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现代文学史 [book_author]唐弢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663166 [book_dec]现代文学史著。唐弢主编。先后参加编写的有唐弢、王瑶、刘绶松、严家炎等数十人。本书是原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第1、2册初稿写于60年代初,1978年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3册是1978年冬至1980年春重新编写的,由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册书前有《绪论》,论述了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的性质、文艺论争与创作风貌的演变及其与中外文学遗产的关系等。全书共20章:第1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第2章,《鲁迅(上)》;第3章,《郭沫若》;第4、5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第6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7章,《鲁迅(下)》;第8章,《茅盾;第9章,《巴金、老舍、曹禺》;第10、11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第12章,《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第13、14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一、二);第15章,《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第16章至18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一、二、三);第19章,《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第20章,《国统区的文学创作》。最后是《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代结束语)》。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较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它涉及作家近3百人,重视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章节,史料丰富,科学性较强,文字表达比较精炼和准确。曾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book_img]Z_11872.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绪论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三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运动倡导者大多数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对文艺的特征又有所忽视，再加上不同程度地缺乏表现这类题材所必需的生活基础，这就使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种功绩和弱点，在蒋光赤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品的现实性战斗性显著加强。现实斗争，尤其是动荡着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多同时也较为真实的描绘。“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表现抗日救亡的作品广泛出现。一部分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并揭示其未来动向，这是作者力图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应的艺术手段观察和再现生活的结果。共产主义者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进行了笔扫千军的战斗，即使在取材于历史传说的《理水》、《非攻》等作品中，也已彻底克服早期时复流露的落寞情怀，用新的表现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和坚定信念。“左联”在创作上理论上所作的许多摸索以及对外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介绍，虽然其中不无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使左翼文学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揭露从旧家庭到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现实而获得不同的成就，其中还出现了《家》、《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从文学样式方面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个时期开始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面貌仍很复杂。除有些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现实外，一些民主主义作家还较多地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上，有悲观宿命成分或其它错误倾向。即使在左翼作家的创作中，也往往羼杂了某些旧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残留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这原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的苍白、不够真实，仍是较普遍地存在的问题。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限制，作家世界观的根本改造未被提上日程，对长期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也仍然缺乏认识。这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作了介绍但终于未能引起深入讨论的重要原因。 “七七”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和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乐观气息在一般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增强。这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3页)有关。但初期不少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比较表面，存在着阶级观点不够鲜明的缺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实际发展情形表明，只看到某些一时表象而产生的“乐观”幻想，很容易在形势比较严重时又一变而为失望悲观。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区创作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暴露、讽刺和战斗的作品方面(《腐蚀》、《屈原》、《淘金记》等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进入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的创作，则由于在新的天地中放声歌唱并开始描写新的对象而呈现不同的特色。但不少作家世界观尚未根本改造而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也因新的直接面向群众、与群众相处的环境而逐渐地显得尖锐和突出。革命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至此已迫切地需要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和作家必须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等方面所作的深刻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工农兵群众广泛参加了文学活动的行列，从中并涌现出不少有才能的业余作者和优秀作品。作家由于同工农兵的逐步结合，整个队伍朝着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发生很大变化。文艺反映生活而“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的典型化原则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正确阐释，为许多作家所遵循。表现在创作上，则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人物形象一直到语言、表现方法，无不焕然一新。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真正占有优势的地位；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和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劳动人民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也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对于革命工农群众的表现，在许多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13页)的状况。不少作品还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浓缩出来的诗情画意。语言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使文学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空前广泛和深入。到建国前为止，已出现了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许多优秀作品。《白毛女》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群众智慧，以寓现实内容于传奇情节的手法，塑造出具有强烈反抗性格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从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要求，成为解放区创作的突出代表之一。虽然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建国前的几年中还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解放区一般创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力方面都还有不足之处，但整个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却适应了新的群众时代的要求，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至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28页)这一原则，坚持革命思想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方法，在创作上也获得了可贵的成绩。 从“五四”时期起最初萌芽状态地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至此终于获得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整个文学的方向。 五 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生活为土壤，却也吸收了历史的营养：一方面跟我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承续的关系，一方面吸收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成分。现代文学的历史，正是在新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古典遗产和异域的营养以建设我国民族的新文学的历史。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文学并使文学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当时的新文学，从思想倾向到形式、结构、表现方法，都曾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这种情况是和近代中国“向西方找真理”(十月革命发生后则是“走俄国人的路”)的要求相一致的。在某一特定阶段特别是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候较多地接受外来影响，原是历史上并不鲜见的正常现象。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不仅能够对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总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有价值的外来事物。因此，初期新文学受过较多的外国文学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和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割断或没有联系。事实上，正是最勇敢地主张学习外国文学长处的先驱者，同时也就是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精深研究者和积极革新者。