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book_author]朱东润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91124 [book_dec]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 [book_img]Z_11866.jpg [book_title]自序 民國二十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二十一年秋間，重加訂補，二十二年完成第二稿。二十五年再行删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二十六年的秋天開始排印。這時對外的抗戰爆發了，烽火照遍了全國，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擱下，其餘的原稿保存在漢口。二十七年春間，武漢大學西遷。就在這一年，放棄武漢，整個的戰局起了變化。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第三稿也只剩了上半部。 在這幾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幾次想把這部書重行寫定，但是手邊的書没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没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删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這部書出版，我總是遲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略加校定，這便是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裏，一切的形式和内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點。因爲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爲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擱入講義。因爲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時因爲引證的語句，不能在口頭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證，而重要的結論有時不盡寫出。因爲書名人名的目録，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聽衆的厭倦；所以除了最關緊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闌入。這些都是講義的特點，姑不必問其是優點或是劣點。 然而講義確有講義的劣點。因爲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爲校對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標點的錯排，有時多至驚人。這裏的責任，有些屬於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時候，當然應該全部改定，責無旁貸。在平時，本來應當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戰時。戰争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然而也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戰時的書肆，貧乏到怎樣的程度，戰時的圖書館，凌亂到怎樣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後，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戰時的我們，正在抗戰的當中，必然會加以體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對於這本書的疏忽，也許會加以格外的優容。我也希望還有書籍凑手、重新寫定的一日。然而我對於這本書的疏忽，祇有負責，祇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寫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後，郭紹虞先生的和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還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學的熱忱和撰述的價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對於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時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爲局勢相同，所以結論類似，同時也因爲立場不一，所以對於萬事萬物看出種種不同的形態。這本書的内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異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當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祇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没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時代或宗派，是一種不能辯護的疏忽。在全書中，我曾經指出劉勰、鍾嶸所處的時代，我也曾指出對於當時的潮流劉勰如何地順應，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經指出元祐以後江西派幾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評者如何地奮鬥。至於明代秦漢派和唐宋派的遞興，清代神韻、性靈兩宗的迭起，桐城、陽湖兩派的相關，我相信我也曾經指出。但是我不曾對於每個時代加以特殊的標幟，而對於每個批評家，縱使大衆指爲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認是某宗某派，我很難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稱。一切都是出於有意。我認爲偉大的批評家不一定屬於任何的時代和宗派。他們受時代的支配，同時他們也超越時代。這是一個矛盾，然而人生本來是矛盾的。劉勰承受宋齊以來的潮流，然而劉勰不滿意宋齊以來的現實。嚴羽承受南宋以來的潮流，然而嚴羽不滿意南宋以來的現實。假如我們承認劉勰、嚴羽的超越時代只是一種特例罷，但是鍾嶸較之劉勰更加超越，方回較之嚴羽也何嘗不超越？我們怎樣解釋呢？就宗派而論，偉大的批評家也和偉大的政治家一樣，他們的抱負往往是指導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導。宗派會有固定的規律，甚至也會有因襲的恩怨，然而偉大的人生常會打破這些不必要的規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韓愈和李翱不同，黄庭堅、陳無己和韓駒、吕本中不同，李攀龍和王世貞不同，方苞、劉大櫆和姚鼐、曾國藩不同，我們又怎樣解釋呢？也許有人指出他們之間大同小異，所以不妨承認宗派的存在。倘使他們的中間只是大同小異，原不妨這樣説；但是誰能保證他們的中間不會是小同大異呢？因此，在這些情形之下，就時代或宗派立論，有時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時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難。所以，我決然放棄時代和宗派的標題，在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這是一個嘗試，也許可以得到讀者的容許。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給以分别的叙述。批評家論詩論文，有時採取不同的立場：韓愈是一個例，袁枚自稱論文嚴而論詩寬，更是顯然的一個例。所以分門别類的叙述，確實有一種便利；但是這裏，和上面一樣，也有相當的困難。蘇軾論詩論文論詞，都有他的主張，我們不便把整個的蘇軾分隸於三個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較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裏，困難還要增加。劉熙載的《藝概》，論詩，論文，論賦，論詞曲，論經藝，我們更不便把整個的劉熙載分隸於五六個不同的篇幅。中國文學批評史究竟不是文論史、詩論史、詞曲論史的聯合的組織，所以我決意放棄分門别類的叙述；除了僅有的例外，在這本書裏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而不是每個批評家的多方面的組合。 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評家。中國是一個富於古代歷史的國家，整個的知識界彌漫了“信而好古”的氣氛。五四運動以前，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運動以後，除了打開窗户，吸收一些外來的空氣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學課程裏，文學史的講授，祇到唐宋爲止；專書的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後的作品——並不是罕見的實例。因此即是討論到中國文學批評，一般人只能想起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最多祇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十一世紀以後的著作，幾乎逸出文學界的視野，這不能不算是駭人聽聞！有人會説文學批評的原理，劉勰、鍾嶸已經説盡，其餘只剩一些枝葉，用不着過分注意。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每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當然是一種意見。但是我的意見，是應當根據遠略近詳的原則，對於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叙述。也許這裏講得太多一點，但是我們對於一千年以來的歷史既然無法加以“革除”，我們的生活同樣地也無法超越近代的階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麽即使多知道一點近代文學批評的趨勢，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費。何況縱使這本書“遠略近詳”，其他主張“遠詳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廣博的讀者當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補償。 這本書的出版雖遲，但是看見講稿的人已經不少。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的批評，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幾種極端的評論以外，這裏可以提出一點。有人説這本書雖然是“史”，但是還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説這是“文學批評之批評”。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他們的意見也同樣地認爲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叙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這一點我當然承認，但是我願意聲明，一切史的叙述裏，縱使我們盡力排除主觀的判斷，事實上還是不能排除浄盡。“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麽是“至”？《中庸》説過，君子之道，“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的目標，不妨完全是史實的叙述，然而事實上不能辦到，這是一點。還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遠是事態的片面，而不是事態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説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態，但是一個事態的許多片面的總和，仍舊不是事態的全面。這是又一點。還有，歷史的記載當然是史，文學批評史也是史，但是和歷史的史究竟還有些許的不同。在已往的許多著作裏，什麽是文學批評，什麽不是文學批評呢？在取材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擇别，擇别便是判斷，便不完全是史實的叙述。在叙述幾個批評家的時候，不能不指出流變，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較，這也是判斷，更不是史實的叙述。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着一些批評的氣息。這是第三點。事態上無可避免的現實，祇有請求讀者的原諒。 這本簡陋的著述在國難中付印，更減少了請求訂正和自行修改的機會。叙述的錯誤和判斷的不正確，都在所不免，一切請求讀者不吝指示，俾得訂正。 在本書的創始和出版中，得到許多朋友的指導，我都十分感激。對於協同搜集材料的任戇忱先生，提議付印的馬文珍先生，和贊助出版的葉聖陶先生，尤其應當藉此機會，表示深切的感謝。 三十二年二月重慶柏溪 [book_title]第一　緒言 文學批評一語，古無定名。《隋書·經籍志》於《文章流别志論》、《翰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總集之後，所謂解釋評論，總于此編者也。《舊唐書》因之。《新唐書·藝文志》始立文史類，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録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齋詩話》、《苕溪漁隱叢話》等，又别入小説類，則分部别居，蓋有未盡者。《明史·藝文志》亦有文史類，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説類者未見，蓋視《宋史》爲加謹矣。