开《乐府诗集》时，不愿读前半部的《汉郊祀歌》《齐明堂歌》之类，而愿意读后半部之《横吹曲》《相和歌》之类的情形一样。） 《诗经》的时代之难于稽考，也与它的诗篇的许多作者姓名之难于稽考一样。我们现在仅知道，除了《商颂》中的5篇，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后，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产物以外，其余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前后） 的产物。在这301篇诗歌中，多数诗篇都是带着消极的、悲苦的辞调，对于人生的价值起了怀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则攻击执政者的贪暴，有的则因此遁于极端的享乐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小雅·小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小雅·采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诸诗，都足以表现出丧乱时代的情形与思想。而这个丧乱时代，大约是在周东迁的时代前后，（《小雅》中的《正月》且明显地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所以那些诗篇，大约都是东迁前后的作品。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仅能如此大略地说。至于如卫宏的《诗序》，何楷的《诗世本古义》所指的某诗为某王时的产品，则其不可信，也与他们之妄指某诗、某诗为某人所作一样。 《诗经》的编定者是谁呢？《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删定为305篇，这是说，《诗经》为孔子所删定的，汉人都主此说。其后渐渐有人怀疑，以为孔子不会把古诗删去了十分之九。郑樵则以为孔子取古诗之有谱可歌300篇，其余则置之，谓之“逸诗”。有一部分人则以为古诗不过三百，孔子本不曾删。崔述也赞成孔子未删诗之说，以为：“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逢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失传耳。”（《读风偶识》）其意盖以《诗经》之流传，为有人爱好诵习之故，并没有什么人去删定。但以上诸说，都有可疑之处。古诗三千余首之说，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诗不止《诗经》中的三百，则为显然的事实。在《国语》《礼记》《左传》《论语》诸书中，我们曾看到好几首零片的逸诗，故古诗不过三百之说全不足信；郑樵以300篇俱是有谱可歌的诗，也不足信（上面已提过）；崔述之说，理由甚足；但口头流传的东西，绝不能久远，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绝难完整地流传至汉。（如当时没有一个编定者，恐《诗经》的诗，至汉时至多不过存十分之一。观古诗除《诗经》中之诗外，流传下来的极少，即可知。）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绝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大约在辗转传习之时，其次序必有被窜乱的，也必有几篇诗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诗》，恐就是有其题名而逸其辞的，并不是什么“有其义而亡其辞”，也不是郑樵所猜度的什么本是“有谱无辞”。 古代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虽仅有《诗经》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极少），然在《诗经》中的这305篇诗歌，却有好些首是重复的，因地域的歧异，与应用之时不同，而一诗被演变为二、为三的。有一部分的诗，虽不能截然断定它们是由一诗而演变的，但至少却可以看出它们的一部分的诗意或辞句的相同。现在且举几个例： 在第一及第三组的这10首诗里，显然地可以看出每组里的几首诗，都是由一首诗演变出来的。这种演变的原因有二： 一、因为地域的不同，使它们在辞句上不免有增减歧异之处，如现在流行的几种民歌《孟姜女》与《五更转》之类，各地所唱的词句便都有不同。（此种例太多，看近人所编的各省歌谣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为应用的所在不同，使它们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饰的所在，如民间所用的这个歌是朴质的，贵族用的便增出了许多浮文美词了。（第一组的《樛木》《南山有台》及《采菽》即是一个好例。第二组的二首诗，则仅开始的辞句相同，这个例最多。） 古诗的辞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书经·皋陶谟》所载的舜与皋陶的赓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类，即为一例。《诗经》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数的诗都是四言的；间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诜诜兮。”），五言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以及杂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诗篇，四言是其正体。 《诗经》在文学上给了我们以不少的抒情诗的瑰宝。同时，在中国的史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把它的时代完完全全地再现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的生活、那时代的思想、那时代的政治状况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兽、鱼类、虫类（植物有70种左右，树木有30种左右，兽类有30种左右，鸟类有30种左右，鱼类有10种左右，虫类有20种左右），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所用的乐器、兵器之类。这种极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书中所最不易得到的。 《楚辞》 《楚辞》虽没有《诗经》那样的普遍的威权，虽没有什么政治家或传道者拿它的文句为宣传或箴谏的工具，虽没有什么论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为辩论的根据，如他们之引用《诗经》的文句以为用一样，然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楚辞》却并不比《诗经》低下：《楚辞》在文学上的影响，且较《诗经》为尤伟大。《诗经》的影响，在汉六朝之后，似已消失，此后，没有什么人再去模拟《诗经》中的句法了。同时，《诗经》经过汉儒的误释与盲目的崇敬，使它成了一部宗教式的圣经，一切人只知从它里面得到教训，而忘记了——也许是不敢指认——它是一部文学的作品，看不见它的文学上的价值；一切选编古代诗歌的人，都不敢把《诗经》中的诗，选入他们的选本中。（直到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时，这个见解才毅然地被他推倒。）至于《楚辞》，则幸而产生在战国，不曾被孔子所读诵、所“删订”，所以汉儒还勉强认识它的真面目，没有用“圣经”的黑面网把它罩蔽住了。因此《楚辞》在文学上的威权与影响，乃较《诗经》为更伟大，它的文学上的真价，也能被读者所共见。 受《楚辞》的影响最深者，自然是汉与三国、六朝。而六朝之后，《楚辞》的风格与句调，尚时时有人模拟。汉朝的大作家，如贾谊，如司马相如，如枚乘，如扬雄，都是受《楚辞》的影响极深的。贾谊作赋以吊屈原，枚乘之《七发》，其结构有类于《招魂》《大招》，司马相如的诸赋，也显然印有屈宋的踪痕。扬雄本是一个拟古的大家，他的《反离骚》，即极力模拟屈原的《离骚》的。自曹植以后，直至于清之末年，所有的作者，无不多少地受到《楚辞》的影响。其影响的范围，则除了直接导源于《楚辞》之“赋”的一种文体外，其他的诗歌里，以至散文里，也无不多少地受有《楚辞》的恩赐。所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放胆地说，自战国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几乎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的风格与情绪，以及它的秀丽的辞句，感发了无数的作家，给予了无数的资料于他们。（朱熹的《楚辞后语》6卷，共52篇，即总集受《楚辞》的影响的作品，但我们绝不能说《楚辞》的影响，便尽在于这52篇作品之中。） 《楚辞》是一种诗歌的总集。《诗经》所选录的都是北方的诗歌，《楚辞》所选录的则都是南方的诗歌。《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25篇，《唐勒赋》4篇，《宋玉赋》16篇，但无《楚辞》之名。所谓《楚辞》者，乃刘向选集屈原、宋玉诸楚人所作诸辞赋及后人的模拟他们而作的辞赋而为一书之名。现在刘向的原书已不传，现在所传者为王逸的章句及朱熹的集注本。据王逸章句本，共有作品17篇，据朱熹的集注本，则共有作品15篇。朱熹的后半部所收的各篇与王逸的章句本不同。兹将这两种本子的篇目列表如下： 但两种本子，都非原来的刘向所定的《楚辞》本子。朱熹的集注本是他自己编定的，不必论，即王逸的章句本，虽标明是刘向所定，然把班固所说的话：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拿来一看，便觉得它的不大靠得住，因为班氏去刘向之时不远，且多读刘氏之书，如果王逸注本的《楚辞》，乃刘向所编的原书，则班氏所述《楚辞》作家的姓名，不应与现在所传的王逸本《楚辞》的作家的姓名不同。（如无王褒、东方朔之名，而王逸注本却有之。）大约刘向所定的《楚辞》必曾为王逸所窜乱增订过，刘向、王褒诸人的作品，大约也与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样，是由他所加入的。 《楚辞》的名称，不是刘向所自创的，大约起于汉初。《史记·屈原列传》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虽未以“楚辞”二字连缀起来说，然楚之有所谓“辞”。及楚之“辞”，乃为当时所最流行的读物，则是显然的事实。《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大约《楚辞》之名，在那时已很流行。说者谓屈、宋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大约最初作《楚辞》者皆为楚人；《楚辞》的风格必是当时楚地所盛行的，正如《诗经》里的诗篇之盛传于北方人民的口中一样。至于后人所作，则其作者不必为楚人，实际上，都不过仅仅模拟《楚辞》的风格而已。 我们对于《楚辞》所最应注意的，乃为《大招》以上的所谓屈原、宋玉、景差诸人所作的《楚辞》——《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10篇作品。至于《惜誓》《招隐士》《哀时命》《九叹》《九思》等汉人模拟的作品，则我们可以不必注意，正如我们之不必注意于《楚辞后语》中的52篇模拟的作品一样。所以现在置它们于不论，只论屈、宋诸人的作品。 屈原是《楚辞》中最伟大的一个作家，全部《楚辞》中，除去几篇别的作家的作品外，便可以成了一部“屈原集”。古代的诗人，我们都不大知道他们的名字，《诗经》里的诗歌，几乎都是无名作家所作的，偶然知道他们名字的几个诗人，其作品又不大重要，只有屈原是古代诗人中最有光荣之名的、最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在中国上古文学史，要找出一个比他更伟大或可以与他比肩的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对于这个大作家，却不大知道他的生平；除了《史记》里一篇简略的《屈原传》之外，别的详细的材料，我们不能再寻到了。 屈原 屈原，名平，为楚之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或云，他生于公元前355年。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肯给他。上官大夫因在怀王前谗害屈原道：“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屈每自伐其功，以为非他不能做。”