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book_author]刘绶松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470699 [book_dec]现代文学史著。刘绶松著。作家出版社1956年分上、下卷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有5编。第1编“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1917—1921),内含4章: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早期的创作);倡导时期的诗歌与戏剧。第2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1—1927),内含5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国内形势与文学概况;在战斗中前进的鲁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与“革命文学”的提出;本时期的诗歌与小说;本时期的戏剧与散文。第3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7—1937),内含9章:在白色恐怖下向前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老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本时期的诗歌;本时期的小说;本时期的戏剧;本时期的报告文学与散文。第4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1937—1945),内含7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艺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文艺思想领域内的批判和斗争;本时期的诗歌;本时期的小说;本时期的戏剧;本时期的报告文学与散文。第5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5—1949),内含4章:沿着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胜利前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收获;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成就。书末有附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简述”。本书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写的,“左”的倾向较为明显。此书在作者逝世后经过修订,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book_img]Z_11870.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绪论 一 在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里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一定阶级给予过去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种叙述、解释和总结，里面贯串着这一阶级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这一阶级在这一时代的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要求：维护什么和反对什么。毫无疑问，在任何时代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都是为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也曾有过一些公正的、有才能的历史学家，他们所叙述、解释和总结出来的历史事实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但从现在所有的大部分历史记载说来，我们过去任何时代的历史是很少得到公允合理的看待和处理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曾经使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来窜改与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以求符合于本阶级的强暴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过去，由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所写下来的历史书籍是大大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道路的。 这种情形，在关于文学史的写作方面，也是毫无例外地存在过的。 旧中国的统治者们是充分地懂得文艺的武器作用的。他们不仅横暴地长期地掠夺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横暴地长期地掠夺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他们长期地占有文学艺术，同时也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过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的真实情况，抹煞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光辉的创造和成就；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抹煞了广大劳动人民运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事实。 资产阶级的论客们就曾经这样歪曲过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真实历史。他们有的把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说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继承或“复活”，企图把我们的从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猛勇前进的革命的新文学，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们的“风雅”、“性灵”等腐朽思想混为一谈(1)。有的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市民为盟主的”，“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2)，妄图否认我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铁的事实，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文学对我国新文艺的巨大深刻的影响。他们还有的把新文学运动说成仅仅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种改良或革新运动，而抹煞了新的文学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的思想内容与新文学在我国革命史上所发生的巨大的武器作用(3)。他们这样涂抹和曲解新文学历史的真实情况，不仅由于他们对于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且也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个难以告人的目的和企图：多方篡改历史的真实面貌，来维护旧中国统治者的利益，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 但是在目前，我们已经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运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也成了文学艺术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推翻了旧的反动统治力量，在思想认识上也逐渐摆脱旧的影响，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有力武器了。应该指出的是，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著《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我们整理和研究新文学历史的工作有了极其明确的理论指导。而在一九五三年九月间召开的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和总结，又使得我们从事中国新文学历史研究工作的人们得到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同时，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着重地指出，解放十年来，我国文艺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面，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在文艺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是大非辨清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眼睛擦亮了，视野扩大了，我们比较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来阐述文学历史事实，评价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历史的发展道路了。这一切，都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目的：廓清一切蒙蔽文学历史真实的谬论邪说，阐明文学历史的发展规律，使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能够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必须担负起如下几个任务。 第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启示和领导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的文学运动。从其开始的时候（五四运动时期）起，它就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而到了后来（左联时期），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指导之下，公开地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4)的。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5)由此可见，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血腥迫害之下，经过了许多先驱者的英勇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这种艰巨的斗争一直继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在这以前，一直是与反动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因此，叙述五四以来许多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有时候是呈献血和生命——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便成了新文学史所必须担负的首要任务。 第二，与叙述先驱者们英勇斗争的史实的同时，还要总结新文学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经验，指出新文学运动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明确今后文学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更坚决地实践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给我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四十年来，新文学运动，不是没有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和旺盛起来的。这种剧烈的斗争，有时是朝向各种反动的和唯心的文艺思想，是一种敌对的斗争。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左联时期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托派王实味的斗争等等都是。但在革命文学的内部也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些斗争有时虽然不免夹杂了些宗派和门户的私见，但也包含了相当重要的原则性的意义，有重新加以研究和总结的必要。这种情形，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争，以及“左联”成立前创造社和太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和茅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的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就可以使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新文学取得更多的丰富经验，得到更健康、更迅速的进步和发展。这便是新文学史所应该担负的第二个任务。 第三，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6)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的文学说来，也是完全适用的。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某些文学作品的出现和繁荣，除了它“是经济高涨的结果”而外，它又是在“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才显现出来的。这就是说，文学的历史有它的领域本身的传承的关系，有它本身所特有的发展的规律。而这种关系和规律是我们研究文学历史所不应该忽视的。在前面已经提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是从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而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日益蓬勃地进展的革命文学，则又是在它过去已有的基础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地趋于成熟和日臻完整的。没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正是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承继和接受了我国过去的优良文学传统，而且是创造性地发展和发扬了它的。因此，摆在新文学史面前的第三个任务，就不能不是全面地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指出其优点和缺点，说明他们之间的继承的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而这样，也就是使今天日益发展和上升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能够得到十分有益的借鉴与滋养，帮助今天的作家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 以上是研究新文学史的目的和任务。 二 为了使正在开始的新文学史研究工作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够完成它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有几个重要的基本观念是我们在叙述文学运动的历史以前所必须弄明确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它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具有着哪些和旧文学基本不同的地方？它的最本质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得首先解决它不可。 形式主义者们是从这些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他们把问题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工具和形式方面，以为凡是用白话文（或叫做语体文）写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新文学；而用文言文（或叫做古文）写出来的东西则是旧文学。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简单而表面地来看待新文学的。他们因为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里所带来的软弱和妥协的根性，使他们不肯也不敢触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实质，于是只好把表现工具的差异当成是区别新、旧文学的唯一标准，而完全忽略（或者说是有意掩盖）了更重要的一面——工具所表现的文学的思想内容。自然，我们也不否认表现工具是很重要的，从五四运动时期起白话文的普遍流行，也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文学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文字这个工具所表达出来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也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作为表现工具的语言文字则是严格地服从着作品内容的支配和要求的。形式主义者们的这一看法，无疑地是一种舍本逐末的非常错误的看法，只能把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 除了以表现工具的不同来区别文学的新旧这一错误观念外，形式主义者们还单纯地从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来区分文学的新与旧。他们以为利用新形式（他们指的是从西欧搬运来的形式）来写作的就是新文学，而利用中国的旧有形式来写作的则是旧文学。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单纯的、脱离了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而新、旧艺术形式之间是并无任何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他们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他们不懂得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有机的统一的关系，而且这个统一的决定因素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他们妄想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机械地割裂开来，而且把形式的重要性驾凌在思想内容上面。这正好说明了他们，形式主义者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知识是如何地贫乏，如何地浅薄。第二，把从西欧资产阶级国家硬搬过来的文学形式，当成是我国新文学的唯一形式，而不管我国文学的特殊传统，不管我国人民对这种外来的形式是否喜闻乐见，这正反映了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洋的心理。第三，他们不懂得新的文学形式正是从旧的形式中发展出来的。鲁迅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7)正好阐明了文学的新、旧形式之间的科学的辩证的关系。这个道理，是形式主义者们所完全不能了解的。 