《四庫總目》始别有詩文評類，然亦不能盡賅文學批評，如《樂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類者是也。 凡一民族之文學，經過一發揚光大之時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風會，發蹤指使之人物，其終復恒有折衷群言、論列得失之論師，中間參伍錯綜，辨析疑難之作家，又不絶於途。凡此諸家之作，皆所謂文學批評也。得其著而讀之，一代文學之流變，了然於心目間矣。 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二名並懸，詁訓兩異。文學批評之義，略如前陳，批評文學則指其中之尤雅飭整齊者而言。隻詞單句不成片段者，固無論矣，即摭拾剩語，勉成完書者，亦非其倫。舉此以繩，自《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史通》、《原詩》、《文史通義》等諸書以外，可得而數者，蓋無幾矣。今兹所論，固不限此。 或者謂文學批評之盛衰，每視文學之升降爲轉移，斯又不然。魏晉六朝之文學，以太康間爲極盛，而劉、鍾成書，翻在齊梁。唐人之詩，標新領異，恢廣疆土，包毓靈異，而唐人論詩，自司空圖《詩品》以外，未中肯綮。妙觀逸響之句，獨標奥義，詩眼響字之論，備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遠邁唐代。宋人之詞，千年獨擅，然宋人論詞，或造詩餘之説，辭而闢之，翻在近日。至於東坡之空靈，碧山之沈鬱，推少游爲詞心，闢劉、蔣爲外道，此論惟于後人得之。戲曲肇自金元，小説盛於明代，而評論戲曲，批判小説，則探幽鉤深，出色當行者，蓋猶有待。然則，謂文學批評之與文學同時升降者，誤矣。 然於此中有當知者，則對於某項文學之批評，其成熟之時，必在其對象已經完成以後。有違此例，必多乖舛。昔摯虞持論，謂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至於五言七言，但於俳諧倡樂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後聞之，寧不成爲笑柄。英人高斯嘗言：“自今觀之，昔日之批評家建樹規律，執一繩萬，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規之批評中，常爲此規律太嚴之病所乘，而創造的想象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當代之規律而見斥，如勃萊克、基慈，乃至彌爾敦之詩是矣。”此言可以證也。 至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分類，《四庫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説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説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範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至若東坡之論蘇李贈答，晦庵之辨《詩》大、小《序》，此則自爲考訂一派，逸出文學批評之常軌，今兹所述，蓋從略焉。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嶸之書，一也。發爲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採諸家，定爲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裏，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説，備見《詩眼》者爲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覯焉。 讀中國文學批評，尤有當注意者，昔人用語，往往參互，言者既異，人心亦變。同一言文也，或則以爲先王之遺文，或則以爲事出沈思、功歸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氣也，而曹丕之説，不同于蕭繹，韓愈之説，不同于柳冕。乃至論及具體名詞，亦復人各一説，如晚唐之稱，或則以爲上包韓柳元白，或則以爲專指開成而後。逐步换形，所指頓異，自非博綜於始終之變者，鮮不爲所瞀亂，此則分析比較，疏通證明之功之所以貴也。 [book_title]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1]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鉅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餘韻，亘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于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過一般之批評家遠甚。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舊説以爲虞舜之言，説《詩》者多稱道之，所托雖古，實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論，要不出春秋以來，其時實爲吾民族形成之時代。自周之興，宗族勳舊，分佈東方，及犬戎進逼，幽王失國，於是全民族東徙，復與東方固有之諸族混合，文化進展。今日吾人所讀之古籍，《詩》《書》《春秋》，皆此時期以來之産物也。其時之思想家，與後代以最大之影響者，則有孔子。 孔子論文，皆指學問而言，與後世之言文學者不同。《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論語》所記，皆可舉證：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何晏《集解》引馬融説：“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 子曰：從我于陳蔡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邢昺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後人或據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證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學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説不可盡信。然《論語·憲問》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述而》亦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旨可見。大抵孔子言文，要在應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言可證也。 《論語》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古人以爲言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於淫且傷焉。此論蓋爲音律而發。至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論所重，蓋在《詩》義，與前不同。 孔子論《詩》，亦主應用，蓋春秋之時，朝聘盟會，賦詩言志，《詩》三百五篇，在當時固有其實用上之意義，此又後世論《詩》者所不可不知也。孔子之言見於《論語》者如次：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古人言詩，有作詩者之志，有賦詩者之志，故往往有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者。《野有蔓草》，説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子齹賦之而韓宣子曰：“孺子善哉。”《褰裳》，亦説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凡朝聘盟會之間，他人賦詩而不知其指，或不及答者，皆以爲深恥。故言《詩》者必重體會，孔子論《詩》屢及之，其意仍主于應用，如《論語》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自孔子後，百餘年而有孟子。孟子之時，上去春秋已遠，朝聘盟會之禮久廢，賦詩之事已失其實用上之價值，而儒家者流，則以孔子之倡導，每每引《詩》以證其説，於是《詩》三百五篇之應用一變，而以展轉附會，去《詩》之本義亦日遠。 《史記·孟軻列傳》謂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自稱知言，其告公孫丑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至其論《詩》《書》，則有知人論世之説：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 然其知人論世之説，不可盡信。《離婁》：“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後之述者其説多端，而終與事實不合。至若《滕文公》引《魯頌·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爲周公方且膺之，殊不知《閟宫》正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所指明爲僖公，與周公無涉。此則應用之未盡合者歟。 孔子論《詩》，好言體會，所稱述者往往言喻而意得。孟子始言以意逆志，始挾數百年後之意，求數百年前之志，其運用更進一步，然其不能盡合，亦可想見。《孟子》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章》） 今按《吕氏春秋·孝行覽》謂舜“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説。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之也。”《韓非子》亦謂“《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是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大抵戰國之間，説《詩》者不盡如儒家言，故有謂《北山》爲虞舜之詩者。咸丘蒙之問，正與《吕氏春秋》《韓非子》之説同出一源。孟子以意逆志，推定此詩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之作，自爲巨識，今《毛詩序》本此。後人徒知《詩序》之多出附會，不知戰國之間，其附會之離奇不可究詰，有如此者。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法，確爲當世一大進步，今觀孟子論《北山》《小弁》《凱風》諸詩，其見地之卓絶，自可想象。然推求過甚，轉有不可信者，如孟子見齊宣王，舉《公劉》之篇，則謂公劉好貨，舉《綿》之篇，則謂大王好色，皆不可信。或者孟子意在勸勉，語别有故，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荀子論《詩》，嘗言：“善爲《詩》者不説，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見《大略》篇。楊倞注：“皆言與理會者，至於無言説者也。”其言蓋爲附會《詩》義者而發。至其論及《詩》《樂》之關係，言獨警辟，如云：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論》）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大略》） 荀子又嘗推論《詩》《書》《禮》《樂》之歸，《風》、大小《雅》、《頌》之别，其言見於《儒效》篇：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荀子論文，其意仍主於學問，與孔子之説相似。《大略》篇云：“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要其論文之旨，尚質尚用。《樂論》篇又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即此以觀，其不崇尚文辭可知矣。 大抵吾國先哲之論文學，不尚玄想，不重辭采。文學中之所表現者，其事不出於家國身世，其歸不出於興觀群怨。至若先哲之稱道《詩》《書》，其旨亦不外于修身淑世而已。儒家如此，尚質之墨家更可知。《墨子·公孟》篇稱“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三百篇之數與儒家之言《詩》同，而墨子所引詩篇章句，與儒家所傳，略有出入，今不贅，然其言文學之旨歸，則與儒家相同。《墨子·非命》篇云：“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先秦顯學，首推儒、墨，凡其所論，略見上述。道家之論，頗涉玄妙，於後世之文學，良多影響，至於評騭文學，固無可述。獨法家者流，詆訶文學，《商君書》謂“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又謂“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韓非子》亦謂“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説而不求其用，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法家之論，大抵如此，不待盡述。 * * * [1] 以下二章，1932年本、1933年本講義均有較多不同，已録前本收入書末附録二，可參看。 [book_title]第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詩爲文學之大宗，《詩》三百五篇尤爲中國詩之祖，故言中國文學者，不可不知《詩》三百五篇之起源，及古代《詩》説之遞嬗。《詩》三百五篇之結集，大約在孔子之前，當時朝聘盟會，以賦《詩》爲常事，樂工肄習，亦自有其通行之本，此三百五篇之《詩》，殆其時統治階級詠歌之作，而樂工之所通習者也。此三百五篇之本，因流行於各地，篇幅章句之間，容有異同，按之古籍，尚可得其端倪。然其大數，要必不異，故孔子言《詩》三百，墨子亦言《詩》三百，至於篇章之異者，亦不多見，則當時之有通行本可知矣。 此三百五篇之《詩》，大别之有二。言鬼事者，則有周、魯、商三《頌》。言人事者，則有十五《國風》、大小《雅》。觀《崧高》之詩，而曰“其風肆好”，與夫《大戴記·投壺》所謂八篇可歌之《雅》，包括《鵲巢》《采蘩》《采蘋》《騶虞》《伐檀》諸篇，則知《雅》固不妨稱《風》，而《風》詩諸篇，以其出於夏（與雅通）民族諸國，亦正不妨稱《雅》。故求其本義，則《風》《雅》之間，原無截然之别，凡所謂“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者，其實皆不可信。