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现代中国文学史 [book_author]钱基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11839 [book_dec]近代诗文词曲专史。钱基博著。初名《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于1932年12月集资出版(非卖品)。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编首”。“绪论”从文字的演变与文学的关系谈起,论述了文学史的形成和近代中国文学史的兴起。“编首”把中国诗文的发展划分成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几个阶段,并概述了各个阶段诗文的特点。第二部分是正文,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为“古文学”,以文、诗、词、曲为总目,分别对魏晋派文(以王闿运、章炳麟、苏玄瑛为代表)、骈文(以刘师培、李详、孙德谦为代表)、散文(以王树枏、贺涛、马其昶为代表)等属于古文范畴的作家与作品,对中晚唐派诗(以樊增祥、易顺鼎、杨圻为代表)、宋诗派诗(以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为代表)等诗歌流派,以及对朱祖谋和况周颐的词,王国维和吴梅的曲,一一作了评述。下编为“新文学”,以“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为总目,分别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民体”,严复、章士钊的“逻辑文”,胡适的“白话文”,逐个予以评论。 本书是1911年至1930年的诗文词曲专史,而以诗文为重点。作者“本着班、范两《汉书》传儒林的‘昭明师法,穷原竟委’和史家的‘译略互见’、‘激射影显’的传统,‘抉发文心,讨摘物情’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内容以及这一时期中的政治、思想动态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某些侧面”。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book_img]Z_12859.jpg [book_title]序[1] 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此，昭明师法，穷原竟委，足称良史。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闿运、章炳麟，而闿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特是学者猥众，难以悉载。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著于篇。 又按《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闻之前人：粤在明季，南浔庄氏为《明书》，中王阳明一传，有上下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陈寅清《榴龛随笔》，传者以为笑。《书》曰：“辞尚体要。”言史之论纂，贵简不贵烦也。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明史》，每为一传，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为长编，数十纸，传写者为腕脱，每语人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先生言可谓有慨乎其言之。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光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报黄大俞先生》仆少耽研诵，粗有睹记，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例也。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吾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曰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纪》，借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借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餍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至若林纾之文谈，陈衍之诗话，况周颐之词话，以及吴梅之曲话，其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删其要，著于篇。亦班书《贾谊传》裁政事诸疏，《董仲舒传》录“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蕲于有本。聊疏纂例，以当发凡。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 * * * [1]据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版校印。 [book_title]绪论 一、文学 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请先述文之涵义。 文之含义有三：（甲）复杂　非单调之谓复杂。《易·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部》：“文，错画，象交文。”是也。（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纩组文之物”，注：“绘画之事，青与赤谓之文。”《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是也。（丙）美丽　适娱悦之谓美丽。《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是也。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义既明，乃可与论文学。 文学之定义亦不一：（甲）狭义的文学　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梁昭明太子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耳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名曰文选云耳”。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赞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非文学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学也，史记事之文，系年之书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沉思”，“义归翰藻”，与夫诗赋骚颂之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以“扬榷前言，抵掌多识者谓之笔；咏叹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摇会，情灵摇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也。”持此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乎翰藻，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夫文学限于韵文，此义盖有由来，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谓“文学”者，“著述之总称”，所包者广。六朝以下，则“文学”者，“有韵之殊名”，立界也严。其大较然也。然吾人傥必持狭义以绳文学，则所谓文学者，殆韵文之专利品耳。傥求文学之平民化，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乙）广义的文学“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子曰：“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也。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不闻游、夏能韵文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管商之书，法家言也，孙吴之书，兵家言也，而亦谓之文学。汉司马迁《史记·自序》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举凡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归于文学。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凡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傥以狭义的文学绳之，六略之中，堪入艺文者，惟诗赋百六家耳，其六艺百三家，则萧序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也，至《国语》、《国策》与夫《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之并隶入春秋家者，则萧序所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诸子、兵书、方技、术数之属，则萧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然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智情，其中有偏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等是也。有偏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知在启悟，情主感兴。《易》、《老》阐道而文间韵语，《左》、《史》记事而辞多诡诞，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作俑于唐之昌黎，极盛于宋之江西，忘比兴之恉，失讽谕之义，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柁，情为帆棹，智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 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 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 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 二、文学史 文学之义既明，请论史之为物。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然则史之云者，又《说文》“又，手也”持中以记事也，中者，不偏之谓。章炳麟曰：“记事之书，惟为客观之学。”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更推是论之，太史公《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于戏！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周书·周祝》、《荀子·性恶》注：“事，业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业谓作业也。”然则记事云者，记作业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 中国无文学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 自范晔《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王融、谢朓、孔稚圭不入《南齐书·文学传》，谢灵运、颜延之、鲍昭、王融、谢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学传》，元结、韩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适不入《宋史·文苑传》，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不入《明史·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藉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种、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文学著作之日多，散无统记，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昔挚虞始作二书：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三十卷，见《晋书》本传，今其书佚不见，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盖志如今之严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为纲，而《流别》疑如姚氏《古文辞类篹》，以文体为纲者也。尔后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宋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苏天爵之《元文类》，明唐顺之之《文编》，黄宗羲之《明文海》，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辞类篹》，姚椿之《国朝文录》，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之《续古文辞类篹》，王闿运之《八代文选》，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文纪》，起皇占迄隋，博搜毕载，是为总集家变例，然与史有别者，以所孜兀者，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此只以与文史、文苑传，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 昔刘知幾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莫如义折衷于《周易》，文裁则于班马。《易·系辞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又曰：“《易》有圣人之道……以动者尚其变……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至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其后班书合传，体仍司马而参以变化，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两传之合，辞有断续，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征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此尽可取裁而以为文学史之文者也。然而世之能读马、班书而通其例者鲜。读《周易》而发其义于史者尤鲜。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可谓观其会通者矣。所惜者，观会通于帝王卿相之事者为多，观会通于天下之动者少，不知以动者尚其变耳。 三、现代中国文学史 吾人何为而治文学耶？曰：“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来。盖运会所届，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此史之所以为贵。而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何为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文学，不异话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傥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服降焉耳。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蔽，谥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蔽，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或难之曰：“子之言自论文耳。