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学简史 [book_author]郑振铎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578578 [book_dec]郑振铎著，1932年出版，原书名《插图版中国文学史》。全书分为三篇：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以及近代文学。自古代文学鸟瞰至明末阮大铖与李玉，共六十四章。讲述了中国文学的起源发展。涉及体裁种类很多，所收材料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同时期其他书所未论及的，如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全书图文并茂（约180幅图）、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入门书。 [book_img]Z_11867.jpg [book_title]自序 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吗？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现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地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吗？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吗？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现，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唯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爝火”吧。 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 [book_title]例言 一、中国文学史的编著，今日殆已盛极一时；三两年来，所见无虑十余种，唯类多因袭旧文。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本书作者久有要编述一部比较能够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真实面目的历史之心，惜人事倥偬，仅出一册而中止（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册）。且即此一册，其版今亦被毁于日兵的炮火之下，不复再得与读者相见。因此发愤，先成此简编，供一般读者的应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较详细的中国文学史完成问世。 二、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其仅以评述诗古文辞为事者无论了，即有从诗古文辞扩充到词与曲的，扩充到近代的小说的，却也未能使我们满意。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的作品的发现，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绝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论述元剧而仅着力于《元曲选》，研究明曲而仅以《六十种曲》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宋、元话本，而仅以《京本通俗小说》为探讨的极则者，今殆已非其时。本书作者对于这种新的发现，曾加以特殊的注意。故本书所论述者，在今日而论，可算是比较完备的。 三、因此，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我们该感谢这几年来殷勤搜辑那些伟大的未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们。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帮助，有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会为我们所发现的。 四、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是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地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二呢？本书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于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每期之中，又各分为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着的。 五、本书不欲多袭前人的论断。但前人或当代的学者们的批评与论断，可采者自甚多。本书凡采用他们的论断的时候，自必——举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并注明所从出的书名、篇名。 六、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第一次的尝试。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魄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提高读者的兴趣的。但另一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情态。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 七、本书所附插图，类多从最可靠的来源复制。作家的造像，尤为慎重，不欲以多为贵。在搜集所及的书本里，珍秘的东西很不少，大抵以宋以来的书籍里所附的木版画为采撷的主体，其次亦及于写本。在本书的若干幅的图像里，所用的书籍不下一百余种，其中大部分胥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一旦将那许多不常见的珍籍披露出来，本书作者也颇自引为快。为了搜求的艰难，如有当代作家，要想从本书插图里复制什么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先行通知作者一声。 八、得书之难，于今为甚。恶劣的书版，遍于坊间，其误人不仅鲁鱼亥豕而已。较精的版本，则其为价之昂，每百十倍之。更有孤本珍籍，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在现在而言读书，已不是从前那样的抱残守缺，或仅仅利用私家收藏所可满意的了。一到了要研究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便非博访各个公私图书馆不可。本书于此，颇为注意。每于所论述的某书之下注明有若干种的不同的版本，以便读者的访求，间或加以简略的说明。其于难得的不经见的珍籍，并就所知，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图书馆名）。其有收藏者不欲宣布的，则只好从缺。但那究竟是少数。 九、近来“目录学”云云的一门学问，似甚流行；名人们开示“书目”的倾向，也已成为风尚。但个人的嗜好不同，研究的学问各有专门，要他熟读《四库书目》，是无所用的，要他知道经史子集诸书的不同的版本，也是颇无谓的举动。故所谓“目录学”云云，是颇可置疑的一个中国式样的东西。但读书的指导，却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关于每个专门问题，每件专门学问的参考书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东西。本书于每章之后，列举若干必要的参考书目，以供读者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之需。 十、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故于史实发生的详确的年月，或未为读者所甚留意，特于全书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综其要。 十一、“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新近出版的著作，有索引者还是不多，本书特费一部分时力，编制“索引”，附于全书之后，以便读者的检阅（以上两种，尚未成稿）。 十二、本书的编著，为功非易。十余年来，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随时编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为了更详尽地论述，不是一时所能完功，便特先致力于本书的写作。故本书虽只是比较简单的一部文学史的纲要，却并不是一部草率的成就。 十三、本书的告成得诸好友们的帮助为多。珍籍的借读，材料的搜集，插图的复制，疑难的质问，件件皆有赖于他们。该在此向他们致谢！在其中，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顾颉刚先生、郭绍虞先生和几位藏书家尤为本书作者所难忘记。涵芬楼给予作者之便利最多；不幸在本书出版的前数月，涵芬楼竟已成为绛云之续，珍籍秘册，一时并烬。作者对此不可偿赎的损失，敬伸哀悼之意！ 十四、在这个多难的年代，出版一部书是谈何容易的事。苟没有许多友好的好意的鼓励，本书或未必在今日与读者相见。再者，本书的抄录、校对，以刘师仪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为最多，应该一并致谢！ 公元1932年5月22日作者于北平 [book_title]绪论 百科全书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巨人”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使命——其叙述的范围——新材料的发现——辨伪的工作——官书与个人的著作——中国文学进展的两个动力：民间创作与外来影响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孔子有“世家”，老、庄诸人有“列传”，屈原、枚乘诸人亦有“列传”，天官有“书”，艺文有“志”，乃至滑稽、货殖亦复各有其“传”。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便也常常地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所谓《史记》《汉书》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泰纳（Taine，1828—189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的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史的进展的。 原来，自十九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于“历史”的概念，早已改变了一个方向。学者们都承认一部历史绝对不是一部“相斫书”，更不是往古的许多英雄豪杰的传记的集合体；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只是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间的一员。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之中写拿破仑一样，他在那里，已不是一个好像神话中的显显赫赫的人物，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军官。 随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文学史当然也便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但所谓“文学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们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的创作物。我们乃是直接受其创作品的感兴，乃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的成就的。我们可以抹杀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们决不能抹杀文坛上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工作。亚历山大过去了，查理曼帝过去了。但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作家，或一个戏剧家，却是永在的；他们将永远的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读着他们的永久不朽的创作物，我们便若面聆其谈笑似的亲切地与之同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是过去了，但我们如果读着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Virgil's Aeneid),荷马的《伊里亚特》与《奥德赛》(Homer's lliad and Odyssey),我们对于古希 腊与古罗马的情形，便也亲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地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学史虽不全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地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地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任务，因此，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品”的评判的集合体了。 但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在！“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义，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我们能够了解美洲的红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尽管他们和我们间隔得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他们的文学的作品；我们也能够了解远古的巴比伦人、希腊人，乃至中世纪的匈族与诺曼人，尽管他们的时代离我们是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物。 