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与以上所提到的形式主义的看法是丝毫没有共同之处的。我们知道：“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情感、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而它又“是这种或那种思想底宣传之最普遍和有效的方法”(8)；文学的形式是经常地决定于文学的内容的。因此，新、旧文学的划分决不能单纯地以作家所运用的表现工具和艺术形式作为标准，而是应该以那作为文学的决定性的东西——思想内容——为划分标准的。当然，新的思想内容，也是不可能不要求新的表现形式的。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与过去时代的文学究竟有着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之点呢？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激荡之下发生的，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则从来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姿态出现在中国革命思想战线的最前线上的；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又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为无产阶级所领导，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9)。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一翼，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不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在创作方法上则也不可能不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 总起来说，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 紧接着新、旧文学划分标准而来的，便是新文学史上的“敌、我”和“主、从”的划分问题。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这一问题，已经因为上一问题的解决，而比较容易解决了。 关于如何划清敌、我界限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辉煌的论著中已经很明确地指示给我们了：“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就要遵照毛主席这一英明剀切的指示来划分敌、我的界限。凡是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给他们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指出他们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成就（自然，也要指出历史和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叙述和评价他们在文艺战线上的战斗的实绩，号召大家更好地学习他们，继承他们。凡是为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反人民的作家就是“敌”，就要给他们的作品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们思想的反动性，不把我们主要的篇幅花在他们身上。 为人民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文艺思想，是我国新文学运动当中一切进步作家和作品的共同倾向，我们所有的好作家和好作品都是属于这一个范畴的。那些反人民的，为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作家和作品，只是新文学运动历史上的几股反动的逆流，而且是很快地就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了的。我们就以此作为新文学史划分敌、我界限的标准。 还有分别主、从的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发展的方向，但是不是说从五四以来——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切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作品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呢？很显然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为人民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当中，由于思想和生活的限制，他们有的还不可能很快地就接受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他们的作品中还不可能预示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必然的胜利，还不能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的读者。但是他们正视了而且在作品中反映了旧的不合理的现实，暴露和谴责了旧中国统治者的罪行，在一定程度内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进展。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在全国解放的胜利形势下，他们受到了党的教育与培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也很快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有疑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流，它的发展和壮大的道路将是我们叙述新文学历史的主要线索；而其他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和作品，则是这个主流的一支同盟的力量，而且最终将汇合到主流中来。这就是我们新文学运动历史上的主、从问题。 最后，还必须把对于鲁迅的研究工作提到我们新文学史研究工作的首要地位上来。 鲁迅的文学活动贯串了中国新文学史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他逝世以后，他所留下的不朽的遗著，也仍然照耀着新文学运动前进的道路。从一九一八年起，鲁迅就以他的光芒万丈的作品——《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的第一页。他的在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向前发展的道路。他的“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10)的发展道路，和他在各个时期运用杂文这个犀利的武器来进行“韧性战斗”的辉煌业绩，都曾经是中国新文学向前进军的嘹亮的号角，是中国人民的教育者和鼓舞者。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给鲁迅以非常崇高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又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是我们过去对于鲁迅的研究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他所留下的一份宝贵而丰富的遗产，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探索并接受下来。对于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战斗的道路，也还缺少系统的科学的分析。这样，一方面妨害了我们很好地学习鲁迅，同时，对于整个新文学史的整理、研究的工作，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比较仔细而全面地研究这位先驱者和导师的卓越的战斗业绩，探索他的锲而不舍的前进的道路，学习他的勇猛而坚韧的战斗精神，便成了研究中国新文学史所必须从事而且应当首先从事的工作。 以上是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所必须具有的三个基本观念。具备了这三个基本观念，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新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才有可能很好地总结各个时期文艺战线上的斗争经验，也才可能批判地接受近四十年来的宝贵的文学遗产，进一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工作。 三 新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叙述、解释和总结新文学的历史，与我们是否能够恰当地划分它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讲过，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文学，有它自己的内在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内在的发展规律，又和文学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因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而且，“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11)。这是一切上层建筑——不管它是法律、政治、宗教或是哲学、文学、艺术——的共同的性质，毫无例外。因此，文学历史的分期，就不能不以社会发展的历史为主要依据，自然也应该考虑文学本身的内在的发展规律。 如所周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的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整个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相一致的。所以，中国新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划分，就应该主要依据中国革命史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来进行。这样的分期，才符合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实际，才能够科学地说明新文学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问题。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左联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又可以划成两个阶段，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是一个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是一个阶段。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两个阶段划分的显著的里程碑。从这一伟大论著发表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因为有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得到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指出的。下面是新文学运动五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第一个时期是五四运动时期——包括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时期。在这时期里，国内的和国际的新的形势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于是一个包括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口号，是要求民主和科学，但是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却同时传布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传布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12)在文学上这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向封建复古主义者展开了剧烈的斗争。鲁迅的许多短篇小说（后来收在《呐喊》中）和郭沫若《女神》集中的诗歌，深刻地暴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腐朽黑暗，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于光明的将来的肯定和期望，教育了广大的读者。鲁迅在这时期写下的杂感——《随感录》，向那些“现在的屠杀者”投出了锐利的致命的一击。各种新的文学形式在开始产生和成长着。 第二个时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深入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中国革命的坚强正确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发展，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迅速扩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的开展和深入。新文学运动的阵营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作为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向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怀抱，走向了反动的道路。鲁迅在这时期，对于旧中国统治者所提出的抗议和抨击，仍然是很猛烈的。他在不停的战斗中探索着前进的道路。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同时并存着，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后来都统一在“革命文学”这一共同的要求和口号上。 第三个时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革命遭受了第一次的挫折，但仍继续深入地发展着。在党的领导之下，领导新文学运动的革命作家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了中国革命运动中有力的一翼。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最伟大的导师。他在本时期写下的近十本杂文，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与各种反动思想的剧烈斗争中，他的犀利精悍的笔锋，扫开了革命文学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其他作家们的产品的质量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有了像《子夜》这样规模巨大的作品。报告文学也开始蓬勃地产生着。在这时期里，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人民一起，承担了丧失鲁迅的无比重大的损失。由于中国人民一致的抗日要求和党的正确号召，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地成立了。 第四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时期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决主张和人民的一致要求，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个战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八年之久，终于获得了全面的最后的胜利。抗战期间，为了团结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这是一次广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虽然当时因为强调了团结而忽略了批评和斗争，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本时期的文艺运动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其主流的。文艺界有过“下乡”、“入伍”的运动，展开过关于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对于“抗战无关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腐朽的文艺思想进行过斗争。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的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许多不曾解决的重要问题，向作家们提出了极其辉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纲领。从此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年代。群众性的文艺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着。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作家们改造了自己，也丰富了自己，创造出了许多能够反映社会生活，鼓舞和推动革命斗争，而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就是其中优秀的例子。国统区作家们的作品，在争取民族战争的胜利与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第五个时期是解放战争时期——包括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时期里，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经历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势力，摆脱了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生活，成为了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中国新文学运动，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继续向前飞跃地进展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创作上，我们有了比上一时期更为丰盛的收获：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在广大农村中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显示了人民革命的日益广阔与日益辉耀的胜利前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 从以上各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来，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两点：第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始终地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进展而逐步地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的生活、愿望和他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剧烈的革命斗争；因此，第二，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也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新文学，正如我们的整个革命事业一样，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它曾经是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作品，是那样光芒万丈地辉耀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教导下面，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今天，新的时代生活向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以更多更好的、既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又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文化要求，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并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继续遵循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坚定不移地以文学艺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在深入工农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彻底改造自己，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和流毒；同时，还要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深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因此，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就成了我们一项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我们的文学事业是有着无限光辉灿烂的前途的。