怀王怒，遂疏远屈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谗陷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于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曰：“不欲得地，愿得张仪。”仪至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原自齐返，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他的死日，相传是五月五日；这一日是中国的很大的节日，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到现在尚是如此——虽然现在的端午节已没有这种吊悼的情意在里面。 近来有些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如希腊的荷马、印度的跋弥一样，是一个为后人所虚拟的大作家。其实屈原的诗与荷马及跋弥的诗截然不同。荷马他们的史诗，是民间传说的集合融冶而成者；屈原的诗则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苦愁闷的情绪，带着极浓厚的个性在里面，大部分都可以与他的明了的生平相映照。所以荷马他们的史料，我们可以说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他们的自身，我们可以说是“零片集合者”。至于屈原的作品及屈原的自身，我们却万不能说它们或他是虚拟的人物或“零片集合”而成的作品。因为屈原的作品，本来是融成一片的，本来是显然地为一个诗人所创作的。如果说《离骚》《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作的，那么，在公元前340至前280年之间，必定另有一个大诗人去写作这些作品。然而除了屈原之外，那时还有哪一个大诗人出现？还有哪一个大诗人的生平能与《离骚》等作品中所叙的情绪与事迹那样地切合？ 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说，有赋25篇。据上面所列的表，王逸注本与朱熹集注本所收的屈原作品皆为7种，但《九歌》有11篇，《九章》有9篇，合计正为25篇，与《汉志》合。（对于这25篇的篇目，论《楚辞》者尚有许多辩论，这里不提及，因为这是很小的问题。）不过这25篇的作品究竟是否皆为屈原作的呢？25篇的篇目是： 《离骚》与《九章》之为屈原的作品，批评家都没有异辞。我们在它们里面，可以看出屈原的丰富的想象，幽沉的悲思，与他的高洁的思想。《离骚》不唯为上古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中国全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巨作。司马迁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二说中，以班固之说较明。（《离骚》，英人译为“Fallen into Sorrow”，其意义极明白。《离骚》的全译本在英文中有Legge教授所译的一本。）《离骚》全部共370余句，自叙屈原的生平与他的愿志；他的理想既不能实现，于是他最后只好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离骚》中，屈原的文学天才发展到了极高点。他把一切自然界，把历史上一切已往的人物，都用他的最高的想象力，融冶于他的彷徨幽苦的情绪之下。试看：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凰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离骚》） 在这一小段中，他把许多历史上的人物、神话上的人物，如羲和，如望舒，如飞廉，如丰隆，如宓妃，如有娀之佚女，如少康，如有虞之二姚；许多神话上的地名，如咸池，如扶桑，如春宫，如穷石，如洧盘；许多禽鸟与自然的现象，如鸾凤，如飘风，如云霓，如鸩，都汇集在一处，使我们不但不觉其繁复可厌，却反觉得它的有趣，如在读一段极美丽的神话，不知不觉地被带到他的想象之国里去，而如与他同游。这种艺术的手段实是很可惊异的！ 《九章》中的9篇作品，每篇都是独立的，著作的时间也相差很远，有的是在将沉江之时作的（如《怀沙》），有的是在他被顷襄王谪迁的时候作的（如《哀郢》与《涉江》）。不知后人为什么把它们包含在一个“九章”的总题目之下？我们读这9篇作品，可以把屈原的生平及思想看得更明白些。 《天问》，有的人以为非屈原所作的。英国的魏莱（Arthur Waley）在他的英译的《中国诗选》第三册“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中曾说，《天问》显然是一种“试题”，不知何故被人杂入屈原的作品中。我们细看《天问》，也觉得它是一篇毫无情绪的作品；所问的都是关于宇宙的、历史的、神话的问题，并无什么文学的价值，可其绝非为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所作的。且它的句法都是四言的，与《楚辞》的风格也绝不相同。但这篇文字，在历史学上却是一篇极可珍异的东西。在它里面，我们可以考出许多古代历史上的事迹与古人的宇宙知识。 《远游》亦有人怀疑它非屈原所作的。怀疑的主要理由，则在于文中所举的人名，如韩众等，并非屈原时代所有的。 《卜居》与《渔父》二篇之非屈原的作品，则更为显明，因为它们开首便都说：“屈原既放”，明为后人的记事，而非屈原所自作的。这两篇东西，大约与关于管仲的《管子》，关于晏婴的《晏子》一样，乃为后人记载他们的生平及言论而作，而非他们自己所作的。但在《卜居》与《渔父》中，屈原的傲洁的不屈于俗的性格与强烈的情绪，却未被记载者所掩没。 《九歌》中有许多篇极美丽的作品，我们读到《湘夫人》里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读到《山鬼》里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诸句，未有不被其美的辞句所感动的。《九歌》之名，由来已久，如《离骚》中言：“启《九辩》与《九歌》兮”，又言：“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中亦言：“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于是有的批评家便以为《九歌》原是楚地的民歌，不是屈原所作的。有的批评家便以为《九歌》是古曲，王逸却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章之曲。（《楚辞·九歌》） 这是说屈原作《九歌》，乃为楚地祀神之用的。我觉得民间的抒情诗歌都是很短的，稍长的民歌便词意卑俗，无文学上的价值，看小书摊上所有的“小曲”即可知；其文辞秀美，情绪高洁者，大都为诗人之创作，或诗人的改作，而流传于民间，为他们所传诵者。（如广东的《粤讴》，据说都是一位太守作的。）以此例彼，那么，如《九歌》之词高文雅，似必非楚地的民众所自作，而必为一个诗人为他们写作出来的，或所改作出来的了。所以王逸的话较别的批评家更为可信。至于作者是屈原或是别的无名诗人，则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 宋玉 宋玉是次于屈原的一位楚国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在《楚辞》中只有两篇，一为《九辩》，一为《招魂》。其他，见于《文选》中者，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4篇；见于《古文苑》者，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合之共12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宋玉赋》16篇，数目不合；如以《九辩》作为9篇计算，则共为20篇，又较《汉志》多出4篇。大约《汉志》所著录之本久已亡失。有许多人以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这是附会的话。《史记·屈原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可见，宋玉未必能及见屈原，大约宋玉的生年，总在于公元前290年前后（屈原自沉的前后），约卒于公元222年以前（即楚亡以前）。至于他的生平，则《史记》并未提起。除了在他的赋里看出些许外，他处别无更详细的记载。大约他于年轻时曾在楚襄王那里（约当襄王末年），做过不甚重要的官，其地位至多如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之在汉武帝时。其后便被免职，穷困以死。死时的年龄必不甚老。 在宋玉的赋中，《笛赋》显然是后人依托的，因为其中乃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句。其他《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讽赋》《钓赋》《舞赋》9篇，亦似为后人所记述而非宋玉所自作。因为这9篇中都称“宋玉”，称“楚襄王”或“襄王”，与《卜居》《渔父》之称“屈原既放”一样，显然可以看出是后人记述的，正与后人记述管仲的事为《管子》一书而称为“管仲”所自著者同例。但这几篇赋，虽未必出于宋玉之手，其辞意却很有趣味，很有价值，显出作者的异常的机警与修辞的技巧，使我们很高兴读它们，与汉人诸赋之务为夸诞、堆饰无数之浮辞、读之令人厌倦者，其艺术之高下真是相差甚远。如：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座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唐勒曰：“柝飞糠以为舆，剖粃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凭蚋眦以顾盼，附蠛蠓而邀游。准宁隐微以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于蝇须，宴于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余而不殚。”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小言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玉异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梦若何？”玉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王曰：“状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瓌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褂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被服，侻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神女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登徒子好色赋》） 《讽赋》与《登徒子好色赋》其辞意俱极相似，大约本是一赋，其后演变而为二的；或宋玉原有这一段事，因为记述这段事者有两个人，故所记各有详略及互异处。 在宋玉的所有作品中，可称为他自己所著的，只有《楚辞》里的两篇：《招魂》与《九辩》。但《招魂》一篇，尚有人把它归之于屈原的著作表里面。不过他们却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说出来。所以我们与其剥夺宋玉的《招魂》的著作权而并归之于屈原，毋宁相信它们是宋玉所作的。且在文辞与情思二方面，这一篇东西也都与屈原的别的作品不同。最可以使我们看出宋玉的特有的情调的是《九辩》 ：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九辩》第一节） 景差 《楚辞》中尚有一篇《大招》，王逸以为是屈原或景差作；朱熹则迳断为景差作。景差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传》里曾提起他的名字，宋玉的《大言赋》与《小言赋》里也有他的名字。大约他与宋玉一样，也是楚王的一位不甚重要的侍臣。其他事实则我们毫无所知。他的著作，除了这篇疑似的《大招》以外，别无他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只有《唐勒赋》4篇，并无景差的赋。所以这篇《大招》究竟是不是他作的，我们实无从断定。不过《大招》即使不是景差作的，也不能便说是屈原作的，因为《大招》的辞意与《招魂》极相似，而屈原的情调，却不是如此。 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中叙四方及上下之不可居与反归故居之乐）酎饮尽欢，乐先故些。魂来归兮，反故居些。（《招魂》） 魂魄归徕，无远遥只。魂乎归徕，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中叙四方之不可居与反归故居之乐）昭质既设，大侯张只。执弓挟矢，揖辞让只。魂乎徕归，尚三王只。