由此可知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 所以，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中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 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井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形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 一部世界的文学史，是记载人类各族的文学的成就之总簿；而一部某国的文学史，便是表达这一国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总簿。读了某一国的文学史，较之读了某一国的百十部的一般历史书，当更容易于明了他们。 “中国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了。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与对于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了，一方面也给我们的许多友邦以对于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的了解。 文学史的目的既明，则其所叙述的范围，当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盖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且这类材料，不仅仅论述一个文体的生长与发展所必须叙及，即说到要由文学上明了那个“时代”，也是绝好的资料。又有许多已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之焦点的东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学史 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派别与宗门的，例如“西昆体”诗，“江西派”诗等等，却也不能不讲述——即使其内容是较空虚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产生与发展而成为一个宗门， 一个大支，当然也自有其社会的背景与根据。 但于上述者外，文学史所讲叙的范围，在实际上也许更要广大。原来文学这个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本来不是截然的明白晓畅，像科学中之物理学、植物学等等一样的。有许多低级趣味的读物，像通俗的小说、剧本之类，表面上虽亦为文学的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许多科学上、史学上的名著，有时却又因其具有文学趣味的关系，而也被公认为文学上的名著：例如庄子、荀况的哲学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等都是。 但一般人对于这种取舍却常觉得很难判断。《史记》《汉书》可以算是文学，为什么《通鉴纲目》之类又不能算是文学呢？我们有何取舍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崭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在此疆界内者则取之，在此疆界外者，则舍之。 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 因了历来对于文学观念的混淆不清，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似乎更难确定。至今日还有许多文学史的作者，将许多与文学漠不相干的东西写入文学史之中去，同时还将许多文学史上应该讲述的东西反而撇开去不谈。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地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它们被压服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它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地讲述了！ 但这种新的资料，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缘故，对于他们有系统的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如今在编述着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现。我们时时地发现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变文，《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类。这种发现，其重要实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诸古址的发掘。有时且需要变更了许多已成的结论。这种发现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正如一个伟大的故国遗址，还正在发掘进行中一样。这使我们编述中国文学史感觉到异常困难，因为新材料的不绝发现，便时时要影响到旧结论的变更与修改；但同时却又使我们感觉到异常的兴奋，因为时时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资料，一个新的刺激。有时，我们自己也许还是一个执铲去土的从事发掘工作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伪。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所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邱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现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佚文的发现，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日..”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此的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集，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 “历史”的论著为宏伟的巨业，每是集体的创作，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却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地发现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 “官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萧衍的《通史》的不传，此当为其一因；宋、金、元、明诸史之所以不及个人著作的《史》《汉》《三国》乃至《新唐》《五代》诸史，此当亦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个倾向是愈趋愈显明的。其初是各种百科全书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后，这个“通力合作”的趋向，便侵入历史界中来。例如一部十余巨册的《英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这种 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悖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书架上的参考之物。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 五 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的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地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地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毋庸其讳言之。没有了 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么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中国文学所接受于她们的恩赐是很深巨的，正如我们所受到的宗教上，艺术上，音乐上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俄国文学之深受英、法、德罗曼文学的影响一样。而在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更要深，更要巨。这是天然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外国文学的输入，往往会成了本国文学的改革与进展。这在每一国的文学史的篇页上都可以见到。虽然从前每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不曾觉察到这事实，我们却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外来的影响，其重要性盖实过于我们所自知。 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与散文家们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风气中讨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在筚路蓝缕地开辟荆荒，或勇敢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或毫不迟疑地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新式样。虽时时受到迫害，他们却是不馁不悔的。这使我们的文学乃时时地在进展，时时有光荣的新巨作，新文体的产生。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作者们的结习虽深，却阻碍不了时代的自然的前进。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形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另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词，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 对于这些重要的进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地感兴趣的。 [book_title]第一章古代文学鸟瞰 古代文学的两个特点——二千年的长久的历程——四个进展的阶段——游猎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文学——汉民族势力的发展——秦的统一与封建制度的打破——汉帝国的建立——汉赋的创作——自建安到太康的光荣时代——对于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所生的恶果——古代文学告终于一个大纷乱的时代里 所谓古代文学，指的便是中国西晋以前的文学而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我们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受有若干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的；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则这个痕迹尚看不出——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已在很猛烈地灌输进来。第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像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的文体，在这时代里，尚未一见其萌芽。在希腊，在罗马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已是很绚烂地照耀着这两种伟大文体的不可迫视的光彩的了。 这个时代，从最早有“记载”的文字留下的时候起，到西晋的末年止，至少是有了二千年左右的历史（公元前1700一后316年）。在这样长久的时代里，我们先民的文学活动，至少也可分为四个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伟大的著作，只有一部《诗经》。 第二阶段：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散文的应用，在这时最为扩大。作者们都勇敢地向未之前见的文学的荒土上垦殖着。韵文也有了很高的成就，产生出像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以及《招魂》《大招》之类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秦的统一到东汉的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我们还看见五言诗在这时候开始发生萌芽；我们还看见古代的载籍，在这时候开始被整理，被“章句”，被归纳排比在好几部伟大的历史的名著里去。 第四阶段：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伟大时代。抒情诗的创作复活了；同时还复活了哲学的讨论的精神。诗人们，学者们，都不甘低首于类书似的辞赋和古代典籍之前了。虽然在最后，我们见到了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混乱的时代，却并无碍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成就。