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目录学史 [book_author]姚名达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目录,完结 [book_length]218975 [book_dec]目录学著作。姚名达著。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84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复印本。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正任教于中正大学,奋身参加战地服务团,不幸在新淦遇敌,死于石口村。另有《目录学》、《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本书是《目录学》历史篇的扩大与补充,是作者的代表作。全书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通论古今,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本质,因而有解题是唯一优越于西方目录学的地方。批评现代目录学一味效法西方,不但未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将解题这一可贵之处也丢掉了。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认为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应分开,前者依分类,后者依主题。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编目,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做易学,并使目录学成为人人知道的通俗常识。本书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自古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材料丰富,可供研究整理古籍和治目录学的读者参考。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曾请王重民校阅,撰《后记》一篇,指出本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对本书中一些不妥之处,作了补充说明。 [book_img]Z_11875.jpg [book_title]自序 书恒有序，以自炫也；而美其义曰：述著作之旨！自《庄子·天下篇》、《太史公·自序》已不能无过实之辞；其他复何论哉？名达三十二载之生程，印满汗血与泪之污迹：智不足以免饥寒，仁不足以救妻子，勇不足以雪耻辱，其有忝于达德也甚矣！方且贻讥学阀，见笑高明，招架不住，落荒而走；允宜效金人之三缄其口，法董子之下帷三年；岂敢妄弄丹铅，嫁灾梨枣，自欺之不足，复以欺世乎？虽然，吾之著作，非以猎取功名，亦非为博得升斗；正因学力孱弱，窃欲藉此多读专门之书以自营养耳。忆昔清华园中，涵芬楼下，优游修习，其乐何极？而不幸一遭倭燹，再罹乱离，内增家室之忧，外乏图书之豢；犹复妄据讲坛，漫刊空论；驯致荏苒五年，学无寸进。其不合流同污，与狗争骨也几希！及乎妻死家残，故交乖戾，然后恍然于傲骨之不容于媚世而实学又不足以称其虚名也，乃有折节读书之志。 先是二十四年冬，商务印书馆以《中国目录学史》相属。名达自维业愧专门，学无创获，旧著《目录学》舛漏百出，方滋内疚，故受命之后，忧心忡忡！每趁课暇，辄走京、杭各图书馆借读，累月弥年，丛料愈积而组织愈难，乃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求，又历八月，始克告成。其始原欲博搜精考，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佛教目录即其残迹。著作过半，始知其规模太大，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亟毁已成之稿，改用主题分篇之法，撷取大纲，混合编制，几经改造，遂为今式。 是书绝非成熟之作。如能假以岁月，或可保持最初彻底研究之精神，求得明确详备之知识。惜因汗青期迫，致有虎头鼠尾之弊，不能一一如意探寻，私衷深以为憾。书中论断，多出心裁；近人新作，未克遍窥。姑举数端，聊示一斑：对于史事之考察，如谓《别录》无辑略，《诗》、《书》皆丛书，《隋志》四部为《七略》、《七录》之嫡裔，而非荀勗、李充四部之后身，《佛经》之《旧录》及《别录》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及《别录》，马怀素之续《七志》与褚无量之整比四部并不同功，此类皆一反古今成说，不惮立异之讥。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理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对于研究之结论，间有创说，如谓目录必兼解题与引得而有之，丛书必须拆散，不应合入总类，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皆昔人未出之言也。然统较全书得失，则其创获远少于过谬。如详究佛经目录而抹杀藏书目录，讲述分类而忽略编目，甚至同于特种目录篇中，亦各有详略，每无理由之可陈。此其剪裁之失均，大病一也。有时专读一书，兼旬弥月，有时片刻之间，涉猎数部，初则每书必目击心知，后竟望名生义。此其精懈之不等，大病二也。其他挂一漏万，知古昧今，荒谬之处，诚不堪专家之一击。且丛稿盈箱，每有已知而未用；私见所及，临时反忘而不录。他年如有馀兴，尚拟痛改而重造之，不敢隐恶拒善，自画于不知妄作之列耳。 当名达之写此稿也，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趱程愈远而痛苦愈深，废然思返者数矣。况又箪觚屡空，典质俱尽。而又不愿苟且，初未因腹馁而漫剪报纸法令以充篇幅而图速成。当斯时也，有人焉济以干粮，煦以慈爱，俾其精神复振，有进无退，乃克有成，斯诚不可以不纪。今日何日？非吾父母六旬诞辰耶？非巴雪楼翁许吾与漱泉订婚之良辰耶？谨以此曾经用功而成绩极劣之著作呈献于父、母、雪翁暨漱泉之前，尚祈继续扶助而勉励之，俾于崎岖行尽之后，终能步入学域而有所树立，则尤幸事也。 最后，更以至诚感谢陈叔谅先生暨浙江省立图书馆诸君子，赖其恩惠，享有最大之自由，始得丰厚之养料以喂此弱不胜衣之婴儿。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姚名达 [book_title]叙论篇 目录 有一书之目录，有群书之目录。“《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语。此一书之目录也。班固所谓“爰著目录，略述洪烈，述《艺文志》第十”，《汉书·叙传》语。今人引用此语者，每抹去最后一句，而漫属上文“刘向司籍，九流以别”为句。殊不知此“爰”字属于班固而不属于刘向。盖因向已别九流，固方得藉以著目录为《艺文志》也。试比较《叙传》其他各条，便知此义。此群书之目录也。遍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曰目曰录，皆非单独，义本相通，故成一体。万事万物，莫不有名，即莫不有目录；然多随意编次，不成学术。独图书之目录，发生甚早，发展甚速，其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也，尤迥异于他项目录，故独成为专门之学术焉。一般简称图书目录为目录，固非无由。 考目之本义原为人眼：甲骨文有《铁云藏龟》页十六之一。《铁云藏龟之馀》页十一之一。《铁云藏龟拾遗》页十之三。等字，拙著《目录学》误据《殷虚文字类编》，妄谓甲骨文无目字，失之不考，深滋内疚。谨于此敬告读者曰：凡本书论断有与旧著差异者，请以本书为主，勿怪其矛盾。《屰目父癸爵》有字，皆像人眼外匡内矑之状。《管子·宙合》：“目司视。”《礼记·郊特牲》：“目气之清明者也。”然人眼有二，木之节似眼而其数不限于一，故木节亦谓之目。《考工记》：“斫目必荣”，注：“目，干节目也。”《礼记·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吕氏春秋》：“尺之木必有节目。”后世以复数之名物谓之节目，即援斯义而引申之也。《周官·天官》：“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公羊传·僖五年》：“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见者，前目而后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事也。”故目者凡之反，有逐一称道之义。《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其例也。自后凡有著述者，多撷二三字为一篇之眉目。故刘向校书，“辄条其篇目”；《汉志》“比类相从，各有条目”。《汉书》本传。渐进而与录字结合为一体矣。 録之本字作录：甲骨、钟鼎文字皆无録字，仅有录字，作《殷虚书契前编》卷六页一之八。《后编》卷下页十三之十四。《菁华》页五之一。《颂敦》。《录伯戎敦》。《多父槃》。等形。俞樾《儿笘録》：“《说文金部》：‘録，金色也，从金，录声。’樾谓録为金色，于古无征。许君盖依绿字说之。绿从系，为色青黄也，故録从金为金色，金之色亦在青黄之间也。然恐非字之本义。今按録者，录之或体也。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故或从金。《周官·职币》曰：‘皆辨其物而奠其録。’杜子春曰：‘定其録籍也。’隐十年《公羊传》曰：‘《春秋》録内而略外。’盖古人文字，箸在方策，故谓之録，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録与虑，古音相近，故録囚亦谓之虑囚，《金部》：‘鑢、错铜铁也。从金，虑声。’错铜铁谓之鑢，刻木谓之録，盖声近而义可通矣。”章炳麟《小学答问》：“凡言记録者，借为刻木录录之录，古为书契，本刻木为之也。束、缕、録、古音皆在侯部，得相通假。缕、録同为束，犹镂、录同为刻矣。”推俞、章二家之说，察甲骨、钟鼎文字之形，则录字为刻木之声，亦为刻木之形，故成为刻木之义。録之本字当为录，似可无疑。作动词用，则有详明记识之义：《礼记·檀弓下》：“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耳。”注：“爱亲者不忍死其亲，故录而识之。”《公羊传·隐十年》：“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成八、九、十年：“此何以书？录伯姬也。”定四年：“外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录我主也。”庄二年：“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录焉尔。曷为录焉尔？我主之也。”《穀梁传·桓五年》：“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庄七年：“《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曰夜中，著焉尔。何用见其中也？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庄十七年：“逃来则何志焉？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也。”比证上列各文，则录字系动词，有如现代所谓“特写”之义，加重，加详，使文义益加显著耳。如作名词用，则为名目之次第：《国语·吴语》载黄池之会，吴师昧明进逼晋师，晋遣使问曰：“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吴国所越之录，必与现代开会所用之秩序单相同；原定日中开会，而吴师“昧明”进军，故晋使责以越录耳。《周礼·天官》：“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岁终则会其出。凡邦之会事，以式法赞之。”夫既辨其物而奠其录，则物之名称数量及赐予之先后，皆一目了然。虽与上述之开会秩序单功用略异，然其有一定之次第及含多数之名物也，固无不同。则春秋、战国之间，已称序列名物次第之单簿为录矣。《汉官旧仪》亦载有二种录，其一云：“丞相府……官属吏不朝旦，白录而已。”“掾史有过，君侯取录，推其录三日，白病去。”“大夫见孝廉上计，丞长史皆放官司马门外，比丞相掾史，白录。”此官吏之名单或签到簿也。其二云：“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后庭，访白录所，录所推当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禁中。”此妃嫔之名单也。《周礼》“内小臣阴事”注亦云：“若今掖庭令，昼漏不尽八刻，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综上四例，则录字在刘向以前，早已成为专门名词矣。推此含义，遂用为图书目录之简称：《汉书·艺文志》：“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名图书目录为录，实始见于此。揆其字义，亦由于上述之名目次第而来。故“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此录字亦非如后世所谓钞录而实为“特写”，为次第名目，为详细说明也。《七录序》：“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据此，则向所特写之目录，在本书中即谓之录，集合多篇，另成一书，则谓之《别录》。录字之为目录简称，正与兵法目录之简称《兵录》相同。故录可包目，而目未必可包录。单举之则曰录，复称之则曰目录。 目录学 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其在古代，则与校雠学形成二位一体，名实近似，缭绕不清。盖自刘向校书，始有《别录》，其子歆种别群书，始著《七略》。父、子世业，《录》、《略》并传，牵连而言，辨别非易。其实若以现代分科之眼光论之，则刘向之事近乎校雠学，刘歆之事近乎目录学；纵使歆亦校书，向亦有目，要其精神各有所重，学术断然分途，可无疑也。然其成书则皆目录之俦。古代秘阁藏书，自购求至插架，不似现代之便易，必须经过一番整理校雠工夫，使书之体质固定，内容整洁，然后始可分类编目，插架庋藏。此在第一次大校理之向、歆时代其前亦有二次，然史实不甚明显，且其规模不及向、歆之大。实为必不可少之过程；而在后世，宜可稍稍减少繁琐之手续，迳将购求所得之书分类编目；而不幸秘阁藏书仅为皇帝装饰门面，故任何书籍必须改写成形质同样之书本，因此校雠之功又属必需；直至清廷校写《四库全书》，编撰《总目提要》，犹两事同时并举，不可分离焉。此种校书撰录之事既为旷代一逢，故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以是之故，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后人之所加于向、歆者，较之向、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究属戋戋有限，与二千年之长时期比照，惭愧抑不胜矣。至于专门研究校雠目录之书，尤屈指可尽。吾人欲知此学之原理为何，方法为何，仅可从散在各种目录之字里行间寻绎之，或可得其一鳞半爪，然后组织成为有系统，有条理之学术焉。