傥文学言史，舍古何述？宁不稽古，即可成史。”请晓之曰：史不稽古，岂曰我思？然史体藏往，其用知来，执古御今，柱下史称，生今反古，谥以愚贱。文学为史，义亦无殊，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用乃神，顺应为用，史道光焉。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治国闻者，傥有取焉。 [book_title]编首 一、总论 昔清儒焦循以为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而胡适亦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然事以久而后变，道以穷而始通。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所损益者微也。秦燔诗书，汉汲汲修补，惟恐不逮，其所创获者浅也。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律诗，远因陈隋。宋之诗余，又溯唐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也。元之姚虞，明之归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追唐宋之遗也。是则代变之中，亦有其不变者存。然事异世变，文学随之，积久而著，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较，可得而论，兹以便宜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律绝之盛而词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谭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虽然，中国文学史之时代观，有不可与学术史相提并论者。试以学术言：唐之经学，承汉魏之训诂而为正义，佛学袭魏晋之翻译而加华妙，似不宜与宋之理学比，而附于陈隋之后为宜。而自文学史论：沈宋出而创律诗，韩柳出而振古文，温韦出而有倚声，则开宋元文学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为宜。故谓学术史之第二期，始两汉而终五代，与文学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终。而第三期则始于宋而终明，与文学史殊其终，并不同其始。盖明之学术，实袭宋朱陆之成规而阐明之，不如文学之有何、李、王、李复古运动，轩波大起也。试得而备论焉。 二、上古 呜呼！文章之作也，其于韵文乎？韵文之作也，其于声诗乎？声诗之作也，其于歌谣乎？盖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话言，有话言而后有文字，故在六书未兴之前，人禀七情以生，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譬之林籁结响，调如竽笙，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朱襄《来阴》之乐，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娲皇之《充乐》，其声诗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时，文字未著，徒有讴歌吟咏，纵令和以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譬之则傜僮之跳苗歌耳。是以缙绅士夫，莫得而载其辞焉，厥为有音无辞之世。是后鸟迹代绳，文字初炳，作始于羲皇之八卦，大备于黄帝之六书，而年世渺邈，则声采莫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尧时有《康衢歌》、《击壤歌》，虞舜有《卿云》、《南风》、“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声按韵，诵其言，咏其声，播之篇什而为诗歌者。 虞舜诗之可信者，独见《尚书》之“明良喜起”歌，《尚书大传》之《卿云歌》。《南风歌》见称《礼·乐记》，而不著其词，见《尸子》，而辞气谐畅，疑若不类。然当日诗歌之属，必已多有。孔子于《帝典》录舜命夔之言曰：“诗言志，歌永言。”是诗教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书》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虽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语助，其实三言也。《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凡三句，每句一韵，虽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语助，其实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谟记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将以助语，用也、矣、与、耶字者绝无，而哉字之语助亦止一二见。盖诗歌主音节，故成句之字数奇，而缀以语助，用以叶响。而言论则非同于歌咏，故典谟记载，多四言句而不用语助。此可以证韵文、散文之殊，在音节而不以句之奇与偶也。 后世有作，韵文多为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韵文不尽偶，而散文不必奇。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试以《尧典》为例：“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二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一段奇，而“昊天”、“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段，章法偶而辞悉奇。自“帝曰咨”至“庶绩咸熙”一段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必意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其中“以亲九族”四句，“慎徽五典”四句，凡数目之字，已无不对待整齐矣。“流共工于幽州”四句，竟居然以人名对人名，地名对地名焉，但不调平仄而已。然《关雎》“关关雎鸠”四句，以雎鸠雌雄相应和，兴君子之必得淑女为好逑，意似偶而句法不偶。“参差荇菜”四句偶，而承之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则又奇矣。首尾奇而中间以偶，骈文络乎散文之间，犹之偶数络乎奇数之间也。文之初创，骈散间用。数之初创，奇偶间用。厥后数理日精，奇数与偶数遂各立界说。文法日备，骈文与散文乃自为家数。喜骈，则成诗赋一流。嗜奇，则为散韵一派。又或合乐则以文语，记事则以散行，而纯主偶者为骈体，纯主奇者称散文。然则骈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进化之一端欤。 惟声律之用，本于性初，发之天籁。故古人之文，化工也，多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诗三百》，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是诗亦有不用韵者也。伏羲画卦，文王系之辞也，凡卦辞之系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哑”，《艮》之“身”、“人”，皆叶韵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扬，侵予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礼之为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好礼君子，随所闻见，得即录之，名曰《礼记》，方放废是惧，遗文掇拾，奚遑协音成韵，金声而玉振之乎？然《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元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此其宫商大和，翻回取均，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如刘彦和所谓“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者，庶几得之。左氏传经，亦多叶韵，见于近人著述中所举者更难以悉数。即如四子书中，子思、孟轲之书皆散文，而《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勿食，劳者勿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至如诸子之书，亦多有韵者，今试举老、庄而言：《老子》：“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庄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轲、老子、庄子，断非有意于用韵者也，而读其所作，谓非用韵而不可也。盖冲口而出，自为宫商，此即《乐记》所谓声者由人心生者也。故曰：“有歌谣而后有声诗，有声诗而后有韵文，有韵文而后有其他诸体文。” 《诗三百》之用韵，于不规律中，渐有规律，而为后世一切诗体之宗，其用韵之法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车发》[1]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此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孔子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盖继往开来，而集二帝三王文学之大成者也。稽之载籍，可考见者五事。（甲）正文字　孔子在卫，曰“必也正名”，郑玄以正名谓正书字也。盖孔子将从事于删述，则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时，文字虽秉仓史之遗，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犹在，或相诡异，至于别国，殊音尤众。孔子之至是邦也，必闻其政，又观于旧史氏之藏、百二十国之事，佚文秘记，远俗方言，尽知之矣。于是修定六经，将择其文之近雅驯者用之以传于学者，故以周公《尔雅》教人，其余亦颇有所定。六经文字极博，指义万端，间有仓史文字所未赡者，则博稽于古，不主一代，刑名从商，爵名从周之例也。春秋异国众名，则随其成俗曲期，物从中国，名从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称孔氏古文，以虽同是仓史文字，而经孔子考定以书六经，则谓孔子古文焉。意孔子当日必别有专论文字之书，其见引于许慎《说文》者不一。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诘屈。'”孔子曰：“乌，眄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孔子曰：“粟之为言续也。”许慎谓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论语》“《诗》、《书》、执礼”谓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驯也。此孔子定文字之证。（乙）订诗韵　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盖古诗皆被弦歌，诗即乐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顾炎武、江永以来，并以《诗》为古之韵谱。夫《诗三百》删自孔子，是即孔子之韵谱也，以殊时异俗之诗，其韵安能尽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诗，不惟删去重复，次序其义，而于韵之未安者，亦时有所正，故曰“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未正以前，或不协于弦歌，既正以后，学者即据之为韵谱，故易象、楚辞、秦碑、汉赋用韵与《诗三百》合，皆本孔子矣。（丙）用虚字　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虚字不多，然木强寡神。至孔子之文，虚字渐备，赞《易》用者、也二字特多。而《论语》、《左传》，其中之、乎、者、也、矣、焉、哉无不具备，作者神态毕出，尤觉脱口如生，此实中国文学一大进步，盖文学之大用在表情，而虚字者，则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焉。（丁）作文言　文言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以前，有话言而无文言。近人蔡元培称：“文言用古人的话传达今人的意思。”虽然，古人之话，果足当今之所谓文言乎？余不能无疑也。不知古人自有古人之话，古人自有用话所作一种通俗之白话文学书，即《尚书》、《诗经》是也。夷考《尚书》之《尧典》、《皋陶谟》、《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康诰》、《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文侯之命》诸篇，当日对话之文也。《甘誓》、《汤誓》、《盘庚》、《牧誓》、《多士》、《费誓》、《秦誓》诸篇，当众演说之辞也。《大诰》、《多方》、《吕刑》诸篇，当日演说之文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十五国风，则采自民间歌谣，斯二者，在当日义取通俗，文不雅驯。“格”之训至也，来也。“殷”之训中间之中也。“采”之训事也。“肆”之言于是也。“刘”之言杀也。“诞”与“纯”之言大也。“台”与“邛”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会聚也。“蔑蔑”之言群飞也。“惄”之言饥也。“旁旁”之言驰驱也。“迈”之言去也，行也。“监”之言终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如此之类，古人用语，随在可以考见。然则《尚书》者，古人之白话文也。《诗经》者，古人之白话诗也。惟话言不能无随时变迁，后人读而不易晓，遂觉为佶屈聱牙焉。《尔雅》一书，有《释诂》、《释言》、《释训》三篇，是即以中古以来通用之文言，而注释《诗》、《书》之古语也。蔡元培云：“司马迁《史记》……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若自余观之：司马迁以“敬”改“钦”，以“克”改“能”，乃是依孔子以来通用之文言，改订唐虞之古语，而非如蔡氏所云“记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为中国最古之白话文学。此外十三经之中，如《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礼记》之类，作于孔子之后者，之文言而非白话，与《尚书》、《诗经》不同。所以字句之间，后人读之易晓，便不似《尚书》、《诗经》之聱牙涩舌，此可以见今所谓文言，是从孔子以来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之话之受时间制限。《书·盘庚》：“乃话民之弗率。”东坡《书传》曰：“民之弗率……以话言晓之。”是《盘庚》之为古人之话，明也，而《盘庚》之佶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两卦文言，明明题曰文言而不称做话，然而句法、字法，与今之所谓文言无大殊。更可见古人之话，自别有一种，而非即今之所谓文言也。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于是孔门著书皆用文言。左丘明受经仲尼，著《春秋传》，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门人，记夫子语，成《论语》一书，亦文言也。曾子问孝于仲尼，而与门人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记而成《孝经》，亦文言也。《檀弓》、《礼运》，皆子游之门人所记，亦文言也。可见仲尼之徒，著书立说，无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虽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诵而曰闻者，盖古用简策，文字之传写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则文言非古人之话，明也。大抵孔子以前，为白话文学时期，而孔子以后，则为文言文学时期。孔子曰：“辞达而已。”“达”即《论语》“己欲达而达人”之“达”。达之云者，时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尽人能通解之谓也。如之何而能尽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只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书同文。”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之所谓“远”，指空间言，非指时间言，是“纵横九万里”广远之“远”，而非“上下五千年”久远之“远”。