（《大招》） 这两篇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仅修辞方面相歧异而已。我们虽不敢断定地说，这两篇本是由一篇东西转变出来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招魂》与《大招》的文意与结构必当时有一种规定，如现在丧事或道观拜天时所用的榜文、奏文一样，因为这两篇是两个诗人作的，所以文意结构俱同而修辞不同。或者这两篇文字当中，有一篇是原作，有一篇是后人所拟作的也说不定。 《楚辞》与《诗经》不同，它是诗人的创作，是诗人的理想的产品，是诗人自诉他的幽怀与愁郁，是欲超出于现实社会的混浊之流的作品，而不是民间的歌谣与征夫或忧时者及关心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扰乱者的叹声与愤歌，所以我们在它里面，不能得到如在《诗经》里所得到的同样的历史上的许多材料。但它在文学上的影响已足使它占于中国文学史里的一个最高的地位；同时，它的本身，在世界的不朽的文学宝库中也能占到一个永恒不朽的最高的地位。 [book_title]第二章 史书 如果有人编著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他于叙述《诗经》与《楚辞》之外，对于几个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也必定会给予很详细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不唯在历史上、哲学上，有他们自己的很高的地位，即使在文学上也有他们的不朽的价值与伟大的影响。如《左传》，如《战国策》，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它们在文学上的影响，实不下于《诗经》与《楚辞》。它们的隽利而畅达的辩论、秀美而独创的辞采、俊捷而动人的叙写，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以言之不尽的贡献。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无数的人把它们拿来当文学的课本。所以我于讲《诗经》与《楚辞》之后，对于它们也简单地讲述一下。 《尚书》 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间有几篇，为历史家记述的文字，如《尧典》《禹贡》之类。间有几篇，则于文诰之前，加以很简略的记事，如《洪范》，于箕子说“洪范”之前，加以“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一段话之类。相传《尚书》为孔子所编定，内容原有百篇。经过秦代的焚书之祸后，仅存28篇。汉时，有伏生诸人传授之。这28篇分别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及《秦誓》。这种文诰及记事所包含的时代，为自公元前23世纪（即尧时）至公元前627年（即周襄王二十五年）。但在实际上，它们的最早的作者却绝不是生在公元前23世纪里的，因为在《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即叙公元前23世纪里的事的一篇史书——的开头，它的作者便说：“曰，若稽古帝尧。”既曰：“若稽古帝尧”，可知作者的时代必离帝尧的时代很远了。大约《尚书》里的第一位作者，或记载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的。 伏生所传的《尚书》传到了晋时，有名梅赜者，自称又获得“古文尚书”的一种。这一本《尚书》除了28篇与伏生所传的相同外，又增多了《大禹谟》《五子之歌》等25篇，又从《尧典》中分出《舜典》1篇，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1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1篇，又将《盘庚》1篇析为3篇，合共58篇。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怀疑它。宋人才对它生了疑问。到了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力攻它的伪造，而伪造的事实遂判定。 《春秋》 次于《尚书》而产生的是《春秋》。据旧说，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史”而编著的。它所记载的时代为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隔了三年，四月，时孔子死。《春秋》的文字极简单，除了记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外，并没有什么叙述。于是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前后依它的原文，更作较详细的记载或说明。但公羊高和谷梁赤二人所作的传，仅注意于《春秋》的义例，详细说明孔子的褒贬之意，而对于事实并不详述。只有左丘明的传，叙述事实很详尽。左丘明的生平，没有什么记载留传下来，据说，他是一个盲人。他的《春秋传》，不唯供给许多历史的事迹给史学家，且于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文字简质，而叙写却极活跃，有时，也有很美丽的描写，下面举两个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的《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左丘明的传，则书孔子卒，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始告终止。 《国语》 记载自公元前990年（即周穆王十二年）至公元前453年（即周贞定王十六年）的诸国的史迹者，有《国语》一书。相传这部书亦为左丘明所作。丘明作《春秋传》意犹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但有的人则以为左丘明并没有著这部书。这部书的性质与《春秋传》不同。《春秋传》是编年的体例，《国语》则分国叙述。《国语》共有21卷，分叙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及越（2卷）八国的重要史事。它在文学上亦有伟大的影响。现在举一两个例在下面，以见它的叙写的一斑：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国语·晋语》）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国语·越语》） 《战国策》 继续《国语》的体例，而叙三家分晋至楚汉未起之前的重要史事者，有《战国策》一书。《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权威，不下于《春秋》《左传》及《国语》；大部分的读者，且喜欢《战国策》过于《左传》与《国语》。在《战国策》里面，我们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论与一切遵守传统的习惯与道德的行动；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接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都是审辨直接的，利害极为明了的。因此，《战国策》遂给读者以一个新的特创的内容。它如一部中世纪的欧洲的传奇，如一部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的小说《三国志》，使读者永远地喜欢读它。《战国策》初名《国策》，或名《国事》，或名《短长》，或名《长书》，或名《修书》，卷帙亦错乱无序。汉时，刘向始把它整理过，定名为《战国策》，分之为33篇。所叙的诸国，为东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齐（6篇）、楚（4篇）、赵（4篇）、魏（4篇）、韩（3篇）、燕（3篇）、宋卫（1篇），及中山（1篇）。下举了它的三段文字，可以略见它的风格与内容的一斑：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战国策·秦策二》）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战国策·齐策一》）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战国策·楚策一》） 其他史书 除了上面的几部史书以外，尚有《逸周书》《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等几部。 《逸周书》的性质与《尚书》相同。相传为晋时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或谓此书非汲冢中所出，乃为孔子删削《尚书》之所遗者。 《竹书纪年》的性质，与《春秋》相同，记黄帝至周隐王之重要史事，文字极简单，相传亦为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但后来的人也颇有疑其非汲冢的原本者。 《穆天子传》亦为汲冢中书之一。体裁与《尚书》《春秋》二书俱极异，乃叙周穆王游行之事。《左传》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皆使有车辙马迹焉。”大约穆王的游行天下的事，必为当时所盛传者，所以有人记录他的游迹，作为此传。文字多残缺。现在录其一节如下：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䧙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记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传》）像穆王这样的周游天下，远适荒僻，是中国人民所甚为惊奇不置的，所以当时关于这一件事的传说，流传各处。《列子》书中亦有《周穆王》1篇，所叙之事，亦与此传大体相同。这一部书，对于考察古代中国的地理产物也极有用处；它的体例又是古代史书中之最特创的。尚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及《晋史乘》《楚史梼杌》诸书，大概都是纂辑古书中的记载而为之的。 《越绝书》记越王勾践前后的事，相传为子贡撰，或子胥所为，俱为依托之言。或断定为汉时袁康、吴平所撰。 《吴越春秋》叙吴、越二国之事，自吴太伯起至勾践伐吴为止。亦为汉人所作。（《古今逸史》题为汉，赵晔撰。） 《晋史乘》及《楚史梼杌》二书，则历来书目俱不载，至元时乃忽出现。显然是好事者所伪作的。二书前有元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以为此二书乃他所发现，实则即他自己辑集《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中关于晋、楚的记事而编成的。 [book_title]第三章 古代哲学家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著的书中，有许多是带有很丰富的文学意味的；许多的哲学家都喜欢用很美丽的文辞，很有文学趣味的比喻，以传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这许多哲学家都是生活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时）至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时）中间的。这个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中国各处都持续地陷在局部战争之中，政治的、社会的纷扰达于极点；同时，传统的道德社会阶级以及思想，都为这个扰乱所摧坏。于是新的创造的哲学，纷然地产生出来，有的表现消极的、厌世的、破坏的思想，有的努力欲维持古代的、传统的、积极的思想，有的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救此扰乱，有的则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救此扰乱。思想的勃蓬与绚烂，为中国哲学界前所未曾有，后所未曾有。且离开它们的本身的价值而言，它们在文学上的影响，亦为以前及以后的所有论哲理的书所未曾有。这时代的哲学书有许多是后来文学者所承认为最好的、不朽的作品，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如《韩非子》等书即是如此。 这些哲学家中，最先出现者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关于他的神话甚多，有的说他活了200余岁，有的说他入关仙去，后世的人遂以他为“道教”的始祖。孔子曾见过他。因为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史”，所以孔子向他问礼。