窃自向、歆校书，著成《录》、《略》，实为我国目录学史上之辉煌成就。只以后人习于旧说，称其事为校雠，遂使目录与校雠判为二事，久矣夫不能得其的解。故著者就研究所得，挹校雠于目录之怀，吸收其有关于目录之精华，而唾弃其无关大义之糟粕，于以进行其工作，庶乎无举步维艰之苦焉。《别录》释“雠校”之义，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文选·魏都赋》注，《御览》六百一十八。原指校勘文字篇卷之错误而言。然自向、歆领校秘书，始将流动不居、乱杂无序之古书，编定目录以固定其形质。晋世荀勖、宋世谢灵运，皆尝受诏“整理记籍”。故校雠之义即为整理，并不似近代之专指校勘文字之脱误也。唐有详正学士，宋有秘阁校理，顾名思义，皆可证其职务未必限于校勘。且校书所撰之目录，自《七录》聚为《簿录部》后，或谓《隋志》始有簿录类，非也。《古今书录》又改为《目录类》。倘使类名即为学科之名，则校雠整理之学，古人已认为目录学矣。及宋人郑樵“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校雠略》。”见章学诚《校雠通义》。转弃狭义之校勘，而直以广义之求书、分类、编目等项为校雠学之主要任务。清人章学诚祖述其说，乃谓“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而未尽其异，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见《章氏遗书·信摭》。学诚之意，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实则学诚之所谓校雠学，正吾人亟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却又相当于狭义之校雠学——校勘学也。试述其言，一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深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叙》。再则曰：“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同上《原道》。三则曰：“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实则甲乙部次亦并不易，且向、歆世业乃因整理及校雠缮写之费时，并非因有何神妙。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上《互著》。夫目录学分类之目的，正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类之书，所以须按时代排列者，正欲“考镜源流”。编目之法，所以详列各书梗概者，正欲“辨章学术”。此所谓“部次条别”者，正广义校雠学之目录学所应负责之事，古人既早已名此种著录书名之书为目录，则正名为目录学也实最适宜。何必拘守郑樵不甚通道之旧名，致使人误认为狭义校雠学之校勘学哉？著者尝取学诚之语而修正其意，定目录学之意义曰：“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见拙著《目录学》。盖学术渊深，研究非易，舍师生口耳传授及亲身实地经验之外，实惟书籍是赖。学术如千门万户，书籍更已不只汗牛充栋。将欲因书究学，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则事倍而功半。故分言之，各种学术皆有其目录学；合言之，则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浅言之，将繁富乱杂之书籍编次为部别州居之目录，使学者自求之，目录学家之职务也。深言之，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著者之见解若是，故其所谓目录不限于书名，目录学亦不限于分类编目，试读次章，便知其义。 目录之种类与目录学之范围 区别目录为若干种类，其说颇繁。首先议及者，当推清乾、嘉间之洪亮吉。其言虽指藏书家，实可借为目录学家之分类。曰：“藏书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其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北江诗话》卷三。由其所论以事推究，则藏书有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诸家之不同，即目录亦有此五者之异。虽非甚切，亦可借喻也。为一切目录作总目录，从而分别部类者，则始于二十年前之周贞亮、李之鼎。其《书目举要》分一切目录为部录、编目、补志、题跋、考订、校补、引书、版刻、未刊书、藏书、释道目十一类。后来陈钟凡加“自著书”而成十二类。见《古书校读法》。孙德谦则分为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三类。见刘向《校雠学阐微》。张尔田则分为官家之目录，藏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三类。见《汉书·艺文志·举例序》。业师胡朴安先生则以网罗古人著作、保存自己收藏、考订板本、研究学问、四项目的之歧而分为四类。《论编书目》，见《国学汇编》。此三家徒作空论，不似周、李之实地经验，故详略迥殊，而其不恰切则亦从同。近年邵瑞彭、阎树善等撰《书目长编》，用意与周、李同而分类又异，列表如下： 确有其书而详为分类者则以《北平图书馆书目》为比较最详，列表如下： 次则《清华大学图书馆目》分为图书学、图书目录、艺文志与著述考、存毁书目、学术书目、收藏书目、群书题记、刊行书目、各国藏书目九大类，每类各有子目。此二书分类皆不能无误，《清华目》甚至合叙录与论文索引为一类，分题跋与读书记为二类，甚可笑也。著者对于目录之分类非群书之分类。则认为应从多方面着眼。一、自条目体积之大小分之，则有篇目与书目之异。一般仅认书目为目录，固嫌已隘，即承认一书之篇目而不承认群书篇目之引得（Index），亦未为知方之论也。盖篇目犹传记，书目犹历史，集传而成史，无异集篇而成书。故本书不仅专论书目而并论及篇目焉。二、自书籍典藏之有无分之，则有藏书目录与非藏书目录之异。杜定友以目录之名专属之藏书目录，其非然者则谓之书目，名词界义殊不清晰；未若以目录为通名而别加以形容词之为愈也。倘使论目录学而不及非藏书之目录，新旧二派皆然。则目录学之功才得其半，尤为未可。三、自藏书目录之藏者分之，则有公藏、私藏，公开、非公开，独立、非独立，古今，中外，种种区别，皆为庋藏方便起见，实无深义存焉。四、自非藏书目录之对象分之，则有时代、地方、学术、人格、数量、实质之别，纷纷非一语可尽也。五、自目录结集之形式分之，则有账簿式、固定活页式卡片之异。六、自目录排列之方法分之，则有辞典式、依检字法排列。类书式、依分类法排列。年表式、依年月排列。百科全书式、依事物排列。序跋式、漫无定序。之异。七、自目录标题之性质分之，则有著者目录、以著者姓名为纲。书名目录、以书名为纲。分类目录、以类名为纲。主题目录以事物名为纲。之异。八、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作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则有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异，又或兼而有之。穷流索枝，其类实繁，目录学之范围亦缘此而画定焉。曰：非书目之是究而篇目之或忘，一也。非藏书之是限而阙书之不求，二也。非名数之是征而内容之不问，三也。更有进于此者，曰：目录学与校雠学有关，但重其篇卷之整理而忽其字句之校勘，一也。目录学与考证学有关，但取其对于书籍真伪，史事先后之考订而弃其不关于书籍者，二也。目录学与版本学有关，但取其对于版本人代优劣之考定而弃其嗜古好奇之态度，三也。目录学与传记学有关，但记著者对于书籍之关系而不必详其人之全体，四也。目录学与检字学有关，用其法以排列条目，五也。目录学与分类学有关，取百科分类之标题为分类目录或主题目录之纲领，六也。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有关，但只分其疆域之半，过问选书、求书、分类、编目、插架、辅导等事而不必预闻图书馆之组织管理经营等事，七也。目录学与图书史或学术史西人所谓书史学。有关，然彼则注重书籍及其所表现之学术之直线关系而此则注重其平面关系，八也。目录学与百科学术皆有关系，盖必识百科之大概，或就教于各科专家，然后可制成优良之目录以助百科学术之发展，九也。综此十余义，则目录学之性质及其范围约略可定，如丝之有绪，海之有涯，庶无惑焉。 目录学史之组织 著者对于目录学之性质及其范围既有如上之认识，故其目录学史之撰著亦依此线索以寻求史料，推究大势。著者以为分类、编目固目录学之二大工程；而编目必须包括解题，此义为今人之所忽略而其事则为古人之所尝努力，乃吾人亟应恢复其注意者。狭义之校雠学固另有其界域，为目录学史所不宜侵略；然古代之校书实与编目有密切之关连，苟不涉及，则犹截流治水，不从源头设法，其不能成功也必矣。故于广义之校雠学亦不能不连带叙述焉。一般治历史者，每喜用断代法，盖一时代苟有一时代之特殊色彩，其断代也固宜；然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则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强立名义，反觉辞费。故本书不用此法而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然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致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著者为此统筹并顾，决依史事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以蕲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故首述《溯源篇》，以推究目录之渊源，迄于向、歆《录》《略》而止，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分类、编目以至插架，莫不推寻其原始、状态，混合叙述，不似后此各篇之以主题为纲领。在全书中，其笔法独异，倘欲名之，或可谓之追问法。其次所宜述者为目录学史之全貌，既不欲顺时断代为混合之论次，又不欲杂厕无关要义之关系史事于各主题篇中，故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之零星史事，依年代之先后，逐件系年，名之曰《通纪篇》。此篇悉属原料，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考定排比，费时最多。书成自观，殊觉乏味。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时代及其过程，则舍是莫由；苟能一气读毕，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亦可隐约得一概念；专家用作参考，必可免翻检之烦；且读各主题篇时，必有随手比照，增加领略之功。然因其数量太多，颇觉累赘，故特抽出单行，易名曰《中国目录学年表》。此篇之后，分题另篇，不复综合。一曰《体质篇》，二曰《分类篇》，皆所以勘同析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此二篇者，在全书最为重要。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必亦于此求之。然其所述皆为总目录之演变，故于性质特别之目录未暇兼顾。于是另作《史志篇》以述各时代之目录，作《宗教目录篇》以述见弃于总目录之目录。作《专科目录篇》以述各种学术之目录，作《特种目录篇》以述各种畸形发展，不以学术分类之目录。《专科篇》以学术分科，溯古详今，侧意提倡。《特种篇》以对象分题，如丛书、禁书，以至地方著作，皆未可限于一科者也。《宗教篇》大体以书名为主，若解题然，此因其向为正统派所不道，知者尤鲜，故考证论次，比较稍详。《史志篇》则以时代为主，凡正史艺文志之来源，后世补志之纷起，莫不加以评骘。而史志之成，莫不据秘阁之校雠，合而为目录学之正统派，故作一《校雠篇》为之前驱。此五篇者，所用笔法各异，且与前二篇亦迥殊。纵横经纬，交相为功。不拘泥于体例之一致，庶几各得如意遣辞，不为文气所迫焉。最后乃作《结论篇》，略陈著者对于过去之感想，将来之希望，以结束全书。如此安排，稍觉称意。但恐材料芜杂，分配维艰，则重复矛盾之弊失于检点者，亦不少耳。 [book_title]溯源篇 上古典籍与目录之体制为何如乎 此问题颇难解答。故一般叙次中国目录源流者，多断始于西汉末年之《别录》与《七略》，反援今人之叙哲学史以自解，意谓古书多伪，未敢据以为说耳。此犹直认黄河出于积石，长江导于岷、沱，而不知其上流尚有更幽远之渊源也；因噎而废食，画地以自限，讵足与议史学哉？竺旧之流，则又侈谈羲、农，曲尊孔、孟，以谓古学尤盛于后世，《六艺》为百科之祖宗；此其泥古寡闻，弊深于怀疑派，更不可沿为记事之法。著者窃谓研究古史，宜取最真实而最清楚之某一事迹为根据点，用追问溯寻法向上循察，步步为营，逐一解决。盖有已知之史事为向导，循其脉络，钩沉显微，自易为力，可无埴索涂之苦。较之轻信成说，顺叙古今，不复深究者，似觉稍妥。兹当推究中国目录之起源，不能不连带明瞭上古典籍之情状。而前人成说，多不可靠。故拈取《别录》、《七略》为追求之出发点，先领略其本身之一切，然后遍查现存古书，从字里行间，拔识有关于典籍与目录之记载，综合比较，以解答所欲寻索之问题。即用问答式逐条论次，倒溯上去。首宜提问者： （1）《录》、《略》之前，有目录乎？曰：有，有。《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有云：“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据此，则任宏与刘向等校书以前，已有良、信校兵法，杨仆撰《兵录》之事。《兵录》之确为兵书目录，望名可知。参看《叙论篇》。良、信之“序次”等于任宏之“论次”，亦有编次目录之意。“删取”之后，又有“定著”，则旧书新书殆各有目录也。杨仆纪奏《兵录》之时，当在元朔五年之后。盖是年夏六月，武帝有“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之诏。见《汉书本纪》。“于是建臧同藏书之策同册，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志》。杨仆既撰兵书目录，则其他各种藏书之策亦或各有校书撰录之事。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志》注引《七略》。藏书之府，多至六处，而谓其皆无目录，其谁信之？何况在后之任宏论次兵书，同时有刘向、尹咸、李柱国等分校《六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在前之良、信序次兵法，同时有“萧何次律令，张苍为《汉书》作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自序》末段。岂有中间之汉武帝独令杨仆纪奏《兵录》，而不更令他人校定所写所藏之书乎？此盖史文偶未及载耳。治史之法，固不可错认不见史载之事便为并无其事也。至于“萧何次律令”等事，《史记·自序》之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之后，与“韩信申军法”相属为文，足证其为同一目的，同一办法，同因“图籍散乱”而加以“序次”，“删取要用”，“定著”为若干家，俾合当代政治上之实用。此种对古书下一番大规模之整理，在现存史料中实为最古之事实。