《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爲名十七，實則皆以詩之産地而言，其爲言人事者則一也。《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雅》《頌》而不言《風》者，蓋以《雅》可包《風》，大别有二，人事、鬼事之辨也。此種觀念，至《詩序》成立而後，已不復見。 《禮記·經解》篇云：“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録之以爲經解者。……温柔敦厚《詩》教也者，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愚。”按《禮記》出自漢初經生，所述孔子之言，不可盡信。然温柔敦厚之説，則深中于人心，此則以儒家思想支配中國社會，人人不敢有所違異故也。中國詩詞每作委婉之辭，不敢有所指斥，兢兢焉恐失詩人忠厚之旨，皆出於《禮記》一語也。 《樂記》一篇，論詩歌與音律之關係，其言極深入，今《三百篇》遺音不可復知，即此猶可得其梗概，如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今《詩》三百五篇傳世者，獨有《毛詩》。《毛詩》相傳出於毛公，與後人輯佚所得之齊、魯、韓《詩》，字句間略有出入，獨其所謂《詩序》者，于後代之影響至大。其文作於何時，出於何人，今皆不可得考。《毛詩》自謂出於子夏，後人不復置信，然遽執《後漢書·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一語，謂爲宏作，亦嫌武斷。善乎葉夢得之言曰：“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説爲之，則雖宏有餘矣。”（見《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葉氏又謂其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 漢初立於學官者，《魯詩》、《齊詩》、《韓詩》，所謂《詩》今文之學也。《毛詩》未立學官，至東漢而後盛，及鄭玄作《箋》，《毛詩》大行，而三家《詩》乃漸亡。《齊詩》亡于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習者，至宋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爲《毛詩》者之言，謂三家《詩》不見古序，無以總測篇意。宋程大昌《詩論》云：“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程氏持論，爲有宋名家，而其論如此。然三家《詩》實不可謂之無序，語見魏源《詩古微》，今不贅。 《毛詩·關雎序》一篇，總論詩旨，後人或謂之《大序》，其言爲吾國論詩諸作中有名之篇幅，而其爲雜糅而成之作品，則有可以指者： 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序》） 詩言是其志也。（《荀子》） 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 三、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序》此節與《樂記》類似，見前。） 四、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詩序》）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周禮·春官》） 《毛詩大序》又創爲變風、變雅，與乎《雅》有小大即政有小大之説如次：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至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序》之説，影響後世，爲學者所不可不知，而其實不可信者，蓋有數端： 一、風雅頌之説。《詩序》釋三者之異别，其實不能成立，辨已見前。 二、風刺之説。《毛序》謂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於是於《詩》三百五篇之中强分美刺，除《頌》詩不計外，《風》詩百六十篇之中，美詩僅十六篇，刺詩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之中，美詩僅四篇，刺詩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之中，美詩七篇，刺詩亦六篇。總計《風》《雅》二百六十五篇而刺詩得一百二十九篇，直欲目古人吟詠之詞，多爲怨曲，其不可信明矣。《朱子語類》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卷八十）其語指此。然正以有《毛序》風刺之説，後人作詩，遂多寄託，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直欲並古代作詩之志與賦詩之志於一身，讀之者自不得捨棄比興，專求賦旨。於是詩之旨趣愈迷離而其意境乃愈沈鬱，遂成爲中國詩詞之特性，此又古人序《詩》之時所不及料也。 三、變風變雅之説。《毛序》謂王道衰而後有變風變雅，今就相傳變風、變雅之别論之，皆不可通。即如《風》詩，相傳謂二《南》爲正，十三《國風》爲變，然《甘棠》之作，決不在召伯生前，《何彼穠矣》更在東周以後，其他如《漢廣》之説人，《野有死麕》之惡無禮，又不必在所謂禮義政教尚未廢失之際，此其説已誤矣。故程大昌攻之，《詩論》云：“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又云：“信四詩而分美惡，雖甚善附會者，愈鑿而愈不通。”後人作詩，自命爲正，力避其變，乃一見人作詩，稍變古貌，輒動色相戒，自有數之論師以外，咸不敢爲變體張目，以致造成吾國文壇因襲模擬之風氣，此亦蔽也。 四、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之説。毛説誤。論者以爲《雅》之大小不繫於政之大小，有謂其以腔調不同而分者，有謂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者。按雅與夏通，《大雅》爲大夏之詩，《小雅》爲小夏之詩，以地得名，與政治腔調體格皆無涉。語别見，不贅（詳拙著《讀詩四論》）。 [book_title]第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毛詩》相傳出於毛公，《詩序》雜糅秦漢間之遺説，其中出於漢人者若干，今不可考。欲求漢人之文學批評，當知武帝以前，學術未統於一家，故論文者，張皇幽眇，各出所見，及武帝罷黜百家而後，立論之士必折衷于儒術，文學與道始合而爲一，故武帝時代，實爲古今斷限，不可不知也。 漢人文學，賦爲大宗，而司馬相如之才爲最。相如之説，見於《西京雜記》者如次： 司馬相如爲《子虚》《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焕然如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宫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又引揚雄之説云：“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相如論賦，推重賦心，後人或以之爲神化，此一説也。司馬遷論《離騷》，本淮南王安之説，推賾索隱，直攄作者之情意于紙上，此又一説也。《史記·屈原傳》云：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史公論文，多重情感，故稱《離騷》則言憂愁幽思，其稱《詩》《書》亦然。《史記·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積，不得通其道也。”即此二語觀之，其意可見矣。 史公之後，至元、成之間而有劉向。成帝中，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今流傳者有向所校書録 [1] ，皆以儒家者言爲立場。《管子書録》云：“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晏子書録》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孫卿書録》：“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列子書録》：“其學本于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凡所論列，皆以合于經傳爲則 [2] 。 漢代文人，自相如外，當推揚雄。子雲之論，雖於長卿神化之説有所發明，然論學賦之法，已嫌着跡。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子雲論賦，前後主張不一。《法言·吾子》篇云：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3] 尚麗之説，以賦爲限，至於他作，固不爾也。《吾子》篇云：“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揚雄之論，亦以六經爲本，與劉向同。《法言·問神》篇云：“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吾子》篇亦言：“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説而不要諸仲尼，説鈴也。”又曰：“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此皆以雄爲儒家，故其言如此。然雄謂經可損益，見《法言·問神》篇，則心胸之廣博，固非經生者流可得並論，此雄所以有《太玄》《法言》之書也。 雄之評論諸書者，見《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君子》篇云：“《淮南》説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問神》篇又言：“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惟其論文，主于君子小人之别，故《太玄經》曰：“雕籤之文，徒費日也。雕文刻鏤，傷農事也。”又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鴻文無範，恣意往也。”子雲之所謂大文、鴻文者，即此聖人之辭也。《淵鑒》又引子雲之説云：“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 * * [1] 1933年講義列劉向存世書録九種之名，下云：“或疑劉歆作，或疑僞託。” [2] 1933年講義下云：至於不合經術者，亦不輕棄，其慎重有足法者。 [3] 1933年講義節引此節文字，下云：“二語皆常爲後人所引，曹植、楊修，往復辯難，裴子野有《雕蟲論》，皆以揚雄之言而發也。” [book_title]第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東漢一代，文學論者，首推桓譚、班固，其後則有王充。譚、固皆盛稱子雲，充之論出於君山，故謂東漢文論，全出於揚雄可也。譚字君山，成帝初爲郎，歷事王莽、更始，至建武中始卒，其年輩略後於雄，所著有《桓子新論》十七卷。 [1] 《論衡·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其後王充著書，志在黜虚妄，即此辨照然否之遺意也。惜全書久佚，惟見輯本，原書有《道賦》篇，今惟存四條，未易得其梗概矣。就譚書中可見者論之，要以其推崇揚雄，足見其對於作家之認識： 王公子問：“揚子雲何人耶？”答曰：“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絶於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新論·閔友》）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閲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漢書·揚雄傳》） 譚又謂：“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此皆言文學與環境之關係者。 班固字孟堅，生東漢初，其論大抵本諸揚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曰：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没其風喻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太史公稱《離騷》，以爲與日月争光，及孟堅序《離騷》，乃云：“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虚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争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觀遷、固立論之異，知漢初之與東漢，其間思想之轉變大矣。 漢人之文，西京爲盛，而論評文字，僅見端倪，至於摭論文字，獨具主張，則自王充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生於東漢建武三年，嘗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後漢書》云：“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其爲後人所重如此。”《論衡》一書，推重平實樸直之作，而於才華豐縟之文，深致不滿。 [2] 東漢文風以平實見稱，此則一代風尚使然，而充實爲時代之先覺矣。其論大抵見於《超奇》《佚文》《書解》《案書》《對作》《自紀》諸篇。《書解》篇於文之立場，言之至明，其辭曰：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 惟其盛稱文辭，故《佚文》篇直稱“孔子周之文人也”。又曰：“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此言推重文人可知。然仲任論文，指文章博學言，與古説近，而與漢人之説略異。 《超奇》篇於文人外復有鴻儒之稱。其言云： 故夫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採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 儒生鴻儒之説，又見於《書解》篇。篇中析儒者爲二，著作者爲文儒，説經者爲世儒。其論曰：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絶。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文儒之重，據上可知，而各種文字之中，仲任所尤重者，則在造論著説。《佚文》篇云：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説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説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説經藝之人所能爲也。 