大约他的生活时代与孔子相差不远，其生当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年）前后。其卒，至晚当在公元前470年（周元王时）以前。 老子 老子所代表的思想是消极的、厌世的思想。他的书有《道德经》上、下两篇，共81章，文字极简洁，他因为当时政治的龌龊，言治者纷然出，而天下愈扰，于是主张“无为”，主张“无治”，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治无欲。”“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景象。他不主张法治，以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喜欢贤能与强力，而以谦下与柔弱为至德。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他的悲观，极为澈透。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悲观的、消极的思想，在当时极为流行；一部分的人，以生为苦，于是唱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部分的人，则流于玩世不恭，讥笑一切仆仆道路的、以救民救世为己任的人，如《论语》中所载长沮、桀溺诸人都是如此。 孔子 因为这一派厌世的、消极的思想的流行，于是孔子便起来反抗他们的思想，宣传尧、舜“文武之治”，努力维持传统的政治的与社会的道德，以中庸的、积极的态度，始终不懈地从事于改良当时的政治，以复于他所理想的古代清明的政治状况。孔子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主要的弟子有70余人，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他的事迹与言论，许多书上都有记载，但以《论语》所记者为最可靠。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后来去官周游列国。到了68岁时，复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及《春秋》，还订定了《礼》与《乐》。卒时，年七十三。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是极为积极的。《论语》虽为曾子的门人所记，文字虽极简朴直接，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老子主张无治无为，孔子则主张有为，主张政刑与德礼为治世者所必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竭力欲维持传统道德的。所以齐陈恒杀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说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时的人，常讥嘲孔子之仆仆道路而无所成，但孔子却不悲观，不为他们所动，仍旧积极地去做。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这种精神，真足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墨子 较孔子略后，而与孔子具有同样的积极的、救世的精神者为墨子。墨子为主张“博爱”“非攻”的哲学者，他的势力，在当时亦极大。老、孔、墨三派的思想，在当时几乎是三分天下。墨子名翟，或以他为宋人，或以他为鲁人。他的生活时代在公元前500年（即周敬王时）至公元前416年（即周威烈王时）之间。关于墨子的书，有《墨子》53篇。但未必为墨子所自著，大约一部分是墨者记述墨子的学说与行事的，一部分是后人加入的。墨子一方面有孔子的积极救世的精神，其救助被损害之国的热忱，且较儒者尤为强烈。孟子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语，即足表现他的精神。楚国使公输般造云梯欲攻宋，墨子走了十日十夜，赶去见公输般，说服了他，使他中止攻宋。这件事是最使世人称道的。但同时，他又与儒家有好几点反对。儒者主张“王者之师”，并不反对战争，墨子则彻底地主张“非攻”。儒者主张“爱有等次”，墨子则主张“博爱”。儒者不信鬼，而信天命；重礼、乐，重视丧葬之事。墨子则主张“明鬼”而“非命”，提倡“节葬”而“非乐”。下面录《墨子》中的一段，可以略见他的思想：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墨子·非攻上》） 儒、老、墨三派，互相辩难，都各有他们的信徒。到了后来，儒、墨之中又各分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中的巨子，其著作大约都已包含于《墨子》一书之中。儒中的重要者，则著书颇多：《大学》相传为曾子及其门人所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又有《孝经》，相传为孔子为曾子所说的，由后人记载下来。还有其他各书，但它们都不甚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于后来的文学作品的是孟子和荀子二人所著的书。 孟子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即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见过齐宣王、梁惠王，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有的人颇疑《孟子》，以为系后人所伪作，有的人则以为《孟子》一书未必为轲所自著，而是其弟子所记述的。大约以后说为较可靠。当孟子时，天下竞言功利，以攻伐从横为贤，孟子乃称述唐、虞、三代之德，痛言功利之害，宣传“仁义”之说，努力维持传统的道德。是以时人都以他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他一方面却亦染了战国辩士之风，颇好辩难，喜以比喻宣达他的见解。因此，《孟子》一书较《论语》及《孝经》诸书，其文辞更富于文学的趣味；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使它的读者都很喜欢它。下面举几个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巳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离娄下》）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初在齐，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卿乃适楚。春申君用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卿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30年前后。他的书《荀子》，有33篇，内有赋5篇，诗2篇。汉、魏、六朝以至唐，最盛行之文体之一，即为赋，而其名实荀卿始创之。荀卿并不墨守儒家的思想，他批评墨、道及诸子之失时，对于儒家之子思、孟子也不肯放过。他主张“人性是恶的”，反对孟子“性善”之说；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又主张“人治”，反对“天治”，对于盘踞于中国人心中的“相”的观念，加以严肃的驳诘。他的文字纯浑而畅直。举一例于下：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 列子与庄子 道家自老子之后，最著者有列子与庄子，他们所著的书，俱为后来文学者所最喜悦者。列子，名御寇，其生年略前于庄子，所著书名《列子》。或谓列子并无其人，其书乃后人杂采诸书以为之者。（或谓《列子》为六朝人所伪作。）但其文辞却绚丽而婉曲尽致，很能使读者感动。举一段为例：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筿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桡。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问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汤问》） 庄子，名周，蒙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死于公元前275年前后。他甚博学，最喜老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其文字雄丽洸洋，自恣以适己。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他的书《庄子》，现存33篇，其中《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是后人伪作的。在下面举的两个例子里，可以见他的美丽而雄辩的文辞的一斑：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域？”……（《庄子·秋水》） 韩非子 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家，在道、儒、墨三派的范围以外者，尚有不少。如杨朱，如惠施，如公孙龙，如邓析，如宋钘，如尹文，如申不害，如尸子，如商君，如许行，如邹衍，如田骈，如慎到，如韩非，都是各树一帜，以宣传他们的思想与主张。但他们的思想多少总受有儒、道、墨三大派的影响。他们所著的书，大部分都已散佚（如杨朱、惠施、宋钘、许行、邹衍、田骈等），我们只能从别的书中，见到他们的重要的主张。（如《列子》中有《杨朱》一篇，言杨朱思想甚详，《孟子》中亦言及许行的主张。）这些人，我现在不讲。至于在那有书遗留下来的“诸子”中，有一部分却是后人搜集重编的（如《尸子》），有一小部分又显然可以看见他是伪托的（如《商子》），这些人，我现在也不讲。公孙龙、邓析诸人，他们的书虽尚存在，但也不甚重要，且对于后来的文学者也无什么影响，所以我现在也不讲。只有韩非一人，我们应该加以注意。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事荀卿。他口吃，不能说话，而善于著书。他看见韩国日益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不见用，进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以见志。后韩国使非于秦，非在秦被李斯诸人所杀，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33年（即秦始皇十四年）。他的书《韩非子》，有55篇，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著的，一小部分是后人加入的。他的文辞致密而深切，后来论文家受他的影响者甚多。现在举其一段于下，以为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 古代思想界总结束 此外尚有《管子》一书，托名管仲著，《晏子》一书，托名晏婴著，《孙子》一书，托名孙武著，《吴子》一书，托名吴起著，以及其他如《鬻子》之数，皆为后人所作，且对于后来文学者俱无大影响，所以这里也都不讲。 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无比的思想界，到了战国之末，渐渐地衰落下来；于是有秦相吕不韦集许多宾客，使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名之曰《吕氏春秋》。这一部无所不包的杂书，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总结束。到了秦始皇统一各国，焚天下之书，以愚天下人民之耳目；各种思想便一时被扑灭无遗。汉兴，儒、道二派的余裔，又显于世，但俱苟容取媚于世，已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精神与积极的主张了。（《吕氏春秋》的文字也与它的内容一样地混杂，没有什么可以特叙的价值。） [book_title]第四章 汉代文学 自秦始皇破灭六国，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来，文学也与其他的学术一样，受专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为灰烬。战国时光辉灿烂的文艺作品，不复出现，所有者仅庞杂的《吕氏春秋》与李斯的拟古颂功的诸刻石而已。汉之初年，因黑暗之势力仍未除去，故亦无大作家出现。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残酷无比之“挟书律”宣告废除，而文艺学术才渐渐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酿成了枚乘、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充诸人的时代。