考“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本传。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悉天下图书计籍”。《史记》本传。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史记》本传。朝仪之外，必又定一切礼仪。此其人皆熟悉古书，故堪任序次定著之选。韩信被俘，叔孙起仪，皆为汉高帝六年之事。倘使彼等所序次之律令、军法、章程、礼仪而各有目录也，则目录之产生距今已二一三八年矣。虽然，此仅就《史记》明白标举者而推论之耳。若更追究之，则宜问曰： （2）秦室藏书有目录乎？曰：有，有：即从上引《史记·自序》所载可以知之。盖“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之“图籍”所以“散乱”，实因“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之“故”。《诗》、《书》为图籍之一部分，既经抽出焚灭，故图籍为之“散乱”耳。当未散乱时，其必有目录为之纲纪亦在意中。况当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其令曰：“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见《史记》卷六。夫其必焚与不必焚者既各有其类，而非不分皂白，倘欲臣民有所依循乎？其必有目录以为标准，或列举其书名，或约定其种类，庶使臣民不致无所措手足焉。史文贵简，虽不暇记其目录之体制如何，然即就此令分析之，则《秦纪》、法令及医药、卜筮、种树五类之书不必烧，《诗》、《书》、百家语及《秦纪》以外之诸侯史记四类之书必须烧，其类别亦已俨然存在矣。 （3）然则战国时代如何？曰：史料缺乏，不能确知矣。所可知者，（一）《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见《天志上》。《庄子》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见《天下篇》。则私人已有藏书者矣。（二）《墨子》屡称“尚观于先王之书”，见《非命上》。“征以先王之书”，见《非命中》。“先王之书，子亦见之”，见《公孟篇》。又屡引“先王之书”《距年》、《吕刑》、《太誓》、《汤誓》、《仲虺》及《夏书》、《禹书》、《殷书》、《周书》、《周颂》之言，见《尚贤中、下》、《尚同中》、《非命中》、《七患》等篇。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明鬼上》。《战国策》称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得周书《阴符》。《孟子》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见《尽心下》。其他诸子亦多征引古书篇名者，可见向来官府所守之典籍，至战国时代已为民间通行之读物，且皆有篇目矣。（三）司马迁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史记》卷六十二。“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并见《史记》卷六十三。墨翟、孙卿著书亦有包含文义之篇目。惟《孟子》篇目无意义。可见战国后期著述必命题目，其单篇亦能孤行也。《管》、《晏》、《墨子》之篇目，疑为后期所加，非春秋及战国前期原有。观乎《论语》《孟子》皆摘每篇首二三字为篇目，并无意义，则知含义之篇目应稍后出。（四）百家竞出，各有异同。庄子尝别当代诸子为（1）邹鲁之士，（2）墨翟、禽滑厘，（3）宋钘、尹文，（4）彭蒙、田骈、慎到，（5）关尹、老聃，（6）惠施，（7）庄周七派，见《天下篇》。则当时藏百家语者，容有依思想之派别为书籍之分类者矣。看《分类篇》。（五）司马迁又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卷十五。由此又知周室藏书，至战国犹然；《墨子》称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宝书，诚不诬也。《史记》卷十四亦称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综此五例，则战国时代，官私皆多藏书，著述各有篇目，盖平民初得解放，学术遽然发达，书之数量增多，即目录之需要益亟，今虽未得确证，亦不能武断当时藏书必无目录也。 （4）春秋时代藏书之法如何？曰：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一）《春秋左氏》述周襄王诘籍谈之言曰：“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昭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五二七年。又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昭公二十六年。《史记》记“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自序》。《国语》述周灵王太子晋之言曰：“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周语下》。读此，则周室诸侯皆有专官以司典籍，故得“启”而“省”之。（二）其藏典籍之所，则或曰盟府，或曰故府。诸侯称周，则曰周府。大夫称公，则曰公府。《春秋左氏》记：“虢仲、虢叔，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僖公五年。“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僖公二十六年。“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晋事，见襄公十一年。晋士弥牟不能解薛、宋之纷，因“薛征于人，宋征于鬼”，乃不得不征诸典籍，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定公元年，当公元前五〇九年。蔡、卫争先，卫子鱼曰：“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定公四年。杜洩反对不以卿礼葬叔孙，曰：“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昭公四年。鲁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当公元前五四一年。据此，则周与晋、鲁皆有藏书之府，且有大史氏“贰而藏之”。《周礼》。（三）鲁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亦见《左氏》。象魏为公布于府外之法令，御书、礼书为深藏于府内之典籍；观三大夫之权衡轻重，各有所取，则平日庋藏原已分类，可想而知。（四）《国语》述申叔时对楚庄王贡献教育太子之意见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国语·鲁语上》“工史书世”，谓先王之世系也，如《世本》。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或即如楚之令典一类。使访物官。教之《语》，或即《国语》之类。《礼记》《乐记》尝引牧野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见《楚语上》。其时约在公历纪元前五百九十年。是九者，固当时习见日用之典籍之一部分，欲取以为教科书者，较诸后世所尊之《六艺》——《六经》，少《易》、《书》但故志或即书。《左氏》、《公羊》之“书”字，《穀梁》皆作“志”。而多《世》、《令》、《语》、《故志》、《训典》。夫以开化未久之楚国已有如此繁多之典籍，则中原各国，藏书决不限于区区《六经》，亦可恍然矣。（五）《左氏》又述楚之左史猗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昭公十二年，当公元前五三〇年，孔丘已二十二岁。《正义》引孔安国《尚书序》及贾逵、张平子、马融之异说，然“此诸家各以意言，无正验”，杜预已不信之，故注云：“皆古书名。”亦《正义》语。著者则以为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观乎楚灵王盛夸猗相之时，子革则称其不知祭公谋父《祈招》之诗；足见《诗》为书目，包括在坟、典、索、丘之某一类内。观乎《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天官冢宰。《礼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曲礼下》。《今文尚书》有所谓“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舜典》。“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皋陶谟》。则古代确有所谓五典六典者，宜其可为藏书之类名。三坟、八索、九丘之义，虽难索解，当亦可据五典以推定之。此诚一最有趣味之问题也。 （5）孔丘以前有何典籍乎？二千年来，中国学术受汉武帝表章六艺之影响，抱残守缺，进步极缓，有识者痛心焉。时至科学飞跃之今日，犹有人提倡读经，而不知所谓五经者乃上古典籍千百中偶存之一二也。请先考出孔丘以前周、鲁府藏有何典籍？然后辨明孔丘与六艺——五经有何关系？读现存古籍，犹知上古最多者为史官所书之“书”。“书”字原系动词，《颂鼎》作，《颂敦》作，象以手秉笔，象竹简，中间各画象刻简作字之形，小点则其残屑也。作书为史官之专技，故“史”字甲骨文作《殷虚书契前编》卷五页三十九。《史彝》作，《史燕彝》作，《吴彝》作，《师酉敦》作，向来考释字义者所见多误，著者于六年前授《中国史学史》于国立暨南大学，即谓史字之甚长而贯穿手心，必为刻字之刀笔；则一般已承认为简形；以手执简秉笔，确为史官之专门职业。试求证据于古籍，则“史载笔”，见于《礼记·曲礼上》；董安于多“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见于《国语·晋语》九；“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见于《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见于《礼记·祭统》；“大史典礼，执简记”，见于《礼记·王制》；“史为书”，见于《左氏》襄公十四年；“史不绝书”，见于同上二十九年；“史不失书”，见于《国语·楚语上》；“君举必书”，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三年及《国语·鲁语上》；“史献书”，见于《国语·周语上》；“史掌官书以赞治”，见于《周礼》天官冢宰。综合上述诸义，比较之形，则史为秉笔执简之人，书为史官秉笔刻简之状，当可瞭然。只因上古作书，平常则刻于竹简木版，卜筮则刻于龟甲兽骨，欲传久远则“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墨子·兼爱下》。皆非常人所能胜任，故史官乃成专技。《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司马迁《与任少卿书》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皆足证史犹现代之书记员，故各种衙门皆有之。如《礼记》内则之州史闾史，《仪礼·既夕礼》之主人之史、公史，皆足证《周礼》有史数百人之并非虚设。惟大史所书者为国家之大事，故其书即以“书”为名而冠以国号。各种史官之分职，著者别有史学史以详述之，此不赘陈。上古史书之名称见引于现存古籍者，如《虞书》、见《左氏》文公十八年。《夏书》、《左氏》僖二十四，二十七，成十六，襄五，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昭十四，十七，哀六，十八年。《墨子·七患》、《明鬼上》。《商书》、《左氏》文五，成六，襄三。《殷书》、《墨子·七患》。《周书》、《左氏》僖五，宣六，成二，襄三十一，昭八。《墨子·七患》。《郑书》、《左氏》襄三十，昭二十八。《楚书》、《礼记·大学》。皆是类也。其书皆史官随时所记，文体散漫，各篇独立，无严密之结构。亦有散出单行者，如《距年》、《吕刑》、《秦誓》、《汤誓》、《仲虺》、《禹誓》、《官刑》、《汤说》、《武观》、并见《墨子》。《盘庚》、《国语》。《尹吉》、《高宗》、《礼记》。《大战》、《揜诰》、《多政》、《尚书大传》。《大戊》、《史记》。《伯禽》、《康诰》等篇，皆是也。后来史官知识进步，以单篇独立之“书”未能表现前后史事之关系，且文字繁芜而不易省览，故删节文字，编次年月，通记古事为一篇。晋初出土之《竹书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二年。盖魏国之史书”。见《晋书》卷五十一。汉司马迁所读之《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史记》卷十三。又名《春秋历谱牒》。《史记》卷十四。盖此种体制，由来颇远，但至春秋时代始盛行于世，故今存之《春秋》断始于鲁隐公元年。当公元前七二二年。而旧式之“书”则渐渐显新陈代谢之态，故《书》之最后一篇《秦誓》截止于鲁僖公三十三年。当公元前六二七年。迨鲁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所见者惟“《易象》与《鲁春秋》”，当然尚有其他。史官不记其尝见《鲁书》，则《书》之体制，已为纪年式之《春秋》所代替，不为一般所重矣。故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晋语》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墨子尝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明鬼上》。及战国时代，“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者，“不可胜纪”。不幸秦始皇“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遂不为后世所知。“独有《秦纪》，文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十五。凡此所述，皆《春秋》一体发展之迹，以见其名非今存《春秋》所可专有也。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氏》僖七。宋华耦谓“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左氏》文十五。卫宁殖谓其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左氏》襄二十。今存《春秋》襄十四。书“卫侯出奔齐”，果无“孙林父、宁殖出其君”之字样，则以后宁殖之子遵父遗命而迎“卫侯复归于卫”，襄二十六。故《春秋》原殖之过而“掩”之也。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左氏》襄二十五。今存《春秋》亦书“齐崔杼弑其君光”。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左氏》宣二。今存《春秋》亦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公羊传》则晋史原文与此同。且《左氏》称人，多以谥字，而今存《春秋》则直称姓氏，不称谥字。