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而着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他自己的小说创作颇受俄国和东欧一些进步作家的影响，但同时也对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如《儒林外史》)作了创造性的继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他的杂文更和“魏晋文章”的风格特色有密切关系。其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作家本身所受的古典文学的深厚滋养，不可能不渗透到创作中而有所表现；但从根本上说，作家与劳动人民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系，对人民生活、心理、地方风习等的熟悉以及在这些方面所作的真实描绘，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自如，则是作品深具民族烙印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最初的《狂人日记》、《药》等小说还由于吸收异域营养而显出“格式的特别”，那么，稍后的作品就如作者自己所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圆熟，形式也民族化了。郭沫若的《女神》，外来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也仍然保持了同屈原、李白等我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民族血缘。而到了《前茅》以后，在诗歌形式上已使外来成分得到了更多的消融。 但是，在新的基础上正确地继承遗产、学习外国而使文学民族化，不仅需要一个过程，往往还要经历一番曲折，付出一些代价。在“五四”时期，不少人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犯过形式主义的错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89页。)既不以分析态度对待外来事物，又不能确切地鉴别古典遗产中的封建糟粕和民主精华；一部分人甚至提出过在文化上、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也有人介绍肯定过西方一些颓废，没落乃至反动的作家和作品。所有这些，对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与劳动人民缺少联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确曾造成深远的不良后果，助长了创作上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也脱离时代需要的“欧化”倾向。 为了克服新文学脱离群众的倾向，“左联”曾作过努力。大众文艺的讨论和得倡，各种通俗形式作品的出现，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都使“左联”时期文学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了进展。在一些杰出的作品(如《子夜》)中，更可看出作家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创造性的吸收。“左联”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也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五四”时期不少人所犯的无选择无分析的盲目性。当时着重介绍苏联文学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这从总的方面来看具有偷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的革命意义。鲁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拿来主义”主张，正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具有理论深度的见解。 但是，“左联”时期在文学民族化方面的进展，毕竟同问题的整个解决仍有很大距离。作家生活上与群众隔离尤其是思想感情上与群众还显得格格不入，阴碍了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根本解决。当时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和创造民族化的新文学使之在本民族群众中生根等问题上，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和普遍的自觉。“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于形式主义的“欧化”的倾向。 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明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逐步推动我国文学自觉地走上民族化、群众化的康庄大道，则是在抗战前期毛泽东同志就文化的民族特点及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之后。“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在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的基础上，文艺界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贯彻，随之而来的作家和群众从生活到思想感情的结合，以及对遗产尤其是民间文艺的批判性的吸收继承，使整个解放区文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品面目一新，“欧化”现象大为减少，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开始做到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形成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赵树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思想、感情、语言都是地道群众化而有着深厚的民族特点的，而且在作品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无不从我国古典小说、评话弹词、民间说唱文学中摄取了有益的滋养。解放区的其它小说，或沿用民间传统的旧形式而加以革新，或表现群众生活的新内容而深具情趣，也都为了民所欢迎。对民间文艺的注重吸收，推动了新形式、新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新歌剧正是在群众性的新秧歌和秧歌剧的基础上，避免完全搬用西洋歌剧却也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特别是话剧的某些成分而创制的。诗歌也在学习民歌、运用民间形式以形成新的风格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旧戏曲进行的改革，则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戏曲遗产方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所有这些，对于促使新文学自觉地走上民族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的民族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民族化的文学的真正形成，既有赖于深深植根在革命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也有赖于对古典文学遗产的批判地继承和对外国进步文学的创造性吸收。以新的现实为基础，继承古典文学传统而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使之民族化，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正确的道路。 [book_chapter]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book_title]第一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 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中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内忧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的阶级力量有所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对外迎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不断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继续进行着他们长期以来已在进行的革命活动，但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联合压制下，屡遭挫折。国内政治局面极为混乱，连“民国”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自发性的罢工不断发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在这个形势推动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间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传播的条件下，转化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当时袁世凯正扮演帝制丑剧，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孔子学说作为麻醉人民、拥护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编陈独秀当时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曾陆续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格独立”。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破产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推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张奉为“国教”，列入“宪法”。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因而《新青年》在一个时期内猛烈攻击孔子学说，掀起了后来称之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缘，三纲五常违背平等人权学说，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则，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说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注：两文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这些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子学说的文章，尽管理论上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打击了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旧礼教，反映了新起的急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为启蒙工作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时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贯穿在许多论述青年、妇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文章和通信里，作为反对旧道德的思想武器，帮助了许多人逐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同封建迷信相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传内容。针对《灵学丛志》所宣扬的迷信思想，《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加以批驳，把反对迷信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包括《新青年》编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学说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们不能区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区分各种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盘肯定的态度。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刊物上都用显著地位加以介绍。其中有关“民主”和“科学”内容的宣传介绍，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可贵热情，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参加反封建斗争，而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过高估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贬低民族文化的错误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新青年》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这些文章一开始还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上风的重大变化。