印度的佛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开始在哲学上发生着影响，但文学上似还也不曾感受到什么。 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 最早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汉民族的殷商一代，已定居于河南的黄河流域。汉族到底是西来的呢，还是定居于本土的原始人种，这有种种专门的辩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文学史开幕的时候，汉民族已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活跃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已知使用铜器。他们已有很繁赜的文字。他们知道怎样卜占吉凶以至行止；他们在兽骨、龟板和铜器上所刻的文辞，是很整饬的。后来周武王伐纣，推翻中枢的政府而自代之。周朝初期的文化未必有胜于殷商。但不久便急骤进步了。就甲骨文辞的记载看来，殷商已入一个农业时代，他们对于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一件事。但也颇着重于田渔，这可见他们是未尽脱游猎时代的生活的。周代则完全入到很成熟的农业社会之中。《诗经》里，关于农事的歌咏是极多的；我们读《云汉》一诗，便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大早灾是如何的着急。像《七月》，像《硕鼠》等等便又活画出当时农民们婉转呻吟于地主贵族压迫之下的呼号。“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连情诗也都是以农村的背景写出的了。 第二个阶段，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动。在第一时期的后期，汉民族的势力还未出黄河流域以外。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二南、王、桧、郑、陈，皆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皆在河北；、秦则在泾、渭之间。其疆域盖不出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但在其最后，我们却见到长江流域左右的楚与吴、越皆已登上中国政治与战争的舞台，而为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局面，更大为不同。中枢政府完全失去了权威，以至于消灭。所谓韩、魏、赵、齐、楚、燕、秦的七国，竞欲争霸于当代，合纵连横，外交的变幻无穷，战争的威胁也无时或已。而对内则暴政酷税，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农民们连逃亡都不可能。忧民之士，纷出而献匡时之策；舌辩之雄，竞起而效驰驱之任。于是便来了一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在这时，商业是很发达的；尽管争战不已，但商贾的往来，则似颇富于“国际性”。大商人们在政治上似也颇有操纵的能力；阳翟大贾吕不韦的设谋释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关中，民风最为强悍，又最不受兵祸，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产，且似能充分地得到西方的接济，故于七国中为最强。齐、楚诸国终于逐渐地为秦所吞并。楚地的文学，在这时诗坛上最为活跃；但大诗人屈原等在其他国家里并无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便见秦已并吞了六国，始皇帝厉行新政，“书同文字，车同轨”，废封建为郡县，打破了贵族的地主制度（秦的废封建，似颇受巴比伦诸大帝国的影响，又其自称“始皇帝”，而后以“二世”“三世”为次，似更是模拟着西方的诸帝的榜样的）。这是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组织便消灭了。但始皇帝虽为农民去了一层大压力，而秦人的兵马的铁蹄，却代之而更甚地蹂躏着新征服的诸国。因此，不久便招致了“封建余孽”的反叛。大纷乱的结果，得天下者却是从平民阶级出身的刘邦。战国诸世家永远是沦落下去了。刘邦即皇帝位后，大封同姓诸侯。但文、景之后，封建制度又跟随了七国之乱而第二次被淘汰。在这时候，北方的一个大敌匈奴，逐渐地更强大了（他们为周、赵、秦的边患者本来已久）。唯于大政治家刘彻的领导之下，汉族却给匈奴以一个致命伤。同时，西方诸国也和汉帝国更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产开始输入不少。王莽出现于西汉之末。他要实现比始皇帝更伟大的一次大革命，经济的革命。可惜时机未成熟，他失败了。东汉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汉帝国的威力，渐渐地堕落了。西方诸小国已不复为汉所羁縻。 这三个世纪，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响却开始笼罩了一切。两司马（迁和相如）代表了文坛的两个方面。迁建立了历史的基础；相如则以辞赋领导着许多作家。但两汉的辞赋，不是无病而呻的“骚”，便是浮辞满纸，少有真情的“赋”和“七”。他们只知追踪于屈、宋的形式之后，而遗弃其内在的真实的诗情。散文坛也没有战国时代的热闹，但较之诗坛的情况，却已远胜。古籍整理的结果，往古的史实渐渐成为常识。便有像王充一类的学者，以直觉的理解，去判断议论过去的一切。五言诗渐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头角来。 四 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独霸时代。尚有诗人们在写四言，但远没有五言的重要。在这时代，我们看见汉末的天下纷乱；我们看见魏的统一，晋的禅代；我们还看见少数民族的纷纷徙居于内地。魏、晋的这个羁縻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在这时的初期，魏、蜀、吴的三国虽是鼎峙着，而人才则几有完全集中于魏都的概况。蜀、吴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势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揽文人学士们，于是从建安到黄初，便成了一个最光荣的五言诗人的时代，一洗两汉诗坛的枯陋。辞赋在这时代也转变了一个新的机运。隽美沉郁的诗思复在《洛神》《登楼》诸赋里发现了。司马氏继魏而有天下。东南的陆机、陆云也随了孙吴的被灭而入洛。诗人们更为集中。因了两汉儒学的反动，又佛教的开始输入，在士大夫间发生了影响，玄谈之风于以大炽。竹林七贤的风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诗也较建安诸子为更深厚超逸，引导了后来无数的诗人向同一路线走去。 在西晋的末叶，我们看见了大变乱将临的阴影。诸王互相残杀，文人们也往往受到最残酷的噩运，徒然成了政争的无谓的牺牲。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自称大单于的时候起，中原便陷于水深火热的争夺战中。中世纪的文学就在那个大纷乱的时代，代替了古代文学。 [book_title]第二章文字的起源 中国语言的系统——南方语言种类的繁赜——文字的统一——文字与语言的联合——文字的类别——中国文字的起源——典雅的古文之产生——口语文学的消沉——甲骨文字的发现——金石刻文——字体的变迁——文字孳乳的日繁——外来词语的输入 中国的语言，在世界的语言系统里，是属于“印度支那语系”一支中之中国暹罗语的一部。说中国语的人民，区域极为广大，人数也多到四万万以上。在其间，又可分为南北两部的方言。北部的方言，以流行于北京的所谓“官话”为标准，虽因地域的区别而略有歧异，像天津话、辽宁话、山西话和北京话的差别，但其差别究竟是极为微细的。现在所谓“普通话”，也便是以这种语言为基础而谋统一的实现的。南部的方言，则极为复杂；粗分之，可成为浙江、福建、广东的三系。浙江系包括浙江省及其附近地方；福建系包括福建全省及浙江、广东使用福建系方言的一部分；广东系则包括广东、广西二省。而在这三系里又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歧系。像浙江方言又可分为上海、宁波、温州三种；福建方言又可分为福州、厦门、汕头三种；广东方言又可分为广州、客家二种。 如果把全国的方言仔细分别起来的话，诚为一种困难的复杂的工作。各地方所刊行的用各种不同的中国语系的方言所写的唱本等等，可惊奇地使我们发现其数量的巨大可观。在实际的使用上说来，如果一位不懂得广东方言的人到南部去旅行，不懂得厦门话的人到闽南等地去考察，一定要感觉到万分的困难，正如一句德国或法国话不懂的人，到欧洲去旅行一样，也许更要甚之。而不少的南部的人，到北方来，有的时候，竟也听不懂话，办不了事。这是数见不鲜的事。 但中国的语言虽是这样的复杂，文字却是统一的。譬如，我们在广东或香港旅行时，言语不通，遇到困难，以纸笔来做“笔谈”，却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的方法。原来，不管语言的如何分歧，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很早的时候便已寻找到一种统一的工具了，那便是“文字”的统一。在远东大陆上的这个大帝国，所以会有那么长久的统一的历史者，“文字”的统一，当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字和语言同为传达思想和情绪的东西。正同每个野蛮民族之必有其语言一样，最野蛮的民族也必各有其最幼稚的文字的萌芽。语言只是诉之于听觉的，其保存，只是靠着人的记忆，其传达，只是靠着人的口说，未必能传得远，传得久，传得广，或未必能够正确无讹。但文字则不同，她是有语言所未必有之传达的正确性和久远性的。自有文字的发现，于是人类的文化才会一天天地进步；往古的文化得以传述下去，异地的文化，得以输传过来，所取用者益广，益博，于是所成就者也就愈伟大，愈光荣了。 在最早的时候，文字与语言是没有什么联络的关系的。他们虽同为传达思想、情绪的工具，却一则诉之视官，一则诉之听官，其发展并不是同循一辙的。在那时，文字还不过是绘画的或象征的符号，其作用至为简单，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今日非洲及澳洲的土人们，每遣使人他适传达意志时，则用一种树枝造成的木棒，以种种样式的符号刻画于上，以备遗忘；或对方见了这棒也可以明了其意。秘鲁的土人昔常用结绳的制度；这正与《易系传》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话相应。但较进步的民族，则应用到更复杂的绘画或和绘画相类似的方法，以传达或记载某意或某事。最初的文字，大都和实物是相差不远的。中国古代的象形字，如日、月、山、川、鸟、马等等，皆不过是绘画而已。埃及的象形字，像说两匹马，便是实在的绘着两匹马的。但后来，这些绘画的字形，渐渐地简单了，离开图画便一天天地远了。同时，许多抽象的观念，也能以会意的字表之，如上下等字，都是由象征文字而出来的。 但文字如果不能和语言联合的话，便永远只会是一种绘画或象征的符号而已。人类文化愈进步，于是文字不仅是实物的绘画或象征的记录，而也是语言的代表或符号了。文字和语言的合一，一面语言渐渐地得以统一了，一面文字也更趋于复杂，滋生得更多，而同时，离象形字的状态也益远，更有许多象音、会意的字创造出来。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符号之下，千万年来，是那样精致的记录下，或传达出人类的伟大的思想与情绪！所谓文学便是用这种特创的符号记录下或传达出的人类的情思的最伟大的、最崇高的和最美丽的成就。 文字学者尝将文字分为二种，一为意字（ideograph），一为音字（phonograph）。中国文字有一部分是“意字”，即所谓象形文字者是。“音字”又分单语文字、音节文字、单音文字三种。单语文字，即一字可以代表一语者，中国文字也多有之。但同时并有将意字和音字联合起来了的，像“江”“河”等“形声字”皆是。在许慎《说文》里，我们不知可以见到多少的“从某何声”（如“雅”字便是从隹、牙声的）的文字。音节文字，即代表单语中所分之各音节，像日本之平假名，片假名者是。单音文字即代表言语上之单音；语言上所用各种之音，本来不能—一以符号记之，只将单音构成之元素记之，像欧洲各国的字母便是。 文字的目的，既在于代表语言，故当某种文字输入于他处的时候，其组织法便跟了所输入之处的语言的变异，而完全变更了过来。例如，腓尼基的文字传到希腊时，希腊人便将其组织的方法变更了一下而采用之。日本的文字，便也是采用了中国字的偏旁而用来代表其语言的。 中国古代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至少，在中原的民族是合一的。其他各地，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像在春秋的时候，楚地呼“虎”为“於菟”，便是一例）；至于是否有不同的文字，则不可知。我们观于秦始皇帝的屡次提到“同书文字”（《琅琊台立石》），或“书同文字”（《始皇本纪》），臣下们至以此和“车同轨”“器械一量”同为歌功颂德之语。或当时各国所用的文字说不定竟未必是相同的（或至少是有着各种不同的书写方法）。唯就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字及殷、周诸代的铜器款识观之，又确知很早的便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的存在。这种共同的文字，或其初只是占据于中原的民族之所用；后来才因了他们的势力的渐渐扩大，而流传到各地去。总之，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文字大约便已是统一了的。唯语言，则如上文所述，在南方各地就未能统一。又，即在古代，因了语言的时代的变异，而文字则成了一成不变的固体，故中原民族所用的文字，便也渐渐地和语言不能合一。文字很早的便成了典雅的古文；而语言的流变和歧异则仍然继续存在。总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了，中央政府都在维持着“文字”的统一；至于语言的统一的要求则似是最近的事。 中国的文学，大多数是用典雅的“古文”写成了的；但也有是地方的方言和最大多数人民说着的北方的口语写成的。那些口语的文学，其历史的长久不下于“古文”。唯往往为古文的著作所压倒，而不为学者们所注意。直到最近，他们的真价才为我们所发现，所明白。 中国文字，相传是由仓颉创作的。但这说起来甚晚。《易系传》只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到了战国时代，才有仓颉作书之说。《说文序》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如果他们的话可信，则中国文字是始创于黄帝时代（约公元前2690年）的了。但我们以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或当更早于这个时代。唯真实的有实物可征的最早的文字，则始于殷商的时代。