故知《春秋》为当年史官所书；今存《春秋》为《鲁春秋》之旧，纵使曾经孔丘之笔削，大体亦无甚歧异，惟繁简各殊耳。除《书》与《春秋》之外，孔丘以前，可考知之书名亦复不少。《事典》、《左氏》文六。《政典》、《古文尚书·胤征》。《祀典》、《礼记·祭法》。训典、《左氏》文六，《楚语上》。令典、《左氏》宣十二。《周公之典》，《左氏》哀十一。皆以典名；《礼书》、《左氏》哀三。《刑书》、《今文尚书·吕刑》，《左氏昭六》。《丹书》、《左氏》襄二十三。《载书》、《左氏》十数见。《盟书》、《周礼·秋官》。《命书》、《左氏》定四。《玺书》，《左氏》襄二十九。最后四者，皆普通名词，非成册之书。皆以书名；《军志》、《左氏》僖二十八。《前志》、《左氏》文六。《周志》、《左氏》文二。《史佚之志》、《左氏》成四。《仲虺之志》、《左氏》襄三十。《志》、《左氏》昭三。《故志》，《国语·楚语上》。皆以志名；《周文王之法》、《楚文王之法》、《左氏》昭七。《太公之法》，《国语·鲁语上》。皆以法名；《商颂》、《左氏》襄二十六。《周颂》、《墨子·尚同》。《周文公之颂》，《国语·周语》。皆以颂名；《周诗》、《左氏》。《周文公之诗》，《周语》皆以诗名；注意雅颂皆不称诗。此外复有《夏训》、《左氏》襄四。《周易》、《左氏》。《周制》、《周语》。《周礼》、《左氏》。周谚、《周语》。大雅、《周语》。《牧野之语》。《乐记》。试遍查古籍，尚有出乎此文所举者。一言以蔽之曰：春秋时代习见之典籍，决不仅仅限于《诗》、《书》、《易》、《礼》、《乐》、《春秋》所谓《六艺》也。 （6）然则孔丘与古代典籍有何关系乎？曰：当与韩信、张良之“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之事相仿。盖传写古籍嫌其繁多，故“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并行不悖也。孔丘之好古，可于《论语》征之。一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再则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孔丘之前，已有羊舌肸叔向、公孙侨子产能知“史莫之知”之事，故孔丘之“博学”并非空前。孔丘之前，已有“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国语》。故孔丘之“序书传”等事亦非初创。孔丘之前，已有申叔时主张教太子以《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故孔丘之以典籍为教科书，早有先例。《左氏》、《国语》记时人对话，往往征引《诗》、《书》之语，则《诗》、《书》之为通行读物亦甚显然。《左氏》引《书》，多称“《周书》曰”、“《夏书》曰”，独于《夏训》、《康诰》、《太誓》、《伯禽》则称篇名，而《太誓》且系左氏本人所引。似《周书》、《夏书》之类，原为整部大书，虽用丝编，而篇目不显。《史记·孔子世家》所称“序书传……编次其事”，虽未必属实；然既用以教弟子，则其删取之篇，必显其篇目，故《左氏》得而称之耳。《史记》又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其合《韶》《武》《雅》《颂》之音。”观乎《论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等语，则孔丘删《诗》之说，谅近真实。惟《雅》《颂》《国风》之分，每首各有名目，春秋已然，《左氏》不混称为诗。孔丘或仅定其先后耳。今存《诗序》为后汉初卫宏所撰，见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决非孔丘之作，已属无疑。《书序》亦可作如是观，看《新学伪经考》。不可依《隋书·经籍志》之说，便据以谓《书序》、《诗序》为目录之祖也。至于《周易》，则向为卜筮之用，孔丘不过读之“韦编三绝”而已，纵使有所解释，《系辞》亦已明白标出“子曰”，其《序卦》连续为文，乃经师说《易》之辞，亦非孔丘所作。《仪礼》则《周礼》之残本，惟《士丧礼》出于孔丘。“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明见于《礼记·杂记》下。《礼记》为孔丘以后至汉代诸儒说《礼》之总集，混乱至不可厘别。《周礼》颇有适合事实者，当为汉人根据古籍，而发挥理想之政府组织法。《乐经》已亡，可不待论。所宜考者，惟《春秋》一书。自孟轲称“孔子惧，作《春秋》”后，后世皆信之不疑。《左氏》则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十四年。《公羊传》且举出“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庄七。《史记》亦称孔丘“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卷四十七。似孔丘对于鲁之《春秋》确尝下一番选择、笔则笔。删削削则削。工夫。然《公羊传》及《左氏春秋》所记“书”“不书”之理由，则未必全为孔丘之原意，或系经师故神其事以夸炫世俗耳。关于《五经》与孔丘之关系，著者尝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详辩之。兹不复赘。此书笔记梁任公先生讲辞而加以补充，因尝略参同学笔记，故由三人具名附刊于《饮冰室专集》最后一册。要之，孔丘之功，为用古代典籍以教弟子。其所用之教科书决不仅限于《六艺》，而《六艺》之书亦不仅限于今存残本。盖自经秦火后，真相已不能尽知；与其过而尊之，不如付之阙疑。吾人考查目录之渊源，固不能曲援孔丘为其祖先也。今所残留未问者： （7）夏商亦有典籍与目录否乎？曰：有，有。《今文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晋文公时约当公元前六三五年。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见《国语·晋语四》。《左氏》、《墨子》皆尝引《夏书》、《殷书》。或《商书》。《竹书纪年》记夏以来事。《吕氏春秋》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先识览》。据此推测，则夏商之有典籍，似无疑矣。若谓古书所载，不尽可信，则甲骨文亦有册字，作见《殷虚书契前编》卷四页三十七。同上卷五页十一。同上。同上卷七页十二。同上页三十九。钟鼎文亦有册字，作见《册册父乙觯》。见《庚丙册》。见《册卣》。见《颂鼎》。见《颂敦》。皆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龟甲或简牍为一束之形，与现代插架之图书无异。典字，甲骨文作见《殷虚书契前编》卷四页三十七。同上卷七页六。则象以两手捧册之形，有典藏管理之义。册字后来通作策字。《礼记》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仪礼》所谓“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聘礼》。皆可见古代之方策、典册、典籍即后世所谓书籍也。自近代发现安阳小屯之殷墟甲骨文字后，益证殷代之典册已甚繁富。尤以最近中央研究院发掘之三十六坑，竟储有整齐之全年甲骨《卜辞》，毫无残缺，更足证明当时典藏已有法则矣。董作宾在新获《卜辞》中又发现其表面之一甲，尾尖有∧之文，稍上有孔，以为即“册六”二字，犹之卷六，其孔即所以贯韦编册者。又发现他甲尾尖有∧或∧之文，以为即“编六”二字，义与“册六”正同。著者曩见库方二氏甲骨文字，一七四二号下端有二字，下残缺，即定为丝字之阙文，丝三云者，即第三扎之谓也。今阅董君此说，先得我心。参以册典二字之义，则知殷代大卜之官用完卜辞后，必将龟甲编穿成册，每册六甲，按月日之先后，捧而典藏之。大卜如此，则大史所书之简牍亦必同样编次典藏，特以简牍成于竹木，朽腐极易，不似龟甲坚韧，历劫不磨，故吾人今日所能见者，仅有殷人之《卜辞》而无殷人之史书耳。考目录之渊源，至于斯而极矣。倘欲再有所发现乎？请待诸殷虚以前遗物之发现。此非不可能之事，惟在吾人努力发掘耳。 以上述《别录》、《七略》以前之典籍目录竟。下文将详究《录》、《略》之本身： 刘向等典校秘书之义例 自汉高帝、武帝时对藏书作二番之整理后，“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全汉文》卷四十一辑《七略》佚文。成帝河平三年《汉书》卷十。“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兹从残存叙录钩出其校书之义例如下： （1）广罗异本：《管子·叙录》：“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晏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列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邓析·叙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申子·叙录》：“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读此，因知向等校书之先，广罗异本，以相校雠，不拘一家，择善而从。 （2）互相补充，除去复重：异本既备，篇章必有彼此复重，或此无彼有。况古书皆简书而丝编，丝断则简乱。故第二步之工作为整理错乱，除去复重，互相补充，定著篇章。例如《战国策·叙录》：“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管子·叙录》：“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叙录》：“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孙卿·叙录》：“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列子·叙录》：“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邓析·书录》：“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未定。”此外，如《易传·古五子》、《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莫不除去复重。而《易经》则“臣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与《战国策书》之互相补充者无异，盖与除去重复同为一时并重之工作也。 （3）条别篇章，定著目次：古书每篇独立，不相联系，既或无篇目，亦无一定之次序。故第三步之工作为将不分类之零篇分类，各标以篇目，并编定其先后次序。例如《说苑·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说苑》与《新序》、《列女传》皆经向改造，“一一条别篇目”，“种类相从”，犹可谓事所当然。然于其他各书，殆亦无不经过如此手续。例如《礼经》十七篇，定著《士冠礼》第一，至《少牢下篇》第十七。《礼记》二十三篇，定著《乐本》第一，至《窦公》第二十三。《晏子》八篇，定著《内篇谏上》第一，至《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孙卿》三十二篇，定著《劝学篇》第一，至《赋篇》第三十二。《列子》八卷，定著《天瑞》第一，至《说符》第八。其篇目次序，今犹可见。据此，并参《战国策·叙录》推之，则凡古书有不分篇章，原无一定目次者，至向等始依类分篇，如标篇目，确定次序。又有原有篇章目次而不甚合理者，至向等始整理删定，使有伦理，而免凌乱。此种化零为整，分疆划域之工作，实使流动不居，增减不常之古书，凝固为一定之形态。 （4）雠校说文脱简，写定正本：《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太平御览》引作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上文已述《易经》“唯《费氏经》与《古文》书同”，“《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而《尚书》“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脱简之由雠校发见，得以补足之例也。尚书“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战国策》“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可缮写”。此讹字之由雠校发见，得以改正之例也。讹脱既已订补，篇章目次又已编定，然后以“杀青，简书，可缮写”，以青丝或缥丝绳编之，而书本之形态成立矣。 （5）命定书名：中秘所藏策书，错乱相糅莒，有无书名者，有性质相同而名称杂出者，向等辄命以新书名。例如“中《战国策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又如“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晋书·陆喜传》。向又改造“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号曰《新苑》”。《列女传》亦然。昔虽有简策，而无书名，至向等始定著而命以嘉号耳。 上列五项工作，虽略有先后，而皆为雠校纷乱之古书所应有之事；在搜罗遗书之后，编定目录之前，非经此项雠校工夫，则虽有书而不能取读，欲编目而无从着手。盖上古书籍，多以简策书写，简重丝细，日久易散；而各篇单行，分合自由，非若后世之紧结固定。当刘向等校书之时，对彼实数虽仅一万三千三百余篇而容量积如丘山之简策，实痛感整理编定之不易。故父子世业，专家分工，历二十余年，始克写定各书，编定目录。由是言之：此五项工作，虽纯属校雠学之范围，而实为目录学开天辟地时所不可少之过程，亦即目录学史所应大书特书者也。 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 校雠工夫既毕，纷乱无序之简策始固定为有系统且有组织之书本，学者循序诵读，得以了解书本之内容，寻绎著者之思想，因而溯沿学术之源流，推求事实之得失，至是而书本之功用始克表现，而校书之劳力始不为枉费矣。然书本罗列，缤纷满目，选择既已绝难，寻取亦复不易。如是，则有书而无书之用，而目录学不可不亟亟讲求焉。故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志》。其义例如下： （1）著录书名与篇目：今存古籍，惟《荀子》即孙卿。目录尚保存刘向原编状态，卷末列全书篇目，篇目各有第一第二字样，然后接写“撮其指意”之文章。 （2）叙述雠校之原委：将版本之同异，篇数之多少，文字之讹谬，简策之脱略，书名之异称，举凡一切有关雠校之原委，与校书人之姓名及上书之年月，无不备著于录，使学者得悉一书写定之经过。 （3）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例如《雅琴赵氏叙录》介绍著者云：“赵氏者，勃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闲燕为《散操》，多为之泣涕者。”有此一段，则学者知《雅琴赵氏》之著者为一鼓琴专家，其书当甚有价值，为治音乐者所宜参考也。又如《晏子·叙录》介绍著者云：“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行正，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糜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似此综述著者生平梗概，语简而意赅。著者精神既能活跃于纸上，学者于其所著之书自有不得不看之势。