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紧接着俄国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先后发生起义，成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出路，他们的注意力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尽管军阀政府和各国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施加新闻封锁，多方造谣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依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努力接受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值得“翘首以迎”的“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这些论文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8页。)的正确结论。这是在中国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良好开端，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还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孙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注：袁世凯失败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因此也迁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军阀政府镇压，复又迁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文学革命这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增多，并出现了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并未获得丝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反苏的军事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显示了文化革命由着重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发展到直接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宣传也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内容。由李大钊执笔的社论《新纪元》，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朝着这个革命的曙光前进。在第十六号上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时创刊。《国民》的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爱国色彩比较鲜明。《新潮》是北京大学一部分师生所办的综合性刊物，曾团结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刊载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论文及新文学作品，但也比较突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报》改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些刊物影响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嗣后，自称“拚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写了《致察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对此，新文化阵营坚决给以反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流言，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实际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张的简要概括，也标志着刊物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更为增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他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异常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一些在社会主义幌子下的反动社会学说，都蜂拥而来。《少年中国》曾发表文章，主张先逃到深山野林造个新社会，再去“援救”旧社会，带有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所主张的以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为基础的“新村主义”，被中国有些文人吹嘘为救国之道，不少报刊竞相介绍，实际上成为某些知识分子躲避阶级斗争和抵制与人民结合的屏障。传入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初期一度颇为得势，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出现过不少宣传这种思想的刊物，克鲁泡特金的作品被有些青年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在许多场合都与无政府主义拥护者争论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又带来了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对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幌子下鼓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曾由张东荪、梁启超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李石岑主编的《民铎》等刊物大量贩卖，甚至还出了以“罗素”命名的月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至于“五四”前就为人所熟知的达尔文学说、尼采思想等，这时仍被不少知识分子用作反对封建旧事物的武器，但已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披着“科学”外衣的实用主义，则随着美国学者杜威在“五四”高潮中来华讲学而为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吹捧，许多刊物出了专号，广泛印行他的演讲录。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说，对于热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时还没有鉴别能力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学作者中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也同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批判和坚决回击。在这个借综复杂的局面里，由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切身感受，十月革命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获得胜利的明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现实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在一定范围内终于发展成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论争，这些论争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导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以特大标题刊载杜威演讲录，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接着，马克思主义者又与研究系政客就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而且还不免夹杂一些错误；但在这些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明确地回答了要不要主义、要不要政党、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等根本性质的问题，帮助了不少人区分革命与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这些论争，特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推动了一些新文学作者去接触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期就引起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革命也不断向前推进。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正宗地位。文学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学观念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用文学创作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带动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前夕兴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益觉醒的过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而转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是来自国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国同时传播并引起思想界开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革命兴起和获得发展的过程。一句话，这是新文化运动随着整个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伟大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book_title]第二节：文学革命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艺领域。掊击时政、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复多见，而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庸俗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反而风行一时。文学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只成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不仅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而且利用文学散播封建思想毒素，攻击革命派人物。清末报刊上一度出现的将文言加以改良而成的“新文体”，也在封建文人的排斥下逐渐消失。旧文学的陈词滥调和八股流毒，继续影响着许多人。文学上的这股逆流，是当时封建势力更为猖獗的政治气候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它不但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阻塞了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道路，而且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有助于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人民的觉醒。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正如《新青年》编者后来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文学革命正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 “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但在此以前，一些进步刊物上已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后不久，即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陈独秀并在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注：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与此有关，《新青年》还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更发出了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呼声。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逐渐深入，在文学领域内相应地发动一个改革运动，实在是众之所趋、势所必至的了。 