造論著説，其旨在於申説宗旨，敷陳事實，而虚妄華飾之説，自爲所疾視。故《佚文》篇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其他亦有可見者，如云： 虚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對作》）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没其罪。（《藝增》） 儒家信而好古，此種精神在文學界中亦常有其影響，仲任之論，不恤與此立異。故《佚文》篇有諷古經，續故文之譏，至《案書》篇更云：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吴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顔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 上論諸人，有其書失傳，今無可考者，以班固、傅毅論之，固知仲任之評不謬也。又《超奇》篇謂：“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辭論説，安得不茂？”此則直謂文章之事，今實勝古，而更推其所以勝古之故，其意與信而好古者異矣，至其歷論漢代諸家者，亦見於《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説，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説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説世疑，桓君山莫尚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論衡》最後有《自紀》一篇，體例與《史記》之《自序》等，要皆論其所以作書之故也。篇中於其文體，多所辯護，正所以自申其説，略列於此，仲任論文之旨，可以見矣： 一、不必艱深。“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于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一、不必從俗。“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説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 一、不必純美。“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毁？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 一、不必合古。“飾貌以强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斵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 一、不嫌文重。“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于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 [3] * * * [1] 1933年講義下云：“論者至謂論説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已有定論矣。《文心雕龍·序志篇》亦及之。” [2] 1933年講義下云：“西漢文學趨重詞賦，賦則必求工麗，揚雄、班固所不能免，至充始奮然反之。” [3] 1933年講義下云：“論者謂自漢而後，有詩賦家之文，有縱横家之文：縱横家之文，於論説之中，尤爲顯著。今即《論衡》之文體觀之，固其類也，要皆爲散體之適用者。而仲任之論，又足以自張其説，觀其力破謬談，勇往直前之精神，求之後代，不易得也。” [book_title]第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自獻帝以上，大一統之時代，蓋四百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二年，此六年間，國中混亂，迄無定日。及建安改元，曹操遷獻帝於許昌，自是威柄下移，天子守府而已。以至析爲三國，亂於五胡，南北分立，群雄割據，中間西晉楊隋，不過數十年事，而自初平迄於唐武德六年中國大定，其間紛擾割裂之局，共四百三十二年於兹，此則言文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西漢中葉而後，中國社會，完全爲儒家思想所支配，迄於漢末，君主屢遷，中國分裂，而儒家尊君大一統之説皆不行，至是其支配社會之勢力中衰矣。於是向者受儒教思想支配之文學，始嶄然特出，不復受其羈勒，附庸蔚爲大國，至蕭梁而極盛。迄至唐宋之間，國家統一以後，儒家之焰復盛。又以爲文學之士，畔經背道，淫靡忘返，遂肆詆誹，不遺餘力。觀其因果相嬗，概可知矣。 開此四百年之局者爲建安時代，而曹氏父子兄弟實主持之。曹操《敕有司毋廢偏短令》云：“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此才行不相掩之論既發，至曹丕始有文行不相掩之説。丕《與吴質書》云：“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自是而後，文學始與儒術歧途。 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子桓精思逸韻，以絶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爲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又：“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子桓，俗論大抵如此。”此言若就文學批評方面論之，殆不可廢。子桓識力精絶，辨别明晰，皆出子建之上，可比較得之也。 曹丕之論，見於《典論·論文》篇，及《與吴質書》，皆案頭習見，不更絮引，兹擇要述之。 第一論文章之重要：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夫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論·論文》） [1]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立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與王朗書》，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與王朗書》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因知曹氏兄弟論文，皆發于東漢之末，無關黄初也。觀丕之言，一再期於不朽，謂詩賦之長，足以垂令名於千古，此固與古人立言之意已異，其重視文辭，良可見矣。 第二論文氣：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 此爲自古以來論文氣之始，然子桓之所謂氣，指才性而言，與韓愈之所謂文氣者殊異。又《典論》稱“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與吴質書》言“公幹有逸氣”，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論本於此。 第三論文體：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典論·論文》） 自子桓起，始於各種文體之異宜，加以論述，其後有陸機之十分法，則視子桓更進一步者也。 子桓批評當世文人者，見《典論》及《與吴質書》，於王粲、徐幹、陳琳、阮瑀、孔融、應瑒、劉楨諸人，皆絜長比短，得其窾要。其尚論古人者如次：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優？”曰：“優遊案延，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矣。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北堂書鈔》引）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御覽》引） 當東漢末對於屈原、相如之優劣，論猶未定，曹丕先述其所長，而後以其意之有餘與否，判其優劣，皆足以見其持論之精密，固非子建之籠統，可得而比也。 曹植對於文章之重要，顯然未能認識。《與楊德祖書》云：“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此論薄視文辭，謂不足爲，其見與子桓異。又書中備論當時作者，茫無定評，雖語本泛泛，不在甄别，果以分析之密論之，固在子桓下也。 [2] 楊修《答臨淄侯箋》，於植之言，多所辨正，其謂“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深悉古今詩體之遞嬗，不爲經生所劫持。又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愆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3] * * * [1] 1933年講義此下尚引《與吴質書》：“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 [2] 1932年講義下云：“或謂子建《與楊德祖書》，備述當時作者，茫無定評，此或語本泛泛，意非評論，遽加譏彈，寧能盡當。然植之論文，確有籠統之病，如云：‘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與吴季重書》）‘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争流可也。’（《前録序》）此種春榮清風，高山浮雲，秋蓬春葩，洋洋皜皜之辭，託義若甚高，案之于實，不得其命意所在。後來文家撰述，多用此例，徒見辭采，無裨論斷，皆曹植爲之厲階也。” [3] 1932年講義下云：“其言尤婉而多風。” [book_title]第七　陸機　陸雲 太康之初，中國復由分裂而歸於一統。聲教文物，一時稱盛，迨夫機、雲入洛以後，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集於都下，遂成當時文人一大結集。在此期中負重望者，要當以陸機爲最，自文學史方面論之，繼兩漢之風雅，開六代之聲色，卓犖敻絶，一人而已。 機之成就，在文學批評方面，亦擅一代。自機以前，先秦兩漢之斷章散句者無論矣；子桓《典論》，《論文》特其一篇，持論雖高，其説未盡；子建之書，殊嫌凡近。獨機《文賦》爲能深得文義，蕭梁以前，莫能方駕，兹摘其要點言之： 一、論文學之重要： 伊兹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 二、論理爲文幹： 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 三、論文之聲色：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四、論文之剪裁：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于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取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五、論文繁者重在扼要：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兹而效績。 六、論文必己出： 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此中文之聲色一節，開沈約之音韻論；文必己出一節，開韓愈之文章論。至其論文章之病，列舉唱而靡應、應而不知、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豔五者，尤深得評文之真義。其言云：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跡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勿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弦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或清虚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弦之清泛，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 賦中論及神感，備言文思之開塞，語特警闢，如云：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流，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兹物之在我，非餘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文賦》之論文體，列舉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説十項，在當時未必求其盡備，然後代論者每滋紛紜，或以未列傳記，疑其自成史體，不在文内，此則言者之過矣。十體之説云：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説煒曄而譎誑。 詩爲文之支流，然派别既分，泱漭浩渺，遂與幹流争趨，故緣情綺靡之説，後人于此遂多論述。言中國詩者，大抵可分爲二：温柔敦厚者爲一派，其説出於《戴記》；緣情綺靡者爲一派，其説出於陸賦。中國一統，儒教思想足以支配全社會之時，則温柔敦厚之説盛，兩漢之間，唐代以後是也。國家分裂，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會之時，則緣情綺靡之説盛，晉宋六代之間是也。然人情所在，出乎天性，自有爲名教所不能盡者，緣情之作，遂見之于樂府，於五代北宋之詞，於元明之散曲，此則又廣義之詩也。機之言詩，其影響亦巨矣。清朱彝尊譏之，以爲“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此則拘墟之見，無足論也。 [1] 陸雲與兄機同時入洛，俱以文采爲當時所重，然二人性情迥别。機之爲人，體氣清剛，雲則温厚弘靜，文弱可愛，故時人比之顔回。今《陸士龍文集》中，有《與兄平原書》若干則，其中論文者大半，往復迴環，足以想見其爲人。 機、雲兄弟論文，首貴清綺，故雲書云：“文章當貴輕綺。”其推重乃兄，亦云：“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賦》亦言：“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淒若繁弦。” 雲之論文，其初先辭而後情，故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悦澤。”然論《述思賦》則歎其至情，其後論《答少明詩》則云：“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一則以情深而歎其工，一則以無惻然之言而怪其拙，則其重視文辭與情感之關係，概可見矣。 