殷商时代的文字，于今可见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安阳出土的龟甲文字，一是历代发掘所得的钟鼎彝器。后者像“乙酉父丁彝”“己酉戌命彝”“兄癸彝”“戊辰彝”等都还可信。前者则自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彰德小屯村出现了有刻文的龟甲兽骨之后，专门学者们致力于斯者不止数十人；近更作大规模的发掘，所得益多。把这有刻辞的甲骨和鼎彝研究一下，便可知中国今知的最古的文字，是什么一个样子的。虽然有许多文字到现在还未被我们所认识，但就其可知的一部分看来，其字体是和后来的篆文很相同的。但有两点是很应该注意的： 第一，文字的形式尚未完全固定，一字而作数形者，颇为不少。试举羊、马、鹿、豕、犬、龙六字的重文为例： [IMG:中国文学简史_1.jpg] 第二，文字已甚为进步，不独是象形字，即会意字、形声字也已很自由地用到。这可见那时的文化程度已是很高的了。在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待问篇》里说，可识者有五百余字。而在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里，可识者已增到七百九十字，又《待问篇》更有四百字左右，共在一千字以上。而实际上，龟甲文辞尚在陆续发现，其所用的字，当绝不止这些数目而已。 周代所用的文字，就金石刻文中所见者，与“殷墟书契”不甚相远，也有不能完全辨识之处。晋时在古冢中所发现的古文，解者已少。汉时的经师，也以能读古文为专门之业。《汉书·艺文志》有“《史籀篇》，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是乃今文《千字文》之流的东西。《说文序》道：“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是这种字体在汉时尚流行于世。此字体即为大篆。秦时李斯等为小篆，程邈等又为隶书；到汉时，史游又作章草，渐与今体相合。至于今日流行者，字体种类至多，篆书亦间见用。好奇者甚或用到龟甲钟鼎的古文奇字。唯大都以楷书为正体。 汉时诵九千字者即可为吏。时代愈进化，则文字的滋生益多。自和西域、印度交通后，印度、西域的词语也输入不少。到了清代编纂《康熙字典》时已收入四万余单字。但实际上有许多单字是很少独用的，每须联合若干字成为一词，例如“菩萨”“菩提树”“涅槃”“剪拂”等等，都只是一个词语。若连这种种“词语”而并计之，则总要在六七万词字以上。清末，西方的文化又大量输入，新字新词的铸造，更见增多。用来抒写任何种类的情思，这么多的中国词语是不怕不够应用的。 参考书目 一、《中国文字学》容庚编，有燕京大学石印本。 二、《殷墟书契考释》罗振玉编，有上虞罗氏刊本。三、《殷墟文字类编》商承祚编，有上虞罗氏刊本。四、《金文编》容庚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五、《说文解字诂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研究《说文》之书以此为最完备。 六、《康熙字典》有原刊本，有道光间刊本，后附校勘记，勘正原版错误处达数千余条。惜日常所用者仍是康熙版，道光版未见流行。 [book_title]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 最古的文书可靠者少——甲骨与钟鼎刻辞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为卜辞的问题——钟鼎刻辞的简短——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最古的誓诰的总集：​《尚书》——今文与古文之争——最古文书的三类：誓辞，文诰书札与记事的断片——《尚书》的时代——《山海经》​：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渊薮 一 殷墟文字，殷墟所发现的兽骨及龟板上的刻辞，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从“殷墟书契菁华”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现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的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公元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上级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现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龟板都是两面磨斫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现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墟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的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现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罘一”“毕丝御获罘一鹿七”等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罢，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现。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 钟鼎彝器的发现，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着。唯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𨖍车既工，𨖍马既同；𨖍车既𡥃，𨖍马既【马岳】”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宏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 二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誓辞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的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公元前2196年）、《汤誓》（约前1777年）及《牧誓》（公元前1122年）的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地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地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文诰书札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洪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二类文诰书札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洪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记事的断片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之类。 综上所言，可知《尚书》的性质与内容是很不一致的。旧说《春秋》是纪事的，《尚书》是纪言的，《尚书》又何尝只是纪言而已。 三 有的人以为《尚书》中的最古文件是《尧典》。但《尧典》却明明不是尧舜时所作；它记的是尧舜时代的事，且篇首即大书曰：“若稽古帝尧”，可见作此文者尚为离尧舜时代很远的人。（旧释：“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完全是不通的）最可信的最古的一篇文字乃是《甘誓》，但就其明白晓畅的一点看来，至少有后人改写的痕迹。《禹贡》亦是后人所追记。《甘誓》若果为夏启时代的作品，则此文之作，盖在公元前2196年，即离今约四千年。四千年前，中国之有那样简朴的文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埃及、巴比伦诸国，在这时期其文字已是很发达的了。再者，就甲骨刻辞和《盘庚》的文辞看来，在夏代而有《甘誓》的产生，似也是不足为异的事。唯甲骨文以前的文字，即夏代的文字，迄未被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将这篇文字作为后代人的记述而已。 《尚书》中最后的一篇文字《秦誓》，则写于公元前627年。 四 尚有《山海经》​，也是很古远的书籍，相传为夏禹时代伯益所作。毕沅则以《五藏山经》三十四篇为“禹书”, 《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为周秦所述，​《大荒经》以下五篇是“刘秀又释而增其文”者。这书的著作时代确是非出一时的，但未必便像毕氏那么犁然可指的某篇为某时所作。他所谓“禹书”​，也不可信。但最迟似不会过战国以后的；在汉时或更有所增加。 这部书是古代神话的总集，和《天问》同为古文学中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像夸父、西王母等，后皆成为重要的“神人”​；而《镜花缘》乃更以其中禽兽人物出现于近代的故事中。像《山经》里的“其中有鸟焉，名曰[插图]，食之宜子”​“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中山经》​）云云，更大似后来的《本草》一类的医药服食的书的说法。在《海外经》里，神话最多，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都是很伟大的神话的核心，可惜后人并不曾把它们发挥光大。 参考书目 一、​《铁云藏龟》 刘鹗编，自印本。 二、​《殷墟书契前后编》 罗振玉编，自印本。 三、​《殷墟书契菁华》 罗振玉编，自印本。 四、​《安阳发掘报告》 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五、​《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宋薛尚功编，有明万历红印本，有石印本。 六、​《愙斋集古录》 吴大澂编，有涵芬楼石印本。 七、​《尚书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有《十三经注疏》本。 八、​《尚书读本》 宋蔡沈撰，有通行本。 九、​《古文尚书考异》 明梅鹜撰，有《平津馆丛书》本。 十、​《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撰，同治六年振绮堂刊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一、​《尚书后案》 清王鸣盛撰，有乾隆庚子刊本，又颐志堂原刊本，又《皇清经解》本。 十二、​《今文尚书经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左海续集》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四、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大小夏侯及欧阳生诸人的《尚书》古训注不少。 十五、​《山海经》有明刊本；毕沅注本（局刊本）​；汪绂注本（石印本）​；郝懿行校本（原刊本）等。​《山海经图》也有明刊本。 [book_title]第四章诗经与楚辞 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之分的不当——《诗经》中的诗人的创作——《诗序》的附会——乱离时代的歌声——《诗经》里的情歌——农歌的重要——贵族的诗歌——《楚辞》时代——屈原和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响——宋玉、景差等 一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佚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的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资料。 二 《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得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地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另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所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共计一百○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共计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地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 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民》等。二、民间歌遥，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天》《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 三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是很显然的可以看出的。