胡适就是在这种连他自己也承认“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卷进这个运动并提出他的文学改良主张来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下，最初提出这些意见，自有其积极作用。他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较之清末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如察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这里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但是，胡适的主张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所谓“八事”可稍后改称的“八不主义”(注：胡适后来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他最初提出的“八事”中的第一、三、五条分别改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于是凑成“八不主义”)，大多着眼于形式上的名符其实的点滴“改良”，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学内容的革命。即使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如当时陈独秀所指出的，并未同旧文学鼓吹的“文以载道”划清界限。果真按照胡适的这种主张，则文学除了白话的形式以外，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更不可能出现。鲁迅说得好：“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胡适后来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嘘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并且说“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这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 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是当时急进民主派的代表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矛头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他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陈独秀大胆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号召人们“不顾迂儒之毁誉”而与之宣战。他以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他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答胡适之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可以说，陈独秀才是坚决地承接了和发展了晚清资产阶级的文学改革运动，并把它推到了最高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在写给刊物编者的一系列公开信中，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从语言文字的演化说明提倡白话文的必要，竭力主张“言文一致”。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认为白话、文言暂可处于相等地位，同时主张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从音韵学角度提出了破旧韵造新韵，以及用新式标点符号等具体倡议。这些文字，也都推波助澜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开展。 一九一七年初发动的这个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旧文学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当问题转到另一方面，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时，回答却欠明确具体。所谓“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免都嫌笼统。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但究竟以什么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蓝本，这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固然主要介绍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中国文学要走“写实”的路，而又同时推崇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对于后起的自然主义思潮不但缺乏辩别，反而把它作为最新的方向来提倡。陈独秀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吸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例如他一方面主张文学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新服务，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文学的所谓不依附于他物的“独立价值”，认为“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注：答曾毅信，《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这种思想虽有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作用，但其自身也潜伏着危机。“文学革命”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主要停留在理论主张的探讨上，并没有出现真正有力的新作品(注：当时《新青年》上受到称赞的作品，只有苏曼殊的小说和胡适的五七言“白话诗”)，也没有形成较为广泛的运动，这些就同它本身存在着的上述弱点不无关系。 但是，不等到《新青年》所发动的这个以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革命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一八年起，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渐次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中国革命就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五四运动发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式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文学革命，不可能不发生新的变化，打上新的烙印。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向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喷射出空前炽烈的火焰。这是一篇应时代精神感召而诞生的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檄文。从此，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鲁迅一向反对“换牌不换货”的形式主义，而主张“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注：《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在陆续发表的一些作品中，他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地暴露出“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寄予热切的期望，表现了我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此外，诗歌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即《一生》)等不少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揭露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盘》、《匪徒颂》等诗，以更其强烈的叛逆精神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点燃起了广大青年的热情。许多新文学作品所充满的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正是时代精神所赋予的特有的内容；它不仅使新文学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逐渐取代思想陈腐、内容反动的旧文学，而且清楚地显示了和中国近代一切进步文学的根本区别。这是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取得的一项突出的成果。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白话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新青年》之后，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本来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二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着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注：见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的时候，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注：《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说明。针对着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展开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李大钊这里所要求的“坚信的主义”，正是为胡适所竭力反对而为他自己所坚决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文中把“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义”同时并提，这自然反映了作者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所谓“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已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什么是新文学》虽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有些说法还嫌模糊，但从实际内容考察起来，却已初步地触及新文学运动到底沿着革命还是改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运动的一种积极的号召。 除上述诸方面外，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由于当时许多人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因此在译介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推荐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而有些新文学拥护者(特别是《新潮》方面人物)盲目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更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过消极影响。但是，“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总的说来仍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鲁迅、郭沫若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表明他们在努力独创的基础上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先驱者们曾经把俄国进步文学的研究和介绍，放到最为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瞿秋白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作过说明：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札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注：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载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 把俄国文学作为“目标”，一方面，固然是这些作品的进步传统对于中国读者的契合，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先进分子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在文学领域内的一种反映。这是过去不可能出现而为“五四”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中国进步文学界从最初眼看西方到后来转而注视俄国和苏联，说明了文学革命已经酝酿和发生着质的变化。 