推孔子之意，若曰：“当今天下各国，国语虽不同，然书还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无文，只可限于方隅之流传，而传之远处，则不行矣。”所谓“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谓“寡其词，协其音……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之言也。时春秋百二十国，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所占国籍不少，当日国语既未统一，如使人人各操国语著书，则鲁人著书，齐人读之不解。观于《公羊》、《谷梁》，已多齐语、鲁语之分。更何论南蛮舌如所称吴楚诸国。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欤？盖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学之规模具也。（戊）编总集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则是总集之编，导源《诗》、《书》，而出于孔子者也。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则是《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并称文学之彦，而子夏发明章句。懿欤休哉，此所以为六艺之宗，称百世之师欤。 三、中古 凡经之《易》、《诗》、《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墨》、《老》、《孙》、《吴》、《孟》、《荀》以及《公孙龙》、《韩非》之属，集之楚词，莫匪戛戛独造，自出机杼。是上古之世，文学主创作，而中古以后，则摹仿者为多。《史记·律书》仿《周易·序卦》，司马相如《大人赋》仿屈原《远游》，扬雄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谏不许单于朝》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甘泉赋》摹司马相如《大人赋》，几于无篇不摹，而班固《汉书·地理志》仿《禹贡》，陆机《辨亡论》、干宝《晋纪·总论》仿贾生《过秦论》，如此之类，不可悉数。 章学诚曰：“西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诸子衰而文集之体盛。”吾则谓文集兴而“文”、“学”之途分。何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秦丞相李斯请悉烧所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而以“文学”二字，冠诗书、百家语之上。太史公自序其书，举凡一切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称之为文学。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诸子流派益歧，而蔚为子部。史有马、班，而史学立。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 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盖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韵语也。然战国以前，如经之《易》、《书》、《礼》、《春秋》，传之《左》、《公》、《谷》，子之《老》、《庄》、老子，楚苦县人，苦县即令河南鹿邑县。庄子，蒙人，蒙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之东北。本柳诒徵说。《孟》、《荀》等，其体则散文也，其用则叙述也，议论也，皆北方文学也。独《诗》三百篇，楚辞三十余篇，为言情之韵文耳。楚辞之为南方文学，固也。考《诗》之所自作，《吕氏春秋》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子乃作歌曰：‘侯人子猗。’实始作为南风。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而郑樵为之说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诗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然则《诗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证矣。战国以前，所谓言情之韵文，可考见者，惟此与楚骚耳。未能与散文中分天下也。是为北方文学全盛时代。汉兴，而南人如枚叔、刘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寖与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辈抗颜行。而司马迁撰《史记》，以史笔抒骚情，班固作《两都赋》，以赋体罗史实，且融裁南方文学以为北方文学矣。此实南方文学消长之一大枢机也。爰逮晋之东也，篇制溺乎玄风，嗤笑殉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颜谢腾声，骖以鲍照，尤足启后代之津途。自汉以来，模山范水之文，篇不数语，而谢灵运兴会标举，重章累什，陶写流峙之形，后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晋之陆云，对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镂之巧，始颜延之，齐梁声病之体，后此对偶之习，是其源矣。然较其工拙，延之雕镂，不及灵运之清新，亦逊鲍照之廉俊。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终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笔，写豪壮之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史称其文甚遒丽，信然。然其所短，颇喜巧琢，与延之同病，至其笔力矫健，则远过之，与谢并称，允符二妙。然国风好色不淫，楚词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至鲍照雕藻淫艳，倾侧宫体，作俑于前。永明、天监之际，颜谢寖微而鲍体盛行，事极徐庾，红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玄之状。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据此擢士”。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尝慨乎言之。厥为南方文学全盛时代。物极则反。《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相偶对，而经诰之旨，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后学之士，取为师法。”论者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唾弃南方文学，中兴北方文学耳。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绮丽纤靡之文，自古然矣。顾有不可论于三国者，魏武帝崛起称伯，开基青豫，以文武姿，掞藻扬葩，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竞爽，亦擅词采，然华而不实，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王粲、徐幹以词赋标美，刘桢情高以全采，应玚学优以得文，皆一时之秀。已萌晋世清谈之习，开江左六朝绮丽之风矣。夫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与北方抗衡，其端实自孙氏启之。孙权称制江东，号吴大帝，然文笔雅健，不为绮丽，《与诸将令》、《责诸葛瑾诏》，卓荦有西京之风焉。虞翻谏猎之书，简而能要。骆统《理张温表》，语亦详畅。而诸葛恪救国之论，慨当以慷，尤吴人文之可诵者。吴之末造，韦曜《博弈论》、华覈《请救蜀表》渐近偶俪，然质而不俚，以视魏武父子之风情隽上，词采秀拔，固有间矣。谁则谓南朝文士尽华靡者乎？至蜀为司马相如、扬雄词赋家产地，而陈寿称“诸葛亮文采不艳”，范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是南人之文质直，转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谓变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传于今者，《文选》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笔”对举。《南史·颜延之传》：“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刘勰《文心雕龙》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或疑“文笔区分，《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为致诮于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谓“有韵者文”之“韵”，乃以语章句中之韵，非如后世之指句末之韵脚也。六朝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皆有合乎宫羽。故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合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以中，转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实发于子夏《诗大序》，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郑玄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以抑扬咏叹，其中有成文之音也。六朝人益衍畅其指而为韵之说。《南史·陆厥传》云：“王融、谢朓、沈约等文，将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世呼为永明体。”所谓“平头”者，前句上二字与后句上二字同声，如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欢”同平声，“日”、“乐”同仄声，是“平头”也。又如古诗“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朝云”、“丹池”同平声，是“平头”也。所谓“上尾”者，上句尾字与下句尾字俱用平声，虽韵异而声同，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齐”平声，是“上尾”也。所谓“蜂腰”者，每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如古诗“闻君爱我甘，窃欲自修饰”，“君”、“甘”皆平声，“欲”、“饰”皆入声，是“蜂腰”也。所谓“鹤膝”者，一句尾字与三句尾字同声，如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诗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思”皆平声，是“鹤膝”也。然则后世之所谓韵者，以句末之同为适而求其大齐，而六朝人之所谓韵者，则以句中之同为犯而求其不齐。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之骈文，亦只论句中之平仄，不谓韵脚也。而章氏乃谓“《文选》所集，无韵猥众”，特以其无句末之韵脚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谓韵者，非此之谓哉。 四、近古 唐之兴也，文章承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出，倡为先秦之古文，一时才杰如李观、李翱、皇甫湜等应之，遂能破骈俪而为散体，洗涂泽而崇质素，上踵孟、荀、马、班，下启欧、苏、曾、王，盖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韩愈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变，即字句骈散不同，而骈散之不同，则诗文体制之各异也。文势贵奇，而诗体近偶。重骈之代，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即如范晔生刘宋之时，增损东汉一代，成《后汉书》，自谓无惭良直，而编字不只，捶句必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袭南朝之余，《晋书》作者，并擅雕饰，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著讥《史通》，非虐谑也。近世赵翼则谓：“以文为诗，自韩愈始。至苏轼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天生健笔一枝，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故曰：重骈之世，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也。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体物写志，铺采摛文，滥觞于诗人，而拓宇于文境者也。是以重骈之代，赋中诗体多于文体。重散之世，赋中文体多于诗体。试观徐庾诸赋，多类诗句，而王勃《春思赋》则直七字之长歌耳。此重骈之代，诗体多于文体也。若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则又体势同于散文。盖宋袭韩柳之古文，而归于质，重散之世也。论古文之流别：韩愈以扬子云化《史记》，柳宗元以《老》、《庄》、《国语》化六朝，王安石以周秦诸子化韩愈，曾巩以《三礼》化西汉，苏洵以贾谊、晁错化《孟子》、《国策》，苏轼以《庄子》、《孟子》化《国策》。于此可悟文学脱胎之法，而唐以后之言古文者，莫不推韩、柳为大宗。然唐宋八家，韩、柳并称，而继往开来，厥推韩愈。独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翱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其衍李翱之安雅一派者，至则为欧阳修之神逸，不至则为曾巩、苏辙之清谨。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则为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则为苏洵、苏轼之奔放。其大较然也。 惟骈俪之文，虽摧廓于中唐之韩柳，而骈俪之诗，则大成于初唐之沈宋。夷考其始，汉魏六朝诗，祖述《风》、《骚》，陶写情性，篇无定句，句无定声，长短曲折，惟意所从，世号曰古体。唐调以声律，加以排整，句有绳尺，篇有矩矱，谓之近体，以别于古体也。古体、近体，唐代始划立鸿沟。近体诗者，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绝而称也。然诗之化散为骈，至唐而要其成耳。盖自沈约创声病之说，尔后诸家遵轨，竞为新丽，益与律体相近。陈隋之间，江总、庾信、虞茂、陆敬、薛道衡、卢思道等所作，往往见五律七律排律之体，此可以证六朝之散体趋骈，诗亦不在例外。然其初非出有意，不过偶合新调，故未能别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诗格调者，或仅六句，或至十句。至沈佺期、宋之问出，揣其声韵，顺其体势，始与六朝以前之古诗，判然分途而为律诗。盖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后者之律，则立意而为四韵。诗之有沈宋，犹文之有徐庾也。绝之声调，与律同，或不与律同亦可，章四句，有全体属对者，有前二句或后二句属对者，盖由律诗中截来，故又号曰“截句”。然李白、杜甫，唐推诗圣，运古与律，纵横挥斥。李白五言律，秾丽之中，运以奇逸之思，而杜甫更能于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七言律，李白所短，而工于绝，纯以神行，独多化工之笔。杜不工绝，而善七言律，八音和鸣，济以沉雄。后世之言律绝者莫尚焉。是律绝之极工者，不拘于声律对偶，而铿锵鼓舞，自然合节，所以为贵也。然唐诗之有李杜，犹唐文之有韩柳。韩柳并称，而继往开来，韩愈之力为大。李杜竞爽，而入雅出风，杜甫之传称盛。一传而为元和，得韩愈、白居易焉，皆学杜甫者也。特韩更欲高，白更欲卑，韩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为绮，则为温李温庭筠、李商隐，为宋之西昆。自韩流而入于奥，则为郊岛孟郊、贾岛，为宋之西江。杜诗之有韩愈、白居易两派，犹韩文之有李翱、皇甫湜两家矣。请得而备论之。 唐以诗名一代，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后百年间，谓之初唐。唐玄宗开元元年以后五十年间，谓之盛唐。代宗大历元年以后八十年间，谓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后至于唐亡，谓之晚唐。初唐诗人，王勃、杨炯、沈佺期、宋之问承陈隋之后，风气渐转而骨格未完，齐梁浓艳，尚有沾濡，排比之迹，盖益精整。