大约当时的作家可以分为赋家、历史家及论文家三派。这时代约当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前后。 辞赋 “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屈、宋诸人之作，犹满含着优美的抒情的诗意。到了汉代，作赋者大都雕饰浮辞，敷陈故实，作者的情感已不复见于字里行间，故几不能复称之为“诗”。然而这种“赋”体，在当时却甚发达。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为晋身之阶。 最初的作者为陆贾，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怀才而不得志，作《怀沙》《鵩鸟》诸赋，为汉代最有个性的赋家。但他的论文却较他的赋为尤重要。其专以作赋著名者为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人。 枚乘，字叔，淮阴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吴及梁。所作有《七发》诸赋，而以《七发》为最著。《七发》的结构，颇似《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显然是受有它们的很深的影响；赋言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之，欲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历说以妙歌、美食、驰骋、游观、射猎、望涛之乐，太子不为之动，最后言使方术之士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之伦，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太子便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种文体的结构实至为简单。在文辞一方面，亦颇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彫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苹，游青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七发》） 之类，殊觉堆冗无味，然后来赋家几无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汉赋虽甚发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赋之外，尚有人以《古诗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8首认作他的著作者，但其凭证极为薄弱。他们所据者为徐陵的《玉台新咏》，但考查《汉书》中的乘本传，并未言乘曾为此类诗，《汉书·艺文志》的“歌诗”类里，亦不载乘的这些诗，即萧统的《文选》曾勇敢地把许多诗加上了李陵、苏武的名字的，却也并不曾把《古诗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为枚乘的。何以徐陵却独知道是乘作的？实则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诗体，绝不是枚乘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乘时所能产生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歌），是“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刘彻辞），是“日月星辰和四时”（柏梁诗），是“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韦孟诗），却绝不是“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迴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待下一章讨论。） 乘死之时，正是刘彻（汉武帝）（其统治的时代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时。彻甚好辞赋，其自作亦甚秀美。《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自造赋2篇。今所传《李夫人歌》及《秋风辞》 ：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落叶哀蝉曲》 ：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彻对于汉代文学很有功绩，一即位便用安车蒲轮征枚乘，乘道死，又访得其子皋为郎。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忌、严助、刘安、吾丘寿王、朱买臣诸赋家皆出于其时。大历史家司马迁亦生于同时，且亦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赋8篇 ）。此时可算是汉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秦灭之后，至此时始有大作家出现。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为汉代最大的赋家。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氏之女文君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则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后来戏曲家以此事为题材者甚多。武帝时，相如复在朝，著《天子游猎赋》。后为中郎将，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相如之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天子虚赋》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其山则什么，其土则什么，其东则什么，其南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无不毕叙。班固、张衡、左思诸人受此种影响为最深。大约赋家之作，情感丰富、含意深湛者极少；大多数都是意极肤浅，而词主夸张，弃绝真朴之美而专以堆架美辞为务的。 东方朔，齐人，与司马相如同时。亦善于为赋，喜为滑稽之行为。尝作《七谏》《答客难》等。其与相如诸赋家异者，为在相如诸人的赋中，绝不能见出他们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赋则颇包含着浓厚的个性。他的《答客难》一作，尤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无数的拟作。 此外，严忌（亦作庄忌）作赋24篇，其族子助亦作赋35篇，刘安作赋82篇，吾丘寿王作赋15篇，朱买臣作赋3篇（皆见《汉书·艺文志》），但这些作品传于今者绝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刘安为汉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赋名《招隐士》者，曾被编入《楚辞》中，但乃他的客所为，非他所自作的。 刘彻死后，赋家仍不衰。300余年间，作者辈出；最著者有刘向、扬雄、王褒、班固、冯衍、王逸、李尤、张衡、马融及蔡邕等。 刘向，字子政，汉之宗室，生于公元前80年，死于公元前9年。宣帝时与王褒、张子侨等并以能文辞进。元帝时，与萧望之同辅政。向不独以作赋著，亦为汉代大编辑家及论文家之一。所作赋共33篇，今《楚辞》中有其赋1篇。 王褒、张子侨俱与向同时，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渊，为谏议大夫，作赋16篇，今《楚辞》中有其作品《九怀》1篇，其他《洞箫赋》《四子讲德论》《甘泉宫颂》等俱有名。 张子侨，官至光禄大夫，有赋3篇，今无一存者。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赋，亦善为论文，辞意甚整练温雅，但甚喜摹拟古人，没有自己的创作精神。作赋仿司马相如，又依傍《楚辞》而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效东方朔之《答客难》而作《解嘲》，拟《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除为郎，桓谭、刘歆皆深敬爱之。其赋以《甘泉》《羽猎》《长杨》等为最著，然堆砌美辞之弊仍未能免，如： 于是钦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摇泰壹，举洪，树灵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车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炀丹崖。玄瓒觩缪，秬鬯泔淡，肸蚃丰融，懿懿芬芬……（《甘泉赋》） 之类，都是故搜异字，强凑成篇，无甚深意的。 刘歆为向之子，与雄同时，亦能为辞赋，然其所作远不如雄之有声于时。歆之影响乃在所谓经学界而不在文学界。 班固字孟坚，生于公元32年，死于公元92年，扶风安陵人。年9岁能属文，为兰台令，述作《汉书》，成不朽之业。其所作诸赋亦甚为当时所称，以《两都赋》为最著。《两都赋》之结构，甚似《子虚赋》，先言西都宾盛夸西都之文物地产以及宫阙于东都主人之前，东都主人则为言东都之事以折之，于是西都宾为其所服；在文辞一方面，也仍不脱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堆砌奇丽之积习。又作《答宾戏》，亦为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后宪败，固被捕死于狱中。 与固同时者有崔骃，亦善为辞赋。所作《达旨》亦仿东方朔之《答客难》，其他《反都赋》诸作，今已散佚不见全文。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于班固，亦以能作赋名。王莽时不仕，更始立，衍为立汉将军，光武时为曲阳令。所作有《显志赋》及书、铭等。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生于公元78年，死于公元139年。善作赋。所作有《西都赋》《东都赋》《南都赋》《周天大象赋》《思玄赋》《冢赋》《髑髅赋》等，又有《七谏》《应间》，仿枚乘、东方朔之作。此种著作，在现在看来，自不甚足贵。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诗》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兮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下二节意略同） 此诗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调是独创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衡并善于天文。为太史令，造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精确异常，可算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家。后出为河间相，有政声，征拜尚书，卒。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约生于公元55年，约死于公元137年。初以赋进，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撰《汉记》。后为乐安相卒。有《函谷关赋》《东观赋》等。其《九曲歌》仅余二句：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下阙） 却甚为人传诵。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生于公元79年，死于公元166年。为汉季之大儒，但亦工于作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所作以《笛赋》为最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其不朽之作为《楚辞章句》一书，此书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机赋》《荔枝赋》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与蔡文姬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生于公元133年，死于公元192年。