他如《孙卿·叙录》、《管子·叙录》之类，介绍著者，尤为详尽。馀书之叙录虽多亡佚，然辑其佚文犹多介绍著者之辞，殆于无书不述著者矣。至于不知著者为谁，则又有不知则阙疑之例，如于《内业》、《谰言》、《功议》、《儒家言》、《卫侯官》、《杂阴阳》、《燕十事》、《法家言》、《杂家言》，皆云：“不知作者”；于《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皆云：“不知何世。”亦不强不知以为知也。 （4）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例如《易传·古五子叙录》：“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易传·淮南道训叙录》：“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神输叙录》：“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周书·叙录》：“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也。”《世本·叙录》：“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战国策·叙录》：“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似此将一书主旨，扼要表出，使学者一望而知其书之性质，从而判别应读与否，此项工作效率之伟大，实超过其他各项工作一倍。无其他各项工作，固不能使此事臻于完善；然使徒有其他各项而少此一着，是犹画龙而不点睛也。 （5）辨别书之真伪：古书失传，往往有伪本冒替；后人著作，有时亦依托古人。向等校书，竟已先见及此。如《神农·叙录》“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不信为上古神农之书。又如《黄帝泰素·叙录》“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不信为黄帝之书。《周训·叙录》“人间小书，其言俗薄”，不信为周代之官书。又如《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同在一书之中，一部分与其他大部分之意旨或文辞有异，尚且别为外篇，不与内篇相混，其慎审可谓极矣。乃至《汉书·艺文志》所载辨伪之注，于《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诸书，皆云：“黄帝臣，依托也。”于《伊尹说》，则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于《鬻子说》则云：“后世所加。”于《师旷》则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于《务成子》则云：“称尧问，非古语。”于《天乙》则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于《黄帝说》则云：“迂诞，依托。”于《大》则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于《黄帝君臣》则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诸如此类，实皆向等校书叙录之辞，《汉志》从而节取之，使学者洞悉各书之真伪，不为伪书所欺。其功大矣。 （6）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向等校书，非特介绍著者之思想与书之内容而已，对于思想之价值或其书所载之史事，辄加以主观之批判。如《战国策·叙录》，论“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卒致之刑错……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湣然道德绝矣。……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卒致］天下大溃，［皆］诈伪之弊也。……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此评论史事之例也。如《孙卿·叙录》谓：“唯孟轲、孙卿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贾谊·叙录》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大。”此评论思想之例也。至如《列子·叙录》分析各篇思想之异同而指出其矛盾，尤为书评最佳之模范。略云：“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7）叙述学术源流：荀悦《汉纪》称“刘向典校经传，考异集同”。因述“《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下云云，并与《汉书·儒林传》、《经典释文叙录》相同，而与刘向所奏各书叙录之文颇不相合。姚振宗断为《别录》中《辑略》之文。殊不知《别录》不必有辑略，而每书叙录中固有此种叙述学术之语句。试以《列子·叙录》备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之例推之，便知“《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一段文字必系“《易扬氏》二篇”之叙录无疑。盖欲论一家思想之是非，非推究其思想之渊源，比较其与各家思想之同异不可。举凡《汉纪》所引，姚振宗所认为《别录》之《辑略》，例如“《尚书》本自济南伏生”，“《诗》始自鲁申公作《古训》”，“《礼》始于鲁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皆各书叙录之原文也。 （8）判定书之价值：《战国策·叙录》谓其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晏子·叙录》谓“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孙卿·叙录》谓“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管子叙录》谓“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此皆为“录而奏之”之辞，旨在对皇帝贡献，故偏于政治。其结论虽未必全是，要之，此种判定一书价值之语，在叙录中要不可缺。如其或缺，则于学者择书殊少帮助也。 经此八项工作，合其所得为一篇文章，是名“叙录”，载在本书。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而目录之学亦已由校雠之学蜕化而形成一部分矣。 《别录》与《七略》之体制不同 有校雠之功，然后一书之篇目定，形态成。有叙录之作，然后一书之内容明，价值显。此皆目录学之前事；然其对象仅为一书之本身而非群书之总体；其所定著者为每书之次序而不及群书之次序；其所研究者为著者思想之价值而不及学术源流之关系。且书籍既多，部别不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之叙录，依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考求源流；此实为校雠完毕，各书叙录写定后之必然趋势。 然刘向校书之功，终身未毕；虽有分工合作之界域，而分类编目之书，殆未及为。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所谓《别录》者，不过将各书之叙录另写一份，集为一书，谓之《别录》而已。其书今虽不传，然由《七录序》“别集众录”一语推之，《别录》必系各书叙录之总集。而姚振宗乃云刘向“典校既未及竣事，则《别录》亦无由成书。相传二十卷，殆子骏奏进《七略》之时勒成之。其曰‘七略别录’者，谓《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也。”《七略别录佚文》。殊不知《七录序》已谓“时”又别集众录，显系刘向等写叙录于各本书时，同时又别写一份，集为一书，随时增益，即随时皆可谓为已经成书；非至刘歆奏进《七略》时，始于《七略》之外，别著此书也。观乎清代之辑校《四库全书》，虽告成于乾隆四十七年，而至五十七年犹未校订完毕。至于《总目提要》，则三十八年即已进呈，撰述者且蒙优异之赏，全部告成，亦先于全书一年。十个足月。参看《通纪篇》。而书成目成之后，校录之功，犹未停止。《四库全书》书上之提要有于乾隆五十一二年进呈者。则知《别录》之成书，不必待刘歆校毕之后。时人急于先睹为快，早已随时传录，流行于外矣。故《七录序》所谓“别集众录”者，乃指于“载在本书”之“录”外，“别”集合为一书；非谓于“《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也。据此，则《别录》乃系各书叙录之“别”录，非《七略》之“别”录，可无疑矣。而《隋志》乃以“七略”二字加于“别录”之上，盖与称《太史公书》为《史记》，同属习俗流传之讹，不得据以为辩也。《礼记正义》、《仪礼疏》、《诗大雅疏》、《尚书疏》、《周礼疏》、《史记集解》、《史记索隐》、《两汉书注》，诸书并引“刘向别录”，绝不加“七略”于其上，足证吾说之不诬。 然则《七略》何以名略欤？斯可引古义以明之。《公羊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意，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隋志》著录《七略》仅七卷，《别录》则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证。 然则何以又谓《七略》为分类之书而《别录》则否欤？吾由《汉书》卷三十六所载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之“种别”二字而知之。盖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明乎“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并未分类，至《七略》始分类编目也。《七录序》载“会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隋志》略同。温室之中书何以须徙于天禄阁上？盖温室为校雠之地，取便学者坐论，不便庋藏书籍。故校雠既毕，乃庋藏之于天禄阁也。书须插架，自不能杂乱无章，故稍依昔日向等分工合作之界域，再分为若干种即类，遂成《七略》，而准以为插架之次序。在未徙书天禄阁以前，纵使因校书人之分工而隐约分部，亦未编为固定之目录。故至刘歆然后“种别”为《七略》也。《汉志》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而篇中所引，仅有六略而无《辑略》，故后人咸不知《辑略》之内容如何，而马国翰、姚振宗等辑古佚文，皆谓《别录》亦有《辑略》。著者既于上文略陈其谬矣。兹更从《七录序》所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一语推之，因知《辑略》即六略之总序及总目，并非分别叙述各科学术源流之文也。试取隋法经《众经目录》较之，书共七卷，前六卷为各书目录，第七卷独名《众经总录》，只有总序一篇说明撰录之缘起及分类之理由。序后则总录部类名称及各部类所收书籍之部数卷数，最后复有总合全录之部卷数。再取隋费长房之《开皇三宝录》观之，其第十五卷亦惟录上书表序及各种经录之总目。隋时《七略》未亡，法经、费长房之书必有所取法。揆以刘向校书叙录，每书必有篇目及叙录之例，则《七略》于六略分别著录各书目之外，亦必另有总目总序以总括六略，其体例盖与法经、费长房同，故彼等得取以为法也。《别录》既不分类，且非有组织之书，书名又无略字，更何从有辑略乎？故知《辑略》为《七略》所独有，而区区一卷，原为刘歆上书时之表序及六略之总目，故班固删入《汉书》，绝无转载之必要，因是而独失传也。 说者又谓《汉志》每类目录后之小序即《辑略》之原文，由班固拆散转录者，是亦不确之论也。试取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或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与《汉志》参证，即知僧祐之例仿自《七略》，与《汉志》正出一系，《汉志》之小序实即《七略》原有之小序也。彼二书者，于每一类前，必有小序以说明此类之内容及此学之源流，然后列举各家书之目录。每列一家书目毕，必总计部卷之数，略述其人译经本事。《汉志》则先列书目，再计卷数，然后于小序中兼述此类内容，此学源流，及各家要旨而略批评之。其间差异不能以发。彼释氏者方援刘向校书已见佛经以自重，例如《法经总序》，其说实不可靠。则《别录》与《七略》之为其所研习而模仿也，亦不足怪。《广弘明集》收及《七录》，可以为证。故著者以谓《汉志》之与《七略》中之后六略，只有简繁之别，并无体例之歧。证据虽颇薄弱，幸而尚无有力之反证，姑备此说，以俟匡正。 上述诸说如能成立，则《别录》、《七略》与《汉志》三者之关系可得而言：《别录》者，刘向等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之录，别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刘歆取《别录》所载，“总括群篇”，“撮其指要”，“种别”而成者也。《汉志》者，班固取《七略》，“删其要”而成者也。班固对于《七略》，只下“删其要”之工夫，纵有差异，亦不过“出几家，入几家”而已，自注甚明，别无增改也。故由《汉志》可以想见《七略》之原状，由《战国策》、《孙卿书》等书之叙录可以想见《别录》之原状。明乎《汉志》之小序即《七略》之小序，《辑略》为《七略》所有而《别录》所无，则《录》、《略》之别灼灼然矣。 刘歆分类编目之义例 有此论定，然后可据《汉志》以测《七略》。《七略》分篇为七，当较一卷之《汉志》为详。所详何物？可据马、姚诸家所辑佚文知之。盖对于每一书皆有简略之说明，性质同于《别录》，惟较略耳。《汉志》既删为一篇，自不能保存其说明；故于毫无疑问，一般习知者，不复注释。仅于不甚著名之撰人、同名、特异，或依托之书，加以极简括之注，以免混淆。今请视《汉志》即《七略》之缩影，而推定刘歆等分类编目之义例如后： （1）依学术之性质分类：先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类。每大类复分为若干种。即小类。即所谓“剖析条流，各有其部”之工作也。其略种系统如下：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诗赋略》分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术数略》分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2）同类之书约略依时代之先后为次：例如杂家，虽知“孔甲”、“盘盂”似非黄帝之史，亦必列于篇首。余皆以次顺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然其例并不纯，例如道家中之郑长者，以六国时人而列于汉武帝时人之后。 （3）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例如《春秋》家之后，附录《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此等史书未必概为《春秋》家学，亦非皆为编年体裁。盖以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多扫地以尽，向、歆校书时，史书甚少；因其性质近似《春秋》，故附列入《春秋》家之后耳。 （4）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之派别，或体裁之歧异分类：例如《赋》分三类，《屈原》等二十家为一类，《陆贾》等二十一家为一类，《孙卿》等二十五家又为一类，此必三家思想不同，或体裁有异，故分歧为三，以相同者为一类也。此外又有《杂赋》、《歌诗》二类，亦皆以体裁不同而分类耳。 （5）一书可入二类者，互见于二类：章学诚谓“《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明矣。”又谓：“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书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具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并见《校雠通义》。《七略》是否原有此例，尚为疑问。或因校雠者既非一人，无意中致有复见二类而不及删正，亦未可知。班固所以删去此十家，即因其重复。 （6）一书中有一篇可入他类者得裁篇别出：章学诚又谓“《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七略》是否原有此例，亦为疑问。或在当时，《弟子职》原不在《管子》之内，《三朝记》原不在《大戴礼》之内，后来始并为一书耳。 （7）摘录叙录之纲要：各书叙录备述一切，已见上节；《七略》以略为名，所以备览者循目求书，自不能如《别录》之总集众录。故各辑本所得及《汉志》所存，皆戋戋数语，不过注出作者之姓名、略历及书之内容梗概、著作年月而已。一望书名而知义者，则《汉志》并小注而无之。《七略》容或每书各有较详细之说明，不似《汉志》之尤为节略也。试举佚文为例。“冯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汉志》注及《汉书·张汤传》注引。此对作者之说明也。“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此对书之内容之说明也。“《甘泉赋》，永始三年，待诏臣雄上。”《文选·甘泉赋》注引。此对著作年月之说明也。“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因传以教。今《泰誓》是也。”《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引。按《尚书正义》引作《别录》。此对于书之来历之说明也。虽不能知其全豹如何，但既较《别录》为略，而又有解题，则其解题必从《别录》摘取纲要，并非有意见之不同也。 （8）有书目而无篇目：《别录》详而《七略》略，除删节叙录外，殆又略去篇目，否则不能缩二十卷为七卷也。其书目当如《汉志》之式，首以书名为纲，随以篇数系之。然后注解题于后为目。详细篇目及详目叙录则诿诸《别录》与各书本身，《七略》不暇为尽载矣。 （9）每种书目之后有小序，每略有总序：《六艺略》诸种小序皆偏重叙述经师传授。例如《论语》各家书目之后，先总计“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次系小序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汉志》。《诸子略》诸小序则偏重于其思想之优劣，例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亦见《汉志》。《诗赋略》虽分五种，独无小序，仅有总序一篇。《兵书略》之小序最简，只说明类名之意义，例如“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劳，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术数》、《方技》二略则近似《诸子略》，评骘是非而已，对于学术源流，学者传授，不复说明。六略小序之内容参差如是。至于总序，则每略皆有一篇，其前亦有该略书目总计，例如“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此篇最略，余六篇则多综述古学而总评之。 统察《七略》之体制，殆完全相当于后世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与《别录》相同处为皆有解题，异处为独有分类。分类之法，并不精密。《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术数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采体裁作用，其标准已绝对不一，未能采用纯粹之学术分类法。以致学术混沌不明，贻害千载。后世目录之分类，无论正统派或别派，无不深受《七略》之影响，百变不离其宗。此固政治力量束缚思想自由有以致然，而《七略》之始作俑亦不能无过也。 [book_title]分类篇 分类之原理 西洋目录学家每谓分类为人类之本能；实则积得丰富之经验后，自然有鉴别之知识耳；谓为本能，则未必也。《荀子》推究“名”之起源，由于“辨同异”。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即分类之最大作用也。故《荀子·正名篇》所论，可借以述分类之由来。其言曰：“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荀子》此论，虽就命名而言，然分类之原理亦尽在其中矣。目录之两大要素，曰分类，曰编目。有书目而不分类，未得尽目录之用也。述《分类篇》： 类之字义 《尚书》有类字二。《舜典》“肆类于上帝”，注：“类谓摄位事类。”《太甲》“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注：“类，善也。”《尔雅释诂》同。似古类字犹无种类之义。然若舍旧注而径释为种类，亦未尝不可。《左传》“名有五：取于父为类”；桓公六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类始训种族。“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宣公十二年。类始训区别。“非君也，不类”，庄公八年。类始训近似。“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宣公十七年。“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襄公十六年。“事序不类”；昭公七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以相成也”，昭公二十年。则合乎义例者曰类，不合者谓之不类。要皆由种类一义引申，毫无违悖。 事物之分类 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尧之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定四时成岁”，见《尚书·尧典》。依时分类之始也。舜之分命伯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司庶绩，见《尚书·舜典》。依事分类之始也。《洪范》之分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则事物性情，莫不区分类别矣。《尚书》各篇之著作年代虽尚未能确定，然应用分类之法以辨别事物，则古已有之。《易象》称“君子以族类辨物”，《同人》。《系辞》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见矣”。“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之为术，纯乎依推类演绎之法以行之。盖古之哲人积累多数经验，区分事物，取其类似者比附之，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乾文言》。从而为之说辞，以断其凶吉。观乎殷虚《卜辞》已知应用此术，则推类之始固不仅殷周为然矣。沿及战国时代，则论学者亦无不善用此种推类论理之术。如《孟子》：“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万章下》。“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于人而疑之？”《告子上》。“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礼记》“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乐记》；《荀子·乐论》。《荀子》尤善言类，且以类为人事最高之标准。“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其论理之最要方法也。“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天论》。其论政之最大策略也。“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一，辨则尽故。”《大略》。其论人之最高圭臬也。又称“群而无分则争；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故其《王制》序官，分述大师、司空、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击。治市、司寇、冢宰、辟公、天王之职事，责任了然，各有分异。撰《周礼》者因之，详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官属职责，纤悉周到，经纬秩然。自古分类序官，未有若斯严密者。其为政治学家之理想制度原属显然，不待分辨。然从分类学史论之，事物分类至《周礼》而叹观止矣！ 学术之分类与思想之分类 学术之分类，盖始于孔丘。《论语》于君子小人之分，辨之最晰。《荀子·哀公篇》述孔子分人为五仪：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为学之法，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思想之术，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其教育学与论理学条理之清晰，前所未见。而《论语》记者述其入室弟子，分为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使孔门原已分科也，则允为学术分类之祖矣。后此百家云兴，分类法遂应用及于思想方面。孟轲首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庄子·天下篇》更分“百家之学”为七派：（1）邹鲁之士，（2）墨翟、禽滑厘及相里勤、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3）宋钘、尹文，（4）彭蒙、田骈、慎到，（5）关尹、老聃，（6）庄周，（7）惠施、桓团、公孙龙，并各述其要旨，评其得失。辨析微芒，最为精到。论断之公允，亦为后世论学者所取法，固不仅于分类学史占重要之地位而已。出乎其后者，若《荀子》之既分百家为（1）它嚣、魏牟，（2）陈仲、史，（3）墨翟、宋钘，（4）慎到、田骈，（5）惠施、邓析，（6）子思、孟轲六派，《非十二子》。又分儒家为（1）子张氏，（2）子夏氏，（3）子游氏三支，《非十二子》。复或分（1）慎子，（2）老子，（3）墨子，（4）宋子，《天论》。或分（1）墨子，（2）宋子，（3）慎子，（4）申子，（5）惠子，（6）庄子。《解蔽》。互有异同，非出一手。而《韩非子》谓“世之显学：儒、墨也”。并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显学》。则非特分别学派，更能条析支流，有近乎学术史之叙述矣。其他若《尸子》述墨子、孔子、皇子、田子、列子、料子之相非，《广泽篇》，汪继培辑本。《吕氏春秋》述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兒良之相非，《不二》。虽无意为思想家分类，亦足见当时百家之盛，分派之多。然皆以诸子姓名为标号，除儒家外，未有独起殊称者。及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乃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特命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名。见《史记·自叙》、《汉书》卷六二。先师梁任公先生称之曰：“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分类本属至难之业，而学派之分类则难之又难。后起之学派对于其先焉者必有所受，而所受恒不限于一家。并时之学派，彼此交光互影，有其相异之部分，则亦必有其相同之部分。故欲严格的驭以论理，而簿其类使适当，为事殆不可能也。谈所分六家，虽不敢谓为绝对的正当；然以此檃括先秦思想界之流别，大概可以包摄，而各家相互间之界域，亦颇分明。……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后来刘歆撰《诸子略》，即以谈所论六家为主类而益以纵横等家。由此可见学术思想之分类对于图书之分类关系之密切矣。 图书分类之始 上古人事简单，书契繁难，故典册无多，分类之情形亦不能详。《史记》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卷四十七。由此所言，则孔丘于古书中特采《六艺》以教弟子，于《六艺》之中，《诗》复分为《风》、《小雅》、《大雅》、《颂》，《易》则分为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彼其用意虽非为古书分类，古书亦非“六艺”所可概括；然孔门之教科书固俨然分为六门，谓为图书分类之始未始不可。特《诗》、《易》内容之分，早已习然；《书传》、《史记》之作，由来更久；凡此分类，皆未必为孔丘所发明，乃当日一般之习惯耳。其后，孟轲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离娄下》。合三种名义不同之书为一类，其作用乃与今日分类编目之方法无殊。乃知当日管理图书者之必自有其分类法也。及“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据《史记》卷百三十，《汉书·高帝纪》则多“陆贾造新语”一项。由斯而言，则汉初已分图籍为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四类，皆政府所日用之书也。迨后藏书益多，乃有刘向典校中秘书之事。详见《溯源篇》。 《七略》之分类法 向等校书既毕，各有叙录。“（向子）歆遂总括群书，撮其旨要”，《隋志》。“种别为七略”。据《汉书》卷三十六。后汉东观藏书，“并依《七略》而为书部”，班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隋志》。故其书虽失传，而其分类犹保存于《汉志》。名虽为七，实际仅分六部。《汉志》称其“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虽列《辑略》于首，而原书则未必然也。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观乎后世仿《七略》而作之佛教目录，如法经《众经目录》七卷，前六卷为分类目录，最后一卷谓之众经总录；费长房《开皇三宝录》十五卷，前十四卷，为帝年，代录，入藏目，最后一卷则仅列全书总目，上书表序及诸家目录之总目。