而陈子昂特起于王、杨、沈、宋之间，始以高雅冲澹之音，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后代因之，古体之名以立。杜审言、刘希夷、张说、张九龄，亦各全浑厚之气于音节疏畅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储光羲、王维、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龄、高适之闲远，常建、岑参、李颀之秀拔，李白之朗卓，杜甫之浑成，元结之奥曲，咸殊绝寡伦。而李白、杜甫独以雄浑高古，称盛唐之宗。其次当推王、孟、高、岑。王维诗丰缛而不华靡，秀丽疏朗，往往意兴发端，神情传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七言律尤臻妙境。孟浩然专心古澹，句法、章法，虽仅止于五言四十字，而悠远深厚，超以象外，不犯寒俭枯瘠之病。高岑不相上下，高适轶宕，一起一伏。岑参遒劲少逊高，而婉缛过之。选体，岑差健也。储光羲有孟浩然之古而无其深远。岑参有王维之缛而掩以华靡。李颀工七言律，称与王岑并驾。然李有风调而不甚丽。岑参才甚丽而情不足。惟王差备美尔。中唐弥矜卓练，刘长卿以古朴开宗，韦应物、钱起以隽迈擅胜。而韦应物尤工五言，闲澹简远，境界绝高。大抵应物诗韵高而气清，王维诗格老，而辞丽，并称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体韵观之，王维诗格老，而味远不逮应物。至于词不迫切而耐人咀味，应物自不可及也。下暨元和，则有柳宗元之超然复古，韩愈之雄深博大，元稹、白居易之清新，张籍、贾岛、孟郊之峻刻，李贺之奇诡，尤称一时之杰也。张籍工乐府，与元稹、白居易并称，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晚唐体愈雕镂。杜牧高爽欲追老杜，而温庭筠李商隐婉丽自喜，开宋初西昆之体。皮日休陆龟蒙鹿门唱和，亦为西江拗体之先河。斯皆晚唐之胜矣。晚唐人单辞片语，一联数句之间，实有精到之处，然格局未完，雕镵愈工，真气弥伤，此其短也。 律绝莫盛于唐，然律绝盛而词兴，而词者，则又律、绝之破整为散者也。考词之滥觞，厥推李白之《忆秦娥》、《菩萨蛮》，及张志和之《渔歌子》，实破五七言之绝句为之。如《菩萨蛮》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张志和之《渔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则裁七言绝一字者也。至《忆秦娥》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长短错落，亦裁之于七言或有余，或不足，皆以协和其调也。明杨慎云：“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然则词不惟破绝，并破律为之矣。 词上承诗，下启曲，亦唐代一大创制也。蜀赵崇祚编有《花间集》十卷，其词自温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为后世倚声填词之祖。陆务观曰：“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至于宋以词为乐章，熙宁中，立大晟府，为雅乐寮，选用词人及音律家，日制新曲，谓之“大晟词”。于是小令、中调之外，又出长调，而其体大备。故词之有宋，犹诗之有唐。宋初沿《花间》旧腔，以清切婉丽为宗，至苏轼出，始脱音律之拘束，创为激越之声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高瞻远瞩，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谐，自是横放杰出，曲子内缚不住者，比之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辛弃疾才气俊迈，好为豪壮语，即法苏轼，为南宋词家大宗。然姜夔、张炎仍以清切婉丽为主。故宋词分二派：一派词意蕴藉，沿《花间》之遗响，称曰南派，是为正宗。一派笔致奔放，脱音律之拘束，称曰北派，号为变格。遗集尤著者：南派有晏殊《珠玉词》一卷，晏几道《小山词》一卷，柳永《乐章集》一卷，张先《安陆集》一卷，欧阳修《六一词》一卷，秦观《淮海集》一卷，李清照《漱玉词》一卷（以上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吴文英《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高观国《竹屋痴语》一卷，史达祖《梅溪词》一卷，王沂孙《碧山乐府》三卷，周密《草窗词》二卷。北派有苏轼《东坡词》一卷，黄庭坚《山谷词》一卷，辛弃疾《稼轩词》四卷，刘过《龙洲词》一卷，皆传诵人口者也。独周邦彦于南北宋为词家大宗，有《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所作皆精深华艳，而长调尤善铺叙，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如己出，实兼综南北之长焉。 宋词至苏轼而变《花间》之旧腔，宋诗至苏轼而胚江西之诗派。宋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亿、刘筠则又专宗李商隐，词取妍华，而倡所谓西昆体者。欧阳修、梅尧臣始变以平淡豪俊，而规模未大。及苏轼出，乃以旷世之逸气高情，出入韩白，驱驾万象，雄伟轶荡，故是宋诗人之魁也。其门下客有江西黄庭坚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语必惊人，字忌习见，搜罗奇书，穿穴异闻，得法杜甫而不为蹈袭，自成一家，锻炼勤苦，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世以其诗与苏轼相配，称曰苏黄，所谓江西诗派者宗之，是为宋诗一大变。而黄之所为不同于苏者，苏诗曲折汪洋，如长江千里。而山谷险峻奇崛，如太华三危。一深一阔，一难一易，故不同也。彭城陈师道者，亦游苏轼之门，喜为诗，自云学黄庭坚。然庭坚学杜，脱颖而出。师道学杜，沉思而入。宁拙勿巧，宁朴勿华，虽非正声，亦云高格。后来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遂以师道次庭坚之后，而并称开宗之祖焉。 夷考六朝之骈文，一变而为唐宋之散体古文，又一转而为宋元之语录及章回小说，文之破整为散则然也。唐之律绝，一变而为宋之词，又一转而为元之剧曲，诗之破整为散则然也。然则中古文学之由散而整者，近古文学则破整为散，其大较然矣。虽然，近古文学之破整为散，特为社会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论于朝廷功令。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经义取士，皆俪体也，遂为近代取士模楷。然则近古而后，社会士夫既厌俪体之极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俪体之末运而欣之以禄利，而朝廷之禄利，不足以易士夫之好尚，此则不可不特笔也。 五、近代 夷考明自洪武而还，运当开国，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则稳称，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庙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间，茶陵李东阳出入元宋，溯流唐代，擅声馆阁，推一代文宗，而门下士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乃起而与之抗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为文故作艰深，钩章棘句，至不可句读，持是以号于天下，而茶陵之光焰几烬。洎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住。盖宋元以来，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王、李之起，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极渐流于虚㤭，虚㤭之极，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两派迭为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然汉魏之声，由此高论于后世，而与韩欧争长。唐宋之文运，至此乃生一大变化矣。然较其得失：秦汉之文，玉璞金浑，风气未开。后世文明日进，理欲日显，故格变而平，事繁于昔，故语演而长，此亦天演自然之理。而何李以其偏戾之才，矫为聱牙诘屈，无其质而貌其形，为文弥古，于时弥戾。故何李之徒，卒为委罪之壑。至嘉靖之际，历城李攀龙、太仓王世贞踵兴，更衍何李之绪论，谓“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而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四海。独昆山归有光绍述欧曾，毅不为下，至诋世贞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之力也。虽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别成一家而不与前人同者。盖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闻隽语，刿心怵目，斯以厕文人学士之笔。至有光出而专致力于家常琐屑之描写。桐城方苞，谓“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而姚鼐亦以为“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其尤恻恻动人者，如《先妣事略》、《归府君墓志铭》、《寒花葬志》、《项脊轩记》诸文，悼亡念存，极挚之情而写以极淡之笔，睹物怀人，户庭细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笔妙人人所无。而所以成其为震川之文，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者也。 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櫆，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时，吾家鲁思先生实亲受业于桐城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二人者，遂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而学焉，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谓之阳湖派。而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入，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乃辑《骈体文钞》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篹》，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顾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然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江都汪中质有其文，熔裁六朝，导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仪征一派，又复异军突起以树一帜。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固然也。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 自明以来，言文学者，汉魏、唐宋，门户各张，一阖一辟，极纵横轶宕之观，而要其归，未能别出于汉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学，清之文学也，徒为沿袭而已。清初诗家有声者，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旧，而曹溶诗名，亦与鼎孳相骖靳。大抵皆步武王、李也。明末公安袁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竟陵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又评隋以前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亦一时之盛也。新城王士祯肇开有清一代之诗学，枕葄唐音，独嗜神韵，含蓄不尽，意有余于诗，海内推为正宗。与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闰章、海宁查慎行、莱阳宋琬所汇刻者，曰六家诗。彝尊学富才高，始则描摩初唐，继则滥泛北宋，与士祯齐名，时人称为“朱贪多，王爱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盖闰章以温柔敦厚胜，琬以雄健磊落胜也。当是时，商丘宋荦亦称诗宗，与士祯颉颃，而诗主条畅，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苏轼。游其门者，如邵山人长蘅等靡然从风，亦于士祯之外自树一宗，独王士祯名最高，然清诗之有王士祯，如文之有方苞也。清初诗人皆厌王李之肤廓，钟惺谭之纤仄，谈诗者颇尚宋、元，而宋诗之质直流，而为有韵之语录，元诗之缛艳化，而为对句之小词。王士祯崛起其间，独标神韵，所选古诗及《唐贤三昧集》，具见其诗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录王维独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为一代风气所归。但士祯之诗，富神韵而馁气势，好修饰而略性情。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赵执信本娶士祯女甥，习闻士祯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而执信作《谈龙录》纠之，谓“诗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论者以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大抵士祯以神韵缥缈为宗，而风华富有，执信以思路巉深为主，而刻画入微。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仍伤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派再病纤仄。两家并存，其得失适足相救也。执信既著《谈龙录》发难士祯，而山左之诗一变。钱唐厉鹗《樊榭山房诗》，精深峭洁，参会唐宋，于王士祯、朱彝尊外，又别树一帜，而两浙之诗一变。钱唐袁枚、铅山蒋士铨、阳湖赵翼并起，号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诗无不一变矣。然乾、嘉之际，海内诗人相望，其标宗旨，树坛坫，争雄于一时者，要推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王士祯之诗，既为人所不餍，于是袁枚倡性情以矫士祯之好修饰而涉于泛。翁方纲拈肌理以救士祯之言神韵而落于空。沈德潜论格调以药士祯之工咏叹而枵于响。袁枚论诗，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王士祯主修饰而略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此可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此袁枚论诗之旨也。翁方纲以学为诗者也。其论诗，谓：“士祯拈神韵二字，固为超妙，但其弊恐流为空调。”故特拈肌理二字，盖欲以实救虚也。所以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证，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澈洋溢于其中。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然言言征实，亦非诗家正轨，故其时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潜。德潜少从吴县叶燮受诗法，其论诗最崇格律。尝曰：“诗以声为用者，其微在抑扬抗坠之间。”此说本发之赵执信，谓“汉魏六朝至唐初诸大家，各成韵调，谈艺者多忽不讲，与古法戾”，乃为《声韵谱》以发其秘，亦犹曾湘乡论文从声音证入，以救桐城懦缓之失也。德潜又曰：“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贵能以意运法，而不能以意从法。”及自为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尤所服膺者为杜，选《古诗源》及《三朝诗别裁》以标示宗旨。天下之谭诗者宗焉。踵其后而以诗名者：大兴有舒位，秀水有王昙，昭文有孙原湘，世称三君。四川有张问陶，常州有黄景仁、洪亮吉，江西有曾燠、乐钧，浙中有王又曾、吴锡祺、许宗彦、郭麐，岭南则有冯敏昌、胡亦常、张锦芳三子，而锦芳又与黄丹书、黎简、吕坚为岭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学，未尝及德潜门，而实受其影响者。其中以舒位、孙原湘、黎简三家，尤为特出。