与上述这些方面紧相联系，新文学统一战线得到了形成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在“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以鲁迅为旗手，培养团结了大批新文学作者和文艺青年。稍后涌现的许多文学社团，其成员正是从“五四”文学革命中露了头角或接受了影响的。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不多几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这是它完全符合和适应于时代历史要求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的结果，也是它更高地举起了早期《新青年》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一旗帜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虽然还存在着对待具体事物缺少历史的批判精神，未能(也不可能)使新文学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等弱点或局限，但它却是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革命。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和近代进步文学虽然具有反封建的内容，但从未能也不可能象“五四”新文学这样彻底地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五四”新文学以其浸透了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主题，代替了各种旧主题；以农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中最常见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即使历来文学中常有的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五四”新文学中也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贯穿了个性解放的新思想；而且，这种个性解放往往又同民族解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在一起。因此，“五四”新文学在思想上不但和封建文学形成尖锐的对立，同时也远远高出于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这样一种彻底反封建而又充满民族觉醒精神、坚决反帝的文学，能够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和抵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腐蚀，也就必然要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方向。“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的运动，带来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大革新、大解放。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同书面文学隔绝，固然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根本原因，但同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长期在文艺领域所占的正宗地位也是有关系的。白话文的应用，促使文学在语言形式上与广大人民接近了一大步。“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理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揭开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第一页，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book_title]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 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以及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都是综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出现的。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上海《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诗》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从书近百种。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他们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分会在当地也出有刊物。紧接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他们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又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创造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创造日》(《中华新报》附发，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两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被查封后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余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两度出版《狂飚》周刊)；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出版综合性而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丝》周刊)。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继《浅草》季刊及上海《民国日报》附发的《文艺旬刊》之后，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并发行丛书)，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先与原狂飚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三种丛书)，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成立后最初两年内未办专门的文学刊物，社员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一九二六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为青年学生和职员，除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它们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不少团体和刊物产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仍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在知识青年中如此竞起兴办、蔚然成风，确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前后我国文化界的一种突出的现象。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首先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有关。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欧战结束后重又加紧侵略，各自扶植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五四”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中国重复陷入连年混战的局面。皖、直、奉各系以及南方的一些军阀之间，相继发生战争，民族工业发展迟滞，农村经济凋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以后，开始从事工农群众运动，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专心一志地致力于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准备，因此在“五卅”斗争爆发以前，轰轰烈烈的大规模革命高潮没有出现。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沉闷的政治气氛，许多经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们一时找不到正确的斗争去向，却渴望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倾吐内心的苦闷，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新文学作为整个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五四”前夕起一直在知识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容易使他们选择文学这种样式，走上从事文学活动的道路。其次，从文学运动本身来说，“五四”以后客观任务也已有了变化：即由最初侧重旧文学的破坏转到新文学的建设，由最初理论的倡导转到以发展创作为主。这一新的任务，显然是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原有的几个综合性团体和刊物所难以胜任的，它需要广泛的群众性和较强的专业性。大批专门的文学团体和刊物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一历史的要求。 在上述众多的不同倾向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当“礼拜六派”小说在都市中盛行之时。因此，它在反对旧的封建文学的同时，着重反对这种有着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其宣言声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可以说，从有益于“人生”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注：参阅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所共有的基本态度。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25日)，不承认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注：郎损(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势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创作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至于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会员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部分成员抽象强调文学的“美”和“真”；即如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注：西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的郑振铎，在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的同时，也有“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的说法。但就当时以写批评论文为主要任务的沈雁冰来说，却是比较明确地鼓吹着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的思想上的冲突(注：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正是从这种主张出发，有些成员后来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动下，更进一步接受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譬如讲佘山必须至少去过一次，必不能放无的之矢”(注：沈雁冰：《什么是文学》，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但是由于受到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他们的理论中也杂有自然主义的成分，并且把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来加以提倡(如《文学与人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为了推进新文学的创作，文学研究会十分注重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而这种介绍，也是和他们整个文学主张相一致的。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它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本着这种精神，文学研究会着重翻译俄国(以及苏俄)、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同时也从笼统的“为人生”思想出发，介绍了阿志跋绥夫、安特列夫诸人不满现实但具有明显悲观颓废甚至反动倾向的作品)。