《與平原書》中，稱揚阿兄之處極多，比之王粲，則云：“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兄詩多，勝其思親耳。”比之蔡邕，則云：“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著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較，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比之古今作者，則云：“古今文兄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語云，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必得傳無疑。”此則皆就比較立言，自見精核。 陸機之文，病在蕪累，故後世有披沙簡金之譏。士龍於此，一再爲指出之，皆足以見其識力： 兄文章之高遠絶異，不可復稱，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 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 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自易爲功力。 士衡文辭之長，在於清綺，在於新奇。士龍之評，尤執定“新”之一字稱之。又云： 《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 古今之能爲新聲絶曲者，無有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瓌瓅，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 綜機、雲二人之論觀之，其重在文辭之聲色情思者，大致可見。雲之所論，雖無專篇，而與乃兄諸書，足以見其見解之縝密。度士衡當日定有往復之論，然機集久佚，今之所存，出於綴輯，固不得與士龍之全集尚存者爲比也。 * * * [1] 1932年講義下云：“機於時人之評，有與弟雲書一則云：‘此間有傖夫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此言以譏左思，失於貌取，固無當也。” [book_title]第八　皇甫謐　左思　摯虞　附李充 機、雲之論，重在新綺，南朝文學之先聲，實導於此。其時持反對之論者，則有質實之説，其言見於皇甫謐、左思《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皇甫謐《三都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緑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産，見“在其板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兹。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虚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謡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左思《三都賦序》） 晉代所撰總集，爲後世並稱者，曰仲洽《流别》，弘範《翰林》。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泰始中舉賢良，元康中歷太常卿。《晉書》本傳稱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稱。《隋書·經籍志》有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論》二卷，注稱梁時有《集》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是其書歷梁及隋，迨貞觀中《晉書》成時，卷帙之數，代有不同，今並散佚，無得而詳矣。仲洽之論文章，黜今揚古，於文體流變之義，未能盡悉，其言曰：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詞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録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吕。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仲洽之論詩者又言：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之謂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不入歌謡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古詩以四言爲體，此事無容辨，然謂雅音之韻，四言爲正，五言七言屬之俳諧，論古雖至切，衡今則大誤。《古詩十九首》，後人或稱樂府，姑不置論，然如仲宣《七哀》、公幹《贈答》、子桓《雜詩》、陳思《贈白馬王彪》諸篇，皆托體五言，鬱爲高響，至於嗣宗《詠懷》，開合頓挫，神光離合，詎可名以俳諧倡樂，斥爲非音之正耶？泰始、太康之間，仲洽身在洛下，親與張、潘諸人酬對，而持論如此，其暗于當代文學之趨勢，固可知矣。 舉其大概論之，摯虞之在當日，與時代精神，適相背馳。自建安以降，迄于太康，文體變遷，趨勢已定，仲洽之論，乃欲一一取而質之于古，故論賦則列舉四過曰：“夫假像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説，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論詩則推崇四言，斥五言、七言爲俳諧，論文則引“不免於勸”之誡。以至箴、銘、碑、誄、哀辭、哀册之類，莫不舉古衡今，備見其旨，雖本書久佚，後代輯録僅得若干條，然舉其大凡，仲洽在批評史中之位置，略可知矣。 李充字弘度，或作弘範，江夏人，少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累遷中書侍郎卒。《隋書·經籍志》著録充《翰林論》三卷，較之梁時五十四卷，亡逸已多。今時只存八條，具見《全晉文》：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贊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贊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爲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鍾嶸《詩品》卷中論郭璞云：“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雖未見弘度原論，意旨已曉然共喻。凡斯九條，具見李充所重，不分今古，對於近人所作，尤能得其優點所在，至其論及南渡以後，獨推郭璞之詩，隻眼獨具，千秋定論，雖吉金片羽，彌自足珍矣。 [book_title]第九　葛洪 王充《論衡》出入儒墨，陸機《文賦》商榷辭藻，至若揚仲任之餘波，接士衡之緒論，熟諳文學之源流，不爲儒教所拘束，用能當兹南渡之始，發爲崇閎之論，此則葛洪一人而已。《晉書》本傳稱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其言良有以也。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以儒學知名，惠帝時，吴興太守徵爲將兵都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咸和初，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卒時年八十一。所著自詩賦方技外，有《抱朴子》一百一十六篇。《自叙》云：“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然《全晉文》有《抱朴子内篇》逸文若干條，所述不盡言鬼神方藥事，疑其間又有舛奪，莫得而明也。 稚川之説，遠宗《論衡》，《抱朴子》逸文有云： 王充所作《論衡》，此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歎爲高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搜求其帳中，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與爾共之，勿廣也。” [1] 《外篇·喻蔽》篇推王充爲冠倫大才。同門魯生設爲三難：（一）王充著書兼箱累帙，（二）屬辭比義，又不盡美，（三）乍出乍入，或儒或墨。葛洪答之以（一）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二）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托規，隨時所急，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三）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 逸文之中論及陸機者亦有二條： 嵇君道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百餘卷，似未盡也。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絶漢魏之人也。” 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 觀上三條，洪之推重仲任、士衡者可見。考其説所出，蓋有二源。其一出於《論衡》，故有今實勝古之説。其一出於《文賦》，故有文非餘事之論 [2] 。 或者謂洪之論，尊子書而忽文藝，此言未碻。《尚博》篇所稱，以詩賦淺近之細文，與深厚富博之子書對比，其間勝負，固無待言。洪之重視文字，在《尚博》篇中即可舉證，無待他求。至於重視子書，此自爲魏晉以來風氣使然，故徐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曹丕許以不朽，稱爲“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抱朴子》逸文亦稱：“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説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皆足見此期中重視子書之風。 《抱朴子·鈞世》篇謂“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絶，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語與《論衡》合。篇中又有古不如今之説，此亦出自仲任，而其言尤深切：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論宫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説游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 《尚博》篇中確立文體精妙之論，今備録之：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重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跡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藴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鋭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氣。而俗士惟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詩》《書》二經，儒家奉爲聖典，數百年來，莫之敢論，稚川生於千載之後，不恤世人之非難，公然指其中篇什爲“閭陌拙詩，軍旅鞫誓，詞鄙喻陋”。此皆依據其特有之精神，故敢對於儒宗之經典，從文學上批評之。《因明入正理門論》稱“善自他宗，能立能破”，洪早習儒宗，晚事神仙，故能獨樹一義，摧堅陷固，有自來矣。 《尚博》篇又言：“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于玄淵，辭贍于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于函夏之内，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跡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洪之此論，推崇當代文字，以爲徒以未遇聖人，不得與經籍相衡。昔揚雄謂經可損益，雖爲儒生所譏，要之與葛洪同爲通人之見，不可誣也。至若才力不贍，妄欲有所論列，此則誠如稚川所言，“騁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於振素，猶不得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辭義》，亦爲其批評論之一部，然辭不完整，疑有舛亂。首言著作所貴，不在立異。繼則又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鮮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則文辭之貴，又不在强同。 《辭義》篇又云：“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迥弱也。”《畏廬論文》嘗評之曰：“嗚呼，是言也，悉文中甘苦矣。”其爲人所傾倒如此。 [3] * * * [1] 1933年講義又引一則：“謝堯卿東南書士，説王充以爲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充著文時有小疵，若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沫，未易貶者也。” [2] 1933年本講義下云：“自其外觀之，王充、陸機之説，若冰炭之不可以同爐，自其内者觀之，則秦越一家，此其中自有可以融會貫通者在，此則在讀者之深思矣。” [3] 此節文字，1933年講義作：“《行品篇》論文人曰：‘摛鋭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此言與《辭義篇》所稱文貴豐贍之説，皆出於《文賦》。其論文辭則曰：‘繁華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沉潛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book_title]第十　范曄　蕭子顯　附裴子野 聲律之説，與中國詩體之完成，其關係至爲密切，而其説之大盛，在齊永明中，此時詩體一變，世所稱爲“永明體”者是也。在齊梁之間，詮論文學，足爲時代之中心者，以沈約爲最。