我们的作家应该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崇高的称号。 ———————————————————— (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2)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 (3)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4) 《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 (5) 《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6)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7)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8)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载《苏联的文学》第96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0)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1)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1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book_chapter]第一编　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book_title]第一章　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 一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在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革命就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革命，无论是政治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这个革命，它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觉醒上做了一部分启蒙工作，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和狭隘性的限制，它不可能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和成功。因此，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是失败了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也是失败了的。 在“五四”以后，中国的革命，就不再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而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了。这个革命，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2)。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是以五四运动为其起点的。这个革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所以它能够获得伟大的胜利：在政治革命上是完全胜利了的，在文化革命上也是完全胜利了的。这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文化革命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3)由此可见，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的(4)。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夜，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而逐渐扩展开来。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5)。它在思想上为五四运动作了一番酝酿和准备的工作；而同时，当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后，它就和五四运动的主流汇合，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思想战线上有力的一翼了。 新文化运动在其开始的时候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思想战线上的有力的一翼，它和五四运动就必然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发生五四运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就必然地是产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之上发生的： 第一，五四运动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之后，而且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日益加甚地走入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境地，反帝反封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普遍的、一致的要求。特别是中国广大的农民，为了摆脱自己身上双重的锁链，从一八四〇年以来，他们曾经举行过无数次大小规模的革命运动，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崩溃。这样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如果得到正确坚强的领导，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6)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胎儿，它依赖帝国主义，同时也害怕群众的力量，它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得到胜利、得到成功。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为了重分世界和抢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次不义的战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先后卷入了战争漩涡，暂时放松和减轻了对于中国的侵略。这样，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得到了一个“千载一时”的发展的好机会。中国的纺织工业、面粉工业和丝织业各方面，暂时都呈露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度迅速发展，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它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也就空前地强盛和壮大起来了。当时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一般估计产业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多。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7)。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一般工人阶级所共有的优秀品质，即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因而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革命阶级；而且，还由于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特别富于对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反抗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阶级都特别坚决和彻底。历史证明：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很快地变成了一个觉醒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了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因为有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所以五四运动能够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上，能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七）之后，而且也是直接地受到了它的伟大影响的。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曾经这样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说：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一）它扩大了民族的问题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总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斯大林这一段话，为我们说明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影响。他在同一年所作的《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中，更具体指出：“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这样，就把十月革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了。十月革命展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段话，就更其明确地指出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我国五四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才能够胜利地产生和展开的。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照亮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便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强大的同盟军。 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上，特别是在新文学运动上，更可以显明地看得出来。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导师——鲁迅，在其早年的文学活动里，就与俄国文学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自己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接着说：“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8)鲁迅的这段文章是在一九三二年写下的，而文中所说的“那时”却是指的十九世纪末的情况。在这里，就完全可以看出，俄国的进步文学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如何地源远流长了。 为了说明俄国和苏联文学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和其为广大读者所爱好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下面引录戈宝权的《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9)前《引言》中的两段话： 茅盾先生在《高尔基和中国文坛》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高尔基对中国文坛影响之大，只要举一点就可以明白：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其数量之多，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没有第二个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三十年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高尔基的作品就被介绍过来了。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从日文重译，从英文、法文、德文，乃至世界语重译。……高尔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是因为它抨击了黑暗，指示了光明，它虽然是为俄国人民而呼喊，但在中国读者（不但是中国，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亦同具此感）看来，觉得都是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而这实在也不足怪，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就不难看出高尔基的作品当年即在中国普遍流行的情况。 高尔基的作品，远在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据寒峰在《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见《光明》第一卷第二号，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中说：高尔基的作品之被译为中文，“大约是始于周国贤一九一七年之译《大义》（The Traitor's Mother），后来胡适之译《他的情人》。”但后来《时代周刊》第二十四期（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五日）中所发表的《高尔基与中国》一文（未署名），又指出远在一九〇七年时，就有人译过高尔基的《忧患余生》，直到现在为止，这也许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高尔基作品的中译了。这篇最早的中译，出自吴梼之手，是根据长谷川二叶亭的日译重译的，载《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题名为种族小说：《忧患余生》，原名《犹太人之浮生》，其实这就是《该隐》（Kaин）的中译。…… 从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高尔基的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了，而且到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中译本就一天天地多了起来。高尔基用他对于黑暗的反抗和对于光明的热爱，也就是用生活的真理教育了中国的读者。这样，我们不就很清楚地看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了吗！经过了震撼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中国人民就不只是从俄国和苏联文学得到愤怒和反抗的启示，而且还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从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了。以新文学运动为其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这原因是丝毫不难理解的。 以上我们说明了一下新文化运动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就是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显著的重要变化，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又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缘故。这个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伴随着五四运动一同展开和深入的。当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以后，新文化运动就和它合了流，获得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全国各地澎湃地发展起来。刊物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评论》，湖南有《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主编），成都有《星期日》等，都是鼓吹新文化的刊物。有人估计，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中，全国刊行的白话报当在四百种以上。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就可以想见了。 二　统一战线和领导思想 这个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新文化运动，它是由哪些人物所领导的？同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把这个运动引向高涨和胜利的呢？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又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为我们说明了下面一系列重要问题：（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统一战线的运动，统一战线由三部分人组成：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并不是什么“主将”或“领导”；（三）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思想，也就不能不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思想。 