《小说月报》曾经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此外还分别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刊。该刊在十二卷一号的《改革宣言》中早就表示：“同人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可以看出，后来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来实践的。 实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则一开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他们并不象文学研究会那样在艺术究竟“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人生派一边。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一文认为：“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也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可以看出，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这正是初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们企图用来统一“人生”与“艺术”两派矛盾的主要依据。与此有关，他们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宣传过艺术“无目的”论，这些自然表明他们确曾受过“艺术至上”思潮的影响(作为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对立物，这种思潮最初在文艺青年中流行原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毕竟没有为他们准备下“象牙之塔”。他们在提出“文学本身的使命”之前，仍然首先十分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生”(注：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他们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而所谓“内心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时代的战士的要求。这些理论主张自然是含混而充满着矛盾的，但也恰好表现了当时一些具有革命要求而思想不免有些朦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青年的特点。正是从强调“内心的要求”和尊重自我出发，创造社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作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郑伯奇说过：“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缘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创造社成员在外国文学家和哲学家中，喜爱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王尔德，以至斯宾诺沙、尼采、柏格森；他们着重翻译介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时也介绍过一些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的杂质；他们还在反对自然主义的时候用了“庸俗的写实主义”的口号，在具体论述中贬低了现实主义的意义。——所有这些，也都和他们强调自我、尊重主观的思想倾向有关。创造社在其成立前后和文学研究会就创作与翻译、文艺批评等问题发生过争论，这除去门户之见以外，实在也反映了两种文艺思潮和倾向的差异。但两个团体在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方面。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对当时文艺领域的反动倾向进行了斗争。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后期创造社转而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这点上，文学研究会一部分成员则又和他们殊途而同归了。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外的一些重要团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其中就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而论，大致又可分出接近于文学研究会或接近于创造社的两类：语丝社、未名社同文学研究会的倾向颇为相似，而南国、弥洒、沉钟等社团则不同程度地受有创造社的影响。 语丝社是原先和《晨报副刊》有密切关系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该刊被研究系加紧控制的情况下另行组织的团体。虽然没有独自的文学主张，但它所进行的许多文学活动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刊《语丝》，多载杂文、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以后的散文产生了影响。除了部分提倡个人趣味的小品之外，《语丝》总的倾向是健康的。在和封建势力和买办文人所作的斗争中，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成员，发挥出较强的战斗作用，表现了《发刊词》所声称的那种“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精神。在介绍外国民间文学和讽刺幽默文学方面，《语丝》也做过若干切实的工作。未名社的活动者则多为青年。其刊物《莽原》(后来是《未名》)，以“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注：鲁迅为《莽原》周刊所拟的出版预告，见1925年4月21日北京《京报》广告栏)为主旨，在抗击旧势力方面显得比《语丝》更为急进；与青年学生运动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在刊物上均有较多的反映)；还发表不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未名社特别注重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其中因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产生过不良影响，但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借取战胜恶势力的精神力量，《莽原》还以专号介绍罗曼罗兰，也宣传过尼采的超人思想。正象罗曼罗兰所呼号的：“世界闷死了。——开窗吧！放进自由的空气来吧！来呼吸英雄的气息吧！”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深感孤独苦闷，渴望在自己周围“聚集些英雄的‘朋友’”，相互激励，坚持前进。其中如高长虹等具有小资产阶级狂势性的青年，则深受尼采思想的反动影响，以“倔强者”和“世上最孤立的人”自炫，神经质地怀疑和不满一切人，向一切人“宣战”。从《莽原》分裂出去以后，他们又另刊《狂飚》，并回过头来攻击鲁迅。一部分人后来走向堕落，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和创造社倾向相接近的一些社团中，情况也很不一致。弥洒社主要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们宣称“我们乃艺术之神”，并从《弥洒》第二期起在扉页上标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宗旨，有着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浅草——沉钟社则更多地为创造社对现实的强烈反抗精神和真挚直率的自我表现所吸引。他们最初也不免受过“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浅草》创刊时就曾在《编辑缀话》里声明：为免除纠纷，“决意把批评栏取消”，“希望文艺上的各种主义，象雨后春笋般的萌茁。”后来的《沉钟》上除介绍罗曼罗兰、霍普德曼之外，对王尔德、尼采和美国神秘派作家爱仑坡等也表现过较大的兴趣。但苦难的社会现实以及成员本身采取的脚踏实地的态度，推动着沉钟社的健康发展。《沉钟》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终刊(注：沉钟社于1925年10月创刊《沉钟》周刊，1926年2月停刊，共出十期；1926年8月出版《沉钟》半月刊，至1927年1月第十二期休刊；同年7月出特刊一期；1932年10月续出第十三期，至1934年2月第三十四期停刊)，在时断时续的首尾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以朴实而带有悲凉色调的创作和对外国文学的切实介绍，为新文学的发展尽了一份力量，因而获得了鲁迅给予的“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一称誉。 此外，成立较早而展开活动较晚的新月社，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初期新文学中唯一有点代表性的流派。新月社主要成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张：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认为“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艺术虽不是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为艺术的”，提倡“反写实运动”，认为“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为了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要求文艺“解脱自然的桎梏”，而去接受艺术格律的束缚，“乐意戴着脚镣跳舞”(注：以上文字分别引自闻一多《诗的格律》、赵太侔《国剧》以及余上沅《国剧运动》一书的《序》。闻一多《诗的格律》中谈到的“乐意戴着脚镣跳舞”一语，原是Bliss Perry教授的话)。具体到诗歌方面，他们提倡格律诗，主张诗要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注：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1926年6月10日《诗刊》第11号)，否定“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说。在戏剧方面，他们与文学革命初期《新青年》的主张相反，肯定中国旧戏的“程式化”、“象征化”的表演艺术，以之为“纯艺术”的极致。新月社在诗歌和戏剧方面例如格律、程式的某些具体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部分成员在诗歌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新月社文艺主张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它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上述各种不同社团流派活跃的状况，自然不能不在创作上反映出来，促使创作发生变化。较之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了进展。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显著增多。由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也分别形成。短篇小说方面，除鲁迅继《呐喊》之后写了《彷徨》一书中诸名篇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一些优秀作品。长篇或中篇小说也有人开始试作。自由体新诗在《女神》出版后盛行一时，呈现新的局面。散文(包括杂感)得到了蓬勃发展。话剧也从外国作品的翻译改编转而有较多的的创作。描写从旧的束缚下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他们面对现实人生问题所作的思索和反抗封建黑暗势力的要求，这是新文学从“五四”过后到“五卅”时期的一般倾向。部分作品则还真切反映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痛苦生活。在知识青年中，新文学终于排除封建旧文学而获取绝对的优势。但另一方面，随着文学革命兴起以后各种思潮的纷至沓来，这个期间创作上不健康倾向也很明显。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青年对社会实际生活极少了解；在黑暗重重的现实面前，他们由于一时代不到正确道路，对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的现象又不能从阶级观点上加在理解，因此，容易感到孤独、空虚。而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无批判吸收，则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消极的影响。“十九世纪文学的基本的、中心的主题”，如高尔基所说，原“是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脆弱无力而引起的悲观思想”(注：《和青年作家谈话》，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299页)，这种悲观思想侵蚀着当时不少文艺青年。反映在创作上，许多作品不仅题材狭窄(所谓“首首离不掉‘伊’，句句抛不开‘爱’的现象)，内容也往往成为病态的感情宣泄或至于无病呻吟。部分作家的作品则更严重地发展了消极颓废、逃避现实的倾向。