据《诗序》，“有主名”的创作有：（一）《绿衣》，卫庄姜作（《邶风》）；（二）《燕燕》，卫庄姜作（《邶风》）；（三）《日月》，卫庄姜作（《风》）；（四）《终风》，卫庄姜作（《风》）；（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风》）；（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风》）；（七）《泉水》，卫女作（《邶风》）；（ハ）《柏舟》，共姜作（《风》）；（九）《载弛》，许穆夫人作（《风》）；（十）《竹竿》，卫女作（《卫风》）；（十一）《河广》，宋襄公母作（《卫风》）；（十二）《渭阳》，秦康公作（《秦风》）；（十三）《七月》，周公作（《风》）；（十四）《鸱鸮》，周公作（《豳风》）；（十五）《节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苏公作（《小雅》）；（十七）《弁》，“公“作（《小雅》）；（十八）《宾之初筵》，卫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刘》，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洞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ー）《巻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劳》，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荡》，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卫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云汉》，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烝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韩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ー）《江汉》，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卬》，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旻》，凡伯作（《大雅》）；（三十五）《啊》，史克作（《鲁》）。此外尚有许多篇，《诗序》以为是“国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诗序》本来是充满了臆度与误解的，极为靠不住。譬如，我们就上面三十几篇而讲，《燕燕》一诗，《诗序》以为是“卫庄姜送归妾也。”那么一首感情深挚的送别诗：“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这岂像是一位君夫人送“归妾”之词？至于其他，《诗序》以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无名诗人所作，则更多误会。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乐歌吗？《诗序》却以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这是哪里说起的误会呢？大约《诗序》将民 歌附会为诗人创作者十之六，将无名之作附会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据《诗序》，周公是《诗经》中的第一个大诗人。周公多才多艺，确是周室初年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等篇，皆为他所作。《诗经》中传为周公所作者为《七月》及《鸱鸮》二篇。《史记》：“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日《鸱鸮》。”此诗音节迫促，语意挚切而凄苦，似是出于苦思极虑，忧谗畏讥的老成人所作。但这人是否即为周公，却很难说。而《七月》便绝不会是周公所作的了；这完全是一首农歌，蕴着极沉挚的情绪，与刻骨铭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样的近于诅咒的农民的呼吁，如何会是周公之作呢？《诗序》传为召康公所作之诗有三篇，皆在《大雅》，一为《公刘》，一为《泂酌》，一为《卷阿》。《公刘》为歌咏周先祖公刘的故事诗。或有召康公所作的可能。《泂酌》为一种公宴时的乐歌，《卷阿》亦为欢迎宾客的宴会乐歌，如何会是“召康公戒成王”呢？ 所称为尹吉甫作的诗篇凡四：《崧高》《烝民》《韩奕》及《江汉》。尹吉甫为周宣王年代的人（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宣王武功甚盛，吉甫与有力焉。在《诗经》的诗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个。他在《崧高》的末章说：“吉甫作诵..以赠申伯。”在《烝民》上说：“吉甫作诵..以慰其心。”这几篇诗都是歌颂大臣的“廊庙之诗”，（《崧高》是赠给申伯的；《烝民》是赠给仲山甫的；《韩奕》是赠给韩侯的；《江汉》是赠给召虎的。）富于雍容尔雅之气概，却没有什么深厚的情绪。召穆公与尹吉甫是同时的人。他的诗，据《诗序》有三篇见录于《诗经》：《民劳》《荡》与《常武》。《诗序》说，《民劳》与《荡》是刺厉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劳》是从士大夫的忧愤与伤心中写出的文字，《荡》似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诗，模拟文王的语气是又严正，又恳切。或为史臣所追记，或为史诗作者的一篇歌咏文王的故事诗中的一段，现在已不可知。但绝不是“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则为极明白的事。《常武》叙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这是一篇战争叙事诗中的杰作，也是《诗经》叙事诗中的杰作：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 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凡伯相传与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时，或较他们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相传为幽王时人，作《瞻印》及《召旻》二诗。前凡伯为厉王（公元前878—公元前842年）卿士。他是周公之后。后凡伯为幽王时代（公元前781—公元前771年）的人。《板》与《瞻印》及《召旻》，所表示的虽同是一个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则讽谏，一则悲愤。两个凡伯当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见世乱，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将其忧乱之心，悲愤之情，一发之于诗。因此与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风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娇。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板》）活画出一位老成人在挙世的嬉笑連浪之中而忧思虑乱的心境来！《瞻印》与《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卬》与《召旻》则直破口痛骂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瞻印》）正是周室东迁时代，“日蹙国百里”的一种哀音苦语，真切地反映出当时的昏乱来。 卫武公为幽王时人，所作《宾之初筵》，《诗序》以为“卫武公刺时也”。但此诗系咏宴饮之事，绝没有刺什么人之意，所以《诗序》所说的“卫武公”作，也许未免要加上一个疑问号。我们在社饮的诗中，找不到一首写得那么有层次，有条理的。作者从鸣钟鼓，竞射，“烝衎烈祖”“各奏尔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样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的诤谏作结。其中有几段真是写得生动异常。又有《抑》，为格言诗的一类，教训的气味很重。《诗序》也说是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请序》作者所说的时代却是完全不对的。武公在幽王时，入仕于朝，初本为侯。后幽王被犬戎所杀，武公引兵入卫。及平王立，乃进武公为“公”。所以他决不会去“刺厉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当他写《抑》时。或者《抑》乃是他在幽王时所作，故有：“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日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通其德，俾民大棘”诸语。像这种的情调，颇为后人所模拟。 芮伯的时代在卫武公之前（据《诗序》），他的《桑柔》，据说是“刺厉王”的。但观《桑柔》中：“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诸语，似为大乱时所作。此诗如果为芮伯所作，也许芮伯便是幽王时人。《桑柔》亦多格言式的文句，但忧乱怨时之意则十分的显露，并无一点的顾忌；若“降此蟊贼，稼穑卒痒”，若“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若“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之类，则直至于破口大骂了。 仍叔为宣王时人。据《诗序》，仍叔作《云汉》乃以“美宣王”的。其实《云汉》乃是一篇皇帝或官吏或民众祷告神道，以求止旱的祷文。悲挚恳切，是祷文中的名作，绝不会是仍叔“美宣王”的诗：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这可见出农业社会对于天然灾祸的降临是如何的畏惧，无办法。 家父，幽王时人。据《诗序》，他作了一篇《节南山》，以“刺幽王”。在这首诗的篇末，他也自己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而“忧心如醒，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辛劳百姓”的云云，讽刺执政者的意思是显明的。 《诗序》谓：《何人斯》为苏公刺暴公的；《弁》为“诸公”刺幽王的。其实，以原诗仔细考察之下，《何人斯》实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是一个情人“作此好歌，以极反侧”的。“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写得十分的直接明了。《弁》是一首当筵写作之歌，带着明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凄的享乐主义：“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又如何是刺幽王呢！《渭阳》是一首送人的诗，却未必为秦康公所作；《竹竿》是一首很好的恋歌，也不会是卫女思归之作；《河广》，也是一首恋歌，不会是宋襄公母思宋之作；《柏舟》，也未必为共姜之作，“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是怨其母阻挠其爱情之意，“之死矢靡慝”是表示其坚心从情人以终之意；《载驰》《诗序》以为许穆夫人作，其实也只是一首怀人之作。 在《邶风》里，有卫庄姜的诗四篇，《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假定《诗序》的这个叙述是可靠的话，则卫庄姜乃是《诗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女作家了。《燕燕》一诗，非她作，前面已经说过。《日月》是怀人之什；《绿衣》一诗，是一首男子怀念他的已失的情人的诗；《终风》，也为一首怀人的诗。“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是如何深切的苦语。这些诗都附会不到卫庄姜上面去。又《式微》《旄丘》皆显然为怀人之什，也并不会是“黎侯之臣”们所作。又据《诗序》，史克作颂以颂鲁僖公，即《》是。但《》本无颂人意。在本文上看来，明明是一首祷神的乐歌。民间常有祷祝牛马，以求其蕃殖者，《》当是这一类的乐歌。 在《小雅》中，有一个寺人孟子所作的《巷伯》；他自己在最后说着：“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首诗是骂“谮人者”的；“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毒至极而至于破口大骂以诅咒之了！ 总上所言，可知《诗序》所说的三十几篇有作家主名的诗篇，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前凡伯、后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个人而已。 四 许多无名诗人，我们虽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的时代，但显然有两个不同的情调是可以看得出的：第一是一种歌颂赞美的；第二是一种感伤，愤懑，迫急的。前一种大都是歌颂祖德的；后一种则大都是歌咏乱离，讥刺当局，愤叹丧亡之无日的。前者当是西周之作，后者当是周室衰落时代之作。经了幽王的昏暴，犬戎的侵入，中央的威信完全扫地了；各地的诸侯便自由地无顾忌地互相并吞征战。可使诗人愤慨悲愤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遣词用语，更为奔放自由，在艺术上有了极显著的进步。 前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在《大雅》中有《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灵台》《生民》《公刘》诸篇，又《小雅》中亦有《出车》《六月》《采芑》等作，皆是叙事诗。细看这些诗，风格颇不相同，叙事亦多重复，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一个时代。当是各时代的朝廷诗人，追述先王功德，或歌颂当代勋臣的丰功伟绩，用以昭示来裔，或竟是祭庙时所用的颂歌。在其间，唯《绵》及《公刘》最可注意。《绵》叙公亶父的事。他先是未有家室，后“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乃谋议而决之于龟，龟吉，乃“日止日时，筑室于兹”。底下一大段，描写他们耕田分职，筑室造庙，却写得十分生动。《公刘》叙公刘迁移都邑的事。他带领人民，收拾了一切，裹了“糇粮”，便启行了。经山过水，陟于平原，最后乃决意定居于豳。“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活画出古代民族迁徙的一幕重要的图画来。 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大都是愤当局之贪墨，叹大乱之无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其中最好的時篇，像：《柏舟》（《揶风》）写人“耿耿不寐”欲饮酒以忘忧而不可能。“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诸语，不仅意思很新颖流转，即音调也是很新颖流转的。《免爱》（《王风》）写时艰世乱，人不聊生。诗人于此乱世，却去追想到未生之前之乐，又去追想到昧昧蒙蒙一事不知的睡眠之乐。他怨生，怨生之多事；他恶醒，恶醒之使他能见“百忧”。因此，唯希望自己之能寐而无觉，一切都在睡梦里经过！《葛藟》（《王风》）也带有这样的悲苦调子。《伐檀》（《魏风》）是一首讽刺意味很深的诗。《诗经》中破口骂人的诗颇有几首，而这一首特具冷隽的讽趣。 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硕鼠》（《魏风》），不是讽刺却是谩骂。