位与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简则学杜而得其神髓者也，于是宋诗之径途渐辟。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寯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而国藩地望最显，其诗文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湘潭王闿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比之古调独弹矣。王闿运始与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攸县龙汝霖四人者相善也，喜吟咏，日夕赓和，而辅纶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体，故号为学古，标曰湘中五子。而五子之中，闿运独推服邓辅纶云。 清诗有唐宋之殊，而词则宗宋。词学至南宋之季，几成绝响，知比兴者，金之白朴、元之张翥而已。朴词曰《天籁集》，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而翥《蜕岩词》，婉丽风流，亦有南宋旧格。惟璞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而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余音，门径微有不同。明初作者，犹沾溉张翥之旧，不乖于风雅。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盛行者，为《花间集》、《草堂诗余》二选。杨慎、王世贞辈之小令、中调犹有可取，长调皆失之俚。惟陈子龙之《湘真阁》、《江蓠槛》词，直接唐人，可谓特出。明社既屋，京兆士大夫虽依新朝，犹慨沧桑，特假长短之句，藉抒抑郁之气，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而吴越操觚家闻风兴起，作者、选者，妍媸杂陈，遂不免有怪词、鄙词、游词之三大蔽。王士祯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盖皆祖述南宋，唯《草堂诗余》是规，罕及北宋以上，殆若文之祢唐宋八家而祧东、西京，诗之学苏、黄而不知有苏、李十九首，未可谓善学也。洎士祯在朝，位高望重，绝口不谈倚声，独朱彝尊、陈维崧两人并世齐名，妙擅倚声，合刻《朱陈村词》，而清朝词派始成。惟朱才多，不免于碎；陈气盛，不免于率。朱之情深，所作词高秀超诣，绵密精美，其蔽为饾饤。陈之笔重，所作词天才艳发，辞锋横溢，其蔽为粗率。继之而起，名重一时者，实惟纳兰成德，门地才华，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其词缠绵婉约，能极其致，南唐坠绪，绝而复续。故论清初词家，当推成德为一把手，朱陈犹不得为上。所惜享年不永，门户未张耳。然乾隆以前，言词者莫不以朱、陈为范围。钱塘厉鹗，吴县过春山，近朱者也；兴化郑燮，铅山蒋士铨，近陈者也。其后作词者遂分浙西、常州两派。浙西派始于厉鹗，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后生效之，每以捃摭为工，后遂浸淫而及于大江南北。然抄撮堆砌，音节顿挫之妙，未免荡然。特是绮藻韵致，词家之有厉鹗，如诗之有王士祯，有《樊榭山房词》一卷，《续集》一卷，生香异色，超然神解，如入空山，如闻流泉，节奏精微，辄多弦外之音。然标格仅在南宋，以姜夔、张炎为登峰造极之境，流极所至，为饾饤，为寒乞。亦与诗之渔洋末派同。武进张惠言乃起而振之，与其弟琦选唐宋词四十四家、百六十首，为《词选》一书，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张皇幽渺，虽町畸未辟，而奥窔已开。盖以深美闳约为主，其意在尊清真而薄姜、张，视苏、辛尤为小家，贵能以气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须有转无竭。嘉庆以来名家，大抵自张惠言而出。其学于惠言而有得者，歙县金应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传其学者，则武进之董士锡也。此常州派之所由起也。荆溪周济稍后出，尝谓：“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其所立论，实足推明惠言之说而广大之，盖自济而后，常州派之壁垒益固矣。词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犹之文之有湘乡，以矫桐城懦缓之失也。桐城之文，富神韵而馁气势，略如诗之有渔洋，词之有浙派。然而有不同者，盖崇雅澹而排涂饰，不如渔洋诗、浙派词之好修饰而略性情。此以流派论。若就词论词：南宋而还，极盛于清，然惟纳兰成德、项鸿祚、蒋春霖三人为当家耳。成德《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后主之遗，虽长调多不协律，而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鸿祚《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古艳哀怨，如不胜情，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其《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首，及观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云云，婉而可思。又《丁稿》自序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以成德之贵，项氏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浙中填词为姜、张所缚，百年来屈指惟项鸿祚有真气耳。蒋春霖为诗，恢雄肮脏，若《东淘杂诗》二十首，不减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为长短句，镂情刿恨，转毫于铢黍之间，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有家数。春霖《水云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甚大，与纳兰成德、项鸿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清初王士祯、钱芳标钱方标，字葆馚，华亭人，所著《湘瑟词》有“惊才绝艳”之誉一流，为才人之词，张惠言、张琦、周济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固不以流派限矣。” 此近代文学之大略也。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发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既穷其源，将竟其流，爰述历古文家为编首。 * * * [1]原书作“车发”，似有误。 [book_title]上编　古文学 一、文 魏晋文 王闿运　章炳麟　附黄侃　苏玄瑛 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生时，父梦神榜其门曰：“天开文运。”因以闿运为名。顾天性愚鲁，幼读书，日诵不及百言，又不能尽解。同塾者皆嗤之。师曰：“学而嗤于人，是可羞也。嗤于人而不奋，无宁已。”闿运闻而泣。退益刻励，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年十五，始明训故。十九补诸生，与武冈邓辅纶、邓绎等结兰陵词社，号湘中五子。二十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作《仪礼演》十二篇。二十八达《春秋》。其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时则让清之季，学者承乾、嘉以来训诂章句之学，习注疏，为文章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辨，掇拾丛残，而不知修辞为何事，读者竟十行，辄隐几卧。而闿运不谓是，因慨然曰：“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必其灿著者也。今若此，文之道，或几乎息矣。”故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抵组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平湖张金镛方督学湖南，科试录遗才，得闿运卷，惊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见，称勉之，且曰：“湖岳英灵，郁久必发，其在子乎？”中咸丰癸丑举人，应礼部试，入都。肃顺柄政，待为上宾。一日，为草封事，文宗叹赏，问属草者为谁。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上问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上曰：“可以赏貂。”故事，翰林得衣貂。时闿运在公车，意不欲他途进也。既，文宗崩，孝钦皇后骤用事，诛肃顺。而闿运方客山东，得肃顺书招之，将入都，闻肃顺诛，临河而止，有《人日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诗》曰：“当时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即咏肃顺也，不胜华屋山丘之感。后数十年，闿运老矣，而主讲船山书院时，一夜朗诵此诗，说肃顺故事，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涔涔下。某岁走京师，托言计偕，而实未与试，阴以卖文所获数千金，恤肃顺之家云。闿运诙谐善谑，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肃顺既败，乃踉跄归，伏匿久不出。旋参两江总督曾国藩军事。国藩，闿运通家也。其初简屏仪从，延纳士人，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奸宄，皆纳闿运议。闿运谓“国藩之文，欲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曹武王以入东汉，则顺而易”，而国藩不能用也。独谓闿运文有慧业，极称其《秋醒词序》。其辞曰： 戊午中秋既望之次夕，余以微倦，假寝以休。怀衿无温，憬焉而寤。方醒之际，意谓初夜，倾听已久，乃绝声闻。揽衣出房，星汉照我，北斗摇摇，庭院垂光。芳桂一枝，自然胜露；秋竹数茎，依其向月。青扉半开，知薄寒之已久。垩墙如练，映苔地以逾阴。象床低彩凤之帷，金缸续盘龙之焰。罗帱轻扬而已惊蚊宿，锁窗无听而坐闻虫语。湛湛之露，隔鸳瓦而犹凉。瑟瑟之风，送鸡声而俱远。辽落一声，旁皇三叹。岂象罔三求之后，将钧天七日之终？怃然自失，旋云有得矣。嗟乎！镜非辞照，真性在不照之间；川无停流，静因有不流之体。然则屡照足以疲镜，长流足以损川，推移之时，微乎其难测也。且齐有穿石之水，吴有风磨之铜。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坠而颖秃，积渐之势也。笋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穿天，迟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为促，而不知积损之已久。或以耄期为寿，而不知佚我之无多。是犹夏虫之疑冰，冬鹖之忌雪矣。一年已来，偶有斯觉，未觉之顷，相习为安。况同景异情，觉而仍梦，庸得不即机自警，依影冥心者哉。于斯时也，从静得感，从感生空，意御列风之是非，轩云而升降，接卢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无，犹陈思之登鱼山，茂陵之叹敝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闺人已觉，一庭之内，群籁渐生，似华胥之顿还，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闺房者，苦人之扰天。栖空山者，必静而慕动。神仙纵可以学至，傥非智慧之士，所得而息机焉。居尘途而谈元寞，在金门而希隐遁，县车之愿徒设，拂衣之效无闻。与夫北山轩眉，终南捷仕，牛巢论禅代之事，武陵知汉晋之迁，亦有欣哀，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隐，将隐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素行之箴，许行所以有一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祛劳虑，信有为之如六，悟还真之用九。盖梦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澄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赋其意，命曰《秋醒词》。浣笔冰盂，叩声霜磬。飞萤入户，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闻秋吟而不去。人间风月之赏，别有会心；道场人天之音，切于常听也。 自诧以为生平妙文，无过此者。文章雍容，遨游群帅间。而是时，天下大乱，将帅各开幕府，招致才俊。曾国藩尤称好士。贱人或起家为布政，裸身来，归资巨万，士争自效。闿运独为客，不受事，往来军中，或旬月数日即归。后国藩益贵，宾客皆为弟子，闿运仍为客，尝至江宁谒国藩。国藩未报，遣使招饮。闿运笑曰：“相国以我为啜来乎？”即携装乘小舟去。国藩追谢之，则已归矣。撰《湘军志》，叙曾国藩之起湘军及戡平太平军本末。虽表扬功绩，而言外见意，于国藩且有微辞，不论其它。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惟骄将惮其笔伐，造作蜚语，谓得暮夜金，所纂有乖故实，购毁其板，欲得而甘心焉。然闿运自以为记事追太史公，趠不多让也。其记事之流传者，《湘军志》而外，有《录祺祥故事》，其辞曰：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即位之日，即命王入军机，恩礼有加，而册贵妃为太贵妃。王心慊焉，频以宜尊号太后为言。上默不应。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寑未，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景，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予汝矣。它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乡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以竺。意待封号以瞑。”上亶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庚申之难，令王留守。至热河，帝疾，独军机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请省视。帝疾竺，以不能坐起，强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其猜防如此。故肃顺拟遗诏，亦缘上意，不召王与顾命也。肃顺本郑王房，以功世为亲王，与袭郑王异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辅国将军为户部尚书，入军机，专断不让。怡王即世宗弟，亦以宠世王，袭王载垣与袭郑王端华皆依肃顺为用。初诏谒陵出都，实辟夷兵，而讳其行。行日之朝，犹有诏言“君死社稷”。独肃顺先具行装，备路赍。自都启行，供张无办，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饭，而肃顺有食担，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进，孝贞、孝钦两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齿于肃顺。及之热河，循例进膳。孝贞又言：“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当以告肃六。”明日，诏问云云，肃顺知上旨，则对以：“费亡几。若骤减膳，反令外惊疑。”上心喜所对，即诏后曰：“肃六云不可。”后益恶肃顺矣。已而大行，遗诏八臣受顾命如故事。孝贞诏顾命臣，以防雍阁为词，日进章疏，仍由内发，军机拟旨，上后览发，以小印为记。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时人刻，汉玉为之。汉玉者，汗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汉。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寝，问侍寝何人，升坐责数之。上既视朝，心念后未还，恐有变，即还寝，则宫监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即戒毋报知皇后，潜步入，则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见上至，下迎，帝即坐后坐，跪者犹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阳指跪者，问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来，寝兴有定法。今帝以醉过辰不出朝，外间不知，皆以奴无教，故责问彼何以多劝上酒。”