后来茅盾评述这个阶段创作情况时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话容或有些过分，但作为一种倾向和气氛，它确曾是一个时期内历史的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情况，在党所领导的全国革命浪潮高涨和革命文学的旗帜举起之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book_title]第四节：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面貌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党在成立后的次年，就为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明确口号。由于共产党人集中力量从事劳工运动，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之间，出现了工人罢工的第一个高潮。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继之而来的“五卅”斗争的发生，农民运动的开展，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中国革命终于进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适应这种形势，在文学领域内，便有一九二二年以后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导。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向工农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展开，产生了以文学样式从事革命宣传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各地革命风暴中，先后出现了一批作品。一九二三年发表的《颈上血》(注：《颈上血》最初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署名“工人某”)，于“二七”惨案的血痕中唱出“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可灭”的誓言，表达了京汉路工人反军阀的坚强斗志。流传在安源矿工中的叙事歌谣《劳工记》，虽然艺术加工较少，内容上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但却相当完整及时地记录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大罢工从起因、经过到最终取得胜利的前后史实，赞颂了工人阶级得到自己的政党领导后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它的篇幅长达一千数百行，也为群众创作所少见。在一九二二年开始农民运动的广东海丰地区，不仅流传着《田仔骂田公》(注：这是指彭湃最初编唱的揭露阶级剥削、反对宿命思想的一首。另有一首《田仔骂田公》，从内容上看，似是后来土地革命时期的作品)、《劳动歌》、《成立俺的农协会》等歌谣，而且也常以演戏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动。据当时报纸报导，拥有二万户会员的海丰农会，文娱宣传活动相当活跃。在一九二三年春节有五千余人到会的“新年同乐大会”上，“该会宣传部演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注：见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所引当时香港《华字日报》的报导。邓文载《中国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12日。)此后，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中，也有大量歌谣产生。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除曾设置“革命歌”、“革命画”等课程外，还引导学员调查全国民歌(注：见《中国农民》月刊第9期(1926年11月)所载《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一文)。至于上海这个工人运动十分活跃的城市，“五卅”时期就产生了《十二月革命歌》、《五卅小调》、《国民团结歌》、《吊刘华》等利用民间小调编唱的歌谣；这些歌谣大多革命意识明确，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充满同仇敌忾。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出现的一首歌谣，尤为突出：“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铁链子下面尚血花，拚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这首歌以气贯长虹的声势，表达了工人阶级为革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即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步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开始产生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广西红水河两岸在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出现了壮族歌谣《穷人没有床》、《去找韦拔哥》等作品，控诉地主、军阀的压迫，表现壮族人民跟党闹革命的决心。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多归轮”起义，曾一度建立革命政权，蒙古人民在斗争中编唱了许多歌颂起义领导人希尼喇嘛(原名乌力吉杰尔嘎拉)的民歌。在二十年代，内蒙人民还创作了现代英雄史诗《嗄达梅林》。长诗反映了一九二一年在东蒙哲里木盟发生的一次自发起义，塑造了起义领导者嘎达梅林和他的妻子牧丹的英雄形象。上述作品的作者或为革命知识分子，或为工农歌手，但由于作品常在群众中间流传而得到了群众的补充和丰富。它们的出现，虽然还不能根本改变“五四”初期新文学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中的状况，却代表了一种新的萌蘖。作为文艺与实际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最初尝试，它们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可忽视。 在作出上述初步实践的同时，从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发出了倡导革命文学的呼声，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早在党成立的初年，一部分共产党人即对新文学运动有所引导。少年中国学会中，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主义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两次提案里，表达了文学方面的一些见解。他们号召会员作家确信“主义”，使“文学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赏”。为了“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他们要求“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注：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载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南京大会上邓中夏的发言纪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会上李大钊、邓中夏等的书面提案)。一九二二年二月，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陆续发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同年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曾作出决议，号召团员：“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先驱》第8期，1922年5月。)一九二三年六月创刊的党的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发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对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并且明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这些都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年轻的文坛的关切和促使文学有力配合革命事业而作的努力。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间，早期共产党人中一部分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党员如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实、林育南(林根)、沈泽民、蒋光赤等，通过《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先驱》停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三个阵地，也通过某些进步文艺刊物，发表很多文章，宣传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他们首先肯定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注：《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一文中，针对当时流行的某些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如所谓“艺术创造一切”，“摆脱一切的艺术才是真艺术”之类”，正确地指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蒋光赤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蒋侠僧。)还进而说明了阶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有整个文化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共产党人力图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引导文艺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服务。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注：《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一文中，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文艺青年中存在的“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从正面剀切地劝告作家：“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所制造的“中华民族性不良”的谎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扫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便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在邓中夏看来，文学应该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恽代英的《八股？》(注：《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则明确要求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共产党人倡导一种“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的文学”，这一点沈泽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4月28日。)一文里作了解释：“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象《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与泪”，“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注：《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的通讯中则指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因此，他们要求作家和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劳苦大众，“到民间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若并没有要求革命的真实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学的产生，亦不过如祷祝(公)鸡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难。”(注：恽代英：《〈中国所要的文学家〉按语》，《中国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邓中夏具体指出：“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总是揣测或幻想，不能深刻动人”。他引了自己“三年前”即(一九二)所作的两首诗为例：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贪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说明此诗之所以能够写出并且“颇有朋辈为之感动”，其原因即是“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一文，还从他所理解的文学的特征来说明革命思想与生活经验两者对于作家不可或缺。