当时具有初步共户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李大钊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导师和先驱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布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成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导者。远在一九一六年，他就在二卷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题作《青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又说： 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具体地指出再生的青春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但新兴阶级所特有的那种勇猛创造、坚强乐观的精神已洋溢在字里行间了。除开《青春》这篇文章外，《新青年》的三卷二期（一九一七年四月）上有他的《青年与老人》一文，四卷四期（一九一八年四月）上有他的《今》一文。这些文章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早期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 当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它们的鹰犬——中国反动政府）高呼庆祝的时候，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五卷五期）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词）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在《庶民的胜利》中，他说：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革命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又说： 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没有问题，李大钊这两篇十分卓越的文章，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他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正在欢呼庆祝的时候，指出了社会主义也就是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必然的胜利，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这种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夜的最革命、最先进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地巨大的（中国反动政府曾经为了这两篇文章下令逮捕刊物的主编人），它推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除此以外，在流传到现在的不多的几篇有关文学的文章中，也显露了李大钊对于文学艺术某些问题的正确见解。例如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他就认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学思想，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无疑地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这以后，李大钊经常地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六卷五期）出版“马克思研究号”，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文章。 毛泽东同志是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又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他在湖南长沙倡导和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一九一九年，创办了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他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论文，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观点，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及鼓舞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久，《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的中译本也出版了。中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从此就一天比一天地多了起来，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以上我们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思想，介绍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最杰出、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人物和这样思想的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才能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反对和摧毁封建文化而取得辉煌巨大的胜利。 在五四运动时期，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肩作战，而且发挥了勇猛精悍的战斗力量的，是当时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鲁迅在热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10)，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样，从“五四”前夜开始的鲁迅的文学活动，无论是他的小说或杂感，就都呈现出那种前所未有的坚强的战斗气势和力量。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的作品强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打击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国粹主义思想，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除了鲁迅外，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也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内，陈独秀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高张着文学革命的大旗，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因此，对新文化运动也起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当时，胡适作为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盟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向封建旧文化进攻的一分力量，起过一点作用。但是，胡适的思想，一方面，始终严格地受着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妥协的性格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深受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因此，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坚决的反封建的思想和行动；他那时的文学主张也始终停留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而且不久，他就从新文化阵营里分裂出去，逐渐地站到反动方面去了。 这里简略地叙述了一下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包括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和领导思想。这个统一战线是有着它的缺点的：它的组成部分还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但由于新文化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之下发生的，又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所以它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就能够“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11)，在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了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文化革命。 三　文学革命的倡导及其主要内容 一九一五年九月，正当袁世凯利用“筹安会”进行帝制宣传时，《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创刊。它高举反封建的旗帜，批判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猛烈地攻击专制政治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提出了“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并且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2)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也必然要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因此，文学革命运动，作为反对封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便跟民主和科学的运动一同发生和发展起来。 一九一五年底，陈独秀即在《新青年》倡导文学改革，主张中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以“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3)。一九一六年十月，胡适在《寄陈独秀》信中表示赞同，并首次公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14) 第二年一月，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将上述“八事”逐一论证发挥；但也明白宣言他的主张只是“文学改良”，意见也仅是“刍议”，态度十分软懦。后来他曾半遮半掩地承认是“胆子变小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15) 当时勇敢地高张着文学革命的旗帜的是陈独秀。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和比较鲜明的主张。他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虽然只提出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三个口号，关于这三个口号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详细的说明；但是他的态度和主张，到底要比胡适坚决得多，鲜明得多。第一，他触及到了文学的思想内容。他认为旧文学的内容是“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因此，他把文学革新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革新联系起来，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种见解，较之专注重文字形式的革新的改良主义者们，是前进了一步。第二，他的战斗精神是比较地旺盛的。他认为在文学改革“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这一点上，“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6)。这种坚决的态度，也实在不是那种“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7)的改良主义者胡适所能够赶得上的。 陈独秀及胡适的文章发表以后，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文响应，攻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新青年》又陆续刊载有关文学革命的通信，逐步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接着，鲁迅、郭沫若和其他作者们又以其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作品，充实和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实际内容，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上最优良的革命传统。 文学革命的具体内容大致包含下列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它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而在中国，由于历史的特殊规定，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是没有方法可以分割开来的，所以实际上，它又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五四运动时期思想革命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这个口号正反映了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文学革命之所以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则主要地是因为新文学是反映科学和民主的要求，而旧文学（封建主义的文学）则是反映封建的旧伦理和旧政治的。封建思想正是科学和民主的死敌。钱玄同在《〈尝试集〉序》里说：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这里所说的“阶级制度”，指的就是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度，而旧文章中的“野蛮款式”则正是反映这种野蛮的等级制度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曾把这个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中国的语言、文字之所以相去很远，不能够“言文一致”，原因之一就在于：“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象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因此，文学革命就“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是与反封建主义的根本精神紧密地联系着的。钱玄同在“五四”初期，态度是颇为勇猛积极的。他在这时期的许多文章，都透露了一种比较坚决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但可惜后来就离开了文学革命的战线，躲向故纸堆里去了。 当时以犀利无比的笔锋，给予封建宗法社会和封建复古主义者以无情暴露和抨击的，是鲁迅。他在本时期所写的许多小说和杂感，无不体现着很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关于他的小说，详细评叙，打算留在下章；这里只谈谈他在本时期写下的杂感。他在《热风·题记》中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指一九一八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总起来说，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所写下的《随感录》中的短评，都是以反对封建主义的“僵尸统治”为其主要任务的。 下面引录《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一文说明鲁迅在当时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朽腐的名教”就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僵死的语言”，就是那已不合民众需要了的文言，而这些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屠杀“现在”、屠杀“将来”的主要工具。要用“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来写文章，便是要打倒“朽腐的名教”和“僵死的语言”，而这也就是向那屠杀“现在”和“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宣战。 与封建主义作斗争，以文艺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是鲁迅毕生的重大工作，而这种工作，他在五四前后便开始了，而且一开始就表现得那样的坚决和猛烈。这种坚决、猛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便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里，我们还要说明两点：一、如我们前面所已经指出的，封建主义乃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坚固的“墙脚”，对于封建主义的攻击，也正是在摇撼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原是紧密地联系着，无法分割开来的。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也是文学革命的历史特点。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反封建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够如此猛烈、坚决，显然地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的。鲁迅是如此，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也是如此。例如在《热风》中，鲁迅曾讲过这样的话：“看看别国（按指苏联），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8)鲁迅和整个文学革命运动那种坚决、猛烈地反封建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十月革命给予人类社会的“新世纪的曙光”的照耀中所获得的。 第二，文学革命又是以文艺大众化的最初倾向为其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的重要口号是提倡白话文，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应当这样理解：白话文的提倡是反映了（在某种程度内）中国人民对于文艺的迫切要求的。它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说是文艺大众化的最初倾向。 