約之前則有范曄，與約同時則有蕭子顯，其論多與約相出入，今述二人之論於此。裴子野《雕蟲論》在當時亦有名，附載於後。 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曉音律，元嘉初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二十二年以事被殺。有《獄中與甥侄書》，自序其論文之旨，節録如次：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性别宫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史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蔚宗此書，略分三節。首論文章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蓋有鑒於當時文人之作，辭不達意，故有此言。晉宋以降，駢儷漸繁，拘牽對偶，轉形餖飣，蔚宗所謂情急於藻、韻移其意者是也。次言宫商清濁，此則蔚宗性所素習，其自負可見。音律之長，形於文字，唇吻遒會，固不待言，自是以降，迄于沈約，而其論遂大定。最後一節，則舉前、後《漢書》比較其得失，讀《後漢書》諸贊，固知其言不誣也。 宋時文人，顔延之、謝靈運爲最。延年《庭誥》有論詩一章，語多佚落，不可詳矣。康樂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論建安諸人，略得端倪，亦嫌未盡。至齊梁間，文士雲起，蕭子顯其一也。子顯，齊豫章王子，梁大同三年官至仁威將軍、吴興太守，未幾卒，有《南齊書》。其評論文字者，見於書中之《文學傳論》。 太康以後，文章之士好言情性，士衡之言緣情，即其一也。陸氏兄弟又好言新綺，士龍書中嘗稱乃兄清新相接。子顯立論，遠紹此意，故曰：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吕也。藴思含豪，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運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無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 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上述二論要爲六代之恒言，惟新變代雄之説，言之清切，一至於此，要推子顯。至其論及南齊作家者，大抵分爲三派，而曰：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詞華曠，雖存巧綺，終致紆迴。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説，唯睹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眩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明遠文辭清贍，樂府遒麗，擬跡顔、謝之間，然頗以險仄爲累。鍾嶸《詩品》亦謂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子顯之言，亦此意也。至其結論，則舉文家準則云： 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謡，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斵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齊時官至江夏王參軍，梁天監二年，范縝爲國子博士，上表讓之，謂其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後官至鴻臚卿，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卒。以范縝之言觀之，《宋略》成書，蓋在齊代，作《雕蟲論》，當亦同時，顔、謝之餘風未泯，沈、范之新焰初張，而幾原以片言搘拄其間，亦可謂有識之士矣。其後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頗加譏評，或于幾原之論，亦有所不足耶？蓋當時文質之殊途如此。 宋明帝時，每有燕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戎士武夫，或買以應詔，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於斯大盛。裴氏之論，緣此而作，其辭曰：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章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藴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景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顔、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弦，非主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淫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book_title]第十一　沈約 陸機《文賦》云：“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首論聲律。范曄云：“性别宫商，識清濁，斯自然也。”鍾嶸《詩品》云：“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宫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顔憲子乃云：“律吕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準是以論，則晉之陸機，宋之范曄、謝莊，齊之王融、謝朓、沈約，皆爲是道宗主，而約最老壽，歷齊入梁，爲後進模楷，又值江左文運最盛之日，遂以此享大名。 《梁書·王筠傳》，沈約《報王筠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於此，歎伏吟研，周流忘念。”又《劉杳傳》，沈約《報劉杳書》云：“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二書推崇光影聲和，足以見其持論之大旨矣。沈約所作《謝靈運傳論》，尤爲論文巨著，移録於後：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陋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此篇首論歌詠所興，自生民始；次言漢魏之間，文體三變；中論東晉以來，文體中衰之故。鍾記室亦云：“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實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語與之合。最後更暢論音律，休文平生自負在此。其後陸厥致書，有所商榷，沈約復書辯之。今往復二書，爲言文者所常稱，然論難所及，不過措詞之末節，無關宏旨也。 休文之論“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二語實爲音律論之骨幹。究竟浮聲切響，所指何物，後之言者，迄無定論。《文心雕龍·聲律》篇，首言“聲有飛沈”，釋之云：“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沈字蓋指切響，飛字則指浮聲。 [1] 何義門《讀書記》云：“浮聲切響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講陰陽清濁。”即諸家之言論之，浮聲切響之指如是。明李夢陽《與何景明書》，亦論及此點，今略。 沈約八病之説，于後代詩體，影響至巨，然於約書，無可考證。《文鏡秘府論》引休文《答北魏甄琛書》云：“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華潔。”其意或即在此。舊籍中論及八病者，語不詳密， [2] 今獨唐時日本有遍照金剛，著《文鏡秘府論》備述之，且有文病二十八種之説，蓋自梁陳迄唐，推演益密，其説益完，而唐時日僧來吾國求學者，遂得而存之，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兹約舉其説於下： 一、平頭 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犯者名爲犯平頭。詩曰：“芳時淑氣清，提壺臺上傾。”又詩曰：“朝雲晦初景，丹池曉飛雪，飄枝聚還散，吹揚凝且滅。” 或曰：“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無問平上去入，皆是巨病。” 或曰：“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與第六第七同聲，若能參差用之則可矣。’謂第一與第七，第二與第六同聲，如‘秋月照緑波，白雲隱星漢’，此即與理無嫌也。” 四言七言及詩賦頌，以第一句首字與第二句首字不得同聲，不復拘以字數次第也。如曹植《洛神賦》云“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是也。銘誄之病，一同此式，乃疥癬微疾，不爲巨害。 二、上尾 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名爲上尾。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又陸機詩云：“衰草蔓長河，寒木入雲煙。” 此上尾，齊梁已前，時有犯者，齊梁已來，無有犯者。此爲巨病，若犯者，文人以爲未涉文途者也。唯連韻者非病也，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是也。 或曰：“其賦頌以第一句末，不得與第二句末同聲。如張然明《芙蓉賦》云‘潛靈根於玄泉，濯英耀於清波’是也。其銘誄等病，亦不異此耳。斯乃辭人痼疾，特須避之，若不解此病，未可與言文也。” 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病。”自開闢迄今，多慎不免，悲夫。 凡詩賦之體，悉以第二句末與第四句末以爲韻端。若諸雜筆不束以韻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與第四句同聲，俗呼爲隔句上尾，必不得犯之。 劉滔云：“下句之末，文章之韻，手筆之樞要，在文不可奪韻，在筆不可奪聲。”且筆之兩句，比文之一句，文事三句之内，筆事六句之中，第二第四第六，此六句之末，不宜相犯，此即是也。 三、蜂腰 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似蜂腰也。詩曰：“聞君愛我甘，竊獨自雕飾。”又曰：“徐步金門出，言尋上苑春。” 或曰：“君與甘非爲病，獨與飾是病。所以然者，如第二字與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聲非病也。此病輕於上尾、鶴膝，均於平頭，重於四病。” 沈氏云：“五言之中，分爲兩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並須要煞，即其義也。” 其諸賦頌，皆須以斟酌避之，如阮瑀《止欲賦》云：“思在體爲素粉，悲隨衣以消除。”即體與粉，衣與除同聲是也。 四、鶴膝 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詩曰：“撥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闕，浪蹙飛舷影，山掛垂輪月。” 或曰：“如班姬詩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素與扇同去聲是也。”此云第三句者，舉其大法耳，但從首至末，皆須以次避之，若第三句不得與第五句相犯，第五句不得與第七句相犯，犯法準前也。 凡諸賦頌，一同五言之式，如潘安仁《閑居賦》云：“陸攄紫房，水掛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即其病也。其諸手筆，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復不得犯第五句末，皆須鱗次避之。其詩賦銘誄，言有定數，韻無盈縮，必不得犯。且五言之作，最爲機妙，既恒充口實，病累尤彰，故不可不事也。自餘手筆，或賒或促，任意縱容，不避此聲，未爲心腹之病。 五、大韻 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爲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身陳等字，既同其類，名犯大韻。 詩曰：“游魚牽細藻，鳴禽弄好音，誰知遲暮節，悲吟傷寸心。”元氏曰：“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彌佳，若立字要切，于文調暢，不可移者，不須避之。” 六、小韻 小韻詩者，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爲犯小韻病也。詩曰：“搴簾出户望，霜花朝瀁日，晨鶯傍野飛，旱燕排軒出。” 元氏曰：“此病輕於大韻，近代咸不以爲累文。”或云：“凡小韻居五字内忌，九字内少緩。”然此病雖非巨，宜避爲義。劉氏曰：“小韻者，五言詩十字中，除本韻以外，自相犯者，若已有梅，更不得複用開來才臺等字。” 七、傍紐 傍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字，此即雙聲，雙聲即犯傍紐。亦曰：“五字中犯最忌，十字中犯稍寬，如此之類，是其病。”詩曰：“魚游見風月，獸走畏傷蹄。”如此類者，是名犯傍紐病。又曰：“元生愛皓月，阮氏願清風，取樂情無已，賞玩未能同。” 元氏云：“傍紐者，一韻之内，有隔字雙聲也。” 元兢曰：“此病更輕於小韻，文人無以爲意者。”又若不隔字而是雙聲，非病也，如清切從就之類是也。 八、正紐 正紐者，五言詩壬衽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類，名爲犯正紐之病也。詩曰：“撫琴起和曲，疊管洗鳴驅，停軒未忍去，白日小踟躕。”又曰：“心中肝如割，腹哀氣便焦，逢風回無信，早雁轉成遥。” 或曰：“正紐者謂正雙聲相犯，其雙聲雖一，傍正有殊，從一字紐之，得四聲是正也，若元阮願月是。若從他字來會成雙聲，是傍也，若元阮願月是正，而有牛魚妍硯等字來會元月等字成雙聲，是也。” 元氏云：“正紐者，一韻之内，有一字四聲，分爲兩處是也。如梁簡文帝詩云：‘輕霞落暮錦，流火散秋金。’金錦禁忌，是一字之正四聲，今分爲兩處，是犯正紐也。” 元兢曰：“此病輕重，傍紐相類，近代咸不以爲累，但知之而已。” * * * [1] 1933年講義此下尚引《蔡寬夫詩話》：“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别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 [2] 1933年講義此間云：“約書無可考證，後人所引，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及梅堯臣《續金針詩格》。