帝叹曰：“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后奉诏，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自问。”帝惭，即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赐后以谢。“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为信，而或说不知，安有传伪云。既而御史高延祜上请垂帘，本后意也。以示顾命臣。肃顺即言：“按制当立斩。”孝贞心怍焉，即曰：“我辈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拟上，议斩。奏下，独留高折不发。于是军机三日不视事，孝贞问，则以对前折未尽下。于是孝贞涕泣，自起检奏予之，拟高摘为披甲奴。越日大临，后见醇王福晋而泣。醇王福晋，孝钦妹也，孝贞亦妹之，故相亲善，诉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在乎？”福晋言：“七耶在此。”孝贞喜曰：“可令明晨入见。”及明，醇王入直庐前。肃顺问“何为”，对以“召见”。肃顺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阶。俄宫监来窥直房，旋去，而军机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见分班，一见为一起，军机则皆同入为头起。此日不召头起，先召醇王。宫监来窥者三，终不见醇王至，三至，乃自语曰：“七耶何不来？”王在外闻之，即应曰：“待久矣。”来监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肃顺在内坐，不能阻王，既对，孝贞诉如前，醇王曰：“此非恭王不办。”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驰还京。三日，与恭王至，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后诉如前，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后即令王传旨回銮，令肃顺护梓宫继发。既之京，即发诏罪状顾命八臣，俱拿问。怡、郑二王犹在直房，恭王出诏示之，皆相顾无语。王问：“遵旨否？”载垣曰：“焉有不遵。”王即拱之出，则以备车送宗人府。于是遣醇王迎提肃顺，即庐殿旁执诣刑部。肃顺骂曰：“坐被人算计，乃以累我。”临刑，骂不绝，卒以拦阻垂帘斩于市，而赐二王死。一时无识者谓之三凶。即诏旨亦不知垂帘之当斩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设三御坐，召见听政如常仪。名治肃党，以常酒食往来者当之。而恭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然宫监婪索，亲王密迩，时有交接，辄加犒赉，则不足于用，而国制，王贝勒不亲出纳，奉给庄产，皆有典主者，率盗侵以自给，及入枢廷，需索尤繁，王恒忧之。福晋父，故总督也，颇习外事，则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赇赂公行，珍货猥积，流言颇闻，福晋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耶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故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而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瓶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磁，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耶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它日，诏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谢，固问：“何人？”孝钦言：“蔡寿祺。”王失声曰：“蔡寿祺非好人。”于是后积前事，遂发怒，罪状恭亲王，有“暧昧不明，难深述”之语。朝论大惊疑。而外国使臣亦询军机事所由，用是得解。复召见，王痛哭谢罪，复直如初，以疑忌挤去者八人。军机有前后八仙，与前顾命者为对，皆以目恭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谨。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师，诛于历城。李莲英继用事，烜赫过于小安，而谨饬慎密，竟终事孝钦。恭王亦以功名终，得谥曰贤，不遇祸败。然王大臣纳贿之风，及孝钦颇留意进献，皆自王倡之。五十年来，议和主战，终归于服从，亦孝钦之过虑也。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而俱为财累，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及禅让亦以贿成，用兵惟先言饷，动至千百万，和款外债遂巨兆。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不怍，开辟以来未有之奇，盖又咸、同以来所不料者。以前史论之，战国、秦、楚之际，庶几肇兹。自非张四维，革浇风，吾乌知其所底哉。 盖作于国变以后，然婉而章，尽而不污，与《湘军志》同为逊朝大掌故文字也。既以肃党摈不用于时，大治群经，出所学以开教授。谓：“文章之道，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是以文饰者胥尚虚浮，驰骋者奋其私知。故知文随德异，宁独政与声通。欲验流风，尤资总集。但萧楼略选，仅存梗概；梅纪旁搜，未区门目。自馀挦摭，莫识津涯。蔽所稀闻，咻于众楚。”因辑《八代文粹》，广甄往籍，类分仍夫萧选，正副略仿李钞，要以截断众流，归之淳雅，并为述其本由，使必应于经义。四川总督丁宝桢钦其贤，延为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至之日，则进诸生而告之曰：“治经要道，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词，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说文解字》之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然欲取裁于古，当先渐渍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账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无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余年不成也。人病欲速。”遂教诸生以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及《文选》之法。诸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进乎礼乐。厥后廖平治《公羊》、《谷梁》、《春秋》、《小戴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氏《经解》所囿，号曰蜀学。既还，主长沙校经书院，移衡州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弟子数千人，学者称为湘绮先生。 湘绮先生者，盖因闿运自署所居之楼而称也。闿运闲雅广达，饶文史之乐，蚤岁偕妻赁庑，殊逼仄不甚适，自署曰湘绮楼，诵谢仪曹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自以“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故以为名。然是时实未有楼也。后于长沙定王故台之旁，得三楹而居，有楼甚广，开窗即见湘水接天，山峦起伏，苍波无际，悠然景物，悉纳户牖。闿运于是大乐，欣得其所也，曰：“此真湘绮楼矣。”夫人蔡氏名生，亦知书，能诵《楚辞》以娱媚于闿运。先是闿运之少也，谒于蔡氏。有女贞不字，窥帘见以为丰裁独秀。其父微测其意，告于祖母，问曰：“湘潭王生尚有文才，惜太贫耳。”女默然久之，第曰：“贫亦何害。”祖母曰：“然则汝肯嫁若耶？”女益默然。父友丁取忠方善闿运，绳而媒焉。闿运少喜标置，不乐土风，未之许也。他日丁取忠乃言蔡女高傲，或劝勿媒，闿运遽曰：“女中安得高者？”请愿娉焉。问名之夕，梦通谒者红锦金书，唯媞字朗然，旦得庚帖，越二岁来归，故字以梦媞。既习礼容，尤矜风格，明眸广额，㐱发稠如。姻家黄尝大会族亲，满堂黻佩。或问谁为王嫂，黄母笑曰：“刘妇莱妻，一望识矣。”自以居贫，恒严取受，顷岁绝食，有馈金求闿运文者，笑曰：“当作则与，文可鬻耶？”已而闿运果却之，相视辗然。闿运居湘绮楼之一年，而太平军作难，曾国藩起湘军。闿运奋焉有用世之志，出参军谋，归读我书。邻园有鹤夜鸣，辄起徘徊，赋诗曰：“鹤唳华池边，气与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归尘鞅。”翛然有世外之致也。既兵久不解，疮痍遍地，白日闭城，但有师旅，干戈之光映月，而哭声盈野，变故陈沓。闿运乃絜妻避兵明冈，六年还城，则困甚。自言：“家无儋储，月供房税，靡菽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之广州，写所经涂，有《到广州与妇书》。其辞曰： 吾自度揭岭，日远故国。下滩乘泷，并值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清弱，泷船柔脆，篙师拙狞。自平石至乐昌，乃昔迁客涕泣惊怖之地。凡有六泷，郦道元所谓“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泷原由溱入洭。汉桂阳太守周昕疏凿巨石，始通舟楫，旧有祠祀昕，今惟祠祷韩愈。素湍激雪，风涛凛厉，估舟惊望，叹若天堑。然观其水势，浅陕殊甚，徒极奔溅之状，实无浩汹之奇。吾舟下泷时，触破来舫，移岸迁货，纤毫得济，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风涛呼吸之危也，而众人矜惜衣装，婴于濡没，重载轻发，自取碎破，清水白石，遂受恶名。耳口相传，自为眩惑，致使衣带之水，与吕梁齐险。祷求谪臣而使君废祀，以愈生时，犹不自济，欲其为福，不亦难乎。由乐昌下，大舟，东至曲江，五岭之口也。县以曲红冈而名，江红声同，因改字矣。设府建关，控引吴楚，浮桥横江，以榷舟税，大艑巨舰，骈阗于此。韶石在其北，郦生所记二仙分憩之处也。自唐以前，传虞舜奏乐于此，及英德亦有尧山。道元引耆旧之言，云“尧行宫”。王韶之记亦谓“尧故亭”。又曰：“父老相传南巡登此。”然则禹迹以前，斯为内地。且金银轮王治四天下，唐虞二圣，岂局步于五岭乎？从英德至清远，经历三峡，即浈阳大庙中宿也。大庙介二峡之间，赵佗筑万人城，杨仆伐破寻狭，亦此岸地。然是陆地之要区也，江行之奇则在浈阳。道元云：“两岸杰秀，壁立亏天。”张子寿亦言：“晴书山阴，先秋水冷。”后人始开栈道，建峡山寺于上。悬崖长啸，江帆萧瑟，虽词客寻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剥落，翠秀靡依。以吾卧观，未为佳胜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恒青，藻丽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势若火燎，丹皮赭骨，寸茎不附，孰如蒸湘，岩树葱茏，松竹杉柏，陵冬鲜碧，故过岭以南，无可瞻悦。但此峡擅名既久，未跻绝壁，江山嘉会，步步异形，若登临俯观，或当有异。故周夔云：“碧澜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风瑟缩。”得此石室，题为难到矣。《吴都赋》以闽禺楫师，习御长风。今老龙、河西等船，实为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若蹄踣，号声惨烈，清旦黄昏，闻者骇悸。兼劫盗肆出，人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清旷。三水今县，《汉地志》所谓“洭水南至”，四会之地也。洭水自清远来曰浈江，牂牁水源流万里，自肇庆来，曰西江，晋康水自广宁来，曰绥江，均会昆都，故为县号。绥江至县，复分二派，同为一川，故昔言四会矣。冬水尽涸，舟楫无利，始以季冬六日至于广州。此州实四宅之南交，荆州之下徼。自汉迄今，繁富有名。往在他方，闻彼土人，说其物产，矜炫殊绝，云甲天下。及躬览风物，考之图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为秦南海郡地。《山海经》所谓贲禺，郭景纯云：“今番禺也。”姚文式言：“城东南偏有水坑陵，此县人名之为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筑自越人公孙隅，号曰南武。楚威王时有五羊衔谷穗之瑞，乃增筑楚亭，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及任嚣、赵佗始成都会。吴步骘又廓番山之北。及宋，筑子城、瓮城，又增两翅以卫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连三城为一，即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坚陕，街衢垢秽，无洁清之容。民言侏，贪利好奢，自外中国，别为风气。地性蒸暖，易生疾疫，蚊蝇乘其昏运，蛇鼠充其毒食。瘴疠风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详矣。岛夷杂糅，诡服殊形，刀剑火枪，纵横于路。民无正业，习为博盗，白昼攫金，露刃连队，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兴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为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钱，许射一条，由一至百千万，不限字数，全中，其利千倍，一钱之资，偿以十金。国人若狂，梦想颠倒，号曰白鸽标，此敛财之巧术也。意钱掷骰，割肉悬壶，藏钩恹牌，皆供赌输，愚者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闻也。凡倡女冶容，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发高尾，白足著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唱撮声，尽发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若抱虎狼，斯实男女之一厄乎。异物恒产，来自番舶，土人所甘，良亦奇诡。菜必生辛，羹必稠甜。若夫槟榔酸涩，蕉子甘烂，薯重十斤，芥高七尺，君迁小柿，新会大橙，不含霜雪，多复皱腐。腌橄榄以盐豉，取蚁粪为奇南，榕树不可爨，木棉不可絮，奇器巧制，则故贱其直，水火菽栗则尽昂其贾。陆生所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过，桃荣梅落，余花生红，多不辩名，但有其质，聊无其姿，亦何取于长春乎？邦人市海鲜，别为厨馆，则有鲨鱼之翅，海蛇之皮，章举马甲，天蠔，咸蟹龙虾，雄鸭腊鹑，腥秽于市井，纷错于楼馆者，不可胜计。又俗好烧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餐，宾筵以多杀为豪，婚礼烧猪，辄列数百。俗无羞耻，取妇以得女为奇。床笫之私，守宫之验，明告六亲，夸以为荣。知礼之家，亦复随俗。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此尤可笑叹者也。通商之夷，何止百种。蟠踞城府，敖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欢，况敢设备豫乎？外郡土客，仇杀未已，且不受官劝，谁能用武。乡村族居，多建炮台。县官催科，动必发兵，幸而战胜，惧乃纳税。省中录囚，日屠百人，皆无辜之穷老，受泉而代死。子卖其父，如犬羊然，轻命嗜货，三纲绝矣。蚤富则为大豪，夕贫则充盗魁。昔南汉刘，奢僭自雄，乐裸逐之戏，制烧煮之刑。今久渐皇风，犹为恶俗。若非猛厉廉正，贵士贱商，先教礼让，后禁淫盗，则伊川之野，不百年而为戎乎。尉佗文理以止斗，陈祖奋武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吾乡游宦士大夫，多怀归思。亦有强壮，无瘴而夭。柳生夏凋，翁君冬亡，虽会冥数，诚可悲惧也。容兄以卑官居韶，十口饥寒，其妻与妾居，比肩钧敌，呼嫡子为儿，视所生如奴。山农新取南女，以为继妻。此女矜其华年，轻鄙老夫，动即叫骂，坐必偃蹇，同之南海，便蹇裳而去，独坐夷船，还其母家，虽冯敬通之悍妻，贾公闾之妒妇，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闻，女史之一鉴也。夫阴教不修，夫妻同过，但责女德，岂足云乎。想卿闻斯，达此谊也。吾好为远游，何必乐土。优游自如，身心无患。比读庄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论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颇欲逍遥，以化成亏，何觉哀乐之殊境，离合之异轨乎？惟恐淑子独处幽忧，聊书所经，以为笑噱。冬寒日轻，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当自慎，时复手书，以慰劳勤。 诵者谓“辞章之美，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先民有作，鲍照《大雷》差相拟也。诗才尤牢罩一世，各体皆高绝。而七言近体则早岁尤擅场者。其重悼师芳闿运女适钟，未逾年夭诗曰： 初月无端入玉棂，露痕如白又如青。不成眉样依明镜，遥想啼痕染素馨。