文学革命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就不可能不要求广大的读者，不可能不要求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带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这就规定了新的文学首先在思想内容上，因而也在表现形式上，应该具有着一定程度的大众化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倡白话文和争取白话文的彻底胜利，才有其重大的意义。 这一点，也可以从鲁迅本时期文艺活动上得到非常清楚的说明。鲁迅这时对于文艺的理解和在创作实践上都充分地代表了文学革命的这一正确的倾向。他说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原因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可以看到，鲁迅开始创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要唤醒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要把文艺当成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因此，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就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革命要求，而在表现工具和表现形式上也都是服务于这样一个崇高的创作目的的。 本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也有些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为农民抗议的。这也表明文学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大众化倾向。而那时大家所努力提倡的白话文，也就是在文字形式上适应这一要求和倾向的。这是文学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自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艺大众化，仅仅是一个最初的倾向，是一个起点，并不是说文学革命时期所提倡的白话文，就已经是大众化的文艺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五四运动的缺点，“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这是整个五四运动的缺点，自然也是文学革命运动的缺点。这样的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难以避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缺少坚强正确的领导，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和文化上的革命运动都还没有扩展到工农群众中去，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都还不可能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广泛的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其主要的创作方法，而且是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我国文学的最优良的传统，而这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朴素、勤劳的性格和丰富、大胆的幻想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学革命便是这种优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文学革命是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运动，它又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进步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之下，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之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作为文学革命实绩的文学创作，就不能不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能不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为其主要的方法。 这一点在鲁迅和郭沫若本时期的创作特色上，可以分明地看得出来。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经这样提到他开始创作小说时的动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0)这就决定了他要面向着旧社会的血淋淋的现实，而且还要用高度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把它真实地描画下来，作为向旧中国统治者进攻的主要武器。但在他真实地揭露不幸人们的病苦的同时，他又热情洋溢地宣扬了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理想和愿望。他在本时期所写的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同时也指出了（虽然是不很明确的）中国人民向将来迈进的道路，具有着较为强烈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 郭沫若是中国的第一位新诗人。他以他的激情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的广阔的道路。他在本时期所写的著名的诗集《女神》中，以那样高昂的响彻云霄的声音咒诅了那象“屠场”和“囚牢”一般的旧世界，歌颂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祈求太阳把他“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他说“新中华的改造正赖吾曹”。他的热情是那样喷涌，他的想象是那样葱茏，而他的笔调又是那样的奔放不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郭沫若诗歌的主要倾向。但是郭沫若的诗歌又包含了很显著的现实主义的因素。它是那样真实地反映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在封建军阀宰割下的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创作倾向。现实主义离开了浪漫主义，往往会陷于自然主义的泥坑；而浪漫主义如果不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也就难免产生浮夸和空喊的结果。在文学史上，真正伟大作家的作品，常常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鲁迅和郭沫若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品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一下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的三个方面，同时这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优良的战斗传统。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不可分割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文学革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人民的文学艺术运动”(21)。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也有缺点或消极因素。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说：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来的这个缺点，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中，特别表现为一般人对于中国旧文学的全盘否定和对于外国文学的全盘肯定。那时期，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是认识得很不够的，还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古典文学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另外，对于外国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和各种形式，又往往不问其是否适合我国文学的需要，不加分别地予以介绍和翻译。这种形而上学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产生了不良影响的。 四　文学改良主义者的主张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消极因素，我们还需要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文学主张，作一些必要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攻击旧文化。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至第三幕）、《国民之敌》和《小爱友夫》（各第一幕）；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借介绍易卜生的剧作和思想，攻击旧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及家庭、婚姻等问题，提倡个性解放，鼓吹写实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颇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自然，我们也应当指出，其中介绍和宣扬的个性解放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在青年思想上也有不良影响，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愈到后来就愈加消极反动了。至于胡适提倡白话，主张“文学改良”，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胡适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中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胡适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使他早在文学革命的倡导时期，就显明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他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主张，也大多是拘限在形式主义和改良主义范围之内的一些货色。 后来，胡适却竟然“不辞汗颜”地自吹自捧，把自己说成是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说：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22) 我们且不提他如何荒谬地将“白话文的局面”来代表整个文学革命，也不提他如何错误地过高估计了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只举出这位自命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文学革命运动当中所提出来的主张，来看看他的“不用妄自菲薄”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前面已经指出，胡适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根本不敢提文学革命，而且一再表明自己“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连提出“文学改良”也深恐“矫枉过正”，要请别人来“匡纠是正之”。这就充分表明胡适的改良主义是何等地软弱无力了。 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所谓“国语的文学”。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说这是他的“根本主张”。应该怎样来实行呢？胡适说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通篇大谈了一通“白话文字”的工具和“文学的方法”以后，结尾说： 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可见胡适的所谓“文学改良”也好，“国语的文学”也好，只不过是文字工具的改革和文学方法的改进罢了，完全是一种讳言文学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论调。 胡适关于文学形式改良的主张，主要地见于他的所谓“八不主义”中。“八不主义”原为“八事”，最初在他的《寄陈独秀》信中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里仍为“八事”，仅文字和排列有些变动，以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始改为“八不”。“八不主义”中，“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和“不摹仿古人”三条，据胡适自己说，“都是文学内容的问题”(23)。在这三条中最主要的要算是第一条——“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所谓“物”指的是思想和感情，但到底是那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他却没有指出来。抽去文学的阶级的、社会的内容，标榜文学的“超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惯于玩弄的一种鬼把戏。现在我们专来看看他在“改良”文学形式上的主张：（一）主张“不用典”，但他又把典分成广狭二义，广义之典不算是典，“可用可不用”，狭义之典，他虽主张不用，但又说“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这样的主张，正如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所说的，“直把‘不用典’变成为不是反对用典，反而主张用典了”。（二）他一面主张“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但一面又说，“即不能废此两者，亦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这样又轻轻地取消了自己的主张。（三）胡适是主张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文学”的，但这个国语文学却仅仅是“不避俗话俗字”(24)。可见他的“八不主义”也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胡适的形式主义的文学改良主张，是以他的“历史进化论”的思想为基础的。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除了这段文字外，胡适还有一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认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这些文章宣扬的都是文学形式的历史进化论。大家知道，胡适在提倡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同时，又标榜所谓的“历史的态度”的。据他说，这种“历史的态度”，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他恰好阉割了进化论这一科学学说的革命的进步的精神，把它歪曲为一种庸俗的进化论，用来支持和散播他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历史进化”的原动力是什么，“历史进化”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他是完全懵然无知的，所以他对于文学“进化”的看法，就不能不专从形式上着眼。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些文学在胡适眼中就只成了一些不同的形式与体裁而已。至于文学与时代真正的关系，胡适不仅没有丝毫了解，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加以歪曲和掩盖。从这样庸俗的进化论出发，所以胡适便不能不歪曲历史，把文学的“历史进化”只表面地理解成为形式工具的变异和革新。他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也正是从这庸俗的进化论出发，胡适歪曲“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胡说“这一次的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25)，而抹煞掉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的思想内容。 其实，胡适这种“历史进化论”的思想，远在戊戌政变的时候，黄遵宪等（他们也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就已经提出过(26)。胡适的见解实在没有超出他们多少。但是必须指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黄遵宪等的见解，显然还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而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就只能是和以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文化革命相敌对的了。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胡适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企图阻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九二〇年底又在《新青年》内部挑起分裂，认为“《新青年》色采过于鲜明”，提出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妄图改变《新青年》的方向(27)。这些，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和驳斥。随后，胡适便退出了《新青年》，另办《努力周报》、《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提倡“好政府主义”，一步步地完全投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怀抱，成了无耻的买办文人和民族败类。 五　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 文学革命不是没有经过斗争就能获得胜利的。当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还握有统治权力的时候，当帝国主义还在通过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进行对中国广大人民的残酷掠夺的时候，封建士大夫阶级在思想阵线上是一定要坚守着复古保守的沟垒，反对科学和民主，反对文学上的一切改革主张的。于是，文学革命阵营，以当时三种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展开了一次对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 封建复古主义者曾经采用了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颠覆文学革命的活动：有的人以轻蔑不屑的态度来对付新文学，想让新文学在沉默的窒息中死亡下去(28)；有的人以折衷调和的姿态出现，想把文学革命引向死路上去(29)；有的人出版刊物，作拥护古典文学的运动(30)；也有的人挺身而出，对文学革命运动肆意谩骂，或托为小说，以泄个人的“幽愤”。