梅書出於依託，然所述較爲詳盡，附録於此，以資印證。”後録該書八病部分，文繁不存。 [book_title]第十二　劉勰 吾國文學批評，以齊、梁之間爲最盛，劉勰之《文心雕龍》，鍾嶸之《詩品》，皆成於此期中，並爲文學批評之傑作。此時批評之精神極爲發展，不獨文學批評而已也。《全梁文》武帝有《答陶弘景書》一首，論書法大旨，又有《觀鍾王書法十二意》，論鍾、王筆法。沈約有《棋品序》云：“今撰録名士，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來葉。”度其篇目，當與鍾嶸《詩品》仿佛。陶弘景有《與梁武帝啓》數則，皆平定書法真跡者。袁昂有《古今書評》。庾肩吾有《書品》，分古今書家爲九品，立上之上、上之中等名，則視鍾嶸之評爲更詳密。庾元威亦有《論書》一則。要之梁代之批評精神，可謂極盛者矣。批評文學于此期中獨盛，豈偶然哉。 在此期中之文學批評家，當然以沈約爲先驅，其後之偉大作者，則有（一）劉勰，（二）鍾嶸，（三）蕭統，（四）顔之推。至於蕭綱、蕭繹，則與其稱爲批評家，無寧稱爲作家，其主張亦與上列四人有顯著之異勢。 此四人者，主張固不盡同，然有一共同之特點，即對於當時文壇之趨勢，皆感覺有逆襲狂瀾之必要。《文心雕龍》之作，其中心思想，實在於此。必能知此，然後對於劉勰，方有真實之認識，否則例《雕龍》于齊梁，終成爲不辨是非也。 《南史》本傳稱勰字彦和，梁天監中東宫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初成未爲時流所重，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置諸几案。其後出家，改名慧地。案《文心雕龍·時序》篇稱“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度其成書，必在天監以前，今書題“梁劉勰撰”者，蓋追記也。勰究心佛典，故長於持論，《文心雕龍》一書，其主旨見於《總術》篇，所謂“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者是，二句皆佛家語，又《論説》篇稱“般若絶境”，亦由佛經來也。 彦和對於宋、齊以來之文學趨勢，深感不滿，故有《文心雕龍》之作，其對於彼時作品之評論，一言以蔽之曰，“訛”而已矣，見於書中者如次：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 榷而論之，則黄、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閲，然近附而遠疏矣。（《通變》）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鋭，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兹情術，可無思耶？（《定勢》） [1] 其他語意，不滿於時人文辭者尚多，不更繁引。《樂府》篇云：“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詄絶，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温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此言自爲當時樂府而發，紀昀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爲當時宫體競尚輕豔發也。觀《玉臺新詠》，乃知彦和識高一代。”按宫體之説，起自徐摛，摛，梁人，爲晉安王綱侍讀，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綱立爲太子，摛轉太子家令兼管記，文體既别，春坊盡學之，宫體之號，自斯而起。《文心雕龍》成于齊末，不應其中議論，乃爲三十年後之宫體而發。紀氏號稱敏給，乃有此過，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免也。 推原時弊，劉氏認爲文不宗經，遂致於此，故《宗經》篇云：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 惟其如此，故彦和折而言通變，通變之道，則托於復古。復古之旨，其意實在革新，而必以復古爲名者，所謂假物以爲濟者也。自非勘破此點，則于劉氏之旨，仍不能盡明。既言復古，必樹準的，爲之規繩，是以《文心雕龍》即以《原道》《徵聖》《宗經》三篇冠之，對於各項文體，亦分别門類，溯其本源，説見《宗經》。今先録《原道》之説：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黄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焕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成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彦和因文言道之説，與昌黎因文見道之説不同，昌黎所言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彦和所言者爲天地自然之道，故昌黎所言者爲文之中心思想，而彦和所言者僅藉以説明文體應爾而已。以是藻繪炳蔚，言文之采，竽瑟球鍠，言文之聲，自然之道，義盡於此。其言《徵聖》《宗經》者如次： 先王聖化，布在方策，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焕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鬱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迹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産，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徵聖》） 故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即《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内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宗經》） 劉氏立論宗旨如此，故《序志》篇云：“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又謂“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别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閲聲字，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此則於其上下分篇之旨，略加概述。彦和又云：“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蓋其所以自處者如此。 《文心雕龍》論文，先破當時文、筆之界劃，《總術》篇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别目兩名，自近代耳。顔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文心雕龍札記》曰，若“筆不言文”，不字爲“爲”字之誤），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强可弱，分（疑作六）經以典奥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音之選難備矣。 上段爲劉氏立論大綱，紀昀以爲文有訛誤，語多難解，未諦。阮福《學海堂文筆對》，節引篇首二十字，屬諸劉勰，以爲文筆之義，此最分明。按阮氏治經有家法，而節引所得，適爲劉勰攻擊之點，殊屬憒憒，不可解也。詳其立義，第一節破文筆之界；以韻律劃分文筆，此説起於音韻論既興以後，范曄《與甥侄書》，謂“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實此説之中堅，而劉勰非之。第二節破顔延之言筆之界，延之有《庭誥》，書已佚，《全宋文》所載者無幾，未知所説何若，疑其納文於筆，别立言之一名，謂言優於筆，故勰復破之。第三節攻陸機《文賦》之短，稱爲實體未該，此則二人論文之對象不同，故有此説也。 《文心雕龍》上篇，備稱文體，《辯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諸篇所論，皆有韻之文；《史傳》、《諸子》、《論説》、《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篇所論，皆無韻之文。《書記》篇稱筆札雜名，古今多品，計所舉者共二十四品；譜籍簿録，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諜，狀列辭諺，此中如不成句語之譜籍，字形半分之券判，皆在不棄之列。故知劉氏論文之義界，其範圍極廣大。《原道》篇稱“文之爲德也大矣”，蓋文之含義既廣，則文之爲德自大。近人章炳麟《國故論衡》言：“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對於文學，則分爲有句讀文及無句讀文，有句讀文復析爲有韻文、無韻文，其説蓋本于劉勰。 [2] 劉氏宗旨本諸六經，至於“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則獨標“神思”二字，其篇爲全書中聚精會神，結構完密之作：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虚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閲以窮照，馴致以繹詞，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燭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虚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 此段拈出“虚靜”二字，深得文心。“寂然凝慮，悄然動容”兩句，皆所以申述靜義。至於積學儲寶，不外博一。《神思》篇云：“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此之謂也。《事類》篇云：“綜學在博，取事貴約。”義亦相同。 勰評論文字，標三準六觀之説。何謂三準？《鎔裁》篇云：“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此列舉情事辭三項言之。何謂六觀？《知音》篇云：“是以將閲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宫商。”此節於情、事、辭三者以外，别出通變、奇正、宫商三義。又《附會》篇云：“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宫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此節則於六觀之中，略去通變、奇正二義。合此三者觀之，彦和論文準的，大致可知矣。 情性二字，爲六朝論文之士所常言，全書于此，尤爲詳盡。《體性》篇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又云：“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情采》一篇，申論爲情造文，爲文造情之别，論極朗暢：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齊梁以還，文風日漓，徒尚矯飾，莫貴真情，故劉氏以爲文造情短之。宋李格非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元熊銖論詩亦云：“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痛憤憂切，皆自其肝肺流出，故可傳也。不然，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鎪，冥冥何益。”二人之説，皆與劉氏符合，然《文心雕龍》此論，對於齊、梁作者，其影響甚微。 劉、鍾等諸人之中，受時代影響較大者，則推劉氏。雖稱述情性，義主寫真，然《原道》篇則云“雕琢情性，組織辭令”；《徵聖》篇則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章句》篇則言“控引情理，送迎際會。”志不忘於雕琢，義必歸乎巧辭。又《徵聖》一篇，稱“聖文雅麗，銜華佩實”，《明詩》篇述詩之體裁，但言“雅潤清麗”。若斯之類，與當世諸家持論，相去亦不甚遠。故當王融、范曄聲律論既興之後，潮流所被，漸漬愈廣，勰宗述所聞，加以引申，衡之常情，蓋在意中，其論有足與沈約互相發明者，迻録於下：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兹論。（《聲律》） 此處文筆並列，猶是沿習常言，而“屬筆易巧，選和至難”八字，深得散文韻律之神髓，爲言者所未及。又《章句》篇論及句末用韻者，亦有折衷之論： 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製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 六觀之説，第三曰通變，變則通，通則久，斯有光景常新之喻，此意劉氏特於《通變》篇論之，故曰：“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綴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又曰：“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閲，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脱之文矣。若乃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風骨》篇亦云：“若夫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莩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3] 紀昀評《通變》篇云：“齊梁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奇于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紀氏此言，得其窾要，然與其謂爲復古而名以通變，無寧謂爲通變而取徑復古。《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其義歟。 《體性》篇論及文章歸塗，數窮八體： 一曰典雅，二曰遠奥，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奥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奥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此節列舉八體，相互對稱，略與後人言陰陽剛柔之説，有可以比類並觀者。 自來論劉氏者，多舉下篇，而於上篇分論文體者每多忽視，其實立言完整，自具精義，今略舉數例，以資隅反。