自是长愁甘解脱，未应多慧误娉婷。文姬死后知音少，吟尽伤心只自听。 又《泰安岱祠》曰： 三重门阁敞清晖，碧殿丹墀对翠微。路入仙坛孤影静，气通天座百灵归。秦碑古藓青成字，汉柏神风绿晕衣。祠令奉高严祀久，不同诸岳倚岩扉。 《斗姥宫尼院》曰： 瑶阶翠柏不知霜，仙地宜分玉女房。镜里云霞烘月影，川中脂粉带天香。灵宫定有珠为蕊，尘世应知海未桑。朱鸟窗前几人到，等闲邪见莫思量。 《雪霁登玉皇顶》曰： 黄河如线海如杯，表里泱泱四望开。战国曾嫌天下小，登封常见圣人来。扶桑浴日光先照，匹练浮云首重回。一片空明尽冰雪，便疑身在九璜台。 雅健雄深，颇似陈卧子，有明七子之声调而去其庸肤，此其所以不可及也。顾其集中所存，无七言近体，盖晚年手订全稿时删去者。惟湘中旧刻本内有七言律绝二卷，曰《杜若集》、《夜雪集》。而七言古最著者，莫如所作《圆明园词》一篇，韵律调新，风情宛然，乃唐元稹之《连昌宫词》，不为高古，于《湘绮集》为变格，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而以监戒规讽终其篇，亦仿元稹《连昌宫词》之体也。网罗园故，序而行者，则署名长沙徐树钧焉。其词曰： 圆明园在京城西，出平则门三十里，畅春园北一里许，世宗皇帝藩邸赐园也。圣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沜，乐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筑畅春园。藩邸赐园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宫殿朝署之规，以避暑听政，前临西山，环以西湖。湖水发原玉泉山，曰山，度宫墙东，流入清河，《水经注》所谓“蓟县西湖，绿水澄淡，燕之旧池”者也。东流为洗马沟，东南合高梁之水，故鱼稻饶衍，陂泉交绮。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阗，八方无事，每岁缔构，专饰园居。大驾南巡，流览湖山风景之胜，图画以归，若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园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题扁者为一胜区，一区之内，斋馆无数。复东拓长春，西辟清漪，离宫别馆，月榭风亭，属之西山，所费不计亿万。园地多明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乾隆间浚池，发银数百万。每岁夏幸园中，冬初还宫。内廷大臣赐第相望，文武侍从并直园林，入直奏对，昕夕往来，络绎道路。历雍、乾、嘉、道，百余年于兹矣。文宗初，粤寇踞金陵，盗贼蜂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胜保、曾国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陆先朝重望，相继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贼不犯畿，然迭胜迭败，东南数省，蹂躏无完土，主上悯苍生之颠沛，慨左右之无人，九年冬，郊宿于斋宫，夜分痛哭，侍臣凄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发题，忧心焦思，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止有节，尤喜园居，冬至入宫，初正即出。时园中传有四春之宠，皆汉女，分居亭馆，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料兵，委权阃外，超次用人，海内称哲，而部院诸臣，无所磨厉，颇袭旧敝，晚得肃顺，敢言自任，故委以谋议。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船至广东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烧烟起衅，执政议和，予海关税银千八百万。英夷请立约，广督耆英与期十年，届期而徐广缙督两广。夷使至广州，拒不许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广州。咸丰元年，英吉黎、佛朗西、米利坚各国，乘粤寇鸱张，中国多故，复以轮舶直入大沽口台。王僧格林沁托团练之名，焚其二船，尽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乃潜至海岸买马数千，募群盗为军，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称西洋马队。闻者恐栗。夷马步登岸，我未陈而敌骑长驱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卒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豆乳、麦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帅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王公请和，和议将定。十九日，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夜不熄，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议成，以礼释囚，于是巴夏里与夷帅各陈兵仗，至礼部，订约五十七条，予以海关税银三千六百万，而夷人抵偿圆明园银二十万。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驾热河。今上即位，奉两宫皇太后还京，垂帘十载，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来贸易，设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毁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挑衅，日以难我，应之不暇，盖岌岌乎！华夷杂处，又忽忽十有一年，园居荒虚，鞠为茂草，西山大寺，夷妇深居。予旅京师，恻然不敢过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辇下，追话旧游，张子雨珊亦以计偕来，约访故宫，因驻守参将廖承恩许为东道主，四月十日，命仆马，同过绣漪桥，寻清漪园遗迹，颓垣断瓦，零乱榛芜，官树苍苍，水鸣呜咽，由辇路登廓如亭，望万寿山，但见牧童樵子，往来林莽间。暮从昆明湖归，桥上铜犀卧荆棘中，犀背御铭，朗然可诵。明日访守园者，得董监，自言：“年七十余，自道光初入侍园中，今秩五品。”居福园门旁。导予等从瓦砾中循出，入贤良门而北，指勤政、光明、寿山、太和四殿遗址，至前湖，圆明寝殿五楹，后为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坏壁犹立，拾级可寻。董监言：“东为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为乐安和，诸妃嫔贵人居也。洞天深处，皇子居也。”清辉殿为文宗重建，与五福堂、镂月开云台、朗吟阁，皆不可复识。镂月开云者，即所谓牡丹春也。世宗为皇子，当花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寿冠前古，集于一堂，高宗后制诗，常夸乐之。经其废基，裴回惄焉。东渡湖为苏堤、长春仙馆、藻园，又北为月地云居、舍卫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乐处，仅约略指视所在。东北至香雪廊，阶前苇荻萧萧，废池可辨。复渡桥，循福海西行，为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泻千顷，望蓬岛瑶台，岛上殿宇，犹存数楹，惜无方舟，不达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响。董监示余，“此管园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双鹤斋，又西过窥月桥，登绮吟堂，经采芝径，折而东，仍出双鹤斋，园中残毁几遍，独存此为劫灰之余，乱草侵阶，窗棂宛在，尤动人禾黍悲尔。双鹤斋西，为溪月松风，翠柏苍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宫人驱羊豕下来。东过碧柳书院，地跨池，东为金鳌，西为玉，坊楔犹存。又东去，皆败坏难寻，遂不复往，暮色沉沉，栖鸟乱飞，揖董监出福园门，还于廖宅。廖，澧州人，字枫亭，少从塞尚阿、僧格林沁军，亦能言行间事，感予来游，颇尽宾主之欢。既夕言归，则礼部放榜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余与壬父每相过从，言念园游，辄网网不自得。壬父又曰：“园之盛时，纯皇勒记，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罢南幸，宣宗尤忧国贫，秋狝之礼，辍而不举。惟夫张弛之道，宜及嘉、道时补纯皇倦勤之功，而内外大臣，惟务慎节，监司宽厚，牧令昏庸，讳盗容奸以为安静，八卦妖徒，连兵十载，无生天主，教目滋繁，由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故也。江、淮行宫既皆斥卖，国之所患，岂在乏财。”又曰：“燕地经安、史戎马之迹，爰及辽、金，近沙漠之风矣。明太宗以燕王旧居，不务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园居单外，非所以驻万乘，废而不居，盖亦时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园工。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而比年备办大昏，费已千万，结彩宫门，至十余万，公奏朝廷，动用钱粮。婚以成礼，岂在华饰？若前明户部司官得以谏争，余且建言矣。又余闻慈安太后在文宗时，有脱簪之谏，《关雎》、《车辖》之贤，中兴之由也。又园宫未焚前一岁，妖言传上坐寝殿，见白须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阶。明日至祠，谕祠之。未一稘而园毁，岂前定欤？子能诗者，达于政事，曷以风人之意，备繁霜云汉之采？”于是壬父为《圆明园词》一篇，而周学士、潘侍郎见之，并叹其伤心感人，笔墨通于情性。余以此诗可传后来，虑夫代远年逝，传闻失实，词中所述，罔有征者，乃为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长沙徐树钓撰。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原。渟泓稍见丹棱沜，陂陀先起畅春园。畅春风光秀南苑，蜺旌凤盖长游宴。地灵不惜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圆明始赐在潜龙，因为邸第作郊宫。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甘泉避暑因留跸，长杨扈从且弢弓。纯皇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放开双境。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殷勤无逸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痡，长鲸跋浪海波枯。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燃已至。扬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此时先帝见忧患，诏选三臣出视师。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珥。玉路旋悲车毂鸣，金銮莫问残镫事。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妖梦林神辞二品，自注曰：咸丰九年，文宗一日独坐若瞑，见白须老人跪前，上问何人。对曰：守园神。问何所言。云将辞差使耳。问汝多年无过，何为而去。对以弹压不住，得去为幸。上曰：汝嫌官小耳，可假二品阶。未一年而乱作矣。佛城舍卫散诸方。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纲。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昔同来。宁知乱竹侵苔出，不见春花泣露开。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钩连到。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蠃黛。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芦茄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上东门开胡雏过，正有王公班道左。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自注曰：夷人入京，遂至宫园，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锦纨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彩大宫门，何如旧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莺柳斗宫花。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 盖同治十年所作。诗出，辇下争写。大学士周祖培、侍郎潘祖荫见之，并叹为伤心感人也。独普定姚大荣议之曰：“杜子美《曲江行》、白乐天《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皆歌咏天宝遗事，大率据事直书，细微曲折，罗缕尽致。惟《长恨歌》托言汉皇，杨家有女，养在深闺，稍从曲笔。然文宗诵《曲江行》，辄思复升平故事，命浚曲江池，营宫殿于四岸以状之。宣宗吊白居易诗，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句，文人之荣极矣。元相遭逢尤奇。其《连昌宫词》流播禁掖，妃嫔近习皆诵之，目为元才子。中官崔潭峻录以奉御，穆宗大悦，遽召见，迭加拔擢，遂参政事。可见唐时公论犹重，是非昭著，天子不得曲护其私，而名流诗歌，并得于君父之前，指陈既往以警将来，尚有古代陈诗观风之遗。余自少喜诵元白诗歌，《连昌宫词》尤读之烂熟。窃疑所述宫殿景物，历历如绘，当是曾经目击，恐得诸人言者，不能如是亲切也，顾乃托于宫边老人之言以生文。及观郑宾光《津阳门诗序》，述其开成中，下帷石瓮僧院，甚闻宫中陈迹云云。甚闻者，巨细备悉之寓词。盖有不仅耳闻而兼得之目验者，及其裁刻为诗，则又托诸旅邸主翁口授，与元相同一用意，岂故蹈前人窠臼耶？盖皆有所避忌，而懔然于刑名之不敢干也。按唐《卫禁律》：‘阑入宫门者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守卫不觉，减二等，主帅又减一等，故纵者各与同罪。’当二家作诗时，连昌、华清二宫旷闭已久，虽循例守卫，而颓废之余，纠察从宽，典守者自不必龂龂与游人为难，而徇隐疏纵，容或有之。盖人情于名胜之区，往往神游目想，冀得亲尝其境以为快。况先朝离宫，陈迹故事，熟在人口，垂诸记载，艳溢心目，苟机会可乘，混迹得入，较之他项冒不韪触禁令者，情殊可原。虽纠察不及，而播为诗歌，则须衷法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二家诗词，所以必托诸人言，而未见自承亲见之微意也。昔宋崇宁中，崔德符以擅入景华御苑，为主者劾奏罢职，事载《容斋随笔》。光绪丙申，合肥李文忠公奉使俄罗斯，回国入觐颐和园行宫覆命，便道至圆明园游观，为所司纠举干谴。盖御苑非公园之比，主帅守卫，无许人出入特权，往游者即不自为计，独不为主帅守卫计乎？曩阅乔重禧《陔南池馆遗稿》有《敬瞻避暑山庄前后七十二景恭纪诗》，甫展卷，即诧其未娴禁令，不啻自具枷杖供招。今湘绮此词，亦未检点及此，而彼周学士、潘侍郎乃翕然称之。嗟乎！礼、刑相为表里，士大夫不知律，即不知礼，亦实不恤国体，又何怪其后外部溺职，不严引律条以拒绝外人游观之请乎。且湘绮方慨然于游民轻法，刑废不用，抑思士大夫为民表率，尚自弁髦刑章，又何责乎小民？此甚关文章体要，非其他小疵可比。嗟乎！有唐诗人之不可及，岂徒以其诗哉。即以诗论：首二句‘宜春’、‘建章’、‘长乐’并用，似涉填凑，合下二句离宫云云，意殊凡近。起势平弱，入后便难振奇。中间‘山石参差尽亚风’，句法出自老杜，然杜系题画，风鼓洪涛，山木自偃，转似洪涛在上，山木在下，画中风色，确有此状，故云‘山木尽亚洪涛风’。若山石是不动物，云何亚风，此等死句，殊难索解。然尚系小疵，其巨谬则在不考事实，就所见闻，一断以心，而为莫须有之案证。既作诗，虑故实不详，传闻或失，复自序之，而托名于同游之主事徐树钧。第诗以纪事，叙以明诗，如二者皆非纪实，则不足征信。且纪事之文，最重年月日，年月日一不分明，则事实可臆造，必启虚诬颠倒之弊。庚申之役，衅起换约。先是咸丰八年戊午四月，英、法、俄、美四国以兵轮至天津议款。英、法联兵攻陷大沽炮台，挟兵要抚。文宗命大学士桂良等至天津查办，津民遮谒道左。初，发匪北窜，扰及畿南诸地，津郡团练御贼有功，至是乃请率民团助官军拒敌。桂相不允，慰遣之。嗣津民与洋人斗殴，有英使行营参赞李国太在场帮助。李国太者，广东嘉应州人，世通番，为英人爪牙。津民恶之，纠众生禽，谋杀之。桂相恐误和局，设法解散，释李国太回船，此咸丰八年五月事也。文宗以津沽密迩宸垣，海防紧要，特命蒙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驻津督办海防事宜。九年己未五月各国至津换约。英人背约，闯入大沽口，且用炮炸裂我截港铁锁，僧邸饬防军击之，英众歼焉。《中西纪事》所谓大沽前后之役，是也。而序以为咸丰元年，僧邸托团练之名击走之，夷人知大皇帝无意于战，特臣民之私愤云云，盖误以津团剿匪，暨禽李国太之事，并为一谈。而不知文宗历年宵旰忧勤，选将筹防，意在决战，其和乃不得已耳。