他竟将他无力驱逐去的贪吏或贪王，比之为硕鼠。他既不能起而逐去他们，只好消极地辱骂他们道：“硕鼠，硕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我的黍麦已经有三年被你夺去吃了。我现在终定要离开你而到另一个‘乐土’去了。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不能反抗，却只好迁居以躲避——可怜的弱者！但他能够迁避到哪里去呢？《蟋蟀》（《唐风》）和《山有枢》（《唐风》）都是写出乱世的一种享乐情调。“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个声语是《诗经》所常见的。 在《小雅》的七十四篇中，这类的诗尤多，至少有二十篇以上的无名诗人作品是这样的悲楚的乱世的呼号。最好的，像《采薇》，是写行役之苦的；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一段，乃是《诗经》中最为人所传诵的隽语。《正月》以下的几篇，像《正月》《雨无正》，也都是离乱时代文人学士的愤语哀谈；他们有的是火一般的热情，火一般的用世之心。他们是屈原，是贾谊，是陆游，是吴伟业。他们有心于救乱，然而却没有救乱的力量。他们有志于做事，然却没有做事的地位。于是他们只好以在野的身份，将其积愤，将其郁闷之心，将其欲抑而不能自制的悲怒，滔滔不绝地一发之于诗。其辞或未免重叠纷扰，没有什么层次，有类于《离骚》，然而其心是悲苦的，其辞是恳挚的。在《诗经》之中，这些乱世的悲歌，与民间清莹如珠玉的恋歌，乃是最好的最动人的双璧。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以恋歌为最多，我们很喜爱《子夜歌》《读曲歌》等等；我们也很喜爱《诗经》中的恋歌。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如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炫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颂功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给他们以重厚的面幕，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恋歌在十五国风中最多，《小雅》中亦间有之。这些恋歌的情绪都是深挚而恳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娇美可喜的。他们活绘出一幅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来。他们将本地的风光，本地的人物，衬托出种种的可入画的美妙画幅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郑风》）这是如何的一个情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魏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齐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但在这里不能将这些情歌一一地加以征引，姑说几篇最动人的。卫与郑，是诗人们所公认的“靡靡之音”的生产地。至今“郑卫之音”，尚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郑风》中情诗诚多，而《卫风》中则颇少，较之陈、齐似尚有不及。郑、卫并称，未免不当。《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东门之坤》一诗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与《青青子衿》一诗的“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写少女的有所念而羞于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怀，写得真是再好没有的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却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其他像《将仲子》《萚兮》《野有蔓草》《出其东门》及《溱洧》都写得很可赞许。 《陈风》里，情诗虽不多，却都是很好的。像《月出》与《东门之杨》，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梵阿林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浏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出》 《齐风》里的情诗，以《子之还兮》一首为较有情致。《卢令令》一首则以音调的流转动人。齐邻于海滨，也许因是商业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种清逸的气氛。这是商业国的一个特色。又齐多方士，思想多幻缈虚空，故对于人间的情爱，其讴歌，便较不注意。《秦风》中的《蒹葭》，措词宛曲秀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调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间的祝贺之歌，或结婚、迎亲之曲，在《诗经》里亦颇不少。《关雎》《桃夭》《鹊巢》等都是结婚歌。《螽斯》及《麟趾》则皆为颂贺多子多孙的祝词。 民间的农歌，在《诗经》里有许多极好的。他们将当时的农村生活，极活泼生动地表现出来，使我们在二千余年之后，还如目睹着二千余年前的农民在祭祀，在宴会，在牵引他们的牛羊，在割稻之后，快快乐乐的歌唱着；还可以看见他们在日下耕种，他们的妻去送饭；还可以看见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静静地低头食草；还可以看见他们怎样地在咒恨土地所有者，怒骂他们夺去了农民辛苦的收获；还可以看见他们互相的谈话，讥嘲，责骂。总之，在那些农歌里，我们竟不意地见到了古代的最生动的一幅耕牧图了。 这些民间的或农人们的祭祀乐歌，皆在《大雅》​《小雅》中。于上举之《七月》等外，像《无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其描写的情境是活跃如见的。又像《甫田》那样的祷歌，更不是平庸的骈四俪六的祭神文、青词、黄表之类可比。​“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甫田》​）其形状农家生活，真是“无以复加矣”​。 民间的及贵族的宴会歌曲，尽有不少佳作。有时，竟有极清隽的作品。但这些宴会歌曲，结构与意思颇多相同，当是一种乐府相传的歌曲，因应用的时与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转变。像《郑风》的《风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桑》《蓼莪》《裳裳者华》《颇弁》，以及《召南》的《草虫》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个来源转变而来的。而像《伐木》（《小雅》），写一次宴会的情况，真是栩栩如生：“既有肥牡，以速诸舅，甯适不来，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当前之景，取之不穷，而状之则不易者。贵族或君王的田猎歌，也有几首，像《吉日》《车攻》，且都不坏。帝王及贵族的颂神乐歌，或祷歌，或宗庙乐歌，则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大都没有什么佳语隽言。《文王有声》（《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个别格。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烝哉！”末二章则最后皆曰：“武王烝哉！” 《鲁颂》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伟的战胜颂歌，并不是祷神歌。《闷宫》乃是一首祷神歌，其格调却与《周颂》中的诸篇不同了。 《商颂》五篇，未必便是殷时所作。《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但其风格离《诗经》中的诸篇并不很歧远。似当是周时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与那与，置我靴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我们不仅如睹其形，亦且如闻其“鞉鼓渊渊”之声矣。 六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词，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词。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唯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是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词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淳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抑郁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样地婉曲入微，那样的又真挚，又美丽的倾诉过。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地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鉴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问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甯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地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屈子行吟图。明 陈洪绶作——见1368年刊《楚辞述注》卷首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七《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决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决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的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缕；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创作。 屈原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虽未必有整饬的条理，虽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赍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而慨然地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地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象“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闷闷至极，便命灵氛为他占之。灵氛答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欲从灵氛之所占，心里又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又告诉他说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镬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说为然。他说道：​“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实在的，​“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他终于犹豫着，狐疑着，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最后他便决绝地说道：​“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便又留恋瞻顾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始终在徘徊瞻顾，下不了决心。他始终地犹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长远地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始终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权变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尘，以求达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没有那么灵敏的手腕。他的洁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违反本愿的行动。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头：犹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条路便只有：​“从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九章》本为不相连续的九篇东西，不知为什么联合为一篇而总名之曰《九章》​。这九篇东西，并非作于一时，作风也颇不相同。王逸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其“临绝之音”​。其他各篇则不复加以诠次。后人对于他们的著作时日的前后，议论纷纭。​《涉江》首句说，​“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为晚年之作。​《惜诵》​《抽思》二篇，其情调与《离骚》全同，当系同时代的作品。