以彼证此，则《辑略》之为《七略》总目也无疑。推其体制，殆即《汉志》全文，包括书目、篇卷数及每类小序。其首必有刘歆《上七略表》，而每书目下必无小注。说详《溯源篇》。故《七略》之分类表，可由《辑略》之后身《汉志》而推定其系统如下：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其分类之标准不一：有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者，如《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八种是也。有聚学派相同之书为一类者，如“儒”、“道”、“法”、“阴阳”、《诸子略》。“名”、“墨”、“纵横”、“农”八种是也。有聚研究一种专门学术之书为一类者，如“小学”、“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书略》。“兵技巧”、“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十五种是也。有聚文章体裁相同之书为一类者，如“杂”、“小说”、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赋、“杂赋”、“歌诗”七种是也。其法草创，前无所承，原无深义。如《诸子略》既有《阴阳》，《兵书略》又有《阴阳》，种名重复，亦所不嫌。一也。“阴阳家者流”，既“盖出于羲和之官”，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与《术数略》之“天文”、“历谱”无异；而“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亦与《术数略》之“五行”、“蓍龟”、“杂占”无异。然分列于《诸子略》，独不入《术数略》，虽曰虚理有殊于实艺，而强剖一家之学于绝远之域，终属不合分类之原则。二也。《诗赋略》分为五种，而前三种概以一《赋》字为标题，漫无区别。小序复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则孙屈二家，作风如一，何缘而判为二种。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既与屈原不同，何缘独置《扬雄赋》于《陆贾赋》之后而悉列其他数家于《屈原赋》一种中？除非不问作风之同异而惟体裁之同异是问，否则殊乖分类之义。三也。往往同一种中，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如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附《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于《历谱》。若谓史书甚少，不必独立；则其他各种，每有六七家百余卷即成一种者；而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不能另立一种乎？若谓史书与《春秋》原为一家之学，不应另列；则《诗赋》又何以自异于《诗经》？其不合理四也。乃至如形法兼收地理、相人、相刀、相六畜之书为一种，其为乖谬，尤不待言。五也。其他如《管子》既列《道家》，而其《弟子职》篇又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即《礼记》。既列《礼经》，而其《三朝记》又入《论语》；《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重见于《兵权谋》及《道家》，《苏子》、《蒯通》重见于《兵权谋》及《纵横家》，《淮南王》重见于《兵权谋》及《杂家》，《荀卿子》、《陆贾》重见于《兵权谋》及《儒家》，《墨子》重见于《兵技巧》及《墨子》；此皆一时疏忽，偶未检点。而后人必欲推尊其书，谓有别裁互见之例。章学诚。甚至有为《汉志》代撰条例者，孙德谦。多见其“托古改制”耳，岂《七略》之原质哉？窃谓《七略》之功远逊于《别录》，而其分类律例亦无足重轻。后人誉之过其实，毁之非其罪，纷纷者皆多事也。其稍可称者，惟视实用之“方技”、“术数”、“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平之态度。然亦由于校书另有专官，非必刘歆有此公道耳。 类书与目录学 著者认类书为主题目录之扩大。盖分类之道，有时而穷。惟以事物为主题，汇列参考资料于各主题之下，使学者一目了然，尽获其所欲见之书。此其功用较分类目录为又进一步。倘删其繁文，仅存书目，即现代最进步之主题目录也。而我国先哲于一千七百余年前已创其例。《魏志》称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注引《世语》称其书撰集数载始成，“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是诚空前创作，极便来学。宜乎后世仿例踵成，屡见不鲜也。如唐太宗之辑《文思类要》，周则天帝之辑《三教珠英》，宋太宗之辑《太平御览》，明成祖之辑《永乐大典》，清圣祖之辑《古今图书集成》，量愈出而愈多，类愈分而愈精，乃至分部数百，编卷逾万。虽内容之精有逊于现代《大英百科全书》，然创意之早，收书之富，实足夸耀世界。即在目录学史上，苟能闯出逼仄之分类目录樊篱，而远瞩高瞻，则此种接近主题目录之类书，亟宜研究之，改良之，使与主题目录相应，与分类目录相助。则目录学之范围于以扩张，而其功用亦更加显著矣。重要类书之编纂，别见《通纪篇》，本篇不复述。 五分法之偶现与四分法之代兴 世之言目录者辄喜以四部与《七略》对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贬四。岂知《七略》固无七类，仿《七略》之《七志》、《七录》、《七林》亦不拘泥于《七略》之部类？又岂知荀勖之四部不只四部；荀勖、李充之四部并无小类，不同于后世之四部；《隋志》之四部非荀、李之后裔，乃《七录》之嫡血乎？考四部之兴，世人仅知晋秘书监荀勖因魏秘书郎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志》。而不知其更收有《佛经》也。《广弘明集》引《古今书最》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其第三句语意不明，似此簿共十六卷，《七录序》谓“《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缺少《佛经书簿》二卷，故不知《佛经》共若干部卷。然则《晋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固另有《佛经》一部。若据费长房《开皇三宝录》较之，则后汉末年迄三国僧俗译经固有六百七十一部，九百一十卷之多，再加晋初十五年所译，必已逾千卷。其能占一部类于《中经簿》也固宜。则世之指荀勖为始创四部之祖者，其犹屈其拇指而妄谓手指有四乎！况勖与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明见《晋书》卷三十九。而后汉东观及仁寿阁“并依《七略》而为书部”。《隋志》。魏郑默所“始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晋书》卷四十四。而已。未必于《七略》之外，另创新分类也。勖虽“因默《中经》，更著《新簿》”，然亦不过因其所有之书，而未必因其分类之法。故有推草创四部之功于郑默者，亦未免失之好立异说也。荀勖之《中经簿》所异于《七略》者有四大特点：其一为并“兵书”、“术数”于“诸子”，其二为特设一部以藏史书及类书，其三即上述之另有“佛经书簿”，合四部而为五。此外尚有一怪事，前违《七略》而后异《隋志》者，曰四部之内，不更分类。《七录序》谓“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推其语意，则每卷并无种类之名称，决然无疑矣。其有不可解者三：一、《兵书》与《兵家》何异？二、《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三、《汲冢书》何以不入丙部而附于丁部？意者《汲冢书》出于编定目录之后，为插架方便计，故置于最后之空架耶？其余二者，则不宜意度。然从《隋志》之所述，则此簿于四部之下固犹有小类之分。及东晋著作郎李充以秘阁仅有书三千余卷，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阮孝绪《七录序》。小类既除，四部悬立。盖荀勖之旧例也。而“《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见《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隐然成为定例。“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七录序》。惟《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当即谢灵运所造者。另列《佛经》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古今书最》。犹存荀勖五分法之意。而《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古今书最》。其《四部目录》为学士刘孝标所撰，《隋志·簿录篇》。“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隋志·序》。文德殿本独立于秘阁之外，故不循李充之制。同时秘阁之书，虽少于文德，《古今书最》。而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隋志》。“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梁书》卷十四。秘书丞殷钧遂撰为《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志》。历陈及隋，秘阁皆沿四部之制。梁之东宫，陈之寿安殿，德教殿，隋之观文殿，亦准依焉。推厥渊源，乃不得不以最荒芜最疏略之荀勖、李充为大宗。江海导源于蹄涔，固亦不足引以为耻耳。 《七志》与《七录》 荀勖、李充之陋，并小类亦复没略。上述诸家，除殷淳《大目》多至四十卷，《宋书》卷四十九。应有更详细之小类外，殆莫能背其四分之法规。严格而论，真正之四分法，惟此两晋南朝秘阁目录允克当之。《隋志》以后，《四库》以前之号称四部者皆不应纳此范域。积弊相沿，显而易见。世有哲人，能不愤恨？起而革命者遂有三家，宋之王俭，梁之阮孝绪，隋之许善心，其魁首也。任昉称俭“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宏度李充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文选·王文宪集序》。阮孝绪称俭“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术数》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两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七录序》。《隋志》称“俭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其书成于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宋书》卷九。有三十卷同上。或四十卷《南齐书》卷二十三。之多。后经贺纵补注，增至七十卷。《唐志》。《隋志》则作为《今书七志》七十卷。篇帙之钜，既远倍《别录》，近比殷淳。部类之精，则能尽《七略》之所长，善补《七略》之所阙。其新增《图谱》一志，《道》《佛》二录，允为独步古今，未见其偶。惟渗杂经史于一罏，不如《七录》之判别；而彼之散图归书，终不及此之重视图谱，有裨实用也。况有九篇条例，对于分类之理论，定有发挥，惜乎失传。虽《隋志》讥其“文义浅近，未为典则。”然指陈类例者固未有前乎王俭者也。所可惜者：“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七录序》。及梁武帝“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隋志》。“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集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原序》。收书多至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卷，可谓空前钜制矣。其分类系统尤极清明整齐之致。《广弘明集》《卷三》。保存其二篇。《七录》五十五部之分类表如下： 孝绪自述其分类定名之旨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术数’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术数’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术数’，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术数》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纪传》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七录序》。《隋志》论“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而其实则《隋志》部类几于全袭《七录》，且其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七录》所有。试一推究，则知《隋志》之分类法实近承《七录》，远接《七略》。而《七录》在分类史中所占之地位实为一承先启后之关键。《经典录》之分九部与《六艺略》之分九种，《子兵录》之前十部与《诸子略》之分十种，标名序次，符合无殊，惟因兵书甚少，故合四种为一部，附于子末，与《七略》不同。《术技录》并“术数”、“方技”二略为一，其“天文”、“五行”、“杂占”、“刑法”四部仍依《术数略》之原名。“历谱”、“蓍龟”改为“历算”、“卜筮”，新增“谶纬”，固《七略》以后新兴之学也。惟将《方技略》之“房中”、“神仙”二种提入《仙道录》，仅存“医经”、“经方”二部，又特增“杂艺”一部耳。此皆《略》、《录》之大同小异处。其所以保留“术技”一录者，盖有祖暅之《术数书目录》为蓝本耳。至其迥异之点，一在改《诗赋略》为《文集录》，废“赋诗”之种名，创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二在创立《纪传录》，蔚然扩为十二部，收书多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古今书最》。三在特立“佛法”、“仙道”二录，收书多至二千八百三十五种，六千五百三十八卷。是诚《七略》所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者。抑亦时代潮流使然，无所用其抑扬也。考荀勖已收“佛经”入《中经簿》，且提列《史记》、《旧事》为四部之一，王俭并收“道经”、“佛经”而不在《七志》之限。孝绪仿意重编，既特录“记传”，又骈列“仙佛”，挹荀、王之长，补《七略》之短，又复细分部类，铨配适当，故能广罗万书，垂范百世。《隋志》仰承成例，稍加删并，竟为后世四部目录不祧之祖。较其异同：仅移《纬谶》入《经部》，改《纪传录》为《史部》，删“鬼神”而增“杂史”，析“注历”为“古史”、“起居注”，并“子兵”、“术技”二录为《子部》，删“杂艺”，并“卜筮”、“杂占”、“刑法”入《五行》，合“医经”、“经方”为《医方》，屏“道经”、“佛经”目录于志外，仅录其大纲。