为汉末最负盛名之文学者。召为议郎，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免去。董卓专政，强迫邕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最后拜左中郎将。卓被杀，邕竟被株连死狱中，所作文甚多，赋以《述行》为最著。有诗名《饮马长城窟行》者，辞意极婉美：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编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选》录是诗，题为无名氏作，至《玉台新咏》始题为邕作，不知何所据。但当邕时，五言诗的体裁已完美，已盛行，将此诗归之于邕，自然不比将《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归之于枚乘的无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夫亡，居于邕家。兴平中，天下丧乱。琰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子，遣使者以金璧赎琰归。此事曾为不少的戏曲家捉入他们的戏曲中为题材。琰天才甚高，躬逢丧乱，所作《悲愤诗》凄楚悲号，读者皆为之泫然。所叙皆她自己的经历，所以真挚凄婉之情充盈于纸间。汉世之诗赋，不是浮夸的便是教训的（如韦孟之诗），似此诗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极少见的。 ……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歼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中叙到胡地，下叙来迎归汉。）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诗还有第二首，格调与上所举的一首不同，叙述略简，而情节意思则完全相同，可绝不是一诗的二节，而是两个作者所作的二诗。大约一诗为琰原文，一诗乃为后人所演述者，至于究竟哪一首是原诗，则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诗，亦叙琰之去胡与归来事，情节与《悲愤诗》俱同，仅增加了些繁细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诗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为后人所重述者。我则相信此诗绝非琰所自作；因为她已做了《悲愤诗》，何必更去做同样的别的诗篇？且细读《胡笳十八拍》实不似诗人自己所创作者，而大类乐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辞。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 此显然不是琰所自说的话。大约琰的故事在当时及其后必流传极盛，于是乐人乃以《十八拍》之新声，演此故事歌唱之。 《史记》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它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斯，没有奥维德，甚至于没有朱文纳尔与普鲁塔克，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实较罗马的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尤为伟大，他这部书实是今古无匹的大史书，其绚灿的光彩，永如初升的太阳，不仅照耀于史学界，且照耀于文学界。还有，班固的《汉书》与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也颇有独创的精神。荀悦的《汉纪》体裁虽仿于《左传》，叙述却亦足观。故汉代文学，昔之批评家多称许其赋，实则汉赋多无特创的精神，无真挚的情感。其可为汉之光华者，实不在赋而在史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自序）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记》。因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迁之作《史记》，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有分国叙述之《国语》《战国策》，有纪年体之《春秋》，有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为散杂；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叙述古代至战国之前后的。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但其材料亦不尽根据于古书，有时且叙及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的东西。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叙述的骨干，其他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此种体裁皆为迁所首创。将如此繁杂无序的史料，编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真是至艰，其能力真可惊异！中国古代的史料赖此书而保存者不少，此书实可谓为古代史书的总集。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两千年。此书的体裁不唯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其列传则不唯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者、文学者、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而融贯冶铸而为一书，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整的钢铁一样，使我人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大约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且随时加入别处所得的材料。兹举《尚书·尧典》一节及《史记·五帝本纪》一节以为一例： 《史记》此节的材料虽全取之于《尚书》，然于当时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畴”，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鸠僝功”之类，无不改写为平易之今文。观此，仅一小节，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处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史记》虽集群书而成，而其文辞能纯整如出一手，此种改削实为其重要之原因。 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亦极大，有无数的作家去拟仿他的叙写方法与他的风格；而作传记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记》之文字为他们的范本。这种拟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读的。而《史记》本身的叙写，则虽简朴而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为一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 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史记》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书的完整与美丽。 《汉书》 迁卒后百余年，有班固者作《汉书》。《汉书》的体例几全仿于《史记》，此为第一部模拟《史记》的著作。其后继固而作者几乎代有二三人。固书与迁书唯一不同之点在于《史记》为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的，起于汉之兴，而终于西汉之亡。《汉书》共100篇，凡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史记》所有之世家，《汉书》则去之，归入列传中，《史记》之“书”，《汉书》则改名为志。二者之不同，仅此而已。但《汉书》之体裁，亦有不尽纯者。固虽以此书为断代的，仅记西汉229年间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却并叙及上古的人物，《艺文志》亦总罗古代至汉的书籍。尤可异者，则其中之《货殖列传》且叙及范蠡、子赣、白圭诸人。其体例殊不能谓为严整。大约《古今人物表》及《艺文志》皆为《史记》所无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补《史记》之缺。（至于《货殖列传》叙述之淆乱，则不知何故。）《汉书》之文字，叙汉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记》原文，异处甚少，故亦颇有人讥其剽窃。至其后半，则大半根据其父彪所续前史之文，而加以补述增润，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笔。固经营此书亦甚费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诏作史，潜精积思20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为固妹昭所补成，因固死时，此数篇尚未及竟。 传记史书 除《史记》与《汉书》之两大史书外，刘向之《说苑》《新序》《列女传》及韩婴之《韩诗外传》亦殊有一叙的价值。此数书皆为传记一类的著作。 韩婴，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又历官于景帝、武帝二世。婴所专习者为《诗经》 ；汉初传诗者三家——齐、鲁、韩——婴即韩诗的创始者，曾作《诗经外内传》，《内传》今散佚，独《外传》尚存，即所谓《韩诗外传》。但此书却不是《诗经》的注解，乃是与《说苑》《新序》同类的书。“大抵引诗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诗”（王凤洲语）。其文辞颇简婉而美，其所叙之故事，亦颇有些很好的故事在。 刘向前已言其为大编辑者，现在所讲之《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其原料亦皆集之于古代各书，向第加以一番编纂的工夫。 《说苑》共20篇，以许多的片段故事分类归纳于《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之20个题目之下。 《新序》之性质，亦与《说苑》相同，今所传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为《杂事》，第六卷为《刺奢》，第七卷为《节士》，第八卷为《义勇》，第九卷及第十卷为《善谋》。 《列女传》为专叙古代妇女的言行者，其体裁亦与《新序》《说苑》相同，以许多的故事，归之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几个总目之下，每传并附以颂一首。此书有一部分为后人所补入者。后来的人以附有颂者定为刘向原文，无颂者定为后人所补，大抵无颂者都为汉代人及向以后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书，其中故事有许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为戏曲、诗歌的原料；有许多则其机警譬解甚可喜。兹举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说苑》五）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乎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新序》一） “正史”与“传记”二者之外，古代《左传》式的“编年史”至汉末亦复活。当献帝时，荀悦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此为《左传》的第一部拟著的摹作，此后，类此的著作，便常常地出现了。