​《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时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蕴着诗人的矫昂不群的气态了：​“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思美人》仍是写他自己的低徊犹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的别地，思念故乡而作的。他等候着复召，却永不曾有这个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叹地说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时所作。 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踞，​“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他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决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屈原。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词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绝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所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吗？不知《所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词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赫西奥德（Hesiodo）所作的《神谱》​，或阿波洛道鲁斯（Apollodoru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吧。 八 《大招》或以为屈原作，或以为景差作。王逸以为：​“疑不能明。​”朱熹则直以为景差作。​《招魂》向以为宋玉作，并无异辞。至王夫之、林云铭他们，始指为屈原作。此二篇内容极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话，则第二篇决不会更是他“作”的。但这两篇原都是民间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题下，释曰：​“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魂。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词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种见解，较之王逸的“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这两篇“招魂”的文章，无论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与作者的关系都是很不密切的，他们只是居改作或润饰之劳而已。 这两篇作品的影响，在后来颇不小。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辩》​，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们只有抒写，并不铺叙。只是抒情，并不夸张。只是一气直下，并不重叠的用意描状。至于有意于夸张的铺叙种种的东西，以张大他们的描状的效力者，在《楚辞》中却只有《大招》​《招魂》这两篇。例如，他们说美人，便道：​“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徕，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徕；静以安只。​”​（​《大招》​）他们说宫室，便道：​“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招魂》​）说饮食，说歌舞，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又他们对于招来灵魂，既历举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归来的可以享受种种的快乐。这种对称的叙述，重叠的有秩序的描状，后来的赋家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是这样的。​《三都赋》是如此，​《七发》是如此，​《箫赋》也是如此。​“赋者，铺也”一语，恰恰足以解释这一类的赋。​《大招》​《招魂》的重叠铺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仪式。却不料反开了后来的那么大的一个流派。 九 在《楚辞》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记》在《屈原列传》之末，提起这样的一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并没有说起宋玉的生平。在《汉书·艺文志》里，于“宋玉赋十六篇”之下，也只注着“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韩诗外传》​（卷七）及《新序》​（杂事第一及第五）里，说起：宋玉是屈原以后的一位诗人，事楚襄王（​《韩诗外传》作怀王）为小臣，并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约是与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诸人相类。与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诸人，皆能赋。他的一生，大约是这样的很平稳的为文学侍从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约在楚亡以前。他与屈原的关系，以上几部书都不曾说起过。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上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辩·序》​）这话没有根据。大约宋玉受屈原的影响则有之，为实际上的师弟则未必然。他在当时颇有一部分的势力，他的锋利的谈片，或为时人所艳称，所以他有许多轶事流传于后。 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说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则为十四篇。在其中，唯《九辩》一篇，公认为宋玉所作，并无异议。这一部大作，也实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艺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诗歌组成的。那九篇的情调，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约绝不会是同时之作。​《九辩》之名，或为当时作者随手所自题（​《九辩》原为古诗名）​，或为后人所追题。在《九辩》里的宋玉，其情调与屈原却大有不同。他也伤时，然而他只说道“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见察，然而他也只说道“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骂世，然而他只说道“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而止。他是蕴蓄的，他是“温柔敦厚”的。 《九辩》里写秋景的几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插图]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简直要一口气读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诸作，除《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则他们的文体是疏率的，与《九辩》之致密不同。再则，他们的情调是浅露无余的，与《九辩》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则他们的结构是直截的，与《九辩》之缠绵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样的记事的对话体的赋，一开头便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便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便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显然不会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的。且《高唐赋》中简直是写上了“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这还不是后人的追记吗？​《笛赋》中还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语。宋玉会引用到荆卿的故事吗？又《登徒子好色赋》与《讽赋》皆叙的是一件事；结构与情调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赋》​《神女赋》与《高唐对》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们全是宋玉写的，他又何必写此同样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见于《古文苑》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其来历更是不可问的。刘向见闻至广，王逸也博采《楚辞》的作品。假定当时宋玉有这许多作品流传着，他们还不会收入《楚辞》之中吗？ 此外，楚人之善辞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无景差的作品。​《史记》却提到过景差。王逸说：​“​《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则断《大招》为景差之作。但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约与宋玉同时。唐勒也是与他们同时，也事楚襄王为大夫，且尝与宋玉争宠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绝不可见。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土论》的残文数语。 参考书目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 二、​《诗集传》八卷 宋朱熹撰，坊刻本极多。 三、​《诗经通论》十八卷 清姚际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读诗偶识》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辅丛书》本，有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五、​《诗经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润撰，有《鸿濛室丛书》本，有石印本。 六、​《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谦撰，有乙卯年虚受堂原刊本。 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顾颉刚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说月报丛刊》本。 八、​《读毛诗序》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辞》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有汲古阁刊本，有金陵书局刊本。 十一、​《楚辞集注》 朱熹撰，有《古逸丛书》本，有坊刊本。 [book_title]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 先秦散文坛的盛况——哲学家的天下——儒道墨的分道并驰——老子——孔子和墨子的积极的救世的精神——“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孟子与荀子——庄子——韩非与吕不韦——诸历史家——《战国策》——《春秋左氏传》——《穆天子传》 一 上古文学，在诗歌一方面，不过有《诗经》与《楚辞》的两个总集，伟大的作家也只有几个人。但在散文一方面，作家却风起泉涌，极一时之盛。或为哲学家，或为政治家，或为辩士，或为历史家，或为专门的学者。各有所长，各有所见，各有所执持。他们是抒达自己的意见而无讳避的。他们没有什么传统的信仰与意见的束缚，他们各欲为开山祖，也各有他们的信徒。这个时代，论者每以为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虽然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道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精粹，都为汉以后散文作家所少见。他们每能以盛水不漏的严密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里，驱遣着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活泼而有情致的文辞，为他自己所应用。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唯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 他们都是生活在从公元前570年（周灵王时）到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时）之间的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时代，即所谓春秋战国的时代。这时，中国的各地，尤其是黄河流域，都继续陷在局部战争的情形之中。争战不休，兵戈时举。一切的传统的道德与思想都已被打得粉碎。政治上社会上的纷纭也已达于极点。于是新创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念便应运而出。有的人表白出消极的厌世的破坏思想。有的人还要努力地维持古代的传统思想，保存古代的一切良好的制度，积极地与社会相争斗。有的人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来挽救这种的扰乱与民间的疾苦。