其所谓四部者，原为空洞之外壳。试揭其内幕，则《隋志》之四十种原无以大异于《七录》四十六部。《佛》《道》九部除外。然较之荀勖、李充之仅以甲乙丙丁为部次，不复再分种类者，则其详略精粗既已迥殊，名义宗旨亦复不同。故著者以为自荀勖经李充至梁、陈之四部目录，仅为以甲乙丙丁部次书名之分类法，确可谓之单纯四分法，但荀勖、谢灵运、文德殿则应称“五分法”，殷淳则不详。最多仅可认为四部目录之第一时期。与后世《隋志》以下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部绝对不同。《隋志》之四部，貌似荀、李而质实刘、阮，远承《七略》之三十八种，近继《七录》之四十六部。嫡脉相传，间世一现。治目录学者绝不可谬认《七略》、《七录》之学已失传而妄谓《隋志》为荀、李四部之血嗣也。《七录》、《隋志》之间，尚有隋秘书丞许善心于开皇十七年“仿《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隋书》卷五十八。《隋志》各部小序殆即摘录善心《七林》之原文而成。然《隋志·簿录篇》竟不著录其书。时代近接，应未遗佚。其犹《汉志》之不录《别录》与《七略》欤！ 《五代史志》之《经籍志》 自荀勖以来，四部仅有甲乙丙丁之号，并无经史子集之名，吾友毛春翔君谓甲乙丙丁犹之ABCD，一二三四，乃分类之号码，非分类之标题。其说实发古人所未发，殆合实情。著者则谓直至隋代，秘阁及内殿藏书，仍依甲乙部次，未用经史类名。观乎隋炀帝命将“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隋志·序》。即可证吾说之不谬矣。及唐初秘书监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先后抄校四部书，《旧唐书》卷百九十上。“数年之间，秘府灿然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太宗贞观十五年，乃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始成。合记梁、陈、北齐、周、隋之事，别自单行。其后始并入《隋书》，故通称《隋志》。本书所称《隋志》仅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其《经籍志》考见存之书，分为四部四十种，“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按实际仅有四十篇，不知何故。各列本条之下”。《原序》。其各篇小序，摘录于次： 《易》：“《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按《归藏》是伪书。 《书》：“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按《逸书》是伪书。 《诗》：不录 《礼》：不录 《乐》：“魏晋以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按此篇之书既非上古所传，便不应入经部。 《春秋》：不录 《孝经》：不录 《论语》：“《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纬谶：“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按既非圣人之书，何以混列一部？ 小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以上为《经部》：“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正史：“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古史：“《纪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杂史：“《战国策》……《楚汉春秋》……《越绝》……《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按此篇最杂，几不成类。 霸史：“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尒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起居注：“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以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今依其先后，编而入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 旧事：“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缙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 职官：“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宋、齐已后，其书益繁，而篇卷零叠，易为亡散。又多琐细，不足可纪，故删。其见存可观者，编为《职官篇》。” 仪注：“汉兴，叔孙通定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节文渐具。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彼此纷争，盈篇满牍。而后世多故，事在通变，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余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以为《仪注篇》。” 刑法：“刑法者，先王所以惩罪恶、齐不轨者也。……《汉律》久亡，故事驳议又多零失。今录其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 杂传：“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记。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按此篇实并括《七录·纪传录》之鬼神部。 地理：“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记注甚众，今……录……以备《地理》之记焉。” 谱系：“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簿录：“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为《簿录篇》。” 以上为《史部》：“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纪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名达按三十当为十三之误。种，别为《史部》。” 儒：“‘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 道：“‘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 法：“‘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 名：“‘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 墨：“‘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 纵横：“‘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 杂：“‘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农：“‘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 小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 兵：“‘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 天文：“‘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 历数：“‘历数’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时日，以处百事，以辨三统，以知阨会吉隆终始，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者也。” 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 医方：“‘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 以上为《子部》：“……《汉书》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楚辞：“‘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 别集：“‘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总集：“‘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以上为《集部》：“文者所以明言也。……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方体迁变，邪正或殊。……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上为《隋志》小序。自来一般目录学家，对于《隋志》莫不推尊称赞，认为媲美《汉志》，垂裕《四库》。故不惮烦而录其要点于此。其分部为四，自不免受有荀勖、李充之暗示。然彼则但标甲、乙、丙、丁，此则明称经、史、子、集。经名仿自《七志》，子名由于《七略》，集则《七录》创称，史部则缘《七录》之纪传录而简括改易之耳。其先后次第，则李充定之，阮孝绪因之，《隋志》顺受其成，了不足异。所可异者，则荀勖、李充而后，有部无种，“没略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至《隋志》乃厘为四十种，依准《七录》而整齐之。其种名之同异分合已见上文，足征其亲属关系，无庸赘辞。今所当论次者，则《隋志》之分部分种是否合理是也。古今议者纷纭，文繁意杂，不复征述。但抒鄙见，以醒眉目。 一曰《经》、《史》、《子》、《集》四部之界画并不谨严也：《汉志·六艺略》于“六艺”之外，兼收《论语》、《孝经》与《小学》。《论语》、《孝经》，孔门所述，无妨附属。《小学》则人人习用之文字，有何关系，而亦同略？《隋志·经部》沿袭其谬，且更益与“六艺”背驰之伪书——纬谶。“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隋志》既已自言之矣。彼《纬谶》者，既“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亦《隋志》原文。何为亦尊之而厕于《经部》乎？若谓《经部》专收上古之书，则《纬谶》既“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乐经》“及秦而顿灭”，乃录魏晋已后之书以补其阙。是又自违其例也。《史部》之义，引见上文，大抵皆政治史与传记、地理、簿录之属。而《总集篇》中，复有历朝诏集，岂帝王之诏制尚不足以备史料乎？“簿录”既以司于史官而入《史部》，则天文、历数、五行“亦太史之职”，何为而又别置《子部》？若谓天文等科为专门，则地理亦专门之学也。若谓《史部》专记人事，天文等科乃属技术，则《杂传》篇中多鬼怪神仙之记，并非人事。若谓鬼神传记亦有时间性，则职官、仪注、刑法之书皆系个别独立于空间，并无系统之叙述。若谓《职官》等书皆政治产物，则《经部》之“礼”、“乐”岂非政治产物乎？无论用何标准以绳之，《史部》之范围皆未能确定也。至于《子部》，则空谈理论之诸子，自“儒”至“杂”。记载实用之技艺，自“兵”至“历数”及“医方”。充满迷信之术数，“五行”。摭拾异闻之小说，混同一部，真所谓薰莸同器，不伦不类矣。若谓《子部》皆专门之学，则《乐章》岂非专门之学？何为独入《经部》乎？此由一方欲拘守李充之四部，一方又须遵照《七略》、《七录》之小类，略之种，录之部。故削足以就履，并“方技”、“术数”、“兵书”于《诸子》，致成此四不像耳。《集部》专载诗赋文辞，宜稍整齐；然既杂收诏集，又复外置小说及鬼神之记。未见其为纯属文学也。他如《经部》之“诗”与《集部》之“楚辞”及“诗集”何殊？《经部》之“尚书”、“春秋”与《史部》之“正史”、“古史”何殊？《经部》之“礼”与《史部》之“仪注”何殊？《经部》之“易”与《子部》之“五行”何殊？此皆浅学所能识，而古目录学家乃不之悟，耻矣！ 二曰各篇小类之内容并不单纯也：所贵乎部类者，以其大可包小也。四部之无一定界画，犹可诿为范围太大，包摄非易。至于小类，则宜尽其所有，不遗亲属于外，亦不杂仇敌于内，庶几合理。若《隋志》之小类，则诚莫明其妙也。《经部》各类比较单纯，可无苛究。然杂经解于《论语》，亦复不伦。至如《史部》之“杂史”，则笔记体、纪传体、编年体、实录体、纪事本末体，乃至传记、琐记及史抄咸备，厖杂之弊，可谓极矣。《杂传》则妄并《七录》之《鬼神部》于一篇，以致虚实杂糅，人鬼莫辨。通《史部》而合论之，则其分类之标准，多至三种。“正史”为纪传表志混合体，“古史”为编年体，“起居注”为日记体，“旧事”为记事体，“杂传”为列传体，“谱系”为谱牒体，此皆以体裁为分类标准者也。“霸史”则以所述之对象为偏霸之国，各种体裁均备。“职官”、“仪注”、“刑法”、“地理”、“簿录”，则以所述之对象为专门之事物，故从其性质而分类，亦不问其体裁也。夫惟以体裁为标准，则人、鬼、神、仙可以同列杂传，姓氏、钱、竹可以同列谱系，事之荒谬，有过于此者乎？既以体裁为标准矣，又复有所谓“杂史”、“霸史”；致记事体之《战国策》可以不列《旧事》，王劭之《隋书》可以不列“正史”，编年体之《梁皇帝实录》及《十六国春秋》可以不列“古史”。执一则不通，兼两则自紊其例。至于《子部》，则“诸子”以宗旨分，而猥以杂家为龙蛇之菹，乃至“佛家”之目录、传记，及杂书、类书皆入其中，妙不可言。技术诸篇，宜以对象性质而分类；然“历数”则兼历法、数学，“五行”则兼卜筮、杂占、相面、相马、相地、游戏，“医方”则兼生理、医、药、房中术。其不单纯，一望可知。《集部》则《楚辞》以一书而独成一类，若《书》、《诗》然，殆以有后人音疏之故。否则同时同一作风之《荀况》、《宋玉》二集何以又入别集类？而所谓“别集”者，凡一人所作之诗赋文辞，以集名者咸入焉。合若干之作为一集者，则入总集类。严格论之，每一作家之诗文，既无一定之体裁，又无一定之对象，其文集既尽收其所作，则内容泛及一切学术与一切事物。其不能成为纯文学也必矣。然则所谓集者即现代所谓总类也。既不能豆剖瓜分，则随人结集亦宜。若夫“总集”则不然：有选集各家之诗者，有选集各家之某种文辞者，有专集乐府歌辞者，有专集连珠碑文者，甚至有单篇之赋焉，有专门之作焉，如《文心雕龙》。有漠不相关之《女诫》焉，有绝非文学之诏集焉，有表奏，有露布，复有启事，《隋志》所载，五花八门，极凌乱渗杂之致。此岂“总集”？乃杂书耳。其实只须稍一分析，则文学史学，各有攸归。而撰《隋志》者惮爬梳之烦苦，蹈《七录》之覆辙，又复并“杂文”于“总集”，乖分类之义远矣。 以上所论，虽指《隋志》以立言，实则上箴《七略》、《七录》，下讥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