但是这些反对都没有发生丝毫效果，文学革命运动反而日益蓬勃地开展着。 在当时，第一个跳出来，以卫道自任，反对新文学的是林纾。 林纾（琴南）先在《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妖梦》和《荆生》，痛骂当时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在《荆生》中，他幻想有一个“伟丈夫”如荆生者能够出来以武力消灭新文学运动。林纾写这篇小说是“大有深意”的，小说中的“伟丈夫”荆生，指的就是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31)。他希望当时的封建军阀能够兴起“文字狱”来，把提倡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一网打尽。封建复古主义者如何仇视新文学运动，从这里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了。 “荆生将军”们在当时虽然拥有武力，但是他们也害怕人民的力量。他们的所谓“国务会议”虽然通过了“取缔新思想”的议案，但是新思想却仍然如火如茶地扩大着。这正是林纾辈所痛心疾首的事。在这篇小说的附论中，他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荆生不可得，于是只好由林纾本人亲自出马了。他先作过一篇《论古文之不当废》，后来又作《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来。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他说： 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他更不胜感喟地说： 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这简直就是当时复古主义者的无可奈何的哀鸣了。 林纾反对新文学的文章，最有名的要算是他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这书原文很长，这里只举出他的四点主要意见：（一）孔孟不可复，伦常不可铲，西人文字中亦未见有违忤五常之语。——这是针对着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礼教的口号而发的。（二）若云死文字有碍新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这是说古文与科学可以并行不悖。（三）如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这是反对白话文，认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的语言不能够用来写文章。（四）《水浒》、《红楼》作者均为博览群书之人，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这是说要做白话，也须要多读古书，多做古文，与他说的“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的话是同一个意思。 蔡元培的答书主要地只申辩了两件事：（一）在北京大学中并无复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二）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这种答复当然显得软弱无力；但是，在当时军阀政府残暴统治、禁锢言论的环境下，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地位，能公开声明并实行“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2)，对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文学革命的发展，起了庇荫与促进的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当时给复古主义者以坚决答复的，要算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五》中就这样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主张复古的国粹主义者：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这就是给予林纾之流的最扼要也最坚决的答复；而这答复的理由，正是建筑在鲁迅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在《随感录》的另一则（四十七）中，鲁迅还这样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道理：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鲁迅的这段话，不用说，也正是对林纾之流的人物说的，他们正好是“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这样的答复才真是致敌死命的一击。同时从这段话里，我们更可以看出鲁迅具有何等卓越的识力。他认为白话文就是中国广大人民所日常用的语言，而那种“高古品格”的古文，却只是少数所谓有本领学问的人才能做，能懂的东西。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白话文的价值和提倡白话文的重大意义。这样的见解与胡适辈的形式主义的见解是迥然不同的。 除鲁迅外，当时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关于“铲伦常、复孔孟”的话，也作过强硬的答复： 这几条罪案（指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种答复也是比较理直气壮的。林纾之流自然是无话可说，只好说“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了。 继林纾之后，主张古文，反对白话文的还有“学衡派”。 《学衡》杂志出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其中坚人物为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诸人。在《学衡》杂志出版之前（一九一九年），胡先骕辅就写过一篇《中国文学改良论》诋毁新文学运动。后来在《学衡》上，梅光迪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吴宓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等几篇文章。他们的论点不外下列几个：（一）反文学进化论——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说：“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二）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里说：“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又说，“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三）语文不应合一——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说：“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四）主模仿——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文章成于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 “学衡派”反对新文学的重要论点，不外以上四个。他们以“学贯中西”来自我标榜，其实都是一些代表封建思想的文人，所以他们的理论与林纾的只是大同小异；他们又都是西洋留学生，所以在他们的文章里，除了地道的封建思想以外，还摭拾了一些外国陈腐的论调。除此以外，实在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关于他们，鲁迅曾有过这样的评断：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33) 这种估价，对于“学衡派”真算得是精确允当了。 本时期的文学论争，基本上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它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的士大夫维护封建文化的剧烈斗争之中产生的。这些封建复古主义者虽然在论争中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力量，但他们的态度是相当顽强的。他们不愿封建文化从此“寿终正寝”，因此起而以“卫道”自任，起而作最后的努力。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留情面的，经过了五四运动浪涛的撞击，封建文化之在中国，也正如封建统治力量之在中国一样，逐渐地走向没落和灭亡，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命运了。因此，这些封建复古主义者为保卫封建文化所付出的气力，是没有得到多大效果的；他们的言论，只能算是中国封建文化垂死前的挣扎罢了。 ————————————————————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7)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8)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9) 罗果夫、戈宝权合编：《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年）。 (10)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2)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13) 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通讯》。 (14) 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15) 胡适：《逼上梁山·四十自述》的一章，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6) 陈独秀：《答胡适之》，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7) 胡适：《寄陈独秀》（1917年4月9日），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8)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19) 《呐喊·自序》。 (20)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1)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载《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22)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4) 见胡适的《白话解》。 (25)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6) 可参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卅二《学术志》记日本文学。 (27) 见胡适一九二〇年底答陈独秀书及次年一月致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信。 (28) 《严复书札》六十四：“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29) 如曾毅、方宗岳等在《新青年》上的主张。 (30) 黄侃和北大一部分主张复古的学生创办《国故》。 (31) 见阮无名《新文学初期的禁书》，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2) 蔡元堵：《答林琴南书》。 (33) 《热风·估学衡》。 [book_title]第二章　文学革命的实绩 ——鲁迅早期的创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是对鲁迅终生事业的最崇高也最恰当的评价。鲁迅以一八八一年诞生于浙江绍兴县城的一个日就衰落的“士大夫阶级”家庭里。幼年时和农村小孩的交往，使他在很早时候就与中国的劳动人民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十三岁后，“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境地，又叫他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因为父亲的病死和“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二十二岁（一九〇二）到日本后，“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当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在影片中忽然会见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于是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所以第一要着，是在用文艺来改变他们的精神。从此以后，他就放弃了医学研究工作，决定把文艺当成是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且就开始运用文艺这项武器来向封建社会的黑暗顽固的堡垒进攻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鲁迅本人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来，都是非常地重要的。在最早的论文里，他竭力介绍和赞扬了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诗人们(2)，尖锐地批判了那些“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的维护垂死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者和洋务主义者们(3)。另外，他还从事于外国文学——偏重俄国、东欧、北欧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工作，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九〇九年）。虽然在当时，鲁迅的思想在基本上还是属于民主主义的，但他的为人民的利益与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战斗的意志与锋芒，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了。他在一九一一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怀旧》(4)，就爱憎分明地刻画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如何墟三大人，金耀宗）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如秃先生），一类是属于被压迫阶层的穷苦人民（如王叟、李妪）。对于前者，他无情地剥露和嘲笑了他们的丑恶的本质；对于后者，则生动地揭示了他们的善良和质朴的灵魂。以简括、洗炼的笔墨深刻完整地塑绘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原是鲁迅作品的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在《怀旧》这篇小说中就得到比较充分的显露了。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战线上的。他的战斗实绩，主要地表现在小说的创作上；在这时期，他是以小说为主要的战斗武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他在这时期写下的许多小说，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永远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鲁迅以自己的创作小说揭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崭新一页。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他这样地说到那时的情况：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狂人日记》的出现，标志着鲁迅创作事业的伟大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开端。一九一八年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年，也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的决定时期快来临了，文化上的革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历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狂人日记》担负了这个任务，以深切的表现和特别的格式，在青年读者中燃起了熊熊的反封建主义的火焰。 《狂人日记》借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揭露出封建社会里“人吃人”的悲惨事实，来反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的传统和因袭的罪恶。这一主题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人民在吃人社会里被少数人所吃掉的这一悲惨事实，是鲁迅的伟大心灵所不能容忍的。鲁迅的一生完全呈献给了推翻吃人社会的这一庄严神圣的事业，而《狂人日记》便是他最初向吃人社会投出的致命一击。后来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他这样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他看到了“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于是他希望大家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狂人日记》形象地、真实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吃人的本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正义要求。鲁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狂人日记》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品。 《狂人日记》对于封建社会的抨击是异常地猛烈的：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真是非常深刻的暴露。旧社会的统治者正是以表面的“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本质。他们全都具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揭露社会矛盾的才能是如何地惊人。鲁迅曾说，他的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5)。这深广的忧愤，全部地表现在鲁迅对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愤恨，和对于生活在这种古老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广大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同情上。 尤其应该指出来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不仅对于吃人的现存制度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同时，对于未来的新的社会也透露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在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导师和先驱者在五四运动时期思想认识上所已经达到了的高度，而且他也就开始以这种美好的理想给予了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在小说的最后，鲁迅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呼声是强大的，是足以震撼广大读者的心灵的。 