有的人则更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来统辖这种的纷扰的局面。这些都是由社会的自然的趋势里，酝酿出他们的哲学来的。重要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儒、道、墨者是。道家抱消极的厌世思想，儒家则主张保守与用世，墨家则以救天下博爱为己任。更有持极端的个人主义，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为的杨朱，以严刑峻法统治一国的商鞅、韩非，以诡辩伏人而自喜的公孙龙、邹衍等。但他们的影响究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么大，他们的跟从者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么多。这三派的哲学家，各有其开山祖，儒家为孔丘，道家为李耳，墨家为墨翟。这一个时代，恰好也是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诸人相继而起。我们没有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似的大悲剧家，然而我们却有许多的哲学家，足以与希腊哲学界东西相辉映。 二 在这些先秦哲学家中，最先出来的是老子。老子（老子见《史记》卷六十三），姓李，名耳，字聃（据《史记》），楚国人。关于他的神话甚多，有的说他活了二百余岁，有的说他出关仙去。于是更有《老子化胡经》，《老子七十二变化图》之作。道家也以他为他们的宗教的始祖。于是他便成了与释迦牟尼的三身如来佛相配当的“三清”（即所谓“老子一化三清”）。孔子曾与他相见过。因为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吏，所以孔子向他问礼。大约他的生活时代与孔子相差不远，其生当在公元前470年（周元王时）以前。老子所代表的思想是消极的，厌世的。他的书有《道徳经》（《道德经》刊本极多，以明世德堂《六子》本为较好，有石印本）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文字极简直。他因为当时政治的龌龊，言治者纷然出，而天下愈扰，于是主张无为，主张无治，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治无欲”。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景象。他不主张法治，以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喜欢贤能与强力，而以谦下与柔弱为至德。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他的悲观，极为彻透。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悲观的消极的思想，在当时极为流行；一部分的人，以生为苦，于是唱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部分的人则流于玩世不恭，讥笑一切仆仆道路的以救民救世为己任的人，如《论语》中所载长沮、桀溺诸人都是。老子便是他们的代表。 因为这一派厌世的消极的思想的流行，于是孔子便起来反抗他们，宣传尧、舜、文、武之治，努力维持理想中的传统的政治的与社会的道德，以中庸的积极的态度，始终不懈地从事于改良当时的政治，以复于他所理想的古代清明的政治状况。他在当时的影响极大。跟从他学习的有三千多人，主要的弟子有七十余人。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见《史记》卷四十七）​。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他的事迹与言论，许多书上都有记载，但以《论语》​（​《论语》刊本极多，有《十三经注疏》本，有朱熹注本）所记者为最可靠。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及司寇。后来去官周游列国。到了六十八岁时，复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及《春秋》​，还制定了《礼》与《乐》​。卒时，年七十三。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是积极的。​《论语》虽为曾子的门人所记，文字虽极简朴直接，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老子主张无治无为，孔子则主张有为，主张政刑与德礼为治世者所必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极力欲维持理想中的道德的。所以齐陈恒杀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说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时的人常讥嘲孔子之仆仆道路，而无所成。但孔子则不悲观。​“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这种精神，真足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较孔子略后，而与孔子具有同样的积极的救世的精神者为墨子（墨子见《史记》卷七十四）​。墨子主张博爱，非攻。他的势力，在当时也极大。老、孔、墨三派的思想，几乎三分天下。墨子名翟，或以他为宋人，或以他为鲁人。他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500年（周敬王时）到公元前416年（周威烈王时）之间。关于墨子的书，有《墨子》​（​《墨子闲诂》​，孙诒让著，有自刊本）五十三篇。但未必为墨子所自著。一部分是墨者记述墨子的学说与行事的，一部分是后人加入的。墨子有孔子的积极救世的精神，其救助被损害之国的热情，且较儒者尤为强烈。孟子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语，即足表现他的精神。楚国使公输般造云梯欲攻宋。墨子走了十日十夜，赶去见公输般，说服了他，使他中止攻宋。但同时，他与儒家有好几点相反对。儒者主张王者之师，并不反对战争。墨子则彻底地主张非攻。儒者主张爱有等次。墨子则主张博爱。儒者不信鬼而信天命，重礼乐，重视丧葬之事。墨子则主张明鬼而非命，提倡节葬而非乐。 儒、道、墨三派，各有其信徒。然他们的学说传世既久，便又起了分化。韩非子在《显学篇》里，将儒、墨二家的分化，说得非常详细。他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为三十七家，除伊尹、太公及老子经传经说之外，自文子、蜎子、关尹子、庄子、列子、老成子、长卢子、王狄子，以至公孙牟、申子、老莱子、黔娄子等不下十余家。他们既各自著书立说，则当然又各有他们的见地与主张了。这三大派的分化，一方面使儒道墨的学说互相影响，互相采纳，一方面使儒道墨的学说益为分歧迷乱，不能有截然的分野。分化的结果，遂陷入不可避免的衰落途程中。又他们既“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自己一派的互相争论的结果，又使后来者目迷五色，耳纷八音，有无所适从之苦。这都是迫促他们以就于灭亡的。 墨家之书，存者仅《墨子》一作。儒家之书，于《论语》外，存于今者，在《礼记》中有《大学》​《中庸》二篇，​《大学》相传为曾子及其门人所作的。​《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又有《孝经》​，相传系孔子为曾子说的，由后人记载下来。还有其他各书，但都不甚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于后来的文学作品，为《孟子》和《荀子》​。 孟子（孟子见《史记》卷七十四）​，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即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见过齐宣王、梁惠王，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孟子》坊刊本极多）七篇。​”​（​《史记》​）有的人颇疑《孟子》​，以为系后人所伪作，有的人则以为《孟子》一书未必为轲所自著，而是弟子所记述的。大约以后说为较可靠。当孟子时，天下竞言功利，以攻伐从横为贤。孟子乃称述唐虞三代之德，痛言功利之害，宣传仁义之说，努力维持儒家的道德。是以时人都以他为“迁远而阔于事情”​。但他一方面却也染了战国辩士之风，颇好辩难，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因此，​《孟子》一书较之《论语》及《孝经》诸书，其文辞更富于文学的趣味；词意峻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他和孔子相差不过一世纪多，而作风之不同已如此。 荀子（荀子见《史记》卷七十四）​，名况，字卿，赵人。初仕齐，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卿乃适楚。春申君用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荀子》有杨倞注本）而卒。卿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前230年左右。他的书《荀子》​，有三十三篇，内有赋五篇，诗二篇。汉魏六朝以至唐，最流行之文体之一，即为赋，而其名实自荀卿始创之。荀卿并不墨守儒家的思想。他批评墨、道及诸子之失时，对于儒家之子思、孟子也不肯放过。他主张人性是恶的，反对孟子性善之说。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又主人治，反对天治。对于盘踞于中国人的心中的“相”的观念，加以严肃的驳诘。其影响是很大的。 道家的支流，最著者为庄子。他的书，为后来文学者所最喜悦。庄子（庄子见《史记》卷六十三）​，名周，蒙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死于公元前275年左右。他甚博学，最喜老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庄子集解》​，郭庆藩编，有长沙刊本）​。其文字雄丽洸洋，自恣以适己。​“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友。​”​（​《天下篇》​）他的书，​《庄子》​，现在存三十三篇，其中《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是后人伪作的。他最喜以美丽而雄辩的文辞自恣其所言。像《秋水》​《胠箧》诸篇都是最漂亮的散文。 道家于庄子之外，尚有关尹子、文子、列子亦皆各有遗文传于世。​《关尹子》及《列子》皆伪作。​《文子》则柳宗元也以它为驳书：​“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柳宗元《辩文子》​）故这里俱不详之。 三 持其说以自骋于世者，于儒、道、墨三家外，还有不少。《孟子》里说及的，有许行及杨朱。许行与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他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的徒从以 为“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 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杨朱的学说，也见于《孟 子》。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 爱，是无父也。”最后他又慨然地说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杨朱之学说能引起孟子那么激烈的反抗，当然在那个时候一定流传得很广。“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 墨”，由这句话可知杨朱的势力已与墨翟并驾齐驱的了。《庄子·天下篇》所叙列的“天下之治方术 者”有儒家，有以墨翟、禽滑釐为中心的墨家，有宋钘、尹文，有彭蒙、田骈、慎到，有关尹、老 聃，有庄周他自己，有惠施。他所评论者凡七家。每一家都有简略的叙述。荀子的《非十二子篇》， 则所非者凡六派，十二人。一派是它嚣、魏牟，一派是陈仲、史口，一派是慎到、田骈，一派是墨 翟、宋钘，一派是惠施、邓析，一派是子思、孟轲。韩非子的《显学篇》则说到儒、墨二家及其所分 化的十一支派。司马迁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所叙列的除荀、孟之外，则有：齐之驺 忌、驺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爽；赵之公孙龙、剧子；魏之李悝；楚之尸子、长 卢；阿之吁子（即芊子）。“世多有其书”。宋则有墨翟。他父亲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史 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所举的六家则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也各给以评 判。到了刘向，则总诸子为十家，实则“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者，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 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这可见那时的思想界是如何 的热闹。刘向的叙列，可以说是最有系统的。但这些家派的著作，今百不存一。我们要研究他们，实 在是异常的困难。但在那些有书遗留下来的“诸子”中，有一部分还是后人搜集重编的（如《尸 子》），有一小部分又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伪托的（如《商子》）。公孙龙、邓析诸人的书也不甚重 要。现在都不讲。只讲比较重要的韩非。 韩非（韩非见《史记》卷六十三）是韩国的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事荀卿。他口吃，不能 说话，而善于著书。他看见韩国日以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不见用。退作《孤愤》《五蠹》《内外 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以见志。后韩国使非于秦。非在秦被杀。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33 年（即秦始皇十四年）。他的书《韩非子》（《韩非子集解》有长沙刊本），有五十五篇，其中一部 分是他自己著的，一小部分是后人加入的。他的文辞致密而深切，后来论文家受他的影响者甚多。 《汉书·艺文志》著录纵横家自苏子（秦）、张子（仪）、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