《辨騷》曰：“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論樂府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頌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銘箴》曰：“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論曰：“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議曰：“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核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凡斯諸論，皆出自沈思，故能陶熔百世，樹兹準繩，“大判條例”，此之謂矣。 佛家經論，每有樹立宗旨，宏博圓融，而過事精微，翻成繁苛者。此種現象，在佛教盛行期之文學批評中，每每見之。沈約之論音律，卓然名家，而八病猥煩，貽議後代，此一例矣。《文心雕龍》亦不免此，《麗辭》篇列舉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别，而判其難易優劣，已爲辭煩，《練字》篇復有論字四擇：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訩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 右之所言，頗病煩碎，聯邊單複之論，尤出意外，以意度之，殆爲揮毫落紙之時而發。字體文林之説，行劣篇黯之譏，即此已可窺其消息。蓋南朝人士，崇尚美感，故義則求其精密，聲則求其調暢，及下筆之際，又必求其純美無疵如此。 * * * [1] 1933年講義引此節前云：“永明以後，文體日訛，詭製雜篇，一時並起，劉勰身丁斯世，一方深知體製之不得不變，一方又鑒於風會之日趨淫濫，故論及當世，輒多微辭。” [2] 1932年講義下云：“千載孤紹，説者認爲獨創，誤矣。” [3] 1933年講義下云：“其言於推陳出新之意，反覆言之，而兢兢提性，不忘舊規，唯恐以好新務奇之故，至於危敗，此皆足以針砭時人者。” [book_title]第十三　鍾嶸 論文之士，不爲時代所左右，不顧事勢之利鈍，與潮流相違，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鍾嶸一人而已。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齊永明末司徒參軍，入梁官晉安王記室。《南史·鍾嶸傳》稱：“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弘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宿憾之説，今無可考，休文辭密意淺，豈有虚誣，不得以此反責鍾嶸也。 [1]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籬，未加深論。仲偉《詩品》總論詩義，始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摇盪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此則學有專攻，立論自異。 仲偉論詩，以五言爲斷限，故曰“嶸今所録，止乎五言”。其論五言詩之成立，則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謡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至其論及四言詩五言詩之别，則云： 夫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按魏、晉而後，五言轉繁，至於齊、梁，遂稱極盛，然詩體雖定，而評論之士，或眷戀故昔，不忍違棄，歷隋及唐，至開元間，李白尚有“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説。無他，一部《詩經》横亘胸中而已。《文心雕龍·明詩》篇云“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雖二者並重，而正體流調之别，不無軒輊於其間。仲偉直斥爲文繁意少，其見解自迥别。 仲偉立言，與沈約等大相違迕者，在聲律論之方面，略曰：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鋭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宫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宫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按聲律論興以後，王融、范曄、謝莊、沈約爲一派；陸厥非難沈約，自成一派；然厥之詩論，首先承認聲律之説，但謂發自魏文、劉楨，迤及陸機，而斥沈約所稱“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者爲近誣，其論與聲律論之大本，不相抵觸。獨仲偉特起異軍，與約爲敵，然影響甚微，未能建樹。曹丕之言“氣有清濁”，此言與聲律之關係何若，陸厥、鍾嶸，各執一辭。至陸機之言“音聲迭代，五色相宣”，此則所謂宫商之辨矣，沈約指爲未睹此秘，言實近誣，鍾嶸稱曰未之前聞，固亦疏矣。又嶸謂不被管弦，無取聲律，乃又云：“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倘排斥聲律，則所謂“通流”“調利”者，于義云何？大抵風會既成，譬如彈丸走阪，駿馬注坡，聞者傾心，觀者束手，雖有明智，無如之何矣。 自有比興之説，而吾國之詩義乃愈複雜，往往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義。”仲偉則云： 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六代之詩，乍見似重情感，然而爲文造情，誠如劉勰之譏，所謂“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者也，鍾嶸深明由情生文之義，故曰：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秋日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仲偉之説既專重情感，勢不得不與用典用事者立異，此爲鍾嶸與時代潮流力争之第二點，樹義精確，不可破也。史稱沈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武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當時之所貴重蓋在此。嶸直詰之曰：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顔延，謝莊，尤爲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虚語，語無虚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古今勝語”，“皆由直尋”二句，判定文字秘密，至於“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之論，菲薄時人，固已甚矣。仲偉論詩又云：“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明，無涉于文流矣。”觀仲偉之論，于齊梁以來作家，其意可見。彦和監于南齊文士，日趨新訛，故有《文心雕龍》之作，而品題所及，則稱之曰“宋初訛而新”。仲偉亦監于齊梁之作，或則補衲蠹文，或則靡冶傷雅，故有《詩品》之作，而言外之旨，一若不滿於鮑照、謝朓。二人用心，若合符契也。 《詩品》所列，共百二十二人，分爲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所謂預此宗流，便稱才子者也。序稱“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博弈之説，出自沈約，約有《棋品序》，見《全梁文》。然仲偉此語，殊爲未當。博弈之技，可較而知，至於詩才高下，豈能遽爲定論乎？ 嶸稱詩家淵流，動稱某出於某，今總其大略，列表如下： 2．《小雅》—阮籍 仲偉立論，特以曹植、陸機、謝靈運、顔延之一系爲正統，故立爲三宗，而以時代之先後論之云：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詩品》論陳思云：“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論陸機云：“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論謝靈運云：“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内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綜仲偉之言觀之，似其宗旨所在，特重高華。至若顔延之“體裁綺密，情喻淵深……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檀謝七君之“祖襲顔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要之皆得詩人雅正之遺意，雖才謝前賢，品居中下，而仲偉猶推以爲正統之嗣響，意在斯乎。 齊梁以後，正統之詩，日就式微，其餘諸派，多無替人，而同時競起，擅譽當代者，獨爲謝朓、江淹，及鮑照、沈約兩系而已。仲偉論謝朓云：“微傷細密，頗在不倫”；論江淹云：“詩體總雜，善於摹擬。”未嘗以作家許之也。至論鮑照則謂爲“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論沈約則謂爲“不閑于經綸而長於清怨”。又言“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其詞皆若深有憾焉。蓋詩至齊梁，高華淵密（曹、陸、顔、謝一系，説見《詩品》），氣勢（劉楨、左思一系），幽遠（阮籍一系），絢爛（潘岳、郭璞一系），清剛（劉琨、盧諶一系），古直（曹丕、應璩、陶潛一系），諸系皆不復振，所餘者特此細密及妍冶之兩系。仲偉言外之旨，可以推求，“衆作等蟬噪”，固不待唐人始言之也。 仲偉持論，歸於雅正，故對於諸家，雖各有定評，恒以能雅與否，爲之乘除。論阮籍曰：“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應璩、顔延之詩皆平實，然稱璩曰：“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稱顔延之曰：“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二人之詩皆列中品，蓋以此乎。至論白馬王彪、徐幹，則曰：“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張欣泰、范縝之詩，皆無可稱，亦以不失雅宗之故，與彪、幹同列下品。自又一方面言之，嵇康雖稱托諭清遠，未失高流，徒以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列入中品。至於鮑照之詩，仲偉稱爲“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以有傷清雅之調，仍列中品。總是以論，其貴尚淵雅，可以見矣。 對於仲偉之言品第派别，後世反響至多，今列葉夢得、王世貞、王士禛三家之論於後： 梁鍾嶸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石林詩話》）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藝苑卮言》）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訛，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不足深辨也。（《漁洋詩話》） 按嶸序稱“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必欲尺寸較量，自多舛異。即如原書綜論，重在五言，曹公之作，必改列上品，寧能舉五言之詩，爲之佐證。又如彭澤之詩，仲偉稱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推許至此，殆難復過。劉勰論文，《才略》一篇，不聞言及陶公。昭明之序，雖盛稱彭澤，此又後起之論，以斯而言，嶸之巨眼，固可知矣，翻以一節見罪，豈得曰平。錢謙益《與遵王書》云：“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於《楚辭》，陳王出於《國風》，劉楨出於《古詩》，王粲出於李陵，莫不應若宫商，辨同蒼素。”《四庫全書提要》論及士禛之説，謂“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製，十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其言皆確有所見，不可誣也。《提要》又謂“嶸論某人源出於某，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不免附會”，此語似與謙益不同，然兩論所指，或偏或全，語似相反，義無乖違，二説並存可矣。 * * * [1] “宿憾”數句，1933年講義作：“鍾、沈宿憾之説，今無可考，以嶸之爲人論之，齊明帝躬親細務則諫以恭己南面，梁武帝名號冗濫則諫以嚴斷澆競，其人固一骨鯁之士，或不至求譽沈約，至休文衆製，後代自有公論，辭密意淺，豈有虚誣，不得以此反責鍾嶸也。” [book_title]第十四　蕭統　蕭綱　蕭繹 東晉、宋、齊以後，至於梁代，中國南部，始自干戈擾攘之中，復享升平，同時國家威力，一再北向發展，雖未克奠定中原，固與魏太武帝臨江之時迥異矣。太清二年，侯景請降，武帝曰：“我國家承平若是，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脱致紛紜，悔無所及。”自天監開國以來承平狀況，概可想見。 承平之代，每爲文學滋長之時，證之東西各國文學史，莫不如是。重以梁武篤意典籍，即位之初，即搜求群書。觀梁阮孝緒《古今書最》：東晉南渡，得書僅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迄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録》，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萬三千一百八卷；而孝緒總集衆家更爲《新録》，凡内外篇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此時文物之盛，遠軼前代，承學之士，所能共喻也。 [1] 蕭氏兄弟對於文學之評論，可分二派。蕭統之論，較爲典正，持文質彬彬之説。蕭綱、蕭繹，則衍謝朓、沈約之餘波，創爲放蕩紛披之論，與乃兄迥别矣。 一、昭明太子蕭統，引劉孝威、庾肩吾等，討論墳籍，成《文選》三十卷。就總集中，論其簡擇之勤，成就之大，影響之巨，莫與京矣。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