《狂人日记》只是十三则不记月日的日记，但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表现得十分鲜明，十分完整。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创作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严谨、洗炼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同时，《狂人日记》这个标题是采自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一八三四年所写的一篇小说的篇名，这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而把这种重要影响首先带到中国文学上来的，正是我们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 接着《狂人日记》，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下了他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这依然是一篇暴露封建社会罪恶的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辛亥革命前后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无能而怯懦，有着不少的缺点，但他是善良的。这篇小说以同情的笔调，在短短的篇幅里刻划了这么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满口之乎者也”的不幸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和在封建社会里横行霸道的丁举人之类的地主豪绅。它的描写手法是非常地经济的，结构异常紧凑，字里行间弥漫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的气氛，感人力量是十分强烈的。 《药》是鲁迅的第三篇小说。它写在一九一九年的四月间。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一方面谴责了群众的吃人血治病的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写下了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志士。故事是这样的：茶馆老板华老栓因为儿子小栓生肺病，据说人血可以作为治疗的药剂，于是出钱购买浸染了人血的馒头。而这血却是牺牲了的革命者夏瑜所流的。患肺病的小栓后来自然是死了，而当夏瑜的母亲来凭吊儿子的荒冢的时候，却在坟头上发现了不知是谁送来的一个花环。 从《药》这篇小说，我们更可以看出鲁迅的深广的忧愤。革命者用自己的血和生命来拯救民族的危亡和灾难，但迷信落后的群众却用革命者的血染的“人血馒头”来医治儿子的肺病。作品接触了民主革命必须启发群众觉悟的重大问题，反映出尚未觉悟的群众与革命先驱者之间存在着可悲的隔阂。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把这样的悲剧写下来，作为对于革命者的崇敬的献礼，同时也沉痛地揭露了群众的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自然也抨击了那造成群众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这在鲁迅，是不胜其苦痛愤激之情的。 然而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并未失去信心的。对于夏瑜，鲁迅虽然没有从正面来表现他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英雄事迹，但从刽子手康大叔的话里，却也非常清晰地呈露出了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者的感人的形象。他“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当他因为对红眼睛阿义宣传革命而遭到毒打时，他想到的不是自身的痛苦，而是可怜红眼睛阿义的无知。象这样的人物，在广大群众还没有觉醒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样的时间是不会过于长久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后，鲁迅终于用了在夏瑜坟上出现的花环，来暗示人民群众的逐渐觉醒和中国革命日益广阔的前途。他曾经这样提到当时进行创作的情况，他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6) 鲁迅虽然认为在夏瑜坟上添上一个花环，是用的“曲笔”，是“听将令”，“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他后来又曾经这样讲到他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又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7)。这些都很确实地说明了：在夏瑜坟上添上花环，正是鲁迅自己当时对革命前途的认识；而同时，也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生活的。革命的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密切结合，正是一切伟大艺术创作的最基本的特色。 据说，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鲁迅是用来影射秋瑾的。秋瑾是绍兴人，她被杀在一九〇七年，那时鲁迅正留学日本，很可能给他思想上以强烈的激动。因此，当鲁迅从事创作的时候，用夏瑜这样一个名字来暗地纪念这位为革命而牺牲的志士，是完全可能的事。但我们不能说小说里夏瑜的故事就是写的秋瑾的真实事迹。 在小说《明天》（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里，鲁迅刻绘了像单四嫂子这样一个女性：她守寡，生活在愚昧和无助里，受尽了人间的愚弄和凌辱，结果是送掉了自己的唯一爱子（宝儿）的幼小的生命。通过这篇小说，鲁迅对旧社会又投下了沉重的一击。 作于同年七月的《一件小事》，是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首热烈的赞歌。作品写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件极其微小的事件上，发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因而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自大与自私心理作了深刻无情的批判。当车夫扶着跌倒的女人，向巡警分驻所的大门走去的时候，作品这样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故事最后，又说：“……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作品中的“我”，虽然不能看作就是作者自己，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热情的向往和深刻严峻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鲁迅和中国劳动人民结合的坚实基础。相信“只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我们的导师，在其开始创作的时候，就从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吸取战斗的勇气和对于战斗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了。 《故乡》（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是一篇反映旧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于广大农民的深厚感情。在这篇作品里，鲁迅塑造了闰土这样一个勤劳、朴质然而为贫困所折磨的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人物。他一方面用回忆中的闰土和眼前的闰土前后迥异的形象，具体地说明了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惨痛、阴郁的生活，显示了作者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恨；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在作品里，透露了他对于“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的希望和向往之情。他写道：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自然，这种“新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故乡》里，鲁迅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告诉我们的；但鲁迅却确实地告诉了我们，这种“新的生活”经过了许多人继续不断的奋斗，是一定会要实现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光明的未来有着怎样坚强乐观的信念。“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鲁迅的作品是这一时代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阿Q正传》是鲁迅最伟大的一篇作品，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耸立的一座丰碑。这篇小说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的二月间，但在小说第一章（序）中，鲁迅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足见它的酝酿和孕育，是在很早前就开始了的。《阿Q正传》，应当说是高度地表现了鲁迅前期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的。 在《阿Q正传》里，鲁迅创造了阿Q这样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阿Q是旧中国农村里一个流浪的雇农，他的性格被塑造得十分真实而具体，他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示在读者的眼前。关于阿Q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历史社会意义，周扬作了十分透辟的分析：“几千年来，农民被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迷信观念以及农村的各种保守落后习惯所层层束缚，不解脱这些束缚，农民是不能够彻底翻身的。而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所最感痛心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精神上的奴役，正是这种奴役造成了农民的精神麻木状态或行动起来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他在他的关于农民的小说，特别是杰出的、著名的《阿Q正传》中，最深刻地、集中地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不觉悟的方面。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鲁迅把占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精神上的弱点也是当作国民性的弱点来批判的，他要求国民性的改革。当然这些弱点是不能代表我们民族性格的真正的特点的。……农民的不觉悟，不团结，都是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这种情形是鲁迅所深切了解的，因而也就是他所最感痛心的。”(8)周扬在这一段话中所概括地指出来的，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要反映而且已经完满地反映了出来的几个主要的方面。 鲁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阿Q这样一个典型性格，安置在典型的环境里面来刻画。通过阿Q这个人物和他在未庄里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鲁迅十分深刻地、具体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辛亥革命前后整个中国社会的面影。在《阿Q正传》中，鲁迅十分卓越地表现了旧中国农村里尖锐地对立着的阶级关系，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强烈的正义的爱憎。他刻绘了阿Q、王胡和小D们一群。饱受剥削和损害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也塑造了像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地主阶级的人物。鲁迅对于阿Q的态度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一流人物的态度有着绝大的不同。对于阿Q，鲁迅指出来的是他由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而造成的愚昧和落后，是他的精神上的某些个弱点；对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们，指出来的则是他们的残忍、狡猾和卑贱的自私。对于阿Q，鲁迅是谴责的，但在谴责里满含着温情和希望，是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们，则是无情的暴露，深恶痛绝的讨伐，是要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而“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地重要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面向了旧社会血淋淋的现实之后，在对现实生活作过不断的探索和剖析之后；所必然地要具有的看法和态度。基于这个看法和态度，鲁迅在《阿Q正传》中，除了通过阿Q和其他人物形象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共同弱点外，他还给我们暴露了旧中国农村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提出了一连串的亟待解决的农民问题。而在这一点上，《阿Q正传》是达到了异常惊人的深广程度的。 对于蕴藏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我们从阿Q身上也可以感触得出来。阿Q对于来临在他面前的这个革命，很显然地还缺乏真正明确的理解，但从自己的不合理的生活遭遇和切身感受里，他是那样朴素而简单地理解了这个革命，而且迫切地需要着这个革命。他是这样想的：“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这个想法，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民来说，是有着很深刻的典型意义的。但由于中国近百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国资产阶级是没有可能担负起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因此，在辛亥革命时，这一股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一方面既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参加和支持，辛亥革命就不得不悲惨地失败了。阿Q的始而“革命”，继而“不准革命”，终于是不明不白地把性命送在把总和举人老爷手里，这一悲惨的事实，异常鲜明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真实情况及这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历史证明：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农民的潜在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的农民才能够永远地从屈辱、卑贱、困乏的生活里翻过身来，成为自由、富裕和幸福的人民。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的严正批判，使我们重新深刻地认识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阿Q正传》在艺术技巧——特别是在塑造典型和运用语言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成就，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顶。自然，鲁迅不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他不是离开生活，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来孤立地、本末颠倒地讲究艺术技巧的；他的注重艺术技巧，是从生活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的基础上出发的。因此，《阿Q正传》就能够集中地、生动地反映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和感染的力量。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从阿Q这个人物身上，从他的思想和言行中，不仅展示出了性格上的显著特征，而且具现了使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的社会生活环境。《阿Q正传》在这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不朽的典范。 《阿Q正传》的语言，具有着非常准确、明了和简洁的特色。鲁迅是从来不能容忍文学语言中的一切芜杂混乱和冗长拖沓等恶劣现象的。他运用和提炼了人民口头的语言，同时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中采用了恰当的、适用的词汇，这样来构成和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在人物对话方面，他十分注意每一个人物不同的阶级地位、个性特点和时间、环境的限制与区别，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这种情形，在《阿Q正传》中是如此，在其他的作品中（包括他的许多小说和杂文）也全都如此的。鲁迅正是我国文学史上善于运用语言的一个最杰出的巨匠。 总起来说，收在《呐喊》里的鲁迅的早期创作，不只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稀有的伟大作品。当我国新文学运动还正在倡导、发轫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在思想内容上和在艺术形式上都已经达到异常卓越、成熟的境界的作品，来作为我们前进途中的鼓舞和范例，这实在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件最值得夸耀的事。鲁迅早期的创作，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它的主要内容，作品的题材多半取自旧中国的农村或是封建势力很大的城镇，人物主要是些“不幸的小人物”——农民和小市民。通过这些作品，鲁迅给予了旧中国社会以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但也经常地透露出作者对于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的热望和信心，鼓舞了广大青年为未来而战斗的勇气。这些特色，一方面使鲁迅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的那些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也就预示了鲁迅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更宽广的前途。 鲁迅而外，本时期的小说作者，还有《新潮》上的一群。