他说：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沈泽民认为，有些作品中所以“只见些论文似的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道理”，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际感受，离开了文学的特征。此外，共产党人在《新诗人的棒喝》(邓中夏)、《荒漠里》(瞿秋白)、《八股？》(恽代英)、《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蒋光赤)、《诤言》(秦邦宪)等不少文章中，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文艺思潮和创作倾向作了严正批评。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两文则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文化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了说明，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共同向封建复古派进行斗争。瞿秋白、蒋光赤的一部分文章(如《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等)还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艺状况。 早期共产党人的上述理论主张并不是系统完整的。它们散见于各篇文章中，而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由于并不能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文中不少见解较为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也有一些文章，由于论者本身对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切了解，在传播正确观点、介绍苏俄文学的同时，也产生过“左”的偏颇。对于当时以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主要力量的中国文坛状况，早期共产党人一般都偏于否定过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极因素的同时却对其积极因素估计不足。多数人对于文艺特征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忽视。这些就使他们对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文艺家对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解和接受。虽然如此，就历史功绩而言，尽管他们的主张远不成熟，却毕竟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和号召，播下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国青年》周刊一四四期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影响下，一九二四年开始出现一批专事提倡革命文学或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如在上海，有蒋光赤、沈泽民和一些文艺青年组织的“春雷社”，他们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出版周刊性的《文学专号》，发表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文和《哀中国》等诗歌。在杭州，有之江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悟悟社”，出版刊物《悟》，“以提倡革命文学、鼓舞革命性为宗旨”。在北京，除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烈火》外，还有出版《火球》、声明“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它们的出现，反映了文艺青年中革命思想影响的扩大。但是，革命文学主张在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青年中引起更大的反响，并且造成一定的声势，却是在“五卅”和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这是进步文艺界直接从政治上受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推动和鼓舞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路线，许多进步作家在“二七”、“五卅”、“三一八”等斗争中，都曾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一边，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其中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尤其在文学上留下深刻烙印，促使文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创作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大为鲜明突出，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多了起来；直接间接地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作品此后也陆续出现(蒋光赤的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也都出版在这一时期)。不少作家政治上和文艺思想上趋于革命化。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其他一些社团的一部分作家思想都有重要发展。“五卅”前后，郭沫若、茅盾、叶绍钧、成仿吾、应修人、潘漠华等大批作家纷纷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茅盾并于一九二五年撰写《论无产阶级艺术》(注：连续刊载于1925年5月起的《文学周报》第172期、173期、175期196期。)的长文，从性质、题材、内容、形式诸方面对这种新兴文艺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介绍说明。在《文学者的新使命》(注：《文学周报》第190期，1925年9月13日。)一文里，他又指出“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郭沫若则于一九二六年发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注：两文分别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洪水》第2卷第4期，1926年5月。)等文，号召文艺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指出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在当时文艺青年中间有着较大的影响。“三一八”之后，鲁迅奔向南方，并发表《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著名讲演。大革命浪潮不仅使成仿吾等直接卷入，便是郑振铎、欧阳予情、田汉、郁达夫以至闻一多等作家也都受到冲击。他们或公开支持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或曾奔赴广州、武汉等地参加革命文化宣传工作。朱自清则歌颂了“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共产主义英雄。青年作者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在北伐战争过程中响起了文学“为第四阶级说话”的呼声，还出版过一些虽然不免粗糙但与革命斗争配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随着一些作家思想的革命化，随着后期创造社等团体的大力鼓吹，至此终于形成为文坛舆论。所有这些，都从作家思想上、生活上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展开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准备了条件。 [book_title]第五节：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 党成立后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展开，使国内封建势力深为忧惧。因此，当新文学由文学革命进而开始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更为激烈。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势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北洋军阀，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革命火焰。他们一方面进行着祸国殃民的内战，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军阀政府不仅制造了“二七”等一连串流血惨案，而且以反对“过激主义”、“赤化运动”的名义，禁止一切进步思想的宣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许多进步报刊先后被查禁，连《娜拉》一剧也遭禁演。和政治压迫相配合，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保守势力，也因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就罗致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作“仗义执言”的姿态，为旧势力保镳，以遂其反动复古的目的。这批人物先后以《学衡》、《甲寅周刊》为阵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地向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了不断的反攻。 《学衡》杂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主要编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肃、吴宓等人。这批人跟老牌守旧分子林纾相比，略有不同，在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所披的已不是旧中国封建文化的长袍子，而是一套由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与旧中国封建思想拼凑而成的新装。刊物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也正显示了这一特点。他们并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也无非自衔淹博，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肆意笑骂，暴露其反对一切新学说、反对介绍和借鉴近代西洋进步文学的反动立场。文章歪曲地写道：“杜威、罗素为有势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吴宓也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此外，《学衡》杂志又重复胡先肃在“五四”前夕写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的许多论点，反对以白话代文言，反对语文合一，主张文学上的模仿。胡先肃又在《学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注：《甲寅杂志》初为月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出版十期后停刊。至1925年，在北京续出《甲寅周刊》，从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这个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标志的周刊，也是专门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章士钊曾留学英国，当时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自说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注：章士钊：《进化与调和》)。就在“五卅”惨案所激起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怒潮中，《甲寅周刊》发表了许多“时评”，诬蔑爱国运动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争返为私争”；支持军阀政府的武装镇压；提出所谓“读书乃真救国”口与，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对抗。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前后，《甲寅周刊》刊载军阀政府的许多文件，并发表评论硬说进步师生“越轨”，为军阀的倒行逆施作辩护。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还鼓吹所谓“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章士钊(笔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登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经发表过的《评论文化运动》。接着又在第十四号上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在这些文章里，他重弹封建文人反对白话文的老调，认为“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并直接诽谤白话文，“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注：章士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