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人，生于公元148年，卒于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迁黄门侍郎，曾作《申鉴》5篇。《汉纪》虽非他的特创之作，然辞约事详，亦颇自抒其论议。 论文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中国之批评者多重汉之论文，以为浑厚，实则远逊于战国时代——自此以后两千年间，好的论文亦绝难一遇。 最初出现者有陆贾。贾为汉开创之帝刘邦时人，作《新语》12篇，每奏1篇，邦未尝不称善。此书虽至今尚传，然为后人所依托，原书已不传。后有贾谊，曾上治安策于汉武帝，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似较其辞赋为更足动人。今所传有《新书》58篇，多取《汉书》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大约是旧本残逸，后取谊文割裂重编之故。然谊固可追踪于战国诸子之后，自是汉代第一流的大论文家。今举其《治安策》的一节：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景帝之时，有吴楚七国之叛乱。这个时代，智谋之士颇多，如晁错、如邹阳、如枚乘，其说辞皆畅达美丽而明于时势，有类于战国诸说士。 枚乘，曾两上书谏吴王，当时称其有先知之明。 晁错，颍川人，为景帝内史，号曰“智囊”，即首谋削诸侯封地者，吴、楚反，以诛错为名，错遂为这次内乱的牺牲者。错深明当时天下情实，故所说都切当可行，亦当时之一大政论家。 邹阳，齐人，初事吴王濞，以王有邪谋，上书谏之不听，遂去吴之梁，从孝王游。左右恶阳于孝王，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辞甚辩而富情感，读者都能为其所感动。故孝王得书，立出之，待为上客。此种文章，自阳后便不易得见。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儒者，皆曾上书论事，然意见文辞都不足称。同时有刘安者，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21篇，号曰《鸿烈》，即今所谓《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之性质甚似《吕氏春秋》，文辞尚留战国诸子的遗迹，而所论者殊驳杂而无确定的主张。 后七八十年，有刘向，向所编之传记三部，上面已讲过，当时他曾时时上书论时事，亦为大政论家之一，而其见解文辞，却无甚可特述者。其后20余年有扬雄，曾拟《论语》作《法言》，他的见解虽有时可以注意，而文辞中模拟之病甚深，处处都仿效著《论语》之简质的语法，直忘了《论语》是何时代的作品，且忘了《论语》是弟子所记的语录而非孔子所自作的，殊觉可笑；甚至《论语》13篇，他的《法言》亦写了13篇以相匹对，更是无谓之至。与雄同时者有桓宽，曾作一部《盐铁论》，至今尚传，其体裁殊特别，但其文辞亦不足观。 其后40余年，有大论文家王充出。充卒于公元90年间（汉和帝永元中），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曾师事班彪，仕郡为功曹，以数争谏不合去。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遂成《论衡》85篇。《论衡》实为汉代最有独创之见的哲学著作。当时儒教已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而充则毅然能与之问难。他在《问孔篇》上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能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这些话当时更有什么人敢说！又在《物势篇》上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这些话亦是说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辞殊觉笨重而不能畅顺地达其意。这是很可惜的。略后于充者有王符。 王符，字节信，安帝时人。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以讥当时之得失，不欲彰显其名，故曰《潜夫论》，凡36篇，但其言论无甚新意，文辞亦殊平冗。 此后，至献帝时，又有三个论文家出现。 一为仲长统。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生于公元179年，卒于公元219年。性俶傥，不拘小节，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曾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 一为荀悦。悦之《汉纪》，前已述及。其论文集名《申鉴》凡5篇，名《政体》《时事俗嫌》者各1篇，名《杂言》者2篇。 一为徐幹。幹，字伟长，北海人，生于公元171年，卒于公元218年。著《中论》20余篇，传于今者凡20篇。曹操曾屡辟之，俱不应。 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脱儒家的范围，文辞亦无可特称之处。 [book_title]第五章 魏晋文学 自屈原以后，至汉代之末，几无一个重要的大诗人出现。汉代的诗歌，前章已略述其概，大概西汉之诗人，刘彻的天才是很高的，其他若韦孟、韦玄成之诗，都是教训垂谏之意，而无诗的美趣，不足使我们注意；梁鸿诸诗，却较韦氏诸作为胜，然除《五噫》外也都不甚成功。东汉之诗人，则推班固、傅毅、张衡、蔡邕、蔡琰诸人。然两汉的这一班诗人，所作都仅数首，自不能当大诗人之称。 建安时代 同时，有《铙歌》18曲者，作者的姓氏已不传，其中有数曲，可算为很好的诗，《战城南》与《有所思》二曲尤好：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裵回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战城南》）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绐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犬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有所思》） 又有《古诗十九首》者，始见于《文选》，题为无名氏作，几乎没有一首不是好的。徐陵的《玉台新咏》始以其中之8首为枚乘所作，又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之辞。又有题为苏武、李陵所作之诗10余首；苏武诗4首，及李陵《与苏武诗》3首见《文选》，其他各诗见《古文苑》。更有题为古诗者许多首，俱为无名氏作。这些诗，也都是辞华焕发而蕴情至深的。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古诗十九首》之一）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诗）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李陵《与苏武诗》） 《古诗十九首》中所谓枚乘作的数首，上章已辩明必非乘所作，至于称为傅毅之作的一首，恐亦系臆测之辞。苏武、李陵诸作，虽见于《文选》，然《汉书·苏武李陵传》中并不载苏、李二人之诗，仅言武还汉时，李陵置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泣下数行，遂与武决。《艺文志》中亦不言陵及武有诗篇。当时，苏、李的故事，盛流传于知识阶级及民间，果苏、李作有这许多诗，班固当然不会不知，既知也不会不录入传中或载入《艺文志》中的。何以固时尚不知有这些诗，而至数百年后萧统诸人之时反倒知道？以我所见，苏、李之时，绝不会产生那样完美的五言诗。大约这些诗必为后人所作，而被昭明诸人附会为其故事感人至深的苏、李二人所有的。细读各诗，更可见他们全非出于苏、李之手笔。如苏武之诗：“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他赴匈奴，系出使，并非出战，何以言“行役在战场”？又他的《别李陵》 ： 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 所谓“二凫俱北飞”何意？他们既当相别，那么，相别之后，武则至汉，陵则在胡，正是一秦一胡，何以诗中却说“一别如秦胡”呢？ 大约此种完美的五言诗，在西汉绝不会发生。最初的五言诗作家最早当生在东汉之初期。班固的《咏史》“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是较可靠的最初的五言诗。自此以后，此种诗体，流传渐广，渐代四言体及“楚辞体”，而占领了诗的领土。然其盛时，似当在建安（196—219）前后。钟嵘在他的《诗品》中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也许《十九首》等古诗，竟是建安中曹、王诸人所制也未可知。 以此完美的五言体所作的叙事诗，有《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这些诗的作者的姓名，今亦不可知。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绿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帩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为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府吏长跪答：“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赴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这些诗大约也都是建安时期的作品。《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首，可算是中国第一首长诗。其序言：“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则其作者当在建安中，或系当时民间流行之唱辞，后来诗人为之润饰者。 综言之，自屈原以至汉末，实无一个可称得大诗人的重要作家出现。直到了建安之时，才有大诗人曹植与曹操、曹丕、王粲、刘桢等起，而以曹植为尤伟大。 曹氏三诗人 曹氏的三诗人操、丕、植，其风格与情思俱远高出于当时的诸作家。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少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后掌兵权，渐破灭群雄，专汉政。操天才甚高，虽常在军中，征讨不休，而所作殊佳，极豪逸悲凉之致。其《短歌行》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苦寒行》 ：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尤为有慨慷悲壮之美。丕、植俱为其子。 曹丕，字子桓，操之长子，8岁能属文。操死，继立为魏王，受汉禅，于公元220年即位。所为诗，佳者亦不少；《善者行》 ：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及《杂诗》 ：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可为一例。又作《典论》，其中《论文》一篇，评论当时文士，所见甚高。中国的文学评论，存于今者，当以此篇为最古。 曹植，字子建，生于公元192年，死于公元232年。其作品不唯为曹氏三诗人中的最伟大者，且亦为当时诸文士的领袖，世称“天下共有才十斗，子建独有其八。”实则其词彩绚耀，才华高旷，并世之诗人固无及者，即六朝初唐之诗人，除陶潜外，恐亦无其肩比。钟嵘言：“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诗品》）诚哉，六朝诸诗人，谁不曾映子建之余晖者！植性简易，不治威仪，操于诸子中特宠爱之，几欲立之为太子者好几次。卒因丕之善于矫饰，遂不立植而立丕，丕因此怨植，及即位，即杀植之至友丁仪、丁廙，又贬削植之爵位。植常悒悒无欢。明帝时，封陈王，不久，即发疾卒，年四十一，谥曰思。 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今传集10卷。植之诗，情绪既真挚迫切，铸词又精妙美适。如：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时不开，贱妾当何依！（《七哀》）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赠丁仪》）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 这几首随意举出，不一定是他最好的诗；然即由这几首里，我们亦可看出他的作品的极可注意的两点：其一，像“流光正徘徊”“时雨静飞尘”等的独创的铸句与用字法，是古诗人所极少有的，独子建常用之，然却用得极自然，极适合，绝不见雕斫与牵合的缝痕，这是他最大的成功之一点；其二，在诗歌中，对偶的句子，子建亦用得很多，像“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虽不如后来齐、梁、陈、唐的诗人对得那样地准确整齐，然实为他们的先驱，开辟了这条诗歌中的对偶的路给他们走。