这些作者，除欧阳予倩后来致力于剧本的创作，和叶绍钧在小说上更有着远大的发展，我们将在下面叙述外，其他如俞平伯、杨振声后来就没有写小说了；汪敬熙后来在《现代评论》上还发表过小说，而且还在一九二五年选印过一本《雪夜》，但又以为自己的作品“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而忘却本时期的战斗精神了；至于罗家伦，则又极端堕落，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本时期的作品，“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9) 关于这些作家，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加论述了。 ———————————————————— (1) 上引均见《呐喊·自序》。 (2) 《坟·摩罗诗力说》，1907年作。 (3) 《坟·文化偏至论》，1907年作。 (4) 载《集外集拾遗》。 (5)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6) 《呐喊·自序》。 (7)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8)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 (9)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book_title]第三章　倡导时期的诗歌与戏剧 一　新诗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 我国的新的诗歌，是在与反对者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是像“洪水猛兽”一样地出现在反对者面前的(1)。新诗之所以要遭到猛烈的反对，那原因是很多的：（一）旧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旧诗的形式和格律，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了不可摇撼、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因此，当本时期的新诗以从来未有的新姿态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囿于传统、因袭的观念，就很自然地不容易接受它了；（二）其他文学样式，例如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白话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评价，在诗歌方面，虽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所谓的“诗界革命”，但黄遵宪一般人并未以自己的作品来实践“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他们所写的依然是“旧诗”而不是“新诗”，因此，在本时期出现的新诗，便好像成了“绝无依傍”的东西，一般人不理解传统与革新的正确关系，自然认为是“离经叛道”，要竭尽全力来反对它了。 但上述两点，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三）新诗之所以“新”，并不全在于表现形式方面；而是在于本时期出现的新诗，已经开始具有着新的思想内容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众化的最初倾向、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其主要内容的；同时，由于文学革命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影响和推动，又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实际领导和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的，所以，从五四运动时期起，我们的新文学又不能不具有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还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的。这种情形，在新诗方面也是毫不例外的。本时期的新诗，在内容方面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其最主要的方面。而“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则是在表现工具和形式上的大众化的最初倾向。本时期许多人提倡诗的“平民化”，主张“恢复诗的共和国”，就是反映和代表这种倾向的。同时，从新诗运动开始，就出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虽然“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的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2)。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地违反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动摇着它的统治基础的。本时期新的诗歌之所以被封建复古主义者目为“洪水猛兽”而遭到猛烈反对，这便是最真实、最主要的原因。 本时期的诗歌，我们应当首先提起新诗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来。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在文学创作上，致力的方面是很广的，但他的作品，无论小说或戏剧，全部洋溢着强烈的诗的情趣；我们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主要地是以一个诗人的身分出现在我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的。如果说鲁迅以他的深入刻划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奠定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坚实基础，那么，郭沫若就以他的热烈的、反抗的、充满着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诗歌开辟了现代中国诗歌的广阔天地。他虽然不是中国第一个写新诗的人，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个新诗人。他的《女神》带着我国诗歌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情感、想象和色彩，第一个歌唱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愤怒和反抗。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是“五四”时代的产物，其中的诗歌大都写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三年里。《女神》代表了诗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和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情颂赞，也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时期对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腐朽思想的冲击反抗，以及对于新的社会理想的热烈追求的时代精神。《女神》的出现，显示了诗人无比丰富的创作才能，确立了他作为诗人的不朽的地位。作者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想象力比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强的人。……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一有了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象一只死了的河豚。”(3)他又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对于诗的理解：“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4)这里说明的正是诗人和他的诗的特点：诗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诗人的理想和人格的完整体现。在这一点上，《女神》这本诗集对于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和创作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代表意义。然而《女神》的意义和价值，还不仅在于他体现和代表了作者在某一时期的思想特点，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体现和代表的作者的思想，是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共同着忧乐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女神》前面，有一首《序诗》，我们是可以把它当作全集的主旨来看的：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这就告诉了我们，《女神》的产生是为了“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这就是作者“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这就是作者的“生底颤动”和“灵的喊叫”。《女神》的思想上的价值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女神》的美学上的光辉也主要地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诗人首先把他的诗奉献给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奉献给了他的饥寒交迫的人民： 不愿久偷生， 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 救彼苍生起！ （《棠棣之花》） 这是聂嫈的激昂慷慨的声音，也应当就是作者衷心的呼声。在另一首诗——《炉中煤》中，作者更在扶桑岛上对遥远的祖国诉说着他的燃烧着的心灵；在《晨安》中，作者遥望他的“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万里长城”和“雪的旷野”道着亲切的晨安；当归国的轮船驶近黄浦江口的时候，他歌唱着“平和之乡”，“我的父母之邦”（《黄浦江口》）；但当他踏上祖国的土地，看见满街“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的时候，他又感觉着“从梦中惊醒”的“Disillusion的悲哀”（《上海印象》）。诗人的情感没有一刻离开过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他与祖国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呼吸，他是祖国和人民的忠实的儿子，因此，他的诗也就是祖国和人民的真实的声音，能够震动广大读者的心弦，点亮广大读者的智光。在这里，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女神》这本诗集的重大意义和不朽价值。爱国主义精神象一条鲜明的红线贯串在郭沫若早期的所有诗歌里。 然而诗人所热爱着的祖国，在那时却是一个“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的地方，是一个“富者余粮食，强者斗私兵”的地方，是一个乌烟与乱草的世界（《棠棣之花》），所以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就不能不形成为一种高昂的反抗的、叛逆的呼声：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咒诅：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牢囚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 于是，在《匪徒颂》中，他歌颂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歌颂“政治革命的匪徒们”、“宗教革命的匪徒们”、“学说革命的匪徒们”、“文艺革命的匪徒们”、“教育革命的匪徒们”的同时，歌颂了“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和“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在《胜利的死》中，他赞美了爱尔兰的志士、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的“悲壮的死”、“金光灿烂的死”，“凯旋同等的死”、“胜利的死”，在《太阳礼赞》中，他祈求太阳把他“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他请求太阳永远倾听他“心海中的怒涛”，他恨不得把他“眼前的障碍一概刻平”；在《浴海》中，他更这样召唤他的“弟兄们”：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中华的改造 正赖吾曹！ 就这样，诗人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诗人的作品也“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这种反叛的火炬照亮了旧社会的黑暗的夜空，也点燃了青年们心灵中的反抗的火把。 《女神》出版后，闻一多曾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紧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5)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郭沫若以他的诗集《女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呼声。 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在郭沫若早期诗歌里，我们找不到伤感和绝望的色彩。他有的是朝气，有的是信心和力量。他以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向前迈进。也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他不把他的歌奉献给夜莺与无边的静夜，他歌唱的是“日出”，是“春之胎动”，是“大都会的脉搏”，是二十世纪的动的精神。读《晨安》、《笔立山头展望》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的时候，我们从作品中那些浪漫主义的大胆的想象，奇特的比拟和极度的夸张所构成的诗的意境和形象中，会感到一种奔腾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感到诗的急骤的旋律在摇撼着我们的心灵，扩大着我们的胸襟。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情感的节拍与诗律的节拍达到了和谐一致的境界；而那些不拘一格的多样的形式，也正好表达了作者的丰富而多彩的思想与感情。 当然，《女神》中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说，在他的许多歌唱自然的诗歌里，过分神往于人和自然统一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有时候还露出对于原始生活的向往之情来），而没有把自然看成是人类斗争的对象；在赞美近代物质文明的诗歌中，他歌颂了“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而没有看出在资本主义文明外衣掩盖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诗的语言方面，采用了过多的外国字，影响了语言的自然的节奏，也损害了诗的民族的风格。所有这些缺点，与作者写作《女神》时的思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不过，这些缺点，并没有损伤《女神》的巨大价值。《女神》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它崭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开启一代诗风，对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其他诗人的作品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一九二〇年。据他在《自序》里说，在文学革命运动未发生以前，他已经开始尝试着作新诗了。但这些诗并没有被收录下来，集中最早的诗是一九一七年八月间，的作品。胡适到底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在新诗方面的主张也是改良主义的，而且改良的范围仅仅拘限于体裁和形式方面。他关于新诗的主张，具见于他的《谈新诗》一文中。他认为“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在这里，他关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理解，仍然是本末颠倒的。根据这个本末颠倒的理解，所以他又认为诗体解放的要点，不外下面三项：（一）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二）打破平仄，（三）废除押韵。这种主张，不用说，是完全拘限在表现形式方面，关于诗的思想内容的革新，他是不敢触及的。这正是改良主义者最本质的特色，而这种特色，便很自然地反映到诗的创作上来。因此，胡适关于新诗的“尝试”，主要是诗体改良方面的尝试。他的《尝试集》虽然是最早出版的一个新诗集，在我国新诗发展的萌芽时期，对于打破旧诗的格律束缚，提倡用白话写诗等方面，有过较大影响；但是，在内容上多是宣扬个性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而且还存在着很浓厚的属于没落阶级的腐旧的意境和情调，而在形式上则“很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的放脚鞋样”(6)。例如《赫贞旦答叔永》一诗： “赫贞旦”如何？听我告诉你：昨日我起时，东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无比。赫贞平似镜，红云满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渐散了，剩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蓝，要与天争姣。休说江鸥闲，水冻捉鱼难，日日寒江上，飞去又飞还。何如我闲散，开窗面江岸，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老任倘能来，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诗，重咏“赫贞旦”。 像这样的诗，从内容方面说，仍是旧式文人的“流连景物”之作，从形式方面说，也还没有超出五言诗的格式。《尝试集》中像这样的诗还不少，我们不再举例了。现在举他的一首《人力车夫》，来看看他的所谓以“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根柢的诗：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这首诗，以对于劳动人民的浅薄的同情为幌子，但骨子里却充满了毒素。它所起的是模糊阶级意识、缓和阶级斗争的反动作用。如果我们拿鲁迅的《一件小事》来和它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当中的差别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量的。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领导者，他发表的诗很少。但就拿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首诗——《山中即景》和《欢迎独秀出狱》——看来，在内容方面说，是进取乐观的，充分地具现着无产阶级的蓬勃坚强的战斗精神；在语言方面说，也是新鲜、精炼，足以表现诗人的这种战斗精神的。下面引录《欢迎独秀出狱》的第一段：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却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这种诗正代表了文学革命时期新诗人们对于旧社会统治力量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它的情感是热烈的，意志是坚定而乐观的，它给读者以一种永远向前的战斗的勇气和力量。这种诗，就远非《尝试集》中任何一首诗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