十年庚申六月，英法大举北犯，二十六日，闯入大沽口，陷骑兵防营，七月五日，袭踞北岸炮台，提督乐善战死，初七日，陷天津，畿辅大震，遂有驾幸木兰，举行秋狝之议。八月初一日，洋兵逼通州，文宗命怡亲王载垣驰往议款。英使额罗金遣其参赞巴夏里督带散众数十人来会。巴夏里狂悖无理，或告洋人有异志。怡邸密商僧邸，以计禽巴酋及其众二十六人，解送京师。兵端复起。初七日，洋兵长驱而北。僧邸及大学士瑞祺、副都统胜保迎击，皆败。僧邸不及具折，马上书片纸飞奏御园，请暂幸热河，遂定北狩之计。初八日寅卯间，文宗诣安佑宫行礼，启跸。六宫及诸王从焉。《东华录》及《中西纪事》所载年月日皆同。《中西纪事》于此役皆据当时公牍纂辑，故悉与奏案合，而序乃以为十年六月十六日，与上所述咸丰元年事直接，于此役本末，尚在云雾之中，而又传述脱节，信笔舞文，议论可以自为，岂年月日与事实亦可以自为乎？至洋军攻海淀焚御园及景山、昆明湖一带，先后凡二次。初次在八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二次在九月初四等日湘绮以为六月十九日，大缪，皆因巴夏里被释出狱，挟被捕及虐杀其从者十三人之恨捕击及监毙人数，《中西纪事》不详。兹据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意图泄忿，乃为此不道之行。先是有建议杀巴夏里者，幸而未杀，若果杀之，则英人仇我愈甚，岂仅焚掠淀园而已乎？吾淀园之焚，由巴夏里积怨深怒所致。设当时操纵得宜，抑或命有学问阅历之汉大臣主持其事，不拘辱巴酋，并致死其从人，则圆明园至今犹在，何至后来别筑颐和园，糜尽天下膏血，府怨召衅，以贾无穷之祸哉。谋国者不慎于一日，其祸必及于百年，非偶然也世多以淀园之焚为仁和龚孝珙奇计，不然，英兵将且屠都城，此特孝珙妄言，不衷事实。而湘绮于事实不屑屑讨论，其柱意只谓朝廷不当有郊外游观之乐，若徒侈游观，必失民心，民心既失，必乘机构乱。淀园之焚，由奸民纵火，洋兵乃从之，置巴酋修怨之师不讲，只归狱于园居过侈以垂炯戒，岂非言之成理，而隔膜太甚。譬诸村媪出入侯门，虽复醉卧泉石，指陈亭馆，颂德陈箴，均违事实，无当刍荛之采也。夫愚民迫于饥寒，乘乱劫掠，诚所不免。至于御园，在当时有恭邸及桂相率禁旅驻守，事棘时，僧、瑞二军并移往偕守，何物奸民，敢揭竿倡乱乎庚子义和拳之乱，奸民聚众杀人放火无算，然不敢扰及官署或公所。至于御园，尤其不敢。庚子之乱，甚于庚申，以后证前，其诬立辨！不斥洋酋挟屡胜之威，纵火焚掠，而归罪于孱弱之贫民，何其不衷于事实乎《万国史记》云：英法联军闻清兵据圆明园，进攻又走之，蹂躏宫殿，掠夺宝货。自是此案公论！传曰：‘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其湘绮之谓欤。”然闿运此诗，模范唐贤，踵武梅村，淫思古意，流播辇下，传写纸贵，观其窃比相如，恨不遇时，自负亦不浅矣。然所自憙者尤在五言古。宗尚庾、鲍，上窥建安，华藻丽密，词气苍劲，自诧不作唐以后诗。盖其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真莫能辩也。诃之者则云：“惟莫能辩，故不必自成湘绮之诗矣。”然闿运则自以尽古人之美，熔铸以出。其教人亦从摹拟入手，以为：“诗则有家数，易摹拟，其难在于变化，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有《诗法一首示黄生》。其辞曰： 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义，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与人无干，虽足风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明以来论诗者动称《三百篇》，非其类也。太白能诗者，而其说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独漉篇》，其靡殆甚，岂古法乎？无亦以大言欺人，托于《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于虞时，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汉人四言乃是箴铭一类，有韵之文耳，非诗也。嵇康四言则诚妙矣。然是从五言出，盖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于《离骚》，开合从衡，可谓靡矣，而其气足以振靡，故与五言亦分两途，非出于五言也。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此权舆。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凋缋，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竞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郊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问、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颀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阎朝隐、顾况、卢仝、刘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二李贺、商隐、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元微之赋《望云骓》，从横往来，神似子美，故非乐天之所及。张、王乐府，效法白傅，亦推于《新丰》、《上阳》诸篇乎？退之尚诘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模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运。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殆兼其长。比何、李、李、王，譬之楚人学齐语，能为庄岳土谭耳。此诗之派别，自汉至今之雅音也。今则从容尔雅，自然同声，天下作者，无复鄙音庸调，虽工拙不同，而趣向已一，斯则风会使然，不由人力矣。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所近，自臻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诗者，持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掩其情，无露其词。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歌行犹可粗率，五言岂容屠沽。无如往而复之情，岂动天地鬼神之听！故曰“先王作乐，后哲为诗”，观《乐记》之言，即知诗之体用。功成作乐，学成作诗，诗之终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诗，诗之始也。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遇学诗人，从不劝进，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刑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学元遗山及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必弱必，则不成章矣。故诗有家数，犹书有家样，不可不知也。甲寅五月，书以示黄生铁臣。 盖议论偏至如此。性诡诞，牢落不偶意，壹以谐谑出之。至京师，恭王奕慕其名，造问政，闿运曰：“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少荃者，直隶总督李鸿章，佩蘅者，大学士宝鋆，一世所推伟人长德也，而闿运讥之如此。奕曰：“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遂不复请谒。然闿运则自以为贤。其乡人左宗棠总督甘陕，方拓土西域，朝论倚重。而闿运与之书，怪其不以贤人见师，谓：“天下之大，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尝谒两江总督曾国荃，诒以诗有“若论上将功多少，试问长江水浅深”。诵者问是何义谛，闿运曰：“汝意云何？”曰：“归功水师。”闿运笑曰：“否。此乃见景生情也。是时曾馈余五十金，余报之以诗，身在江船，对水赋此耳。”宣统之世，岑春萱抚湘，以闿运老儒，上所著书，赐翰林院检讨，乡试重逢，晋侍读。至辛亥革除，士大夫争剪发，西冠西服，而闿运不改装。会八十寿辰，湖南都督谭延闿具大礼服往贺。闿运则红顶花翎，衣袍袭褂，拖辫发而出。延闿不得已屈膝焉。既坐，闿运谓之曰：“子毋诧。吾胡服垂辫，子西装髡首，皆外国制也，有何文野？若能优孟衣冠，乃真睹汉官威仪矣。”相与一笑。总统袁世凯致聘问。复书谓：“今之弊政在议院，而根由起于学堂。盖椎埋暴戾，不害治安。华士辩言，乃移风俗。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闭距也。”持论不根，好恶拂人，大率如此。世尤盛传其民国总统之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谀之者曰：“此所谓戏笑怒骂皆成文章者也。”闿运则弥以自喜，以民国三年入都，就职国史馆馆长。过新华门，忽仰视太息曰：“何题此不祥字耶？”同行者大骇而询之。曰：“吾老眼花，额上所题，得非‘新莽门’三字乎？”闻者不敢譍也。同馆者问公集中前后《忆梅曲》、《紫芝歌》何为而作，闿运曰：“昔年十八九时，在长沙与左氏女相爱，欲娶之。左女亦誓非我不嫁，乃格于其母，不得。后左女抑郁死。此三诗及《采芬女子墓志》、《吊旧赋》，皆为伊人作者。”因戏言：“此事不足为外人道，恐笑我八十老翁犹有童心也。”一日谒国务卿徐世昌，袖出一匾额曰：“余以此赠公可乎？”展视，则“清风徐来”四字也。世昌为之轩渠不置。旋归，越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小戴记笺》、《周官笺》、《春秋公羊笺》、《春秋例表》、《论语训》、《湘军志》，注《墨子》、《庄子》、《列子》，正诸史艺文，纂《春秋遗传》。门弟子辑其诗文笺启为《湘绮楼集》，凡若干卷。晚年文章稍颓丧，而气矜之隆不减。所作《华山游记》，假郦善长《水经注》征证以记山游，自诩结构之奇，直千年来未尝见也。然闿运晚年惓惓逊朝，致讥民国，而不知其张《公羊》以言改制，为今文学者固其壁垒，即不啻为革命家言导其前茅，此固闿运所不及料也。大抵晚清学者，有言《公羊》改制而嫌革命者，王闿运是也。亦有斥言《公羊》改制而革命非所嫌，则章炳麟是也。章炳麟稍后出，治经持古文，言《周官》、《左氏》，不言《公羊》，所学与闿运违异，而论文乃喜闿运，致以为闿运能尽雅者，则以闿运文萧散似魏、晋，而炳麟衡文右魏、晋，有同契也。 章炳麟，原名绛，字太炎，浙江余杭人也。清末，尝及事经师德清俞樾，又尝问业于定海黄以周，谨守古学，以治《左氏春秋》见知于两湖总督张之洞。之洞自负在当日督抚中，恢廓有意量，能汲引天下士。见炳麟所为左氏书，故谓有大才，可治事。其幕客侯官陈衍又力为言。之洞曰：“此君信才士，然文字谲怪。”衍曰：“终是能读书人。”因属其乡人钱恂罗致，索得炳麟上海，而炳麟方与新会梁启超、顺德麦孟华哄。启超、孟华皆南海康有为弟子，以其师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舌锋所及，目光炯炯如岩下电，闻者慑而崇信之。独炳麟面呵之，以为此病狂语，何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启超之徒衔次骨矣。启超门人曰梁作霖者，愤欲殴炳麟，昌言其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章某者，足以自信其学矣。”炳麟呵曰：“噫嘻。长素有若数辈，其遂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持不下。恂至，则携之赴鄂。炳麟意气益盛，喜为高睨大谭，与之洞幕客朱某言革命，朱以告武昌守梁鼎芬，鼎芬将悬而榜之。炳麟闻，仓皇逃走，之上海，遗书别陈衍，告其事，且曰“之洞非英雄”也。亡何，以序巴县邹容《革命军》一书，偕逮系西狱，罚作，乃究心释典，治因明有所入，谓容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盖因明之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古学相似，易于契机也。既出狱，东走日本。尝寓小石川，集留学国人二十许，为讲书，因以干食，每日面包两餐而已，或馈以鱼肉，则亦恣啖，一餐而尽，不为隔宿计也。开讲之前一日，共议讲何书，有人言讲《白虎通》为佳，炳麟默然而罢。众不晓所以。一人归语友，友曰：“是其中多公羊家言，非所愿。盍以许慎《五经异议》请？”翌日，其人如言。炳麟即欣然登座，敷演不倦。既多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而治《说文》尤精，尝翻阅大徐本数十过，一旦解悟，的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以音韵为骨干，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记传删定大义，往往可知。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顾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时论多诋秦剬制，而炳麟不然，曰：“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兴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秦皇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秦皇无是也。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斯为直耳。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世守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时论方崇汉党锢，而炳麟不然，曰：“党锢之名自汉始，迄唐、宋、明皆有党人。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之心，务求速化，一朝摈斥，率自附于屈原、韩愈之徒，盖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庄周述之以为热中之戒，而是族反举此以为美谈。观葛洪《抱朴子外篇·汉过篇》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剧汉末也。’然又云：‘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则党锢诸公皆在所讥矣。《刺骄篇》曰：‘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敝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名实篇》曰：‘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则知党人之口，变乱黑白，甚于青蝇。其视阉尹，亦齐楚伯仲之间耳。若郑康成以山东大师，传授经术，未尝问王朝治乱之事，名在党中，实由株连所及，此本不得以党人论者。若夫汝南许劭有臧否人伦之鉴，而与其兄许靖不协，摈之马磨，则知朋党相倾，不足以协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昵迩公卿，虽不应征辟，终不出于浮华竞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炫自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虽然，党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论，而亦藉文学以自华。今之新党，于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权，行险侥幸以求一官一秩，则自古而有之。明之党人，名为与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郑之时，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长于兵略而不附东林，则邹元标、魏大中辈必欲置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见者。会魏忠贤用事，廷弼、东林同时俱尽，海内党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贤既诛，而分省之事复亟。乃者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污，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张溥喜服房中之药，见于医师喻昌书中。如瞿式耜之忠纯而犹有内实五姬，临命桂林，欲与妾诀，为张同敞所引止，况复延儒、谦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于东林，南京亡于马、阮，厥罪维均。’信哉，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也。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自弘历殁而党人绝，百年之间，朝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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