这是子建有最大的影响于后世的地方——虽然这影响不是什么好影响。不过在子建的诗里，这种对偶的句子，我们却并不觉得讨厌，反觉得可爱，这也是因为是写得自然适合而并不强凑强对的缘故。 与曹氏三诗人同时者，有建安七子及杨修、繁钦诸人。建安七子者，为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及刘桢，他们都是生于建安中，且大半都是为曹操所引用者。曹丕曾论及他们，谓：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骡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典论·论文》） 这几个人都不能胜于曹氏父子，至较之子建，则子建为清光泻地的明月，粲等则闪熠的群星而已。杨修诸人所造亦未能过于七子。 魏晋诗人 建安之后，至陶潜未出之时，诗人之著者有嵇康、阮籍、张华、傅玄、陆机、潘岳、左思、刘琨、郭璞诸人。 嵇康，字叔夜，谯国钟人，生于公元223年，死于公元262年。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唯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友善，常为竹林之游，世谓之“竹林七贤”。康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时司马氏欲篡魏，思剪除其宗室姻亲，遂藉细故杀康。康之诗，喜说玄理，然亦时时有旷逸秀丽之句，如《赠秀才入军》19首中的一首：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又一首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诸句，俱为他的最好的诗的例子。他又为上古以来高士作传赞。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人，生于公元210年，死于公元263年。志气宏放，任性不羁，常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尤好庄老，嗜饮酒。高贵乡公时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以酒自隐，乃求为步兵校尉，远世避害。所作以《咏怀诗》80余首为最著，虽未必每首都是好的，然秀逸的、美好的诗却不少，如：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鸣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八十二首》之一） 等，尤为后人所传诵。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生于公元232年，死于公元300年。辞藻温丽，朗瞻多通。初著《鹪鹩赋》，为阮籍所叹赏，由是知名。晋时为黄门侍郎，力赞伐吴之议，果灭吴而天下归于一。后为太子少傅，被孙秀等所害。华所作有《博物志》10篇。其诗华整，“多儿女之情，少风云之气”。如： 居欢惜夜促，在慼怨宵长。抚枕独吟叹，绵绵心内伤。 巢居觉风飘，穴处识阴雨。未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俱见《情诗》） 诸句，可见他的作风的一斑。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与张华同时，生于公元217年，死于公元278年。初为弘农太守，入晋为驸马都尉，迁太仆。尝作《傅子》百余卷，为当时有特见的论文家。其诗有古乐府的风格，朴质自然，不涉靡丽，而情感深挚动人，如他的《短歌行》 ： 长安高城，层楼亭亭，干云四起，上贯天庭，蜉蝣何整，行如军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鸣；蚍蜉愉乐，粲粲其荣。寤寐念之，谁知吾情！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昔君与我，如影与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与我，两心相结。何意今日，忽然两绝！ 可为一例。 陆机与潘岳略后于张、傅，其作风则与张、傅甚异；张、傅古朴，而潘、陆则繁缛富丽。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生于公元261年，死于公元303年。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张华深爱重之，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当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后司马颖与司马颙起兵讨司马乂，以机为河北大都督，因战败，被宦者孟玖诬杀。机当时与弟云齐名，时称“二陆”，然云之诗远不如机。机虽时伤于缛丽，然常亦有轻俊之作，如《猛虎行》 ：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之类者。他又作《文赋》，是有名的文学评论之一。以最不易达意的文体，而畅丽地叙他的文学见解，不能不谓之成功。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幼称奇童，长善为诗。为散骑常侍，与石崇等友，酬吟不绝。司马伦辅政时，孙秀用事，以旧怨杀崇及岳，时为公元300年，亦即张华被杀之一年。岳所著有《西征赋》《闲居赋》，又善为哀诔之文，然其不朽之作，当为《悼亡诗》，这是他从极深挚的情感里流泻出来的，是他的呜咽的哭声，是他的悲苦的诉语。我们读至：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仲惊惕。 ……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月朗何胧胧。展转盼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襟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谁能不凄然与之表同情！如遇与他同情景的人，则直欲悲哭而不忍卒读了。像这种至情的作品，在充满了刻板的、虚伪的情感的中国诗歌中，真可算为极珍异的宝石。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与潘、陆同时，曾被征为秘书郎。其巨作《三都赋》，至十年乃就。其赋出时，人竞相传写，致使洛阳纸价一时为之贵。然此种作品，在今视之却殊无大价值。其诗则世人都称许其《咏史》8首，然此等作品亦无甚意义。若如：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招隐》） 之句，乃真为其可传之作耳。 同时又有张载、张协兄弟，亦善为诗，而协较其兄得名为盛，如： 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张协《杂诗》） 亦其有名之句。此外张翰、孙楚、夏侯湛、石崇、曹摅诸人，亦以能诗名，然都无特加以叙述的必要。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其卒年较诸人为后，生于公元270年，卒于公元317年。初为司隶从事，常与石崇等酬唱。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后进司空，为段匹磾所杀。他的诗，因曾经历五胡之乱，遂不觉变为慷慨悲壮的，如： 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扶风歌》） 可为一例。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与刘琨略同时，而卒年为后，生于公元276年，死于公元324年。好古文奇字，并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后为王敦所杀。其辞赋为东晋之冠，其《山海经注》等亦极著名，其诗则以《游仙诗》14首为最好。《游仙诗》诚为超逸而具特异的风格与情调之作，如： 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可为一例。 此时前后，清谈之习甚盛，士大夫皆贵黄、老。此风嵇康、阮籍时已开其端，后乃益炽。正如钟嵘所言：“于时篇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言）所以郭璞之后几近七八十年（公元324年至公元400年的略前）无重要诗人出现。最后乃得陶潜。 陶潜 陶潜可谓六朝中最伟大的诗人，除曹植外无可与之比肩者。他的出现，可谓异军突起，其作品乃绝不类于前代的作家，亦绝不类于并世及后来的诸诗人，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如朗月之静挂于午夜，所谓“超然寡俦”者，潜足以当之无愧。大抵六朝诗人不是工于拟古，仿古诗乐府，便是涂饰繁丽之辞，雕琢精工之语，失了诗的自然真璞之美。独潜则绝不熏染这种习惯，萧疏自在，随笔舒写其欲写的情思，而无不绝工。辞虽平淡，无故作奇丽的句子，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语）。黄庭坚言：“谢康乐，庾义成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这是确切不移之评语。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一语，人盛称之；他苦思半生，仅能于睡梦中得此一句较自然的句子，至于潜则无语不是如此之自然真切。 陶潜，字渊明，或谓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少有高趣，“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五柳先生传》）。曾出就吏职，一度为彭泽令，不乐居官，赋《归去来兮辞》，自解归，遂不复出仕。有集8卷，萧统盛称之，为之作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之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之一）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来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之一） 由这几首诗，可以看出他的作风的一斑。他的《闲情赋》 ：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元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装。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 虽萧统评它为陶潜作品中的“白璧微瑕”，然此赋实为最好的情诗之一。统之见解殊迂腐可笑。苏轼评他为“强作解事”，未为委屈他。 陶潜以后的诗人有颜延之、谢灵运、谢惠连、鲍照等。再后，则沈约等起，诗体为之大变；沈约等都归入下一章中讲，这里只叙到在他以前的诸诗人。 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生于公元384年，卒于公元456年。与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时称“颜谢”。延之曾为始安太守，及永嘉太守，最后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其诗追踪潘、陆的靡丽，而更过之，时称他的作品为“错彩镂金”。如： 婺女俪经星，常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阊阖殊未晖，咸池岂沐发。（《为织女赠牵牛》） 等类的文句，殊觉得雕斫过甚，毫无生气。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生于公元385年，卒于公元433年。晋名将谢玄之后，袭封康乐公。入宋降爵为侯，起为散骑常侍。后出为永嘉太守，不久，又弃职居会稽，以游放歌诗自娱。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最后，以受诬，兴兵反抗，失败被杀。他的诗与延之同病，亦伤于靡丽，而无自然高远的情致。如他的《登池上楼》，世所盛称：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然我们读之，终觉得累重而无诗的真趣。他的族兄瞻、族弟惠连亦善为诗。瞻没有什么天才，惠连的诗，则较灵运的为自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